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政策论文（精选5篇）
重商政策论文 篇1
在重商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材料
各位领导，记者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邀请我参加这次十分有意义的重商文化座谈会。前不久，李鸿忠书记、王国生省长与民营企业家的对话在我们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宁愿政府麻烦，不让企业费事”的重商理念，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
近年来，××秉承“发展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大力打造“亲商、利商、留商、暖商、敬商、懂商、悦商”的良好环境。通过营造重商氛围，优化创业环境，创新工作机制，完善服务体系，跟企业家交朋友，跟投资商以心交心，以重商、亲商的良好氛围和安商、富商的优良环境赢得了广大投资商的认可，前来投资创业的老板越来越多，工业支柱产业和产业集群发展不断壮大，经济开发区、乡镇工业园区建设日新月异；旅游业、商贸流通业以及各类新兴服务业加速成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未来的五年，提出了实施“大工业、大统筹、大旅游、大流通、大服务”五大战略，提出了全面建设富民强区的奋斗目标。实现宏伟的目标，需要我区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效能、优化环境，在全社会营造重商的浓厚氛围。下面，我谈谈对重商文化建设的认识和体会。
一、强化三种理念，营造崇企重商的浓厚氛围
解放思想，观念先行。鸿忠书记指出，湖北地处内陆地区，相对沿海发达地区，在“重商”文化和“经济人”理念方面较为欠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正是如此。为了构建重商文化，营造崇企重商的浓厚氛围，我们要强化三种理念。
一是强化“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破除“重文轻商、重官轻商”的旧有观念，进一步解放思想，弘扬开放包容的创业文化，营造崇尚成功、宽容失败、英雄不论出处的健康创业氛围，让更多的人敢于、乐于、善于去创新、创业，争做“经济人”，争当企业家，在全社会营造尊重企业家、理解企业家、支持企业家、爱护企业家的浓厚氛围。
二是强化“科技人文化人高尚，正当追求财富也是英雄”的理念。主要加大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运用报刊、电视、网站和杂志等媒体为企业家做专题报道，介绍他们的创业事迹，树立企业家带头致富的榜样形象。
三是强化“招商引资有奖，与企业家交朋友为荣”的理念。鼓励各级干部敢于和企业家、投资者交朋友、叙真情，用优良的环境吸引企业家，用真心真情留住企业家，实实在在地沉下身子到企业中去调研，多与企业家交心谈心，积极打造政府与企业家沟通交流的桥梁。
二、狠抓三项举措，打造廉政勤政的高效政府
鸿忠书记说“宁愿政府麻烦，不让企业费事”，实际就是说我们党委、政府要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替企业家排忧解难。所以我们要狠抓三项措施，增强服务本领，努力打造廉政勤政的高效政府，提高为企业家服务的整体水平。
一是狠抓项目跟踪服务，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建立“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专班、一抓到底”的区“四大家”领导联系重点项目包保责任制，对项目建设进行跟踪管理，贴身服务，切实帮助投资者解决在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二是狠抓服务流程管理，切实提高办事效率。坚决清理不符合发展要求的条条框框和办事规章，着力简化办事程序，不断完善行政服务中心管理体制，探索建立集成式服务平台，保证“一个窗口”对外，通过“企业服务中心”，“流动综合服务点”等方式，为企业家提供“一站式”、“一条龙”、全方位、全过程的高效便捷服务，切实在审批上做到从快、从宽、从优。
三是狠抓机关效能建设，大力优化企业环境。深入开展“治庸问责”，狠抓行业不正之风的整治。把是否为企业家提供了优质服务作为衡量部门、单位和工作人员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不断加大对经济环境的整治力度，严厉查处干扰外来投资企业正常生产生活和损害外来投资者合法权益行
为，坚决杜绝“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什么事都可以办”等部门不正之风发生，做企业家的“娘家人”，做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切实维护的良好形象。
三、完善三大保障，创造软硬双优的投资环境
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是财富之源、发展之要。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根基。我们要切实加强投资环境建设，保障企业健康成长。
一是加快园区基础建设，倾力打造投资硬环境。筑好“巢”才能引来“凤”。我区正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经济开发区和物流区为重点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工作。在“建好平台、完善功能、健全载体”上下功夫，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上下功夫，不断打造适应投资创业的硬环境，将我区建成为投资创业的黄金“洼地”。
二是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全力打造投资软环境。不断完善招商引资方面的政策，推进企业“宁静日”制度，完善“四大家”领导联系企业制度，优化企业投资环境；构建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完善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信用评价制度，吸引外来资金参与等方式建立小额贷款公司，进一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召开企业家座谈会，请企业家们提建议、提想法、提要求，及时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不断优化企业家成长环境。
三是构建培训服务平台，着力解决企业用工困难。通过加大财政扶持、鼓励校企合作等方式，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企业用工人员，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和劳动力保障，解除企业后顾之忧。
成非常之事，需非常之智，当前是我省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鸿忠书记的讲话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和启发，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探索中发展创新，为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重商政策论文 篇2
15到17世纪, 也是西欧各国中央政权权力扩大的时期, 这为贸易保护制度实施提供了政治基础。15世纪末16世纪初, 封建制度瓦解, 代表新兴政治力量的民族国家产生, 君主统领一切政务, “中央政权监督贸易, 设置贸易实在障碍的能力扩大”, 为了满足政府聚敛财富的需要, 缓和国内货币供求矛盾, 中央集权国家开始运用国家力量推行贸易保护, 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
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显著发展, 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 新兴民族国家聚敛财富的需要, 形成了早期的贸易保护制度, 而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基础就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国际贸易理论史上最早的保护贸易理论学说, 14世纪发端于英国, 16到17世纪是其全盛时期。这一理论视货币为财富的唯一形式, 认为贸易顺差有利于积累财富, 为此国家应采取干预和保护的政策以实现贸易顺差。这种学说适应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 因而在15到17世纪为西欧各国专制君主国和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早期资产阶级所称道与推行。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或者说经历了“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即重商主义前期 (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 着眼于金银的进口, 主张用行政手段设法通过扩大出口, 从国外吸收大量的黄金和白银, 然后再努力把它保持。在后一个阶段即重商主义后期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 , 马克思称之为真正重商主义, 认识到只有将货币投入贸易, 才能赚回更多的货币, 因此反对政府对货币输出采取强行限制的做法, 认为只要保持贸易顺差就必然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 从而增加本国财富, 因此也被称为“贸易差额论”。国内, 严禁金银出口。因此也被称为“货币差额论”。重商主义前期和后期这种差别的出现, 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 在重商主义前期西欧各国国内商品生产和流通不够发达, 对外贸易未充分发展, 仅靠经济手段还无法保证吸引国外贵金属。而到了重商主义后期国际市场成立, 国内手工业有较大发展, 才使扩大对外贸易, 并实现贸易顺差成为可能, 从而出现政策上的转变。重商主义理论与早期贸易保护制度的关系十分紧密, 一方面重商主义理论直接影响了早期贸易保护立法。如马克思在评价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孟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时, 认为此书对英国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重商主义时代的代表性贸易保护立法《航海条例》, 也是重商主义思想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 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的支持得以实现。
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 西欧各国实行强制性的贸易保护政策, 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政策成为最早的也是典型的贸易保护政策。其政策主张的基本点是国家干预对外贸易, 实行保护贸易, 增加货币财富。为了增加货币财富, 在重商主义前期和后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手段。重商主义前期国家采取行政立法手段, 直接控制货币流动, 严禁金银外流, 由国家垄断全部货币贸易。以防止货币外流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重商主义后期, 政府管制措施从早期的管理金银进出口发展为管理货物的进出口, “奖出限入”是这一时期贸易政策的主要持征。而且“奖出限入”与产业政策相结合。在限制进口方面:禁止若干国外商品, 尤其是奢侈品的进口;限制国外商品的进口, 课征保护关税, 但对原料则免税进口。在奖励出口方面:阻止原料或半成品出口, 奖励制成品出口, 对本国商品的出口给予津贴, 降低或免除对一些商品的出口关税, 并实行出口退税, 垄断殖民地的贸易政策, 确保殖民地成为本国制成品的市场和原料的供给地。其他鼓励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奖励人口繁衍以增加劳动力供应;实行低工资政策以降低成本;禁止技术工匠等熟练技术工人外流和工具设备输出;鼓励外国技术工人移入以保持产品竞争优势;为工场手工业贷款和提供优惠条件, 推动生产规模扩大。
贸易管制作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迹象直到重商主义时代才出现。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 最早的贸易保护制度也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 贸易保护制度开始成为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工具。重商主义流行于西欧各国, 相应地贸易保护制度也起源于西欧各国。当时奉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为推行贸易保护政策, 颁布法令或禁令, 贸易保护立法开始出现, 可以说贸易保护立法与重商主义政策的产生和发展联系在一起。1440年英国通过的一条法令标志着重商主义政策在英国建立起来。它规定, 外国商人运货到英国, 必须将全部价款转换成英国货物;英国商人在外经商, 至少须将一部分售货所得用现金形式带回本国。这条法令可以说是最早的贸易保护制度之一。1651年的航海法则标志着重商主义在英国达到了其全盛时期。航海法可以说是重商主义思想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 是早期贸易保护制度中最典型的立法, 其内容将在后文予以介绍。
下面对各个国家在重商主义时期采用的贸易保护政策进行探讨。
一、英国
英国是这一时期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制度的典型。其基本制度包括:其一, 颁布法令防止贵金属输出国外。在15世纪, 颁布了一系列条例禁止贵金属输出, 都铎王朝 (1485一1603) 统治前期曾再三予以重申, 伊丽莎白女王 (1558一1603年在位) 继位后, 又于1559年、1581年两度颁布禁止贵金属输出的法令。其二, 严令禁止奢侈品输入。1700年英国政府颁布法令绝对禁止印度、波斯和中国的印花织物输入。后又规定禁止一切居住英国的居民买卖、穿着或拥有这些织物, 如有违犯, 即对一般人科以5磅罚金, 对商人科以20镑罚金。其三, 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为严格限制进口货物, 除若干原料外, 对所有输入英国的货物几乎全部征收重税。其中, 英国的航海法、谷物法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比较成体系的、影响比较大的保护关税法令。1651年, 英国通过了重要的《航海法案》, 其后经多次补充修订, 并和其它一系列的控制海上商品运输和鼓励出口贸易的法令合在一起称为《航海条例》。按照1660年修订的《航海条例》规定:从亚、非、美洲运输货物到英国, 只能使用英国船只;由欧洲运到英国列在名单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船舶, 在名单之外的货物才可以使用货物生产国的船舶或英国船舶, 而且必须是由直接生产国运出。对由外国船舶运进英国的货物使用较高的进口关税。“法国大部分农产品和制造品, 至少也须负担75%的税。但大部分货物实在负担不起这样的重税。所以, 课它们这样重的无异于是禁止其输入。”因此, 从1651年到1786年英国的关税是禁止性关税。《航海条例》实行了两个世纪, 至1849年废止。1660一1689年, 英国通过若干法令限制谷物的进口, 产生了《谷物法》。它是英国粮食进出口管制条例的总称, 用提高粮食进口税的办法抵制外来竞争。例如, 在《1670年的谷物法》中规定, 当英国每夸脱小麦价格低于53先令4便士时, 征税16先令;每夸脱价格在53先令4便士至80先令时, 征税8先令。即国内小麦价格低时对进口小麦征高税, 国内小麦价格高时进口税相应降低。这样使英国国内小麦市场每夸脱价格经常保持在60到70先令以上, 不因廉价的小麦进口而降低国内市场价格。《谷物法》的税率曾随小麦价格的变动作过大约十次修改。此外英国对进口的羊毛、木材、生丝、煤及其他共60种商品征收高关税, 并禁止机器、图样出口。其四, 采取一系列奖励出口的措施。为奖励工业品输出, 政府对那些产品可以在海外高价销售的生产部门和行业 (如毛纺织业) 采用免税出口、退还税款、发放奖金等措施加以特别的保护和扶植, 如1780年和1782年英国颁布法令, 规定对输出的每匹白布都颁发奖励金。仅在18世纪20~30年代, 英国政府就取消了100多种商品的输出关税, 并保存了许多商品的输出奖励金。
托马斯·孟是英国乃至欧洲晚期重商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贸易差额论的创始人。晚期重商主义作家, 大多数是新兴的大资本家。孟本人就是一个大商人, 担任过东印度公司的董事。由于英国运输黄金的船舶在海中发生损失, 遭到重金主义对出口黄金的攻击, 孟为东印度公司的特殊利益辩护, 1621年发表了其代表作《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 后经改写于1664年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书名出版。书中所谈理论, 是从掠夺印度的经商实践中得来的, 力图宣传这个经验总结, 使它作为英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曾对该书评价说:“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即它攻击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制度, 因而它代表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己原来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已经以最初的形式出了好几版, 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接着指出, 这部书“在100年之内, 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可见, 此书堪称重商主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孟认为商人在国家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他把商人职业看作是可贵的职业, 并提出了一个全才的对外贸易商人所必需的12种品质。孟反对重金主义, 反对当时的货币政策, 要求取消禁止货币输出的早期法令, 提出了与之相反的应该准许货币输出的主张。他说:“货币产生贸易, 贸易增加货币”。他还现身说法, 叙述他曾向土耳其王公斐迪南一世公爵借款1万镑, 输出到土耳其经营贸易, 结果“口里叨着一只肥鸭回来”, 所以投入流通的货币越多越好。为了说明货币能繁殖财富, 他还形象地作了描绘, 他说, 这就好像耕种一样, 要多得粮食, 就必须多撒种子。他还嘲讽坚持早期重商主义原则的人是一些蠢人, 因为他们只见农夫的播种, 不见农夫的丰富的收获, 也就是说, 禁止金银输出, 就像反对农夫播种一样荒谬。他在说明对外贸易的原则时提出:“我们还要指出的, 只不过是如何将我们的金钱加在我们的商品上面。使他们一块儿输往外国, 从而我们可以获得更多更多的财富。”输出商品的同时也输出货币, 是为了先买进更多的商品来扩大对外贸易, 再在适当的时候以高价卖给外国人, 增加国家的财富。孟极力主张扩大对外贸易, 认为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致富的手段。他着重论述了对外贸易问题, 认为对外贸易的好坏, 是检验一个国家贫与富的标准他说“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 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 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要多。”孟在论述发展对外贸易时阐述了贸易差额理论。同时, 他还认为扩大出口, 发展对外贸易, 对于发展工农业、国防、科学技术, 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扩大就业, 富裕人民。孟还提出并论证了为保护贸易顺差应采取的途径和手段, 他认为必须增加本国的产品输出, 缩减外国货物的进口, 并采取措施使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顺利地排挤外国竞争者。他并不要求在对外贸易中和每个国家都必须出超而是要求国家每年出口商品的总值要大于进口商品的总值, 实现出超。孟十分重视发展航运业和转口贸易, 他提出, 出口的商品要用自己的船舶运输, 以减少支出, 增加收入, 他还热衷于发展同遥远的殖民地, 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的贸易, 因为这样的贸易带来了特别大的好处。他公开地承认, 英国人是靠亚洲人民而发财致富的。关于这一点, 孟在书中写道:“我们在这些印度商品上所得到的财富, 是大于出产它们的国家和本来拥有它们的那些人民的, 这些商品本是他们的国家的自然财富。”根据他的计算, 用10万英镑从东印度买的胡椒, 在意大利和土耳其至少可以卖70万英镑, 所以他说“我们的国王和王国的最有利的贸易是在东印度的买卖的比例上。”孟从发展对外贸易出发, 提出了他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生产者人数愈多, 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愈多, 因而可以输出的商品就愈多。“因为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 一定是商业和国家富庶的。”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还处于不够发达的阶段, 发展工业深感劳动力的不足, 所以孟在主张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 重视鼓励人口的增加。托马斯·孟既羡慕又嫉妒荷兰的经济成就, 他还主张禁止荷兰在英国沿海捕鱼, 反对荷兰当时在亚洲若干贸易联系方面超过英国。
二、法国
法国是重商主义后期的典型国家, 在17世纪国王路易十四时期, 柯尔培尔执政, 执行了与英国相类似的贸易保护政策。1659年法国也和英国一样开始禁止外国商船装运进口货物。但因当时法国自己的航运力量不足, 因此允许外国船舶参加运输, 但必须交纳吨税 (这可能是欧洲最早开始征收的船舶吨税) 。为限制进口, 同样实行很高的禁止性关税。一方面坚决限制外国工业品输入, 1667年的税则几乎对所有货物都要征税。目的是排斥从英国和荷兰进口的工业品。如:他把英国和荷兰呢绒的进口税率提高了1倍, 花边和饰带等法国擅长生产的装饰品的进口税率也提高了1倍。另一方面又鼓励本国工业所需的外国原料, 如羊毛、铁、锡、铅等的进口, 用以加工制成产品再出口。为支持和鼓励那些制造出口商品的工场手工业, 政府颁布许多法令, 如1673年发布命令, 在全法国工业企业中推行行会制度, 行会规章由政府批准, 具有法律效力。其目的是以行会制度监督工业, 加速发展。国家还发放大量补助金给从事工场手工业的厂主, 同时还允许给厂主提供长期贷款。
法国有安徒安·德·孟克列钦 (1575~1622) , 著有《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 (1619~1683) , 虽然没有什么著作, 但他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实践家, 还有德·马勒斯特芦亚, 著有《异论集》, 波丹 (1530~1596) , 著有《对马勒斯特芦亚异论的答复》、《物价上涨和货币减少问题言记集》等, 都着重强调了贸易保护政策。
三、其他国家
西欧各国推行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之时, 亚非拉大部分国家则处于封建社会, 并成为西欧各国的殖民掠夺对象。非洲最终变成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供应农业原料的附庸。16到18世纪, 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对亚洲的殖民掠夺活动。最早沦为殖民地的有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日本则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产生于落后的经济基础, 即长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主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民出海贸易、侨居外国、货物出口的限制。二是对外国商人的限制和防范。从闭关锁国政策建立的经济基础和其表现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 这一政策与重商主义政策推行贸易保护有本质的区别。重商主义政策奖励出口限制进口, 促进了贸易发展, 而闭关锁国政策一味排外, 对出口进口都加以限制, 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可以说, 重商主义政策是保护竞争, 而闭关锁国政策则排斥竞争。
总的来说, 早期贸易保护制度的进步作用在于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促进了商品经济在流通领域的发展。在当时, 英法等国通过实行早期贸易保护制度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 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具体而言, 可以从禁止奢侈品输入的法令、严禁贵金属外流的法令、限制进口的保护关税法令以及鼓励出口的措施等具体的保护制度对英法等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予以证明。
第一, 禁止奢侈品输入, 实际上是反对寄生的封建主义的极度奢侈, 这类法令因此而具有反封建色彩。第二, 严禁贵金属外流的法令,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货币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与生产力的分离。严禁贵金属外流直接的促进了货币资本的积累。第三, 限制进口的保护关税法令以及扩大出口的各种措施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更为直接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比如, 英国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之前, 毛纺织业作为支柱工业, 虽然有所发展, 但也远远落后于弗兰德尔、尼德尔、佛罗伦萨。而经过15到16世纪对毛纺织业的扶持, 到16世纪末, 毛纺织业己成为英国普及城乡的盛行的“全国性行业”。据统计, 全国从事毛纺织业的人口达200万, 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到17世纪上半叶, 英国每年平均出口毛纺织品达25万匹, 毛纺织品出口已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90%。毛纺织业成为英国名副其实的民族工业。当然, 早期贸易保护制度的局限性也很明显。由于缺乏国际协调机制, 早期贸易保护制度容易引发国家间的冲突。其理论基础———重商主义探讨只停留在流通领域, 而未深入到生产领域。重商主义强调国民财富的移转性, 而忽视财富的增值性, 认为一国所得必是另一国的所失, 因此, 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 国与国之间为争夺对资源的控制必然发生冲突。因此, 国际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例如, 英国颁布航海条例的第二年, 便爆发了第一次英荷战争, 接着, 1665—1667年和1672—1674年又发生了两次英荷战争。这些战争是地地道道的关税战。法国1667年的税则几乎对所有货物都要征税, 目的是排斥从英国和荷兰进口的工业品, 也引起这两个国家的报复。法国对荷兰报复的回报是法国于1672年入侵荷兰 (1679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 对自荷兰进口货物不再按1667年税则征税) 。而法国与英国之
间的禁止性关税之战, 则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1783年凡尔赛和约后才停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工业革命的到来, 贸易领域的扩大, 这种以贸易平衡为特征、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必然阻碍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自由贸易理论显然更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 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因符合相对落后国家的利益, 在这些国家被采用, 重商主义政策被自由贸易政策和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所取代。早期贸易保护制度走下历史舞台, 贸易保护制度进入新的阶段即近代贸易保护制度阶段。
(责编:若佳)
摘要:文章通过对西部地区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国际巨灾保险的经验进行分析, 提出了在西部地区建立区域政策性巨灾保险公司、建立政府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体制、实行强制和自愿结合的投保方式、大力拓展再保险市场, 以及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等巨灾风险转移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巨灾保险巨灾风险转移机制
中图分类号:F8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 (2010) 02-035-02
我国是世界上巨灾风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但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 巨灾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推动中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增强中国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 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地理环境复杂, 建立全国统一的巨灾风险转移机制难度很大, 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效, 因此可以先考虑建立区域性巨灾风险转移机制。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比较集中的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也是地震、旱灾、沙尘暴等巨灾风险比较集中的地区, 巨灾风险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稳定, 因此有必要在西部地区建立以地震、旱灾、沙尘暴等巨灾风险为主的巨灾风险转移机制。
一、巨灾风险与巨灾保险的理论界定
巨灾是指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特别巨大的破坏损失, 对区域或国家经济社会产生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事件。这里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地震与海啸、特大洪水、旱灾、特大风暴潮、沙尘暴等。巨灾风险是指在未来可能对人类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失非常巨大的风险。
美国保险服务局 (ISO) 以定量的方法以1998年的物价水平为依据, 将巨灾风险定义为:引起至少2500万美元被保险财产损失并影响许多财产和意外险保户和保险公司的事件。瑞士再保险公司将巨灾风险分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祸, 自然灾害主要是指如地震、洪水、飓风、风暴等自然发生的并引起巨大经济损失的自然事件。
巨灾保险是指对因发生地震、飓风、海啸、洪水等自然灾害, 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的风险, 通过保险形式, 分散风险。
巨灾保险转移机制是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辅助的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多支柱的巨灾保险及风险处置体系, 以实现多方共担风险。
二、西部地区巨灾保险存在的问题
1. 巨灾保险投保率低, 保险覆盖面积小。
我国巨灾保险起步晚, 水平低, 企业和居民投保意识不强, 对保险功能了解不全, 而且大多数人总倾向于低估巨灾保险的发生频率和损失程度, 总认为补偿天灾人祸的责任在政府。因此, 我国的巨灾保险投保率低, 保险覆盖面积小, 西部地区无论在保险业务的发展水平还是保险意识上比东部地区落后。
2. 巨灾保险产品提供较少。
对于寿险的意外险而言, 因将地震等引发的巨灾保险事故列入责任条款, 所以赔付情况较好。而对于财产险的家财险和企业财险产品, 并不包含地震等巨灾保险责任, 少数特约的巨灾保险也只有地震险等少数几种, 但也往往是以主要合同的附加险形式出现, 且收费较高。而且, 针对巨灾风险的农业保险也处于不断萎缩的状态。
3. 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 巨灾损失理赔额偏低。
我国巨灾风险处置的现状是巨灾风险有效承保能力严重不足, 商业保险还没有成为自然灾害风险补偿的重要手段, 重大自然灾害中保险赔付率低, 仅有少部分灾害事故损失能够通过保险获得补偿。如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 导致四川省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 截至2008年7月12日, 保险公司已赔付保险金3.86亿元, 预付保险金1.16亿元, 保险赔款仅占损失金额的0.5‰。
4. 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
目前, 我国尚未建立应对巨灾事故的保险制度, 政府和保险业在灾害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同时, 应对巨灾风险的职能机构分散, 相互间的沟通协调存在很大障碍, 且保险公司巨灾风险责任没有与一般风险责任加以区分, 对保险费率的厘定未考虑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程度, 对巨灾保险的保费连同其他保费一起征收营业税与所得税, 巨灾保险管理缺乏有效的政策保障和积累制度。特别是再保险制度也还未完善, 仅靠其自身的偿还能力根本无法解决巨灾保险的问题。
三、巨灾保险的国际经验
目前, 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两种, 一种是完全由国家政府筹集资金并进行管理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另一种则是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合作来承担巨灾风险, 其中后者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很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巨灾保险制度, 在设立巨灾赔偿基金、再保险安排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提升保险业的巨灾承保能力。
1.日本模式。日本巨灾保险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和财政支持。日本政府于1966年颁布了地震保险法, 要求房主必须为住宅面临的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巨灾风险投保, 并逐步建立起了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单, 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地震保险提供再保险。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 一部分作为自己承担的份额自留;另一部分反过来向各直接保险公司进行转分保;最后一部分向日本政府转分保, 由政府担任最后的风险承担者。这样, 地震保险的全部风险就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共担。
2.美国模式。美国政府针对洪水、地震等巨灾制定和实施了专门的保险计划。国家洪水保险计划的承保主体是美国国会授权住宅与城市建设部组建的联邦保险管理局, 洪水保单由私营保险公司签发, 然后再向保险管理局办理100%的再保险。对地震风险, 美国保险业通常以火灾保险附加险的方式承保, 由保险公司以政府代理人的身份承保, 赔偿责任完全由政府承担。如加利福尼亚州以立法形式确立的房主地震保险, 保险公司签单后即将业务转交州地震管理局处理, 该局将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根据美国的相关法案, 当巨灾保险出现偿付危机时, 国家财政必须出资弥补损失。
西部巨灾风险转移机制的理论框架研究
从抑商到重商：思想与政策的考察 篇3
中国自秦汉以后，历代都实施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由士、农、工、商构成的“四民论”，商恒居于四民之末。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王阳明等儒者提出了四民平等的“新四民论”，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明显提升。通过仔细梳理思想，考察制度，作者认为，主张四民平等的言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明清之际的“新四民论”也并未能动摇传统的“四民论”和重农抑商政策。直到晚清时期，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仍然居于主流地位。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面对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威胁，最初以提升军事力量的“自强运动”为对应之策。然而，因为与西方国家的历次兵战一一败北，屡遭挫折，在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之中出现新兴思潮，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受到强烈挑战。光绪初年，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首先提出“商战”重于“兵战”的主张，一些知识分子和官僚随声呼应，相继阐发重商言论。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国为日本所败，民族危机感深重，郑观应的“商战论”风行一时。至此，晚清政府在内外交逼之下，不得不改采用重商政策，以挽救危局。至此，中国确立了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借鉴西方的经济体制，发展新式工商企业，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重大改变。直到1920年代，一战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中国，重商政策受到挑战。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亦隐含这一脉络。时至今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重商主义再次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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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流通思想探析 篇4
重商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大约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是早期重商主义,也被称为“货币主义” 或“重金主义”;大约从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是晚期重商主义,也被称为“重工主义”。
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都是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为考察对象,以流通过程为研究中心,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增加货币财富的方法方面,其看法与主张不同。
一、重商主义的基本流通理论
重商主义基本流通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重商主义者反对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思想家维护自然经济、鄙视货币财富的观念,认为金银就是货币,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进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金银,并把货币的多寡视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
第二,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的源泉除了金银矿藏的开采冶炼外,就是流通领域。对于没有金银矿藏的国家,财富的源泉就只能是流通领域,因为只有在流通领域中通过贱买贵卖才能获取利润,才能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认为国内贸易虽然必要,但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财富总量。只有发展对外贸易才能使一国的财富增加。而对外贸易应遵循的原则是少买多卖,少支出多收入,保持外贸顺差,使金银货币不断流入本国。
第三,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重要保证,主张国家应制定经济政策以保护本国工商业,采取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以促进产品出口和货币输入、限制或禁止商品进口和货币输出。
重商主义的这些观点,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情况:商业资本占据支配地位,流通过程支配生产过程。
二、早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
大约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是早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西欧各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尚不发达,对外贸易还未充分展开。早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可概括为: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认为,在对外贸易中,所有的购买都会使货币减少,一切的售卖都能使货币增加;认为只有不断积累金银货币才能使国家致富;主张采取行政手段严格禁止金银外流和货币输出,鼓励吸收外国货币,在对外贸易中坚持多卖少买或不买的原则,并通过调节货币运动以积累货币财富; 主张在对外贸易中既可以输出制成品,也可以输出原料,但严格限制商品的进口,尤其是奢侈品的进口;主张每次对外贸易都必须实现出超,且用法令规定本国出口商人在外国销售商品后必须带回一定数量的外国货币,而外国商人出售商品所得货款必须用来购买本国商品,以避免货币外流;认为增加货币财富的手段是少支出货币,把货币看作是一种贮藏手段,以守财奴的眼光看待货币。
早期重商主义流通思想的特点是通过调节货币运动以增加本国财富。
三、晚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
大约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为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西欧各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进一步发展,商业信用比较发达,工场手工业有较大发展,世界市场也已形成。晚期重商主义的流通思想可概括为:这一阶段的重商主义者已像资本家那样来看待货币,认为货币不仅是贮藏手段,而且还是能使货币增值的资本,主张把货币投入流通中以带来更多的货币;主张允许把货币输出国外,扩大对外贸易,即商人在对外贸易中可以大量地买卖商品,但出口总额须大于进口总额,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就可以不断增加国内货币财富;主张限制或禁止原料出口,购买外国货物要多买原料,少买成品,强调发展本国制造业,大力发展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场手工业;主张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提高进口税率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保护本国商业、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抵制国外的竞争对手。
GDP与重商之殇 篇5
对于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海外经济学家们总是不吝用“奇迹”这个词。以他们通常以十年为尺度的眼光衡量,持续以10%的复合速度增长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于是,有人对中国的中央计划盛赞有加,有人要跟中国学习宏观调控的经验,还有人干脆开始总结“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
太阳底下无新事。高速增长的是GDP,并不是人民的享受或幸福。GDP的全名叫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表征生产数量的概念。也就是说,不论消费是否在国内,只要生产在国内,就有GDP。所以,我们担当起了世界工厂,为全世界人民生产廉价商品,同时,满足于自己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和GDP数字。
更大的玄妙是,只要生产在当期,便计入当期的GDP,至于何时消费在所不问。我指的是投资。花100亿元修一条高速铁路,当期GDP就增加了100亿元;至于有多少人会使用这条铁路,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必考虑。2009年,投资在GDP中占到了史无前例的50%以上,说明投资才是拉动GDP的真学问。
以上就是所谓的中国经验。就这么简单。它不是什么奇迹,更不是中国政府的创造。它不过是古老的重商主义的现代翻版而已。春秋时期的管仲是重商主义的祖师爷,而提出重商主义概念,并在理论上予以梳理,则是近代欧洲的事情,那也是三百年前的事儿了。谁让经济学家们的眼睛老盯着最近几年的统计数字呢。
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多寡的唯一标志是拥有金银货币的数量。拥有货币越多,一个国家或个人便越富有,而拥有货币越少,则越贫穷。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是对金银货币的争夺。谁得到了货币,谁就是胜利者;谁失去了货币,谁就是失败者。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因为一方得到而另一方失去了货币。重商主义者主张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便使国家得到尽可能多的货币。
重商主义是对外以邻为壑、对内急功近利的经济思想。它把利润留在今天,将成本推给子孙,它可以让一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某种优势,而将巨大的风险留到将来。当最后算总账的时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相将彻底暴露。
管仲的重商主义国策
中国最早的重商主义政策来自春秋名相管仲。
为了报答齐桓公不杀的知遇之恩,管仲为齐国拟定了一系列极具想象力的政策,包括鼓励经商、促进出口、为外来客商提供方便,等等。这些政策今天看来,俾之无甚高论,在当时却不得了。齐国近海,盐铁出口本就是强项,加上一系列鼓励出口和经商的政策,列国的金属货币便源源不断地涌入齐国。齐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当然也就水涨船高了。
那是公元前7世纪,距离人类发明信用货币还有两千多年时间。贵重金属,包括金银青铜等——是当时的主要货币。齐国大量出口,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这些贵重金属便大量流入了齐国。而为了将贵金属控制在自己手里,管仲还建立了国有企业,垄断了盐铁等大宗出口商品。齐国国力于是快速增强。
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虽然当时没有这个词。它的主要内容包括: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政府大量囤积货币——当时是贵金属,现在是美元;政府垄断资源性产业,将国民经济的核心部分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加强政府与他国交往时的话语权,直至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
管仲确是此中高手。手里掌握了大量贵金属后,便开始用市场操纵的手段打击政治上不听话的国家。史载,为了对付楚国,管仲命人赴楚国高价收鹿。楚人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纷纷放下锄头上山猎鹿,农业于是荒废了。来年粮食短缺,楚人准备用卖鹿得来的钱进口粮食,才发现各国已经与齐国结成粮食垄断联盟,一致拒绝出口粮食给楚国。管仲趁机伐楚,军粮不足的楚国只好认输。
当然,该策略有效的前提是,齐国必须掌握足够多的金属货币,多到足以控制市场的程度。这有点像中国股市里的庄家。据说,管仲还用类似的手段收服了鲁、梁、代等国。
这样看,重商主义的确对政府很有利。管仲相齐四十年,帮助齐桓公成为一代雄主,称霸诸侯,当时齐国的国际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是列国争相效仿的榜样国家。
但这样的政策,只在金属本位制下才有效。由于金属冶炼能力不足,金属本位往往导致货币短缺,因此,鼓励出口货物换取货币的确有利于活跃本国经济。反之,进口国由于流失了贵金属而导致通货紧缩,很容易陷入经济困境。在金属本位下,重商主义几乎是各国必然的政策选择,虽然以邻为壑的结果是谁也捞不到好处。
现在,世界通行的是信用本位,所谓fiat money。货币不足时,央行可以零成本注入;货币太多了,央行也很容易收回。管仲的招数已经不好使了。不管你手里攒多少货币,对手也根本不在乎,因为货币多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你收他就放,你放他就收。更要命的是,他随时可以让自己的货币贬值,让现代管仲结结实实亏一大笔钱。
中国人民银行曾经以8.3的价格买了很多美元攒起来,到现在已经整整攒了2.5万亿美元。好像美国也不听中国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没增加多少。倒是人民币现在已经升值到6.77,央行有没有算过亏了多少?管仲的招数真的过时了。
就是在当时,管仲的策略也只是短期有效。其他国家一旦识破齐国的图谋,为了不受制于人,便相应推出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大家都限制进口,结果就是谁也别想多出口。
而齐国的繁荣也是昙花一现。到管仲去世,齐国便走上了下坡路。政府控制大量财富,导致腐败和内部权力斗争加剧。到齐桓公自己也奄奄一息时,儿子们为了争权互不相让,一代雄主竟然活活饿死,数日后尸臭无法掩盖才匆匆出殡。
重商主义成就了齐国,也毁了齐国。
成本谁负,收益谁属
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本位思想,是伴随着欧洲民主国家的诞生而诞生的,它的国家本位取向切合了当时各国领导人争相提高国际地位的欲望。同时,将金银货币视为财富的唯一表征,也符合人们的生活常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将货币多的人称为富人,将货币少的人称为穷人。《福布斯》排行榜也把富人的财产换算为某种货币后再进行比较。尽量多的获取货币难道不是一个人提高财富地位的唯一办法吗?财富与货币本来就是同义语。
政府积累大量金银货币,对提高国家的地位固然有利,对从事生产的民众却未必如此。重商主义要求本国民众多生产而少消费,其差额才能形成政府储备。反之,如果民众多消费而少生产,则国家必然债台高筑,政府必然缺乏储备。因此,重商主义天然地要求国家抑制进口,鼓励出口。
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富足,是因为它拥有很多货币。所以,一个国家要想变得强大富足,首要的事情就是获取并储存大量货币。西班牙人刚到南美的时候,像疯子一样到处打听哪有金银矿,令印第安人非常迷惑,为什么这些白人不对吃喝感兴趣,却偏偏喜欢那些只能用来做装饰品的硬疙瘩(当时的印加帝国没有货币)?最终,为了满足西班牙人对金银的疯狂欲望,上千万印第安人被驱赶到矿井中从事非人劳动,大部分失去了生命,是欧洲人殖民扩张中最血腥的案例之一。
南美的金银确实让西班牙富裕了一阵子。他们把金银铸成货币,大量进口稀缺物资,并支持对外战争,王室也可以不靠多征税来维持奢侈生活。西班牙一度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但其他国家也不傻,他们很快就明白了,西班牙国王是在用南美的金银对全欧洲征铸币税。除了掠夺金银,西班牙人并没有额外创造任何物质财富,他们只是从欧洲人的财富中分得更大的份额罢了。于是,其他国家弃用金币银币,改用纸币。
这下子西班牙傻眼了。虽然这些纸币多数仍以金银为发行准备,但也够西班牙人喝一壶了。他们辛辛苦苦从南美抢回来的金银,忽然没人要了。有了可靠的纸币,还有谁稀罕沉甸甸的金币银币呢?而有了纸币,银行还可以信用为基础发行银行券。货币再也不短缺了。
跟齐国一样,西班牙很快就衰落了。过惯了好日子的西班牙王室已经不记得怎样生产、如何征税了。西班牙被重商主义给忽悠瘸了,而陪葬品就是南美矿井里的千百万印第安冤魂。自那以后,西班牙再未崛起过。
重商主义是政府容易吸上瘾的毒品。拥有大量货币能给统治者以安全感和踏实感。但对国家尤其是大国来说,这些感觉是虚幻的。重农主义者早就正确地指出,真正的物质财富不是金银货币,而是人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各种产品,尤其是粮食(所以他们被称为重农主义)。如果国民不能创造财富,社会又不能恰当地分配财富,货币再多也没有用。
除了货币幻觉,政府倒向重商主义的另一大诱因是寻租机会。为重商主义负担成本的是民众——在齐国是本国民众,在西班牙则是印第安民众——而收益全归政府。政府为了获取和积累货币,往往需要设置大量垄断和管制,例如,垄断某些所谓战略性行业,以及外汇管制。这些政策会养育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会拼命地支持政府继续重商主义政策。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政府也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货币——美元。而为此承担成本的同样是辛苦劳作的民众,尤其是出口加工业的产业工人。最近发生的多起工潮和富士康的工人跳楼事件,正是对长期以来工资畸低的强烈反抗。但即使在工资大幅提升后,他们的工资水平仍不及美国同行的十分之一。
外汇储备只有通过持续贸易顺差才能大量积累。贸易顺差则需要本国民众多生产少消费。压低本币汇率的目的正在于此。低汇率赋予本国出口企业更大竞争力的同时,也使民众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被压低。最近十年,消费在中国经济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可见重商主义在中国贯彻得多么彻底。
这也使经济患上了出口依赖症。依靠出口吃饭的人越多,反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就越高,反对经济转型的人也就越多。也许政府觉得外汇储备已经够多了,但数千万个饭碗怎么办?
作为重商主义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受益者,政府必须勇于承担代价,而不是用机会主义策略混得一时算一时。政府也不应试图把转型的代价推到民众身上,他们本来就是重商主义的受害者。
走出重商主义的泥潭
中国必须摆脱重商主义,才能避免类似齐国和西班牙的那种失败。在信用货币时代,大量积累外汇储备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少量外汇储备也没有意义)。因为中国多赚的每一个美元,都必须以购买债券等形式回借给美国人使用,利率比美国投资中国的回报率低得多。这相当于中国政府在为美国金融业提供补贴。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就是如此。实际上,中国还通过压低汇率补贴了美国消费者。重商主义持续得越久,中国人就将补贴美国人越多。
重商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进而导致过度投资。追求经济增长本身没有问题,也是各国政府共同的诉求。但只有中国政府几乎强制性地规定了一个“保8”的目标,强制增长的结果就是无节制地投资。因为消费本身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任何消费都只能消耗当期的产品和服务,而投资却可以透支未来。对GDP来说,消费一块钱和投资一块钱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显然,对各级地方政府而言,保增长最好用、最方便、也最保险的手段只能是投资。
高投资来自高积累,而高积累必然导致低消费。这是GDP中消费比重越来越低的另一个原因。
重商主义政策已经使中国经济陷入了对投资和出口的双重依赖。政府害怕投资下降,因为那会使“保8”化为泡影;政府也害怕出口下降,因为那会使就业压力陡增;政府也没有太多办法鼓励消费,因为钱都在政府和国企手里,老百姓的钱包空空如也。
看起来似乎无路可走。转型必然伤及增长,保增长就必须放弃转型。温总理常说的“两难”也许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政府的经济政策总是设定相互矛盾的目标,那么,经济将永远无法转型。如果既要保增长又要调结构,那就只能管增长,不管结构。中国经济也就只能在重商主义轨道上继续狂奔,直到彻底失控为止。
要摆脱重商主义,第一,应当放弃经济增长的数字目标,至少要把数字降低,以便为政策调整留出余地,例如将“保8”降为“保6”。政府的数字压力减轻了,才有可能进行结构调整。
第二,政府必须放弃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对进出口一视同仁,甚至改为鼓励进口的政策,以改善贸易环境,降低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压力。政府也应考虑取消外汇管制,将手中过多的外汇卖给民众,以便藏汇于民。
第三,政府应再次启动国企改革,将垄断性央企私有化,并最终实现垄断行业对民营资本的彻底开放。目前包括银行在内的大部分央企资产都已经上市,这为私有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只要中央政府公开宣布私有化目标,并以稳定的节奏在二级市场减持股票,私有化就可以在不伤筋动骨的前提下稳妥地完成。
有必要指出,打破垄断是以央企私有化为前提的。只要这些央企还是政府所属,他们就必然受到政策偏袒,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民营资本的公平竞争。事实上,民营企业家们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也不会傻到去跟央企正面竞争。
第四,政府应当用减持外汇和央企股份的钱,建立一个具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是像现在的社保这样千疮百孔。政府甚至可以公开宣示,随着经济的转型,政府自身也将由增长型转变为服务型,并恢复政府的本来面目。
重商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