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安排论文

政策安排论文（精选7篇）

政策安排论文 篇1

一、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农村居民的民生问题

所谓民生, 即民之生存必需, 也就是有关国民的生计与生活问题, 因而说到底, 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最现实的根本利益问题。同时, 社会民生同一国的实际国情息息相关, 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就中国的基本国情而言, 我们还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人口基数庞大且增长速度较快, 总体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相对较慢, 加之每年规模可观的新增人口会抵消相当一部分物质财富的增量, 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制度不够健全, 其结果是现阶段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 在社会民生领域尚存在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例如, 近些年来公众怨声较高的“上学难、看病难和住房难”就是比较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民生难题。

另一方面, 中国又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社会二元化的社会, 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较大, 而且这种差距仍在继续扩大。这意味着, 就民生问题而言, 当前社会民生领域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虽然在城乡之间普遍存在, 但农村的民生问题相对更为突出和紧迫。换言之, 当前中国社会建设应当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而改善民生又应优先考虑农村地区的民生问题, 将改善农民民生放在首位。其理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城镇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地区, 导致城镇居民在收入基数和增长速度方面大幅领先于农村居民, 加之长期以来中国在公共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将重点放在城镇地区, 使城镇居民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公共教育等方面享受诸多隐性收益, 而农村居民则无法享受。两相作用的结果就是:城乡居民之间在经济状况、家庭消费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呈现出城镇居民领先于农村居民, 且城乡之间的上述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 对城乡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 (2001年) 的相关研究, 他们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 通过大量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其中, 农村居民主要分布于处于社会底层的三大阶层中:产业工人阶层 (以农民工的身份, 6%以上) ;农业劳动者阶层 (农村居民的主体部分, 44%)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1.6%) 。可见, 占中国国民人口比重达64%的农村居民中, 就有近52个百分点的人集中分布于十大阶层的最靠后的三个阶层。而城镇居民的阶层分布则较为分散, 除不足6%和2%的人分别分布于产业工人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之外, 大多分布于十大阶层的前七个阶层。由此可见, 中国城镇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他们对各类经济、组织与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远优于农村居民。

其二, 对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的比较分析。结合国家农业部和统计局的相关统计资料来看, 在从1986—2006年的二十年中, 从人均收入的绝对值来看, 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远高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 而且二十年间这种收入差距已从不到2倍扩大到3.3倍;从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来看, 同样是在绝大多数年份, 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都要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 且收入增幅差距明显;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看, 二十年间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不仅远高于农村居民, 而且这一差距亦在二十年间由2倍扩大到3倍。而且, 城乡居民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方面现已高达3倍的差距还仅仅是城乡居民之间的“名义差别”, 如果再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对农村居民来说可望而不可即的各种实物补贴, 如公费医疗、国家对中小学财政补贴、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隐性收益计算在内, 城乡的“实际差别”将高达5~6倍。当然, 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还受各自地区物价水平的影响, 但从农业部公布的城乡消费品零售物价指数来看, 城乡之间物价指数的变化基本趋同, 差异甚小, 因此这一因素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对比的影响基本可上忽略。

事实上, 中国农村居民不仅仅是在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较之城镇居民相去甚远, 而且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各个领域的规则体系面前较之城镇居民更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这是由中国农民在自身素质、社会联系、组织程度、信息获取、利益表达等诸多方面同城镇市民相比所居的劣势地位所注定的。因而, 可以说, 中国农民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既有该群体自身的因素, 也有社会制度层面的因素。而且, 基于以上各类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社会制度体系的客观存在, 加之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 中国农民群体的民生改善较之城镇居民就存在更大的困难。其根源即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二元化发展格局。

二、改善农民民生的政策与制度体系的构建

对于中国农民群体民生状况的改善, 需要从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出发, 全面而系统地予以规划和论证。从中国农民群体的生活实际而言, 他们遭遇的困难主要是:基于自身科学文化素质与专门技能的局限, 其生产劳动以农业为主 (“大农业”) , 劳动产出与产品的市场价格相对较低, 致使经济收入较低, 且增长缓慢;同时由于中国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与投资长期存在重城轻乡的倾向, 农村居民难以像城镇居民一样从公共社会服务体系中受惠, 加之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 农民家庭基于其脆弱的经济状况无力独力应对生活中家庭成员生病、致残、上学等意外风险和大额支出, 因病致 (返) 贫、无力负担子女上大学等情况在农村地区较为普遍。就生产而言, 他们遭遇的尴尬是: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则产出和收益太低, 从事现代农业和其他产业又不具备相应条件, 进城务工也难以从事高收入的工作。换言之, 在生产方面, 他们普遍遭遇自身竞争力脆弱和职业转换困难的困境。

1. 第一层次着力解决农民群体的现实生活困难, 目标为

保障农民群体的基本生活, 思路为本着“多予少取”的原则, 重点建设针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网络, 同时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政策, 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农村居民劳动所得的比重, 减轻农民群体的税费负担, 实现农民群体“增收减负添保障”的迫切愿望。

在这一层次的政策选择或制度安排方面, 主要是两大重点:一是参照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技术框架, 建立起覆盖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网络;二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相关政策, 进一步取消遗留的农民税费负担, 将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和投入重点由城镇倾斜到农村地区, 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 更多地从政府给予的各项实物补贴和公共福利中受惠。具体在措施方面, 需要建立和完善以下具体制度:

(1) 在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起适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 并尽快完善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体系, 解决好农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难题。当前作为试点推进的农村合作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居民的门诊和常规住院费用负担, 但仍然无法解决农民群众的大病风险问题。因此, 我们不妨参照美国的“医疗照顾计划”和“医疗救济计划” (主要针对无力购买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穷人、残疾人和重病患者等贫弱群体) 的福利性医疗保险项目的技术安排, 通过“各级政府补一点, 参保者自己出一点”的筹资方式, 利用中国农村居民人口基数庞大利于实现保险原理所要求的“大数法则”的便利, 建立起兼有福利性和商业性的农村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 (2) 继续推进农村扶贫工作, 重点解决各类特别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问题。主要制度安排有两项:一是加快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为人均收入在接近农村绝对贫困线或其以下的农村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二是根据“应保尽保”的原则, 将针对农村困难家庭或人口的社会救助措施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在这方面, 应该学习英国等西欧国家的济贫经验, 构筑起适应中国农村地区实际情况的贫困救济和灾害救济体系。 (3) 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农村地区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已开始显现, 这意味着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将力不从心。为此, 需要建立起以国家统一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为主体, 以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 (针对只有一个子女的农村家庭的老年人) 和农村集体退休金制度 (视农村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异, 有条件的地区应先行) 为补充的, 多支柱、多元化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同时, 为保障“优生优育”的人口政策目标, 应结合农村合作医疗或参照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建立起农村居民的生育保险制度, 这也是针对国民健康而进行的对未来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4) 深化国民收入分配改革, 提高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农村居民劳动所得的比例, 减轻或取消针对农村居民的遗留的税费项目, 将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与投资重心适度转移至农村地区, 为改善农民民生打好基础。近年来, 中国政府已实施了取消“农业税”、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实行对农业生产的“三免三补”等多项惠农政策, 使农民群体的民生得益甚多。但在政策层面, 仍有继续挖掘的空间。例如, 据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调查报告显示, 如果把所有农户的所有税费全部减免, 他们的人均收入会增加5.4%, 他们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会缩小13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 政府所提出的“让公共财政照耀农村”的新理念必须在实际操作层面转化为现实的政策安排, 切实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大投入力度, 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致的“均等化”, 确保农村居民同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和各项权益。

2. 第二层次为着力解决农民群体生产中的问题, 目标为

提高农民群体生产的产出效益和经济收益, 思路为本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原则, 重点建设旨在发展现代农业、高效农业和农业工业化的农业发展服务体系、农村发展支持体系和产业升级促进体系及农民权益保障体系, 实现农民“发展生产、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发展远景。

发展生产, 提高收入, 是改善农民民生的根本途径。因此, 加大对农村地区生产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农村生产服务体系的建设, 帮助农民群众提高生产的效率和收益, 是改善农民民生的治本之策。在这方面, 根据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生产发展的实际, 应抓好农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监管、农业生产社会服务体系及农民创业支持服务体系等几项重点工作。各级政府应因地制宜地从资金、政策、科技、信息等方面加大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支持力度, 促进农业高新技术在农村生产中的应用和推广, 引导农民发展能充分发挥地方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和非农项目, 积极探索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庄园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绿色生态农业、高附加值高效农业的转变, 鼓励农民进行自主创业, 将限额信用贷款和现代风险投资等金融技术手段引入农村农业和非农生产, 以项目为中心, 加强配套的资金支持、技术指导、人员培训和信息服务, 帮助农民群众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和生产发展, 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农业与非农产出与效益, 增加经济收入, 进而改善民生状况。

另一方面, 针对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和近年来农业用地征用速度加快等新情况, 各级政府还要切实做好三项工作:一是针对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切实建立起城乡联动的工作机制, 从信息服务、劳动监察、争议处置和法律援助等方面对近2亿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使其在城镇地区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存保障。二是要根据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 提高其进城务工的职业竞争力。在这方面, 江苏无锡等地创造的“学校出菜单、企业出订单、政府来埋单”的培训模式就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三是要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帮助他们取得合法合理的经济补偿与妥善安置, 允许并支持农民按现代市场规则将其承包农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偿转让、租赁或投资入股, 对各地被征地农民所提出的“土地换社保”、“土地换岗位”及“土地换股权”等呼声要予以尊重, 对其诸如此类的尝试要鼓励并予以保护。

3. 第三层次则着眼于农民家庭的长远发展, 即通过强化

针对农村居民的教育和培训 (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 提高农民家庭“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竞争力, 同时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尤其是有利于实现农村工业化发展的经济建设投资, 为从根本上实现农村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打好基础。

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 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 必然要走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道路, 这意味着农民将转变成市民。但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 农民群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其职业适应及转换能力的提高将至关重要。因此, 通过教育和培训来培育农村居民家庭未来发展的竞争力 (也是其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 就极其重要。为此, 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 切实加强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力度, 出台类似于大学生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之类的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制度, 确保农民子弟能够克服家庭经济困难顺利地完成中高等职业教育或普通高等国民教育阶段的学业, 为改善农民家庭民生点燃新的希望。

综上所述,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教育是民生之基, 健康是民生之本, 分配是民生之源, 保障是民生之安。”这四句话不仅从人学意义上精辟地阐释了民生的真谛, 也为我们构想中国农民民生保障与改善体系指明了方向。沿着这一总体思路, 从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生产的实际出发, 我们应着力保障其生活、促进其生产、培育其未来竞争力, 通过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实现对农民群众“多予少取”的政策目标、确立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和投资重点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导向、建立覆盖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网络、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加强农村地区各级各类教育以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等政策途径, 构建起促进农民民生改善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惟其如此, 中国农民群体的民生改善方可在科学的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取得积极的进展, 并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陆学艺, 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R].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01.

[2]谢炜.城乡收入差距达5比1[N].新京报, 2004-07-09.

[3]陈金圣, 陈世伟.英国济贫制度的发展对中国绝对贫困救济立法的启示[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 (2) :43-44.

[4]中国社科院调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EB/OL].人民网, 2004-02-25.

[5]加快基本现代化建设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EB/OL].无锡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网, www.wxnb.gov.cn.

政策安排论文 篇2

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征兵工作的意见》，新调整的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大幅提高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城镇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按照每户每年12000至15000元发放；农村籍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按照每户每年4500至6000元发放（市委常委会明确规定长沙市取上限，按15000元和6000元发放）。雨花区已明确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统一由区财政负责担，区民政局统一发放。到西藏、新疆等艰苦地区服役的义务兵家庭由区政府给予10000元一次性奖励。二是深化大学生士官退役安置。退役大学生士官服役期间，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每年公安、司法和专武干部招录时，安排一定比例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官单独报名、单独考试、单独录取。三是加大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力度。按照《兵役法》及现行政策积极做好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特别是重点招录四类退役士兵：①服役12年以上专业士官；②荣立二等功（含以上退役士兵；③因战因公5-8级伤残退役士兵；④烈士子女。四是全面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明年全面铺开退役士兵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所有城乡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在退出现役1年内，可申请免费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征兵工作时间安排

（一）9月22日至10月15日，传达贯彻征兵会议精神，召开征兵工作会议，部署征兵工作任务。

（二）10月1日至31日，组织开展“征兵宣传月”活动，大张旗鼓地进行征兵宣传发动；组织体检、政审业务培训；抓好体检站设置和体检器材、药剂购置；组织应征青年报名、目测、初审、初检等工作。

（三）11月1日至10日，组织应征青年体检。

（四）11月11日至12月9日，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政审走访，按要求组织参加人员复查，协调有关部门择优定兵。

（五）12月10日至31日，组织新兵交接、搞好新兵运输工作，抓好征兵总结。

我院2011年冬季征兵工作已经开始，凡自愿参军且是省内户口的大

一、大

二、大三学生，均可报名。（报名需带近期免冠一寸彩色相片一张）报名时间：即日起——11月5日

报名咨询地点：学院保卫处综合会议室

政策安排论文 篇3

关键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营改增”

一、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概述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中间业务自律管理办法》的规定，中间业务是指不构成商业银行表内资产、表内负债，形成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业务。在《商业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2008年废止以前，根据风险和复杂程度，中国人民银行将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分为适用审批制的中间业务与使用备案制的中间业务。概括而言，可分为支付结算类业务、代理类业务、银行卡业务、担保类业务、交易类业务、承诺类业务、咨询顾问类业务、基金托管业务和其他类中间业务。根据上市商业银行2009至2011年披露的年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开展的中间业务大致可以分为支付结算类中间业务、银行卡业务、代理类中间业务、担保与承诺类中间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基金托管业务和咨询顾问类业务、交易类业务等八大类。其中其中代理和理财、结算与清算、银行卡、顾问咨询四类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高，合计贡献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75.97%，是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营改增”政策安排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附件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所附的《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规定，金融服务应税行为的范围包括贷款服务（含融资性售后回租）、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及金融商品转让。

其中贷款服务的征税范围包括各种占用、拆借资金取得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涵盖了商业银行贷款、押汇、票据贴现、转贷、债券投资等各项资产业务。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格局未发生变化之前，银行与保险公司的结合仅停留在股权关系上，产品层面的合作则较少，因此商业银行适用的“营改增”政策并不涉及对于保险做出的相关规定。金融商品转让是指转让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所有权的业务活动。其他金融商品转让包括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转让。主要涵盖商业银行的外汇、债券、资产管理产品、金融衍生品等各类投资及交易类业务，包括交易类中间业务。而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是指为货币资金融通及其他金融业务提供相关服务并且收取费用的业务活动。征税范围包括提供货币兑换、账户管理、电子银行、信用卡、信用证、财务担保、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基金管理、金融交易场所（平台）管理、资金结算、资金清算、金融支付等服务，涵盖了商业银行大部分的中间业务。

而“营改增”以前，属于金融保险业征税范围的金融经纪、金融咨询等业务却并未包含于金融服务之中。金融经纪“营改增”以后属于商务辅助服务当中的经纪代理服务，属于金融代理。而金融咨询“营改增”以后属于鉴证咨询服务中的咨询服务。因此对于商业银行除代理类的中间业务，其余7大类中间业务“营改增”以后对应的税目如下表所示。

三、对代理类中间业务的分析思考

代理类中间业务是指商业银行接受客户委托、代为办理客户指定的经济事务、提供金融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的业务。代理类中间业务包括代理证券业务、代理保险业务、代理金融机构委托、代收代付等。代理类中间业务虽为传统基础型业务，但在目前分业经营的监管要求下，因其发挥着银行网点众多、客户数量庞大的优势，从而成为目前中间业务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表一所示，2009年至2011年之间各上市商业银行代理业务收入合占中间业务收入的比重最高，平均达到22%以上。而各类代理业务中，收入占比较大的业务分别是代销基金业务与代销保险业务。从代理类中间业务的概念来看，“营改增”以后对应的税目应该为商务辅助服务当中的经纪代理服务。然而通过对36号文中经纪代理服务与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销售额确定的不同政策规定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并非所有的代理类中间业务均属于经纪代理服务征税范围的结论。

根据36号文附件2销售额的规定：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以提供直接收费金融服务收取的手续费、佣金、酬金、管理费、服务费、经手费、开户费、过户费、结算费、转托管费等各类费用为销售额。而经纪代理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价外费用，包括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滞纳金、延期付款利息、赔偿金、代收款项、代垫款项、罚息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其中又以代收款项是否属于价外费用最难判断。根据36号文附件1第37条的规定，价外费用不包括以下项目：1.代为收取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2.以委托方名义开具发票代委托方收取的款项。可见，除以上两种性质的代收款，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取得其他代收款均属于销售额的范畴。因此，虽然经纪代理服务与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适用税率均为6%，然而与经纪代理服务不同，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销售额中并不包含各种性质的代收款，两者的计税依据并不相同。以下举例说明。

证券公司的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是金融机构提供经纪代理服务的典型代表。证券公司在代理客户买卖证券时，除按成交金额一定比例为自身收取佣金以外，还需代证券交易所收取证券交易监管费、证券交易所经手费，以及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代收股东帐户开户费（包括A股和B股）、特别转让股票开户费、过户费、B股结算费、转托管费等等。

假定某月证券公司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及各种代收款金额合计1200万元，其中代收款金额合计200万元（含100万元证券交易监管费）。若该项业务发生于“营改增”以前，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本市场有关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203号）文件的规定，准许证券公司代收的以下费用从其营业税计税营业额中扣除：（l）为证券交易所代收的证券交易监管费；（2）代理他人买卖证券代收的证券交易所经手费；（3）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代收的股东帐户开户费（包括A股和B股）、特别转让股票开户费、过户费、B股结算费、转托管费。不考虑其他业务，则该证券公司当月的计税营业额为1000万元（1200-200），据此计算得出的应交营业税额为50万元（1000*5%）。若该项业务发生于“营改增”以后，根据36号文对经纪代理业务销售的政策规定，由于100万元证券交易监管费为行政事业性收费，则该证券公司当月的销售额为1037.74万元（（1200-100）/（1+6%）），据此计算的销项税为62.26万元（1037.74*6%）。然而该证券公司代收的经手费、开户费、过户费、结算费、转托管费等，构成了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增值税的应税收入，证券公司可以取得100万（200-100）代收款对应的进项税额5.66万元（100/（1+6%）*6%），则该证券公司当月增值税的应纳税额为56.6万元（62.26-5.66）。

而商业银行代理类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最高的代销基金业务，是商业银行接受基金公司的委托，代理基金公司销售基金，受理投资者开放式基金认购、申购和赎回等业务申请，同时提供配套服务的一项中间业务。假定某商业银行某月代理销售某基金公司某类基金产品10亿份，每份基金产品认购价格为1元，认购费率为2%，则商业银行代销基金过程中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收取的款项为102000万元（1000000000*（1+2%）/10000）。根据商业银行与基金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商业银行代销基金过程中收取的手续费率为认购费的50%。若该项业务发生于“营改增”以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2]第009号）文件的规定，金融经纪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中间业务）营业额为手续费（佣金）类的全部收入，不考虑其他业务，则当月该商业银行的计税营业额为1000万元（1000000000*2%*50%/10000），据此计算得出的应交营业税额为50万元（1000*5%）。若该项业务发生于“营改增”以后，由于商业银行代销基金收取的代收款102000万元并不属于商业银行的销售额，所以该商业银行仍以手续费（佣金）类收入为销项税的计算基数，则当月该商业银行的销项税额为56.6万元（1000000000*2%*50%/（1+6%）*6%），由于没有取得进项税额，则该商业银行当月增值税的应纳税额也为56.6万元。

与一般代理类中间业务不同，商业银行的代销基金业务收到的代收款由两部分构成，其中10亿资金属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投资款本金，并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而代收的2000万元认购费属于“以委托方名义开具发票代委托方收取的款项”，也不属于商业银行自身的销售额。因此，商业银行代销基金业务“营改增”以后的适用税目应为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业务实际，合理确定各类中间业务特别是代理类中间业务“营改增”以后适用的税目及计税依据，做到合法合规纳税，防范税务风险。

参考文献：

[1] 卢屹.商业银行代理类中间业务平台设计方案[J].金融科技时代，2012，（03）.

[2] 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 2001.

[3]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2016.

[4]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08.

[5]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本市场有关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2004.

政策安排论文 篇4

关键词：税收结构,财政支出结构,社会福利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秉持保持宏观税负基本稳定、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适应、渐进式推进的原则,中国税收制度经历了1983年和1994年两次重大改革以及2004年以来对出口退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农业税等征收制度的一系列调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逐步建立起税种齐全、税基较宽、税负公平、税率合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满足财政收支相对平衡的税收体系。[1]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国内外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税制改革所需解决的经济与社会矛盾不断变化,税制改革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中国税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最恰当的时机,采取最有效的政策与策略,以实现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向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转变。

一、中国税收结构的转变方向与难点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划分是以税收负担能否转嫁为标准的。所谓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同时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义务人不能或不便于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属于直接税的这类税收的纳税人,不仅在表面上有纳税义务,而且也是实际上的税收承担者,即纳税人与负税人一致。所谓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义务人能够用提高价格或提高收费标准等方法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即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直接税与间接税相比较,前者符合实现税负公平与量能纳税的原则,有助于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后者征收相对简便,税源稳定,有助于财政收入稳定。纵览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经济较发达国家大多以直接税为主体,OECD组织32个成员国,直接税占税收收入平均比重超过70%。而发展中国家大多以间接税为主体,中国、印度等国间接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近60%。[2]

经济学界洞悉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利弊,不断提高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比重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共识。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总量巨大、人口众多而人均收入的差距过大的经济体,税收结构转变存在诸多困难。笔者通过勾画“国民经济运行与税收结构关系图”,尝试说明中国税收结构改革面对的经济矛盾与特殊问题。

如图1所示,对生产要素及要素投入者征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财产税等,属于直接税;对生产加工过程、商品流通与消费环节征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资源税等,属于间接税。间接税税负与国民收入总量及增量结构相关,在税率不变的条件下,随经济增长而稳定增长;直接税与生产要素投入规模、要素报酬结构及财富累积能力相关,各税种及税率变动影响诸多要素投入主体的利益分配,改革阻力较大。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转变,面对的主要经济矛盾与困难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间接税降低引致的劳动者收入增加效应不足以抵偿等额直接税增加带来的劳动者收入减少效应。间接税虽然具有可转嫁的特性,但并非完全转嫁,其转嫁能力与商品的需求弹性密切相关,需求弹性越小转嫁能力越强,相反则转嫁能力越弱。降低间接税会导致商品价格下降,商品总价款降低部分等于间接税可转嫁部分,因而小于减少征收的间接税款总额,其差额部分转变为企业利润增长。有鉴于此,间接税向直接税等额转变,会改变资本与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比例,造成劳动者相对收入水平降低,使中国劳动报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问题更加严重。

2.就中国当前经济状况而言,直接税增长潜力极为有限,若硬性降低间接税税收占比,则财政收入水平也将随之下降。2009年,中国直接税收入为22 116.9亿元,占税收总额的比重约为38.8%。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为11 536.84亿元,占税收总额的19.38%;个人所得税收入3 949.35亿元,占税收总额的6.64%;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与土地相关税收总额为3 077.27亿元,占税收总额的5.17%;契税、印花税收入合计3 142.92亿元,占税收总额的5.28%;车船税收入为186.51亿元,车辆购置税收入1 163.92亿元,合计占税收总额的2.27%。[3]上述直接税、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已大幅超过美国的10%,增收潜力不大;个人所得税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且税率呈现下调趋势,其占比难以提高;与土地相关税收,在国家削弱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限制房价上涨等政策导向下,增长空间有限;契税、印花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等与交易相关税种,税收增长受制于交易规模,随机变动幅度较大。因此,中国直接税短期内增长方向,只能着眼于预期推出的个人住宅房产税、物业税等财产税,鉴于物业税等推出更多出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目标,而将其作为直接税增长的主要源泉有待时日。

3.从中国现行财政支出总规模及结构看,大幅减税的政策空间不大。虽然中国财政收入自1992年以来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18年来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超过20倍,但财政支出同比增长且缩减弹性甚小。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应当重点投入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支出占财政支出总规模的比重依然偏低。2009年,中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财政支出项目,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3.68%、9.97%、5.23%[4];而美国2010年三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为:16%、17%、26%。相比之下,承担着13亿人口民生保障责任的中国政府,其财政支出规模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大幅减税政策不具可行性。

二、税收结构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匹配与协调

上述研究表明,当前不具备在稳定财政收入规模前提下令直接税代替间接税成为主要税收来源的基本条件。那么,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基于直接税与间接税占比的税收结构优化标准应当如何界定?笔者认为,税收结构调整必须以支撑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为目标,逐步形成以企业所得税支撑财政一般性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等开支,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与财产税收入支撑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转移性支付,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收入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财政转移性支付相平衡,间接税收入和非税收财政收入支撑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城乡事务、农林水事务、科学技术与环境保护等财政支出的税收结构与财政支出结构。理想的税收结构与财政支出结构如表1所示。

根据表1所示税收结构与财政支出结构配比要求,结合2009年度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测算,直接税应占财政支出总额的57.07%,间接税占财政支出总额的28.92%,非税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4.01%。直接税与间接税收入之比约为2∶1。[4]随着社保、医疗、教育等项目占财政支出总额比重增加,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也应随之增加,在远期可逐渐达到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

1995—2009年,中国国民收入从58 478.1亿元增至335 353亿元,增长4.73倍;同期中国税收收入总额从6 038.04亿元增至63 104亿元,增长9.45倍;税收总额占国民收入比重从10.32%增至18.8%,增幅82.1%。连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令中国政府财力跃居世界第二。[4]大量事实表明,通过增量调结构,永远比针对存量调结构来得容易,造成的经济利益冲突与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冲击也要小得多。笔者认为,为了实现税收结构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匹配与协调,有必要从现阶段开始便将税收增量的大部分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低收入人群转移支付等社会福利支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能力支撑类似发达国家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但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转变财政职能,逐步提升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势在必行。这里做一简单测算,假定中国GDP未来继续保持每年8%增速,税收收入增速保持GDP增速的1.25倍,即年均增长10%,财政支出总额增速与税收收入增速相同,亦为年均增长10%。税收增量部分的80%用于社会福利项目支出,则2009—2028年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比重将呈现如下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

若意在通过税收增长部分缩小中国财政支出在社会福利项目投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即便从2010年起新增税收收入的80%均列支为社会福利项目,且保持年税收收入增长10%的速度,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指标,18年后方能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60%。与此同时,经测算的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10 374元,即便人民币不再升值,按现行汇率6.627CNY=1USD,折合为16 655美元,该数字将仅次于现在的以色列,超过韩国,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由于税收增速被假设为GDP增速的125%,税收总额占GDP比重将逐年上升,2028年达到26.7%,该比重相对于发达国家也属于中高水平。

未来18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达不到年均8%的高速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仅仅延长了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到60%的所需年限,但不改变税收新增收入80%用于社会福利支出,方能在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实现与发达国家大致相当的国民福利水平的基本结论。上述假设与推算,意在指出中国财政支出在社会福利方面欠账太多,为保证经济总量与国民福利水平同步提高,必须抓住当前税收收入增速较快的时期,增大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项目开支比例,才能实现税收结构转变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相匹配的目标。

三、实现税收结构转变目标的政策与策略建议

鉴于中国直接税大幅增长的条件尚不成熟,实现上述税收结构调整目标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与税收结构转变过程同步,政府应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进税制改革,优化财政职能,一方面保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结构转变创造健康的环境。笔者认为,为更好更快地推进税收结构转变,宏观经济调控应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一)转变财政职能,增大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

实现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转变,拓宽直接税的税源是关键。纵观中国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种收入占税收总额比重较低,其原因有二:一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偏下水平,达到纳税收入和累计财富标准的规模较小;二是工资薪酬等劳动要素收入占国民收入一次分配比重偏低,劳动者一方面拿着与劳动付出不相称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却承受高企的物价和房价,而无力支撑较高的直接税税负。关于中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讨论,近两年来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由于劳动报酬计算口径不同,计算结果也不尽相同。其中较为权威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指出,1990—2005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该指标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的一般水平,以部分国家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例,美国为57.5%,英国为55.9%,法国为52.7%,加拿大为51.1%,澳大利亚为46.7%,韩国为44.0%,日本为53.3%。[5]中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的连年走低,折射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倾斜的实际状况,也成为制约中国税收结构转变的最大障碍。

扭转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困局,关键在于确立“藏富于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政策理念,即通过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增加普通民众财富积累,扩大直接税税源,再由直接税增长部分反哺社会福利支出。劳动力相对过剩所导致的劳动力买方市场格局,使企业缺乏上调工资水平的动力与压力,但也不能否认,中国长期奉行的鼓励企业留存利润扩大投资和维系国际市场的低价竞争优势,靠出口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导向,实际上也成为工资水平低下的重要推手。笔者认为,为摆脱经济增长依靠出口和投资增长、而出口和投资增长又以压低工资水平为基础、致使民众相对更贫穷、国内需求相对更弱的恶性循环,应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果断地缩减乃至放弃部分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同时将巨额财力转移支付到教育、社保、医保、廉租住房等项目上来,以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增收能力,切实解决民众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使由劳动者素质普遍提高而增强出口商品竞争性,靠民众可支配收入增长拉动内需扩张,成为经济更快更好增长的新引擎。

(二)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转变为房产税或物业税财政

“十一五”期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成倍增长,2006年为7 000亿元,2007年接近1.3万亿元,2008年为9 600多亿元,2009年为1.59万亿元,2010年达到2.7万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名副其实地撑起地方财政收入的半边天。土地出让金增长,一方面得益于商品房价格高涨,另一方面又推动商品房价进一步上升,进而使房地产发展商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心照不宣却难以公开的利益链条。[6]然而,这一利益链条是以数千万的城镇居民居无定所为代价的,因此必难长久。在中央政府不断增大房价调控力度的环境下,开征个人房产税既可成为抑制房价上涨的巨大筹码,又能创造可观的直接税收入,优化税收结构。故开征个人房产税一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箭在弦上。

笔者认同个人房产税或即将推出物业税具有控制房价和增加税收的正面效应,并可在远期代替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必须指出的是,个人房产税开征的前提是房价的显著下跌,而非简单令其成为抑制房价上涨的利器,两者在逻辑关系上迥然不同。房价维持高位,针对商品房开征房产税极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一辈子钱买了高价房,最终却因交不起税住不起房。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大中城市商品房单套均价已经超出普通家庭年收入的20倍,即便房产税率控制在商品房市场价格的1%,居民年家庭收入的20%都将用来缴税,这无疑是难以实际执行的税改,也不可能使房产税收入持续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必须首先优化的是地方政府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模式,适当降低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同时配套家庭限购商品房政策,在房价真正走低后择机开征房产税,通过增大购置多套住房的持有成本,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达到适当收缩房产需求规模,平抑房价,进而增强居民房产税税负能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肖捷.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J].税务研究,2010,(11).

[2]刘佐.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变化趋势研究[J].财贸经济,2010,(2).

[3]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年鉴2010[M].北京:中国税务年鉴社,2010.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5]金碚.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政策安排论文 篇5

一、考试形式：论文撰写（字数3000字以上）

二、论文题目：

《当代大学生肩负历史使命 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三、论文和成绩提交时间：2012-12-17 ～ 2012-12-21

四、提交形式：以各二级分院为单位统一提交

五、提交内容：纸质考生签到表；纸质考试成绩表；电子文件夹（电子版论文试卷；电子版考试成绩表）

（一）电子文件夹要求：以班级为单位收齐电子（word）版论文并建立班级考试论文文件夹，文件夹命名按：XX学院、XX班级、形势与政策考试论文。

（二）文件夹应包含：全班学生提交的电子版论文、Excel表格形式的考试论文成绩表。

（三）论文格式要求：

1.Word最大单位章，下面单位为大序号一，其次

（一），再次1，以及（1）。

2.标题字号为三号，内容字号为小四，行距为1.5倍。字体为宋体，案例可采用楷体。

六、提交地点：行政楼318办公室

政策安排论文 篇6

地震灾区受灾前的税收优惠政策, 是指符合税收相关优惠规定, 给予的在区域方面或税种方面的优惠, 是在基本税收制度规定之外, 在一定范围内有选择地应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实现政府调控、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地震灾区地震前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目标缺乏科学、统一、系统设计, 系统性和规范性较差, 优惠政策总体目标和配合关系不明确, 税收优惠范围偏小、且多带有西部和民族地区特点, 税收优惠政策繁杂、零散、混乱。2001年实行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来, 其政策效应虽有所显现, 但也存在一些主要问题:一是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仅仅涉及所得税方面, 税种优惠比较单一, 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 税收优惠政策缺乏比较优势, 不能有效地达到吸引外资、发展西部经济的目的。二是西部大开发所得税优惠受到2000年7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 (2000年修订) 》的限制, 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三是西部大开发所得税优惠政策制定的背景主要基于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 而较少地着眼于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要求。

二、地震灾区震后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效果

(一) 增值税执行情况及效果

截止2008年9月底, 四川省地震灾区有纳税人备案并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企业6683户, 7-9月固定资产申报抵扣进项税额10386.99万元, 实际抵扣5150.75万元;免征捐赠货物增值税1600余万元;请求总局给予逾期认证的增值税抵扣凭证780份, 涉及金额2.3亿元, 税额3900万元。

扩大抵扣范围是给地震灾区的特殊政策。随着明年扩大抵扣范围在全国的实行, 地震灾区便没有这项特殊政策可言。更何况刚经历了大地震, 灾区各项基础性设施建设才全面铺开, 企业主要以恢复生产为目标, 对毁坏的机器通过修复生产经营, 即使要购买损毁机器设备也是来年的事。就四川省地震灾受灾严重地区2008年9月-11月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情况而言 (见下表) , 可以看出, 受灾企业已陆续着手购买新设备, 11月份就有7788户一般纳税人购买了新设备。截止到11月底, 已购买机器设备金额14亿元, 应抵扣进项税额24, 081.75万元, 实际抵扣了14, 692.67万元。这说明企业目前开工不足, 当月的生产销售应计提的销项税额, 不足以抵扣当期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而且尚有约1个亿的进项税额待抵扣。

(二) 所得税执行情况及效果

国家陆续出台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认真落实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8]062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8]104号) 、《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四川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汶川地震损失严重企业认定标准的通知》 (川财税[2008]16号) 、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四川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具体问题的通知》 (川国税函[2009]18号) 等相关税收政策, 分别对企业实际发生的因地震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中, 招用当地因地震灾害失去工作的城镇职工等方面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或享受免征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

三、完善受灾地区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经济复苏的对策建议

(一) 系统化和制度化原则

目前地震灾区税收优惠政策散见于国务院及各部委的各类文件规定中, 不成体系且法律效力偏低, 税收优惠时效性短。税收优惠范围也相对较窄, 力度较小、较单调, 影响了效果。地震灾区主要集中在我国西部, 重灾区大部分在四川省境内。我们完全可以把地震灾区作为类似于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中一个特殊的区域, 从税收优惠上加以考虑。

(二) 长久激励性政策与惩罚性政策相结合的原则

从地震灾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看, 主要着眼于眼前税收优惠, 如企业所得税的“两免三减半”等, 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的目的是考虑企业刚开始起步阶段需要扶持, 当企业正常经营后就应该正常纳税。作为企业这一微观主体, 可能考虑的是如何利用税制漏洞, 享受到更多的税收优惠。地震灾区的不少招商引资企业就是在其他地区享受完税收优惠后, 再到地震灾区新办企业。因此, 我们要从税收优惠对企业的眼前刺激, 转变为长久激励。

(三) 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相互配套原则

地震灾区企业的恢复重建和灾区经济复苏, 如果仅仅依靠税收优惠政策, 是达不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四川省阿坝州为例, 其13个县全部受灾, 其中极重灾区2个, 占全部极重灾区的20%、重灾区5个占全部重灾区的12%。2007年全州上级财政补助收入达到365562万元, 其中财力性补助220202万元。国家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2007年达到58431万元。2007年全州地方财政收入87761万元。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阿坝州财政收入中, 税收收入比重较小, 即使对灾区企业实施较大的税收优惠, 也不会对阿坝州财政预算“伤筋动骨”。但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应相机而行, 避免“越位”和“缺位”。

(四) 输血和造血相结合的原则

国家对灾区的财政资金划拨, 社会团体的捐赠以及税收上对纳税人补办税务登记证免收工本费、通过公益性机构向灾区捐赠物资免征增值税等, 实际上是为了解决灾区的燃眉之急、生存之需, 而灾区经济的复苏和企业发展还是需要微观主体承担起社会责任- (以振兴灾区经济为己任) 。国家从宏观层面制定一套能充分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政策, 特别是企业关注的税收优惠政策。

(五) 一般性和特殊性政策相结合的原则

5.12地震灾区企业都不同程度受灾, 都需要国家政策扶持。对国家鼓励类的高新技术、节能环保、高附加值产业更应该加大扶持力度, 而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坚持节能减排, 发展循环经济。抓好工业节能、节水、节地、节材, 重点抓好高耗能企业节能减排, 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四川省阿坝州政府针对灾区提出“腾笼换鸟”经济建设方针, 大力引进高新技术、节能环保、高附加值产业, 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同时, 与四川成都市共同建立经济开发区, 彻底解决交通瓶颈对阿坝州灾区企业经济发展的制约。

摘要：通过对5.12地震灾区执行灾后税收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和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分析, 得出地震灾区经济复苏的税收制度安排存在某些缺陷和不到位的地方, 提出地震灾区税收制度安排应进一步贴近灾区实际, 充分调动受灾企业恢复生产的信心和非受灾企业投身灾区恢复重建和投资的积极性, 促进地震灾区经济的全面复苏。

关键词：5.12地震灾区,经济复苏,税制安排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课题组.能源税收政策取向研究[M].税务研究, 2007.

政策安排论文 篇7

1、目标更加明确

气象灾害和病虫灾害是春季农业生产面临的两大风险。今年, 黄淮麦区旱情蔓延、小麦病虫害高发重发态势以及后期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都要求春耕生产必须立足抗灾夺丰收。“随着气温回升, 病虫害将进入发生高峰, 特别是小麦条锈病、赤霉病、吸浆虫、穗期蚜虫对小麦中后期威胁较大。”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说, 今年重大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安排1500万亩小麦病虫防治补助, 重点用于西南、西北、汉水流域麦区春季小麦条锈病阻截防控, 江淮、黄淮南部麦区赤霉病预防控制和黄淮海麦区小麦蚜虫、吸浆虫防控。

2、地方更加自主

考虑到不同地区气候条件、耕作制度等因素大相径庭, 今年春耕生产扶持政策鼓励地方因地制宜, 中央政府层面更加侧重于“提原则、提技术、提指导”。南方水稻集中育秧补助提出“以早稻为主兼顾中稻”、“重点考虑主产省”和“对工作力度大的省适当倾斜”三大原则, 冬小麦“一喷三防”补助明确要求项目省突出小麦生产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种植区域, 病虫害统防统治重点补助水稻、小麦重大病虫疫情和蝗虫发生源头区、迁飞流行过渡带和重发区, 地膜覆盖技术通过“以旧换新”等补助方式促进残膜回收利用且“以旧换新”的新膜标准不得低于0.01毫米等要求, 既突出政策的导向性, 又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

3、主体更加专业

春耕生产扶持政策所涉及的关键技术实施时间紧、技术要求高, 谁来实施、如何应用直接关系到扶持政策的效率和效果。据了解, 今年春耕生产扶持政策将补助对象向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倾斜。比如冬小麦“一喷三防”按照“谁实施、补助谁”的原则, 提高补助的针对性, 充分发挥补助政策对植保、土肥、农机、育秧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和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作用。病虫害统防统治将补助对象锁定为实施重大病虫疫情应急防治、统防统治、绿色防控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民, 集中育秧补助资金则强调“重点向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倾斜, 让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成为开展集中育秧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