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作用（共11篇）
约束作用 篇1
引言
激励约束问题是在信息不完备、不对称的情况下, 委托方无法观察或测量代理方的努力程度, 只能通过给予激励约束来促使对方提高努力程度, 从而使代理人和委托方的目标一致, 最终使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委托方的利益。市场是由无数合同构成的复杂体系, 是按照最佳利益原则配置与整合生产要素与社会资源的交易场所, 完全可以涵盖各种企业要素, 并有能力对企业经营者提供充分、有效的约束。来自于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主要包括: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竞争以及资本市场的竞争。
一、产品和服务市场的激励约束
企业之间竞争的实质与核心是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可使优秀经营者的能力与努力转化为良好的经营业绩, 也只有在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下, 企业的销售额、营业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等财务业绩指标才是企业在产品市场上表现如何的“晴雨表”。
充分竞争的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存在, 克服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市场占有率等指标,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经营者的工作业绩;激烈的竞争还带来了破产的威胁, 使得经营者的偷懒行为被抑制。
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激励约束
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有自然、计划和市场等三种。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 通过职业经理人市场配置经营管理人才的市场化配置方式与市场经济制度匹配、配置效果较好。职业经理人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主要在于, 可以利用来自产品和服务市场、资本市场的信号反馈有效评价经营者的业绩和信誉, 利用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引导委托人合理确定以市场人力资本价格为定价基准的代理人报酬, 以及代理人确定自身的心理价位, 增加代理人违约后导致的人力资本贬值等间接 (声誉) 成本, 并将一些不合格、信誉较差的经理人淘汰出局。
(一) 竞争机制的激励约束效应
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竞争在代理人进入企业契约前便开始发挥作用, 其作用表现在:
第一, 能够使代理人一方面因考虑到来自于竞争对手的潜在威胁而确定自身心理上的人力资本定价策略[1], 另一方面考虑到市场识别机制将向委托人提供信息而不敢隐瞒真实的自我能力及既往业绩表现, 以图加入企业契约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顺利转化并收获资本回报, 从而间接约束代理人一旦加入企业契约便尽可能忠心尽职。
第二, 能够锻造经营者的人品和能力, 有助于纠正其不当行为。市场中平等、适度、积极的较量会促使其在与委托人之间的多次博弈中逐步增强职业能力、树立积极的职业价值观, 并引导其在企业契约中采取“努力”且符合社会期待、职业角色期待和委托人期待的行为。
第三, 市场推介和人才流动可以促使企业经营者自律。通过人才招聘会、大众媒体广告等信息发布形式以及猎头公司等市场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 经理人能够实现合理流动, 从而在职业经理人群体和以企业为代表的委托人群体之间形成无限次博弈, 完成职业经理人资源的优化配置。每一次博弈过程的实质都是代理人与委托人在不确定的信息下寻求双方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即通过这些竞争性的博弈过程, 经理人的偷懒行为会反映在未来的薪酬中, 所以他们会加强自律, 约束败德行为。
第四, 市场的激励与淘汰机制有助于保持企业经营者队伍的纯洁和战斗力。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 将以“大浪淘沙”的方式迫使那些无能的企业经营者永远退出市场舞台, 而对于业绩卓越的经营者, 则会在名誉和收入上给予其充分的奖励和补偿。这种优胜劣汰的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着潜在职业经理人进入经理人市场并参与企业契约。
充分竞争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实现了两权分离条件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相容。于是, 某些学者还提出了“职业经理人市场是一种有效的企业经营者行为的约束机制”这一论断[2]。该市场存在的必要性俨然并不完全在于对企业经营者利益的保护, 可能更在于对其的监督和约束。
(二) 声誉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
Fama (1980) 最早提出经理人市场竞争作为激励机制的开创性构想, 认为声誉效应会促使经理人通过努力工作提高产出, 以达到提升自己在经理人市场上声誉的目标, 进而增加其未来人力资本价值, 因此即使没有制度的硬性约束, 他们也会克尽职守、提高声誉[3]。Kreps等人利用重复博弈模型研究了声誉的激励作用, 通过构造KMRW声誉模型, 得出了“在多次重复委托代理关系条件下, 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达到激励代理人的目的”的结论 (Kreps&Wilson, 1982;Milgrom&Roberts, 1982) [4]。Holmstrom (1982, 1999) 通过研究给出了个体生命周期的重要含义 (Life Cycle Implication) , 即经理人员越年轻, 其工作越努力, 因为他们更关注职业声誉的积累[5]。因此, 声誉的隐性激励与约束在企业经营者职业生涯的早期效果更强, 等到了一个人的最后时期 (the end of one’s horizon) , 它很可能会消失, 这也为我们常见的“59岁现象”提供解读依据。
可以说, 声誉机制一方面激励企业经营者努力工作,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约束的力量。充分竞争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拥有经理人信用及经营档案制度 (也称信用制度) , 能够为约束经理人行为提供必要的信息。职业经理人网络化信誉管理系统有助于建立职业经理人的业绩评估制度, 权威专家和专业机构可定期评估职业经理人的工作业绩, 并将结果存入人才库。
三、资本市场的激励约束
在职业经理人市场存在的情况下, 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利润或股票价格等信息揭示出的企业价值。企业运作需要融资, 潜在的贷款人、投资者、商业银行和中介机构等为确保其贷款安全回收, 在发放贷款前势必要仔细审查借款企业的资信, 其后也要审核企业资金运作和实际经营状况。其结果将成为借款企业经理人的工作动力或压力, 因为他们必须确保企业运营的效率和可获利性。只要企业需要到资本市场融资, 就不会想破坏自己的声誉。所以, 企业经营者不会拒绝潜在投资者、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的劝诫和影响, 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对其的约束就此奏效。
在充分竞争的资本市场上, 股票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对企业经营状况的预期收益, 股票价格的变动是企业利润水平变化的一个可靠信号, 即股票价格基本能够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所以, 资本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 价格机制对委托—代理关系的影响
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 资本市场上的价格机制通过激励与约束两方面对企业管理层产生治理作用。资本市场上的价格机制还通过价格发现、价格评价和价格修正使公司治理发挥作用。为避免经营者经营的短视行为, 企业一般通过经理股票期权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实质是借助股票价格对经营者提供长期激励。投资者通过对公司股票价格的观察和预期, 可以评价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 降低代理成本中的监督成本。
(二) 并购机制对委托—代理关系的影响
来自资本市场的兼并、收购等运作, 会时刻威胁企业经营者的控制权。如果经营不善造成股价下降, 当市场价值低于实际价值时, 企业外部的并购者就会通过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对企业发起敌意收购行动, 通过更换管理层、企业重组等形式改善管理、提升经营绩效, 从而实现企业的真正价值。这种潜在的“被取代”风险, 将会对能力不足或妄想偷懒的企业经营者构成一种威胁, 迫使其增加努力程度和工作能力, 并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 融资机制对治理机制的影响
资本市场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融资, 设计合理的融资结构能限制经营者以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 追求其自身的利益。股权融资使股东通过投票机制对公司进行内部控制, 控制的有效与否与股票的集中程度、股东性质和董事会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投票比例有关。若内部控制的机制失效, 股东可通过转让和出售股权的方式, 强制性地达到控制公司的目的。债务融资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营者的过度投资。因为过度的债务融资会使公司的成本上升, 债务杠杆比例增大, 而且面临付息还本的压力, 公司经营者不得不谨慎对待, 减少投资的随意性;否则, 公司会面临破产的危险。一旦债务融资较大, 公司经营者知道出资者也会加大对公司的监督和控制。
结论
市场竞争是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对企业经营者起到激励约束作用, 并对其经营业绩和行为规范进行鉴别。这种鉴别和选择虽然有时会滞后, 但却是客观公正的。市场机制对经营者激励约束的核心点在于, 能够自动识别和选择优秀的企业经营者以及依靠声誉的力量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一个充分竞争、信息透明的市场, 可以帮助企业将经营者的职位交给有能力、有积极性的经理人, 并实现企业发展的预期。
摘要：虽然组织内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对企业经营者发挥一定的激励约束作用, 但这种激励约束机制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偏差。在公司组织与外部相关市场之间, 还存在着大量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来自产品和服务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资本市场和声誉机制等的市场力量, 透过这些联系作用于公司组织和企业经营者身上, 对经营者的行为产生激励与约束作用, 诱导真实信息、刺激适当行为。
关键词：市场机制,参与约束,激励相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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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建昌, 冷晓彦, 李军凯.基于充分信息的职业经理人外部约束体系的作用机理[J].情报科学, 2007, (4) .
[3]Fama.E., Agency Problem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8, 1980.
[4]李刚华, 李忠民.企业家人力资本声誉模型[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9) .
[5]Holmstrom.B.Incentive compensation:Practical Design from a Theory Point of View.In Incentives Cooperation and Risk Sharing, edited by H.R.Nalbantian, 179-285, New York:Rowman and Littlefield.1987.
约束作用 篇2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开篇明义，概念先行。自我约束是指有效的控制不良思想、欲望、感情、言语、行为，有原则的对待事物。制度约束是指对一般社会关系协调、控制、制约及监督，以及一系列社会行为规范。儒家经典《周礼》解释官员的廉德为：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而廉政建设则是一项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道德风范的建设为核心，以实现言行一致的得当作为纽带，以加强管理和监督机制为基本环节，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为辅助手段的统一体的系统工程。故我方的标准是：何者更能达到廉政意识及其行为的高度统一。
首先，从思想意识的角度看，自我约束更能保证主体人进行廉政这一行为时自身的主动性。良好思想道德的树立，除了和制度约束一样能使从政人员清廉公正，其优势更在于能使从政者勤勉敬业，更加真心实意的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相对而言，制度约束的主要作用是外在的监督和规范人的行为，但其无法指导人的思想，是以被动接受为主导，无法提高对廉政建设主观的积极认识。所以说，自我约束比制度约束更重要。
其次，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自我约束有助于实现人们内在观念和外在行为的统一。即使无人监督，也依然坚持原则办事。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中指出，一个具有高尚思想品德修养的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也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而制度作为一种中性的工具，本身具有局限性，它的遵守和执行离不开人的自我约束力的提高，所以说，人的主观意识才是提高廉政建设的关键所在。而自我约束则可以使党风廉政建设的措施和形式得到更好的落实。
约束作用 篇3
[关键词] 约束护理；告知书；脑外科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4.03.432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3-1547-02
为探讨约束护理告知书在脑外科约束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提高脑外科患者的护理效果，对我院收治的98例脑外科患者行不同的护理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具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的是我院自2011年1月至2012年1月收治的98例行约束护理的脑外科患者，其中男58例，女40例，最小年龄35岁，最大年龄78岁，平均年龄54.9岁；其中18例患者为颅脑肿瘤，80例患者为中、重度颅脑损伤。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9例，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观察组患者采用约束护理告知书方式进行约束护理，即责任护士向患者家属介绍患者的实际病情、存在的危险、可能发生的意外等，并耐心的向患者家属介绍约束护理的方法及目的。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签署相应的告知书，并将其归入护理病历。约束后认真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观察和记录。对照组患者行常规约束护理，未采用约束护理告知书。护理干预后向两组患者发放问卷调查表，调查内容包含服务态度、健康教育、病房环境、护理技能、主动服务等五方面的内容，共25题，每题0-4分，共100分，得分越高患者满意度越高。对两组患者的意外发生情况、患者家属护理满意情况进对比。
1.3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均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处理。用（χ〖TX-*3〗±s）形式表示计量资料。对组间数据展开t检验，组内数据展开X2检验，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意外事件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49例患者中拔出胃管1例，拔出气囊导尿管1例，拔出氧气管1例，观察组患者的意外事件发生率为6.12%；对照组49例患者中拔出脑室引流管1例，拔出胃管1例，拔出伤口引流管1例，拔出气囊导尿管2例，拔出氧气管1例，对照组患者的意外事件发生率为12.24%，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2.2 两组患者家属护理满意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家属护理满意度评分为（92.32±4.93）分，对照组患者家属的护理满意度评分为（78.65±3.98）分，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 论
3.1 约束护理中存在的危险因素 ①患者家属缺乏对疾病的认识，由于脑外科患者具有发病突然、病情严重等特点，加之患者家属缺乏对约束护理的正确认识，极易出现患者家属趁护理人员不注意偷偷将约束绷带解开，从而导致意外现象发生。此外，患者家属轮流看护患者，在交接班时极易出现相关事项未交代齐全等现象，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意外发生的几率[1]。②护理资源不足，分级护理制度要求护理人员应保证15-30分钟巡视一次[2]。然而由于神经外科急诊、危重患者较多，护理人员参与急救或术前准备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因此，难以做到每15-30分钟巡视一次；且巡视期间也不可避免会有意外现象发生。
3.2 告知书的重要性 ①加强护患合作，护理人员应耐心的向患者家属讲解约束护理的重要性，从而获得患者家属的支持，使其积极主动的与医护人员进行配合。同时护理人员还要以约束护理告知书内容为依据认真的介绍患者病情、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需要注意的事项等，并且要求患者家属签字。从而在增强患者责任心的同时有效的引起患者家属的重视，从而充分发挥患者家属的配合作用，使患者获得更好的护理及治疗[3]。②提高患者家属护理满意度，患者护理满意度调查是护理质量的直观反映，同时也是发挥患者及其家属护理监督工作的有效方式。医疗机构通过对患者家属护理满意度的调查，分析总结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并及时探讨有效的解决途径，从而可有效的规范护理操作，完善护理方案。而在约束护理中应用告知书可使患者家属正确了解患者病情及相关治疗事项，不仅可有效地获得患者家属理解，提高其护理满意度，同时还能有效的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本次研究表明观察组患者的意外情况发生率为6.12%，对照组患者的意外情况发生率为12.24%，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家属的护理满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这就说明在脑外科约束护理中应用约束护理告知书可有效的减少意外现象的发生率，且有助于提高患者家属的护理满意度，临床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熊莲莲，邹琼，李春玲，陈艳.安全护理在脑外科工作中的重要性[J].心理医生（下半月版），2012，2（9）：187-188.
[2] 郑丽屏，李华，廖游玩，谢银均，林桂萍，陈桂英.约束护理单在ICU患者约束中的应用及效果[J].护理管理杂志，2010，3（5）：154-155.
约束作用 篇4
一、无法律约束下企业与消费者的自由诚信博弈
当没有法律约束的时候, 企业与消费者各种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在这里, P1是交易成功后企业通过商品或服务的出售所获得的一般利润, P2则指企业欺诈消费者以后所获得的附加利润, 在这里我们把它称为欺诈利润。a指的是信誉价值, 当某个企业诚实守信时, 它便会在消费者群体中得到好的口碑, 这样即获得了信用价值;相反, 如果交易成功后, 消费者发现自己被欺诈, 自然下次购买时就会犹豫或拒绝购买, 这样企业就损失了信用价值。b是消费者在付费购买商品或服务后所感到的价值差, 即消费者在生活或心理上的需求被满足时所体现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减去所付费用。在这里, 因为商品或服务都是消费者所需要的, 我们一般认为对于消费者而言, 其价值要大于所付费用, 即b>0。
1、大企业在诚信博弈中更看重信誉价值
在这个博弈中, 企业有两种可选择战略:欺诈或不欺诈;消费者也有两种可选择战略:购买或不购买。当企业一定不欺诈时, 出于对商品的需求, 消费者一定会选择购买。这样的话, 企业就获得了P1的商品利润和a的信誉价值, 而消费者也由于需求得到满足而获得b的价值。我们先假定消费者受到欺诈后所损失的价值大于其获得的价值差 (即b<P2) , 比如说有人以名牌鞋的价格买了一双假的名牌鞋, 结果这鞋不到一个星期就坏了。这时这双鞋在这一个星期中满足他的需求所体现的价值差就没有他由于被欺诈而额外付出的费用 (真鞋的价格减去假鞋的实际价格) 大。这样当企业一定进行欺诈时, 消费者就一定会选择拒绝购买。
同样地, 当消费者一定不购买或者一定能识别欺诈而拒绝购买时, 企业如果欺诈则既没有获得商品利润又损失了信用价值, 所以它肯定会选择不欺诈。而当消费者一定选择购买的话, 企业就会比较守信或欺诈所获得利润。如果守信, 则获得P1+a的利润;如果欺诈, 除了获得P1的商品利润外, 还会获得P2的欺诈利润, 但是却要损失a的信誉价值。
当欺诈利润大于两倍的信誉价值 (即P2>2a) 时, 企业会选择欺诈, 这一点可以部分说明为什么火车站旁边商店中的商品都特别贵。由于火车站旁边商店所面对的客户一般都是流动的客户群, 很多都是来了一次就可能再也不来的, 这时对于商店来说, 信誉价值就相对比较小。他们宁愿提高商品的价格, 即使得欺诈利润远远大于信誉价值来牟利。当欺诈利润小于两倍的信誉价值 (即P2<2a) 时, 企业就会选择守信。
这样一来, 当P2<2a时, 这个博弈就有唯一的一个纳什均衡, 即 (守信, 购买) 。当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时候, 消费者是否购买商品完全通过对企业信誉的判断来决定。这样导致诚实守信的企业由于有良好的信誉而发展壮大, 而经常欺诈消费者的企业由于口碑日益下降而失去客户。然而这种结果却只能体现在一些很重视信誉的大企业上, 对于这些公司的长远发展而言, 信誉比欺诈带来的利润更被看重。
2、中小企业与消费者诚信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然而,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更多情况体现了另一种结果。当P2>2a时, 如消费者一定购买, 则企业的最优战略是欺诈;如企业一定欺诈, 消费者的最优战略是不购买;而给定消费者不购买, 企业最优战略是不欺诈;给定企业不欺诈, 消费者的最优战略是购买;如此一来, 这个博弈不存在纳什均衡。
此时, 我们设企业以θ的概率进行欺诈, 而消费者以γ的概率购买。则企业的期望效益函数为:
对其求微分, 得到企业最优化一阶条件为:
而消费者的期望效益为: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即企业以b/P2的概率进行欺诈, 而消费者以a/ (P2-a) 的概率选择购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者选择购买的概率与企业的信誉成正比, 而与商品或服务的欺诈利润成反比;而企业进行欺诈的概率则与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满足程度成正比, 与欺诈利润成反比。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 消费者要避免受到欺诈, 只有依靠对企业信誉a、商品的欺诈利润P2的判断以及自身的识别能力θ。
3、特殊时期企业通过欺诈消费者牟取暴利
在上述分析中, 我们都假设了消费者受到欺诈后所损失的价值大于其获得的价值差 (即b<P2) 。如果b>P2, 情况又有不同。比如说有人参加宴会, 走在路上鞋坏了, 旁边有一个鞋店在出售鞋, 就算知道这个鞋只能穿一个星期, 但是只要满足了参加宴会的一天的需求, 他也愿意购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这种例子很多, 往往当消费者急需某些商品时, 即使商家实行欺诈导致质量不好, 但只要满足消费者一时的需要, 他们也愿意购买。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博弈又有了两个新的纳什均衡。当P2<2a时, 解是 (守信, 购买) , 对将信誉看得很重要的企业仍旧是通过提高信誉来提高利润。当P2>2a时, 解是 (欺诈, 购买) , 由于消费者的占优战略是“购买”, 企业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欺诈。这体现在一些非常时期和非常地点, 某些企业通过欺诈来获取暴利。
显然, 这种结局是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违背的。因为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交易为主的信用经济, 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必然要求, 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好的结局, 是因为对企业的诚信约束力仅仅体现在了信誉价值上, 而往往很多情况下信誉价值远远赶不上欺诈带来的暴利。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导致市场经济以及市场资源配置混乱。
在忽略法律约束下企业与消费者的诚信博弈中, 影响各方战略的因素主要有P2和a,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诚信约束始终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待加入法律约束力后, 企业的诚信约束得到了提高和规范, 市场经济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二、存在法律约束下企业与消费者的诚信博弈
上述忽略法律约束的企业与消费者的诚信博弈属于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通过引入法律约束力, 我们把这个诚信博弈扩展成了一个动态博弈, 其扩展式表述如图1所示。
为了有效避免上述分析中企业争相欺诈消费者的现象, 我们现在再深入讨论一下在b<P2, P2>2a条件下, 商品或服务购买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企业与消费者的诚信博弈。这个博弈有两个参与人:企业与消费者。企业选择守信或是欺诈, 如果选择守信, 其支付向量为 (P1+a, b) ;如果选择欺诈, 则消费者受到欺诈后要求退款。企业再选择是否接受, 如果接受, 便要付出-a的支付, 消费者的支付则为0;如果拒绝退款, 则由消费者决定是否投诉, 投诉失败的概率为k, 成功的概率则为1-k。如果投诉成功, 企业必须接受退款以及金额为f的罚款, 其支付向量为 (-a-f, 0) ;如果投诉失败, 企业仍旧获得P1+P2-a的支付, 消费者也仍旧获得b-P2的支付。这个支付向量和消费者被拒绝退款后放弃投诉所得的支付向量是相同的。
由于消费者受到欺诈后所损失的价值大于其获得的价值差 (即b<P2) , 欺诈利润大于两倍的信誉价值 (即P2>2a) , 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 在提出退款要求被拒绝后, 如果放弃投诉, 其获得的收益是b-P2<0。而如果进行失败率为k的投诉的话, 其期望效益为:
由于k≤1, 所以k (b-P2) >b-P2。因此消费者的最优选择是 (要求退款, 投诉) 。而对于企业来说, 其期望效益为:
这里的k指的是进行欺诈的企业逃脱制裁的机率, 即1-k是指消费者的投诉成功率,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法律的完善程度。而f指的是罚款金额,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制裁力度。
当法律相当完善的时候, k值接近于0, 即只要企业对消费者进行欺诈, 消费者进行投诉就能成功。企业的期望效益成了- (f+a) , 所以企业无论如何不会对消费者进行欺诈。这时, 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就是企业守信。相反地, 当法律相当匮乏时, k值接近于1, 即企业对消费者进行欺诈, 就算消费者投诉也很难成功, 这时企业的期望效率又成了P1+P2-a, 又回到了没有法律约束力时企业对消费者大肆欺诈的情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法律的完善程度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k值不定时, 企业就会比较其进行欺诈后的期望效益和守信时的支付。当k (P1+P2+f) - (f+a) <P1+a时就会守信;当k (P1+P2+f) - (f+a) >P1+a时就会对消费者进行欺诈。这时, 我们又考虑到了影响均衡的另一个因素f, 即制裁力度。当k<1时, 加大制裁力度, 能够使企业的欺诈消费者的期望效益减小, 从而致使企业守信。这样如果f足够大, 即使法律并不是非常完善, 企业也不会冒险去欺诈。这就比方说一个人在做买卖时, 如果违规经营将获得100元, 而合法经营也能获得50元, 但是如果违规被抓的话就要罚款1万元, 这样即使他有95%的把握不被抓住, 一般情况下他也不会冒险违规。
三、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 要企业诚信经营, 减少对消费者的欺诈, 应该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作用。
1、应完善法律法规
加紧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 即减小上述分析中的k值, 使得企业在欺诈消费者后所得的期望效益要小于其守信获得的利益,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对消费者的欺诈问题。目前许多企业敢于欺诈消费者, 主要就是钻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的空子, 即使消费者投诉也未必见成效。只要我们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尽量不要让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企业逃脱责任, 就能减少企业对消费者的欺诈现象。
2、应加大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和执法力度
加大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 即加大上述分析中的f值, 这样就能增加企业欺诈所冒风险, 有效减少欺诈现象。由于目前我国的执法力度不够强, 当前法院判决执行难己经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效果, 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助长了失信违法者的气焰。法院判决难以执行, 无形中降低了对失信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因此在提高对失信企业惩罚力度的同时还要增强执法力度。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陈仲常、肖伟雄、徐少华:建立企业信用制度的博弈论分析[J].经济与管理, 2006 (5) .
透明的约束 篇5
Kirsty Ward在中央圣马丁学院的毕业作品是她第一次对外展示这种透明面料。硬朗与柔美在她的作品中融合自如。Alberta Ferretti即刻相中Kirsty，将她收归旗下，在意大利做设计助理。在那里，她认识了同为Alberta Ferretti工作的David Longshaw。2010年Kirsty 为David的首个系列设计了配饰部分，还是她软硬兼具的风格，丝绸穿起珍珠和施华洛世奇水晶，简单的结构、华丽的效果赢得了时尚界一致赞誉。
现在，她依然为David设计配饰，只不过David的身份早已“升级”为男友。男朋友要为女朋友做什么？答案是协助Kirsty设计想要的时装。Kirsty将自己的配饰作为图案印在T恤上，这正是擅长插画的David爱做的。爱情的融合让设计也打上了彼此的烙印。
Kirsty Ward给自己品牌的定位是时装和配饰的融合。这一灵感源自于她为Alberta Ferretti做配饰设计时的领悟，现在成了品牌DNA。之所以如此重视配饰，是因为Kirsty认为配饰能让一个无聊的造型变得很酷，而且不像高级时装对穿着者要求那么苛刻。
在2013春夏系列里，时装和配饰融合绝不是简单混搭而已，配饰是可以嵌入到面料里的。她试验了更多的面料，配饰已能如印花一般成为了服装的一部分，打造出纯正的立体效果。但这种技巧很难从照片里、T台上看出来或是想象出来，所以Kirsty更喜欢静态展，这样观众能更清楚观察到她作品的细节和工艺。
Kirsty Ward把配饰设计视作一个更加系统的过程，每一季的作品均采用金属圈元素，这来自于她对家居配件的持久热爱。Kirsty喜欢像百安居之类的家居卖场或是五金店铺，因为从里面能找到类似大衣挂钩、微型铰链的金属配件。有时“木匠老爸”的工具箱和小货车也是她淘宝的好地方。设计中她喜欢运用具有冲突感的部件，由此而获得有趣的形状和意想不到的结构。2013春夏系列中，她甚至给配饰里的金属丝里加入了编织工艺。
约束作用 篇6
局部承压是土建工程中常见的受力形式[1]。 承重结构的支座、预应力结构的锚固区、装配式柱子接头、刚架或拱结构的铰支承等均系局部承压。 近年来,研究混凝土局部破坏的理论逐渐增多, “套箍强化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混凝土局部受压问题研究的需要,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理论是拉压杆理论,即把受局部压力的混凝土构件比作一个带多根拉杆的空间拱体,其中拉压的强度值就是混凝土的强度,贴近受压面的混凝土为拱顶,下部一定距离的混凝土为拉杆,承受拉力作用。 美国ACI 318— 05 《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 中就该采用理论来计算混凝土试件的局部受压。
目前,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混凝土构件局部承压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 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提出的局压作用下混凝土构件的三种破坏形式,即:涌出破坏、开裂即破坏和先开裂后破坏。 中国建研院提出了加入钢筋网片的约束方法,即现阶段规范使用的研究方式。 通过对配有钢筋网片的素混凝土柱进行中心局部受压受力分析,讨论了这种方法下的混凝土构件受力状态,并与同素混凝土构件进行对比,得出结论:配有钢筋网片的素混凝土构件与相应混凝土构件的纵向应力分布状态基本一致,并且纵截面上横向应力状态分布也基本一致。 局压构件布置钢筋网虽可减小峰值拉应力,但是减小的幅度随局压面积比的增加而降低,局部受压承载力并无明显提高。 在实际工程施工中,通过配置间接钢筋达到提高局部受压承载力的目的。 对于混凝土局压问题的处理一般采取在构件局部受压端头设置螺旋箍筋或钢筋网片,增强混凝土局压端头的抗压强度,限制集中力在局压垫板下部区域裂缝的发展。 但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螺旋箍筋和钢筋网片在混凝土内部产生的约束均属于被动约束,只能小幅度提高构件承载力,并无显著效果。 并且若钢筋网片用量过多,会导致局压作用面两端混凝土被压碎。 而预应力结构相比传统的混凝土结构则大幅度提高了结构的强度。 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分别讨论了素混凝土构件、加入钢筋网片的混凝土和加入预应力钢绞线的混凝土局部受压破坏时裂缝的分布情况以及极限承载力。
1有限元建模及加载方案
1.1有限元建模
出于对结构安全施工以及合理设计的考虑,本文主要模拟了素混凝土试件、不同位置加入钢筋网片的混凝土试件和加入预应力钢绞线后的混凝土试件的局压承载力。 首先,通过进行素混凝土试块的理论模拟分析, 得出最佳的钢筋网片的分布形式;其次,对比同样位置加入预应力网片的受力形式;最后,分析不同约束作用下混凝土构件局部受压的受力性能分析,定性及定量地分析加入预应力钢绞线后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图1为素混凝土局部受压简易示意图 。
1.2相关参数及加载方案
所计算构件均采用C30等级的混凝土 , 模拟单元选用Solid65, 素混凝土构件 、 加入钢筋网片的混凝土构件及加入钢绞线混凝土构件的受力情况如图2所示 。
模型参数为:弹性模量为13585N/mm2,泊松比为0.2, 试块模型 : 断面均为500mm×500mm, 高度为800mm;局压面取100mm×100mm,受力形式为轴向受压。 为了能更直观的对比素混凝土与加入加强筋混凝土的内力以及分析混凝土裂缝,采用离散式有限元模型进行分析。 钢筋采用多节点的Link8杆单元建立,选用Link8单元的钢筋与选用Solid65混凝土单元可以共用节点 , 以此实现整体工作中自由度的耦合 。 预应力筋采用面积为139mm2的1×7股的预应力钢绞线进行模拟 。 分析不同受力情况下混凝土试块的极限承载力 , 并找出相应的曲线关系 , 其中预应力筋的张拉预应力为750MPa。 图3为加入素混凝土中的钢筋网片 ; 图4为加入混凝土中的预应力筋布置方式 。
2结果分析
2.1裂缝分布情况
通过有限元模拟,得出了不同试块在3种局压作用下极限承载力的具体裂缝形式,分别如图5~图7所示。
由图5可以看出 : 从同一方位观测裂缝的分布 , 情况 (a) 的分布趋于均匀 , 情况 (b) 的分布产生明显的不对称;情况(c)的分布趋于一个方向。 这种分布现象跟加载位置具有直接的关系, 材料性质一致,没有措施使其均匀化。
由图6可以看出:施加钢筋网片以后,混凝土极限情况下裂缝明显减少。 裂缝分布更加均匀,偏心作用导致的裂缝也有所降低,分布主要沿偏心方向分布,未有偏心作用处的裂缝明显减少。
由图7可以看出:施加一根预应力筋,相比素混凝土试件, 三种工况下混凝土的裂缝明显减小。 偏心受压情况下,裂缝主要分布于偏心方位。
对比分析图5~图7,可知:
(1)三种试块中 ,素混凝土的裂缝最多 ,其次为钢筋网片试块,最后为预应力筋试块。
(2) 素混凝土试块的裂缝属于劈裂性裂缝 , 即一道裂缝形成,快速扩展到下部,从裂缝产生到破坏没有先兆,属于脆性破坏。 第二种与第三种试块在裂缝出现后,由于钢筋网片与预应力筋的出现使得裂缝的开展被限制,承载力提升,但随着局部压力增大,外加力超过了钢筋的极限承载力,使得裂缝被压坏,属于延性破坏。
(3) 由于预加应筋特有的抗裂性 , 第三个试块的裂缝开展被限制,所以预应力筋试块的承载力得到了保证, 而钢筋网片试块的承载力虽然相差不大,但是大量裂缝的产生,使得试块的安全储备大幅度下降,这对结构并不利。
2.2极限承载力变化情况
图8为素混凝土三向局部受压极限承载力。 由图可知, 单向偏心局部压力的极限承载力最小,其次是双向偏心局部压力的情况。 对于素混凝土的偏心左右都会导致极限承载力的降低。 降低幅度取决于偏心情况。 单向偏心时参与工作的混凝土体积要少于双向偏心时参与工作的混凝土的体积。
图9为加入钢筋网片的混凝土偏心时的极限承载力。 由图可知:加入钢筋网片以后,混凝土极限承载力明显大于素混凝土的情况,其中钢筋网片距顶部的距离在200mm以内,影响比较明显。 距离顶部200mm以外,影响变化不再明显。 施加钢筋网片对偏心情况下的极限承载力影响不明显,其中钢筋网片距顶面的距离大小,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并不明显。 综合发现:左右偏心能够降低极限承载力,施加水平钢筋网片对极限承载力的响应不大,钢筋网片距顶面的位置对极限承载力影响也不大。
图10为钢筋网片距局部受压面积不同距离时的极限承载力。 由图可知:施加预应力筋也可以极大地提高极限承载力大小,提高幅度接近25%左右。 施加预应力筋以后,预应力筋的布置位置对极限承载力的影响并不大,受力较为一致。
2.3预应力构件的优势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预应力筋在试块中提升极限承载力主要原因就是的在试块中形成了 “楔体” 拉压杆[3]。 “楔体 ”拉压杆理论是假设试块在受局部压力时,周围的混凝土受压,下部混凝土受拉,基于这种受力情况而演化的一种理论[4], 受力形式可以简化为图11。
其中, 上部受压的压杆为试块中的混凝土,下部的受拉拉杆为预应力筋,当拉压杆形成后,混凝土与预应力筋就组成了一个拱形受力体系,再加上预应力筋抗裂性的优点,这使得这个体系可以稳定存在,持续抵抗外界的局部压力。 分析处于“楔体” 拉杆位置预应力试块。 采用相同条件的试块进行对比分析,见表1。
通过分析可知:1素混凝土试块的极限承载力远低于钢筋网片与预应力筋试块;2钢筋网片试块的极限承载力与预应力筋的极限承载力大致相同;3钢筋网片试块的用钢量要远高于预应力筋,预应力筋试块在形成拉压杆体系后, 承载力大幅度提高,钢材利用率高于钢筋网片。
3结语
(1) 素混凝土进行局部受压时 , 根据 “ 楔体 ” 理论可以得出在楔体顶端混凝土的抗拉极限承载力达到极限,混凝土就会开裂,而混凝土内部没有可以分担这种“拉杆”的能力,当楔体顶端混凝土劈裂破坏后,由局压部分产生的裂缝快速开展到下部混凝土,最终导致混凝土试件的破坏。
(2) 素混凝土在偏心情况下 , 由于一直存在于局部受压过程中三面围压的混凝土强度随着偏心而被削弱,使得混凝土在偏心局部受压作用下强度降低,外围靠近局压面积的混凝土被压裂。 其中单向偏心造成的混凝土削弱最为明显,双向偏心由于两侧混凝土强度相似,使得三面围压的情况可以短暂维持,所以在偏心过程中双向偏心的局部受压承载力要优于单向偏心。
(3)加入了钢筋网片的素混凝土承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在偏心受压时承载力明显降低。 钢筋网片对裂缝的阻挡能力不够,裂缝经常穿透钢筋网片作用到下部混凝土,导致试块被压坏[5],这种破坏形式在偏心受压时尤其明显。 如果在工程中使用钢筋网片对抗局压破坏,一定要自上而下布置多组钢筋网片,以达到限制裂缝开展的作用。
(4)“楔体 ”拉压杆理论在局部受压过程中的作用明显,当发生偏心受压时,由于裂缝的开展,钢筋网片的作用并不明显, 预应力筋的性能开始凸显, 尤其是在当预应力筋布置在拉杆位置时,试块的承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摘要：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分别讨论了素混凝土构件、加入钢筋网片的混凝土和加入预应力钢绞线的混凝土局部受压破坏时裂缝分布情况以及极限承载力。结果表明,钢筋网片试块的用钢量要远高于预应力筋,而且预应力筋试块在形成拉压杆体系后,极限承载力可以大幅度提高。
约束作用 篇7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由于传统的研究将税收效应的关注点过多地集中在宏观层面,因此,大多数增值税转型效应的研究来自宏观的视角,而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1. 基于财务指标的相关研究。杨震和刘丽敏(2006) 在对405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增值税转型会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产生显著的影响。宋艳敏(2009)从税负和现金流的角度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王素荣(2010)通过对比分析上市公司ROA、EPS等财务指标在增值税转型前后的所发生的变化,发现增值税转型确实能够对企业的投资和经营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2. 与企业投资相关的影响。聂辉华等(2009)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地提高了资本劳动比,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企业效率的提高主要源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万华林、朱凯和陈信元(2012)以增值税转型为基础,并结合2008年公司所得税改革,验证了企业投资决策的价值相关性的变化趋势受增值税转型政策影响的情况。
3. 与企业雇佣行为相关的影响。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都实施了增值税减税,在这一背景下,大多数研究以理论研究为主,利用一般均衡分析为工具,考察劳动力市场对税率变动的反应(如Hutton and Ruocco,1999),以及企业所面临的税率变动对其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如Bohringer et al., 2005;Jochen and Angela,2006;Dutta et al.,1998)。这些研究均认为增值税改革对企业雇佣行为的影响并不确定, 它取决于增值税税率与其他所得税税率的相对关系、企业资本的初始存量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等诸因素。
由于增值税转型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固定资产的购进行为,因此已有的、从微观层面的研究大多是从投资的视角、从实证的角度去关注税改的政策效应,而对与投资行为密切相关的融资约束问题却较少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融资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仅会影响企业资本成本、资本结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决策等因素,还会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最终对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因此,从理论层面去剖析增值税转型对融资约束带来的影响,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二、增值税转型作用于融资约束的路径分析
早期投资理论如新古典投资理论、加速器投资理论均假设资本市场是完美的。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使现实中的市场不再完美,无论是权益融资还是债务融资,内外部资金将不再能相互替代 (Myers,1984;Myers and Majluf,1984;Greenwald et al., 1984;Jaffee and Russell,1976;Stiglitz and Weiss,1981;Stiglitz and Weiss,1983)。Fazzari et al.(1988)将融资约束理解为:融资约束的存在是由于市场缺陷导致的外部资金成本高于内部资金,从而内外部资金不能相互替代,而使投资行为受到制约的现象,这种受制约的程度反映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
由于融资约束的产生是因为内外部资金的价格差异,进而影响到融资数量及最终的资本成本,因此,企业在约束条件下的融资过程中,对不同的资金类别不会采取一视同仁的做法。Myers and Majluf(1984)基于此提出了融资优序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企业需要融资时,企业会首先选取内部资金,即留存收益部分;在内部资金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才会进一步考虑外部资金,在外部资金中又会先采用债务融资,次之的选择才是股权融资。 Guariglia(2008)在此理论基础上,将融资约束分为了内部融资约束和外部融资约束。内部融资约束是指内部资金的可得性;而外部融资约束则被界定为进入外部资金市场进行融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其实无论是内部融资约束还是外部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形成两股力量来影响融资约束:一是资金成本,二是资金的数量。当然这两股力量不仅会单独起作用,更多的影响还是来自于二者所产生的交互效应。
从资金成本面临的约束来看,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外部资金供给者为保障自己的权益,增加信息搜寻的成本, 进而要求提高资本的回报率,产生相应的溢价,这种溢价最终转嫁到资金使用者身上,导致投资成本增加,可能会造成一些本来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变成不再可行。但是,资金成本的大幅溢价,同时也是企业财务风险增大的标志。过高的资金成本会因为逆向选择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使优质的资金供应者退出市场,造成资金的供给总量下降,使资金需求方面临资金数量上的约束,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就是产生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现象。研究表明,融资数量方面面临的约束同样会造成原来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不再可行(Aaffee and Russell, 1976;Stiglitz and Weiss,1981;Stiglitz and Weiss,1983; Bond and Meghir,1994;Almeida et al.,2004;Almeida and Campello,2001)。并且,上述研究也认为,企业资金的初始禀赋对缓解这种内外摩擦的情况产生很大的作用,这也间接地证明了企业的内部积累对融资约束缓解的重要作用。增值税转型会对企业的融资约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推理论证:
1. 路径一: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现金流产生的影响。增值税基于法定税基的不同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 三种类型的计税方式会对企业的现金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经营现金流出额与增值税类型之间的一个简单的模型进行分析:
其中:Cash为经营现金流出,ki为增值税的税基,f(x) 为固定资产投资价值。
增值税中的增值额理论上应为商品价值(C+V+M) 中的(V+M)部分,C是扣除部分。但出于政策目标的需要和征管水平的限制,实践中对增值额的计算由于对扣除项目认定的不同,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增值税,同时也造成了三类增值税税基的差异。其中生产型增值税由于不允许扣除资本品价值,税基大于V+M;收入型增值税由于允许扣除当期转移资本品价值,税基基本等于V+M;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当期购进全部资本品的价值,税基会小于理论上的V+M。因此上述模型中的斜率ki大小依次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如图1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投入相同价值的固定资产I时,由于税基差异会导致支付税费的现金流产生差异, 从而造成经营现金流出的不同。具体说来,生产型增值税产生的经营现金流出额最多(A点),收入型居中(B点), 消费型最少(C点)。因此,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减少了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出,其效果可以等价于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实现增加,从而减少了对外部资金的信赖,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2. 路径二: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折旧产生的影响。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后,从会计计量的角度,购进固定资产的原值就不再含进项税部分,当期折旧计提的基数相对于生产型增值税会减少。这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从利润核算的角度看,折旧的减少会直接增加净利润,增加留存收益;二是折旧的减少会降低折旧的“税盾” 效应。假设因转型变化带来的当期折旧减少为Δd,所得税税率为t,那么因折旧减少给净利润带来的净效应为增加 Δd(1-t)。净利润的增加不仅可以使企业的内部积累得到提升,也可减少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从而达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果。
3. 路径三:增值税转型对利益相关者及信号传递产生的影响。Blair(1995)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公司是一种法律框架结构,而非实物资产的简单集合。它的作用在于治理所有在企业财富创造活动做出特殊投资的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企业在面临自身决策时会受到来自于企业内部和外部各种环境因素和利益主体的影响。公司生存发展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对宏观环境的适应过程和与利益相关者的市场博弈过程的逻辑乘的结果。企业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变迁,作为这些制度变迁后果的承担者,必须要积极地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这些变革;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还会面对若干外部利益相关者,如外部股东、债权人、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是对企业的方针和政策能够施加影响的所有集团(Frederick,1988)。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是双方市场博弈的结果。因此,企业的决策行为不得不在这双重约束的条件下进行。
当从这个角度分析增值税转型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时,我们可以看到,从宏观环境层面上,增值税转型会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优化产业结构,为企业融资约束的改善提供一个优质的外部环境。详见图2。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既然其行为能够影响企业的决策,同样,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变量也是它行动策略的考量因素。如前文所述,增值税转型会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增加企业的净利润,改善企业的内部积累,这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为获取外部融资增加了谈判的筹码,使投资者的收益更有保障, 降低其投资风险,从而使签订成本更为低廉的契约成为可能。第二,企业经营状况改善,获利能力提升,客观上也会减少投资者、债权人的监督成本,使他们要求的风险报酬降低。第三,从信号传递的角度,这些变量无疑也都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了正面的信息。债权人和股权投资者会重新识别风险、评估收益、调整预期、改变原有的行为决策,增加资金供应或降低资本成本或二者兼有之,使企业融资约束的程度从外部融资的角度得到改善。
综上所述,如图2所示,增值税转型能够从至少三个维度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一是从宏观环境方面改善投融资环境,优化企业的生态环境;二是通过对经营现金流、折旧和对未来预期的影响,改善了企业的内部积累, 为企业从根本上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提供了可能;三是通过内部积累的增加、未来预期的提升,向外部资金供应者传递了良好的信息,使其改变自身的行为决策,从资本供应的数量和价格方面降低内外资金不可替代的摩擦,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三、增值税转型对融资约束作用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除了按照前文所述在一般意义上至少三个维度受到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影响外,还会由于每个企业基于产权性质、高管特征、企业所处地域等因素的差异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受到更为具体的影响。
1. 产权性质。LLSV(2000)曾指出,制度因素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产权性质是企业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制度因素,它很大程度影响着企业的财务决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就融资约束层面的问题而言,国有企业获取资源方面所具有的先天优势以及其预算 “软约束”的存在,使得它们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要远低于非国企。林毅夫等(2004)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国家,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其实是源于存在预算软约束的企业因为政府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而与政府博弈的结果。其实不管是产权因素导致的“父爱主义”还是政策性负担,客观上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不仅会让自己拥有更加宽松的融资渠道, 更小的经营压力;而且还会形成经营亏损、投资失败最终由政府“兜底”、负盈不负亏的现象, 从而抑制企业生产经营的主动性、决策的谨慎性及时效性,导致对外界政策变化反应相对迟缓,影响政策效应的发挥。所以,当面临税制改革时,政策变化对融资约束缓解的效应也就没有非国企显现得强。此外,由于国企存在的所有权主体缺位导致的代理链条过长,信息传递的成本相对更高,所以对政策的反应也会相对缓慢。
2. 高管的金融背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决定规模、资本、技术构成等“硬”条件,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同时人的因素也是最难观察和量化的因素。高管在企业运营及决策中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其个人的职业背景和过去的工作经历,客观上能够为企业与外界提供一定的社会网络资源。Huang(1987)曾以社会交易理论(social exchang theory)为基础,发展出了一套理论模式——“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他认为,中国人常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因此,对于手中握有某种资源分配权力的人来说,他首先会考虑请求分配一方和自己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于“关系”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社会交易法则与之交往。在关系网之外,合作不一定能够办到。中国的声誉机制与“关系”可以起到正式制度的替代法律保护和金融发展等的作用(Allen et al.,2005)。 因此,在中国制度背景下,高管背景是研究考察企业财务行为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高管可以利用其政治背景,为企业减少交易成本,给企业带来融资便利、税收优惠,提高企业 价值(Faccio,2006;Claessens et al.,2007)。于蔚 (2012)通过实证研究剖析了政治关联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核心机制在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所谓信息效应是指,政治关联能起到信号发送,降低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的作用;资源效应是指政治关联有助于强化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提高企业的未来总收益。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政治关联缓解融资约束的过程中,关键在于资源效应所起的作用。相对政治关联的研究而言,研究高管金融背景的成果不是太多,但是对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而言,高管所拥有的金融背景与其所具有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Soto(1989)、Shleifer and Vishnny(1994)、Berget and Udell(1995)较早地发现了银企关系对于企业能否成功获得贷款有着重要的影响。很显然,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有很好的条件帮助企业建立和优化银企关系。具有银行家背景的董事能让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得到显著地提高(Booth,1999)。这能够间接地证明董事的银行家背景能够帮助企业很容易地获取银行贷款。
因此,当面临相同的政策变量时,高管的金融背景可以从两条路径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资源效应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当外部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时,社会资金供给量发生变化时,企业高管越具备金融背景,越有可能和能力为企业争取到更多的资源,从而使企业的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另外,由于拥有金融背景的企业高管具有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因此,其企业本身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较小。当面临增值税转型政策刺激时,政策对这类企业的边际贡献会相对有限。
3. 市场化程度。在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研究过程中,对制度背景所产生影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指出,在中国市场化改革是研究企业行为必须重视的一项重要制度背景。因为,市场化进程决定了与企业投融资决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因素:资源配置的效率、 政府干预的程度、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及资本市场的发育等。方军雄(2007)指出,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对信贷资金在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配置、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影响。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不仅对企业的债务水平有着较强的影响,在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行为上也显示出较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不受企业产权性质差异的影响。
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 其发展仍表现出非均衡态势(孙铮,2005;樊钢,2011)。从区域上看,一些东部沿海城市,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另外一些内陆省份,社会经济中的非市场化因素还占据着相对重要的地位。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来看,产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但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却较低。劳动力市场方面,对弱势参与者缺乏必要的保护手段;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城乡之间户籍管制的约束。从行业竞争的角度来看,商业、 建筑业、制造业等产业市场化程度较高;而如天然气、石油、矿业等资源性产业和与资源相关性较高的产业,电力、电信、铁路等具有天然垄断属性的产业,医疗、教育、 文化和传媒等具有公共品属性的产业市场化程度较低。 在自然资源的定价方面,政府管制仍在诸多方面存在,市场化定价仍然任重而道远。
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不同的地区,企业面临的地区条件、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行业竞争度等方方面面的差异太大,面对相同的政策变量,企业主观上做出的政策反应和客观上产生的经济后果也会有所不同,增值税转型政策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受到的政府干预程度就会越小,市场更公平,生产要素的流动更顺畅,企业可以更自由地通过市场规律调节自身行为,政策时滞就更短,政策效果就相对更为显著。
但同时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市场化进程还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影响增值税转型的效果。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干预较少, 政府由“干预型”向“服务型”转型的速度可能会越快,政府会更倾向和企业保持适当的距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也会越高,对政策反应做出的相应决策所受的外界干扰也会相应较少。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较高,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程度更高、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更小、金融业的市场化与竞争更为充分、劳动力流动性更高、技术成果市场化更为发达。这些都更有利资本和其他要素自由地进出企业。企业能够通过市场使资源达到相对合理的配置,资本的流动会更为容易,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较低,因此,增值税转型对其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小。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财务行为产生的影响。理论上,增值税转型可以至少通过影响企业现金流、固定资产折旧、利益相关者决策三条作用路径,进而对融资约束的缓解起到正向作用。拓展研究视野后,我们发现,增值税转型政策虽然总体上能够对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起到缓解作用,但考虑到企业本身的异质性,可能会基于诸多因素对政策产生的反应会不一样,政策效果会呈现出一定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从企业的产权性质、高管金融背景和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差异对政策效应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性质的特殊性, 其政策效果不如非国企;但高管的金融背景和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却不是绝对的,分别存在两种方向相反的可能性,政策的边际效应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所以具体到企业个体的政策效果会因企业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
增值税转型政策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它的政策效果既关乎着企业的切身利益, 也关系着我国财税体制持续完善的进程。因此,从理论上厘清政策的作用机理与将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增值税转型虽然对企业来说有诸多积极作用,但在政策作用的发挥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可突破空间。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 持续完善理论层面的研究。实践总是在理论的引领下进行的,我们只有从理论上剖析清楚政策发生作用的机理,才能更为有效地进行跟踪问效、政策评价以及后续政策的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效果实际是由若干微观经济个体产生协同效应的结果。因此,持续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个体的互动机制对政策作用的发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任何企业都处于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出于生存、竞争、发展的本能,企业会能动地根据生存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影响其经济后果;了解政策调控的目的和作用原理,更有利于自身科学地、理性地应对政策变迁,做出更有利于企业健康稳健发展的决策。
2. 多渠道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不仅困扰着企业的发展,也影响税收政策的作用效果。从股权融资来看,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欠发达,增发股票的管制和高门槛让很多企业难以通过增资扩股这条途径解燃眉之急。从债权融资来看,企业主要仍通过银行信贷这一比较单一的渠道解决,加之国企与非国企在银行信贷问题上面临的非一致性待遇,让非国有企业在债权融资这条路上也是举步维艰。因此,加快债券市场的发展,完善信托、 融资租赁等多渠道的融资途径,为企业更好地享受税收政策带来的红利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3. 继续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同样的政策变量针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和市场化程度不同地区,政策的边际贡献和企业的反应速度是存在差异的。国有企业在融资约束问题上政策反应要弱于非国企,这进一步说明,一方面,由于产权性质的差异导致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资源获取问题上的不公平;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多重目标、所背负的过多的政治诉求以及严重的代理问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对政策反应产生相对较强的时滞。国有企业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主体,从行业分布上看,也占据着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它们的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也有利于资本市场的良性成长。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仍需进一步加快步伐。我们发现市场化程度对政策效果同样具有重要影响,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其发展的不均衡仍然制约着企业生存的发展。因此,为了给企业营造一个更公平、更有利的外部环境,让企业的资源配置更多地以市场的方式完成,市场化改革仍任重而道远。
摘要：宏观经济政策的良性运行倚赖于其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增值税转型政策的运行效率同样有赖于其发挥作用的各环节的有效性。融资约束作为企业投、融资行为的衔接点,对企业财务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从企业现金流、固定资产折旧、利益相关者及信号传递三个维度出发,结合企业产权性质、高管背景及市场化进程的异质性特征,深入剖析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探析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财务行为的作用机理。这既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财务行为互动机制研究的相关文献,也对税制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企业财务,融资约束,现金流
参考文献
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J].会计研究,2011(3).
卢锐,许宁.增值税转型对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J].税务研究,2011(6).
约束作用 篇8
关键词：箍筋约束混凝土柱,率相关效应,本构模型,动力非线性行为
箍筋约束混凝土柱因其良好的抗压性能和延性而被广泛应用于建筑结构中。关于箍筋约束混凝土柱非线性行为研究的核心在于混凝土在箍筋约束作用下的本构关系, 对该本构关系的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1903年, Considere发现了箍筋的约束效应[1]。随后, Kent和Park提出了著名的Kent-Park模型[2]。1980年, Sheikh提出了重要的“横向有效约束面积”和“有效约束系数”两个概念[3]。1988年, Mander提出了著名的全曲线本构方程[4]。随后关于箍筋约束混凝土本构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以上研究成果。
虽然箍筋约束混凝土材料本构领域已经存在大量的研究,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不足:动力本构研究较少[5];经验模型居多;大部分本构模型无法定量表述混凝土的非线性演化过程。这些问题限制了箍筋约束混凝土本构模型在柱动力非线性分析时的应用, 亟待对本构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动力化和物理化。
本文基于李杰等[6]的混凝土细观随机断裂理论提出物理模型, 利用已有的在不同配箍率、不同加载速率下的混凝土棱柱体试件单轴受压试验得到的试验结论建立模型参数表达式, 该模型同时考虑了箍筋约束效应和率相关效应, 定量的表达了混凝土的损伤演化和塑性演化, 模型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
1 箍筋约束混凝土动力本构模型
1.1 细观随机断裂理论
由于不考虑受拉塑性应变, 箍筋对于受拉混凝土的约束效应较小, 受拉损伤和动力提高系数较小, 因此混凝土受拉本构根据实测混凝土受拉强度采用规范[7]素混凝土本构, 而受压情况则采用细观随机断裂模型。混凝土的单轴性能是研究基础, 根据混凝土细观随机断裂理论, 将混凝土细化为多个混凝土微单元, 见图1。
每个微单元由弹性单元和塑性单元组成, 弹性单元类似于弹簧, 只产生弹性应变εe, 承担全部单元力, 塑性单元只产生塑性应变εp, 不承担单元力。每个微单元的应变发展是相同的, 其中总应变ε为:
受压塑性应变εp的演化法则根据经验确定, 为:
其中, d为受压损伤;ξp, ηp分别为塑性系数和塑性指数, 为模型的两个系数, 一般取为ξp=0.2, ηp=0.5。当弹性应变εe达到断裂应变Δ时, 微单元破坏, 混凝土产生损伤。每个微单元的断裂应变Δ不同, 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该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标准差定义为λ和ζ, 经推导得损伤d为:
其中, Φ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总应力σ为:
其中, E为约束混凝土的动力弹性模量, 在微观上代表弹性单元的弹性模量。
1.2 模型的箍筋约束效应和动力效应引入
以上是素混凝土的细观随机断裂模型体系, 对于动力作用下的箍筋约束混凝土, 本文认为箍筋和动力作用影响的是混凝土的材料属性, 包括混凝土的弹性模量E、断裂应变场均值λ和断裂应变场标准差ζ。箍筋约束效应采用箍筋约束系数cs表达, cs在数值上等于Mander (1988) 提出的“等效横向约束力 (MPa) ”[4];动力效应采用动力系数cr表达, cr采用传统的形式:
其中, 分别为动力、静力应变率, 取值为
经过大量的不同配箍率、不同加载应变率下的混凝土柱单轴受压试验数据分析, 可以得到如下关系式:
其中, x1~z3均为线性系数, 取决于混凝土强度等级。以上公式说明, 模型参数E, λ, ζ分别与箍筋约束系数cs和动力系数cr成线性关系, 根据箍筋配置和加载应变率可以得到以上模型参数, 进而确定整个箍筋约束混凝土动力本构模型。
2 有限元分析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模型的合理性, 选取相应的试验数据, 并将本文模型导入到Abaqus软件, 对试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2.1 选取试验数据
选取博士生王德斌 (2013) [8]所做的一组钢筋混凝土柱静力单推和动力推覆试验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试验编号分别为S1和D2, 两种加载方式的对象为同一种柱, 柱的详细信息如图2和表1所示, 静力水平加载速率恒定为0.1 mm/s, 动力水平推覆速率恒定为40 mm/s, S1, D2的加载力—加载位移试验曲线分别如图3, 图4所示。
2.2 有限元建模
本文模型属于一维模型, 因此采用纤维梁单元进行建模, 截面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受箍筋约束的混凝土、纵筋等效层、保护层素混凝土, 如图5所示, 根据试验情况设置约束和荷载, Abaqus模型如图6所示。
2.3 本构关系
约束混凝土采用本文模型。根据图2和表1中箍筋间距、箍筋强度和箍筋布置等信息, 利用Mander的等效横向约束力公式计算得出箍筋约束系数:
动力系数的计算可以根据几何运算得到。图7给出了1 s内柱子的位置变化和长度变化。
右侧粗实线为柱子的初始位置, 假设柱子向左运动, 1 s后柱子移动到左侧虚线处, 柱顶的水平位移为40 mm, 柱顶始终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 则柱高在700 mm的初始值上会减小, 经过几何运算可以得到柱高降低了1 mm, 若从左向右运动则柱高会升高1 mm, 因此动力应变率:
根据公式可得动力系数为:
根据表1中混凝土强度, 引入根据试验确定的相应强度等级的线性系数x1~z3, 具体数值见表2。将箍筋约束系数cs和动力系数cr代入到公式中得到S1和D2的模型参数见表3。
将表3中模型参数数据代入到1.1小节中模型表达式即可得到引入箍筋约束效应和率相关效应的约束混凝土静力、动力本构关系, 通过VUMAT接口将其导入到Abaqus中。纵筋等效层采用两段式本构关系, 如图8所示, 保护层素混凝土的本构关系根据试验数据结合规范[7]得到。
2.4 结果分析
结合以上工作, 利用Abaqus分析即可得到与图3, 图4相对应的静力单推和动力推覆有限元模拟曲线, 将其与试验曲线放到一起进行比对得到图9和图10, 从中可以看出试验曲线与本文模型的Abaqus模拟结果吻合很好, 印证了模型的合理性与准确性。图11和图12分别给出了在最后一次最大水平位移处柱的静力单推和动力推覆损伤分布和塑性分布, 损伤取的是绝对值。静力单推和动力推覆的损伤和塑性都集中于柱底, 并从柱底到柱顶逐渐减小, 符合直观的认识。本文模型不仅仅是一条应力—应变曲线, 还包含了定量化的非线性演化过程。
3 结语
1) 以一种新型的方法提出了箍筋约束混凝土动力本构模型, 即以混凝土细观随机断裂模型体系为框架, 同时定量的引入箍筋约束效应和动力效应。
2) 本文模型不仅能够提供应力—应变全曲线, 还能给出非线性演化过程, 包括损伤演化和塑性演化。
3) 本文模型能够通过VUMAT子程序接口与Abaqus有限元软件结合分析箍筋约束混凝土柱的动力非线性行为, 有限元分析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很好, 证实了模型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1]Considere A.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reinforced concrete[M].New York:Mc Graw, 1903:188.
[2]Kent DC, Park R.Flexural members with confined concrete[J].Journal of the Structural Division, 1971, 97 (7) :1969-1990.
[3]Sheikh S A, Uzumeri S M.Strength and ductility of tied concrete columns[J].1980, 106 (5) :1079-1102.
[4]Mander J, Priestley M, Park R.Theoretical stress-strain model for confined concrete[J].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1988, 114 (8) :1804-1826.
[5]魏公涛.箍筋约束混凝土动力本构试验和理论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 2014.
[6]李杰, 吴建营, 陈建兵.混凝土随机损伤力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
[7]GB 50010—2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
政策:约束与反约束 篇9
十几年来, 如何看待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业发展的影响?其政策又是否引导房地产走向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房地产的发展成为市场舆论话题的中心。
“小巫”见“大巫”
市场化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积极变化, 但繁荣背后也存在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自身问题, 需要政府用政策来规范和引导市场的走向, 消解其中对市场不利的因素, 促进市场稳步而正常地发展, 使之利于国计民生。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宏观调控已然成为应对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
自2003年起, 中国首次提出以住宅为主的房地产业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以来, 中国出台的房地产政策, 始终不断地与房地产市场紧密地纠缠。其中最大的问题是,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大多有利于国计, 而少民生。
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陷入了约束与放纵的悖论。一方面, 房地产业的基础以竞价的土地为主, 使地价与房价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 随着房价暴涨, 市场隐藏着巨大的投机空间, 使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在调控与投机之间此起彼伏。
从2004年开始, 房地产业的调控政策就与市场展开了长久且艰难的较量。由于房地产投资过热, 为了抑制投资过热与投机的现象, 中央政府相继出台政策以防止市场的泡沫发生。然而就在当年一季度, 房地产业开发投资在连续多年快涨的基础上增幅超过40%;而整个2004年, 全国的房价涨幅达到了14.4%。
到了2005年, 政府再一次明确指出要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这一次的宏观调控起到了一定的成效, 使全年的房价涨幅趋缓。2006年, 政府又从调整结构、增加税收、控制土地、紧缩信贷等多层领域来调控房地产的市场走向, 使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但并没有彻底解决房地产市场中的根本问题。
2008年, 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着国内市场。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 房地产市场没有如许多人预测那样出现长期的价格回落状态, 反而在2009年之后疾速升温, 房价再一次如2004年那样疯狂地暴涨。虽然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也随之出台, 应对不利于市场发展的局面, 然而房价已然处于高位。
如果仔细回顾房地产的发展, 可以发现在1998年、2004年和2008年, 都是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节点。在这些节点的背后, 则分别出现过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社会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这三次大的危机隐藏着发展与调控的两种政策的较量。
也就是说, 为了应对种种危机, 避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的局面, 中国的房地产业反而因祸得福, 使之成为提升整个宏观经济的主要产业。或者可以这样说, 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与拯救宏观经济的增长, 两者是“小巫”见“大巫”的关系。
总而言之, 这十几年来房地产市场变化多端, 市场在应对内外的压力过程中, 仅仅依靠阶段性调控手段难以解决其中隐藏至深的问题。十年的房改历程与调控政策可谓历尽艰辛, 而房地产市场也是累积了层层问题。但不论问题多么芜杂, 宏观调控的政策依然需要应对市场的变化, 从而引导市场的正常发展。
政策与对策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 地方政府在其执行上有许多暧昧之处。或者说, 地方政府在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上留有余地, 而在扩大房地产的市场上不遗余力。近十几年来, 各个地方为了发展市场经济, 最普遍的发展模式就是土地开发。
由于追求经济发展快速增长的效应, 地方政府往往在房地产行业当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利益问题, 譬如竞拍土地过程中的土地增值税以及出让金等其他税收所得;在房地产市场交易中, 地方政府还可收取营业税、契税, 以及其他诸多行政性收费。
所以, 国家对房地产市场施行调控政策, 一般到地方政府执行上就已经变得软弱无力, 甚至出现相应对策, 使调控政策没有深入市场当中。这其中的差异很容易解释。就像一些专家指出的那样:房价问题在中央更多是民生问题, 而在地方则首先是个政绩问题。
根据以往调查可以看到, 2003年, 政府就出台了调控政策, 以应对市场上住房投资增幅过大, 价格增长过快等市场结构不合理问题。在当时的政策中, 有严格控制经济适用房的面积, 禁止将经济适用房变成普通商品住房等相关规定。然而当时经济适用房的政策, 并没有在地方政府那里得到认真的落实。
因此, 在房地产市场当中, 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潜在的矛盾。尤其是在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方面, 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没有形成共识——地方政府发展市场的前提是利益与政绩优先, 其他遂而次之。所以调控政策落到地方上就缺失了力度。
国家虽然出台了诸多调控政策, 在地方政府执行方面就成了虚张声势, 使调控政策与市场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 房价也因此在调控政策面前疯狂地直线上涨。
有些学者指出, 国家与地方政府之所以形成眼下这种局面很大原因是目前的财税体系。当下的财税体系使地方政府难以做到两手抓的能力。一方面要大力提升地方财政的税收业绩;另一方面又要针对房地产过热现象落实国家的调控政策, 但地方政府一直顾此失彼。
但同时还存在的潜在的原因是, 地方政府在这其中也是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在提高税收和政绩的过程中, 也尝到了房地产市场这块肥肉的甜头。正因如此, 一些地方政府面对保障性住房才顾左右而言他, 没有落实国家调控政策的积极性, 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不争事实。
其实, 地方政府落实国家的调控政策并非没有可能。地方政府完全可以根据市场经济之机来客观理性地调整市场结构、落实相关政策。譬如, 首先对土地出让、房地产税收作出合理的评估, 然后对房地产相关产业链经济的增长作出基本的预测, 最后落实政策以稳定市场的正常需求。
回到政策的起点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 非市场的因素总是夹杂其中。国家的调控政策使房地产市场的非市场因素更加复杂。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就走了弯路, 真正走了弯路的应该是中国的住房供应体系。
1998年, 在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发展住房金融, 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在这段话里, 我们很容易明白中国的住房体系该是怎样的。
很明显, 中国最初的住房体系设计并非以商品房为主, 而要追求以多层次的城镇住房为目标。但也由此看到了此时中国住房体系与市场之间的纠缠, 即是说, 中国当前现实的住房体系是以商品房为主, 以经济适用房为辅的局面。
当时多层次体系并没有切实地建立起来。没有建立起多层次住房体系的原因也颇为复杂, 这其中有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因素, 有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内部因素, 也有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因素。最初, 房地产市场基本是由市场自主调节的, 国家并没有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
但是, 到了2003年, 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就使房地产一跃成为市场经济的支柱产业。而最初的多层次住宅体系就像烂尾楼一样, 在市场的发展中停滞不前。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 改变了多层次住宅体系的设计, 提出将以“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为主。
这一政策的转变使后来诸多的调控政策, 都以此为基础而进行。可以说, 这种调控政策的范围局限在市场当中, 并没有对住房体系产生效力。中国的住房体系自此以后随着市场的复杂演变, 而没有得以健全。
及此, 在后来的调控政策中, 尽管国家强调了经济适用房的重要性, 但仍没有改变中国的住房体系捆绑在房地产市场当中的局面, 也就是说, 1998年的房改政策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形成住房体系的主体, 而调控政策也并没有以1998年的房改政策为基础。
举例来说, 央行曾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须有总投资项目资金的30%才可以申请银行贷款。在此条件下, 房地产市场确实得到了调整, 而调整的结果是房地产市场随之出现了垄断性行为。
当市场出现垄断的局势以后, 房地产市场的非市场行为便会得到加强, 而商品房成为住房体系的主体也就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些问题加深了市场和保障性住房的矛盾, 使得调控政策在经济和民生之间难以两全, 而保障性住房更因为市场的强势而难以找到寻求发展的优势环境。因此, 我们说, 回到政策的起点, 建立多层次的住宅体系才是调控市场的根本手段。
不可否认, 回到政策的起点, 建立以保障性住房为主的住宅体系显然非常困难, 但保障性住房仍然是解决经济与民生的关键, 而扭转住宅体系的主体才是调控政策的根本。
自2011年开始的房地产业再调控正在破题。
P17政策:约束与反约束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 地方政府在其执行上有许多暧昧之处。或者说, 地方政府在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上留有余地, 而在扩大房地产的市场上不遗余力。
P23英美日新四国的保障房
“无法约束的美丽” 篇10
一、课堂生成性资源流失现状分析
在与教师交流及在听课中发现课堂生成性资源流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忽略学生提出的质疑。比如有教师在讲“货币”的内容时，一学生嘀咕了一句：“货币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真是浪费人力、物力。”教师听到后笑着摇摇头没有回应，继续按备课思路上课。(2)自身知识局限，教师用“课后解决”来搪塞。如有教师在讲“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内容时，有学生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立法权，那么地方人大有没有立法权?”教师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课后再讨论。”课后得知，之所以没有放到课堂上讨论是因为这位教师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一问题。(3)课堂开放了、生成了，却出现了无序状态。教师被学生牵着走，讨论内容离题千里或讨论不了了之。下面对课堂生成性资源流失的原因做以下分析。
1.预设不当导致课堂教学机械。
教学预设的目的在于保证课堂教学有序、有效地进行。但由于它过于追求“规范”和“可操作程序”，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为独立个体、处于不同状态的学生以及他们在教学中的多种需要和潜在能力，忽视师生群体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多边、多种形式的相互作用和创造能力。由此，课堂教学越来越讲究结构严谨，追求教学结果与教学目标的完美吻合，教学教程每一步都必须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导致课堂教学越来越机械、沉闷、程序化，缺乏生机和活力。而对于政治课教学而言，恰恰要求学习者和研究者开阔视野、归纳假设、质疑求证，即所谓“真理总是相对的”，更需要摈弃这种封闭的课堂教学系统。
2.教师对课程资源的认识不足。
在政治教学中，凡能促进教学内容与社会发展、学生生活紧密联系，给学生提供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作且能增长知识、开发智力、培养能力、陶冶情操的一切可用因素，都应该作为课程资源加以开发与利用，生成性资源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同“科学知识的前所未有的进步与无知的多种形式的进展相关联”一样，政治课程资源的多样性也与政治课资源认识的片面性并存。比如上面提到的某教师对于学生提出的“货币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真是浪费人力、物力”的疑惑，仍以惯常的思维来判断，没有与他头脑中固有的政治课程资源建立联系，即没有带领学生体会到货币的重要性。
另外，有些教师低估自己的学生，没有给学生足够的思考空间和时间，使得他们搁置那些不易被挖掘利用的生成性资源。其实。即使学生缺乏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只要教师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去思考探究、互相交流，不管是否能够达到教师事先假定的标准，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比较合理地开发与利用了生成性资源。
3.教师的回应反馈机械性。
尽管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已经对学生可能有答案做了充分的预设，但是在课堂中，面对活生生的一群学生，依旧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而出现偶发事件也是必然的。动态生成的资源，打破了旧的课堂秩序与平衡。这对已习惯于四平八稳、配合默契的“控制式”教学的教师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对多元的不确定和意料之外的生成性资源。教师的回应是“收”还是“放”。还是“收放有度”，取决于其鉴别、判断、捕捉、调整的意识和能力。通过教师的倾听、捕捉、鉴别、判断、点拨和组织，使师生向着有效、高质量的目标“互动深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又可能生成更多的新资源：包括新的问题、新的认识、新的方案等。也就是说，教师的回应将直接影响课堂的进度，是课堂教学过程能否往纵深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回应反馈有效，学生又会生成许多新资源，教师对此再回应反馈……这样就能使课堂教学过程不断地往前推进。而很多政治教师囿于自己的专业学识和教学智慧，难以从较高的视角回答学生提出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对一些和现实社会有联系的问题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怎能适应这种信息多变、资源多彩的课堂呢?
如何把握与捕捉那些来自学生中间、来自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与困惑，让那些有意义的问题进入课堂、加以扩展?如何让学生的问题、困惑、感受、见解等成为教学的“生长点”?那份不期而至的精彩和灵感，我们可以“预约”吗?
二、正确引领课堂生成
1.避虚就实，截取有用的生成。
超纲内容或学生故意起哄是教师经常遇到的两类生成，此时教师要做高明的花匠，砍枝丫留主干，截取有用生成，控制好教学的难度和容量，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在现行的高一新教材中有很多在上课或解题中遇到，但教材又不做要求的知识，当学生对此类问题提出问题时，教师可以避虚就实——课上表扬(如“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价值”)、课余解决(让有兴趣的学生参读有关资料解决，以保护学生提问题的积极性)。这样引领的好处是回归正常的授课轨道，控制教学难度，减少无效教学的时间。
为提高学生的兴趣，政治课堂上教师经常会创设一些情境，但难免遇到学生起哄、捣乱，如在讲政治生活中民主决策方式“社情民意反映制度时”，有同学故意把“社情”说成为“色情”而引起全班同学的发笑，在这种状况下教师的引领策略要避“异”就“主”——抓住有用的资源，避开异常现象。这种引领的好处是保证完成主要的教学任务，控制教学的容量，增强有效教学的时间。
2.善于纠错，争鸣中促生成。
学生中的知识错误和思维方式错误是另一种常见的课堂生成。教师要欣赏学生的单纯，充分利用“错误”这种学习资源。此时，教师要做高明的导演，创设情境。如笔者在讲到“政府要依法行政”这个内容时，设计了一个城管工作人员如何管理流动摊贩的种种行为，让学生去判断、理解城管人员哪些做法是对的、哪些做法是错的，对此充分展开讨论。在我的引导下，他们在讨论中逐步形成趋向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城管工作人员执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就是引导学生在情境中思考、在争鸣中领悟，是教师引领课堂疑难生成、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策略。
3.对话交流，接纳正确生成。
新课程在教学关系上特别强调师生对话，对话作为一种教育，要求师生的人格平等，更强调师生间的信息交流平等。学生的正确观点也是重要的课堂生成内容，教师此时要肯定学生，自己也要有虚心学习的胸怀和勇气，从而促进自身的专业成长；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肯定学生，使学生有成就感觉，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上进心，达到以情感人的效果。
磁约束与电约束并存问题探析 篇11
一、已知磁约束, 确定电约束
确定电约束问题, 应首先确定电荷的运动, 再根据电荷的运动确定电场 (即电约束) 的方向.
【例1】 (2008·全国·25) 如图1所示, 在坐标系xOy中, 过原点OC的与x轴正向的夹角φ=120°.在OC右侧有一匀强电场;在第二、三象限内有一匀强磁场, 其上边界与电场边界重叠、右边界为y轴、左边界为图中平行于y轴的虚线, 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为B, 方向垂直纸面向里.一带正电荷q、质量为m的粒子以某一速度自磁场左边界上的A点射入磁场区域, 并从O点射出, 粒子射出磁场的速度方向与x轴的夹角θ=30°, 大小为v的粒子在磁场中的运动轨迹为纸面内的一段圆弧, 且弧的半径为磁场左右边界间距的两倍.粒子进入电场后, 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又由O点返回磁场区域, 经过一段时间后再次离开磁场.已知粒子从A点射入到第二次离开磁场所用的时间等于粒子在磁场中做圆周运动的周期, 忽略重力的影响.求:
(1) 粒子经过A点时速度的方向和A点到x轴的距离;
(2) 匀强电场的大小和方向;
(3) 粒子从第二次离开磁场到再次进入电场时所用的时间.问题探究:正电荷q从O点以速度v离开磁场后进入电场, 在电场中由于电场力的作用又由O点返回磁场区域, 那么匀强电场 (电约束) 的方向向哪?这得根据电荷的运动确定:若电荷做匀变速曲线运动, 电荷不会从O点返回磁场区域, 所以正电荷q从O点以速度v离开磁场后在电场中做匀减速直线运动, 故匀强电场 (电约束) 方向与x轴正向夹角应为150°.
解: (1) 略.
(2) 设粒子在磁场中做圆周运动的周期为T, 第一次在磁场中飞行的时间为t1, 有:.依题意, 匀强电场的方向与x轴正向夹角应为150°.由几何关系可知, 粒子再次从O点进入磁场的速度方向与磁场右边界夹角为60°.设粒子第二次在磁场中飞行的圆弧的圆心为O″, O″必定在直线OC上.设粒子射出磁场时与磁场右边界交于P点, 则∠OO″P=120°.设粒子第二次进入磁场在磁场中运动的时间为t2, 有:t2=T3 (3) .设带电粒子在电场中运动的时间为t3, 得:t3=T- (t1+t2) (4) .由匀变速运动的规律和牛顿定律可知:, 联立以上各式可得:E=.
(3) 略.
二、已知电约束, 确定磁约束
磁约束问题主要是指约束空间区域形状及大小, 解决此类问题时, 首先确定好粒子通过磁约束区域的射入点和射出点, 然后通过运动径迹确定轨迹所在圆的圆心角和对应的半径, 进而通过半径公式确定相关物理量.
⒈已知电约束, 确定圆形磁约束
【例2】如图3所示, 纸平面内有一带电粒子以某一速度做直线运动, 一段时间后进入一垂直于纸面向里的匀强磁场中 (图中未画出磁场的区域) , 粒子飞出磁场后从上板边缘沿平行于板面进入两面平行的金属板间, 两金属板带等量异种电荷, 粒子在两板之间经偏转后恰从下板右边缘飞出.已知带电粒子的质量为m, 电荷量为q, 其重力忽略不计.粒子进入磁场前的速度方向与带电极板成θ=, 匀强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为B, 带电极板长为l, 板间距为d, 板间电压为U, 试求圆形磁场区域的最小面积为多大?
问题探究:带电粒子先做匀速直线运动、有界磁场的磁偏转 (匀速圆周运动) 平行板间的电偏转 (匀变速线运动) .已知磁偏转中射与射出速度的方向, 但圆形界磁场分布 (即磁约束) 空在哪?磁场区域面积有多大?即粒子虽然射入、射出磁场的速度方向已知, 但从何处射入、射出磁场未知.因此, 本题应首先从电约束中的电偏转入手分析, 如图4所示.假设从N点射出磁约束区域水平进入两板间, 在M点射入磁约束区域, 由数学知识可知, 以MN连线为直径作圆, 此圆形磁约束的面积最小.
解:粒子在平行板间做匀变速曲线运动:l=vt, d=, 联立以上两式得v=.粒子受磁约束作用做匀速圆周运动, 其轨迹为圆弧MN:设粒子做圆周运动的半径为r, 则由得.连接M、N, 以MN连线为直径作圆, 此圆形磁约束的面积最小.粒子在圆形有界磁场中做圆周运动所对应的圆心角为θ=, 则在等边三角形MNO2中, , 所以圆形磁场区域的最小面积
⒉已知电约束, 确定矩形磁约束
【例3】如图5所示, 一个质量为m=2.0×10-11kg, 电荷量q=+1.0×10-5C的带电微粒 (重力忽略不计) , 从静止开始经U1=100 V电压加速后, 水平进入两平行金属板间的偏转电场中, 金属板板长l=20cm, 两板间距d=10 3cm.若微粒射出偏转电场时的偏转角为θ=30°, 并接着进入一个磁感应强度B=0.2T且方向垂直纸面向里的匀强磁场区域, 为使微粒不会由磁场右边射出, 该匀强磁场的宽度D至少多大?
问题探究:粒子射入矩形磁约束的位置、速度大小方向均确定, 要使微粒刚好不从磁场右边射出时, 即微粒到达磁场右边界的速度平行右边界时, 该矩形磁约束的宽度D最小.
解:设微粒进入偏转电场时的速度为v0, 由可得v0=1×104m/s.设微粒进入磁场时的速度为v, 则, 当微粒刚好不射出右边界时, 矩形磁约束的宽度D最小, 如图6所示, 由, 又由几何关系得Rsinθ+R=D, 得矩形磁约束的宽度D最小值Dmin=10 3 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