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抑制（精选8篇）
货币政策抑制 篇1
一、凯恩斯的通货膨胀是为政府服务的
凯恩斯持有的是半通货膨胀理论, 他不同意任何货币数量的增加都具有通货膨胀性的观点。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 货币量增加后, 就业量随有效需求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货币数量的增加不具有十足的通货膨胀性, 就业量产量的增加和物价逐渐上涨是同步的, 但其幅度小于货币量的增加。凯恩斯认为, 只有在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之后, 货币量的增加才产生显著的膨胀性效果。而在凯恩斯的理论模式中, 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 所以增加货币数量指挥出现利多弊少的半通货膨胀, 而不会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
凯恩斯在1919年还认为“要推翻现存的社会基础, 再没有比破坏通货更巧妙、更可靠的手段了。这个方法使经济规律的一切隐藏力量都帮助起破坏作用, 而且是在百万人中无一人能诊断的程度上发挥这个作用。”然而在30年初的英镑国际价格猛升, 所有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大大提高, 从而降低了英国出口商的出口竞争能力, 影响了国内生产和就业。凯恩斯认为降低工资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既无效又有害, 从而提出了膨胀性政策的主张。
然而当时英国的状况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或者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情况, 凯恩斯以此为依据建立的理论和提出的主张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和正确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次贷危机来临, 美国不断加大对经济的投入力度, 然而收效甚微。
正是凯恩斯的观点迎合了政府扩张货币的欲望, 使政府摆脱了最大范围的约束, 开始名正言顺地持续推行膨胀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就是为政府服务的, 为政府的发行货币提供了错误的理论基础。受伤的不仅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危机, 还有外国, 比如中国持有美元的储备却因为美联储的邪恶做法而缩水。
二、通货膨胀的非货币性成因不是真正原因
新剑桥学派向来以“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自居。在通货膨胀的问题上, 他们认为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从直接原因来看, 是工资推动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 而从深层次原因来说, 主要是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不公平、不合理的结果。还有其他学派的观点更直接, 工会力量日益强大推动了工资上升或是提高个别垄断商品的价格所致。但是, 强有力的工会和垄断商品的提价都只能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动和物价的一次性上升, 不可能造成普遍、持续的物价上涨。工资增长超过生产率增长和垄断商品的提价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因此排除中央银行的行为, 这种原因是不成立的。事实也证明, 在通货膨胀很高的国家中, 有的工会力量相对软弱 (如巴西) , 有的工会力量比较强大 (如英国) ;通货膨胀既发生在垄断企业很强大的国家, 也发生在垄断企业弱小的国家, 可见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同样的原因, 将通货膨胀归咎于是有输出国组织的成立和加强, 认为通货膨胀是他们猛然提高原油价格的结果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它混淆了相对价格和平均物价水平的界线, 还混淆了一次性的平均物价水平波动与物价持续上涨趋势的界线。简单地说, 如果货币量不增加, 人们在石油上的支出增加, 就必须要减少其他商品与劳务的开支, 这样其他商品的价格将下跌, 只是石油的相对价格上升, 平均物价水平没有理由上涨。
所以, 根本就不存在成本驱动型的通货膨胀。除非政府发给这些购买者更多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新古典综合派所谓的成本推动说, 不过是货币量的增加所导致的;政府觉得不得不增加货币供应, 为的是阻止成本上涨导致的失业;本来失业应该发生在增加货币供应之先, 但它却被政府将会增加货币量的预期给掩盖了。政府是打算以此增加对于工人生产之产品的需求, 从而使所有工人都找到就业机会。如果政府不增加货币量, 那么, 工人群体工资提高, 就不会导致普遍的价格水平的上涨, 而是会导致销售量的下降, 因为会导致失业。
2009年3月18日, 美联储再下一剂猛药, 决定在未来六个月内购买总额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而对于持有2万亿美元外债的中国, 无疑是致命打击。连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都抨击这种行为。
三、唯一原因就是货币量过多
通货膨胀, 指的是长期的、持续的现象。至于特定的物价和总的物价水平的短期变动, 可能有多种原因, 包括非货币性因素和货币性因素。而无论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 坚持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就是货币发行量过多。
第一, 执政者本身就存在着增发货币的内在冲动。执政者作为一个经济理性人, 往往会出现道德背离, 当他将本届政府的利益看作第一位, 就很容易留个烂摊子给下一届的政府。通过牺牲抑制通货膨胀带来的利益而单纯的追逐GDP, 就是以未来的经济衰弱为代价。但执政者可不这么想, 当他获得了足够的名誉, 通货膨胀再严重都不会影响到他。
第二, 政府开支的增加。当政府的收入相对稳定, 但同时因各种原因日益增加名目繁多的开支时, 必然需要筹措新的资金来源来应用于日益扩大的开支。政府一般有三种方式来弥补资金来源: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向公众借债;三是增加货币供应。然而前两种因为被私人消费和投资减少所抵消而不会产生的通货膨胀, 但在政治上却不得明心。所以政府一般都会采用通过增加货币量来抵补政府支出的办法, 这样既有可能增加政府支出, 又为选民提供吸引人的东西, 而无需为此表决税提案, 也无需向公众借债。
第三, 政府推行充分就业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过后, 人们对失业比对通货膨胀怀有更大的戒心, 因此, 政府只要许诺执行充分就业的政策就能拉拢民心, 争取选票。为了讨好公众, 政府一方面制定不恰当的过高的充分就业目标, 另一方面采用增加货币数量、扩大政府支出的办法来提高就业。于是一旦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时, 政府就立刻实行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
第四, 中央银行实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其错误首先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转移。例如美国的中央银行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在要求增加就业的压力下, 联邦储备系统地货币正财也有着与政府财政政策同样的通货膨胀倾向。”而中央银行扩大就业的唯一手段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 使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更大规模的贷款, 但这样做的记过非但无法保持长期真正的充分就业, 却带来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里一个错误是把中介指标定在它不能控制的利率上。
所以, 通货膨胀真正的原因是货币供应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而货币量过多的原因是政府的错误政策和行为。但是政府却不肯承担通货膨胀的责任, 经常把推诿给各种利益相关者, 甚至一些非常可笑的借口和理由, 却从不思考自身的行为。然而, 这些个别商品的价格提高, 并不能使一般物价普遍提高, 它可能使通货膨胀率发生短暂的波动, 但不会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持续性的通货膨胀。
四、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
政府的货币政策可有多个目标, 例如发展经济、维持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 政府各部门也可以有自己的政策目标, 但对于中央银行来说, 货币政策的目标只能以稳定货币为主。只有稳定货币, 才能稳定经济, 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保持正常的秩序;才能保障其他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 为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目标奠定基础。因此, 保卫货币、稳定币值是中央银行基本职责和首要目标。当这以标准和其他目标发生冲突时, 央行必须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坚定不移地把稳定货币放在首位, 这样做事实上是对其他政策目标的最大支持, 也是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
如果货币将影响产出或者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中央银行就不得不面临对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的选择, 即按规则形式还是运用相机抉择来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这里的规则是指在货币政策实施期间事先确定并据以操作政策工具的程序或原则由立法机构授予货币当局以特定的任务, 事先制定社会众所周知的固定规则行事。而相机抉择则是指中央银行在操作政策工具以实现既定目标时, 不受固定程序或规则的束缚, 而是灵活取舍, 以最优地调整到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
凯恩斯学派选择相机选择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是: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因素而产生需求扰动, 企业在运行中具有不稳定性, 所以政府必须借助能动的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 相机抉择不仅包括扩张性内容、刺激总需求, 也涵盖紧缩性内容。
但是, 这在客观上存在着难以把握的长而多变的时滞, 容易形成未能预知的未来冲击, 货币当局不可能成功地拟定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一是我们必须避免货币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二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操作规范提供了判定中央银行业绩的标准;三是单一规则操作确保经济主体享有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预期。
对于研究动态经济规划, 控制理论并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工具, 这是由于公众当期的决策依赖于未来政策预期, 而且他们的预期不是针对所选择的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在每一个时期选择的政策实现了当期产出最大化的目标, 这个政策将是一致性但不是最优的。利用理性预期均衡理论, 通过投资、税收以及信贷政策的例子证明了这一个点。政策制定者应该遵循规则而不是采取相机抉择, 如采用单一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或者稳定的税率将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通货膨胀目标是对更加系统、理性货币政策的承诺。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 以实现相对明确的损失函数最小化。无疑, 这个损失函数考虑到了实体经济的稳定性问题。而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我们将通货膨胀目标与货币增长目标进行比较发现, 货币增长目标作为中介目标规则, 只能间接接受实现通货膨胀目标。整体而言, 货币增长目标和名义GDP目标的困难在于两者都不是通货膨胀的中介变量。而通货膨胀目标实现了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通过定期公布的《通货膨胀报告》, 使社会公众对本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及政策调整依据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有利于公众增加对货币政策的信心。正因为它的可测性和相关性非常出色, 公众就能形成合理稳定的预期, 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而且货币当局可以保留在工具运用上的灵活性, 从而真正有效实现经济增长。
五、改革货币政策
第一, 我们必须要停止货币增长率降低到实际生产增长率。虽然, 通货紧缩会带来短期的经济衰退, 但是这是消除货币对市场机制作用障碍的必要之路。事先必须要向公众宣布, 使人们能适时调整预期。因此, 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防止货币数量或收入流量的大幅度流动。尽管金融当局很难有效地顶得住政治等各方面的压力, 政府会迫使他们采取在短期内政治上得利, 而在长期内使社会蒙受损失的各种措施, 但是明确稳定货币是货币政策第一要义是最重要的。
第二, 改造相对价格和工资体系。当货币数量得到控制之后, 市场机制就能满意地起作用, 人们将重新调整对稳定价格的预期。通过对各种商品和劳务需求的调整, 使各部门的产品和劳动趋于合理配置。同时, 短期的通货紧缩可以打破货币工资向下的刚性, 逐步恢复由市场来决定的相对工资。
第三, 改革货币制度。我们知道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在于国家货币制度, 因此, 彻底改变货币发行制度, 制约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我们必须把政府发行货币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流通[M].1936.
[2]、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M].商务印书馆, 1982.
[3]、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M].新星出版社, 2007.
[4]、弗里德曼.自由选择[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政策抑制了改装车市场生长发育 篇2
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车轮上”的国家，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公司都将共享一个空前自由的竞争氛围。而改装公司更是如此，一旦一个国家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人们必然不会满足于平庸的原型车，而会把目光投向改装这片个性圣地。但是在国内的所有改装车都被扣上了违法的“帽子”。国务院颁布的新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中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商用改装车在改装后，会造成与车辆出厂技术参数不符的情况，有可能不会通过年检和日常的交通检测。就因为这一条规定磨灭了多少年轻人的梦想，今天本篇记者就要为这些改装青年们向现有政策质疑，改装真的有错吗？！
改装文化飞速发展
一个国家的汽车文化和汽车历史是必不可分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某某国家的一位年过花甲，满头白发的老者开着一台老奔驰行驶在大街上，低矮的车身，锃亮的大尺寸镀铬轮圈，和老旧的车漆无一不散发着一种复古气息，而当我们前去询问为什么不换一台更新更好的车的时候，老者会这样说，“这台车已经陪伴了我20年了，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开下去，直到我生命的终结，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是的，汽车的文化，绝对与这个国家的汽车历史是牢不可分的。现在我们国家的汽车产业正在飞速的进步着，80，90年代的人对汽车的认识不多，那时候他们认为的好车就是“虎头大奔驰”，而时光进行到了90年代，这代的孩子开始接触到了一些先进的汽车和更加丰富的品牌，而更加多元化的渠道也可以为这些孩子们提供更多的知识。这代的孩子开始知道了有一种红色叫法拉利，而奔驰也不再变的遥不可及。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说明一件事，中国的汽车文化在以让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快速发展，而就在一些原厂车已经无法满足国人需要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改装，一些各种方式，各种风格的改装案例跃然我们眼前，但是国家规定禁止一切改装，一巴掌把这些怀揣梦想的孩子扇回到了娘胎里！
改装≠飙车
国家的顾虑我们也可以谅解，怕出危险，怕飙车，但是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真的正确吗？一些改装了刹车系统，难道也是为了飙车？著名HellaFlush风格也是为了夜里狂飙？拜托，您开一台离地间隙只有2指的车，您真的会在二环路上“豁街”么？如果您的答案是“不怕托底！”那好，我便无话可说。
现如今北京也有一些非常正规，而且非常专业的改装地点，北京的酷车小镇就是这样的一个改装聚集地，各式各样的轮圈、绞牙、气动应有尽有，可以满足您的各种各样需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尽快放宽政策或者出台一些更加合理的条款出台，不要磨灭了这些孩子的梦想，我们的汽车，也需要文化！
国内知名改装聚会组织iAcro
作为将“HellaFlush”改装风格首先引入国内并加以推广的改装车文化先驱，iAcro在成立至今的两年中一直致力于推广正确的改装理念，促进国内外改装资讯与车主交流。iAcro在2013年已经组织了两次聚会，特地将聚会的场地定为金港汽车公园的赛道后场，并选择与漂移车队GTdrift和性能轮胎品牌耐特通轮胎合作，利用漂移、赛道体验让改装车爱好者体验改装车文化的精髓所在。据统计，第一次活动当日有1200余辆改装车、2000余人到场参加聚会，活动现场人头攒动，车迷们穿梭在品牌、风格各不相同的车阵中，在躁动的春天与爱车一同恢复活力。
东京改装车展
在世界级的改装车展中，日本东京改装车展的实力不可小觑，它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SEMA SHOW展合称为当今世界上可观性最强的两大改装车展。每年一届的日本东京改装车展在2013年已成功举办了40届，可容纳20万车迷的超大会场，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改装专业人士和爱好者争相欣赏这一改装盛会。日本改装汽车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影响，作为亚洲改装业的先锋，日本在改装的技术性、欣赏性和实用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除了自身并且创办有专门的改装车杂志。但与美国车展不同，日本的改装车展览看上去更加疯狂，在这里你会看到许多已经看不出原来车型的“狂改”车。由于日本拥有最先进的机械技术和电脑技术，加之汽车市场的完善，汽车在日本人的眼中并不是值钱的商品，许多日本人将汽车看作一个崭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肆意而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也充分展示自己花钱的本领。通过他们疯狂的改装之后，车的价值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好几番。
改装车在中国的窘迫
众所周知，改装车在国内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国家对改装车是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我们得知，改装车辆上路行驶属于违法，更无法通过年检。对车体外观或动力系统进行改装升级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这就是直接导致改装车在中国不被认可的原因。年检验车时，车辆管理机关一旦发现车辆被违规改装，除要求车主立即改回原样外，还会给予罚款、扣证等处罚。
货币供求的金融抑制假说 篇3
M1/P和M2/P层次的定义来估计以充分的说明金融抑制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构变化对货币需求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实际国内贷款利率RC:实际国外利率RA;实际证券市场市价总值SHANG:此处选取了股票市场指数 (上证综合指数) 用以指示股市的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影响。CPI为通货膨胀率;需求结构约束XQYS: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 D P的比例;投资占实际GDP比重来表示需求结构约束XQYS;外贸依存度WMKF。
将上述变量取对数平滑后, 以X-12方法对其进行季节调整, 从而函数表达式为:
在进行长期的协整分析之前, 必须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考察它们是否具备同阶整形的条件, 这也是进入协整分析的前提。结果显示, 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
该方程式反映了序列间的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它已经是平稳序列, 并且在0附近上下波动, 验证了协整关系是正确的。
从协整关系看, 可得到如下结论:
利率与货币需求量呈负相关关系, 利率每变动1个百分点, 货币需求量负向变化0.012个点。这在M1上, 验证了假说, 即利率的低估会导致货币需求增加, 但其效果并不明显。
汇率与货币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 且系数相当高3.1, 汇率低估只有间接效应没有直接效应, 部分证实了假说。这可能是与M1几乎不具有利息收人, 是真正意义用于媒介交易而不是用于保值增值的货币有关。由于M1只占M2很小的一部分, 因此上述分析只给理解M2的超发提供了部分信息。考虑到M2层次的货币包括的准货币成分具有更多的资产性质, 预计其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
外贸依存度对M1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外贸依存度上升1个百分点导致M1下降34个百分点;而需求约束结构对M1的影响则并非如此显著, 其上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M1下降0.34个百分点。
对M2重复上述步骤, 对上述模型做向量误差调整, 去掉检验不显著的变量后得到的估计结果与之前的估计结果相比没有显著差别。同理,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它已经是平稳序列, 并且在0附近上下波动, 验证了协整关系是正确的。从协整关系看, 并对比M1的VECM模型, 可得到如下结论:
利率与货币需求量呈负相关关系, 而与M1模型中不同的是, 国外利率的增加会使得国内的货币需求增多, 但其弹性不大。在M2上, 同样验证了假说, 即国内利率的低估会导致货币需求增加。
汇率与货币需求量呈负相关关系, 且系数为0.31, 即汇率低估会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加, 符合汇率低估的直接效应。与前面的合理假设一致。
外贸依存度上升1个百分点导致M1上升7.54个百分点, 与对M1的影响方向是相反的;而需求约束结构对M2的影响则并非如此显著, 其上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M1下降0.26个百分点, 与对M1的影响方向相同。
上述结果表明利率低估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M1和M2层次上的货币都得到了实证结果的支持;汇率低估对M l的需求只有间接效应, 对M2的货币需求只有直接效应。实证的研究的结果证实了, 对于M l和M2层次的货币而言, 利率低估导致高货币需求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都很显著。汇率低估影响货币需求的途径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是由于汇率的低估使人民币具有升值预期造成了对人民币的大量需求。间接的影响则是由于人民币低估使得外贸迅速增长, 进出口规模不断增大, 从而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撑其交易。因此, 在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管制不断放松的同时, 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我们应当加强对货币需求的控制, 否则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1]杜子芳.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沉淀率与货币供给量.管理世界, 2005;第1期
[2]黄桂田, 何石军.《结构扭曲与中国货币之谜——基于转型经济金融抑制的视角》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10871) [J].金融研究, 2011;7
货币政策抑制 篇4
一、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的原因分析
（一）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
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财政采取“分灶吃饭”制度，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权逐步加快。分税制中划属地方政府的14个税种点多面广、税源分散、隐蔽性强、征收难度大，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的难度较大。但同时地方政府承担了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大部分的支出责任，其中县、乡两级政府要共同提供庞大的公共服务，包括70%的预算内教育支出和55—60%的医疗支出；地级市和县级市要负担所有的失业保险、养老金和救济。中央减免农业税（除烟叶税外）、农业特产税，严格限制各种规费收入的政策，又使地方财政各种非预算外资金收入大幅减少，加重了地方财政收入增加的困难。地方政府事权大、财权小，造成其增加财政收入、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进一步加强。因此地方政府总有通过投资带动GDP快速增长的强烈冲动，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应对庞大的支出。
（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干部考核体系
在我国的干部考核体系中，一直以GDP增速的高低作为政绩最直观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与否，增长速度低的地方政府往往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各级地方政府片面地将“发展”理解为“高速度”，盲目地将追求GDP增长作为第一要务。部分地方政府制定的“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远高于全国总体规划的7.5%的水平。投资是拉动GDP增长最便捷的手段，因此地方政府通常会置本地经济资源特点于不顾，狂热投资于那些资本集中、见效快的产业，以期实现GDP的高速增长，为升迁积累政绩。这不仅造成大量资金浪费，而且使我国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呈现加大的趋势，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出现扩大的可能。
（三）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违法成本过低
由于缺乏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地方各级政府和企业的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以非市场经济行为手段来应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在激励，即使对于那些行政性强制调控措施亦是如此，造成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等违法违规投资行为屡禁不止。以土地违法为例，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政府为了眼前利益，通过未批先建、以租代征等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大量耕地甚至基本农田，使耕地保有量一度处于失控状态。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6年1—11月，全国共立案违规用地7.74万件，同比增长13.6%，涉案面积89.4万亩，同比增长78.2%，收缴土地15万多亩。这种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违法违规占用土地行为，使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成为一纸空文。另外，由于在行政上隶属于当地人民政府，地方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难以保证独立性，缺乏执行力。中央政令在一些地方难以贯彻落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政令难以畅通。
（四）部分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
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以参股或互任职务的方式组成利益共同体。当地方政府官员可以分享地方企业经济利润的时候，其对地方违法违规项目的态度可想而知。因此在当地投资项目违规遭受中央政府检查时，地方政府势必会成为地方企业的保护伞，二者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中央政府。同时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各级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部门，也与经济主导产业、利税大户之间达成或明或暗的妥协，难以使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来自地方和行业的抵触甚至会导致调控政策的松动，使投资盲目增长的局面难以改变。
二、建立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长效机制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在投资领域中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市场机制，造成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模式使地方之间形成了恶性投资的竞争局面。各级地方政府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切实扭转传统的政绩观，不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调整和完善发展思路与工作方式。各级政府要找准位置，做到既不越位又不缺位，中央政府应统筹战略规划，地方政府要强化法治、强调服务功能。地方政府绝不能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忽视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
（二）切实建设法治政府，实现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是当前政府工作改革的首要目标，而建设守法政府则是一个最基本的目标。政府必须守法，这是现代法治国家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也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保障。各级地方政府应坚决执行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改变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依靠行政力量扩大投资规模的做法，避免使我国面临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甚至是经济衰退的威胁。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强化法制意识、责任意识和全局意识，努力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从严治政。
（三）建立健全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财税管理体制
对于目前的财政制度改革，一些专家学者主张建立“先集中、后返还”的国家财政制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虽然“先集中、后返还”的财政制度可以使地方政府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利益，抑制其投资冲动，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却可能会损害到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适得其反，使宏观经济面临难以持续增长的风险。建立健全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财税管理体制涉及多方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兼顾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采取积极稳妥的方式逐步推进。要规范和完善财政转移制度，加大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等方面的专项转移支付；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减少不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支出，减轻其负担；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为地方政府提供必要的稳定增长的税收来源；推进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降低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收而过度刺激投资的积极性；加大国家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
（四）进一步改进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干部考核体系
要根据各地的不同特点，建立不同的政绩考核标准，建立动态的监管和调控指标体系。真正破除盲目的GDP崇拜，对地方领导干部的任免不能单纯只看GDP的数量和增长速度，避免出现拔苗助长的短视行为。要将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等内容纳入综合政绩考核体系，根据不同的重要性确定不同的权重，建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使GDP考核向综合考核转变，真正消除地方政府的逐利主体行为，使其回归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地位。
（五）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进一步加强监督制度出台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措施来应付非市场因素的冲击。2006年全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仅下降1.33%，与4%的既定目标存在较大差距；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仍缓慢增长，没有实现减少2%的既定目标。虽然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与全国30个省级人民政府签订了“节能目标责任书”，但关键要看实际执行情况，以及目标未能完成后的制约性惩罚措施是否具有威慑力，否则将只能流于形式。虽然2007年国家不再提出节能减排年度指标，但有效的监督制度不可缺失。要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实施公开的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建立健全刚性的行政问责制度，完善对执行不力的追究机制，对政策实施要有明确的时间进度和工作质量要求，进行定期督查、强化考核，并追究失职部门和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对进行盲目投资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不良后果的，可以考虑在政策上进行制约，或在法律上进行制裁，切实保障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防止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指令成为一纸空文，确保政令畅通。
（六）中央政府应反思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高公信力
虽然近年来国家为抑制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过快上涨，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但全国范围内的房价上涨趋势仍难以遏制，这恰恰证明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老百姓对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失去信心。同时很多违规投资项目往往都是经媒体报道曝光以后，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才派出检查督导组进行事后监管，反映出监管部门执行能力的严重不足。因此，中央政府在对地方违规项目的相关责任人做出处分的同时，也应反思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过程，确保其长期性、延续性和有效性；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其严谨性和有效性；加强政府部门监管能力建设，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尤其是要加强事前、事中监管。
货币政策抑制 篇5
实行差异化定价, 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在银行的业务中, 根据不同的客户的信用水平, 根据房地产不同的位置、抵押物的价值和变现能力, 对贷款实行差异化定价, 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则。“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 是国务院会议提出的“运用金融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体现。根据这一原则, 2010年银行将会针对不同类型的房地产开发和购房需求予以不同的金融对待。从开发贷款来说, 银行会优先保证经适房、限价房的贷款需求, 对高房价地区、高价住房的风险会充分考虑。从按揭贷款来说, 银行信贷投放会区分高中低档住房, 将对执行利率的优惠程度、首付比例等进行区别对待。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 有的城市房价赶上了国外大城市, 但居民收入远不及国外。土地拍卖价格屡创新高, 竞拍的开发商甚至直言“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听任房价上涨似“脱缰的野马”, 房地产泡沫必然不断堆积, 最终危及整体经济的健康。因而, 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 是遏制高房价首先该用的“杀手锏”。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 信贷政策的收紧没有悬念。实际上, 无论对于商业银行还是监管层而言, 中国的房贷政策只不过是重回两年前的政策轨道上来。2007年9月, 央行、银监会联手调整房贷政策, 当时的政策出台背景是针对部分地区房价上涨较快。该政策调整重点支持借款人购买首套中小户型自住住房的贷款需求, 并提高了第二套 (含) 以上住房贷款的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此次政策同样包含两点:一是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型住房消费, 二是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换言之, 符合首套住房贷款条件的个人房贷, 仍会得到政策支持。遏制高房价, 被念“紧箍咒”的是投资投机性购房, 如二套房贷。2008年10月提出的住房刺激政策, 实质上是放松了对所有购房需求的信贷条件。而现在要求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 理论上是保持对首次置业和二次改善性住房的优惠政策不变, 对于购置多套住房的投资、投机行为, 将提高按揭成数和贷款利率, 这意味着个人房贷将对投资投机性购房收紧。
差异化住房信贷政策的关键在执行力。2005年国家就开始调控房价, 然而, 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合谋下, 这些政策都被化于无形, 陷入了“两个凡是”式的尴尬:凡是中央调控房价的政策, 很难得到执行;凡是推动房价的, 都会加倍执行!再回顾2007年中央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措施, 是对症下药的, 是有效的。2007年9月27日, 为稳定住房价格, 央行和银监会曾联合出台二套房贷款政策, 抑制投机性购房, 并延续至2008年全年。根据央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 (银发[2007]359号) 规定, 第二套 (含) 以上住房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 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 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 具体提高幅度由商业银行根据贷款风险管理相关原则自主确定, 但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这是最早的一个差异化房贷的版本, 但当时缺少操作细节方面的考虑。银行普遍感到操作困难, 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对二套房和多套房的认定是问题的核心之一。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 (银发[2007]359号, 以下简称《通知》) , 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央行、银监会在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和部分商业银行意见的基础上, 2007年12月5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补充通知》 (银发[2007]452号, 以下简称《补充通知》) , 进一步明确了《通知》中有关“严格住房消费贷款管理”的规定。其中规定引入一个“人均住房面积”的概念, 规定“对于已利用银行贷款购买首套自住房的家庭, 如其人均住房面积低于当地平均水平, 再次向商业银行申请住房贷款的, 可比照首套自住住房贷款政策执行”。
然而,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这些旨在抑制住房投资投机、防范信贷风险的政策都形同虚设了。为应对金融危机, 2008年10月22日, 财政部门推出房地产新政: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从2008年11月1日起, 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 契税税率统一下调到1%;金融机构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提供贷款, 其贷款利率的下限可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各档次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2008年12月17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对已贷款购买一套住房但人均面积低于当地平均水平, 再申请购买第二套普通自住房的居民, 比照执行首次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优惠政策。对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政策。其中, 将现行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5年含5年改为超过2年含2年转让的, 免征营业税;将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 由按其转让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 改为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2008年12月20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08]131号) 曾规定, 对其他贷款购买第二套及以上住房的, 贷款利率等由商业银行在基准利率基础上按风险合理确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因风险可以“合理”确定, 各大银行的二套房贷政策一度出现了松动。“改善型住房和商业银行自行确定”, 使得原本行之有效的遏制投机的二套房信贷政策被彻底虚置了。
严格执行二套房贷政策, 实行差别化利率, 投资投机性购房的热度应该会下降。按现行基准利率, 5年以上二套房贷利率上浮后是6.534%, 而七折优惠利率可降低至4.158%, 两者相差2.376个百分点, 相当于一半贷款利息成本。显然, 投资投机性购房者不是不会算账, 其之所以大手笔炒楼, 与贷款成本偏低有很大关系。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 首先要严格执行监管政策, 不对二套房贷“网开一面”。过多的银行资金进入到房地产领域无疑会埋下一定信贷风险。有些开发商从银行获得贷款后, 不是用在了支付工程款等开发领域, 而是投入到土地市场, 用来在土地市场上拿地, 拖欠了工程款不说, 还推高了土地价格, 加剧房价上涨压力, 最终加大了房地产信贷风险。房价若再大幅上涨, 银行房贷就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银行贷款无法按期偿还, 就会进一步加剧银行的呆坏账, 从而引发银行业的动荡。迪拜危机以及此前的香港楼市泡沫、日本楼市泡沫都表明, 房地产开发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容易带来信贷风险。因此, 银行能否执行好“差别化信贷政策”对于抑制投机性购房是一大关键。这项政策伸缩性很大, 要很好地区分改善性购房需求和投资投机性需求, 才能达到抑制投机、鼓励自住的目的。
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 要从“两头走极端”:普通居民购买首套自住房要实行特别的优惠政策, 比如说, 首付可以一成, 基准利率下浮30%;而对于购买第二套以上住房的首付必须严格执行40%和利率1.1倍的规定, 并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在这里有两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也是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 最容易将二套房政策变形的关键点:一是要把握好“改善型住房消费”的执行问题。中国央行和银监会于2007年12月11日下发补充规定:可比照首套自住房贷款政策执行的改善型住房要求, 借款人应当提供当地房地产管理部门依据房屋登记信息系统出具的家庭住房总面积查询结果。当地人均住房平均水平以统计部门公布上年度数据为准。监管部门必须要有严格措施监督商业银行严格执行。二是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必须尽快出台具体明确规定。2007年规定的新开工项目90平米占到70%的规定应该继续执行, 然后, 根据差异化信贷政策要求, 据此制定相应房贷政策。只要能够不折不扣、不走样、不掉链子、以一贯之地执行既定政策, 那么差异化住房信贷政策就完全可以给住房炒作投机以“沉重打击”。
至于“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中的差别化是否仅仅局限于理解为首套和二套房之间的差异, 还有待于进一步解读, 如是否应将个人按揭贷款与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在导向上予以区分, 是否应该在中央统一房地产金融政策框架下让各大银行在执行时有一定的差异化和弹性, 这些表述如何理解还需等待配套细则落实。另外, 2010年1月颁布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没有提及“改善性住房需求”, 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对“改善性住房需求”有界定, 如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在“贷款政策”中将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3.4平方米作为改善型购房的标准, 但对于全国来说差异化较大, 仍有待进一步明确;《通知》虽然明确对于申请购买第二套 (含) 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下限提高至40%, 但没有提及房贷利率要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0%, 只是强调“贷款利率严格按照风险定价”, 这在实际操作中仍有很大空间。
抑制高菜价须调整流通与税收政策 篇6
近期市场的蔬菜价格高企已成为百姓生活中需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 很多的议论观点都把这轮全国蔬菜价格的高涨归结于自然灾害与投机资金的炒作等, 但从深层次的原因来分析, 是由于中国在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之后没有建立起适应包产到户的小生产体制与市场对接的流通体制。蔬菜从生产开始就缺乏市场的引导, 因此一直没有改变蔬菜生产乃至整个农产品生产“多啦多啦, 少啦少啦”的被动局面, 价格也总是高低起伏, 农民的收入得不到切实保障, 城市居民时常会受到高菜价之苦。而从蔬菜的初次收购、运输、市场交易 (可以多达3道批发环节) 、零售 (以农贸市场销售为主, 超市销售为辅) 等流通环节来看, 缺乏大型的组织化程度高、负有社会责任的流通企业, 大部分以农村的贩运户或从贩运户转变过来的市场交易户为主, 绝大部分交易都是现金的无税票的, 蔬菜流通主要交易对象的个体性、小规模、多环节和无序化就必然导致蔬菜市场的价格不稳定和投机的可能性。
要从根本上稳定蔬菜的价格必须将蔬菜价格的稳定作为社会稳定保障民生的基础性经济工作, 在流通与税收政策上进行调整。在流通政策上要确立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现代零售业态为蔬菜销售的主渠道和主形式, 迅速提高超市在蔬菜总销售中的比重。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 一般当超市的蔬菜销售占到整个蔬菜市场总销售量60%以上的时候, 蔬菜价格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与稳定。中国连锁超市的发展已经经历了20个年头, 为什么蔬菜的超市销售量占比不到10%,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国家层面的流通政策的支持与目标。因此在“十二五”计划中国家应把大幅度提高超市销售蔬菜和其他农产品的比重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指标并制定相应的流通政策。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的流通政策中将连锁超市作为销售蔬菜的主渠道一直存在争议, 一是认为超市的蔬菜销售价格高过农贸市场, 老百姓接受不了;二是认为连锁超市缺乏经营蔬菜的规模化能力, 因此对超市卖菜的支持政策总是犹犹豫豫。我从2006年开始研究与推进中国的连锁超市自主经营生鲜农产品直接与农民对接, 实证研究案例证明了这样一些数据:第一, 据上海连锁经营研究所2006年8月22日对福州市场的调查, 福建永辉超市当天的蔬菜平均价格比当地的农贸市场低18%, 比外资大型超市沃尔玛低22%、比家乐福低23%, 福州市场上农贸市场在全面萎缩, 超市确立了在蔬菜上的销售主导地位, 蔬菜价格是低的 (常年平均低于农贸市场15%-20%) , 福州市民是幸福的。由于永辉超市在经营蔬菜上的核心技术也就确立了他在与外资超市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第二, 山东家家悦超市公司其蔬菜的价格常年平均比农贸市场低8%-15%, 但在气候反常和自然灾害期间超市的蔬菜价格则要比农贸市场低40%以上, 甚至出现这样的可喜局面, 由于气候等原因当地的农贸市场可能无菜供应, 但超市一定有菜供应, 超市真正成了老百姓的“菜篮子”。目前在山东威海市 (家家悦超市总部所在地) 超市的蔬菜销售已占到整个蔬菜市场的76%, 菜价是稳定的, 威海市的老百姓也是幸福的。第三, 目前中国连锁超市中最早开展蔬菜自主经营直接对接农民的超市企业群, 中国超市联合采购交易联席会议的71家会员企业已成为当地市场上蔬菜销售的主要渠道而平均菜价都要比当地的农贸市场低10%左右, 同时由于是直接对农民, 超市将蔬菜压缩流通环节节省的费用在价格上反馈给了消费者, 消费者满意了, 企业的竞争力也提高了。蔬菜流通的“农超对接”是菜价降低了, 稳定了, 但农民的收入却提高了, 农民的蔬菜亩产年增加收入2000元左右。2008年国家商务部、农业部等部门开始实施“农超对接工程”, 真诚希望这一国家级的工程早一点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 经人大审议通过得到落实, 造福于广大百姓。
抑制菜价除了调整流通政策之外, 还必须同步地调整税收政策。我国自从免除农业税之后, 从蔬菜的种植、贩运、批发交易和农贸市场零售, 除了各环节的收费之外都是免税的, 但超市卖菜现在碰到两个现实的难题, 第一, 到农户田头直接采购农民不可能提供发票 (能够提供发票的农村合作社还处在萌芽发展之中) , 如按现行规定由农村村乡一级组织开具农副产品收购证明作为税收抵扣依据, 但又不能在跨地区的异地得到税收的抵扣;第二, 超市卖菜要向国家交纳13%的增值税, 但超市卖菜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农贸市场。国家这两项关于蔬菜流通的税收政策必须要进行调整了, 实际上只要将农业税的免除政策延伸到蔬菜的超市销售环节就解决了问题的关键, 据测算, 我国一年征收超市卖菜的税收大约在200亿左右, 今天的国家财政完全有财力来实施这一税收减免政策。超市行业一直在呼吁应将党的农村阳光政策普照到农产品的整个流通领域。这一税收政策的调整将大大促进超市卖菜的积极性, 同时对蔬菜价格稳定、农民增收、蔬菜质量可追索性和安全性、蔬菜种植、加工、流通过程中污染的控制都将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货币政策抑制 篇7
当然,抑制“三公消费”等相关政策的出台,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对于酒店行业而言,如何在此政策背景下,进行经营战略调整,重新寻求市场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调整市场定位
对于酒店餐饮行业而言,国家抑制“三公消费”的政策并没有给这一行业带来整体性的压力。中低端的酒店餐饮企业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只有那些以高端的政务、商务消费群体为目标市场的高端酒店餐饮企业才面临着压力与挑战。
当然,挑战与机遇是一体两面的,挑战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机遇的来临。因此,对于高端酒店而言,如何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如何调整酒店的经营战略,关键在于面对以及认清市场的发展动向,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劣势,并依此进行重新定位。
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大众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迎合大众消费需求的相关产业也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在酒店餐饮行业当中,经济型酒店以及社会餐饮强势地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场。尤其是在反腐倡廉的政策环境下,大众化定位的酒店及餐饮企业更是强势回归。受到政策冲击的高端酒店应该在认清市场发展动向的基础上,重新调整自身的市场目标以及市场定位,考虑由高端市场定位回归中低市场定位,并积极融入市场竞争中,全面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
其次,高端酒店自身可能拥有较高的知名度、高端客源市场以及配套的高端服务设施,因此一味盲目地下降酒店自身格局也并非合适。虽然“三公消费”的限制政策会削弱政务及商务的高端消费水平,但是需要认清的是:(1)政务消费仍是必要的,只是会趋向理性规范化消费;(2)中高端的商务消费虽然也会有所受制,但是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对于高级商务白领而言,高端的酒店餐饮服务是其成功商务谈判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高端商务白领的消费力强,消费带动力强,因此高端客源市场仍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高端酒店一方面要以积极拓宽市场为首要目的,适当地降低格局,以迎合大众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要适当地保留自身的高端资源,以满足中高端商务消费群体的需求,毕竟这是普通大众化定位的酒店一时所无法抗争的领域。
二、拓宽营销渠道
基于以上重新定位的目标市场,充分运用各种营销手段,拓宽营销渠道,抓住客源市场,亦是酒店经营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只有保证充足的客源市场和稳定的消费群体,才能真正维系酒店的持续经营。因此,为了抢占消费市场,酒店的市场营销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对于中高端商务客源而言,基于其长期频繁的商务消费需求,酒店可以推出会员、贵宾VIP消费优惠等营销活动,以刺激和推动中高端商务客户的再次消费。
其次,由于酒店市场定位的重新调整,“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定位”要求酒店必须基于大众消费特性进行营销。酒店消费大众分布于全国乃是世界各地,且形色各异、个体差异性较大。另外,他们的消费水平处于中低档程度,对于酒店产品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往往只需要在外出旅游或商务出行期间,有个价格适中、环境舒适、起居方便、服务周到的场所便可。因此,基于以上消费特性及要求,酒店应当借助网络信息平台,采用网络电子营销手段,将酒店实体经营与电子商务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营销推广,以尽可能地面向以及吸引各地的潜在消费者;推出各种价格战略营销手段,利用各种节假日开展“价格让利”的营销活动, 以吸引中低消费水平的潜在大众客源进行消费等等。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与普通大众化的小型酒店餐饮企业相比,高端酒店餐饮还拥有配套的会议场所和娱乐场地。因此,现在有很多婚宴、大型聚会或者商务会议等都会选择在酒店举办。因此,对于酒店而言,应该充分利用场地优势,吸引和把握有场地需求的大众客源。酒店应该一改以往被动式的营销态度,积极把握客源,争取酒店周边潜在的团体消费单位,运用各种营销手段、推出符合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产品、价格、场地、娱乐等配套服务。总而言之“,得渠道者得天下”[2],酒店应该积极优化营销手段,拓宽营销渠道,方能占有市场,获得企业效益。
三、提升产品质量
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即使占有大份额的市场,拥有宽广的营销渠道,如果没有过硬的产品作为实力支撑,那么这个企业终将在强大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因此,优质的产品才是企业发展的硬实力。对于酒店而言,优质的酒店硬件设施和酒店服务才是酒店战略化经营的后盾支撑力。
首先,由于酒店服务面向的是形色各异的大众,因此,客户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便要求酒店具备人性化、个性化的产品服务。
酒店应该积极整合并且构建各种资源,推出个性化产品服务。比如:为旅游休闲的普通大众客户提供简单方便、舒适周到的客房服务,机场接送机服务,相关旅游信息服务等;为商务人士提供系列配套的商务会议服务等;为举办婚宴的客户提供婚宴策划服务;为单位团体聚会客户提供聚会活动策划服务等。
其次,由于中高端市场强势回归中低端市场的发展趋势, 使得中低端的大众市场竞争较之以往而言更加激烈。为了使自身从大势所趋的酒店餐饮行业中脱颖而出,不得不构建并且发展自身的特色品牌,以区别于众多竞争对手。至于酒店的品牌特色,不仅应该结合自身的地理区域、企业文化,而且应该结合大众的心理特征、喜好口味等因素来进行构建。当然,如果酒店想要在本行业中拥有一个更加长远宽广的发展空间,就必须拥有足够深远的战略目光,高瞻远瞩,洞察预测当今世界以及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与未来走向。
四、小结
货币政策抑制 篇8
随着房价连年攀升,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买不起房子。尤其是2003年以后, 这个现象更为严重。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以抑制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 虽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都没有解决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根本问题, 房价仍远远高于其使用价值, 市场中的投机行为依然盛行。因此, 本文将从抑制房地产投机的角度出发, 分析当前形势下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来引导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解决大多数人的住房问题。
二、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表现
(一)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过快
21世纪以来, 房地产开发投资呈每年上涨的态势, 201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达48267亿元, 是2000年的9.68倍;2000—2010年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平均增速高达19.37%。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来看, 国际上公认这两项指标的警戒水平分别为10%和5%。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可知, 我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自2000以来均远超过15%, 在2004年甚至达到18.7的高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5.6%上升至2010年的12%, 均超警戒水平。
(二) 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
自2000年以来, 虽然房价的年增长处于波动状况, 且2003—2010年商品房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波动幅度也较大, 但房价始终呈现上涨态势。中国商品房价格由2000年的2111.6元/平方米上升至2010年的5032元/平方米, 增长了1.38倍。面对房价不断上升的趋势, 投资者会预期房产价值在未来进一步升值, 因此房价持续走高的同时, 我国的房地产投机行为更为盛行。
(三) 土地价格显现增长趋势
有了土地就意味着拥有房地产开发的优先权和主动权。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 在经济发展中, 随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供给弹性越小的要素, 价格增长越快。土地的供给弹性很小, 同时具备不可再生资源稀缺性的特性, 这使其有了很大的升值空间, 从而诱使投资者通过低价买入地皮, 等待土地升值之日高价卖出, 这一循环模式导致了土地价格总是显现增长趋势。
三、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政策
针对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引致的买房难等民生问题, 我们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 引导我国房地产市场长久健康的发展。笔者认为可从土地供给、税收和政府角度来制定政策。
(一) 土地供给角度
1、国有土地出让实行约束机制。
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国有土地出让约束机制是可行的。具体可采用的操作方法是在转让国有土地时, 与土地使用权的获得者签订有关的协议并且建立监督机制, 以严格按照这个协议执行。笔者认为在协议中可以包括以下几点:首先, 如果并非由于政策原因或者其他不可抗力而造成的土地长时间闲置 (比如说两年, 当然, 这个期限必须是在严格调研的基础上所得出的) , 那么政府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强制收回该土地的使用权以便实现土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其次, 如果国有土地的获得者在未对土地进行任何开发的前提下转让该土地的话, 那么政府有权对其在转让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加以高额的税赋;再次, 如果所取得的土地部分用来建设保障房的话, 那么在建筑物完成后以奖励的方式返还部分土地出让金。
2、尝试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相分离的体制。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中, 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投机行为, 和我国的国情有很大的关系, 是由日益增长的对房地产的需求和有限的土地供应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如果能够增加我国的土地供给渠道, 扩大土地总的供应量, 那么这个局面应该可以得到控制。笔者认为, 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相分离的体制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在我国广大的农村, 土地的性质都是集体所有的, 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这一性质的前提下, 具体可以这样实现:
(1) 转让集体土地使用权。如果能够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相分离这一体制, 那么就意味着城镇居民或者非农人员可以到农村通过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获得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这种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可以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实现。由于获得使用权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房屋, 因此一般在协议中约定的期限会比较长, 30年或者更长, 并且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保护在协议期限内的该房子的合法存在或者继承。
(2) 为土地使用权的获得支付租金。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地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别人, 为了获得土地使用权, 他们必须向土地所有者支付租金。这样一来, 这个租金就相当重要了即不能太高, 高到租赁者无力承担, 也不能太低, 低到转让者不以为意。一般认为, 这个集体土地使用的租金应该由政府通过综合考虑土地的价格、房屋的租金以及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而确立一个范围, 但具体的数额应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决定。
这样一来, 没有房子, 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人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在长期内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且无需大量举债;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来说, 不但获得了一定的租金收入, 可以用来改善生活, 同时也保留了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 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对于政府来说, 既解决了很多人的住房问题, 抑制了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 同时由于集体土地的性质, 维持了土地的稳定性和可控性。
(二) 税收角度
1、房产税。
“房产税是否开征”是近几年有关专家学者争论较为激烈的话题, 有人认为房产税的开征有利于抑制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 还可以增加政府的税收;有人却认为它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会给中低收入者带来更大的负担。
笔者认为, 房产税可以征收, 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但是如何征、何时征是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房产税的征收必须差别对待, 首先必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住房的需求, 因此对于一个拥有一套房或者虽然拥有几套房, 但是总面积或者人均面积很小的家庭, 应该免征房产税。其次, 在我国目前投资渠道单一、负利率的背景下, 不能盲目地开征一个家庭第二套住宅的房产税, 这样做容易带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最后, 对于一个拥有三套或者更多套住房的家庭适当增收房产税, 而且这个税率随着家庭持有房子的数量增加而增加, 比如对第三套房子增收1%的房产税, 对第四套房子增收2%的房产税, 以此类推, 当然这个税率的确定应该按照实际情况确定。
2、级差利得税。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中投机性需求的最好方法是用税收杠杆去调节。因此, 他提出了开征“级差利得税”的观点。所谓“级差利得税”就是在房地产市场的交易中, 对出售房屋所获得的利润征税, 并且这种税率是不定的, 对于购买商品房后在很短的时期内立即转售而获取的利润以较高的税率征收, 并且这个税率会随着房子持有年限的增加而减少。同时, 认为两种情况下可以免征税收, 第一种是持有房子10年以上, 第二种是出售房子后一年内立即购房的行为, 这样可以保护真实的住房需求。
对于哈继铭“级差利得税”的设想和思路笔者是比较赞同的但是对于他的第二点免征条件 (即出售房子后一年内立即购房的行为) 笔者持有保留态度, 笔者觉得可能把这个条件改为“如果房子所有者出售的是他所拥有的唯一一套房子的话, 那么免征税收”会更加好一点。
(三) 政府角度
1、加强信息公开透明和信息化技术的提升。
目前, 我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 大家无法确切地知道真正的供求水平是怎么样的, 有时容易产生“人云亦云”的恐慌心理, 所以国家要努力实现这种信息的公开透明。另一方面,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 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全国联网的信息系统, 政府很难获得同一个人在不同地区商品房的购买行为, 因此国家需要积极促进信息化技术的发展, 逐步完善个人信息登记制度以及住房征信体系。
2、利用非市场手段解决部分住房需求。
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经常是由于正常需求的支撑而存在的。如果政府能够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解决部分人的住房问题, 并且让人们对未来的生活有安全感, 那么就有益于分流部分购房需求, 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的平衡, 从而更有效地遏制投机行为。
3、严格执行各项政策。
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繁荣, 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最大的利益。而房地产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 为了使中国人民“居者有其屋”, 所以政府必须积极采用宏观调控政策去引导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笔者认为政府的文件和法规无需出台的太多, 但是出台的政策一定要被严格遵从和执行, 而且短期内最好有一定的连贯性, 不要有自相矛盾的变化。
摘要：本文选择从抑制房地产投机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表现, 进而探讨了如何制定合理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政策来引导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抑制,房地产投机,发展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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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依凡.房产税——房价调控的利器?[J].卓越理财, 2010,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