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化知识问答

国外文化知识问答（通用8篇）

国外文化知识问答 篇1

递烟： 递烟给对方时，应将烟包开口，弹出数支，露着上半截，由对方自己取出一支。如果在家中，可放在盒中由对方自取，等对方取好烟，自己才取出一根烟来吸。不吸烟的人，别人将烟递过来时，只要略微摇手示意，说声“谢谢，我不会”，对方不该强求。男子在招呼女子时，如果不知对方会否抽烟，就不必递烟给她，对方会抽烟的话，不妨递上。

点烟： 几个人同时点烟，年轻的应给年长的先点，男子要给女子点，主人给客人点。一支火柴点两支烟就得熄掉。用打火机，点完两支后应熄灭一下，切忌连点三次。年长者向年轻者借火，年长者可先划火点烟，然后年轻者接过燃着的火柴点自己的烟;男子向女子借火，女子不必替他点火，把火柴或打火机递给他就行了;女子向男子借火，不论这男子是否比自己年纪大，都不能从他手中接过燃着的火柴，应由男子划着火柴或打着打火机，女子俯身就火。

借火时，应把嘴上的烟拿下来，取过对方的打火机时，再把香烟含在嘴中。别人为自己点了烟，一般应轻声表示谢意。

在我们的日常交际应酬中，香烟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大小小的宴会离不开它，过年过节送礼也常把它当作礼物。香烟消费俨然成为一种文化和时尚，侵入了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注重礼尚往来，十分注重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在交际中互相传递香烟称作敬烟。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之间，客人来家，沏茶敬烟是必不可少的，是中国民俗中最普遍的礼俗，烟是招待客人最常用的东西，也是被频繁作为馈赠的礼品。

“敬烟”在我国是知礼懂事的行为表现，晚辈敬长辈，下级敬上级，主人敬客人，其中都有很深的学问。敬烟礼俗的讲究，实际是传达了一种人类美好、善良的愿望。现代社会生活中，香烟被频繁地使用，随时随地传达相互致意的愿望。不同地区、民族、宗教信仰都渐渐形成了一些规矩，如向长辈敬烟要双手捧上;对长辈递来的烟要双手接过;在向女客人敬烟之前，要先问对方是否抽烟，这样才不会冒昧;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则不要敬烟;对不吸烟的客人不能“强行”劝吸;给客人递烟时要双手递上，别人向你“借”火时，最好将烟头朝内、烟嘴朝外地递出，既礼貌又避免烫伤别人。

递人烟时要一次抽两跟，一般懂规矩的人会拿最里面的一根，拿过以后不要把剩下的给一根给其他人。应当再抽出一根给第三者(如果就2人，那剩下的就自己抽，要是自己刚抽过或在抽就把剩下的放回去)你接烟时要拿最里面的一根 二 别人给你点火时要双手遮住火 点好后手指要轻点别人手一下 好让别人知道你点好了 三抽别人烟时，第一口要深吸。吐完烟后再仔细看看烟。装做很享受的样子(一般能拿出来散的烟都是好烟)这个就靠表演了。

国外文化知识问答 篇2

关键词：知识转移,影响因素,转移情境,转移过程

近年来,关于组织的知识在竞争战略中的作用在理论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Penrose、 Barney、 Wernerfelt等提出“资源为基础”的公司观点,该观点把企业描述为具有粘性的难以被模仿的资源的集合。它着重强调了通过对这些资源的保护和配置实现企业的利益。进入20世纪90年代,Teece、Pisano和Shuen等又提出“动态能力”的观点,它更加关注对于支撑这些资源的能力的变化的重要性,该观点集中研究了公司已有特殊资源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探索新资源。随后,Grant、Baden-Fuller、 以及Conner 和Prahalad等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公司观点,它把组织的知识看作是组织的一项关键性的竞争性资产,并强调了组织整合隐性知识的能力[3,4]。

伴随着“知识为基础”公司观点的提出,Huber和Argot等学者对于组织学习开始表现出了足够的兴趣,即组织如何生产、保留以及转移知识[5,6]。他们从对知识和学习关注的过程中学会的最重要的课程就是,仅仅拥有那些存在于组织的某个角落具有潜在价值的知识并不意味着组织的其他部分也能受益于这些知识。Von Hippel和Szulanski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知识转移而不是知识流动,通常都是粘性的、难以完成的。

1 知识转移过程

目前在学界被广泛讨论的就是Szulanski的知识转移过程四阶段论。这四个阶段分别是开始(initiation)、实施(implementation)、扩张(ramp-up)和整合(integration)。而Shannon和Weaver提出了构成知识转移的五要素,分别是知识源(source)、渠道(channel)、发送(message)、接收者(recipient)和情境(context)[2]。借助于这四个阶段和这五个基本要素,Szulanski提出了知识转移的粘性理论。所谓粘性理论就是指组织的知识都是隐藏在组织的某个地方,它们依附于组织的人员、技术、甚至组织文化当中,因此就具有了粘性,换句话说,就是难以移动性。 实践证明,一个新的知识转移的初步实施涉及两个连续的步骤[2]。Pisano称第一个阶段为实践前的学习阶段,Argote称这一阶段为计划阶段或者是在一个假设的环境中进行试验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做“干中学”,主要是通过解决那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意料之外的问题来不断提高转移的效率,使以后的转移变得更加的顺畅。

2 知识转移的关键影响因素

按照Shannon和Weaver提出的构成知识转移要素观点和Szulanski的知识转移过程观点,知识转移的成功的关键影响主要有:

(1)知识源:指知识本身的模糊性、难以表述性。Zander发现知识的暗默性对转移的顺畅性有重要影响。Szulanski通过研究企业最佳实践的转移,以及这个过程当中的遇到的困难,发现知识的难以表达性也增加了知识转移的困难。

(2)接收者:接收者的吸收能力和网络位置深刻影响着知识转移的成功。Gupta 和Govindarajan 认为接收者的吸收能力是跨国公司内部知识转移的决定因素; Wenpin Tsai 更是用案例证明了吸收能力对于组织绩效和创新的深远影响,他进一步的指出,组织的吸收能力通常指的是组织单元的研发投入,这一概念本质上描述了它的学习能力[8]。Minbaeva 和 Pedersen等主张吸收能力应该被概念化为员工的能力和动机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预测知识转移在接收者端的发生[5]。

(3)组织变量:组织战略、组织规模、社会网络结构、学习型组织文化水平、组织距离、网络位置、组织文化、组织结构、政策指令等都影响着转移的流畅性。McEvily和 Zaheer 发现组织社会网络的非冗余性能够准确的预测组织获取知识的能力。Darr和 Kurtzberg 通过研究快餐店发现组织战略的相似性对于知识转移也有影响。Jiun-Shiu Chen 和 Lovvorn 发现学习型组织文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知识转移[4]。Truax 和 Gerry 发现对于那些在行动和实践方面遵守共同的组织规范或者准则的单元来说,知识转移也很容易达成[8]。Bresman, Birkinshaw 和Nobel 研究发现有效的控制组织规模能够促进知识转移[8]。Wenpin Tsai 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组织内部的网络位置的中央性对于知识转移也有显著影响。

(4)调节变量:知识源和接收者之间、外部环境同知识源或者外部刺激同接受者之间的调节变量也能影响知识的转移。地理距离、文化差异、信任、承诺、认同程度、动机、时间的流逝、社会关系等都和知识转移有实证或理论上的关联。Hansen 发现当知识并不复杂,而且能够被编码时,弱关系(weak ties不同单元间偶然的、有距离的关系)能够刺激各单位寻找知识并减少计划完成时间。相反,当知识不能被编码,强关系(strong ties)允许各单元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7]。Jiun-Shiu Chen 和 Lovvorn 通过对跨国企业内部知识转移速度的研究,提出子公司间地理距离、文化差异的加大都能提高知识转移的难度。此外,他们还发现:(a)接收者对于知识源的信任级别越高,知识转移的速度也就越快;(b)子公司对于母公司的承诺越高,知识转移的速度就会越快;(c)子公司对母公司的认同程度越高,知识转移的速度就会越快[4]。Bresman, Birkinshaw 和Nobel发现在国际并购的早期,知识的转移是单向的,由并购方流向被并购方,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到并购的后期,双向的、高质量的知识转移就开始在他们双方之间相互的流动。 Osterloh 和 Frey 研究了内部激励和外部激励,他们发现,如果团队成员的暗默知识对于一个组织的产出是十分关键的时候,市场要素(外部刺激)的使用就可能阻挡知识的转移。当在团队里或者团队间进行暗默知识转移的时候,转移的价格以及命令对于动机来说都是十分不适合的[10]。Levin指出对于能力的信任(对被信任者能力的信仰),可以引起更多有用知识的接收。知识源做出战略性建议和影响被信赖者想法的能力,往往使信任者有更多的可能去听,去吸收,接着按照知识源的建议去行动[11]。

3 知识转移速度和方向

3.1 知识转移的速度

D‘Aveni, Ensign,Liberman 和Montgomery 认为组织的知识转移速度有能力成为组织的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Jiun-Shiu Chen 和 Lovvorn指出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快速进行知识转移的能力是十分关键的,对于开发现在的知识或者新的知识来发展组织能力来说,拥有这种能力的跨国公司能够领先于他的竞争者,并获得更多的利益。

Jiun-Shiu Chen 和 Lovvorn提出了一个框架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MNEs如何才能在他的不同单元之间加快知识转移的速度。他们指出MNEs应该通过加快社会资本的发展的方式来构建和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促进组织的知识转移的快速化和成功,并且最终使组织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受益[4]。

此外,Hedberg 和Hamel 都指出组织内部先前存在的知识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就需要越多的努力来实现知识转移过程中的去制度化。另一方面,去制度化和忘掉先前知识的过程直到新知识被第一次使用并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后才有可能开始。因此,Szulanski认为这些发现表明,组织内部的知识转移可能存在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知识转移的太快,这些变化就不能被完全的实施,但是,移动太慢,这些新的实践就有可能制度化,从而很难去取代它们[2]。

3.2 知识转移的方向

组织内部各单元由于存在着事实上的知识差距,知识转移会自发或者被动的在组织的不同单元之间进行交换。同时,在整个市场环境中,单个组织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其他的组织之间也必然会存在着知识差距,获取知识的欲望就会迫使知识的流动能够跨过传统的组织边界,并因此得以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交换。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Hedlund、Bartlett和Ghoshal认为国际公司间的知识转移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通过外国市场,他们可以接触到新的思想和刺激,这些都可以连续不断的被用于其他的国家。最后,从历史来看,先前员工的知识也会影响到继任者的知识结构,这样的知识转移被称为知识的代际转移。总体来说,知识转移的既有横向又有纵向。

(1)横向知识转移。

(a)企业内部的知识转移。Mansfield Romeo研究了知识转移的时间选择,指出从产品的引进到分公司技术转移,知识转移的速度会大大加快。Teece研究了转移的成本问题,发现经验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b)联盟和合资公司的知识转移。Kogut是第一个明确主张合资企业能够被组织的学习命令所鼓舞。他指出合资企业是为了转移那些隐藏在组织内部的且通过授权许可或者市场交易的不容易被描绘或者打包的知识。Westney,Hamel以及Inkpen同样指出通过联盟或者合资经营,可以获得学习。(c)相互独立公司间的知识转移。直到知识转移的模式被广泛讨论,独立公司间的知识转移才慢慢的被开始研究。管理者当然不希望有用的知识转移到其他的公司里去,但是,通过一定程度的模仿,工程再造,人员流动和商业情报,独立公司间却也存在着知识的转移。Mansifield 发现做出发展新产品或者过程的决定会在12-18个月内就被竞争对手知道。Levin研究了模仿的成本,指出相对于传统的创新来说,大的创新能够引起更高的成本。Zander发现一个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的困难水平可能在他的模仿者那里就不会是那么高的困难水平。(d)并购中的知识转移。Lindgren和Shrivastava关心经过并购整合后期的价值创造。Haspeslagh和Jemison关注知识转移怎样创造整体价值,却没有关注促进转移的因素。Capron认为对于知识转移对并购过程中价值创造的重要影响是有共识的,但对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没有足够的研究。Bresman, Birkinshaw 和Nobel发现并购完成的早期,知识的转移是单方向的,由并购方流向被并购方,而在并购完成的后期,则是双向的,即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的相互的高频和高水平的知识流动。

(2)纵向知识转移。

Rajshree Agarwal和 Raj Echambadi研究了从原先公司那里继承的知识的作用,并把它作为竞争优势的持续源泉[13]。通过检验知识的继承和形成、发展,以及一个未来的拆分公司的生存机会,这个拆分公司是被定义为先前员工未来的创业活动,它是有现在企业的以前的员工建立的,并且和母公司在相同的行业内进行竞争,而且和产业的任何现存者没有任何股权关系,他们提出知识继承的战略管理观点,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新企业的起源有可能解释他们在能力和绩效上的不一致性。他们还发现,母公司的知识水平在拆分公司创业活动形成知识能够积极的影响拆分公司的创业活动的知识水平。从绩效方面来说,拆分公司能够比那些依靠其他形式进入行业的竞争者有更高的生存机会,这也证明起源于现有公司的拆分公司有更强的动力和能力。

4 结论

国外机构知识库研究状况计量分析 篇3

关键词：机构知识库 Web of Science 社会网络分析 引文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6-0094-08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Studies of Foreig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Abstract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s one of the branches resulted from the open access movement.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istribution of years，source journals，institution cooperation，keywords， and citation sequences of research literature with the topic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This paper used bibliometric method by tak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tool SATI 3.2，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ol Ucinet 6 ，statistic analysis tool SPSS 19.0 and citation analysis tool Histcite as tools，so as to present the research status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aboard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Web of Scienc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itation analysis

1 引言

机构知识库（Institutional Repository，IR）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放存取概念提出后形成的分支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国外对于IR的定义的代表观点有“以大学为基础的IR是一整套的服务体系，它是一所大学对其社区或机构成员所产生的数字资源进行管理和传播，并向其社区成员提供这些资源有效使用的服务体系。”也有观点认为“IR是对机构成员所产生的智力成果进行收集保存的数字知识库，可被机构内外的终端用户所获得，不存在获取障碍，并包含以下特性：能够显示机构特色的、学术的、累积和持久的、开放和互操作的。”[1] 因此，IR是机构的宝贵知识资源，如何使IR在科学研究、科学积累以及科学规划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考察并借鉴国外IR研究的发展轨迹，对提升我国IR的研究水平和建设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从整体上来说，我国IR资源建设的整体水平还较低[2]，国外的有关发展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本文通过Web of Science（WOS）检索相关文献，检索式为主题=“institutional repositor”，得到1992～2014年共393篇文献。在这393篇文献中，剔除文献与主题不相关和未收录全的2014年的文献，共得到382篇文献。

为了可视化展现分析成果，我们借助了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ATI3.2、社会网络分析工具Ucinet 6、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引文分析软件Histcite对相关数据的年代、合作、关键词和引文时序等进行了统计与可视化呈现，并在定量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归纳国外IR研究领域的发展规律，探索IR研究过程中的热点，并通过简要分析我国IR研究现状，揭示国内外IR研究现状存在的差距，为我国IR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2 文献基本特征分析

2.1 文献年代分析

不同年代文献量的变化可以表现出国外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情况的历史变化，用阶段划分的方法可使历史变化趋势更为清晰（见图1）。

国外对于IR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2年至2004年，是国外对于IR研究的萌芽阶段。1998年“自由扩散科学成果运动”提出的具有开放存取取向的倡议是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开放存取的概念与实施的时间[3]。但早在1998年之前，IR相关内容已有萌芽。1992年由RB Eaton与I Ruhtrmann撰写的会议论文“Implementing an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就已开始研究IR。2003年，“The DSpace institutional digital repository system： Current functionality”一文中引用的1995年Arms William发表的“Key Concept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Digital Library”中对数字图书馆的核心理念、架构和服务机制的探索涉及IR思想。2002年2月《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BOAI）公布围绕开放存取展开的各项讨论，并落实到对e印本文库和开放存取期刊两种开放存取推进策略的推荐和建设[4]。国外对作为开放存取重要途径的IR的研究也在此时正式拉开序幕。在这段时间内，对IR研究较多的国家主要为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

第二阶段为2005年至2011年，是国外对于IR研究的高速发展阶段。2006年文献量急剧增加，其中以英国发文量为最多（9篇），2005年，英国研究委员会（RCUK）先后发表了基于4项原则的声明草案，提出继续推动开放存取建设的建议，同时，由8个委员会组成的英国科研资助机构，以RCUK的名义提出了将研究委员会自主的科研成果尽早寄存到可公开获取的知识库中作为强制要求的建议[5]。这使得英国较早较快地发展IR的研究，并对国际上IR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2008年后，美国的文献开始大量增多，挪威、芬兰、荷兰、委内瑞拉等欧美国家的IR研究在这段时间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第三阶段为2012年至2013年，这一阶段可视为研究的成熟阶段，发文量有所下降。在IR研究成长过程中，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国家对IR研究的文献占比较小，主要的文献来源国家为韩国、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和中国。中国的IR研究在亚洲处于较高的水平，但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2.2 机构合作分析

对高产机构的所属国家分布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地区IR研究力量的分布，高产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展现了地域之间的合作情况。通过采用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ATI3.2对文献信息进行字段抽取、频次统计后进行机构共现矩阵共建，选择出现频次在1次以上的机构，将矩阵导入社会网络分析工具Ucinet6，生成机构合作网络（去除孤立节点后如图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该领域的高产机构的合作情况。其中，节点的大小代表该机构的点度中心度，即该机构与其他的合作程度大小，节点颜色代表机构所处洲，灰色代表欧洲，黑色代表美洲，红色（节点1、2、3、4）代表大洋洲，白色代表亚洲。连线代表两端的节点代表的机构存在着合作关系，连线粗细表示合作的多少，连线上的数字代表合作的次数。

382篇文献有317个机构参与合作，图中所示节点为高产合作机构，共39个。这39个节点可分为欧洲板块（17个节点）、美洲板块（11个节点）、亚洲板块（7个节点）和大洋洲板块（4个节点）。欧洲的高产合作机构来自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美洲的高产合作机构来自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家;大洋洲的高产机构致分部在澳大利亚;亚洲板块中的高产机构分布在韩国、日本、新西兰。大学机构是研究机构中的主要力量。

其中，跨国的高产机构合作较少。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 Sheffield）、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 Pittsburgh）、澳大利亚悉尼技术大学（Univ Technol Sydney）和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 New S Wales）合作的文献对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和英国的140个图书馆的馆员就现有的服务计划、服务限制等进行调研，对图书馆模式的转变提出了意见[6];由哥伦比亚洛斯安第斯大学（Univ Los Andes）、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Univ London Imperial Coll Sci Technol & Med）、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大学（Univ Simon Bolivar）、委内瑞拉中央大学（Cent Univ Venezuela）合作完成的两篇文献[7-8]，呈现了国际群体关于正在进行的讨论和事件的回顾，探讨了IR是否将成为学术内容出版、分配和保存途径的替代物，并以一个大学机构知识库（www.saber.ula.ve）为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两篇文献的总被引次数分别为4和2，也在该领域研究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参与跨国合作的机构可在第一时间掌握本国与其他国家的调研资料，并及时了解国际理论动态。

同一国家的高产合作机构的研究内容则多为对本国IR使用者进行调研，得出IR存在的问题。新西兰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合作完成的文献，就对新西兰大学中的251位学生进行网络调研，得出了学生存储归档意识弱的结论[9]。从图中可以看出，同一国家高校间的合作非常紧密，高校之间的交流对IR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2.3 关键词分析

对于文献年代、机构合作情况的分析均为文献的外部特征分析，而对于关键词的分析则可以直指文献内部，是对文献内容的深入剖析。通过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和关键词中心度分析，可以揭示研究的角度、热点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掌握研究热点问题与国际动态，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加强自身研究，跟上国际步伐。

2.3.1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根据相异矩阵的对象之间的距离将对象映射到一个二维空间的特定位置，在空间中距离越近的对象相似度越高。高度相似的对象聚集在一起形成类，越是在中心的对象越是核心[10]。去除“Canada”等地名和“Research”等通用词汇，对含义相同的关键词如“Digital Library”和“Digital Libraries”等进行合并，选取出现频次在3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运用SATI3.2生成关键词相异矩阵，导入SPSS19.0中进行多维尺度分析，得高频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3）。

可以归纳出，开放存取（Open Access）、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ies）、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libraries）、数字存储库（Digital repositories）位于核心位置。IR是在开放存取运动中产生的，是一个大学或研究机构通过网络来收集、保存、管理、检索和利用其学术资源的数据库，是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新领域。有关IR的研究离不开其背景与载体。除此之外，IR的研究还有以下热点：

（1）IR的功能研究：国外有关IR功能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交流（Scholarly Communication）、促进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资源共享（Resource Sharing）、数字化保存（Digital preservation）上，研究了IR在以上功能中的所扮演的角色、实现方式和意义等。IR在学术交流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开放的电子出版（Electronic Publishing）功能。P Royster[11]认为机构已经是传统商业或大学出版社的替代品，除出版以前从未出版的原创资料的功能外，还有作为学术出版物出版“第一手段”的潜在价值，加快了学术交流模式的转变;MH Cragin等[12]认为特定类别的数据在IR中数据特征和共享规律易理解的情况下被很好地管理;IR可以使教师、学校知名度和排名得到提高，并增加了学校的智力资本[13];NY Mcgovern等[14]数字保存项目在IR实施中有重要作用，且两者的发展道路都处于十字路口状态，抓住这短暂的机遇可以解决长期问题。

（2）IR用户需求分析：国外学者通过对IR用户尤其是图书馆员、大学教师与研究型学生进行访谈或问卷调研等方式，获取用户态度，用户需求进行分析。LL Haines等[15]认为学者对构建IR抱有积极态度。M Pickton等[16]认为获得论文的完整性是需求之重，自己的文献得到反馈与评论是激励因素。A Abrizah[17]对出版过程中用户存在的顾虑进行调查，发现出版过程中版权与所有权被剽窃的问题则是学者进行自存档的最大阻力，让雇主或资助者对研究者进行授权可以减少自存档模式下学术交流中存在的阻力。JG Bankier等[18]认为将大学IR建立成可让教师在新兴的开放存取期刊中出版原创内容的平台，也可以允许教师从中获得学术利润。

（3）IR的构建与完善：国外对IR构建过程中产生的政策、管理、技术等问题也有着较多的研究。CL Palmer等[19]通过三个案例之间的比较分析，认为知识产权问题是显性的，而IR目标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则是隐性的。IR的构建策略应注重和使用者之间的联络与协调。在对技术进行研究的时候，学者注重于Dspace系统及其他IR支撑系统中元数据技术的应用。E Poltronieri等[20]通过专家调研法，揭示了IR中元数据使用格式的标准与实践;I Subirats等[21]则对支撑诺维萨德大学IR的科研管理系统（CRIS UNS）从PDF文件中自动提取元数据的过程进行了检测，有利于该系统与其他系统中元数据的同步。

（4）IR的评价体系：通过构建IR的评价体系，对IR的性能进行评价，并加以完善。F Lagzian等[22]通过专家调研法总结出六个维度共36个成功因素作为评价IR的指标。如韩国釜庆大学（Pukyong Natl Univ）的Kim Yong Ho和韩国明知大学（Myongji Univ）的Kim Hyun Hee[23-24]于2008年通过实验数据对韩国IR“dcollection”的评价指标做出了验证，为“dcollection”建立了一个可用性评估框架，并用此框架对“dcollection”的可用性进行了评估。IF Aguillo等[25]则运用网络计量学方法对开放存取库进行了排名。

关键词之间的相互联系也与时间有着密切关系。成熟稳定阶段与高速发展阶段相比文献量增多，但主要的研究主题依然围绕开放存取、数字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学术交流等关键词展开;少量增长体现在研究主题的扩充，如对IR与学术材料可见性（visibility）增强的讨论，IR中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转型，语义Web应用程序能够共享和再利用现有信息，并且建立多学科信息的集成视图，有利于IR之间的元数据交换，因此也成了IR研究在成熟稳定期的新兴话题。

2.3.2关键词中心度分析

网络中心度中的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三个指标不仅可以发现研究领域的热点，也可以识别未来发展的趋势。点度中心度是与另一个节点实际相连的点数，度数越大表示该节点的中心地位越强。中介中心度是一个节点作为连接中介的个数，度数越大，该节点的纽带作用越突出。点度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经常作为网络中心度的量化指标。

在某个领域中，节点中心度较高的节点通常代表着当前的热点，节点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较低，但中介中心度较高的节点代表着新兴的发展趋势[26]。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Ucinet进行处理，计算关键词的中心度，并利用excel处理数据，得到关键词中心度对比图（见图4）。

可以看出关键词中点度中心度较高的中介中心度走势与其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判断开放存取（Open Access）、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ies）、学术交流（Scholarly communication）、Dspace等既是当下的研究热点，也是该领域中的研究纽带。点度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相对较低而中介中心度相对较高的关键词有大学（Universities）、元数据（Metadata）、自存档（Self-Achiving）、电子出版（Electronic Publishing）、资源共享（Resource Sharing）等，可见围绕数字存储、电子出版、资源共享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研究方向。

2.4 引文时序分析

领域引用次数（Local Citation Score，LCS）即所搜集的文献中对该文献的引用次数。将文献数据导入histcite软件，选择LCS大于3的文献进行显示，快速定位各个年代的重要文献，了解国外不同年代对IR研究的关键点，画出IR的文献引文时序图如图5所示。每个节点表示一篇LCS大于3的节点，节点大小表示LCS的大小，节点上的数字是文献的编号。连线表示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对所有文献根据年代和LCS进行引文时序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年代的重要文献及其对IR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清晰地显示出重要文献之间的关联。

2003～2004年，国外的两篇重要文献为国外IR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一是CA Lynch的“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for scholarship in the digital age”（文献引文时序图中为文献9），其总被引频次为31，LCS为7。作者在文中总结了自己在学术交流中对IR本质、功能和在转变学术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认为IR加速了学术和学术交流的转变，使大学以往在出版过程中扮演的被动者变为伙伴关系，并为教师先驱探索数字媒体提供了支持。随后出现的重要文献是参考文献27，该文作者回顾了当时发展起来的IR并预测了它们在学术扩张中将起到的影响。其总被引频次为12，LCS为6，这篇文献也被2006年至2009年的多篇文献引用，对本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持久的推动作用。

国外优秀企业文化案例 篇4

一、国外企业文化案例一IBM公司的企业文化 IBM公司的全称是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其前身是1911年在纽约成立的CTR公司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1999年IBM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排行榜上已名列第14营业收入额816.67亿美元利润63.28亿美元资产额861亿美元。IBM的企业文化随着企业经营战略和组织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变革50年代中期由集权变为分权废除蓝领与白领的全部80年代实行战略重组将所有的销售部门归并到信息系统联合部尽量了解顾客信息特别是顾客多种特殊的需求让技术专家直接参与市场营销。公司最早提出“为职工利益、为顾客利益、为股东利益”的信条后又改为“尊重个人、竭诚服务、一流主义”。公司以乐观、正直、开朗、进取的精神塑造了IBM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公司的创始人老托马斯·沃森把“营销导向”作为企业理念关心用户、关心社会成为公司价值观的支柱。IBM倡导公司经营的各个环节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营销从公司各级领导到各制造厂的工人都要接受企业规章制度的严格培训把“服务至上”和“IBM就是服务”的理念灌输到每一个员工的思想之中不把产品卖出作为服务的终点和最终目的而是以与用户建立持久良好的关系作为成功的标志。公司要求全体员工对用户提出的问题必须在24小时内给以落实或答复。IBM的公司宗旨是尊重人、信任人为用户提供最优服务及卓越的工作。尊重人就是尊重用户和员工的权利和尊严帮助他们自我尊重信任人就是发挥职工的自觉性和创造力追求卓越就是尽力以最优的方式达成结果和尽可能完美。IBM作为高科技企业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开发公司提出必须满足职工的安全感、职业保障等心理需求因而报酬必须有很强的刺激性和激励性对特别需要嘉奖的职工一定要锦上添花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IBM公司在几十年的经营中形成了一种良好服务的企业文化公司的历届总裁都认为良好的服务是打开计算机市场的关键IBM就是要为顾客提供全世界最好的销售服务对每一个服务都周密安排蠃得了用户的广泛好评。IBM是世界上最早导入CI的企业之一它成为蓝色巨人而被全世界的广大用户所接受不仅是因为有良好的视觉形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服务理

念。在公司员工看来“IBM就是服务”不仅是一句广告语而且是一个行动命令。它要求全体员工用最佳的服务蠃得消费者这样才能达到视觉系统导入VI和理念系统导入MI的一致性。二惠普的企业理念塑造惠普Hewlett-Packard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由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B·惠得特和D·帕卡德筹资创办最早的产品是用于通讯、勘探、医学和防务领域的声波振荡器。如今该公司已经在世界十大信息产业中仅次于IBM公司和富士通而名列第三。惠普公司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营中强大的企业文化系统在促进企业业绩增长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公司创立伊始公司的创立者们就明确了其经营宗旨瞄准技术与工程技术市场生产出高品质的创新性电子仪器。在这一经营宗旨上惠利特与帕卡德建立起了共同的价值观和经营理论这一价值观与经营理论同时体现在他们聘用与选拔职工之中换言之他们是按这一价值观标准来聘用和选拔公司人才的。他们对公司员工大力灌输企业宗旨和企业理念使之成为惠普公司的核心价值观。惠普公司的价值观就是企业发展资金以自筹为主提倡改革与创新强调集体协作精神。在这一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公司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这种被称为“惠普模式”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更加注重顾客、股东、公司员工的利益要求重视领导才能及其他各种惠普激发创造因素的文化系统在这一文化系统中惠普模式注重以真诚、公正的态度服务于消费者。在企业内部提倡人人平等与人人尊重。在实际工作中提倡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与成果管理提倡温和变革不轻易解雇员工也不盲目扩张规模坚持宽松的、自由的办公环境努力培育公开、透明、民主的工作作风。惠普的企业文化及其在此之上所采用的经营方式极大地刺激了公司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公司在5060年代纯收入就增加了107倍仅从19571967年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就增加了5.6倍。投资回报率高达15。90年代以来企业新一代决策者们保留了原有文化体系那些被认为是惠普企业灵魂的核心价值观并根据经济发展现状废止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加入新的内涵。约翰·科特认为“改革后形成的新型企业文化其主流的确是对市场经营的新环境的合理反馈。这种与新的市场环境的适应

性显然是一种充分合理的适应性。因此它也是一种比原有企业文化更高、更好的适应市场经营环境的企业文化”。

国外著名企业文化学习心得 篇5

——技术部江山

读完6篇材料，我发现国外著名企业在企业文化方面、在培训方面都有很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可归纳如下：

1)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也都有自己一套完善的培训体系。他们强调每一个新加入的员工需要适应企业文化，而这个过程是通过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来完成的。

2)企业对培训特别重视，这种重视对从骨子里重视，是付诸于行动的重视，是自上而下全方位的重视。

3)企业的培训是一套完善的体系，有一个规定的流程，在开始工作之前都必须先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才能开展相应的工作。

4)很多企业的培训都特别重视导师制，由老员工带新员工，无论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给新员工以指导。

5)企业培训注重持久性，员工从入职第一天开始接受培训，到离开企业都是在接受不断的培训。

6)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企业的培训要符合自己企业的特点，做到因地制宜。薇美姿如何能做到一个百年品牌，如何成为世界知名品牌，我认为我们一定要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重视培训体系的建立。对公司培训体系的建立有以下几点建议：

1)从骨子里重视培训，公司领导应该起到表率作用

2)发动全体高管的资源，进行头脑风暴，形成一套培训体系

3)整合社会资源，先固化，再升华

4)重视“导师制”，让人人都成为培训师，人人都接受培训，并培训他人

5)培训能否达到目的，持之以恒很重要。

6)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灵活变动，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国外文化知识问答 篇6

英国的剧院演出市场之活跃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从精美高雅的古典音乐，到充满实验创新的前卫戏剧，在英国可谓应有尽有。

剧团是剧院演出市场的灵魂。在众多优秀剧团中，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就是一家成功的古典剧团，年营业额达到3200万英镑(1英镑约合1．88美元)。它不仅是莎士比亚经典戏剧艺术的代表和传播者，而且面向大众，通过普及性演出，搞活演出市场。

依靠国家财政支持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是英格兰艺术委员会给予财政支持的六大国家艺术团体之一。英国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分别设有独立的艺术委员会，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彩票基金收入，政府每年用于支持国家大型艺术团体，扶持小型巡回剧团和试验性表演团体的资金有数十亿英镑。在2001—2002年度，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从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得到的财政资助为1200万英镑，翌年这笔资助增加到了1280万英镑。此外，艺术委员会还通过每年定期组织国内外演出，对剧团做市场推介，并且积极鼓励商业公司与剧团合作，英国商业公司每年对艺术的投入超过了1亿英镑。

追求经典艺术特色

如果说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么，植根于莎士比亚文化的沃土，不断开发进取，奉献给社会高质量的优秀剧目，则是其成功的最大内在力量。该剧团主要表演莎士比亚、文艺复兴时期其他戏剧家和当代剧作家的经典作品。即使面对流行艺术的挑战，剧团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追求经典艺术的特色。自1960年建团以来，5代艺术总监都是著名导演艺术家，剧团中还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莎剧演员。

在过去10年中，剧团推出了171部新作品，在英国120多个城镇和国外50个城镇演出了1．9万场，售出门票1100万张。尤其是最近几年，每年都要演出3000场。今年，剧团又推出了莎士比亚全剧年，从4月23日莎士比亚诞辰日起，陆续上演50部莎翁作品，包括中国艺术团体在内的17个外国访问剧团也将参加演出。

植根莎翁文化沃土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是世界最著名的戏剧演出团体之一，但从来不把自己局限在大城市豪华剧院的象牙塔内。它在英国有三大演出基地，分别为伦敦、纽卡斯尔和斯特拉特福，大本营则一直坚守在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斯特拉特福。这是英格兰中部的一座小城镇，当地的第一座永久性剧院是靠镇上一名啤酒商募捐于1879年建成的。

该剧团前身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剧团。在斯特拉特福这片莎士比亚文化浸润的沃土上，剧团孜孜不息地汲取着营养和成长壮大。1925年，剧团获英国皇家宪章批准，迄今，女王仍是它的赞助人，查尔斯王子是其名誉主席。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剧团赢得评论家的频频喝彩，50年代时应邀到苏联、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演出。1960年，由知名导演彼得·霍尔正式组建成国家级现代皇家莎士比亚剧团，60多名著名艺术家加盟。现任艺术总监迈克尔·伯伊德也是一位优秀艺术家，他曾因《亨利六世》、《理查三世》等剧目荣获英国戏剧最高奖劳伦斯·奥利弗奖的最佳导演奖。

目前，剧团有500多名演职员，在斯特拉特福拥有3家剧院，其中最大的皇家莎士比亚剧院有1412个座位。剧团的每一部新作品都要先在斯特拉特福上演。

帮助观众解读表演

观众是剧团的生命，也是对剧团的最大挑战。尽管莎士比亚戏剧是英国文学的骄傲，但他的生活年代毕竟已距今400多年。因此，剧团把保持现代观众与莎士比亚时代的接触、帮助观众理解莎士比亚作品及其时代作为主要任务，并将此视作剧团的责任和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从剧作家、导演、演员，到出品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剧团致力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共同参与丰富多彩的观众活动。只需花上两三英镑，观众就可走进剧院。譬如最受欢迎的“舞台示范”，就是由导演、演员和舞台设计师等直接向观众示范走台、发声等表演技巧；“教师课程”则是专门向教师们介绍如何利用莎士比亚的课文进行表演；为9—13岁少年设计的“家庭日”在日场演出前举办，小观众在大人陪伴下登上舞台，演员凭借布景和音乐的烘托，身临其境地向他们讲解剧中的语言和故事；有志于体验表演艺术的观众，可参加剧团一段时期的作品创作，随后做一次创作演出。在“剧场行动”活动中，艺术家们拿出他们创作的各种道具，向观众展示如何依靠假发、化妆、服装、小道具和特技的帮助，使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不同世界神奇般地复活。再比如“小小道具箱”，先是由剧团化装师给你画上烧伤、刺伤的疤痕等，然后，你和你的家人可任选一套服装，装扮成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拍一张漂亮的剧照。

阳春白雪和者不寡

剧团每年都举行多场基层巡回演出。为满足特殊观众的需要，艺术家们带着古典戏剧，深入社区、学校、休闲中心等场所表演。在演出结束后，他们还把自制的道具和服装向公众出租。剧团每年8月为业余戏剧爱好者组织的夏季学校，已经开办了59年。

正是这些群众普及活动，拉近了观众同演员的距离，也把莎士比亚戏剧带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过去的5年里，该剧团已成功吸引来15万第一次走进剧院的人。而且，25岁以下的年轻观众占1／4。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多年来的努力和实践证明：阳春白雪也可以和者不寡。

国外文化知识问答 篇7

有关于问答系统的研究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和信息检索相关研究领域已经有了相当长的研究历史。早期人们对于问答系统研究的动机和需求主要来自于信息检索系统的自动化,人们寻求一种计算机检索系统可以自动并且准确地理解人的信息需求,以便于找到合适的信息。所以,早期的问答系统解决方法主要是基于信息检索的技术。比如在基于模板的RDF问答系统(Unger C.et al,2012)一文中,传统的问答系统都是将问题转换为RDF三元组的形式,再通过三元组在知识库中检索可能的候选答案,但是作者认为单纯使用RDF三元组无法准确地表达问题真正的含义,尤其是对于较为复杂的问题,RDF三元组很难回答出准确答案。于是作者提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问题解析方法,即引入“SPARQL”模式来代替原有的简单RDF三元组。“SPARQL”模式是一种专门用于RDF的查询语言和数据获取协议,通过“SPARQL”的引入,可以更准确地表达提问的逻辑关系,从而提高解析提问的正确率。Yahya等(2012)在处理Web中的自然语言提问时,也利用了“SPARQL”模式对自然语言提问进行拆分和进一步的语义分析。这种处理自然语言提问的方法的主要思路是将问题转换为RDF三元组或者更为复杂的“SPARQL”形式,即抽取问题中最核心的信息,然后在知识库中进行检索,之后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选择最可能的答案。其主要缺陷首先是对问题解析不够准确,尽管使用“SPARQL”来表示问题中的逻辑关系,也仍然是基于三元组的形式,对于逻辑关系更为复杂的问题无法准确理解,其次对于候选答案的选择和排序的准确率也不是非常理想。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自然语言问答系统的解决方案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基于语义分析的方法,即利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提问进行解析,将自然语言的提问转换成更高级的表达形式或者标准提问语句。最终目标是解析提问的语义,将其转换为逻辑形式来准确表达自然语言提问的含义。然后直接通过逻辑表达式在知识库中匹配正确的答案,不再需要找到大量候选答案,然后挑选可能性最大的答案。与之相反,另一种处理自然语言提问的方法是基于信息抽取。这种方法不去理解提问的逻辑或含义,而是抽取提问中重要的核心话题实体和关系,然后在知识库中搜索核心实体几跳以内的候选答案实体。最后计算候选答案与提问文本的相似性或相关性,来选取可能的最佳答案。

二、基于语义分析的问答系统研究

首先来看近三年来基于语义分析技术的问答系统相关研究。传统的基于语义分析的问答系统一般来说都是通过人工标注的逻辑词表,在小范围内进行有监督的机器学习。这种方式有非常大的缺陷,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通过监督学习,并且依赖于人工标注,这就导致在大规模的知识库中表现不佳,遇到在监督学习中没有学习过的样本就很难处理。Cai等(2013)的研究目的就是在传统监督学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可以用于大规模知识库问答系统的半监督学习模型,以解决纯监督学习的语义分析方法在知识库问答系统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作者依然使用了纯监督学习的方法进行了一个语义分析器的训练,其次作者开发了一个匹配算法在知识库中找到与词汇相关的标志,最后作者建立了一个词汇扩展器,将词汇和知识库中的相关标志联系在一起,并且可以不断添加新的词汇和知识库相关标志,最终完成学习。这种半监督学习模型虽然性能比传统的方法有了较大提升,但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对人工标注的依赖,同时对词汇扩展器中词汇与相关标志的正确度要求较高,所以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用动态匹配方法扩展语义分析器(Kwiatkowski T.et al,2013)一文中作者发现,首先,在传统的语义分析解决知识库问答系统的方法中,由于对同一问题自然语言表述的多样性,导致对相近提问的语义分析结果,即逻辑表达式会有所差异。因为在知识库中实体间的关系是唯一的,这就会产生逻辑表达式与知识库的关系无法匹配的情况,从而降低了问答系统的性能。其次,面对大范围的知识库,依赖于人工标记的逻辑形式是不现实的。于是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匹配并且不依赖于人工词汇触发器的解决方法。这种方法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对问题进行不依赖于知识库或者人工词汇触发器的语义分析,允许产生不明确的逻辑表达式,或者说允许产生对相近含义的提问产生不同类型的逻辑形式。之后第二步就是作者提出的本体匹配模型,在这种模型下,针对知识库中不同领域内的本体或者关系,将产生的不明确的逻辑表达式转换成能够与知识库中本体匹配的明确逻辑形式,从而提高问答系统的对不同表达的相似提问的处理能力。

利用问题答案对的方法对Freebase进行语义分析(Berant J.et al,2013)一文作为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摆脱人工标注的语义分析学习方法的文章,使得后期很多的相关研究都以其研究成果作为比较的对象。在这篇文章中,为解决语义分析中对人工标注的依赖,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问题答案对的学习方法。首先作者使用了λ-DCS语言来构成提问的逻辑表达式。由于自然语言的复杂性,导致对提问的语义分析会产生很多可能的候选逻辑表达式。作者等人的主要贡献就是设计了一种学习算法,可以通过正确答案的逻辑表达式,训练得到一个向量,使得其与最正确的逻辑表达式的内积最大。得到该向量后,即使针对陌生的新问题也可以找到最符合的逻辑表达式,从而在知识库中找到符合逻辑的答案。

通过转义法进行语义分析(Berant J,Liang P,2014)是对上一个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2014年的这篇文章中,Berant等人认为2013年的模型较为粗糙,直接将候选逻辑表达式和正确答案的逻辑表达式进行匹配。在2014年的研究中,作者等人提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模型来进行学习。其主要的贡献是在对提问进行语义分析、生成逻辑表达式的过程中,增加了一步转义。主要的过程是先通过粗糙语义分析,生成一些候选逻辑表达式。其次通过候选逻辑表达式生成与原提问语义相近的规范自然语言表达,再通过语义相似度的计算方法,找到与原提问最相似的规范自然语言提问,再生成可能正确的逻辑表达式。最后通过正确答案的逻辑表达式,来训练模型。Berant等人的两种方法尽管仍没有完全解决知识库问答系统的问题,但对基于语义分析方法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了以上利用语义分析产生逻辑表达式的思路,还有另一种语义分析来解决知识库问答系统问题的思路,即语义分析拓扑图与知识库实体关系拓扑图的匹配。如Reddy等(2014)提出在大规模的知识库中解决自然语言问答系统的问题,既不基于人工标注的学习方法,也不利用正确的问题答案进行训练,而是利用对自然语言提问的语义分析产生的逻辑关系拓扑图与知识库中的实体关系拓扑图进行匹配,作者认为在这两者之间有许多的共性。作者使用CGC语义分析算法将自然语言提问转换成逻辑关系拓扑图,然后将其与知识库中已经存在的实体关系图进行相似度计算,找到相似度最大的子实体关系图,最后根据逻辑关系图中未知答案的位置,在匹配的实体关系图中相同的位置找到合理的答案。其研究为语义分析方法解决知识库问答系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Wen-tau Yih等(2015)也是基于逻辑拓扑图匹配的思路出发,更加深入地创新了一种方法。作者等人最大的创新点在于直接利用知识库中的实体关系,分阶段逐步生成与提问含义最相近的完整逻辑拓扑图。该方法第一步是选取自然语言提问中可能的候选核心实体,第二步针对每个可能的核心实体和关系逐步生成候选核心链,第三步利用卷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方法来找到与提问含义最相近的核心链,最后一步将一些限定条件添加到核心链中,最终得到与提问含义最相近的完整逻辑关系拓扑图,从而根据需求的未知答案在图中的位置,得到正确可能性最大的答案。

有关语义分析方法解决知识库问答系统问题还有其他许多有趣的研究,如Fader等(2014)提出了一种OQA的方法,既可以应用于FREE-BASE这种规范化、结构化的知识库,也可以应用于覆盖面更为广泛的Open Information Extraction这种基于信息抽取的知识库,其方法的主要过程首先仍然是基于对自然语言提问的转义、语义分析、逻辑表达式的生成和答案的匹配,其创新点在于引入了OQA问答系统;其次提出了一种找到高可靠性答案的算法,并设计了一个感知机模型来进行答案的打分;最后开发了一个自动化的提问转义和重写的算法。Bao等(2014)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了CYK语义分析方法,将自然语言提问的表达式转换和答案查找合并成一个过程。以及Yih等(2014)的研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单关系的自然语言问答系统的语义分析上,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模型来计算提问中出现的实体与知识库中的实体在关系模式上的相似度,然后选择相似度最高的三元组来作为问题的答案,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处理较为复杂的多关系的问题时,仍然力不从心。

三、基于信息抽取的问答系统研究

在介绍了基于语义分析的知识库问答系统的相关研究后,接下来了解另一种处理自然语言提问的思路,即基于自然语言提问信息抽取的方法的问答系统研究。在关于信息抽取方法的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对结构化数据的信息提取:基于Freebase的问答系统(Yao X,Durme B V,2014),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即使语义分析方法十分流行,信息抽取的方法在性能上依然能与语义分析法相媲美。作者首先将问题中有意义的词和关系抽取出来,并根据其关系生成一个关系图,然后根据抽取出的词确定一些核心话题词,其次在知识库中根据这些核心词周围几跳内的关系和实体抽取出一个知识库的关系图。作者认为通过这样的抽取,在知识库关系图中应该包含有正确的答案,然后作者将问题关系图中的所有节点作为问题的特征,将知识库关系图中的所有节点作为知识库关系图的特征。将两者的特征进行相似度比较,相似度高的知识库中的节点获得高分,反之获得低分,最后得沿着得分最高的节点一路走下去就是答案。在该研究中,作者证明了基于信息抽取的方法相较于语义分析法是有一定的可取性的。

随着词嵌入技术的发展,对于基于信息抽取解决知识库问答系统的研究有非常显著的提升。Antoine Bordes等(2014)就将词嵌入技术与知识库开发问答系统相结合。在用弱监督嵌入模型建立开放式问答系统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在语义分析解决问答系统的研究中,仍然需要人工标注,仍然是有监督地学习,智能化不足。于是其提出了引入词嵌入技术,省去了语义分析,直接将自然语言提问转换成低维向量,同时将与问题相关的候选答案的三元组也转换为向量。再利用正确答案进行模型训练,在实际应用中将相似度最高的候选答案作为最终答案。在文章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些计算向量相似度的优化算法,并进行了比较。

在引入了词嵌入技术之后,Bordes对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在利用子图嵌入法建立问答系统(Bordes A.et al,2014)一文中,作者对其之前的模型进行了优化,其主要贡献有两点。第一,作者引入了同义提问进行模型的辅助训练,以提高模型应对复杂的长路径问题的能力。由于自然语言的复杂性,对含义相近的问题有多种表达方式,当简单的问题换一种复杂表述时,机器模型处理能力就会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增加了自然语言问题转义的训练。第二,作者对候选答案的向量表示更加细化,不再仅仅将答案三元组转换为向量,而是从答案的实体、关系路径和子关系图三个方面出发,更加全面地构成表示答案的低维向量。

在Bordes等人提出了将词嵌入技术引入知识库问答系统之后,许多研究者受到启发,对这种方式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如Li Dong等(2015)在Bordes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多列卷积神经网络的模型来计算问题向量和候选答案向量直接的相似度。在利用多列卷积神经网络建立针对Freebase的问答系统这篇研究中,作者等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比较问题和答案的相似性,即知识库中候选答案实体的关系路径、上下文联系和答案类型。作者利用正确问题答案训练的卷积神经网络,对自然语言提问分别生成三个方面的表示向量,之后与候选答案的三个方面的向量分别进行打分计算,将结果相加,总和得分最高的答案作为最佳答案。

在词嵌入技术显示出强大性能的同时,有研究者尝试将词嵌入技术与语义分析方法的优势相结合,解决语义分析方法中的劣势,同时提升知识库问答系统的性能。Yang等(2014)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将词嵌入技术与逻辑表达式相结合,但是省去了对自然语言提问的语义分析过程。在研究中,作者认为在语义分析方法中的优势之一就是利用了逻辑表达式作为对提问的解析形式,逻辑关系清晰所以答案的可靠性较高;但是缺陷就是语义分析的过程难度较大,由于自然语言的复杂性,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描述数量非常大。语义分析往往基于实体间关系的人工标注,但是成本很高效率很低。为解决这一问题,作者利用了词嵌入技术,将提问和候选的逻辑表达式转换成向量形式,通过比较二者之间的相似度,来确定最合适的逻辑表达式,最终在知识库中确定正确答案。此研究与信息抽取方法最大的不同是其不直接比较提问与答案间向量的相似度,而是计算逻辑表达式与提问间的相似度,既保留了语义分析法的逻辑清晰的优势,又加入了信息抽取方法中模型简单的优势,是两种方法优势的结合。

四、国外前沿研究成果的启示

首先,根据国外最前沿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想要建立一个成熟的知识库自然语言问答系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由于人类自然语言本身的复杂性,再加上目前计算机技术的局限性,使得计算机进行自然语言的准确理解和处理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建立一个知识库问答系统的关键就在于解决计算机在自然语言理解上的难题。尽管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乃至于在计算机深度学习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在一些国外的前沿研究中不断应用新的优化算法,但是最终计算机对自然语言提问的回答准确率依然无法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目前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实验结果一方面说明实现一个成熟的知识库自然语言问答系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知识库自然语言问答系统的研究领域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

其次,要真正建立一个成熟的知识库自然语言问答系统,实现计算机自然语言的无监督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尽管目前计算机在无监督学习下的自然语言处理结果相比有监督地学习准确度且更为复杂,但是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无监督学习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问答系统的必然趋势。在有监督学习下建立的问答系统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处理新的知识,即无法处理没有标注过的内容。由于人类自然语言的复杂性,再加上人类语言自身仍在不断变化和更新,难以通过人工标注的方式将所有自然语言的词汇全部囊括到知识库中。这就需要计算机有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知识库中已有的知识来不断学习新的内容。计算机有自主更新知识库的能力是其实现真正智能的自然语言问答系统的前提。

最后,词嵌入法这种将自然语言抽象化、向量化的方法是目前解决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的发展方向。由国外对基于知识库的自然语言问答系统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用语义分析方法进行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还是用信息抽取方法进行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最终都选择了将词嵌入法与自身相结合的发展方向,说明词嵌入法或者说自然语言向量化对整个自然语言处理研究领域以及知识库问答研究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词嵌入技术最大的特点是真正实现了将人类的自然语言转换成计算机可以处理的抽象化的向量,为计算机真正理解自然语言提供了基础。因此,国内在知识库问答系统以及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研究中也要将词嵌入技术和其他能够把自然语言抽象化的技术重视起来,与自身的研究相结合,把握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五、结语

国外文化知识问答 篇8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的不仅是发展机遇，也是巨大挑战。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发达国家为了缓解进出口压力、转嫁经济危机，利用自身技术与知识产权上的优势，运用知识产权壁垒压制他国产品出口，从而达到垄断国际市场、维持经济政治地位的目的。而由知识产权形成的贸易壁垒因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被发达国家愈加频繁地使用，制约了我国产品出口。本文主要通过对知识产权壁垒的特点及影响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应对知识产权壁垒的建议。

关键词：知识产权 贸易壁垒 产品出口 应对措施

知识产权壁垒，是指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定、侵害国际正常贸易与投资的构成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相比反侵销、反补贴、保护措施和特保措施这四大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措施更具优越性，表现形式更多样化，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惯用的贸易保护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出口产业结构逐步优化，高新技术产品比重日益提高，所遭遇到的专利诉讼等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门槛也日益高企，出口企业被迫承担巨大的贸易风险，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数据显示，我国有60%的出口企业遭遇过国外的知识产权壁垒，每年损失达170亿美元以上。

一、知识产权保护壁垒主要特点及对我国影响

（一）打击范围逐渐扩大

知识产权保护壁垒较其他贸易保护措施具有隐蔽性强、发动门槛低、打击面广的特点，因此知识产权大国利用该类措施限制进口商品的热度持续提高。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依据关税法，以产品侵害美国知识产权为由频繁对我企业发起“337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截至2015年，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遍及电子、通信、化工、机械、轻工、医药、食品、服装等多个行业，其中2015年针对中国企业的调查共有11起，占全年立案总量的三分之一。“337调查”的低成本和巨大代价，使其具有甚至是超过专利司法程序的杀伤力，企业一旦败诉，其相关产品将被拦截在美国市场外，而遭遇“普遍排除令”的企业，连同本国同行企业的产品都将被要求退出美国市场。2014年欧盟发布新知识产权海关执法条例，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从传统的商标权、专利权等扩展到半导体产品的布图设计、实用新型等，并明确与货物分开进出境的包装、标签、贴签、宣传册、操作说明书、保修文件或其他类似的项目若含有侵权商标或地理标志，也作为侵权嫌疑货物。该条例已明显超出世贸组织有关规定，构成贸易壁垒。此外，还有部分知识产权投机公司采用商标抢注、无理缠讼等方式不当获利，延缓中国企业发展壮大。

（二）我国企业应对难度较大

我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对国外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了解较少，很多中小企业遭遇知识产权诉讼缺乏足够的资金、渠道和必要的组织，主动应诉的意识和能力不强。以美国“337调查”为例，我国企业败诉率为60%，远超世界平均值26%，一些企业遭遇“337”案件时甚至放弃应诉，拱手将市场让出。即使打赢官司，企业也需面临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时间成本，中兴和华为两家电信龙头企业2011年以来遭遇美国“337调查”多达11次，诉讼费近2亿美元，其中一宗同时涉及中兴公司、华为公司的3G无线设备专利诉讼耗时达43个月，使两家企业错失了3G无线设备在美国市场发展的良机。而广大中小企业更是处于不利地位，2015年年初，国际支付平台PayPal和北美电商平台wish被曝光以“仿品”和“侵权”为由，冻结大量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卖家账户。据我国卖家反映，国外电商平台大多偏袒当地买家，在处理退款纠纷中判卖家部分退款或全额退款的概率高达90%。我国卖家由于力量分散，缺乏维权渠道，在贸易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高新技术产业冲击明显

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电子、通讯、网络、生物领域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知识产权壁垒成为传统发达国家压制我国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2015年美国发起的337调查中11起针对中国企业，其中7起涉及电子信息行业，LED、音频处理硬件、触摸屏控制芯片等。值得警惕的是，国外知识产权保护的目标蔓延至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以期在苗头阶段给予扼制，如2014年3月，北京颖泰嘉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研发的甲磺草胺除草剂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不到一年，市场占有率很低，就遭到美国行业巨头的专利侵权起诉。传统发达国家不愿意放弃长期占据制高点的核心技术领域，在部分行业形成专利垄断，如全球LED产业的技术专利基本被日本、美国、韩国和德国的几家行业巨头所垄断。我国专利主要集中在封装、应用和驱动方面，而外延芯片和衬底等核心技术领域专利方面相对较少，这导致企业只能选择付高昂的专利费或者铤而走险进行贸易，高端产品更是难以走出去。

二、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壁垒的应对建议

（一）拓展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渠道等政策措施

企业“走出去”之前做好对各国市场技术标准和专利等知识产权信息进行充分跟踪调查，提前进行专利侵权风险分析，加强知识产权海外布局规划、完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通过保险提升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能力。

（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企业主体作用

行业协会应充当企业知识产权信息共享的平台、跨企业联合研发中的桥梁，推动企业知识产权创新，提供资源平台与维权帮助。企业应完善内部组织机构，加强自主创新及知识产权成果保护，将知识产权、标准和保护融入工作生产中，同时积极、科学地应对知识产权纠纷。

（三）建立攻防兼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参考学习美国“337调查”制度，转变我国目前以防御状态为主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出动出击，反制专利投机公司和恶意挑起事端的国外企业。同时，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建立相关服务部门提供知识产权法律援助，或向我国驻外使领馆增派知识产权专员，发布海外和境内涉外知识产权服务和维权援助机构名录等，为我国出口企业运用法律武器抗击知识产权滥用情况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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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寒啸.新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壁垒及其应对[J].人民论坛，2010（8）

[3]李大江.知识产权壁垒的特征、形式及影响探析[J].科技场，2014（4）

[4]邵雪.浅谈中国面对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J].商，201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