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经济组织

合作经济组织（精选10篇）

合作经济组织 篇1

合作经济合作制合作经济组织

准确、清晰的基本理论概念,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石,没有牢固的`基石,就不可能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关合作经济理论的最基本概念有三个:合作经济、合作制、合作经济组织.

作 者：张广智  作者单位：河南省农业厅,河南,郑州,450003 刊 名：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43(3) 分类号：F0 关键词：合作经济理论   基本概念   理论体系   基石  

合作经济组织 篇2

随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 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 这些研究都局限在对组织自身的研究上, 对于那些创立组织, 并在组织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农村经济精英的关注却未能纳入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视野。事实上, 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关键成员, 通常也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起者或领导者。他们在组织中的核心地位来自个人的社会资本, 主要是其技术知识、管理能力、财富和社会关系网。与普通成员相比, 他们无论是在最初的组织发起、制度订立, 还是日常的管理决策中都有着突出的影响力, 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经济精英的社会资本获取

农村经济精英是客观地存在于农村社会并发挥着巨大作用的, 这些人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 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 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社会资本”。

所谓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该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 社会资本的构成主要包括社会网络 (即社会关系) 、规范、社会信任等内容。

总体上说, 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种圈子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复杂的圈子系统中, 包括血缘圈子、姻缘圈子、学缘 (战友) 圈子。虽然每个人都处在这样的关系网络之中, 但各自地位却有不同, 精英与能人往往出在网络的核心地位, 不仅信誉、人缘好, 而且调动网络的能量大, 而且与外界的网络有着别人所没有的联系。这种能量一旦被某个人物吸收或继承下来, 就必然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而成为农村社会的精英分子。

二是财富支撑的信任和威望。在农村社会, 一个人是否有号召力、影响力, 能否成为圈子的核心人物,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其财富占有量的多少。在资本积累过程中, 总会有一部分人凭借自己的本事率先富裕起来。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 其能力、信任度、威望等等也随之树立起来。

三是由技能而产生的信任和网络。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农村经济精英, 除了有社会网络关系和财富外, 其本身必然拥有一项或几项致富的技能和本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农村一部分有知识、踏实肯干的人纷纷走出村庄, 到城市打工, 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能后回村从事各种行业, 在村里走上了先富的道路, 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的技能, 以及由此获得的经济上的实力。

二、社会资本与农村经济精英的财富积累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总是期望自身的资本在市场中得到回报, 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资本的属性决定的, 也是经济精英的普遍心理。

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 在自己从事的经济活动领域获得的成功, 都有社会资本在发挥着作用, 影响着这些精英们的行为。并且, 通过组建农村经济组织, 使自身的社会资本得以增值, 为他们走向核心精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农村经济精英来说, 社会资本可以为其经济实力的壮大带来一系列的利益。

首先, 它弥补了致富资金的不足。精英分子能够发展到壮大,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他们有着由各种社会关系构筑起来的社会网络的支持, 使得他能够获得足以保障起步和发展的原始资本。换言之, 精英分子的经济资本的获得, 取决于他的社会资本的雄厚。这也恰恰是一般人所无法实现的。

其次, 它提供了致富的关键信息和技术。精英分子的成功, 是其广泛的社会网络提供的充分的、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先进的技术带来的。而这些信息和技术的获得, 又归功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量。

再次, 保障了营销网络的畅通。保障购销渠道畅通无阻的关键, 就是营销网络。营销网络是由人组成的, 是无数个个体构筑起来的庞大网络系统。社会资本的核心概念就是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 是可供人们可持续利用的具有存在和理性的丰富的资源。

在社会资本为农村经济精英提供了诸如资金、信息和技术、营销网络等发展条件, 为今后壮大经济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证明, 也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 才能够使那些头脑灵活、能力突出、思想开放、有一定魄力的农民, 率先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而成为经济精英。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社会资本, 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增值。反过来, 他们又要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 去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

三、农村经济精英社会资本的增值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完全靠个人的才华, 而重在整合资源的能力。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经济精英, 多年的打拼使他们深深感到, 在市场和政府权威失灵的背景下, 单凭个人的力量很难在市场中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必须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 一些精英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

在调查中, 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动机, 总结起来, 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 抵御市场风险, 谋求更大经济效益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开展专业化合作, 可以使单个农民获得协作的生产力, 形成足以抗击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竞争力, 从而使单家独户进入市场的弱势地位得以改变, 解决农民进入市场的难题。既可以让村民受益, 也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可支配资源, 为获取更大的利益创造条件。

(二) 谋取政治权益, 寻求政治保护

新崛起的经济精英阶层, 所拥有的经济实力、社会资本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 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 因而对政治权力有着强烈的需求。而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为将来走向政治精英积累足够的资本。

(三) 奉献农村公益事业的价值取向

一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出于对农村公益事业的关心而积极参与其中, 通过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农民的支持, 支配集中起来的资金, 带领农民改造家乡的落后面貌, 为造福家乡人民做出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牺牲。

通过创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一部分经济精英分子利用自己的财富、社会资本、威望以及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核心地位, 为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奠定了基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他们之所以要在致富后, 承担起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任,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值。

农村经济精英利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农村社会中的富有阶层。他们在当地不仅在经济上居于支配地位, 而且在社会生活领域又扮演着农民利益的保护神和意见领袖的角色。

农村经济精英大都属于农村社会中见多识广、受过“良好教育”、有思想的现代农民, 加之在经济领域的支配力, 对诸如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财务公开、政务公开等涉及民众利益的活动有强烈的要求, 更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于是, 很容易将本人的意见和要求, 通过游说、拉拢等途径来干扰和“引导”群体的认同, 而形成群体意愿和选择, 又能将农民无力表达的意见和要求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使之得以顺利地进入到决策层, 使农村经济精英既是农民利益的保护者, 又是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不仅为农民利益进行保护和代言, 而且在农村公益事业领域也充当主要力量。

当前, 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短缺。受资金短缺的限制, 很多农村公益事业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很难落实到行动上。但, 正是个别村中存在着精英分子, 才能通过雄厚的社会关系网络、资金和各种途径弥补政府在公益事业职能上的缺位, 改变本村的面貌, 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正是因为这些农村经济精英有着较好地群众基础, 又富有较高的威望和公信力, 自然也就成了农民心目中的核心。由此就使得这些精英的意见能够左右和影响村民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也才能够顺利地将农民的朴素的愿望变为现实。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带领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 也在思想观念上给农民以影响。

通过创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将农民组织起来, 又通过为村民办公益事业、维护农民利益、做农民的意见领袖, 农村经济精英的核心地位最终确立起来。对于经济精英来说, 最终他们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

一种是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农民在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的支配下, 对农村两委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更愿意通过民主的程序, 将能够代表自身利益和愿望的那些“意见领袖”选举上来, 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民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 农村经济精英凭借自身和协会的财力优势、在经营过程中得到的信任、支持、威望, 开始向体制内的权力机构发起挑战。同时在村内公益事业、执行政策或命令的行为选择、土地的承包租赁和征占等方面, 起到了体制外监督的作用, 而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也逐渐地获得了更多村民的拥护和信任, 自然会在民主选举中胜出而成为新的民选政治精英。

另一种可能是成为不良势力的代表。一些无法成为政治精英的经济精英, 很可能会利用手中的经济支配权而逐渐扩大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他们一方面通过经济诱惑来腐蚀乡镇领导干部和村党支部及村委会, 并逐渐拥有实际的管理权, 使村级组织成为其影子政权;还有的利用人多势众, 用自己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条, 来胁迫村级干部, 使一些村级干部在威胁和利诱面前, 放弃了原则和权利, 而成为这些不良势力的幕后帮凶。另一方面, 一些具有不良势力倾向的农村经济精英, 通过收买、贿赂、恐吓威胁等手段, 把自己的心腹或手下安插到乡村政权当中, 通过对他们的控制间接地控制乡村政权, 为自己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披上一层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 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当然, 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可能, 并非必然。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美) 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 (美) 罗伯特.帕特南著;王列, 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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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鸣, 孙艳红.政府的作为与民间社会的成长[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5 (1) .

浅议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 篇3

[关键词] 上海合作组织 经济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伊始，主要动机是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和建立双边军事互信机制。普京当政后，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希望借中国的发展经验，推动建立中俄共同参加的区域合作机制。中亚国家也希望分享中国的经济繁荣，有意参与这样的合作机制，对此中国表示欢迎。但是如何开展地区经济合作，这对上海合作组织来说是一个关系到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就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经济合作的紧迫性、现实性和存在的困难作一探讨。

一、经济合作的紧迫性

上海合作组织若要向纵深发展，必然要遇到其处理的优先目标究竟是以安全合作为主还是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定位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组织今后的发展重点仍应该是安全。而另一种观点主张该组织今后的发展应以经济合作为中心。 毫无疑问，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兼顾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但确定今后的工作重点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东南亚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国际劳动分工一体化，以及世界经济联系体系不仅是一种结果，也是发展手段，可以作为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杠杆。 因此，从长远来看，经济合作将是推动该组织不断发展的最主要和最活跃的因素，也是该组织对其成员国特别是中亚国家保持持久吸引力的最重要源泉。

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过，安全和经济具有不同的特性，安全具有内缩的特性，安全合作越有效，对安全合作的要求就越降低;一旦安全问题彻底解决，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也将消失。经济合作则不同，它具有扩张的特性，经济合作越发展，它的张力就越大，对经济合作的需求就越增长。经贸领域的相互合作给本地区带来经济上的繁荣也同样被认为是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作斗争的一种方式：如果说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所产生的根源之一是贫穷的话，那么与贫穷作斗争就必将会使“三股势力”失去其生存发展的土壤。 可以说冷战结束以后，一个合作机制的长久生命力应当而且只能主要建立在经济领域的优势互补、共赢互利和发展之上。

二、经济合作的现实性

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合作尤其是邊界合作以及打击“三股恶势力”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从“9．11”事件后中亚国家允许美国驻军、到吉尔吉斯坦“颜色革命”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事件发生，上海合作组织因其宗旨，即遵守互不干涉内政和不结盟政策竟然难以进行深深的介入，实际上，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整个组织的集体行动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上海合作组织要向纵深发展，就应该深化战略将经济合作作为优先处理目标。

首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是成员国的共同需要，符合各方利益。其一，中国需要其他成员国的能源供应和市场。其二，俄罗斯丰富的石油资源需要中国巨大的资金、市场和其他四个成员国的合作，其三，其他四个成员国也希望通过强化地区经济合作加快经济发展，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提高成员国抵抗各种经济政治风险的能力。

其次,可以有效整合中亚资源，形成良好的国际分工,发挥地区合作的总体效应。地缘上的优势和经济上的互补性，使得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必将是今后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主要方向。上海合作组织这个架构具有良好的地区资源整合功能,容易产生合理的地区经济分工,提高区域经济效益。

最后,符合中亚地区的现实。该地区从总体上属于不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较低,非常需要获得外部的经济援助。上海合作组织如果在这一方面不能发挥作用,其发展必将受到严重制约。

三、存在的问题

上海合作组织内的经济合作符合各方利益，但由于各成员国仍处于经济调整期和市场经济的初创期，再加上各成员国的认识有所不同，各国的天然禀赋不一样，经济发展需求也有差异，这导致上海合作组织在推动建立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种种困难。

首先，中亚现有的贸易投资环境不理想。各成员国经济状况参差不齐，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并且在所有成员国之间尚不具备制定实施统一贸易规则的条件，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就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亚四国的银行结算机制、外汇管理机制、经营管理方式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海关程序、商务流动等方面的贸易壁垒严重影响着相互贸易额的增加，这不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条件。

其次，各国间的互信程度亟待提高，由于各国在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无法建立一种真正的互信合作机制。众所周知，2005年四五月间，上海合作组织在各成员国首都大部分都建立了使节俱乐部，但是就像中国大使刘古昌所说，只是“标志着本组织成员国驻各国外交官有了一个共同探讨组织发展与合作问题的新平台。” 但是各成员国是否愿意在地区层面上处理各种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

再次，必须解决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亚合作组织、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共同体等其他地区组织在在经济合作中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主要是指，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领域合作开发问题。

因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实现各种计划项目，需要完善法律法规，要简化贸易程序，清除多余的障碍，加强信息交流。各成员国在贸易政策上必须协调，同时经济领域的合作不应只局限在国家结构政策层面，应将企业、贸易部门、研究机构结合起来。

总之，要拒绝不切实际的目标，奉行渐进、实用的政策，以实现新形式的合作，这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进行成功经贸合作的前提。事实上，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遵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仍旧在不断的探索之中，这也是一个动态的问题，只有在发展过程中才能逐渐明确。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典型材料 篇4

一是因地制宜，根据产业发展组建新经济组织。我乡紧紧围绕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有力推进新经济组织建设。油茶产业是我乡传统优势产业，生猪养殖产业蓬勃发展。我乡充分认识到把单家独户生产的农民组织起来，整体进入市场，能够提升农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于是我乡积极培育和支持油茶和生猪养殖等产业合作社建设。

二是典型示范，技术支持。今年创办的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都是产业发展大户，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能够带动群众发家致富。在技术支持方面，我乡积极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知识、油茶种植、生猪养殖等技术培训，大力组建农村技术服务队，发放相关技术资料1000余份，为新经济组织组建、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调查 篇5

近几年来，##县积极推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不断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农民与市场对本稿件版权属于青年秘书网接的重要纽带，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全县经省市审批认定的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辐射农户##户，占农村总户数的##%，涉及四大主导产业10个项目，其中食用菌协会26个，烤烟、白瓜等经济作物协会10个，圆葱、韭菜、果树等果菜协会9个，猪、牛、羊、蜂等养殖协会7个，水稻协会2个。2004年，来自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总收入6.78亿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44%，各类经济组织为农民创收2.1亿元，户均增收7500元，人均增收1980元，有效牵动了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回顾我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扶持引导是催生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的重要前提。##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一些农民基于生产、销售需要，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些小型的协会，以技术与协作为链接，小规模经营农产品。由于受交通、信息、技术及服务体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产品科技含量低下，投入产出效益不高，市场销售不畅，农民迫切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自我服务组织，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因势利导，成立了专门领导机构，及时出台了《##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试点工作方案》、《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意见》等引导性文件，对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在信贷上予以支持，多次组织典型到各村现身说法，催生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迅速建立完善。##镇食用菌协会成立较早，但以前由于人员少、实力弱，在引进项目、更新技术上均存在欠缺和漏洞。为了扶持黑木耳产业发展，县委、县政府先后筹资1800万元，建成了东北最大的黑木耳集散市场，有效推动了绥阳镇黑木耳协会的快速发展，在生产销售过程中，协会以##黑木耳山野菜批批发大市场为舞台，为农户提供统一的技术指导、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价格销售，既整合了品牌，又降低了成本，成为农民走向市场的“娘家人”和“源动力”。

（二）信息服务是提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层次的得力抓手。在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中，我们注意开展多层次、多角度信息服务。挂靠科研机构，广泛开展培训。与省农科所、科研单位建立技术协作联系，在协会与院校之间牵线搭桥，为农民引进先进、实用的新技术、新品种，定期聘请专家集中或分散对合作组织会员进行技术培训，向农民传播新的经营理念。2004年，共举办有针对性培训班56期，培训成员3.87万人次，以经济合作组织为载体引进培育新品种38项、新技术18项，建设高标准示范园区35个，加快了科技推广步伐。健全信息网络，推进科技更新。全县102个行政村，已安装“村村通”73个，其中村级安装71个，镇经管站安装2个，安装总量占村数的71.6％，占有信号村的100％；向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无偿投放微机50台，占总村数的50％；开辟“致富之友”农业频道，整合电视、电话为农服务功能，实现“两电合一”，分期、分步骤跟踪解答农业生产技术难题1400余个。针对农业生产中的集中和突出问题，县电视台开辟专题节目共35期，有力促进了全县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农业新技术的普及。大肚川镇果树协会充分利用“村村通”学习推广果树科学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新技术，使全镇水果产量由1999年的4300万斤提升到2004年的6500万斤，促进果农人均增收2300元；并与日本果树协会开展交流合作，引进新品种试验、示范，引领了果树科学栽培的快速发展。

（三）多元并举是活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潜能的有效途径。始终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因地制宜、不拘一格培育各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初步形成了“五型”并进的发展格局。一是专业协会型。推行“农户+农户”模式。##镇##村圆葱协会成立于2002年，他们紧紧依托地缘、资源优势，在会长##的带领下，加大培训和示范力度，圆葱面积由2002年的260亩迅速扩张至今年的4000亩，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农业一品村。二是互助合作型。推行“致富能手+农户”模式。##镇##村致富能手##，针对农民在育菌环节投资大、风险高的实际，投入40万元开办液体菌包厂，实行工厂化集中育菌，以每袋0.9元低价卖给会员，今年共生产51万袋，全部销售一空，实现了“双赢”。三是利益共担型。推广“龙头企业+农户”模式，##烤烟协会上连企业，下连基地，指导烟农在扣棚、播种、假植、移栽及烘烤上严格按照规范化生产标准抓好落实，使##烟叶品质逐年提高，均价连年上涨，成为省级配料烟生产基地，烟叶面积由去年的3.1万亩发展至今年的4.2万亩，成为创税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主导产业。四是经济联合型。推广“村组+农户”模式。##镇每年水稻产量在2.3万吨左右，针对农民卖难问题，##村水稻专业协会以会员入股形式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申办“##”牌A级稻米绿色标志，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每斤较原来多售0.2元，并在俄罗斯打开了市场。五是中介服务型。推广“中介机构+农户”模式。##镇经济人联手组建流通协会，发挥本地山产品和大牲畜资源富集优势，面向吉林市场，2004年组织销售松茸、蕨菜等山产品200余吨、大牲畜2000多头，交易额500多万元，促进农民增收300多元。

（四）规范管理是加快农村经济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础保障。由于农民科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实现合作的认识不足，加之相关法律不健全，因而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缺乏合作的积极主动性，致使当前合作的范围尚小，许多农村合作组织还处于初始化的摇摆不定的起步阶段。因而在具体的操作上，我们一是规范政府行为。经过初期一段直接扶持

之后，逐渐转向以指导和引导为主，逐步强化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地位。二是规范合作组织内部管理。层层成立理事会、监事会，发挥农民成员主体作用，增加农民成员的发言权；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新要求，引入有管理经验的能人行家参与治理，进一步提高了合作组织经营管理水平，使每个专业合作组织全部达到了“四有”，即有章程，有组织，有机构，有制度。三是完善利益分配机制。以订单等契约合作方式保证农民利益，逐步使合作组织与农户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大肚川亚麻厂组织农户以土地入股，包产包销，每年与农户签订技术服务和产品收购合同，有效规避了市场风险，形成了效益均沾的信用载体。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县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和矛盾。

一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不够规范，特别是入社会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过于松散，尚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二是运行机制不健全，内部缺乏有序管理，影响了合作组织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是牵动能人少，协会服务水平不高，还不能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要求。

三、对策及建议

坚持把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紧密结合，树立“抓中介、活流通、强服务、促发展、保增收”发展理念，努力形成组有专业大户，村有专业队伍，镇有合作公司，县有合作集团，产业有专业协会的农产品综合服务网络。

（一）营造良性发展氛围。充分运用政策导向作用，推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健康发展。一是强化宣传。发挥电视、“村村通”网络平台作用，多层次、广视角向农民推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意义及内涵，提高农户参与发展的积极性，扩大合作组织影响力。通过树典型、搞对比，让农民消除与己无关思想，切实体会到参与发展的实惠。二是提供服务。进一步制定倾斜政策，组织工商、土地、财政、金融等部门在领照办证、场地征用、融资服务等方面给予扶持；农业、林业、畜牧等部门要在信息、项目、技术等方面大开绿灯，搞好服务。三是规范引导。指导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帮助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解决好各种矛盾纠纷，保护其合法权益，既不能钻法律空子，又要使其健康发展。四是强化管理。定期对实力强、前景好的合作组织管理者进行培训，强化诚信、合同教育，遵守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确保农村经济组织有序发展。

（二）完善内部运行机制。理顺好实体内部关系，着力做好三方面的规范。一是组织规范。坚持因地制宜方针，高层次、多样化指导，逐步从小到大，由松散变紧密，开展规范完善的合作组织体系。针对登记管理混乱问题，依据法律、法规，划清权属，监督合作组织及时注册，以免出现“黑组织”或非法组织。二是运行规范。在起步阶段，由政府参与发动、组织、协调，协会运转正常后，则要逐步退出，由会员按章民主推选负责人，进行民主管理。三是章程规范。指导合作组织完善各项制度，健全社员大会、董事会和监视会等内部组织，形成民主决策、合作服务和收益分配机制。

（三）多种形式参与创建。鉴于农民日益增长的合作需求与农民合作能力不足、经济实力不强的矛盾，利用农村已有组织资源，走多元化培育农民合作组织的路子。一是经济技术部门领办。鼓励农技推广、畜牧兽医等部门发挥技术、资产、营销网络等优势，吸收农民入股，随着规模群体的扩大，通过改制将一般市场中介服务组织逐步过渡到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组织。二是能人带头创办。支持专业经营大户、经济联合体、有技术专长的农民技术员或专业技术干部牵头领办，带动更多的农户投入专业生产当中。三是农民自愿联办。在缺乏带动力量的村屯，鼓励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自行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四龙头企业兴办。引导更多的有实力的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将扶植合作组织与建设产品基地结合起来，主动找农民联合，创办企业与农户两利的合作组织，尽快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体制。

合作经济组织 篇6

人民网2011年4月29日消息:4月28日, 山东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 公路两旁随处可见一片片早已成熟但尚未收获的卷心菜, 由于今年价格暴跌, 从去年的一块四降到今年的八分钱, 菜农收获已是无望。

新华网2011年6月28日消息:进入6月以来, 海南香蕉出现严重滞销, 收购价格快速下滑, 从2月份地头最高价每公斤7.6元跌至目前的每公斤0.25—0.60元, 远低于生产成本 ……

如此频繁出现的现象已是不胜枚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本质上看, 就是因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太低, 致使其发展不得力, 职能发挥不充分, 使农民无法准确获取市场信息, 造成 “大生产、小流通”的局面, 而且农民无议价还价能力, 应对市场波动能力不强, 这才是造成上述现象的真正原因。因此着力分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的原因, 采取相对措施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及其组织化程度概述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以对成员提供服务为宗旨, 以生产经营活动为纽带, 以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的有关合作为重点, 以维护成员利益、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 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管理积累的经济组织。它具有民办性、合作性、专业性、企业性、网络型等显著特征, 同时它还具有自愿性、互助性、自愿共济性、非盈利性、以利润返还性分红为主等性质。在现实社会中有协会组织、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三种运行类型。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主要表现在组织力度和组织规模两个方面。组织力度是指在经营过程中,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成员的结合程度, 有的一拍即合, 经营能力很强;有的拖拖拉拉, 始终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龙头”;组织规模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营中所表现的经营范围大小和其自身数量的多少和规模大小, 是否能够达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在实际经营中,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常常是组织的力度较弱, 规模有限, 组织化程度低, 离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要求还相差甚远。

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的原因分析

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依然是数量少、规模小、经营不规范;农产品“卖难”和“买难”仍频繁出现, 造成农业发展缓慢, 农民增收困难。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 但笔者认为, 制度缺失造成合作组织组织化程度低是形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3.1非正式制度要素的缺失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 具有持久生命力, 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它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否发展壮大, 组织程度能否迅速提高, 这些因素对其有着长久的、渐进式的和重大的影响。

中国农村人多地少, 根深蒂固的小农观念、家庭和宗族观念、狭隘的利益观念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平等合作精神具有很大的差距, 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对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组织成员共同目标的实现和组织决策者的管理行为带来严峻的挑战。我国目前的农民合作知识培训、教育制度还不健全, 设置合作经济专业在全国农业高校寥寥无几, 从而缺乏一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的宣传教育队伍, 很难向全社会和广大农民进行教育和宣传, 对已办的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指导。

3.2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的制度缺失

3.2.1组织和决策机制不健全。

大部分合作经济组合没有按合作制原则设立组织机构;有的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按照合作制原则设立了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 但实际运行中却形同虚设;日常管理中不能贯彻合作制的基本原则,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没有良性运转;有的合作组织连续数年未召开社员大会和代表大会, 剥夺了社员或代表对合作经济组织的监督管理和决策权, 许多合作组织的运行仍主要靠个人的权威维系;更有甚者, 一些合作组织为了取得相应的优惠或合法地位而按要求制定了章程,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弃之不顾, 违规操作非常严重。

3.2.2规章制度不健全。

很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没有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甚至连起码的章程都没有。有的“章程”被外界“赋予”, 未经“谈判”而成, 合作组织把政府赋予的“名义章程”和关键成员构建的“事实章程”再赋予一般成员, 在这种“赋予”和“再赋予”中, 一般成员将他们的全部或部分控制权置留在合作企业家或准企业家手中;有些合作经济组织没有法人资格, 无法承担民事责任, 给业务交往、筹措资金、谈判签约等带来困难。

3.3制度环境缺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于2007年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 该项法律的出台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如各地没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细则;合作组织关于建设项目、金融支持、农业保险、用地、用电、绿色通道及人才支持等相关政策都还没制定和落实到位;合作组织的财务会计制度、税收优惠政策、信贷支持政策等配套法规制度依然缺失。所有这些缺失因素严重制约着合作经济组织的产业规模化经营, 对合作组织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同样带来很大影响。

4.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的举措

4.1优化文化制度环境

首先, 要剔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优化社会文化环境。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严重制约合作经济的发展壮大, 因为农民合作经济是资本与劳动的合作, 所以必须抛弃小农意识, 努力培养良好的合作意识和文化氛围, 同时又承认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 熟悉资本、股权、股东等文化的概念内涵, 充分认识到分散的农户只有紧紧的联合起来, 才能共同抵御市场的风险, “买”难或“卖”难等现象才能从根本解决。

其次, 加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文化建设。组织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强有力的导向性, 它能减少个人行为与组织的偏离、降低达成共识的信息费、谈判费和监督费, 从而提高合作经济的组织化程度;同时它还有明显的约束功能。通过文化氛围所造成的群体意识、社会舆论、群体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增强自我控制力, 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动机, 这对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的组织化程度也具有很大的推动力。

4.2内部管理制度创新

4.2.1明确划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 从而形成三者之间的监督关系

社员大会是合作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 其职权主要有选举决定理事会人选、制定章程和其他规章、决定合作经济组织合并、分离、解散等。理事会作为执行机构, 行使审查决定新成员的加入、积累金的运用、确定借贷上限等经营管理权和部分决策权、负责日常经营管理事务并有监督和激励成员的权利等。监事会主要负责对理事会及所属单位的活动进行监督, 一般职权有检查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和业务、签署决算报告等。特殊职权有就合作经济组织主任与理事间的契约、诉讼等代表合作经济组织等。

4.2.2适当扩大有些成员的表决权利

“一人一票”制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最基本的权利保障, 必须坚持。但随着经济发展, 合作组织中确有某些成员出资额或与本社交易额 (量) 较大, 若此时严格按“一人一票”制, 则对这些成员有些不公。此时, 可根据实际情况, 在不和相关法律冲突的前提下, 将这些出资额较大成员的表决权提高到不超过总票数的20%, 以提高他们的表决权利。从治理结构看,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分为农民主导型企业和相关组织主导型, 在农民主导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中, 有些大户控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习惯实行“一人多票制”或“按股投票制。”再说, 由从事农业加工、运输、服务等企业和相关组织主导的合作经济组织中, 选举、投票一般不起实际作用或根本不需要。因此, 尊重某些成员的表决权力, 既符合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的运行规律, 也对合作组织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4.3完善制度环境

4.3.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政府要为合作组织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强化财政投入支持力度, 对合作组织基础建设、产业化经营等项目要积极帮助和支持。要给予合作组织广泛的财政资助, 如由政府给予合作组织赠款、补贴、贷款、担保、投资、订货合同、土地转让等方面的具体支持。

4.3.2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发展还很不成熟。在税收政策上, 政府应采用减税、低税和免税等措施予以扶持,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采取差别性的税收优惠政策, 从营业税、增值税、所得税等环节给予税收减免。

4.3.3 强化金融扶持。

资金短缺是当前合作经济组织组织化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各种合作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社员自筹、外部股金和自我资本积累, 缺乏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政府应通过利息补贴、提供担保、增加贷款的可获得性等措施, 帮助合作组织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培养、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机构。

4.3.4 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要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在合作组织的设立和登记上, 工商、民政部门要予以充分支持, 并在相关收费上予以优惠;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对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特别是对合作组织的管理层人员要进行专业培训,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合作组织管理和服务队伍。

参考文献

[1]徐小青.中国农村公共服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110-112.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分析 篇7

一、国内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回顾

1.欧洲专业合作社

欧洲专业合作社的特点是覆盖范围广、参与农户多、涉及方面全，据资料显示，在合作社发展最巅峰时期，基本上涵盖了农业的产、收、销、深加工、信贷、投资、保险、社会保障等诸多环节。在实现了这些社会功能后，不仅将最初的农户纳入了专业合作社内，农村边缘的郊区，小型的乡镇也逐步加入合作社。通过条件互补，农村所提供的生产品直接输送到合作社的相关部门，完成一条龙式的经营模式，实现了农户与城镇居民的双赢局面。

2.美国农业合作社

又称为美国农场主合作社。其特点是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运用机械化的生产设备，尽量用机器代替人工作业，不仅节省了人力，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合作社内民主平等，生产资料由参与合作社的农场主共有，平等协作。合作社内部实行一人一票制，农厂管理者有明确的生产责任和义务。

3.台湾农会组织

该组织具有明显的结构分层，上下级有明确的生产任务。大多数台湾农会组织都以“保障与会农民权益，增加农户知识技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宗旨。农会在建立之初就确立明确的会议制度，确保组织后续发展的民主性。工会只受政府监督，其他省、市、县只具有协调合作能力，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进行了保障。

二、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农合经济组织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过程：

1.初期形成、发展阶段

资料分析表明，我国农合经济组织的雏形初现于上世纪30年代。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其发展规模较小，只在民间的少数地方实行，覆盖范围有限，后来由于长期的战争影响，逐渐消失。

2.农业合作社阶段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亟需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大量的生产设备投入使用，给农村经济的快速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适时的组织农村广大分散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使得农户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构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

3.人民公社阶段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农村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受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原本具有积极性的人们公社化运动逐渐走了歪路。农户生产积极性降低，生产资金遭到毁坏，生产活动被迫停止，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建国以来的农村经济体系遭到完全破坏。

4.重新兴起阶段

以安徽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为标志，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重新走上良性发展道路。通过新兴模式的开展，原来的集体作业模式被家庭、个人承包制代替，极大的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我国农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

三、当前国内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

1.社区合作经济组织

它继承原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功能，又在此基础了做了与时俱进的改动。以农村和小型乡镇为实行范围，以小规模的生产管理理念为主导，具有明显的社区性。

2.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由参与农民自发决定，通过将相似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进行融合，集中资源利用优势，做到农业生产品的统一调用和分配。

3.专业协会

由于在技术服务、生产条件、销售模式上具有合作性，农户以此为基础自发建立起的合作组织。社员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只是为了保证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4.经济联合体

类似于现代企业制度。是由两个或以上的出资人共同建立、共同承担的组织。其组成成员之间多为亲戚、家庭成员等，能够做到及时的信息共享与沟通。在原料的采购，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分配制度上有较强的优越性。

四、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困境及对策

1.发展农合经济组织的现实困境

（1）主体认识问题。通常分为政府因素与农户个人因素。政府特别是基层的政府部门，对农合组织的发展特点与趋势不能做到很好的把握与预测，导致错过了最佳的发展时机，从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与国外的发展水平差距大，对于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有选择性的吸收。相关部门应当做到对先进管理模式的有效借鉴，服务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对于农户个人来说，可能存在思想意识落后，对先进的生产设备不信任，对新的管理制度不认同，导致农村经济长时间滞后。

（2）内部机制问题。产权关系不明是时下农村合作组织的最大弊病。组织混乱，权责不分，组织内部结构设置不合理，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工作流程不能顺序进行，都会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受阻。

（3）监督机制无效率。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政策，对组织内部的监督没有做到位。致使有关管理人员以权谋私，将公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化，严重损害了组织利益，使得内部农户生产积极性下降。

2.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建议

（1）农民自愿原则。农村合作组织是在广大农民的自愿平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不能对组织内部的农户做到人人平等，那么利益受损用户可以选择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可以要求退会。

（2）因地制宜原则。我国地域广阔，各地习俗不同，经济发展情况不一，很难将不同的农户强行联合起来。只有因地制宜，以社区或乡镇为单位组织活动，才能便于管理和统一调配。

参考文献：

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建议 篇8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建议

毕胜利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民间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的基本载体，它在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搞活农产品流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近几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正逐步发展壮大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我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也应看到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存在问题

1、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不平衡，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和市场的竞争力还很弱。

2、信息不畅，技术与服务整体跟不上，资金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也是影响我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大难题。

3、运行机制不健全，没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保障，有一些组织规章制度不健全，与农民的关系多为订单形式或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建立利益共存、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

4、一些部门和干部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认识不足，认为是农民自己的事，农民不交税了就和经济总量没有多大关

系了，因而在帮助和扶持上不够积极，并有推诿现象的发生。

二、几点建议

1、确立农合组织法律地位。建议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确定他们的法律地位，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定地方性的法规来保护、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2、转变广大农民思想观念。培养广大农民增强合作意识、市场风险意识，引导他们转变旧的思想观念，自觉自愿的加入合作经济组织，共同参与市场竞争，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共同谋求经济利益，共同致富。

3、加大农合组织宣传力度。利用广播、电视村村通的网络平台的作用，多层次、多角度的向广大农民宣传推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意义、作用，提高广大农户参与发展的积极性，扩大合作组织的影响力，让农民消除“与已无关”的旧思想，体会参加合作组织的好处。

4、积极给予政策资金扶持。政府各职能部门要给予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支持，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在资金上进行倾斜，全方面提供技术、信息等服务，以便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大力发展。

5、加强农合组织内部建设。政府职能部门要因地制宜，依托资源和特色优势，选择发展模式，帮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科学的内部管理机制；加大对其成员的培训力

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 篇9

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2007-02-16 10::

51农业实行家庭经营以后，农产品的运销、加工、储存、保鲜环节，一家一户很难独立进行，于是农民便围绕某一产品自发地组织起来。这种专业合作组织目前在农村正大量涌现，并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专业合作是农民一种全新的合作。它同传统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比较，主要“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组织形式“新”。一是完全自愿，没有半点强迫。这一点和五十年代农民搞“入社”时是不同的。二是农民出资，产权清晰，承认个人产权，不是一讲合作就“归大堆”。三是不改变家庭经营体制。生产环节家庭经营，其它环节

合作经营。四是不受社区限制。可以一村一社，也可以一村多社，一个社可以联合本村农民，也可以联合其它地方的农民。因此，政社是分开的，没有政社合一的痕迹。

第二，性质“新”、宗旨“新”。专业合作组织是纯民营性质，民办、民管、民受益，是真正农民自己的组织，它的出发点、着眼点、落脚点，也就是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改善农民的地位，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而不是为了均贫富、防止冒尖。

第三，追求目标“新”。对内强调合作，对外追求利润。这是专业合作组织的行为准则。社会上的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一般的经济组织不同，就是合作组织对参加的农民，主要讲合作，实行有偿服务，而不是追求利润，一年结束后，经营利润可以为“零”；有的合作组织将所得的收益，在扣除必要的积累后，剩余部分返

还给农民。

．传统农产品购销方式需要改进。当前，农产品进入市场大体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通过农民的个体贩运进入市场；二是通过国家、集体兴办农产品的营销企业进入市场；三是通过“公司农户”的产业化经营进入市场。这几种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产品进入市场难的问题，但又都有些缺陷和不足，主要是：

小贩的压价，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低迷时，小贩压价收购贩运，经常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国家、集体兴办的农产品营销企业，由于体制的原因，很难克服它效率低、成本高的弊病。这些企业高出市场平均水平的成本怎么办？要么转嫁给农民，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农民当然不能接受；要么企业自己消化、致使多数企业低效运转，不少企业严重亏损。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年，从总体上

看，国家、集体经营农产品，特别是经营鲜活农产品，基本是不成功的。

当前产业化经营中，真正实行产和销一体化经营的还很少，公司与农户之间“买断”式的购销关系普遍存在。这种“买断”式的购销关系，“龙头”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很难协调好。市场正常时双方矛盾不突出，一旦市场发生大的波动，购销双方就“各人顾各人”。产品多时，“龙头”企业压价，农民叫苦；产品少时，哪里价高农民就去哪里卖，弄得“龙头”企业收不到货。这种市场冲击已出现过多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农民，”龙头”企业也深受其苦，很难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买与卖双方是两个利益主体，买卖是“俩心眼”。实践告诉我们，“公司农户”式的购销方式，基本路子是对的，缺少的是合作。应当通过合作组织，使传统的“买断”关系向合作关系发展，向“一体化”关系发展，完善和发展产业化经营。

．农民专业合作是农业产业化组织

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行产加销一体化，养猪的合作组织通过共同出资办屠宰场，使养猪场的农民变成既是养猪的又是宰猪的；蔬菜的合作组织通过相似的作法，使菜农既是种菜的又是卖菜的。这样，农民就可以享受各个环节增值的好处，可以解决“种菜的不如卖菜的”、“养猪的不如宰猪的”矛盾，购与销之间的两个利益主体，变成了利益共同体，买卖“俩心眼”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合作组织内部也就基本上没有了购销之间的价格之争。因此，专业合作的意义在于改善了农民原料生产者的不利地位，有效地解决了传统购销方式对农民的盘剥，提高了农民的竞争能力。这就从体制上解决了产、加、销之间的利益矛盾，解决了农产品的合理价格问题。这是市场经济中农产品的购销方式，是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

．专业合作是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成功实践。欧洲一些国家早在一百年多年以前就有了农民合作社，现在已相当

合作经济组织 篇10

一、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类型及特点

近年来，巴盟农村相继涌现出一批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据统计，目前全盟各类农村经济组织中，有专业协会138个，入会会员18033人，经纪人及营销大户8615人，带动农户37870户。年组织销售农畜产品23.5亿斤，销售额18.6亿元(杭后旗专业协会10个，入会会员2247人，经纪人及营销大户3400人，带动农户4606户；临河市专业协会51个，入会会员3050人，经纪人及营销大户1021人，带动农户6710户)。其中：从事种植业的专业协会124个，占总数89.9%；养殖业专业协会10个，占7.2%；流通业协会4个，占2.9%。这些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服务功能及合作形式划分，大体有五种类型：

一是产品流通型。这类组织主要是以个体营销大户为单位从事农畜副产品营销。如二道桥流通协会于1989年由本镇闫振江、姜有生等个体营销大户牵头组建，经过10多年发展，到目前协会已由当初的十几户发展到218户，从业人员1876人。农产品辐射到巴盟全境及伊盟杭锦旗等8个旗县市的58个乡镇，并与区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的90多家客商建立了常年业务关系。年营销农产品籽实5275万公斤，瓜果、蔬菜1000万公斤，大小牲畜3万头(只)，营销额1.4亿元。从1995年以来，农产品销售产值、利润、税金等主要指标连年翻番，农民每年从流通中人均增收80至150元，流通业已成为全镇的一大支柱产业。

二是企业带动型。这类组织主要以企业为龙头，形成“公司＋协会＋农户”的格局。即在原有公司加农户的基础上，通过创办协会，作为与农户联结的桥梁。如杭后旗脱水蔬菜协会就是以本旗鸣兴有限责任公司为龙头，由协会、种植户及加工企业共同参与组建的专业协会。公司侧重营销，企业负责加工，协会组织落实和联络，农户负责生产种植。2002年企业与农户以订单方式落实基地面积1.4万亩，并制定了最低保护价和二次返利等优惠政策，预计农户的亩收入均在1500元以上，经济效益可观。

三是农民协会型。这类组织主要是由当地长期从事种养、运销、生产、经纪的能人或大户，与农户联结比较紧密，为了共同抵御市场风险，扩大经营规模，通过牵头或联合组成的专业协会，是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主体。如临河市图克镇隆强村蜜瓜产销协会，就是由该村4名党员经纪人，为解决村民蜜瓜卖难的问题，三结合(党员干部、经纪人、农户三结合构成致富链)构成蜜瓜产业链而组建的。协会在内部为会员和农户提供蜜瓜种子、农药、化肥、地膜，并负责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技术要求、统一收购标准等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2002年该村的河套蜜瓜已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质量认定，蜜瓜种植面积由去年的2200亩增加到3107亩。其中与广东省白云区浪峰瓜菜批发公司签订产销合同1600亩，又落实了200亩绿色蜜瓜示范基地，靠绿色品牌打开更大的市场。

四是技术服务型。这类组织主要是对外依靠科研、技术推广部门和农业企业，对内发展基地，并通过一整套的技术服务，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如临河市新华镇制种协会，通过与国内12家制种企业合作，对小麦、玉米、蓖麻、土豆及各类蔬菜等12个品种进行种子繁育，为农户提供各环节的技术服务。目前全镇制种基地已发展到3万亩，年产种子1275万公斤，年创产值3188万元。

五是技术经济部门创办型。这类组织主要是以县、乡技术经济部门为依托，立足于转变政府职能而创办的合作经济组织。如杭后旗农业局多种经营站创办的养蜂协会，发挥自身具有的技术、资金、管理、服务等优势，在为养蜂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中，做到了五个统一。即统一购进蜂药、蜂具；统一技术指导，现场操作；统一现场管理；统一产品包装；统一组织销售。协会成立两年间，共为养蜂户提供周转金50多万元。截止目前，全旗养蜂户已由成立时的81家发展到163家，蜂群0.8万群增加到3.1万群。2001年在严重歉收的情况下，蜂蜜收购价仍比上年的4元/公斤高出1元/公斤。2002年预计产值可上千万元，大部分养蜂户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以上五种类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目前的发展现状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发展速度加快，带动农户能力增强。据统计，2002年全盟新发展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71个，占合作组织总数的51.5%，比2001年增长了106%；新参加会员人数11473人，比2001年增长了175%；新带动农户24750户，比2001年增长了189%，占全盟农户总数的16.2%。

第二，坚持农民自愿，为会员服务和民主管理的原则。首先，在组织发展上体现了农民自愿的原则，农民可根据自己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自主决定是否加入，入退自由；其次，在内部管理上普遍实行了一人一票制，民主选举出董事会和监事会负责人；再次，在经营方针上，坚持组织与会员共同发展的宗旨，帮助会员和农户解决一家一户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

第三，合作组织区域特色突出，重点围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如杭后头道桥的苹果梨是全镇的一大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也是全盟唯一的万亩苹果梨之乡。在组建苹果梨协会的7年中，共带动657户果农种植苹果梨。同时协会为合理优化果品结构，加快实施了状树优果工程和千亩绿色苹果梨生产基地建设工程，为全镇果农增收和区域农业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合作的规模逐步向体系化建设拓展。随着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逐步形成，巴盟地区部分合作经济组织打破了地域界限，以产品为依托，实行了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合作。如杭后二道桥流通协会根据当前农业结构调整和市场需求，对协会内部组织结构进行了优化配置，将原来行政区域划分协会改为按流通营销产品种类划分，将原来的1个总会、9个分会改为1个总会、4个分会，即瓜籽类、粮食类、瓜果蔬菜类、畜禽交易类协会。每个分会又下设信息、科技、营销3个服务部，从而形成了上下配套的专业服务体系和服务网络。

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巴盟虽然刚刚兴起，但对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所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一)有利于疏通农畜产品的产销渠道，促进农民增收。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到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难以办到的一家一户生产买难卖难的问题，不仅有效保护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也增强了行业的抗风险能力。杭后旗头道桥镇地处黄河北岸，早在十几年前，奶牛业的规模养殖就已形成雏形，到1996年总头数达1300多头。但由于畜产品流通环节不畅，产销矛盾日益突出，加上养殖户单兵作战，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差，经济利益受损时有发生。如厂家收鲜奶，奶款长期拖欠，压等压价，克扣斤两。为解决这些问题，在镇政府的帮助下，由奶牛养殖大户牵头组建了头道桥镇奶牛协会。奶牛协会成立几年间，共组织有关人员前去厂家谈判，协调处理这类问题共8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20余万元。2001年奶牛协会以蒙牛乳业为依托，在服务区内建起了四座鲜奶站，使奶户和奶站获得双赢。一是奶价实增0.18元/斤，进站奶牛1500头，年增收165万元；二是每个奶站收奶2.5吨/天，站均纯收入200多元；三是农户售奶就地结算，10天一清，不克扣一斤一两，奶款直接由蒙牛公司划入售奶户的账户上，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

(二)有利于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专业化生产基地形成。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市场流通的中介组织，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信息载体，用他们掌握的信息来指导农民安排生产，自觉地按照市场的要求调整生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盲目性和随意性，又与政府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如杭后旗头道桥镇在当地合作经济组织和养殖大户的带动下，使全镇奶牛业得到迅速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2002年该镇与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联系，在联丰村四社建设了500亩的有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年内共安排种植牧草6100亩，其中单种2300亩，果树地套草3000亩，退耕还林还草800亩；加上上年返青2300亩，种草面积达到8400亩，为发展地区主导产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有利于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目标。通过对两旗市的调查证明，合作经济组织把分散的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如杭后旗红旗乡星火花葵的种植起步较早，并涌现出齐绥生、杜建军等以花葵营销为主的经济能人。1997年6月，在镇政府的支持下，由这些能人牵头，成立了红旗乡星火花葵产业化协会，组织农民规模种植星火花葵，并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生产规程，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监控，创出了品牌，打开了销路，成为自治区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红旗乡的支柱产业。目前，全乡星火花葵总播面积由1997年的0.8万亩增加到3万亩，总产量由200万斤增加到1100万斤；产值由400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在全乡农业生产总值的份额由8%增加到40%。依靠品牌和品质，星火花葵每市斤高出其他花葵0.5元到1元，每年可为红旗乡每一个农业人口增加200元以上的收入。同时协会下设的加工流通分会，通过多种途径为星火花葵赢得了广阔的市场，销售范围已扩展到全国28个省市，并出口东南亚，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国内知名的“傻子”、“恰恰”集团都将其列入首选原料。2001年由巴盟恒德商贸有限公司与香港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创建的内蒙古恒德果仁有限责任公司，可年收购籽实农产品1.88万吨，深加工1.6万吨，成为星火花葵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截止目前，星火花葵产业化协会共发展会员1700多人，其中技术信息协会有500多名技术会员；种植业协会吸纳了全乡30%的农户为会员，加工流通协会有400名农民经纪人会员。星火花葵的种植面积已占全乡经济作物面积80%以上，初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格局。

(四)有利于加快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应用，提高农产品的经济效益。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上联企业和市场，下联农村千家万户。一方面具有引进、传播、推广新技术成果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致富经验和技术服务直接向农民传播，促进了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如杭后旗头道桥镇苹果梨协会，在苹果梨的生产经营和技术服务上，做到了“三个强化”和“四个统一”：即强化科技信息服务，组织会员采取集中培训、实地操作、外出参观学习、发放技术资料等形式，与果农加强了信息交流与合作；强化品种结构调整，引入世纪梨、七月酥、水晶梨等近10个新品种；强化新技术推广应用，如苹果梨套袋技术、生物防治技术、果品贮藏技术。“四个统一”：统一配方施肥、统一喷施农药、统一修剪整形、统一组织销售，不仅提高和改善了果品的品质，也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临河市新华镇蜜瓜协会根据市场要求，引进新品种、开发新技术，按照梯次种植、均衡上市的种植模式、合理调整种植时间和种植面积，组织农户严格按照无公害绿色食品标准进行生产，基本实现了蜜瓜高产、优质、高效的目标。到目前，全镇蜜瓜种植面积5100亩，其中温室33亩，中棚84亩，小拱棚2538亩，平作2445亩，年创产值765万元。

(五)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中，巴盟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通过引导有能力的大户和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经济组织，靠典型带动，杜绝了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每一个成功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都包含着广大基层干部的不懈支持。这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领导方式，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体现，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收到了较好的工作成效。

三、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议

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巴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数量少，辐射面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还存在着一些限制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不利因素。一方面从内部运行机制看，多数合作经济组织结构比较松散，利益关联程度不高；管理制度薄弱，缺乏必要的调控手段；尤其是领导层人员素质低，综合实力不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较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目前人们对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各类新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专业合作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滞后；与合作组织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够明晰，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尚处于自发状态，组织服务与协调管理不力。上述这些因素，若任其发展下去，就会直接影响到全市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影响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及对策，予以妥善解决。

(一)提高认识，强化领导。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大势所趋，各级政府都应站在能否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和应对入世挑战的高度，认识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加快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和壮大经纪人队伍，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专门组织领导机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农村经营管理部门要履行好职责，认真制定发展规划、拟定扶持政策、开展试点示范、搞好人员培训、协调有关部门、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等，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制定扶持政策。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政府及各级职能部门的支持是首要条件。因此，必须把扶持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政府扶持农业的重点，切实加大力度。第一，要在组织注册、税务登记等方面简化手续，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必要的方便；第二，对符合政策导向要求，具有较好经营业绩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实行以奖代补，以鼓励其健康发展；第三，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组织生产、销售自己的产品及其加工品，应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可减免农业特产税，以鼓励其积极参与农业结构调整。制定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政策限制；第四，从农业贷款或财政支农资金中专门切出一块作为专项资金和必要的周转金，提供财政和信贷扶持；第五，支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农产品注册和质量认证，鼓励其实施名牌战略和标准化生产。

此外，要高度重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工作，主管部门应做出宣传计划，加强舆论引导。新闻单位要加大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力度，经常推介典型，搞好合作知识的普及，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加强宏观引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兴办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工作中，必须加强政府的组织引导。(1)尊重农民的意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农民为主体，农民自愿参加，入退自由。政府不干预限制，始终尊重农民家庭承包经营自主权。无论那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政府都要给予积极支持和正确引导；(2)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各级政府不直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主要是在宏观上指导、帮助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与发展。同时，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不受侵害，通过引导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章立制，明确合作组织与农民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晰产权，做到成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要指导专业合作组织内部建立管理机制，特别是民主管理、财务管理、资金积累、利益分配等机制，确保成员的利益和组织发展；(3)试点先行，示范带动。通过开展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并在群众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推开。同时，要注意总结面上工作经验，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搞好示范带动；(4)坚持因地制宜，多种形式。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实事求是，分类指导。可以由农民经纪人和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兴办，也可以由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和企业牵头兴办，不拘一格，不强求一律。

(四)加快立法进程，提供法律规范。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然成为市场主体。因此，要加大立法工作的力度，抓紧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地位、权利、义务等，使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做到依法登记、依法经营、依法管理。在此基础上，还要分不同类型制定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示范章程，使合作经济组织逐步走上自助、自主、自强的持续、规范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