核心收益（共5篇）
核心收益 篇1
在房地产项目投资决策作出之前, 要对整个开发项目进行全面的财务测算, 对财务指标进行分析评价, 以得出投资是否可行的结论。如果确定投资, 该财务测算又是日后项目运行过程中预算编制与成本控制的重要依据, 也是项目完工决算的总结评价标准。整个项目的后期运行都是为了保证财务指标的实现, 因而财务测算中的财务评价指标在项目投资决策中尤为重要。
当前项目投资决策指标有:投资利润率、净现值、内含报酬率、现值指数、投资回收期等。但以笔者多年的房地产财务管理经验来看, 这些财务指标没有综合考虑从项目启动拿地开始到项目全部清盘结束的时期、折现、股东权益及资本成本 (投资者必要报酬率或机会成本) 因素, 不能真实反映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也不便于不同项目的横向比较, 可能造成投资决策失误。实际工作中, 笔者用的是“年折现权益报酬率与年折现剩余收益率”两个核心指标作为项目投资取舍的判断依据。
一、年折现权益报酬率
年折现权益报酬率=折现股东权益报酬率/投资回收期=净利润现值/ (股东权益现值*投资回收期) 。净利润现值是将每年的净利润按资本成本 (或投资者必要报酬率) 折现为投资初期的现值。股东权益现值是将股东权益按资本成本 (或投资者必要报酬率) 折现为投资初期的现值。
股东权益报酬率 (或净资产收益率) 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中最核心、综合性最强的指标。股东权益报酬率=净利润/股东权益。但它没有考虑整个项目投资回收期和折现因素。
例如:建华房地产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 于2011年初以1亿元竞拍到A市某地块, 准备开发一个7万方的商业综合体项目, 后因土地并宗、拆迁补偿、规划证等事项未解决, 一直拖到2015年初才准备正式开工。在开工前公司决策层对整个项目进行了投资分析。经测算, 项目总投资 (不含税) 3.8亿, 预计待售物业于2018年底全部清盘, 税前总销售收入4.5亿 (含自持物业租金收入在2018年底的现值) , 净利润3473万, 净利润现值1620万 (为待售及自持物业每年的净利润按资本成本10%折现为2011年初的现值) , 根据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中的核心指标, 股东权益报酬率=净利润/股东权益=3473/8000=43.4%, 决策层认为投资报酬率高达43.4%, 决定实施该投资方案。
然而, 投资者关心的是投资时点的年折现收益率, 即年折现权益报酬率。该项目从2011年初开始投资, 到2018年底收回投资, 时间跨度为8年, 尽管股东权益报酬率为43.4%, 但年折现权益报酬率=净利润现值/ (股东权益现值*投资回收期) =1620/ (8000*8) =2.53%, 还达不到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也就是说该项目的投资者于2011年初投资8000万, 8年中每年的回报率只有2.53%, 还不如把钱存到银行或做更高收益的投资。
所以, 股东权益报酬率指标在实际工作中有待优化, 目前年折现权益报酬率可作为项目投资决策的核心指标之一。
二、年折现剩余收益率
年折现剩余收益率=剩余收益现值/ (股东权益现值*投资回收期) =年折现权益报酬率-投资者必要报酬率 (或机会成本率) 。
剩余收益=净利润-投资者最低收益, 即从公司净利润中扣除股东权益按规定 (或最低) 的收益率计算的投资收益后的余额。
投资者必要报酬率 (或机会成本率) 是指用于该项目投资所占用的资金而丧失的用于其它投资机会的潜在收益率。资金使用都有成本, 为使投资者放弃其现有的货币投资机会及其价值, 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资本成本 (投资者必要报酬率或机会成本率) 便是这一代价。这一代价可以是银行贷款利率, 也可以是其他投资报酬率。投资者必要报酬率是投资者在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能固定收到回报的年化收益率。它可以作为折现率, 用于房地产公司待售物业及自持物业的每年净利润及股东权益的折现并得出年折现权益报酬率, 进而做出投资取舍的决策。
承前例, 建华房地产公司投资商业综合体项目的年折现权益报酬率为2.53%, 假定投资者必要报酬率为10%, 那么年折现剩余收益率=年折现权益报酬率-投资者必要报酬率=2.53%-10%=-7.47%。年折现剩余收益率为负数, 说明该投资方案不可行, 那么就不应投资或及时转让该投资, 从而继续保留原来的固定报酬率为10%的项目, 或将资金投到年折现剩余收益率为正数并且更高的优秀项目上。
三、年折现权益报酬率与年折现剩余收益率的运用
承前例, 假如建华房地产公司用年折现权益报酬率与年折现剩余收益率两个指标对该商业综合体项目进行投资分析决策。做出表1:
单位:万元
该表分普通住宅和商业两种业态, 商业又分待售和自持两部分;层高系数面积=建筑面积*层高比例, 住宅的层高为3米, 层高系数为1, 商业为6米, 则层高系数为2;收入中自持商业为未来每年租金以投资者必要报酬率10%折现到2018年底的年金现值;净利润现值为待售及自持物业每年净利润按资本成本10%折现为2011年初的现值;权益现值8000万按各业态所占层高系数面积分摊。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 该方案整体年折现剩余收益率为-7.47%, 说明该方案不可行。但从各业态的年折现剩余收益率来看, 商业待售部分为正数14.11%, 最高;商业自持部分为-26.83%, 最低;普通住宅为-13.93%, 较低。在销售顺利的前提下, 可改变该方案, 增加商业待售部分的投资比例, 减少商业自持和普通住宅部分的投资比例, 由重资产低年化收益率转为轻资产高年化收益率。其中商业自持部分虽然年折现剩余收益率最低, 但可做为抵押贷款, 可以考虑适当保留一部分。
小议综合收益与其他综合收益 篇2
一、综合收益的概念
修订后的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将综合收益相关内容补充纳入准则正文,还对我国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讲解中相应的规范性条款内容进行了整合。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三十二条指出:综合收益,是指企业在某一期间除与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的交易之外的其他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所有者权益变动。利润表中的“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反映的是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相加后的合计金额。
综合收益总额的构成主要包括净利润和其他综合收益两部分内容。净利润是由收入、费用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组成的;其他综合收益主要指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由此可见,综合收益由收入、费用、利得、损失四个部分组成。收入和费用是利润的组成部分,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但利得和损失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也有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这两者如何区分?笔者认为:已经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属于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和损失,而尚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属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综合收益概念的提出突破了原有的收益观,它不仅仅局限于已经实现的收益,还包括尚未实现的收益,涵盖了企业所有的收益,更接近经济收益。这里的净利润是一个大家熟知的概念,所以,理解综合收益的关键是明确其他综合收益的内容。
二、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三十三条指出:其他综合收益是指企业根据其他会计准则规定未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也就是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或发生且不计入当期损益的、会导致所有权变动但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以上对其他综合收益定义也只是给出了一个宽泛的框架,并没有具体详细说明,增加了对其他综合收益理解的难度。要想把握其他综合收益,必须先从准则所给的其他综合收益的分类进行理解。
三、其他综合收益的构成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三十三条指出,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应当根据其他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分为两类列报。
(一)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这一类主要包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导致的变动。例如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现值的增加或减少产生的精算利得或损失,计划资产的回报(利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在我国的会计核算实务中,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为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这两种。
(二)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这一类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则比较多,主要包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以后会计期间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形成的利得或损失;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的规定,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9号——外币折算》的规定,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自用房地产或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换为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在转换日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部分等等,这一类,以后满足条件可以重分类进损益。
四、其他综合收益的会计处理
在2006版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中,上述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是通过“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来核算的,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准则要求在会计核算上,设置“其他综合收益”一级科目,并按项目设置明细科目,对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进行会计处理。过去“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包含的内容过于复杂,这种改进,使“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核算的内容可以明确地区分开来。
下面就以后会计期间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内容,简要举例说明“其他综合收益”科目的运用。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作如下会计分录:
或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二)可供出售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汇兑差额
对于发生的汇兑损失作如下会计分录:
对于发生的汇兑收益,作相反会计分录。
(三)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1.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为采用成本或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日该项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或账面价值作为成本或摊余成本,该项金融资产没有固定到期日的,与该金融资产相关、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仍应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科目,在该金融资产被处置时转入当期损益。
2. 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在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转入当期损益。
3. 按规定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但以前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改按公允价值计量,将相关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科目,在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转入当期损益。
(四)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1. 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变动,投资方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份额。
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2. 处置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时
(五)存货或自用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1. 企业将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其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
企业将自用房地产转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其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
2. 处置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时,因转换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应转入当期其他业务成本
(六)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部分,直接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七)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按照外币折算的要求,企业在处置境外经营的当期,将已列入合并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中与该境外经营相关部分,自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转入处置当期损益。如果是部分处置境外经营,应当按处置的比例计算处置部分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五、其他综合收益在财务报表中列报的改进
(一)其他综合收益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列报
其他综合收益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报的改进,总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所有者权益类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二是设置“其他综合收益”一级科目进行会计处理。
旧CAS 30中,对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核算与资本公积项目混合在一起的,具体而言是在资本公积的二级科目“其他资本公积”下,分为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其他资本公积和非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其他资本公积,例如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等。在报表的列示上,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是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者权益类中资本公积项目下反映。所以,很难直接从资产负债表中获取其他综合收益的相关信息,也无法和利润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以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形成勾稽关系。
新修订的CAS 30,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类原有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四项上,增加单独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来列示。同时,在会计核算上,设置“其他综合收益”一级科目进行会计处理。这种改进,不仅有利于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使报表的项目更加明晰,而且在会计核算上,将“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的内容可以明确地区分开。
由此,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利润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可以形成勾稽关系。
(二)其他综合收益在利润表中的列报
根据2009年《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我国首次引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要求在利润表的“每股收益”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并在附注中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各项目及其所得税影响。新CAS 30针对其他综合收益在利润表中的列报予以改进,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将其他综合收益区分为两类:一是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为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二是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为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第二,将其他综合收益每一个明细项目要单独且以税后净额列报。根据新CAS 30,我国企业选择以税后为基础列报其他综合收益,关于相关税收的影响金额将在附注中予以披露。此外,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位置由在“每股收益”项目下改为直接在“净利润”指标下列报。
(三)其他综合收益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列报
《财政部关于做好2009年年报工作的通知》对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做出了相应调整:删除“(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项目及所有明细项目,增加“(二)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相比较而言,新CAS 30对于其他综合收益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报的改进体现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
横向上即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横向列示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原来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四部分。现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因此,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横向上也要增加“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这样组成部分由原来的四项变成五项。
纵向上即导致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事项,删除综合收益的具体组成部分,列示“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因为,构成综合收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已经在利润表中列报,不需要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重述了。纵向上导致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事项很多,篇幅已经很长,再重述综合收益的具体组成部分使得报表的信息量过载,并不利于报表使用者进行决策。
总之,对综合收益与其他综合收益的理解,作为一个新的内容,笔者也发现无论是IASB发布的《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还是我国新修订的会计准则,都只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方式,均未从概念上解决其他综合收益问题,也就是说缺乏关于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框架。相信通过多方努力和国际持续趋同,此类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摘要：根据2014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CAS 30)准则的规定,探讨“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构成内容以及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报的改进之处,并简要举例说明“其他综合收益”科目的运用,希冀给予会计实务工作明确的指引。
关键词：企业会计准则,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
参考文献
[1]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S〕.2014(1).
[2]杨文雁.浅谈对综合收益及其他综合收益的理解〔J〕.现代企业文化,2015(14).
[3]彭宏超.对我国“其他综合收益”报告新变化的探讨〔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6(2).
[4]王晶晶,卿烈琼.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解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4(36).
[5]隗进.浅议外币报表折算差额〔J〕.商业会计,2009(12).
核心收益 篇3
收益是财务会计的核心概念之一, 对收益的研究是会计理论的重心, 并且随着新型经济业务的出现及报表使用者需求的变化, 收益表在企业财务报表中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传统收益确定模式以历史成本、收入的配比和稳健原则为基础, 传统收益报告只有在资产现有价值低于账面价值时, 才予以确认损益, 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对资产价值的总体影响。因此, 传统收益报表反映的是过去的信息, 滞后于经济事项的实际发生, 不能满足使用者对业绩信息的要求。
基于以上因素, 收益报告的改革及应用成为了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世界各国的会计机构和会计团体纷纷提出改革意见:综合收益报表 (综合收益表) 或第四财务报表被提上日程, 并已在一些国家应用。
二、概述
综合收益概念是相对于传统收益概念提出的, 即“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权益 (净资产) 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以外权益的一切变动。”
与传统收益相比, 综合收益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它比传统收益更接近经济收益, 服务于决策有用观, 体现的是损益满计观, 采用了资产负债表观, 而且更符合财务报表勾稽关系理论。综合收益的确认计量更好地贯彻了权责发生制, 体现了适度稳健原则。
综合收益各个组成项目的确认与计量仍是难点, 比如, 综合收益应以现行价值或是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 但在实务中还将保留混合计量模式。此外, 对于各组成项目何时应在财务报表中确认、哪些项目应计入综合收益、这些项目应采用何种计量属性以及如何区分净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等问题, 目前还没有一个适当的标准, 各国都在进行着探索和改革。
三、综合收益项目
笔者在对我国上市公司执行综合收益报表列报的研究中发现, 由于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比较宽泛, 除明确为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项目外, 其他项目的认定存在一些模糊之处, 加之新会计准则颁布之后一些新的概念不断提出, 却又缺乏明确的概念定义, 导致会计实务中对诸如“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其他综合收益”、“权益性交易”等概念出现了较多的混淆误用。很多上市公司在执行会计准则的过程中, 对其他综合收益各个项目的金额来源不清晰。因此下面将对报告中各个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旨在为报告的编制者提供依据。
(一)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项目
该项目主要受核算中的如下几方面影响: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期末计价。即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值上涨, 会增加此项其他综合收益利得, 公允价值下降, 会增加此项其他综合收益的损失 (报表中以“-”号列示) 。需要说明的是,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分为股权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 债权性投资使用摊余成本计提本期产生的投资收益, 本期可实现的损益受企业确定的实际利率影响, 通过阅读年报, 笔者发现上市公司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中很少出现债权性投资, 年报中大部分为股权性投资, 公允价值主要从公开的证券市场获得。
2.处置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时, 原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已确认的损益 (即前期已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利得或损失) , 应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入净收益 (即从资本公积中转入投资收益) 。利得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减少, 同时当期净收益增加;损失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发生增加, 同时当期净收益减少, 两种情况均不影响综合收益的金额。年报中上市公司绝大部分均在其他综合收益表中披露了此项内容, 但是几乎均未披露转入损益的项目及对净损益的具体影响金额。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问题对其他综合收益也会产生影响, 具体表现为以下3点:
现有会计准则规定:
(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 即使该金融资产没有终止确认, 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中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 应当予以转出, 计入当期损益。
即当确认减值时, 借:资产减值损失;贷:资本公积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此时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尚未终止确认, 但原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损失已经转出, 即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中成为重分类调整事项从其他综合收益此项目中转出, 使得本期净收益减少。
(2)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 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 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 计入当期损益。
债务工具的减值转回不再影响其他综合收益列报金额, 因为它是通过损益转回的。
(3)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 在该权益工具价值回升时, 应通过权益转回, 不得通过损益转回。但是,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 或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发生的减值损失, 不得转回。
允许转回减值的权益工具在价值回升时是通过所有者权益转回的, 即通过资本公积转回, 使得其他综合收益此项列报利得增加。转回分录为:
4.上述影响均需要考虑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的差异的问题, 调整所得税对该项目的影响。
现以一实例来解释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由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的列报金额的形成过程。
某企业2011年3月5日购入某公司普通股股票4 000股, 每股价格11元, 各项交易费用330元。企业将其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 购入时会计分录为:
2011年12月31日, 股票价格上升, 每股价格上升为每股11.87元, 共升值4 000×11.87-44 330=3 150元, 会计分录为:
2011年12月31日, 企业递延所得税负债为3150×25%=787.5
2011年12月31日, 企业在“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的项目及金额为: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产生的利得 (损失金额) :3 150
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所得税的影响:787.50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0小计:2 362.50
(二)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
此项内容主要受如下核算的影响:
1.采用权益法核算时, 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在持股比例不变的情况下, 投资企业应按照持股比例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中归属于投资企业的部分, 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同时增加或减少“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此时造成企业其他综合收益此项目利得增加或损失增加。
2.在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 应将原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金额与所出售股权相对应的部分转入“投资收益”。此时造成重分类调整金额增加, 利得转出会造成本期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同时净收益增加, 损失转出导致本期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同时本期净收益减少。重分类调整的金额对综合收益的总额不产生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上述处理均建立在合理已分重分类调差损益的前提下。
3.上述项目均需考虑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差异, 调整所得税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现举一实例说明:
2011年8月7日, 甲公司出售所持B公司10%股份, 取得价款2 000万元。原持有B公司40%的股份, 对B公司有重大影响, 采用权益法核算。出售时, 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7 500万元, 其中:成本6 000万元, 损益调整1 000万元, 其他权益变动500万元。甲公司出售该长期股权投资时的会计分录为
所得税影响额为250×25%=62.5
2011年12月31日, 被投资单位B公司确认的其他权益变动为500万元。则甲公司应确认的其他权益变动为150万元 (500×30%) , 会计分录为:
所得税影响额为150×25%=37.5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分享的利得 (损失金额) :150
减: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中所分享的利得 (损失金额)
产生的所得税的影响:37.5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187.5
小计:-75
(三)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项目
此项内容主要受如下核算的影响:
1.现金流量套期的公允价值变动额。现金流量套期工具利得和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 应直接确认为所有者权益。期末公允价值上涨, 会增加此项其他综合收益利得, 公允价值下降会增加此项其他综合收益的损失 (报表中以“-”号列示) 。
2.被套期项目为与其交易, 且该预期交易使企业随后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 原直接确认为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 应当在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影响企业损益的相同期间转出, 计入当期损益。原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已确认的损益 (即前期已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利得或损失) , 应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入净收益 (即从资本公积中转入投资收益) 。利得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减少, 同时增加当期净收益;损失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发生增加, 同时减少当期净收益, 两种情况均不影响综合收益的金额。
3.企业预期原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净损失全部或部分在未来会计期间不能弥补的, 应当将不能弥补的部分转出, 计入当期损益。原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已确认的损益 (即前期已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利得或损失) , 应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入净收益 (即从资本公积中转入投资收益) 。利得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发生减少, 同时增加当期净收益;损失的转出会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在当期发生增加, 同时减少当期净收益。两种情况均不影响综合收益的金额。
4.上述影响均需要考虑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的差异, 从而考虑所得税对该项目的影响。
现举一实例说明:
2011年1月1日, 某公司预期在2011年6月30日销售一批商品X, 数量为100 000吨。为规避该预期销售有关的现金流量变动风险, 公司于2011年1月1日与某金融机构签订了一项衍生工具合同Y, 且将其指定为对该预期商品销售的套期工具。衍生工具Y的标的资产与被套期预期商品销售在数量、质次、价格变动和产地等方面相同, 并且衍生工具Y的结算日和预期商品销售日均为2011年6月30日。2011年1月1日, 衍生工具Y的公允价值为零, 商品的预期销售价格为1 100 000元。2011年6月30日, 衍生工具Y的公允价值上涨了25 000元, 预期销售价格下降了25 000元。6月30日, 公司将商品X出售, 并将衍生工具Y结算。公司采用比率分析法评价套期有效性, 即通过比较衍生工具Y和商品X预期销售价格变动评价套期有效性。公司预期该套期完全有效。假定不考虑衍生工具的时间价值、商品销售相关的增值税及其他因素, D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1) 2011年1月1日, 公司不作账务处理;
(2) 2011年6月30日。
所得税影响金额25 000×25%=6 250
(确认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
所得税影响金额=25 000×25%=6 250
当期产生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利得25000
减:所得税影响金额为6 250
当期期末同时转入损益的净额为18 750
小计:0
(四)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项目
根据外币折算的“资产负债表”中“报表折算差额”填列其他综合收益中的该项目金额;根据当期转入损益类科目的金额, 分析填列“处置境外经营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为以记账本位币反映的净资产减去以记账本位币反映的股本, 累计盈余公积及累计未分配利润后的余额。
上述处理是根据现有会计准则作出的一些解释和说明, 笔者认为在后续的调整过程中还需规范与综合收益相关的业务处理方法, 调整相应的会计科目, 力争在核算阶段就进行明确的划分, 建议在会计核算上单独设置。权益类会计科目“其他综合收益”, 将明确为其他综合收益的交易或事项, 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会计科目;或者在资本公积下设置“其他综合收益”二级会计科目, 将其他综合收益形成的资本公积与权益性交易形成的资本公积彻底隔离, 避免继续出现混淆, 也便于统计数据填列报表项目。
摘要：财政部于2009年6月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 (财会[2009]8号) , 其中第七条对利润表的列报内容与方式做出了适当调整, 首次在财务报表中引入综合收益指标, 要求在利润表中增列“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 同时对利润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格式进行了相应调整, 并要求上市公司在2009年1月1日起执行。在现有报表中,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项目被明确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由于在新会计准则中其核算方法存在一些模糊及难以确认的事项, 使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如何形成比较模糊, 有可能造成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不够准确。本文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综合收益,财务报表,其他综合收益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及2010.
[2]程春晖.综合收益会计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3]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08[M].财政部会计司组织翻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4]王辉.综合收益会计[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1.
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比较及思考 篇4
一、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的内涵
(一) 会计收益
目前的会计收益仍然是以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基础、以权责发生制为确认基础, 将一定时期内的收入与费用相配比的结果。会计收益从财务资本保全观念出发, 强调已实现收入与相关历史成本的配比, 体现的是“收入费用观” (交易观) 的要求。现行会计实务遵循的原则仍然是:收益必须能够客观计量, 并且还必须通过交易予以证实。会计收益具有以下特征:
1.会计收益以交易观为基础。根据交易观, 只有经过交易检验的收益才能予以认定。在这一观念之下, 会计收益的确认要遵循实现原则, 企业收益被划分为营业收益和持产收益。营业收益的确定必须在商品或劳务销售等关键性事项发生以后, 才能予以确认, 而持产收益因为没有经过交易的检验, 只能作为未实现收益而不予确认。
2.会计收益以分期假设为前提。会计收益是以会计分期假设为前提的, 它是某一特定期间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所以, 会计收益是以权责发生制为确认基础, 将当期收入与费用配比的结果。受权利和义务的约束, 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便逐步与现金失去了直接联系。
(二) 经济收益
经济收益是从实物资本保全观念出发, 所体现的是以现行价值或公允价值为基础的全面收益观, 因此又被称为“真实收益”。最早提出经济收益概念的当属亚当·斯密, 他在《国富论》中将经济收益解释为:在总收入中减去维持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费用。约翰·希克斯从经济学的角度将收益进一步表述为:一个人的收益是他在期末和期初保持同等富裕的前提下可能消费的最大金额。希克斯的收益概念建立在资本保全的基础上, 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支配地位, 并对会计收益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一般认为经济收益以资本保全为基础, 是剔除追加投资和利润分配等企业与投资人交易之后净资产的增加额。
二、会计收益和经济收益的确认和计量模式比较
会计期间损益的确认和计量, 应分析该期间实际发生的交易, 确认和计量各种收入和费用, 根据会计等式“收入-费用=利润”来计算。收入、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必须遵循收入实现、应计制、历史成本、配比、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等原则。对于资产或负债价值的波动, 如无客观事实认定, 不予确认。会计收益只确认已实现收益, 不确认未实现收益。
根据经济收益观, 期间损益的确认和计量应比较该会计期间期末和期初的净资产, 在扣除投资人追加投资, 加回已对投资人所分配利润后, 即为该期间的损益。若期末和期初净资产相等, 资本得到保全;若期末净资产小于期初, 资本就没有得到保全, 差额为资本亏损;若期末净资产大于期初, 资本不仅得到保全, 而且产生盈余, 差额即为利润。人们按资本计量属性的不同, 又将资本保全分为财务资本保全和实物资本保全。前者强调名义货币资本的保全, 后者强调企业实际生产经营能力的保全。在资本保全观下, 损益的确认和计量还可能包括未实现收益, 如接受的捐赠、重估增值、外币折算差额等。
根据亚当·斯密的财富增加论, 引入经济学中的增值观念, 企业收益应为财富的增加, 所增加的财富不仅包括支付给股东的股利和企业的留存收益, 还包括支付给员工的薪金、上缴的各种税金 (不包括增值税) 、对外捐赠等。按照这一观念, 经济收益可根据“收益-折旧-外购商品或劳务的成本=本期增值额”的等式计算, 企业经营不应单一地追求利润, 而应谋求参与企业活动的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谋求企业财富的增加。财富增值的受益者不仅是股东、管理层, 也包括一般员工、贷款人、政府部门、其他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
具体可以总结为下面五点:
1.经济收益可以较准确地反映企业收益的本质———财富的增加;会计收益更多地依赖人为设计的确认和计量模式, 包含很多选择、分析、判断和估计程序, 较多地关注形式和名义, 强调符合特定的会计标准。
2.经济收益不仅包括已实现收益, 还包括未实现收益, 可以完整反映企业收益信息的全貌;会计收益更强调经营活动, 强调实现、应计、配比、历史等概念, 不确认未实现收益。
3.经济收益更强调资本保全, 原资本 (期初资本) 必须得到保全, 成本耗费得到充分补偿后, 超过期初资本的部分, 才能确认为收益;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时, 会计收益虽然可使财务资本得到保全, 但却不能体现实物资本的保全。
4.经济收益的计量按照“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的模式进行, 只与资产、负债的计量属性有关, 不会因为会计核算模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会计收益的计量则根据“收入-费用”的模式进行, 因采用会计方法和程序的不同而不同。
5.经济收益的计量结果从属于期初、期末的资产、负债计价, 计价方法一经确定, 人为选择和判断的空间很小;会计收益在确认和计量过程中包含大量不确定因素, 很多地方需要估计和判断, 从而使会计收益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成分, 调整的弹性较大。
三、对传统会计收益确认和计量模式的反思
(一) 会计假设可能扭曲会计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1.通货膨胀严重时, 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计量模式会造成费用低估, 补偿不足, 按现行价值计量的收入和按历史成本转化的费用在逻辑上不能配比, 从而使会计收益虚计。
2.货币计量只反映收益数量, 很难反映其质量, 会计上反映为同一数量的收益, 其实际质量却可能千差万别。财务信息的本质并不在于货币量化的数据本身, 而是这些数据所描述的经济过程的本来面目, 很多情况下“质”比“量”更重要。
3.当交易涉及多种货币时, 会计上应选择记账本位币, 其他币种应按选定汇率折算成记账本位币反映。以外币编制的财务报表在进行汇总或合并时, 也必须折算为记账本位币。外币折算也会曲解会计收益的本质。
4.会计收益仅仅反映企业的短期利润。是按照人为划分的等长会计期间定期提供的。对一个生产经营带有明显季节性或存续时间很短的企业来说, 当经营周期和会计期间不一致时, 分期计算的会计收益可能会误导信息使用者。
(二) 会计原则对会计收益确认和计量的影响
1.会计收益根据权责发生制确认和计量, 当款项收付的日期与收入、费用的归属期间不一致时, 会计上要求通过递延、预提、应计等专门技术进行人为的跨期调整, 这容易导致收益操纵。
2.会计收益只确认已实现收益, 而不确认未实现的资产持有收益、接受捐赠的收益等, 收益信息揭示的不完整, 必然影响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真实盈利能力的判断。从经济学角度看, 收益实现贯穿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处于不同阶段的资金形态, 其收益的实现程度不同, 只有最终以货币形态形成的收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已实现收益。会计将以债权形式形成的收益也确认为已实现收益, 而从经济学角度看, 以债权形式形成的收益只能是可实现收益。
3.配比原则要求收入和为创造这些收入而发生的支出在同一期间确认。配比原则要求在收入和支出之间找到一种合理的配比关系,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逻辑关系很难找到。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会计收益带有主观性和武断性, 影响收益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也为管理层选择于己有利的分配程序敞开方便之门。配比原则使企业的现金流量和经营业绩脱节, 不利于反映货币时间价值、风险价值和收益质量等。
(三) 会计收益关注较多的是数量, 而未足够重视收益的质量
收益确认不仅要确认数量, 更要确认质量。收益的创造是商品价值形成、增值和实现过程的统一, 甚至贯穿于企业资本循环过程的始终。在经济学上, 收益实现过程与收益实现是有差别的。实现过程从企业投入货币资金开始, 通过生产过程将其转变为产品, 通过产品销售、取得货款或债权, 最终又回到货币形态。只要尚未到达终点, 收益就仍然处于实现过程。只有收益实现过程到达终点, 收回全部贷款, 才是真正的收益实现。会计收益把以债权或其他非现金资产形式形成的收益确认为已实现收益, 不利于反映收益的质量。
(四) 会计收益因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不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对收益确认产生重大影响。如:一家挪威公司, 1992年按所在国规定报告净收益为1.67亿挪威克朗, 若根据美国会计准则却高达17.63亿挪威克朗;一家澳大利亚公司, 1992年按所在国规定报告利润为5.02亿澳元, 但若根据美国会计准则仅有2.41亿澳元。改变会计政策更是管理当局进行利润操纵的惯用手法, 误用和滥用会计政策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五) 从构成内容看, 会计收益不利于评价企业的盈利性和盈利能力
会计收益不仅包括企业努力创造的经营收益, 也包括大量的非经营收益, 如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政府补助、罚没收支、盘盈盘亏、非货币性交易损益、处置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净损益等。由于大部分非经营收益是偶然的、非循环的, 因而它不能反映企业正常的盈利能力。如果信息使用者不加分析地利用了包含大量非经营收益的会计利润进行评价、决策, 必将被其误导。
四、新的收益观念的提出与思考
鉴于会计收益理论存在的缺陷, 人们从决策有用观出发, 当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发生矛盾时, 宁愿“牺牲一点可验证性而增加相关性”。学术界在不损害可靠性的前提下, 突破了历史成本原则, 实现配比原则和谨慎原则, 试图形成一种新的收益理论。1961年爱德华兹和贝尔在其著作《企业收益理论与计量方法》中肯定了经济收益的理论价值, 即企业收益应当理解为一定时期内该企业资本净值的增值, 但因它不能被客观计量而无法用于实际计量中。同时, 他们将经济收益与会计收益相结合, 提出了“企业收益”的概念。随后,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于1980年正式提出了“全面收益”这一新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企业在报告期内, 除与所有者之间的交易以外, 由于其他一切原因所导致的净资产的变动。这一定义对传统的会计收益概念进行了重大修正, 与传统的会计收益相比, 有以下不同:
1.全面收益涵盖的内容更广泛, 不仅包括了传统的会计收益———净收益部分, 而且包括其他全面收益。也就是说不仅计量构成其主要来源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导致的损益及其已经实现的持产损益, 而且也计量传统会计收益难以处理和反映的物价变动或其他一些外在环境事件所引起的已确认而未实现的损益, 从而能够全面反映在报告期内产生 (而不是实现) 的净资产的全部变动。1997年6月, FASB在第130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报告全面收益》 (FAS 130) 列举的其他全面收益项目包括:外币折算调整项目 (currencv translation adjustments) 、最低退休金负债调整 (minimum pension liability adjustments) 、可销售证券上的利得和损失 (unrealized gains/losses on securities) 。
2.采用资产负债观代替传统的收入费用观来确认收益。在资产负债观下, 收益的确认处于从属地位, 即收益的计量取决于资产和负债的计量, 把企业一定期间内净资产变动作为收益确定的前提。
3.突破了传统会计计量上“三位一体”的限制。会计计量不以历史成本作为仅有的计量属性, 即:与收入、利得相应的资产负债采用现价计量, 与费用、损失相应的资产耗费或价值变动既可采用历史成本, 也可采用现价法计量, 解决了当前会计计量和报告中存在的一些难题, 从而为今后确认和计量更多的可实现利得 (特别是与衍生金融工具有关的业务所产生的利得与损失) 开辟了道路。1998年6月美国FASB又发布了FAS l33《衍生金融工具和避险活动会计》准则, 要求计量符合资产和负债定义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运用公允价值计量, 并应在当期损益或其他全面收益中确认有关用来避险的衍生工具上的公允价值变化或现金流量的变化, 包括对预期的以外币标价的交易进行避险的衍生工具上的利得或损失。
4.全面收益的提出, 增加“收益”这一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及时性和真实性。收益是企业创造未来现金流的能力, 全面收益包含了当期已确认而未实现但近期可实现的利得和损失, 因此更能使人们准确、及时预测“所有”未来现金流, 增强了“收益”信息的相关性。
5.全面确认、计量收益, 增强了“收益”信息的透明度, 减少了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利润操纵的空间, 保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全面收益理论的形成, 一方面代表着会计收益理论与经济收益理论的融合, 使人们在处理新问题时有了新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收益质量问题的研究与深入, 比如, 账面收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实际经济收益 (真实收益) ;对外公告的会计收益与实际经济收益差异有多大;会计收益的确认和计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人们主观意愿和利益驱动的影响等;有关收益质量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面收益理论的成熟以及应用等。因而, 我们认为提出全面收益观的形成与理论的逐步成熟, 不仅是收益理论深化的标志, 还对我国经济具有更为重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杨琼.会计收益的质量特征探析[J].事业财会, 2002, (5) .
[2] .刘文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收益质量研究[J].企业经济, 2008, (9) .
[3] .李健, 李东.企业收益质量及其衡量指标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6, (1) .
核心收益 篇5
一、作为侵害的控制权收益
(一)控制权收益的概念
控制权收益这一概念最早由Grossman&Hart提出。Grossman&Hart(1988)区分了两类控制权收益:控制权私人收益(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1)和股权控制权收益(security benefits of contro1),他们把控制权私人收益定义为经理或并购者(acquirer)获得的、不能为其他人所分享的收益,而后者则指公司所有股票的总市值。此后更普遍的一种分类是控制权私人收益与控制权共享收益。
控制权共享收益是由于控股股东治理作用带来的公司价值的提升,中小股东也应该分享该部分收益。控股股东同样有动力凭借其控制权独占中小股东无法分享的收益,这就是控制权的私人收益(Shleifer&Vishny,1986)。多数学者在提到控制权收益时,一般指的其狭义的概念,即控制权私人收益,本文也沿用这种提法。王鹏、周黎安(2006)等的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在控制权收益的驱动下有强烈的掏空上市公司的动机,原本在于提高资本配置而存在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部分地被异化为了进行利益输送的渠道。
(二)控制权收益的度量
1. 国外学者的研究
学者们尝试着度量这种收益,主要的间接测量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Barclay和Holderness(1989)为代表的基于大宗股权转让的交易溢价来估计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其理由是如果所有股东所获得的收益都是基于所持有的股份,那么大宗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应该就是当天股票的交易价格。但是,如果大宗股权持有者能够通过所掌握的控制权获得不能为中小股东所分享的收益,那么大宗股权的转让价格就会以溢价方式进行。他们分析了1978-1982年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发生的63项私下协议的大宗股权的交易价格,发现溢价的平均水平达到20%。此后,学者们对这种方法进行了不同的修正,如Nicodano和Sembenelli(2001)考虑了大宗股权转让过程中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概率,Dyck和Zingales(2004)引入谈判力系数来修正以上估计方法。
另一种是以Zingales(1995),Nenova(2003)为代表的基于具有不同投票权的股票价值计算的投票权溢价来估计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Zingales(1994)通过研究米兰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投票权股票相对于无投票权股票的转让溢价,发现意大利公司控制权溢价为公司股票市价的16%~37%。
2. 国内学者的研究
中国的上市公司没有投票权和非投票权股票之分,测度控制权私人收益的主要方式是大额交易溢价。在Barclay等学者的研究中,控制权溢价是通过控制权股份交易的成交价格与市场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来描述的。但直至股权分置改革前,中国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大量未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真正流通的流通股只占总股本的一小部分,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并购既不可能通过二级市场公开要约收购,也不可能对非流通股的大宗协议转让按照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定价。因此相关研究大体上有两种思路,一是以每股净资产取代股票市价修正Barclay的模型,如唐宗明和蒋位(2002),姚先国和汪炜(2003),唐宗明,余颖和俞乐(2005)等;二是比较控制性股权转让和一般股权转让的价格差异来度量控制权溢价,如朱峰,曾五一(2002)等。上述研究都表明控制权是一种有价值的资产。
(三)控制权收益的影响因素
1. 公司治理环境
研究表明法律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La Porta et al(1998,2000)研究指出处于民法系的国家,与处于普通法系的国家相比,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为不力,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水平也更高。Nenova(2003)的研究表明,在股东利益保护变量(执法环境、投资者保护程度、并购法和公司章程等)观测值最低的国家,控制权价值为48%,而在观测值最高的国家,控制权价值仅为5%。Dyck和Zingales(2004)证实了对少数股东较高水平的法律保护和法律执行力度将导致较低的控制权收益水平。
Shleifer和Vishny(1997)认为产品市场的潜在竞争将会减少可供转移的租金从而降低控制权私有收益水平。Dyck和Zingales(2004)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控制权价值下降5.5%。报纸发行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控制权价值下降5.8%。
此外,Pagpno和Volpin(2000)、Dyck和Zingales(2004)从雇员的视角,Coffee(2001)、Dyck和Zingales(2004)从道德约束的视角,Stulz和Williamson(2001)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了它们与控制权收益之间的关系。
2. 交易因素和公司特征因素
国内外学者就公司层面上影响控制权收益水平的因素研究比较多。Igor Filatotchev和Tomasz Mickiewicz(2003)发现控制权私人收益大小与所有权集中度、债务利息率负相关,与控制性股东出资额、项目折旧率正相关,债务融资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约束作用有限,并且当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给公司提供贷款时还会激发侵占行为以提高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Claessens et al(2002)基于九个东南亚国家(地区)的市场公开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权私人收益与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程度正相关。Dyck和Zingales(2004)研究显示:处于财务困境中的公司控制权溢价平均要低5.5个百分点;国外购买者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国外买者支付的溢价平均为为6%。
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控制权溢价水平与转让股份的比重呈正相关关系(唐宗明和蒋位,2002;姚先国、汪炜,2003;唐宗明,余颖和俞乐,2005),上市公司企业规模与控制权溢价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唐宗明和蒋位,2002;姚先国、汪炜,2003;朱峰、曾五一,2002;唐宗明,余颖和俞乐,2005)。唐宗明和蒋位(2002)没有发现资产负债率的高低与溢价水平之间有显著的统计上的关系,表明在我国债务约束并不能起到限制大股东剥削的作用。而蒲自立(2004)的研究则显示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之间显示出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蒲自立(2004),唐宗明,余颖和俞乐(2005)的研究还表明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净资产都会影响控制权的私有收益。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存在对公司融资方式产生影响(Zingales,1995b;Mueller,2003;江伟,肖珉,2004),降低了企业价值(Ehrhardt,2003;Lins,2002;Marchica et al,2005)和资本市场的效率。
二、作为合理收益的控制权收益
获得控制性股东的地位也就意味着控制性股东无法实现多元化的投资(Dyck&Zingales,2004),因此有学者提出,控股股东作为其他股东的委托人应该获得控制权收益作为其监督经理人的报酬,而其他股东需要为其“搭便车”行为让渡一定的收益。李建标等(2008)认为,控制权溢价反映的不一定是控制权私人收益,也许仅仅是控股股东为保护自己的正常利益而支付的成本。刘少波(2007)指出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是一种掏空公司的行为,可能是不当或错误的,并提出了控制权收益的成本补偿理论。
(一)控制权收益是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
刘少波(2007)指出并论证了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它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与大股东侵害无关。他认为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是一种掏空公司的行为,意味着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将难以为继,那么控制权收益就只能是一种短期收益,不具有持续性。由此引出一个悖论:即控制权总收益的最大化必须以控制权收益的可持续性为前提和基础,但由对中小股东的剥夺和掏空公司而得来的控制权收益又在毫不留情的毁灭这一前提和基础。他进一步指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背后,实际隐含的是控制权收益与中小股东利益法律保护的冲突。如果控制权收益是建立在对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上,那么为防范这一侵害行为所实施的法律保护就必然会抑制和减轻这一侵害,从而导致控制权收益的减少甚至消失,那么控制权就不能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任何意义。然而这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像美国这样法律保护比较完善的国家,其控制权市场的争夺仍然如此激烈。
实证研究证实,市场对非流通股转让会做出正面的反应,特别是控制权发生变更时(刘昶,2007)。这说明,市场认为控制权的转让可以增加公司价值和流通股股东的财富。如果收购方只为侵害小股东和公司利益,流通股股东应该预期到这一点并对股权转让做出负面反应,对有控制权变更的股权转让的反应更差。而这与事实相矛盾。
刘少波(2007)指出控制权成本包括控制权的取得成本和控制权的维护成本。控制权溢价的实证分析表明为获得控制性股份,买方需要支付更高的取得成本。另一方面,维护控制权也需要支付成本,这包括控股股东因无法进行多样化投资而应获得的风险补偿,控股股东的监督成本、社会责任成本和控制权转移的防御成本。由于控制权的获取和维持都是需要成本的,因而控制权收益具有合理性,它是对控制性股东监督行为的激励性制度安排,由于中小股东不能分享这一收益,因而也具有抑制中小股东搭便车行为的双重效应。
(二)控制权收益是商誉价值的体现
来自会计学的“商誉”理论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控制权收益的合理性。会计学将控制权买方支付的超过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定义为“商誉”,而这个定义与控制权收益的一些计量模型几乎不谋而合。“商誉”理论认为,购买方之所以愿意支付超过被购买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是由于被购买方拥有某种有价值的无形资源,这种资源具有能在未来期间为企业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商誉的存在,表明购买方为获得被购买企业的控制权必须支付额外的溢价,代表了控制权收益来源合理性的一部分。
三、超控制权收益的提出
在论证控制权收益具有合理性的基础上,刘少波(2007)明确提出了超控制权收益的概念,指出“作为对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侵害的,依托控制权的行为能力、与控制权成本补偿无关而为大股东强制获取的超过控制权收益以上的收益,是一种超控制权收益”。他列举了超控制权收益的具体形式,其中的一些行为明显触犯了法律,难免存在承担法律诉讼的风险。曾林阳(2008)将涉及大股东的成本分成大股东的私人成本和公司成本。大股东的私人成本是大股东为获取公司控制权以及为防御控制权转移而支付的成本,而大股东的监督成本以及社会责任成本是公司成本。大股东为获得公司的现金流权比小股东多支付了私人成本,这些私人成本无法从公司的现金流权中得到补偿,大股东就有动力去寻找公司现金流权之外的途径来补偿其私人成本并获得回报,即谋求超控制权收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刘少波《控制权收益悖论与超控制权收益--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一个新的理论解释》(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85-96)整理而成。
游达明,沈屹东(2008)指出“超控制权收益就是控股股东所获得的,除现金流权收益和控制权收益之外的额外收益,其实质是控股股东侵害其他投资者所得”。他们首先尝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超控制权收益问题进行了计量和实证研究。令控制性股权转让的每股交易价格为p,每股净资产为a,交易前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为r,控制性股权每股获取成本为Cg,控股股东每股超控制权收益W.
他们对2002~2006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9l项控制性股权转让事件的实证分析表明,每股超控制权收益比率均值为21.66%,超控制权收益比率均值为6.84%。超控制权收益比率与控制权竞争程度、负债率呈正相关关系,与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简单地分散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以及提高负债率,并不能使控股股东停止或者减少攫取超控制权收益的行为。而通过扩大董事会规模,提高独立董事比例有助于减少控股股东的侵害行为。
四、对文献的评述
控制权收益成本补偿论和超控制权收益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全面认识控制权收益问题开启了一角。这也意味着,控制并不必然导致控股股东的侵害,对控股股东侵害的规制,应在保护其合理控制权收益的基础上,遏制超控制权收益。“如果对此不加以澄清和修正,既会导致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也不利于我国现实中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生成和发展,并可能导致资本市场的监管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上”(刘少波,2007);不止如此,对控制权收益的片面解读还可能使作为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在集团发展的政策制定上束手束脚,无所适从,从而阻碍企业集团竞争优势的发挥。目前为止,关于超控制权收益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非常少见,但已有的文献仍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从概念上,学者们从成本补偿的视角区分了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同时也从财务的视角认识到合理的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来自于控制性股东的集中而非分散的投资,但是却忽视了作为控股股东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在我们看来,控股股东首先是一个企业经营者,从经营的视角来看,如果合理控制权收益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意味着其收益可能为负,因为公司经营的结果并不必然带来收益,还可能因为控股股东的能力问题而经营不善产生损失。从而来自战略管理领域的企业能力理论为我们解释控制权收益的合理性以及超控制权收益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2.从度量和实证研究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试图找到度量控制权收益的合理方法,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是如果考虑到控制权收益有合理的一面的话,那么上述作为侵害的控制权收益的度量显然没有考虑这一点。游达明,沈屹东(2008)首先尝试对超控制权收益进行了度量,并从微观治理视角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却忽略了可能更为重要的制度环境方面的因素,比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环境和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
3.从两者的相互关系看,如何区分合理的控制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控股股东合理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收益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对控股股东超控制权收益的规制是否必然会伤害其合理收益的获取?控股股东能否在获取控制权的合理收益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之间进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