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启示录（精选8篇）
战争启示录 篇1
备受关注的国美之争终于在9月28日画上了句号, 以陈晓险胜黄光裕而暂时告一段落。这次的国美之争虽然落下帷幕, 但是却已经成就了一个完整版本的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案例。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而言, 国美战争谁胜谁负已经变得不十分重要了, 而从国美战争中汲取更多的风险管理教训, 防止自身企业发生法律风险, 可能才是最为重要的。基于此, 《华夏时报》记者专访了著名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专家, 北京市智维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北京市律师协会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陈晓峰先生, 希望能够诠释国美战争给中国企业带来的风险警示。本刊特转载此文, 以飨读者。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是现代企业的重要标志之一。国美战争或将对中国企业现代化进程产生消极的影响。
记者:您如何看待国美战争的影响?
陈晓峰:国美战争应该会给中国企业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是现代企业的重要标志之一, 而“二权”的分离, 需要建立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 其中, 董事会又是最为重要的核心环节之一。
国美战争中, 中国企业家无疑看到公司治理中董事会“妖魔化”的一面, 而可能会忽略公司治理积极的一面。因为大家担心类似“国美战争”的事件有一天会同样发生在自己的企业上。
同时, “国美战争”事件可能会让企业家们认为中国职业经理人依然不成熟, 甚至存有“道德缺陷”, 如此, 必然影响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快速形成, 这又反过来影响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进程。
记者:这一点可能也是很多人起初没有想到的。从您研究的角度来看, 有没有积极方面的影响?
陈晓峰:任何事情都具有双面性。“国美战争”, 其实就是国美电器法律风险的全面爆发, 其原因是法律风险管理不到位所致。当然, 国美战争也让中国企业家看到现代公司治理中所客观存在的诸多法律风险, 如果中国企业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并注重对自身企业法律风险进行尽早的识别、防范和管理, 从而避免相应的法律风险发生, 那就是积极的一面了。
记者:上述影响无疑是沉重的, 从法律风险管理的角度, 您想对中国的企业家说点什么?
陈晓峰: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 不可回避的, 唯一的途径是对法律风险进行正确的识别、评估、防范和管理, 而不能“因噎废食”。
“国美战争”其实是国美法律风险集中爆发的体现, 而这种风险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因为中国很多企业都存在相应的公司治理法律风险, 只不过爆发程度和形式不一样罢了。
记者:据了解, 您所在的律师机构对国美电器法律风险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能给我们具体谈谈吗?
陈晓峰:由于国美电器注册地和上市地均属于英美法系, 加之资料有限, 我们也只是做了一些初步性的研究,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风险:
第一, 是刑事法律风险。如黄光裕因为犯单位行贿罪、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黄光裕妻子杜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公司及高管刑事法律风险, 是最为严重的法律风险之一, 无论给公司还是高管本人, 都会造成巨大伤害。国美电器及黄光裕本人遭遇上述刑事法律风险, 不仅影响了国美电器业绩与声誉, 更严重影响了作为上市公司的国美电器的良性发展。同时, 也正是因为黄光裕刑事法律风险的爆发, 导致了目前“国美战争”的发生。
第二, 国美电器与北京国美同业竞争法律风险。虽然, 国美电器上市之初, 为避免同业竞争, 北京国美将非上市门店交由国美电器托管, 但是依然无法脱离同业竞争的干系, 并且随着非上市门店的不断扩大, 竞争也日益加剧。并由此导致黄光裕家族提出若2010年9月28日特别股东大会上“动议”未全部获得通过, 北京国美将终止国美电器对非上市门店的委托经营授权。这一点, 也应该被视为同业竞争的法律风险即将爆发。
第三, 董事会授权不明确的法律风险。最近几年, 国美电器股东大会一直授予董事会一般授权。但是由于国美电器大股东黄光裕的特殊处境, 以及国美电器有限的股权结构, 这样的一份授权蕴含巨大的法律风险, 目前该法律风险已经爆发。
第四, 股权激励计划悬而未决引发的法律风险。股权激励制度是现代企业人才激励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建立股权激励机制是企业应对人才竞争的迫切需要。国美电器曾于2005年4月15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上通过了国美电器股票期权计划的决议, 但是一直迟迟没有实施, 这给公司高层的稳定性带来致命的风险, 该风险也已经爆发。
第五, 董事选聘程序及责任不明确的法律风险。公司董事会作为公司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成员应该最大程度反映股东的意志, 并通过反映股东的意志来代表股东的利益。显然, 国美电器大多数董事已经不能代表股东的利益, 这样的董事会也就不受股东控制。这些, 都应该归结为董事选聘程序及责任不明确造成的法律风险。
第六, 独立董事监督作用缺失的法律风险。回顾国美电器事件中, 无论是国美电器行为、黄光裕个人行为、陈晓与贝恩公司协议、陈晓之股权激励计划实施, 以及当前双方的隔空指责等等, 都缺乏应该承担监督职责的独立董事的声音。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缺失, 将会导致董事会变成脱缰的野马, 会破坏股东大会与董事会间的平衡关系, 最终导致公司内部治理的混乱。
记者:上述法律风险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该如何进行避免呢?
陈晓峰:你这个问题可能也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做如下假设:
对于所遭遇的刑事法律风险, 假设黄光裕在具体行为之前, 请专业法律人士进行识别分析评估, 相信都不会出现今天的牢狱之灾。
对于同业竞争问题, 假设上市之初能够完全解决, 或者上市之初承诺具体解决时间与步骤, 也是能够避免的。
对于“一般性授权”, 如果黄光裕在“赴狱”之前, 能够对“一般授权”进行相应的限制, 尽量减少授权的随意性, 是可以避免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的。
对于2005年已经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 如果规定了具体的实施时间、实施步骤、行权条件、业绩考核等, 也能够避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也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法律风险。
对于董事选任委派及责任, 如果充分考虑到董事提名选任、董事职权、董事回避、董事撤换、董事任期、董事兼职职务限制、董事会议事规则、董事怠于行使权力救济, 董事滥用权力救济、董事会与大股东僵局救济等各个领域所客观存在的法律风险, 并在章程或制度设计中进行非常严格的“规制”, 相信也能够防范相应的法律风险发生。
对于独立董事, 如果独立董事职责完善, 相应的专业委员会 (如决策、提名、薪酬、风险、审计委员会等) 职能加强, 则也能够强化国美电器公司治理结构, 避免相应的法律风险。
只有对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评估, 才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去防范和管理风险。可以说, 黄光裕及其“智囊团”本身并没有对上述法律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评估, 所以也谈不上“规避”和“化解”风险了, 其法律风险爆发应该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记者: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黄光裕及国美电器所遭遇的法律风险, 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吧?
陈晓峰:是的。中国太多企业所存在的公司治理法律风险, 已经实际上严重制约中国企业的发展, “国美战争”只不过法律风险爆发的一种表现。这犹如人的健康一样, 住院或死亡是疾病严重爆发的一种表现形式, 而疾病每天侵蚀我们健康的躯体是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只不过是我们容易忽视它的存在。这无疑是非常可悲的。
有一个现象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那就是国内公司的《章程》近乎格式都一样, 都是工商注册时的“固定格式”, 内容更是非常笼统。由于《章程》是公司内部的“宪法”, 公司业务及管理模式不一样, 《章程》也当然有所区别, 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如此, 不爆发法律风险倒成为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一个成功的企业, 往往要经历质量管理、利润管理、价值管理、风险管理四个阶段, 而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
记者:黄光裕有句自创名言, 那就是“一件事只要有三分把握, 我就去做”, 并且一度被奉为商界“经典”。您如何看待企业家的这种心态呢?
陈晓峰:黄光裕这种心态并不特殊, 其实很多企业家都存有这种心态, 这其实是对风险的漠视, 是一种“赌博”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 会有成功的几率, 但更有失败的几率, 并且一旦失败将是非常惨烈的, 类似黄光裕、李途纯等太多企业家倒下就是最好例证, 以至于中国福布斯排行榜甚至快成为“落马榜”了。
记者:您曾经说过:“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更是一个毁灭的时代。”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含义?
陈晓峰:是的。“伟大”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给了国人很多的创业致富机会;中国目前法制依然不十分健全、商业诚信环境没有形成、潜规则往往还占“主流”等等, 导致企业风险比任何时候都要大, 这也是企业容易遭遇法律风险而“毁灭”的重要原因。
记者:如何理解转型期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呢?
陈晓峰:目前,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如从要素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型、企业老板自我经营向职业经理人经营转型、利润管理向价值管理转型、价值管理向风险管理转型等等, 而转型期必将引起企业管理方面的更多变化或适应, 并要求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将价值管理和风险管理并重对待, 否则, 将很容易遭遇法律风险。
国美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黄光裕可能在价值管理方面是一个高手, 由此他成为中国首富;同时, 黄光裕及国美电器在风险管理方面又是低级的, 由此导致黄光裕成为“阶下囚”, 并爆发了当前的国美战争, 而这些又给国美电器价值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这些, 都是值得中国企业家去深思的。
职业经理人是中国企业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能够仅仅凭借“感情信任”来维系, 而是应该通过“机制信任”来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记者:欧美发达国家创始家族为什么能够安心做甩手掌柜?而我们却不能?
陈晓峰:我想他们能够做“甩手大掌柜”, 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有关公司治理的法律体系比较健全;二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 尤其是资本化程度比较高;三是社会诚信机制已经建立;四是职业经理人阶层已经形成;五是整个社会的法制、诚信文化趋于成熟等等。而我们呢?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 在上述几个方面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导致我们暂时还不能够做“甩手大掌柜”。
记者:对于准备或者已经踏上企业向“现代化治理”转轨道路的家族而言, 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家族对企业的合理控制?
陈晓峰:不可回避的是, 创业家族对家族公司的感情和期待都要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普通股东、机构投资人和职业经理人, 创业家族更加关注企业的长远利益, 普通股东和机构投资人更关注企业的一时股票价值, 而职业经理人可能由于相关激励机制不到位, 更关注企业的短期价值和利益。基于此, 创业家族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对公司一定的合理控制权是必要的。
具体到控制措施, 实际上是很多的, 如防止股份被稀释条款、股权激励之“金手铐”计划实施、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等等, 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畴都是可以采取的, 当然需要兼顾公司效率和控制的双重目的。上述, 仅仅是一些具体措施, 重要的是对公司治理法律风险进行良好的管理,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记者:有人说, 陈晓的做法, 在一定程度上毁掉了很多职业经理人的前程?创始人该如何和职业经理人打交道呢?
陈晓峰:其实创始人也不能因此将职业经理人和董事会“妖魔化”, 不然也显得过于浅薄。创业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不能仅仅靠“情感信任”, 而应该靠健全的规则形成的“机制信任”来确立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 做到授权明确, 并有相应的救济渠道, 防范其中的法律风险。只有这样, 我们才会真正具有“公司的力量”。
企业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也是无法回避的, 企业唯有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评估、防范和治理, 才能够达到相对彻底管理风险的目的。
记者:从专业角度来看, 什么是法律风险?法律风险与商业风险有什么关系?风险与价值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陈晓峰:风险其实就是一种不确定性。对于法律风险, 我认为业界有一个“误区”, 即认为法律风险管理就是“合规性”管理,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样将大大“缩减”法律风险管理的范围, 并容易导致法律风险管理进入“盲区”——因为有很多“合规性”以外的法律风险存在!
我认为, 由于法律本身的不确定性 (包括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不确定性) , 或者企业对现行政策、法律、法规、规章、规则、惯例等不熟悉、不遵守、不运用, 或者由于在行业、文化、业务、交易对象等方面信息不对称导致决策行为失当, 或者由于企业违反合同约定而产生的一种不良后果或法律责任, 并可能带来包括经济损失在内的企业价值降低, 都可以称之为法律风险。
企业风险可以归为两部分, 即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 商业风险在一定程度就是法律风险, 或者最终以法律风险的形式呈现, 如资金流断裂而形成的诉讼或破产等。对于商业风险, 企业家有一定的识别力, 但是法律风险由于专业性较强, 企业家很难做出判断。同时, 相较商业风险, 法律风险存在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领域、各个阶段, 并且破坏性较强, 治理起来也比较难。因此, 法律风险更应该值得企业家进行关注。
一个风险管理良好的企业, 一方面可以减少损失、降低成本和避免纠纷, 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效率, 增加企业美誉度, 强化企业凝聚力, 提升企业价值。尤其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应该是通过管理风险来创造企业价值的。
记者:法律风险管理是一个怎样的管理过程?
陈晓峰:法律风险管理, 其实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企业价值管理同等重要,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法律风险管理, 主要分以下几个步骤:首先要对该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状况进行评估, 包括有否风险管理组织机构、管理职能、人员配备、风险文化、风险识别、风险评估等等;其次是对在上述法律管理状况评估基础上, 根据企业的业务流程、管理模式、业务状况等, 对企业进行全面法律风险识别, 即找出企业有哪些风险;第三, 就是对上述识别的风险进行评估, 主要考量风险的关联性、爆发几率、损害程度等相关因素, 然后区分主要风险和法律风险;第四, 是对上述评估出来比较严重的风险进行重点治理;第五, 监督评估。即对第四步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并评估治理的结果如何等等, 然后再发现新的风险……由于风险是不可能消失和铲除的, 因此法律风险管理是一个“闭环”的动态管理过程。
记者:目前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陈晓峰:比较差!从太多的企业家倒下就能够看出这一点。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中国企业仅仅重视“利润”和“价值”, 而轻视风险管理, 只有到风险爆发时才想起找律师, 律师也就成为他们的“救火队员”;二是由于法律风险管理是“法”、“商”结合的边缘课题, 唯有对“法律”和“管理”都充分了解, 才可能彻底“洞悉”法律风险, 才能够提供良好的法律风险管理服务, 这由此导致了解法律风险的专业人员并不是很多。上述原因导致中国企业频频遭遇法律风险。不过, 相信这种状况应该会有所突破。
战争启示录 篇2
最后他还有俄罗斯的心。俄国民族又是镇静又是悲壮的宿命观念，在那可怜的乡人，PleotomKaratarev身上亦人格化了，他是质朴的、虔诚的、克制的，即在痛苦与死的时候也含着他那种慈和的微笑。经过了种种磨练，国家多难，忧患遍尝，书中的两个英雄，Pierre和Andre，由于使他们看到活现的神的爱情与信仰，终于达到了精神的解脱与神秘的欢乐。
书中包罗着成百的英雄，每个都有个性，都是描绘得如是真切，令人不能遗忘，兵士、农夫、贵族、俄国人、奥国人、法国人……但这些人物的可惊的生命力，我们如何能描写！对于这一批在欧罗巴文学中独无隅的肖像，在此丝毫没有临时构造之迹。而《战争与和平》的最在魅力，尤其在于它年青的心。托尔斯泰更无别的作品较本书更富于童心了，每颗童心都如泉水一般明净，如莫扎特的旋律般婉转纳入，例如年轻的NiwtasRiostov、Sonia和可怜的小Petia。
最秀美的当推Natacha,可爱的小女子神怪不测、娇态可掬，有易于爱恋的心，我们看她长大，明了她的一生，对她抱着对于姐妹般的贞洁的温情——谁不曾认识她呢？美妙的春夜，Natacha在月光中，凭栏幻梦热情地说话，隔着一层楼，Andre倾听着她……初舞的情绪恋爱，爱的期待，无穷的欲念与美梦，黑夜，在映着神怪火光的积雪林中滑雪，大自然迷人的温柔吸引着你。剧院之夜，奇特的艺术世界，理智陶醉了；心的狂乱沉浸在爱情中的肉体的狂乱洗濯灵魂的痛苦，监护着垂死爱有的神圣的怜悯。……我们在呼唤这些可怜的回忆时，不禁要发生和在提及一个最爱的亲友时同样的情绪。这样的一种创造和现代的小说与戏剧相比时，便显现后者女性人物的弱点来了，前者把生命都抓住了，而且转变的时候，那么富于弹性，那么流畅，所以我们看到他在颤动嬗变——面貌很丑而德性极美的Marie公主亦是一幅同样完美的绘画；在看到深藏着一切心的秘密暴露时，这胆怯呆滞的女子脸红起来，如一切和她相类的女子一样。
马勇：甲午战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篇3
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的“新政”
金若木：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国门，但后来中日的发展路径却很不一样。中国走“中体西用”之路，搞“洋务运动”；日本走“脱亚入欧”之路，搞“明治维新”。可以说，甲午战争是两国新政的一次决赛，结果是中国输得特别惨。请您比较一下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的新政。
马勇：近代东方的问题，都来源于西方。工业革命和新技术促使西方产能过剩，然后资本的力量开始往全世界扩散。这时，中国和日本，甚至包括所有东方国家，都受到西方资本的冲击。过去，我们称之为西方势力东来，或者殖民势力东来，其实就是资本的力量在入侵。如果在30年前，我们理解不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能理解了，因为今天中国的资本也在走向世界，现在世界看中国有点像当年中国看西方，觉得中国资本力量太厉害了。
西方势力东来之前，日本一直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学中国学得亦步亦趋，不仅学中国的大道，还学中国的小技，把中国的36计研究得很透。但在面对西方的时候，中日两个国家的选择不一样。我们可以比较1840年和1853年两个事件的差异——
1840年之前，英国已两次来中国叩关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第一次访华，1816年英国使团第二次访华。但是，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都很坦然地说不要全部打开国门。因为当时的中国已有广州一口通商，并不是完全锁国的状态，中国和西方有一定的贸易往来，但是没有自由的贸易往来。可以想象，当年如果一下子把国门完全打开，像日本一样，中国现在肯定发达得不得了。但是，中国的皇帝，要么是不着急，要么太着急。
另外，当时的中国自认为是天朝帝国，太大了，用乾隆皇帝的话讲，“我们什么都有”。再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结构，士、农、工、商，就更好理解了，中國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始终都不是全体人民的问题，始终都是士阶层的问题。
1840年，中国对西方资本采取抵抗的办法，后来才逐渐缓慢地开放五口通商，是在被打了之后才不得不开放的。
而日本呢？1853年，它在面对美国的四艘军舰时，乖乖地打开了国门。日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第一，可能与日本的文化根基有关，日本毕竟不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过去一心一意学中国，现在当然可以一心一意学西方；第二，日本长期受荷兰文化的影响，对西方并不陌生。葡萄牙对澳门有影响，但中国的体量太大，西方在1840年之前对中国社会整体影响甚微；第三，日本的国土面积太小，没有腹地，没有纵深，面对强势的美国，非常功利的选择就是与其抵抗失败而开放，不如开放而不失败。日本这样精明地盘算失败、胜利，在林则徐这样的中国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因为这不是儒家的教诲，特别不是宋明之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哪怕到了今天，也还有人没弄明白，开放其实是双向的。但在一百多年前，日本就比中国理解得透。日本同意将国内市场向美国开放，同时也要求美国向日本开放。1854年签订的日美通商条约，就是双向的。中国到今天才理解这个意思，才理解了开放不仅仅是我单方面开放的问题。英国当年要求中国对它开放，其实也希望中国的商人到英国去，希望中英建立近代的国家关系和贸易关系。但是，在170多年前，中国人怎么能想到我们也会到英国做生意呢？到1890年代，签订《马关条约》以后，我们也没想到中国人会到全世界去做生意。当然，也不要苛求前人，这是时代的局限。
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
金若木：打开国门之后，是什么促使中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马勇：从1895年开始，中国人就在反省中日两国的差别，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打败，就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没改变，孙中山、康有为都是这么讲的。在《马关条约》签订当月，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刘光第等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以为中国非改革不可；直接参与谈判的李鸿章面对“卖国”等指责，也义正词严予以回击，以为“中国今非变法不足自强，岂书生腐论所能补救者也？”至于朝廷，也迅即反思甲午战争及前几十年改革发展的教训，没多久，就开始了新一轮改革。这意味着中国人当时已经认识到此前三十年可能有问题。
但是，我后来在研究甲午战争时，开始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统治者在前三十年洋务运动中，没有把目标讲明白。那时的统治者只讲了“中体西用”，但没讲最后要通往的也是人类文明的大道。其实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里，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比重是在不断调整的。在中国这个有悠久文明的国度里，你一上来就讲全盘西化是不可思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告诉那些反对学习西方的人，我们是不会把自己变成洋鬼子的。
洋务运动30年，1860年代是学技术，1870年代已全面引入西方法律体制，这就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再不按照《万国公法》走，就没法和其他国家打交道。
但是，清末的政府没有说明我们应该如何走。一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还在坚守老路，像张之洞1898年春天在《劝学篇》中讲的那样，“议会政治，中国是不要的了”。
而日本却不是这样，日本人发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别，就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近代工业革命所导致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上，所以日本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脱亚入欧”。我们去分析日本整个明治史，就会发现日本人早就把西方的本质看得比较明白了。中日两国为何会走不同的路，原因之一就在这个地方。
从1868年开始，日本实行制度变革，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坚定不移地走了中央和地方分权之路。另外，日本学西方学得很像，搞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这就带来了和中国很不一样的结果。日本明治维新才二十几年，民间经济就成长了。甲午战争时，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日本有六千家合乎现代企业规范的企业。
而中国由于吞吞吐吐的，没有走这条路，因此到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资本全部都在官办企业，我们没有企业家，只有买办和国企高管，也就是红顶商人。我们只有资本，但没有资本主义。中国那个时候靠国有企业在发展经济，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等，都是国有企业。这种国有经济有一个好处，就是发展速度确实快。到1871年，洋务运动才11年，李鸿章跟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底气就不一样了。日本人还指手画脚地说，你们不搞自由经济体制可能是不好的，资本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李鸿章说，你们做得好，但怎么没我们这个经济力量？
回到根本，这究竟是不是中国失败的根源呢？我最近研究了，认为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走下去，不发生甲午战争，中国不犯这么一个“颠覆性”的重大错误的话，中国的经济继续成长，它就一定会去调整社会结构，也得走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之路，允许非国有企业发展，慢慢也能够成长出一个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但这是历史假设，没办法重新来过。
甲午战败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不行，我们的文化不行。它的危害性在哪儿？它使中国人的心理出了大问题。
金若木：我们的文化有什么问题？
马勇：我们的文化，当然不是“五四”后许多人批评的那样尽是糟粕。中国文明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精致的一种文明形态，只是这个形态只属于农业社会，是农业文明。而中国面对西方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引进或者说嫁接工业文明，或商业文明。在这一点上，说中国文明有问题，主要是说中国文明只是一种属于过去的文明。而且，那时的中国人，很长时间没有弄清西方的用意，总以为西方文明的引进，一定是中国文明的消失，是替代，而不是添加。现在看来，这种思维方式确实太简单，是零和游戏式的思维，不是共赢。
至于说到中国人的心理，我在20多年前研究这个问题时就深刻意识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留给中国人的心理疾患确实太严重了，中国人总被一种“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学习西方不是单纯地学习，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人家是为了打败人家，而且总是公开地这样说。这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
中国的发展是内敛型的，日本则是外向型
金若木：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说，日本在“明治维新”稍有所成之后，对中国采取的完全是攻势，所以中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甲午战争虽然直接发端于朝鲜问题，但终究还是中日对峙的问题。请您谈谈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中日关系。
马勇：在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中日两国的发展战略是非常不一样的。
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两次被打败之后才起步。这个时候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是这样落后，所以才去学习西方，有一种焦灼感。这种焦灼感导致中国开始采取孤立主义，除了自己的事情之外，其他事都不想管。因此，在洋务运动开始不久，中国的宗藩就纷纷解体了，中国很快就丢掉了琉球、越南、缅甸等一大片藩国。以前这些藩国一遇到事都是要找“老大”帮忙的，但现在老大说我自己的事太多了，没时间照顾你。这是因为中国要发展自己，独善其身，不愿意在外交事务，在国际正义、公道上面下大力气。我们应该强调一条，中国的发展是内敛型的，确实没有往外扩张的意识，追求的完全是自我富强。
但是，日本呢？日本几个重要的维新思想家，比如福泽谕吉，他们给日本谋划的路径是什么？他们一再强调，日本不能满足于岛国位置，要和欧美诸强竞争，要踏向大陆。我们今天都解读成它要扩展生存空间，其实不纯粹是这个意思。日本一开始很明白地讲要和“欧美诸强”在全世界竞争，要让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从今天看，日本的经济就是全球化经济。日本在国内有多少工厂？它的资本和市场都在世界各地，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国。
当年日本的发展战略就是外向型的，对领土的扩张是有需求。那时正好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际，很多土地都没有主人，也不存在现代国家的概念。所以，日本形成了一种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的近代殖民意识。
中国由于采取的是守势，先后丢掉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国，都觉得无所谓，因为这毕竟离我们太远了，而且这些地方不可能本土化，不可能成为中国的行省。但是，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废藩置县，你是我的藩国，我就把你干掉，变成行省由我管理。琉球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妇事二夫”了，并不单纯是中国的藩国，也是日本的藩国。当日本要把琉球废藩置县的时候，琉球的国王派人到中国来，请求中国帮助维持琉球王国的体制不变。要是中国这时候站出来主持公道，支持琉球继续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也就不会吞灭琉球了，至少不会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做。
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在空间上是有利益交集的。日本要冲出岛国走向世界和欧亚诸强竞争，它的踏板只有两个：一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东三省，从这里出来，进欧亚大陆；二是南边的台湾，然后到福建、到华南、到南亚。所以，从地缘政治说，中日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应该是一个必然。
但如果我们讲历史哲学，从另外一种层面看，中日有没有携手共进的可能性呢？其实，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还是希望亚洲携手的。日本人当时认为西方的殖民对整个亚洲都是威胁，所以亚洲要携起手来。今天全世界的区域整合都完成了，但亚洲还是老样子，问题还在于由谁主导亚洲的整合，是人民币主导还是日元主导？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亚洲分裂还是必然的。
金若木：对于琉球、越南这种藩国，当时的中国表现得很大度，丢了就让它丢了。但对于朝鲜，中国看得特别重，要不然也不会由此引发甲午战争了。
马勇：对。为什么呢？刚才我讲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孤立主义。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里讨论了为什么传统中国有那么多藩国，因为中国一方面想把生番变熟番，让中国文明的边疆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军事战略上的考虑，就是把它们当作中国的国防外围。但后来中国为什么慢慢丢弃了这些藩国？因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发现它们对中国没意义，人家根本不经过什么国防外围，直接就打进来了。所以，藩国的丢失是必然的。
但是，为什么朝鲜不可以丢？因为朝鲜直接扼住了中国的命门。从地图上看，朝鲜半岛整个就是北京的大门。所以，对于其他藩国，中国都可以让，但对于朝鲜，中国没法让。
甲午战争彻底打醒了中国，但又导致出现激进主义
金若木：甲午战争中，中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可谓举国震惊，它对中国此后的发展有何影响？
马勇：最大的影响是，1895年之后，中国大概出现了七八种思潮。这其中就有孙中山、严复、康有为、张謇等。张謇在1870年代就到朝鲜去了，开始和日本有正面接触，他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的强大是因为日本有自由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应该以实业救国，不能再搞国家资本主义了，要發展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郑观应在甲午战争之后得出的教训是，中国可能需要一个全面的改革，并且要通过自由贸易在世界上开展商战，而政府要对我们的商业资本进行保护。在郑观应的思想当中，中国海军的布局要像今天美国的海军布局一样，中国的经济利益到哪儿，军事力量就得到哪儿。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有几个知识人想到这个问题了？我们今天的经济力量已经到达非洲了，可是我们的军事力量抵达不了非洲，还未达到全球化。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但最后要归结到朝廷才有用。在中国，知识人再厉害，最高领导人不拍板也没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也有沉痛的反省，认识到之前做得还不够，比如对社会的释放还不够。在1895年之后，清廷还真放开了，允许自由办报，一下子几千份报纸就出来了；还可以自由议政，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政治改革，什么都能谈，这就释放了一个言论的空间；另外，还允许自由结社，全国马上就有几千家新兴社团出来了，有专门研究现代化学、现代农业的，也有關心国是、只谈政治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关条约》对地方自治的推动作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单靠一个模子肯定不行。1895年之后，清政府很快就放宽了对各地的一律化管理，让地方按照各自的特色施政。《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清廷任命陈宝箴做湖南巡抚，陈宝箴本来就有维新思想，他到了湖南就推动改革。从1895～1897年，只用了两年时间，湖南就成为全国的示范，在地方自治、地方经济、地方教育中慢慢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来。
《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来说是惨败，要赔款，又要割地。但中国很快就从失败中站起来，一天都没耽搁。刚被日本打败，中国就开始向日本学习。从1895年起，中国逐渐派学生到日本留学。
另外，甲午战争对中国更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呢？之前我们对资本是管制的，而《马关条约》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却是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开放的口岸自由办厂，这样我们对资本就没法管制了。而列强之间又有一个利益均沾的关系，这就等于放宽了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和当年开放五口通商一样，开始大家恐惧得不得了，说我们这下完了，中国经济肯定得崩溃了。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后来加入WTO一样，一开始有人很恐惧，但实际上国际资本进来反而是好事。1895年之后，由于外国资本直接介入，中国经济开始更健康地发展，而且规模更大了。之前我们一直想修铁路，但就是没钱，外国资本融入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更重要的是，1895年外国资本进入以后，中国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就产生了。实际上，中国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从1895年开始的。
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很快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金若木：前面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都没有真正地醒来。但因为甲午战败，中国彻底醒过来了。
马勇：对。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是有点影响，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但中国太大了，很快又转身睡着了。蒋廷黻在说到这一段时就很痛心，说中国白白耽误了20年光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因为搞洋务运动，确实有所发展，然后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也是甲午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开始是自卑，之后就独善其身，只发展自己。
甲午战争确实把中国彻底打醒了，但同时又导致中国出现了激进主义。这个激进主义就是彻底的西化思想，这在康有为、梁启超身上，尤其在谭嗣同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甲午战争如果不发生，中国很可能会保持一种自信，慢慢地消化西方文明。但甲午战争打完之后，中国就再也不能这样做了。维新运动准备了三年，但康有为觉得太慢了，认为保守主义力量太强，要把它干掉，于是发生了戊戌政变。戊戌政变之后，民族主义开始崛起。进入20世纪，中国一直沿着革命、改良、共和、国体变更这样一条轨道往前走。严复一直期待中国能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前进，从容地改变，但这不可能了。
甲午战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从多元的视角观察它。
只有充分吸纳世界文明，才能建立一个新文明
金若木：对于甲午战败的教训，刘亚洲在接受《参考消息》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对此，您怎么看？
马勇：对于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刘亚洲和福泽谕吉讲的这一条，是后发展国家在改革中都要遵循的，其实就是向世界先进文明看齐。我们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文化心理上，都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刘亚洲讲得很好，如果中国不能全面地改革，你有多少外汇都没用，甲午战争的教训就在这儿。
金若木：中日文化同源，但是在被打开国门后，两个国家由于实行的制度不一样，结果国力大不相同。能否就此谈谈文化、制度与国力之间的关系？
马勇：胡适在讲西化的时候，就曾以日本为例。他说，日本一上来就“脱亚入欧”，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日本的所有特色都被保留了。日本既吸收了西方文明，又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
中国历史上其实是有这个经验的。中国文明从东汉开始接受印度文明，经过八百年的磨合，中间也有打、闹，也有排佛的主张，但后来我们还是把印度文明接纳进来了。唐朝时，中国人对佛教多狂热。唐末宋初，印度文明就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了。佛教精神最内核的东西，后来构成了宋明理学的核心。我举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国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充分的世界化，把西方文明充分吸纳，让它和中国本土的固有文明交融，交融之后才能优势互补，构建出未来中国的新文明。如果我们仍然吞吞吐吐，不敢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就等于是在人为地阻断中国现代化进程。
只有充分打开国门，让世界充分进入中国，中国才能走向世界，才能和世界一致，并最终保留中国文明独有的别致。我们要相信，吸纳了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之后，中国人还是原来的中国人。中国的文明、儒家的传统，只有经过充分世界化改造以后，才能保留。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现在的特色和两百年前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金若木：中华文明吸收佛教文明，用了八百年时间。您觉得我们吸收融化西方文明，还需要多长时间？
马勇：我们是16世纪开始接触西方文明的，到现在为止，已经走过五百多年了，还有三百年。
金若木：这个时间不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算起吗？
马勇：从16世纪开始，第一批传教士就进入中国了。明清两代，传教士也都在中国。17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吸纳也非常好，但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中断了。中断的原因是，梵蒂冈一定要干预中国教徒的信仰方式，就是说你信天主了，就不能信祖宗。所以，中国当时的康熙皇帝说，那你们就走吧。从那时起，中西之间的交流大概中断了几十年。在这中断的几十年，长江以北的传教士离开中国了，而长江以南的传教士并没走。后来，传教士就都中国化了。所以到今天，也就是21世纪初期，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融已经有五百多年了。我觉得中国的充分世界化，就差最后这一下了，之后中国就可以更坦然、更自信地步入世界一体化了。
金若木：这一下，指的是当下吗？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马勇：中国其实就在等待最后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当然也有待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其中，俄罗斯是一个因素。俄罗斯按照目前的轨道，它有两个可能。如果走好了，那对我们会是一个启发：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俄罗斯走好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现在民主国家的效率虽然确实低，但民主国家的原则是不会后退的。极权国家有效率，但是没有原则。这次乌克兰事件，普京就是利用了民主国家没有效率的弱点，因为它们要动兵，还得通过议会，太麻烦了，只能一步步制裁俄罗斯。普京现在就像在走钢丝，很可能掉下来。如果俄罗斯走砸了，中国的转型就会更快。
等中国充分世界化后，发展会更迅速。其实，我对中国的未来是不悲观的。林毅夫曾讲过，中国的经济可以持续保持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还可以补充，中国在民主化之后，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美国和整个欧盟的经济总量，可能都达不到中国的经济总量，因为我们人口多，市场体量大。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乾隆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差不多达到了世界的40%，就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所以中国的未来空间还是很大的，但是怎么能够走到这一步，不好说，因为历史有偶然性。
金若木：今年又逢甲午年。在您看来，甲午战争对当下中国的改革有何启示？
马勇：甲午战争给当下中国最重要的启示可能是，中国要走向真正强大，得有一个强大的体制才行。体制的强大意味着国家和人民是一体的，国家把人民当作国民，人民也会对国家效忠。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并不是全民的战争，它和普通老百姓无关。这和日本武士道对国家的那种效忠有很大差别。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架构，中国是没有战斗力的，人家一打，我们肯定就被打散了，所以战争不可发生。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强大，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民对这个体制有高度认同，让人民发自内心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是伟大的。
近代中国几次重大的进步，都是在战败之后到来的，未来的中国不应该走这条路——不要等待被战争打败之后再来改革。
中日关系：我们应该有邓小平的勇气与胸怀
金若木：甲午战争对当下中日关系有何启示？
马勇：甲午战争过去120年了，我们要反思，要调整自己，特别是不能去宣扬仇恨。经过120年，无论中国历史还是日本历史，都已经翻过好几页了。在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我们和日本打了1：1的平局。千万不要再发生战争了，避免战争对老百姓来讲特别重要。
推动中日之间的友好发展，是今天政府和知识界必须做的事情。对于那段历史，应该把外交的还给外交，把历史的还给历史，把法律的还给法律。在今天，煽动民粹主义的情绪，只能误入歧途。
未来，中日一定要走友好的道路。特别是现在，世界各地区都已经完成整合了。而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始终没有中断的一个文明，我们的体量又这么大，如果中国能好好改革内部，能与日本联手完成亚洲的整合，将是人类的大事。早在1900年，当时亚洲人的理想就是希望中日印三国谈妥，然后完成亚洲的整合。
这里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世界经济从19世纪就开始东移，我是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世界经济一定会移到亚太来，因为西方的市场太小，没办法容纳这么多的产能。你看现在的美国，虽然发明了“苹果”，但美国市场太小了，它能接纳多少“苹果”？世界人口都集中在亚太地区，如果中日不能联手，还不断发生冲突，其实是在影响人类的进程。
中日友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聪明的政治家应该看到这一点。你看整个近代历史，中日之间虽然发生过两次战争，无论甲午战后的二十年，还是二次大战之后，不管台湾地区还是大陆，走的都是中日友好的路径。在蒋介石、蒋经国主政台湾的时候，日本和台湾是相互免签的。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度假、学习，都很正常，也很方便。日本人到台湾来也一样。大陆在1950年代那么艰难的状况下，毛泽东、周恩来都在推动着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那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都能友好。中日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好，可最近怎么成这样了，其原因值得思考。
知识界应该有一种担当，应该为推动中日友好、亞洲和解、人类和平去做一些工作。我们今天看问题的目光是很短暂的，只看几十年。如果放长眼光看，往前看一千年，中日之间还会这样吗？人类文明的整合、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怎么可能让中日冲突继续下去呢？不可能的。所以，知识精英能提供的思想资源、学术资源就是推动中日友好发展，而不应鼓吹仇恨。只有仇恨是没有未来的。当年中苏结仇那么严重，邓小平都能坦然地表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有邓小平那样的勇气与胸怀。
战争启示录 篇4
1、以军民一体化的工业基础强化后勤动员反应能力
就在海湾战争结束后, 美国放弃了大规模全面战争的“ 重建”战略,而立足于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战争需求, 对战争后勤动员的基础通过压缩工业动员基础的形式, 调整动员储备的结构, 以军民一体化的工业基础模式进行后勤动员的精简和优化。
在1993—1996年期间,美国对国防工业基础进行了重组。 重组前,美国经营军品生产的私营大公司有3800以上,军工国营企业也将近150家,另有将近8万家各类的承包商。 在伊拉克战争前期,重组后的国防工业规模仅为海湾战争前的一半,25个主承包商大幅减员, 裁员60万余人, 国防部为此专门支付了45亿美元作为裁员补贴。 在2001年,B/E宇航公司收购了3家制造飞机精密零件的公司, 从而开启了分系统承包商和供应商之间的重组。在2002年,美国诺格公司与欧洲的TRW公司签订合同,以78亿美元将其收购,跃居为美国第二大防务合同商。 基于美国国家战略的全面调整,其国防工业向高度的军民一体化转变也势在必行。 其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 一是在两用研究与发展方面,满足共同需要;二是在两用设备上,特别是零部件、软件以及材料等;三是两用工厂, 采用共同的工程和生产技术手段。
2、以科学合理的动员体制确保后勤动员的高效运转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征集动员庞大的民间后备支援力量投入到战争中来, 与其科学合理的后勤动员体制密不可分的。
首先是有一套完整的动员法规体系。 美国的战争动员法律种类齐全,具体明了。 如《 国防法》 、《 国家安全法》 、 《 交通运输动员法》 等,而且还先后颁布了《 国家工业储备法》 、《 战时财产征用法》 、《 民航预备队条例》 、《 武器部队预备役法》 等十多部行业性动员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使得后勤动员行动的每一个步骤都能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对动员的原则、权限、要求等都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保证了快速动员的实施。
其次是建立了健全的后勤动员机构。 美国设有“ 联邦紧急管理署”和“ 紧急动员准备委员会”两个相关机构,隶属于总统的直接领导,其权责是制定动员政策,协调政府各部门动员的工作安排以及地方各州的动员准备工作。 政府部门设有相应动员局来完成落实安排的工作, 这些机构的设置为开展民间动员提供了组织保证。
再次是拥有健全的军民兼容体系。 如对于民船的建造上,考虑了军事运输的需要,留有加改装余地;商用港口的基础设施建造上,考虑了民转军的可能,均由军方出资,进行加改装,使其既不影响平时使用,又利于战时征用。 在通信网络的建设上, 保留了美军的通信支线和接口,为的就是备战时接入需要等。
最后是制定了详尽的动员计划。 如私人商船战备海运计划,细到对于具体的哪艘船,改装成什么规格,在什么时间内到达什么地点,向谁报道,接受谁的命令,完成什么性质的任务等,都有详尽具体的配套方案,并且要求这些预征船只在平时每24小时都要向军事运输司令部报告一次所在地点、运载货物、船只状况、驶向何地等具体情况,以保证需要时能够投入运输。
3、以统一标准的运输资源支撑快速的兵力投送和持续保障
在平时的运力动员准备工作中, 也就是在军民通用设施的技术开发上,美国军地双方能够严格执行“ 军民兼容”的方针,建立适应平战快速转换的工业生产体系以及技术标准。 美国相关法律规定, 商船必须在美国本土建造, 必须能担负战时运输任务或迅速改装为海军补给船的相关军事要求。 有的商船在设计时就留有有直升机升降平台、安有军用的高频无线电通信设备等,按照国防部的统一标准, 确保满足防务需求; 在大型集装箱的设计上, 为了适应民用集装箱由20英尺向40英尺的发展趋势,加强民用集装箱和军用集装箱的相互适性,美军把40英尺集装箱改装成二合一、四合一甚至八合一的型号。 这一系列的做法确保了在战时紧急情况下,民用交通运输工具稍加改装便能承担遂行军事保障的任务。
二、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后勤动员的主要特点
从美军伊拉克战争中后勤动员的主要做法及其表现, 可以归纳出这次军事后勤动员行动具有以下特点。
1、后勤动员保障的精确性
20世纪的90年代初,在海湾战争结束以后,据统计美军将近一半的物资没有有效的利用,不得不就地拍卖或运回本土,极大地增加了战争的成本。 为避免重蹈资源浪费的覆辙,美军提出精确后勤思想,并成功的实践于这次伊拉克战争。 后勤精确保障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包括后勤动员的精确性,主要是通过充分运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新技术,精细而确切地筹划、运用各种后勤保障力量, 实施后勤动员。 在准确的时间、地点为作战提供准确、适量的物质保障,使后勤动员适时、适量、适地的达到精确的程度,最大限度地节约后勤资源。
2、后勤动员的外包性
美军认为,许多后勤动员工作,特别是那些非战斗性的动员工作, 完全可以由当地市场以及国际资源承担起来。 在美英联军后勤基地中,几乎所有领域都有私营公司所承包的项目,如营房维修、军人服务社、伙食供应、语言交流、娱乐项目、环境清扫、物流等大都是外包给地方服务公司,美军主要用合同方式规范其行为。 同时,作战部队的淡水补给、生活品和普通油料等物资,绝大一部分是从当地直接采购。
3、后勤动员的激励性
曾在小鹰号航空母舰上随舰采访的记者就有报道指出,为了让官兵在饮食方面不仅要吃饱吃的健康,还要满足吃得高兴,心情愉快,小鹰号航母上的菜谱每21天循环一次,龙虾、螃蟹这些高档菜肴也是经常可见。 美军对单兵后勤装备的设计,无不反映出人性化思想,如士兵背囊的顶端,设计了靠枕。 美军单兵的供应标准,也是非常周到。 如肥皂、洗手液、剃须刀、剃须膏、香烟,事无巨细。 这一后勤动员保障思想, 对于提高美军士兵在战斗中的士气,起到了其他方面难以堪比的激励作用。
三、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后勤动员的几点启示
虽然美军的军事战略与我军的军事战略在本质上有所差异,且国防体制与军队编制也大不相同,但此次战争后勤动员的实践极大的体现了未来战争后勤动员的发展趋势,其先进的理论基础与高效的后勤动员做法对于我军后勤动员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1、后勤动员的精确是增强后勤保障能力的关键
华盛顿智囊机构的安全专家彼得·辛格曾指出:“ 如果按照曾经老旧的后勤系统运作,美军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就不可能推进得如此迅速。 ”相比于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中的粗放式动员,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的精确动员从提高战争动员的效费比来看,来得更加经济。 但是这种后勤动员方式的风险也随着战争的展开而逐步有所显露:由于没有建立足够的中间基地,没有相应的物资储备,以及当地初期外包式后勤没有顺利开展, 后方补给线长达千里,在 “ 礼拜攻势” 未取得成功的情况下, 后勤补给物资很快告罄,食品、饮水很快成了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甚至也出现了美军士兵向伊拉克难民要饭的尴尬事件。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精确动员在带来高效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带来高风险,必须要把握好使用的时机以及缜密的部署。 根据应着眼战场的实际需求,进行适地、适量、适时的精确后勤动员,提高后勤动员的效费比,是带给我军后勤动员的首要启示。
2、后勤动员的及时是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前提
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的战略运输,相比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海湾战争, 最为显著的区别是分为战略预置、战前部署和战中增兵三个阶段。 美军在拟制作战计划的同时, 就拟订了军事运输动员计划。 为进行战争准备,2001年底美军就开始进行战略预置,向科威特、沙特、土耳其、 卡塔尔等国的军事基地,运送了大量的作战物资,并实施了后勤动员行动,筹备后勤补给物资,在海上部署8艘预置舰,用以加紧前沿后勤部署。 中国古代打仗讲究“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美军后勤动员的先行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些军事基地中储备足够的物资, 保证后勤动员的及时性,随时能够来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可预知的各种战况,从侧面提高军队作战能力。
3、后勤动员的激励是调动军地联合协调的保证
在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充分利用市场运行的内在规律,激励民间企业,依靠主承包商制度以及外包的方式,使众多的商人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为美军服务,直接走向战场, 为作战部队提供大量的后勤物资和生活保障。 也就是说, 在前线参与战争准备的不再只有军队勤务人员,还包含了大量当地平民。 战争开始后,这些来自商业公司员工,当地学校的语言教师,从后方走向前方,与美军并肩作战,他们在前线承担从修理、保养武器到演示武器,从供应净化水到提供住宿,事无巨细,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 神秘部队”,这一切全都由于激励因素,军地联合才能如此密切配合。 而从小鹰号对于美军士兵的后勤保障上来看,充分说明美军后勤动员的彻底,这一激励因素,不仅增强了后勤保障力,更加极大的提高的美军的战斗力。
摘要：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充分运用军事后勤动员,大力协调军地资源,重组军民一体化的工业基础,建立科学合理的动员体制,统一后勤运输资源的标准,提前两年就开始进行战争动员和准备,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而言,在后勤保障的效费比上取得很大进步,提高了后勤的保障能力。而这其中折射出的新的后勤动员的精确性、外包性以及激励性等特点是值得我军后勤动员所借鉴与学习的。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后勤动员,精确,外包,激励
参考文献
[1]李其明:构建“精确化”动员模式探析[J].国防大学学报,2006(2).
[2]刘宁:试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后勤动员能力生成[J].后勤学术,2013(2).
[3]曾道红:聚焦美军后勤动员[J].司务长,2007(6).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启示 篇5
日本是一个岛国，在历史上又是一个外向型的国家，但日本走的是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早在1855年，日本的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曾提出一套完整的对外侵略扩张路线图，即先占琉球、朝鲜、台湾、吕宋之岛，再占领整个中国，继而控制印度和世界。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登基，并开始了“明治维新”。
1874年，日本利用台湾与清属番国琉球之间发生的“牡丹社事件”和清朝政府官员的昏聩，签订《北京专约》，吞并琉球，更名为冲绳。此后，日本一方面积聚实力，一方面谋划侵吞朝鲜和中国的战略。为了发动侵略战争，连明治天皇都带头捐款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在天皇的感召下，日本富豪们也纷纷捐款，一年就达上百万元之多。1894年，日本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和秘密操纵，以朝鲜东学党的农民起义为借口，挑起事端，发动甲午战争，偷袭援朝的中国军队，击沉中国的运兵船“高升”号。这场战争是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战争启示录 篇6
关键词 农业；工业；现代化；工农互动；美国南北战争
中图分类号：F320；F420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6）15--02
厉以宁[1]在探讨西欧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时指出，“与手工业、采矿、航运业相比，西欧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要缓慢的多。”由于封建主不愿意放松对农村的控制以及封建依附关系，导致西欧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相对落后于工业。与西欧不同，独立以后的美国封建因素并不明显，美国的农业面临的问题是工业从农业无偿取得资源的积累，各种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业流动及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导致农业发展滞后。然而，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又客观需要从农业中获取各种资源，以此从农业中获取资金。
1 南北战争后农业给工业化带来的各种条件
工业化源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动力，以农业为母体衍生出工业化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劳动力以及市场等因素。例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土改、俄国的农奴制改革等，这些国家对传统农业进行的资本主义性质改革，从不同程度上给本国工业化带来了良性互动；但美国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其并不具备像英、法、俄等国这样明显的封建因素，其农业对工业化的促进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机械化的普及使许多劳动力从农村中释放出来。美国工业化过程中所依靠的劳动力，主要是由于移民以及机械化普及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仍处于农业经济占主体的时代，新西部主要是以自耕农的制度为基础，许多小农场主存在于亚拉巴马、田纳西和肯塔基等地方[2]。但是南北战争以后，随着西北部地区机械化的普及以及制造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剩余的劳动力逐渐流向各大城市，美国的城市人口从1840-1850年几乎翻了一番，1850-1860几乎又翻了一番，到1920年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3]。机械化的普及，导致农业产业结构逐渐由劳动力密集型向集约型过渡，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其次，工农业产品价格差，使工业发展可以追逐较高的利润；而农产品价格降低却使得农民利润的减少。在1870-1890年，农产品价格的下跌的同时工业产品却维持着高价，尤其是农业生产所需要设备保持着高昂的价格，这使得农民所经营的农场获得部分利润被剥夺，虽然工农产品的价格差对农业是一种负担，但在工业化早期，这样的状态有利于促进资本向工业部门流动。同时，价格低廉的农产品也容易促使农业与工业关联较大的产业发展，1860年时，美国头四类工业产品的价值是依靠农业或者是木材业而产生的，而在头六类工业中，1914年之前就包含四类[4]。所以，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异，廉价的农业原材料从某种程度上说促进了美国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再次，农业生产社会化促进与农业相关的服务业、机器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繁荣。美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使农场对工业加工、交通运输和商业销售的依赖越来越大，而与农业相关部门的发展又推动了城市的发展[5]。就农产品加工工业而言，农产品的深加工可以提高产品自身的附加值，而纺织产品、皮革产品、食品加工等产业需要机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产业的形成群带式拉动了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最后，农业生产生活消费对工业化的贡献。在美国现代社会里的一个典型农民，其购买预算总要包括下列各项货物和劳务：为生产用的包括农业器具、化学肥料及铁路运输；为消费用的包括衣着、靴鞋及家庭用具等。这里列举出的农民生活劳作必需品都属于工业产品的范畴，而且从事农业生产所需求的工业产品远不止这些，因为还包括各种其他可变因素带来的间接消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1865年后的15 a里通货紧缩达到50%，但是伴随这一通货紧缩的并不是经济的停滞，相反却是实际收入的高速增长，而1873年开始的价格下跌并没有阻止这时期实际收入的快速增长[6]。虽然同时期的消费增长缓慢，但实际收入的提高为购买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后来农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货紧缩给工业化带来的压力。
2 农业问题的解决以及工业化对农业的反哺现象
如果农业长期处于被攫取的状态也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反过来也会影响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如果经营农业长期处于低利润，或者工业没有反过来促进农业的投资，这就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发展畸形。所以，不应该把实现工业化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工业化”的涵义必须包括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
城市人口增长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市场。据美国联邦政府1879年的统计显示：美国人口从1790年的3 929 214人增加到了1878年的38 558 371人；其中纽约州的人口从39 751人增加到了4 382 759人，宾西法尼亚州的人口从35 691人增加到了3 521 951人[7]。从这组数据来看，美国人口从建国初期到内战过后增加了近10倍，而且以东北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增长最为明显。这些不断涌入城市的人口逐渐形成人口聚集的效应，农村人口从一个农村的生产群体演变为城市的消费群体，不仅减轻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附带压力，还逐渐扩大了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消费市场。
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区域特色化。一般化的农业耕作开始转向于专业化，靠近城市地区根菜作物采用“集约耕作法”；山区的养羊剪毛，以及康涅狄格河流域的生牛催肥等[8]。战后南北隔阂被打破以及南方城市的兴起，为区域农业特色化奠定了条件；尤其是工业化过后，统一的市场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进一步促使农场主选择区域优势作物进行耕作。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当地的自然条件以及投入与产出的比例等等因素来进行规划，这也使区域农业特色化更加明显，如：在南部和西部各州种植春小麦，在中西部地区种植冬小麦和玉米，在西部干燥高原地区放养牛群等。
工业化进一步加快西部和南部各州的开发。内战过后，随着美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国内人口流动更加活跃，工业发展较快地区的农民阶层也逐渐向地价更低的西部和南部各州流动，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实行城市化而是地价上涨，农业税收也随之增加，生产成本高于预期等，这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地区的小农涌向西部地区，所以，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东部小农减少，西部小农增加的10 a[9]。这些“小农”不仅带来了先进机械设备以及经营理念，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生产效率，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有效地促进了西部和南部各州进一步开发。
铁路、运河等交通环境的改善。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部主要是依靠人力沿途驱赶的方式将牛群运输到东部地区，这样不仅无法满足东部市场的需求，也会给牧场主增加许多运输成本。随着铁路里程的增加以及运河的开通，在80年代美国就铺设了120 700.8 km的轨道，以及1894-1898年间被售出的铁路里程就超过了64 373.76 km[10]。这给牧场主带来了巨大机遇，因为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运输的成本以及风险逐渐降低，这可以有保障的扩大牧场的经营规模以保证东部市场不断增长的肉类需求。除了畜牧业逐渐发展起来以外，西部的养羊业、城市郊区的园艺业、中北部各州的乳酪业以及一些经济作物也得到了发展。
3 结语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逐渐加快，但同时也面临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土地荒废、留守儿童等问题。而从工业化来看，随着将近四十年的工业积累，我国2015年人均GDP已达到了8 000美元，城镇化率也达到了56%左右，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的90%左右。这些数据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根据国际经验表明，进入这一阶段过后，不同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国情对农业进行反哺，从产业转移来看，当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完成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传统制造业除了迁往东南亚之外，也可以适当衡量迁往西部或者城乡结合部。此外，在农业生产营销方面，工业如何带动农业实现生产现代化、管理科学化、产品市场化等，也成为了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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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启示录 篇7
1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德育教育的特点
1.1 加强对医学生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
革命战争年代 (1927-1949) , 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供给制 (共产主义) 的经济制度, 与之相应, 在对医学生的道德教育上, 坚持集体主义原则, 努力培养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 教育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自觉地将个人融入集体中, 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 把个人目标的实现融入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去, 教育他们要树立高尚的医德, 在工作中无私奉献, 发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 政治要求严格, 思想工作有力
学校把政治态度、政治表现作为衡量学生的一个硬标准, 从入学和毕业两个环节来严格把关。一般学校的纪律制度中有两条不能逾越的原则, 即政治上不坚定的人不能入学;政治学习不好, 即使技术学得再好也不能升级, 更不能毕业。学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 都是选拔那些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较高, 具有丰富革命经验, 能力较强的同志, 他们个人素质好, 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 在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信, 学生对他们比较尊敬和崇拜, 以他们为学习的楷模。他们平时还能深入学生的生活, 及时发现学生遇到的各种问题, 有针对性地予以指导帮助。学生很乐意与他们谈心交流,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也很好。
1.3 政治理论课学时长, 内容丰富
学生入学后都要研修政治理论课, 政治课的比例非常大, 一般要占总学时数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如, 1946年成立的华中医科大学, 新生入学先进行2-3周的政治形势、人生观和入伍教育, 以后每周政治学习4个学时, 党团活动4个学时, 专业课30学时[1], 政治学习的时间占总学时的五分之一左右。1947年10月中国医科大学专科教育计划时间分配规定, 学习时间共有8个月, 其中政治学习2个月, 基础、临床学习各3个月, 政治学习时间占了四分之一[1]。学生政治学习的内容主要有:形势教育、革命理想主义教育、革命传统与树立革命医务观教育。政治理论课还开设了哲学 (一般讲辩证唯物主义部分) 、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教师在教学中能深入浅出地阐明革命道理, 使学生明白学习的目的、肩负的使命, 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1.4 理论联系实际, 说服力强
在对医学生的德育教育过程中, 我党除了重视革命理论的灌输外, 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 用身边发生的大量鲜活事例来教育学生, 增加了学生的感性认识, 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 理论不再是空洞的说教, 学员们都能自觉地重视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当时在卫生系统, 上至各军区的卫生部长、医院院长, 下至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都有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工作中无私奉献, 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对医学生形成高尚的思想品德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5 医德教育形式多样
在学校, 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思想品德教育活动, 通过校歌、校训、标语、文艺演出、俱乐部活动等形式, 寓教于乐, 耳濡目染, 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1940年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为学校作的校歌中就说要“创造政治坚定, 技术优良的干部, 为革命工作, 为大众服务。我们正是社会的治疗家, 使受伤的祖国走向健康, 走向新生。同学们, 努力学习, 勇敢前进, 建设新医学的责任, 担落在我们的双肩”。学校还定期进行文艺演出, 自编自演小节目, 把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编进节目, 把医德教育的内容都溶进节目中, 使学生们在欣赏节目中接受教育。学校还设有俱乐部, 组织学员进行业余娱乐活动和政治学习, 提高广大学员的政治素养。此外, 学员中的党、团组织还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 加强对学员中先进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 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
2 对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医学生德育教育的启示
透过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对医学生成功的道德教育范例, 审视当前医学生德育教育现状, 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医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
2.1 加强对学生的诚实守信教育
在革命战争时期, 在艰苦的环境中, 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要求人们无私奉献, 不讲回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提倡奉献精神的同时, 还应考虑到时代的特点, 加强对学生诚实守信教育。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与标志。中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 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都要求在全社会进行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应分不同层次, 我们现在应该立足诚信教育, 倡导奉献精神。试想, 如果学生连最基本的诚信道德要求都不能做到, 那么, 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无私奉献的道德教育又有何意义?对医学生进行诚实守信教育, 不是降低教育标准, 而是道德原则更准确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基础的要求。也只有这样, 才能克服我们现行德育教育面对现实时的种种困难。
2.2 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师的自身素质
乌申斯基说过, 教师个人的范例, 对于青年人的心灵, 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因此, 负责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 其个人的品行、能力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们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导向作用。目前, 医学院校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包括马列理论课、思想品德课、医学伦理学课教师和政治辅导员, 他们和专业课教师比起来, 普遍存在着学历层次较低, 学术水平、教学水平较低的缺陷。医学伦理学课教师大多是由马列课教师兼任或“转向”而来的, 或者即使新毕业来的研究生也都存在知识不够全面, 普遍缺乏医学专业知识, 授课时不能很好地将医学知识穿插进教学中, 降低了教学效果。其中与学生联系最密切、对学生的品德修养影响最直接的政治教师应是辅导员, 他们的道德修养水平, 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言行对学生具有榜样的作用。然而, 他们一般是大学本科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 生活、社会阅历较浅, 加之知识面较窄, 因而, 用正确的道德观引导学生分析现实的能力欠缺, 在学生中的威信不高。而几年以后, 当他们提高了自身素质, 积累了经验时, 却又很快调离了这一岗位, 或者提干, 或者成为专业教师, 政治辅导员队伍整体水平难以提高。所以, 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就得提高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素质, 尤其是政治辅导员的个人素质, 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学习的楷模, 政治理论教育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2.3 教学内容要联系现实的医学伦理问题
现在一般的政治理论课和医学伦理学课普遍存在着教学内容比较抽象, 过于注重理论, 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 对学生的行为缺乏实际的指导意义。教师在课堂上对社会现实和医疗现实论证和说明不够深入, 对学生应对社会现实和评价、选择社会行为的能力训练不够到位, 对当今全社会所关心的医学伦理和当前医疗活动中的道德热点问题的讨论、引导不够重视。因此, 医德课不仅要讲传统医德, 讲医德演变、发展的过程和基本的医德原则、规范, 更应联系现实中发生的医学伦理问题, 启发学生思考讨论, 如怎样看待和对待“红包”现象, 如何看待克隆、安乐死、基因重组问题等。进行医德案例教学, 引导同学进行正确分析, 培养医学生道德判断能力, 指导医学生对医德状况展开调查, 讨论医德建设的方法, 让学生回顾自己或自己的亲友在就医过程中遇到的医德失范现象, 通过这样的换位思考方式, 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感。
2.4 重视思想政治课理论学习, 使医德教育长期化、多样化
目前, 一般5年制的医学院校总学时约为4, 000学时, 思想政治课约200学时, 约占总学时数的1/20, 其中医学伦理学课约为20学时。显然这比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课所占总学时的比重要小得多。因此, 可适当增加学生政治理论课的学时数, 加强对医学生的理论灌输, 体现社会对医学生思想品德和医德教育的重视。同时, 也应认识到对医学生的医德教育不是仅仅通过几节课就能收到预期效果的, 对人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 医学生在校期间应该经常性地受到教育, 除了思想政治、医学伦理学课程之外, 还应在学生的实习期, 平时的政治学习、班团活动、社会实践中处处留意对其进行医德教育, 尤其要注意发现身边的典型事例, 对其应大力进行宣传, 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
参考文献
战争启示录 篇8
1996年, 《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颁行以后, 美国各州根据各地的实际, 编写了众多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下面我们就其中某一版本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分析其具体的编写方式及其中所包含的课程标准规定的课程理念。我们选择以该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独立战争”这部分内容为例[1], 尝试进行分析与探讨。翻译成中文后, 该节课文字数约有2万字, 限于篇幅, 课文从略。
一、美国教科书编写的特点
1. 翔实的学习内容。
一般而言, 一本美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厚达八九百页, 绝不似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每册只有二百页左右。美国独立战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为了帮助美国中学生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 该教科书以9节的篇幅介绍独立战争的内容。目录编写如下:
前沿
a.美国和英国的优势和弱势
b.反对独立者、骑墙派和爱国主义者
c.列克星敦和康科德
d.邦克山
e.内部的战争
f.华盛顿在瓦利福奇
g.瓦利福奇的战争
h.法国的联盟
j.约克镇和巴黎条约
与此相比较, 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场战争, 时间也是长达八年, 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以人教版的八年级历史教科书上册为例, 该教科书对抗日战争这部分内容的目录编写如下:
第14课, 难忘九一八
第15课, “宁为战死鬼, 不作亡国奴”
第16课, 血肉筑长城
美国教科书中的每一节课内容所占的篇幅与教科书中每一节课内容所占篇幅差不多。仅从上面的目录来看, 美国教科书中独立战争的内容比我国教科书中的抗日战争内容多了六节课的篇幅。美国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涉及更多的历史细节, 比如, 从军队的供给、装备、士兵的心理等因素描述两国战争中的优势和弱势;从心理、行为两个方面对反对独立者骑墙派和爱国主义者的革命态度进行详细描述。这样便于学生从细节之处感受什么是战争、战争的复杂性、战争中的人民的不同态度、影响战争的因素等, 这种学习有利于学生理智看待历史上的战争事件, 形成自我的历史认识观与评价观, 从而有助于塑造学生良好的公民素养。我国的历史教科书编写者由于担心过多的历史细节会增加知识点, 给学生的考试和复习带来巨大的负担, 因此采用概述式的叙述方式。由于缺乏历史细节, 对学生的历史学习会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不利于学生理解历史, 体会学习历史的快乐, 另一方面不利于课程标准规定的注重探究式学习, 转变学生历史学习的方式, “形成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 初步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等学习目标的实现。
2. 充分的前言。
在美国教科书中独立战争这节课的正文之前, 有一段篇幅很长的前言。前言包含了独立战争发生的过程、主要的战役、相关内容的网上衔接等内容。通过对前言的学习, 学生可以大体了解独立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主要战役, 同时激发思考:战争难道就这么容易发生了?战争中人们的实际生活是怎样的?在主要的战役中, 士兵们是怎样取胜的?战争中士兵伤亡情况怎样?如果学生们带着这样一连串的问题进入本节课的学习, 自然就可以激起对独立战争深入探究的欲望, 增加学习本节课的兴趣。前言还提供了与本节课内容相关联的网站链接, 通过阅读这些相关网站里提供的资料, 学生们既可以解决自己思考过的问题, 又可以加深对独立战争的了解, 有利于形成自己对独立战争的认识, 提高自我对历史问题分析的能力。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关于该部分的前言只提到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几个主要的历史事件, 再没有任何语言对其阐述。读到这样的前言, 学生们心里会产生如下的困惑: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是什么?是不是本节课就主要讲这几个战争?这些与本节课有联系吗?为了解决这些疑问, 只有学完课本内容后, 才知道这节课的主线和主要内容, 解决上述问题。由于课文没有相关资料的出处, 学生们对抗日战争的看法主要来自于教科书和教师, 不利于形成自己对抗日战争的看法, 容易形成唯教科书式和唯师式的思维。显然, 这样的前言不利于学生主动学习。
3. 体现能力标准的要求。
《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对中学生历史思维能力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具体能力标准内容如下表[2]。
我们试以该历史教科书《美国独立战争》这节课的“a.美国和英国的优势和弱势;b.反对独立者、骑墙派和爱国主义者”两部分为例, 分析其是怎样体现能力标准要求的。教科书在b中关于三个主要派别对美国革命的态度及其各自原因的分析, 体现了上表中标准3历史分析解释的A、B、C的要求;在a中对美国和英国革命的优势和缺点的分析与论述, 体现了上表中标准3历史分析解释的C的要求。两部分中的信件、照片等多种多样的历史资料, 体现了上表中标准4历史研究能力的要求 (标准4的具体要求是从各种各样的资料获得历史内容, 这些资料包括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收藏品、历史遗迹、历史照片、报刊、日记、目击者记录、刊物和类似资料;文献类电影、还在世的目击者的口头证词、人口普查、税收记录、城市地址录、统计资料的汇编和不同的经济指标) 。
为了更清晰地让大家理解上述内容, 请看如下表格:
详细、明确、可操作的美国历史思维能力标准要求, 为教科书内容、编写方式、编写原则的选择, 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依据能力标准编写出来的教科书, 不仅体现了对学生知识的要求, 更多地体现了对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要求。通过这样的教科书, 有助于在培养学生的历史分析、理解、运用能力层面上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我国历史课程标准中的能力目标要求概括、模糊, 难以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对教科书编写提供明确的指导。
4. 开放的编写方式。
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从不同的角度对独立战争进行了描写。不仅有美国在战争中优势的叙述, 对美国在战争中的劣势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不仅有对爱国主义者的态度行为的叙述, 而且有对反对独立者、骑墙派的态度和行为描述;不仅有对爱国主义者的赞成, 而且有对反对者的同情。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加全面地认识美国独立战争, 认识到战争的复杂性, 培养学生待人接物的宽广胸怀。
教科书对抗日战争这节课更多的是强调我军英勇抵抗场景和描述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学生从中容易感受到日本的可恨、我军的强大, 继而产生出对日本满腔愤恨的心理。但是, 抗日战争的发生、经过、结果真是这么简单吗?我们为抗战的胜利付出了多少?国民党不抗日的吗?等等, 这些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种单角度、定论式的教科书, 一则使学生对抗日战争理会不深, 二则容易形成思考问题鲁莽的心理, 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二、对我国编写教科书的启示
1.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加强对重大历史事件细节的描述。
建构主义认为, 任何知识均受情境因素的影响, 知识的传授与获得, 必须考虑情境互动因素。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需要走向“思维的具体”, 主张把要学习的知识置于具有一定复杂性的问题情境中, 才有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历史教科书展现出详细的细节, 有助于学生进入到历史事件具体情境中, 可以更加清晰理性地认识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只有拥有理性的历史思维的眼光, 才能“理性地看待前人, 才能更确切地了解前人的建树, 认识前人的价值, 看清前人的局限, 由此生发对前人的评价也才能更加客观。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可以使学生积聚超越前人的勇气与智慧, 建立在怀疑前提下的评价更有利于建构对事物的客观公正的认识”。[3]P61-62
2. 教科书编写应增加前言这部分内容的篇幅。
前言不应只是对本课主要内容的概括, 还应包括学生学习方法、相关资料的出处等内容。学生通过前言, 可以初步了解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和主线, 同时积极思考一些问题, 激起学习本节课的欲望, 增加学习兴趣。学生学习方法、相关资料的出处, 为那些善于思考问题和想进一步了解本节课内容的学生, 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和帮助。这有利于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 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
3. 教科书的编写应体现能力目标的要求。
教科书的编写理念、内容的选择、呈现方式都应以能力目标的要求为指导, 使课程内容与能力目标结合起来。由于我国历史课标中三维目标要求的模糊性、不可操作性, 致使能力目标要求在指导教科书编写时, 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三维目标中的能力目标的具体要求进行细化。只有在细化的能力目标要求的指导下, 我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才有可能实现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改革要求。
4. 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采取开放的姿态, 避免定论式的编写方式。
定论式的编写方式会阻碍学生的思维, 束缚老师的“手脚”, 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与老师的进步。历史教科书应该怎样变革呢?我主张, 应将评价中的所谓定论删去, 代以增加史料, 以创造出历史情境, 利于学生“用一种新眼光来观看所谓的事实。他要对自己说:‘我的老师和教科书告诉我, 如此这般都是真的;但那是真的吗?他们有什么理由认为那是真的, 这些理由合适吗?’另一方面, 如果他脱离学生的地位后就不再继续追索这个题目, 那么他就永远不能使自己摆脱教条主义的态度。”[4]P35
摘要：美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特点是:内容翔实、前言充分, 能够体现能力标准的要求, 采用开放的编写方式。其对我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启示是:增加前言部分内容篇幅, 加强对历史事件细节的描述, 避免定论式的编写方式。
关键词：美国教科书,独立战争,编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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