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框架（精选12篇）
货币政策框架 篇1
2008下半年起, 美联储为应对次贷危机, 连续降息;我国货币政策也从稳健转为宽松。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越发重要, 特别是发生突发性冲击下, 各国政策目标往往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国际货币政策博弈格局更为复杂。
1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合作理论的争论
理论界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原因比较趋同, 但就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效应、是否带来社会福利增加存在不同观点。
20世纪50年代起, 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就说明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 政策协调原因有以下观点: (1) 库伯 (R.cooper1968) 提出了国际相互依存的理论并分析不进行政策协调的后果, 结论是小型经济体国家可以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 而大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就必须考虑政策溢出并进行协调。 (2) 蒙代尔-弗莱明两国模型, 指出一国政策当局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与其贸易伙伴国采取的政策协调一致。在假设静态预期和完全资本流动, 两国模型证明了本国货币扩张对外国有负的溢出效应。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效应上, 可能产生两种效应, 即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博弈论 (the theory of game) 揭示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可行性。如滨田宏一 (Y.Hamada, 1985) 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结论是效率最高的是合作解 (国际货币政策的合作均衡有利于双方福利提高) 。而罗格夫 (K.Rogoff, 1985) 在普里斯科特等人关于“政策时间不一致”理论、以及巴罗和戈登等人关于货币政策可信度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罗格夫模型, 该模型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理性预期模型并对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 结论是货币政策的跨国协调并不必然带来福利的改善, 很多情况下甚至起到相反作用, 比如带来更高的通胀。罗格夫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 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
PLaurence H.Meyer等 (2002) 分析突发性外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 他认为如果冲击只是引起不同国家间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冲突”, 则这种冲突会随工资和价格的调整而最终消失;如果冲击使得不同国家货币政策目标发生根本性改变, 引起“持续性冲突”, 则这种冲突即使在工资和价格可以完全调整的情况下也不会消失、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冲突”和“持续性冲突”为国际货币政策的短期和长期协调提供了依据。Zheng Liu等 (2005) 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非若非对称性冲击仅仅是货币性扰动, 货币政策协调无关紧要;若非对称性冲击是真实冲击或是供给冲击,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则是必要的。Joao Sousa等 (2008) 发现全球流动性增加是解释欧元区价格和产出波动的重要原因。梅鹏军和程实 (2008) 研究发现中美两国通胀水平、国际储备变动不仅受两国货币政策交叉影响, 而且两国通货膨胀水平取决于两国超额信用增长和汇率变动、两国国际储备增长率取决于两国超额信用扩张。另外, 中美货币政策合作博弈均衡优于非合作均衡、货币政策协调合作收益长期存在。
货币政策协调效应的实证分析表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很小。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效应的代表人物G.Oudiz等 (1985) 用政策乘数及静态博奕理论来测量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收益, 其研究表明美日德三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P.Levin等 (1987) 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 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理论上货币政策协调合作可能有效或无效、实证分析证明货币政策协调收益不同。但是, 与非合作相比, 合作政策的潜在收益已被广泛接受。国家之间通过货币政策信息交换、协调政策目标、工具, 双方都可以获得潜在利益。而且货币政策协调还可以提升政府信誉, 减少动态不一致性, 这种收益无法在模型中体现。
2 中美贸易的镜像关系和货币政策合作博弈的演变
中美两国经济和金融实力差异很大, 国际收支目标和货币政策选择不同。美国长期的问题是双赤字, 我国是双顺差, 美国经济21世纪初发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外部不平衡, 对华赤字占其贸易赤字规模的三分之一左右。自2000年以来, 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对象国。美国贸易和经常账户逆差持续增长和中国顺差相应持续扩大, 二者在定性定量意义上构成对称的镜像关系, 美国的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必然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
中美两国在平衡内外均衡的目标时, 如同Meyer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每个国家只关心本国福利。在危机前, 中美两国倾向于把内部均衡作为首要目标, 货币政策首先用于服务内部目标, 而不愿意采用货币政策来促进外部的均衡。由于美国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流入远远超过其投资流出, 净资本流入完全可以弥补国际贸易逆差;另外美元处于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 美国可以享有“无泪赤字”、获取“铸币税”, 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外输出美元。所以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主要出于国内经济调整需要:如2000年美国网络科技股泡沫破灭后, 美国长时间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 先后13次降低利率, 联邦基金利率2003年6月降到1%, 为46年来最低水平。但通货膨胀持续升温促使美联储改变货币政策方向, 由扩张变为紧缩, 2004年6月起美联储17次调高利率, 美国房地产价格出现拐点、价格下滑、资产缩水、还贷成本增加、次级抵押贷款违约上升。而我国在危机爆发前存在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的局面, 为达到外部和内部的均衡, 我国应该采用宽松性的货币政策来逐渐重回均衡。但是, 我国为抑制国内流动性过剩的严峻问题, 却不断提高存款准备率和存贷款利率, 不仅离外部均衡越来越远, 而且加剧人民币迅速升值的压力。
3 危机冲击下中美货币政策合作博弈框架的转折点和新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博弈变得更为复杂。受外部冲击, 我国货币和汇率政策手段调节空间都受到限制。2008全球危机爆发后, 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0～0.25%的目标区间, 我国央行2008年三个月内连续5次下调利率和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我国与美国的利率水平接近, 部分利率品种还低于美国。在美国利率接近零以后,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因此美联储很可能采取向信贷市场直接注资的方式而不是进一步降利息来刺激流动性的增加。我国利率也被迫接近零水平, 货币政策操作失去继续干预的手段, 而且可能出现利率的流动性陷阱、物价水平将下跌, 甚至出现负增长, 进而引发通货紧缩。另外人民币利率水平还取决于人民币汇率的预期, 而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取决于中美间通胀率差异和利率差异;人民币未来的升值幅度取决于我国的通胀率涨幅的目标水平和美国通胀率水平。
次贷危机的冲击使得美国货币政策转向, 中美货币政策合作博弈格局出现转折点。根据Hamada图形, 危机冲击下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使得其无差异曲线远离我国无差异曲线, 中美双方货币政策博弈结果短期内将导致美国通胀率上升和中美两国汇率浮动范围扩大。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输出过剩美元将通过汇率传导机制迫使人民币被动升值。
4 中美货币政策合作博弈框架的难点
Hamada模型下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合作解优于非合作解, 但如果考虑罗格夫模型中理性预期和两个层面可信度问题, 中美货币政策合作博弈格局更趋复杂。一是参与政策协调的货币当局之间的信任, 当达成货币政策协调协议后, 随着时间推移, 一国可能发现原来确定的政策可能不是最优, 具有经济理性的该国就会有违约冲动。另外是两国公众对该国货币当局政策的信任, 由于公众具有理性预期,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可能导致比不协调时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在中美货币政策合作博弈框架中纳入这两个层面的可信度, 货币政策博弈框架更为完善和科学。但是这种情况下, 模型求解复杂、模型的基本结论对参数高度敏感、结论具有不确定性。我国对关键参数采用经验估计方法, 估计值存在缺陷, 这降低了中美货币政策合作博弈框架的适用性。
中美货币政策合作博弈格局复杂, 政策协调效应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但是货币政策协调产生的利益分配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却是共识。所以我国政府要注意在中美货币协调和合作中保持一定独立性、注意建立利益分享和责任共担的利益调节和风险分担机制;结合人民币跨境结算, 谋求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更为重要的地位, 创造条件并积极争取国际货币规则的制定权更是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Joao Sousa, Andrea Zaghini:Monetary Policy Shocks in the Euro Area and Global Liquidity Spillov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8, 13, 205~218.
[2]Laurence H.Meyer, Brian M.Doyle, Joseph E.Gagnon and Dale W.Henderson: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Still Alive in the New Millennium?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of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02, 723
[3]K.Rogoff:C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 Be Counter-Productiv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8, 1985, pp.199~217.
[4]Hamada, K.“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Interdependence.”MIT Press, 1985, Cambridge.
[5]Zheng Liu&Evi Pappa:Gains from Coordination in a Multi-Sector Open Economy:Does it Pay to be Different?, Working Papers296, IGIER2005, Bocconi University.
[6]梅鹏军, 程实.次贷危机冲击下的中美货币政策需要协调吗?——中美货币政策博弈研究[J].2008, 6:45～53.
货币政策框架 篇2
摘要：新医改政策标志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体制改革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本文针对在新的医改政策框架下，深入分析了目前我国医院内部的审计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最新的医改政策要求，就目前我国医院如何适应新医改政策要求，加强内部审计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医改政策、内部审计、审计政策建议
新医改政策为我国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颁布的相关指导建议。继2009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之后，政府又陆续颁布了一些其他关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如不久前颁布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在之前政策文件的基础上，更具体的指明了2014年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相关目标定位和工作范围。该政策从整体上将我国医改在各个层次和阶段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整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对需要改进的制度、部门以及工作进行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且明确申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作为我国医改工作的关键内容进行，同时这也充分体现出我国政府对于医改工作深入推进的决心。在这样的医改工作推进过程中，医院内部审计工作将成为开展工作的重要环节。因此，对于医改背景下的医院内部审计工作遇到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医改工作的顺利进行。[1]
一、医院内部审计特征探讨
前几年，国家曾颁布了《卫生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在这项政策中，对我国医院内部审计的相关定义进行了界定：医院内部审计主要指相关工作人员和部门组织，对其自身部门和组织财务活动在合理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监督审核工作。
同时，该政策还对我国医院内部审计特征进行了总结，具体为：（1）医院内部审计的主要内容在于相关部门和组织，以及工作人员，次要内容才是自身单位或组织的相关财务活动；（2）在医院内部审计的主要工作中，对于财务活动的监督审核不仅仅局限于合理性和操作的规范性方面，还要涉及到财务活动对于单位的整体收益效果；（3）医院内部审计部门是与其他部门相互独立存在的，尤其和审计部门主要针对开展工作的部门，其工作的开展也是在自身部门的领导带领下进行的。（4）医院内部审计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必须严格在政府审计规则的指导下进行。[2]
二、医院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
随着新医改政策在我国医疗组织和机构中的不断深入推进，医院内部的审计工作也逐渐受到了重视，相关部门和业务也快速开展起来，在新医改政策和医院内部审计工作互相促进发展的过程中，内部审计工作跟实际业务不相匹配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1）审计机构建设情况不达标
目前我国较多医疗机构或组织对于单位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并不够，有较多医疗机构或组织并没有单位自身的内部审计部门和相关审计工作人员，而且还有部分医疗机构从未有过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业务，这都远远没有达到政府以往颁布的相关政策要求，例如年收入在三千万以上的，或者配备病床数量超过三百张的相关医疗机构或组织，都必须拥有其单位自身的内部审计部门以及专业的审计从业人员。据有关数据统计显示，我国2013年医院内部的审计部门或组织的设置情况并不十分完善，具体如图1所示：
图1：2013年我国医院内部实际审计机构设立情况
从图1可以清楚的看出，2013年我国医院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立情况并不达标，其设立审计机构的医院数量仅仅占所有医院总数的16％，而其中机构设立健全的医院数量仅为医院总数的5%。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医院的内部审计机构建设情况并不达标。
（2）审计工作领域并不全面
当前，我国医疗机构或组织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较多的是由部门或单位领导指引进行的，执行的方式、力度以及范围也是由领导认为决定，并没有较好的结合规范的审计标准和规定进行，这就导致了医疗机构或组织内部审计工作在思维方面的局限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前审计工作的不合理性。
另一方面，全面的审计工作应该包括医疗机构或组织的基本财务活动、制度管理以及整体运营状况，以此来对企业的整体运作进行审计监督管理，而当前我国医疗机构的审计工作更多的从财务活动角度展开，而忽略了在制度管理和企业的整体运营状况角度开展工作，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前审计工作领域不全面的现状。
（3）内部审计法规体系不健全
当前政府发布的关于我国医疗机构或组织的内部审计法律法规并不多，导致在新医改政策下，我国医疗机构或组织的内部审计工作开展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医疗机构或组织内部审计工作没有强硬性。由于医疗机构或组织内部审计法规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内部审计工作人员在开展具体工作时没有有效的制度支撑，强制性不足，受到被审计部门的多层阻碍，审计工作开展力度不够，效果不佳，而且随着新医改政策的不断推进，医院内部的审计部门逐渐成为其他部门所抵触的机构，在工作性质上予以否定，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内部审计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严重阻碍医院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入开展。
（4）内部审计风险大，质量低
受我国社会性质决定，我国医院性质一直在公益组织和营利组织之间徘徊，为维护自身利益，医院在管理力度方面一直变通调整，造成内部制度强制性不足，法规建设思想较弱。尽管国内部分医院已经实施了一些相应的规则制度，但并未形成具体的内部审计制度体系，没有较好的控制力度。
医院内部审计法规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审计工作的风险因素，降低了医院内部审计工作的质量层次。当前医院的内部审计工作，大部分都是对财务活动后期的问题进行优化处理，缺少对财务风险因素的预测分析能力，因此不能很好的从事前预测、活动过程以及活动后期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管理，不能有效的帮助医院规避财务风险，不能较好的为医院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持，达不到所需的内部审计质量水平。
（5）内部审计人员素质较低 医院的内部审计工作对于审计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要求比较高。从当前我国大部分医院内部审计部门人员的配置方面来看，整体专业比例仍然较乱，大部分的医院审计从业人员是财会专业，其次是其他各类专业的拼凑较多，因此造成当前医院内部审计工作人员整体专业水平良莠不齐的现状。随着新医改政策的不断加强，医院内部审计工作将被进一步重视，而审计工作的质量水平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计工作人员的整体专业素质水平，当前的审计工作人员配备情况明显不利于深层次医院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据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医院内部审计人员整体专业情况如图2所示
图2 2013年我国医院内部审计人员整体专业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2013年我国医院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大多为财会专业，比例占到总体审计人员的63%，管理类专业比例达到12%，法律专业9%，而其他专业人员的综合比例达到16%，甚至高于管理专业人数，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医院内部审计人员的整体专业比例比较杂乱，审计人员的专业程度较低，不利于医院内部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6）政府投入支持程度不高 受我国政策支持影响，政府对于医院的投资支持程度并不高，导致医院为实现自身的发展只能通过药物销售来推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医院对于销售利润的追求，受经济效益的驱动影响，医院对于内部的审计工作则更加的不重视，甚至取消内部审计相关部门，导致医院的财务活动无法得到规范的监督和管理，相关审计职能不能合理发挥，新医改政策的实施也不能有效进一步推进。
三、新医改政策框架下医院内部审计发展策略
新医改政策框架下，医院应当在继续强化原有工作的基础上，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寻求审计理念、职能、内容等方面的实质性发展与突破，通过开展对经营活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事项的监督和评价，为改善组织的运营、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服务，为管理层当好参谋和顾问。
（1）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改进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管理层需要认识内部审计的真正价值；二是内部审计人员更需具备专业技术能力。医院管理层应当认识到，一个专业的内部审计机构并不是一个“专门找茬”的负担，而是在评价内部控制、协助组织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有诸多优势，能为有效降低运行风险、增加医院价值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机构。内部审计从警察角色向积极为医院做贡献的理念转变，需要精心培育和良好管理。内部审计是否成功的标志必须转变为建议的采纳实施情况，而不是报告自己发现了多少问题。
（2）完善内部审计组织架构。内部审计既是医院内部控制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又监督着医院内部控制的运行，是对内部控制的再控制。为了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系统的监督与评价作用，必须建立健全内部审计机构是实现内部审计职能的重要保证。医院应按《规定》的要求，设立科学、合理的内部审计机构，确保其独立行使内部审计职能；对本单位主要领导负责并报告工作，确保其权威性。同时配备专职审计人员，并保证队伍素质和稳定性，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评价、管理、服务功能，使内部审计工作真正成为医院运行的“经济卫士”。
（3）建立科学统一的风险评价体系。内部审计需要识别职能领域、风险领域、风险要素，审计的重要结果以及相关的建议，应该与风险情况相对应。为此，需要建立起三个层次的风险评价标准体系：第一层次是共性标准;第二层次是行业分类标准;第三层次是项目补充标准。三层标准互为作用，互为补充，帮助内部审计人员将工作重点放在风险最大的领域，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同时，审计人员应当就衡量的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导向性与管理层进行协商，以保证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公正性。
（4）创新审计人员的引进和培养方式。选择有丰富业务经验的人员加入内部审计部门，提高内审人员的整体素质，使内部审计在医院内部控制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要严格考核机制，对内审人员业绩进行评价，促使内审人员提高自身素质，加快知识更新，以更好地提高内部审计的质量和效率。另外，还要加强内部审计人员的业务培训，开阔内部审计人员的视野。不仅要精通会计、审计知识，还要熟悉法律、经济管理、工程技术、信息和计算机等专业知识。还可以尝试利用社会中介机构培训内审人员，吸收社会审计的方法，通过实践，全面提升其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判断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此外，也要抓好内审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其具备与其工作相适应的高尚品质。（5）充分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和监管质量。一套健全的信息传递、沟通与反馈信息系统有助于完善医院内部控制机制。医院应积极推动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审计业务的融合，借助计算机信息技术，建立涵盖全部业务活动的基础数据模型，并根据有关数据进行风险评估，合理调配审计资源，提高内部审计工作效率；实现与纪检监察、事后监督等部门的信息共享，使审计人员在开展具体的审计项目前能充分利用监督成果，增强审计的针对性。
（6）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内部审计工作需要相关的准则进行支持，需要相应的规范加以指导，需要明确统一的风险评估体系，以使风险评估的结果更趋合理化，科学化。由于法律法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阶段医院可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根据国家《审计法》和《中国内部审计准则》等相关法制的要求，制定出符合各单位实际的《内部审计工作制度》、《审计人员岗位职责》等内部规章制度，完善内审机制，使内部审计工作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同时，加大对审计人员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和处罚力度，强化审计人员的法律风险意识。
货币政策框架 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框架；新常态；金融改革；价格型工具
一、 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金融改革也进入新的时期。关于构建适应经济、金融“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新常态”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讨论。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探索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在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陆续推出了众多新颖的货币政策工具、探索利率走廊构建以及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等。中国金融和宏观调控都步入了新的时期。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与宏观经济、金融的关系极为密切，包括经济走势、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等都是货币政策转型的重要影响变量。因此，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没有标准答案，它和中国经济全局的变化息息相关。讨论货币政策框架变化必须研究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对货币政策框架的影响。
Woodford（2003）指出在完全信息和高度有效金融市场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在无法控制货币总量的情况下可以利用隔夜利率政策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在完全信息和金融市场高度有效的条件下，由于不同市场工具、不同期限的收益率差异而产生的套利机会会立刻被消除，对隔夜利率的未来预期路径的决定实际上决定了长期利率。西方“常态”化的货币政策框架，即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实施的货币政策框架，就是以短期利率为唯一手段，以总体物价稳定为唯一最终目标。我国的金融市场因为尚处于转型期，距离Woodford所讲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完全信息等条件还很远，因此不能盲目模仿西方模式，需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数量与价格混合型操作模式以及转型策略。
本文将分析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的若干重要特征，然后探讨这些特征对货币政策框架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最后总结货币政策框架变化的主要方向、面临挑战和演变预期等。
二、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金融改革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内涵以增速下行、需求切换、动力转型为核心特征。伴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金融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初步完成、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发展也步入了“新常态”。
从宏观上看，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结构调整阵痛加剧，我国经济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产业活力分歧较大。传统制造业持续低迷，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PMI指数持续偏冷；房地产业处于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周期；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2015年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同比增长17.3%。二是通缩压力持续不减。从价格上看，近年我国呈现出CPI指数和PPI指数背离的情况，基本上CPI涨幅在1%-2%的区间，PPI则始终为通缩状态。从产业上看，PPI长期为负的产业主要是采掘业和原材料行业，也凸显了以上所说的产业活力分歧。三是杠杆率持续攀升。2015年底中国全社会杠杆率达到260.8%。其中，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最高，2015年底达到156.1%，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杠杆率持续攀升，增幅达到90%以上（任泽平等，2016）。四是货币政策效力减弱。截至2014年年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122.8万亿元，与名义GDP的比重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100%上升至2014年年末的193.3%。尽管货币供应总量很大，但我国借贷成本居高不下、流动性趋紧（甚至“钱荒”）现象依然存在。另外，尽管近年人民银行屡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但商业银行贷款总额中执行基准利率上浮的比例却不降反升。综合看，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效力均在减弱。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同时，中国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创新日新月异。一是利率市场化初步完成。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96年正式启动，距今已有20年。2015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利率市场化下的特征之一是货币资金价格要真实反映供求，市场供求的变化导致资金价格也是变化的，市场资金价格波动加大。二是商业银行监管环境发生新变化。首先是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我国早在1993年就提出“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经过多年努力，2015年5月1日我国正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向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缴纳保费，如果银行破产，储户将获得最高50万元赔偿。其次是存贷比监管调整。2015年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贷存比不得高于75%的上限，从而为商业银行信贷“松绑”。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其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的时期。四是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脱媒愈演愈烈。近年来多种新型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相继出现，互联网金融、产业资本、民间金融等新金融业态发展迅速，金融业态呈现多样化、边界模糊化趋势。另外，金融脱媒愈演愈烈，社会融资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2002年为91.9%，2013年为51.4%。十年左右时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的比重下降了40个百分点。在人民币贷款占比下降的同时，众多形式的直接融资快速增加，对银行贷款形成很强的替代效应。考虑到未来债券与股票融资将继续保持快增长势头，预计人民币贷款占比将跌到50%以下。
三、 对货币政策框架产生的影响和要求
货币政策框架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三大部分，其中货币政策目标又分为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总体上，货币政策框架可以理解为货币当局运用政策工具、借助传导机制以实现最终调控目标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长期以来，中国建立了以数量型手段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主要通过宏观审慎管理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来调控信贷总量，进而调控M2，同时辅之以法定准备金率与公开市场操作调节流动性数量和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控制，来帮助实现M2调控。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及金融改革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旧货币政策框架产生影响：
首先是要求货币政策从普遍灌水走向精准刺激。实体经济中产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活力分化，银行的信贷需求也出现分化趋势，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差异较大，这些都要求货币政策走向精准刺激。过去那种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只能加剧产能过剩和结构扭曲，定向、局部、精准、有效成为货币政策需要追求的新目标。精准刺激的难度较过去有很大提升，一是要兼顾去产能和扶持过剩产能行业的优秀企业，难在甄别；二是要有效帮助新兴活力产业，难在传统金融和轻资产不易对接，需要新的金融模式；三是要避免造成失业、青黄不接等问题，难在步骤合宜。
其次是要求货币政策更加重视价格型工具。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将继续混合使用，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将较长期处于两者并重、更多重视价格型内涵的嬗变区间。有如下原因导致价格型工具将更加受到重视：一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使数量型工具日见其弊。首先是使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经济目标的关联性越来越弱；其次是使货币需求变得不稳定和难预测，盯住货币供应量容易导致利率大幅波动；最后是使货币创造渠道更加多元，数量型工具的传导渠道更难把握，刺激途径愈发模糊。二是“新常态”下数量型工具难施其功。经济杠杆率高企和泡沫化制约了货币供应高速增长，经济增速下行又制约了货币供应回落，盯住供应量将难有作为。
再次是要求货币政策更加重视金融稳定。在经济、金融“新常态”下，信用风险日益突出，新型金融业态可能隐含未知风险，资本流动性增强，汇率风险加大，价格波动增大，货币政策框架必须更加兼顾金融稳定问题，防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 货币政策框架转变方向
2012年以来，伴随着金融改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开始逐渐转变并呈现如下主要特征：
一是更加重视定向调节。转变中的货币政策框架更多使用定向调控政策注入流动性以促进信贷结构优化，从过去“挖坑防水”向“开渠引水”转变，利用流动性供给工具创新使货币政策操作更加精细化，并考虑分配、金融准入等新问题。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手段频繁使用，抵押补充贷款（PSL）、信贷质押再贷款等诸多新工具推出，引导信贷走向，推动定向精准调节。
二是持续加强“价格型”角色。中介目标放弃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名义锚，改为以市场利率、信贷总量、社会融资总量、货币供应量为观测目标的新框架。中国人民银行对政策利率体系持续改革，尤其突出中期利率的作用，并对利率走廊建设持续加强，用以调控短期利率。2015年11月20日下调分支行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标志着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进一步明确，下限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走廊中枢则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如7天回购利率），央行的利率走廊机制初步形成。
三是金融稳定受到重视。广义宏观审慎框架得到不断扩充。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开始执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标志着央行监管职能的加强和中国探索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开端。MPA是对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进行"升级"，特点是更为全面、系统，更加灵活、有弹性；核心是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关键变化是从以往的关注狭义贷款转向广义信贷；重点考察利率定价行为。
五、 货币政策框架转变面临的挑战和演变预期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和试错的过程。从实际困难上看，尤其从价格型工具的应用上看，依然存在很多挑战。
首先是价格型工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尚不成熟。从利率工具看，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依然不够，利率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我国尚未摆脱旧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调控模式。其次，从汇率的市场化看， 目前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参考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跨境流动更加剧烈，人民币汇率在不能及时调整到位的情况下国内的流动性将受到一定冲击。
其次是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尚未畅通。第一，我国尚未形成具有市场指导意义的收益率曲线，我国央行的短期政策利率尚不能很有效地向中长期利率传导。从原因上看，首先是我国利率具有多重性特点，一个有效的基准利率体系尚未形成。我国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存在严重分割，货币市场利率对信贷市场的影响十分微弱，尚不具备成为基准利率的条件，而央行短期政策利率无法有效传递到所有市场和经济部门，也无法成为金融市场的利率“锚”。其次是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指导性作用不强，目前我国国债市场自身存在期限结构不合理、产品品种有限、市场参与者不足、功能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纪敏、牛慕鸿，2014），国债收益率曲线尚无法作为金融市场定价的基准。第二，社会经济主体对利率信号的敏感度依然不够。地方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制约了利率信号对实体经济的传导作用。
这些挑战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新框架的构建并不能局限在货币政策本身，必须抓紧推进各方面配合性的改革，包括发展金融市场，打破市场分割，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进国企改革、政府财政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等。
从中国货币政策转型方向上看，目前以短期利率走廊辅之于中期政策利率构建的做法是符合国情的。一是在我国短期利率锚暂时无法形成时，利率走廊可以构造一个“边界”来稳定利率的波动，从而有利于稳定利率体系。另外，利率走廊也有利于培育有效的政策利率，降低短期利率的波动幅度则是有效政策利率形成的前提。但是，利率走廊本身无法解决利率从短端向长端的传导问题。故此，引导中期政策性利率成为必要选择。二是中期利率具有若干优势。由于借贷行为主要以中期以上为主，相比于短期利率，中期政策利率可以更有效的影响金融机构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实体经济。从经济增长和通胀目标出发，中期利率在时间的一致性上较强。中期利率调节相比于短期利率更能发挥市场自身的主动性，而且由于我国市场分割严重，调整一个市场的短期利率对全局的影响弱于中期利率。三是以利率走廊机制加中期政策利率的做法比较符合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情况。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等对银行信贷利率影响很弱，相反信贷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力很大。因此，在现阶段尚不能从货币市场入手进行利率调控。
从更远期看，我们对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演变作三点预期：
一是金融持续深化将是趋势。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是未来中国金融的主轴，中国将逐步打通分割的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货币市场也将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更大作用。利率走廊将收窄为有效的短期利率“锚”，市场收益率曲线形成，则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可能会向西方“常态”货币政策框架收敛。
二是债券回购利率将成为基准利率的主要选项之一。基准利率在整个金融市场利率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谓“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基准利率应该由市场形成、具有对相关利率的广泛影响、波动稳定、可测可控。从近年数据上看，货币市场中的银行间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最大微观组成部分，其中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又是最大组成部分。2015年，银行间市场拆借、现券和债券回购累计成交608.8万亿元，同比增长101.3%。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成交64.2万亿元，同比增长70.5%；债券回购成交457.8万亿元，同比增长104%；现券成交86.8万亿元，同比增长114.9%。另外，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的参与主体非常广泛，包括大中小型银行、证券基金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因此，从交易资金体量和参与主体上看，银行间市场的债券回购利率应该成为基准利率的主要选项之一。
三是汇率制度将更具弹性。2012年之前外汇占款是中国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渠道，外汇占款大量增加给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带来很大障碍，央行不得不使用数量型工具对冲基础货币投放。从2012年开始，我国外汇占款增速出现下降趋势，2014年之后外汇流出逐渐加快，2015年外汇储备减少约5 000亿美元。截至2015年12月末，央行人民币外汇占款由11月末的25.56万亿元下降至24.85万亿元，当月减少7 082亿元，创历史最大降幅，同月中国外汇储备下降超过1 000亿美元。外汇占款的大幅下降不仅给人民币带来进一步贬值压力，也给央行的流动性释放带来压力。根据蒙代尔“三元悖论”理论，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上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目前我国的资本流动性已经比较高，预计未来资本自由流动的程度还会进一步提升，为了货币政策效力的有效发挥，可以预期未来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将更富有弹性。
参考文献：
[1] 纪敏，牛慕鸿.确立央行政策利率预期锚[J].中国金融，2014，（9）.
[2] 任泽平，冯赟.去杠杆的现状、应对、风险与投资机会[EB/OL].凤凰财经网，2016-02-23.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223/14229726_0.shtml.
浅析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有效性 篇4
一、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框架的基本状况
我国当前所构建的是以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 以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 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 以保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为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和构建对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随着影响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传递的新的因素的不断涌现, 货币政策框架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正在制约其有效性的发挥。因此, 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调整和完善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二、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探讨
当前货币政策框架是否有效性在理论界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当前货币政策框架在总体上有效性的情况下, 仍然面临以下诸多问题。
1. 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问题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的形式将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确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但这一表述在学术界存在着单目标和多目标的争论, 如果是单一目标, 是稳定币值还是经济增长?如果
是多重目标, 各目标间如何确定优先次序和各目标间怎样协调?币值稳定的内涵是什么?以何具体指标来衡量?是通货膨胀率、汇率、CPI、PPI、GDP还是GDP紧缩系数 (名义GDP/实际GDP) 以及该指标在什么浮动幅度范围内才意味着币值稳定?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没有加以明确界定或规定, 这种模糊为货币政策提供了灵活性和相机抉择的较大空间, 但不利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科学决策和操作, 也不利于公众预期的正确引导, 从而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的发挥。
2. 双名义锚的问题
当前情况下, 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制约因素。保持币值的稳定包涵了币值的对内价值稳定和对外价值稳定, 这可以分别用通货膨胀率和汇率来衡量。因此, 在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就不仅有货币供应量这一名义中介目标, 而且汇率也成为了货币政策实际上的中介目标。央行为了汇率目标往往不得不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在目前汇率弹性不足以及对冲不完全的制度下, 外汇占款导致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 这与抑制国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目标背道而驰, 货币供应量目标和汇率稳定目标间的固有矛盾使得货币政策操作不可能达到“鱼与熊掌”兼得的目的。
3. 货币数量调控的有效性问题
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有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货币需求稳定和货币供给外生。也就是说货币量与最终目标的关系稳定, 中央银行对货币量能够有效调控。但目前这两个前提均出现了问题, 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 货币化进程正在深入, 改革由增量改革阶段进入存量改革阶段, 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在不断发生变化, 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 央行对货币量的控制性较差, 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和产出等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减弱, 公众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加大, 稳定公众通胀预期正逐渐成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
三、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完善
1. 正确认识货币政策的作用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 (稳定物价, 促进经济增长, 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 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 进而影响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 其总体上受制于一国金融环境与经济基础。货币政策是通过调控总支出来实现政策目标的, 相对来说, 货币政策在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胀比较有效, 而在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胀和结构性通胀则比较乏力, 也就是说对来自实体领域和供给面的冲击, 由于其不能在货币面上找到原因, 因而很难从货币政策方面找到对策。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对货币坏境的调控, 为解决问题创造必要条件。货币政策“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只能为经济增长创造平稳的货币金融坏境, 并以此为结构调整和加快改革赢取时间。”
2. 深入研究货币政策框架调整问题
鉴于当前货币政策框架遇到的困境, 选择适当的时机转向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是必要的。从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有效引导公众预期的方面来衡量, 通货膨胀目标制无疑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其优点之一就是有较高的政策透明度。如果央行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 同时加大政策操作的可信度, 这对于稳定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即使在当前通货膨胀目标制暂不可行, 中央银行的政策运作也应该增强可信度、透明度和独立性, 不仅有货币政策目标的透明, 也要求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的透明。当然, 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可能意味货币供应量操作不再特别重要。
3. 切实加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货币政策目标的制定权无疑应保留在国务院, 以确保目标制定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人民银行则应该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负责。同时依据职权对等原则, 应赋予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决策权, 即人民银行有权独立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目标的能力, 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增强也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从而有效稳定公众通胀预期。具体可行的方式是将目前作为咨询机构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升级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 赋予其独立选择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权力, 由央行内部系统的代表和经济金融领域的外部专家以相应比例组成专家决策机构, 从而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2]伯南克等:通货膨胀目标制:国际视角[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货币政策框架 篇5
记者：非常感谢周行长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货币政策取向的重要转变。请问“稳健”的内涵是什么？货币政策为何要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
周小川：正确把握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有三个关键：一是要控制好货币供给总量，保持贷款总量合理适度增长，实现中央提出的把好流动性总闸门的要求。二是要继续优化信贷结构，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三是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努力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近两年多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成效显著，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实现企稳回升。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经济增长动能较为充足。但随着经济的持续、较快回升，我国也出现了通胀预期加大、通胀压力上升等问题。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持续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又使国际流动性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加剧了输入性通胀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形势，明确提出2011年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取向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危机极端状态已经缓解，外需相对稳定，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货币政策回归稳健有利于加强通胀预期管理，防范资产价格泡沫。三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四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也要求货币政策及时回归稳健。
记者：根据“十二五”规划建议，我国要在未来五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这对金融业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如何协调管理金融市场及市场内各主体，从而实现既定目标？
周小川：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金融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金融业应努力通过发展金融市场，加快金融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让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
近年来，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以维护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使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和发展，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功能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成功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有力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今后，人民银行将紧紧围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在协调管理金融市场及市场内主体方面努力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为金融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加快发展金融市场，改善社会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引导更多资金配置到“三农”、中小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积极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竞争力。三是根据市场需求，加快金融市场产品创新，丰富我国金融市场的产品体系，为非金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多工具，并为市场参与者管理各类风险提供便利。四是丰富市场投资人群体，通过“广泛参与”与“合理分享”，让更多各类投资人分享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的成果，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五是通过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和完善金融市场风险监测与预警体系，动态跟踪金融市场风险的变化情况，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
记者：现在各部门也都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未来几年，金融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什么？
周小川：未来几年，金融改革应该坚持以下指导思想：一是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把握金融业发展的科学规律，提升金融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必须坚持按照市场化方向推动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自身的活力，处理好有效监管和市场化发展的关系。三是必须坚持对内、对外开放，拓展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引进来”的同时，鼓励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四是必须坚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将国际经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提升金融改革的有效性。
金融改革的重点，一是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和完善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二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三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四是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提升金融业稳健标准。五是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六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记者：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这也是国际社会在反思此次金融危机教训过程中取得的共识。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中国在这方面的举措？
周小川：国际金融危机重大教训之一是，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单个行业的风险，还必须从系统性角度防范金融风险，而宏观审慎管理正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良药。在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深入总结国内实践经验、准确把握金融管理制度改革方向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要求。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构建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有关工作，重点是建立逆周期信贷调控机制和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管理。一是建立金融体系稳健性分析监测和评估制度，强化宏观审慎分析，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及其风险变化，建立系统稳健性监测评估指标体系。二是建立和完善逆周期的货币信贷动态调控机制。把货币信贷和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与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结合起来，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丰富和补充政策工具，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提升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研究建立逆周期的动态资本缓冲和前瞻性拨备安排，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提升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三是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监管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和制度，督促金融控股公司加强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弥补监管真空和不足。四是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完善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完善有序的风险处置安排，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降低金融体系的关联性，防止金融主体“羊群效应”等。五是加强部门配合，实现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协调和补充，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实现统筹协调，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和研判，促进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措施的协调，强化金融风险化解和处置行动的配合，加强金融稳定信息共享等。
在提升我国金融业稳健标准方面，应继续强调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在银行资本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提高对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交易等业务产品的资本要求，适当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设定杠杆率标准，强调资本约束，强化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同时，研究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和前瞻性拨备安排，研究制定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更高的资本、流动性、大额风险暴露等要求。
记者：您是“整体改革理论”的主要贡献者。近几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这也是“整体改革理论”的成功实践。请您谈谈“整体改革理论”的精髓及其对金融改革的重要意义。
周小川：“整体改革理论”强调的是改革开放的整体性，也就是要系统地从传统的集中型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改革要配套进行，要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还要与法律体系建设和社会体系改革相互协调。“整体改革理论”既强调改革的整体性，也强调在不同时期突出重点，合理安排各项改革的顺序，朝“最优顺序”努力。“整体改革理论”的基础是渐进主义，要求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使改革尽量平稳、取得成效，同时给大家带来福利，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金融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考虑到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配套协调以及金融体系改革的整体性。改革开放初期，各个领域的改革需要消耗相当多的资源，当财政资源紧张、体制上又缺少灵活性时，主要是金融业承担了改革成本。而当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我们就把改革的重点转到了金融行业。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抓住了一个有利的时间窗口，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金融机构改革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奠定了基础。目前，各项金融改革稳步有序地推进。正是因为坚持了“整体改革”，我国的金融改革才能平稳进行，成效显著。
记者：伴随着改革的有序推进，公众都对金融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不排除对金融企业大而不强、效率较低、创新不足等提出质疑的情况。您对此如何评价？
周小川：“十一五”期间，我国金融机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日益完善，经营管理方式得到转变，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资产质量大为改观，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高。2010年第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906395.6亿元，资本充足率达到11.6%，不良贷款率为1.20%。
但是，面对当前和未来的环境变化和挑战，我国金融企业特别是商业银行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重要方面：一是仍然过度依赖贷款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二是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三是过度依赖对大企业、大项目，包括对政府背景下的项目的贷款所产生的增长和盈利；四是单纯或者过多寄希望于未来进行跨越性经营和业务雷同情况下的同业竞争；五是快速的信贷扩张，快速的资产扩张，依赖频繁的融资进行支撑的模式。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紧迫感、危机感，加快调整和转变。第一，更加注重传统发展方式的转变，注重实现集约式、内涵式、以效益和质量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第二，更加注重资产负债结构和资产质量的优化，这是银行实现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支持和保证；第三，更加注重通过机制的创新和业务、工具、服务的创新，来支撑综合竞争力、品牌和市场影响力；第四，银行应立足自身条件，走差异化竞争和以特取胜之路，将资源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领域，着力提高核心竞争力，真正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努力营造富有活力的银行业格局，既有国际一流大银行，也有扎根地方的小银行；既有专注于提供小企业服务的银行，也有着重为“三农”服务的银行。
同时，要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强化市场对金融企业的约束，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环境。
记者：在未来金融改革中，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成为重要内容，央行将会采取哪些措施？
周小川：近年来，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兑换程度不断扩大。下一阶段，将进一步深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加强跨境资本流出入的统计监测分析，在有效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险的前提下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货币政策框架 篇6
一、目前我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述评
在国家层面，农业部采取了指导性姿态。农业部的相关文件主要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2012年8月）、《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2月）、《关于统筹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认定工作的通知》（2015年6月）。其主要内容是：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探索建立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三位一体”培育制度，在新型职业农民概念、制定认定管理办法、规范认定程序、纳入教育培训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也提出“争取组织、人社、发改、财政、金融等部门的支持，探索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扶持政策体系，把财政补贴资金、示范推广项目、土地流转政策、金融社保支持等与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认定工作挂钩，提高认定的吸引力、含金量和认可度”。但是，其具体政策集中在教育培训方面，其它方面几无针对性政策措施，“含金量”较低。
在地方层面，探索进展较大。最近十多年，全国各地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产生，有传统型家庭规模经营农场、农业股份合作社、村集体或乡政府统一发包的家庭规模经营农场、法人型家庭农场、工商资本租地经营农场等等。地方层面在政策支持上积极探索，创造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众多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其支持政策中，以浙江省宁波市的法人型家庭农场、宁波市大学生进入农业就业、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农业职业经理、上海松江区由村集体统一发包的家庭规模经营农场及其扶持政策为典型代表，对制定国家层面政策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地方层面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特点是针对性较强，力图促进农业劳动岗位逐步职业化、长期化。其做法主要有：一是制定农业生产经营的准入退出机制或扶持门槛，力求农业经营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二是对按照国家及当地有关标准进行的生产经营给予财政补贴、融资优惠、农资供给、产品收购等方面的扶持；三是对符合标准的农业经营者（或农业职业经理）给予扶持，包括允许参加城镇职工或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并给予补贴等；四是对大学生进入农业就业给予扶持，包括给予工资补贴、解决城镇户口、参加城镇职工社保补贴等。地方层面的探索表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政策创新。
从总体看，产生“谁来种地”问题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所导致的城乡经济之间、工农业之间结构快速变动，直接原因则是农业经营环境不利、农业经营收入低下、农民社会福利保障缺失。尤其需要清醒认识的是，伴随着最近十多年国家逐渐加大惠农护农政策力度，“谁来种地”问题却逐步显现突出。这说明，仅仅依靠加强教育培训或囿于既有惠农护农政策不可能达到目的，还需要更富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二、政策扶持新型职业农民的侧重点
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正处于持续变动之中，各种类型的农业新型职业农民、新型经营主体不断产生，选准政策扶持的重心非常重要。
农业部《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試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的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类型及内涵特征是合适的，即“从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生产经营现状及发展趋势看，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占有一定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有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是指在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中较为稳定地从事农业劳动作业，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农业工人、农业雇员等。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是指在社会化服务组织中或个体直接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具有相应服务能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主要是农村信息员、农村经纪人、农机服务人员、统防统治植保员、村级动物防疫员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
从政策支持角度看，上述三类新型职业农民的作用不能并列，故扶持方法与力度也会不同。其一，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简称“农场主”），起辅助作用的是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即农业工人、农业服务工人）。主要由于“农场主”的存在与经营，其它生产要素包括农业工人、农业服务工人才能够聚集于农业生产经营流程之中。其二，我国目前是新老“农场主”并存，老“农场主”作为农村集体经济成员经营家庭承包土地，新“农场主”则往往经营土地远超过家庭承包经营规模。目前的问题复杂性在于，大量老“农场主”并不以经营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流转出租、自营、闲置土地等为普遍状态，而作为少数派的新“农场主”既有从老“农场主”发育而来的，又有从其他行业转入的，新老“农场主”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交叉。如果不加区分，找准支持重点，必然会走入普惠政策老路，效果不佳，财力难以负担。其三，未来农业经营无疑要以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为方向，而能够实现这些要求的只有新“农场主”，老“农场主”及农业工人、农业服务工人都难以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政策支持应当是以扶持新“农场主”为主，其他相关主体为辅，至少在国家政策层面应该如此，一方面用有限的政策资源构建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另一方面逐步出清低效的土地经营者。
三、未来我国农业经营模式的战略方向与职业要求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首先要明确新型职业农民的标准，而其标准又取决于未来我国农业经营模式的战略方向。
我国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的弊端主要有“三缺乏”，一是经营主体的自然人状态，即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当然也伴以细小规模经营，可以视之为“自然人型农场”，经营缺乏集约功能；二是农产品生产的自然状态，缺乏科学合理的统一标准与流程规范，质量缺乏安全性；三是经营活动的自由状态，农户几乎可以随时决定是否经营、流转以至闲置，经营缺乏稳定性。显然，不能继续维持我国传统农业经营模式。
从发展趋势看，我国未来农业经营模式的战略方向将是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企业化经营（简称“农业经营四化”）。“农业经营四化”是一个整体，能够形成稳定、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经营，有利于国家政策精准支持、规范农户经营行为，也有利于农户持久经营。在“农业经营四化”中，企业化经营是指经工商管理或社团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业经营，通过企业化经营才能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起到整合其它三化的作用。在农业发达国家，农业经营主体的企业化即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是普遍形态，具有自然人主体不具备的市场竞争能力，在规范管理、开拓市场、合作融资、持久经营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提升作用，既有利于经营主体，也有利于政府管理、扶持。目前，我国经过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企业正在快速发展，政策实施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据農业部数据，2014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达到30.4%，经营规模50亩以上的农户达到341.4万户；工商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128.9万个，成员达到5593万个（户），其中规范运行的合作社有26.6万个。
按照“农业经营四化”的要求，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标准显然较高。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业工人、农业服务工人，可以没有年龄、文化等方面的限制，身体健康、能够参加农业劳动即可；另一类是“农场主”，则需要制定标准。“农场主”的标准，除了健康之外，必须在经营管理知识、自有资产、经营规模、登记注册、标准化生产经营流程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这对国家层面和“农场主”都具有相互制衡作用，从而达到双赢。
四、培育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框架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政策内容
按照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政策内容是“一网三保”，即构建农户经济安全网，提供农业生产经营保障、农户收入生活保障、农民社会福利保障，培育核心农户；其主要目标是，在10—20年内培育1000—1500万个平均经营规模为100亩以上的农产品生产主体，使总耕地的1/2—3/4保持持久稳定高效的生产。
所谓农户经济安全网，是指由于农业的公益性，从进入农业生产经营到退休养老的全过程中，国家政策提供必要条件，确保农户能够进行持久、有效农业生产经营的，并确保农户能够可持续获得的经济收入与社会福利保障。我国农业传统政策主要集中于生产活动环节，而农户对收入生活保障、社会福利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成为“谁来种地”问题趋重的主要原因，必须纳入农户经济安全网。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看，这也是避免“黄箱”限制，利用“蓝箱”支持空间。
构建农户经济安全网，是政府与农户双方的权利、义务合约，是为农户保持积极、正常、持久的农业经营提供的预防与权利措施、政策激励和帮助，特别是农户遭遇经营困难时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并非是为农民提供“保姆”式的经营和经济保障，消极经营或仅仅租用农地不能获得政策支持。从政策支持角度看，获得农户经济安全网保障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农户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制，即经营规制，须以食物安全生产为核心；收入规制，须以管理有效合理为核心；福利规制，须以持久农业经营为核心。“一网三保”政策措施要基于这三方面规制进行制定。
（二）政策措施
1、提供农业生产经营保障
生产经营保障主要包括进入支持、生产支持两部分。进入支持，主要是对准备从事生产经营的“准农场主”给予投资支持；生产支持，主要是对“农场主”生产过程中所需服务提供支持。支持不仅仅是经济支持，还包括政府和公共服务组织的服务约定。生产经营支持的主要内容有：土地租用优惠贷款和财政补贴、农业经营技能培训、农业经营法律法规培训、农业市场知识培训、农业生产资料财政补贴和优惠贷款、参加标准化生产财政补贴、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优惠贷款和财政补贴、参加作物灾害保险财政补贴等。如前所述，农户的生产经营必须符合政府的相关规定标准，才能获得农业生产经营保障。
2、提供农户收入生活保障
农业经营易受自然灾害与市场波动双重风险，农户收入不稳定导致基本生活难以为继时常发生，必须将确保农户收入生活稳定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制定农户收入生活保障线。可以考虑，随着城乡收入及生活水平趋于均衡，农户收入生活保障水平应当逐步以至完全以城市居民的标准来衡量，否则就会失去政策引导作用。在近期，如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政府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由于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不可抗拒的原因造成收入连续下降，可参照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50%—70%制定农户收入生活保障线，如连续2年以上农户收入低于生活保障线，政府给予补贴。
3、提供农民社会福利保障
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平等的社会福利保障是大势所趋，但难以在短期消除城乡分割的不平等状态。因此，为农户提供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并予以适当政策优惠，能够有效激励农户经营农业。其基本内容主要有：农户享受城镇居民的养老、医疗、教育、救助、住房等全部社会福利保障；农户户主夫妻可以参加城镇各种类型的“五险一金”社会保障，政府给予财政补贴；鼓励农业经营代际相传，家庭农场子女中小学进入县域内优质学校就学，就读大学农业专业给予财政补贴助学等。
4、辅助性政策支持
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即农业工人、农业雇员等农业劳动力，目前一般以个体劳动者存在，将来会出现较多农业劳务组织；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即农村信息员、农村经纪人、农机服务人员、统防统治植保员、村级动物防疫员等，类型比较复杂，有组织或个体型态，有财政补贴与自筹，有事业编制与社会化等等。对这两类农业劳动力，薪酬上实行小时最低工资制、日最低工资制；社会福利保障方面，优先纳入城镇居民养老、医疗保险，政府对其中经济困难者予以补贴；鼓励建立劳动、服务合作社，给予财政、税收、金融方面的优惠。
对大中专毕业生进入农业领域创业者，比照享受国家有关创办、领办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享受农户前述“三保”的待遇。
5、现存国家农业支持政策增量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
这是目前可以快速实施的措施。我国现存的农业支持政策，形成原因复杂，不完全是以扶持农业发展为目标，具有社会性、普惠性、补偿性，短期内难以进行重大改革或者取消，一些补贴项目将保持相当长时期。但是，可以在保持现存农业支持政策项目及力度的同时，将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職业农民倾斜，在承担农业项目、土地流转、基础投入、金融信贷、税费减免、信息服务、营销推广等方面，优先考虑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如新增的粮食、棉花生产补贴，农业生产资料购买补贴等，就可以与土地经营规模、产量以及经营年限等挂钩，促进新“农场主”成长。
五、操作实施
（一）关于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的支持对象认定
国家层面支持对象，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民政社团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业经营主体为主，财政补贴资金由国家承担为主；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国家层面标准与政策，制定适合本地的认定标准与政策。
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是事关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的重要前提，必须认真考量。首先，目前新型职业农民处于发育阶段，如果国家层面认定范围过于宽泛，实际上将难以掌握真实情况，不利于采取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政策示范效果将大打折扣，不利于长期发展；地方层面直接面对农户，可以根据实际灵活确定认定范围与政策。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在地方层面可宽，在国家层面应严。第二，从目前发展趋势看，由于管理操作技术的成熟，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支持，完全能够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部门直达农户。在国家层面，直达登记注册的农业经营主体是最佳操作路径。第三，由于国家层面、地方层面承担的责任范围不同，对农户的支持历来在范围、力度、方式上有所不同，在支持新型职业农民上也将存在区别。
（二）关于政策实施的重点
政策实施的重点主要涉及农产品品种及区域、家庭农场范围。
农产品品种及区域。在国家层面，政策支持具有基础性、主导性作用的重要农产品及主要产区，即主要产区的稻谷、玉米、小麦、棉花、生猪、大豆、油菜、肉牛羊生产。地方层面则根据本地情况自定。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国家层面重点支持的优先序为：自耕农、土地合作社、职业经理人、农业工人（服务工人）、其它形式农业企业，其目的是保障土地与劳动力结合紧密者经营的稳定性与竞争力。
（三）关于政策创新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关键在于能否进行政策创新。我国现有惠农政策不适应培养农业增长新动力的要求。其普惠性，即几乎是每个家庭承包农户都获得，实际结果功能模糊、力度分散；其单一性，即政策支持集中在生产环节，对农户的收入、福利保障考虑较少甚至缺失；其间隔性，即国家层面支持并不直达农户，而是通过地方层面传递到农户，导致国家层面政策导向力大为减弱。
至少在政策工具、部门协同、国家和地方协同三个方面需要政策创新。政策工具方面，要建立新型职业农民规范标准、农户贷款与信用担保体系、农户收入与福利保障制度等；部门协同方面，要打破部门分割封闭，农业、财政、金融、工商、社会保障、民政、统计等部门充分协同，建立相关协调一致的制度，整合资源，互享信息，形成政策合力；国家和地方协同方面，要改变相互“钓鱼”的弊端，国家层面要发布明确的支持标准和重点，避免流于模糊、分散，同时，国家层面、地方层面的政策通道分开，直达农家，农户可以享受双重支持，形成明确有力的政策激励。
群众体育政策涵义与框架分析 篇7
1 群众体育政策涵义界定与分析
分析群众体育政策框架问题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搞清什么是群众体育政策,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有必要对群众体育政策和公共政策内涵进行必要的界定。
1.1 公共政策与群众体育政策的涵义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共政策现象的存在虽然有较长的历史,但将公共政策作为专门研究的历史却不长。因此,公共政策研究仍缺乏完善的概念体系和有影响的理论假设[1]。当前,人们对公共政策的涵义仍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定义公共政策的角度各不相同,例如:从政策主体或政策表现形式的角度来界定公共政策;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界定公共政策;从动态过程的角度来界定公共政策;从决策的角度来界定公共政策;从要素的角度来界定公共政策;从功能的角度来界定公共政策;从综合的角度来界定政策[2]。可以说,形成对公共政策涵义的理解存在差别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各方考察问题角度的不同。综合当前对于公共政策的理解,公共政策实际上是由特定主体为解决一定时期社会公共问题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或行为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赋予群众体育“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责任。从群众体育的性质看,群众体育是一项涉及全体国民的事业,它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解决涉及全体国民的体质与健康等体育文化需求方面的问题,这种问题属于社会公共问题,因此,群众体育领域的相关政策属于公共政策的范围,是群众体育这一特定领域的公共政策。根据以上理解,群众体育公共政策可以界定为:国家为解决群众体育公共问题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及行为方向。
该文以公共政策为视角,而不是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讨论,相比较而言,群众体育政策虽然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调整群众体育资源分配、达成群众体育事业的目标,但其文本范围更广泛,作用层次更具有直接现实性,政策实施的措施、方法与手段更具灵活性。
1.2 理解群众体育政策涉及的基本问题
1.2.1 群众体育政策解决群众体育公共问题
公共问题是私人难以在自己比较局限的范围内有效解决,不得不由作为公共权威的政府或其他公共服务组织解决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国家以公共政策为公共管理的手段,通过解决公共问题以谋取公共利益、实现国家职能。也可以说,公共政策的目标、出发点与最终归宿是公共利益以及为提升这个利益的公共效率[3,4]。
从国家根本大法赋予政府的责任以及群众体育本身的性质看,群众体育事业属于公共问题的范围,国家应该在公共服务的框架内满足群众体育的需求。产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是借助于群众体育公共政策并以其行动准则来实现的,因此群众体育公共政策存在的价值就体现在解决群众体育公共问题,谋取群众体育有公共利益方面,促进国民体质增强和健康水平的提高。从这个角度出发,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是解决群众体育公共问题的基本前提,是解决问题的行动框架和准则。当然,群众体育公共政策作为解决群众体育领域公共问题的重要手段,并不排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市场决策。
1.2.2 制定群众体育政策的主体
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即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个人、团体或组织。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这一主体必须具备公共权威,否则,政策就得不到信服与遵守,也就不能成为公共政策。由于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传统等存在差异,公共政策的主体也各不相同[5]。总体来说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党、利益团体、公民、大众传播媒介、思想库等几类[6]。
制定群众体育公共政策的主体也必须在群众体育领域具备公共权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这一主体主要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政党等,群众体育的利益团体和普通公民、大众传播媒介、思想库虽然在群众体育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是重要参与者和影响力量,但一般来说很难作为独立的主体制定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有学者对政党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身份有不同看法[7],但从我国的实际看,政党制定的相关政策不仅对政党内具有约束力,而且对包括国家机构在内的所有组织和社会成员均具有约束力,因此,执政党也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包括群众体育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或主体。
1.2.3 群众体育政策的表现形式
托马斯·戴伊认为公共政策是关于政府所为和所不为的所有内容[8]。这些“内容”作为政府行为的行动框架、准则在实践中都有相同或不同的表现形式,概括来说,公共政策的表现形式包括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声明和指示、行动计划与策略等等[9]。根据群众体育领域的实际情况,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声明和指示、行动计划与策略等形式都有作为具有一定影响的群众体育公共政策的。政府首脑声明和指示也不乏作为群众体育公共政策的例子,如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一直是群众体育发展的政策依据。其他几种政策的表现形式在群众体育领域均有或多或少的数量。
2 群众体育政策框架的内部结构
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框架是具体的群众体育公共政策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模式,构成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整体的是一个系统性的政策文本集合,这一框架系统至少包含了开展、促进、保障群众体育发展的不同层面、各个层次的政策文本。该文以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框架而非政策体系存在理解上的考虑。即,用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框架既关注群众体育公共政策体系的内部结构关系,同时也注重了群众体育公共政策体系与其他领域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分类目录,群众体育以及主要内容涉及群众体育的公共政策共211项,其中省级和市级“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占了绝大多数。但从地方颁布的政策类型来看还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贯彻上级工作意见、全民健身条例、体育经营或体育市场”和部分特殊体育场所的管理办法等方面。
从政策的发布机关类型看,主要集中在人大、党委和政府三种类型的机构。从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出台的数量与发布机关的情况看,表明党委和国家机关对群众体育的重视已不再仅停留在口头,而是以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本形式出现,这也说明群众体育的公共属性得到一定认可。
从各类群众体育公共政策发布的时间看,绝大部分属于1995年以后颁布的。199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实施的一年,这一情况表明此两项法律和群众体育的战略规划对其他群众体育政策的促生作用。
因此,可以说,群众体育领域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法律效力层次较高的、适应当前经济、社会以及群众体育发展局面与水平的保障与供给群众体育服务的公共政策体系。
3 群众体育政策与其他政策体系的关系
政策水平成为衡量现代社会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或政党以及其他团体与组织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来促进该领域的健康发展,因此,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包括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各类政策的复杂系统,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政策之间有着共同或一致的价值取向。
3.1 群众体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系统的关系
公共政策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是公共利益,这是不同领域的公共政策的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它们代表的利益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群众体育公共政策作为行动准则及行为方向涉及的领域是在群众体育范围内。然而,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多要素的系统,这些要素必须以和谐的方式存在才会有高效的发展,这种和谐除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外,各种公共政策代表了公共利益,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也是和谐的,从这个角度看,群众体育公共政策与公共政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3.2 群众体育政策与其他体育政策的关系
群众体育公共政策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政策的关系反映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之间的相互关系。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是体育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各自的功能、性质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因此群众体育公共政策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政策在追求与维护的利益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由于资源稀缺性的缘故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如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就是一个表现。
4 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目前我国群众体育领域形成了一个以满足群众体育文化需求(公共利益取向)为核心,与体育、文化、社会政策目标衔接与促进的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框架体系。这个框架由于政策与实践发展的不均衡性、非同步性,仍然存在群众体育公共政策在数量与种类上的不足。群众体育政策应随着经济、社会环境变化而有一个存在周期,因此应适时出台新政策,同时应适时终止旧政策,不断完善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框架体系。这就需要加强群众体育公共政策的科学研究,跟踪发达国家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最新发展趋势,科学预测群体需求,制订符合社会发展程度的群众体育公共政策。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好的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框架并不能完全代表群众体育公共服务的水平,要想完善群众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群众体育公共服务能力,除了具备一定的群众体育资源条件外,还需要在实践中通过相应的途径和手段来提高政策的权威性与执行力及其效果,当然,这是群众体育政策发展的另外一个问题。
摘要：群众体育政策是提供、保障群众体育会共服务的行动框架和准则,是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公共政策与群众体育政策的分析,对群众体育政策的涵义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理解群众体育公共政策涉及的群众体育公共问题,体育政策的主体以及群众体育政策的表现形式等基本问题,进而根据现行群众体育的政策文本体系划分了群众体育政策框架的内部结构,最后分析了群众体育政策与公共政策以及体育政策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群众体育,政策,涵义,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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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框架 篇8
关键词：粮食补贴,收入补贴,问题,政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粮食问题始终是我国农业政策的核心问题。但随着近些年我国逐步推行的各种补贴政策的实施,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综合性收入补贴、生产性专项补贴相结合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 这对实现我国粮食供给和提高公民收入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意义。但现阶段我国在补贴力度问题上以及地区差异问题上导致的各种补贴方式不够规范, 这个制约着我国各项补贴政策的落实。
1 我国的粮食政策发展及现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是国民生产的基础产业, 但我国还不是一个农业强国, 不得不承认我国农业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还极其匮乏, 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这对我国无疑是一种严峻挑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十分关注粮食问题, 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 总的来看, 较有代表性的有粮食补贴政策、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储备制度等, 下面以粮食补贴政策为例。
1.1 粮食补贴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国家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 对粮食生产进行财政补贴, 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项基本的粮食政策,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1.1 粮食统购统销阶段 (1953~1992年) 。
新中国成立后, 首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这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到1952年, 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 318万t增加到16 391万t, 增长了44.8%, 比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产量高出9.3%, 大大促进了粮食生产。随后, 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为了缓解粮食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 稳定粮价, 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开始确定实施农产品统销统购。这种做法在当时的背景下稳定了城镇居民对粮食的基本需求, 但是由于统购价多次调整而统销价变化甚微, 长期压低了粮食价格, 损害了农民利益。
1.1.2 粮食保护价收购阶段 (1993~2003年) 。
在粮食供给较为宽裕的情况下, 1993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 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粮食价格, 实行“统一政策, 分散决策, 分类指导, 逐步推进”的粮食价格改革原则。1997年、1998年又分别实行了“四分开、一并轨”改革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这种建立订购粮和专项储备粮保护价的制度, 使粮食产量与需求不相符, 库存积压严重, 粮食价格反而下跌, 农民获利逐年减小, 同时, 大大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 使国有粮食企业也陷入困境。出现这种局面后, 只得被迫逐年缩小保护价范围, 压缩保护价品种, 降低保护水平。
1.1.3 粮食直接补贴阶段 (2003年至今) 。
2004年1月, 国务院规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与销售市场, 同年5月提出了实行种粮直补、取消农业税等政策。但由于直补的标准和方式有所差异, 覆盖面还不够广, 农民依然感觉负担较重, 生产积极性不高。2004~2008年, 中央为稳定粮食价格, 对重点地区重点粮种实行最低价收购政策, 并不断减免农业税, 使农民真正受益, 到2011年, 全国粮食总产量已达57 121万t, 比上一年增长了4.5%, 创下历史新高。
1.2 粮食补贴政策的现实问题
不可否认, 粮食补贴政策的实行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有助于稳定农民收入,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我们可喜地发现每次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均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 从而粮食总产量上升。这对保护农民受益、促进粮食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 粮食补贴政策也使农民更加信任政府, 支持政府工作, 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但是, 如今的粮食补贴政策还不够完善, 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1.2.1 在间接补贴阶段, 补贴的最大受益者是国有粮食企业而非粮食生产者。
在中国的粮食补贴政策中, 农民一直是间接得到补偿, 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国有粮食企业按保护价收购农民余粮, 还是后来的粮食风险基金和储量补贴, 都拉长了补贴的流通链条。国有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忽略了政策目标, 大部分补贴都落入其手中, 农民收益甚微。
1.2.2 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导致生产过剩。
政府出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制定了粮食最低收购价, 使得粮食企业收购和储藏的数量不断增多, 货物囤积, 供大于求, 不得不低价处理, 并且向政府部门索要更多补贴, 形成了恶性循环。
1.2.3 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补贴不平等。
中央政府的补贴政策倾向于粮食主产区, 然而由于主产区往往处在不发达地区, 该省的财政能力有限, 这样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加在一起, 导致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到的补贴远低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可见, 我国的粮食政策还有待完善, 覆盖面还不够广, 可行性也不够强, 粮食安全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
2 进一步完善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思路
为了进一步完善粮食补贴政策, 一些部门提出将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增支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政策归并, 建立对种粮农民单一的综合补贴制度。实际上, 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农资增支综合直补与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最低收购价在政策目标上有根本区别, 内在的作用机理也有很大差异, 将其合并为综合补贴制度是不现实的。完善的总体思路应是稳定现有粮食补贴框架体系, 同时重点增加专项补贴的投人规模, 扩大补贴范围和环节。
2.1 建立兼顾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粮食补贴政策
现阶段, 我国正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 这个阶段,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 粮食需求也在同步提升。但由于农业科学技术水平方面存在不足, 这个使得我国农业基础建设设施存在缺陷, 致使粮食供应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所以, 如何稳定种植农民收入, 减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改善我国农业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建立兼顾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粮食补贴政策, 可以通过各项补贴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 与此同时还能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粮食的正常供给。同时, 国家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收入补偿制度, 逐步改善补偿的规模、形式及标准。
2.2 稳定收入补贴、专项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政策
综合补贴与专项补贴、最低收购价政策相结合的粮食补贴政策框架与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双重任务是相适应的。该体系能够在兼顾农民收入的同时保障粮食供给的双重要求。但在专项补贴的发放过程中尽管对目标农户进行甄别会大大增加政策操作成本但各地仍然没有采取普惠制, 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对目标农户进行甄别。因此, 在该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加以落实。
2.3 以生产性专项补贴的投入重点
现阶段, 我国城乡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 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成为了我国财政支农工作的重点。但由于城乡之间差距过大, 即使在投入相应的补贴也难以弥补这种差距, 因此, 只有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转变农村劳动力的形式来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根据国家财力的许可逐步提高农户的收入, 保证农户收入的稳定性。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长期以来, 我国都是一个粮食大国, 粮食问题作为关系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根本保障, 其对于我国的生存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文中笔者从当前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 指出了当前我国在补贴力度问题上以及地区差异问题上导致的各种补贴方式不够规范等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 从宏观层次上对我国制定各项补贴政策的落实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以期能够及早实现我国缩小城乡差距问题, 促进我国经济的问题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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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框架 篇9
在公共政策领域, 由于政策的多元和多样, 人们对其理解各不相同。托马斯·戴伊的“所为”论认为, 政府选择所为或所不为的一切事务均为公共政策, 它强调的是政府作为政策制定主体的选择因素, 包含做和不做的因素, 忽略了政府行动的因素。而詹姆斯·安德森认为, 公共政策是某一行动主体或一群主体解决问题或相关事务的有意识的行动。这一观点突出了现实中政策制定和制定的行动主体多元性, 强调了公共政策是以解决问题为取向的, 强调了公共政策行动主体的自觉意识。
由此可以看出, 公共政策的定义是与人们现实的社会治理任务联系在一起, 在不同时期, 不同阶段, 人们总是要概括出与现实社会治理相适应的、具有某种相对性的公共政策定义。从我国现阶段的历史特征出发, 我们认为, 公共政策是执政党和政府作出的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为宗旨的一系列决定, 它是立足于责任和能力的范围, 使社会达到良好治理的一种手段;公共政策是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满足多元利益需求的、事实和价值相统一的能动活动;公共政策是多个利益相关者通过辩论、竞争和合作的民主活动, 它是一种强调使用方法、技术和程序的科学活动。具体地讲,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以解决问题为取向。
其灵魂就在于解决那些已经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构成阻碍甚至造成威胁的带有普遍性的公共社会问题, 发现并确认社会问题是政府公共政策中最为重要的前提。
2. 以公共权力作为依托。
从根本上讲, 制定一项公共政策就是决定和落实一项政治措施, 制定、执行、评估公共政策的总体目标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 保证社会公正、民主、和谐的发展。
3. 以科学民主决策为生命。
公共政策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回应社会公众提出的要求, 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规划、方针、措施, 来解决那些阻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妨碍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公共问题。
4. 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
从具体的公共政策来说, 其目标是为了解决已经客观存在并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的正常发展已构成威胁的公共问题, 由此来协调、平衡公众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公共利益是一切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 来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 以达到持续不断地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二、公共政策审计:政府公共政策活动内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对公共政策活动的本质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政府对社会的治理, 必然需要通过动用公共资源来制定公共政策, 以协调和处理社会事务。这就涉及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和公共性问题, 如何保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发生偏差, 需要有一套公共政策评估和分析机制来对其执行进行纠偏。国家审计正是作为政策纠偏的工具而存在, 也就是国家审计国家治理功能, 它是作为公共政策活动的内生的一部分而存在, 而不是外在的。
罗伯特·罗茨 (Rbodes) 强调,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 治理是一种改变了的有序统治状态, 或者一种新的管理过程, 或者一种新的管理社会的方式。在国家治理的动态系统和管理中, 形成的公共权力若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 极有可能会发生“治理中的寻租和权力异化”。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工具, 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能渗入其他治理主体的管理过程, 又能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在对其他治理主体的权力进行跟踪和监督的同时, 能有效保持专业领域的职业判断, 提出相对专业化的改进建议, 促进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公共政策的执行与政府公共权力的利用是相伴相生的, 公共政策如果发生异化, 必然隐含着公共权力的滥用。因此, 一项好的公共政策, 一项被大多数人认可的公共政策, 自身必然带有监督和纠偏工具。
我们认为, 国家审计作为从事经济监督的国家机关, 其并不直接参与对国家和社会各种资源和代价的分配, 并不直接决定谁应当得到什么, 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 而是以独立第三方的资格督促查看资源和代价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并以独立思维进行有效的职业判断。因此, 独立性的特质决定了国家审计之于国家治理的核心层面, 表现为保障国家治理, 保障和保证国家治理权力的运行符合既定的目标安排, 为国家治理保驾护航。公共政策作为政府治理的一个主要方面和重要手段, 必然会成为国家审计的重点监督对象。
在现阶段, 国家审计作为公共政策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监督和纠偏环节, 承担的更多的是政策如何有效贯彻执行, 因此, 需要更侧重政策分析中的“趋后倾向”。所谓“趋后倾向”, 即公共政策研究中偏重于政策周期研究的趋势。公共政策绝不仅仅是信息获取、筛选与理论设计的结果, 一项公共决策往往是各种利益制定系统的改进与完善, 一项好的公共政策仅仅制定在书面上远远不够, 更重要的是说服和组织贯彻。这样, 对公共政策的研究需要对整个政策的生命周期进行探讨, 特别需要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我们的国家审计, 主要也就是对公共政策的执行进行监督, 对执行的程序公正性、结果的效率性进行评估, 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反馈机制而存在。
总之,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必然是公共政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公共政策活动全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公共政策活动的一种内生工具。天然的独立性、专业性, 使国家审计的这种治理职能在公共政策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政策执行纠偏和结果评估作用。
三、公共政策审计的作用机理:政策评估视角
1. 公共政策审计的作用。
国家审计, 作为一种独立的第三方的监督者, 本身具有审计的职业判断, 这一判断是基于充分的审计和调查, 因此, 从政策评估的视角, 公共政策审计, 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方法, 对公共政策方案规划、执行情况和政策效果及价值进行估计和评价的活动。在一项政策实施之后, 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对这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评估, 以判断该政策是继续执行还是需要调整, 还是总结。因此, 公共政策审计, 从政策评估的视角, 是整个政策过程的一个环节。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检验政策执行效果。政策出台前, 经过多方论证、多方博弈, 但在实际执行时, 由于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变化, 能否达到预期目标, 有时候在政策的制定环节是无法给出保证的答案。预期的数据和结果与运行的实际状况可能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这就必然需要在政策执行的全过程中对其执行效果进行不间断的跟踪调查、分析和判断, 给出调整的建议。
二是评估未来政策走向。一般来说, 一项政策在执行后, 有三种可能:一是维持既定的方针;二是进行局部调整, 根据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依据环境的变化, 对原来的政策进行适度局部调整;三是完全终结, 将不适应最新情况的政策废止, 或出台新的政策来代替。以上三种情况最终选择哪一种, 都需要依赖于我们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科学合理的评估, 这也是公共政策审计的主要作用之一。
三是促进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式, 总是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和政府活动的日益复杂而不断变化, 经验化的、缺乏跟踪和反馈的、一成不变的死模式不可能适应现实需要。通过政策评估, 用政策实施中产生的问题去反思政策制定中存在的失误, 才能不断使政策制定和执行逐步走向科学化。公共政策审计, 作为一种执行反馈工具, 能不断促进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的科学论证、执行公正、结果公平, 使其沿着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方向前进。
2. 公共政策审计的标准。
由于公共政策涉及面广, 变量复杂, 对于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的审计和评估, 其具体标准和指标都不尽相同。但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平性这一目标导向出发, 各种具体的量化的标准和指标都必须满足一些普遍性的规律。
这里, 我们借鉴美国学者威廉·邓恩的公共政策评估理论, 将公共政策审计的标准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效果标准。这是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有效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一标准关注的是政策实际效果与理想目标是否相符, 在多大程度上相符, 与实际还有什么偏差。二是效率标准。该标准的目的是要衡量一项政策要达到某种水平的产出所需的投入量或是一定量的政策投入所能达到的最大价值, 它表现为政策效益与投入量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三是充足性标准。它需要解决的是一项政策的实施所导致或产生的政策结果能否解决全部问题, 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预先目标设定的问题。四是公平性标准。公平是衡量政策效果的一项重要标准, 就某项政策来说, 它即使达到了效能、效率、充足的标准, 但如果这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基础之上, 那这项政策就不是一项成功的政策, 其实质包含着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五是回应性标准。所谓回应性, 是指政策实施后满足特定的利益群体需求的程度, 该标准的目的是要从整体上衡量某项公共政策的实施对社会的宏观影响, 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人们的口碑”。六是适宜性标准。这项标准主要针对的是政策最后结果的价值衡量, 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有价值, 要评价其政策目标的公平性和结果的公平性, 要在最求政策效率的同时, 关注和重视政策的公平性问题, 也就是“是否有价值去做”的问题。
公共政策审计六类标准的具体说明如下表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 公共政策审计就是要检查政策执行得是否顺利、政策是否得到了预期的收益。对公共政策进行检验必不可少。但由于公共政策自身的特殊性, 政策目标并不总是容易量化的。许多公共政策的出台, 往往包含了诸多目标, 而且这些目标又不可能一一进行具体量化, 这也为评估目标的确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除此之外, 随着环境的多变, 政策目标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因客观环境的变化或政策制定者观念的改变而发生变更。因此, 公共政策就在这种不确定中变更着, 也就给政策审计目标带来了困难。以上公共政策审计的衡量标准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 按照正常逻辑架构, 从一项政策所应发挥的社会治理功能角度来进行的一般阐述, 具体到某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 需要按照上述六类标准, 更深入地对其政策出台的背景、其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复杂的群众情绪等方面来设置更详细和更贴近的衡量和评价指标。
四、公共政策审计逻辑框架:政策分析视角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指出, 政策分析是努力改善政策制定过程及结果的开始, 而不是结束。虽然说好的政策分析并不必然带来政策制定过程的改善, 甚至并不必然用来为政策制定者、政策利益相关人服务, 但是, 公共政策分析的结果要是被用来交流和利用, 能够满足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政策利益相关者对政策分析的知识或建议需求, 则这种分析对政策制定过程及绩效的影响也会是一种积极的导向。同理, 公共政策审计, 从政策分析的视角, 也是一种对政策评价的过程, 也需要通过对政策自身及效果的评价, 来得出我们自身的审计结论, 来推动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因此, 从广义上讲, 公共政策审计是一种更独立的政策分析过程, 审计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政策的分析和评估过程。
从国家审计的价值趋向来看, 公共政策的审计还是一种分析形态, 其功能在于产生和提出信息, 用来改善决策者进行判断的基础。它是一种以审计特有的程序和视角, 在公共政策领域内创造和应用知识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其目标不是产生一成不变的建议, 而是帮助决策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现实可能性和期望达到逐渐的一致性, 它是一种导向性的公共政策建议。由于公共政策自身的动态性、多层次性, 公共政策审计的具体过程也必然是动态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需要采取“跟踪的方法”来解决公共政策的动态变化带来的“审计反馈滞后效益”。
因此, 从政策分析视角, 按照公共政策自身的演义逻辑, 结合国家审计的特点, 构建了一个公共政策审计的执行框架, 其目的就是要回答公共政策审计通过什么样的过程程序来实现促进公共政策沿着预定的方向和公平性的方向前进, 起到一种纠偏的作用。从政策的演义逻辑, 审计框架由五个相互联想的程序环节构成:问题构建、未来预测、行动建议、实施监控、执行评价。这是从公共政策运行全链条出发, 来对公共政策的整体进行的一种分析框架构建, 体现的是一种“全流程”的公共政策审计观。
从右栏的逻辑框架图可以看出, 公共政策审计的主要步骤可以分为:政策问题的构建、政策的未来预期评价、政策行动后的建议分析、政策实施时的监控落实、政策执行后的评估。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的国家审计, 作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 自身的行为本身就是政府活动的一部分。政府的公共政策从论证、起草到制定、执行, 乃至修正、废止的全过程中, 国家审计都可以发挥作用, 审计对这轮政策的分析和建议可以作为下轮政策重新论证的重要参考, 这是一个循环乃至无穷尽的轮回。国家审计要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中发挥独特的治理功能, 就必须树立这样一种主动“靠近”公共政策的“前端”, 重点监控公共政策执行和运行之后的“后端”, 主动作为, 这也是逻辑框架图中国家审计要从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开始, 经历政策前景、政策行动、政策结构再回流到政策问题的根源所在。
五、结语
公共政策, 已经日益成为社会的日常语言和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手段, 公共政策对社会的导引功能、调控功能、分配调节功能, 使其成为社会均衡发展的稳定器。公共政策审计,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免疫系统”功能的一个较好的实施载体, 切合了公共政策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目前, 公共政策审计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内涵、功能、目标等理论上的探讨。本文也仅仅是从公共政策评估和分析的视角, 对公共政策审计和公共政策活动的关系, 其作用途径和分析框架构建进行了探索。在今后的研究方向上, 笔者认为, 应该充分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构建具体的公共政策审计模型, 以量化的指标来具体论证公共政策审计对公共政策活动产生的作用, 以及作用的大小等等, 以更进一步推进我国公共政策审计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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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框架 篇10
关键词：货币供需失衡,外汇储备,货币动态调整模型
在资本项目、经常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我国外汇储备经历了超高速的增长。外汇储备的增加显示了我国经济实力逐步提高,增强了国外投资者对人民币稳定的信心,以及中国经济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也对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我国货币供需的状况,国内学者多侧重于从货币需求函数入手,并采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几年外汇占款已取代了信贷的基础货币供给地位,如果不考虑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对货币供需的影响,则实证结果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国外的文献则偏重于货币失衡对外汇储备需求的影响,实际上货币供需失衡和外汇储备是互为因果关系的。本文主要研究外汇储备供需失衡为常态的条件下,外汇储备对货币供需失衡的溢出以及货币失衡向均衡的调整过程。
一、我国是否存在货币供需失衡的特征判断
货币供需平衡意味着经济体中的价格保持相对的稳定,经济体中一旦出现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会发生货币供需失衡,其实质在于货币供给不稳定造成货币需求非稳定性。货币供给不稳定性既可能来自于内部无约束的财政赤字,也可能来自于外部流动性输入(输出)。外部流动性输入(输出)的表征是一国外汇储备的波动,外汇储备波动是外汇储备供需失衡的必然结果。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增加了一国保持货币供给稳定的难度,导致货币供需失衡成为经济中的常态,从而周期性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我国是否存在货币供需失衡可以从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来判断,当然也不能排除其它外部因素对价格指数的影响。图1为1980-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图1显示1997年以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波动较大,曾经在1988年和1994年出现两次较高的通货膨胀。1998年以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波动幅度降低,更多年份呈现通货紧缩的特征,直到2007年和2008年,通货膨胀才有所抬头。这说明1997年以前货币供需失衡特征更为明显,而在1997年以后,货币供需失衡程度有所缓解。同1997年以前货币供需失衡一边倒相比,1997年以后的失衡呈现双重性,这在一定意义上暗示着货币供需失衡可能发生了结构性改变。
注:通货膨胀率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给为M1。
注:外汇储备不含黄金,货币供给为M1。
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可以从对国内货币供给的影响上表现出来,如果外汇储备增加所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不被央行所冲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不存在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如果央行借用外汇占款来替代信贷渠道和财政渠道投放基础货币,那么即使存在外汇储备供需失衡,也可能不被市场所观察到。如果央行对外汇占款进行冲销,则说明外汇储备供需失衡一定存在。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3年以前年流通中现金增量要大于外汇储备增量,但是二者间的差额并不是太大。如果考虑到货币乘数,外汇储备增加引致的流动中现金增量肯定会大于实际中的年流动中现金增量。2004年以后即使不用考虑货币乘数,外汇储备增量已经大于年流通中现金增量。上述分析表明央行必须对基础货币供给冲销,否则货币供给将极度过剩。事实上,2002年以来央行开始借助央行票据回笼基础货币投放。由此可见,外汇储备供需失衡是存在的,而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对货币供需影响同样存在。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
本文分两个步骤来构建货币需求模型:第一步构建外汇储备需求的长、短期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估计外汇储备需求的失衡;第二步构建外汇储备需求失衡框架下货币需求的长、短期模型,对货币需求模型进行估计。
(一)外汇储备需求的长、短期模型
一般来说,长期外汇储备需求函数可由规模变量(交易动机)、不确定性(预防动机)、储备持有的机会成本和收支失衡的调整成本(盈利性考虑)获得解释。因此,外汇储备需求模型对解释变量的选取既要考虑到经济规模、边际进口倾向、国际收支波动率、本国利率与世界利率差额、对外负债等诸多因素,也要兼顾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我国长期外汇储备需求函数如下:log RES*t=β0+β1log APIt+β2log DEBTt+μt (1)
其中,RES*t代表t时期由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规模等因素决定的意愿外汇储备持有量;APIt代表t时期边际进口倾向;DEBTt代表t时期偿债比率,μt为随机扰动项。
意愿外汇储备是总收益最大化时的外汇储备持有,但实际上一国外汇储备持有通常处在同意愿外汇储备持有相偏离的水平上。在外汇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为维持汇率的稳定,一国央行必然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买入外汇,增加储备持有;相反则卖出外汇,减少外汇持有。由于外汇储备持有不是由实际的外汇需求决定的,而是更多地受制于外汇供给,所以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应该是常态。对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动态过程的模拟,一般采用局部调整方程(Clark,1970;Edwards,1984):Δ log RESt=β[log RES*t-log RESt-1]+υt (2)
其中,RESt代表t时期实际的外汇储备持有;log RES*t-log RESt-1 项代表t时期意愿外汇储备同t-1时期实际外汇储备持有的偏离;系数β代表外汇储备失衡的调整速度,υt 为随机扰动项。标准的短期外汇储备需求函数:log RESt=γ0+γ1log RESt-1+γ2log APIt+γ3log DEBTt+ϕ (3)
其中,γ0=ββ0,γ1=(1-β),γ2=ββ1,γ3=ββ2,ϕt=βμt+υt。 通过对方程(3)的估计,可以得到短期外汇储备需求函数的系数,从而间接地计算出长期外汇储备需求函数的系数,最终通过方程(1)计算出意愿外汇储备。
(二)外汇储备需求失衡框架下的货币需求模型
一般认为货币需求取决于规模变量和机会成本,但是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取决于永久性财富和利率;同时,货币需求采用实际值和名义值也决定了价格变量是否出现在实证模型中,机会成本变量的选取也直接影响到实证结果。本文选择简单的模型来构建长期货币需求函数:log M*t=α0+α1logGDPt+α2log Rt+ωt (4)
上式中M*t代表t时期由收入水平和利率决定的意愿实际货币需求;GDPt代表t时期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Rt 代表t时期国内贷款利率;ωt为随机扰动项。由于受到经济周期性波动、收入不确定性、价格及凯恩斯的投机性需求等因素的影响,货币需求函数在短期内是不稳定的,意愿货币需求与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往往处于非均衡的状态。短期内经济主体希望将实际货币持有调整到意愿水平,由于调整成本的存在,全部、及时地调整到意愿水平是不可能的,调整总是部分地进行的,因而同样采用局部调整方程来刻画货币需求失衡的动态调整过程。调整方程:Δ log Mt=δ[logM*t-logMt-1]+φt (5)
但是方程(5)仅仅部分地描述了真实经济世界中货币需求失衡的调整过程,在外汇储备供需失衡的前提下,其直接后果是央行外汇储备持有的增加(或减少),进而导致国内基础货币供给也随之增加(或减少)。
为了保持基础货币供给的稳定,央行必须进行货币冲销。但在冲销不完全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失衡必然要溢到货币市场,影响货币市场失衡向均衡调节的速度。因而在货币失衡的调整方程中融入外汇储备失衡,可以得到如下的短期动态调整方程:Δ log Mt=α[logM*t-logMt-1]+λ[log RES*t-log RESt-1]+ψt (6)
其中,α系数代表对意愿货币持有同实际货币持有偏离调整的速度;λ系数代表对意愿外汇储备同实际外汇储备持有偏离调整的速度;ψt为随即扰动项。将(4)式代入(6)式,可以获得标准的短期货币需求函数:log Mt=θ0+θ1log Mt-1+θ2log GDPt+θ3log Rt+θ4[log RES*t-log RESt-1]+εt (7)
其中,θ0=αα0,θ1=(1-α),θ2=αα1,θ3=σσ2,θ4=λ,εt=αωt+λμt+ψt。通过对方程(7)的估计,我们可以得到短期货币需求函数的系数,从而间接地计算出长期货币需求函数的系数,最终通过方程(4)计算出意愿货币需求,方程(6)估计出货币需求失衡的动态方程。
三、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本文模型使用的是1980-2008年的年度数据,文中所有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年度报告。货币供应量(M1)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实际变量,采用价格平减指数进行了相应处理,经济开放度(API)为年度进口总额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外债比率(DEBT)为年度外债总额同外汇储备的比值,国内贷款利率(R)为国内一年期贷款利率,外汇储备(RES)为国内实际外汇储备持有(不包含黄金)。
(一)外汇储备长、短期需求函数的估计和检验
为估计长期外汇储备函数,首先采用OLS估计短期外汇储备需求函数,各主要变量的符号同预期的相一致,即储备需求同滞后一期外汇储备持有、经济开放度和外债比率正相关,但是Durbin-Watson检验不能作为判断回归方程残差是否存在序列相关的标准。
(二)货币需求函数的估计和检验
在求得了长期外汇储备需求函数后,就可以计算外汇储备失衡。从模型估计结果可知,各主要变量的符号都同预期的相一致,即货币需求同滞后一期实际货币持有、实际收入和外汇储备失衡正相关,同利率水平负相关,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从长期来看,外汇储备需求失衡不会对长期货币需求函数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四、计量结果分析
根据估计的长期外汇储备需求函数和长期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近似地计算出外汇储备供需失衡缺口和货币供需失衡缺口。货币供需失衡缺口和外汇储备供需失衡缺口的时间序列图形如下:
(一)货币供需失衡分析
从图3可以看到货币供需失衡是常态,而货币供需平衡是非常态,货币供需缺口大部分时间不在0左右波动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990年以前,货币供需失衡缺口在负值区间内运行。这说明尽管货币政策是扩张性的,但是,货币投放并没有超过经济主体的意愿货币需求,国内价格水平应该保持在温和的水平。这似乎不好解释1988年通货膨胀的爆发,可是,考虑到1988年进行了价格体系改革,制度性变革造成居民对物价上涨的预期非常强烈,随之而来爆发了疯狂性抢购风潮,这种由通胀预期引起的货币需求变化并没有在模型中体现出来,从而可能导致模型低估了货币需求。
1991-1995年,货币供需失衡缺口在正值期间运行,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超过了货币需求,货币政策是扩张性的,从而具有产生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实际上此期间通货膨胀率同货币供需失衡缺口保持了相当高的一致性,随着货币失衡缺口逐渐增大,货币供需失衡日趋加剧,通货膨胀也相应地于1994年创下了24.1%的高点。1996-1999年,货币供需失衡缺口在负值期间运行,这表明货币投放低于经济主体的意愿需求,货币政策呈现紧缩性,相应地物价指数也随着通货紧缩而持续下降。上述分析表明货币供需失衡缺口由“正”到“负”的循环,同货币供给松紧的周期性变化基本吻合。
2000-2007年,货币供需失衡缺口再次重回了正直区间。货币供需失衡缺口的由负转正显示扩张性货币政策取代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伴随货币扩张性政策的显现,中国经济逐渐摆脱了通货紧缩。与此相伴,国内物价开始了温和、小幅的上涨。进入2007年,货币供需失衡缺口达到了高点,国内通货膨胀也逐渐抬头,并于2008年创下了5.86个百分点的近十年新高。然而,美国金融危机在2008年下半年的恶化,彻底逆转了货币供需失衡的方向,货币失衡缺口迅速地由正值转变为负值,这也是2008年通货膨胀实际值低于年初预期值的原因,同时也为我国通货膨胀的控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对货币供需失衡的影响
从图4可以发现,进入1986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供需失衡缺口均为负值,说明央行实际外汇持有小于意愿外汇持有,其含义是央行倾向于增加外汇储备持有,这同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行为基本吻合。央行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国内基础货币供给增加相同的数量。由于外汇储备的单方向变动,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受到一定的掣肘。1986-1994年,外汇储备供需失衡缺口呈现逐渐扩大的态势。外汇储备供需失衡缺口扩大意味着外汇占款的增加,从而增加了国内基础货币供给。当时,国内经济已严重过热,而激增的外汇储备所导致的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又火上浇油。为控制基础货币的供给,央行只好通过回收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来冲销外汇占款。但是冲销的效果并不理想,国内CPI指数在1994年达到了峰值,这是第一次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影响货币供需失衡,进而干扰了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二次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影响货币供需失衡是在2007年。从2007年货币供需缺口上看,应该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为此央行的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轮番上阵,但是货币紧缩的效果并不明显,紧缩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仍旧在于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政策的反作用。紧缩性货币政策虽然回笼并冻结了存量货币,但是外汇储备增加却为市场注入了新的流动性,从而即便货币供需失衡缺口有所收窄,但是外汇储备供需失衡负值缺口又再次将收缩的货币供需失衡缺口放大,紧缩货币政策失效也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三)货币供需失衡的调整速度
货币供需失衡是由两部分调整来完成的:一部分为对当期意愿货币需求同滞后一期实际货币供给缺口的调整,另一部分来自对当期意愿外汇储备需求同滞后一期实际储备供给缺口的调整。当两缺口符号相同时,有助于提高货币供需失衡向均衡调整的速度;当两缺口符号相反时,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延迟了货币供需失衡向均衡调整的速度。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在1994、2007年两个关键的通货膨胀时期,外汇储备供需缺口同货币供需缺口符号基本是相反的,这说明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干扰了货币供需失衡的调整,同时也说明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性。由于外汇储备供需失衡的总额相对较高,因而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对货币供需失衡的溢出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
五、结论
通过构建外汇储备需求失衡框架下的长、短期货币需求函数的动态调整模型,估计了1980-2008年中国货币供需失衡的程度。结果表明:(1)货币供需失衡缺口的变化同宏观经济的波动大体上是一致的。当货币供需失衡缺口为正值且逐渐偏离均衡值时,经济呈现出过热的特征,消费和投资迅速扩张,通货膨胀加剧;当货币供需失衡缺口为正值且逐渐向均衡值回落时,经济过热得到控制,通货膨胀随之显著下降;当货币失衡缺口为负值时,经济呈现出紧缩的特征。(2)1990年以前,我国货币供需失衡主要是由信贷扩张导致货币供给增多引起的。1990年以后,我国货币供需失衡主要是由外汇储备积累所导致的货币供给增多带来的。我国外汇储备的积累行为所导致的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同货币供需失衡的冲突主要有两次:1994年和2007年。特别是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严重干扰了货币政策,增加了国内基础货币的供给,致使紧缩性货币政策效率大打折扣,从而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的程度。
我国货币供需失衡缺口时间序列显示,货币供需失衡是常态。在由货币供需失衡向均衡调整的过程中,调整速度为0.64,这意味着失衡缺口约有64%能够在一年中得到调整。由于这一调整速度明显过慢,因而增加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与此同时,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同货币供需失衡的冲突,延长了货币供需失衡向均衡调整的时间,并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我国货币供需失衡调整速度较慢,一方面表现在我国外汇储备供需失衡严重地干扰了货币供需失衡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同国内利率非市场化、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和偏重于政策调控有直接关系。因此,我国货币当局应充分认识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向货币供需失衡溢出的严重性,尽早打破外汇储备供需失衡对货币供需失衡溢出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同时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以提升央行货币政策执行的效率,加快货币供需失衡向均衡调整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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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框架 篇11
【关键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MPA；广义信贷；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收益
一、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发展历程
2011年初由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高速增长，中国央行为更精准地管理贷款规模，开始进行合意贷款测算，并于当年2月启用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这二者便是央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雏形
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核心内容是，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及金融机构自身资本水平，引导其信贷增速保持在合理水平。其与合意贷款的区别在于，合意贷款是不用缴纳差别存款准备金的新增信贷，即当商业银行突破央行合意贷款规模后需向央行申请增加，如果未获批准则银行需要额外缴纳差别存款准备金。
2012年1月，商业银行单月信贷投放已超过当季额度，银行面临着降低信贷规模或遭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处罚的局面。于是央行进一步细化指标要求，执行1月合意贷款不超过一季度的35%，一季度不超过全年的40%的标准。
2013年，为促进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从“大水漫灌”转为“定向滴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尤其是2014年之后，央行多次降准都会同时进行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如2015年10月23日，央行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为加大金融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力度，对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额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升级”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期，防范金融风险刻不容缓；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仅盯狭义贷款无法满足宏观审慎的要求。同时，伴随中国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宏观审慎管理能力的提高显得尤为迫切。
有鉴于此，央行于2015年12月正式推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升级版”——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并于2016年正式实施。MPA保持了宏观审慎逆周期调控的理念，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仍为关注重点，并将之前建立在合意贷款和差别准备金率基础上的宏观审慎进一步延伸，拓展为7个方面14个指标（见表1）。
央行据此按季评分，每个方面各100分，按评分结果将商业银行分为A、B、C三档。其中，将7方面指标均达到90分的机构认定为A类机构，将资本和杠杆情况、定价行为中任意一项不达标，或其他五项中任意两项及以上不达标（不到60分）的机构认定为C类机构；其余为B类机构。可以看到，资本和定价是央行关注的重点指标，并在MPA体系中具有“一票否决权”，任意一方面不达标的，直接归入C类。
央行现阶段主要采取差别存款准备金利率（10%～30%）的差异化激励约束管理措施，即对A类机构执行奖励性存款准备金率（10%～30%），B类机构执行正常激励，C类机构实施惩罚性存款准备金率。
此外，MPA扩大了央行信贷管理的口径，由狭义贷款拓展为广义信贷，包括各项贷款、债券投资、买入返售等业务，商业银行可在央行对广义信贷的要求之下，打通安排各类资产投放。
三、MPA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首先，MPA将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节奏和各项信贷资产投放比例。
由于MPA下央行将按季度考核银行信贷规模，银行有冲动在一个季度的前两个月信贷放量，第三个月缩量以符合监管标准。同时，银行也将减少信贷规模的腾挪，表外业务逐渐回表，并对所有资产品种进行统一管理，这有利于银行规避交叉业务风险，更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
其次，MPA有利于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初期理性定价，FTP定价也将成为银行核心竞争力。
中国正处于开放存款利率上限初期，央行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定价行为作为一级指标，反映出央行对利率市场竞争秩序和商业银行定价能力的高度重视。对银行来讲，定价也将是衡量其实力高低最重要的因素，而FTP定价能力也将成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好的FTP定价不仅能够覆盖各种风险成本，还能在市场竞争中凸显优势，银行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好内部协调。
最后，MPA将促进商业银行“扬长避短”以最大化监管收益。
MPA中央行坚持以资本约束资产扩张，通过引入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控制商业银行广义信贷增速。与银监会的资本充足率相比，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公式中多了“结构性参数”的乘数，以调整宏观审慎的稳定性，比银监会的标准更为严格。
因此，在经营策略上，银行应及时改变“存款”立行的原则，结合自身优势“扬长避短”，通过专注于有优势的资产负债业务进行差异化竞争，并根据竞争优势测算各项指标的边际成本收益，通过提高单位成本较低的指标分值、降低单位成本较高的分值，最终实现监管收益最大化。
四、完善MPA的政策建议
第一，央行需增加对金融机构的奖惩措施
MPA体系虽然庞大，并增添了对金融机构的考核指标，但在实际应用方面并无实质性变化，仍局限于银监会监管的金融机构。
从具体指标来看，银监会有对金融机构考核的硬约束，如上述14个考核指标中，流动性覆盖率、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等多项指标仍在银监会的职责范围内；此外，银监会还有在数据维护、会计核查等方面的监管措施。这些均可作为硬性监管底线，只要突破，银监会便有权力实施更加严厉的处罚和行政措施。
从业务角度看，银监会的硬性指标是对银行业务扩张能力的监管，并可约束银行业务发展的边界，特别是资本充足率直接约束表内风险资产类业务的发展状况。
相较而言，MPA的各项准入和风险指标类似底线监管，央行可以通过存款准备金或流动性支持给予金融机构实质性奖励，较银监会有优势。但由于目前央行的奖惩措施仅限于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较为单一，对金融机构的约束力有限。
第二，在资本计量方面，应采用“内评法”而非“权重法”
“内评法”是按外部评级和机构类型对不同风险主体给予不同权重，精细地计算每一类资产真实的违约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从而合理设定占用的风险资产比例，这种方法使得资产风险溢价更为突出，有利于商业银行对风险的把握和管理水平的快速提升。而“权重法”则不考虑风险评级，是个相对粗略的计量方法。
因此，“权重法”下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当银行对企业投放信贷，不论该企业风险高低或是否有担保，均需按100%的风险权重计提风险资本，但其他银行可以通过回购该资产将其转变为银行的信用风险（风险权重仅为25%），从而增加了银行通过同业业务进行监管套利、多配高风险资产的渠道，并提高了风险敞口。
此外，长期看“内评法”也有利于鼓励银行转向中小企业贷款，对整体融资环境的改善将有明显的提升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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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建.央行的“全面风险管理”——简评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
[6]孙建波.MPA概念全解析.
[7]刘枫.杠杆改革：从银监会滚向央行的票据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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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框架 篇12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改革发展,政策框架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起点是农村改革。以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改革都走过了三十年,古语有云,三十而立,三十是成熟的标志。而就我国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处带来极大改革福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国当前的现实,农村劳动力流失与大量土地撂荒的现实刀笔改革。
一、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
2005年是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个节点。1978-2005年,我国的农村改革以放权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政府逐渐从无所不包的现代家长转变为客观指导的科层制政府。在2005年之后,农村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为主。而这一转变最主要的表现则是农业税的取消。农业税已经在我国延续了近2600年,2005年,《农业税条例》废止,标志着我国的农村改革从减少干预到提供公共服务的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更是形成了以工促农,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新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而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一决定具有极大的历史功绩,其不仅理顺了党和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而且达到了积极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目的。不仅在经济上保障了农民的物质利益,也客观的提高了农民的民主权利。
经过数十年的摸索,改革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召开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农村问题,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并经过全国人大投票表决写入了宪法,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基石。
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同志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充分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通过农民股份合作等形式,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的占有、收益、抵押、担保和继承权。同时提出,保障农民的宅基地,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同时在慎重的前提下试点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转让。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运行。为农村进一步改革提出来了方向。
二、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
(一)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首创精神
根据法理,法律并未被创造,而是被发现。我国确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并非来自法学专家的创造,而是对较为先进的安徽小岗村土地改革模式的法律表述,因此,我们在确立进一步改革方向之时,应当充分尊重农民的意见,进行改革,当前,诸多地方已经试点了农场制改革,即多家农村承包土地交由一人耕种,其他人参与分成的模式。这一模式能够极大调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遵循这一实践需求,进行配套的制度设计。
(二)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解决是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倘若三农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我们的现代化、中国梦等构想都只是空中楼阁。而解决的关键,便是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当前农村之所以劳动力流失,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城市将诸多资源集聚,而削弱了农村的竞争力。为此,我们的改革设计应当以平衡效率与公平为原则。市场化具有天生的逐利特性,当市场化改革到一定程度,农业反而成了低效率行业,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差距也就此拉大。
(三)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我国农村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其根源便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行政模式,这一模式在当前已经证实是失败的产物。为此,我们应当以市场化为改革的基本方向,逐步理顺农村基本生产关系,放活微观经济主题,促使农民资助经营,从而释放农地巨大的生产力。当然,由于农地属于特殊的国家资源,完全放开将不利于政府调控,为此,应当在保证农民理性决策的前提下,对农地流转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诚如国家所言,应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新阶段的发展趋势展望和对策建议
国家每年的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可以看出,中央一直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减税、免税再到农业补贴,尽力为农民、农村与农业注入活力。在新常态下,农村改革的方向必将是:改革农地政策、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重申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从而发挥农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的农村土地亟待改革。众所周知,我国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承包的权利,农民承包权利的流转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然而,为了扩大生产,农民往往面临着资金困难,而农地又是农民手中最有价值的财产,倘若不能发挥农地的集资功能,相当于浪费社会资源。为此,应当建立适当的流转制度,在保障农地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将农地进行有计划的抵押、交易。从而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其次,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应当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增加县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加,将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同时,应当进一步探索既能激发农民积极性,又不至于出现依赖心理的农业补贴政策,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完善,政府应当倾注更多的热情与精力。
再次,切实解决阻碍城乡统筹的体制性因素。为了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应当加快城乡二元体质的破除,建立城乡一体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劳动就业等新格局。此外,需要通过城乡一体的生产要素市场,资金人才市场进行有力的补充,实现基础设施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的理想状态。切实按照一体化的要求,完善行政机构的进一步改革,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复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云南的旱灾导致农业受到重创,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官员无法未雨绸缪,对旱情缺少关注,从而忽视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应当对农村水利设施进行修整,加强农村的耕地保护,防止重金属污染。加大资金投入,推进机械化的普及,进行绿色耕种,此外,需要加强配套的技术支持,积极探索科研成果进村入户的有效机制。
最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支持。同时,加快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构建。推动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我国当前提出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建国初期实行的集体生产具有本质的不同,建国初期的集体生产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违背市场的基本规律,因此遭到历史的淘汰。而当前鼓励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考虑到农村劳动力流失,通过集中有限的力量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是一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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