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机制（通用7篇）
溯源机制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从本质上来说,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源自农产品的市场属性和使用价值的食物性特征。站在其市场属性的角度来看, 农产品的较低的价格弹性和低的附加值, 决定了农产品生产的市场风险天然的不同于其他的产品以及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农产品使用价值的食物性特征决定了农产品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单位的分散、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众多的社会经济原因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目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实践, 主要通过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管理体系以及服务支撑体系等安全体系来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1]尤其是近些年来, 为了实现对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面监控, 世界各地的主管部门加强了农产品的信息可追溯系统的建设和完善。[2]但是, 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仅仅一定制度安排下的具体形式, 由于标识、包装和检测技术等不完善以及市场发育的不成熟, 目前的可追溯系统仅仅是局部的解决了部分地区的部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建立农产品质量溯源机制可能是形成农产品质量安全长效机制的最有效手段, 同时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 但是任何一项制度都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社会偏好的结果,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也是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面对一定资源、制度和技术的约束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行为。
因此, 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种行为的发生, 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发生的机理, 而且更加有利于这种溯源机制的设计。
本文主要是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原因进行分析, 在揭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基础之上, 分析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设计的市场途径和社会途径。
二、分散化决策下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分散化决策描述了市场经济状态下, 众多的分散农户在一定的组织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下的一种最优化行为。分散化决策具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它表现出一种基于个人的偏好、信念和约束下的个人行为;其次这种决策被放置于一种多重的社会交往结构之下。虽然农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原因:市场失灵以及为了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管理失灵。
首先分析市场失灵。为了控制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推广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化, 然后再实行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以进行管制。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化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 非排他性的特点表现的非常明显, 同时也存在部分的非竞争性特点。在这种管理模式中, 最大的问题是农户分散化决策下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 及作为公共品而使得农户可能成为“免费搭车者”。[3]
假设政府要求对n个农户进行无公害农产品[4]
政府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模式也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也表现在两个方面:社会化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中委托-代理问题。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几乎可以产生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任何一个领域, 不同领域的管理分工导致了农产品社会化管理模式的出现, 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和责任不明确进一步导致了彼此之间相互推诿的管理缺位, 形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诱因。
政府管理中的另一因素来自政府管理的委托-代理结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控管理的主体是政府, 政府在管理中往往又是通过寻找代理人或者代理机构形成多层的委托-代理结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代理人信息和行动不可观察的条件下, 委托人如何向代理人提供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但是, 政府的委托-代理结构与企业的委托代理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企业的经济目标和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利益联系为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可度量的基础, 但是政府的委托代理结构通常是模糊的和不可测度的。
首先, 委托人效用函数中的变量是多元的和不可量化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目标仅仅是众多变量的一个, 其效用的最大化不仅仅取决于这一个变量, 当委托人可以通过其他变量获得效用最大化的时候, 对于委托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道德风险发生了。[5]设:
U=f (x, y, z……)
x=f (e1……)
y=f (e2……)
Z=f (e3……)
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用水平U取决于很多的变量, x, y, z……表示政府的多元的社会管理目标, 政府总效用水平的最大化并不仅仅取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 而是整个管理目标的控制。
其次是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不容易度量, 代理人的工作绩效难以评价。
第三、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缺乏有效的激励结构。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委托人对于代理人的激励不足, 最终导致管理效率的低下。
三、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的有效设计
经济机制是经济运行过程中, 系统内部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 系统内部的一些信号常常是影响主体的偏好和决策的外生变量。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的建立就是通过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一定的信号传递以影响和调整他们的决策偏好, 最终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4]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包括两个部分: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
信息可追溯系统是实现溯源的外在表现, 通过对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信息管理。它涉及到管理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等各种具体的追溯技术, 在溯源机制中主要完成向消费者传递各种信号。
信息可追溯系统的建立必须考虑相关的制度安排,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生产的、市场的条件以及农产品生产制度的差异, 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个体特征存在差异导致了溯源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以及精确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4]一般而言, 涉及到可追溯系统的制度安排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完善程度、政府的支持和保护的程度、政府的管理模式等等。溯源机制的制度安排目的在于向经济主体发出信号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信息可追溯系统作为溯源机制的表现形式, 就其本身而言又存在不同的形式, 如江苏省的农产品IC智能管理以及各地积极开展的“农产品身份证”制度, 等等。那么在所有可追溯模式中是否存在一个相对有效的模式, 或者说政府在进行溯源机制设计的时候是否考虑采取一个最有效的形式?
现代机制设计理论也许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提示, 机制设计理论关于机制建立的标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1.资源的有效配置标准
帕累托最优标准是现代经济学中用来衡量资源有效配置的一个基本分析工具。即使一种机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 只要存在着帕累托改善, 我们认为这种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从这个角度来看, 溯源机制的社会目标应该是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要保证生产者的利益。因此, 溯源机制的信号传递应该是双向的, 一方面通过溯源机制把生产者的信息反馈给消费者, 另一方面消费者再通过商品的消费把消费者的评价进一步反馈给生产者以有利于进行生产的改善。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还有另外的一层含义, 发展中国家应该结合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生产者生产条件的差异以及消费者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差异, 建立不同层次的农产品质量标准和市场标准, 从而对资源进行更有效的配置。
如图所示, 图中的横轴表示商品的质量, 纵轴表示商品的价格。A、B分别表示对于不同质量的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市场, 因为在一个经济环境中生产者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是有差异的。A点表示的是质量标准较低的农产品, 代表的是地方标准, 假设价格为p1, 产量为q1。B点表示的质量水平相对较高的农产品, 代表的是国家标准, 假设价格为p2 (p2>p1) , 产量为q2。如果只有国家标准, 则质量为A的农产品或者退出市场, 则在这个消费水平上的消费者必须选择质量为B的农产品, 这样就损失了p2-p1的消费者剩余, 社会福利没有达到最大化;或者较低质量的农产品进行者国家标准的生产, 这样道德风险就出现了。
由此, 我们发现通过建立不同的标准是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 也是对生产者进行激励的一个有益的制度安排。
2.有效的利用信息
经济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如何使用最小的信息量, 这样不仅可以节约信息运行的成本, 而且也可以减少消费者的度量成本。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本质上就是一个信息的录入、处理和输送的过程。溯源机制的实质就是把信息从一个单位传向另外一个单位, 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尽量简化传递过程中的复杂性, 或者使一个机制合理的运行而使用较少的信息”, 因而也就节约了信息成本。假设在一个生产者-消费者的经济系统中, 农户的个数为n, 生产的技术条件和资源禀赋决定了生产者的可能性集合为Xi (i=1, 2, ……, n) , m个消费者的收入和偏好决定了消费者的消费空间Yj (j=1, 2, ……, m) 。溯源机制就是从集合Xi到Yj的一个映射, f为可追溯系统的具体形式, 于是f:Xi→Yj。每一个生产者的可能性集合Xi包含着个人特征的各种信息构成了生产者的信息空间mi, 然后接受市场的信息反馈在下一期做出调整, 这样就形成一个响应函数mt+1=f (mt) , 这种信息不断调整的过程就是资源配置改善的过程, 当这种调整达到平稳点, 经济就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如何减少从安全农产品生产者到消费者的信号量是实行溯源机制的关键。众多的经验事实表明: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和组织化降低了信息量。假设有n个农户同时实现了标准化生产, 因为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信息是一个公开的信息, 政府只需对生产者进行标准化的生产管理即可, 反之, 如果生产者的信息量会迅速增加, 而且生产者有可能会隐瞒相关的私人信息而出现道德风险。生产的组织化是降低信息量的另一重要途径, 这一途径是通过一体化激励和相互监督来实现的。当分散农户变成组织化生产的时候, 他们的社会交往结构发生了变化, 组织化之前的生产决策属于分散决策, 任何一个农户的决策不会对其他的农户产生影响, 组织化生产使得他们变成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 因而彼此间存在着相互的监督, 从而减少机会主义的发生。
3.激励相容标准
机制的设计者通常有一个所要实现的目标, 机制设计的核心就是通过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在每个人追逐个人目标的同时也能够实现社会目标。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的激励相容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向生产者提供激励机制, 保证生产者向市场供给安全农产品。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可追溯系统的制度安排问题, 如果一个机制不满足激励相容就会导致各种问题, 如生产者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或者出现所谓的“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等等, 其结果必然是一种无效的机制。激励相容问题可以理解为机制设计者和机制接受者的博弈问题, 对于给定的经济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实际上是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关系, 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属于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可以用博弈论表示为:F=政府的目标, 保证农产品安全供给, E=农产品的经济环境, g=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 b表示农户的策略, m是农户的信息。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有效的溯源机制g, 使得g (m) ∈F, m→b (e) , e∈E。
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而言, 实现激励相容标准的关键在于如何让生产者显示真实的信息。[5]生产者的私人信息是农户与市场、政府博弈过程中的一种策略语言, 同时也是博弈的结果。
显示私人信息是为了弥补农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建立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通过信息的传递, 当农产品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质量问题时, 容易找到源头, 因此真实信息的显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每一次显示的信息对应着生产者博弈的支付以及由此支出的成本。只有当生产者显示信息的支付大于成本的时候, 农户才愿意显示真实的信息。
诱使生产者显示信息的途径来自于不同的经济环境和制度安排产生的激励程度。如果市场不足以对生产者产生足够激励的时候, 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对农户产生激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
四、结论
溯源机制的建立源自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导致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正是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和生产、交换的外部性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损失和下降, 溯源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改进。
溯源机制的建立是对基于市场机制的一种弥补。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主要表现形式, 市场中的均衡价格反映了生产者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最大化。但是市场机制无法传递质量信号, 虽然生产者千方百计的通过广告、品牌等手段进行质量显示, 但程度和效果总是有限的。溯源机制有可能实现了或一定程度的传递了商品的质量信号, 一个具有可追溯性和没有可追溯性的农产品分别向消费者传递了可信和不可信的信号。溯源机制中的追溯功能也许并不经常发挥它的作用, 但是可以向市场传递一种重要信号, 这种信号对于生产者的反映是一种约束和激励;对于消费者来说, 显示了一种诚信的信号。诚信的大小取决于质量显示的程度和质量显示的真实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是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这种机制会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健全而逐渐完善。政府是实行溯源机制的主体, 因而政府的管理模式会影响到对农产品的监管力度, 进而对于溯源的效果有重大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土地细碎化的特征, 以及生产者的个体差异化形成了不平衡的生产条件, 如何对分散化决策的农户生产进行溯源管理, 不仅要考虑社会目标, 而且还要考虑经济发展的目标。
摘要：本文运用现代的经济学理论, 通过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 指出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仅仅是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溯源形式, 因而政府在建立农产品可追溯系统的同时, 必须考虑相应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博弈
参考文献
[1]顾黄辉, 黄颂禹, 谢燕萍.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机制建设的探索[J].农业环境与发展, 2007,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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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力模型溯源 篇2
一、胜任力研究溯源
胜任力(Competence)来自拉丁语Competere,意思是适当的;国内有人译作素质、能力、胜任力、胜任特征等。胜任力在管理领域的研究与应用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勒1911年通过“时间——动作研究”对胜任力进行的分析和研究。Flanagan (1954)首先提出“关键事件”方法,根据公司管理者的工作分析,认定7个管理者工作要素,即生产监督、生产领导、员工监督、人际协调、与员工的接触和交往、工作的组织计划与准备以及劳资关系,也被认为是胜任力研究的萌芽阶段。
1958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莱兰主编了一本题为《才能与社会:人才识别的新角度》的书,阐述了具有某些个性特征的人与其所表现出的工作取向以及工作绩效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胜任力研究的开端,其书中所使用的Talent一词,也就是后来所使用的competence的前身。
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怀特在《心理学评鉴》杂志上发表了《再谈激励:胜任力的概念》,在文章中第一次正式提到与“人才识别”和“个人特性”有关联意义的competence一词。1963年,罗伯特·怀特在《生活探索》杂志上发表了《人际关系胜任力》,对胜任力和社会生活关系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和探索。
正是由于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怀特使用了competence一词并作了探讨,1973年,戴维·麦克莱兰博士在其具有标志意义的文章《测量胜任力而非智力》中使用了competence而不是talent。麦克莱兰博士《测量胜任力而非智力》一文的发表,标志着胜任素质体系的基本确立。
二、Competency与Competence
关于competency与competence二词关系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学者Berman认为,competency与competence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是有区别的。他认为competency是胜任力的表现,是用来了解和识别优秀绩效、行为、功能性技能,而competence是以观察功能型的技能为基础的,主要强调整合的功能方面。McClelland认为,competence实指个体履行工作职责和取得绩效的能力,而competency则集中关注个体在一个特定情景下的实际行为和绩效。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院则认为有必要对competency和competence这两个词做出更清晰的界定和对比,competence是一个抽象的、笼统的概念,狭义地讲,它指的是个体能够达成某个职位的绩效要求的一种状态或综合品质。相比之下,competency则是对于一个个具体的职位或工作任务而言的特质或特征。也就是说,competence具体到某个特殊的职位或任务上时,就可以提炼出一项或数项具体的competency。
综上所述,competency与competence之间是有区别的,competence是“胜任力”的意思,而competency则是“胜任特征”的意思。笔者认为,从数学角度来说,competence就是一个集合,而competency就是集合里的元素。
三、胜任力的概念及分类
麦克莱兰博士在《测量胜任力而非智力》一文中并没有给出胜任力的全面定义。他的同事斯班舍1993在《工作胜任力》中给胜任力下了定义:胜任力就是个体所具备的某种或某些潜在特质,这些特质与高绩效员工的工作表现具有高度的因果关系。在这个基础上,麦克莱兰又追加说,这些个人特质在人格中扮演深层次、持久性的角色,它们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一个人在复杂的工作情景及重要职位上的行为表现。1994年,斯班舍在其著作《胜任素质评估方法》中再次对胜任力的定义进行了辨析:胜任力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概念、态度或价值观、具体知识化、任职或行为技能——也就是可以被准确测量或计算的某些个体特性,这些特性能够明确地区别出优秀绩效执行者和一般绩效执行者,或者说能够明确地区别出高绩效执行者和低效率的绩效执行者。
综上所述,胜任力就是用行为方式描述出来的员工需要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质,是个体能够达到某个职位绩效要求的一种状态或综合品质,具有可指导、可观察和可衡量三个特征。在建构胜任力模型时,一般将胜任力分为三类:门槛类胜任力、区辨类胜任力和转化类胜任力。
1. 门槛类胜任力。
门槛类胜任力仅指为保证工作取得成功而界定出的一些最低标准要求。一般说来,提高门槛类胜任力与取得更高的绩效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门槛类胜任力通常包括基本的技能、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等等,是进入某个职业的最基本的素质,也是能力继续提升的基础素质。
2. 区辨类胜任力。
区辨类胜任力是那些能将同一职位上的高绩效者和绩效平平者区分开来的素质。比如说主动性、影响力和结果导向等等。区辨类素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特定的方法来加以影响和改善的。这就要求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在管理人员开发中,要注意员工区辨类胜任力的开发和提高,因为高胜任力可以产生高绩效。
3. 转化类胜任力。
转化类胜任力通常是指管理人员和员工普遍都缺乏的那些胜任素质,一旦他们在这种胜任力上得到改善和提高,那么将会大大提高工作绩效。例如。“开发他人”、“系统思考”、“复原力”等胜任力就为大多数人所缺乏。当然这些胜任力的开发和提高也就比门槛类胜任力和区辨类胜任力要困难得多。一个想要出类拔萃的管理者和员工必须要注重转化类胜任力的开发和提高。
四、胜任力模型的构建方法
胜任力模型是指担任某一特定的任务角色所需具备胜任力项目的集合。即CM={CIi—=1,2,3,…,n}。CM表示胜任力模型,CI表示胜任力项目,CIi即第i个胜任力项目,n表示胜任力项目的数目。当前构建胜任力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1. 归纳法。
这是一种通过对特定的员工群体的个人特质的发掘和归纳,形成胜任能力模型的方法。此方法运用的主要工具有关键样本法和行为事件访谈法,其中运用最多的当属行为事件访谈法(BEI)。作为一种用来收集被访者个人特质的访谈方法,BEI凭借高度结构化的访谈模式和熟练掌握相关访谈技术的咨询顾问,来详细了解被访者工作中的关键事件及其成功要素,收集其过去的行为和真实想法,从中发掘有价值的个人特质。BEI的对象同时包括高绩效者和业绩平平者,通过对访谈结果的比较分析,发现导致高绩效的那些特质,作为建立胜任力模型的素材。通过BEI获取大量的“原始素材”后,咨询顾问对这些信息进行细致的筛选、编码、分级等加工过程,并最终形成胜任力模型。
2. 演绎法。
这是一种从企业使命、愿景、战略以及价值观中推导出特定员工群体所需的导致高绩效特质的方法。主要应用工具为小组讨论。演绎法的基本假设是:胜任力模型作为对任职者的一套个人特质的要求,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有益于愿景、战略等组织目标的实现,并体现组织的核心价值观。演绎法的实质是一个逻辑推导过程,其基本步骤如下:(1)厘清组织愿景、使命、战略和核心价值观;(2)推导关键岗位角色和职责;(3)推导导致高绩效所需要具备的特质。通常我们通过分组访谈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推导过程。分组访谈的对象既包括胜任力模型的直接针对人群,也包括其他了解情况的相关人员。访谈的结果仍将经过筛选、分类、分级等专业处理过程,以最终形成胜任力模型。
3. 限定选项法。
中华“礼”的溯源 篇3
《左传·定公十年》曰:“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文化很早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礼”之产生,可以溯源于原始的以祭天、敬神为主要内容的祭祀活动。“礼”本谓敬神,是原始社会宗教信仰的产物。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禮”字,左边是神,右边是放在“曲”这种祭祀礼器上的祭物“豆”,表达的是一种对神的虔诚敬畏,以求神灵降福。殷礼仍属于礼神时代,严格意义上中华礼仪核心的人文精神并未形成。经周公“制礼作乐”,实行以德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礼制,进入了道德礼制时期,使“礼”实现了由事神领域到事人领域的转折飞跃,有了祭祀、婚冠、宾客、军旅、丧葬之“五礼”,成为治国安邦的首要工具,并逐步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精神内容,使周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有序统治,周礼也成为汉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家制定“礼”的经典依据。
春秋中后期,社会动荡、王室衰微、战争频发。面对分裂动荡、道德沦丧的多变社会环境,孔子为“天下无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崩乐坏”而痛苦,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悲叹,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14年奔游列国,主张“为国以礼”、“克己复礼”,充分体现了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适周问礼是孔子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孔子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思想,成为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制高点。孔子以仁释礼,突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周礼,把礼推到了社会各阶层,列为人人可学的对象,“不学礼,无以立”,从而将治政的途径引向诲人自省的道德修养,使中华礼文化得以传衍久远、承续有端。
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为巩固万世一系的皇权统治,采取残暴愚蠢的“焚书坑儒”,春秋末叶以来形成的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因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春秋保留的仅有的一点“礼”正在消亡。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将儒家经典作为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唯一的行事规范,儒学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主导。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出现,从天子到黎民百姓,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神州大地,处处王化,华夏大地封建社会的秩序最终确定。此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是儒家的经典作为国人的行事规范、“礼”对政治、经济、司法、百姓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定,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就连始于汉朝的科举考试,考试的主要内容也是考学生们对孔子礼学的理解程度。即使其间出现两次短暂的少数民族主政,也都是进行的“汉化”统治。由此可见,“礼”的“定分止争”功能的强大,是“礼”给了社会以秩序,给了庶民以安定。“礼”不但成了社会稳定的强大工具,还成了个人修身的目标。
近代鸦片战争叩开了国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遇到了全球资本主义浪潮的外来冲击,原有的封建礼法制度再也无法维持其对社会的统治。无数中华儿女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奋斗中,开始学习西方文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孔教,“砸烂孔家店”,孔子封建礼教被视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束缚人们思想、扼杀国人心灵的精神鸦片而彻底摒弃,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为全体国民共同认可的“礼”却并未形成。
解放后,长期以强制命令和政治运动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常用手段,其结果是“文化革命”对整个社会文明的几近毁灭式的摧残。“文革”中,“批林批孔”、“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再次使一代先师蒙羞,孔子礼学受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人际关系日趋紧张,各种摩擦、冲突频发,危机四伏,矛盾凸显。仍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为全民族所共同遵守的礼仪规范,以致造成了国人不尽知礼,面对纷繁复杂的礼仪形式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孔子礼学重新焕发活力,在感化个体心灵、陶冶思想情操、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等层面再次彰显独特魅力。尤其是遍布全球的近300家孔子学院的设立,掀起了全球“孔子热”、“汉语热”,孔子归来,儒学的中国复兴,孔子礼学走向了五大洲,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世人所瞩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礼学并未因批判和摧残而消亡,相反经过时代的选择、改造、创新、重构,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之精魂,中华文明之核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使礼仪春风再次吹遍全中国,唤醒国人尚礼意识,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仪规范逐步回归。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礼”的重建过程。
“留学生”溯源 篇4
我们把留居外国学习或研究的人员称为“留学生”, 那么“留学生”一词是怎么来的呢?
“留学生”这个词是日本人创造的。唐朝时, 日本政府为了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 曾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遣唐使是外交使节, 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不能过长, 因而难以更好地吸取中国的先进文遣唐使等回国后仍然留在中国学习的学生, “还学生”则在遣唐使回国时一起回国。后来, “留学生”这个词就一直沿用下来, 其语义也有了变化发展:凡是留到外国学习或研究的学生, 都称作“留学生”。■
古代教师称谓溯源 篇5
古“教”字的含义,是长辈对下辈的督责、训育,是对“传道、授业、解惑”的一·种尊称。《说文解字·支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古代的“师”字,原本是古人对军队编制的称呼(古代以2500人为师)。“师”字引申有众人表率之义,又引申为统领众人的师长之称,泛指具有专门知识技艺和德高望重者。《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也。”《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殷商的“瞽宗”,选择技术水平很高的乐师到学校担任教师,瞽是乐师的官名。西周金文称乐官为师、镈师或辅师。春秋战国时亦把“师”作为教官的称谓。秦朝曾以吏为师,汉代以后多以儒为师。直到近代,人们才把“教”与“师”二字结合在一起连用,总称为“教师”,专指向学生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入。由此可见,“教”字与“师”字虽然在我国古代早已广泛流行,但把这两个字连用而成为一个特定概念的专门称谓,却是出于近代。
“师长”是古代对教师的尊称,《周礼·地官·师氏》:“三曰顺行,以事师长。”《韩非子·五蠧》:“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古人把教师视为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品德高尚的长辈而大加尊敬和崇拜。
“师傅”是古代教师的通称。《谷梁传·昭公十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之罪也。”封建社会东宫太子的教师,被称为“太子师傅”。“外傅”是古代对教师的特称。
“师父”是古代对教师特别亲切的尊称,包含有视教师如父亲之意,《白虎通义·封公侯》:“人有三尊,君、父、师。”封建社会许多人家厅堂建造的牌位上写着:“天地君亲师位。”
“老师”一词起源颇久,最初是指年老而资深的学者,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后来用于尊称教授生徒者,如金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属句有凤性,说字惊老师。”“老师”的称谓在宋元时期为“小学”教师的别称。
古代还常常对年纪已老、德高望重的教师尊称为“先生”。按《礼记纂言》卷一中注:“先生,老人教学者。”《孟子》注:“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古时把“门馆”、“私塾”老师之中年长者一律尊称为“先生”。
“山长”或称“洞主”,书院的主持人,是古代学生对书院中授徒讲学之首席教师的敬称。一般都是书院的主讲者,总领院务。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学生尊称他为“山长”,“山长”之名由此起源。至元代,为书院院长之正式名称。
“经师”原指对儒家经典有专长而教授有方者,一般是指儒学学官。汉代学校教师也称“经师”。《汉书·平帝纪》:“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经师一人。”后来历代把在学校里传授儒家经典的教师统称为“经师”,《王文宪集序》:“经师人表,久资望实。”
“人师”指操行品德可以为人师表者。袁宏《后汉纪》:“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由此可见,“人师”是比“经师”更加崇高的尊称,这说明古代颇重视有封建道德修养做学生榜样的教师。
“座师”,古代科举制度,考中的举人、进士称乡会试的主考或总裁官为“座师”,犹如唐朝时所称“座主”。
“房师”,古代举人对荐举本人试卷的同考官尊称为“房师”。因为乡试分若干房,每房有一同考官,试卷必须经过某房的同考官选荐,方能取中。
“教谕”是宋代京师设立的小学和武学中的教师称谓。元、明、清代的县学都以“教谕”作为教师的称谓(学官名),主持文庙祭祀,宣扬儒家经典和皇帝的训示,教诲和管束所属学生。
“教习”是明代入选翰林院的进士(即庶吉士)之教师称谓。清代,翰林院庶常馆简用大臣二人掌教习事,月考庶吉士(选士殿试后选入庶常馆为庶吉士)学业。以侍读、侍讲学士以下翰林官分司训课者,称为“小教习”。至清代末叶,兴办学堂,开始时仍称教师为“教习”。辛亥革命后渐废不用。
“训导”,明、清代各府、州、县学皆设“训导”,地位略次于“教谕”。
“学录”,宋代于国子监设置“学录”,掌管执行学规,纠举并处罚太学犯规学生。明、清代仍旧设置“学录”,目的是监督学生,不得有法外行动。
“学正”,宋代于国子监设置“学正”,地位在博士、助教之下,学录之上。元代以后,各州学亦设“学正”,相当于府学的教授。
古代常把家庭教师尊称为“西席”或“西宾”,因为古人的风俗习惯常席地而坐,以西为尊、为大。唐代以前,私塾教师赴宴,必请入西席面东而坐。故民间尊称私塾教师为“西宾”,亦称“西席”。
“夫子”,本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后用以尊称教师,如春秋时大教育家孔丘,被古人尊称为“孔夫子”。
古代“教授”、“讲师”、“助教”、“博士”称谓的含义,与今天不同。远在唐代以前,虽然早已有“教授”这一称谓,但唐代以前“教授”的本义仅仅只是一种教学行为,并非教官称谓。作为教学之官的“教授”,究竟何时开始设置呢?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以40年时间和精力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记载:“(至道元年正月戊申朔)始命司门员外郎、开封孙蠙为皇侄、皇孙教授。时中书言‘唐文宗朝,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读,诸王亦有侍读,无降杀之礼,请改为奉诸王讲读。今皇侄、皇孙皆列职环卫,请以教授为名。’从之。”由此可见,宋太宗至道元年(995)正月,司门员外郎孙蠙在皇宫内任皇侄、皇孙教授,乃宋代设置教授官之开始。宋真宗咸平元年(998)正月,又设置了南宫教授、北宅教授,即睦亲宅教授、广亲宅教授,分别为太祖、太宗子孙与秦王延美子孙的教官(《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3《宗学博士》)。宋庆历四年(1044),在州学、军学、监学开始设置教授官,据南宋学者赵善沛抄本《元丰官志》记载:“宋初但有四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未建州学也。景祐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始诏诸路州、军、监各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六月,又有“大学教授”与“小学教授”之分。凡教14岁以下的宗子,称小学教授;教15岁以上的宗室成员,称大学教授。自从宋代开始于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均设“教授”,以传授学业。宋以后,仍沿用“教授”为学官名称,掌学校课试等事。
古代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的教师,谓“讲师”;古代“助教”,是学官名,始于晋代,协助博士教授学生,其后各代均在国学中设助教,助教为“国子学”(即后之“国子监”)教师。古代博士,源于战国时期,《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代,博士掌古今史事侍问及书籍典守。汉代才开始称太学中教师为“博士”。西汉武帝时,用公孙弘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自后博士专掌经学传授,与文帝、景帝时的博士制度有异,立五经博士,以今文经学为主。而同时河间献王(刘德)也立博士,表彰民间古文经学,与官学相抗衡。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氏《诗》、《逸礼》和《古文尚书》,古文经学逐渐成为官学。东汉光武帝立十四博士,又恢复了今文经学的地位。东汉中叶以后,经学转到民间儒师手里,博士制度虽历代相沿,而作用与前已有不同。唐宋时期,博士为专精一艺的教职官名,各专业学校有“律学博士”、“算学博士”、“书学博士”、“医学博士”等。
案香溯源 篇6
一个能破解生命的语汇
通往历史的隧道
在千古的沉睡卷经中
复活了兴衰沉沦的生命洪流
等你一千年
一本本品读
墨香绕梁
字字如金
案上留下是青灯的火焰
一丝余光
把世界还原
也许有更多人无法读懂一种的强音
当繁华落尽
唯有沉静后再现的声声不息的涛鸣
二
一个能诠释历史的文明
有多少人用青春生命
在案上耕种
也许数百年成为古树
无人问津曾有过故事
只有大树下乘凉人守望蓝天和青山
不断延续
不断成长
成为绵延不断的衔接生息的历史节点
在这个节点上
案上孤灯
总是照亮永恒的世界
人类从此有一个
记录和还原的文明
三
案上独白
是档案人心灵深处的坐标
尽管冷暖檐下知
感觉具有能集聚财富的力量
能见证历史清白
唯有案上兰花
在静静守望窗外世界
将恒久的兰香
“原来”溯源 篇7
“原来”最早运用还是“元来”用得早?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和渊源?“元来”为什们现在已经不用了?“原来”这个词在明朝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时通用的是“元来”。“元”是起初、开始、本来的意思。改动是朱元璋猜忌的结果。
朱元璋看到“元来”心神不安,“元来”不但冲撞了其名,还暗含他灭掉的元朝回来之意,这不是元朝要复辟吗?于是他决心要消灭这个不祥之词,但这是常用词,即使现在消灭了,过去的重要文献书籍中还大量存在。一位聪明的大臣看透了朱的心思,便建议将“元”改为“原”。朱元璋听了大喜,随即诏令“原来”通行天下。“元来”从此绝迹。本来当是“元始社会”的也成了“原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