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讲座感想（精选8篇）
中国传统文化讲座感想 篇1
中国传统文化讲座感想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的显著特征。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则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我们的祖先在商周之际就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探讨和阐发。注重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协调，即“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儒家经典《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天地、万物以及以礼仪为行为规范的人群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天则是这个统一体的主宰、本源。《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天之道也”，“诚”即是“天道”，人只要能扩展天道德性，就会达到天道、人性、物性和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合一。
孟子更以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天人合一”思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性”即人固有的仁义礼智，植根于“心”，人只要极尽其心以思行善，便可知其“性”；知其“性”，便可知“天道”贵善，于是心、性、天相通，融为一体。
先秦道家同样主张“天人合一”。道家的“道”，同儒家的“天”一样，都是宇宙的本体，只不过道家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庄子更从道的观念出发，认为天地、万物和人是齐同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西汉武帝时期，适应加强国家统一、实行朝政改革的政治需要，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哲学命题，使“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天与人虽然是相互区分的，但由于人“类于天也”，同类相通，因此统一成一个整体，即天与人“合而为一”。
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的政治目的又在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他特别强调“大一统”，强调“一”，而实现“大一统”则要依靠国王。他在解释“王”字时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地、人是一个统一体，而将他（它）们串联、贯通起来的则是“王”。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君是现实世界代替天统御臣民和万物的主宰。
宋明理学使儒家学说更加哲理化。理学中的程朱学派视超时空的精神实体“理”（“天理”）为宇宙本体，是“天地万物之根”；陆王学派则视主观的“吾心”（良知）为宇宙本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理学家把“天人合一”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们不再停留在直观地讲“天”，而是把“理”（天理）或“吾心”（良知）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哲理思辨的高度上加以表述。在董仲舒那里，天、人是有区别的，是“合而为一”；而在理学家这里，则天、人无别，它（他）们本来就是一体，“一”在“天理”或“吾心”之中，因此“不必言合”。以“天理”或“吾心”为核心，不仅天与人，而且与社会、自然、万物都凝结为一体，明确提出“万物一体”论。程朱认为，“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二程全书·遗书二》）陆王学派的大师王守仁则对“万物一体”论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
王守仁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所构建的以“致良知”为核心内容的心学体系，在理论形态上把宋明理学推向顶峰。这个心学体系虽然非常完整和缜密，但其基本点则是四个“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学”。“心之灵觉”，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灵”、“万物的主宰”，又 是“天理”、“至善”和学问。在这里，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都以“良知”即“吾心”为源头、为基点统一起来、同一起来，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人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以及关于万事、万物之理，都统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王守仁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整体观，把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守仁认为，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共同的“本然良知”。“良知”的显露发用，就是“天道”的贯彻流行。“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王文成公全书·书朱守乾卷》）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与人，不论是富贵贫贱，也不论是古今远近，就以“良知”为融汇点，凝成一体。王守仁还认为，不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间万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发源处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与天地、万物凝为一体。他论证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因此“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王守仁还以“万物一体”观解释了儒家经典《大学》中关于“明德”、“亲民”的命题。所谓“明德”即是吾心中固有的完美的德性，亦即孔子讲的“仁”。而“仁”又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因此，“明德”也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心”。“亲民”，即“仁民”（亲之即仁之也），也就是用“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来对待百姓，“安百姓，便是亲民”（《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不过，在王守仁“万物一体”的整体观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厚薄亲疏的，物与物之间是有等差的。爱之所以有厚薄，这不是人为刻意要这样，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该如此”。而这个“合该如此”的“道理”则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这也就是封建伦理道德义礼智信。按照这个“条理”，得不到爱，甚至作出牺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不论是用草木去养禽兽，还是宰禽兽以养亲、祭祀、宴客，抑或箪食壶羹宁救至亲不救路人，这都是“道理合该如此”，要做到“心又忍得”。既然爱有等差厚薄，那么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也就“合该如此”了。王守仁把社会人群分为生知者、学知者、困知者三类，“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而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纲常伦理又是从“良知”上自然发生出来的，同样是“合该如此”。因为是“万物一体”，所以要“仁民爱物”；因为爱有差等，所以必须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必须亲民爱民，施行仁政；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又必须确保封建等级制度不受侵犯。这些都是封建时代难以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此用尽了聪明才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方略。应该说，王守仁的“万物一体”论对此从哲理的高度上比其前辈作了更完整、更严密、更巧妙的回答。他确信，只要贯彻“以万物为一体”，就可以把整个社会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亲相爱、不分彼此的和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因此便可实现天下大治。毫无疑问，王守仁的宇宙观和历史（历史论文）观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其价值观，强调个体绝对服从整体，个体是缺乏独立性的；他所憧憬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美好国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他的心学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进步性的。特别是他的“万物一体”论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和谐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哲理高度，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辨，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像一根红线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是中华民放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这种整体观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释放了巨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当代，对中华民族传统整体观加以扬弃，剔除其封建宗法和唯心主义的东西，弘扬其强调整体、和谐、统一的合理内容，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它的积极意义，还将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讲座感想 篇2
2014年10月11日,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丁鼎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之邀出席“京师人文宗教讲堂”, 主讲儒学系列讲座第15场——《<礼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丁鼎教授在开场时对该讲座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教授表示了感谢, 称自己到京师这藏龙卧虎之地举办讲座, 感到诚惶诚恐, 并简要介绍了讲座的主题:《礼记》在整个儒家经典体系中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价值观, 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直至今日, 《礼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 《礼记》一书虽然成书较晚, 但却占有无与伦比、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到大家的疑虑, 丁鼎教授指出, 经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六经” (或“五经”) 的确被普遍认为是儒家文化,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 而且“六经”中的《礼》也的确是对《仪礼》十七篇而言的, 而并非指《礼记》四十九篇。既然如此, 那么为何又说《礼记》才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呢?在丁鼎教授看来, 之所以说《礼记》在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超越“五经”, 甚至是“十三经”的其他经典, 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其一, “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他指出, 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 儒家“六经”无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对此, 丁鼎教授解释道, “数”即是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 “义”则是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与《仪礼》十七篇和《周礼》单纯侧重于“数”不同, 《礼记》四十九篇涵盖儒家“礼学”的“数”和“义”, 因而更能代表儒家的礼学思想。他又进一步阐释道, 《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八类礼节, 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 主要讲述各类礼节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 (原名《周官》) 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 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 记述了三百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 基本上属于“陈其数”的范畴;《礼记》一书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 而且揭示各种礼的“义”。
不仅如此, 丁鼎教授还介绍说, 《礼记》四十九篇, 内容非常丰富, 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 上至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 下至家庭伦理规则, 在《礼记》中都有专章论述。由此可知, 《礼记》集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 在《三礼》之中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精髓。另外, 丁教授以清代著名学者焦循之语进行佐证。焦循曾说, “《周官》、《礼仪》, 一代之书也。《礼记》, 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 而后可学《周官》、《礼仪》。《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 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 (《礼记补疏·序》) 。这无疑肯定了《礼记》在三《礼》中的首要地位。
其二, 《礼记》早在唐代就已取代了《仪礼》的地位。丁教授详细地将《礼记》和《仪礼》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指出《仪礼》十七篇相传是由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 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与此不同, 《礼记》四十九篇则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到东汉末期, 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 《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到三国曹魏时, 《礼记》便升格为“经”, 并设立了博士, 取得与《礼仪》、《周礼》并列的地位;北朝时, “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 十二三焉” (《北史·儒林传》) 。可见, 当时的学者重视并热衷于《礼记》之学, 而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唐王朝统一天下后, 唐太宗有鉴于由于南北朝时政治的分裂而形成的经学混乱的局面, 便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写《五经正义》, 用以统一全国经学。由于当时人民普遍重视《礼记》一书, “人皆竞读” (《唐会要》卷十五) , 而《礼仪》一书, “殆将废绝” (《旧唐书·杨瑒传》) , 于是孔颖达等人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 并为其作“正义” (疏) , 从此以后, 《礼记》便取代《仪礼》, 正式进入“五经”之列。根据《礼记》的发展过程及最终取代《仪礼》的事实来看, 《礼记》在《三礼》乃至儒家经典中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其三, 《礼记》思想价值的重要性不仅在三《礼》中居于首位, 而且其地位甚至盖过“五经”。丁鼎教授以朱熹创立的“四书学”作为导引, 指出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 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 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 合称“四书”, 并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不仅阐发了儒家义理 (包括儒家的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 , 而且着重强调“四书”重于“五经”。朱熹曾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 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 (《朱子语类》卷十九) , 以“熟饭”与“禾”来比喻“四书”与其他经典。丁教授解读道, 朱熹此言是认为“四书”能够直接体现孔孟之道, 相当于“熟饭”, 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 相当于“禾”。既然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相当于“打禾为饭”, 也就是说, “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重要, 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对于历史上及当今许多人把《周易》看作是“六经之首”的说法, 丁鼎教授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坦言, 诚然诸如《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等许多重要丛书的确将《周易》排于首位, 现代学术界也几乎将“六经之首”当成《周易》的同义语, 但考诸相关文献便知, 这种说法虽然渊源有自, 持之有故, 但并不确切, 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丁鼎教授指出, 先秦至西汉前期, 儒家六经排列顺序一直是以《诗经》作为“六经之首”, 而并非以《易经》居首。自西汉晚期刘歆《七略》开始, 《易经》才被列于儒家“六经”的首位。至宋代虽有人明言《周易》为“六经之首”、“群经之首”, 但也有人明言《诗经》为“六经之首”。而且南朝齐王俭的《七志》还曾将《孝经》列为众经的首位, 宋范祖禹也明言《孝经》“乃群经之首”。综上所述, 可知将《周易》列为“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只是经学史上的一家之言。尽管西汉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采用了刘歆把《易经》列于群经之首的排列方法, 但丁教授认为, 这种排列顺序正如现代学者周予同先生所说: 是以六经的撰作时代为序, 而不宜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这一角度来解读这一排列方法。谈论至此, 他不无遗憾地表示, 由于《礼记》成书较晚, 因而从未被列于群经之首。他随即又表示, 《诗经》只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 虽然其基本精神符合儒家的思想格调, 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阐释儒家的思想学说;《易经》本是一部卜筮之书, 其“易传” (十翼) 主要阐释阴阳变化的哲学思想, 并未对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因此, 丁鼎教授认为, 无论是《易经》还是《诗经》, 虽然它们在排列顺序上都曾居于首位, 但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来说, 都不具备担当儒家“群经之首”的资格。
二、《礼记》的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在探讨《礼记》的当代价值之前, 大家不妨考虑一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 作为我国古代封建帝制社会纲纪的“礼”, 有没有“当代价值”?丁鼎教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余年, 儒家所倡导的“礼”基本上一直被作为“修身”与“治国”的规范, 但自从20世纪初推翻帝制, 走向共和, 社会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后, 数千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不仅失去其作为社会纲纪、社会规范的地位, 而且往往被看作是散发着“毒气”的垃圾而遭到全盘否定, 人们甚至将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文化、科技的落后, 政治的黑暗, 吏治的腐败, 民众的愚昧落后等问题, 统统归罪于儒家所倡导的“礼”。丁鼎教授认为, 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儒家倡导的“礼”固然有其陈旧、过时的内容, 但仍存在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 这些思想内容对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 他不赞成对礼学的全盘否定, 认为应对其理性地、批判地继承和弘扬。
丁鼎教授以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及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为着眼点, 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隧道中感知不同时代的踏浪扬帆者对礼学思想的不同运用。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深受西方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但从总体来看, 还是植根于《礼记·礼运》提出的“大同”思想。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 表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即由“据乱”进为“升平” (小康) , 由“升平”进为“太平” (大同) , 进入大同社会后, 人们都会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据此, 丁鼎教授强调说, 显然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 既有儒家传统社会理想的特色, 又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并且《礼记》在近代中国的时代价值不止于此, 孙中山就曾极力推崇《礼记·礼运》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理念, 主张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共和社会, 这便是将《礼记》思想充分运用于时代的产物。他感叹道, 在现代中国, 《礼记》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依然是国家领导人和思想家运筹帷幄的重要法宝。20世纪后半期, 邓小平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的“小康社会”中的“小康”二字, 实际上源于《礼记·礼运》, 蕴含富足、礼义和公正的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手中, “小康”二字化用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 并对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实现途径和时间都作了明确的阐释, 将“小康社会”定义为“中国式的现代化”, 使得“小康”一词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后, 丁鼎教授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切入, 进一步揭示《礼记》在现当代散发的时代光辉。像《礼记·儒行》提出的“礼之以和为贵”, 《礼记·中庸》所言的“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的说法表明,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的主导精神是“和”。正是这一基本精神, 决定了“礼”的社会功用, 即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丁鼎教授认为进入21世纪后, 我们党和国家断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全国的历史任务, 是对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批判地继承和超越, 体现出向崇尚和平共处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 也是《礼记》一书现代价值的体现。
丁鼎教授开心地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很重视弘扬传统文化, 曾于2013年专程到山东曲阜考察中国孔子研究院, 并在座谈会中发表重要讲话, 这被看作是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宣示。习总书记近几年来多次在讲话与文章中引用《礼记》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记》的当代价值。丁教授在现场还详细为大家解读了这些事例, 比如习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的回信中曾化用《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来勉励广大青年要勇于创新创造;又比如, 在2014年6月28日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 习总书记发表的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中, 两次引用《礼记》的文字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他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 和平共处, 和谐共生……”他又说:“坚公平正,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丁鼎对此解释道, 其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典出于《礼记·中庸》, 原文为“辟如四时之错行, 如日月之代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典出《礼记·礼运》。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作为当下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之道, 而将“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远景目标。对《礼记》的引用等证明了《礼记》在治国安邦领域的价值, 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另外, 丁鼎教授也肯定了《礼记》中的“大学之道”和“中庸之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当代价值。他认为《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和《中庸》提出的“不 偏”、“不易”、中正、平和的为人处世之道,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努力弘扬光明品德, 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并积极入世, 兼济天下, 造福社会。《礼记》的诸多思想理念不仅成为鞭策知识分子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思想圭臬, 而且也被我国许多高等学校作为办学目标的校训。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诸多高校都从《礼记》中选取相关文字作为校 训, 如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河南大学的“明德新民, 止于至善”等。这绝非偶然,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学校认识到了《礼记》的现代价值。不论在学校教育范围内, 还是扩展到社会中, 《礼记》中的相关思想已内化为人们的言行规范, 无形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中国食文化讲座 篇3
糟是以糟卤为主要调味料，将原料腌、浸、渍成菜的烹调方法。多用于动物性原料和蛋类，也可以用于豆制品和少数蔬菜。咸菜的特点是糟香浓郁，醪香，散发出令人愉悦的气味，即使不喜欢饮酒的人也会引起食欲。因而，各地菜肴中，出现了许多受人青睐的糟菜，烹饪法中有了专门的糟法(如糟腌、糟淹、糟醉)，也是因为有了糟类调料而出现了炝糟、糟煨、糟灶、糟爆、糟熘、糟炸、糟煎、糟媚、糟烧、糟蒸等十来种糟烹方法。
用糟制作食物。始见于北魏《齐民要术》的“糟肉法”。其后，《清异录》上有“炀帝幸江都，吴中贡糟蟹”之记载。该书还记有五代孟蜀时食用“糟姜”主事。南宋之际，市食已有糟鲍鱼、糟羊蹄、糟蟹、糟猪头肉、糟黄菜、糟瓜南等。元明清时期，出现了制三黄糟、陈糟、甜糟、香糟、糟油、陈糟油、糟饼等。糟制食品，除原有品种外还有糟腐乳、糟萝卜、糟鱼、糟蛋、糟鲥鱼、糟肚、糟大肠等。在宋代杭州孤山广元寺就有当时著名的素菜糟烩鞭笋。据说此菜是苏东坡在杭州任刺史时传给寺内和尚的。浙江平湖的平湖糟蛋享誉盛名。它是将蛋壳略有裂痕的鸭蛋插入铺有特制酒糟的甏中，糟渍4～5个月而成的。渍咸后蛋壳完全脱离或部分脱落，壳内有薄膜包住蛋体，蛋白呈乳白色，为软嫩胶冻状，蛋黄呈橘红色，呈半凝固状态。食时不用蒸煮，只用筷子轻轻拨破软壳即可。质地鲜嫩，糟香味醇厚。糟蛋之法，古已有之。明代宋诩写的《宋氏养生部》中收录了制作糟蛋的方法。清代曾懿写的《中馈录》也记有制蛋糟法。
现代的糟法很多，主要分为熟糟、生糟两类。熟糟是将原料熟处理后糟制。一般取用整只鸡、鸭、鸽等，或取鸡爪、猪爪、猪肚、猪舌等，经过煮熟成半成品后，整料分割成较大的块，浸没在糟卤内，使之入味。糟卤配方各异，各显特色，基本配料为香糟、红糟、料酒、食盐、白糖、葱姜等；有的再添加花椒、八角、茴香、小茴香、桂皮、桂花、陈皮等香料，浸化后沥净渣滓，取卤使用。成品为糟鸡、糟凤爪、糟猪爪等。
生糟是原料未经熟处理直接糟制。以浙江、四川等地所制糟蛋最著名。方法是将鸭蛋洗净晾干，在陶缸底层铺置一层食盐、一层香糟，而后鲜蛋分层堆积，一层香糟一层鲜蛋，最后在蛋面上撒一层食盐，加入料酒，缸口加盖用纸密封，经两个月后糟成。也有将生料涂上香糟或红糟等制成，或先将原料切成条、块。然后加盐与糖一同拌腌，待入味后再烹调成菜。
制作糟菜的糟类调味料，品质优异者数福建的红糟、浙江的白糟、山东的鲁糟、四川和重庆的醪糟。
福建的红糟是于酿酒时加入5％的红曲米制成的。以红糟为基础，再行加工制成香糟。其做法是：先将红糟放置砧板上，去杂质后成泥，蒸熟。沙锅微火，下花生油、姜末煸香后，放入红糟泥，下白糖、精盐、老酒，边炒边加花生油。约炒1小时，无酸味即可储存。用红糟可烹出福建名菜炝糟五花肉、爆糟排骨、红糟羊朧、醉糟鸡、糟片鸭、煎糟鳗鱼、糟汁氽海蚌、淡糟香螺片、淡糟鲜竹蛏等。特别是福州的煎糟鳗鱼，其鱼肉之细嫩，糟香味之高雅淡香，使人回味无穷。
浙江的白糟用黄酒的酒糟加工而成。当地有“酒糟，诸物通其味即甘美”之说。用此糟料制作的糟蒸扣肉、糟烩鞭笋、糟河虾、糟青鱼干、糟熘鱼片、糟油青鱼划水、糟香蛤蜊羹、糟毛豆、糟香鲈鱼等菜，是杭州、绍兴等地的名菜。浙江的越鸡更为出名，它以萧山大种鸡为料，宰下治净煮焖后脱骨，斩下头、颈，拆鸡翅、下鸡腿、片鸡身，用盐遍擦后放在陶罐中糟制。糟成后的鸡肉糟香浓郁，令人心醉。
山东的鲁糟以新鲜的即墨黍米黄酒酒糟加入15％～25％炒熟的麦麸和五香粉制成。用这种香糟为调料做成的糟蒸肉、糟煎茭白、糟油口条、糟熘鱼片、糟煨鸽蛋等别有一番糟香。口条是山东人对猪舌的俗称。糟油口条是一道特色菜。制作此菜时，先把猪舌处理净，加入清汤、盐、葱、姜等，用小火煮熟捞出，切片。炒勺中麻油放香糟炸出香味，用洁布滤出糟油，加清汤、绍酒、盐调匀后放入口条浸泡30分钟。咀嚼此菜，糟香满口，舒适夾心。
香糟味型是川菜味型之一。特点是醇香咸鲜而回甜。既用于热菜也用于冷菜。四川和重庆用醪糟来作调料和配料较为普遍，其中以大竹醪糟为著名。川菜的香糟味调料，以香糟叶或醪糟、川盐、味精、香油调制而成。因不同菜肴的风味需要，可酌加胡椒粉或花椒、冰糖及姜、葱。调制时，突出香糟叶或醪糟汁味的醇香。用此法可烹出香糟鸡、香糟鱼、香糟兔、香糟肉、糟醉芦笋、糟醉银杏等。四川的糟香菜肴首推宜宾的叙府糟蛋，它可以直接上桌食用。制作时，将鲜蛋略破，放在用醪糟、红糖、白酒的混合液中浸泡。制成后，质地软嫩，色泽酱黄，光洁发亮。贮存三年以上者，称陈年糟蛋。美食家熊四智先生曾详细介绍过陈年糟蛋的食法。食用时，先撕去蛋膜，每个糟蛋上滴三五滴白酒，撒上白糖，搅拌均勻。待蛋、酒、糖融合后，即可用筷子头蘸少许入口细品，鲜香异常。有人题诗赞曰：“陈年糟蛋生宜宾，佐酒行餐席上珍。少量细咽尤胜绝，拈香入口舌生春。”
各地的糟菜很多。如北京名菜糟熘鸭三白，此菜用熟鸭脯肉；熟鸭掌、生鸭肝及鸡鸭汤、香糟酒等熘制而成。特点是“三鸭”呈白色，外罩金黄汁，吃起来鲜中透甜，有浓郁的糟香味。始创于北京全聚德。另一北京名菜为糟煨茭白，此菜以茭白为主料，配以香糟酒，煨制而成，特点是清香鲜脆，糟香四溢，甜中带咸，极为可口。上海有名小吃叫做糟田螺，是选用中等大小的田螺，以调制过的陈糟为主要调料，烹煮而成。田螺肉鲜嫩劲韧，造卤香味横溢，卤汁醇浓，肉卤同吃，更加鲜美。
笔者在研究津菜时发现，糟菜在“水西菜”中占有重要分量。水西庄是天津大盐商查曰乾建造的文化庄园，占地百亩，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年)。水西庄文化涉及园林艺术、诗酒唱和，馆藏典籍、书院教育、刻印出版、地方志研究，特别是饮食文化。当年乾隆皇帝曾四次巡幸水西庄，看到庄上衣食宴饮的奢华，自叹弗如。水西庄美食以津门河海两鲜物产，集南北厨艺之精，创造出精美的水西菜，其中就有糟野鸭等糟菜。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原与水西庄查家有旧。曹家获罪，雪芹年龄小，曾经寄居查家避难，曹有一侧室就是查家某女。因而，我们可以从《红楼梦》中的园林、饮食等多种方面看到水西文化的影子。《红楼梦》描写的饮食中自然也少不了糟菜出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糟菜，诸如糟鹅掌、糟鸭信等。在“刘姥姥进大观园”中吃到的茄鮝，作者连制法都描写的很细：“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到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说了半天，也是一道糟菜。
现在醉人心房的糟菜已经纵贯历史长河，遍及大江南北，成为各菜系普遍采用的烹饪方法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与齐鲁文化讲座心得 篇4
11月17日下午，省公安厅为打造“知识型、文化型”公安队伍，邀请王修智书记就《中国传统文化与齐鲁文化知识》进行了专题讲座，滕州大队组织全体官兵、文职雇员认真收听收看了此次讲座。下面我就此次讲座谈一下自己的心得。
首先王书记系统定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并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巧妙的比喻为“一片阳光、一块沃土、三株大树”。“一片阳光”是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一块沃土”，是指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生产实践当中形成的文化的底蕴、积累、积淀，“三株大树”分别指儒家文化、道家思想，佛家文化。同时，从齐鲁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社会背景、代表人物、思想内涵、经典著作以及齐鲁文化对山东的深远影响等方面，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齐鲁文化的悠久渊源与深刻内涵。尤其剖析了齐鲁文化所蕴含的“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德为美”、“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范”、“以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为最高境界”、“以‘中庸’为基本方法”、“以因时变革为前进动力”等思想内涵。
通过王书记的精彩讲演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齐鲁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激起了我对中国文化与齐鲁文化的浓厚兴趣。更加使我身为一名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为生在齐鲁大地而感到骄傲。通过此
次学习我深刻认识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重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当今学习生活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首先是爱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曾经是饱受苦难的民族，现代社会更要求我们艰苦奋斗，奋发图强，齐心协力以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
其次是自强不息的执着精神，中国人民从来就不肯轻易认输，总是不屈不饶地抗争。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困境中崛起成为我们为国家、为民族奋争的精神力量，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谐，即认为每一个事物都应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自然地发展。这其中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今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建设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最大力量。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延续不绝，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活。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凝聚中
中国传统文化课后感想 篇5
12052118姜慧芳
每次提到传统文化一词，我的心中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崇尚和敬畏，“莫名”是因为对她并不是很熟悉，而“崇尚”就颇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了。
但当我学了中国传统文化这门课之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虽然还不是很深入，却足以让我喜欢上她，想要接近她，希望懂她更多。
各国的传统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中国传统文化以其“世代相传，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特点立足于世界传统文化园林之中，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示的各种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丰富，包括诸如诸子百家，琴棋书画，传统文学和节日，中国戏剧和建筑，汉字汉语，传统中医，宗教哲学，民间工艺，中华武术，地域文化，衣冠服饰，四大雅戏，动物植物，古玩器物，传说神话，神妖鬼怪，传统音乐，中国对联等一系列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和积淀而发展和传承下来的一个民族的精华。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从春秋战国的纷争到秦始皇一统六国，从汉武帝抗击匈奴到张骞出使西域，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奘的西天取经，无一不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自强不息；而那浩如烟海的辞赋歌谣，那些耳熟能详、流传千古的唐诗、宋词、元曲无不让泱泱中国无愧于文明古国；听那回荡在丝绸之路上的驼铃悠悠，滔滔江水述说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看那轻歌曼舞吟颂着“康乾盛世”，赏心悦目地观望那“四大发明”，更是让世人心生敬畏；还有那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挺拔秀丽的黄山，“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美丽如画的九寨沟，神秘雄伟的布达拉宫，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蓝图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主义的土壤，经过五千年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漫漫中华五千年，悠悠历史数千载，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几次全盘否定和摒弃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洋文化泛滥、道德标准阙失、心浮气躁、功利化趋势日益严重的今天，却依然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学习中国文化经典感想 篇6
系别：机电工程系专业：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班级：一班姓名：李腾学号：
130401011学习中国文化经典感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准则，道家学说构成了2000多年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法家思想中的变革精神，称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这些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学习儒家文化思想有感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仁：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其中最主要的是仁的思想，是其中的思想核心。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大。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把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
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
二，学习道家思想有感
所谓道就是指自然发展规律”，万物都在顺应大自然整体的发展规律，“道”是更注重做事情的过程的，现在很多人把“无为而治”当成道的精髓。道家是中国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思想精髓是主张“道德”。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主张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道家是中国文化主流之一，老子是道家的宗师，庄子则是道家的集大成者，道家的养生思想。
道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人们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他们的学术思想在中医养生学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道家所主张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之中，道即是其基本法则。《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关于“道”的具体阐述。所以，人的生命活动符合自然规律，才能够使人长寿。这是道家养生的根本观点。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贵柔”等主张，对中医养生保健有很大影响和促进。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与儒家同样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儒”为表象，“道”实质，以致世人忽视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音乐、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即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道家哲学也对中国政治活动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执着于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三，学习法家思想有感
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世袭制，强调奖励耕战，减轻赋税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就是战国时期天下争雄，已非古法所能治，要“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于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法家的法治思想在不同的法家思想家那里，法治、术治、各有所重：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术治，慎到强调重势，韩非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法家思想是众多思想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思想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自古以来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便是为了管理国家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政治观念，给我的感觉是法家思想强调的是制国，而儒家思想强调的是治国。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法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先秦时期，秦国能以尺寸之地而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这其中商鞅，李斯等这些信奉法家思想的人是功不可磨——强国强军当用法家思想，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秦帝国一统天下后存在的时间不过几十年，我认为这也是法家思想为秦帝国的覆灭所埋下的祸根——法家思想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强国强军，但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矛盾也将在没有一位能和秦始皇一样威镇四海的人统治国家的情况下变的无法收拾，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商鞅，李斯最终没能够全身而退。法家思想其根本我个人认为是“武”，谁强大，谁就是老大——这必然激起的是更大的矛盾。就象化学元素一样，所具有的能量越高，越不稳定，越要分解，要保持其不分解，要么需要更强力的人掌管着国家的政权，要么就实行儒家思想。
四，学习兵家思想有感
兵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从哲理的层面，用哲学理念的层面，来观察战争现象，探讨和揭示战争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具体方法，其代表主要有“孙子兵法“，兵家以利动，以利止，是彻彻底底的唯物主义，在兵家看来人本来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了利益才有善恶，所以以利言仁义是最合适的做法。利益不应该只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次要的、补充性的因素，而应该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失去利益维系和推动作用的、被强权或法律维系的、由人的道德推动的人类社会是无法消除不断涌现的问题和矛盾的。在众多利益驱使下，怎么做出正确选择，兵家思想提出要有度即利益大小的标准，首先，做事情一定是有利可图的；然后，看是否符合时势；再看，是否有大义名分，所谓“得到多助失道寡助，“有为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以上条件，兵家“谋定而后动”就是如此，关于人才，孙武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择人”者，善于量才用人也；“任势”者，善于造势和利用形势也。所谓“择人而任势”，就是 要求军事指挥员重视选用人才，利用形势，以战胜敌人。从“择人”方面而言，兵战固然是军事实力的较量，但更重要的是人才竞争。在战争中，谁拥有人才，谁就 会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谁就有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因此，挑选将领是战争胜败的关键。什么人能当将领？孙武的标准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便成为当时选人才的基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讲座感想 篇7
本刊:浦乐诺先生,为什么Siveco称自己的系统为CMMS,而不用在国内电力行业更为人所熟知的EAM?EAM不是要比CMMS更先进吗?
浦乐诺:单就软件本身而言,两者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EAM”是由IT销售人员自创的,并只在国内流行的一种叫法。而身为全球公共事业领域的专业维护人员,我们更倾向于使用CMMS或者MMS。重要的是,“EAM”代表的是以IT为导向且侧重于对行政管理流程系统化的、收益较低的解决方案,反观CMMS则主要是以项目为导向,注重向客户交付可衡量的项目成果,这也是我们做项目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原则。
本刊:虽然您的公司在其他行业发展的很成功,但在电力行业却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多数EAM厂商已在国内市场拥有10余年的发展历史,而EPR供应商也具备独立开发EAM系统的能力。您认为Siveco如何能在电力市场取得成功?
浦乐诺:10年间我相信众多国内电厂都意识到了,所谓的“EAM”项目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理想的收益,以IT为导向的项目始终无法达成企业所制定的管理目标,消耗大量财力、人力的EAM项目通常只能带来令人失望的结果。这也是国内电力行业EAM项目所面对的不争事实。然而,这些IT厂商给出的补救方案更为离谱。他们会推荐客户花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去购买一套ERP系统来弥补EAM系统的不足。在我看来,Siveco之所以能在国内电力行业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能针对客户的这些特殊需求,站在用户的角度,用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来替换那些已经失败的EAM系统。
本刊:Siveco的COSWIN系统与EAM之间有什么区别?
浦乐诺:绝大多数EAM系统与CMMS系统一样,都有着相同的功能范围。最大的区别在于,COSWIN是由维护工程师开发,专门为维护工程人员所设计的专业的维护管理系统。通过非常直观的图形化用户界面,用户就能轻松地读取所有的数据信息和功能模块。从实施角度看,相比传统的定制流程,我们的拖拽式屏幕编辑器能节省60%的实施时间,转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升维护管理水平上。
本刊:请您介绍一下Siveco正在推广的“eHand”的移动解决方案。
浦乐诺:除我们的主要产品COSWIN之外,近期,我们还为“未来工程师”推出了一套创新型的移动解决方案:即为基于移动终端和平板电脑的eHand和Mtv。这套移动解决方案能与任何后台系统(Maximo或SAP PM)实现数据同步,并能让客户从现有系统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本刊:电力企业选择Siveco的理由是什么?
中国食文化讲座 食肴之将话食盐 篇8
盐是人类最早认识的结晶体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更与食文化的发展相随相伴。开始，先人们并不知道这么多道理，在原始人类时期，人们过着渔猎生活，啖肉饮血，从动物血肉中很自然地摄取到食盐，所以还不需要刻意去寻求这种物质。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农业兴起．食物开始以谷物为主，于是人类就有必要到自然界中去寻找食盐的新来源了。
有盐始知有味，有味才有文化。不论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皆离不开盐。然而，由于社会不平等，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生产的盐也分出三六九等。上等盐归帝王享用，下等盐属百姓使用。
相传由孔子编纂的《尚书·商书·说命》中就记载了“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春秋管促认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孔子曰：“不得其酱不食”。上古时许多肉菜为淡味。须蘸酱而食。酱即是由肉与盐制成的。
古代中国人将盐视为“百味之祖”、“食肴之将”，将盐称之为“国之大宝”(《三国志》)。氏族社会中据盐泉者才能统治社会并有资格与其他氏族交往。传说历史上黄帝占着盐池(山西运城)，蚩尤欲夺，就发动了“阪泉之战”。黄帝联合其他部落，打败了蚩尤，夺回了盐池。炎黄之战也是为了夺盐地。从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所立的国都(平阳、蒲坂、安邑)位置来看，都靠近盐池。为了争盐竟然引起大战，可见盐对于古人之重要。
食盐在自然界中的贮存状态有很多种。每年大量雨水将土壤中的盐分溶解，汇成小溪，注入江河，最后奔流入海。海水经日晒蒸发，食盐成分不断浓缩，海水便成为食盐最丰富的资源。据测算，海洋中所储存的食盐约有100多万亿吨，这是海盐。
一些内陆的河流注入湖泊，经不断蒸发浓缩，凝结在湖底和湖滨的食盐就是湖盐或池盐。有些盐湖原来就是海洋的一部分，因地质变动后来成为盐湖。盐湖干涸后堆积了大量食盐，遇到地壳变动而埋入地下，就形成了岩盐，也称崖盐。开井汲水，得到盐水，熬卤取其盐，这就是井盐。
据估计，我们的祖先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就逐步食盐和采盐了。但无论哪种天然食盐，总混有不少杂质。主要是镁、钙、钾的氯化物和硫酸盐。所以，从天然食盐水中提取食盐、纯化食盐的加工工艺也随之兴起。
我国先民煮海作盐的活动，传说兴起于神农时代。先秦《世本》说：“黄帝时，诸侯有夙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盐，其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尚书·禹贡》记载，夏禹命青州贡盐，表明那时山东的渤海沿岸及泰山一带已是盛产海盐了。
早期的海盐生产方法是淋沙制卤和煮卤成盐，这种工艺一直延续到明代。淋沙制卤，就是利用海沙来吸附潮水带上来的盐分，然后或以人工舀水浸卤，或用潮汐淋洗，来获得较浓的卤水。大约在宋代，发现稻麦杆灰有吸附海盐作用，于是普遍用之。《菽园杂记》说：“烧草为灰，布在滩场，然后以海水渍之，俟晒结浮白，扫而复淋”，即是此法。
宋代的制盐法有两种，一种是熬盐的炉灰在灌水前被撒在田里，并由此而获取凝聚到草木灰上的天然盐。此法具有极大的营养学意义，它可以保证盐里含有海水和草木灰中的钾、碘、镁、铜和其他离子类的微量无机物。草木灰法使中国人与西方相比虽然对盐的摄入量大，而对健康危害较少，盖因其在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中含钾量较高。保持了钠－钾平衡之故。
海盐的晒制法在我国出现较晚，元代时才兴起于福建。约在明代中期的正德、嘉靖之际，在河北沧州兴建了长芦盐场，出现了与现代海盐晒制法基本相似的、完全的晒盐法。此法的大致步骤是：在海滨掘沟待海水浸入。沟旁建数层晒池。这种晒池，长芦、山东、辽宁称为“卤台”，淮北叫“沙格”，闽粤叫“盐埕”，也叫“石池”。涨潮时海水灌满沟渠，退潮后将海水车入最高一层晒池。经曝晒浓缩后逐层放至最低池。此间不断以石莲子等估测卤水浓度。经曝晒后得到颗盐。在清代又融合了意大利人的“天日风力晒盐法”经验。从此晒海盐法完全取代“煎煮海卤”产盐法了。
我国的盐池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气候干旱或半干旱地带。分布在西起新疆，向东经青、藏、陕、甘、宁、内蒙、晋，直至吉、黑等广大地区中，以山西运城的解池最为著名。《山海经》中有“景山，南望盐贩之泽”之句，所言“盐泽”就是指河东盐池。
解池的卤水是一种多种成分的混合溶液，园氯化钠的溶解度相对于其他成分要小，所以在不断的“集工采捞后”，盐民(亭户)便创造了开畦用卤水晒盐法。据记载，远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这种亭户了。唐代，畦盐生产已得到大力推广，十分兴盛。至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池盐出河东安邑、西夏灵州(宁夏灵武)。今惟解州种之。疏卤地为畦垄，而堑围之，引池水注入，久则色赤，待夏秋南风大起，则一夜结成，谓之盐南风。”书中提及的南风为热风，既可使卤水加速蒸发，使食盐“一夜结成”，而又稍稍提高了芒硝等的溶解度而抑制了它们的结晶，遂提高了池盐的质量。
井盐产于巴蜀。巴蜀远离海洋却从没缺少过生活用盐。这得益于2亿年前古四川盆地曾经是一个类似于今日中东死海的古盐海。井盐是以凿井的方法开采地下天然卤水及固态岩盐，其主要的“绝活”为凿井技术。
上世纪80年代温哥华世界钻井技术研讨会在有关人类最早钻井史的研讨中，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正为他们的二三百年的钻井史争辩、激动。当时的中国代表却一语惊人：“我们中国人早在一千年以前就已经能用钻头掘到几百米深了。”
著名的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有鲜明的论述：“今天在勘探油田时所用的这种钻探深井或凿洞的技术，肯定是中国人的发明，这种技术在汉代就已经在四川加以应用，不仅如此，他们长期以来所用的方法。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利用蒸汽动力以前所应用的方法基本相同，开创了机械钻井的先河……”
中国学者也早就注意到了李约瑟博士文中提及的深钻技术，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诸多记载，但准确的时间应该被界定在宋代。苏
东坡的《蜀盐说》中写道：“蜀去海远，取盐于井……自庆历皇以来，蜀始创‘卓筒’。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至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东坡居士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位文学家，他的《蜀盐说》还让中国人的这项伟大发明没有成为一段消失的历史。
西方人罗伯特·K·G·坦普尔也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认为，是中国宋代盐井钻井技术直接引发了西方现在钻井技术的发明。就连现在的机械钻井取盐、采石油、采天然气都是在卓筒井技术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中国的学者们为了查找证据，深入四川盆地。走遍千山万水，在大英县找到了始创于北宋庆历年问(公元1041-1048)的千年卓筒井传世之地，发现了中国古文明的活化石。在大英县卓筒井镇，盐工们正像一千年前这里的宋代一样，用竹片和竹筒从地下120米处提取制盐的卤水。而井口只有一只碗口的大小，所使用的挖井技术在宋代就可达到地下1000米的地方。设备看来很土。吊上引杆，接上汲筒，蹬几下吱扭的羊角车。再拽住强韧的篾绳，百来斤的装满卤水的汲筒就从海碗粗细的竹井口被提上来，钩开筒底的牛皮线，白花花的卤水一下就喷涌到填了胎的竹篓子里。在卓筒井前方几十米外的半山腰上一座粉墙黛瓦的房子上冒着熬卤的袅袅青烟，当地人都到这大顺灶柜上买“花盐”，有时候还要些刚出井的卤水，沉淀一下用来制做泡菜，那泡菜格外的脆口咸香。食文化学者熊四智先生说，川菜鲜味鲜在哪里?鲜就鲜在使用的是自贡井盐。
蜀地开采井盐大约创始于战国时期，据晋人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蜀志》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地。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李冰在带领巴蜀百姓开山移土、修筑都江堰工程时，可能同时发现了成都平原的地下卤水。开凿井盐，既富国利民，又推动了凿岩穿井技术，他的这项伟绩毫不逊于在水利方面的贡献。
自秦初李冰开凿广都盐井直到赵宋初年为大口浅井的初始时期。北宋时，川民们发明了“卓筒井”小口径凿井技术，被誉为“石油钻井之父”。至于煮盐，川民们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开始用天然气为燃料来熬制井盐，方法叫做“敞锅熬盐”，虽然历代在操作工艺细节上都有改进，但基本方法一直延续至今。
在中国，人们对于盐的需要，由生存、生理的需要扩展到对调味的需要、心理的需要而成为一种食文化审美的需求。
在中国各大菜系的烹饪中，无不包含用盐的学问，即使在其他类别食品中也离不开用盐的艺术。如食糖中加盐味更甜，醋里加盐味更鲜等。
盐与茶、酒关系密切。茶圣陆羽讲究煮茶用盐调味。藏族的酥油茶至今还要放入酥油和盐巴。国酒茅台发端于“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是川盐的兴起促进了美酒的发展。
人类食盐的发展轨迹离不开海洋这个生命的摇篮。故而人类进化几百万年来对咸味就有着天生的嗜好。在寻找咸味食品的漫长过程中，先人发现咸水和盐结晶，人们开始食用粗盐，近百年开始用精盐，近二三十年又出现了低钠盐、加碘盐、锌盐、铁盐、钙盐、硒盐、调味盐和竹盐等多品种盐。虽然过量摄入盐(平均6克)有害健康，但维持人体几十种元素的平衡盐是健康的关键因素。因而，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缺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