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纪录片解说词（精选4篇）
茶马古道纪录片解说词 篇1
历史人文纪录片《古道崇信》观后感
一部反映黄土高坡历史文化的大美 篇章
――观《古道崇信》有感
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古道崇信》最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黄土高坡小县,在沉寂中走向了全国各地的人们心中;一个承载着数千年历史文明之光的小县,在《古道崇信》中向全国人民讲述了闪耀着农耕文明之光的丰富内涵,见证了崇信县作为农耕历史文化发祥地的公刘故里,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民俗和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方位诠释了“尊崇信任”的精神内涵。
一是琳琅满目的文物,向世人讲述着芮鞫大地历史文明的厚重绵远。《古道崇信》是一部突出地理特色、紧贴文化脉络的纪录片,以崇信独特的地域文化为主线,深度挖掘故事,以齐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西周古墓群、古代文化遗存和博物馆中悠久的文物,见证和展示了这片土地的厚重,从不同角度记录农耕文明的前世今生,探究公刘故里的文化精髓,让华夏文明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加久远绵长的根脉。
二是农耕文明的传承发展,充分印证了崇信作为公刘故里的历史渊源和农业文明肇启的发祥地。以更高的视野,站在中国、世界的视角看崇信,整个片子以一种全新的叙述形式展现给观众,以点带面,用小故事讲述大时代,将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全景式展示,通过历史背景、人物故事与画面场景的艺术构思,引领观众穿越时空隧道,全面、真实地了解崇信的历史人文风貌。从久远的《诗经》说起,“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爱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诗经》中的.记载,是崇信成为“公刘故里”最直接的见证,古时崇信就称为芮鞫。纪录片中,农耕文明的痕迹和人们世世代代种植的五谷庄稼,延续和传承着公刘教耕的方式,一些大场景、航空镜头,把一个草木葳蕤、五谷茂盛的公刘故里,活灵活现地展示给了观众,让人们在这里可以寻得到根,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三是从时光的更替历史的变迁中,回溯崇信县“尊崇信任”的渊源。“尊崇信任”是《古道崇信》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崇信人民世世代代的精神之魂。纪录片以巧妙的设置,艺术的触角,从唐朝中期武将、武康郡王李元谅,在崇信筑城屯军、保境安民的历史故事说起,在当地文化学者、一生致力于崇信文化研究的马长春先生的讲述和唐代历史遗迹中,反映了“尊崇信任”的历史荣光,见证了崇信是丝路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一个商贸往来的旱码头。纪录片也向世人透露了崇信人民因李元谅“开拓疆土、修筑镇城、德彼民生、感恩王功”的“尊崇信任”理念。唐代贞元十三年在县城东门外,建祠塑像,春秋祭祀。纪录片挖掘了《汉书?天文志》上所说:“崇信在东井、营室两个星宿相邻的地方。”《尚书?禹贡》所说:“在雍州境内。”是周族公刘在I水边居修田事的故土。以真实的画面,将本土画家李仲林在深入研究崇信作为丝绸之路的古城,以油画的形式展示和复原崇信之古,一代代崇信人民,传承着“尊崇信任”的淳朴民风,成为崇信精神的一张名片。
四是丰富的民俗文化和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着芮鞫之地的文明灿烂。纪录片中,重点展示了崇信众多的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有点灯背猴、跑旗、正月初一出新、四月二庙会、弦子腔、崇信民歌、崇信根雕、祭祀仪式以及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以各个不同的场景,再现了一个文脉绵长、民俗繁多、非遗灿烂的黄土高坡山城,记录了崇信厚重的历史文化,在一代代传承发展和创新中,放射出的文明之光。
五是蓬勃发展的崇信大地和人民群众当下的幸福美好生活,展示着“古道今声”的和谐婉转。《古道崇信》始终把“尊崇信任”的精神作为纪录片主线,诠释了崇信在全国经济发展重要节点下的发展,并站在“一带一路”战略经济高度上解析崇信发展,彰显出崇信“绿色之城、养生之城、文化之城、崇信之城”的知名度、影响力,为外界更好地了解崇信、认知崇信、传播崇信发挥积极作用。崇信红牛、崇信苹果、崇信煤电、崇信蔬菜、崇信旅游等富民强县的产业,以及街净人美、天蓝地绿、城乡美丽宜居的发展环境,全面展示了崇信“古道今声”中的美妙之声,和谐之韵。
六是神奇山水树、美丽I河湾的秀丽山水,让许许多多的人们在古韵新声中感受崇信之美。弯弯的I河,巍巍的群山,一排排、一座座整齐明丽的小康住宅,在镜头下,如人间仙境一般,华夏古槐王、古柏龙蟠、三异柏、桫椤树,龙泉寺、五龙山、唐帽山以及美丽乡村,在影片中彰显了崇信的美丽富饶。神奇山水树、美丽I河湾在纪录片中,唱响了一曲古韵新声的和谐乐章。
来源：平凉日报/闫小杰
cctv纪录片《敦煌》解说词 篇2
第一集探险者来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拿到欧洲去呢？”当这个英国人第一次展示他在中国搜集的文物时，当地官员只是这样淡淡地问了一句。他叫斯坦因。
斯坦因
有人说他是那一代最惊人的探险者、考古学家，也有人说，他是盗贼，是骗子，是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1907年初夏，他第一次来到敦煌。
敦煌位于亚洲中部，东经93度，北纬40度。它北临蒙古高原，西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邻青藏高原，这个位于中国甘肃西部，这个仅有十八万人口的小城市，曾经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咽喉要道，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1000年前，曾有四条道路从这里通向西方。十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曾经汇集着来自欧洲的货物和文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及文字，来自印度的艺术和宗教；它们在这里与中华文化
全面交融。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被称为人类进入中世纪历史的钥匙。但是，当斯坦因来到时，这个沙洲小县已经被中国人遗忘了。陆续登场的是西方人。他们有英国人，过去的一个世纪，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商船，飘扬着他们的米字旗；有法国人，在东南亚丛林里，已经布满了他们的身影；有德国人，他们已经在中国山东建起了欧式洋房；还有俄罗斯和亚洲新崛起的日本，他们正在中国的东北开战。
当这些国家越来越强大时，古老的中国仍在沉睡。
王道士
1900年，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开始了他第一次探险。与京城轰轰烈烈的庚子战乱相比，他的身影有些微不足道。但是，这一年敦煌城外的一个小人物，不经意间将他和这片山崖连在了一起。
当天“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缝，”在一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写给慈禧太后的信中，藏经洞的发现颇有一些神秘。之后他说，“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壹所，内藏古经万卷。”
藏经洞里原来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也有，有佛教的、道教的等宗教的一些经典。
“还有呢，这个官方的文书，也有私人的文书，就是好多经济的文书。什么户口、账本、地契什么都有，这都是第一手材料。”
这是春天的莫高窟，在这片延绵近两公里的砾岩峭壁上，分布着上下五层，持续开凿一千多年的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对于所有的游客来说，来到这里，藏经洞是一定要看的。
藏经洞的发现在敦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道士雇了一个人在这间甬道内写经。这个人休息时，经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插到墙上的缝隙中。这天，芨芨草居然一下子深入到墙体中，他小心地敲打了一下墙壁，里面传来了一阵空洞沉闷的声音，密室就这样被发现了。
当异域的探险者们逼近时，封闭的宝库敞开了大门。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禄，关于他的记载只有他的一篇墓志铭，于是我们得知他来自湖北农村，八九岁时因为饥荒来到西北，他曾混在军营，却又“历经魔劫”，最终出家当了道士。应该说，如果不是藏经洞的发现，历史是不会记住这个不识字的道士的，藏经洞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小人物的一生。这之前，敦煌当地人称他为王阿菩，意思是他有菩萨一样的心肠。人们还说他很节俭、很辛苦，一年到头都只见他在四处云游化缘。
对于藏经洞，王道士的心情很是复杂：这些经卷虽然珍贵，但他能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他挑出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们，但是，没有人对这些经书感兴趣。他年轻时当兵的上司延栋，一位驻扎酒泉的满族官僚甚至觉得这些古代写景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的好。
这是今天的兰州，一百年前在这里当时担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收到了敦煌县长汪宗翰送来的一批礼物，几本来自藏经洞的绘画和经卷，现在看来，叶昌炽是当时最有可能将藏经洞文书留在中国的学者。
从他的《缘督庐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进士出身的学究隐隐感觉到了这批古物的价值，他建议甘肃藩台把藏经洞中所有古物运送到省府兰州保存，藩台衙门的回答是，没有经费。
这一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件大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这一年，负责全省考试的叶昌炽去了酒泉，但没有再往西去敦煌。县长汪宗翰更甚，他住在敦煌却没有去过藏经洞。酒泉距离敦煌三百公里，藏经洞距离县城不过二十公里，两位读书人就这样与历史上的一次大发现失之交臂。而此时，欧洲人斯坦因正不远万里地想敦煌进发。
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把眼睛盯着衰老的中华帝国。当年的斯坦因这样分析了亚洲中部的局面。他们两个国家实际上都做好了将来有可能作战打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知道，中亚细亚那个地方的地理情况，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沿途进行地图测绘的情景，而这一张是他对冰山进行的专业勘测。“我们是个向前行进的大旅行队，出骆驼外，还有十五匹马，三十头毛驴。”如果是一个
纯粹意义上的学者或者是民间的探险者，他有这样的能力吗？
“看到我们的路线与野骆驼的足迹相交叉，我想到了玄奘笔下那些让旅行者迷路的魔鬼。”在沙漠的漫长旅途中斯坦因总是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马可波罗游记》，一本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伴随他的还有一条名叫达夫的小狗。
对于一般人通常产生畏惧的沙漠，他却说，我时常希望再次回到自由宁静的沙漠中去。这张照片就是当斯坦因经历了几个月时间冲出塔克拉玛干沙漠后在冰河边祈祷的情形。
这时已经到了1907年春天，“当看到北面荒凉的山峰遥遥在望时，我高兴起来，地平线上一次又一次出现烽火台，这些都好像是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顺利开始的好征兆。”
1907年春天，在千佛洞的洞窟前，五十七岁的王道士在等待斯坦因的到来。七年了，藏经洞里的这一堆残书故纸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不仅如此，藩台政府还责令王道士对其代为看管而一分钱不给的。
斯坦因来了，他身边跟随着一个中国师爷。他的驼队带着很多大木箱不知做什么用；其实这些箱子都是空的。敦煌人仍与马可波罗时代一样虔诚。
“在几乎垂直的砾岩峭壁上，有许多昏暗的洞窟，这奇特的景象使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看到的早期意大利的绘画。”一百年以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而一百年前，斯坦因说，“这里是一个被世界忘却的地方”。
这是夏天的沙洲市场，这里距离莫高窟二十公里。斯坦因刚到达敦煌时，曾和敦煌知县王家彦一起吃饭，之后他给知县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他和中国人打交道，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他取得了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什么呢，清朝的官员非常看重你的官衔，中国人非常看重你官的大小。
这是斯坦因来到中国时所持有的护照，护照上的职位是英国大臣。他是如何获得这一称谓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是王道士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他第一次见到大人物屈尊住在帐篷里。此时，敦煌县城里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农民们正在抗缴官粮，而偏僻的莫高窟此时显得格外安静。
“这是一个能使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共同疯狂的神奇宝窟。”斯坦因一生都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夜里将一天的行为和想法都记录下来。他还带来了一个照相机，这些照片是斯坦因在莫高窟停留期间拍摄的。而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藏经洞的外观，通过这张唯一保留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当时藏经洞口摆满经书的情景。
“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
警的表情。”对王道士斯坦因是这样形容的。
斯坦因来时，敦煌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刚刚结束，这个习俗一直保存到现在。这是斯坦因为王道士拍摄的一张照片，也是王道士唯一的一张近景照。
“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斯坦因却始终无法进入藏经洞。
这是敦煌榆林窟，在这里有一张著名的玄奘西行的壁画，玄奘是斯坦因最崇拜的人。他发现，这个被称做唐僧的和尚在中国家喻户晓。
在这张斯坦因给王道士拍摄的照片中，王道士身后的壁画非常显眼，这是王道士刚请工匠画的唐僧西天取经图。斯坦因发现，每当他向王道士描述自己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沙漠时，平静的他就流露出兴奋入迷的表情来。
他靠聪明，不是靠幸运。王圆箓和斯坦因经常吵架呢，一吵架的时候关系一僵的时候，他就给他讲玄奘的故事。斯坦因会动脑子，他说你看当年玄奘把经从印度取回来，我是从印度来的吗，我的中国助手告诉王道士，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经卷托付给他。而现在，我这个从印度来的玄奘的信徒要把这些东西重新带回印度去。
这一天，王道士将一束经卷交给了斯坦因。夜里，翻开佛经时，斯坦因居然发现，在经文的边页上有两个字玄奘。记得那是很热的一天，外面空无一人，我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来到藏经洞前，在那里我见到了王道士，他显然还有些紧张和不安。王道士终于引领斯坦因来到了藏经洞前，向斯坦因敞开了藏经洞的门。
“他鼓足勇气打开密室门洞，借着道士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层堆在那里，密密麻麻。”现代学者胡适曾说，藏经洞是座和尚博物馆，其实它远不止此。
斯坦因一脚踏入藏经洞，一千年前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都历历在目。
“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室时无甚差异。”“有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稀薄透光的绢画，绘有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这是斯坦因第一次看到这些经卷时发出的感叹。
藏经洞口 莫高窟第17窟
九十多年后，一位中国学者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亲手触摸这些敦煌写本时，是这样描述的，“有的写本纸张非常好，展开时哗啦啦作响，有一种卷子压了金箔，有一种经卷有十二种颜色。纸张很结实，厚度像现在的打印纸。”
这是北京地铁建国门站，每天经过这里的人们都会看到这幅壁画，这就是佛教经典《金刚经》，它的原版，已经被斯坦因从藏经洞中带走，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之一，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如今，它成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珍贵文物之一。
“我决定放手一搏，我应允蒋师爷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经卷。”
在一夜的狂风之后，第二天清早，斯坦因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挑出来的所有藏卷又运回密室中去了。斯坦因知道了，他无法得到全部的经文。但是王圆箓同意收下斯坦因200两银子，让他们把九千多卷文书和五百幅佛像绢画带走。事后，斯坦因很得意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在欧洲，只要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要这些钱了。有的学者提出来，他是买的，买的就是公平交易，这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一种骗取。
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车队离开敦煌县城的情景。这时，在县城里，农民发起了暴动，焚烧了县衙。没人留意在偏僻的莫高窟号称装箱能手的斯坦因已经大功告成。二十四个大木箱里装满了经卷和书画，当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里的主人时，千佛洞刮起了这个春天的第一场沙尘。
十个月后，王道士迎来了第二批外国人——伯希和的法国探险队。
伯希和，这一年才二十九岁，精通十三国语言，法国人夸他英俊优雅，有点儿军人作风。他的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赢得了王道士的好感。他还带来一名专业摄影师，对莫高窟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拍摄。
这是当年破败的莫高窟，这个小牌坊和古汉桥如今早已不存在了。而今天的莫高窟最著名的九层楼在当时也只有五层。几个月前，当伯希和在新疆时，他看到一本佛经，这是公元八世纪的写本，出自一个叫藏经洞的地方。于是慢条斯理的他直奔敦煌而来。
在莫高窟，他对洞窟进行了第一次详细的编号。“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八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在西方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伯希和进入藏经洞。
这张由摄影师努埃特拍摄的照片，是今天我们了解当年藏经洞洞内状况唯一的影像资
料。透过这一人高的经卷，我们甚至能看到在墙壁上隐隐约约的壁画。
“当我置身于这个宝库，三侧都布满了一人多高的卷子，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原本他非常担心斯坦因将宝贝搜罗一空，但很快他发现，因为不懂中文，斯坦因给他留下了许多。
他说：今天是个节日！他决定要将全部经卷翻阅一遍，在烛光下，他用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前十天，他每天拆开近一千捆卷子，创下了每小时打开一百捆的记录，他戏称这是汽车的速度。
1908年5月27号，伯希和离开敦煌，他用五百两银子换得七千卷藏经洞文物。离开敦煌的第二天，就是伯希和的三十岁生日，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1909年9月4日，北京的六国饭店，在京的学界名人几乎全都参加了招待伯希和的宴会。会上，他将随身携带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公开展览出来。使得著名学者罗振玉等人大惊不已。当时中国的宋版书已很稀少，忽然有人带来了从未见过的六朝隋唐古写本，整个北京学术界震动了。
1909年冬天，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经书进京。经书并没有装箱，只用草席草草遮盖。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经卷丢失。
这是北京的广化寺，1910年藏经洞文物运抵北京时，这里开始兴建中国第一座近代的国家图书馆。中国的国家图书馆比日本晚了四十年，比法国晚了一百二十年，比英国晚了一百六十年。但是押运的官员竟直接把大车开进了自己的家里，挑选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因为怕被人发现，他们将万张的经卷一撕为二。
这是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经洞文物，后人总结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壁画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国人奥登堡，拿走敦煌文文物三百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购得四百件。今天，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
这是春季的敦煌，这时距离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时著名国学家陈寅恪曾这样感慨。
道士塔
“我的儿子今年十岁了，有一次他看一个电视节目，介绍一些来自吐鲁番敦煌的壁画，和雕塑等文物是怎么被分割装箱运到柏林的，我的儿子说，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七十五两银钱，可是被夸大到十万两，村民们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他当然拿不出，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在华尔纳写给斯坦因的信中，有好名声的王道士却因藏经洞晚节不保。
1931年，王道士死在莫高窟，从发现藏经洞以来，他从未离开过这里。对于这个瘦弱的，经常带着一脸笑容的道士，有人说他是他是藏经洞的发现者，莫高窟的维修人，也有人说他是目光短浅的宗教信仰者，是有小聪明的中国农民，是出卖藏经洞文书的罪人，中国文化史上的**贼。一百年来关于王圆箓的历史定位一直争论不休。
这是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这是巴黎吉美博物馆，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来的文物大多存放在这两个地方。
回到欧洲后，伯希和成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汉学家之一。有人这样评价他，“没有他，汉学将成为孤儿。”但是，在这张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公开信中，中国的学者们将伯希和冠以盗贼的名分。
1930年，七十岁的斯坦因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但从这封南京来电中可以看出，他被中国政府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在新疆，他一直被处于严密的监视中，最终，被逐出中国。
这是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斯坦因从敦煌带回来的文物大都藏在这里。2008年，这里的学者向我们摄影组展示了一百年前斯坦因带来的敦煌唐代写经。
西方人说是斯坦因发现了藏经洞，八十岁时他死在阿富汗，他的墓地建在异乡的沙漠，他说，沙漠是自由安静的，他喜欢这里。他这样为自己写下墓志铭，马克.奥利尔.斯坦因通过极为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拓展了知识领域。不知为什么，对于1907年的敦煌之行他只字未提。
在斯坦因去世的这一年，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二十世纪最惨烈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这一年，一个曾从法国学习绘画的名叫常书鸿的中国人。带领十多个志愿者从战火中来到敦煌，从此，西方人在敦煌的探险史结束了。
第二集千年的营造
他叫彭金章，今年70岁，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49岁时来到敦煌，开始了一段与莫高窟为伴的考古生涯。
二十一年来，他时常往返于大泉河两岸，河边的林荫小道此时秋意正浓。河的另一边，绵延一千六百多米的崖壁上，大小不一，排列着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如此大规模的窟群因何而来，又是如何建造的，一直是他考古研究的目标。
在莫高窟有四把钥匙，可以打开这里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中国文化千余年来存留的奇迹就在这一扇扇窟门背后绚烂无声。那思维禅定的瞬间，那融入慈悲的微笑，在那色彩与线条之间流动的乐章，带领我们穿越了久远的历史长河，重现昔日永恒的时光。
这是公元848年，在敦煌从安史之乱开始的战乱局面已经持续了九十三年。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张议潮的人幕兵集众发动一场血战，收复了多年战乱的敦煌城。
三年后，唐王朝在敦煌设置了归义军，收复失地的功勋将领张议潮被任命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接到任命后，张议潮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仪式。在后来为他修建的功德窟——莫高窟156窟的南壁上，那次游行的壮丽场面被绘制成为一幅壁画长卷，至今保存完好。
在修建洞窟的时候，张氏家族在前室北壁上留下了一方题记，它对后来人研究莫高窟营造历史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墨色因墙体的斑驳而模糊。有幸的是，在藏经洞发现了当时题写时所留下的纸稿，在这份名为《莫高窟记》的题记中，整个莫高窟营造的缘起渐渐在字里行间浮现。
这是前秦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中国北方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战乱纷争，人们对和平生活充满向往，佛教也开始走向兴盛。丝绸之路上往来印度和中原的僧人也络绎不绝。这时有一位名叫乐僔的出家人，向西行游途经敦煌鸣沙山，忽然看到前方千佛现出真容，熠熠金光将他笼罩。经历了这片神奇的景象，乐僔不再行走，他决定在鸣沙山东面的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
和所有的研究员一样，彭金章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洞窟打交道，在这些已经经历了一千余年时光的洞窟里，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被忽略。
“底下壁画上头又画壁画，可是这个洞窟据说这样子的，你看，下面，最下面的，白的，素面，因此说在北凉壁画底下是没有壁画的。无画呢比北凉还早。北凉是420年前后。”学者们推测这是崖壁上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268。主室只有一个人的高度，一米多的宽度，南北两侧共有四个小窟，里面只能容纳一人坐下，这就是专门用来坐禅修行的禅窟。学者们无法断定这是否是莫高窟第一个洞窟，但能够推测的是，乐僔当年所开凿的也是一个禅窟。
洞窟这个建筑形式源自佛教的故乡印度，释迦牟尼曾在石窟内“西向结跏趺坐”，远离城市喧嚣，并且冬暖夏凉。莫高窟最早的营造便因坐禅修行开始了。
第285窟壁画.这是多室禅窟当中的一个小禅室，看，这是禅床。自从佛教传入西域后，沿途开凿了许多石窟寺。这些开凿的山崖，大都由粗砂岩或砂砾岩组成。莫高窟的地质结构属于第四季酒泉系砂砾岩，适合开凿石窟，崖壁前方就是宽阔的大泉河，由南往北由此经过，现在几近干涸。
一千多年前从三危山的沟谷中涌出各股泉水汇流而下，大泉河碧波荡漾。河边成片的白杨树林，映着碧蓝的天空，气候宜人。这里距离当时的交通要道敦煌城不远，但又相对偏僻，适合开凿修行，于是便开始了延绵千百年而不中断的洞窟营造。
在早期洞窟275窟内，南北两壁的墙上有几座小小的屋檐，这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阙。小小的阙形龛内，交脚的菩萨恬然微笑。随着时间的推移，崖壁上出现了这样专门用来礼佛供养的洞窟，这些洞窟改造了印度的窟形，并加入了中原文化的痕迹。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这些早期洞窟空间较小构造简单，在崖壁上零零星星并没有形成规模。
一直到公元439年，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北魏攻克北凉，凉州一带众多工匠由于战乱纷纷迁来敦煌。此后，洛阳也来了大批官宦，僧侣、工匠，正是这些徙居敦煌的人们，在莫高窟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开凿，并给洞窟造型带来了新潮的中原审美风格。
这个285窟正是那个时期营造的最好见证，窟的西壁有佛教印度教的天神，线条流畅、丰满圆润，是受中亚西域的影响又在敦煌被本土化了的形象。而在窟内的其他地方却已显露出当时盛行的中原风格。
“你看这个菩萨，面貌清瘦，身材修长，戴着高冠，大袖，这种在中原广为流行的画风，不再限于画纸上的丹青风流，而跃然于莫高窟的壁画间。画像砖，画像石里头可以找到的，也是中国的。”
让人更叹为观止的是285窟，覆斗形的窟顶，不同文明的印记在这里碰撞融合。中国神话中的雷神、飞仙、伏羲、女娲和佛教中的摩尼宝珠都汇集在了这方形似倒斗的穹顶上。四面斜坡的结构能分散，窟顶上方的重力使洞窟坚实稳固而且空间宽敞，从而成为了莫高窟的营造中最为普遍并延续不断的样式。这本身也是佛教石窟传入中国后的新创造。有如此深厚的中原情结，开凿了这个洞窟呢。
考证一个洞窟的主人，供养人画像与题记对于学者尤为重要。供养人一般是指奉献自己 的资产，造建洞窟的人，他们的形象往往被绘制在洞窟内，并附有题记。
“大代大魏大统四年，这个时候正是东阳王元荣就任瓜州刺史期间，”
在285窟，位于说法图下方，长达一个壁面的供养人画像中，有一些穿着王公、嫔妃的服饰，在当时能以王者身份出现，最有可能的就是瓜州刺史元荣。“很可能这个就是，这就是他们东阳王夫妇。”
东阳王元荣他是第一个长期牧守敦煌的中原王室成员。在敦煌期间，他曾出资请人抄过大量的佛经。藏经洞遗留的原件当中，有一份《仁王般若经》，末尾写到：“佛弟子元荣，既居末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入法之钱，即用造经。愿天生成佛。”从这段发愿文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身处异地他乡的元荣希望通过佛教寻得安宁与祥和。
莫高窟也逐渐转变为来自四方的人们祈福、免灾、开窟做功德的神圣场所。莫高窟在经历千余年沧桑后，得以幸存也并非一帆风顺。
公元557年，又一次朝代更替发生在北方，北周王朝取代了北魏，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换了三个皇帝。时局动荡，越来越多的百姓选择出家，数量竟逐渐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给统治者带来了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威胁。
终于，北周武帝在公元574年下诏灭佛。在这场浩劫中，敦煌地处边陲有幸未受到破坏。十五年后，隋炀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将旗帜插满天下。杨坚出生在陕西的一座尼姑庵，由比丘尼抚养到十三岁，使他跟佛教结下了因缘。登基后杨坚下诏，修复前朝废弃的寺院，并在敦煌大造舍利塔。他和儿子杨广都注重发展西部，使河西的生活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
短短三十余年的隋代，莫高窟造窟高达近百个，崖面上的洞窟由星星点点逐渐连成一片。开凿洞窟首先要构思出洞窟在崖面上的位置和样式，继而开凿甬道，甬道挖出后，继续朝着崖壁上方及四周扩展，石沙从甬道排出，既安全又便于操作。窟顶成型之后，便向下挖掘，直到整个洞窟的样子被凿出，再根据需要进行装饰工序，一个洞窟才算完成。
由于劳动工具简单，无数的工匠一铲铲挖掘，一笔笔勾画，正是他们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用双手铸就了整个崖壁的辉煌。
96窟.九层楼
莫高窟在外观上，最为显眼的就是位于石窟群中段的标志性建筑—96窟，又叫九层楼。
红色楼阁依山而建，气势雄伟。
1999年，对于考古界，96窟的历史原貌一直是个迷。就是那个秋天，彭金章带着这个谜团，领导了一支团队，对这里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在这一次发掘中彭金章发现，一层地表下面还有一层截然不同的地表。随着挖掘的深入，彭金章紧张的心转变为难以言喻的欣喜，民国、清代、元代、西夏、唐代各时期洞窟的地面先后显露。整个九层楼营造时的历史原貌浮出了水面。
那是在公元684年，武则天当政，朝中关系极为微妙，此时，薛怀义、僧法明等僧人便伪造了《大云经》来讨好武则天。因疏中说自己是弥勒下世，女子为王，武则天甚是欢喜。弥勒为音译，意译为慈氏。所以当690年，武则天如愿以偿登上皇位时，便自称是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那时全国兴起了一股大造弥勒像之风，96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凿的。
窟内只有这一尊弥勒塑像，所以又称大像窟。它的形象据说就是依照武则天的面容而塑。专家们推测，像这样高大的洞窟，开凿时极为困难，首先要在崖壁的高处挖出一条甬道，然后向上挖出崖顶，再逐渐下挖，并在第一条甬道正下方凿出第二条甬道，挖出的石砂从下方的用到排出。就这样依次向下，直到地面。经过精确计算甬道的位置也恰能增加弥勒像的采光，佛像的胚胎是在挖掘洞窟时由设计预留下的崖壁砂石加工而成的。
根据专家们推测，营造这样大型的洞窟往往要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完成。对于96窟开凿的经过，当时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在公元966年的一次重修中，就使用了木匠五十六人、泥匠十人，而这次历时十天左右的重修，只换了两层木构而已。以此看来，96窟在建造时的工匠规模是多么庞大。
远久后的今天，我们能感受的，只有那大唐帝国恢宏无比气度的象征。前流长河，波映重阁，那三百多年前只有一个洞窟高悬的崖壁到唐朝年间已经是计窟室一千余龛，莫高窟在唐朝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时修建的，这其间一些纪念家族洞窟营造而刻写的石碑，成为了今天研究洞窟渊源的重要史料。
修建于中唐时期的148窟是一个开放参观的洞窟。窟的前室里这块石碑从洞窟落成之时就屹立在此，就像一位千岁老人对我们讲述着前尘往事。
唐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驻扎西河的军队被调往中原平叛，敦煌防务空虚，陷入了各种势力的乱战中。加急的求援信向中原王朝发出，整个敦煌城在重重包围中开始苦苦的等待。可是援军迟迟没有音信，命悬一线的孤城中人心惶惶。最高军事首脑周鼎萌发了弃城逃跑的念头。就在这时，他却意外的接到了邀请，去莫高窟观礼一座新开的佛窟。
这个窟的形状类似于民间的棺材，这是涅槃窟独有的样式，涅槃是经过多年修行终于摆脱生老病死的轮回，达到一种寂静常乐的永恒境界。那环绕着释迦摩尼涅槃像长达三个壁面的经变画图解了佛陀涅槃前后的庄严场景。窟顶上方的千佛又宛如一方佛国净土的苍穹如梦如幻。这个窟的主人叫李大宾，是当地的望族。涅槃窟的落成，在敦煌烽火连天的时候曾鼓舞着军民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
大漠的冬天已经来临，李大宾所做的一切最终没能打动周鼎，他决定弃城而逃，临行前被军中部下当即逮捕缢杀。接下来敦煌军民在孤城中苦苦坚守十一年，最后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军被迫放弃。往事已随大漠风烟远去，记载历史的石碑上大唐陇西李府君几个字赫然在目。
除了这些由世家望族修建的大洞窟外，崖壁上由黎民百姓出资修建的小洞窟占了绝大多数。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107窟由晚唐的一户人家营造，除了家庭成员外，身份卑微的奴婢也拿出自己仅有的所得参与建造。壁画中奴婢身份的母女俩衣着简单朴素，母亲在题榜中说，她们出资绘制了六身释迦摩尼像愿舍贱从良。敦煌世世代代的人们不论财力的多少，在这里寻找自己精神寄托的期望从未间断。
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907年，安史之乱爆发了。
这个时候，中原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陷入了一片混乱，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唐朝的实力。终于在公元907年，离敦煌一千八百公里的都城长安化为废墟，历史从此进入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
而敦煌由于地处偏远，管辖相对独立，在中原群雄割据的时候，这里却无有战争。公元914年敦煌迎来了一位新的统治者曹议金，他主张对近邻修好，重视农牧业的发展。敦煌城再次恢复了一派繁华的景象。经济的繁荣，加上历代开窟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莫高窟的开凿开始了一个以大洞窟为主流的新阶段，这也是它营造史上最后一次黄金时代。
61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窟主就是曹氏归义军第四位统治者曹元忠和他的夫人。这是一个中心佛坛窟，正方形的主室面积有一百九十六平方米，最高的地方有九点五米，相当于今天的三层楼房。由于空间巨大，开凿洞窟时，留下了一块崖体，用来承载窟顶重力，并在上面绘制各种富丽的装饰，形成了这种典型的殿堂风格。
这个时期的洞窟样式也已经完全中原化，在曹氏时期一系列大规模开凿及对历代洞窟的重修后，莫高窟也逐渐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规模。
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大多集中在崖壁考南部的洞窟中，学术界大致以此为依据把莫高窟分为了南北两个区域。
南区从南北朝到元代相继诞生了禅窟，中心塔柱窟，覆斗顶窟，涅槃窟，大像窟，中心佛坛窟，共计四百八十七个。这些时代风格鲜明的洞窟内，有壁画四万五千多平米。壁画四万五千多平米，彩塑两千多尊。
而莫高窟的北区，洞窟分布疏密不均，残缺不全，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敦煌考古的沙漠。但北区洞窟的作用是什么，和南部洞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对于彭金章而言却充满了吸引力。
出乎大家的意料，一批又一批的文物被先后发现了。长年被忽视的二百四十三个洞窟终于有了自己的门牌号码，“一百二十七，三米二一百二十八„„”不论酷暑严寒，他的脚步踏遍了北区的每一个角落。
“这有烟筒，烟道，看，黑黑的，是不是啊；这里呢，用瓦砖封起来，就像现在的圆的烟筒一样，烟都出去了。这有个台，放一点儿做饭用的东西啊，或者放个灯之类的。”
经过考古证明，这里曾是僧人们居住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储藏粮食物品的仓廪窟，埋葬僧侣的瘞窟。和南区礼佛的殿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石窟寺院--莫高窟。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一声声开凿的叮当声，犹如一声声不倦的叩问，从历史那端传过来，又传开了去。
五代宋初期间，海上贸易之路兴盛，莫高窟的开凿也止于元代。明朝嘉靖帝封闭嘉峪关，沙洲民众内迁，敦煌莫高窟进入了凋零的时期。
而这座宝藏历经尘封，在20世纪初将重新被世人所知。中国、古印度、古希腊、中亚
文明，四种古老的旋律在这里汇成了千古绝唱。
无数虔诚的心曾踏上这条路途，朝圣这片荒芜当中的精神家园。她历经战火的纷飞，灭佛的萧条，奇迹般地留存至今。历史中的人们无论是否留下了姓名，他们对崖壁献上的旋律如今仍在空中回旋。
佛光.2007年4月23日的上午，我们的摄像机在鸣沙山上拍摄到一段奇异的景象。这是否就是当年乐僔看见并曾感召过他的光芒呢？
彭金章写道：“我也曾看见过这样神奇的景象。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一年中，秋天是敦煌最美的季节。那碧蓝的天空，那金黄的白杨叶子，这一些都让我深深地沉醉。”
第三集藏经洞之谜
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风云际会，见证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广袤辽阔的中亚地区无数的历史变迁和盛衰荣辱。
当朔风和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衰落的敦煌被人渐渐遗忘，直到公元1900年，“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道士王圆箓夸张地描述了他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过程。愚昧的王道士怎么知道他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
敦煌也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数年之内，藏经洞内的典籍书画被各国探险者割裂瓜分，流散到世界各地。
如今，平静祥和的敦煌依旧保持着它与生俱来的文化热度。人们已经习惯于打那个闻名世界的小小洞窟称做“藏经洞”。
在今天敦煌的莫高窟，藏经洞的正式编号是十七窟，位于第十六窟内甬道的北壁。这件文书现藏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从题记中可以看到，它写成的时间是大宋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只是现在所知发现于藏经洞的文书中有题记的最晚的时间。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002年之后，也就是说，在藏经洞被重新凿开之前，这些珍贵的文献已经沉寂了近九百年。
虽然敦煌文献帮助我们破译了不少扑朔迷离的历史密码，但是藏经洞的性质和关闭的原
因，却一直是个谜。对此，学者们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数量众多内容纷杂的文献会被储存在这里呢？我主要认为可能是避难说，主要是受战争的影响；那么敦煌的僧侣们呢？为了避免这些藏经受到战争的破坏，而把它们封存在藏经洞之中。”
除了“避难说”，对于藏经洞的形成，敦煌学者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藏经洞的东西，实际上是被古代的敦煌僧人所废弃的一些物品，这种观点我称之为，‘废弃说’。”
根据已有的敦煌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典籍占了藏经洞文献的近百分之九十，而其中很多的佛教典籍，又与始建于公元834年前后的敦煌三界寺有关。
据记载，自西晋僧人竺法乘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开始，历代僧俗都在此地营造寺院。晚唐五代，敦煌的官方寺院有十七所之多，三界寺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三界寺与藏经洞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公元900年前后敦煌发生战事，三界寺在战火中被焚毁，收藏于寺中的全部佛教典籍随之损毁殆尽，劫后的三界寺开始重建，但寺内藏经匮乏，不敷供养诵习之用，如何重建经藏，成为僧人们面临的迫切问题。
《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
这件写巻名为《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它长达六米，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写卷的题记中说，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径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宏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
“三界寺的藏经呢，实际上是由道真和尚主持完成的，经录的下面有题款，题款的日期是长兴五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公元934年。”
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连年的征战使中原的社会生活处处水深火热。而悬隔数千里的敦煌一地却保持了相对的太平。
除了道真和尚以外，三界寺一定还有其他的僧众参与搜集经卷，对寺院来说，经藏是血脉，不可或缺。
道真和尚在这几十年中是如何搜集佛经的呢？
敦煌文献中有这样的文书记录，“三界寺张僧政将去，法华经抄壹拾贰卷，阿弥陀经抄柒卷，梵天问疾经壹卷”，这是当年道真和尚亲笔写下的借条，由此看来，借经抄写是当时道真和尚和寺中其他僧人为三界寺补充经书的手段之一。面对卷帙浩瀚的佛教三藏，以个人之力缮写经卷以为功德供养，当然是杯水车薪。
在中世纪的写本时代，佛教僧团有专门负责写经和管理经书的机构，经司。参与写经的经生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弟子。缮写经文有一定的报酬，不过，三界寺相对于城内的大寺来说，地偏人少，寺产不厚，他们请人抄写经本，数量必然非常有限。三界寺里的经卷应该还有另外的来源。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千年之前，来自南亚、地中海、中亚等地的文明就已经在此汇聚，中亚西域佛教更是在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今天，每逢传统的佛教节日，敦煌莫高窟前总会热闹非凡。当地虔诚的百姓会聚集到这里，进香拜佛，在道真和尚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为了祈求佛祖的保佑，经常向寺院捐赠佛经供养，以个人或者家族出资缮写佛经，再把这些佛经捐献给寺院，这部分佛经就成了供养经。
这件写巻里记载了一位名叫康秀华的施主为寺院出资抄写《大般诺经》以为供养的事情。他一次向寺院捐献了银盘子三枚，总共三十五两，还有麦一百石，粟子五十石，另外还有化妆品叫做胡粉，胡粉四斤。当时四斤胡粉就是六十四两。
“按当时的价格来折算，就是一两银子相当于五石麦子，这么一个价格。那么胡粉的价格多少呢？胡粉的价格就是一两胡粉也相当于五石麦子，这样折算下来，就是六十四两胡粉也就是三百多石麦子左右。那么三十五两银盘子折下来，也就是一百五十多石麦子，总共是六百石。一部大般诺经也就是六百卷，正好在这个价格上，这个价格是当时一般老百姓掏不起这个钱的。”
众多捐经者的名字大都不为人知，从这些残留下来的题记和文书中我们可以感知他们施种福田时的虔诚，更有人为了捐施倾其所有，以换取内心的幸福和安妥。
由于三界寺地处偏僻，规模也不大，要在短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藏经数量，仅仅靠信众供养也是不够的，僧人们还要另想办法。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的写本时代，书记宝贵难求。所以敦煌各寺院一直有将本寺部分闲置或损坏不全的佛经写巻相互交换补充的习惯。
于是，到其他寺院去搜求成了道真和尚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他满怀希望地叩响每一家寺院的门环，每一扇寺门的背后似乎都蕴含着可能。他四处奔走，在高山大漠戈壁风沙之间
艰难的穿行，慢慢的黄沙故道上经常看到他风尘仆仆的背影。
“像道真和尚向敦煌地区其他寺院里头乞求佛经这种行为就称为乞经，那么敦煌地区乞经呢，它很复杂。就是说，它不但是敦煌当地的寺院之间它的佛经交流的一种手段和渠道。那么道真和尚呢？他向其他寺院乞经，同时很可能他也向中原地区乞经。”
另外，敦煌地方政权每年还派出使团，使团中除了官员还有僧人，这些僧人除了请求经书，另一个目的就是巡礼，到中原地区的名寺古刹礼拜和学习。这种频繁的交流使的敦煌地区的佛教深受中原佛教的影响，敦煌地区逐渐盛行起了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信仰。
也许，道真和尚也曾是出使中原使团中的一员，这位满腔赤诚，黾勉努力，持之以恒的沙门后来成为总管敦煌僧团事务的最高领导人。道真和尚为了完善三界寺的经藏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在敦煌经卷里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公元987年，勤勉一生的他大概在这之后就圆寂了。
三界寺收集佛经的工作持续了多年，在道真和尚和其他僧人不辞劳苦的努力下，三界寺的藏经从无到有逐渐丰富起来。
公元1006年，地处敦煌西部的于阗王国被一股外来势力灭亡，大西北再次陷入新一轮的动荡之中。消息传到了敦煌，战争即将降临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沙漠中的这片绿洲。莫高窟附近的三界寺内气氛变得异常凝重，僧众们担心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藏经再次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紧急商议应对之策，最后决定，把三界寺全部的经卷和佛教供养具立刻封存起来，以躲避可能的战争灾难。
经过周密勘察僧人们选择了三界寺附近的一个洞窟，这个洞窟是晚唐时期敦煌地区河西都僧统洪（巩？）和尚的影窟。河西都僧统就相当于今天当地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在洪和尚圆寂后人们为他建造了一个影窟，也就是纪念堂。
三界寺的僧人们将洪和尚的塑像请出影窟腾出地方，来保护那些来之不易的经卷，经过整理，所有佛经都搬入洞内，码放整齐，为了万无一失，洞窟封闭之后，僧人们请人在封闭的整面墙壁上绘制了壁画，以掩人耳目。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灭亡于阗王国的那股外来势力并未东进。公元1036年，西夏王朝攻占了敦煌。
由于西夏也信奉佛教，敦煌佛教并未受到影响。按着常理推测，如果藏经洞关闭是为了躲避战争，而战火并未降临，佛经又是僧人们日常必须使用的东西，那么理应是重开洞窟的时候了，事实上，三界寺的僧人再也没有打开藏经的洞窟，者又该作何解释呢。
针对避难说的种种疑点，有的专家提出了另一种推测，废弃说。也许它能为我们破译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它们实际上是被当时的敦煌僧人认为呢，失去了使用价值，没什么用处了，所以，敦煌的僧人就把它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把它们封存在一个洞窟里面，因为是一些他们认为的废物，没有用的，所以封存以后呢，也就不再管它了，不再开启它。”
方广锠先生几十年来为了编纂《敦煌遗书总目》走遍了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的主要机构，是迄今为止中国敦煌学界查阅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学者。
被今人奉为珍宝的敦煌遗书，真是如专家所说只是当时的废弃物吗？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段端，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与西域诸国交通的要冲，沿着这条丝绸之路西来的佛教也较早的在此传播。
这是农历四月初八在敦煌雷音寺进行的法会，相传这一天是佛祖释迦摩尼的生日，每逢此日，僧尼都要举行仪式，用净水灌浴释迦佛像，所以称浴佛节。百姓们也到寺院中进香许愿，祈求佛祖保佑。
在一千多年前，敦煌地区经常举行各种佛教法会，法会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转读佛经。今天的法会中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仪式了。
敦煌文献中记载，在法会中转读的佛经首选位列大乘佛教经典首位的《大般若经》，人们认为，这部汉译达六百卷之巨的经书是镇国之宝，只要转读此经就可以积累莫大的功德，所有祈求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对《大般若经》的狂热崇拜，使得这部经书的使用率很高，损坏的速度也就最快，在藏经洞中，就有大量的《大般若经》的经卷。佛经长期流通，时间长了难免损坏，为了保证经典的正常使用，敦煌寺院经常在僧团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经典的清理检查，发现破损及时进行修复或者重新抄写替换。
遇到破旧重复的佛经便剔除出来，堆放在寺院的某个指定的地方，这个存放残旧经典的地方，僧人们称之为故经处。年复一年，这里积累了很多破旧的经书，可是这些破旧的佛经为什么要这样一直对方保存呢？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敬惜字纸。
“传统有仓颉造字鬼哭夜这么一种说法，因为人本来就够厉害的，文字呢，认为是夺天地的造化的，人要是创了文字，那鬼绝对就治不了人了，鬼就害怕了。所以对文字的一种敬畏的心理使得人们对于写了文字的这个纸张，都是非常珍惜，不能糟蹋。”
另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敦煌的纸张要靠内地转运过去，有限的来源使得纸张非常珍贵，因而敦煌各寺院对纸张的管理都十分严格。
在僧团专门负责抄写经书的机构，写经之人领取几张纸都要一一记录在案，抄写完毕必须将纸张如数交回。如有抄写错误，则须在纸上写一个“兑”字，然后凭这张纸去领取新纸。
为了节约纸张，通常每张纸正面用过之后，还会反过来使用它的背面。
既然纸张珍贵，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封存的经卷中还有大量背面未曾使用的卷轴式经卷呢？据专家考证，这与五代以来雕版印刷的技术进步有关。
公元971年，四川地区开始雕版印刷，佛教三藏的总集《大藏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组织刻印的雕版大藏经，因始刻于北宋开宝年间，后世称为《开宝藏》。
这里是位处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它始建于1866年，至今仍然保持了传统的木雕刻板印制佛经的方式，在这里记录了经书的制作工艺。
首先把待印的文字写在宣纸上，反贴于木板，然后用手把纸搓掉，墨字便留在木板上，再用刀将每个字的笔画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书板雕好以后，先用刷子蘸墨在书板上刷一道墨，接着，把宣纸覆在板上，另外用干净的刷子在纸的背面刷扫，把纸张揭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这样一块块书板，一纸纸书，周而复始，再经过各道工序线装成册，一本书就这样完成了。
最早的雕版《开宝藏》经本大部分已经亡佚，所幸我们还能通过《开宝藏》的覆刻本《赵城金藏》看到它的大部分内容。《开宝藏》的刻印先后历时十二年，共雕版十三万块，最终于公元983年全部完成。《开宝藏》印刷完成以后，北宋王朝将这部大藏经输送到了辽、西夏、高丽、日本等地。
敦煌地方政权与北宋王朝一直有着朝贡关系，他们也数次向宋王朝乞求赐予金银字藏经都得到了赏赐，这次敦煌也得到了《开宝藏》。敦煌地区的佛经因此丰富起来，同时经济的发展也是的纸张不那么珍贵了。这样看来，残破的卷轴式经卷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在保存下去了。
“藏经洞的遗书绝大部分都是佛经，佛经就是佛、宝、僧三宝里面法宝的代表，既然是法宝的代表，那对于佛教徒来说是无比神圣的，即使它用破了用旧了，也不能随便处理，要有一个妥当的方法。
在敦煌莫高窟呢，它恰巧有很多的洞窟，而且呢，经过清理，出来的佛经非常多，那么这也因缘凑巧，他们就选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洞窟，把它放在洞窟里面封闭起来。”
如果废弃说成立的话，废旧的佛经似乎是被很恰当的处理了，然而，在藏经洞中还有大量的从东晋到北宋时期的官府文书以及社会经济类文书，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晚唐五代时期，佛教是敦煌地区的官方宗教，在百姓中影响非常大，当地佛教教团的僧官都是统治敦煌地方政权的座上宾，甚至成为官府中的高参。藏经洞的原主人洪和尚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河西都僧统，管理河西地区的宗教事务，并以其身份参与地方政务。随着世俗政权的巩固，当地官府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也日趋加强，甚至百姓出家也要通过节度使同意。
这是一件度牒，上面记录着公元938年官府批准一位姓张的女子出家的内容，“有女胜莲，生之乐善，闻佛声而五体俱欢，长慕幽宗，听梵响而六情顿喜。今为父王忌日，广会斋筵，既愿出家，任从剔削者，故牒。”
而这幅敦煌壁画更加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期女子梯度的情景。
剃度
藏经洞里，晚唐五代时期的官府文书往往都与佛教寺院有关，而另外一批晚唐时期的官府文书是因为僧人利用它们的背面抄写佛教文献所以保留了下来。
敦煌因为同中原地区的广泛交往，自古农业就十分发达。今天，这里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农耕方式。而一千年前的敦煌壁画就用简洁写实的线条描绘了百姓农耕的场景。在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僧人们也可以拥有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经济生活，从事农耕劳作，拥有寺产，还要按着官府规定承担赋税，甚至服兵役和杂役。由此看来，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中出现借据、房契、账本等社会经济类文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包罗万象，既有大量的儒家经典，也有后世罕见的异质宗教的文献，还有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的文本，以及大批表现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类文献，为我们了解当时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的记录。另外，藏经洞中还有大量用于供养的绢画等精美的艺术品。
让我们按照废弃说的观点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
在藏经洞封闭前，敦煌佛教教团的都僧统召集各寺院的僧官统一布置了各寺院清点藏经的活动，清点工作完成后，各个寺院清理出来的淘汰物品需要作统一的处理。经过详细的讨论和实地考察僧人们发现洪和尚的影窟大小适中，于是决定把淘汰下来的物品放入这所洞窟。各类经文文书及供养品就此不见天日，在黑暗中封存了九千年。
公元1900年当藏经洞被发现时，这些经卷文书依然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虽然道士王圆箓不断地翻弄，但是直到1907年斯坦因到来时，藏经洞还是基本保持了原貌。依据他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藏经洞的描述，有专家认为，藏经洞中的汉藏文佛经是按照佛教经录分帙存放的原则摆放的。其他种类文字的文献以及绘画也都按分类存放在一个个包裹
之中。既然是废弃品为什么还要加以如此认真的处理？对于这一疑问，废弃说似乎也没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所谓敦煌遗书是被古代人废弃的，这绝对不意味着说我认为敦煌遗书没有用处、没有价值，因为古今人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敦煌遗书在我看来，它有文物、文书、文字三方面的研究价值，所以它是一批中华民族，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一批文化瑰宝。”
藏经洞内的汉文敦煌遗书共有五万八千号左右，此外还有一些绢画及其他文字的遗书。今天，敦煌遗书已经成为我们跨越时空与古人交流的桥梁。
这幅《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这卷唐代舞谱用文字将那个时代的舞姿曲调记录了下来。而这些有关《坛经》的文献，是我们对禅宗这个中国佛教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宗派的早期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解读。另外，从敦煌遗书中还可以看到中国书法字体的演变、书籍装帧演变等细节。
敦煌藏经洞是一个真正的藏宝洞。在它开启后，在世界人文学术中产生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遗书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西域和中亚地区历史的资料宝库。
无论是关于藏经洞封闭原因的避难说，还是废弃说，都仅仅是依据历史碎片做出的猜测，还远不能圆满地破译这个千古之谜，或许，谜底最终也不会显现。
莫高窟里美轮美奂的壁画，喜怒安详的彩塑，和藏经洞里的珍贵文献，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历史的脉动，因为在莫高窟，历史与我们近在咫尺。
第四集无名的大师
第3窟（元）北壁千手千眼观音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出名的绘画大师，但他们的作品却很少流传到今天。战乱、毁灭、流失和野蛮的破坏，将他们绝大多数伟大的创作永远埋葬在了历史的深处。知道我们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这个隐身在大漠里的美术馆。
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一千多年间，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壁画，在这里保存了下来。这是历代无名大师们为我们留下的艺术珍宝。然而，历史上关于他们的记载却几乎是空白。现在我们只能从零星的壁画题记和敦煌遗书，去追寻这些大师的踪影了。
这是正在前往敦煌的画匠叫史小玉，他的生活和经历是我们根据学者的研究,用真实的
历史片断拼接出来的。他的名字出现在莫高窟第3窟的西壁上，那幅名扬四海的千手观音就画在这个洞窟里。有人断定第3窟的壁画就是史小玉所画，但还有一些人认为他只是元代的一名游客。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将追随这个曾在莫高窟驻足或生活过的真实人物，接住他来解读那些辉煌灿烂的敦煌壁画。
让我们回到公元1351年，这一年，史小玉从甘州来到了敦煌。
此时这座交通西域的重镇正由元代宗室速来蛮镇守，速来蛮崇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佛教依然是这一时期敦煌各民族最主要的信仰。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会鹘文、梵文、藏文，这些都是敦煌当时最常见的文字。现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六字真言碑，就是用这六种文字分别刻成。碑文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
公元1348年，速来蛮出资在莫高窟刻立了这块石碑。三年后在他的筹划下，位于莫高窟壁前的皇庆寺也迎来了第一次重修。
那是一个面向东方的峭壁，用木制栈道和阶梯连接的数百个洞窟像蜂巢般挤满了黄色的壁岩，那里就是敦煌的千佛洞。在同行工匠的描绘下，史小玉对即将前往工作的地方充满了期待。
徜徉在这些古老的洞窟之间，当年僧侣们打坐修行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史小玉看到的这些画像，是莫高窟留存至今最早的壁画。
莫高窟的创建始于禅僧们的开窟活动，修禅需先观像，观像如同见佛。这些形象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僧侣们修行时观想禅定的需要。而这些壁画描绘的是佛陀在前世发生的各种故事。依照佛经的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因为经过累世的修行，做了种种牺牲，才最终得道成佛。
史小玉看到的这幅壁画，是佛陀的一个前世萨埵太子的故事。
再一次出游中，萨埵太子见到几只老虎即将饿死，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喂食它们，不料，老虎连撕咬的力气都没有，萨埵太子便用竹尖刺破喉咙，从山崖跳下，饿虎舔食他的血液恢复体力后，才吃光了他全身的肉。
不知不觉，刚到莫高窟不久的史小玉已经看遍了这里较早期的一批壁画。它们都是创作中国历史上今天称作南北朝的时代。
那时，中国的北方动荡不安，战火纷飞。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裂变。饱受苦难的人们在因果轮回和苦修超度的佛教信仰中找到心灵的慰藉。佛教就在这个时候兴盛起来了。
从单纯作为修行的的一般洞窟逐渐发展成寺院式的佛教活动场所，莫高窟成了丝绸之路
上的佛教圣地。
而洞窟中除了描写佛陀前世修行的各种壁画外，还大量绘制了释迦牟尼今世成佛，以及他成佛后度化众生的故事。这是释迦牟尼从投胎入世到成佛说法的生平传记。
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图
这是为恶作乱的五百个强盗在佛陀的度化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这些通俗易懂的连环画，说法的佛陀，瑞光相接的千佛，无疑是信徒们了解佛教最好的入门教材。
不过，真正吸引史小玉的，并不是那些曾经感动过他的佛教故事，而是先辈们用笔用色的技巧。史小玉发现，这些壁画的人物形象多半是半**，他们不但动作夸张，而且面容、神情充满了沉静和神秘的色彩。这种鲜明的外来印记，他在中原的绘画中是从未见到过的。从一位年长的画师那里得知，这是一种用强调明暗来表现人物立体感的晕染法，画史上也称“凹凸法”，它曾经在敦煌流行了数百年。
这是我们拍摄的壁画画面，由于颜料历经千年的蜕变，现在晕染的过渡层次已经变得模糊，他们变成了粗黑的线条而给人粗犷的印象。
这种绘画技巧，最初来自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之前，中国人肯定不知道什么是佛像啊，什么佛教壁画那一类的。那么随着这个佛教传过来之后呢，佛教艺术这一套体系它也传过来了。所以在早期的佛教壁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印度的风格、中亚的风格，中亚呢就相当于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带地区。外来的佛教艺术为中国的传统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洞窟营造的兴盛，来自中原的画风，也融合了进来。
公元六世纪，一批洛阳来的画匠，为莫高窟的壁画换上了新的面貌。面对这些新面孔的菩萨，史小玉感受得到，他们与印度、中亚的距离一点一点远了，而与中原的距离一点一点拉近了。他们都换成了当时中原流行的“秀骨清像”瘦体宽衣、细眼薄唇这种潇洒秀丽的正是南朝大画家陆探微的绘画风格。中原的衣冠文明，南朝的名士风流，逐渐成了当时莫高窟的时尚。
在史小玉生活的元代，敦煌已不再繁华。但在丝路贸易繁盛的年代，不绝的商旅，行脚的僧徒，都来往于这个重要的枢纽城市。来自中原、印度、希腊、波斯的艺术和文明，在这里历经了千百年的汇聚和交融。如今，这些高低错落的石窟，就像是一部壮丽无比的佛学图典，一座风格绚丽多变的艺术宝库，让史小玉，也让每一个后来者震撼不已。
皇庆寺的积沙清理结束后，史小玉开始加入殿内壁画的绘制工作。
从学者的研究了解到，壁画的绘制在当时已是流水作业，这些被伯希和劫掠到法国的画稿就是唐代敦煌画匠绘制壁画是参考的模本。而壁画在起稿填色和题写榜书时也有详细的分
工。尽管如此，敦煌这些巨幅壁画仍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绘成。
壁画和文人的画作不同，很少有署题姓名的，这致使画匠的名字至今鲜为人知。在藏经洞出土的数万遗书中，我们仅找到了一段对五代画师董保德的记述。作为公元十世际的一代画行领袖，董保德不仅画技高超，而且家资丰足，生活优裕。事实上，大多数画匠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然后是疾病。
“这个普通情况下，一般就是两顿饭，一顿早饭，一顿晚饭，早上是它有一种食品叫做馎饦，这个晚饭是指给两枚胡饼，这个胡就是说用西域人的做法做的。现在有一种饼我们叫大饼，新疆叫馕，那个馕可能原来就是说的胡饼。”
在莫高窟的生活是寂寞而清苦的。虽然他们中很多人足可跻身伟大的艺术家，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卑微的命运。“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是官家婢”。敦煌遗书中的这首诗，正是他们境遇真实的写照。
第103窟维摩诘
这是莫高窟重要的礼佛场所，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在皇庆寺主持的介绍下，史小玉注意到洞窟主要的墙面不再是南北朝流行的那些故事画，而是他正参与与绘制的经变画。
经变画就是用画像来解释某部佛经的思想内容。
这幅唐朝的西方净土变描绘的是阿弥陀佛居住的佛国净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佛经说，极乐国土，天乐常鸣，花雨漫天，那里用黄金铺地，用七种宝物装饰楼阁。那里没有痛苦只有欢乐。于是，画匠们借用人间最美好的景象构筑出了这个美妙其余的天国图景。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佛国世界大家都生活得很幸福，每天都听听音乐，看看舞蹈，那样美好的世界，所以普通人都很向往啊，我们都想去啊，想去好啊，你就得跟着我们念佛啊，你就来修行啊，那么最后你就可以到佛国世界了。所以当时佛教是这样来宣传它的那些教义。它很形象。”
经变画纯粹是社会安定生活富足的时代由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当隋王朝统一天下后，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局面得以结束，中华文明在唐帝国的开拓下进入了一个辉煌的盛世，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
为了加快推广各种深奥的佛教理论，经变画应运而生。透过这些和大唐风采一样大气磅礴的壁画作品，史小玉感受到了曾经盛世的繁华。先辈们绘制的这一个个人间的天国，正是
虔诚的信徒对来世美好的祈望。
自唐朝开始佛教净土信仰便已深入人心。今天，在莫高窟留存下来的一千零五十五铺经变画中，描绘净土的经变画就有近半数之多。
或许因为观音菩萨可以帮助人们解脱现实世界的苦难，观音信仰在唐朝也非常盛行。当时，民间一度出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信仰盛况。无论是山林中遇盗的胡商，还是行刑前将死的犯人，或是波涛中行驶的海船，三十三种危难中，只要口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观音便会化作各种身份前往救助。
这是根据《妙法莲华经》部分内容绘制成的观音经变。由于经变画没有固定模式，无从借鉴，画匠的想象力在创造中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人们熟悉的世俗生活景象被大量绘制到壁画里。甚至本来是男性特征的观音菩萨也被改造成了女性形象。这是莫高窟最美的观音菩萨，娇柔妩媚，宛若一位唐代的贵妇。她所在的洞窟因此被称为美人窟。
公元713年，唐玄宗改年号为开元，唐朝进入了辉煌的“开元盛世”。史小玉最为仰慕的画圣吴道子，便生活在这个时代。吴道子高超的人物描法，有“吴带当风”的美誉。粗细变化的笔墨之间，人物“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莫高窟第103窟的这幅维摩诘像，就颇有吴道子的画风。
维摩诘是古印度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虽身在世俗，却精通佛法。
这幅经变画说的是他和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激烈辩论的故事。维摩诘深受中国士人阶层的喜爱，他的形象也因此被换成了中国的士大夫。在中国文化精神的改造融合下，来自印度的佛教不断接受着中国新的阐释。
这些种类繁多的经变画让史小玉的内心一直无法平静，它们在展示着佛教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疑团，是谁创作了这些流传千古的壁画作品。
千百年来，莫高窟一直是当地佛教信徒重要的精神寄托。但对史小玉来说，这里更像是一座规模宏大的艺术殿堂，一幅绘制了千年的画卷。在这些流光溢彩的画洞中，到处都能捕捉到大师的身影。李思训是盛唐时期的大画家，他创作的青绿山水画曾经风靡天下。在他的影响下莫高窟的壁画也呈现出了一派金碧辉映的大唐气象。
中国画的透视方法被公认是一种散点透视法，但这些唐代壁画却让人看到了焦点透视法，它讲究中心对称式两侧的景物形成的斜线与中轴线相连，形成一定的透视感。而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这种科学的透视法，比唐朝晚了六百多年。
以线造型是中国绘画的主要手段。一直以来，史小玉也在努力追求用线条直接表现生命 的神采。洞窟中历代壁画的杰作，正是临摹学习最好的范本。
这些脱壁欲出的野牛和猪群出自于西魏画工的如花妙笔，这幅隋代的维摩诘像可谓线描造型的典范之作。“笔才一二，像已应焉”这是画史所说的疏体画。
在历代先辈精确入微的描摹中，史小玉熟知的各种线描技法都得到了纯熟的展示。画技之精妙非凡不由得让他产生疑惑，它们完全出自敦煌画工之手还是也有中原名家到此作画呢？据画史记载，隋唐时代画坛名流画工名匠无不从事壁画创作。当时洛阳长安两地的寺观到处可见名家的手笔，壁画成了他们展示滑画技的舞台。
这里是陕西省西安市，这座千年前的古都如今依旧繁华，但那些名师的真迹早已消逝在战火的尘烟中了。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敦煌和长安之间的关系来往非常密切，所以很多敦煌的绘画上呈现的水平和中原可以说是一个样。现在中原地区的绘画没有保存下来这么早的，但是在敦煌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那都保存的完好。所以你要了解宋以前的绘画的发展，你非得看敦煌壁画。”
这位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临摹一幅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壁画，画中佛像的衣纹犹如出水的薄纱，这就是画史著名的“曹衣出水”，笔法刚劲稠叠。这些曾经只见于文字记载的伟大创造，竟在默默无闻的画匠们手中奇迹般的保存下来。
先辈们的智慧，博大深厚的佛教文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流传至今。千余年的绘画精粹在这里一览无遗，这大大出乎了史小玉的意料。原本只是到敦煌谋求生计的史小玉决定住下来，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为千佛洞绘制一窟让后人膜拜的杰作。
一千多年来莫高窟兴旺的香火吸引了大批民间画匠迁来敦煌经营生计。依靠师徒相授，他们绘制壁画的手艺在这里代代相传。
在墙壁上作画手腕悬空无处依靠，同时肩部还需要很强的持久力才能使手臂保持平稳。在昏暗的洞窟中他们就这样画出了极其流畅的线条和精美的壁画。但是，这些经历了千百年的壁画为何还能如此光彩鲜艳呢？
这是唐代敦煌画匠磨制颜料的用具，现藏于敦煌博物馆。在石杵的顶端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使用的红色颜料。经过科学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无机矿物质。
长久以来，敦煌壁画的颜料大多是取自天然矿石，像朱砂、孔雀石、云母等等，不仅如此，一些外国宝石也会被加工成颜料。这些是五代画匠们使用的调色碟和用青金石加工成的蓝色颜料。青金石是一种出产于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宝石，具有美丽的天蓝色。这些矿物颜料都是经得起日光照射和湿气侵蚀额稳定颜料。正是它们的大量使用，莫高窟才为后人留下了一个绚丽夺目色彩缤纷的佛国世界。
不过，和唐朝富丽堂皇的敷色风格相比，史小玉更推崇神气兼得、轻淡雅致的作画境界。赵孟頫、黄公望、倪瓒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原最著名的大画家，他们主张作画要“简古”、“澹泊”、“清新”、“萧散”，以至后世也都把“平淡”、“柔润”作为艺术的最高格调和正宗。而这种重意境、重情趣的中原文人画风，也正是史小玉一直所倾心的。
榆林窟
这是敦煌的榆林窟，俗称万佛峡。窟中这幅普贤变堪称古代山水画的杰作，画中壁立的群峰突兀的奇石，院落和楼宇在云烟之中若隐若现。无论是布局设计人物造型，还是笔墨的运用，一派超凡脱俗的雅逸风度。和中原大画家们相比，敦煌画工的绘画技艺并不逊色。
但自宋代以来，这样的艺术交融在敦煌壁画中便越来越少了。元代时期，当雄心勃勃的统治者把权力的版图扩张到东南亚乃至地中海的同时，也将贸易的重心转移到了海上，河西走廊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莫高窟的营造走向了停滞。在敦煌默默守候了六年的史小玉，一直没有机会在千佛洞画上一窟壁画。
直到公元1357年，由于元王朝的腐败，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前赴后继，战火的硝烟渐渐弥漫到敦煌。也许是为了祈求安宁与和平，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一个新窟即将在莫高窟开凿。史小玉如愿成为了新窟的画师。依照捐资者的意愿，史小玉要绘制的最重要的内容——两幅千手千眼观音的画像。
这是莫高窟南区的最北端曲折的小道是古代敦煌通往莫高窟的必经之路，位于入口的第3窟就是史小玉即将工作的地方。
每天，当莫高窟迎来第一缕阳光的时候，是小雨就来到洞窟中勾绘他心中的图画。为了能有接近纸上做画的效果，史小玉趁泥底没干就开始描线着色，随后，他用表现衣服转折有致的折芦描，表现丝绸光滑细软的行云流水描，表现头发飞举飘扬的高古游丝描等等不同的描法，将各种形体质感和人物的神情动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今，在这些笔墨的背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史小玉那份激情和沉浸，这千手千眼观音慈悲容颜的深处，似乎还描绘着一幅美丽的愿景。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军攻破了元大都，元朝灭亡。四年后，明朝大将冯胜在河西设置了嘉峪关，敦煌被抛置关外。昔日繁华的敦煌逐渐变成成了游牧之地。在慢慢的流沙中，史小玉的名字，还有莫高窟的壁画渐渐被人遗忘。
这是莫高窟的北区，1945年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掘出一具尸体，据说，那是一位积劳成疾病死在洞里的画师。他叫什么，又画了些什么？没有人能知道。
这就是莫高窟的第3窟，小小的洞窟常年锁闭，不多游人开放，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莫高窟极为珍贵的壁画精品，不过，它们是否是由史小玉所画学术界尚未定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壁上依稀可见的题字“甘州史小玉笔”，现在已经默默消失了。但史小玉的另一处题记，仍为他真实的身份留下了各种猜想。“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上报四恩下资三愿息„„”。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莫高窟这座由无名大师们缔造的石窟画廊，已经成为艺术家们的朝圣之地，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敦煌古远的世俗生活，丝绸商旅，舞乐文明，都将因为它们重新呈现在历史的舞台。
第五集敦煌彩塑
公元935年。五代晚期。此时正是敦煌望族曹氏在河西的统治管理时期。已有六百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仍然在开凿建造之中。
作为莫高窟里的一位普通塑匠，赵僧子在这座新建的洞窟中已经连续工作了数月之久。
看着一个个刚刚完成的塑像，赵僧子总算松了口气，当他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到洞窟口时，阳光迎面而来，刺痛了他的双眼。那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传说中的佛光。
赵僧子已经算不清自己是莫高窟的第几代塑匠了，那些从北凉时期就伫立在各个洞窟的彩塑佛像，安静的记录着这里曾经开创的辉煌。
然而，到了赵僧子所在的时代，这座佛教圣地的繁盛程度已经大不如前了，战乱让敦煌这个曾经连通东西方各国的枢纽，变成了翰渺沙漠里的一叶孤舟。
史册上记录的各地络绎不绝的朝圣的信徒、文人墨客还有艺术家们，早已是明日黄花，只剩下寂寞的开凿声。
值得欣慰的是，前朝各代的塑像作品并没有受到战争的无辜牵连，依旧完好的保存下来。尽管一次次改朝换代引发的战乱让许多庙宇毁于一旦、佛教塑像作品惨遭破坏，但恰恰由于敦煌莫高窟远离中原地带，才保证了伫立此处塑像的安宁和完整。
对于赵僧子来说，能够在前人创造的辉煌下继续自己的工作，无疑是最大的幸福。这门塑像手艺被祖祖辈辈传承下来，延续到自己手中，就像是一种宿命的继承，一种血脉的传递。正是因为历代的塑匠们怀着这样一种虔诚的心情，这些用心血塑造而成的塑像作品，才能让今天的我们叹为观止。
这大概是赵僧子所没有料想到的，在遥遥千年之后，他和他的同行者们亲手塑造的彩塑，会出现在小学生的课本里。而敦煌莫高窟，这座经历过兴起、繁盛、没落到沉寂的圣地，当被再次开启之时，仍以它曾创下的浩瀚佛国的姿态让世人为之震惊。
敦煌莫高窟,保存着十个朝代的洞窟四百九十二个，彩塑两千余尊，浮塑一千余身，其保存古代彩塑之多，历时之长，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
图彩塑卧佛头像
如今,唐代以前的佛像彩塑已经寥若晨星，现存的仅有甘肃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五台山大佛光寺、南禅寺等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最重要的彩塑艺术宝库之一。
从早期的北魏到隋到唐然后再到五代，“整个的这个敦煌彩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彩塑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另外也可以通过彩塑能够看到我们雕塑发展的历史，这点很珍贵，因为它完整的保存下来。”
1962年，二十五岁的何鄂来到了敦煌，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正如何鄂自己描述的那样，来到敦煌是她一生当中一次重要的际遇。
推开厚重的大门原本幽暗的洞窟顿时明亮起来，站在沉寂千年的佛像下面侧耳倾听，她似乎能听到来自遥远古代的叮叮哐哐的开凿声，还有工匠们工作时的细碎耳语，当那些恍惚间的时空交错感渐渐远离，一切归于宁静的时候，这个年轻雕塑工作者的心情开始澎湃起来。
“我觉得敦煌艺术像大海一样，我自己只能说，就是在大海里体会到一点自己的感动。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这方面很深的专家，但是我觉得，我深入到大海的一滴水里头，给了我无尽的感受。这点上我觉得终身都要感激古代人的创造。”
这些充满了生命力的彩塑作品，给初到敦煌的何鄂以最强烈的震撼，让她至今记忆犹新。她曾经一度想探究那些给予了这些塑像鲜活生命力的创造者们到底姓字名谁，师承何处，但却无法找到答案。
那些未曾载入任何史册资料的创造者们无声无息地将一生的心血倾注在这一尊尊的彩塑身上，而谁又能把这些才华横溢的民间大师们请到艺术史的台前来？
幸亏我们在莫高窟72窟的壁画上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是我们领略到他们当时塑像时的风采。
这是72窟南壁中央绘制的壁画，画面描述的是凉州圣容山瑞像佛头的安放过程。但是，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局部却可以看到当时工匠们制作彩塑的具体场面，这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彩塑，特别是大型彩塑制作的宝贵资料。
这些画面中的彩塑工匠们大概也不曾想过，千年之后的人们正试图通过蛛丝马迹寻找着
他们当年的身影。
敦煌石窟的岩体构造属于酒泉系砾石岩层，是由细沙和砾石沉积粘结而成，因此不能雕刻造像，只能采用泥塑，塑匠们在人工制作的木架上捆绑苇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细泥，压紧抹光之后，再涂上白粉，最后彩绘。这种工艺，后世称之为“彩塑”。
孙纪元，是1953年来到敦煌进行彩塑研究的工作人员，对于彩塑详细的制作工艺，孙纪元有着细致地了解。
“古代艺术家研究了很多办法，你如果不懂这些办法，你现在用泥来塑像，塑完了以后它就裂了。干燥过程、收缩开裂，就没办法画了。所以古代匠人在敦煌那地方用传统的技法制泥。”
赵僧子用来做塑像的泥是当地的泥，而他和泥的方法则是他的同行先辈们流传下来的老方法。为了保证塑像不会发生开裂的现象，而且便于上彩和保存，赵僧子的同行先辈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他们试着加入了不同的植物材料和细沙，一次又一次的做着试验，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完美的制泥和塑像方法，逐代传承下来。
“土里边再加上百分之三十的细沙，沙子不管你和成泥或是干燥的过程当中它不收缩，加在里面，然后为了防止它开裂，又加上棉花、麻、麦草三种东西，最后塑完了以后这个像不收缩。”
今天，这些历经千百年的塑像依然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古代工匠们的智慧让我们钦佩。
赵僧子所处的时代，是五代晚期。当时，敦煌的统治者——曹氏政权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敦煌权贵都热衷于开凿莫高窟。为了大规模营造洞窟，曹氏还效仿中原地区，设立管办画院。当时，敦煌专门承接画塑业务的民间画行，都有细化的级别和分工，赵僧子就受雇于这样一家民间画行，他已经做到了都料级，这是塑匠中的最高级别。不过，这只能证明他具备娴熟的塑像手艺，对于他的生活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在封建社会，我们这些工匠身份相当低，而我觉得我们古代的中华民族灿烂文明更多的是这些无名的巨匠创造的。”
何鄂是1962年来到敦煌进行彩塑研究的工作人员，从1962年到1974年，何鄂在敦煌待了整整十二年。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临摹敦煌彩塑里面的精品，这些任务都是由当时叫研究所的美术组来安排我们。当时，敦煌的人也很少，洞子静悄悄，就你一个人在塑这个像的时候，觉得这个像特别美。在洞窟里临摹前人留下的作品，一呆就是一两个月。除了吃饭睡觉外，几乎不
再跨出洞窟一步。”
也许就是这种工作方式，让何鄂这样的现代雕塑者们与古代的塑匠们，有了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他们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忠实的临摹者前人留下的作品，这些忠于原作的艺术，既是对昨天历史的传承，又是对今天现状的储存。
“我们进洞子临摹就可以零距离和彩塑接触，包括它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么这种临摹方式让我们从中悟到了好多东西，慢慢的品尝出敦煌彩塑它的韵味来。”
“通过临摹你才能深入研究古代雕塑的特点，你经过自己亲手来做，做很多菩萨、佛像、天王、力士，你都做，做完了你现在脑子里头把这些资料都存在脑子里，深刻的记忆。”（待续）
千年之后，当工作人员在洞窟里临摹塑像之时，也许，耳边依旧会有叮叮哐哐的开凿声，时空交错之间，他们也许会遐想千年前塑匠们的工作与生活。
完成了洞窟工作的赵僧子回到家中，家里还有一个与他相依为命的儿子。赵僧子觉得是时候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儿子了。赵僧子的儿子还没有成年，他对于父亲即将传授给自己的塑像技艺有些兴奋，也有些迷茫。佛是什么，为什么要给佛塑像呢，这些端坐在洞窟里的佛陀究竟来自何方，伴随着千百年来人世间的沧桑变幻，他们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这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三个洞窟之一，开凿于公元430至439年间，即北凉时期。这尊交脚坐式的菩萨像显示出的各种特征表明，它源自西域犍陀罗艺术。
法国吉美博物馆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收藏亚洲艺术以及宗教文物的博物馆。在这里收藏了一批早期犍陀罗风格的塑像。“广义的犍陀罗呢，它的范围是很大的，包括西北印度呀，包括阿富汗，还有这个巴基斯坦，以今天的白沙瓦地区为中心的非常广袤的区域位置，我们把它叫做犍陀罗地区。”
佛教初期，并没有佛陀的形象，一方面是因为佛陀本人反对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认为，非凡的佛陀不能以具体的人像来表现，所以，信徒们用菩提树、宝座、爱三峡，爱三论塔、舍利和佛足印来象征佛的存在。
关于佛像最初的起源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是多数观点认为，佛陀像首先制作于犍陀罗。在这里偶们试图追寻历史的遗迹，看看是否有我们熟悉的身影。当这种佛教艺术沿着不算平坦的丝绸之路辗转来到敦煌之时，我们明显看到了外来文明在这里留下的深刻印记。
正如希腊人赋予了印度佛陀那属于希腊审美的形象一样，敦煌的塑匠们，也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本土文化悄悄的渗入了这西域远道而来的佛陀形象之中。
于是，这些远道而来的佛陀菩萨们，悄然换上了中原特征的薄衣宽带，还有那佛陀脸上的神情，安详、坦然、超逸，你从他的眼缝、脸颊、嘴角乃至身姿上能清晰的读到，这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而不露，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艺术效果。
图塑像
敦煌的塑匠们，正把一种外来文化消化到自己的文化肌体中，而这种非凡的创造性也推动了彩塑艺术的发展。然而，当这种创造力衰退的时候，也许就是这片佛国光芒逐渐湮灭的时候。
赵僧子希望能将这种塑像技艺传承下去。但是身为一名塑匠，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也许是不幸的。当他向自己的儿子传授彩塑技艺时，也许偶尔会发出无奈的叹息。因为赵僧子见识过隋唐时期最辉煌的彩塑作品，但是，他却无法在前人达到的高度上再有所建树。
曹氏政权尽管热衷于莫高窟的开发，却只是把佛的洞窟当做了自己的家窟，供养人的画像占据着甬道的两厢，甚至比佛陀菩萨们的塑像还有突出显眼。佛像的塑造水准也在迅速的走向衰落，越来越程式化、没有神韵，没有生气。赵僧子只能通过一己之力，一心一意地塑造寄托着芸芸众生美好愿望的佛陀形象，他希望造的更加完美，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融入了生命的信仰。
“我觉得他们虽然贫穷，但他们肯定是有理想有愿望，比方说，希望保佑家里人的平安，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希望自己的儿女们都能够代代相传。我想这些每个人都是会有的，我认为他们可能是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希望、自己的理想，都寄托在自己一生从事的这个工作中间去了。我觉得他们是用生命揉到自己的作品里去了，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做的这么好。”
和那些创造了敦煌莫高窟无比辉煌的工匠们一样，赵僧子也将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寄托在亲手塑造的佛像上。为此他献上了所有的心血、所有的热情。在结束了漫长的辛勤工作后，他也许会在这片广阔的佛国之地漫步巡回，在自己前辈们塑造的佛陀菩萨像前虔诚祈告，他或许也会暗自遐想，如果自己生活在隋唐时期的敦煌，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结束了三百年分裂的局面，而一统天下的隋王朝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同时它也秉承了自汉代以来的富国之道，即打通丝路经营西域，加强和西域各国间的交流。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敦煌也随之愈加繁荣，这使得隋代的莫高窟蔚然一新。短短三十年间，隋代开建和重修的洞窟多达九十四个，几乎是乐僔开凿莫高窟两百多年来总数的一倍。
热衷佛教艺术的隋文帝曾经明文要求为佛造像，要雕刻灵相图写真容，确立了形神兼备的艺术主张。这一主张沿着畅通无阻的丝路传到敦煌，很快影响到莫高窟塑匠们塑像的风格。
于是，隋朝的彩塑开始血肉鲜活起来，也更合乎真人的身体比例。佛国一旦把人们的现实愿望纳入其中，佛教艺术便有了活力。
而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势的时代，中原文明远播东西方诸国，而东西方诸国的文明也被唐朝容纳吸收，这段蒸蒸日上、朝气蓬勃、充满民族信心和自豪感的历史环境，培育造就了敦煌彩塑艺术发展的顶峰。敦煌彩塑，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之后，终于，在唐代大放异彩。
这时的敦煌彩塑，塑像技艺更加成熟，手法更加细腻写实，人体的技法表现从正面及半侧身扩大到全立体的彩塑，其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把握，肌肤的质感都刻画的深刻入微。
这是我们通过电脑三维技术复原的释迦牟尼塑像。这尊主佛伫立在莫高窟205窟的佛龛内，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沧桑，这个佛龛内的大多数佛像都已经残破，但是通过电脑三维技术我们还原了它最初可能的摸样。
这是堪称国宝的莫高窟第45窟塑像群，正中的释迦摩尼是中国式佛像的经典作品，他端坐在八宝座上，袈裟随身垂落，于庄重肃穆中略带松弛自然。大弟子迦叶微耸的眉头，苦涩的嘴角深沉的目光隆起的胸骨，仿佛在诉说这位僧人不一般的人生。这尊佛像充分展示了唐朝写实主义的技法，无论从各个角度都充分考虑到人体的真实比例，可以说是敦煌莫高窟写实主义的代表作。
阿难„
这一尊是45窟中的小弟子阿难，其低眉信首之间透现他天性的平和与顺良，特别是身体侧倚双手紧握，惟妙惟肖地表现出这位小僧人的亲昵可爱。这一铺七身塑像一朝佛教的审美观对称排列，老少刚柔，相合相成，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绝世之作。
如今，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保存敦煌彩塑艺术，敦煌研究院通过3D技术将45哭的这些彩塑数字化，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使得人们从电脑上就可以感受到敦煌彩塑艺术的魅力了。
这是敦煌莫高窟中最美的一尊释迦涅槃像，释迦摩尼肢颊侧卧，姿态安逸舒展，衣纹流畅，表现了佛陀解脱生死轮回后一种安静平和的精神境界。然而，这尊释迦像如此安详地沉睡之后，也许所有人都不会想到，隋唐时期的敦煌彩塑盛世也渐渐落下了帷幕。
正如赵僧子所担忧的那样，当历史进入三百年以后，骨肉相离的痛楚，颠沛流离的折磨，赵僧子对塑像的追求也因此成为一种美好的寄托，一种执着的信仰。然而，他一个人的努力，并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时代。敦煌彩塑终于还是在世俗化的趋势中没落了，那个曾经无尚辉煌的佛国最终沉寂。
遥遥千年之后，当后人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开启了敦煌石窟尘封已久的大门，他们看到 的不仅仅是佛国曾经的光辉，更是创造了这些光辉的包括赵僧子在内的历代巨匠。
这些伟大的作品，将时间凝固，彩塑艺术，将永久的传承。
第六集家住敦煌
“这是个尚不为人知的暗室，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三个星期，整理了这里全部的写本和绘画。”这是1908年的莫高窟藏经洞，不久前这里发现了数万件中古时期的文献，在这个发现即将轰动全世界的时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这里，带着上万件文献回到法国后，伯希和说，我没有放过一件主要的东西。
这些主要的东西里有一千多年前的本以为失去的经典和历史，其中一个小小的卷宗记录了唐末宋初时敦煌人奇特的生活和难以琢磨的命运。
他叫曹元忠，敦煌节度使，当地人称敦煌王。这时的中原，唐宋交替社会动荡，但远在西陲的敦煌在曹大王的统治下，还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
这是敦煌鸣沙山下的月牙泉村，骆驼一大早就得去鸣沙山上班去了，那儿的游客正等着它们呢。开车的这家人姓秦，家住在月牙泉村，秦家也养了两头骆驼，在鸣沙山下还有五十亩葡萄地。春天来了，他们来到地里给葡萄上秧，就是把在地里埋了一冬天的葡萄秧挖出来，让它们重新发芽。在这个沙漠城市中，土地因为稀少而显得尤为珍贵，人们要精心的浇灌它保护它。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
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3257号文书就记载着在鸣沙山下发生的一场土地纠纷。一千年前，一个叫阿龙的寡妇，向官府递上诉状，敦煌王曹元忠亲自审理了这个案件。
我们请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来一同解读这件文书。“现在我们正在展示”一千多年前发生在敦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寡妇阿龙为了要回她失去的土地，向节度使官衙提出了申述。‘阿龙，你为什么提交这个诉状？’‘大王，他抢了我二十二亩地呀。’”寡妇阿龙家住敦煌，她当年一个小小的案卷，成为今天各国学者，研究民间生活历史的重要文献。
“这个文书就像一个窗口，通过这扇窗，我们看到古代老百姓的生活，这令人振奋。因为我们本来对那些生活一无所知。”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文书隐含着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片断，他们想散落了上千年的耕图碎片，而专家就像高明的拼图玩家，一点一点拼接着敦煌上千年的生活史。
“你拿到的是图画一部分的一小块儿和这一部分的另一小块儿，然后又拿到一块儿，这
些都是很零碎的，所以你要试着去猜想政府图画是个什么样子。”英国敦煌学者苏珊，把寡妇阿龙的故事，放入敦煌历史的大拼图里，仿佛激活了一千年前阿龙生活过的敦煌社会。
今天的女性有着丰富的社会活动。而一千年前，敦煌的阿龙也能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子，这就是“女人社”，“女人社”是敦煌城里女性佛教信众的社团，她们定期到莫高窟里念诵佛经，供养佛祖。社团的活动会有定期公告，参加社团要签名登记。一个社团的女人要互相帮忙，彼此协助。而每个女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她叫牙坷和婆婆关系很差，这个婆媳吵架的隐私也被人记录在敦煌文献里，专家对这个文书很感兴趣。她婆婆批评她，她也是怄气不服气，睡那不起来，婆婆说叫你饿三天，饿了你自己就起来了，这个日子我真过不下去了，后来她就提出离婚，她一提出来离婚这婆婆巴不得的，这样的媳妇早就不想要了，你自己提出来离婚那巴不得。那好，所有房子里面的东西都归你，送给你，另外还再给你做一床被子，新被子送给你。就像送瘟神似的就要把她送走。
她走了以后她自己也很高兴，“离开你这个死老鬼，我再去找一个我所心爱的一个人去结婚去。”但是这里面还是比较同情，就是可能流露出作者认为这个女子也不能光是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应该有她自己的想法。
敦煌的女人追求独立的人格，在婚姻中有选择离婚的自由；但来到女人社，她们还是要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按时向社里交纳“费用”或供品。只有这样，将来女人社才会出钱帮她们操办一个体面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祈请菩萨带领她们进入极乐世界。听起来这种定期付款，到期兑现的承诺，倒有点像今天人寿保险的意味。
什么样的葬礼算得上体面呢？一千年前的敦煌人有种特别的观念。这幅壁画叫做老人入墓图。
这不是为去世的人举行葬礼，而是一位感到死期将至的老人来到坟墓前与亲人诀别，然后独自进入墓室与外界断绝往来直至去世。
这两幅老人入墓图里，甚至还有来跳舞庆贺的人。为什么人还没有去世就要先到坟墓里等待死亡呢？这不是普通的坟墓，墓室里面装修成了佛堂的样子，老人希望自己可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诵经念佛，在安心修持中离开今生。
当时佛教的一部经典认为，信徒在临终前与世隔绝，一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得到更高的修行境界，甚至可以进入极乐净土世界。可这个正在抹眼泪的女人仍然为离开老人的今生而悲伤。更多的信徒和她一样，就像我们的主人公阿龙还是在意着此生此世，春耕秋收的得与失。
而多年前，一个来自游牧部落的人对另一种生活的选择，竟引发了寡妇阿龙的土地官司。“大王，这块地十一年前是我叔叔索进君留给我的。”索进君是阿龙的小叔子，有人说他是敦煌人，有人说他是吐谷浑人。他迷离的身世，使官府在十一年前错把阿龙的土地分给了他。寡妇阿龙的案卷，是由公堂上的官员记录的，几个当事人的供词，在今天看来成为一段段小故事。阿龙的小叔子——索进君，是这些故事里最生动的一笔。
很多年前，一群从南山来的吐谷浑人到敦煌抢劫，还是小孩子的索进君被他们抢到了南山，从此再没有音信。当时的南山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祁连雪山，当时在南山地区聚居着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说，吐谷浑、吐蕃、羌，这些民族，那么他们有时候会跑到敦煌城来骚扰一下，大概索进君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吐谷浑人抢走的。
敦煌城的四周有祁连雪山，富庶的河西走廊，还有通往西域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原和西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聚居往来。
长大成人的索进君，突然回到了这个繁华的都市。没有人知道这个陌生人，是不是当年失踪的孩子。但是他献给官府两匹好马，请求从索家兄弟家产中分得他的一份。丈夫和儿子去世后，阿龙的土地一直荒芜着，官府就错把这片荒地分给了索进君，使他成了索家的户主。而阿龙的生活从此改变。
“宜秋渠边上的那块地是我家到索家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我的名下。除了那块地，我们还有一些房产。我们结婚的时候办的很体面，如果要是没有这块地，我们怎么能够办到呢？”确实如此，索氏家族在敦煌是一个望族，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面权贵豪门传承权力，世家大族传承文化。在敦煌，张家有张议潮当过节度使，索家的索勋也当过一任节度使，他们和曹家也有姻亲的关系。
阿龙虽然这个时候已经很贫穷了，但她确实和张家、曹家还有关系，所以记录这个案件的有一个证人叫做张盈润，他就是张家，他的身份是书手判官，说明阿龙在当地还是颇有人脉的。
在敦煌想判断一个家族的地位够不够显赫就去莫高窟，看看他家的洞窟修建的怎么样。当时佛教在敦煌非常兴盛，人们在莫高窟修建佛窟，在里面修行打坐供养佛像，据说这样做可以得到最高的智慧和痛苦的解脱，给今生和来世带来回报和利益。
当年的人们把自己的形象和名字留在洞窟里为了彰显功德，而这些信息帮助今天的我们找到了曹大王家的洞窟，看到了他和家人的形象。洞窟就是寺庙的一种形式，当年像阿龙这样的百姓也可以在曹大王家的洞窟里念经拜佛。
画匠把佛经教义变成连环的通俗的故事画，画在洞窟的墙壁上，不认字的人可以通过观
看壁画来了解佛教道理。
比如，这幅婴儿车的壁画是为了讲解父母报恩经，告诉人们要孝养父母知恩报恩。无量寿经中人刚刚转世到净土世界的莲花童子形象是用穿条纹背带裤的小孩子表现的。皈依佛门前要清洁身体，有刷牙的，这是洗头的，连上厕所也被画进去了。
“敦煌的壁画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那是当年生活的一种映射，因为壁画里面有很多人物，就是那些生活在一千年前的人物，艺术家们，敦煌的艺术家们绘制的就是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闻。还有他当年认识并不了解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壁画看到很多过去的故事。”
画工们为了表达抽象的佛经，创作时调动起自己的生活印象，把那些今天已经消失的难以想象的生活画面保留了下来。
我们的主人公阿龙在婚礼中的妆扮就是根据敦煌壁画里那个时代女人的形象再现的。从现代的形象怎么变成唐代的阿龙呢？造型师杨树云给我们做了展示，唐诗中说“花面丫头十四五，就是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都知道满脸贴花子，花子有两种，一种是贴上去的，一种是画上去的，贴上去的叫贴花子，在敦煌壁画中间我数了一下，其中有一个妇女，她的脸上贴了二十三支花。”（未完）
在敦煌壁画里有一个女人的面颊上画了一对鸳鸯，这给杨树云带来了画腮红的灵感。“先贴上一个小鸳鸯，完了以后画上胭脂，完了以后把鸳鸯拿去了，我今天画的是蝴蝶，我已经把它更加时尚化了一些。”唐代女人腮红这么突出，面部轮廓这么大，今天看起来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在时尚造型师的眼里却有另一番理解。
“脸型圆润，或者说脸型比较大的人啊，她的这个颜色的使用空间的氛围肯定要比小脸的人多一些，她在色彩表现力也可能会明显一点。特别是眉眼距离比较大的人，那她对色彩的表现力就很强烈。她很强调说，我这个颜色能涂出来的效果我给你展示看。如果你需要让她看起来比较饱满的时候，通常都会把这个腮红涂在脸颊上，更多运用的是色彩感，这样的话，第一给人的感觉比较饱满，第二就是健康感，很喜悦。”这种色彩和喜悦给造型师李东田的创作带来了启发。
“利用了圆点的特点把眉毛去了，在四周画了这个圆点，由原来一边一个变成了单边的，用现代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去诠释古典的特点。”
壁画让瞬息万变的时尚，定格在一千年前。敦煌为何如此时尚，千年之前阿龙生活的城市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不同的民族都汇聚到那里的时候，就像一个城市一样，像一个城市，比如北京啊，纽约，伦敦啊„”“梳什么样的头，穿什么样的衣服大家都不以为怪了，就是见怪不怪了。”
“他们生活在一个繁华的大都会，在那里可以尽情地购物，有很多奢侈品，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非常优美的音乐和舞蹈，饭店里供应美味的食物，还有精美的丝绸，和国外进口的各种新奇玩意儿。在这里你能买到来自全世界的商品。”
这是今天的敦煌集市，它和一千年前完全不同。这里曾经云集了东来西往的使臣，僧侣和商队。官员们用马球赛来迎接贵宾，人们大笔的赚钱消费，筹备远行。市场上有专门的旅游业，有礼仪学校，翻译学校，可以请到职业的向导和驼队。
一千年前来往于敦煌城的人们为了追求财富和梦想路过这里，而今天，藏经洞和莫高窟名扬天下，敦煌城自己成了旅行者的梦想。敦煌城里的繁华，仿佛要使人忘却城外的大漠，那是个怎样的地方呢？风声如同鬼哭狼嚎，沙丘幻化成巨大的恶魔将渺小的生命吞噬，什么都不能支持人们踏上这条九死一生的路。除非有两种动力，就是金钱和信仰。
在阿龙打官司的季节，敦煌人正在为燃灯节做着准备。每年腊月初八敦煌的佛教信徒在莫高窟的佛像前燃灯来表现佛法的光明。
图.灯树
这是摆放灯盏的灯轮，也叫灯树。壁画上的灯轮有的有十来层高，整个灯轮上可以燃灯上百盏。燃灯节的时候，把邓论摆放在洞窟里，将各个枝杈上的灯盏点亮。人们燃灯斋戒，载歌载舞，供奉佛祖，保佑自己。
从远处看去，莫高窟每个窗口都闪烁着光芒，在夜晚的沙海里它像一艘巨大的船载着人们驶向心中的净土。
“寡妇阿龙，什么证据证明这块土地是你呢？”“大王，这是我儿子留下的，这是当年我们把地租佃给别人的凭据，这个可以证明。”
阿龙的儿子曾把地租佃给别人的契约，是她拥有这块土地的唯一证据。但是阿龙的儿子过世了，由官府认定为索家户主的索进君回到了祁连雪山。现在，曹大王只能靠这张过时的契约来做最后的判决。这张契约在中国历史中显得太微小了，如同鸣沙山里的一粒细沙，轻轻松松就会被埋没或吹散。
不过，历史往往不按规则出牌，它竟被意外地封存进莫高窟藏经洞里，和珍贵的文献绢画一起，等待着千年之后的机遇。
“她本来绝不会出现在历史的记载里，我们仅因为这次公堂记录而在历史中发现了她，这种文件保存下来纯属偶然，而这个记录就是偶然之一。”阿龙和远方侄子顽强地争夺着。真正引起事端的索进君却早已离开了。官府把阿龙的土地作为索家家产分给了他。而让阿龙期盼的春耕秋收、日复一日的耕作，在他看来却是单调和束缚的生活。吐谷浑人的游牧生活
重新吸引了他。他随手把土地送给了远方侄子索佛奴，自己重回他心里自由的天地。
夏天来了，月牙泉村秦家的葡萄开始抽芽了，一年的耕作开始越来越有希望了。敦煌人还吃面，阿龙生活的时代就知道，用胡杨树的天然碱来发酵面粉。在中国的西北随处可见大片的麦地。
这是从新疆出土的唐代的饺子和点心。新疆干燥的气候使得这些面点得以保存下来。现在正在做的叫千层饼，因为里面层层叠叠的颜色而得其名。各种颜色来自各种天然的植物。大西北的色彩十分单一，满眼都是黄土和黄沙，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一点，西北人喜欢把好吃的东西做得色彩缤纷。
秦家大姐今天做的是揪面片，古时候的人这样描述它，“馎饦如大指许，二寸一断，皆急火逐沸熟煮。”在敦煌的文书中还记载着一种特殊的面试叫浆水面，一千年前和今天一样，唐代的人们就用韭菜和芹菜发酵做成浆水吃的时候盛上一碗，再配上面条或者稀饭，酸酸凉凉的非常解暑。
在失去土地前这些美味也是当年阿龙的家常便饭，而她的下半生能不能重新吃饱穿暖就看官司的胜负了。“让他们给证词画押，再做判决。”“我们在文书上看到当时话画押的方式也是比较独特的，它是按照男左女右的方式，用中指的指节在上面画线，那么我们看到有阿龙的中指的指节线，这是我们最接近一千多年以前阿龙的信息。”这个信息留给了我们无穷的遐思。“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艰难的事之后还一直在挣扎，坚定地生存下来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阿龙的命运和性格，在敦煌学者的整理和想象中一点一点清晰起来。专家甚至为阿龙推想了她也许曾经拥有的婚礼。
我们再次回到鸣沙山下，正在那里考察的敦煌民俗学专家谭蝉雪将为我们解读阿龙婚礼的仪式和细节。“人们常说靠山吃山，你们看，我们这一对农家夫妇姓秦，他就住在鸣沙山的脚下，家里养了一头骆驼，因为敦煌有著名的莫高窟，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到这里来旅游参观，这对夫妇就用骆驼供游人玩耍，所以当年在丝绸路上跋涉的沙漠之舟现在成了敦煌旅游的赚钱工具。不光是现代，在过去的时候在莫高窟里面也绘制了很多精美的壁画，里面有婚嫁图，看，这就是当年婚嫁图中亲迎的马队。”
在唐五代的时候，敦煌有一个学者，他说“龛龛圣瑞接云霞，敦煌人民凭此活。这个“龛龛”就说的是莫高窟众多的洞窟，在洞窟里面供奉着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清这一千多年的佛像，还绘制了很多很多的壁画。
佛教的教义是比较深奥的，有一部佛经叫做弥勒下生经，讲的就是在佛国的弥勒世界里
面是多么的美好，人呢寿命是八万四千岁，女人要到五百岁才出嫁。怎么去反映这样一个内容呢，就用了人间婚嫁的场面，反映当年佛经的教义。
阿龙和夫君要拜堂的，这个房子叫青庐，是模仿游牧民族用毡帐和柳枝做成的帐篷，举行婚礼时临时搭在新娘家的院子里。这是唐代壁画中青庐的形象，青庐可以临时租用，不用的时候可以像伞一样收起来。
唐代的时候女人的地位不低，这里流行着再新娘家的青庐里拜堂成亲，拜天地拜高堂是男拜女不拜，就是新郎行跪拜礼，而新娘只要作揖就可以了。
在女家成亲，男拜女不拜，在十世际的敦煌非常流行，据说是受到生活在敦煌周围的少数民族的影响。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敦煌城来来往往，有人的梦想从这里开始，有人的梦想在这里沉淀，阿龙的愿望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阿龙想夺回的土地就在今天的这片鸣沙山下。春天挖出的葡萄秧现在收获了。秦家大姐摘的葡萄今晚就会运往全国各地。这里的土地今天仍然是人们的生活所依。
“曹元忠听了双方的申诉，拿起笔来大笔一挥，做出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判词，他认为这个土地被索进君和他的侄子所取得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不可改变。但是阿龙确实很贫穷，而十几年来没有在这个土地上得到一点点的收获，所以他判决从此以后阿龙可以从这个土地上获得她自己应有的一份。那么从这个判词里面，我们看到曹元忠确实是一个很有性格的节度使，他判案有情有理，而且合法。那么曹元忠是归义军时代当节度使时间最长的，大概三十多年的这样一个节度使。在这个案卷上留下了他的亲笔判词，应该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公堂的官员把阿龙的案卷，连同当年阿龙的指纹和曹大王的签名，仔细粘连保存，谁能想到这个官府的例行存档，再次得到查阅和检验，已经是在一千年以后了。
2007年，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进行商谈，将阿龙文书的数字版图片购买回国。2008年4月我们来到法国，终于亲眼见到文书上阿龙的名字。
一千多年过去了，这件文书再一次展开面对着我们，这些历经千年，如今散落在众多国家的数万件敦煌文书里，到底还隐藏着哪些历史中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寻觅、探索？
历史中的敦煌是一个传奇。人们看着莫高窟的壁画和文书，遥想它曾经的故事。而那些图画和文字背后，朴实真切的生活在鸣沙山下两千年来，从未间断，延续至今。
第七集《天涯商旅》
这里是亚欧大陆，距离海洋最远的地区，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将这一带称做亚洲的心脏。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南北两座山脉融化的冰水，如同血液一般在本该是一片死寂的荒漠四周滋润出了一块块绿洲。人们在这里筑起城市，敦煌就是其中的一座。
公元312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一名信使离开了敦煌城，沿着驿道进入戈壁，向着西方，沙漠另一边的撒马尔罕城奔去。自汉武帝以来，在这条繁忙的商路上，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然而，这一次，意外发生了。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当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故，我们只知道，他所携带的信件最终没能被送到目的地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当年，它曾是东西方贸易商路上的重要枢纽。繁盛的丝绸贸易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都市，被人们誉为“东方的罗马”。
在距离撒马尔罕几千公里之外的敦煌有无数个这样的烽燧散落在茫茫戈壁之中，多少年来，除了当地偶尔路过的牧人很少有人会真正注意到，这些废弃土堆的存在。
夕阳的光辉斜射过来，过去的一切更显得真实了。城墙南侧东西行的路线，于是一哩又一哩表现得异常清楚，即使倒塌得只剩一堆低直的土堆也是如此。
在《西域考古记》中斯坦因这样描写初次见到它们时的情形。
公元1907年的初春，这位大英帝国的探险家原本是冲着敦煌藏经洞那些传说的宝藏而来，但恰巧住持道士外出化缘，要几个月后才能回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敦煌附近另找一些发掘勘探工作，来打发这些漫长等待的日子。在一座坍塌的烽燧废墟中，斯坦因有了意外的收获。
他们找到了一些汉代木简以及8件极为罕见的纸质文书。这张照片是当时斯坦因在现场拍摄的。在被发现时，这些纸书被叠成十公分长，三公分宽，用丝质细绳精心的捆扎着。在包裹纸书的丝织品上，还书写着几行奇特的文字。这是一种斯坦因以前从未见过的文字。凭着多年的考古经验，他只是认为这些古老的字纸可能存在着某种研究价值。他没有想到，这正是一千六百年前要送往撒马尔罕的那批失踪信件。他更不会想到，就是这次在敦煌附近的意外收获，竟会成为日后人们研究中世纪丝路商旅生活的一把宝贵钥匙。
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的丝绸就已流入西方。当丝绸最初在这里出现时，西方人对这种精美的织物几乎一无所知。古罗马人甚至肯定地认为，丝绸是用树上长的绒毛
制成的。然而最终，这种美丽、柔软的奢侈品彻底征服了罗马。帝国每年用以购买丝绸的黄金多达三千一百一十公斤。为了能得到足够的黄金，罗马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在汉代的时候，中国的丝绸运到罗马去那是一两丝绸卖到一两黄金，是这样的比价，利润都是几十倍的增长。他们用大量的金币来买东方的丝绸。”
丝绸导致黄金的大量外流，迅速消耗着罗马帝国的财力，因此被视为是国运衰败的象征。
虽然罗马议会几次通过法令禁止公民购买，但都无济于事。巨大的利润，让一队队由撒马尔罕商人组成的商团，不避艰险的奔忙着。他们的足迹遍布欧亚大陆，是这场贸易中真正的利润得主。他们脚下这条由先辈们开辟的商路，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而他们进出中国最重要的驿站就是敦煌。
这些胡人一个特点，长相上来讲，高鼻、深目、多须，善经商。
“以经商为他的天职，所以小孩生下来，他就在小孩嘴里放个石蜜，石蜜就是冰糖。为什么放石蜜呢？就是让他长大以后要学会说话，嘴要甜，因为经商嘴不甜怎么能赚钱呢。”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这些撒马尔罕人被称作粟特人。这个中亚的古老民族曾经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史料中，然而对于他们在中国贸易活动的细节，史书却很少记载。敦煌烽燧中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
这是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我们在这里拍摄到了一卷用粟特文字书写的唐代佛教经卷。这部佛经是上个世纪初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带回的，因为佛经最后一段的那几个字，所以伯希和能认识到是《善恶因果经》。在藏经洞里发现的那些经文中，他还找到了一本小的手册，也是这个经文。“佛说善恶因果经一卷”比较了中文经文和粟特语经文后，粟特语被翻译过来，使得对粟特语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破译后的八封书信有七封和贸易有关，一些学者还根据其中一封信的内容推断出这批书信发出的年代。
那一年是公元312年，按照中国的纪年是西晋永嘉六年。“至辉煌的纳尼司巴尔大人的寓所，一千次一万次祝福，臣仆纳尼班达如同在国王陛下面前一样行屈膝礼„„。”
写信人名叫纳尼班达，是一位粟特商团的首领，收信人是他远在撒马尔罕的雇主。在这封信中，纳尼班达详细的描述了中国几年来的局势。几个月前，匈奴军队攻进了王朝的都城洛阳，四处纵火、屠杀和掠夺。据说洛阳城里的居民已有三万余人死于这场变乱。商团六个月前派往洛阳的商队也失去了音讯。
“当今天子，据说因为饥馑而逃离洛阳，不久，他那牢固的宫殿和坚实的城池被付
之一炬，大火之后，宫殿焚毁，城池荒废，洛阳破坏殆尽„„，在洛阳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破了产，并都死于饥馑。”
这场导致西晋王朝最终灭亡的变乱，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虽然不得不暂时放弃中国内地的丝绸贸易，但纳尼班达表示他不会就此退缩，他要尽力维护商团在敦煌到金城一带的商业信誉。
“尊贵的老爷，自从我们失去中国内地的帮助和支持，迄今已有三年了。在此情况下，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去销售大麻纺织品和毛毡。”
除此之外，他还派遣一名叫范拉兹马的商人离开姑臧城去敦煌，从那里的粟特商人法尔纳扎布手中取得三十二袋珍贵的麝香贩运回撒马儿罕。
“这个商团他规模比较大，据我根据信上的内容推测，这个商团的驻地，它的基地应该是在姑臧，也就是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
这是今天的武威市，姑臧是匈奴人对它的称谓。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当年粟特商团将他们在中国的大本营设在这里，有一首诗是“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一方面说明胡人很多，再一个胡乐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盛行的。
这是在今天这个城市最具特色的一种曲艺形式，在武威当地被称做弦子。自汉代以来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类似这样的异域文化形式都通过敦煌和武威这样的城市被西域的商人们引进到了中原。
武威到敦煌的道路是一条夹在祁连山和戈壁之间的狭长通道，被称为河西走廊。几千年来，河西走廊一直是连接西域和中原的必经之路。
粟特人的祖先在匈奴入侵之前就生活在这里。祁连山的冰雪融水让河西走廊水草丰美，土地肥沃，自从汉武帝从匈奴人手中夺取了这一带之后，这里便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战马饲养场和最重要的产粮区。
富饶的河西走廊是粟特商队最喜爱的旅程，可这一次商人范拉兹玛却无法像往常那么轻松。中国内地发生的永嘉之乱让他忧心忡忡。幸运的是他平安的到达敦煌。
几乎就在范拉兹玛离开武威的同时，商团首领纳尼班达的信件也发出了。信件写在当时还是很贵重的纸张上，在发出前，他还特意用丝绳将信仔细的捆扎好。但这一切都注定是徒劳的。这封信连同其他信件一起被遗失在戈壁的烽燧中。
正如当初纳尼班达在信中所说，中国持续几百年的战乱却并没有影响到顽强的粟特商队，他们依然在这条时断时续得商路上穿行忙碌着。
中国流传千年的生活方式也随着他们的贸易开始悄然的改变。今天，从敦煌到洛阳
之间依然遍布着许多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建造的佛教石窟。这些无与伦比的精美造像就是这种变化最直接的见证。
永嘉之乱四百多年后，当另一支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商队再次经过这段长城时，没有人会想到，这里的某个烽燧中还埋藏着几个世纪前祖辈们遗失的信件。
随着贸易的深入，粟特商人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我们可以在山西、陕西以及甘肃等地找到大量与粟特人有关的遗存。
我们参照史料将这些历史碎片拼接起来，虚构出一个年轻的粟特商人形象，然而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个年代粟特商人的真实经历。
在这支前往长安的商队中，我们的主人公沙拉是第一次踏上这条通往中国的贸易旅途，而这次行程将注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这一年是大唐天宝十四年，商队从撒马尔汗出发，选择的是经过疏勒、于阗、敦煌，再到长安这条路。这条路线必须翻越终年积雪的帕米尔高原，这里空气稀薄、人迹罕至，恶劣的自然条件对商队的每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
疏勒是翻越高原后商队到达的第一站。这里是西域最大贸易集散地，集市中随处可见来自中原和西域的奇珍异宝。除了这些，疏勒还因为另外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名闻东西。这就是胡旋舞，一种由粟特地区传入的舞蹈。会跳这种舞的舞女在唐代中国内地十分抢手。
“在唐代诗词里，看到的胡旋舞、胡腾舞，写这方面诗词的人很多，酒店里面招揽生意的就是胡姬，就是西域来的少数民族妇女跳这种舞蹈招揽客人。”
虽然唐帝国法律严禁买卖奴婢，但对于西域人口买卖却并不过多的干涉。疏勒远离中原，自然成为西域最著名的奴婢交易市场。当时许多粟特商队都经营这桩能带来巨大利润的特殊生意。
接下来的路程，所有的商队都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前用的马和牦牛都要换成双峰骆驼，只有这种健壮的动物才能胜任严酷而漫长的沙漠旅行。炎热天气下进行的长途跋涉让人筋疲力尽。
当年商队的艰辛，在敦煌莫高窟296窟的这幅壁画中表现得最为生动。一天结束时，如果运气好的话，商队兴许可以找到一间馆驿歇脚。在那里，商队可以挨过沙漠夜晚的严寒，补充饮水，处理生病的骆驼，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强盗。
当商队在馆驿投宿休整的時候，偶尔也会看到有零散商人为抢得先机将货物卖出高价，独自连夜赶路，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十分危险，结果很可能是致命的。第二天一早，当沙拉看到沿途商人被强盗袭击过后的痕迹时，心有余悸之余或许还有些暗自庆幸。
这样不幸的一幕，被一个无名的敦煌画师如同照片一般定格在莫高窟第45窟的墙壁上。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能听见商人们遇见强盗时紧张的心跳。
沙拉所在的商队从来不会冒这样的危险，他们始终保持谨慎的步调小心前行。
这是莫高窟第98窟的一幅于阗国王的画像，这位身穿汉族服饰的国王名叫尉迟沙缚婆，因祖上有功于唐朝被赐李姓，他的家族统治于阗国，自古就是西域的珠宝交易市场，著名的和田玉大都从这里运往中原。
在这里沙拉他们将撒马尔罕带来的部分青田石卖出，无一例外也收购一些和田玉。这些美丽的石头在中原能给商队带来巨大的利润。
艰难的沙漠旅行中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水源干涸是商队经常遇见的，但对于这些经验丰富的商人来说却算不了什么难题，他们依靠骆驼总是能找到水源，虽然挖出来的水又咸又涩，但还是有解决的办法。把生面条下到煮沸的咸水中，部分盐分就会被面条吸收，这种勉强能喝的水至少能让他们支撑到下一个有水源的地方。
在经历几个月沙漠旅行的磨难后，当商队终于看到敦煌城墙的时候，所有人都真正松了口气。从这里再往南就是安全并且相对舒适的河西走廊。再走两个月就可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长安了。
这里是敦煌沙洲市场，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把它变成了这座城市最喧嚣的地方。这样的热闹场面和一千多年前几乎没什么两样。当年走出戈壁的商队都要在敦煌停留休整，在这里的集市中卖掉一部分他们历经艰辛带来的商品。这是一件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粟特丝织长袍，虽然经历了千年岁月的侵蚀，但至今依然光彩依旧，它是当年粟特商队最炙手可热的商品。
在这幅唐代阎立本所绘的名画《步辇图》中，唐太宗面前的吐蕃使臣禄东赞所穿的长袍就是用这种布料缝制的。
这些产自中亚的丝织品在唐代被称做胡锦，身穿这种时髦的服装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因此价格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一批锦就是四丈五尺长度的一批锦，它相当于今天一匹半马的价格，相当于六头牛的价格，现在你一算就算出来了，一头牛今天至少要值两千多块钱，那么今天就是非常高的，一万多块钱。”
和胡锦一样，西域舞女也是一种价格不菲的商品，但要想顺利做成这种贩卖人口的交易就必须严格遵守政府的规定。唐代市券中明确规定，卖方必须找到五个以上拥有当地户籍的担保人才能进行交易。
“那五个保证人的名字一看全都是粟特人，康什么，石什么，史什么，米什么，都是昭武九姓胡人，而且这几个胡人前面还挂了一个衔，叫做西州百姓。他找的这几个保证人都是在西州长期居住入籍的人，入了西州户籍的百姓。可见他们之间相互帮助，还是挺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在敦煌的集市上，沙拉就结识了这样一位在敦煌定局多年的同乡，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桩生意的买主。这种上乘的化妆品和绘画颜料被称做胡粉，价格十分昂贵，仅一两就值五石麦子。
这是一张唐代粟特商人供养佛寺的单据，上面详细地记载了各种物品的价格。这个名叫康秀华的粟特商人不但取得了敦煌当地的户籍，还放弃了从前的袄教信仰，改信了佛教。
莫高窟的修建在盛唐时达到了顶峰，沙拉也曾跟随这位殷勤的同乡参观过这个不断扩建的佛教石窟。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初次进入莫高窟给这位粟特少年带来的视觉感受，相信这些栩栩如生的塑像和纷繁华美的壁画一定会让他毕生难忘。
当商队离开敦煌的时候，季节已经接近隆冬，在将近半年的艰辛旅途之后终于即将到达那个传说中的梦幻之都了。然而沙拉哪里能想到此生他已没有机会见到长安了。
就在这年冬天，一个有着一半粟特血统的唐帝国将领谋划了一场叛乱玄宗皇帝因此紧急召回了所有驻守西北的军队。沙拉的商队还没有走远便被纷乱的军队赶回了敦煌。
那个反叛的将领名叫安禄山，他策划的这场**被后世称为安史之乱。在粟特语中，禄山是光明的意思。就是这个以光明作为名字的粟特人，给丝绸之路带来的却是长达一个世纪的黑暗，敦煌通往长安的道路被阻隔。终其一生沙拉也没能到达他所憧憬的帝都长安。他和许多粟特人一样在敦煌东边的从化乡定居下来，并按照汉族的习惯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了“康”这个汉姓。
一千年后的敦煌，当年的粟特人早已消失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姓安的、姓康的，姓史的，有很多姓氏里面含着粟特人的姓氏在里面，也能看到他一部分相貌上的一些特征。但是他的民族特征和语言特征全部消失了，这是历史的语言。但是，粟特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我想这是长存的。”
安史之乱后，帮助唐帝国平定叛乱的回鹘人逐渐取代了粟特人，成为这条贸易大动脉上新的主人。他们又将贸易活动持续了近百年，直至被后来兴起的海上贸易所逐渐取代。此后的敦煌，随着这种变化而由繁荣走向沉寂。直到上世纪初的发现，那些深埋在沙尘中的故事才又重新开始变得鲜活起来。
在敦煌烽燧发现的斯坦因的这八封信件中，还有这样一封与商业完全无关的家信，一千六百年过去了，它依然能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
这是一位名叫米薇的粟特女子写给丈夫的，在被经商的丈夫遗弃后，她和女儿滞留在敦煌。“眼下这种凄惨的生活让我觉得我已经死了，我一次又一次得给你写信，但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哪怕一封回信，我对你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我所有的不幸就是：为了你，我在敦煌等待了三年。”从这张浸满岁月痕迹的纸张上，我们究竟能看到什么？是怨恨，是对不幸的悲叹，还是充满希望的等待。敦煌总会在某些时候给你一些感动和吸引，直到今天。
第八集《舞梦敦煌》
这是一群年轻时尚的孩子，她们在学习着一种有着三道弯特色的舞蹈，熟悉它的人们会知道这与敦煌壁画中S型舞蹈造型异常相似。这样一群从小听流行音乐长大的孩子怎么会去学习这些早已失传的舞蹈呢？
也许她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但一定有些梦想是跟敦煌有关的。
“多年以来，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大漠深处，一个女子向我隐隐走来，她像是千年前的舞者，时空中的精灵，从大漠深处石窟里千秋寂寞的壁画中坠入尘世，悠然起舞，如花绽放，盛开在寂静的沙漠里。带我渐渐穿越时间的沙粒，靠近那悠远的舞梦„„”
这是一个奇妙的时空隧道。置身其中，千余年前人们的生活、信仰、娱乐，扑面而来，恍若隔世。那时候，音乐、舞蹈占据着他们生活的重要位置。在敦煌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乐舞造型几乎处处可见。而在这许多的舞蹈形象中，又以飞天为数最多，据统计敦煌壁画中有大大小小的飞天总计四千五百余身。他们当中年纪最老的飞天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岁了，而最年轻的飞天也有将近六百岁。他们究竟是上千年前的舞者，还是极乐世界的天女，又或是画工们妙手偶得的创造？这天衣飞扬满壁风洞的神韵，留给后世一个个谜题。
在无数关于乐舞的历史文献中，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乐舞伎人的完整故事，在敦煌学者的指导下我们虚拟了歌舞伎程佛儿。她的原型是成千上万个教坊舞伎和民间艺伎，她将带我们走近那段封尘的历史。
程佛儿，祖籍敦煌，天宝年间长安教坊舞伎。公元755年，皇宫里普通的一天。这一天的华清池如往常一样歌舞升平,大唐帝国从明皇即位以后，承平日久，这样的宫廷舞会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当时胡姬遍布长安城，这些高鼻梁深眼窝的异域歌舞伎给中原带来了无限柔情的浪漫。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有一种疾转如飞的胡旋舞，是西域康国人的拿手好戏。表演者在一块小圆毯上飞速旋转到衣带飞扬，但决不能转出小圆毯之外。据说这种舞蹈传到宫廷也成了安禄山的看家本领，他总是能让自己肥
硕的身体飞快旋转如一只陀螺„„
唐朝,上至帝侯王妃下至黎民百姓，音乐舞蹈好像他们共通的语言，也正是因为渗入到了空气中的自由开放，使得异域歌舞和中原乐舞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造就了音乐歌舞的黄金时代，也练就了程佛儿一身的舞林绝技。
当整个大唐王国都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时，那个善于跳胡旋舞的安禄山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当安禄山带着叛军来到时，唐明皇不得不带着心爱的贵妃逃跑了。混乱中程佛儿寻找着逃跑的机会。皇宫，这个曾经歌舞升平的家，也离程佛儿越来越远了。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敦煌。
在唐朝，敦煌是个香火旺盛的佛教圣地。在距离敦煌城外东南方约25公里处，有许多洞窟佛寺，是著名的莫高窟千佛洞。每天到这里来拜佛的人络绎不绝，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定期去莫高窟礼拜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佛教经典《妙法莲华经》记载了世俗的人们供养佛祖的十种方式，第九种是伎乐供养。伎乐指的是佛国世界唱歌跳舞的菩萨，他们用音乐、舞蹈来供奉极乐世界的佛祖，所以，我们能够在敦煌壁画中见到无数这样灵动的舞蹈形象。
这是一个个脱胎于敦煌壁画的静止舞姿，用线描图的方式记录下了舞伎们灵动的瞬间。她们出自于当时中国艺术研究所一个叫吴曼英的专家之手。那是1977年的6月，中国艺术研究所组织的一个舞蹈研究小组前往大西北，是为了在沉睡千年的壁画中寻找舞蹈形象。
这是五位专家和常书鸿夫妇留下的唯一合影。
“太惊讶了，我们真觉得要喊敦煌万岁，就是一个音乐舞蹈博物馆，每一个洞窟几乎都有音乐和舞蹈。啊，我们简直是目不暇给吧。”
1977年夏天的这次采风，揭开了敦煌乐舞壁画的神秘面纱。这些沉睡了千年的寂静生命一定没有想到，千年后他们会从石壁上一跃而下，成了后世人们遥想盛世舞蹈的珍贵蓝本。
现在距今最久远的乐舞壁画已经有一千六百多年。时空的隧道中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它们都经历了什么，战火、兵患、风雨，太多的伤痕太多的斑驳色彩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个因战乱出逃的教坊舞伎程佛儿。
此刻她踏上了回家的路，从长安到敦煌将近两千公里的行程，对于孤身一人的程佛儿来说即使一刻不停地行走，也需要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回乡的路上，程佛儿遇见一路西来的粟特商队，他们将西方的毛皮变卖到中原。但是战乱也阻断了他们的行程，长安对于他们来说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
这一天她遇见了几个敦煌的老乡，同是孤身在外的旅人，程佛儿向他们讲述起曾经宫廷里欢歌起舞的生活。很小的时候，程佛儿被选入教坊，这里是皇帝培养乐舞人才的学校，从各地选取平民家的女子进入教坊，主要学习琵琶、三弦、箜篌等乐器和当时流行的歌舞。“教坊的人呢，和太常寺不一样，太常寺管祭祀、国家大典。宴乐、宴享娱乐的这种精美的舞蹈，精美的音乐就在教坊，以唐玄宗在的时候教坊最兴盛，人也多。”
这是一幅有关宫廷乐舞生活的缩影图，对唐代宫廷乐队的演奏规模方式、乐工的服装发式描绘得很传神。通过这样一幅壁画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出唐代恢弘的宫廷演奏。
而在载歌载舞的宫廷演奏中，玄宗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观音，更多的时候也是热情的参与者。传说，他打得一手漂亮的羯鼓，还熟知音律，是名副其实的风流天子。
这是奥运会赛场上的盛装舞步，要训练出这样会跳舞的马必须要专业的驯马师，至少花费六七年的时间。而唐玄宗就曾经饲养过这样的马。
这是陕西出土的舞马衔杯纹鎏金银壶，真实再现了盛大庆典时舞马口衔酒杯跪拜在地向皇帝祝寿的情景。“安史之乱的时候，好多舞马都跑到人家家里去了，等到音乐一响，这些马就老蹦跶蹦跶跳。他们就奇怪说是中了邪了，后来发现不是，是它从前经过训练，一听音乐它就会蹦起来，安音乐踏节奏。”
到底是空前繁盛的大唐王朝，而程佛儿就恰恰经历了这样辉煌的时代。公孙大娘也是全国尽人皆知的舞蹈明星，她把舞剑的技法融入了舞蹈，发明了剑器浑脱舞，而她为表演这舞蹈所设计的美丽军装也是当时很多贵族女子最喜爱的时装。
能不能从这样的字体里感受到一种气势，据说这是唐代书法家怀素从公孙大娘的舞蹈中得到了灵感。台湾舞蹈家林怀民又依据这样的字体编创了类似于狂草的舞蹈。
文化总是这样奇妙，莫高窟的壁画，盛唐怀素的书法，公孙大娘的剑器舞，2006年林怀民的狂草舞，隔着遥远的时空竟然拥有如此相同的神韵气质。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舞蹈教学已经非常完善了，甚至为了方便舞蹈的学习和流传还有专门记录舞蹈动作的舞谱。
纪录片河西走廊解说词 篇3
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里气氛不同寻常。—个使团即将出征。
朝廷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
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他们都很年轻——刘彻19岁。张骞27岁。
对于距今21前的这个帝国来说，
“西域”，无疑是个风险重重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张骞一定知道，西去的路上必定充满艰辛和不测。
但他无法知道的是，当他转身的那一刻，这次起伏跌宕、险象环生的出行就将注定被载入史册。
而河西走廊，也将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西北至东南走向的省级行政区划。
甘肃省，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形状犹如一支如意，它的中段，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
这条通道东西长约12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
因为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于是被人们称作——“河西走廊”。
它的形成，源于数亿年前的一次地壳剧变。
欧亚板块因为印度次大陆板块的撞击而缓慢隆起，形成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庞大的地质构造体系：青藏高原。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弧形山脉被顶推隆起，这，就是祁连山。在祁连山脉的北麓自然形成了这条咽喉般的狭长走廊。它南北沟通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东西连接着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
青藏高原的隆起，切断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使西北地区形成了大片的戈壁荒漠。但幸运的是，在来自太平洋季风的吹拂下，丰沛的山区降雨使祁连山成为伸入西北的一座湿岛。祁连山脉覆盖的积雪和史前冰川融化，形成了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河水奔涌而下，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河西走廊。在黑河的东西两侧是石羊河和疏勒河，这三大水系滋养了片片绿洲，成为孕育生命的摇篮。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后来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注定要从这里穿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宏图大梦。对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为辽阔的西部是他们不变的梦想。
茶马古道纪录片解说词 篇4
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公元1403年1月23日，中国农历癸未年的元月一日。这一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依然延续着自古以来的传统，度过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农历元旦。
这一年，人们收到的类似今天的贺年卡上，不再有建文的年号了。建文帝4年的统治，在一场史称靖难之变的战争后，成为了往事。
公元1403年的大年初一，大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正式启用永乐作为自己的年号。这一年为永乐元年。年号的更替，随之带来的将是这个王朝的更多变化。
永乐元年，明朝的首都在今天中国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自东汉时代起就被认为有王者之气。明太祖朱元璋将都城定在这里，并集中国两千年宫殿建筑之精华，建造了皇家宫殿。今天这座宫殿仅留下了这些遗址，但仍不失当年的气魄。
而此时的北京城在大明的版图上，还是朝廷的一个布政司，叫做北平。这里人烟稀少。朱棣11岁时被封为燕王，他和他的旧部们熟悉这里，对这个地方充满着感情。
永乐元年的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朱棣按祖制祭祀完天地回到皇宫。当君臣们相聚一堂时，一个叫李至刚的礼部尚书，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以为北平这个地方，是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应该遵循太祖高皇帝，另设一个都城的制度，把北平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
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皇帝，用这样一道圣旨昭示天下，表达自己治理天下的理念。
从目前看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元1403年的朱棣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而不安的气氛中。作为一个从侄儿手中夺取皇权，刚登大极的皇帝，他面临太多棘手的问题。对反对他的建文帝旧臣的杀戮仍在继续。
杀了很多人以后，朱棣感到十分不安。他也曾询问身边的一位大臣茹常，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
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攻入南京城时，他的侄儿建文帝就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尽管他按天子礼仪，给这位侄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被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真正的建文帝，很可能已经逃亡在外。这件事成为朱棣最大的一块心病。
之后有一天上朝时，朱棣差点被御史大夫景清刺杀。
此事之后，朱棣在南京城里经常做恶梦。他或许更加强烈地开始怀念他的故地北京。
站在南京皇宫的遗迹中，我们不难想像，曾经在北方生活多年的永乐皇帝，可能越来越不喜欢住在南京。他开始谋划将第一京都迁往北京的行动。
很快当年的5月份，在一次临朝时，他对大臣们说，北京是我旧时的封国。有国社国稷，将实施国都的礼治。然而皇上的建议，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从那以后，朱棣谨慎了很多，他开始以迂回而秘密的方式，为迁都进行系统而缜密的准备。
公元1403年，由北平刚刚改称为北京的城市里，突然多了很多来自江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得到朝廷的应允，迁至北京，即可获得五年免缴税赋的优待条件。这些人普遍比较富有，很快便在北京做起他们以往在南方所经营的生意。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很多农民开始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
当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涌向北京时，在距北京万里之遥的西北草原上，蒙古帖木儿大汗指挥的铁骑大军，已经向中原开拔。大明朝的北方又面临着威胁。
然而正当永乐皇帝，准备布防迎战时，帖木儿却突然在行军途中病故。一场大战消于无形。
公元1405年6月，东南风吹起的时候，郑和受永乐皇帝的派遣率一支船队作远洋航行。带着永乐皇帝，向世界展现大明国威的使命驶向茫茫的海洋。据说这次航行，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公元1406年8月，当郑和的舰队浩荡行进时，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让朱棣高兴的事。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是出于永乐皇帝本人的暗中授意，还是大臣们自己揣摩上意的结果。总之在这一天的朝堂上，以丘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永乐皇帝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于是一场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序幕。
永乐皇帝开始派他的心腹亲信们奔赴全国各地，为这项巨大工程做准备。他们中有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师逵、户部左侍郎古朴。
这些人即将去往的地方，是四川湖广等地的群山峻岭。他们这次要去开采的是楠木。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那里常常有虎豹蛇蟒的出没。官员和百姓们冒着危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丢失了性命。后世有人用“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的代价。
这里是今天紫禁城太和殿的内景，当年那些被砍伐的楠木，就是被用来制作这些柱子的。那些永乐时期巨大的楠木，在太和殿里早已难见踪影，这些巨大的柱子，是后来清朝由松木拼凑而成的。
这是公元2004年6月，故宫大修进行的一次运木工程。这些巨大的木材，通过现代的运输工具运到故宫，也是一项庞杂而艰巨的工作。
那么500年前，比这些木材巨大数倍的楠木，又是怎么运到紫禁城里的呢？
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这样向皇帝描述了一次大木出山的传奇情景。有一天山洪暴发，一株大木顺流而下。遇有巨石拦路，大木发出像雷鸣一样的巨响，撞击巨石。巨石裂开大木完好无缺。后来永乐皇帝将发生这一故事的那座大山封为神木山。
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更多的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北京。
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而进行的采木工作，据说持续了整整13年。然而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也很艰辛。我们在保和殿后，看到了这块故宫中最大的丹陛石。它是在明代，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而这样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运到这里来的呢？
据历史记载，这些石头都来自于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这里从明清两代跨越600年，直到现在还在生产汉白玉石头。我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二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
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
在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中，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人，只有极少的几个。那些当年为这座宫殿付出辛劳的工匠，据说超过百万之多。他们中也不乏幸运者，有两个来自山西的工匠王顺、胡良。永乐皇帝视察工地的一天，看到他们的彩绘。皇帝扶着王顺的肩膀，对他称赞不已。
泰宁侯陈珪，公元1406年被任命为改造建设北京城及宫殿的总指挥。永乐皇帝在写给陈珪的一封诏书里说：“要善待工地上的军人和民工，饮食和作息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你们要体谅我爱惜百姓的想法”陈珪一直在北京监工，直到公元1419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
据历史记载，在参与这项工程的能工巧匠中，以老木匠金珩为首的二十多人被同时提升为营缮所丞。而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像负责石料制作的陆祥、负责工艺的蔡信，也都被历史记载了下来。
这里是现在北京的中南海。在600多年前，紫禁城尚未建成之时，朱棣的燕王府和紫禁城完工前的临时宫殿，就在这一区域的西北。
公元1409年，朱棣以巡狩的名义住在这里。从公元1409年至宫殿建成后的公元1421年，他在北京度过了5年又8个月。这使得大明朝的决策、军事和行政系统逐渐北移。跟随朱棣来到北京的一个叫王绂的画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燕京八景图》，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时候北京的美景和风情。那个时期，北京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移民军户对郊区的屯田垦荒，使北京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北京对于这个王朝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
从公元1410年到公元1414年，朱棣以北京为根据地，两次跨过长城御驾亲征，击败了多年来威胁北京的蒙古部落。在一次胜利后，他检阅了所带领的庞大军队。
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合的。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
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
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疏，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及参议陈祚被朱棣谪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
公元1416年十一月的一天，朱棣突然诏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朱棣多年处心积虑的迁都欲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意。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
这是公元2005年4月10日的清晨，在故宫博物院的宫墙内出现了这样一群工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就是对这座宫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大修将持续19年。
在将近600年前，同样在这块地方，曾经一次性的汇集了十万名工匠，开始修建这座宫殿。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
今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建造这座宫殿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曾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记载在《明实录》上有这样的几句话“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是成。”在公元1419年，关于这座宫殿的建设只能用文字记录。
而今天，我们却有幸能用摄像机记录这些影像。从这些大修的场景中，我们隐约可以捕捉到，当年修建这座宫殿的一些印记。
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不得不对历史的记载产生一些疑惑。我们同样在《明实录》上看到这样的记载:“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在今天一些研究者以此为据认为，紫禁城是自永乐十五年，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建成。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此浩大的工程8000多座房子，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用三年半的时间建成的。但是无论有怎样的争论，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工程方法，却一直未有大的变化。虽然距紫禁城建成已经将近六百年，但是今天工匠们使用的建筑方法依然延续着那时的工艺。这些传统的工艺，在清代被人们概括为八大作。即木作、瓦作、石作、扎材作、土作、油漆作、彩画作、糊裱作。我们今天在镜头中所展示的工艺是在这次大修中所运用的。它和约六百年前明朝工匠所运用的手法，几乎是一样的。
在公元1420年，这座宫殿终于建成了。它是在元大都皇宫旧址上诞生的。那个元大都曾十分著名的延春阁被景山所取代，而整个宫殿建筑群由北往南延伸座落在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成为这个王朝新的神圣之地。
这里的砖瓦木石，这里的色彩，这里的空间布局，都昭示着中国人曾经的文明意志和理念。从此这里开始历经24位皇帝和众多嫔妃皇子们的悲喜人生。开始上演中国历史中许多精彩的瞬间。
公元1421年，在宫殿刚刚建成之后，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元旦。这一天，朱棣在新落成的宫殿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他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朱棣和大臣们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所振奋与鼓舞。
不久春天到来了。那些曾经终年在北京服役的工匠民夫和军人们，甚至还有那些大牢中的犯人们，皇帝减赋免役大赦天下的诏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据说宫殿盖好之后，意得志满的永乐皇帝把一位会推算未来的姓胡的官员找来，让他算一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胡回答说：“明年四月初八宫殿会发生火灾”永乐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并表示到时候若不着火就杀你人头。谁都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大家都沉浸在新宫殿建成后的喜悦之中。也就是在这时，永乐帝派郑和第六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
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三大殿大火突然升起真的被雷火击中了。朱棣到底有没有找官员测算新宫殿的未来，在历史上无法考证。那个胡姓官员预测的故事，基本可确立为是一种传说。而在《明史》上关于这次火灾的正确记载是这样的：“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言简意赅无更多笔墨。
永乐皇帝用近二十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只存在了三个月，就毁于天火。这对朱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痛惜宫殿的被毁之外，更令他痛苦的是对自身的怀疑。朱棣敕谕文武群臣说：“奉天等三殿灾，我心惶惧，莫知所措。如果我的作为果真有不当之处，大家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好让我有改过的机会，以回天意。” 下诏求言引发了官员们的激烈反应。一部分人都抓住这个机会指责朱棣好大喜功，指陈他迁都北京是错误决策。接着，处于惊恐与愤怒矛盾中的永乐皇帝，让大臣们跪在午门前相互辩论，还处死了一位指责他的官员。
不久之后，朱棣致力消除边患发动第六次北征蒙古的行动。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戎马一生的他居然从马上摔了下来，终于在北征蒙古的途中他在榆木川走向生命的尽头。
毁于天火的大明宫殿三大殿，在永乐时代没有再进行重修工作。之后的二十年中，曾经辉煌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是一片焦黑的废墟。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这位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孩子十分崇拜他的曾祖父朱棣，他一登上皇位就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
这一年的秋天，朱祁镇下诏“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又过了五年，他正式下诏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下诏当日工程就正式动工。
一年半之后，拖延了十几年的重建工作完成了。
一切尘埃落定。紫禁城又完好如初，一道圣旨又昭告了天下。
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然而紫禁城在重新建好后，又将面对数百年中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和重建，它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第二集 盛世的屋脊
惊心动魄的战争已见分晓。改朝换代正在进行。
公元1644年农历8月，在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陪同下，一个六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从盛京老家向北京进发。男孩名叫福临，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北京的新家：紫禁城。
对于六岁的顺治皇帝来说，这座他前所未见的高大城门，一定给他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象。
这是紫禁城最大的门，有37.95米高。
按照中国的阴阳学说，正北叫子，正南叫午，所以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南端的这座城门，叫作“午门”.穿过午门，紫禁城的真容出现在顺治皇帝的眼前。
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而对这座宫殿的占有，也将是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象征。
深红色的宫墙和金黄色的琉璃瓦是这座宫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这绵延一片的红色和金色也使紫禁城与周边的建筑完全区分开来。
紫禁城的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处理朝政和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称为前朝。后半部分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的生活场所，称为内廷。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晋宏逵：
紫禁城的总体部署就是这样，用若干条纵深的轴线来安排这么多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都是用院落的形式来展开的。每个院落当中都有成组的建筑。每栋建筑相互之间都是有主有从，有正有配，它就是这样用建筑的手段，来表达封建社会、封建礼制所表达的那种等级和秩序。
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紫微宫一共是一万间，而人间的紫禁城一直流传着宫殿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说法。事实上，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紫禁城一直在变化着。根据1973年故宫专家的调查，紫禁城现有的宫殿是八千七百零四间。
有人认为，当年顺治帝初次见到的紫禁城也许并不完整，因为比他早几个月进京的摄政王多尔衮，在给顺治皇帝的奏报中写道：李自成烧毁宫殿后逃走。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李燮平：
李自成确实放火了，那整个紫禁城受到什么损坏了，这实际上清代人自己有一个定位。乾隆朝修订的《日下旧闻考》就明确说过紫禁城宫殿是因胜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紫禁城的修缮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就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紫禁城宫殿没像传说的那样因为李自成而受到那么大规模的破坏。
据《清实录》记载，六岁的顺治皇帝是在皇极门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登的极。
顺治二年，中轴线上的宫殿被一一修复，重新命名。这是改朝换代在建筑上最直接的体现。皇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为中和殿，建极殿改名为保和殿，对于当时尚不稳固的新政权来说，一个和字，包含了他们对天下和平、君民和谐的未来，最迫切的期盼。
从此，紫禁城的匾额上出现了满文。
顺治皇帝没能等到他所盼望的和平盛世的到来，就在二十四岁时离开了人世。这一年是公元1661年。
十八年之后，一个寒冷的冬夜。太和殿西侧的御膳房突然燃起了火光，大火一路蔓延，两小时后烧着了太和殿。几天后，引起这次火灾的六名太监被处以绞刑。此后太和殿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却始终是废墟一片。
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康熙皇帝，在残缺的紫禁城中忙于指挥各地征战、稳定统治。十六年间，他相继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还打败了入侵的沙俄，签订了清王朝对外的惟一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
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天下太平。此时的康熙皇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重建太和殿了。
但是这次修复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太和殿上一次重建是在明朝天启年间，此时已经过去六十九年，人们不知道太和殿确切的建筑比例与数据。当时，爱读书的康熙皇帝亲自查遍书籍，结果令他非常失望。
一位叫梁九的人令这件事情有了重大转机。当时已年逾古稀的梁九，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工部,已经在工部工作了四十多年。
根据《梁九传》记载，当时梁九按照十比一的比例，做了一个太和殿的木模型，就靠对这座模型组件的放大制作，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令人称奇的是放大出来的每一个木件安装上去都能严丝合缝，分毫不差。
让后人感到幸运的是，康熙三十四年这次重建太和殿的所有材料以及尺寸被详细记载在《太和殿纪事》这本书当中，这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惟一一份详细纪录。对于今天即将进行的太和殿大修，这本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熙三十六年，太和殿落成，盛大的落成仪式正在进行。这不仅是一座宫殿的庆典，更昭示着一个新的盛世的开端。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
坐落在八米多高的汉白玉三台上的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紫禁城整体建筑乐章的高潮部分。它的一切设计，都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烘托到极致。
太和殿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
太和殿也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麽大。它的长宽比例正好是九比五，代表着九五之尊。
太和殿与身后的中和殿、保和殿一起构成前朝的主体，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大殿。
紫禁城的建筑很多地方都与九这个数字有关，九为最大，体现至尊的含义。像大门上的九排九路门钉，房檐上的九个走兽等等。
然而，对于太和殿来说，连最大数字九都不足以表达它的尊贵，因此，在它的屋顶上出现了十个走兽。多出来的这一个叫行什，在中国所有古建筑中仅此一例。
太和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
在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大殿里，布置却相当简单。
在基台的烘托下，皇帝的宝座是惟一的主角。目光所及之处，皇权的威严辐射到每一个角落。
太和殿一共有七十二根大柱子，围绕着宝座的六根被贴上黄金，每根柱子上都有一条巨龙，这是皇权的象征。
从这六根金柱当中向上望去，藻井上有一条蟠龙，蟠龙嘴里倒垂下来的宝珠又叫做“轩辕镜”。
康熙皇帝对太和殿的这次重新修建，改变了它原有的九开间形制，变成了十一开间。可以说，这是此次重修中最为实用的改造。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 周苏琴：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的时候，考虑到防火的因素，所以就把木构的斜廊改成砖墙了，同时把太和殿两边的游廊改成了夹室，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面阔十一间的格局。实际上还是没有改变原来这个面阔九间周围廊的格局。
2004年6月，故宫大修前的勘查进入到了太和殿的屋顶内部，我们也跟随他们进行了拍摄。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的粱架。
而脊檩的彩画是康熙三十四重建时绘制的，它是彩画中最高等级的和玺彩画，距今已经三百多年。
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在这里还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物品。
它在太和殿顶部最中心的位置，位于藻井的正上方。
这就是雍正皇帝命人安放在这里的符板。
我们在收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皇宫档案中发现了这样一段内容：雍正九年，八月十二日，雍正皇帝命人把三份符板分别安放在养心殿、太和殿和乾清宫。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 李国荣：
安放符板呢，本来是古代建筑中，风水学中很讲究的一个内容，为的是镇宅、避邪、保佑平安。雍正（皇帝）的这几块符板呢，除了传统的道教八卦图外还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咒语，这反映了他是诸教为我所用，来保佑他的平安。
雍正皇帝放置符板的举动，无疑明确了太和殿、乾清宫和养心殿这三处宫殿，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地方，而除太和殿外，其余两个宫殿都在皇宫的内廷。
和前朝相对，紫禁城后半部分统称内廷，它包括皇帝皇后居住的后三宫，妃子们居住的东西六宫和皇子们生活的乾东西五所。至此，紫禁城建筑的乐章从阳刚的高潮乐段进入阴柔的慢板。
乾清宫与坤宁宫和交泰殿合称为后三宫。
乾清宫，在雍正皇帝以前一直是皇帝的寝宫。同为皇帝使用的宫殿，它比前朝的太和殿低十一米，面积小一千多平方米，置身其中，人的感觉会松驰许多。
明代时乾清宫有后暖阁九间，分上下两层，类似今天的复式建筑，上下共布置了二十七张床，皇帝可以任意选择。清朝时，东西暖阁改成了书房。
在明代，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到了清朝，这座宫殿的室内装修有了很大改变，成为中轴线上最具有满族特色的宫殿。
它室内贯通，西、北、南三面都有火炕。西大炕供朝祭神位，北炕供夕祭神位, 东北角是祭祀时煮肉用的厨房。这种布局来源于满族民间“口袋房”、“万字炕”的居住习俗。
从坤宁宫东暖阁悬挂的这则坤宁宫铭上可以看出，坤宁宫的布置是依据入关前沈阳故宫中皇后居住的清宁宫照搬而来的。
除了皇后，在后宫中，还有很多当朝皇帝的嫔妃，她们就住在后三宫两旁的宫殿里，这些宫殿总称为东西六宫。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王子林：
东西六宫它取自于《周礼》的六寝六宫制度，但是它更多的是融入了自汉代以来所形成的《周易》阴阳哲学思想，它的建筑布局从平面上看是一个坤卦的卦象，象征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居住的是妃子。其功能呢可以从宫殿的命名上反映出来。比如说承乾宫，为什么叫承乾宫呢？就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妃子要顺承皇帝，所以说东西六宫的建筑它体现的是三纲五常，特别是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思想。
东西六宫的建筑形制比后三宫低很多，体现了居住在这里的嫔妃的从属地位。
这是雍正皇帝命人绘制的美人图。每一个皇帝都希望龙脉延续，子孙繁盛，从而使王朝兴旺，江山永固。
公元1856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她就是后来统治中国四十八年的慈禧太后。
储秀宫是她刚入宫时的居所，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装饰，已经是在她五十大寿时，花费六十三万两白银重新修缮布置过的了。
兰花，中国古人认为它有王者之香，又有生育男孩的象征，它与寿石组合的图案寓意为宜男宜寿，所以储秀宫的隔扇大量采用了这种绘画。
也许是巧合，慈禧太后刚入宫时被封为兰贵人，不久就生下后来的同治皇帝。母以子贵，随着地位逐渐显赫，她的寝宫装饰也奢华起来，在储秀宫的庭院陈设中还出现了龙，这也是东西六宫中惟一的例子。
内廷中的养心殿在雍正皇帝之前，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宫殿。
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并没有按惯例住进乾清宫，他表示：父亲康熙皇帝在乾清宫居住了六十多年，自己实在不忍心再住进去，决定移居月华门外的养心殿，并要求将殿内略微修缮，一定要朴素。
雍正皇帝的这个决定，使紫禁城内廷的格局出现了变化。从此，养心殿在紫禁城里越来越重要。
养心殿地位骤然上升之后，并没能一直朴素下去，配套装修很快跟了上来。在紫禁城中，采光好坏是衡量宫殿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改善养心殿的采光，它成为紫禁城中第一个装上玻璃的宫殿。雍正元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 木作》记载 “ 十月初一日 , 有谕旨 , 养心殿后寝宫，穿堂北边东西窗安玻璃二块 "。
当时，玻璃是非常稀罕的物件，全部依靠海外进口。
养心殿的位置靠近前朝，它将皇帝的休息和办公场所合二为一。这座宫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皇帝在这里休息，若要处理政务时，只要穿过这条甬道，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来到前殿办公，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从雍正皇帝开始，到清王朝灭亡，清朝有八个皇帝把养心殿作为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印记。
一座小小的宫殿见证了一个王朝从盛到衰的历史。
在等级森严、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中，有一片风格迥异的建筑透露出一份灵动和浪漫的气息。这就是宁寿宫花园，人们俗称乾隆花园，它是生性潇洒喜好游历的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
这个花园建在紫禁城的东北角。狭隘细长，曲径通幽，四个院落相连，风景各不相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最为欣赏的江南美景尽收园内。
花园中还处处显示出汉族传统文化对乾隆皇帝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褉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
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修褉赏乐”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褉赏亭”。
花园中还有一个建筑叫“三友轩”，室内以松，竹，梅装饰, 松木刚劲而挺拔 , 腊梅 凌寒而开放 , 翠竹杆直而心虚 , 三者皆处严寒而不谢 , 所以被称为岁寒三友 , 古代文人以这三种植物比拟人品的刚直、高洁。乾隆皇帝不仅借三友轩表现自己的儒雅，更重要的是传达出清朝皇帝与汉族知识分子思想融合的一种态度。
乾隆花园的修建只是一个庞大的建设工程中的一小部分。
自康熙朝以来，经过七十多年的治理，到乾隆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综合国力达到巅峰。
乾隆皇帝开始对紫禁城进行了自1420年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工程是和政治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的。
第一个就是对乾西二所及周围区域的改造。
乾西二所是乾隆皇帝作皇子时候的居所。为什么他要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呢？这还要从皇帝的立储制度说起。
雍正皇帝之前，皇太子的确立往往伴随着激烈而血腥的宫廷斗争，所以雍正皇帝便改用了秘密建储的方式，他亲笔写下两份确定皇位继承人的诏书，一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另一封由他随身携带。皇帝在世时秘而不宣，等皇帝死后，两相对照无误，才能对外公布，迎立新君。
乾隆皇帝作为秘密建储制上台的第一个皇帝，没有享受过一天太子的待遇，因此他要把自己的故居乾西二所地位升格，由所改为宫，不再让其他人居住，以此强调他继承皇位的正统。
重新整修后，这个三进小院的主体建筑被重新命名，分别叫作崇敬殿、重华宫和翠云馆，习惯上统称重华宫，重华宫的名字来自汉族大臣张庭玉的提议。重华是指远古时期圣明君主“舜”，对汉文化颇为精通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乾西二所改造完成以后，周围的几座宫室也随之进行了改造，成为重华宫的附属配套设施：东边的乾西一所改为漱芳斋，室内建造了一个小戏台，取名“风雅存”，供皇帝观赏一些小戏时使用，在院内还添加了一座大戏台。它们是紫禁城中最早出现的戏台。
即位之后的乾隆皇帝虽然已经移居养心殿，但他一直把舒适的重华宫当作与家人、密臣欢聚的场所。
信奉藏传佛教的乾隆皇帝，还在重华宫的西南部修建了紫禁城里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雨花阁。藏传佛教从元代进入皇宫，到清代发展到顶峰。雨花阁的修建，除了满足皇帝个人礼佛的需要，更重要的作用是以宗教信仰联络中国边疆地区的蒙藏各部，加强民族融合，以巩固国家的统一。
紫禁城改造中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工程是修建宁寿宫。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宣布：为了不超过在位六十一年的祖父康熙皇帝，他将在执政六十年的时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皇位交接方式的这一改变，意味着紫禁城中将首次出现退休的皇帝。
宁寿宫，就是为乾隆皇帝退休准备的养老之所。作为太上皇的宫殿，宁寿宫的级别不亚于皇帝的居所。它也分为前朝和内廷，各种配套设施样样俱全。这几乎就是一个微缩的紫禁城。宁寿宫的造价达到一百三十多万两白银。仅宁寿门前的这对镀金铜狮，就用了黄金三百三十四两。
为当朝的皇上建造退休的宫殿，无疑是最受重视的工程，工部集中了全国顶尖的能工巧匠。这其中有一个雷姓建筑设计世家。
这是他们绘制的长达五米多的紫禁城中轴线大清门到坤宁宫的全部建筑的外观图样，上面清楚地标注着各个建筑的名称和它们之间地距离，数据精确到了寸。
从康熙年间开始，这个家族前后延续二百多年，一直从事皇家建筑的设计工作，他们主持修缮设计的作品中光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故宫、颐和园，天坛等等。
这个祖孙七代的设计世家又被称作“样式雷”家族。
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采用文字说明、图纸和烫样三者结合的方式。所谓烫样，就是立体的设计模型。它是中国古建筑设计中特有的产物。现在，故宫依旧保留着当年雷氏家族制作的烫样。
烫样用硬纸板、秫秸和木头等粘贴制做而成。模型制成之后，需要用小烙铁将细节部分烫平，故名烫样。
这是清朝晚期雷氏家族为紫禁城长春宫设计的烫样，在夏季长春宫院内建有一个巨大的凉棚。在烫样的相关部位，都有具体的文字说明和建筑尺寸。经过一层层展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当时的烫样主要是为给皇上御览而制作的。皇帝的意志是决定宫殿建造最终的依据。
豪华、气派号称小紫禁城的宁寿宫完工之后，乾隆皇帝一天也没有住过，他在退位后，依然住在养心殿内控制着朝政，直到公元1799年，他八十九岁时去世。
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改建和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而在紫禁城中演绎的历史，还将波澜壮阔地延续下去。
第三集 礼仪天下
在进入故宫的四座大门中，东华门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它的门钉只有8行，有别于其他三座门的9行。
这一细微的差别，400多年前，曾经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
公元1521年3月，明武宗驾崩，武宗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于是，皇太后决定，湖北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但是，朱厚熜行进到北京宣武门外，忽然止步不前了。
面对皇帝宝座，朱厚熜究竟有什么疑虑呢？
起因在于礼部拟定的继位礼仪：朱厚熜应由东华门入紫禁城，先到文华殿，追认皇太子的身份，然后再继承皇位。
门钉少了一行的东华门在等级上低于午门，神武门，也低于西华门。在紫禁城的设计中，这座大门临近太子的宫区——文华殿，是太子出入紫禁城的通道。皇帝本人，几乎不走东华门。
固执的朱厚熜拒绝了礼部的要求。这位继承人坚持：“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我是来当皇帝的，怎么能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宫呢？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皇太后妥协了：皇位不可久虚，百官即日于城外上表劝进。
4月28日正午，朱厚熜如愿由大明门正中御路进宫继位，年号嘉靖。这场牵动朝野的礼仪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场较量中，大臣敢于与即将继位的皇帝抗衡，而朱厚熜也甘愿冒着失去皇位的危险固执己见，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一套礼仪程序吗？
在礼仪之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公元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24岁的顺治皇帝去世。在弥留之际，口授遗诏，将皇位传给八岁的儿子玄烨。
两天后，正月初九，是玄烨登极的日子。
登极大典是紫禁城最重要的仪式，500多年只有20多次，真实的场景只有亲历者才能见到，却最能引发后人的无限想象。
这将是清入关后紫禁城举行的第二场登极大典。
当年顺治登极，正是明朝灭亡，李自成败退，紫禁城多处损毁，只能一切从简。大典没有按传统在太和殿举行，移到了太和门。
经过十几年征战，经营，当玄烨登极时国家基本稳定，已经可以按典章制度举办一场完备的大典了。
而大典应如何操办？大典程序，卤簿仪仗，人员站位等如何安排？
这是摆在清初礼仪官面前的一道课题。
其实，所有的大典细节，在历代的宫廷文档中，都有明晰的记录。即使改朝换代，除了服饰以外，主要的典礼环节，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对于清代礼仪官来说，明朝遗留的典章制度文献——《明会典》，就是最好的范本。
今天，当我们试图再现清代登极大典的时候，《清会典》也为我们提供了所有重要的线索。
登极大典前，皇帝亲自或者派遣官员先到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向天，地，祖先等通报一番。
典礼的当天，皇家侍卫严密驻守紫禁城各道大门。
天还没亮，王公大臣都已经穿戴朝服，依次进入紫禁城。
太和门外，陈设着皇帝的步辇，太和门屋檐下，陈设着丹陛大乐的乐队。太和殿屋檐下，陈设着中和韶乐的乐队。
太和殿广场东西两侧，陈设着旌旗，伞盖等卤簿仪仗。
太和殿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
大学士会同礼部官员进入太和殿，分别将皇帝登极的诏书，写有贺辞的表文，笔墨纸砚等放置在不同的桌案上。大学士到乾清门取出皇帝玉玺，送到太和殿皇帝宝座正南方的桌案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八岁的玄烨身穿白色孝服，在乾清门内，父亲顺治的灵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把自己即将登极的消息亲口禀告。接着，来到乾清宫侧殿更换皇帝礼服，穿戴整齐后，再到皇太后的宫殿里行三跪九叩礼。这时乾清宫中门垂下帘子，示意先帝的丧事暂停。
天色渐亮，皇帝由乾清门左旁门出，前往中和殿。在中和殿宝座就座，那些即将在典礼中指挥引导的各级官员提前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接下来的仪式中，他们就可以免礼，而专心忙于工作了。
玄烨终于坐到了太和殿宝座上。此后，在这个位置上，他坐了61年。
紫禁城最重要的大典，今天已经难以如实还原。而宫廷绘画中也根本没有登极大典的资料。我们在专家指导下，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有关宫廷其他典礼的画作提取素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情景再现，动画合成的方法拼接而成了康熙登极大典的盛况。
笼罩在先帝丧礼气息中的登极大典，气氛肃穆。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陈设但并不演奏。
而当这些乐器奏响的时候，紫禁城也就迎来了重要的盛典。
对于紫禁城来说，每年都有三个最重大的典礼。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这是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王公大臣，外国使节在这一天向皇帝进献贺辞，其礼仪程序与登极大典相似，气氛却喜庆轻松了许多。
皇帝的生日，古称万寿节，是个全国性的节日。这一天，京城的匠人们用彩画，布匹等将主要街道包装得绚丽多姿，到处歌舞升平。各地文武百官，设置香案，向京城方向行大礼。
冬至，是紫禁城另一个大节日。这一天，北半球太阳角度最低，因而是阳光照射进太和殿最深的一天。在2004年冬至日，我们采用特殊的摄影方法，记录了一年中太和殿最难得一见的景观。在冬至这一天，阳光可以反射到大殿正中的匾额上。
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转枢的日子，这一天之后，阴气渐消，阳气渐长。冬至，皇帝到天坛祭天，第二天就在太和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中国礼制可上溯周代。《周礼 大宗伯之职》将礼仪总括为吉礼，嘉礼，凶礼，军礼，宾礼五类。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礼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作为最高礼仪活动上演地，紫禁城的建筑处处显示了规范礼仪的作用。
试想当年一位第一次步入紫禁城参加大典的外国使节，他走过开阔而漫长的天安门广场，穿过幽深的天安门门洞，午门广场两侧的朝房使通往紫禁城的道路显得狭长。从午门侧门入宫后，眼前豁然开朗，穿越太和门一侧，他忽然看到一片极度开阔的广场，广场尽头是高高在上，金壁辉煌的太和殿。此刻，恐怕在这位使节心中，不得不由衷产生敬畏。
沿着中轴线的御道出入午门，是皇帝和大婚时皇后的特权。但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破例。
一年之际在于春。阳春三月，是一年中孕育希望的季节。而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一生的希望，也是在这个时刻孕育的。
经过层层选拔，一些读书人即将步入紫禁城。
每三年一次的殿试，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关口。事实上，所有有资格步入紫禁城参加殿试的考生，已经在先前的过关斩将中取得了贡士称号。这场在皇宫里举行的考试，会让每个考生感受到成为天子门生的无上光荣。
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份殿试答卷，考生以工整的楷书完成皇帝亲自拟定的考题，在太阳落山前交卷，卷首写有考生的年龄，籍贯，本人，父亲，祖父的名字，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之后严密封存。先由读卷大臣精选出10份最好的，在第三天黎明呈交皇帝亲自审阅，由皇帝决定最终名次。
1790年之前明清两代殿试，都是在太和殿广场露天举行，乾隆年间改在保和殿内举行，以此显示皇帝对于考生的关怀。
殿试后的第五天，是公布成绩的日子，叫做传胪。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找到了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殿试的金榜，当年共有273人参加，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榜上有名，末代状元为刘春霖。
传胪是紫禁城重要的典礼。
康熙六年的状元缪彤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形：”当天天气微寒，五鼓时分，我和各位进士跪在太和殿前等候传胪。前一天已经有传言，某某人是状元，某某人榜眼，某某人探花。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过是跟着参加仪式罢了。传胪开始，上面喊第一甲第一名竟是我，每喊一次名字，就奏乐一番，我怀疑听错了，不敢出列。最后是礼部官拉着我出来。于是，我和榜眼，探花三人，跟随礼部官员捧着黄榜沿着御道，从午门中门出宫。”
这一天，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走过的道路，从午门中门出宫。这一定是天下读书人梦境中最漫长的一段路。
考生们在紫禁城里倍感煎熬和光荣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这是一组表现农民在不同时节辛苦劳作的画绢。有一个中年男人的形象，出现在每一幅画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其实，他叫胤禛，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他的妻子儿女也出现在这组《耕织图》里。
康熙重视农桑天下皆知，这本画册无疑会让父皇很开心。
心计颇深的胤禛在激烈的皇位继承大战中笑到最后，年号雍正。对于农业的关注，并不亚于父亲康熙。
在这本记录雍正皇帝日常活动的起居注里，我们发现即使贵为皇帝，每年也要作一天农民。
这是雍正六年二月中旬，全国农民即将进入耕种时节。18日，城南的先农坛开来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祭祀先农神，是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清代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1700亩农田，在祭祀完毕后亲自耕种，为天下农夫作一个表率，表明天子心系稼樯，尊重农耕。
耕田时，皇帝一手扶着犁，一手举着鞭。按礼仪规定，皇帝要推三次。而雍正皇帝意犹未尽，又多推了一次。
农业国家的兴衰往往依赖于上天的恩威，皇帝自诩为天子，是人世间得到上天恩泽最多的人，而一旦上天发怒，兴风作浪起来，那第一个应该领受处罚的人，也非皇帝莫属。与上天对话，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而皇帝与上天对话的方式就是各种祭祀活动。
皇帝对于祭祀格外重视，连服装这样的细节都有严格的规定。
（嘉庆蓝色缂丝云龙夹朝袍——祭天
雍正明黄花妆缎云龙皮朝袍——祭地
康熙大红色云龙花缎皮朝袍——祭日
乾隆月白色缎绣彩云金龙夹朝袍——祭月）
宫廷祭祀共有80多种，分大祀、中祀和群祀三个等级。
大祀多为皇帝亲自祭拜，中祀一部分由皇帝亲祭，大部分派官员祭祀。而群祀，则完全是由官员代劳了。
绝大多数祭祀都是几千年一脉相承而来。当祖居关外的满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一种新的祭祀活动便出现在皇城之内。
坤宁宫祭神，是清代紫禁城中最为频繁的祭祀。这座明代皇后的寝宫，被紫禁城的新主人改造成祭祀众神的场所。
坤宁宫内，今天还保留着关帝的画像，每天早上都要祭祀。清人崇拜关帝，八旗将士把他视为保护神，每次战斗前都要祭拜，认为是他赐予了战无不胜的力量。
坤宁宫晚上的祭祀一般下午四点前后开始，祭的都是满族，蒙古族的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清代皇室祖先流传下来的萨满教祭神仪式。
坤宁宫东北角有一间小屋，在清代门前有制作打糕的用具。而小屋内，是一座灶台，灶台上有三口大锅。每次祭神，都要在神位前杀猪，在这里用清水煮熟，再向神贡献。
亲自主持坤宁宫祭神后，皇帝会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据说神肉没有任何调料，吃肉对于王公大臣来说，是一件苦差事。常有人偷偷在袖子里藏一点盐，来度过难关。
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重视祭祀，在对上天、祖先和万物的敬畏背后，更重要的是对江山永固的虔诚祈祷。
然而，这种祈祷，并不能保佑一个王朝长治久安。
当明朝在天灾与战乱中风雨飘摇的时候，白山黑水间，一直新兴的力量出现了。
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将士们，最终征服了庞大的明帝国。当努尔哈赤的孙子坐在紫禁城宝座上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种成熟而强大的文明形态。
没有多久，紫禁城的新主人，就已经完全融入到传统文明中来，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仪之法，又支撑起大清王朝统治的根基。
作为国家运行指南的各种典章制度，在清朝像他的前代一样完备复杂；而在紫禁城中上演的各种典礼仪式，在清朝更是空前的庄严盛大。
公元1793年，紫禁城的主人是古夕之年的乾隆皇帝。他被称为盛世的统治已经到了第五十八年，乾隆显然对自己非常满意，他称自己为”十全老人”。他身边的人正忙着为皇帝第八十三岁生日做准备。万寿节是国家三大节之一，不仅举国同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要赶来祝贺。与往年不同，在这一年的生日庆典上，将出现一群与众不同的客人,历经千年几近完美的礼仪制度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元1793年夏天，一支来自英国的船队驶进中国舟山群岛的定海港口，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着庞大的使团，以为乾隆祝寿之名进入中国。
英国使团成员在日记中纷纷记录了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印象。而随行画师亚历山大的作品也让今天的人们见到了1793年的中国。
——”这里的房子最高只有两层，曲线优美的屋顶，而且居然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个国家一定很安全。”
——”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中国没有闲人，也看不到一个乞丐。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抗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
——”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
——”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先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家族成员之间从不中断往来，叔叔会对侄子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
很快，中国人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动作也让英国人迷惑不解。
英国使团正使马戛尔尼这样写道：
“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几名同胞上船帮助我们。他们非常好奇地参观了船上的一切设备。当他们在会客室里看到他们皇帝的画像时立即跪下，十分崇敬地磕了好几个头。那画像是20几年前一个商人带回英国的。这很有趣，一个去过中国的医生先前告诉我，大使必须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为了英国的荣誉，我不会那样做。”
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双膝跪地的英国人自然无法理解叩头，在中国礼仪中的意义。
英国使团不肯向皇帝下跪的消息传到了紫禁城。
乾隆皇帝很不高兴。责令大臣尽快教会英国人叩头礼仪。
叩头，是每一队首次访华的外国使节都会接受的必修课。可惜，这一次来的，不是天朝恭顺的学生，而是正在飞速上升，并坚信自己才是世界霸主的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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