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价值论文（共8篇）
盈余价值论文 篇1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 会计信息已经成为企业外部投资者判断企业财务状况的重要信息。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已经证明, 会计盈余作为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内经营成果的指标之一, 具有较高的信息含量。本文将以前人研究的成果为基础, 以非正常应计利润 (DA) 作为盈余质量的替代指标, 分析盈余质量对证券市场中会计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
1. 文献回顾。
在国外相关文献中, Ball和Brown (1968) 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261家上市公司从1946~1965年会计盈余信息披露前12个月到披露后6个月的股价进行经验研究, 发现会计盈余变动的符号与股票非正常报酬率的符号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这是自有资本市场以来, 第一个发现会计盈余具有信息含量的系统性研究。Beaver、Clarke和Wright (1979) 等也通过研究证明了会计盈余信息的披露的确向市场传递了有用的信息。Easton和Harris (1991) 在分析了基于账面价值的计价模型和基于市场价值的计价模型之后, 分别比较研究了盈余水平和盈余变化对这些样本股票报酬的解释能力, 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了股票报酬与盈余变化之间的相关关系, 发现股票报酬与盈余变化存在更强的相关关系。随后, 研究人员又转向于研究市场对会计盈余信息的不同反应, 即盈余反应系数 (ERC) 的研究。Kormendi和Lipe (1987) 提供的证据表明, 非期望的当期盈利变动的持续性越强, ERC值越高。Lev (1993) 根据财务分析人员评估盈余质量的12条基本原则, 给每个样本公司的原则分别赋值1分或0分, 以其分数总和来衡量盈余质量, 并将样本公司分为五组, 最后运用回归分析法给每个样本组估计一个平均ERC值, 发现盈余质量越高的样本组, 其ERC值也越高。
在国内相关文献中, 最早运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对会计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的是赵宇龙 (1998) 。他对沪市123家上市公司1994~1996年共369个会计盈余披露日前后各8周的股票非正常报酬率的符号与当年未预期会计盈余变动的符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会计盈余信息的披露伴随着股票非正常报酬率同方向、同性质的变动, 这说明会计盈余信息及其披露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交易行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陈晓、陈小悦和刘钊 (1999) 以沪深两市261家上市公司1994~1997年年报的764个公告数据, 在交易量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回归分析法检验了盈余信息的有用性。柳木华 (2003) 仿用Lev (1993) 的研究方法, 利用沪深股市1995~1999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相关数据对盈余质量计量与市场反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市场反应与基于财务报告的盈余质量计量正相关, 即盈余质量高的样本组的ERC值比盈余质量低的样本组的ERC值大。
2. 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研究盈余质量对会计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价值相关性研究经常采用的是Easton和Harris (1991) 提出的收益模型。市场反应是投资者的群体行为, 是市场上所有投资者反应的集合, 具体表现为股价波动。由于盈余质量的不同, 同样盈余水平或相同的未预期盈余的股票的价格波动不尽一致, 市场表现为对某种股票或某类股票的ERC值的不同。盈余质量高的公司的ERC值应该比盈余质量低的公司的ERC值大, 投资者要更依赖于会计盈余。由此, 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盈余质量与会计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正相关, 盈余质量好的公司价值相关性比盈余质量差的公司价值相关性强。
二、研究设计
1. 盈余质量的计量。
盈余质量能够反映盈余的确认是否同时伴随相应的现金流入。储一昀和王安武 (2000) 提出, 只有伴随现金流入的盈利才具有较高质量, 具体表现为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利指标数值与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计算的有关盈利指标数值的差异程度, 一般而言, 这一差异越小, 盈利质量就越高。
Jones (1991) 验证了应计项目回归残差可以用来反映盈余管理的程度, 盈余管理程度又被认为与盈余质量呈反向相关。Jones模型以盈余质量为出发点, 经过盈余管理环节, 最终又回到盈余质量, 该模型后来被大量用于盈余管理的识别和评价, 其从会计报表视角关注盈余质量的研究思路也被后人以不同的方式传承下来。Sloan (1996) 认为会计盈余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即提供可靠且相关的现金流量信息部分和应计项目部分, 所以应计项目水平可以作为盈余质量的表征变量。此外, 他还发现会计盈余的应计和现金流量部分都没有很好地和未来股票价格相关, 并怀疑这可能是由于公司盈余管理导致了盈余质量不高所致。Haw (1998) 对中国证券市场进行的经验研究也表明, 上市公司主要是通过操纵“线下项目”, 即对投资收益和营业外收支等非经常性利润项目进行盈余管理, 以达到证监会的配股条件。
王周伟和邬展霞 (2006) 认为可以用回归方程的残差来衡量盈余质量。在回归模型中, 应计质量事实上是作为应计制下的盈余与真实的“会计基础”盈余之间的误差项来加以反映的。所以, 应计质量是与真实性相关的, 可以成为盈余可靠性的计量指标。
根据前文所述盈余质量的定义与分析和Haw (1998) 的研究可知, 通过考察盈余管理的程度可以直观地衡量会计盈余的质量, 本文将以DA作为评价盈余质量的指标来研究盈余质量差异对会计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夏立军 (2003)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了解析, 并对多个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及其调整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使用效果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 使用横截面样本数据并分行业估计的Jones模型经过一定调整后能够较好地揭示盈余管理的程度。因此, 本文将使用调整后的Jones模型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 模型如下:
其中:DAi为经过上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公司i的当期非正常应计利润, 代表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TAi为公司i的包含线下项目的总应计利润, 即TA=NI (净利润) -CFO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Ai为公司i上期期末总资产。
NDAi为经过上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公司i的正常应计利润, 根据方程 (2) 计算得出:
NDAi=α1 (1/Ai) +α2 (荭REVi/Ai) +α3 (PPEi/Ai) (2)
其中:荭REVi为公司i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和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PPEi为公司i当期期末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原值。
从理论上讲, 在计算正常应计利润时, 使用行业数据估计出的行业特征参数要比使用样本数据估计出的总体特征参数的效果好。因为行业内公司之间具有更多的同质性, 所以假定“同一行业不同公司具有类似的主导变量与应计利润之间的关系”比假定“所有不同行业的样本公司具有类似的主导变量与应计利润之间的关系”更为合理。
夏立军 (2003) 认为分行业估计正常应计利润的效果较好。因此, 为了保证足够的样本量, 同时能够体现分行业估计特征, 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行业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α1、α2、α3是行业特征参数, 这些行业特征参数的估计值可根据方程 (3) 运用经过不同行业分组的数据进行回归取得:
其中:a1、a2、a3为α1、α2、α3的OLS估计值;GAi为公司i的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 即GA=EBXI (经营利润) -CFO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εi为剩余项, 代表各公司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中的非正常应计利润, 其他变量含义同前。
国外主流的盈余质量评估都是基于时间序列的。即对于面板数据, 盈余质量的评估值为公司应计利润分离估计残差的标准差, 其移动计算的时间窗一般为10年。这个标准差越大 (或越小) , 盈余质量评估值越大 (或越小) , 则盈余质量越差 (或越好) 。由于我国股市寿命还较短, 只适合采取横截面样本数据估计盈余质量指标 (王周伟、邬展霞, 2006) 。对于横截面样本数据, 本文盈余质量指标评估值采用DAi的绝对值取中位数的方式计算, 如果某一公司DAi绝对值在中位数之下, 则认为该公司的盈余质量好;如果某一公司DAi绝对值在中位数之上, 则认为该公司的盈余质量差。
2. 具体模型的设计。
资本市场环境下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范畴之一是研究财务指标与公司价值之间的相关性。Holthausen和Watts (2001) 把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分为相对关联研究、增量关联研究和边际信息含量研究 (基于事件研究) 。有些学者也把相对关联研究与增量关联研究称之为相对信息含量研究与增量信息含量研究。
Easton和Harris (1991) 提出的收益模型是目前比较受研究者青睐的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模型。收益模型可以说明公司股东在一段时间内的原始报酬率与该时间段内公司的收益水平以及收益变动均相关。一般来说, 使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都可能得到合适的结果, 但相较而言, 收益模型能更好地克服规模和异方差的影响, 因此本文以收益模型为基本分析模型:
为了衡量盈余质量指标的变动, 本文设立虚拟变量D, 当盈余质量好时取1, 反之取0。模型变化为:
以上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3. 样本选择和数据描述。
本文选取了2007年沪深两市1 661家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 所有数据均来自色诺芬 (CCER) 数据库, 选取样本遵循如下原则:①2006年和2007年财务数据、2006年5月到2007年4月市场收益数据完整的上市公司;②剔除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③剔除审计意见为“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的公司;④模型所需财务数据和市场数据都有的上市公司。经过①、②、③步筛选出1 207家样本公司的数据用于计算盈余质量。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样本公司进行分类, 初步样本公司在各行业的分布如表2所示:
注:因C2行业仅有2家公司, 本文将其合并到C9行业中。
计算盈余质量后再经步骤④最终获得1 186个样本, 样本各变量统计数据如表3所示: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基本数据处理使用了Excel软件, 变量回归分析使用了SPSS统计软件。
从表3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盈余水平的平均值为0.010 429, 但收益变化平均值却为-0.000 066。非正常应计利润绝对值的最小值为0, 最大值为0.651 82, 正向盈余管理公司组的DA标准差为0.079 03, 比负向盈余管理公司组的DA标准差 (0.091 29) 小。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解释
根据方程 (3) 计算行业特征参数α1、α2、α3, 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将表3中的数据代入方程 (1) 、 (2) 计算出非正常应计利润, 分情况计算盈余质量:对全样本的非正常应计利润取绝对值, 然后以中位数为标准划分出盈余质量好与盈余质量差的公司, 分别赋予D值1或0。分组后对样本进行基本收益模型分析和加入盈余质量虚拟变量后的收益模型分析, 结果如表5所示。β1和β2表示的是盈余质量差的公司的盈余水平和盈余变化变量的回归系数;β1+β3和β2+β4表示的是盈余质量好的公司盈余水平和盈余变化变量的回归系数;β3+β4表示的是盈余质量好的公司与盈余质量差的公司整体上盈余反应系数的差别。
注:括号内为t值,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β1+β3、β2+β4的检验为局部F检验, 经过换算可用t检验表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好。对照Ball和Brown (1968) 、陈晓 (1999) 等的国际国内比较研究结果, 就本文的样本来看,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比较高。
从模型4我们可以看出, 模型中的β1、β2都显著, 这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会计盈余水平和盈余变化具有很显著的价值相关性。盈余水平变量的系数为正, 说明盈余水平跟投资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盈余变化变量的系数为负, 说明盈余变化跟投资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
从模型5我们可以看出, β3+β4为0.858, 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盈余质量好的公司ERC值比盈余质量差的公司ERC值大, 投资者更依赖于盈余质量好的公司的会计盈余信息, 这说明本文假设得到了支持。β2和β2+β4并不显著, 而β1和β1+β3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且β1+β3为2.727, 大于β1 (1.768) , 这说明盈余水平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要强于盈余变化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 且盈余质量好的公司盈余水平的解释能力要高于盈余质量差的公司盈余水平的解释能力。
如果公司对会计报表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 说明公司对当前盈余水平在市场上的信心不足, 或带有其他调高会计盈余的目的;如果公司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 说明公司由于各方面原因要将会计盈余调低, 所以本文将样本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公司组和负向盈余管理公司组, 以更深入地探讨盈余质量和会计盈余信息之间的关系。
本文按照非正常应计利润的正负将样本公司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公司组和负向盈余管理公司组。样本中有576家盈余质量好的公司, 610家盈余质量差的公司。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公司有577家, 其中有290家盈余质量好的公司;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公司有609家, 其中有308家盈余质量好的公司,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分组样本来看, 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公司的R2比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公司的R2要高出5.4%~7.1%。但两组样本β3+β4都不显著, 说明从整体上来看无法解释本文假设是否成立。β2和β2+β4都不显著, 说明无论是对正向盈余管理的公司还是对负向盈余管理的公司来说, 盈余质量的好与差对盈余变化的ERC值没有显著影响。两组样本的β1和β1+β3都显著为正, 但正向盈余管理公司组中β1+β3 (2.962) 略大于β1 (2.922) , 而负向盈余管理公司组中β1+β3 (1.766) 小于β1 (3.077) , 说明在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公司中, 盈余质量好且较少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的盈余水平价值相关性要比盈余质量差且经常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盈余水平价值相关性高;在进行负向盈余管理的公司中, 盈余质量差且经常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的盈余水平价值相关性要比盈余质量好且较少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盈余水平价值相关性高。
四、结论
本文以非正常应计利润作为盈余质量的替代指标, 分析了盈余质量与会计盈余信息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会计盈余水平和盈余变化具有显著的价值相关性。盈余水平跟投资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 盈余变化跟投资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当把盈余质量作为交叉项代入收益模型时, 我们可以发现, 盈余质量好的公司比盈余质量差的公司盈余反应系数大, 投资者更依赖于盈余质量好的公司的会计盈余信息;盈余水平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要强于盈余变化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 且盈余质量好的公司盈余水平的解释能力要高于盈余质量差的公司盈余水平的解释能力。当样本分为正向和负向盈余管理的公司时, 结果却不显著, 这可能和我国复杂的股票市场现状有关。好的会计盈余质量能够帮助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这时, 投资者做投资决策时更依赖于会计盈余。但当市场有效性较低时, 投资者就不能利用会计盈余信息进行决策, 而是仍关注“消息”, 这势必降低公司提供高质量盈余信息的积极性, 如此恶性循环, 证券市场仍将是投机市场, 而不能称之为投资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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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价值论文 篇2
【关键词】 公允价值； 盈余管理； 房地产业； 新会计准则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房地产市价节节升高，俨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脉。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新会计准则并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试行。新准则大量引入公允价值，房地产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备受争议，公允价值能否成为房地产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偏好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文选取了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国外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且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大多数学者是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动因等方面的研究，少数则通过实证分析对具体盈余操纵进行研究。
Catherine（1989） 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Paul和James（1999） 提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Catherine （1999）深入研究企业经营者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之后，提出了不同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者为达到预定财务目标，会运用公允价值计量中大量的估计因素来操纵企业利润。William（2000） 认为，盈余管理是因为会计政策的选择而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表现，当经营者可在一系列的会计政策中自行选择时，他们会选择那些使自身利益或公司股票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着手盈余管理研究。顾兆峰（2000）提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选择会计政策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陆建桥（2002）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为了实现自身效应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作出的会计选择。任春艳（2004）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在不违反会计准则的前提下有目的地采取多种手段达到期望报告盈余的行为。王婷婷（2007） 认为公允价值的引入将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产生较大的影响，增加企业管理当局会计处理的自由度，而在未来随着公允价值的规范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黄亦农（2008） 通过考察公允价值在上市公司的使用情况发现，公允价值变动使得上市公司损益和资本公积出现巨幅波动，其可靠性被大大削弱。
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较为全面，但缺乏从具体行业角度进行实证分析。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使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无论其动因如何，归根结底都是出于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本文选择利润表中的相关项目作为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企业利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进行盈余管理
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直接反映企业资产在本会计期间与上一会计期间的变动差额。在房地产行业中，由于计量方式的选择，这一项目将会发生很大变动，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当期损益。
假设二：企业利用营业外收支进行盈余管理
利润表中的营业外收支项目虽然并不完全反映公允价值计量方式下的全部损益，但毋庸置疑的是公允价值变动对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而大部分的营业外收支的产生就是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来实现。例如：企业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都是通过该项目反映公允价值的变动，进而反映在企业利润当中。
假设三：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
与营业外收支项目类似，资产减值损失项目的大部分发生额是因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对资产是否减值影响较大，资产计提减值是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下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与账面金额相减得到的并计入当期损益，因此对企业盈余的影响也通过这个项目反映在利润表中。
（二）样本选取
本文以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并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工具进行实证分析。众所周知，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很可能产生利润波动现象，虽然利润波动并不一定是盈余管理行为引起的，但利润的连续大幅度波动存在盈余管理现象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本文从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中选取2008—2010年三年净利润连续波动大于50%的上市公司，并剔除一些数据缺失的公司，共筛选出48家房地产公司，认为这48家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现象。
（三）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本文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净利润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首先进行相关分析，即用一个指标去表明现象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性质和密切程度；然后进行回归分析，即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或另外多个变量依存关系进行研究。
因为构成企业净利润的主要因素是营业利润，同时营业利润也能反映企业规模的大小，因此可将营业利润项目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基于上述研究假设的分析，本文构建以下研究模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u
其中：Y：△净利润
X1：△营业利润
X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X3：△营业外收支
X4：△资产减值损失
（四）实证分析
1. 相关性分析
对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判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营业外收支、资产减值损失与净利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进一步确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现象。相关性分析见表1 Correlations （相关性）。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根据表1的相关性检验可以得出：净利润的变动与营业利润和资产减值损失显著相关，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营业外收支未通过检验，说明房地产公司会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调节利润进行盈余管理，且相关系数为负，说明房地产公司会通过计提资产减值调减利润，少提资产减值调增利润。因此本文接受假设三，即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盈余管理行为，说明房地产公司存在通过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2. 回归分析
在对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检验后，原构建回归模型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变动如下：
Y=β0+β1X1+β4X4+u
其中：Y：△净利润
X1：△营业利润
X4：△资产减值损失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确定两个自变量对净利润变动的具体影响。分析数据见表2 Model Summary（模型摘要）、表3 ANOVAb（方差分析）和表4 Coefficients（回归系数）。
根据表2、表3和表4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从表2可以得出：多重可决系数为0.845、修正可决系数为0.839，说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换句话说，营业利润和资产减值损失对净利润的联合影响程度很大。
从表3可以得出：F=123.063远大于临界值，通过了检验，说明该模型总体线性关系的显著性较强，因此，说明营业利润和资产减值损失整体对净利润的影响较大。
根据表4数据，求得回归系数，建立具体回归方程为：
Y=30 180 204.63+0.609X1-1.074X4
上述回归方程说明：在资产减值损失不变的情况下，营业利润每增加一个单位，净利润将增加0.609，说明营业利润的增加将有利于净利润的增加；在营业利润不变的情况下，资产减值损失每减少一个单位，净利润将增加1.074，说明资产减值损失的减小将有利于净利润的增加。此外，X1和X4的t绝对值14.476和5.920均大于临界值，通过了检验，说明营业利润和资产减值损失两个变量分别对净利润有显著影响。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以上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房地产公司偏好通过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减少利润，不提或少提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利润，进而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出于样本的选取，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营业外收支这两种方式在房地产公司中进行盈余管理行为并不明显。因此，对于房地产行业，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主要包括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和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等项目，对利润表的调减或调增也主要通过这几项资产减值的计提或不提。
（二）启示
1. 完善公允价值的应用环境
运用公允价值最大的前提是有一个公平、成熟的市场环境，只有市场信息透明化，买卖双方对于交易才能获得对等的市场消息，因此，要完善市场机制，大力倡导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杜绝垄断、合谋等不良行为，使公允价值的应用空间更广泛。
2. 建立公允价值的相应准则
在一个活跃、完善的市场环境下，能有一个具体、可操作性的应用准则才具有指导意义。目前我国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刚刚起步，很多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公允价值的应用也迫于与国际趋同的压力，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因此，制定一套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准则体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3. 提高公允价值的可操作性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公允价值的取得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需要有专业人士通过可靠的模型和基于现行市场的各项要素作出预测并进行价值评估。因此，要建立房地产行业的相关统计数据和强大的信息网络，培养相关的高素质人才，进一步提高公允价值的有效操作。
4.发展诚信高、威望高的评估中介
在新会计准则下，房地产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房地产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两者之差计入当期损益。因此，房地产公司当期净利润会随着公允价值的变化而产生波动，进而对净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年年持续增高，未来不确定利润还在增长，升值空间还很大，因此房地产公司的巨额利润在账面上得以充分体现，也大幅提高了企业的盈余。在这种情况下，以评估价值代表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相关性直接取决于评估中介机构的诚信，因此，要建立诚信高、威望高的评估中介，让房地产行业市场价格更加公平、合理。
盈余管理与公允价值本身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公允价值只是作为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在不完善的会计政策和市场经济环境中，公允价值能够为管理者进行盈余操纵提供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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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 篇3
众所周知, 计量始终是会计的核心。我国《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九章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会计报表及其附注 (又称财务报表) 时, 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计量属性进行计量, 确定其金额。足以可见, 在我国当前会计改革、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进程中对会计计量的重视。作为会计计量属性之一的公允价值的运用, 则正是对计量对象的特性或外在表现形式予以数量化价值反映。无可质疑只有在客观市场决定的公允价值并且可以可靠获得并确认时,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提供的价值指标才更具有可靠性和相关性。
公允价值是指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双方自愿进行的资产交换和债务清偿的金额 (基本准则第四十二条) 。从其界定中可看出公允价值应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基础是公平交易。即对资产的交换或者负债的清偿是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条件是熟悉情况。体现信息公开, 交易双方对于交易对象所了解的信息是对称或明晰的;交易或者事项的发生是双方自愿, 该项计量属性与交易或事项才能关联。若没有证据表明所进行的交易是不公正的或者非出于自愿的, 市场交易价格即为资产或者负债的公允价值。同时, 我国准则规定了其计量时的运用限定:一是表现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时的取向与可靠性限定, 充分考虑了应用的三个级次, 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二是表现在运用范围上的限定, 在适度、谨慎的前提下明确规定了在我国准则体系中各项具体准则的运用范围。可见, 考虑到我国尚属新兴和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 我国准则对公允价值运用加以限制, 是为了防止有可能出现公允价值计量不可靠, 甚至借机人为操纵利润的现象产生。一般说来, 公允价值与其他计量属性也是历史成本可能是过去环境下某项资产或者负债的公允价值, 而在当前环境下的某项资产或者负债的公允价值也许就是未来某项资产或者负债的历史成本。所以公允价值可能是重置成本, 也可能是可变现净值和以公允价值为目的的现值。公允价值既可以是基于事实性交易也可以是基于假设性交易的虚拟价格。
盈余管理, 美国学者Willia.K.Scott曾提出盈余管理是一种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盈余管理是因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表现。Kathehne.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 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总之, 不同学者尽管对盈余管理表述不同, 但是不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 即其行为主体都是管理层;都是管理层刻意地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或交易安排, 就是一种故意性行为;目的性很强, 即管理者都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基本前提——理性经济人, 在市场中都是寻求利益最大化。
通过上述对公允价值和盈余管理本质的解析, 不难看出其摩擦点是, 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之一, 可以根据情况被选择作为会计政策的同时也符合管理层盈余管理的要求, 即被管理者作为主要的计量手段对企业日常活动进行计量, 即以公允价值计量这一种手段, 作用于盈余管理之中。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二者相辅相成。我国已发布的38个具体会计准则中有17个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在计量过程中公允价值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 增强了企业盈余管理的弹性, 公允价值的估值技术由于受到较多人为因素的影响, 为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条件。
虽然历史成本计量手段曾是我国的长期会计实务中运用的主要计量选择, 但是,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会计信息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经济越发展, 会计越重要;市场经济越发展, 公允价值会计越重要。
二、资产管理中的盈余管理
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为投资者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 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损益与企业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损益有所不同, 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管理者对资产进行盈余管理。在2006中国会计准则体系颁布和实施后, 适度、谨慎地引入了以公允价值计量, 其运用范围主要表现在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其次, 固定资产的盈余管理引用了公允价值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对此, 笔者仅就涉及金融资产 (22号准则——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和固定资产 (4号准则——固定资产) 为例, 阐述相关认知。
1. 公允价值在金融资产中的应用
金融资产按照权利性质分类可以分为股票、债券和其他三大类, 前两者是证券市场最基本和最主要的, 那么就以最广泛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来呈现在何种情况下公允价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1)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之一, 是以交易为目的而持有以备出售, 并从主观目的上能够赚取价差, 获取投资收益的金融资产, 我国准则规定采用公允价值对其计量。既然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取得到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过程中, 分析哪些原因能对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取得时是以成本入账即也就是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量。在日后的资产负债表日持有时, 同样是以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 由于公允价值产生的差额, 作为当期损益借记或者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同时调整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账面价值。正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在持有期间的资产负债表日不同时点的变动, 所以会计期末的公允价值既反映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现时可变现价值, 同时将其变动产生的未真正实现的损益计入当期损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在利润表中反映。在日后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时, 一方面确认处置损益, 另一方面要将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由于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累积净损益结转至投资收益, 虽然在结转时的累积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金额并不影响处置当期利润表的结果, 因为涉及借贷方的科目均为损益类科目。另外企业仅是将处置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处置收入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在当期利润表体现, 而这一处置损益金额并不是企业持有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真正的累积损益体现。要切实反映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累积净损益, 则是从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取得直至处置而形成的盈余管理的资本。对此如何进行盈余管理, 从实质上分析, 交易性金融资产中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只是为其提供一个手段, 在每期最后提供当时的公允价值的信息给管理者, 这样方便管理者判断是否应该继续持有或者选择出售。当然, 最终管理层选择持有或者出售则是管理者对该项资产作出盈余管理的选择方案体现。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同之处, 会计准则也要求在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反映。日后在对其处置时, 也应将持有期间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累积净损益结转至处置当期的投资收益体现在利润表中。但所不同的是, 该项金融资产在存续期间的不同资产负债表日所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作为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 在“资本公积——其他资产公积”列项反映。但需注意, 虽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交易性金融资产均是在处置当期将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累积净损益结转至投资收益, 但对当期利润表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并不影响当期损益 (对其计提资产减值除外, 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不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 而是在处置时结转, 其真正的持有期间的累积净损益则会在处置当期反映 (表现为处置收入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与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累积变动未实现净损益结转至投资收益之和) 。正是因为如此, 管理者对资产的盈余管理就在这里体现。当未出售持有时所有的公允价值变动都相当于在企业的资本中即也就是只能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 然而当出售时所有者权益就减少, 利润表最终的利润就会增加, 对于管理者来说, 最终何时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就是对盈余管理的先知条件, 从而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2. 公允价值在固定资产中的应用
对于企业持有的固定资产, 其公允价值可以理解为企业在固定资产取得时或销售时交易双方以公允价值界定及同时满足的条件而确认的交易价格。作为该项交易或事项的固定资产持有方, 对其盈余管理则表现为持有期间对固定资产的资本性支出价值转移方式的运用。依据固定资产准则的规定, 期末资产负债表日应以其账面价值反映于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则是固定资产原始价值减去累计折旧, 再减去累计减值损失从而形成的价值体现。但由于折旧方法的选择涉及了众多的会计估计因素的确定, 且企业选择折旧方法时 (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 又会受到诸多影响因素或条件的制约。而后在该项固定资产终止确认时 (出售或者报废) , 注销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均是以选择采用的上述方法计算得出的, 并非是该项资产的公允价值, 但处置取得的收入却又可理解为是处置时点该项资产的公允价值都是固定资产公允价值。于是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假设不考虑所涉及的相关税金) 直接反映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但需看到, 对于卖出方企业, 选择何种计提折旧的方法会对本企业处置当期产生的损益影响是有差别的。由于最后的售价会表现为处置当期时的公允价值, 但它并不直接反映在当期的利润表中, 仅是体现了固定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包括处置费用) 。但从盈余管理的角度, 由于在持有期间计提累计折旧和计提累计资产减值已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中扣除, 所以, 对于利润表最终结果的影响程度则是相同的。如果不考虑固定资产减值因素对利润表的影响, 看一个企业的经营效率以及是否有潜力,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营业利润而不是利润总额。因为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方法的不同选择而产生对企业各期营业利润的影响即是不同盈余管理方法具体运用策略的体现, 以至产生每期计提的折旧额也不同。另外又因为折旧额是被每期逐步分摊到相应地当期损益中去的, 所以计提的折旧额也就会对当期营业利润产生直接影响及对利润总额产生累计计算的间接影响。然而最终出售或者报废时取得的收入 (公允价值) 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则是以营业外收入或者营业外支出反映, 并不影响处置当期的营业利润, 仅是影响企业处置当期的利润总额。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解析可见, 由于我国现在的企业采取的是经营者和所有者的两权分离, 加之从盈余管理的目的出发, 所以企业在相同的利润总额下, 经营者可能更希望是营业利润小, 这样经营者以公允价值反映的现金流才会有更多的持有。既然最终体现的都是公允价值, 即使内涵不同, 且在经营者不需要向所有者细细解释企业净利润构成细目的结构时, 经营者最终会选择在能使所有者适当满足前提下的更有利于达到经营者盈余管理目的管理方案或举措。
三、小结
综上所述, 盈余管理体现了企业管理者所特有的目的性和刻意选择一些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所进行的相关调整。适度的盈余管理对于公司以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有利的, 借助盈余管理细微调节利润, 这样也能促进资本市场有益地发展下去, 同时合理的盈余管理也能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但一定要注意的是, 合理适度的把握是其关键所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及其合理运用则正是证明了其重要性与可发展性。但是我们不可否认, 公允价值计量只是一种会计计量的手段, 而其他计量模式 (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值、可变现净值) 也同时存在并运用于其特定的条件。各种计量属性都有其运用的局限性。企业一般运用历史成本, 若运用其他计量属性时必须保证能够取得并且可靠, 才能确保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只有符合会计信息质量各项要求的会计信息, 才能真正利于企业及会计信息使用者并为其所用, 从而达到正确的盈余管理的目的, 满足决策所需而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步入正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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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应用下的盈余管理 篇4
关键词：公允价值,盈余管理,新会计准则
一、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
(一)公允价值
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定义是:“在当前的非强迫或非清算的交易中,双方自愿进行资产(或负债)的买卖(或发生与清偿)的金额。”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定义与后者基本相同:“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
上述三个定义并无本质差别,公允价值实际上是在市场经济中可以观察到的、由市场价格机制所决定的市场价格,此价格是市场交易各方承认和接受的。我国新会计准则相关指南规定:当存在可观察的市场价格时,即以此市场价格作为公允价值,或以此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公允价值;当不存在可观察的市场价格时,则应采用一定的计量技巧估计其市场价格,即利用折现法计算其现值或以此现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无论采用市场价格为基础还是以现值为基础,关键一点是不能脱离市场,离开了市场,公允价值将无法确定。
(二)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从更好地实现其经营目标出发,在会计法规和准则允许的范围内,以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为前提,通过会计估计的合理变更、会计方法的选择运用、交易事项的时点控制及关联交易的适度调节来修正财务报告,以达到平衡收益、稳定股价、合理避税、规避风险等目的,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一种行为。
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对于衡量公司经营状况,评价公司价值、利润分配、纳税等方面来说,盈余是最为重要的指标。因此,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都比较重视企业的盈余。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和对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存在,企业管理当局客观上存在调节企业盈余的动机。企业对盈余的调节手段,从法律法规角度可以区分为合法手段的调节和非法手段的调节两类。合法的调节,表明企业财务管理技术的高超,而非法的调节则是企业管理当局的一种欺诈行为,是国家法律和法规所不允许的,属于“利润操纵”行为。合法手段的调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的常见手段有:利用关联方交易、会计政策可选择空间、非经常性损益、资产重组、改变应计项目的确认时间和确认金额、虚拟资产、合并报表等进行盈余管理。新会计准则全面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方面均采用公允价值,增强了企业的盈余弹性,给予公司更大的自主权。由于实际情况是复杂多变的,特别是我国的证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还不成熟,大多数资产公允价值的估计信息难以获得,公允价值的应用也为企业盈余管理创造了空间。
二、公允价值应用下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
(一)利用投资性房地产的盈余管理手段
新准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允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该准则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下: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应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反之,其差额则计入所有者权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规定:“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估计。”表明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为市价法,但是准则中并未给出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具体标准。由于房地产业的行业特点,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用途、甚至是相同用途但是不同楼层的房地产,其交易价格也相差甚远。如果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自用房地产或存货与投资性房地产之间的转换,为企业的盈余管理制造了一定的空间。
(二)利用债务重组的盈余管理手段
新准则规定: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债权人应当对受让的非现金资产按其公允价值入账,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受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债权人已对债权计提减值准备的,应当先将该差额冲减减值准备,减值准备不足以冲减的部分,计入当期损益。
在债务人用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时,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越高,债权人的损失也就越小;从债务人的角度看,用于清偿债务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并不影响损益,在债务人用存货等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时,公允价值越高,其营业利润就越大,企业的营运能力也就越好。在债务重组这一债权人与债务人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利益—提高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以减少债权人的损失、美化债务人的营运能力。这就为利用债务重组调整损益提供了主观需要。从客观上看,用于清偿债务的非货币资产公允价值的不确定性较大。无论是用现金流量折现法还是用市价法,都存在大量的人为估计。债务重组双方完全有能力通过调整各个估计参数来改变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这就为利用债务重组调整损益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三)利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盈余管理手段
新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相反,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对于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依赖于以下条件之一的判断: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这两个条件均需依靠估计,这也为企业的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针对“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这个条件,也有盈余管理的机会,比如在以相关证券交换证券的交易中,公允价值的确定依赖于公开的市场时,相关证券的价格很可能受企业有选择性发布的信息的影响,从而导致公允价值不公允。
(四)利用关联交易的盈余管理手段
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允价值计量中大量估计因素的使用,加大了企业利用关联关系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许多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交易采取了协议定价的原则,定价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上市公司的需要,使利润在母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转移。尽管在新准则中,对公允价值在关联交易中的应用提出了一些限制性条款,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但在目前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资本市场上,很难保证公司不会利用关联交易低价获取优质资产,利用公允价值调整企业损益。
(五)盈余管理的其他手段
除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金融工具之外公允价值还广泛应用资产减值、生物资产等准则之中,有可能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手段之一。对于生物资产而言,其盈余管理的手段与投资性房地产较为相似,但是其对财务报告的影响程度远不及投资性房地产;对于资产减值而言,准则规定,资产减值一旦确认不得转回,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利润操纵的行为。
三、防范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措施
(一)强化信息披露
监管部门应当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立场出发,强化公司在公允价值计量下的信息披露。具体建议如下:一是要求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公司不仅在年报中披露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情况,而且以单独公告的方式披露比年报中更加详细的信息,同时让市场能够对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监督。二是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要求企业披露公允价值的取得方式以及对商业实质判断的依据等信息,以便投资者清楚地了解交易状况。三是在债务重组过程中,监管部门可以要求公司对自身盈利的形成过程做相关说明和披露,使股东了解公司的利润是怎么形成的,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二)强化对相关交易实质的审查
在大多数引入公允价值计量的准则中都规定了公允价值的使用条件,如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商业实质”要求、投资性房地产的“投资性”要求等。因此,应在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之前,对使用条件进行严格审查,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前遏制公允价值的滥用。例如,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对企业发生的大额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进行实质审查。审查主要集中在对交易商业实质的判断和对交易价格公允性的判断这两点上,同时加强了对企业经营管理及法人治理,特别是主管人员诚信度的认可程度的审查。
(三)加强公允价值计量内外部监控
加强评估机构的独立性,提高相关人员素质,能有效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空间。公允价值的确定离不开评估机构的评估技术和评估人员的职业判断,规范评估业务,提高评估质量,建立、健全公允价值计量决策体系。建立相互制约,协调一致的内部管理结构,保证公允价值计量的确认和变更都应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决议。
(四)提高财务信息使用者识别能力
投资者素质的提高和识别能力的增强是预防企业盈余管理的内在因素,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中小投资者往往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无法识别有价值的信息。机构投资者也可能出于自身利益,与上市公司直接合作操纵股票价格的变动,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些间接地助长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作为投资者个人应该注重提高自身素质,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避免投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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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与企业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篇5
一、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亦称公允市价、公允价格。熟悉市场情况的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和自愿的情况下所确定的价格, 或无关联的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一项资产可以被买卖或者一项负债可以被清偿的成交价格。在公允价值计量下, 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 熟悉市场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购买企业对合并业务的记录需要运用公允价值的信息。在实务中, 通常由资产评估机构对被并企业的净资产进行评估。从理论上说公允价值的来源应该是两种:市价和未来现金流量贴现。后者表面上看有普遍的适用范围, 但是实际上要求详细的现金流量预测、终值的预计和合理的风险调整后的折现率, 而这些数据的输入牵涉主观判断, 其微小的变化对于所推导的公允价值具有很高的敏感性。为了规避这些现实操作中的技术性风险, 根据公允价值信息的获取条件, 将其来源分为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价值评估模型和交易对手提供等三种, 而现时中常用的现金流量贴现法应该慎用。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具有众多的市场参与者, 并通过市场机制, 根据有效市场假设, 它能够忠实表达金融商品的公允价值。同时, 公开报价也具有容易观察获得、具有可验证性等特点, 所以, 如果存在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 就必须将它作为公允价值的基础。
二、公允价值与企业盈余管理关系研究
(一) 公允价值是企业盈余管理的工具。
任何非法或欺诈性行为均不会主动贴上“非法”的标签。相反, 还会竭力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盈余管理也不例外。企业管理当局对利润进行操纵的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破坏市场秩序.为法律法规所不容, 因而在客观上需要合法的外衣。公允价值的引入满足了盈余管理这一需求。引入公允价值是为追求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反对任意提供甚至操纵会计信息的行为。但由于实际情况是复杂多变的。特别是我国的证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还不成熟。大多数资产公允价值的估计信息难以获得。新准则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方面的确认和计量都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例如: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中。上市公司通过非同类资产置换达到“互利互惠”, 即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评估后。两家上市公司通过“约定”互换资产使置换资产升值。实现人为的“报表重组收益”.其原因不是公允价值计量.而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过程中资产评估信息人为估计。且缺乏相关信息资料和透明的监督机制, 使公允价值成了操作手段。再比如, 新准则中规定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改变了通常的收益观, 有的上市公司很可能会利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如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将会产生利得或损失, 这改变了以前会计实务中短期投资只确认减值不确认升值收益的情况;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核算, 不仅将增加企业的资产或负债。同时也将影响当期损益。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结果可增值也可减值, 可能使证券性交易投资较多的公司股本“账面富贵”并反映在当期业绩中。公允价值计量与核算比较复杂, 对于市场不成熟的资产, 可运用现值技术来估计公允价值, 但现阶段的未来现金流量及折现率的信息都很缺乏, 现值的主观估计成分很大, 需要管理层和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这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二) 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对金融工具计量的影响。
新《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中要求, 企业的金融工具中,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都需要以公允价值未计量属性进行计量。例如企业用自己闲置的资金从二级市场上购进的以备随时出售赚取差价的股票、债券、基金等等, 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都需要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再例如企业不作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 如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换和期权等。除此之外, 新会计准则中还规定, 对于那些基于风险管理的需要以及为了维护金融负债和金融资产在确认和计量方面的一致性, 企业可以直接指定某些金融资产、金融负债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对于这些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其报告的价值就是其某一时刻市场价值, 其变动直接计入当期的损益。从另一个角度说, 如果企业能够很好的分析市场, 把握市场的动态, 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就会增多, 相应的当期的利润也会增加;相反, 如果企业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不能很好的把握市场的动态, 那么相应的当期的利润也会因此减少。但是, 公允价值应用于金融工具也是有缺陷的, 金融工具可能因此成为企业操纵利润的工具, 因为按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是某一时点上的价值, 市场是不断变化的, 价值可能随时变动, 这就是企业利用的一点。
(三) 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对非货币性交换的影响。
新《企业会计准则》第七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第三条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一是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二是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的, 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也就是说, 非货币性交换可以增加或减少企业当期的利润。那么, 企业就可能在企业出现亏损或者是为了维护公司业绩或者配股的需要, 就是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用优良的资产换取劣质的资产, 从而改变企业当期的利润, 达到从操纵利润的目的。
(四) 公允价值在我国会计实践中广泛地运用。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已经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趋同, 然而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 75%的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运用了公允价值, 为促进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性趋同, 推动公允价值在我国会计实践中更广泛地运用。积极培育公允价值应用的市场条件。公允价值的运用有赖于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建立, 要素、资产的市场价格是最客观、最可靠、也是最简便的公允价值的来源, 积极培育和完善包括金融、证券以及评估等在内的各类市场体系, 着力提高市场交易的透明度, 提高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同时, 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财务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 为公允价值的广泛使用提供道德和技术的支撑。
(五) 内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内部治理结构是指股东通过事前监督而实施的对经理人员的直接约束, 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这四方之间的关系为:股东会作为所有者掌握着最终的控制权,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全权负责公司经营, 经理层受聘于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意志代理人统管企业日常经营业务;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为信任托管关系, 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最后, 董事会与经理层的行为都要受监事会监督。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 其主要责任在于负责选聘经理人, 授权其在许可的范围内对公司的经营管理, 并负责评价经理人的受托管理责任。但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却使得这种评价很难精确, 这在客观上就产生了对监事会的需要, 由其负责监督经理人行为并负责审计公司财务事项。考虑到经理人在会计信息生成过程中的自然控制权, 为美化自己的受托责任完成情况, 他必然有动力通过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使盈余数字变得有利于自己。这时, 盈余管理完全是作为经理人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而出现的。
(六) 加强会计准则的建设, 防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是事前的、直接的和普遍的,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是在不违反会计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的, 因此, 加强会计准则的建设可以从源头上防范盈余管理。2006年的新准则在扩大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范围、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以及从“利润表观”向“资产负债表观”转变等弥补了原准则的一些缺陷和漏洞, 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止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行为, 但在真正执行中还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 可通过研究使用不同的信息披露形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提出公布全面收益表以及改进现有的基本财务报表结构的设想, 缩小管理当局通过选择其实现的时间安排和金额分布进行盈余操纵的空间。其次, 被划分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损益仍然不通过收益表而直接进入所有者权益, 公司管理层可能通过利用金融工具的分类以及证券投资的确认时间进行利润操纵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则, 由于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难度大, 再加上管理者的主观因素影响, 扩大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面对当前公允价值增加了利润的波动性有可能误导报表使用者的质疑不断, 可以通过完善公允价值的规定, 改善公允价值准则的框架, 减少一些估值技术夸大的影响, 以体现在特殊情况下的资产价值。
摘要：盈余管理主要是指企业管理层在规划交易和编制财务报告时, 利用会计准则的不完善以及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 依照一定的职业判断对财务报告中有关盈余信息进行管理, 致使财务报告中的会计信息不能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行为。其目的是影响以企业会计信息为基础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 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在企业经营过程中, 企业盈余是最为重要的指标, 导致盈余管理从未间断。而公允价值计量由于本身的特点也成为盈余管理的工具, 但其与盈余管理没有必然联系, 可以采取有效对策限制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空间。
关键词：公允价值,盈余管理,新会计准则
参考文献
[1].陈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会计准则的关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07
上市公司盈余重述价值相关性 篇6
财务报告作为上市公司对外披露信息的主要载体, 是投资者获得公司信息的重要途径, 高效的会计信息质量是保证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关键。然而, 近年来中外资本市场上频频出现的财务重述Wu, 2008) [1]。不断增长的重述引起了监管层、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重述与股东财富的关系, 尤其是盈余重述Wilson, 2008) [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重述未必都是坏迹象, 它能提供关于公司未来前景的资本市场信息, 提供有关历史收益趋势的有用信息, 提高预测性及未来收益的直接效果, 同时提高下降的盈余价值相关性 (Kamran Ahmed和John Goodwin, 2007;Baruch Lev等, 2008) [3,4]。
从中国资本市场状况来看, 一方面, 盈余重述现象非常严重, 上市公司补充更正说明的事项一半以上与利润相关 (雷敏等, 2006) [5], 上市公司披露的重述中超过30%的补充更正公告涉及对盈余的调整 (魏志华等, 2009) [6];另一方面, 国内研究对财务重述的关注相对不足, 尽管监管层与学者们同样担忧中国盈余重述公司的财务报表质量, 但通过实证证据研究重述后盈余信息内容的文献非常有限, 现有关于财务信息有用性的研究集中于检验信息的创新性与改革, 如盈余意外或现金流的增长等, 较少研究涉及财务信息历史记录的盈余重述对用户决策的影响。
本文旨在研究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价值相关性, 以此来分析重述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弥补国内现有研究的缺憾。本文的贡献在于研究了盈余重述的信息内容, 分析了其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更深入地了解了重述的经济后果, 为监管部门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实证支持。
2 文献回顾
会计信息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决策有用性, 即能够对投资者的证券购买或持有的决策产生影响。在学术研究中, 又把决策有用性叫做价值相关性。价值相关性研究证券的市场价值与各种会计数据之间的经验联系, 依此来考察会计数据对证券估值的有用性。会计盈利具有价值相关性, 已被学者们不断证实。对于盈余重述的价值相关性, 研究者通过分析重述披露后盈余信息内容的变化研究重述信息的有用性。研究发现, 重述包含的信息常被用来重估未来现金流和公司的可信性, 上市公司发布财务重述公告后, 市场反应显著为负, 该反应取决于重述的内容和重述调整的幅度, 当重述源于收入确认、涉及造假、影响的账户较多、调减报告期收益或重述由外部监管层提出时, 市场赋予的惩罚最严重, 重述信息对披露日前后短期的市场反应有较强的解释力 (Aigbe Akhigbe等, 2005;Palmrose等, 2004;Susan Scholz, 2008) [7,8,9]。GAO (2002) 的研究报告显示, 发生财务重述的3个交易日内, 样本公司的股票价格平均下跌了约10%, 投资者信心受到重创, UBS/Gallup投资者乐观指数跌至历史最低点[10]。
通过研究重述报告前后的盈余反应系数, 学者们发现, 重述后的盈余信息与股价显著性降低, 说明投资者和交易者认为重述后公司报表盈余质量恶化, 可信性下降, 重述后投资者较少依赖公司发布的盈余信息, 财务分析师会重新评估目标公司的未来预期收益 (Kirsten L.Anderson等, 2002) [11]。由于重述降低了公司预期收益质量, 加重了信息不对称, 因此, 投资者会提高其必要收益率, 从而导致公司权益资金成本的上升 (Paul Hribar等, 2004) [12]。此外, 重述还具有行业内传染效应, 重述使得投资者重新评估非重述公司发布的财务报告信息, 对会计质量的担忧使得投资者降低了对整个行业的利润预期, 引起同行业非重述公司股价下跌 (Art Durnev等, 2009;Cristi A.Gleason等, 2008) [13,14]。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重述不一定对投资者是负面消息, 它能提供有关历史收益趋势的有用信息, 提供关于公司未来前景的资本市场信息, 能提高收益价值相关性, 有助于会计用户更好的决策 (Kamran等, 2007) [3]。运用发布盈余重述的样本, Baruch等 (2008) 探讨了历史财务信息对用户决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 对历史盈余的修正会显著影响投资者的决策 (该影响取决于重述的幅度及其对当前盈余的影响) , 消除或缩短盈余增长历史或正盈余历史的重述有显著的负面效果, 因此盈余重述对投资者来说是价值相关的[4]。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西方学者直接或间接证明了盈余重述具有价值相关性, 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丰。国内学者鲜有对重述后信息内容的深入研究, 仅有几篇文献分析了重述引起的股价反应。本文选择投资者最关注的盈余重述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重述信息的有用性及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期望能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实证证据。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我国财务重述制度是在财务报表差错信息更正的会计实践中逐步发展并确立的。重述制度始于 《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1999年1月1日实施) 的出台, 该准则首次提出了会计差错的概念, 并对其处理作了规定。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2007年1月1日实施) 正式提出“追溯重述”概念, 要求上市公司对出现的会计差错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编报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 财务重述制度正式建立。因此, 选择沪深两市1999～2009年11年间对年报盈余进行重述并发布公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Palmrose等, 2004) [8], 核心重述涉及收入、销售成本、管理成本、其他营运费用等, 非核心重述涉及一次交易, 如资产减值、重组、并购、营业外收支、所得税项目等, 多为非经常性损益。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 核心重述更易受到投资者的关注, 市场负反应更大, 因此更具价值相关性 (Susan Scholz, 2008;Wu, 2003;James N.Myers等, 2003) [9,15,16]。本文将是否核心重述作为划分子样本的一个依据。此外, 根据重述严重性的不同, 重述可分为违规 (irregularity) 重述和非违规重述, 违规重述往往涉及造假, 是管理层的一种盈余操纵行为, 违规重述的披露会引起公司市场价值的下降 (Edward P.Swanson等, 2008) [17]。考虑我国到我国资本市场的情况, 我们选择如下标准来判断违规重述:重述公告的内容中存在“舞弊”“虚构”“欺诈”等字眼;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等监管机构对公司进行专项检查, 认为公司存在不实信息披露行为, 对公司进行了处罚或认为会计处理不当, 要求公司修正会计差错;税务机关对公司由于信息披露错误导致的偷漏税情况实施了处罚。以上条件满足其一即认定为违规重述。本文将是否违规重述作为划分子样本的另一个依据。重述类别分布情况见表2, 按照这种划分, 我国上市公司核心盈余重述只占到了27.77%, 非核心重述约占72.23%, 这与Min Wu (2008) [1]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违规重述占到了总样本的近1/3。
3.2 模型构建
较恰当的检验会计信息相关性的方法, 应当是财务报表信息“俘获” (capture) 或“汇总” (summarize) 能影响股票价值的信息的能力。目前价值相关性研究最常用的方法是报酬模型和价格模型。两种模型孰优孰劣, 理论界并一致的结论, 报酬模型考虑了当期盈余与非预期盈余和年度报酬率的关系, 但由于会计确认的滞后性大大降低了盈利的相关性, 可能导致盈余系数估计为零;价格模型克服了报酬模型的研究偏差, 反映了会计盈余的累积影响, 将会计信息有用性的评价范围从损益表延伸到了资产负债表, 然而价格模型具有规模效应 (scale effects) , 使得其在应用时存在潜在的缺点。因此, 本文的研究遵从Kothari和Zimmerman (1995) [18]的建议, 在评价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时同时使用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
本文主要关注盈余重述的价值相关性, 分析盈余重述是否提高了收益及收益变化的价值相关性。具体来说, 主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①盈余重述信息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②2007年新准则的实施标志着我国重述制度正式建立, 我们将时期变量加入模型, 以考虑是否新的重述制度的实施提高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③参考以前学者的研究, 将是否核心重述及是否违规重述作为变量以研究不同性质的重述对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所建模型如下。
价格模型:
其中,
Pit代表i公司t年年报披露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Wu (2008) [1]教授的研究结果是一样的, 她的研究没有发现中国资本市场对财务重述的反应, 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对重述传达的盈余信息的依赖度是很低的, 她认为, 在中国, 市场机制是不能阻止公司的误述行为的, 必须依赖政府的管制。
重述没有影响投资者的决策, 说明投资者对重述信息不敏感, 这可能是因为重述还未引起我国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投资者的识别能力有限, 不能洞察到重述背后的实质。另一方面, 现有证券市场不规范, 缺乏对中小投资者的有效保护, 成熟的机构投资者没有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加之我国上市公司的重述成本非常低, 往往通过补充更正或与年报捆绑披露等非常隐秘的方式发布重述公告, 且极少受到监管与惩罚, 减弱了重述可能造成的市场影响。
2007年新准则要求上市公司对出现的会计差错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编报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 而不仅仅追溯调整。模型3中引入了时期变量, 可以看到, 时期变量及交叉变量并没有通过检验, 模型的解释力在报酬模型中也未得到提高。表明2007年后盈余重述的价值相关性并没有提高, 新准则实施前后盈余重述价值相关性没有系统性差异, 重述仍然没有影响到投资者的决策。这可能是因为, 虽然新准则要求上市公司重编报表, 但并未强制要求, 从统计样本来看, 真正重编报表的公司非常少, 重述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导致新准则前后结果无明显差异。
核心重述变量及违规重述变量在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检验, 表明与收入、成本费用相关的重述并没有引起市场的负面反应, 投资者对此不敏感。即使重述涉及盈余操纵, 市场反应也不显著。基于此, 我们将样本分为核心重述和非核心重述及违规重述与非违规重述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并观察模型对股价的解释力。表6为分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 净资产、每股收益与收益变化回归系数显著。研究变量盈余重述在核心重述样本中没有通过检验, 但在非核心重述样本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股价收益与非核心重述显著负相关, 对非核心重述受到了市场的关注, 影响了投资者的决策。之所以出现与国外研究相反的结果, 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非核心重述主要由非经常性损益调整引起, 而上市公司经常利用非经常性收益调整盈余;此外, 非核心重述常涉及债务重组、合并报表、股权转让等问题, 上市公司常会对这些业务单独披露, 更易受到投资者关注, 因此股价收益与重述价值相关性显著。
从违规重述与非违规重述的回归结果来看, 违规重述与非违规重述都与股价负相关, 违规重述样本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非违规重述样本只在价格模型中通过了5%的水平检验, 报酬模型中没有通过检验, 由于两个模型结果相异, 因此我们不能得出违规或非违规重述具有价值相关性的结论。
5 结论与启示
以1999～2009年发布盈余重述公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运用价格模型和报酬模型, 本文系统研究了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 整体来看, 盈余重述信息不具有价值相关性, 重述没有影响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判断, 投资者对重述的识别能力有限;新准则实施前后, 重述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没有显著差异, 即重述制度的建立没有影响其信息内容;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与国外学者结果不同, 非核心重述具有显著的负的市场反应, 表明非核心重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对重述的感知, 使得投资者降低了公司的市场价值。
资本市场对盈余重述的“零”反应给投资者和监管层提供了重要启示。对投资者来说, 应对盈余重述给予必要的重视, 认清重述的本质及所传递的上市公司价值信息, 规避相应的风险。会计差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 重述是较差会计质量的表现, 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而现有的资本市场并未给予重述足够的惩罚, 这使得重述成本低廉,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重述的增长。因此, 监管方应加大对重述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对利用重述进行盈余操纵的上市公司进行严惩, 同时规范和引导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 提高上市公司重述披露的透明度和及时性。
盈余价值论文 篇7
(1.四川师范大学商学院，成都610101;2.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成都610101)
一、引言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美国财务会计准则（SFAS）及我国2007年推行的企业会计准则（CAS）都呈现出扩大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的趋势，我国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对公允价值计量进行了更为详尽和严格的规定，推动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发展。盈余管理是管理人员通过选择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或采取实际措施来影响盈余以实现某些特定的盈余报告目标（Scott,2006）。公允价值计量环境下，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方式及带来的经济后果也呈现出新的特征，需要学界的更多关注与研究，并为完善政策提供建议。
二、研究样本选择
为了能对公允价值计量下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行为受到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及研究，本文共选取了中国知网中相关研究主题的61篇文献作为有效样本，其中中文实证研究28篇（占45.90%），外文实证研究33篇（占54.10%）。中文文献只选取了标有“核心期刊”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外文文献则为来自Springer、Taylor and Francis等数据库资源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
三、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述评
现有文献中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的研究较为缺乏，而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也仅在近几年才开始兴起。首先，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局限于符合“三大假说”的动机，对除“三大假说”以外的动机研究较为缺乏；其次，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研究多注重于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论分歧较大，且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关注仍较低；最后，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从动机、行为与经济后果三个方面对国内外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整理与述评。
（一）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动机研究
企业实施盈余管理大多出于“三大假说”的动机，主要包括红利目的、契约动因、满足预期等目的，也有部分是出于“三大假说”之外的动机。本文研究的样本中，30篇文献（占49.18%）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动机进行了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26篇（占86.67%）仅证实了公允价值计量下公司管理层存在符合“三大假说”的盈余管理动机，仅4篇（占13.33%）进一步发现了公允价值计量下除“三大假说”以外的盈余管理动机。可以看出，对符合“三大假说”的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较为成熟，而对公允价值计量下除“三大假说”以外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将该类文献的研究内容与结论进行了比较（见表1）。
注：由于部分文献研究了两个或以上的仅符合“三大假说”的动机，因此合计数量不等于以上各项相加，各比例数加总也大于100%。
1. 符合“三大假说”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
从表1的数量及比例栏的相关数据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文献研究了符合“三大假说”的公允价值下的盈余管理动机，并出现了同一文献证实多个符合“三大假说”盈余管理动机的情况，这说明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符合“三大假说”的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已较为成熟。
为红利目的进行的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通过引入除采用新准则及盈余管理程度以外的第三个变量——内部控制或公司治理的替代变量进行，该新变量的解释力及引起的研究模型变化反映了企业在公允价值计量下为红利目的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Marra等，2009;Zéghal等，2011;Dechow等，2010;Wang、Campbell,2012;Dimitropoulos等，2013；刘行健、刘昭，2014）。另一种研究方法是观察公允价值计量下管理层的盈余管理特征，如在公允价值计量下，管理层可以利用管理层激励期权的时间回溯（Trumble、Pinder,2012）、利用金融资产的自行划分达到短期盈利（Livne等，2011）以及利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的选择（Dietrich等，2001）增加短期利润，使管理层获得更高的红利，也说明公允价值计量下管理层出于红利目的进行了盈余管理。
由于未满足分析师预期获得的负的股票报酬在数量上显著大于超过分析师预期而获得的正向报酬，管理者有强烈动机达到盈余预期（Bartov等，2002;Skinner、Sloan,2002）。公允价值计量下公司管理层希望通过盈余管理达到的预期主要包括分析师的预期（Cang等，2014；叶建芳等，2009）、市场对其风险和业绩的评价（Nissim,2003；宋建波，魏心茹，2013）以及扭转亏损（Andrews,2012；刘启亮等，2011；陈宏亚，2012；周冬华、赵玉洁，2014；谢海洋，2013）。
为债务契约进行的盈余管理的主要情形是利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选择权，如金融资产的分类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式选择等，对利润进行调整，达到债务契约目的（陈放，2010；侯晓红等，2013；王福胜、程富，2014；章雁、方健，2012）。另一种情况是在发行新债之前使用公允价值估计会计变量，达到便于发行新债的目的（Dietrich等，2000）。
降低社会关注主要是为了降低分析师的关注，企业主要通过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进行收益平滑的盈余管理达到该目的（Quagli、Avallone,2010;Jung等，2013；陈放，2010；刘启亮等，2011；崔露，2013）。降低社会关注的另一目标则是降低政治成本。该目的的实现主要表现在规模越大的公司利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可能性越低（Quagli、Avallone,2010）；企业也通过其他项目的计量选择调低盈利实现社会关注的降低（Jung等，2013）。
2. 除“三大假说”以外的盈余管理动机研究。
在一定的经济背景下，管理层会在公允价值计量下出于“三大假说”以外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如，希腊采用IFRS以前面临高税收压力的公司由于直接税收原因具有强烈的动机限制（采用）向上（向下）的盈余管理，而IFRS降低了财税一致性，使财务收入脱离了税收牵连，因此高管在公允价值计量下出于税收压力的变化而进行了不同的盈余管理（Karampinis、Hevas,2011）。行业差异也会导致公允价值计量下其他出于“三大假说”之外的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以金融业为例，Fiecher(2011）使用41个国家222家银行2007年的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银行会利用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实施盈余管理，其动机是减少会计错配；另外，房地产公司会基于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的目的利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Quagli、Avallone,2010）。刘启亮等（2011）利用新准则实施前后两年的数据进行对比的结果表明，公司在扩大了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新准则实施下，除了符合“三大假说”的盈余管理动机外，也会出现为了SEO目的实施的盈余管理的现象。
（二）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企业实施盈余管理主要从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两大方面来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受到应计项目倒转的原则的限制且容易受到管制；而真实盈余管理活动直接影响公司的长远利益，也可用来操控现金流，但大多数都愿意通过该方法进行盈余管理（Graham等，2005）。
研究样本中，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共53篇（占86.89%），其中仅研究应计盈余管理所受到影响进行的研究50篇（占94.34%），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共同研究的仅3篇（占5.66%），这3篇文献出现于近五年（见表2）。可见，学界长期以来都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更为关注，而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极度缺乏且出现较晚，其可能原因是公允价值计量本身属于可选择的计量模式，并且用到大量估计，使应计盈余管理更易实施，但近几年来相关法律和准则更为完善，应计盈余管理空间变小，真实盈余管理才开始引起学界重视。
无论是应计或真实盈余管理，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是否表现出促进、抑制或是无影响的特征都与其样本个体所处的经济环境存在一定联系。对欧洲国家而言，盈余管理行为在新准则下受到抑制，但是美国、英国以及中国等国家则得到了更多的盈余管理空间（见表3）。
注：由于Jeanjean、Stolowy(2008）在同一篇文章内同时研究了3个国家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合计数与表2不同。
1. 公允价值计量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应计盈余管理是企业出于某种目的，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以及会计估计的灵活性有意影响盈余的行为（Healy、Wahlen,1999）。大量相关文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了公允价值计量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但得到的结论仍存在较大分歧。
(1）公允价值计量抑制了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公允价值作为现值会计的一种，与历史成本计量相比具有更高的信息透明度和价值相关性，从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强制采用新准则（IAS/IFRS）可以抑制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Barth,2008;Zéghal,2011;Marra等，2009;Adibah等，2013;Iatridis,2010;Pelucio-Grecco等，2014），尤其是负向的应计盈余管理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准则（IAS/IFRS）扩大了公允价值计量，但对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可能是与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
(2）公允价值计量促进了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公允价值计量因为企业提供了更多实施盈余管理的机会和手段而促进了应计盈余管理行为（Zhang等，2013;Cang等，2014；刘启亮等，2011；黄杰，徐飞，2011；王钰斐，2010;Kao,2014）。采用IFRS后，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普遍性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并没有降低，而在法国和德国甚至有所增加（Jeanjean、Stolowy,2008;Lin等，2012）。
公允价值计量，尤其是第三级公允价值允许且要求企业根据规定对相关项目或业务进行一定的自行估计，扩展了应计盈余管理的范围且丰富了盈余管理的手段，对应计盈余管理形成了促进作用。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普遍性高且对“公允价值变动”的操纵已经成为盈余管理的一种重要方法（Nissim,2003；夏兰、谢志英，2012；谢海洋，2013;Livne,2011;Chong等，2012；赵岩、刘冬梅，2010；宋建波、魏心茹，2013；王虹，2011），并很难受到干预（Dechow等，2010）。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选择自主性也会进一步扩大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范围。公允价值计量下，管理层能够利用资产减值、非货币性交易、债务重组等项目的公允价值计量（吴腊，2014；盛琐岩等，2012）、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选择（Quagli、Avallone,2010;Dietrich等，2000；王丹丹、赵丽萍，2013；申慧慧，2012；王福胜、程富，2014）以及金融资产的自主划分（叶建芳等，2009；郭斌、张帆，2012；崔露，2013；周冬华等，2014）来实现应计盈余管理的实施。
(3）公允价值计量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无影响。部分研究从不同业务角度提供了公允价值计量并未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造成影响的证据（Tendeloo、Vanstraelen,2005;Wang、Campbell,2012;Doukakis,2014;Liu等，2014；吴水澎，牟韶红，2009;Bryce等，2014；李静，2011；孙翯，2010；戴德明，2009）。首先，债务组合、企业合并、金融工具等业务中，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对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吴克平、于富生，2013）；其次，尽管新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的转换提供了可利用ESO计量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但管理层并未真正利用该方式实施盈余管理（Ang、Pinnuck,2011）；最后，企业管理层也未利用新准则的灵活性对金融资产进行随意划分，尤其是利用将过多金融资产划分为第三级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进行盈余管理（Webinger等，2013）。
2. 公允价值计量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真实盈余管理是企业通过有意改变其筹资、投资及其他财务决策而达到调整报告盈余目的（Schipper,1989），目前尚没有文献仅针对真实盈余管理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研究，而共同研究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文献不仅缺乏且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分歧。
刘启亮等（2011）对我国企业在现行准则（2006）推行前后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及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做了对比，利用现行准则推行前后两年数据，发现现行准则的推行明显增加了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也扩大了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并且公司出现了互补协调地通过共同利用真实与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利润调整现象。Liu等（2012）则利用德国法兰克福证交所1999～2004年财务报告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了通过R&D投资进行的盈余管理在采用IAS/IFRS的公司显著更高，而应计盈余管理在使用US GAAP的公司与使用IAS/IFRS的公司之间并无显著差异的结论。
（三）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研究
进行盈余管理可以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提高股票价格，形成积极的经济后果（Demski、Sappington,1990;Chen等，2007;Subrammanyam,1996;Tucker、Zarowin,2006）；而进行盈余管理也可能降低报告的盈余质量，误导利益相关者，使其进行错误的或非最优的决策，形成消极的经济后果（Hanna,1999;Burghstahler等，2002;Leuz等，2003）。本文得到研究样本中仅2篇（占3.28%）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说明该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
陈宏亚（2012）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会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结论。文献通过对比新准则实施前后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计提进行的盈余管理，得出了投资者对公司实施盈余管理的行为并未有明显的反应，因此没有识别出企业的这种盈余管理行为的结论，说明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会误导投资者基于报告的判断而产生损害其利益的经济后果。Iatridis(2010）则提供了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也会给企业带来危害的证据。该文献利用新准则实施前一年至后三年英国公司数据信息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允价值计量下，公司价值与应计项目自裁及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与应计项目自裁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对公司价值具有损害作用。
四、研究展望
1.细化研究背景。企业处于不同的经济体、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不同的行业或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对其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动机、盈余管理行为及相应的经济后果造成影响。目前，我国文献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尚停留在对符合“三大假说”的动机进行验证的阶段，而国外的研究已开始着眼于细化的背景，发现了“三大假说”以外的盈余管理动机。由于研究使用样本的经济环境不同，公允价值计量下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不同研究文献得到的结论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因此，细化研究背景能够得出更准确的研究结论甚至得到新的发现，更有利于服务于实践。尤其是我国经济环境具有复杂性与特殊性，针对我国的研究，细化其研究背景才能提出更为合理且有效的完善政策的建议。
2.拓宽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相关实证研究，绝大部分均仅着眼于应计盈余管理，而忽视了作为盈余管理方式重要组成部分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表明，在现实中大多数企业管理层都更愿意通过真实盈余管理的方法调整盈余，进行盈余管理（Graham等，2005）。此外，现有文献倾向于证明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存在性，而难以深入研究其动因，能进一步研究经济后果的则少之又少。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下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及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重视程度，并对相应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挖掘拓展。
3.丰富研究内容。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一系列为完善经济制度及推进市场体系改革的措施得以提出或实施，如IPO注册制度改革进入新阶段，新税法的推行以及相关财税项目审批制度的取消等。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也会出现新的特征，从而催生出相关内容的新课题，尤其是我国2014年修订后的准则更详细严格地对公允价值计量进行了规定。因此，新政策和准则的推出对企业公允价值计量下盈余管理的影响也应当作为引起关注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摘要：公允价值计量环境下,企业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方式及其经济后果均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以61篇相关内容的实证研究文献为样本,对有关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文献进行回顾和分析整理,在此基础上对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能够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盈余管理,动因,行为,经济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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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价值论文 篇8
一、盈余管理与REMM理论
(一) 盈余管理的界定和性质
如何对盈余管理的性质进行界定是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一般认为, 盈余管理是经营者运用会计手段或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 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影响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 (Healy and Wahlen, 1999) 。 盈余管理产生的必然性在于会计盈余的有用性和理性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功能锁定” 以及会计准则自身的局限性等使盈余管理成为可能。 盈余管理不同于财务欺诈, 指企业灵活运用会计准则赋予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对账面盈余进行调整, 或构造能满足其盈余目的的实际交易, 通过会计核算反映在财务报表上的行为, 难以被审计师发现。如果企业采用财务欺诈等非法手段实现既定的盈余目标, 监管部门应坚决地予以打击; 如果企业通过真实交易达到期望的盈余目标, 并不存在不妥之处。因此要对人性有充分的认识, 才能更好地理解盈余管理。
(二) REMM理论简介
理解人的行为对理解组织运行是至关重要的, 人性假说是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的一系列命题的组合, 是认识和理解人类行为的基础。鉴于此, 如果想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更好的认识, 需要从不同的人性假设出发, 这样可以避免由于不同人性基础而造成的分歧, 而且可以选定特定的人性假设基础来集中思考盈余管理行为。 关于人性, 最基础的分类是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二分法。但是, 用这种人性二分法来考察盈余管理过于抽象, 本文采用REMM理论进行解释。
Jensen和Meckling (1994) 总结了五种常见的人类行为模式, 包括: REMM模式;经济学或金钱最大化模式;心理学即需求层次模式、社会学或社会牺牲品模式和政治学即完美代理人模式。 通过对五种行为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REMM最具有一般意义, 该模式认为人是聪明狡黠、权衡取舍和追求最大化的, 较好地解释了人类行为的系统理性部分。因此, 可将其作为财务、 组织代理模型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REMM理论 (Resourceful Evalua- tive Maximizing Model) 由四个基本命题和一系列相关子命题构成。 命题一为每个人都有关注点, 会比较评价、权衡取舍; 命题二为个体的欲望是无限的;命题三为个体均追求最大化;命题四为个体是聪明狡黠的。 具体来说, 该理论认为个体都具有创造性, 可以构想出环境的变化, 预见其结果, 并通过制造新的机会来应对。 人们不仅能够学习新机会, 而且也不断采用各个方法来增加机会。总而言之, 在REMM人性假设下, 个体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 还包括尊重、权利和荣誉等;个体聪明狡黠, 会利用环境提供的一切机会, 甚至创造机会, 以尽力减少不利于其目的达成的种种限制, 包括法律限制。
(三) 盈余管理的REMM理论解析
谢德仁 (2011) 总结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般逻辑顺序: (1) 产生盈余管理动机; (2) 确定盈余管理的具体目标, 包括盈余管理的具体方向、结构和程度; (3) 选择具体的盈余管理工具或手段, 包括直接的会计工具和构造交易或事项等非直接会计工具。 首先,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取决于其特定目标或关注点。例如上市公司增加利润的盈余管理, 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发生亏损, 或避免持续亏损而最终导致股票被暂停上市乃至终止上市, 或为保持配股资格 (蔡祥等, 2003) 。其次, 上市公司要实现公司价值或利润的最大化, 当市场出现不利状况时, 公司在条件约束内进行综合权衡, 甚至采取违法手段突破约束条件。 再次, 证券市场的客观条件是相对稳定或静止的, 而公司行为是灵活动态的。 为了实现特定的财务目标, 上市公司会采用会计手段或特意构造具体交易来进行控制。 最后, 在一系列的会计处理和构造交易后实现利润目标。 从以上分析来看,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符合REMM理论, 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二、公允价值计量与会计盈余确定
(一) 公允价值变动对会计盈余的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盈余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企业合并等业务处理中, 要求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 二是对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再确认, 即在会计期末对资产和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确认、 计量, 并反映公允价值的变动, 也体现了公允价值计量更为本质的要求。 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信息, 即财务报告的影响, 也分为将公允价值变动作为盈余变动计入损益表以及绕过损益表直接进入资产负债表两种情况。 公允价值变动反映期末资产和负债的价值波动, 具体又可分为增值和减值两种。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何计入财务报表值得关注的原因, 在于其关系到对企业的业绩考核和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按照稳健性惯例的要求, 企业要根据市场变化等情况在期末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计提减值准备, 这些减值准备毫无例外地在实现之前均计入当前损益, 因此, 在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下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也理应参照执行, 计入当期损益。
(二) 公允价值计量与全面收益的确定
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进一步推进了全面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谢诗芬 (2004) 总结了公允价值十大理论基础, 其中包括公允价值符合全面收益的要求。可见, 公允价值和全面收益密切相关。然而, 全面收益的确定是在非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基础上, 甚至可以说, 是非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催生了全面收益概念的产生, 并使其得以成立。如此看来, 公允价值便成为全面收益的基础。
全面收益与传统净收益不同, 其所涵盖的范围更广, 能真正体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全面收益不仅要求确认构成其主要来源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而且也要求确认传统净收益难以处理和反映的物价变动或其他一些外在环境变化所引起的未实现的资产价值变动, 从而更好地反映并报告发生而非实现的净资产的全部变动。也就是说在符合确认标准的前提下, 全面收益应当充分反映当期交易、 事项和情况的全面影响, 更全面、及时地计量不同类型的业绩, 包括经营业绩、投资业绩和其他外界环境变化影响带来的业绩, 满足使用者关于盈余来源信息的需要。
全面收益与净收益的根本不同在于其要求确认其他全面收益项目, 即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因此, 全面收益的计量关键就在于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的计量。 这些项目一般是由于脱离历史成本计量属性而采用公允价值等计量属性而形成的。可以说, 只有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 全面收益才能够有效取得。 全面收益最大的特点是符合资产负债观。在此观念下, 资产和负债的计量被认为是收益确定的前提, 收益则是企业在会计期间内净资产的价值变动, 这是对会计活动本质认识的回归。会计反映的资金运动, 也即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动表现在多方面: 与其他会计主体的交易, 如购销活动; 企业内部的事项, 如生产加工, 支付工资等; 还包括会计要素对会计环境变化的反应, 如企业购买的股票的价格变化等。这些交易、事项和情况都需要会计来反映。这些活动的结果和过程, 要通过会计程序的“产成品”———财务报告来体现, 具体包括反映活动结果的静态报表———资产负债表, 以及反映活动过程的动态报表———收益表或全面收益表。
事实上, 全面收益的确定可以兼顾这两种会计收益观, 即全面收益按照资产负债观通过比较期末与期初净资产的增减变动来确定, 而中间性的内容如净收益等, 仍然按照收入费用观来确定。二者的差额, 即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或其他事项形成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 则确认为其他全面收益。全面收益的获取离不开公允价值计量, 在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无法真正取得全面收益。 我国会计准则也要求企业编制利润表时增加披露其他全面收益项目, 事实上, 要想科学、合理地界定全面收益, 需要对当前的财务报表进行重构, 对收益进行再分类, 而不是简单地加上其他全面收益项目, 这会对采用传统报表指标的业绩考核产生重大的影响。总之, 全面收益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上。
三、盈余管理和公允价值计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盈余管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而公允价值计量对合理确定会计盈余也是不可或缺的。 如何处理因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导致的盈余管理行为, 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逻辑性来看, 因会计盈余确定的客观需要, 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从而可能会导致盈余管理的现象。 显然, 并不是所有盈余管理都违反会计准则, 因此可以尝试按一定标准对盈余管理进行分类处理。
刘长青、彭数学 (2005) 从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及其博弈分析的角度出发, 将盈余管理分为效率性盈余管理、 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盈余欺诈三类, 并主张提倡效率性盈余管理, 抑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严禁利润操纵, 其关键是产权清晰与制度创新, 并建立有效的博弈规则来激励管理者的创新行为, 约束其不良倾向。对盈余管理的这种分类有助于从性质上理解盈余管理。但是, 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对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有效辨别和应对更为重要。 盈余管理是为了达到既定的盈余目标, 这种盈余一般是在财务报表上的具体指标。 盈余管理包括会计账目的管理和实际业务的管理, 但二者均需要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因此, 笔者尝试从公允价值计量的角度来对盈余管理进行重分类: 一类是严格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管理; 一类是没有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管理。 这种盈余管理的“二分法”有助于对不同性质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鉴别, 并有针对性的做出应对, 也使公允价值会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由一般深入到具体, 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为了方便讨论, 本文将盈余管理的手段分为会计手段和构造交易两类, 在此基础上, 根据具体的业务举例来分析公允价值计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企业通过会计手段来达成盈余管理目的时, 通常利用会计政策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进行。 本文以固定资产折旧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折旧方法可以简单分为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 二者对会计盈余有不同的影响。 会计准则要求企业的会计政策应当保持一致, 不得随意变更。 如果企业从直线法变更为加速折旧法, 这时要考察其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问题, 如果该资产的公允价值未受市场环境的影响产生重大变化, 其预期经济利益的实现也没产生变化, 企业随意变更会计折旧方法, 则违背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原则。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应当予以制止, 审计师在审计财务报表时要提出调整建议。基于此例, 可以发现会计准则为对盈余管理定性提供了参照物。 会计准则包括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 前者对后者有统驭和指导的作用。因此, 在采用具体准则时不得违反基本准则。
在评价盈余管理时必须考虑到这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 盈余管理如果不符合准则的要求, 那么就应该予以制止。 利用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是企业最常用的手段。 会计政策是企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具体原则、方法和程序。当企业开始在具体准则规定的折旧方法中任意选择, 以配合特定时期的会计盈余目标时, 便可将其确定为违反准则的盈余管理, 虽然具体准则规定了可选择的折旧方法, 但基本准则要求必须坚持一贯性原则。 审计师在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必须指出, 要求企业予以调整。因此, 通过加强审计监督等可以减少违规的盈余管理。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企业为了取得竞争优势, 进行合并和重组已经非常普遍, 这会影响到企业的会计盈余。本文以企业合并交易为例, 如果企业严格按照准则要求,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那么即便对盈余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扭亏为盈, 也属于正当的寻利性盈余管理。如果企业根据盈余目标, 任意对企业合并价值进行操纵, 显然不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另外, 利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价值变动, 将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反映在财务报表上, 有助于提高盈余管理的透明度, 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传递信息。当然, 公允价值的获取需要企业提供相应的市场证据, 并加大与此相关的披露。
四、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 公允价值计量是有效确定会计盈余的必要手段, 对于全面收益而言更是如此, 没有公允价值计量就不能取得完整的全面收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 公允价值计量具有更强的理论基础, 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不能影响其应用, 可以通过加大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力度, 对不同性质的盈余管理有清楚的认识和应对。
需要注意的是, 发现并纠正违反准则、 不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管理行为的责任在于审计师, 学者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的信息不能用于纠正。 目前学术界盛行利用平滑的盈余分布状态或意外的应计项目来判断或测度盈余管理的存在, 然而, 用某行为的结果作为媒介来判断某行为的存在, 且该结果可能由多种其他行为引起, 这样的判断是不科学的 (宁亚平, 2005) 。 对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效果不大, 也不能鉴别盈余欺诈行为。如果企业通过构造实际交易进行盈余管理, 只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便是无可厚非的。进一步来看, 会计理论和会计准则的演进发展很少是以不一致的实证结论为依据的, 基本上是根据概念推演而来的, 严密逻辑的推演是关键。 以盈余管理的研究结论来指导制定会计准则具有不适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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