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维新思想家

早期维新思想家（通用3篇）

早期维新思想家 篇1

一个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对外政策, 不仅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 而且代表了国家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态度。外交思想, 就其内涵来说, 是指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对外交涉中,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对手, 并自觉地运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和准则, 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方针。当中国的历史进入清王朝晚期, 伴随着对传统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 世界意识及国家主权观念的萌发, 外交思想的改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历程。在这一历程中, 各个阶层的人士有不同的经历, 因而思想上的转变程度也不尽相同。

早期维新思潮“承洋务思潮之余绪, 倡戊戌思潮之先声”, 鲜明地提出维新者们对国家外交问题上的谏言。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加强, 其外交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他们对国家主权的认识, 对国际公法、国际外交准则的分析与提倡, 关于使节制度的主张, 关于对外交涉方针的探讨等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外交思想。

一强调了解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平等看待国与国关系

冯桂芬认为, 鸦片战争以来, 西方对我国的语言、经史、朝章、吏治、舆地民情多有了解, 而我国上至官员, 下至百姓, 对西方国家一无所知, 零星所得, 也大都是以讹传讹。我们要和西方国家打交道, 必须知己知彼, “彼国书不可不观, 若能知其未译之书, 所得必倍多”。 (1) 这段话是说, 我们应多了解西方国家的国情, 尤其要想办法看懂他们没有翻译出来的书, 这样必将有很大收获。王韬也强调了了解西方国家政治、军事情况, 应多翻译他们的报纸, 逐条译出, 日积月累, 将获益匪浅。郑观应建议只有“洞悉他国民情之好恶, 俗向之从违, 与夫地利之饶痔”, 才能“立和议, 设商约, 定税则, 而不为人所愚弄”。 (2) 最初, 这些维新思想家们强调的是对西方国家的了解, 从翻译书籍、报纸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随着对国际形势了解的不断加深, 早期维新思想家们认识到不仅要知己知彼, 还应积极与西方国家开展交往。王韬针对中外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睦邻的主张, 他认为,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应当“开诚布公, 讲信修睦”, 遇有中外交涉重大之事, 不妨召见其使臣, 双方好好交流, 把事情讲清楚, 而在平时, 总理衙门的大臣应当经常与各国使节往来, 联络感情, 集思广益。“勿外示以羁摩, 勿内行其阻抑, 勿加以束缚驰骤, 勿苛以繁文缛节”。 (3) 也就是说, 不要故意为难他国, 用中国的繁文缛节去要求别国。

王韬还批评了清朝贵族“自视甚高而视人太卑”, 他有感于当时世人对外界的无知, 痛惜地指出:“中外语言文字, 迥然各别, 彼处则设有翻译官员, 及教中之神父、牧师, 效化言, 识汉字, 留心于我国政治, 于我之俗尚、风土、山川、形势、物产、民情, 悉皆勒之成书, 以教其国中之民”。 (4) 而当时中国之能说外国语言, 能认识英文者, 统治者却“深恶而痛嫉, 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之交”, (5) 当然,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东南沿海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往来的相关人员, 在统治者看来, 他们都是“浅见寡识”的逐利之人, 对西方国家的政事得失、制度沿革, 毫不关心。统治者轻视他们, 他们也对政治不感兴趣。结果造成“通商十余年来, 无能洞悉其情状, 深明其技能, 抉其所短而师其所长”。 (6) 统治阶级的很多人, 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 问他们这些问题, 他们则认为这不是我们应当知道的, “或以为洋务一端自由主者, 非我能越俎。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 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 (7) 这里, 王韬分析了造成中外信息不对称, 西方国家了解我们, 而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的原因所在。

二萌发外交策略的意识, 在与外国交往时根据局势分清敌友

薛福成在1875年上清政府的《筹海防密议十条》中首先就说道:“择交宜审也。”他分析当时中国面临的世界局势, 并提出应对的策略, “中国与美国宜推诚相与, 略弃小嫌, 此中国之强援, 不可失也”, (8) 他认为美国是中国强大的支持力量, 应好好拉拢。而“德人新破法国, 日常炎炎, 几与俄、英鼎峙。幸其通商之船尚少, 则交涉之事亦无多。” (9) 在这里, 薛福成已看到了美国和德国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 认为可以好好拉拢这些国家来对抗老牌的殖民国家。但马建忠也指出, 这些新兴国家“亦中国他日之强敌, 不可恃为援”, 以免养虎为患。马建忠还指出, 掌握好国家间交往的正确方法, 则“仇敌可为外援”, 方法不恰当, 则“邻援皆为仇敌”。所以, 统治者应“预筹布置, 隐藏为联络, 一旦有事, 则援助必多。以战则操可胜之权, 以和必获便利之约矣。” (10) 初步认识到了国家实力与外交实力的关系, 他的这一主张也得了到政府的重视。

三注重国际公法和条约制度, 但不迷信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在外交思想上的重大进步在于注重国际公法和条约制度, 但不迷信它们。他们中的不少人发表《公法》专论, 或在涉外文章中对公法的起源、性质、作用, 以及与国家强弱的关系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 提出各自的关于国际公法的观念。总体来说, 早期维新派人士一致认为:要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 必须认真学习国际公法, 积极培养, 利用精通国家公法的外交人才。同时他们也认识到, 作为“万国之大和约”的公法, 在字面上虽然是非分明, 客观公正, 但是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 运用公法时往往“善自为谋”、“曲拘其私”, 因此他们并不迷信公法, 同时提出公法与国家实力的密切关系。

四结束语

晚清外交观念是在时势变化中不断生成的, 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对清廷的冲击, 使得外交观念和理论的更替速度加快了。缘于天朝意识的陈腐外交观念渐次让位于更务实的观念, 经世致用的学风和对西方的加深了解是外交观念嬗变的双重因子, 从一定程度上也可认定, 这种对外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和印证了近代社会越来越强劲的观念走势:从儒家理想主义趋向经世务实主义。吸收了西方外交新知, 融会贯通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形成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外交理念。

摘要：在清末中外交往不断加强的背景下, 伴随着对中国传统的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 早期维新思想家逐步形成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思想, 包括注重对西方国家的了解, 平等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初步萌发外交策略的意识, 注重国际法和条约制度但不迷信等。

关键词：早期维新思想家,近代外交思想

参考文献

[1]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绪论[M].台北:文海出版社, 1921

[2]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

梁启超维新前后思想变化研究 篇2

1. 梁启超产生维新思想的原因。

从鸦片战争爆发,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 中国的内忧外患就从未停止过, 紧接着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 领土被强占, 直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 中国的地位岌岌可危,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 中国的尊严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破坏殆尽,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激起了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觉醒, 于是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酝酿着发动一次革新运动, 改良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文化、军事等;另外, 19世纪末, 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 客观上为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经济基础。于是维新运动得以展开。

2. 维新运动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

1895年4月, 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发动了公车上书, 他们联名上书光绪帝, 阐述民族危亡的严重性以及当前的严峻形势, 提出了许多主张, 希望光绪帝能够力挽狂澜, 助他们变法, 同时光绪皇帝也认识到再不变法自强, “何以天下主”[1]330。这次公车上书对于清政府内部并没有太大的触动, 但是却得到了全国民族意识觉醒分子的支持, 人们纷纷支持变法, 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之后, 维新派分子积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包括出版许多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杂志, 主要目标是实行君主立宪, 正如康有为所说:“吾国行专制政体, 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 国安得不弱。”[2]388还成立了很多维新阵地, 对于宣传和支持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随着德国强占胶州湾和其他列强对我国领土的瓜分和侵占, 民族危机迫在眉睫, 1897年12月, 维新派第五次上书。1898年6月11日,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这也是维新运动的正式开始。

维新变法内容非常丰富, 政治方面, 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分子主要主张改良相关政治体制, 但是并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并且主张广开言路;经济上, 鼓励发展实业, 开办矿务局等, 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文化上, 重视新式学堂的建立, 传播改良思想, 培养人才;军事上, 裁汰绿营, 旨在建设保卫国家的强大军队。

3. 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当中的作用。

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当中, 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起到了三方面重要作用:第一, 与康有为一起动员朝廷内外的权臣, 联合起来向皇帝上书, 在行为上冲在最前端, 起到了朝廷内的思想动员的作用, 如果没有公车上书以及后面对光绪帝的多次上奏, 便没有维新运动的开始;第二, 在维新运动的前期和中期兴办报纸, 著书立志, 唤起民智, 起到对国民进行教育, 传播维新思想的作用, 这些行为都使维新思想得到了很快的传播;第三, 与谭嗣同以及其他参与者的作用不同的地方是梁启超同时还是整个维新运动思想支撑, 他的思想主导着整个运动的方向和内容。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以后, 梁启超就对国家衰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他的分析结果就是后来整个维新运动的口号和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他认为“今之策中国者, 必曰兴民权”, 即认为保护老百姓的权利是改革运动的主要内容, 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之策, 他还进一步分析认为“君权日益尊, 民权日益衰, 实中国致弱之根源”, 可以看出梁启超当时的主要思想与洋务派不同, 虽然都是改良, 洋务派并没有敢提出对皇权进行改革, 更没有敢提出皇权过大是中国衰败的原因, 仅仅把改革目标集中在军事上, 而梁启超则从国家统治的根本去解释, 他认为限制君权、保障民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核心, 他的这些思想恰恰就是后来维新运动的最核心思想, 即实行宪政, 控制权力, 保障民权。从这些当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当中起到了思想支撑作用。

4. 梁启超思想对中国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作用。

梁启超的思想在维新运动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和康有为兴起了戊戌变法, 推动了维新运动, 这在当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虽然在这之前, 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也已经逐渐觉醒, 但是没有人敢迈出改良的步伐, 因为他们对于封建统治与君权的畏惧让他们不敢行动。而梁启超则不同, 他是中国和民族的思想支撑,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梁启超发表了许多著作, 这些书籍和文章从理论上开启了民智, 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思考社会, 思考国家, 开始挽救民族危亡, 这种启蒙作用在当时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争持续了很长时间, 梁启超是革命派的论战对手, 这些对于辛亥革命的推动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其实对于当时的社会, 人民并不能明白什么才是革命什么才是改良, 梁启超也并不是真正地反对革命, 只是其中对于该怎样去革命, 内容是什么, 方式是什么与革命派有一些不同, 梁启超精神的精髓也是改善民生, 救国家, 救社会。不管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 他们在论战的过程当中都从彼此那里得到了很多启发, 这对于今后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最后, 梁启超整个变法过程以及后来的许多变革思想都与历史和时代的背景分不开的, 有些人不理解梁启超的很多行为, 但是综合来讲, 他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变革家。

二、维新前后梁启超的思想

1. 维新前梁启超的思想。

从维前期梁的思想是:强调民权和官智, 认为强化这二者可以解决问题, 并且认为依靠皇帝可以改变现状。从一开始的公车上书可看出, 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社会和清王朝是抱有希望的, 他们想得到光绪皇帝帮助, 就体现了他们是相信可以通过朝廷得到一些支持的, 而且当时的维新变法并没有触及清政府的统治底线, 并没有主张废除君主制, 而是主张限制皇权, 更加重视民权, 另外, 梁启超还请求许多朝中支持改良的大臣们的帮助, 因为他相信官智, 在那个时代, 皇帝的思想受梁启超影响很大。同时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 在维新变法之前, 梁启超是信任皇帝的, 旨在通过改良通过宪政来挽救民族, 使得国家强大起来。

2. 维新后梁启超的思想。

戊戌变法仅103天便被绞杀, 维新后梁启超不再相信官智, 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民权上。相信皇帝与官智的变法在本质上是改良, 不相信官员的方式争取民权的思想在本质上就是革命。所以在维新之后梁的思想从以实行宪政为中心的维新转变为以争取民权为核心的革命。

维新变法的失败有许多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充分, 资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壮大, 阶级基础还很薄弱,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也使得他们不能够从根本上进行变革而是只能畏首畏尾, 最终失败;第二, 变法者将希望寄托在无实权的皇帝身上, 最终只能让改良的梦想破碎, 那个时代, 光绪皇帝没有权力, 只有表面上的一些空权, 国家军政大事说了不算, 但是他们却希望通过光绪帝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是不切实际的;第三;改良的目的是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 但是却希望得到封建守旧派的支持, 这在逻辑上也是不合情理的, 虽然之前维新派制定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光绪帝也支持了很多项, 甚至慈禧太后在一段时间内也是支持的, 但是毕竟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是封建统治的代表也是这次变法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他们对于维新派的措施有选择性地实施也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维新派的一些主张比如改革政府机构设置, 对于官员的变动都触动了地主阶级的某些基本利益;第四, 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维新运动的过程当中, 梁启超等维新变法分子非常重视朝廷中皇帝和大臣们的支持, 以为只要获得了这些人的支持就能够冲破所有阻力, 为变法扫除一条宽广大道, 但是殊不知这只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改革也好改良也罢, 历史上成功的例子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人民群众的支持, 然而改良派却不重视群众的力量甚至惧怕群众, 也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五, 外国反动势力强大, 他们不希望中国变得强大起来, 因而与中国的反对势力相勾结, 最终, 维新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这一切让梁启超意识到封建主义是靠不住的, 改革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 中国问题不是简单的制度问题, 还有内外的各种矛盾, 要解决这些矛盾, 就必须革命, 因此开始赞成民主革命。

3. 推动维新前后梁启超思想变化的原因。

维新前的改革思想源于几方面, 一是中国屡受欺凌, 中华民族已经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原因归于国家制度腐朽, 认为改革可以解决问题, 这些从在维新运动之前的文章当中可以看出;二是受英国、日本宪政运动成功强国的影响, 认为中国的弊端在于政治体制, 主张改革国家机构的设置, 认为通过宪政就能够实现富强;三是受洋务运动的影响, 从洋务运动开始, 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有识之士, 他们希望通过运动可以使得中国强大起来, 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四是康有为等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社会的危难, 并且聚集了许多其他有识之士, 发动全民宣传运动, 结识了梁启超, 他们一同致力于国家的进步和建设。

维新后由于维新的失败, 对没有实权的皇帝失去了信心, 皇帝根本不可能帮助他们实现改良政治体制的目标;同时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 意识到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内部改良, 必须依靠改革和革命。

梁启超的思想在维新之前是通过皇帝和官员的作用来实现对皇权的限制和对民智的唤起对民权的争取;在维新之后, 不再相信皇帝和官员, 但是仍然是以争取民权为核心。可见在争取民权的这一核心思想上梁启超的思想在维新前后并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实现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改变, 因此那些认为梁启超在维新前后的思想发生了转折的观点是不恰当的。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3.

早期维新思想家 篇3

一、人才标准

（一）人才概念

1. 会通中西的理想人才

既通中学又懂西学的“通才”是康有为推崇备至的理想人才模式。康门弟子旨承其师，又有发挥。徐勤强调“体用兼备，中外合并。”[1]主张学习西方，但不能忘本离根。

2. 顺应时势的非常人才

刘桢麟提出“激”和“养”的概念，他认为时局衰乱，人才“养而用之平流而进，不能不限于资望”，“激而致之，其效速，而可以决与目前。”而“今之时势正宜用激。”[2]麦梦华指出：“今外患日逼，国事日艰，非有豪杰明达之才，必不足以济时艰而行新政。”[3]在这一历史时期，非常人才就是能担当历史重任的资产阶级改革人才。

3. 实用型专门人才

中国要自强求富，需要大量的实用型专门人才。除了军事、工艺、制造等，康门弟子特别强调了商业人才的重要性。认为“今日之世，民与民争，争而胜者利用商。”[4]对于商业人才，不仅要通晓语言文字，打下经商基础，还要学习西方商务，加强商业实践。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对商业人才的强调符合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二）人才素质

1. 勇于任事，立志为天下的道德素养

第一，责任。康门弟子从传统儒家道德出发，比照当时的人才状况，提出责任之于人才的重要性。“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自放弃责任者，则是自放弃其为人之具也。”[5]这是对中国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的发展。康门弟子吸收西方的国家、国民思想，对责任的内涵作出新的解释。麦孟华指出：“责任者，权利所从出也。则莫不奋公同之思想，谋公同之利益，协力分劳，不肯放弃其责任。乃至忘家赴国，以一身为国家之牺牲。”[6]为公共利益，为国家兴旺而奋斗是国民的责任，“其身既为国民中之一人，其力即当任国民中之一事，智运其谋，勇奋其力，萃四万万人之思想以谋之，合四万万之人之材力以赴之，安在今日之衰之不可为美日之强盛哉。”[7]

第二，立志。麦孟华比较中日三十多年来学习西方的经验，以出洋学生的成就为例，认为中国学者仅能为“通事翻译之用，其上者，亦不过谋仕进，图保举。而日本学者则能“图其远大，择其精要，将以任国民之公事，助国民之公力”为志。由此，日本能“智其民，强其国，成为维新之盛业。”“起点既异，则引线之差，乃不可以道里计。”[8]从这个比较，麦孟华指出了立志之于人才的重要性。

第三，忠君爱国。首先，从爱国的角度，呼唤参政、议政人才。欧榘甲指出，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人民不能参政议政，思想抑塞，形成“我辈之家，朝廷且不能保护，途人之国，我辈亦何必干预”的观念，不知“国为公共之称”。由此，人民没有爱国之心，虽受欺凌，却“不图革新其国，不图维持其国，”即使豪杰有志之士，不到危及自己利益的时候，也不敢出而任事。其次，忠明君。即能为“救四万万人而行新政”[9]的君主。康门弟子希望通过提倡忠君爱国，以鼓励更多人才积极参与政治改革。这与其政治目标完全相符。

2. 独立自主的性格和自由自立的精神

近代中国民众，在长期封建专制下养成奴隶性积习，因此去除奴隶性，养成独立自主的性格和自由自立精神成为时代对人才的要求之一。麦孟华指出，首先要摆脱封建纲常名教的束缚毒害。只有拥有自主意识，才能不再甘为犬马奴隶，甘受外人奴役。其次，梁启超认为自由精神可以根治奴隶性，他说：“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10]第三，欧榘甲阐述了自立精神的重要性。

二、关于人才培养

（一）指陈科举弊端，提出兴学育才方案

第一，学校、科举“体用”论，确立学校的基础地位。当科举制度畸形发展，扼杀了学校独立性，并变其为附庸时，摆正学校培养人才的基础作用显得至关重要。徐勤指出：“夫学校为体，科举为用，用之弗行，体将安立。”[12]主张在变科举，除弊端的前提下，确立学校的主体地位。陈继俨说，“夫求人才于科第，不当以科第成人才”，“科举为用才之关键，学校为育才之基础。”[13]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学校的育才功能。

第二，强国体，开民智，一切归本于学校。陈继俨道：“今夫国之强也，开于智;智力之开也，基于学。其国愈强者，其学愈众;学愈众者，其民愈智。”[13]此处，学即学校。认为国家的强盛源于民智的开启，而开民智这一重任，又必须由学校来承担。

第三，费万金，兴实学，大力兴办学校。国家兴亡，不患无财而患无才。王觉任在《增广同文馆章程议》中建议：“与其后费数万万之款以予强敌，何如费数十万之金以兴实学，以育人才，以壮国体，以雪重耻，有利无弊。”[14]主张增加教育投资，推广学校和新式教育，培育人才，扭转中国备受凌辱的局面。

（二）开启民智，普及教育

1. 教育普及与义务教育

徐勤认为，任何一个堪称文明的国度，民众都应受到普遍的教育。西方之所以富强，“不在其炮械军兵，而在其学校也。”中国之所以贫弱则在于“无学之害”。建议通过强迫性的义务教育，达到“举国无不识字之人”。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民众还要具有基础的科学文化知识，“非惟识字而已，举国无不粗通天文、诸星地球、万国物产、图算历史之人。”有了这样的根基，即使有些人不能顺利的进入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退而为农为工为商为兵，亦皆学有本原，而足以考植物之学，制造之书，万货之源，武备之事。”[15]如此一来，举国乏才的局面就不会出现了。

2. 基础教育和平民教育

康门弟子中的陈荣衮是一位致力于基础教育和平民教育的教育家。戊戌变法后，陈流亡日本，接触了日本的教育理论和经验，认识到日本富强与其抓好基础教育有关。1899年他发起成立了旨在强本培根的“教育学会”，后改为“蒙学会”，以研究小学教育规律。并设蒙学书局编辑各种小学课本，“夫新读本大旨，以趣味、养生、修身……为方计，而约而言之，又不出趣味、开智四字。”[16]内容浅显有趣，广为传播。陈荣衮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在港澳期间，除了办学，他还从方便平民大众的宗旨出发，主张“改文言为浅说”，认为“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万九千九百分之人居于黑暗世界中”[17]。基于这一认识，陈编了许多通俗易懂的课本及读物。据统计，自1895年至1921年，26年间他共编著出版此类读物达四十多种。

3. 妇孺教育

男女在教育上不平等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痼疾。梁启超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他积极提倡女学，批判了“女人无才即是德”的思想[18]。陈荣衮认为，学校教育必本于家庭，而妇女不识字者居多，无法承担这一责任。如能提倡女学，使妇女有学问，则可将小学之权，归于女子。他一生热心创办女子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努力倡导妇孺教育，自号为“妇孺之仆”。

4. 师范教育

梁启超指出师范是“群学之基”[20]，倡近代师范教育的先声。学校开办多，但教师缺乏或多不合格，必定会对人才的培养不利。欧榘甲道：“师范也者，传种之义也。种不良，则所传不良。”[21]旧式老师大多难以胜任新式教学，而重金聘西人教习，首先是语言文字的障碍，其次西人只知西学，无法在中西融通上作指导。因此，梁启超主张设立专门师范学校培养师资。使教师成为能“开智学者”;同时“讲求教育之方”[20]，研究教育规律，以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三、关于人才的选拔使用

（一）改革旧官制

梁启超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22]他认为中国人才缺乏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要变法必先“变人”，逐步淘汰旧官僚，选拔新式人才。对于改革旧官制，麦孟华指出应先究病源，第一，汰冗员。官僚机构重叠，虚冗之员充斥其间，从而造成大量人才的腐化浪费。君臣相隔、官民相隔、官官相隔的状况严重窒息了官制的活力。他主张仿照日本变政的方法，“芟除冗官，以知县直隶国主”，“上与君近，下与民亲，故情通事举。”第二，职有专任。当时，“一部之中，堂官已六，复加管部，其权杀矣，其事分矣。”麦主张学习西方，职有专责，“议政行政，分任其人”，“其有兴革，议院集议其得失，然后下之各部，令其推行”，达成“虑事周而集事速”的效果。第三，久任。官吏每到一地任一职，必有一个熟悉地理民情，掌握办事规律，制定对策并执行的过程。而当时“官吏每营一事，而忽调异郡，则他人嗣职，将变易其前矣。”[23]这不但给当地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还因当时落后的交通，造成财力人力的耗费。如果实行久任，则可以杜绝以上弊端，人才也可有机会更好的发挥其才干。

孔昭焱认为改官制应先改翰林院。“人之言翰林为清要，盖上之则重以储相，下之则寄以选才。”翰林院掌院官员取才的价值趋向直接关系到选才的方法和原则。孔从维新立场出发，认为主持选才的官吏应具备“开诚布公，尊贤容众。主开新不主守旧，言经世不言章句”的基本素质。只要能做到这些，对其是否“通中外之故，达治乱之原，”[24]则不必过于追究。

（二）选拔任用人才的方法

1. 皇上下诏求才。

出于对皇上的推崇和信赖，康门弟子把识才、选才的重望寄于皇上，明君作出高姿态求才，则天下志士仁人、奇才异能皆知“其君之可恃”，必然“上下同心，以图新政，以强中国。”[25]

2. 设储才馆，广搜人才。

王觉任主张使用荐举方法开储才馆，其才源：“其一，由馆中大臣举荐，“或九卿科道督抚上奏推荐”;其二，自认怀有才能的人可上书自荐，考其确有才能，即选入馆中;其三，储才馆中的馆员可“各举所知，请于王大臣，以礼奏辟;”其四，对于“积学之士，能著书进呈”者，通过考察，才能属实，即可选入馆中。储才馆把选拔的人才集中在一起，组织他们继续学习，希望各人在原有学识基础上，“各兼专门，以便求精。”[26]从这个意义上看，储才馆为选才开辟了更多的渠道，发挥了储蓄和培养人才的功能。

3. 通过学校各级考试选拔人才。

封建专制下的科举考试，已不能胜任对新式人才的选拔。徐勤建议模仿日本，通过相应级别的考试和级别认证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和依据。这种选才方法有效地保证了“一国之士，所学皆他日所用也”，“一国之官，所用皆昔日所学也，分途别用，各尽其长。”[12]刘桢麟以为，选才可“合科举于学校”，在全国遍设学校的基础上，用学校的各级考试替代科举考试，并以“生员、举人、进士之等阶”来划分。“每三岁而大考之，业有定课，考有定格，举其所知，以次递升。”[27]刘桢麟力图以折中的方法调和科举与学校的关系，采用新式考试的方法和内容，但仍保留科举功名，表现了其改良主义的立场。

（三）用才原则

1. 唯才是举。

王觉任说只要是“怀才报器”，“不论已仕未仕，亦不论官品高下”都可以选用[26]。麦孟华指出，由于“官级多密，迁转繁难”，以至于有才行的人“首资例，末由自达。而庸材下品，反以年日深久，灼然先用。”[23]如此下去，某些庸才依靠资格与背景加官进爵;而能宏济时艰的“非常之才”却因资历太浅而囿于成例，不得重用而沦为弃才。因此，“欲作人才，必破资格。”唯才是举，才能保证新才、实才辈出和国势日强。

2. 主开新不主守旧。

康门弟子以宣传维新变法为己任，在用人上，强调“开新”色彩。首先，就现有官吏中的有用之才，只要拥护维新，识时务者，则保留重用。对于“其识见仍守旧者，放之归里。”[27]其次，对于懂西学的有识之士，“则不必正途出身”即可用[28]。再次，对于学贯中西，尤其精通政治的新式人才，予以重用。

3. 亲民与新民。

黎祖健认为，官员是否具有“民为贵”的思想尤其重要。以民为贵，才能做到以民众的利益为标准，为民着想，为民谋利;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新民”的责任。“亲民者，然后能新民也。”而基层官员的任用“尤宜慎选贤俊，以充斯选。”[29]

总之，康门弟子借以维新报刊，从人才标准、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使用三方面勾勒出人才思想的主干，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级特性，推动了思想启蒙的大潮，促进了近代人才思想及实践的发展。

摘要：以维新时期主要报刊为参照, 从人才标准、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使用三方面勾勒出康有为维新弟子人才思想, 并在此基础上论析了其人才思想的丰富内容。他们以维新理想为指引, 担任了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者以及实践者角色。为新式人才的培养创造了适宜的大环境, 对维新人才甚至资产阶级革命人才的成就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