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再思考（精选12篇）
货币政策再思考 篇1
中国正在遭遇“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红利渐失”以及国际博弈等多种风险,形势异常严峻,深化改革是惟一的出路。只要能坚守持续增加民富这一宗旨,其实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中国即将遭遇滞胀
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较为明朗,而且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首先,欧洲、美国和日本经济复苏的艰巨性和长期不景气必将影响中国,加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已经有所式微的出口拉动,已很难再抱乐观预期。其次,中国投资的质量和可持续性令人忧虑。这主要表现在非市场配置所形成的大量过剩产能的长期存在以及明显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质量正在下降。此外,财政收入两三倍于GDP增速,这注定难以维持,政府将会意识到:未来将不得不逐步减少新项目的投资开支,最终必须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最后,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居民消费增长令人失望,中国经济的转型面临严峻考验。
CPI即便出现拐点,也无法逆转通货膨胀压力的长期存在。现在的通胀是全球化的,而且其根源在于西方各主要国家货币或政府债务严重超标。面对如此庞大的政府信用危机和资本失衡,与其去抱怨经济学几乎无计可施,不如干脆承认这一切必将带来恶性通胀或长期通胀。道理很简单,主权和稳定高于一切,国家与政府都不会自动放弃货币发行权而坐以待毙。遗憾的是,大多数人还只相信超发货币只是美国才有的需要和能力,日本已经跟进了,欧洲的问题最终也只能用增发货币来解决。
主要发达国家早已进入深度滞涨,因为他们的CPI跑过了GDP增速。同时,欧洲和美国的实际失业率也高达9%以上。代表新兴国家的金砖五国中,除了中国因为惯性增长和较早采取了紧缩措施而保持了较高增速和相对较低的通胀外,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则分别低于和高于中国,可见新兴国家的滞涨也是较为明显的。中国的滞涨特征还不典型,但经济下行和通胀压力居高不下的趋势表明:中国也正在步入滞涨期。
正在紧缩的中国货币政策正在强化中国经济的滞涨预期。滞涨相对于经济的盲目低效发展而言并不可怕,相反,应该借助难以抗拒的世界经济滞胀期或未来的低迷期,加快中国经济的转型,洗尽铅华、祛除沉疴。
中国货币政策尚需维持偏紧基调
三年前的中国经济已错失一次深度自我修复的机遇。现在,不应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再度半途而废。目前对持续紧缩货币政策构成障碍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其一是中小企业遭遇“堪比2008年的危机”。此说需要辩证看待:中国中小企业的弱势成长环境并非一朝一夕,是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所决定的,例如财税负担过重等,短期措施根本无力回天。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即便货币政策再次回归宽松,也注定难以逆转。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也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但上涨趋势已成定局。当然,遭遇困境的不乏大量低效出口企业,他们其实早该转型,未来必须直面困难并谋新图变,而不应一心只等政策救助。也有不少中小企业是因为不务正业导致了经营困境,例如脱离实业而转战房地产或从事证券投机、参与高利贷经营等。此类更不能成为中国紧缩政策改弦更张之理由。其二令中国紧缩政策顾虑重重的情况来自于境外的“看空中国”和“做空中国”。这些人抓住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国公司治理与财务诚信的软肋并恣意夸大,一度导致金融波动加剧和人心不稳。然而,这一风潮正在成为过去,这些境外投资银行和所谓的精英们,对中国国情与经济模式的认知度是相当有限的。甚至,这根本就是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
近半年以来,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世界经济复苏再次出现放缓迹象,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中国并期待我们能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转机。尽管美国也已明确延长零利率政策至2013年年中,但中国仍不可贸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因为中国的长期通胀压力和结构性问题仍然非常严重,除了过剩产能和盲目的基建以外,金融投机还格外盛行,质次价高的产品充斥市场,必须在放慢速度的前提下推进转型和逐步改善增长质量。
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可能锚定房地产
当今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有更加清晰而坚定的战略主张,而不能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收缩与扩张,要在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增加对国际博弈中的国家利益的考量,不能甘作西方国家的傀儡,在国内,则要努力增加民众财富和幸福感。
中国的货币政策曾经瞄准多重目标,但是除了经济增长目标之外,政策效果乏善可陈。之前有些人认为它所锚定的是经济增长,但是过去盲目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简单持续而必须要转变,这个转变是要以牺牲经济增速为代价的,所以,锚定增长论已经不合时宜。锚定币值稳定更是无从谈起,因为人民币外升内贬已令这一谎言破产。锚定就业之说同样难以令人信服,在一个对失业人口缺乏科学统计和统一救助的经济中,就业的真实情况从来都是模糊的。今天之所以说它锚定了房地产,是因为这一行业的核心地位是历史形成并且其兴衰沉浮注定实质性地决定中国经济之命运和社会政治之稳定。
能够导致中国经济突然失速并硬着陆的最大隐患恐怕不是经济本身,而是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就近期而言,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有决定性影响。随着土地财政的制度化倾向以及地方债务形势的不断明朗,宏观高压下的中国房地产前景反而越来越清晰:必然下降但跌幅不大可能超过20%。房价回落是政治要求,但跌幅过大就会导致地方债务问题崩盘和银行危机的爆发,这是政府所不愿看到也不能承受的。因为大量房地产企业库存庞大但资金枯竭、成本高昂,加之货币政策维持偏紧,可以预见未来半年的中国房价有望温和下降。但同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跌的最多半年时间之后,或在房地产价格出现超过10%-15%的状况时,政府将被迫逐步放松房地产市场的种种限制,甚至不排除再度出台支持房地产的政策。就长期来看,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又恰逢全球货币流动性必将越来越充裕的背景,以及中国民间财富总量有望不断增长,中国的房地产决非上世纪90年代日本楼市之命运。相反,当中国保障房任务过半或接近完成之时,中国楼价有望再度上涨,上涨幅度将会超过近年高峰水平。在这个资本泛滥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房地产将有机会自证它才是承载和传承财富的“诺亚方舟”。
房地产是一个令很多国家的政府头疼不已的行业。日本经济30年的低迷不振虽不能说是日本房地产泡沫惹的祸,但至少也是经济衰败的导火索或经济停滞的标志性行业。美国的金融手段无比丰富,但迄今仍然无奈于房地产的持续低迷和近期的二次探底。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一旦下跌会否造成不可控的结果呢?这取决于中国的政策选择。一般来说,中国房地产不会过速和过度下跌。除以上原因外,更主要的是政府利益、意志和实力所决定的。就实力而言,不断放松这一年多来的遏制政策就足以令房地产起死回生,一旦发生不测之风险,中国完全可以随时释放这些年所冻结的存款准备金,这可是近20万亿的高能货币,足以抵挡房地产的崩盘。
资产市场仍具长期投资价值
美国再次提高了债务上限,美债的规模还会继续增加。在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美国的财政赤字危机需要多次的量化宽松加以缓解,只不过还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宣布。针对各界对前两次QE的不满,伯南克们有可能围绕QE加快创新。一个很好的选择是实施“定向定量宽松”——财政部面向美联储发行能有效促进就业增长的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债等定向产品,绕开金融资本直接刺激实体经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出路是尽快建立欧洲财政部并发行欧元公债,并且当欧洲央行救助乏力之时,可效仿美联储的QE。
货币信用的被迫滥用,将直接刺激贵金属、原油、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长期走高。还有基本金属等资源品,也会随着货币供应的交替增加而轮番上涨。期间的市场波动也会加剧,但每次下调都应该是买持良机。
当中国房地产的路径逐步清晰,相信市场对中国银行业的过度悲观预期就会得到大幅改观。中国政府之所以敢于在地方政府债务广受诟病和质疑的背景下放手让地方发行保障房债券,这已经说明中央政府根本就没有把地方平台债务当成什么心腹大患。2011年中国的年度财政收入就可能达到10万亿元,假设地方平台债务的损失总额为20-30%,中央政府也有能力轻松对待。而且就一贯的作法来推测,中央政府一般不会让此类债务拖垮银行。何况,根据中央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来推测,只要国有土地不贬值,现有的地方债务最终可能不会形成多少烂账。
中国的银行股因为种种悲观论调以及频繁的再融资等原因而长期蛰伏,估值一度接近历史底部,这导致中国A股大盘指数也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态势,令国内投资者大为不满——中国股民一再不幸地成为国际风险的买单者。如果以上的房地产路径和地方债务问题前景不断清晰化,银行股迟早会受到市场的再度青睐。由此,尽管中国股市仍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只要信心得以恢复,现在游离于股市之外的庞大社会资本届时也可能再度涌入。特别是现在呼声较高的“中国401K”。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下半年,甚为活跃的高利贷市场或将因为房地产市场走势或金融整顿政策等原因而遭受重大损失,这反而会加强民间资金未来对股市的兴趣。总之,作为价值洼地的中国股市,有望在经济形势明朗后为民间资本提供一个较为长期的投资机遇,这对中国从人口红利向资本红利的战略转变意义非凡。
经济增长减速但无硬着陆之忧
中国经济的确存在不少的问题和隐患,但短期还不至于硬着陆,更无所谓崩溃。中国硬着陆的关键指标是GDP增速,7%是一个临界点——这也是2008年的低点。就目前的经济下行速度来看,下滑到这样的低增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何况,中国经济是主动选择了紧缩和降速,即便如此,从各地“大干快上”的热情来看,能否持续下降都还是一个问题。真若遭遇严重挑战,中国政策随时可以转变风格,比如以宽松货币政策取代紧缩,比如延缓人民币升值或者干脆停止升值。
更具体地说,中国的经济实力足以抵挡房地产和股市的崩盘,也足以防止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这是国外一些人所不愿意承认的,但中国过去30年已经做了足够的积淀,而且,类似的历史教训为中国提供了太多的借鉴。除此之外,我们所谈论的中国模式,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一切重要资源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所以当权者的战略目标高于一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发现,所谓的“市场”不得不时不时地屈服于这一特殊模式。目前最令人忧心的是:行政干预已经越来越严重,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势的同时,社会责任意识却在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居高不下的同时,非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弊端越来越突出。这个极为特殊而复杂的模式,很多人拒绝承认或根本不能理解,但它确实存在而且其曾经有过的积极意义正在转换为负面。远看大约10年后的中国,经济方面似乎确无大碍,模式变革是主要任务。真正对经济构成威胁的是国内的社会问题,后者则反过来依赖于以收入分配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革新的溢出效应。
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空间广阔
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自身的财富积累阶段,只是财富还更多地体现为国富而并非民富,也恰恰是这一点,为中国提供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方向。中国正在遭遇“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红利渐失”以及国际博弈等多种风险,形势异常严峻,深化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只要能坚守持续增加民富这一宗旨,其实一切皆可迎刃而解。当然,代价是政府债务可能不断增加。这也是具有巨大空间和国际比较优势的。为避免政府债务过于庞大或像西方国家一样失控,作为补充,国有企业分红还将为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收入。如果需要,政府不但可以继续把土地财政尽量维持,更可以逐步出售其他国有资产,例如庞大无比的国有股权。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原则恐怕也适用于中国经济领域。如今的国进民退不断演绎,未来数10年,谁敢说不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民营化浪潮呢?仅此一项,就可把“中国繁荣”延长数10年。所以,中国经济的空间是巨大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完成初级财富积累的中国已经不再那么依赖国际市场。所以,没必要为眼前的世界经济乱局和短期困难而悲观,中国人应该有自信,应该更多一点聚焦解决自身的问题。
向左还是向右,政策基础似乎都游刃有余,但未来终究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政策选择及其战略执行力。
货币政策再思考 篇2
2013年3月7日 来源：经济日报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的作用。一是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二是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三是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四是继续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和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操作，主要表现为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以及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社会总需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及时调整政策取向，通过扩大和优化政府公共投资结构，实施结构性减税，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
基调——积极而为“组合拳”
在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税负、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
尽管受到财政收入增长回落的不利影响，2012年，我国财政政策继续延续积极基调，加大了支出力度和结构性减税力度，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多举措促进投资及外贸稳定增长。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2012年呈现出更加积极、更有重点、更注重结构调整等特点。
不撒胡椒面，不搞一刀切。2012年的财政政策更加突出重点支持和结构调整。一方面，政府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文化、中心区域城市建设等领域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结构性减税步伐也有所迈进。
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在2012年得以有效发挥。坚持统筹兼顾，注重综合平衡，将扩大内需特别是刺激消费需求，与扩大出口、增加有效供给相结合；将短期调控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相结合。进而加强了财政的科学化管理，合理把握住政策的实施力度与节奏，将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控制在安全水平，保持了财政稳健运行和可持续性。
2013年，在财政收支矛盾将十分突出的背景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再发力，通过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力度，继续为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保驾护航。
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以营改增为着力点的税制改革将逐步完善，包括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清理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适当降低部分能源资源和关键零部件、原材料产品的进口关税等。
财政支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按照“突出重点，积极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增加对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努力节约行政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
亮点——支出重在“惠民生”
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加大
近年来，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坚持民生优先，大幅度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中央公共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累计16.89万亿元，年均增长21.1%，占中央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稳定在三分之二以上。
具体来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2007年的3.12%提高到2012年的4%，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改革发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问题在制度上基本得到解决。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5年累计2.52万亿元，年均增长29.3%，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5年基本建成1800多万套，覆盖面提高到12.5%；农村危房改造竣工900万户。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1.3亿60岁以上老人按月领取养老金。支持就业和创业力度不断加大，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初步形成。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明显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文化事业产业健康发展。
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显示，2013年，对民生领域倾斜力度将继续扩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领域的财政保障力度将不断加大。2013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15712.5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13.5%，比上年执行数增长9.6%；用在公共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等方面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支出安排合计17150.03亿元。
纵深——管好用好“钱袋子”
只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管好用好“钱袋子”，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管理，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财政体制方面，要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主体功能区建设。包括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结合营改增进程研究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等。
在预算制度方面，完善预算收支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和有效性。包括健全政府预算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继续完善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推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加快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等。
在税制改革方面，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促进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包括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制度；推进资源税改革，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完善消费税制度，研究将部分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积极构建地方税体系；积极发挥财税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货币政策再思考 篇3
关键词：金融改革；县域金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9-0082-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9.21
稳定县域农村金融已成为当前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基本国策”。稳定县域农村金融这个政策的本质就是一个集权与分权问题，因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省联社）与辖内机构之间共享一个正式银行所拥有人权、财权、物权与事权四种权力（也正是这种权力共享与分割体现了农村信用社不同于其他商业银行之处，从而造就农村信用社机构改革艰巨性），稳定县域本质问题就是省联社与县域机构之间权力如何分割，也意味着省联社应充分尊重县域机构独立经营自主权，保持经营管理权的下沉。同时，省联社鉴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县域农合机构）作为独立小银行机构存在先天劣势，应大力加强服务职能，以弥补县域机构经营先天不足，这也是省联社存在于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中最深刻的市场化基础，也是国务院所强调“淡出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政策基石。
在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实践过程中，因各省经济发展情况不一，且各辖内机构自我规范与管理能力不一，导致各省联社与其辖内的县域机构集权与分权程度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如有些省联社实质性拥有大额贷款审批权，有些省联社却没有；一些省联社统筹管理全省营销宣传和标识，而另一些省联社的辖内机构却拥有独立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1]。当然，这种集权与分权的“度”并无过错，检验这个“度”的唯一有效标准应是否有利于县域农合机构长远可持续发展。
当然，鉴于在深化改革阶段农村信用合作社已取得重大发展，县域机构在财务指标上已得到大大改善，自主管理能力也显著增强，内部人控制已显著减弱，因此省联社“少管”自然是一种发展趋势，省联社由管理转向服务也是大势所趋。
对于稳定县域的政策，无论是从金融理论还是实践角度，对其合理性是值肯定的。然而，对于一个放之全国皆准的政策出台，需要认真求证与研究，也应注意其适合环境的变化，不能固化成为教条。应看到对于稳定县域这一政策，更多源于监管层意愿，服务于支农与服务中小微企业大局目标，较少从政策执行主体――各农合机构角度来考虑政策的利弊。基于此，本文对“稳定县域”进行全面辩证的思考，并对其利弊做一个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稳定县域政策建言。
一、稳定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政策的源起
稳定县域，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政策最早起源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企业改革，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发[2002]5号）一文： “农村信用社的行业管理应主要以县联社为单位进行，不在全国按行政区划层建立农村信用社的行业管理组织。”在当时背景下，结合2003年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推出实际背景，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工作尚未开展，此政策只不过以往改革政策的顺沿，监管层并无给予特别关注。
但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筹建方案的审批过程中，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对重庆市政府提出全市统一法人的方案表示支持。银监会认为，重庆市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地方金融机构，重庆市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必须立足于重庆市的发展战略，坚定服务“三农”的宗旨和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县域经济的市场定位，将重庆市农村信用社通过新设合并方式组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既可壮大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实力和经营实力，完善法人治理，彻底解决目前省联社履职过程中的各种法律和体制困扰，又可保持各县区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灵活性，增强服务功能，更好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但中国人民银行却对此方案不完全认同。在中央各部委意见会签中提出：“对重庆市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方案不提反对意见，持保留意见。”
正因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审批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对保持县级联社独立法人地位的分歧，使这个问题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且在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予以体现：“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大支持力度，完善治理结构，维护和保持县级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从此，稳定县域，“保持县域联社独立法人地位”成为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第一条戒律。
二、稳定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政策的利弊辨析
（一）保持县域机构独立法人地位的积极作用
1.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70%的人口和98%的中小企业都在县域。县域经济成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展信贷活动的主要平台和服务对象、重要的盈利来源。农村信用社是县域中绝对的金融服务主力军。保持独立法人地位，有利于发挥天生的组织结构少、信息传递链短以及基层信贷经理的代理成本低等特点，在获取“软信息”方面有先天优势，融资成本低，从而有利于其支农和服务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发展[2]。
2.有利于激发县域农村信用社经营自主积极性与经营灵活性。经营自主权与信贷审批权力下移都会提高县级农村信用社高管积极性与自主性，也可以针对当地经济发展灵活推出经营政策、业务品种，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政策与激励措施，对外部的经营环境变化能做出灵活快速反应与调整。
3.为县域机构定位社区性银行提供产权保障。农村金融需求多呈“短”、“小”、“频”、“散”，即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服务对象分散，因而在产权形式上应立足于区域性，社区性、反应快的小银行。保持县级联社独立法人地位为农村信用社产权模式提供了保障。
（二）保持县域联社独立法人地位的消极影响
1.为地方政府干预经营提供可能性。农村信用社按行政区划分，一般只有本区经营，业务都是在本地开展，因而形成人缘、地缘的竞争优势，但农村信用社呈强政策性，并且在业务拓展、政策支持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都需要本地政府大力支持，保持县域联社独立法人地位为本地政府干预经营提供可能性。并且地方政府干预农村信用社冲动较大，因为随着我国流转税制改革的进行，以税收为支撑的地方政府财政相对集中能力下降，而与此同时，以民间储蓄为支撑的银行金融能力却迅速加强，由此出现了“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此格局出现的直接结果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其他超经济的手段对“产权不清”的银行金融资源进行争夺，力图将银行作为支撑政府运行的“第二财政”。而且在许多县域，农村信用社是唯一的区域性、易于控制的银行。
2.抗风险能力弱。一是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众多独立分散的小法人由于经营规模小、管理基础薄弱、人员素质低等导致自身抗风险能力非常弱，并且内控管理能力低下。二是限于地域与产业集群效应越来越明显，某个产业兴衰容易引导经济波动，也容易形成农村信用社区域性金融风险，如陶瓷县、小五金县、烟花县、小商品县等。而且各县域农合机构因是独立小法人，在规模、行业、区域等方面无法形成有效金融风险分散机制。三是缺乏应有防范风险手段。地处县域的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差，内控制度与手段不完善，整体健康度低，同时也缺乏应有抗风险必备手段，出现金融风险只能依赖中央银行再贷款，没有大银行系统性抗风险能力，并且缺乏行业性系统救助机制，全靠国家信用作为最后的“防火墙”。
3.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力。农村信用社虽然拥有社区性银行优势，但在业务竞争也存在诸多不足。与大银行相比，单个法人农村信用社在经营规模、人才、手段等方面存在明显劣势。要克服这些劣势，就要加强信息化建设、业务研发、新产品研发推广、营销与公共关系协调，而这些活动往往单个联社无法开展。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需求也呈多元化与差异化的特征，比如客户有全省或全国性结算需求，还有理财、电子银行等个性化金融服务，单个县级联社是无法有能力满足这些日益变化的金融需求。
4.省级政府作为农村信用社的风险“兜底人”，在农村信用社仍存在大量历史不良，辖内还有许多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机构的现实情况下，保持县域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难度很大。一方面，国家将农村信用社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手段，带有强烈政策性。另一方面，政府又对支农政策性产生亏损却没有完整系统政策扶持体系，并且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权下放给财力较弱的省政府。而且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票据置换不良的扶持政策，但农村信用社依然还有巨大存量历史包袱和诸多隐性不良，并且最令人担忧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这些农村信用合作社解决历史遗留包袱将成为“不可能完成任务”。省级政府作为农村信用社管理与风险处置最后裁决者，从它的利益的角度出发，将发展较好联社与发展较差的联社兼并重组，通过机构整合，实现规模经济来实现集体解困，是当今发展条件下较有可行性的自救方法，保持县级联社独立法人地位难度却加大了。
三、完善稳定县域农村合作金融政策
总之，稳定县域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一贯内在矛盾性：改革目标商业化与政策性冲突，这也是世界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一直无法走出循环逻辑：政府出于对农村金融发展的需要，一再强调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户和中小企业服务支持力度，而这些服务对象又具较高服务成本与金融风险，是诸多正规金融机构排斥对象。在这种情况，政府和监管机构会使用“威迫利诱”方法引导金融机构。当前我国监管机构对涉农金融机构实施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就属于“利诱”。然而，对于一个已市场化，自主经营的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威迫利诱”组合拳的效果往往不近如人意[3]。所以，如要增强稳定县域的政策实际效应，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
（一） 从提升农合机构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角度来理解与执行政策
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银监会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有利于农村合作金融可持续发展、有利于防范化解风险、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应看到，这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务实的，也是至善的，从长期来看，是辩证统一逻辑的整体。然而，也应看到三个“有利于”至善的标准在某些时点上是无法同时实现（在经济学分析，就存在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无法均衡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目标就应有所取舍。在已确定农村信用合作社走股份制道路的前提下，不管现在出台稳定县域政策，还是强调省联社由管理转向服务政策导向。首要的目标应是三个“有利于”中的第一个：“有利于农村合作金融可持续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首要的目标是变成有市场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市场主体。所以，对于稳定县域的政策，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历来强调的“因地制宜”的原则，应从提高农合机构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角度来执行这一政策。
（二）对这一政策前提假定及影响效果需要认真求证
首先，对于稳定县域这一适合于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政策，对其理论假定、前提效果都需要严格科学求证。在理论上，对于“保持县域机构独立法人地位”这个政策理论支持也并非毫无争议。尽管从理论来看，“保持县域机构独立法人地位”这个政策有“小银行优势（Small bank Advantage）”理论①做支撑，然而，“小银行优势”本身也并非为理论界普遍接受，也有许多金融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大银行具有信息成本跨期分担优势、信息技术优势以及网点优势，因而更易于与中小企业与本地居民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其次，“保持县域机构独立法人地位”实际政策效果也需进一步论证。如按照“保持县域机构独立法人地位就能提高支农和中小微企业效果”的逻辑，也意味着农村信用社已往的支农效果不错。在2003年启动深化改革试点工作以前，农村信用社多为三级或者四级法人，这段历史没有证据表明农村信用社因法人层级较低就起到很好支农和中小微企业的效果。总之，作为一个全局性监管政策，应对其政策影响及效果应进行大规模数据调查和细致的研究。
（三）监管层对政策执行存在一定偏差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于那些县域经济发达的农合机构来说，农村金融需求早已是高度商业化，不再是传统农村金融需求，需要开放的大市场金融供给对应服务金融机构有较大规模与较高服务能力，保持独立法人地位从长远来看并不一定就是最合适的发展模式。从珠三角、长三角等城镇化水平高，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农合机构发展实际情况可以得出这一点。对于这些机构，在其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市场竞争中，基于人缘、地缘等本土优势建立竞争力在慢慢削弱，快速反应能力并不能掩盖其服务于城市金融能力不足。监管层试图通过保持法人层级下沉和加强省联社对其服务能力的支持，通过差异化、特色化市场定位保持足够的竞争力，形成特色化经营机制。然而在我国金融市场中，严格意义上有特色、差异化的小银行很少。在利率市场化之后，这种状况可能会得到根本性改变。对于这些地区农合机构来说，把法人层级做高，做强做大才是唯一有效商业模式。目前这些农合机构竞争力并不显著，保持这些机构独立法人地位是否正确也需要时间来证明。
稳定县域这个政策问题表现最突出的是在县域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农业占比大，金融需求呈“短、小、频、急、散”等传统特点。对于这些县域农合机构，本应保持独立法人地位，但这些地区往往又是历史包袱重、资产质量差的潜在金融风险隐患区。监管层忌惮于金融风险的压力，出台《关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并购重组的指导意见》，其他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控股、参股，甚至采用兼并重组方式对这些机构进行投资，独立法人地位自然难以保持。
（四） 执行政策应鼓励创新，而不能拘泥于教条
1.对于保持县域法人地位稳定，做成社区性银行是不是广大农合机构实现商业可持续化发展有效组织保障的问题。笔者认为，稳定县域既满足了国家对农村金融供给布局的需要，也满足了政府做大做强农村经济的政治诉求，但它是否有利于农合机构可持续化发展？在稳定县域的同时，政府应给予什么样配套改革措施？这些都需要监管层仔细研究的，因为稳定县域是当前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根本性法则，它的影响是全局性。
2.如何协调“该保持独立法人地位不能保持，不该保持法人地位又强行要求保持法人地位稳定”的问题。一些县域法人机构迫于金融风险的需要，其他金融机构可以对它进行控股或参股，甚至兼并重组，自然难以保障独立法人地位的稳定。事实上，从世界合作金融发展历史来看，在农村经济特征明显地区，保持县域法人独立地位是必要，也是必需的。当本地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商业化城市金融特色明显时，小法人的劣势越来越突出。如何协调解决这种实际矛盾，也需要监管机构通过务实求真的方法加以解决。
3.鼓励创新，实践出真知。从我国的改革经验来看，“从干中学”是最有效改革工作推进方法。所以鼓励创新，允许先行先试，不拘泥于教条也是当前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必要指导思想。对稳定县域政策效应，监管机构可以通过选择全国典型样本，在控制条件下多方实验与验证，从中比较，从而更好地完善这项政策，更科学地指导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1]王硕平.进一步深化广东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若干问题探讨[J].南方金融，2009（11）.
[2]肖四如.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发展若干问题探讨（上）[J].银行家，2007（6）.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再思考 篇4
(一)准则名称发生变化
新准则名为《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原准则名为《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名称变化包含二层意思:一是将非货币性明确为非货币性资产;二是将交易明确为交换。
(二)新准则引入商业实质的概念
新准则引入商业实质概念,并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的条件做了具体规定。
(三)新准则恢复公允价值的概念
旧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较窄,主要有两个方面:(1)同时换入多项资产时,按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与应支付的相关税费进行分配,以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2)收到补价时以补价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为基础,计算应确认的收益和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新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较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不涉及补价: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2)涉及补价:第一,支付补价。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第二,收到补价。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四)换入资产成本的计量基础不同
旧准则中换入非货币性资产以换出非货币性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入账基础。新准则中:(1)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非货币性资产或换出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以换出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非货币性资产入账价值的基础。(2)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换入非货币性资产或换出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地计量,以换出非货币性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确定换入非货币性资产入账价值的基础。
(五)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的确认原则不同
旧准则中,不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交易不确认损益;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交易中,只有收到补价一方才确认损益,其数额以收到的补价所含的损益为限。新准则中,非货币性交换如果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非货币性资产或换出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不论是否收到或支付补价,均应将换出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如果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非货币性资产或换出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地计量,不论是否收到或支付补价,均不确认损益。具体损益确认方法如表1所示。
表中发生补价的情况下,支付补价的企业: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公允价值+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应确认的收益=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账面价值+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收到补价的企业: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补价,应确认收益=换入资产的成本+补价-(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二、新准则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内容
(一)商业实质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1)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2)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且其金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
(二)公允价值
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负债清偿的金额计量。确定公允价值的依据有:(1)如果该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市价即为公允价值;(2)如果该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但与该资产类似的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比照相关类似资产的价值确定;(3)如果该资产及类似资产均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按照使用该资产所能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评估确定。
(三)确认交换损益的条件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换入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确认交换损益有两个必要条件:(1)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实务中,判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需要会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能力,把握交易的实质。关联方之间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可能不具有商业实质。(2)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实务中,同时还要注意公允价值确定的优先次序,当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均能够可靠地计量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但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的除外。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案例分析
(一)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换入资产价值
第一种情况:不涉及补价。此种情况下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价值,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该差额也应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1)换出资产为存货的,作为销售处理,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同时结转相应的成本。(2)换出资产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3)换出资产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
[例1]甲公司以其离主要生产基地较远的仓库与离甲公司主要基地较近的乙公司的办公楼相交换。甲公司换出仓库的账面原值为380万元,已提折旧50万元,公允价值为370万元;乙公司换出办公楼的账面原值为450万元,已提折旧80万元,公允价值为370万元。假设甲公司换入的办公楼作为固定资产管理和使用,且未对换出固定资产提减值准备(不考虑相关税费)。
该交易中不涉及货币性资产,也不涉及补价,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由于换入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具有商业实质。同时,换出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均可以可靠地计量。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
(1)将固定资产净值转入固定资产清理
(2)换入办公楼的入账价值=370万元
(3)结转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40万元(370-330)
(3)结转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370-370=0
第二种情况,涉及补价。此种情况下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判断标准。新准则给出了一个25%的参考比例。收到补价的企业:收到的补价÷换出资产公允价值<25%;支付补价的企业:支付的补价÷(支付的补价+换出资产公允价值)<25%。(2)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及损益的确认与计量如表1所示。
[例2]承例1,假定甲公司换出仓库的公允价值为360万元,甲公司另支付现金10万元给乙公司。此时,甲公司以其仓库与乙公司的办公楼交换,在这项交易中涉及10万元的货币性资产作为补价,首先应判断交易是否属非货币性交易。甲公司:支付补价10万元÷(支付补价10万元+换出资产公允价值360万元)=2.7%<25%。乙公司:收到补价10万元÷换出资产公允价值370万元=2.7%<25%。属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
(1)将固定资产净值转入固定资产清理:同例1
(2)支付补价
(3)换入办公楼的入账价值=360+10=370 (万元)
(4)结转损益,应确认的收益=360-330=30(万元)
乙公司的会计处理:
(1)将固定资产净值转入固定资产清理:同例1
(2)收到补价
(3)换入仓库的入账价值=370-10=360 (万元)
(4)结转损益,应确认的收益=370-370=0
(二)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换入资产价值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换入各项资产的原账面价值占换入资产原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进行分配,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
[例3]承例1,假定仓库和办公楼的公允价值均不能可靠计量。则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换入资产的账面价值,且甲乙公司都不确认交换损益。(清理过程略)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换入多项资产的情况
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按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进行分配,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按换入各项资产的原账面价值占换入资产原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进行分配,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
[例4]甲公司以一台设备换入乙公司的一辆小客车和一辆货运汽车。换出设备的账面原值为60万元,已提折旧10万元,未取得公允价值;换入小客车的账面原值为44万元,已提折旧10万元;货运汽车的账面原值为20万元,已提折旧2万元。假设在交换过程中甲公司支付了过户费、运费等费用0.8万元,并假定交换虽具有商业实质,但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甲公司会计处理如下:
换入资产成本总额=(60-10)+0.8=50.8万元
小客车账面价值=44-10=34万元
成本=50.8×34/(34+18)=33.22万元
货运汽车账面价值=20-2=18万元
成本=50.8×18/(34+18)=17.58万元
(1)将固定资产转入固定资产清理
(2)支付相关费用
(3)换入汽车并入账
乙公司会计处理如下:
换入设备成本总额=(44-10)+(20-2)+0=52万元
(1)将固定资产净值转入固定资产清理
(2)换入设备并入账
四、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准则可能带来的问题
第一,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可选择性缺陷。为了减少对公允价值的滥用,新准则对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作了严格的条件限制。但实际上,由于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必须满足条件的限制,会使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利用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这一可选择性规定来达到人为调节利润、资产等目的。当用于交换的非货币性资产真实的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时,企业可能为夸大资产而主动选择账面价值来计量换入资产的成本。
第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处理不规范。新会计准则规定,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而不作为换出资产发生的支出。此规定虽然可以简化核算,但并不合理。假定甲公司以其不再用的设备与乙公司的货运汽车交换。甲公司换出设备的账面原价为120万元,已提折旧20万元,公允价值为110万元;乙公司换出的货运汽车成本为100万元,公允价值为110万元。假设甲公司换入的货运汽车将作为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使用和管理,且未对换出设备计提减值准备。对于甲公司,税法上要求将该项非货币性交易分解成出售设备和购入货运汽车。出售设备时,计算需交纳的营业税为5.5万元(110×5%),确定的转让损益为4.5万元(110-100-5.5),购入的货运汽车成本应为1 10万元。根据新会计准则规定,应确定的损益为10万元(110-100),换入货运汽车的成本为115.5万元(110+5.5)。交纳的营业税是由于出售设备才发生的,新准则却将其作为换入货运汽车发生的代价,计入了货运汽车的成本。
第三,账面价值计量模式下不能明确确定多项资产的入账价值。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涉及多项资产时,不符合商业实质或者换入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新准则规定,换入的多项非货币性资产应以换入各项资产的原账面价值占换入资产总的原账面价值的比例来分配总的入账成本。那么,换入资产方必须取得换出方关于这些多项资产的原账面价值,否则就无法确定这个分配比例。然而,资产换出方是否有义务或有必要去提供这些账面资料、这么做是否会涉及到商业秘密都还存在着疑问。另外,就算资产换出方愿意并且如实提供了这些会计资料,其分配结果是否会导致各项资产的入账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扭曲也不得而知。因为原账面价值是历史成本信息,按这样的比例来分配,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显然不具有相关性。
第四,会计判断空间变大,降低会计信息质量。新准则下两种计量模式的选择使会计判断空间更为广泛,但新准则下需要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风险,对“公允价值是否可靠计量”,对关联交易是否影响交易的商业实质等进行判断,客观上增加了会计人员的工作难度,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选择范围的扩大未必会提高选择者的收益,不恰当的会计判断会降低信息的可靠性,增加信息使用者的风险。
(二)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建议
第一,对准则中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选择做出硬性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中对于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可选择性,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企业新的调节利润和资产的手段。所以,对于公允价值的运用不应规定限制条件,可调整为:一般情况下,企业应选择公允价值来计量换入资产的成本,除非有证据表明用于确定该资产公允价值的资料无法获取。这样可避免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利用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这一可选择性规定来达到入为调节利润、资产等目的。
第二,进一步规范准则的相关税费。针对相关税费可能出现的不合理核算问题,可将交换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区分为因换出资产产生的税费和因换入资产产生的税费。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支付的补价-收取的补价)+因换入资产产生的相关税费;损益=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如果无法清楚地区分这两类税费,则可规定一律作为因换入资产发生的税费,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
第三,进一步明确多项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涉及多项资产时,不符合商业实质或者换入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可以规定,换入的多项非货币性资产以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换入资产总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配总的入账成本。这样可避免换入资产入账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扭曲,使各项资产以较接近实际价值的金额入账。当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除外。
第四,不断完善准则指南。根据我国目前情况,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计量不应完全、立即运用公允价值。这一点应在指南中有所体现并使之具体化、规范化,使实务界能够依据指南形成比较可靠、相关的会计判断结果。当市场经济逐渐成熟,交易参与者行为比较理性、能够比较自觉遵守市场规则时,公允价值的运用将水到渠成,那时再发挥指南的灵活性对其运用进行修订。
参考文献
[1]伊文成：《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国际经验及对我国准则制定的影响》，《理论界》2008年第8期。
[2]康萍：《会计准则专题(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货币政策再思考 篇5
2018成都政策依旧收紧，楼市风云再变
导语：回望2017年的成都楼市，尽管这场跌宕起伏的年度大戏已“杀青”，但戏里楼市众生相仍鲜活生动的留在我们的记忆中。2017，政府在贯彻“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接连颁布限购令，成都各区域已顺利跨过万元大关的房价，终于这一年即将结束的当口，在政府设置的限购、限贷、限价、限售、“摇号选房”等“重重关卡”面前，暂时刹住了车。而这一年中随着成都荣升为“新一线城市”，诸多外地知名房企也纷纷进入成都市场“抢地盘”，僧多肉少之下，成都“二圈层”也变成兵家必争之地，成都楼市版图再度扩大。然而，这对于2018年来说，仅仅是个开始。未来成都楼市将走势如何？在经历2017这个“人人谈房价”的疯狂一年后，2018成都楼市将会发生哪些变化？政策不会松动，限购或将加码这一年，成都楼市经历了几度限购加码，限购区域二套房首付比例增加以及全国银行利率持续上涨，将一大波购房者挡在资格线外，即便这样，也难以抑制人们的购房热情，全款购房的现象屡见不鲜，直到限价、限售政策出台后，这样的“疯狂购房”现象开始“偃旗息鼓”，火热的楼市也逐渐降温。11月16日，成都房管局正式颁布“公证摇号”政策，暂停所有住宅预售备案，并明文规定全款购房没有优待，2017年成都楼市热度迅速跌至全年“冰点”，整整断供48天。而后，随着中铁建北湖国际城终于取得新政颁布之后的第一张预售证之后，陆陆续续有预售证放出，成都楼市有了“苏醒”的迹象，甚至在12月29号下午，一次性新增5个公证摇号选房楼盘，尽管房源在不断增多，但能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依然取决于“有无资格、能否摇到”。图片版权声明：成都房头条自制 请勿转载政府限价+机会均等，让处于2017年尾巴上的成都楼市怎么看都有点“燥不起来”。而就在迈入2018的第三天，成都市政府官网就发布“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我市住房租赁市场的意见”，明文规定随迁子女可在居住证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成都作为全国第一批“租售同权”试点城市，在租房市场动作频频的同时，各路房企也纷纷“亮剑”长租公寓市场，由此可见，“租赁市场”被带火对“买房市场”必定会造成一定影响。照此趋势发展，无论从需求而言，还是从宏观调控而言，为确保市场稳定，成都楼市政策在2018年应该不会有松动的迹象，同时也不排除有持续收紧的可能。物竞天择！房企新一轮大洗牌随着国家级新区——天府新区的成立以及晋升“新一线”，成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南、金茂、招商蛇口等外地知名房企看好成都市场，纷纷于2017年涌入成都楼市“抢蛋糕”，无论从资金实力、项目品质，还是从品牌影响力而言，成都本土的中小房企均不是这些“房企大鳄”的对手。加之限购、限贷、限价、限售导致的成交量下跌，对房企资金链是个极大的考验，融资困难的中小房企，则面临被融资渠道畅通、现金流充裕的大型房企并购或直接被淘汰出局的局面。前不久，成都本土开发商森宇集团就被曝出因资金链断裂试图以拍卖南湖160地块的方式“救急”，然而拍卖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分别定于2017年12月26日和29日的拍卖，一次流拍一次叫停，这让森宇陷入“破产危机”。更不用说2013年推出房地产市场的齐力房产、2015年被融创收购的中渝置地等成都本土房企，曾经“叱咤风云”而后却“匆匆退场”，结局让人扼腕。有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几年里，房地产行业每年的并购金额增长均超过一倍，仅去年一年，在北京、四川、武汉三地，就有千家房企“消失”。物竞天择！即将到来的2018，在政策持续收紧的调控“紧箍咒”下，成都楼市或将再一次面临房企大洗牌，房企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更多正在风雨中飘摇的中小房企，会被淘汰出局，届时，成都或将进入被万科、保利、中海等扛得住压力的房企巨鳄“平分天下”的时代。长租公寓市场，暖春还是寒冬？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近两年，已有超20家房企进军长租公寓市场。纵观成都市场，继优客逸家、魔方公寓、龙湖冠寓、链家自如之后，朗诗、万科、绿地、碧桂园、保利等大型房企也纷纷宣布将进军长租公寓市场。这不仅顺应政策导向，长租公寓的“异军突起”也预示着，租赁市场正在变得规模化、主流化。8月28日，国土资源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发布《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成都成为12个第一批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城市之一，随后，11月成都一纸《成都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五年规划》提出增加市场供应与鼓励租房消费双措并举，至此，“租售同权”开始正式影响成都楼市格局。1月3日，成都市政府官网更是发布“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我市住房租赁市场的意见”，明文规定随迁子女可在居住证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成都子女入学，进一步强化了租房者的权利，随之而来的，长租公寓再度被推上舆论风口，一时间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规模化的长租公寓除了在装修风格、管理制度上优于私人出租房之外，其最大的亮点是拥有健身房、游泳池、书吧等公共娱乐设施，另外还会定期举办沙龙或活动，便于承租者之间互相沟通、结识人脉，这也是长租公寓受到众多年轻人认可的重要原因。政策红利+市场需求，为成都2018年长租公寓市场爆发式增长埋下了伏笔。开发商三线城市“抢蛋糕”2017年，成都“二圈层”土地被各路房企“刷爆”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让青白江、温江、龙泉、双流、郫都区等一众“郊县”变得愈发傲娇，引得诸多房企“群雄逐鹿”不说，地价还争先恐后破了万，颇有点将成都2017楼市狂欢进行到底的气势。金科拿地青白江、保利拿地仁寿视高等典型土拍案例也一度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而就在“二圈层”变身房企们土地储备的“下一战场”时，简阳、崇州、都江堰等曾经几乎无人问津的三、四线城市，也随着成都限购范围的扩大，借势天府新区红利，在2017年土拍中，频频刷着存在感。继2017年4月21日北大资源拿地邛崃、12月27日成都凯安置业拿地简阳之后，2018年1月2日，人居置业更是一口气吞下都江堰9宗土地。据相关业内人士分析，“受限购等政策影响，在主城放地缓慢、房企间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前提下，开发商三线城市拿地潮将在2018年彻底爆发”。大量地产行业人员，面临失业危机随着成都限购政策以及鼓励租房的政策持续加码，摇号选房之后更是增大了购房者买到“便宜房”的机会，一手房价的暂时下滑导致更多投资客持观望态度，二手房成交量也呈现明显下滑趋势。来源于链家地产2017年成都楼市受政策影响明显，开发商、中介乃至于与地产相关联的行业，日子都不好过，预计2018年，形势会更加严峻。从先行实施限购政策的北京目前的楼市形势来看，房企“大鱼吃小鱼”、中介关店裁员、地产相关行业不景气，这些或许将对成都下一年走势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全国限购最严格的城市，链家曾在2017年5月，因北京楼市市场降温、成交量下滑，关闭在京87家门店。同时，成都链家某不具名销售顾问也向头条君透露，“近期离职的同事有点多，市场行情不好对他们业绩的影响是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在明年成都限购政策不会有所松动的前提下，诸多成都地产业从业人员将面临失业风险。
货币政策再思考 篇6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2 月份，我国完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8121 亿元，同比增长24.3%。虽然从同比数据看，1-2 月份投资增长仍低于去年大多数月份的水平，但是从季节因素调整后的数据看，相对于去年四季度，1-2 月份投资的季环比增长9.4%，仅低于去年同期0.4 个百分点，折合年率为32%。因此，目前投资的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综合来看，消费和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将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出口下降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仍然保持充足的动力。
今年2月份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9.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6%，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8.7%，3项物价指数均同比大幅上涨。结构性上涨的格局正在改变，物价上涨已由食品向非食品和工业品传导，全面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大。
当前，贷款需求依然较为旺盛。首先，固定资产投资对贷款拉¬动作用明显。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近年贷款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比重在20%左右。从历史情况看，两者有较强的联动关系，两者的增长基本同步。在政府换届以及奥运经¬济等因素的拉¬动下，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还将维持高位增长，因此对银行配套资金投入的需求在较长的时期内仍将持续。
其次，工业企业利润的不断提升扩大了贷款需求。一方面，企业效益的提升促使其不断提高投资规模已获得高增长的收益；另一方面，企业偿债能力的增强也提高了贷款的保障系数，降低了贷款风险，使商业银行愿意向企业放贷。
第三，大型国企走出去战略助推贷款增长。随着盈利能力的提升、人民币不断升值和国内外资本市场估值水平的偏离，大型集团性企业的投资和并购（尤其是海外并购）意愿越来越强烈，这些大型项目的启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融资需求继续保持旺盛，而商业银行也更愿意与这些企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贷款资源也更多地向这些企业集中。
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行为模式决定了贷款具有较强的内在需求。此外，资产质量的好转吸引贷款投放提速。2004年以来，银行资产质量持续优化，不良贷款率逐年降低。资产质量的好转在大幅提高贷款收益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银行贷款的增长。2004年至今银行业总体不良贷款率由13%以上下降到6%左右，同期的贷款增长则不断呈现出加速状态。
“三升一降一紧”，出口疲弱已现端倪。所谓“三升”，是指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成本上升、银行利率上升，而“一降”指出口退税率下降，“一紧”指信贷紧缩。“三升一降一紧”已经¬并正在给我国出口企业造成持续压力，加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放缓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使我国出口增长面临重大挑战。
货币政策从紧基调不变，但应适度。紧缩货币政策是治理全面通胀的有效手段，应综合运用各类工具来回收过剩的流动性。但“从紧”的同时，也应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把握好度，避免“超调”。
综合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继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上调准备金率来回收流动性，但准备金率变动次数应有所减少。除频繁使用发行央票和国债回购工具外，还将继续发行特别国债和启用特种存款制度，以扩大回收流动性的范围。必要时可继续动用加息手段，但频率应不能太高。
汇率政策应当稳健，人民币以小幅、渐进升值为好。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为避免出口部门备受打击，使出口企业有时间进行技术升级、压缩成本、产业转移，应坚持人民币小幅渐进升值之路。
财政政策应注重结构调整，避免明显扩张。稳健财政政策应重在促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优化支出结构。但其中较大幅度增加对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社会总需求。注意把握好的稳健财政政策的度，避免明显扩张。
“福利住房”政策的再提出 篇7
“福利住房”政策, 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具有特殊津贴性质的“公司福利住房”, 更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住房”, 而是采用福利经济学中对于福利的定义, 是指能够促进社会总效用增长的住房类型, 这一住房类型也就是传统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 其相对应的住房政策也就是传统的保障性住房政策。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当突出公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国家的福利, 因为福利本身在定义上并不具备引发群体间“歧视”的潜力, 住宅市场上的所谓强者与弱者的划分无非是指不同收入群体间经济水平相对于住房价格的差异, 即我们所划分的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从福利的角度来看, 高收入者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 其在运用相对较多社会资源的同时, 本身就是在享受着较多的国家社会经济资源福利, 而在这一领域中低收入者所享有的福利是相对较少的, 因而对于住房市场当中的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福利性住房本质上就是一种促进社会公平的表现, 只是对于不同的收入群体, 其所享受国家福利的类型有所不同。
二、“福利住房”政策的定位
“福利住房”政策的提出, 其本质就是当前国家的保障性住房政策, 因而其原则、目标都是与保障性住房政策相一致的。“福利住房”政策的原则是以人为本, 其终极目标是促进以人为本的社会公平, 还提出了其是完善我国住房市场的一种重要手段, 然而如何正确引导福利住房政策的正确实施, 首先需要根据我国住房市场的现实状况对其根本立足点进行解读。
福利住房政策的根本立足点, 应当是有效实现居民的住房需求, 而不是居民的有效住房需求的实现。要理解二者的区别, 需要引出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西方经济学认为, 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之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之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 从消费者自身的效用上讲, 这种需求就是相对于某一种商品价格的有效需求, 因此在住房市场上居民的有效需求也就表现为居民对在各种可能价格水平之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到的住房服务数量。从这个角度来讲, 由于在现实社会中有不同的收入群体, 表现出不同群体间支付能力的差别, 因此关键就在于向市场当中提供具有差异化 (主要是价格方面的差异) 的住房服务。我国目前整体上“相对高价”的单一住宅市场, 将一部分群体的住房需求排除在外, 因此政府制定福利住房政策来满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 并以此为手段来完善我国的住房市场, 便是福利住房政策的根本立足点。从这一立足点出发, 应当将福利住房政策定义为一种辅助型住房政策, 在我国整体的住房制度改革当中, 实施福利住房政策的直接作用是辅助我国建立完善的住房市场体系。
再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 其所研究的是社会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问题。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向住房市场当中提供符合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及支付能力的住房类型, 从而最大限度促进以人为本的社会公平。然而, 这一政策本身并不能够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直接方法, 因为在当前,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这个出发角度是偏重于效率的, 人们能够通过向完善的多元化的住房市场当中购买到符合自己实际状况的住房服务, 才是促进社会公平的直接方法。因此, 将福利住房政策作为重要的辅助手段建立并完善我国的住房市场, 才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三、“福利住房”政策的实施
福利住房政策的对象, 其实施的主线归结为一点, 就是居民对其住房消费行为的选择, 而居民对其住房消费模式的选择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 一是居民的住房消费习惯, 二是居民对于住房消费模式的选择, 其所对应的便是福利住房政策中的有关退出机制。
居民选择何种住房消费受其收入水平、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但在我国目前单一的“高价商品性”住房市场当中, 各种因素并没有对居民的住房消费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居民的传统的住房观念有莫大的关系, 从我国居民较高的收入储蓄率也可以看出, 居民未来的买房压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前的住房消费。这无异于降低了居民的当期住房消费水平, 而住房市场上较高的住房价格使得这一矛盾更为加剧。要解决这一矛盾, 一方面可以改变居民的住房消费习惯, 如倡导租房、反对一步到位等社会引导性的舆论;另一方面就是加大力度向住房市场当中提供符合不同收入层次的住房类型。
每一种住房消费习惯, 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 一个国家居民的消费习惯的改变不同于技术的更新换代, 其与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风俗有莫大的关联, 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习惯, 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其改变是极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并且, 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在这一地域内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如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像租房结婚、先小后大等具有建议性的社会舆论导向, 虽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但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的住房消费习惯。因而, 政府应当将重点放在有效实现居民的不同层次的合理住房需求上面, 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选择, 此处的合理性表现为住房市场有关住房服务价格对于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及支付能力的合理性, 这一角度也便回归到了本文当中对于政府应通过福利住房政策建立并完善多元化住房市场的社会责任当中。与此同时, 政府应在有关社会舆论的导向方面做长期的宣传, 但仅应将其定义为有关住房政策实施的一种辅助措施。
政策再利好融合关键在开放与创新 篇8
其实, 我国电信、网络和电视三网融合的概念早在1998年就已经提出。2010年, 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的要求, 电信和广电开始双向开放各自网络。在此所谓融合的过程中, 也相继出台了不少的政策, 但从实际效果看并不理想, 至少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例如2010年年初, 国务院就下发了《推进三网融合的总体方案》, 方案中明确提出, 中国将在“三网融合”试点阶段 (2010-2012年) 内组建一个国家级实体, 作为有线电视网络参与“三网融合”的市场主体, 并采取包括国家投入资金在内的多种扶持政策。然而,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作为“三网融合”主体的国家广电网络公司一直难产。直到去年11月, 国务院下发“国函184号文件”, 同意组建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由财政部出资, 广电总局负责组建和代管, 但注册资本却由早前的数百亿降至45亿元。尽管如此, 中国广电网络公司至今仍然未能挂牌。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为此, 有业界人士指出, 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广电企业资产权属复杂, 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也异常繁多。而与领头羊迟迟无为相比, 在两年多的试点时间里, 地方广电倒是与电信签署了不少战略合作协议, 有的推出了打包式的套餐服务, 有的成立合资公司, 也有的尝试跨屏融合业务。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动作始终围绕非核心业务及非重点区域展开“三网融合”试点, 但对于极为敏感的集成播控权及固网资源领域并未涉及。由此可见广电系的自我小算盘心理。而这种心理直接导致的就是三网融合的缓慢。
说到广电系的小算盘, 在推进三网融合的过程中, 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服务商也是各有心思。例如从电信运营商角度看, 三大运营商认为三网融合期望也没有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预期, 如在IPTV业务的发展上, 内容播控权还牢牢掌握在广电手上;而互联网服务商也有所失落, 认为三网融合实质上是“两网融合”, 互联网在三网融合中好似被边缘化, 互联网企业长期以来被各种视听许可牌照所困扰, 互联网节目要直接通过广电平台要内容在国内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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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艰。真是公婆各有理。
不过, 从上述的事实不难看出, 作为三网融合主体的广电、电信运营商及互联网服务商均站在各自利益的角度, 希望获得最大, 甚至是三网融合的全部利益, 并为此向对方封闭自己的平台和权限才是根本。但谁都清楚, 融合就需要彼此业务不同程度的渗透与资源的互补, 否则融合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 与其固步自封, 不如相互敞开大门, 共同把“文化”和“信息”两个领域的产业做强做大。同时, 广电和电信还可通过资源共享, 减少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其实三网融合发展到今天, 当初各方期待进入对方领域的客观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例如希望进入电信运营的广电系, 由于电信运营商受到互联网企业相关服务的冲击, 竞争激烈, 其ARPU值已处在下滑状态, 而对于期待进入有线运营的电信运营商, 同样由于互联网企业相关服务的冲击, 隶属广电系的有线电视用户也处在流失状态。所以与其进入, 不如更广泛的互补和创新。
提及创新, 笔者认为, 相关厂商不能流于形式, 而要做出真正的创新产品和业务形态。比如在业务层面落后的广电系, 其VOD视频点播业务经常被厂商拿来作为成果展示。事实是在免付费推广期用户还买账, 一旦开始收费, 大半的用户就离开了。从互联网企业的创新上, 一个“微信”就同时具备了短信、语音、视频等内容的融合。相比之下, 广电和运营商在干什么呢?如果广电、电信两大部门仍陷在部门之争、利益博弈中, 不能推出满足用户需求变化的产品, 当用户仅有的一点耐心被无休止的争斗消耗尽, 那么现在尚存的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当然笔者在此并非全盘否认三网融合所取得的成绩。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最新发布的《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 (2013) 》 (广电蓝皮书) 显示, 三网融合业务成效初显, 建议加快推进融合进程。三网融合两批共54个试点城市基本遍布全国, 覆盖人口超过3亿。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组建方案, 全国有线电视互联互通平台正式开始筹建。双向进入许可证发放, 标志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截至2012年年底, NGB示范网络覆盖用户超过5000万, 双向业务用户超过1000万, 在示范区全网内基本实现点播、宽带和IP电话等三种交互业务的互联互通。
货币政策再思考 篇9
改革开放初期,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我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发展 (增长) 通常是指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 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发展中国家采用出口导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储蓄和外汇缺口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 即通过出口所得外汇资金支付经济发展所需之进口, 使经济突破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负债能力约束而实现高增长。
与此相对应, 出口导向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吸引外资 (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 (FDI) 被认为不仅可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以提高投资率, 而且可以带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从而使引资国得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 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我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最初样板是所谓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
但是, 我国的出口导向与东亚国家 (经济体) 也存在很多不同点, 其中最重要的不同点之一是, 我国在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大量引资的同时, 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力图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在一定程度上, 我国的增长模式可以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特定内外条件, 采用这种模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而且可能是最优的。这种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虽然我们还难以作出最终判定, 但我国在过去30多年中创造了经济奇迹则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 正如马克思所说,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我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存在内在的不合理性。我国经济狂飙突进的过程也是这种模式的自否定过程。经历了30多年的成功发展, 我国终于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与此同时, 我国经济的不平衡, 特别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 也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建立在政策扭曲基础上的不平衡发展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着我国的发展成本 (资源、环境、人力、社会、安全) , 使国民生活福利水平越来越难以实现本来应有的更大提高, 并给未来发展留下了严重隐患,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实现“范式转变” (paradigm shift) 刻不容缓。
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 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是我国执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三部曲。
首先, 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我国建立了一种“创汇经济”。这种创汇经济的成功导致1991年以来以“双顺差” (即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 更严格的说法应该是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与资本项目顺差) 为特征的我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形成。
其次, 我国的汇率政策, 作为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双顺差格局, 特别是对贸易顺差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 最近几年来的一些其他变化 (如收入向企业的倾斜、贫富差距的扩大) 通过储蓄-投资缺口的扩大, 也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2003年以来, 汇率问题 (当然还有其他政策问题) 再次提到议事日程。在东亚金融危机前, 人民币一直在小幅升值, 没有人认为不妥, 甚至没人予以注意。危机中人民币开始盯住美元, 大家都同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旦危机过后应该尽快恢复有管理的浮动。但在走出危机后, 由于担心升值影响出口、使经济重新陷入通货收缩等原因, 我国坚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年之后, 我国对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改革, 汇率开始缓慢上升。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 我们又回到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双顺差特别是经常项目顺差迅速增加的情况下, 为使汇率不变或仅有小幅升值, 中央银行不得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大量干预, 而干预的结果自然是外汇储备的急剧上升。人民币升值有利也有弊, 但利大于弊。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尘埃落定、美国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的今天, 汇率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人民币是否低估抑或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影响国际收支, 而在于我们是否还打算继续大量增加外汇储备, 以资源、环境、教育和血汗为代价继续大量积累美国的借据。
第三, 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我国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而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 美元自2002年以来已贬值40%左右。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 则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地位。从长期来看美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缩水甚至违约的危险。凯恩斯有言:“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 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 银行受你摆布。”
2007年8月后,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逐步深化, 外汇储备的安全越来越成为值得我们严重关切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问:由于美元的贬值和次贷危机导致的证券违约 (defaults) , 凝结着国人血汗的外汇储备的价值正在或可能迅速挥发。而通过贬值和违约, 美国可以轻松摆脱它的外债。我国获得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 难道就是为了换取那些越来越不值钱的绿纸片吗 (一张绿纸片的印刷成本据说是4美分) ?这就是笔者当年为什么非常极端地问:如果是为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为什么不把贸易顺差产品扔到太平洋和大西洋, 同时, 由人民银行直接印人民币 (而不是通过干预外汇市场) 发给这些出口企业呢?这也许听来荒唐, 但请比较一下凯恩斯先挖坑再填坑的建议——在国民财富没有增加的时候, GDP却是可以增加的, 因为挖坑和埋坑都创造GDP。何其相似。
2009年3月13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 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 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 信守承诺, 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
同年4月,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文章, 文章认为, “中国得到了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变成了财政部券 (T-bills) 共和国, 正如英国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大英帝国。中国领导人好像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有麻烦了。虽然他们现在对 (财政部券) 的低收益似乎仍不太在乎, 但他们显然担心美元贬值将给中国带来巨大资本损失, 因为中国外储的70%是美元资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中国实行外储的多元化, 减少持有美元资产、按照特别提款权 (SDR) 的币种构成重新配置外储。但有一个障碍: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 如果中国抛售美元, 必然导致美元贬值, 并进而造成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资本损失 (capital losses) ”。
什么是资本损失?一般认为, 所有美国政府债券和政府机构债券都有政府的隐含担保 (无论出什么事, 美国印钞票给你就行了) 。因而, 以美元计算, 我国不会遭受任何资本损失。风险在于, 如果美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或美国出现通货膨胀, 外汇储备所代表的购买力将会受损。我国的外汇储备在目前或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这种危险。如果继续持有, 甚至进一步增加持有美国国债, 我国将冒巨额资本损失的危险;如果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 马上就会遭受资本损失。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就是克鲁格曼所谓的“中国的美元陷阱 (China's Dollar Trap) ”。
不幸的是, 我国外汇储备自2005年以来出现加速趋势。1997年年底, 外汇储备不到1400亿美元;2003年年底, 超过4000亿美元;2005年年底, 超过8000亿美元;2008年年底, 接近2万亿美元。2009年我国净出口增长速度多年来首次下降, 但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 年底时接近2.4万亿美元。如果这种趋势不变, 在未来的两三年内我国外汇储备可能突破3万亿美元。
积累巨额外汇, 是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 显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 是我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努力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 但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面临的威胁越来越严重。首先, 美元贬值将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的资本损失。自2002年4月开始到去年年底, 按美元指数 (一篮子货币) 衡量, 美元已经贬值了41%。尽管今后的某些时段美元可能走强, 但美元贬值的长期趋势应该不会改变。
其次, 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会侵蚀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在正常时期,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大概为2%~3%。即便美国不会发生严重通货膨胀, 美国正常时期的通货膨胀就足以自动抹掉我国外储的利息收入并进而侵蚀外汇储备的本金, 更遑论经济一旦恢复正常, 危机期间大量增发的货币回到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 美国的通货膨胀可能失去控制。许多人认为美联储会及时实行退出政策。在理论上, 中央银行应该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但是, 在实践中, 谁能保证美联储的退出一定能够成功呢?
未来美元资产可能风险越来越高
到目前为止, 美元的贬值趋势和通货膨胀恶化的可能性主要是全球不平衡和美国政府执行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但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更为长期且难以回避的问题:美国是否能够还债?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并非完全是周期性的, 并不会随经济增长的恢复而自动改善。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万亿美元, 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 为美国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1.56万亿美元, 国债余额可能超过14.3万亿美元。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1.27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余额与GDP比在2015年可能达到100%。奥巴马政府声称2013年美国财政赤字与GDP比将降到4%。但是, 根据美国政府自己的计算, 这一比例不会低于3.6%。从2010年到2019年, 美国将增加9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 平均每年1万亿美元, 平均年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为5%。美国政府对财政状况的估计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增长将能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乐观预测之上的。
当前, 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争论, 成为严重政治问题。国际金融市场也对美国财政、金融稳定忧心忡忡。奥巴马不得不许诺在2011年以后尽可能压缩财政赤字。但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能够真正退出, 没有人能够给予肯定回答。美国财政状况的长期前景更是令人担忧。美国政府问责局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简称GAO) 认为, 由于人口等因素, 美国社会保险和医保/医助开支的增长速度将高于GDP增长速度, 美国上世纪90年代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2%。在未来美国不可能通过增长来解决其财政问题。GAO预测, 在2040年美国国债/GDP比将会翻一番。美国政府经济学家预测, 社保、医保/医助和国债支付等硬性开支, 在2020年将用掉政府开支的80%。按GAO的估计, 如果考虑社保、医保/医助基金的未来资金缺口, 美国的总债务, 即显性债务加隐性债务, 在2007年高达52.7万亿美元, 平均每个美国全职工人的债务负担高达17.5万美元, 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3万美元。美国政府必须靠借债度日。由于储蓄不足, 再加上财政赤字庞大, 美国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外国投资者为财政赤字融资。
外汇储备是我国人民的储蓄,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 如人口老龄化, 我国的外汇储备在未来的某一天是要拿来用的。抛开我国外汇储备价值因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遭受的损失不谈, 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将来, 当我们需要把外储变现, 并用来购买实际资源的时候, 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偿还其巨额债务吗?
随着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 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摆脱债务负担的意愿将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特别是, 美国首先要摆脱的可能就是外债。在历史上美国没有完全赖账的记录, 但违约 (改变偿付条件) 却有先例。如, 1933在美元贬值41%的同时国会废除了美国国债的黄金条款。美国国债购买者不再能按原有契约取得相应黄金。1971年, 美国单方终止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 也是一种违约。2009年以来, 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开始讨论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人的看法是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不大, 但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然而, 用通货膨胀减轻或摆脱债务负担在历史上则是屡见不鲜的办法。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曾一再指出, 如果美国的财政赤字继续上升, 国债余额与GDP比超过90%, 长期利息率就会上升, 美国经济增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而美国的债务负担会进一步急剧上升。到那个时候, “用通货膨胀摆脱债务的诱惑将是无法抗拒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计算, 如果美国年通货膨胀率达到6%, 只要经过4年, 美国的国债余额与GDP比就可以下降20%。美国国债中, 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比例越高, 通过通货膨胀摆脱债务负担的诱惑就越大。而事实上, 美国国债的30%卖给了外国人, 我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买主, 到2009年底, 在所有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中, 我国占了24%。
美元贬值又如何能帮助美国摆脱债务负担呢?美国的海外资产 (债权) 主要是以当地货币计价的, 而美国的对外负债则主要是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不会改变美国的债务负担。但美国的海外资产价值和投资收入却会因美元的贬值而增加。美国海外资产和投资收入的增加, 将大大增强美国的还债能力。从理论上说, 只要美元充分贬值, 美国的海外资产和投资收入的增长完全可以抵消掉其债务负担。在一些年份,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相当大, 但当年的外债余额 (更严格的说法是净国际投资头寸, 即NIIP) 却不增反降就是这个道理。
美国的债权国特别是我国, 有什么有效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呢?美国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曾经说过东亚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事实上, 这种恐怖是十分不平衡的, 美国完全占据主动, 而它的对手却深陷美元陷阱、进退两难。事到如今, 除了向美国“晓以大义”, 我们手中并没有什么牌可打。如果现在卖掉手中所持有的美元资产, 我国马上就会遭受资本损失, 如果继续持有手中的美元国债资产, 我国很可能将遭受更大的资本损失。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胡耶夫 (Jacques Rueff) 就曾讲过一个裁缝与顾客的故事。裁缝为顾客做衣服, 做好衣服卖给顾客后, 再把顾客付的钱作为贷款返还给顾客, 后者则用这笔钱再向裁缝买新衣服, 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胡耶夫问道:如果我是那位顾客, 这样的好事我为什么不干呢?在后布雷顿货币体系下, 美元取代黄金成为本位。美元是什么呢?美元甚至连信用货币都不是, 而是法币, 其之所以可以充当货币 (一般等价物, 能买东西) 完全在于国家的强制。美元本位加上资本的自由流动, 后布雷顿体系的实质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庞氏游戏。我们 (裁缝) 为美国生产, 美国 (顾客) 支付美元, 我们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 (裁缝把顾客买衣服的钱贷给顾客) , 美国 (顾客) 再用我们 (裁缝) 贷给美国 (顾客) 的钱购买我们的产品 (衣服) 。
自1980年以来世界就在玩这个游戏。美国的印钞机越转越快, 美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对此越来越担心, 因为他们并不想赖账。如果美国希望增加出口、减少外债, 我国是应该欢迎的。如果像过去那样玩下去, 美国有一天 (如当我国打算动用我们的外储购买美国商品和资源的时候) 是会面对违约还是不违约的困难选择的。这里并不需要什么阴谋论, 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逻辑问题。
发展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我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难道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如果还记得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我们就不难发现, 从根本上来说, 我国目前的窘境是给定制度环境下我国政策选择的结果。我国推行的中国特色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 使我国最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结构。随着经济的增长, 原有战略和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 但已形成的经济结构又使我们难于对原有战略和政策进行调整。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一再拖延, 终于使我们陷入美元陷阱难以自拔。其实, 根据世界经济学会的现存记录, 早在1983年就有人提出, “我们缺外汇时不能充分利用外资, 现在外汇储备多的时候又强调利用外资。一方面, 扩大贸易, 争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 又要充分利用外资, 这是个矛盾。是否一定要争取贸易顺差。一般说来, 多数国家在开始建设时期都有资金内流现象, 如果贸易顺差, 就是资金外流。我们有外汇不知道怎么用, 结果让外国人利用我们的资金, 这是不明智的”。对这位无名氏发言人的先知先觉, 笔者深感钦佩。
营改增:试点再扩围政策渐完善 篇10
该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具体的税目范围, 在营改增应税服务中增加铁路运输服务、邮政业服务、收派服务的范围注释, 明确航天运输服务按照航空运输服务征税。这标志着交通运输业已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 至此, 我国营业税税目也将从目前的9个减少为8个。
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适用11%税率;邮政服务业分为普遍服务和快递业务。普遍服务在征收营业税时就享受免税政策, 改征增值税后, 延续了免税优惠。对于快递业务, 也实行分段征税, 纯粹运输业务税率为11%, 而人工分派业务按照6%的税率征收。
全球央行政策再向宽松 篇11
全球經济形势骤然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全球根深蒂固的经济失衡和结构性危机并没有通过反周期的政策刺激得以解决。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出台规模空前的救援措施，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政府担保的金融业救援行动的资金估计为20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世界GDP的30%。为应对经济衰退，2008—2010年期间全球财政刺激措施总规模达2.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4.3%，然而，这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短暂的。
不过，为了救经济管他什么手段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央行正在加入货币极度宽松的阵营。
近期，首先发力的是欧洲央行，尽管有3%的通胀高压线，但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还是毅然宣布将欧元区基准利率从1.50%下调25个基点至1.25%。
从美国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看，美国低增长态势还将延续，尽管今年三季度美国经济2.5%的增长，创下了一年来最快的季度增速，但受制于欧洲问题扩散的影响，以及债务压力和财政束缚的增加，美国经济加速增长的态势未必会延续至四季度或是明年。高盛预计，美国的GDP增速第四季度可能放缓至1%，明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减慢至0.5%，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包括QE3、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以及设定名义GDP目标并与利率挂钩的刺激政策还可能出台。
而从日本境况看，为应对日元升值对实体经济的严重拖累，日本央行有理由再度实施量化宽松，并进一步放松货币的可能。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调整也不可能与发达国家脱钩。近期，为了防止经济大幅放缓，抵御欧债危机对出口的冲击，巴西、印尼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开启降息通道，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开始出现转向，未来新兴市场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一起走向全球新一轮的变相刺激和宽松政策。
其实，全球并非真“差钱”。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总体流动性宽裕度高于金融危机之前，但金融市场流动性开始趋紧。为应对金融危机，全球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美元流动性增长了2.3万亿美元，全球广义货币供应M2已接近60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十大经济体（以2010年GDP排名）中，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巴西、印度、加拿大这七个国家，2008年—2010年三年时间，货币供应量增加了8.96万亿美元，增幅高达43.16%，市场感到流动性紧张主要是因为债务危机下的金融“去杠杆化”和市场的“去风险化”让这些流动性“藏”了起来。
因此，全球重拾“二次宽松”或继续长期维持利率，不但会延误发达国家本应采取的必要去杠杆化措施，致使资源配置不当，也为发生严重的金融扭曲埋下祸根。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化解债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2012年，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压力继续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根据IMF的预测，2011年和2012年新兴市场整体的通胀预估值分别为6.9%和5.6%，而同期发达市场整体的通胀水平仅为2.6%和1.7%，相对更高的通胀压力使得新兴市场难以通过放松货币来冲抵财政巩固的负面效应。在全球超低利率水平下，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继续膨胀，私人部门负债迅速增加，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全球经济兜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现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让位于经济增长。在全球负利率以及继续释放的流动性的背景下，全球大宗商品、农产品等并不排除重拾升势的可能。当人们认为通胀似乎已经见顶时，必须警惕全球通胀可能卷土重来。
关于体育产业政策内涵的再审视 篇12
体育产业政策在我国是一个相对较为新的概念, 众多学者对它的理解也大不相同, 部分学者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一种对体育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干预作用的经济政策, 认为它的指导核心是体育产业结构政策, 并将其组织政策、区域政策等相互结合, 完善配合, 从而构成体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的政策体系。有学者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国家为了适应体育产业在一定历史时期发展特点而制定的行动准则, 是国家对体育产业进行宏观调控、优化、休整、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种政策能够促进体育产业在稳定、健康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快速发展。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国家政府部门通过利用财政、价格、税务等多方面的经济手段支持体育产业的一种表现。还有的学者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国家政府为了长远地干预和促进体育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而制定并加以实施用来影响体育产业的结构、过程和发展成果为根本目的的产业政策, 其中包括体育产业结构政策、体育产业组织、技术、布局等政策, 以及体育产业投入、规划等政策一系列的政策体系总和。
虽然学者对体育产业政策的理解各不相同, 但是总结上述观点可以发现其中的共同点, 即体育产业政策不只是一般性质的产业政策, 更要体现出其独特的政策目标、政策主体、政策依据和政策手段。依据体育产业政策的这一特点, 可以归纳出本文中的体育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及体育相关部门为了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通过总结体育产业现状特点和适应其自身发展规律, 积极并妥善利用经济和政策等手段, 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和形成进行有计划性的管理、规划、引导、支持等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2、体育产业政策的基本要素
通过对产业政策学的理论学习和分析可知, 体育产业政策的基本要素是由三部分构成的, 包括:主体、客体和运行环境。西方国家较我国在体育产业政策发展方面具有很大的突破和优势, 在西方国家的体育产业政策 (客体) 主要是产业运行、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为主, 并将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始终放在首要位置, 很少有产业关系方面的产业政策。国家政府部门主要是通过对体育产业的立法、税收和财政调控等体育产业政策手段对体育产业进行管理和调控, 由此可知, 产业政策的主体主要由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组成, 这也是由其所处的环境条件所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较为成熟, 经济运行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 其调节手段依赖行政手段较少, 而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法律的功能上。由于体育产业在西方国民经济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政府往往以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开展一部分体育活动, 所以政府部门在财政支出方面予以支持是屡见不鲜的。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具有较大差距的国家, 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依靠的主体是各级政府部门, 其政策手段也主要是指行政手段。
3、体育产业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
3.1、体育产业政策与体育经济政策的关系
体育经济政策属于社会发展领域中的宏观经济政策, 它是政府部门对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和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的调控和管理方式包括财政投入、建设投资、税收、社会福利集资、赛事组织与运行等政策。通过分析体育经济政策的概念可知, 体育产业政策应该属于体育经济政策的范畴, 其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从经济政策的调控对象上分析, 体育经济政策的调控对象包括体育产业、非营利性的体育事业, 这种公益性的体育经济政策多是由公共体育财政投入和管理进行的。二是从政策手段上分析, 体育经济政策手段的调控形式多种多样, 体育产业经济手段的调控只是其中一部分, 另外还包含许多其他经济手段。三是从政策目标上分析, 体育产业政策的调节目标主要是保证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 促进体育产业的结构优化和进步。而体育经济的目标不只是包括这些体育产业政策的目标, 还包含了努力满足体育市场的需求, 并正确引导人们的体育消费观念, 从而促进整个体育市场的正常运行、繁荣、快速发展。因此, 体育经济政策是比产业经济政策包含范围更广、意义很深刻、更高层次的管理指导思想, 切不可混为一谈。
3.2、体育产业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
体育产业政策虽然只是属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系统中的一小部分, 但是其制定和实施不仅受到大众化产业政策干预和影响, 更要受到本系统之内和系统以外的其他经济政策形式的影响。所以体育产业政策不是孤立存在的, 在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不是依靠单个部门就能完成的, 也不只是依靠体育部门的任务就能完成。它必须借助体育部门与多个部门相互结合共同实现其功能, 只有将体育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法律政策、价格政策、商业政策等完善配合, 才能最大化地实现体育产业政策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吴超林, 杨晓生.体育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