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城市低保入户调查存在的问题

2024-07-06

浅析城市低保入户调查存在的问题（精选5篇）

浅析城市低保入户调查存在的问题篇1

浅析城市低保入户调查存在的问题

低保是在城市已经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三条保障线”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

摘要：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被救助家庭的的经济状况调查为基础，经过调查复核以及审批，最终来确定救助对象。而目前我国，主要以收入调查来衡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具体的入户调查当中，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甄别“谁是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入户调查现在存在有一定的操作难题，同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些都是城市低保政策在今后需要改进提升的地方。从这些缺陷之中，改进入户调查的工作方法，激励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摆脱贫困，真正走向自立。

关键词：入户调查法制化家庭收入核查

一、入户调查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入户调查作为确定城市低保制度救助对象的一个较为直接的方法，是以财产或收入进行的目标确定。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收益目标群体定位于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对“三无”人员实行全额补贴，对非“三无”人员采取入户调查后差额补贴的方式。各地方政府在相应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中，对家庭收入核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制定出计入和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各种要素与条件。同时对入户调查过程中，居民需要提供的材料和进行收入核查的机构都进行详细的规定。

其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主要由财政资金构成，而财政收入的具体使用途径都有具体的规定，最终分到低保的使用资金其实是有限的。有限的资金只能使一部分申请者得到救助，入户调查之后才可能更公平地使有限的最低生活保障得到合理、优化使用，真正起到社会救助的作用。入户调查是低保制度运行的必经阶段，没有经过调查就无法确定申请人是否具有低保资格。

最后，入户调查制度将不断推进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实现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终目标。入户调查制度的完善有赖于我国社会救助项目的构建与不断完善，而完善的社会救助体制将使家计调查制度的功用得到进一步发挥，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将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发展，为全体社会成员构建牢固的安全网，为社会发展构筑有力的减震器;通过这种入户调查的方式基本可以确定能够进入低保制度救助范围的家庭。

从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入户调查是确定低保救助对象难以取代的一种方法，目前的问题应该在于如何进一步地改善这种入户调查的方式，使得这一方法在制度实践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它的效率和功能，真正地体现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统一。家庭收入核查应该不会成为一个难以突破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在控制制度成本的同时，又能很好地进行家庭收入核查。

二、入户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的低保对象确定过程之中，入户调查是最常用的方法。社区工作者在确立申请救助者的资格时，需要对所有的申请者进行家庭经济调查，核算方式是以家庭成员的收入为主进行计算，只有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才有资格申请救助。

(1)入户调查项目少，难以落实

入户调查项目主要集中于家庭成员收入，对于其他项目的调查比较欠缺(银行存款，有无其他房产，其他固定资产)。而这些其他项目的审查核实，都需要得到其他部门的配合，如需要工作单位提供可靠的收入证明记录，或者需要银行提供申请对象的储蓄情况等。另外，如果低保人员利用资产(如房子)获取投资收益，那么这部分收入就会因为资产调查的欠缺而被遗漏。实际操作中也难以完全获取到其家庭资产的准确数据。显然在基层的社区工作和街道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之中，根本不具备这样的人力和物力，况且部门间合作也是一大难题。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之中，入户调查难操作，难落实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

(2)入户调查缺乏专业的调查人员

入户调查的主体是居委会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专业知识和调查方法的欠缺，对收入核查产生了一定的阻碍，这就使得“人情保”的现象屡次出现，导致入户调查的准确性降低。入户调查的方法也大多数以低保申请人出示收入证明、邻里取证等形式为主，根本不可避免瞒报、少报或不报家庭实际收入的问题。

有些地方为了弥补家庭收入核查手段的不足，采取民主评议和张榜公示的方法加强监督。虽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很多人不太关注他人的事情，监督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如果社区要严格审查，所要付出的是巨大的成本。

(3)对在职、失业、下岗劳动者的收入认定问题

一般情况下，低保家庭的家庭成员多存在有下岗职工、失业人群，这部分人群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多会采取临时就业的方法来保障家庭生活。而这类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渠道，工作状况极不稳定，而且收入时高时低，这给入户调查带来巨大的难度。

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在衔接过程之中有断裂，很多下岗职工根本无法按时领取全部的生活费。而在实际的收入核定操作过程之中，凡是下岗失业职工，都可以视同为按月足额领取基本生活费和失业保险金，这样就会造成入户调查的家庭收入高于其实际收入，使得一些贫困家庭失去了申请救助的资格，或者获取的救助资金数变少。

三、改进入户调查的建议

入户调查的方法的改进方向，就是在控制执行落实的成本同时又能很好地进行家庭收入核查。而现行城市低保救助中家庭收入核查，问题是在于没有找到一个执行成本较低的办法。如果为了核查清楚申请救助家庭的收入情况，而付出巨大的制度成本，最后的结果也是得不偿失，因为入户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将有限的福利资源的效率尽可能的最大化。为此，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方面对入户调查进行相应的改进。

(1)增加消费支出项目，保证调查主体专业性

确立基本的调查项目如家庭人口数、工作情况、财产数额、家庭用品等，用可以量化的调查方法，进行评价，但各地应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调查项目。

对于某些退休金养老金较低的退休人员，适当保留“收入豁免”的余地。以上海为例，市政府对这部分困难群体实施“收入豁免”政策。先从该家庭有正常劳动收入人员的收入汇总，扣除等额于就业生活补贴的部分收入，剩余收入再计入家庭收入，若低于低保线标准，便可纳入低保。在调查项目的增减上具有一定灵活性。

提高家计调查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家计调查是审核低保资格的一个重要依据之一，提高家计调查人员的专业化水平，首先，要对家计调查人员进行专门培训。相关工作不仅仅要熟悉家计调查的相关程序，调查项目和调查方法，而且必须要保证在调查过程中要做到公正客观，防止“人情保”现象出现。其次，尽量聘用社会保障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工作人员，不仅可以提高专业化水平，也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将低保申请受理工作移交到街道办事处事务指导中心办理，由各地基层街道办具体安排下属区域的低保申请、调查、审批工作。

(2)制度设计要做到统一性和一致性

各地政府为落实城市低保政策，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分别探索出一些低保对象确定的新方法，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往往造成多种制度相互之间，不能很好地配套衔接，影响了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同时也可能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减少入户调查的执行成本，不需要设立专门的调查部门，但是一定要将调查的方法、项目、核查标准等细则进行统一的规定，甚至应该上升到法律制度的层面，这样才更加容易判断调查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制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也更加容易得到其他职能部门的配合，以劳动部门为例，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提供救助申请对象的劳动就业情况;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直接提供申请对象的储蓄情况，有无金融产品投资收益等信息。根据各个部门综合提供的信息，可以更加合理、公平地确定城市低保救助对象。

(3)收入核定标准兼顾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在许多地方的收入核查标准中，出现了类似于“饲养宠物，出入某些消费场所的家庭不符合低保救助申请标准”的规定。显然这些标准并没有考虑到有尊严的生活的“基本需要”，会给受助者造成心理负担，而这些并不是社会救助的初衷。因此在标准的确定过程之中，应该将这些民政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规范化，使用也不能过于死板固化，并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时的取消不切实际的旧标准，加入一些合理的新标准。

标准的制定还需要考虑到受助家庭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障问题，这类家庭在有限的可支配收入范围内，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等导致了家庭在经济上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对于有医疗教育救助需求的家庭，对入户调查的收入核查标准可以另行专门进行规定，保障申请者可以获得应有的救助。

(4)加强法制化建设，对“骗保”行为加大惩处力度

在家庭收人核查过程中一些群体，可能会存在一些瞒报、少报收入来骗取低保救助金的行为，但即使发现了这些行为，由于处罚的力度不大，现行制度没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制度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力，导致个别社会员的骗保行为屡禁不止，使得社会福利资源和救助资金极大的浪费。不仅仅是低保救助申请家庭，相关管理审核者也可能会由于惩罚力度较低，存在违纪行为。

要杜绝这类骗保行为的发生，必须走法制化的道路，出台相应的法律，例如可以配合《社会救助法》制定相应的细则，同时要具备可执行性，提高违法成本，使那些企图违反规定的个体，认识到其中的收益成本关系，从而放弃这类违法行为。除此之外，制度的运行有了法制化的保障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

四、小结

因为社会救助的资金来自于政府财政，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必须保证这项制度救助的都是真正“有需要的人”。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先对所有申请社会救助的家庭进行调查，确认申请者的家庭人均收入确实低于社会救助标准，有时还要确认申请者拥有的家庭财产也符合相关的规定，然后才能向其提供保障最低生活水准的现金或实物。

入户调查的作用，就是在于合理、公平地确定真正应该被帮助的对象。虽然目前中国无法向其他国家那样做到，将个人和家庭的收支账户对于国家的税务机关和社会保障机关完全开放。但是通过入户调查方法的改进，参照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来实现“应保尽保”。对一些接受入户收入核查后不符合生活援助条件但又存在特殊需要的群体，可以通过综合性的目标定位方式纳入相应的制度化的专项救助，而不是临时性的救济。

>参考文献：

[1] 张时飞，唐钧.中国社会政策研究十年专题报告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白维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贫困陷阱”研究――目标定位制下的负激励分析[J].西北人口，2010(2)

[3] 祝建华.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定位[J].2008

[4] 徐月宾，张秀兰.我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探讨[J].东岳论丛，2009(2)

[5]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一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M].2008

[6] 祝建华.城市低保制度目标定位过程中的家计调查及方法改进.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7] 罗丹.我国低保制度中家计调查探析.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1

[8] 唐钧.社会救助莫忘家计调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3(9)

[9] 段美枝.关于社会救助制度中“家计调查”的思考.经济论坛，2011(7)

浅析城市低保入户调查存在的问题篇2

首先,入户调查作为确定城市低保制度救助对象的一个较为直接的方法, 是以财产或收入进行的目标确定。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收益目标群体定位于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对“三无”人员实行全额补贴,对非 “三无”人员采取入户调查后差额补贴的方式。各地方政府在相应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办法中,对家庭收入核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制定出计入和不计入家庭收入的各种要素与条件。同时对入户调查过程中,居民需要提供的材料和进行收入核查的机构都进行详细的规定。

其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资金来源主要由财政资金构成,而财政收入的具体使用途径都有具体的规定,最终分到低保的使用资金其实是有限的。有限的资金只能使一部分申请者得到救助, 入户调查之后才可能更公平地使有限的最低生活保障得到合理、优化使用,真正起到社会救助的作用。入户调查是低保制度运行的必经阶段,没有经过调查就无法确定申请人是否具有低保资格。

最后,入户调查制度将不断推进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实现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终目标。入户调查制度的完善有赖于我国社会救助项目的构建与不断完善,而完善的社会救助体制将使家计调查制度的功用得到进一步发挥,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将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发展,为全体社会成员构建牢固的安全网,为社会发展构筑有力的减震器;通过这种入户调查的方式基本可以确定能够进入低保制度救助范围的家庭。

从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入户调查是确定低保救助对象难以取代的一种方法,目前的问题应该在于如何进一步地改善这种入户调查的方式,使得这一方法在制度实践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它的效率和功能,真正地体现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统一。家庭收入核查应该不会成为一个难以突破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在控制制度成本的同时,又能很好地进行家庭收入核查。

二、入户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的低保对象确定过程之中, 入户调查是最常用的方法。社区工作者在确立申请救助者的资格时,需要对所有的申请者进行家庭经济调查,核算方式是以家庭成员的收入为主进行计算, 只有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才有资格申请救助。

(一)入户调查项目少,难以落实

入户调查项目主要集中于家庭成员收入,对于其他项目的调查比较欠缺(银行存款,有无其他房产,其他固定资产)。而这些其他项目的审查核实,都需要得到其他部门的配合,如需要工作单位提供可靠的收入证明记录,或者需要银行提供申请对象的储蓄情况等。另外,如果低保人员利用资产(如房子)获取投资收益,那么这部分收入就会因为资产调查的欠缺而被遗漏。实际操作中也难以完全获取到其家庭资产的准确数据。显然在基层的社区工作和街道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之中,根本不具备这样的人力和物力,况且部门间合作也是一大难题。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之中,入户调查难操作,难落实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

(二)入户调查缺乏专业的调查人员

入户调查的主体是居委会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专业知识和调查方法的欠缺,对收入核查产生了一定的阻碍,这就使得“人情保”的现象屡次出现, 导致入户调查的准确性降低。入户调查的方法也大多数以低保申请人出示收入证明、邻里取证等形式为主,根本不可避免瞒报、少报或不报家庭实际收入的问题。

有些地方为了弥补家庭收入核查手段的不足,采取民主评议和张榜公示的方法加强监督。虽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很多人不太关注他人的事情,监督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如果社区要严格审查,所要付出的是巨大的成本。

(三)对在职、失业、下岗劳动者的收入认定问题

一般情况下,低保家庭的家庭成员多存在有下岗职工、失业人群,这部分人群在找到新工作之前,多会采取临时就业的方法来保障家庭生活。而这类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渠道,工作状况极不稳定,而且收入时高时低,这给入户调查带来巨大的难度。

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在衔接过程之中有断裂,很多下岗职工根本无法按时领取全部的生活费。而在实际的收入核定操作过程之中,凡是下岗失业职工,都可以视同为按月足额领取基本生活费和失业保险金,这样就会造成入户调查的家庭收入高于其实际收入,使得一些贫困家庭失去了申请救助的资格,或者获取的救助资金数变少。

三、改进入户调查的建议

入户调查的方法的改进方向,就是在控制执行落实的成本同时又能很好地进行家庭收入核查。而现行城市低保救助中家庭收入核查,问题是在于没有找到一个执行成本较低的办法。如果为了核查清楚申请救助家庭的收入情况,而付出巨大的制度成本,最后的结果也是得不偿失,因为入户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将有限的福利资源的效率尽可能的最大化。为此,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方面对入户调查进行相应的改进。

(一)增加消费支出项目,保证调查主体专业性

确立基本的调查项目如家庭人口数、工作情况、财产数额、家庭用品等,用可以量化的调查方法,进行评价,但各地应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调查项目。

对于某些退休金养老金较低的退休人员,适当保留“收入豁免”的余地。以上海为例,市政府对这部分困难群体实施 “收入豁免”政策。先从该家庭有正常劳动收入人员的收入汇总,扣除等额于就业生活补贴的部分收入,剩余收入再计入家庭收入,若低于低保线标准,便可纳入低保。在调查项目的增减上具有一定灵活性。

提高家计调查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家计调查是审核低保资格的一个重要依据之一,提高家计调查人员的专业化水平,首先,要对家计调查人员进行专门培训。相关工作不仅仅要熟悉家计调查的相关程序,调查项目和调查方法,而且必须要保证在调查过程中要做到公正客观,防止“人情保”现象出现。其次,尽量聘用社会保障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工作人员,不仅可以提高专业化水平,也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最后,将低保申请受理工作移交到街道办事处事务指导中心办理,由各地基层街道办具体安排下属区域的低保申请、调查、审批工作。

(二)制度设计要做到统一性和一致性

各地政府为落实城市低保政策,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分别探索出一些低保对象确定的新方法,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往往造成多种制度相互之间,不能很好地配套衔接,影响了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同时也可能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减少入户调查的执行成本,不需要设立专门的调查部门,但是一定要将调查的方法、项目、核查标准等细则进行统一的规定,甚至应该上升到法律制度的层面,这样才更加容易判断调查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制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也更加容易得到其他职能部门的配合,以劳动部门为例,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提供救助申请对象的劳动就业情况;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直接提供申请对象的储蓄情况,有无金融产品投资收益等信息。根据各个部门综合提供的信息,可以更加合理、公平地确定城市低保救助对象。

(三)收入核定标准兼顾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在许多地方的收入核查标准中,出现了类似于“饲养宠物,出入某些消费场所的家庭不符合低保救助申请标准”的规定。显然这些标准并没有考虑到有尊严的生活的“基本需要”,会给受助者造成心理负担,而这些并不是社会救助的初衷。因此在标准的确定过程之中,应该将这些民政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规范化,使用也不能过于死板固化,并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适时的取消不切实际的旧标准,加入一些合理的新标准。

标准的制定还需要考虑到受助家庭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障问题,这类家庭在有限的可支配收入范围内,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等导致了家庭在经济上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对于有医疗教育救助需求的家庭,对入户调查的收入核查标准可以另行专门进行规定,保障申请者可以获得应有的救助。

(四)加强法制化建设,对“骗保”行为加大惩处力度

在家庭收人核查过程中一些群体, 可能会存在一些瞒报、少报收入来骗取低保救助金的行为,但即使发现了这些行为,由于处罚的力度不大,现行制度没有严格的惩罚措施,制度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力,导致个别社会员的骗保行为屡禁不止,使得社会福利资源和救助资金极大的浪费。不仅仅是低保救助申请家庭,相关管理审核者也可能会由于惩罚力度较低,存在违纪行为。

要杜绝这类骗保行为的发生,必须走法制化的道路,出台相应的法律,例如可以配合《社会救助法》制定相应的细则,同时要具备可执行性,提高违法成本,使那些企图违反规定的个体,认识到其中的收益成本关系,从而放弃这类违法行为。除此之外,制度的运行有了法制化的保障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

四、小结

因为社会救助的资金来自于政府财政,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必须保证这项制度救助的都是真正“有需要的人”。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先对所有申请社会救助的家庭进行调查,确认申请者的家庭人均收入确实低于社会救助标准,有时还要确认申请者拥有的家庭财产也符合相关的规定,然后才能向其提供保障最低生活水准的现金或实物。

入户调查的作用,就是在于合理、公平地确定真正应该被帮助的对象。虽然目前中国无法向其他国家那样做到,将个人和家庭的收支账户对于国家的税务机关和社会保障机关完全开放。但是通过入户调查方法的改进,参照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来实现“应保尽保”。对一些接受入户收入核查后不符合生活援助条件但又存在特殊需要的群体,可以通过综合性的目标定位方式纳入相应的制度化的专项救助,而不是临时性的救济。

参考文献

[1]张时飞,唐钧.中国社会政策研究十年专题报告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白维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贫困陷阱”研究——目标定位制下的负激励分析[J].西北人口,2010(2)

[3]祝建华.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定位[J].2008

[4]徐月宾,张秀兰.我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探讨[J].东岳论丛,2009(2)

[5]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一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M].2008

[6]祝建华.城市低保制度目标定位过程中的家计调查及方法改进.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7]罗丹.我国低保制度中家计调查探析.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1

[8]唐钧.社会救助莫忘家计调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3(9)

浅析现行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篇3

关键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家庭财产收入核实；低保标准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普遍实行的以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标的社会救助制度。它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一根本性法规，一方面规定了公民有在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取物质帮助的权利，另一方面规定了各级政府有对弱势群体给予基本生活救助的责任，是现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最根本法律依据。

一、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历程及现状

我国现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解决改革开放带来相关问题，逐步发展起来的。1993年6月1日，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后的两年中，上海、厦门、青岛、大连、福州、广州等6个大中城市相继建立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这一阶段，这项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基本上是各城市地方政府的自发行为。

1997年8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在各地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到1999年底，全国所有的城市和县政府所在的镇都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基本确立。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推广和完善，截止到2009年底，全国已经普遍建立起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部分农村地区也已建立起农村低保制度。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到2010年6月，全国城市低保对象达11332273户、23050105人，占全国城镇人口总数的5.6％左右。2009全年投入低保资金461.42277亿元(08年385.24亿元)，与上年相比增加76亿，增幅达19.77％。

二、当前城市低保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由各地根据本地区的经济状况，制定低保标准，实行家庭收入的差额补助。低保对象真正从政府得到的救助金，并不是低保标准额，而是家庭收入与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也就是说，低保家庭从民政部门领取的低保金是以低保标准减去家庭人均收入后得到的差额再乘以家庭成员的人数计算得出的结果。差额保障最关键的两个问题，就是家庭收入的核准和低保标准的确定。这两个基本因素存在的问题，成为制约低保制度发展完善的关键。

1.家庭财产和收入难以准确核实，影响低保制度的公平性

家庭财产和收入确定不准确一方面容易造成应保未保，使一些生活困难群众游离在低保制度之外，降低了低保制度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一些投机取巧的人钻制度的空子，通过隐匿家庭实际收入获得享受低保的资格，造成社会保障资源的浪费，增加财政不必要负担。

目前国内大多数地区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核实的手段是很落后的。收入核定缺乏科学的标准和手段，主要依靠工作人员到申请低保人员的家庭进行走访，向邻里、劳动单位了解情况。多是靠主观判断和群众评选，缺乏准确性与科学性，大量隐性收入难以查明。一方面无益于保护真正贫困的低保人员的尊严，另一方面，缺乏科学手段和方法的排查也使得一些实际生活水平高于低保标准的人寄生在低保制度之中。

此外，当前我国居民家庭财产收入核查制度也很不健全，诸如家庭银行帐户、进人股市资金等项目，由于缺乏相关立法支持和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顾虑，仍然难于进行有效的核查。而居民收入形式日益多元化，财产收入的隐蔽性更强，政府部门、金融部门之间的信息不能有效共享，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隐匿财产提供了条件。导致保管理人员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低保家庭的实际情况，使得低保对象的确定、检查和管理都缺少有效的数据，造成保障对象确定有失偏颇的现象发生。

中国有句古语，“民不患贫，患不均”，隐瞒家庭收入骗取低保的现象带来的社会影响十分恶劣，不仅增加财政负担，损害社会公平，也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2.低保标准偏低，难以满足城市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要

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低保标准的确定原则是由各地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保障居民生存权前提下，适当考虑医疗、教育等需求，采用恩格尔系数或菜篮子法等方法，确定本地的标准。然而，现行全国各地的低保标准，普遍存在保障水平偏低，难以满足贫困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問题。

(1)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角度来看，我国各地现行低保标准较低，很难满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国际上通行的是将社会中位收入或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贫困标准而予以救助。大连市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9014元，低保标准是360元，相当于当地居民月人均实际收入的22，7％。若是按照社会平均收入的50％计算保障标准应该是792元，这与360元的低保标准相差很大。

(2)从人均消费支出的角度看，低保标准只能人均食品性支出需求。大连市200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360元，位居全国低保标准第九位。2009年大连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性支出为15330元，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37.9％，可计算出年人均食品性支出为5810.07元。换言之，大连市平均每人月食品性支出为484.17元，高于09年大连市360元的低保标准。

大连市的低保标准，历年来在省内乃至全国都排在前列。截止2010年7月，大连市低保标准为380元，与全国最高的上海市仅差70元，与深圳市仅差35元，在辽宁省内位居第一，全国位列第八，与发达程度类似的城市相比，大连市的低保标准并不算低。由此我们不难推断，目前全国各地的城市低保标准，与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相比，普遍偏低，与其说是保障“最低生活”的标准，不如说是仅能保障“最低生存”的标准。

(3)从低保标准的增长速度上看，低保标准增长速度不及经济增长速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率一直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据统计，1998年到2005年期间，全国36个城市平均城市低保标准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8.87％、

13.99％和12.59％。从全国范围来看，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等经济指标相比，低保标准的提高仍然增速较缓，存在一定差距，甚至这一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这意味着受保障的对象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3.提高低保标准面临诸多限制条件

虽然低保标准难以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需要已经得到各级政府领导的关注，中央财政补贴地方低保资金已达60％，并且许多地方财政部门，尤其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的地方财政部门，基本均有财政实力支持低保标准的提高，但是近年来，虽然全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低保标准的增速却是缓慢的。

现行低保标准是效率与公平妥协的产物，标准的确定，需要参考许多社会经济指标。低保标准的出炉，对诸如劳动力市场供给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标准过高，会带来诸如影响社会公平、贫困人口依赖保障制度，不愿就业等负面影响。因此标注的提高不得不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低保标准不能盲目确定，必须综合考虑促进就业等社会公平因素。

低保标准的确定不能忽视其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目前全国低保标准与最低工资标准的关系，基本遵循这样的公式限制条件：低保标准乘以3除以2，不能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主要是考虑到劳动者要自己负担一部分五险一金，社会保障金需要从工资中抵扣。为避免领取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实得工资低于低保标准，低保标准不能定的过高。否则就会造成新的不公平，阻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不利于劳动力供给。

此外，現阶段低保工作难以回避的软肋就是对家庭财产收入的准确核定。家庭收入无法准确核实，导致低保标准的设定就像空中楼阁，保障的效果难以估测。虽然各级领导及多方学者基本认同现在全国各地低保标准普遍偏低，但由于家庭财产难以准确查明，隐性收入难以及时排查，这给低保标准的提高带来重重顾虑。

三、完善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

1.建立低保家庭财产收入监控的立法，规范对低保对象的监督

缺乏法律的规范，低保制度的完善进程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低保对象家庭收入核实难是困扰低保工作的一大难题，也是造成低保对象确定不准确，补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上海市政府针对低保家庭收入核实难的问题建立了市级居民家庭收入认证中心，整合工商、税务、劳动保障、公安等部门的电子信息资源，查阅特定人员的纳税、收入、车权等信息，从而为确定低收入家庭提供依据。此举提高了低收入家庭认定的准确性，对全国各地的低保工作来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指导性，但推广有一定的难度，仅靠地方民政部门的力量，很难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一工作。

这主要是因为管理上缺乏相关上位法的支持，低保管理人员对特定人员的财务信息查阅缺少必要的法律规范和保证，同时人们对隐私权的保护意识越发加强，比较抵制没有法律规范的对个人财产信息的查询，因此，虽然上海市针对低保家庭财产信息的系统建立已有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在全国普遍推广开来。

2.建立科学的低保动态调整机制

城市低保标准的制定与调整，应遵循保障基本生活、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与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标准相衔接的原则，低保覆盖面和保障标准的调整应充分发挥地方政策因地制宜的主动权，低保调整应向制度化改进，使低保人员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3.加强低保管理人员建设，规范低保实施工作

浅析城市低保入户调查存在的问题篇4

发布日期： 2014-05-11 发布：

[关键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状；问题；对策

一、调查的目的及问卷设计

为了确定农村居民及村干部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了解状况及低保制度的实施状况，笔者于2013年2月对金峡村三社140户农户、4位村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对农户的调查分为两种，即低保户和非低保户。由于金峡村居民人口多且居住密集，考虑到样本的集中代表性，笔者仅对该村的一个社进行了调查。发放调查问卷144份，共收回144份，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剔除关键数据的农户调查样本9份，剩余有效问卷135份，其中农户的有效问卷为131份，村干部有效问卷4份。

二、对金峡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调查分析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金峡村属于甘肃省靖远县平堡乡，人口总计4300，享受低保的人有360人，受保比例约为8.37%，关于低保的标准，保障标准划分为四个层次：一类对象的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17元；二类对象的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80元；三类对象的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60元；四类对象的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

在对农户调查的131份调查样本中，112份为非低保户，19份为低保户，低保户占总样本数的14.5%，高于全村低保比例。调查样本中，男性户主为121人，占92.4%，女性户主为10人，占7.6%，男性户主比重远大于女性。从年龄结构上看，户主年龄在40―49岁的户数为80户，占61%。从家庭类型来看，112户非低保户中，核心家庭（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为73户，占65.2%，主干家庭（父母与一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为28户，联合家庭（父母与多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或已婚同辈联合组成的家庭）为11户，占9.8%，在19户低保户中，核心家庭为13户，占68.4%，联合家庭为2户，占10.5%，单身家庭为4户，占21.1%。从家庭人口数来看，在112户非低保户中，家庭人口数在4人以上的为100户，比例为89.3%；在19户低保户中，家庭人口数在4人以上的有12户，比例为63.2%，且多数有老人及高中和高中以上的在读学生，家庭人口数为一人的有4户，占21.1%。从文化程度上看，在112个非低保户总人500人中，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有179人，占35.8%；在19个低保户总人68人中，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有14人，占20.6%，可以看出低保户的文化程度相对偏低。从职业结构上看，金峡村低保户大都在家务农或外出打工，学生群体成为农村低保家庭救助的主要对象，有慢性病、重大疾病的群众或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也占相当一部分。

（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

1.低保对象和标准难以准确界定

现阶段金峡村确定低保对象的主要依据是家庭收入，但是由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存在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稳定等因素，给确定核算家庭收入带来了较大困难，也给农村低保补助标准的确定增加了难度。一是农村居民家庭收入除了农业收入这一主导性收入外，还有外出打工收入、工资收入（如教师），有6.87%的家庭有除上述之外的其他收入（如出租车收入，养老保险，子女给予等）（如图1）。家庭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使得入户核算居民家庭收入时面临较大困难。二是农村家庭收入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农作物等实物性收入占了很大比重，在价值转化过程中，扣除农业生产投入等诸多因素，估价存在较大困难，难以货币化。三是农作物的收成有较强季节性，且受环境因素、自然灾害、市场因素等影响较大，使得家庭收入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2.低保覆盖面窄，未能实现应保尽保的目的

覆盖面窄是当前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实施过程中非常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地方财政能力有限，应保未保的现象比较普遍。根据调查发现，在131个农户中，有95户认为存在应保未保的现象，比例高达72.5%。根据调查粗略估计，该村低保覆盖面至少应该达到15%才能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而该村的实际低保覆盖面为8.37%，且目前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困难但与达不到当地救助条件的低保边缘户，难以成为低保对象。在本次调查的112户非低保户中，有14户提出过低保申请，但仍未得到低保，占比为12.5%，有38户认为自己的家庭属于最低收入家庭，占比为33.9%。这一部分贫困家庭最终成为被低保制度排斥的边缘家庭，而实际工作中“低保边缘户”问题也最为棘手。农村低保覆盖面太窄，既对“低保边缘户”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排斥，又加剧了干群之间、农户之间的矛盾，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3.农村低保退出机制落实不到位

低保退出机制是农村低保制度公平性的体现，它有利于提高低保资金的有效利用率，促进农村低保制度的健康发展。根据调查发现，农村低保进入机制和资金保障机制发展较快，但农村低保退出机制发展相对缓慢。金峡村出现了进入容易、退出难的问题，福利依赖现象严重。分析调查问卷可知，在19户低保家庭中，有17户仅仅依靠农业收入或出卖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抵御外在风险的能力很弱，而农村低保制度“含金量”又不断增加，外延不断扩大，低保对象又可享受医疗、危旧房改造、子女教育等各方面的救助。因此，享受低保的困难群体都比较看重低保，不愿意轻易退出。

4.村民对本地低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低

在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中提到，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情况要进行民主公示。但根据调查发现，农村居民对当地低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很低，在131个样本中，有78户不清楚低保对象的初审与确定是否进行公示，占比为59.5%，超过样本总数的一半。在问及农户对该村低保政策的了解状况时，有73户表示不了解，有50户表示一知半解，而仅有8户表示了解（如图2所示）。由此可知，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把低保问题上升到民主参与的层面上去看，这使得村委的公示成了一种过场、一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基层工作者进行民主公示的积极性，不利于农村低保的有效实施。

5.低保工作中存在违规违法行为

由于基层力量薄弱，监督机制不健全以及农村低保工作监督具有难度等，导致基层工作的粗放化以及人情保、关系保等违规违法行为的出现。以金峡村为例，在131户调查样本中，有60户认为在低保家庭的评审中人情保、关系保的现象很普遍。在村级评议阶段，村支书和村主任在低保户的确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群众对农村低保程序的公平、公正有意见。

三、对有效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核算家庭收入，准确界定低保对象

核定家庭收入是确定低保对象的关键环节，能否科学准确的核算家庭收入，直接影响到农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际效果。针对家庭收入核算中遇到的困难，可引入家计调查方式对家庭收入进行分类核算。在家庭固定收入方面，可采取逐项计算的方式。第一，对粮食、果木、畜禽等种、养殖收入，在扣除必要的生产成本后，可依据市场价格进行测算；第二，对有固定工作的家庭成员，按实际工资计算；第三，对外出务工人员，按务工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收入。在家庭非固定收入方面，可采取家计调查的方式。这部分收入主要是家庭经营的偶然性收入，打临工获取的报酬或外出务工人员的部分隐形收入，子女提供的抚养（赡养）费，以及亲朋馈赠的收入等。家计调查要求工作人员入户调查，走访邻里，细心观察，并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反复核查，避免漏保、错保现象的发生，维持社会的公平、公正。

（二）逐步扩大覆盖面，适当兼顾对低保边缘户的救助

获得社会救助或最低生活保障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因而应覆盖所有亟需生活救助的贫困群体，体现全民性。目前我国农村低保覆盖面不断扩大，但从总体上来看其“应保尽保”目标还远未达到。完善农村低保制度要逐步扩大低保覆盖面，以确保所有符合救助条件的贫困农民均能获得低保救助，使其分享到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且，随着低保制度的不断完善，要适当考虑对低保边缘户的救助，以防止低保边缘户的生活与低保对象出现明显反差，造成社会不公平。在适当的情况下，农村低保制度可将低保边缘户纳入其中通盘考虑。

（三）加强低保动态管理，逐步完善退出机制

低保对象的动态管理，必须从完善低保户收入监控体系，建立低保档案信息系统入手，并依据低保人员致贫原因进行分类管理。管理人员必须在定期审核的基础上，根据档案信息定期或不定期对低保对象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入户调查，对困难程度缓解，达到低保线上的人员促使其及时退出，对收入发生变动但仍在低保线下的，应根据实际情况或增或减，切实做到补差标准有升有降，享受人员有进有退。

低保退出机制应当提供相应的脱贫辅助措施，保证低保对象在退出后能维持正常的基本活动。第一，帮助低保人员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生产经营，加大对农村低保对象进行专项农业技术推广，引导其科技致富。第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内容的职业技能培训，使低保人员能掌握一技之长，提高他们在社会上自谋职业、自我生存发展的能力。第三，加大文化扶贫力度，培育农民文化自觉的意识，转变思想观念，让他们树立感恩思想，培育他们乐观向上、自立自强的精神。

（四）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思想教育

基层工作人员有义务向基层民众宣传低保政策，让广大民众了解低保政策，保证困难群众从该政策中获益。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媒体、街头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规定。让困难群众了解低保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发挥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作用，督促农村低保工作公开、透明、规范操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权益。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总结和宣传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社会救助中来，使农村低保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下健康有序地发展。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可以提高政策的合法性，但一些农民素质偏低、思想观念落后，不能有效地参与到低保的建设与管理中来。因而，对农民进行教育与培训，如在村委会定期开办讲座，向村民介绍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政策措施等，增强农民的权利意识，让农民参与到低保政策的执行中来，提高政策在村民中的可接受性，保证低保的顺利实施。

（五）设置独立的基层低保工作岗位，实现工作人员专业化

低保工作要获得实质性进展和长足进步，离不开一支专业化的基层工作队伍。加强基层低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