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支付制度

家庭医生支付制度（共7篇）

家庭医生支付制度 篇1

摘要：本研究以上海为例,阐述家庭医生制度推行的阶段成效和难点问题,运用SWOT分析法对家庭医生制度与按人头付费相结合的可行性和预期效果进行全面论证,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家庭医生制度与医保支付制度联动机制,为家庭医生制度改革攻坚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家庭医生支付制度,按人头付费,联动机制

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宁波等地陆续开展家庭医生服务试点,取得一些进展和成效,但也面临诸多瓶颈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均证明,家庭医生制度要取得实效,必须与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同步,但对于具体的衔接和联动机制鲜有详细、系统的论述。本研究以上海为例,采用SWOT分析法(态势分析法),探索行之有效的家庭医生制度与医保支付制度联动机制。

1 上海市家庭医生制度推行情况

1.1 阶段成效

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已具备较好的硬件基础设施和服务可及性、综合全面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将家庭医生制度试点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五大基础性工程之一,从2011年4月起在长宁、闵行、徐汇、浦东等10个区县率先启动。2013年《关于本市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出台,正式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家庭医生制度。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24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中232家全面开展家庭医生制度建设,占总数的95%;试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注册全科医师数量5834人,占医师总数的59%;签约常住人口936万人,占试点社区常住人口的42%。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监测评估数据显示,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以来,制度覆盖区域范围不断扩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人次、双向转诊人次和健康管理服务增长明显。从过程指标来看,第一阶段目标基本实现,即完善组织架构、扩大服务范围、明确服务内容、探索转诊渠道。

1.2 难点问题

1.2.1 社区首诊问题:机构功能定位不清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观念制约下,自由就诊的趋高性仍然广泛存在,初级卫生保健未能充分发挥其健康管理功能。一方面市民对于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的认识存在误区,容易忽视其服务职责、内容和方式的区别,片面地将临床医学专业技术职称、特定领域疾病诊治经验作为衡量医生能力高低的标准,对家庭医生缺乏了解、信赖和认可。另一方面,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弱化,对“优质医疗资源”概念的认识存在误区,将其等同于三级医院,不利于在全社会培养科学就医习惯,助长了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和患者就医的趋高性。目前家庭医生制度采取的是“软签约”的柔性操作方式,虽然保障了市民选择医疗机构的自主权,但难以促成社区首诊的落实。

1.2.2 激励机制问题:供方内在动力缺乏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人口数量众多,承担着大量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任务。实施家庭医生制度以后,服务内容和形式日趋丰富,工作量和劳动强度逐渐加大,但在上有封顶的绩效工资制度下,其经济报酬和职业发展空间与二、三级医院医生相比存在很大差距。由此导致家庭医生岗位在医疗卫生领域缺乏足够吸引力,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均严重不足。按照2014年上海常住人口2425.68万人和国务院指导意见提出的1:2000的配置比例标准测算,上海至少需要约12000名全科医生,存在较大的数量缺口。

1.2.3 双向转诊问题:资源纵向整合困难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行业管理权限分散,呈现无序竞争局面,供方层面难以通过医联体等模式对医疗资源进行有效的纵向整合,从而在体制机制层面建立通畅、长效的双向转诊渠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二级医院行政主管部门一般为各区县卫计委,而三级医院管理权限归属比较复杂,包括国家卫计委、市卫计委、大学、军队等,彼此间的衔接与合作存在主观和客观上的困难。在此背景下,家庭医生转介和协调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

1.2.4 信息流通问题:健康管理功能受限

有效的健康管理是一个动态、连续、双向的环路,必须依赖有序的信息流通才能实现。上海市虽建成了全市互通的“医联网”平台,然而缺少具备前瞻性的统一规划,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重要信息无法在机构间互通共享和按需调阅。这就导致家庭医生无法充分发挥其健康管理职责。

2 家庭医生制度与按人头付费结合的利弊和条件分析

2.1 优势

按人头付费是一种对一定时期、一定人数医疗费用实行包干的预付制,主要由服务供方承担经济风险。如能与家庭医生制度实现有效衔接,可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服务、资源和费用管理中心,从而激励其发挥专业优势主动约束目前医疗服务市场普遍存在的过度医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查堵医、患、保三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监管漏洞,同时更加重视预防保健,积极开展健康管理,减少和延缓疾病的发生所带来的成本支出,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转变将促进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险转变,提高各渠道卫生资源配置效率,契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成本效益导向。

2.2 劣势

以按人头付费方式赋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医生资源调配和费用管理权限,可能会导致其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简单机械压缩服务成本,降低服务数量和质量,甚至出现根据年龄、健康状况等风险因素逆向选择签约对象、人为限制向上转诊人次等问题。有基于专家咨询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内外8种主要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中,按人头付费被认为最不利于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

2.3 机遇

一是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体系比较完善,易于通过必要的竞争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二是当前正处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宝贵机会窗口,源于改革意愿、原则、方向的支持有利于卫生、人社、财政、发展改革等主要相关部门在人、财、物、体制机制方面加强协作、形成合力。三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功能定位上以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为主,面向人群较为固定,诊断和治疗方案相对明确,成本核算相对比较容易。这些特点决定了按人头付费方式较适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用。

2.4 挑战

2.4.1 诊疗秩序

“一卡通”就医模式和分散化管理体制下社区首诊、分级就诊、双向转诊的有序就医模式尚未建立,凌乱的就医秩序没有明显改观。出于家庭医生制度推行初期鼓励居民积极签约的考虑,并未硬性规定签约对象首诊必须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由医生决定是否需要向上级医院转诊,这样就增加了人头和费率的测算难度。

2.4.2 激励机制

由于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即使将医保费用以按人头支付的方式交由家庭医生管理,家庭医生也无法享有医保基金结余的分配权,难以调动其积极性和起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3 政策建议

将按人头支付方式引入家庭医生制度,建立“费用跟着人头走”的竞争机制,使家庭医生成为健康服务和医保费用的双重“守门人”,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领域已基本取得共识,有较大可能成为未来发展趋势。但家庭医生制度与按人头支付有效衔接的必备支撑条件目前尚不成熟,因此必须要充分认识家庭医生制度与医保支付制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对医保支付制度各方面,包括支付内容、待遇标准、清算方法等,而不仅仅是支付方式进行系统性改革,促进二者的联动和协同,才能进一步落实家庭医生制度在重构诊疗秩序、整合医疗资源、提升健康管理中的枢纽功能。

3.1 通过调整支付内容和待遇标准引导社区首诊

应在明确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重新讨论和辨证认识“优质医疗资源”的概念,盘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医生的宝贵资源。

由于短期内全面实现社区首诊和按人头支付的现实可能性不大,可以考虑采取渐进式改革。先结合家庭医生制度的特点对支付内容和待遇标准进行调整,提高签约和社区首诊的吸引力,逐步扩大和稳定服务人群。

在具体措施上,建议:一是将家庭医生团队提供的预防保健、健康管理项目以及部分常用非基本药物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提高和家庭医生签约的含金量,引导广大居民理性、全面认识家庭医生的功能定位,树立科学的健康观,从而提高社区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利用率;二是进一步拉大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以及签约与非签约人群之间的报销比例,运用经济杠杆引导居民优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

3.2 通过调整支付方式和清算方法建立激励机制

为了保持政策稳定性,减轻对改革的顾虑和阻力,在不突破总额预付框架的前提下,从长期稳定在社区首诊、与家庭医生配合良好的签约人群开始,稳步探索试行按人头支付方式(如对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予以一次性满足其治疗性药品1-2个月用量的“长处方”政策)。对签约对象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历史数据进行测算,并结合签约对象年龄、性别、患病、失能等指标进行健康风险评估,以此为基础科学核定人头费率,将费用预付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赋予家庭医生费用管理、转诊协调和服务监控权限,从临床诊疗规范角度约束过度医疗行为,提高医保基金监管效能,降低收支失衡风险。有效激励机制的建立必须遵循责、权、利相匹配的原则,因此在资金清算方法上要敢于解放思想,增强家庭医生开展健康管理和服务管控的内在动力。卫生、人社部门可建立科学的过程和结果指标体系,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医生进行严格有效的绩效管理,探索从医保费用结余中提取或另行拨付资金用于对家庭医生的奖励。

家庭医生支付制度 篇2

本文通过对上海市某区2005—2011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社区中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保”)门诊医保费用结算数据的分析,探讨社区实施家庭医生制度下混合型医保支付方式的可行性。

1 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05—2011年某区城保门诊医保费用结算数据。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文研究对象为2005—2011年该区12家社区门诊就诊的城保病人。根据社区门诊城保病人连续就诊情况的不同,本文将其分为两类,即“老病人”和“新病人”。老病人是指2005—2011年连续7年在该区同一家社区就诊的病人,其余门诊病人为“新病人”。运用Excel和SPSS软件对新、老病人的门诊结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总体情况

12家社区门诊城镇居民医保病人医保结算总费用由2005年的23 105.00万元上升至2011年的40 772.51万元,年平均增长率为8.65%;就诊总人数由108.62万人上升至172.7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7.00%;就诊总人次数由217.40万人次上升至402.25万人次,年平均增长率为12.15%(表1)。由此可见,社区城保病人6年门诊人次数的增长率高于门诊费用和就诊人数的增长率。

社区门诊医保费用结构显示,药费占总费用的比例高达79.43%,其次是检查治疗费,占比为13.87%。

3.2 老病人门诊费用情况

2005—2011年社区老病人共计307279人,平均占年门诊城保总人数的21.98%。

7年来老病人年就诊人次数基本稳定,波动范围在10.00%以内。老病人年人均就诊次数>6次,平均为7.84次。受2007年出台的社区免挂号费政策影响,2007年后社区老病人年人均就诊次数有明显上升。

2005—2011年门诊费用结算数据显示,12家社区老病人年医保结算费用占比平均高达73.17%,因此可以看出,老病人是社区医保基金使用的主要人群(图1)。

此外,老病人的人均费用平均每年为742.28元,人均费用年增长率保持在8.00%以内,平均年增长率为2.27%,表明老病人年人均费用相对稳定。从费用结构看,老病人的药费在其结算费用中占居第一位,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药费占比平均高达93.02%。

3.3 新病人费用情况

2005—2011年12家社区新病人数总计7 934 325人,平均占年门诊城保总人数的78.02%,但新病人年费用占比平均只有26.83%(图2)。

2005—2011年新病人每年人均就诊次数平均仅为0.85次,受社区免挂号费和基药零差率双重政策的影响,2008年后社区新病人人均就诊次数明显上升,由2008年的0.92次上升至1.27次。

社区新病人人均费用平均每年为76.09元,仅为老病人的1/10,人均费用平均年增长率为31.92%。

在费用结构上,新病人的药费在其总费用中也占有很高比例,药费占比逐年上升,2005年为73.18%,2010年达最高值94.19%,平均为87.42%。

4 讨论

4.1 老病人的费用是社区门诊医保费用控制的关键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2005—2011年社区老病人呈现出群体人数少但人群固定、费用占比高但就诊的社区固定、年医疗总费用相对稳定且以药费为主的特点,因此,合理控制老病人的费用是社区门诊医保费用控制的关键。

4.2 家庭医生制度下老病人门诊医保费用的支付方式

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着手研究社区总额预付制下按人头付费的支付方式,如江苏省镇江市[3]对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以“人头为核心”的“总额预算管理”的结算方式,控制医保基金的不合理支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地遏制医疗保险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更能有效地控制医疗机构诱导需求和道德风险,从而激励其节约医疗资源[4,5]。但在医保未施行定点医疗的地区,将目前的社区门诊按项目付费直接全部改为按人头付费因缺乏必要的测算数据,难以推算出合理的费用指标。基于社区老病人的上述特点及试行的家庭医生制,从老病人入手为社区按人头付费找到了一个较为可行和稳妥的突破口。

一是老病人的依从性高便于与家庭医生签约。老病人长期在一家社区就诊,与社区和医生建立了良好、稳固的诊疗关系,成为实行家庭医生制的首批签约对象,签约意愿高,有利于社区家庭医生制的开展。二是控制医保费用的可行性高。按人头付费可以较为有效地制约家庭医生的不合理医疗行为。同时,家庭医生与病人的长期稳定的关系有利于服务时间的固定,易于家庭医生的工作安排,缓解目前家庭医生不足,节约社会资源,减少社区医疗成本,从而间接降低了医保费用[7]。三是老病人较为固定的门诊费用易于费用标准的推算。老病人的年门诊费用波动范围较小,且小幅稳定增长,根据其7年的门诊医保费用结算数据可推算出每人每年的门诊医保费用,为实行按人头付费提供较为准确的预算标准。

4.3 家庭医生制度下社区门诊病人混合型医保支付方式

从国外医保支付方式的发展来看,建立总额预算控制下的以按人头付费为主的门诊统筹支付制度是长期的趋势,但是医保支付方式转型需分步推进、稳步前行,不可一蹴而就。

社区新病人虽然人数占比高,但费用占比小,且每年的人均费用变化较大,增幅不稳定,难以估算计量指标,故按人头付费的可行性较低,对此部分病人仍可保持目前的按项目付费方式不变。结合老病人的医保费用支付方式,社区门诊病人可采用按项目付费与按人头付费相结合的混合型医保支付方式作为过渡衔接。即在全面实行按人头付费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结合家庭医生制度,在社区医保费用总额控制的基础上,首先将门诊老病人的医保费用实行按人头付费,新病人依然按项目付费支付医保费用;其次,通过对新病人的不断跟踪,逐渐将稳定就诊的新病人逐步纳入老病人范围之中,使其医保费用支付方式由模糊估算转向可精细化预测的按人头付费;再次,当实践证明按人头付费的支付方式可行时,逐步由新老病人混合型支付方式转向门诊病人全面实行按人头付费,并可推行到家庭病床病人或住院病人。与此同时,强化基础管理工作,开展研究家庭医生制度与医保支付方式衔接的政策保障与激励措施。

5 结论

根据本文对某区社区门诊新老病人医保费用结算数据的统计分析,笔者认为,目前社区医保费用支付方式较为稳妥的改革方案应从门诊着手,采取门诊老病人按人头付费、门诊新病人按项目付费的混合型医保支付方式比较符合社区现状,适合与目前推行的社区家庭医生制度配套实行,从而为社区医保费用支付方式的改革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方鹏骞,张禄生,董四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保险费用控制策略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251(5):313-314,325.

[2]徐长妍,张美荣,彭琳.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比较分析[J].中国病案,2008,9(12):17-18.

[3]王翔.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付费制度研究——兼析镇江市居民医保付费方式的完善[J].中国卫生经济,2008,27(12):13-26.

[4]谢春艳,胡善联,孙国帧,等.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与经验[J].中国卫生经济,2010,29(5):27-29.

家庭医生支付制度 篇3

1 政策导向和理论依据

近年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医改相关政策都体现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价值导向。2012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通知》和2013年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 国办发〔2013〕14号) 均体现出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变传统服务模式、积极促进基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与此同时还支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医保支付比例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倾斜。

契约理论是研究在特定交易环境下不同合同人之间的经济行为与结果,具有维护缔约双方合作或多方合作、鼓励缔约方在恪守承诺承担责任的前提下谋求新的更为远大的利益的作用。其中的委托 - 代理理论在过去20年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它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信息非对称引起的激励问题,即研究如何在信息非对称的基础上达成一种激励契约,其实质就是对代理人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督与激励措施,使其行为尽可能被限制在委托人设计的框架之内[7]。在契约制定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和掌握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并根据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以最小的成本满足代理人最大的需要,从而做到激励相容[8]。研究在契约理论的指导下的支付机制,寻求政府、医务工作者与公众等多方的共荣利益,即在满足代理方物质、精神和自我发展等需要的基础上,又不违背委托方以最小的付出赢得最大健康利益的目标,实现家庭医生式服务的多方共赢。

2 设计思路

新的支付机制设计思路是: “根据全区家庭医生式服务的工作效果将医保基金按差别化的人头标准拨付给各区卫生局,再由卫生局汇总按人头拨付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后,通过以质量与效果为导向的评价后,支付给各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弹性分级支付机制”。具体分为两个方面: ( 1) 融合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与健康管理于一体,有效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由医保基金管理部门向区卫生局基于结果导向的、按人头标准分级弹性付费的外部支付机制; ( 2) 基于激励相容的、有效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使用效率、由区卫生局向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于质量与效果的、按人头标准分级弹性付费的内部支付机制。

从外部支付环节来看,医保基金的出资人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出资人是委托 - 代理关系中的委托方,区卫生局是代理方; 从内部支付环节看,区卫生局是委托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代理方。在这两对关系中,首先需要明确委托方的职责、行为能力、目标与效用,代理方的职责、目标、行为动机、组织管理能力、技术服务能力,以及对代理人勤勉尽责的度量方法。继而分析代理人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如契约不完备、责任不对等; 最后实现对两级代理人( 区卫生局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机制设计的基本准则是: 其一,让代理人拥有剩余索取权,使得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尽可能一致; 其二,利用市场竞争机制约束管理者的行为,激励管理者节约开支; 其三,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方案,并对管理者的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督和准确的评价。文章设计的支付机制与现有的支付机制相比较,其价值与意义见下表。

3 机制设计

3. 1 医保基金对各区卫生局的支付机制设计( 外部支付)

具体的设计机制分为3个部分: ( 1) 确定基准标准。首先算出当年可供使用的全部统筹地区的医保费用总额,其次算出可用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费用总额( 扣除用于社区卫生机构以外的医疗费用报销总额) ,除以全市的参保人数( 各地可自由选择应用: 居民医保或职工医保) ,得到人均的按人头支付标准,并以此作为支付标准的基准值。( 2) 确定各等级支付标准。医保基金向各区卫生局支付的人均标准则围绕着此基准支付标准上下浮动,根据所管辖行政区个数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或更多等级,并围绕基准值划分等级,确定人头支付标准。( 3)确定各区支付具体的标准。医保基金管理部门每年年初通过信息系统( 如电子健康档案、卫生机构的HIS系统等) ,利用上一年的指标值,科学评价各个区的工作确定各区的支付等级,医保基金管理部门根据对应等级的人均支付标准一次性拨付给各区卫生局。

简要概括医保机构对各区卫生局的支付机制为: 医保机构每年年初基于评价模型对上一年全区卫生系统的整体绩效进行考核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确定当年向区卫生局支付的按人头等级标准,然后一次性拨付给区卫生局,由卫生局汇总基本公共卫生经费后统筹使用。这种支付机制是医保机构向区卫生局购买服务而不是直接向一个个的社区卫生机构购买服务,增加了一个管理层级( 区卫生局) 后,省去了过程监管和考核的成本,通过促进区卫生局管理效能的提高从而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详见图1。

3. 2 区卫生局对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支付机制( 内部支付)

各区卫生局把医保机构按人头标准等级乘以区域内人口所分到的医保基金与财政部门按人均标准乘以区域内人口拨付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汇总,依据评价结果确定等级后,仍按人头标准的相应等级拨付至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具体研究步骤类似于外部支付机制的研究: ( 1) 用全区分到的医保基金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总额除以全区的人口数得到按人头拨付的基准支付标准,区卫生局向各社区卫生机构支付的人均标准将围绕基准支付标准上下浮动,根据社区卫生机构的数量可分多个等级; ( 2) 区卫生局每年初通过信息系统( 如电子健康档案、卫生机构的HIS系统等) ,通过对各个社区卫生机构的工作进行系统的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划分等级,区卫生局根据人均支付标准的对应等级一次性或分次拨付给各区卫生服务机构。由于支付的依据是各个社区卫生机构上一年的质量和绩效,所以每年每个社区的按人头支付标准等级可能会不一样,体现了弹性支付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区卫生局向各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支付机制类似于外部支付。详见图2。

4 结 语

在家庭医生式服务中,人社部门和政府将社保基金和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委托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众将自己的健康委托给家庭医生从而获得基本、连续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这种关系即是一种嵌套型委托代理关系。因为各自的目标不相同,且相互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如果缺少规范的管理和有效的支付机制则容易出现诱导高投入、高消费等行为,各方利益会发生背离。设计出一套科学、合理的家庭医生式服务的支付机制,不仅有利于医保基金的高效使用,更能提高家庭医生的积极性,激励家庭医生为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做到健康和医保“双重守门人”的作用,从而提高家庭医生式服务在我国的适用性,促进其在我国的进一步推广。本文设计的支付方式,试图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分析家庭医生支付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一种兼具较高成本效益和成本效用的支付方式,旨在通过采用此支付方式,激励基层卫生机构开展家庭医生式服务的积极性,并通过该机制促使医保加大基层卫生服务的投入、促进医保支付向基层倾斜。

支付新形式:刷卡机推进家庭 篇4

近日,在北京、上海一些小区周围的便利店外,人们可以看到内容为“只要399元拉卡拉搬回家”的海报。至此,中国规模最大的线下支付服务提供商拉卡拉开始将自己的终端推向千家万户,布局第三方支付市场。

与此同时,易宝支付等逐渐成熟的线上支付服务商,正在通过不断细化的增值服务使手机和固定电话变成虚拟POS机,而中国移动等运营商也开始大力布局移动支付。

在这个支付服务开始变得拥挤的时代,拉卡拉把刷卡机推进家庭的生意,究竟胜算几何?

地推便民终端

“沃尔玛里面的拉卡拉终端,是他们自己找上门的,他们的项目负责人之前已经研究了我们半年。这点我们挺自豪。”虽然尚未盈利,但提到拉卡拉现在的商业影响,拉卡拉CEO孙陶然的成就感溢于言表。

定位于便民金融服务的拉卡拉,在便利店、大卖场地推终端,以数量换取价值,通过收取交易手续费获得收入。然而,平均每笔约1元的佣金,注定不能使拉卡拉成为快速盈利的公司,终端交易的量变是其自我成长的主要途径。

自从2008年走出上海、北京开始全国布局以来,截至2009年第四季度,拉卡拉已经在全国35个城市实现覆盖,建立了近4万个便利支付网点。如此庞大的终端支付网络,使得拉卡拉在创业5年之后有了不可忽视的商业价值。

在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中,拉卡拉代表的线下支付显得格外不同。它既具备POS机的现场支付功能(在商品购买地直接支付),同时亦具备线上支付工具的远程支付功能(在网上下订单,之后在拉卡拉终端支付)。

同POS机相比,拉卡拉终端有着明显的优势。一方面,POS机是“收款机”,放置在B端,用户在特定商场内产生消费时才产生支付行为;而拉卡拉的终端是“付款机”,放置在C端,除了拥有与POS机一样的现场支付功能外,用户与拉卡拉合作商家发生交易行为之后,均可以在其终端完成支付。

把交易流与支付流分开,集聚各种消费者,是拉卡拉相对于POS机的最大优势。而且,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其POS机业务的利润率要远小于其他的金融服务,所以推广起来不是很积极,这给拉卡拉腾出广阔的生存空间。

据易观国际近期发布的《中国线下便利支付市场专题报告2010》显示,2009年中国线下便利支付交易金额达到1100亿元,与2008年相比,交易笔数增长了157%,交易金额增长达547%。另一方面,线下便利支付市场开始逐渐向少数大型线下便利支付运营商集中。拉卡拉和银联旗下公司共同占有了线下便利支付85%的市场份额,其他一些区域性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渐退出市场。

而与支付宝、易宝支付等线上支付平台相比,无需繁杂的网上注册流程,无担心密码泄露,是拉卡拉的另一个优势。

孙陶然对记者透露,经过测算,拉卡拉的盈利临界点是每月1000万笔交易,而来自拉卡拉3月份的官方数据是838万元。这意味着拉卡拉距离盈利已近在咫尺,其将迎来新的战略局面。

方向不同的赛跑

孙陶然透露,终端进家庭是拉卡拉成立之初便确立的战略方向。实际上,现在的拉卡拉正面临行业环境的严峻挑战。在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各方博弈的大变局中,拉卡拉目前的位置并非十分有利,形势迫使尚未盈利的拉卡拉需要立刻有所行动。这种紧迫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都在布局手机移动支付,线下支付将会有大玩家进场。以中国移动为例,其推出的移动支付平台包括联动优势运营的umpay.com和soopay.net,以及中国移动自有的cmpay.com。在中国移动搭建的移动支付体系中,形成了完善的WWW、短信、STK、RFID等多种支付通道。

同拉卡拉一样,移动支付同样具备拉卡拉的现场支付和远程支付的双重功能。加之中国移动在小额支付上可以甩开银联,直接从话费当中扣取费用——来势汹汹的移动支付看起来更具“革命性”。

其次,同线上支付工具相比,缺少增值服务是拉卡拉的短板。拉卡拉的盈利模式,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服务区的高速公路”——单纯的收取交易“过路费”。而增值服务正是线上第三方支付工具的长项。

以易宝支付为例(支付宝和财付通两者主要依托于集团体系的商城,其增值服务较少,故不在此例),其依靠IT优势和深度的行业垂直研究,除了对金融系统与商家的网关实现优化整合以外,其面向B端的增值服务已经使其在去年便实现盈利。这些增值服务包括为机票代理商提供短期信贷支持,以及为商家提供基于支付数据的客户营销分析等。

正是由于增值服务的巨大价值,易宝支付已经集成了在线支付、手机支付和电话支付,将手机和固定电话变成了“虚拟的拉卡拉”,其市场潜力不容小觑——拉卡拉一直没有渗透进入的行政教育考试市场,就是易宝支付独占鳌头的。

孙陶然和他的团队已经认识到了局面的严峻性。孙陶然保守地将盈利目标的实现时间定为2010年末,正是在此背景下,拉卡拉的管理层决意在今年推广家庭(办公室)用户,将自己的规模优势继续放大。

“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在每个城市网点密度要达到报刊亭密度的3倍。”孙陶然表示。

然而,这项拉卡拉创业以来最大战略跃进的实施路径,不免会使人产生疑问:399元的价格是不是家庭用户愿意接受的呢?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表述是:对于一种大众性应用来说,是否采用先免费才更合适?

对此,孙陶然有自己的看法。与虚拟的网络应用(比如客户端和网络游戏)相比,作为一种实体终端,拉卡拉铺设网点的成本颇高。据孙陶然介绍,一台家庭用的拉卡拉二型终端,其成本价为每台300元,商用的一型终端则要更高。而地域性线下支付终端——上海易付捷和广州好易等,其成本还远远高于拉卡拉终端。

不过,孙陶然面临的不仅仅是成本问题。拉卡拉目前的盈利模式仅仅是收取交易费。缺乏收费增值服务(对其探索正处于萌芽阶段),这使得拉卡拉无法满足免费模式的必要条件,其现阶段不可能如电信运营商般大规模赠送终端。孙陶然也承认,其最乐观价格展望是:3年以后价格降到每台100元。

作为价值弥补,拉卡拉正在不断地扩充着自身的“内容”——可提供支付服务的行业应用。从最初的信用卡还款、手机充值,到信用卡积分兑换,再到即将推出的汽车违章罚款缴纳、房贷还款、慈善事业捐赠和农民工城乡汇款等,拉卡拉正在通过不断丰富的服务内容,实现终端市场和交易额的加速扩张。“我们的目标是在2010年,在拉卡拉上融合30-50项服务。”孙陶然说。

家庭医生支付制度 篇5

自从1997年我国高校普遍收取学杂费开始, 居民家庭高等教育费用支付能力就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高等教育费用和居民支付能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 关于农村居民家庭支付能力的研究较少。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支付能力混在一起, 很难看清农村居民家庭的高等教育费用支付能力的具体情况。第二, 对高等教育费用和支付能力的定义不清晰, 更不准确, 因此难以合理地量化农村居民家庭高等教育费用的支付能力。实际的高等教育费用不但包括学费, 还包括杂费 (如住宿费) 和上学期间的生活费用。第三, 现有研究较少区分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对高等教育费用的支付能力的差别。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已有的研究:为了更清晰地了解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高等教育费用支付能力的情况, 本文在定义生均高等教育费用和农村居民家庭支付能力的基础上, 首先分析了1997～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支付能力的变化趋势;为进一步了解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的高等教育支付能力, 本文接着具体分析了2005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农村居民家庭支付能力的地区差异和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家庭支付能力的差异;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农村居民家庭高等教育费用支付能力分析

(一) 生均高等教育费用和农村居民家庭支付能力的定义

根据徐德乾[1]和刘奕、张帆[2]的研究, 本文将“高等教育费用”界定为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每年的生均费用, 包括需要交给学校的学费和杂费以及上学期间的生活费用。其中生均学费和杂费是由“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和杂费”除以“全国在校生人数”得到的;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的设置基本上都是在城镇, 因此这里的生活费用指的是当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生均高等教育费用是指生均学费和杂费与生活费用的总和。因此生均高等教育费用可以用公式简要地表述为:生均高等教育费用=生均学费和杂费+生活费用;其中生均学费和杂费=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和杂费/在校生人数, 生活费用=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

由于目前对支付能力的定义还不清晰, 因此还不能合理地量化支付能力。在参考袁连生[3]等人研究的基础上, 笔者把农村居民家庭高等教育费用支付能力分为一般支付能力和最大支付能力。一般支付能力是按照生活的必要支出计算的, 也就是除了维持生活, 农村居民家庭可以用来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那部分收入。最大支付能力是按照农村的贫困线来计算, 也就是农村居民在维持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况下, 在维持生存支出后可以用来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最高额度。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最大支付能力是农村居民家庭在按照贫困线生存的情况下所能支付的最高限度的高等教育费用。

具体定义如下:用人均纯收入乘以平均每户常住人口, 可得该户的年纯收入, 这里假设每户有一人上大学, 用平均每户人口减1再乘以农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 可得该农村居民家庭的年必要支出, 用该户纯年收入减去年必要支出后的剩余, 若用于高等教育投资, 该结果就是我国农村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的一般支付能力。用人均纯收入乘以平均每户常住人口, 可得该户的年纯收入, 这里假设每户有一人上大学, 用平均每户人口减1再乘以当年我国农村贫困线, 可得该农村居民家庭的年生存必要支出, 用该户纯年收入减去年生存必要支出后的剩余, 若用于高等教育投资, 该结果就是我国农民家庭对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最大支付能力。

以上定义可以简要地表述为:一般支付能力=年纯收入-年必要支出;最大支付能力=年纯收入—年生存必要支出;其中年纯收入=人均纯收入×每户常住人口, 年必要支出=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 (每户常住人口-1) , 年生存必要支出=农村贫困线× (每户常住人口-1) 。

(二) 1997～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高等教育费用的一般支付能力

注:表格中“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和杂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8-2007年) , “生均学费和杂费”、“高等教育生均费用”系根据上文公式计算得出。

注:表格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每户常住人口”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8～2006年) , “一般支付能力”的数据系根据上文公式计算得出。

为了更好的展示1997～2005年生均学费和杂费、生均高等教育费用与一般支付能力的变化趋势, 根据表2-1和表2-2的数据可以整理出图2-1。从图2-1可以看出, 1997～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的增长幅度远低于生均高等教育费用的增长幅度。它呈现出两个很显著的特点:首先, 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一直低于生均高等教育费用, 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其次, 虽然三者都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上升的趋势, 但很明显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的上升趋势远小于生均学费和杂费以及生均高等教育费用的上升趋势, 而且自1997年我国高校开始普遍收取学杂费起, 生均学费和杂费一直在逼近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 增幅最大的一年是1999年。

注:数据来源于表2-1和表2-2。

根据表2-3整理出1995～2005年生均学费和杂费、生均高等教育费用分别占一般支付能力的比重趋势, 见图2-2。从图2-2可以看出, 1997年生均学费和杂费占一般支付能力的50%左右, 而从2002年起这个比重达到了90%以上。也就是说, 如果农村居民家庭每户只有一个大学生, 那么除了年必要支出, 所有的剩余几乎全部用于投资每年高等教育所需支付的学费和杂费。可是, 上大学还必须有一定的生活费用, 因此生均高等教育费用才能更全面的体现每户农村居民家庭所要负担的全部高等教育费用。1997～2005年生均高等教育费用占一般支付能力的比重在150%以上, 到了2005年已经接近250%, 即生均高等教育费用是农村居民家庭一般支付能力的2.5倍。由此可见, 1997～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远低于所需支出的生均高等教育费用。

(三) 从地区差异分析2005年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

注:1.“每户常住人口”、“人均纯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般支付能力”系根据上文公式计算得出。2.2005年生均高等教育费用为13013.74元, 生均学费和杂费为5070.59元。3.地区分类按《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表2-4整理出柱形图2-3, 可以看出:第一, 2005年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均远低于当年的生均高等教育费用。虽然东部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区域, 但仍然远低于我国当年的生均高等教育费用。第二, 2005年我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依次递减。西部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还不到东部农村居民家庭一般支付能力的一半。第三, 2005年我国西部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最弱, 连当年的生均学费和杂费都无力负担。

(四) 从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分析一般支付能力和最大支付能力

表2-5分析了2005年五等分组的各组农村居民家庭高等教育费用的一般支付能力和最大支付能力。从一般支付能力来看, 80%的农村居民家庭无力支付高等教育费用。即使从最大支付能力来看, 仍有60%的农村居民家庭无力支付高等教育费用。

注:1.“每户常住人口”、“人均纯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般支付能力”、“最大支付能力”系根据上文公式计算得出。2.2005年生均高等教育费用为13013.74元, 生均学费和杂费为5070.59元。3.我国2005年的贫困线是年人均收入683元, 参见陈默, 邢佰英.王小鲁和汪三贵:发展贫困线取代生存贫困线[EB/OL].http://www.cpad.gov.cn/data/2007/0929/article_335820.htm, 2000-02-19.4.五等分组依据的划分标准出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5.低收入户的一般支付能力为负值, 其原因是他们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低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图2-4是根据表2-5的数据制成的, 图中的两条横线分别代表了2005年生均高等教育费用、生均学费和杂费, 可以清晰地看到:只有中高收入户的最大支付能力和高收入户的一般支付能力才能负担起生均高等教育费用;而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其最大支付能力才能负担起生均学费和杂费;而对于低收入户来说, 即使是其最大支付能力也难以负担起生均学费和杂费, 更不用说所需支出的生均高等教育费用了。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1997～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的增长趋势远低于生均高等教育费用。在生均学费和杂费逼近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一般支付能力的同时, 由于城镇生活费用的持续增长, 使得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大大低于所需支出的生均高等教育费用。

第二, 1997～2005年生均高等教育费用占农村居民家庭一般支付能力的比重一直在1.5倍以上, 到2005年接近2.5倍。

第三, 2005年我国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的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 尤其是西部的一般支付能力仅是东部的一半;但所有区域的一般支付能力均低于当年的生均高等教育费用。

第四, 2005年我国80%的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低于生均高等教育费用, 60%的农村居民家庭的最大支付能力低于所需支出的生均高等教育费用。

三、建议

(一) 依据成本分担中的“能力结构原则”制定合理的学杂费标准

从图2-1和图2-2可以看到, 1997～2005年生均高等教育费用的增长幅度远高于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的增长幅度, 而且生均高等教育费用占一般支付能力的比重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也就是说, 农村居民家庭越来越无力支付高等教育费用。

依据成本分担中的“能力结构原则”[4], 即谁的能力大, 谁就多分担的原则, 农村居民家庭的支付能力, 应作为制定合理学费的标准之一。由于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一直低于所需支出的生均高等教育费用, 因此应该尽量降低他们对高等教育费用的分担比例。特别是公立高校应在积极寻求其他教育经费来源的基础上, 尽量降低学杂费标准, 从而让更多的来自贫困农村的大学生上得起大学。

(二) 依据地区差异和收入差距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首先, 目前对于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对象尚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究竟什么才算“经济确实困难”的情况?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性差异, 在经济发达的东部算经济困难到西部不发达地区可能就不算是经济困难了。[5]其次, 从图2-3可以看到, 2005年我国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的农村居民家庭的一般支付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 尤其是西部的一般支付能力仅是东部的一半。因此, 当一个西部的学生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就学, 他的负担可能会更大。所以, 有必要根据学生生源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学校所在地区的消费水平等情况, 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助学贷款政策。

通过图2-4, 可以清楚地看到无力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农村居民家庭的比重占到了60%以上, 因此对于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家庭, 特别是低收入户家庭, 实施不同的助学贷款政策, 可能会更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结合考虑地区差异和收入差距, 位于西部地区的低收入户的高等教育费用支付能力最低。所以,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除了考虑地区差异外, 需要同时考虑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

(三) 实行“弹性学期制”, 使得来自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能工读结合

从表2-5可以看到, 2005年低收入、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农村居民家庭支付高等教育学费和杂费的能力较低。因此, 除了利用国家助学贷款帮助他们解决高等教育费用支付难的问题, 还可采取“弹性学期制”, 即高校学生在有能力支付高等费用的前提下, 修读学期课程, 如果暂时无力支付, 学校可在一定的时期内保留其学籍, 等到他们有能力支付的时候再继续修读。这或许有助于我国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完成学业。

参考文献

徐德乾.中国农民子女大学费用承受能力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19.

刘弈, 张帆.我国居民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及学费政策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4, (2) :14-20.

袁连生.我国居民高等教育支付能力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1, (3) :162-169.

王序坤.教育成本的分担原则及其选择[J].教育发展研究, 1999, (5) :57-60.

家庭医生支付制度 篇6

1.1 测量住房可支付能力的基本指标

测量住房可支付能力, 最为熟知和最为广泛实用的指标是住房支付能力指数 (HAI,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 和房价收入比 (PIR, 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 。

计算公式为:

房价收入比= (住宅面积*住宅的平均价格) /家庭年可支配收入

1.2 西安市城镇家庭房价收入比影响因素及其指标计算

依据国内惯例, 本文采用房价收入比指标作为判断西安市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支付能力指标。计算房价收入比主要考虑三个因素: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居民住宅平均价格和居民住房面积。

(1) 西安2004-2008年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

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住房支付能力高低重要因素。2004年-2008年西安市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见表1。

表1中的数据反映的是西安市2004年到2008年城镇居民平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其数值的高低代表的是西安市近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行业、职业等因素的差异, 不同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总体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差异。所以, 仅仅采用平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能全面具体地反映西安市城镇居民实际的收入水平的。本文根据西安市城镇居民收入具体情况将西安市城镇家庭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等七组, 分别收集不同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 作为计算西安市城镇居民不同住房支付能力的依据。据《西安市统计年鉴 (2004-2008) 》显示, 不同年份不同水平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如表2:

从以上数据可以发现西安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差距, 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是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倍以上, 但从2005年开始逐渐呈下降趋势, 2005年为6.8倍, 2006年为6.4倍, 2007年为5.8倍, 2008年为5.3倍。

(2) 西安市2004-2008年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状况。

商品房销售价格是决定居民住房支付能力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根据西安市房地产信息网, 2004年—2008年西安市商品房销售价格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 近5年西安市商品房销售价格逐年提高, 相邻年份上涨幅度为:12.20%、14.41%、29.45%、7.29%。2007年商品房价格上涨幅度最高, 2008年商品房价格上涨幅度最低。

(3) 西安市城镇居民2004—2008年人均住宅面积状况。

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总队调查资料显示, 2004年西安市城镇家庭人均住宅建筑面积12.9平方米;2005年西安市城镇家庭人均住宅建筑面积13.9平方米;2006年西安市城镇家庭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3.2平方米;2007年西安市城镇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3.6平方米;2008年西安市城镇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8.5平方米。

(4) 西安市城镇居民2004—2008年房价收入比计算。如表4:

依据表2数据、2004年-2008年西安市城镇居民平均住房面积以及房屋销售价格计算西安市7类不同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值, 具体计算见表5。

2 西安市城镇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特征分析

2.1 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呈上升趋势

表4中的数字反映出西安市从2004年到2008年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的平均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以2004年为1, 每年的上涨比率分别为6.93%、68.91%、13.65%、7.96%。

表5中的数字反映西安市2004—2008年城镇七组不同收入户的房价收入变化情况。以2004年数字为1, 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9.88%、72.48%、6.81%和4.98%;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9.79%、65.18%、11.05%和5.32%;中等偏下收入户房价收入户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12.22%、64.82%、11.81%和6.1%;中等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11.31%、64.9%、12.18%和6.49%;中等偏上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5.73%、70.48%、13.43%和7.79%;高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3.29%、75.3%、13.86%和8.98%;最高收入户房价收入比每年上涨比率分别为3.23%、78.13%、20%和14.62%。

2.2 西安市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住房支付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1) 最低收入家庭的房价收入比较低。2008年西安市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21.08, 而2008年全国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23.08, 西安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49%。

(2) 最高收入家庭的房价收入比高。2008年西安市最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3.92, 而全国最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2.52, 西安市最高收入户房价收入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5.56%。

(3) 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差距相对较小。2008年西安市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21.08, 最高收入户的房价收入比为3.92, 最低收入户房价收入比与最高收入房价收入比差距为17.76, 而2008年全国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房价收入比差距为20.56, 西安市的差距数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 中等收入以下家庭的房价收入比上涨趋势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 而高收入以上家庭的房价收入比上涨趋势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一变化趋势符合中国房价收入比的总体走势。

参考文献

[1]郝前进, 周仁.住房可支付能力的多维评判标准[J].中国房地产, 2008, (9) .

转移支付制度研究 篇7

一、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财政制度,主要指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进行无偿的财政资金转移。作为协调各级政府及部门间财政分配关系的手段 ,主要是从制度上控制并最终消除地方和部门的利益矛盾,妥善解决各级政府间的竞争,从而使各级政府有足够财政能力为本区内民众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呈现以下状况:

(一)均衡地区财力水平,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

我们考察各地政府的财力差距主要是分析各地居民收入与支出情况及预算收支情况,当不考虑转移支付因素时,可得出结论:政府间的财力差距是扩大的,尤其凸显在居民平均财政收入方面。而在考虑到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实施后,以居民收入的系数来反映各地区居民的财力变化则表现为下降势头,并且这种下降的范围也愈来愈大。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有助于促进地区间财力水平的公平化,在减小财力差异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忽略仍然存在的不公平局面。通过对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转移支付的计算数据在实施转移支付制度后呈明显的下滑趋势,因此对各地区财政均等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缩小区域(东、中、西部)间财力差距,但效果不明显

通过分析改革前后数据指标(财政能力系数、基尼系数等指标),可发现,虽然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对地区间差异具有均等化的作用,但是效力微弱,不足以彻底消除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制定了区域化发展政策,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取带有偏向的转移支付政策,减小了三大经济区域间的财力差距,帮助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但是缩小差距的效果不显著,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仍不能明显降低中部、西部地区内省市之间财力水平的差异,尤其是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垫底位置的西部地区,是中央转移支付的关键点和切入点。但是,因为在政策上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存在不能科学有效发放的现状,致使西部地区及辖区内省市间的财力水平差距日渐加大。所以健全和完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使地区间公共财政能力均等化和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措施。

(三)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小,很难修正地区间财力差距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1996年我国又开始实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但是该办法无法起到使地方财力均等化的作用,地方财力间的差距仍存在,且越来越大。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行使政府经济职能时仍在接受着原有体制因素的影响,原有体制对地方财力影响较大。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的财政转移支付数据,可以发现,我国的转移支付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公平性,无法体现均等化这一转移支付目标。我国现阶段均等化转移增长很快,但由于增长幅度小,支付力度小且受众颇广使得均等化效果不甚明显,很难修正地区间差距。我国现行的税收返还方式——中央两税按基数返还地方的方式 ,会使绝大多数转移支付的财力失去均等化的效力。这种税收返还制度,会导致一些贫富有差距的省份之间的支配财政的政府职能与能力日益的增大,使得富省愈来愈富,贫省愈来愈贫。

(四)不同阶段转移支付制度具有不同效果

通过分析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数据(1953-1998年间),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经济环境和财政制度下,重点研究不同区域内各地区的财政资金的运行状况和状况因素的影响,我们可得出结论:在我国三大经济区及三大经济区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普遍存在很大差异,政府间广泛采取的“抽肥补瘦”式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方式只能在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中实施。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地方财政分权只会局限在地方公共产品供应的范围内。如果中央过度分权只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市场与发展市场经济。

(五)转移支付实施后纵向政府间财力平衡的效果显著,但横向政府间财力平衡的效果不明显

在实现纵向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平衡问题上转移支付制度是一个重要手段,尤其是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之后实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却无法有效地控制地区间主要是指横向政府间公共财政能力落差的不断扩大。我国现行的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虽然有一定成就,并且这种转移支付在一定效力上能为区域间财政能力的平衡带来好处,但总体看来,从制定到行使,仍收效甚微,没能很好地控制好差距的加大。

二、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将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作为改革目标

制定改革目标是完成改革的首要任务,因此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首先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改革中,将目标定位于确保全国各地都能提供最低标准的公共服务,并且公共服务不能因地区财力的不同而出现差距。完成这项目标的重点在于把经济欠发达地区作为重点,政府加大在能源、交通、通讯、环境保护等基础产业以及教育科技、医疗保健、就业培训等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领域的投入。

(二)改变转移支付形式,合并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