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排球的历史（精选7篇）
溯源排球的历史 篇1
从各类影视剧、舞台剧中温顺可爱、狡黠奸诈、毛骨悚然的动物形象到日常人们节庆、礼仪活动中的憨态可掬、精灵古怪的动物形象,都凝结了人类发掘的精神和创造的智慧,从这些绚丽多姿的艺术形象中,随处可见生活服饰的形式样貌,即使是那些神化了的魑魅魍魉、科幻化了的光怪陆离的形象、拟人化了的自然形象,也都以生活服饰的形制及装扮方式为基础。人类不断发展而成熟的智慧与技艺,提高了动物造型的艺术境界,相反的,动物造型不同的呈现也不断地表达出入类的理想与期许,而随着人类科学技艺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动物造型也借助电脑、各类造型绘图软件、机械手段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出现了更多借助动物造型表演的影视、舞台作品,不断地给人们生活带来愉悦的视觉享受,与此同时,动物造型的文化内涵也不断地深化着。
一、动物造型的定义:
本文论述的动物造型是指在表演活动中,出于剧情需要,以真人实物为基础,运用夸张、变形、寓意、象征等手段人为塑造的动物形象,其中即包括传统手工制作的真实的服装(立体的真实空间形象)也包括用现代技术设计出来的3D动物造型(虚拟的三维空间形象)。这类服饰最大限度的根据动物形态修饰了人的体型,帮助演员塑造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使其完成从现实空间到作品空间的转换,并与演员配合创作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艺术作品。
二、动物造型的历史溯源:
(一)人类早期歌舞活动
动物造型有着独特的地域性、自然性和随意性,它们的制作风格或简拙、或精致、或粗犷。它们的起源一部分来源于人类摹仿动物行为的活动中,这种行为在现代世界大部分原始部族中都存在。例如,澳洲土著善于摹拟鸵鸟、袋鼠、野狗、青蛙、蝴蝶……北美印第安人善于摹拟熊、牛,巴西印第安人摹拟鱼、蝙蝠……1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大概有500万年的历史,但动物的生存史远多于此,所以人类在认识自己之前,就认识了动物。在武器发明前,人类根本不是野兽的对手,他们要想活下去,就不得不和野兽搏斗,把它们驱赶出自己的领地、村寨或部落;他们要填饱肚皮,就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捕猎,然后围着篝火跳舞,欢庆收获。原始人类从茹毛饮血到会使用骨针兽皮防寒取暖,再到有目的性的用贝壳、羽毛、骨头、牙齿、皮毛等装饰自己,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穿戴兽皮兽骨、披饰鸟喙、鸟羽对于迷惑和捕猎到野兽起到多么神奇的作用。在法国西南部拉斯科洞穴和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洞穴里,残存着一些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壁画。那上面,画着不少伪装成动物的人。有些人认为,壁画中的猎人只是藉此巧妙地靠近猎物而已2。
(二)民间传说及神话故事
人类文化遗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奇幻故事,有些是有资料记载的,以文字或图画的形式,有些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些故事中的动物角色给设计师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原型,也给人们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
例如古希腊罗马神话中,鸟身女妖和人面蛇身女怪,都喜欢趁人们熟睡后吸食人血,这是吸血鬼的雏形,影视作品中吸血鬼在外表上除了面容苍白,基本无异于常人,但他们咧嘴大笑时,就会露出两个夸张发达的犬齿,它们害怕暴露于阳光下,在夜间的时候便化身成蝙蝠形象出没,电影史上最早的关于吸血鬼的电影诞生于1921年,是改编自斯托克的小说《德古拉》的《诺斯费拉图》,其中吸血鬼的造型秃头尖脑、招风耳、尖利的獠牙、鹰爪似的手和一身黑衣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希腊神话中狄俄倪索斯是葡萄之神,他的伴侣是一群半人半羊神,称为羊人或萨蒂洛,他们是一群长着人身羊腿、爱喝酒作乐的怪物,早期的希腊悲喜剧中就有歌队装扮成半人半羊神咏唱着山羊之歌。
在欧洲的一些古老传说中,有一种人天生就携带着野兽的基因、或是被巫师施了法术,每当月圆时候就会变成半人半狼的怪物—狼人,关于狼人形象的第一部电影是诞生于1941年的《狼人》,但当时这个角色并没有很理想,演员更像是戴着一个毛茸茸的狼脸面具。人鱼的故事更是跨越地域、文化、时间的美丽传说。流传在美索不达米亚土地上的神奇人物蝎子大帝,他叫摩挲尤斯,拥有超人的智慧和英俊的外表,他由于被敌人用浸过蝎毒的匕首刺伤,之后就变成了半人半兽的蝎子王,被称做魔蝎大帝,好莱坞曾拍过一部电影《蝎子王》,但它的内容跟蝎子王的传说有很大出入。
中国本土类似的传说也非常多,如《西游记》中的各种妖精和怪物,《白蛇传》中的蛇精等,但这些造型无论多怪异,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某种或者多种地球生物的原始特征,中华民族的图腾—龙的造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宗教祭祀仪式
从花鸟鱼虫到飞禽走兽再到人类臆想的各类动物,都能做成头饰戴在表演者的头上、或用各种手段装饰在表演者的服装上,如果去探究这类造型符号或方式的由来,我们的目光就会被吸引到人类早期的宗教祭祀仪式,这类仪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舞蹈活动,而这种舞蹈与人类狩猎丰收后的欢庆舞蹈性质不同,它是原始初民幻想通过“舞蹈的方式”来企求获取各种生存利益的“十分严肃而隆重”的“宗教仪式”3。所以,原始宗教舞蹈在原始初民那里“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一种与“神”相联系的图腾祭祀或祈神行为,有时还带有某种巫术性质。宗教祭祀中的舞蹈带有明显的图腾性,而图腾广泛的存在于世界各地,如埃及、希腊、以色列、北美、日本和中国等。图腾崇拜的对象都是原始人类生存利益所依赖的事物并且这种依赖关系被人类看得极其重要和神圣无比,崇拜对象有动物、植物、非生物、自然体及自然现象,其中以动物和植物为主,而动物又占绝大多数。早在周代,就有着名为“腊祭”的祭祀仪式,在这个仪式中,要通过人装扮成神、祖先、猫、虎等形象,来表达崇农报本的敬意4。
(四)动画及漫画形象
动画形象是动画片中的灵魂,就像商业电影中的明星一样,它们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带来高收视奉和高票房收入。著名的动画形象造成影响的强度和持久度超过了国际大牌影星,它们可以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20世纪30年代美国迪斯尼公司推出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动画明星,在系列短片受到追捧的基础上,开发了一系列诸如童装、书籍等商业产品。实际上,动画形象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渗透、感染着社会其他产业。
注释
11.吴光耀.《西方演剧史论》.中国戏刷出版社,2001:12.2.[英]尼尔·格兰特著.《演艺的历史》.希望出版社,2005:10.3.[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243.
24 .王馗著.《偶戏》.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6.
溯源排球的历史 篇2
胶州秧歌与其他地区不同，已有一套从挑选、训练演员直到演出完整的办法，这在其他秧歌形式中是少见的。据老艺人姜景山(公元1911年生)介绍，在1920～30年代已有了这种组班训练的形式，直到1940年代仍是如此。过去，每年进入农历十月以后，村里有影响的人物就出面组织明年春节的有关活动，为春节的演出而成立秧歌班子。首先请来有名的老艺人当挑班教师，然后，由他们从附近村落的一些贫家男孩中选人。挑选工作极为严格，对孩子的体态、脸型、嗓音等都要认真检查，在众多孩子中，选挑出十多名作为预选。选定后即开始集训，俗称“安锅”。此名称有安好锅灶，开始训练与排戏之意。经过十几天的训练与观察，根据唱、作、扮相等三项标准，有两项突出者才能留下成为正式学员，往年好的学员也参加训练。
然后，根据他们的特长分配角色，开始排练，约50天即可排出一戏。戏排成后，戏班也就组成，春节时开始在本村与附近乡村演出。从演出日起，戏班的伙食等项都由请去演出的村负责安排，已带有一定的商业性质，所排之戏往往是各村选定的剧目，此类演出活动一直持续到清明节前才结束。由于这种自行培训的戏班人数不多，演出中有舞有戏比较热闹，所以深受群众欢迎。1950年代初，一些专业舞蹈工作者从老艺人表演的妇女形象中，吸取舞蹈性强的部分编成节目进行演出，后来舞校教师又把它们编成民间舞女班的教材，并称之为胶州秧歌，遂广为流传。从女性舞蹈的训练与表演特点上看，胶州秧歌是有它的特色的，但从继承与发展齐鲁古风上看，似乎略逊于鼓子与海阳秧歌。
小戏秧歌原有72个剧目，现存135个。胶州全市现有秧歌队一百多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人员曾先后七次对胶州秧歌进行挖掘整理，现已将其编列为汉民族舞蹈的教材之一。1996年，小屯村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
胶州秧歌萌生于乡土，活跃于民间，在发展中自行流变，是群众自发参与、自由宣泄、自娱自乐的广场民间艺术，展现了胶东农村女性特有的健美体态和情性魅力，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
当今，胶州秧歌的独特风格更加大放异彩，许多外国人专程来胶州学习秧歌，不少当地老艺人被请出去传授技艺，更为可喜的是胶州秧歌已被编为艺术院校的舞蹈教材，成为全国艺术院校民间舞蹈的必修课程。
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胶州大秧歌跟其他传统文化一样，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也曾经历过被边缘化的窘境。“一个城市需要有自己的文化。没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是个文化荒漠。”胶州市市长曹友强说。胶州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胶州秧歌有300余年的历史。清朝初期，由马姓、赵姓二人有外地逃荒来胶州东小屯定居，依靠卖包烟（一种加工的土烟）为生，故东小屯原名“包烟屯”（建国后改名东小屯）。之后，马、赵二人起家闯关东，在逃荒路上卖唱乞讨，后改为边舞边唱，逐渐形成了一些简单的舞蹈程式。它们重返家乡后，经过代代相传，提炼加工，至清朝中期，形成了舞蹈秧歌。其行当分为鼓子、棒槌、翠花、扇女、小••；表演程式分为十字梅、大摆队、正挖心、反挖心、两扇门；伴奏乐器除唆呐外，尚有堂鼓、大锣、铙钹、小钗、手锣等，有音乐曲牌和打击乐曲牌30余个。
清同治四年(1864)，楼子埠村秧歌艺人刘彩在本村坐科招生，称为“安锅”，开始收徒弟传艺。
民国九年(1920)秋，后屯村一位秧歌爱好者陈銮增，在七城村坐科招生。他精通拳棒，在刘彩的以温柔见长的文秧歌中大胆地融入武功，很受观众欢迎。为了区别，观众习惯称刘彩的秧歌为“北路秧歌”，陈銮增的秧歌为“南路秧歌”。民国初年后，两派秧歌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形成一种新的秧歌，至今已难以辨别南路北路了。
建国后，建国后为了与其他地区的秧歌相区别，因主要活跃在胶州市郊范围内而统称为“胶州大秧歌”。胶县文化馆多次发掘整理胶州秧歌，先后办过十几期秧歌培训班。1954年，胶州秧歌赴北京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接见了全体演员并合影留念。全国各省市和解放军专业文艺团体的150多个单位先后来胶州学习胶州秧歌。北京舞蹈学院还将胶州秧歌列为必修课程。1984年，胶州秧歌被文化部收入《中华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一书。
胶州秧歌的演员基本编制为24人，如增加人数必须是双数递增，秧歌队需有一至二人的组织领导者，负责全队的事务，俗称“秧歌爷”。还有一人由秧歌队的教练或老演员来充任，叫“伞头”。伞头必须具有眼明手快、头脑灵活、口齿伶俐的能力，在演出前念些顺口溜或说些吉祥话，语言必须风趣幽默。除此之外，秧歌队还要有3至5人的教练，专管训练演员并兼做演员。秧歌的角色分为“翠花”、“扇女”、“小••”、“鼓子”、“棒槌”5种，一
般每种角色2人或者4人，不能单数。
表演形式：胶州秧歌的表演形式分为大场与小戏两部分。跑大场与一般秧歌相同，小戏则专门演小戏，两者除服饰相同外，没有内在联系。从前述安锅组班，到扮演的人物、人物关系以及服饰等方面，可以看到它属于由秧歌向小戏和现代戏曲发展的过渡形式。所扮演的人物有：
鼓子：原是挎鼓表演，后改为水袖，扮成40多岁的中年人，有如戏曲的老生，潇洒诙谐。
棒槌：持双棒表演为年青人，扮如戏曲中的小生、武生，英武矫健。
翠花：青年妇女和姑娘，表演时动作大方、舒展，表现妇女的泼辣开朗大方、姑娘温柔娴静的性格。持折扇，舞时并不打开，扮如青衣。
扇女：持折扇，舞时打开，年青妇女形象，扮如花旦，舞姿优美。
小谩(小姑娘)： 为少女，表演动作天真、活泼、俏丽。持团扇表演，伶俐活泼。
膏药客：穿大褂、戴礼帽，持伞与虎撑。此人不跑大场，多是戏班的负责人，说些插科打浑的话，引人发笑，犹如丑角。扮演人物的服饰、打扮完全是为了后面的小戏，并有了生、旦、丑等行当的划分。在伴奏乐器上，除唢呐、锣鼓外，还加了演出戏曲用的板鼓、拍、板、堂鼓等乐器。演出场地可在广场，也可搭台，因地而异。
表演内容：胶州秧歌的表演内容可分为“跑场引人”“膏药客打浑”“乡土
小戏”等。跑场引人：演出前先打几通锣鼓招徕观众，然后开始跑大场，场面是一般秧歌常用的摆队、十字梅、四门斗、绳子头等。在台上跑大场时，多由鼓子带队从两面交叉跑出，每种角色两人相遇时要对舞，交错而过时男角还做些翻扑技巧动作，女角则对舞而过。过场中，演员可以即兴发挥技艺，充分表演。但舞时从不唱。场面多少、时间长短、因观众多少而定，人员己满则开始演小戏。人来不齐，由膏药客插科打浑后，再来一次跑场。
膏药客打浑：大场后膏药客上场，调剂气氛，并让演员休息，以便后面的小戏演出。他上场时，撑着打开的伞，拿着虎撑缓缓而上，即兴编词诙谐逗趣。如演出中各角色都是女孩子扮演的，上场后就来段逗趣的话：“锣鼓煞住乐自然，尊声诸位听我言，今年小屯这台耍，尽是女的缺少男。有心还想说几句，我的膏药又不粘。叫声伙计们再把锣鼓敲起来，膏药不粘来二遍。”于是又跑一次大场后，才开始小戏的演出。
乡土小戏：小戏“闯关东”已无人能演，目前常演的传统剧目有“拉磨”“顶灯”“双拐”“打灶王”等。这些虽然是流传的农村秧歌戏，但由于运用当地民歌小调与唱腔，语言通俗风趣，表演中有舞蹈又有技巧，因而极受欢迎。如“拉磨”要充分运用方桌表演技巧，“顶灯”要顶着灯作些高难动作，所以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无怪乎当地有这样的谚语：“听见秧歌唱，手中活茬(活计)放一放，看见秧歌扭，拼着老命瞅一瞅。”充分表达出人们在拥挤中争看秧歌，焦急与欢快的心境。
胶州秧歌的音乐伴奏，一般用旋律优美、音调多变、节奏明快、乡土气息浓郁、羽调式的民间吹打乐。秧歌的音乐与舞蹈动作配合密切，音乐中用来表现秧歌舞蹈“慢做快收”动律的附点八分音符贴切典型，音乐根据
舞蹈情绪灵活运用，两者在力度与速度上高度和谐统一。
党代会代表提案的历史溯源 篇3
党的十八大之前，已有上海、浙江、湖南等7个省、175个市（州）、1436个县（市、区）建立代表提案制度，共收到省党代表提案493件、市党代表提案6391件、县党代表提案6.07万件。从提案内容来看，多集中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太涉及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建设方面。
党的十八大在总结各地各级党代会代表提案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将“提案制”变成全党的规范，作为一种顶层设计加以实行。
但作为一种实践，党代会代表提案可追溯到民主革命时期。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时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由于参会者不仅有苏区代表和红军代表，还有白区代表，讨论的问题是全党面临的全局性的任务，因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218人，列席代表64人，代表全国4万多名中共党员。
在此次党代会上，陕北苏区代表团和红军代表团的抗大附属步兵学校向大会递交了提案。提案刊登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5月3日第二版，引人注目。提案文字不长，兹录全文：
抗日政治军事大学附设步兵学校对党代表大会有如下的两个提案：（一）苏区的工作中心应放在必要的经济建设、群众政治训练和文化教育、群众武装发展和训练，使之能够真正成为全国的抗日模范区域。（二）目前的春耕运动中心必须号召每个支部为完成自己的计划而斗争，使每个党员与群众都了解这一运动的伟大的政治意义。
陕北代表团提案如下：（一）由苏维埃政府与人民共同集合资本创办模范牧畜场、农业试验场，改良牧畜业与农业。（二）奖励与发展边区人民的合作事业。（三）奖励私人投资到苏区内来经营工商业。
上述5件提案，均以代表团为单位提出，内容重点涉及当时及以后苏区的工作中心、春耕运动，以及发展农牧业、合作事业、工商业等方面。
武夷茶历史溯源、传播发展与现状 篇4
武夷山茶人将武夷岩茶的滋味提升为韵味, 又将优质岩茶所特有的韵味升华为“岩韵”, 再将韵归结到“岩”, 这是武夷茶人品饮史上的伟大创造。“岩韵”广泛应用于岩茶的品评之中。目前对“岩韵”的诠释普遍认为“岩骨花香”, 即林馥泉先生所说:“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 品具岩骨花香之胜”。
自古至今, 品尝武夷岩茶已成为一件极富诗兴雅意的赏心乐事, 为广大文人雅士所崇尚, 也正因为“岩骨花香”四个字来诠释的“韵”而醉倒折服了众多的茶人、茶友。
今回顾武夷茶史, 明确武夷山产茶于上古时代, 是乌龙茶的故乡, 红茶的原产地。通过这二大茶类向全世界传播, 更进一步证明中国是茶的祖国, 它对世界茶发展史的深远影响。当今, 武夷茶是中国的“国饮”、“国粹”, 也是“世界性饮料”;武夷岩茶, 它最具文化魅力, 保健功能和资源财富, 陈椽教授曾说““武夷岩茶创制技术独一无二, 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制作技术, 无与伦比, 值得中国人民雄视世界。”。今天, 就让我们重振雄风, 续写武夷茶史, 迎来武夷茶更辉煌灿烂的明天!为民族文化,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 为人类身心健康多作贡献。
1 武夷山产茶始于何时
武夷茶始于何时, 今已无从指出具体年代。据范仲淹“斗茶歌”所载“溪边奇茗冠天下, 武夷仙人自古栽”, 推测武夷茶发现于上古年代。据胡浩川考证, 武夷菜茶由野生种演变而来。庄晚芳教授认为武夷茶早为古人所栽, 或可能引自浙江乌龙岭。今历史考查, 武夷山发现和利用茶始于夏、商、周 (公元前2000--公元前256年) 之前的神农时代 (据周玉璠、冯廷佺“闽茶概论”) 。又有文字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汉武帝时代 (公元前104--公元前91年) , 见“史记”“封禅书”所载“汉武帝得下官进贡武夷茶后极为赞赏, 祀武夷君用乾鱼”。目前, 根据武夷山汉城遗址发现数以万计的大量陶器茶具, 也证实汉代先民已有饮茶习惯。
至南北朝, 著名文学家江淹 (444--505) 任吴兴县令 (今福建省浦城县) 时撰文对武夷山的赞美词为“碧水丹山”。今天, “碧水丹山”这四个字也广用为对武夷山的代称或对武夷茶的赞美。
茶圣“陆羽” (733--804) 著“茶经” (780) 之“八之出”中载有“岭南生福州.建州......其味极佳....”, 建州即今之建瓯也。唐代文学家孙樵 (约825--855) 撰写《送茶与焦刑部书》中, 曾将武夷茶拟人为“晚甘侯” (作者按:晚甘侯原为唐代贤德文人) 。北宋诗人苏轼 (苏东坡) (1037--1101) 撰就《叶嘉传》一书。此书原是古代研究茶史的文稿。吴觉农评此文后说“苏轼把武夷茶取名叶嘉, 寓意其嘉美, 实际上苏轼是以拟人的词句来赞美武夷茶”。
2 武夷山原产绿茶, 武夷岩茶由绿茶脱颖而出
早年武夷山人种茶采叶, 只简单供作食用、药用或泡饮。文字记载至唐宋年代产制蒸青绿茶团饼茶, 颇得朝廷欣赏成为贡品。至元大德六年 (1302) , 在武夷山四曲溪畔兴建“御茶园”, 雇佣250户, 派人坐园监制大量精美龙团凤饼作为贡茶。直至明嘉靖年间 (1557) 才废除。武夷茶入贡长达255年。鼎盛年代占全国贡茶额的四分之一。贡茶制虽罢, 但贡茶作为中国茶文化传播世界的枢纽, 一直为茶叶界所重视, 至今武夷茶仍有贡茶之称。
元代制茶已从蒸青发展为晒青, 仍以蒸青为主。直到明代朱元璋颁发“罢龙团改制散茶”诏令, 才由蒸青块茶改制为晒青条形散茶。至明代后期, 引进安徽松罗炒青绿茶制法, 这是一大进步;陈椽教授对此的评价:“炒青绿茶发展, 是制茶领域里的大革命。明代许次纾 (1549-1604) 在《茶疏》一文中也赞曰“于今贡茶, 惟武夷雨前最胜”。
至明代后期, 由于炒青工艺的经过连续演变, 竟使岩茶制法脱颖而出, 原因是受武夷山地域生态条件影响, 时有鲜叶采摘后未能及时运回付制;或因小气候多变使制作绿茶加入了发酵因素。见清陆廷灿著《续茶经》引清·王草堂著《茶说》 (1717) 一文记述“茶采而摊, 摊而摝” (作者按:“摝”是摇的意思) ......香气发越......即炒即焙......”。这与当今乌龙茶制法相符合。吴觉农先生和茶界多位专家均一致认为王草堂的《茶说》是乌龙茶 (岩茶) 起源于武夷山的力证。其制作工艺诞生于明末清初, 距今有三、四百年历史。
自清末至民国, 岩茶制作工艺渐趋成熟, 向省内外传播, 也开始输向国外。后因清末政府统治的无能和印度、锡兰 (今斯里兰卡) 红茶崛起等原因影响武夷茶生产步伐。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4--1918) , 兵灾频繁, 产业一度陷于困境。但中国茶毕竟传承历史久远, 特别武夷岩茶拥有仙境般丹霞地貌, 独特工艺和深厚文化底蕴, 为世界各国所同嗜, 永远是一张击不败的品牌, 即使一度受挫, 也仍保留一定销路, 见《崇安县新志》载:“印, 锡虽竟销, 也终未能攘而夺之”。
抗战期间 (1937--1945) 在崇安县成立全国第一个茶叶科研机构, 从事武夷茶的生产科研, 大批茶叶界学者专家荟萃于当时日寇未及践踏的武夷山, 包括张天福、吴觉农、蒋云生、王泽农、庄晚芳、李联标、庄任、林馥泉、尹在继、吴振铎等茶业界有影响人物, 他们于1940年创办福建示范茶场 (厂) , 1942年筹办崇安茶叶研究所 (今武夷山茶场 (厂) , 武夷山市茶叶研究所前身) , 专家们齐心协力, 孜孜奉献于茶事。他们对武夷山土壤、地域、植被、生态、茶树品种、栽培技术、制作工艺、岩茶品质、泡饮技艺、人体保健等方面进行探讨。随后, 大批学术论文面世, 将岩茶品质与生态、工艺过程的研究上升为理论。茶叶界一致确认为这阶段是武夷茶发展史的关键, 它对今日武夷茶产业基础奠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 红茶由武夷岩茶工艺演变而来
如上述武夷山先有绿茶, 后有岩茶, 随后又演变为小种红茶或工夫红茶。
小种原是武夷外山茶没焙干的毛茶, 堆压发酵, 入锅炒干而成。正如《莼浦随笔》所述:“红茶先晒, 乘热复以布, 色变红, 再晒不过火”。此小种茶由福州茶行出口至北欧, 称烟小种。工夫茶也导源于武夷山, 据清《闽茶录异》记述:“闽诸群皆产茶, 以武夷为最, 最细为奇种......次为名种......为小种......火侯不精色黝而味焦, 即泉漳人所称工夫茶”。另见证于张天福先生的《福建茶史考》指出:“乌龙茶 (岩茶) 继绿茶后 (始于16世纪) 。红茶继乌龙茶 (岩茶) 之后, 开始发明是正山小种 (亦称星村小种) 的制法 (出口约始于18世纪) ”。程启坤先生《中国茶经》《红茶的产生与发展》一文所载:“在茶叶制造发展过程中, 发现日晒代替杀青, 揉后叶子红变而产生了红茶;最早的红茶是由崇安小种红茶开始的......演变为工夫红茶......传播到安徽、江西等地......1875年安徽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乡, 将福建红茶带回, 从而产生了著名的“祁门工夫红茶”.....后中国红茶出口......印度等国将此发展为红碎茶......”。
以上史料足以说明, 当今世界产销量最大的茶类------红茶起源于武夷山, 在茶发展史上武夷山又作出的一次伟大的贡献。
4 武夷茶的传播与发展
武夷山为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当地茶树有性群体武夷菜茶由野生种演变而来。最早人们采摘茶树鲜叶食用, 饮用或药用, 直至唐代除日常饮用外, 还蒸制块状饼茶作为相互间馈赠礼品。从宋代开始以贡茶形式进行传播。
武夷茶、对外贸易从明代起已有文字记载。早年出口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38年派人到武夷山, 以下梅村为起点, 运茶到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转运欧洲。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晋商万里茶之路”, 与早年“丝绸之路”同享盛誉。到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 将武夷茶从厦门出口至英国, 扩展到美洲。1757年, 英商运茶又采取陆海兼运;从武夷绕道江西省抵广州再出海至欧洲。五口通商后, 中国茶外贸量剧增, 开辟福州、厦门为主要港口, 福建省茶叶外销量占全国总出口量的二分之一, 其中主要是武夷山的茶。
从十六、七世纪开始, 武夷岩茶风靡欧美市场, 饮茶成为各阶层集会的高尚礼节, 也成为欧美各国普遍饮料;有许多西欧人因喝了武夷茶才知道有中国;因武夷茶誉满全球而轰动了学术界, 引起植物分类学家和生物化学界的重视;如1908年瓦特watt和1919年可恩司徒Cohen.Stuart分别将茶树分为四个变种。其中之一均为武夷变种 (Var.bohea) , 作为中国茶树的代表, 1981年庄晚芳教授根据茶树植物亲缘关系, 把武夷亚种 (SSP.bohea) 和武夷变种 (Var.bohea) 列入了茶树分类系统。1840年美国人乌克斯著《茶叶全书》《茶之化学》篇, 指出“从茶叶的茶单宁中分离出一种名为武夷酸的物质”, 后证明这武夷酸即为没食子酸。
除此, 中国武夷茶的美誉也引起国外医学和文学界的青睐。如荷兰著名医师尼拉斯.迪鲁库恩在1641年出版的“医学论”中说“什么东西都比不上茶, 由于茶的作用, 饮茶人可以从所有疾病中解脱出来, 并且可以长寿.....”。英国文学家迪拉利评论说;“茶颇似真理的发展, 始则被怀疑.....及传播渐广, 则被抵毁, 最后乃获胜利, 使全国自宫廷以迄草庐皆得心旷神怡”。又文学家诗人萨尔丑斯对乌龙茶的芳香韵味极为赞赏。1663年诗人瓦利曾为饮茶皇后卡特琳作诗, 其中一句“月桂与秋色, 美难与茶比.....”。
至19世纪初期, 我国茶叶量出口急剧增加, 至1860年输英茶叶占输出总量的90%;至1876年, 输美国的茶叶量在各不同国家中又独占鳌头, 据厦门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至1877年, 厦门乌龙茶输出量达5425.68吨的最高记录, 但在这以后, 因受国内生产困境和国外市场竞争, 武夷茶对外贸易逐年跌落。直至新中国建立, 茶叶外贸得以恢复且迅速上升。目前福建武夷茶远销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日本、新、马、泰、英、法、德、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港澳等。
武夷茶内销始于明末清初。开始有闽南商人到武夷山学习工艺并带走茶籽。传播到安溪、漳、泉、永春、粤东潮汕等地, 以后转向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各国。今安溪铁观音等乌龙茶、台湾包种、漳州水仙、永春佛手、广东凤凰水仙等制作工艺均师承武夷岩茶。
5 今日武夷茶
新中国建立后, 武夷茶产业得到恢复发展, 尤其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生产步伐加快。截止2013年全市植茶面积13.8万亩。产量达7300吨。全市茶叶大小加工厂137家。茶叶 (岩茶) 研究所25所。茶叶机械化采摘面积达80%以上。综合做青机普遍推广使用。近些年来, 由企业、科研、教育等部门密切配合, 开创了许多制茶机械和新工艺产品;如智能化电脑控制操作综合做青机, 快速萎凋机的研制投入使用和新工艺岩茶紧压茶的创制;目前大红袍、水仙等系列紧压茶产品已批量生产销至省内外各地。
纵观当今武夷岩茶已成为国民经济、农业旅游业的支柱产业, 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归纳分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5.1 品质优化, 产品得到国家保护提升
自1986--1997年武夷山市茶叶研究所连续9次由农业部、商业部等授于优质奖、金奖。2002年在广州茶博会上, 20克“大红袍”拍卖18万元。武夷山市幔亭岩茶研究所制作肉桂茶于1989年获得农业部优质产品奖, 2000年在凯捷杯茶王赛中荣获“肉桂王”和“水仙”、“毛蟹”品种金奖。2001--2013年幔亭岩茶研究所又连续多次获得优质奖或一等奖。
2002年武夷山岩茶获国家原产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06年中国国务院批准武夷岩茶 (大红袍) 制作工艺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制定武夷岩茶国家质量标准, 制定实物标准样茶, 创建实物防伪平台。
5.2 茶文化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武夷山为世界旅游胜地, 茶文化、茶事活动的不断强化, 交流丰富了旅游的“娱”“购”内涵;在旅游促销上茶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如在举办茶事活动, 接待或外出等场合, 以茶为媒, 以茶为礼;藉以推动茶产业和经济的繁荣发展。
5.3 科技开发旅游资源, 丰富旅游景点内容
武夷山拥有颇具文化特色的景点, 是以科技力量所创建的, 如“御茶园”和“印象大红袍”等。
早在20世纪80年代, 武夷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科技人员在元代“御茶园”遗址建立“御茶园名丛观察园”, “武夷岩茶传统工艺初制厂”, “御茶园茶楼”, 并修复元代御茶园标志性实物---“通仙井”。
“名丛观察园”是武夷山市科技人员发动群众从全市各产区的名丛中挖掘选育出来的。历经二年, 对菜茶有性群体通过剪穗育苗共征集到216个, 后又从中筛选出165个名丛, 定植于新建立的“名丛观察园”。
2010年, 由武夷山市幔亭岩茶研究所为张艺谋导演《印象大红袍》山水实景演出提供培训场所。并对首批表演者担任传统工艺的技术指导, 取得圆满成功。
上述景点为人们提供了极好的实物观赏, 对继承传扬武夷文化很有意义, 是明智的举措。从以上景点再配合其他景点如“大红袍线路”、“九曲溪碑林”、遇林亭 (宋代兔毫盏) 、宋街茶观、仙人一啜等地游览, 往往会给人一种实地实物展现,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加深对武夷茶深厚根基、文化内涵的理解;许多游人通过“茶楼”、“仙人一啜”等地品茶活动, 对武夷岩茶的特殊生态、特殊品种、特殊工艺产生兴趣, 并对岩茶品质特点和泡饮技艺也有了基本概念, 并能将此概念转化为具体形式, 学会操持小杯、小壶、嗅香试味, 感受活甘清香, 从而达到释躁平矜, 怡情悦性的精神境界。
5.4 品种选育有效促进武夷岩茶品质优化
品种是优质基础。近三十年来, 武夷山茶农和科技工作者对品种选育作出很大贡献。除了大红袍、水仙、肉桂三大当家品种外, 主要指保护和开发利用武夷名丛资源和新品种的引进。
武夷菜茶及其各类名丛群体, 是历史形成武夷岩茶独特品质风格的保证因素之一。名丛资源在上世纪40年代“五大名丛”基础上, 1981年武夷山市科研人员通过征集, 并在御茶园遗址上建立起拥有165个名丛的“御茶园名丛观察园”, 以后于2011年武夷山市爱德华实验茶场又从中筛选出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半天妖、武夷白牡丹、武夷金桂、金锁匙、北斗、白瑞香等“武夷十大名丛”。并编撰了《武夷十大名丛》一书。另外, 1980年武夷山市综合农场的科技人员开展了“武夷名丛选育”课题研究, 在九龙窠、霞宾岩设置“名丛、单丛资源圃”。经多年的观察、示范栽培后筛选出70个名丛。同时, 将这70个名丛的原产地特征、特性等以图文结合形式整理出版《武夷岩茶名丛录》一书, 为人们了解和利用名丛资源提供了基础资料。
武夷山早年从外地引进品种有黄旦、毛蟹、梅占、本山、佛手、桃仁、八仙茶、凤凰水仙、奇兰等, 多数为中芽种。本世纪初从福建省茶叶研究所引进一批新育成杂交新品种, 有黄奇、金观音、黄观音、紫玫瑰、黄玫瑰、金牡丹等, 都为早芽种 (紫玫瑰为中芽种) 。上述不同时期引进的茶树品种, 栽植面积约占武夷山总面积的30%, 其余70%的面积所栽植的是肉桂、水仙、大红袍三大当家品种与各类名丛。它们绝大多数为晚芽种, 仅少数为中芽种和特晚芽种。
茶叶科技界的学者和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做好现有品种和外来品种合理搭配, 是保持和发展岩茶产品风格多样化的前提。今后应尽量利用现有品种资源, 在保护和开发利用武夷名丛资源的同时引进适制乌龙茶具特殊花香韵味, 不同品质风格的新品种, 做好品种搭配, 缓解采茶季节高峰, 整体提高武夷岩茶品质, 对促进武夷茶产业的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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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排球的历史 篇5
关键词：回避；回避制度；公务员；科举制度
一、 中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的最早溯源是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
公务员的回避制度，最早起源于中国。是极其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公务员法规定的回避包括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公务员回避是指为了防止公务员因个人利益和亲属关系等因素对公务活动产生不良影响，而在公务员所在职务、所执行公务和任职地区等方面做出一定的限制，使其避开有关亲属关系和公务的制度。为确保公务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公务员在如下情况，需要回避：
（一）任职血缘回避。公务员之间有夫妻、直系血亲、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以及其子女的子女，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和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旁亲的配偶不得：1、在同一机关直接隶属同一领导的职务；2、有直接的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包括上一级的正副和下一级的正副之间的领导；3、在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机和财务工作。其中因地域或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变通执行任职回避的，省级人事部门规定；
（二）任职地域回避。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如县（市）党委、政府、纪检、组织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位领导职务，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此规定的例外是自治县县长和民族乡乡长；
（三）公务回避。执行公务时，涉及本人及“回避亲属“范围的人，应当回避；
中国公务员回避制度最早的历史溯源可以追溯到隋朝隋文帝开创的科举制度。为什么说隋文帝杨坚开创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的最早溯源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得到证明：第一，隋朝开辟的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隋朝以前买官卖官的不良风气。在隋朝以前，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买官卖官现象非常严重，很多富甲一方的地方富豪都选择买一个官位。最严重的时期甚至出现谁给的钱多，谁能买的官位就越大。这样导致了很多缺乏治理才能的人靠金钱买到官位后，在其职不谋其事，最终导致区域行政治理效果越来越差。隋文帝杨坚开创科举制度以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了德才兼备的人才。从隋文帝杨坚开始，买官卖官现象已经杜绝。所以这也可以说明从隋文帝时期开始，中国公务员的回避制度已经初见端倪。第二，隋朝开辟的科举制度也彻底打破了隋朝以前的官位世袭制的恶劣习气。隋朝以前，中国的官员中很多官位和爵位是可以世袭的。子袭父爵，在隋朝以前非常普遍。很多出生于四世三公家庭的人即使能力非常有限，也可以位居高官。这样，无德无才的人一旦世袭了官位，也会因为不作为导致所管辖区域或范畴内的行政效率低下甚至管理混乱，最终导致所辖区域社会风气腐败，经济发展滞后，甚至导致出乱子。如果一个国家很多地区都因为世袭官位的官员的不作为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激增，最终将必然导致整个国家出现大的动乱。隋文帝杨坚建立了隋朝以后，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开创的科举制度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法宝之一。科举制度创立以后，儿子就再也不能平白无故地继承父亲的官位，必须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官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用官回避的效果。隋文帝开创的科举制度所引起的官员不能世袭与当今公务员回避制度中的任用公务员时避开有亲属关系的效果颇为类似。隋文帝开创的科举制度所杜绝的买官卖官现象所导致的效果与当今党中央、国务院所提倡的反腐倡廉所产生的效果也颇为类似。并且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对后来几个朝代有着深远的影响。隋朝以后的唐宋元明清的科举制度均是参考隋朝的科举制度，虽然在随的基础上有一些改变，都还是没有脱离隋朝科举制度的影子。从许多行政管理专家对当今公务员回避制度的研究成果与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所导致的对官员任用所起到的回避效果相比较，不难得出结论：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是当今中国公务员回避制度的最早的历史起源。
二、 隋朝科举制度对我国当代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启示
最近这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所以，最近这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重视不断完善公务员回避制度。个别行政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公共政策研究专家主张以史为鉴，吸取古代公务员的回避制度的优良部分，为今天所用。公务员回避制度总的来讲变得越来越完善。当今的中国公务员回避制度比古代要完善许多。中国公务员回避制度未来也会越来越完善。当代中国公务员回避制度在吸收古代公务员回避制度的优点与优势方面，同时也摒弃了中国古代公务员回避制度里面的糟粕。可谓“吸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 中国未来公务员回避制度发展状况的展望
中国未来公务员回避制度只会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因为随着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等会议的召开。国家越来越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国家对反腐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公务员也会逐渐会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趋势。公务员回避制度也会因此越来越完善。任人唯亲的现象也会因此越来越少，逐渐地，全社会都会形成任人唯贤的趋势。这样的话，整个社会风气会越来越好。政府的行政服务品质也会越来越高。政府的公信力也会越来越高。人民对政府也会越来越信任。中国政府的国际竞争力也会越来越高。（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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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排球的历史 篇6
关键词：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构建
军人价值观是军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各种价值关系的基本观点和理念, 是处理各种价值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准则。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先进军事文化的灵魂, 是当代军事价值观的精髓。
一、我军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发展
第一, 国民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策划南昌起义、创建军队时, 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就明确提出起义军中“党的作用高于一切”, 郑重申明严肃纪律, 如:服从命令听指挥, 不准鸣枪抓夫, 不准采摘农田瓜果, 住宿农家所用柴米油盐均照价付款等。“三湾改编”确定支部建在连上, 古田会议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些措施是对以往旧的军队制度和价值观的颠覆, 是人民军队新型价值观的构建。
第二, 抗日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 “在党的领导下, 团结全民族, 打败日本侵略者, 建立新中国”, 成为全军上下普遍认同的价值原则和人生追求。我军在浴血抗战的实践中进一步体验并明确了建军的根本宗旨:“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成为我军官兵指导行为、评判是非的根本准则。
第三,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激烈较量,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将革命进行到底”, 成为我军官兵的核心价值取向。为进一步处理好军队内部关系,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并发布了《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 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 强调“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 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 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 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
第四, 建设新中国时期。我军的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变为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军人思想、行为的核心价值是:“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巩固国防, 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 参加国家建设事业, 努力为人民服务。”特别是面对新的社会环境, 如何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如何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是对军队官兵的严峻考验。
二、构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第一, 弘扬我军优良传统的需要。现阶段, 我国存在着经济成分等多样化的现实, 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 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人民军队要拒腐防变, 必须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是时代的要求, 它深刻揭示了我军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价值尺度、整体要求和个体准则的有机统一, 这应该成为全军官兵自觉奉行的核心价值观念和行动指南。
第二, 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 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影响军人素质的性质与发展方向的决定性要素。我军在新时期主要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在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时代, 为了反对敌对势力“西化”的图谋, 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塑造军队的主流精神;二是我军的使命任务有了新的拓展, 在保证高标准履行使命任务的同时, 必须努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 要求我们在提高过硬打击能力的同时, 激发官兵的战斗精神, 这无疑需要具有包括理想信念在内的核心价值观作支撑。
第三, 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统领, 军人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军队的具体化。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是全社会中比较先进的一部分, 历来是体现我们党政治优势、文化优势和组织优势的重要力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 构建起符合时代要求、体现军队特点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必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起到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三、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途径
第一, 从改变世界观入手转变官兵的价值观念。一种价值理念要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 不能口号化, 必须观念化, 需要转化为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世界观的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是一个随机性的教育口号, 也不是一种表象化的政治标签, 而是一个渗透军人血脉的内化过程和融入心灵深处的认知过程, 关键在于把这种价值观转化为官兵价值判断的衡量尺度。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 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和军队生活实践, 紧扣官兵思想实际, 通过启发教育、互动教育和自我教育, 使广大官兵不但“知其然”, 更要“知其所以然”, 从而坚定价值追求的立场, 掌握价值认知的观点, 运用价值判断的方法, 达到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军人自觉的心理品质。
第二, 从提高基本思想觉悟入手培养官兵自我学习能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重要的是要自我教育, 使培育的过程成为改造思想、提高觉悟的过程, 引导官兵始终保持政治坚定和思想道德纯洁, 真正做到打得赢、不变质。随着经济社会深刻变革, 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多样。要针对一些官兵中存在的认识上的偏差, 围绕“怎样做人、为谁当兵、怎样当好兵”, 广泛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 引导官兵划清是非界限, 端正价值追求, 自觉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认识和处理问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清末俞樾与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溯源 篇7
一、学识渊博著述颇丰成为中国一代“朴学大师”
俞樾先生毕生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笔耕不辍，著有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共五百卷）。晚年时期，俞樾先生是中国晚清时期很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善长于研究诗词、经学、戏曲及小说。俞樾先生所作的笔记，搜罗资料甚广，其中就尤其包含有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学术史的珍贵资料。俞樾先生曾因为自己的“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一诗，被当时的阅卷官曾国藩所击节，大加赞赏。后来，俞樾先生就用“春在堂”作为自己诗文集的总名。俞樾先生学识渊博、著述颇丰，如《古书疑义举例》、《诸子平议》以及《群经平议》等。这些后来都成为了乾嘉学派后期的代表性作品。不仅与清廷要臣李鸿章是同科进士，俞樾先生而且也同样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在俞樾先生被贬官之后，身处逆境并举家返回苏州之时，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特聘他出任苏州的紫阳书院讲席之职。这对俞樾的整个学术生涯起了非常有力的推进作用[2]113。
在1856年（咸丰五年）二月的一次出棚考试中，俞樾先生之题试被指有割裂经文且有犯上之嫌，遭御史曹泽之弹劾，故被革职返乡。俞樾先生之余生于是就以教育著书为主，终生不再仕[3]28。在1860年（清咸丰十年）春，俞樾先生正在苏州的紫阳书院讲学，此时由于太平天国的军队攻克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因而他为躲避战乱而从苏州来到了新市镇并待了半月左右。根据其著作《右台仙馆笔记》所载，在此期间，居住在西庙前的学生童米荪曾陪着俞樾一起游览了觉海寺，并考证了宋朝时期觉海禅寺的《雷部火》（传言为雷神所书）轶闻。数百年来，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解释这件事情。经过认真考证之后，俞樾指出：这是伐木的人刻画的，并非是传说中的神仙所为，而且岳阳楼中也有类似佐证，从而使得这一千古之谜得以破解[4]10。
1900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年逾八旬的俞樾先生已经辞去了所有的教席，但仍然关怀桑梓，并亲自写出近八百字的《仙潭书院碑记》，碑文文笔朴实骨肉精深。除此之外，俞樾先生还以隶书的形式撰写出《敬业乐群》的匾额，后被定为校训。在每月之朔望时期，俞樾先生必定两次亲临书院授课[5]20。
曾怀有科举功名人生理想的俞樾先生，在入官场之初就遭受了沉痛的打击，后来的大半生都处于甘居清贫、出世治学的状态。然而，这或许就是上天的眷顾，俞樾先生通过自己的勤奋治学，终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学术达到了很高境界而成为后世称颂的中国一代“朴学大师”。艰难的人生与简朴的生活，令晚年的俞樾先生在平静治学中也饱含着深沉的凝重，然而这更能体现出其人格魅力之所在。譬如，俞樾先生所修建的曲园虽形如曲尺、小而简朴，但也暗暗地喻示着“曲则全”之人生哲理：小园虽小而曲，但却一样能够用其中的一草一木展示出其蓬勃的生命；小池、孤亭虽孤寂，但同样也可以容得月光流洒，引清风飘荡。
二、著述东传使之成为日本士大夫崇敬的偶像
诚如前文所述，作为清末著名的学者之一，俞樾先生虽然未曾出国东渡到日本国，但其墨迹与著述却在日本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流传，对近代日本的艺术、诗歌、经学以及书法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促进中国与日本友人之间的交往及其对中日文化之交流的贡献方面，俞樾先生功不可没[6]30。
在学术成就方面，俞樾先生曾被士林一致推为“文坛之岱斗”和“一代经学宗师”。俞樾先生的著述非常丰富，仅在《春在堂全书》中就收录了一百七八十种，多达五百卷之多。对于俞樾先生所取得的个人成就，人们都曾赋予极高的赞誉：“上窥许、郑之室，下摩顾、阎之垒。”值得注意的是，俞樾先生之著作不但在国内流布，而且远播于海外，日本国就是主要其传播地[7]15。19世纪中后期，日本国正处在明治维新时期。当时的情境就是，在日本国内儒学衰微、西学泛滥。在日本的学界内，许多保守之士极为痛心这一现象，但却对此又无可奈何。他们十分急切地希望能排斥西学、恢复儒学。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俞樾先生的著作被传入到当时的日本社会与日本学界，因而大大地支持了日本学术界中的保守思想势力。
俞樾先生的著述深得日本文士之喜爱，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只在经学方面。俞樾先生的著述被称之为“记真录实胜铭碑”、“句里从无瞒假词”。俞樾先生还被日本有关机构聘请专门为日本选编诗歌总集，这也展现出日本学界对他的信任与敬仰。俞樾先生之书法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深得“古人字画合一之旨”，曾经一度形成了“日本人求书者，几于无月无之”的局面。俞樾先生的这种粗犷、雄浑的篆书与隶书的书写手法，一举横扫了日本书法界当时非常盛行的“唐样”书法与六朝书风之清丽风格，从而大大推进了日本书法艺术的进步与革新[8]20。这也正是俞樾先生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尤其是推进日本文化发展的一大贡献。在史学研究上，无论是日本学者所编写出的国史，还是出使日本归国的清廷使者们在撰写日本史书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以邀请俞樾先生为之作序为荣，如日本的冈松君盈写的《常山纪谈》与青山博士写的《日本史纪事本末》和清朝的《日本新政考》、《日本图经》等著述。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有日本学者还专门聘请俞樾先生为其修中国史，但被俞樾先生以“史各有职，余中朝旧史官不能越竟（境）而谋”为由辞谢[9]20。
随着俞樾先生之著作在日本的广为流传，他在日本学界与日本社会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日本的士大夫们崇敬之偶像。俞樾先生的书在海外被争相竞购。不少日本文人均纷纷作诗、赋词、写文章，以此表达自己对俞樾先生的钦慕之情。譬如，吉田贤辅就曾指出：著述传东赢之曲园俞太史，吾昔日拜读其书，西望之心为倾。很多日本学者要么借助来华之机亲自登门拜访，要么通过诗词相唱，以此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尤其是，还有日本学者因为久仰盛名而投于俞樾先生之门下从业[10]15。由此可知，也正是在这些中日文化的交往的过程中，俞樾先生与众多日本学者和友人相濡以沫、相爱以德，同他们从此形成了极为深厚的跨国友谊，共同为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一如既往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摘要：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俞樾, 一生孜孜不倦, 著述颇丰, 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 尊之为朴学大师。同时, 他对当时的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清代,俞樾,中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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