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论读后感

社会分工论读后感（精选8篇）

社会分工论读后感 篇1

从《社会分工论》看集体意识

迪尔凯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从经济现象中，发现社会性和道德性的规律。很多人把关于两种团结的叙述看作本书的最大成就，但我认为，《社会分工论》最重要的发现在于对集体意识的发现与叙述。

历来的社会学家或者说社会哲学家都喜欢探讨一个问题，即把个体联结为社会的纽带是什么。诸如卢梭的理性契约，斯宾塞的自由竞争，孔德的社会强制力。但是上述几人的观点都有明显的漏洞。如果维系社会的是理性契约，契约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那么没有签订契约或不愿签订契约的是不是没有维系社会的义务？如果是自由竞争，那么怎么解释竞争薄弱的社会？如果是社会强制力，那么又怎么解释人对社会的依附感？

所以我认为，迪尔凯姆在本书中提出的集体意识，才是正确的答案。集体意识这一概念在迪尔凯姆的思想中占有的地位，在我看来几乎是最重要的。不管是失范、自杀，和晚年的对宗教的研究，都比不上集体意识的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他在本书中给集体意识下了这样的定义：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

迪尔凯姆是在分析犯罪时提出集体意识这一概念的。在第二章中，他对犯罪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几种假设：对社会产生了危害的行为、同时受到社会压制的行为、受社会成员共同谴责的行为，对集体感情的危害，等等。但这几种假设都被迪尔凯姆自己否定。最后他提出了集体意识这一概念，并指出，犯罪是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迪尔凯姆指出，集体意识的基础并没有构成一个单独的机制，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散步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但它又具有自身的特质，并形成了界限分明的实在。迪尔凯姆还发明了一个技术性的表达方式，特指由社会相似性构成的总体。但是迪尔凯姆又说，社会相似性在不同的社会发生着变化。在机械团结占主导的社会，人的相似性非常大，而在有机团结占主导的社会，人的相似性则非常小。所以在不同的社会，集体意识也发生着变化。这就涉及到集体意识的发展。

在“机械团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集体意识驾驭着大部分个人。甚至可以说，集体意识是维系社会的唯一因素。同样的宗教、同样的信仰、同样的价值目标、同样的行为规范、同样的道德标准甚至同样的情绪情感，集体意识是如此的庞大，以至于在古代社会，隶属于共同情感的个人几乎相近或相似。

无疑在有机团结的社会里，集体意识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了。分工形成的经济依赖成为了更为物质化的纽带。可是在个人分化的社会里，共同的集体意识也继续对社会团结发生作用，它加强并巩固了经济依赖所造成的联系。分工的发展导致了有机团结的出现，可并没有消灭共同的集体意识；它只是降低了集体意识在日常生活微小调节中的重要性。这就为个人的主动性和社会的异质性留下了空间。换句话说，在机械团结的社会，巨大的集体意识囊括了人们的所有生活，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看法也都是相似的。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里，集体意识只关乎“大节”，只对人的基本精神和道德进行相似性维系。这让我联想到张之洞的《劝学篇》，虽然我没有看过原文，但看了《走向共和》后也有了大致的了解。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的集体意识了。在张之洞之前，儒家思想就贯穿了人们的所有生活，而张之洞时的清朝，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体”就是迪尔凯姆所指的集体意识在有机团结中的作用呢？

从迪尔凯姆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时代有人担心分工会导致人们逐渐完全与基于道德一致的社会联系相脱离。可迪尔凯姆打消了这种担忧。他说：全社会共有的道德规则的持续影响作为一种潜在的非契约关系是增长了的专门化和物质性相互依赖的结果。集体意识提供了支持契约关系的非契约性道德的基础。

如迪尔凯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的，他仍然对社会解组存在着担心和忧虑。一旦社会道德规范的调节作用发生了故障，社会联结纽带会出现松弛和断裂。如果仅从道德的层面上来考虑集体意识，那么在宏观的层次上，可以说在现代复杂的社会中，道德的相似性仅是抽象价值层次上的相似性，而不是具体标准上的相似。即在抽象的道德原则上，有一种广泛的一致，但在一种复杂的有机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群体中，对这些一般性道德原则的解释和运用也存在着差异。也许在迪尔凯姆看来，这种枝节性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具体的解释和运用道德涉及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差异，所以在一定范围内是允许存在的。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作一个总结吧。集体意识在过去和现在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它仍然是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所不同的只是它自身范围的缩小和作用的减弱。下面再讨论一下集体意识和共同意识。对这个问题我是有一些疑惑的，因为迪尔凯姆在第二章这样写道：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照此看来共同意识只不过是集体意识的另一种说法，么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的价值。可是在后文中，迪尔凯姆又多次用共同意识这一说法，又与集体意识有所不同。究竟该怎么理解呢？姑且让我把共同意识理解为迪尔凯姆在第三章的最后所说的“第一种意识”。因为共同意识更倾向于信仰和感情的共同性，那么它就更应该存在于机械团结的社会中，且发挥着主要的维系作用。

这样看来，按照迪尔凯姆所说的，共同意识使个人和个人所在的群体“完全是共同的因此个体失去了个性，失去了“自己”，而只是社会在个人之中生存和活动。而集体意识这里指的是与共同意识相对的集体意识，虽然我不确定迪尔凯姆是否真的将它们对立能把个人的人格和特征都表现出来，使个人“成为个人”。

进一步理解，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似乎脱离了共同意识而单独存在，它与个人意识也不再矛盾。构成它的相似性的比重逐渐降低，而分工造成的团结感的比重却在升高。

结感理解为分工带来的物质性依赖造成的心理上的习惯性。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体意识类似于吸毒后的“心瘾”。吸毒者的身体对毒品本身有依赖，但即使戒除了毒瘾，心理上仍然觉得自己还有依赖毒品。个人因为经济上的需要对社会存在依赖，久而久之，忘了起初依赖的原因，而认为个人天生是依赖于社会的。这种经济之外的依赖感，了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也许我这样想是亵渎了大师，但我水平有限，也只能做这样粗浅的理解。

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有它的现实意义，尤其是社会学理论。联想到当今的中国，题层出不穷。我觉得就是存在集体意识薄弱这一问题。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当时的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在新中国初期，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当时的集体意识否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仍然是机械团结下的社会？^_^）。而在现代社会，或者说

中国，儒家思想早就被打倒了，至于共产主义，虽然官方仍在强调，但我看不到它在民间还有多大的地位。自由、平等、公正等西方抽象价值原则在中国又没有得到完整建立。

现代中国并没有一个完善的集体意识。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分工带来的经济性依赖也不是太强。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我看以现在尤甚。如果放任不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解组并不是没有出现的可能。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呢？迪尔凯姆也做出了一些论述。我觉得在现在有重要意义。

疗有机团结的破坏时提出，应全面加强社会道德规范的调节功能，建立一种与社会分工结构相适应得多层次的社会道德体系。虽然做起来有难度，但现在我们应该格外注意。我那似乎”，————却这时的集他就会似乎就成社会问（是90年代后的所以说，依旧他在针对治 我在这里将团

社会分工论读后感 篇2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和谐社会

1956年初,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 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 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的有所了解。《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从1955年到1956年4月, 在广泛进行调查和听取中央34个部委工作汇报的基础上完成的,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也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它的价值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 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关系的和谐发展

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如果没有一个与社会相匹配的生产力, 没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就是空谈。如果想使社会生产力快速稳定的发展, 就必然要求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经济关系作为坚实基础。所以, 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

(一) 经济结构比例的和谐发展以及合理优化产业结构调整

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 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必须处理好。”只有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从而才能使重工业的发展迅速而稳定。我国一直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 “三农”问题也一直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党的十六大以来, 中央财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逐步形成完善“三农”投入稳定增长保障机制。2003年到2012年十年之间, 中央财政“三农”投入累积超过了6万亿元, 因此, 这十年也是我国农业发展最快、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在轻工业发展方面, “十一五”期间, 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战略部署, 采取积极的综合措施, 并出台了《轻工业调整和振兴计划》, 为我国轻工业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保持行业稳定迅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 协调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在《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指出“我国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七十在沿海, 只有百分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这是一个关于国内生产力布局的问题, 生产力的布局不平衡, 差距大会不利于内地经济的发展, 也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更不利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当前, 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 针对我国的这个发展现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的决策, 也制定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 促进中部崛起等战略部署。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又再次强调“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重大项目要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这些战略部署都是对《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区域协调发展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二、政治关系的和谐发展

经济的稳定发展一定是离不开健全的社会政治制度。因此, 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 中央和地方协调发展共同维稳

在如何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 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 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我国, 无论是山形地貌, 还是民俗文化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因此, 如果全部统一归由中央管理, 那么难免会起到束缚作用, 但是如果区分各地的问题, 一一进行解决, 那么又需要耗费极大的工作量, 而且也很难把握时机, 不具有时宜性。因此, 中央应该进行合理的政治体制改革, 将权力适当的下放给地方的政府, 让各地的政府因地制宜,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 这样既有针对性, 又符合地方的不同差异特征, 还可以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二) 民族关系的正确处理和发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发展的国家。我国有56个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信仰和文化以及生活习惯, 因此我国的民族政治问题也尤其复杂。在民族关系问题上, 毛泽东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巩固各民族的团结, 来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民族团结, 国家就团结, 各民族人民都能得到稳定的生活。而民族分裂, 则国家必然受到影响。当前,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坚持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反对煽动民族分裂。只有民族团结, 才能得到兴旺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国家的稳定就是各民族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 民族问题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道路上需要重视的大问题。

参考文献

[1]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再版, 1997.

[2]胡德岭.论十大关系中的和谐思想.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7月.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篇3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含义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已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方面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指南。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由于我国仍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領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

实践证明，只有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途径

1.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主体，要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形成和谐的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关键，这就需要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培育社会成员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爱国情感，使社会成员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增强社会凝聚力；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培育社会成员的劳动意识、创造意识、效率意识、环境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激励他们大胆实践、勇于创造，使社会充满活力；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培养社会成员的法制意识、公德意识、公民意识，发扬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社会新风尚，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追求高尚、崇尚先进的社会风气。

2.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据有关方面的统计，由利益矛盾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已占到社会矛盾纠纷的70—80%，成为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果不能有效化解已经激化了的人民内部矛盾，就会造成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增加，严重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安定团结。因此，善于化解和处理好突发性群体事件，已成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课题。

化解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并结合经济的方法去解决；要把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纳入法制的轨道，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面临的问题，对少数触犯刑律的人要依法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对因官僚主义、徇私枉法造成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干部，必须依据党纪国法进行严肃处理。例如，征用农民土地而补偿不公、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不及时足额发放退休工人退休金等问题，单凭说服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去解决，或者事倍功半，或者劳而无功，最终还是要靠一定的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3.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目标，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应当承认，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公现象，而且已经影响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和谐相处。因此，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已经成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紧迫任务。

首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尤其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其次，政府各级部门要充分尊重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认真听取和妥善处理他们的利益诉求；大力组织和引导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广告、网络等各种媒体资源，倡导公平，弘扬正义，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公和邪恶现象给予及时揭露和谴责；对个别部门出于私利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坚决纠正，严格防止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的发生；健全法规，严明法纪，做到坚持司法公正，有效防止司法腐败。

总之，必须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4.关注民生，改善和保障民生

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只有解决好民生问题，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定、稳定、和谐。

关注民生，要融入深厚感情，坚持万事民为先，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做到察民情、听民声、想民难、解民忧。在工作中，不做表面文章，使决策得民心、顺民意，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妥善处理涉及群众切身的问题，努力办好群众急需办理的事情。

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发展经济社会，改善民生才有保障，才能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社会更和谐。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为改善民生奠定物质基础。

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千方百计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再就业；教育是民生之基，要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上好学；医疗是民生之需，要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的目标，着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问题；社会保障是民生之依，要优先做好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做好医疗保险、劳动安全保险、失业保险等，要整合政府和社会资源，将扶贫济困、解难救危工作制度化、经常化、社会化，使民生问题得到应有的保障。

社会分工论读后感 篇4

吴 锋 滨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吴锋滨（1988-),男，浙江金华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和研究经济社会学。

[内容摘要]《社会分工论》一书作为涂尔干的博士，奠定了涂尔干在社会学界的地位，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提出的思想理论成为其后来研究的来源之一。该书总共分为三卷，第一卷为劳动分工的功能，第二卷为原因和条件，第三卷为反常形式，本文对后两卷的主要内容做了一个梳理。

[关键词] 社会分工；原因；条件；反常形式

涂尔干作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其特殊的理论地位和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和不容置疑的。《社会分工论》发表于1893年，它不仅仅是一篇涂尔干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而提交的论文，更是他最初确立其思想理论的开山之作，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即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所沿用、修正和争论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之基本立场在本书已出现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埃米尔·涂尔干，2008：1）。

第二卷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分工的原因和条件，分为五章来进行论述。第一章，在结构上可以说是第二卷的一个引子，而内容上主要是批判了一种观点，即社会分工源于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本章围绕“幸福”与“分工”，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快乐的产生及分工受限，第二部分对幸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第三部分则讲了两种乐趣及快乐对分工的作用。在本章开头，作者进行了一番论述与引题。“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分工也相应发展起来”，这是作者首先阐述的一个普遍事实。接着，作者指出，“分工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的平衡”，但这“绝对不是分工产生的社会原因”，分工还有潜在的“副作用”。接下来，作者开始引题，指出了通常的理论所认为的“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这一典型观点，同时又依据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解释，指出了“正是对幸福的需要才驱使个人日益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为了检验这种观点的“原因所在”，作者分三部分进行了批判，第一部分，主要提出了许多命题，即“快乐的产生要适当”“中庸理论”及“最高限度”。

快乐的产生要“适当”，“快乐并没有伴随着太强或太弱的意识状态”，快乐不符合一种刺激规律，即“刺激太弱，则不会产生感觉；如果刺激超过了一定程度，它的增量也会产生越来越少的效果，直到人们完全感觉不到它”（埃米尔·涂尔干，2008：191）。在此，我联想到了社会学上另一个概念，即霍曼斯的剥夺—满足命题，或者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则，一个人在最近越是经常得到一种特殊的报酬（在此为快乐），那么该报酬的追加也是对于这个人来说，就越来越没有价值。如果某人所占的资本不多，他就很难相应地增加自己的资本，也难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境遇，经济活动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同样，如果某人所占有的财富太多，那么他在额外利润里也不会发现快乐，他总是根据自己已有的财产来衡量这些利润的重要性。最后，作者提出了“纯粹快乐的强度能够产生变化的范围是有限的”。

在文章的第193页，作者提出了“中庸”理论，“刺激过多或过少都不会带来快乐，只有千金难买的中庸才算是幸福的条件”，紧接着又说，“假使劳动分工在现实中为了增加我们的幸福而不断进步，那么它本应该会像它所形成的文明一样，早就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了，也就是说，两者早就会止步不前了。既

然平庸的生活最容易得到快乐，那么要想使人类获得这种生活，就不必毫无止境地追求所有刺激，这样，人类就会史无前例地进入到一种停滞的状态之中”（埃米尔·涂尔干，2008：193）。从而，反正了劳动分工的进步并非是为了增加我们的幸福。

紧接着，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最高限度”，“是什么限制了人类的幸福？就人类在肉体和精神的发展程度而言，始终存在这幸福的最高限度，是不可逾越的”（埃米尔·涂尔干，2008：194）。这四个方面分别是科学理论，道德准则，审美活动以及物质生活，作者强调了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限度的，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都会给我们带来冷漠和痛苦。

第二部分，作者对幸福做了详细的解释与分析，区分了幸福不同于快乐，以幸福与自杀对比，指出了社会分工的原因不在于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在于社会环境。首先，作者认为，快乐与幸福是并存的，“我们感受到的快乐越多，痛苦也就越多。”“幸福是一种持续和普遍的状态”、“快乐是幸福的一个因素，但快乐毕竟不是幸福”、“快乐常常是以幸福为基础的。”接着，作者提出了“一种可以测量不同社会的情感强度变量的客观标准和定量标准，我们同时就可以测量在同样环境下不行的平均强度的变化，这个标准就是自杀的数量。”在对自杀现象的描述中，作者从利他型、利己型两方面描绘了欧洲的“自杀分布图”，指出了法国德国等国家分工程度高，同时自杀率也高，即说明了他们的幸福感低，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幸福的变化与分工的进步是没有联系的，我们的幸福并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得到增长。”第三部分，作者点明了本章的主旨，“人们常常完全根据个人动机来解释分工发展，根本不考虑任何社会因素”，从而暗示出社会分工的根本原因来自社会！

本卷的第二章是改卷的关键，涂尔干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中才能找到解释分工发展的真正原因。涂尔干在本书中指出“随着环节结构逐渐消亡，组织结构渐渐产生了，继而劳动分工也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了”。作者认为环节结构的存在是劳动分工不可逾越的障碍，由此看来分工不断发展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环节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分割各个环节的壁垒被打破了。我个人认为环节结构可以有很多含义，比如可以具体理解为阶层、地区、职业等。关于社会分工的原因涂尔干在本节中有一段集中的描述“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引起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埃米尔·涂尔干，2008：219）。社会密度包括物质密度和道德密度，其中道德密度指“人们的相互结合及其所产生的非常活跃交换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社会密度的不断增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人口密度不断增加；

二、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城镇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城镇的形成也离不开道德密度的增加，如果仅有大量移民而道德密度没有增加就不可能形成城镇。比如，19世纪初美国淘金热逐渐兴起，大量人口由东部涌入西部在很多金矿附近聚居起来，然而，随着淘金热的逐渐冷淡下去，这些移民也逐渐散去，而很多移民聚居区并未形成城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固定的生产关系（或者说道德密度尚没有增加到足以形成城镇的程度）将这些移民固定在这些聚居区；

三、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数量和速度的扩张等。沟通手段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消除或削弱了各个社会环节之间的隔绝状态，促进了道德密度的增加。

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简言之，就是人口的数量规模扩大。一般而言，社会越是进步，社会容量就越大，劳动分工也就越发达。人口数量规模的扩大就要求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同时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只能逐渐趋于专业化就要求分工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涂尔干指出仅有人口数量规模的扩大而个体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增加也同样不能引起分工的变化，这从西欧先于人口相对集中的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见一斑。在中国和俄国，劳动分工并没有随着社会容量的增大而得到发展。这是因为，如果社会密度没有在同一时期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容量的增长也不能成为进入高等社会的标志，正是因为如此涂尔干在后面引用斯宾塞的说法特别强调“社会容量的增加之所以能够影响分工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它决定了分工的发展而是因为它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埃米尔·涂尔干，2008：220）。

如果说随着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劳动逐渐产生了分化，这并不是因为外界环境发生了更多变化，而是因为人类的生存竞争变得更加残酷了。达尔文说得不错，两个有机体越是相似，就越容易产生激烈的竞争。同样的需要，共同的追求目标使他们每时每刻都陷入一种互相敌视的状态中。换言之，竞争的人数越多，对匮乏资源的欲望越强，战争就会越激烈。当然，如果他们的生活或者生存方式不同，就会互不妨碍，因为相互遭遇的机会越少，相互冲突的机会就越少。人类也是如此，在同一个城镇里，各种不同的职业可以同时存在，互不侵害，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士兵追求的是赫赫战功，牧师追求的是道德权威，政治家追求的是权力，资本家追求的是财富，科学家追求的是学术声誉，但是，各种职能越是比较相近，接触点越多，也就越容易产生冲突。所以，不同地界上的同种只能往往会产生竞争，而且竞争的激烈程度与这些职能的相近程度成正比例的关系。如果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任何社会群体不断接种的趋势，特别是人口增长的趋势最终决定了劳动分工的发展。社会成员越多，这些成员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他们的竞争就会越残酷，各种专门的领域也会迅速而又完备地产生出来。

第三章论述了集体意识逐渐形成的非确定性及其原因。本书的前半部分认为，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微弱，或者说，正是因为这样，分工成了团结的主导因素。但是，集体意识和分工进步的原因是相互矛盾的，分工发展越缓慢，集体意识越明确；分工迅速，集体意识越薄弱。分工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在于个人具有变化的可能性，在斯拉夫人，希腊，罗马和卡比尔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例子。同样，社会生活也有同样的现象发生，宗教也是一种共同意识形式，但只有在他失去了某些权威以后，哲学才能产生，宗教也是一种集体意识，而哲学可以看作是一种分工与进步，它的出现影响了宗教这种集体意识功能的发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集体情感是如何在各种不同的装扮下，阻碍着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在各种次要因素中，首要的次要因素就是个人相对于群体而言，逐渐具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群体允许他们自由的发生变化，针对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增加，涂尔干做出了具体分析。首先，越是较小的社会，因为每个人的生存条件都大致相同，导致他们意识状态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个人意识融汇为集体印象，集体印象是固定的，明确的，但是当社会扩大以后，共同意识就会变的抽象，具有共性。这是因为社会扩大后，就覆盖了较大的范围，集体意识为了适应这一切，也必须变得抽象，人们的生活环境也不是处处相同的，这导致个人印象五花八门，集体印象也抽象起来。比如宗教力量起初只不过是事物的特征，但后来它们远离了这些事物，被物化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共同意识越普遍，越会给个人变化留出地盘。集体意识越理性，个人的变化也会得到允许。集体意识朝着更理性的方向发展，它的强制性色彩也就会越来越少，也不再阻碍个人的自由变化和自由发展了。其次，共同意识的形成是非常缓慢的，要想形成普遍化的或结晶化的行为模式或信仰，就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要想失去这些行为模式和信仰，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共同意识几乎完全是过去时代的产物。集体意识的权威也是有传统权威造成的，权威越明确，环节社会就越明显，并且在它们依靠地域和家族存在时，个人被牢牢地维系在本土范围内，一则是因为他必须依附与这种关系，二则是因为他不能到别的地方去。血缘关系成为了最重要的力量之源，每个人都围绕着它。所以有一条普遍规律：社会结构的环节特征越明显，越会形成庞大的，密集的，不可分割的和与世隔绝的家族。

再次，社会扩大，逐渐密集，也就越难控制人的分化。比如，在小城市里，个人非常难摆脱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习俗的限制，在大城市则相反。这是因为人们与公共舆论联系越紧密，越容易受到监视。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的时候，如果有人稍有一点闪失，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立即遭到制裁。古语“人海之中，最易藏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最后，涂尔干指出了机械团结与环节社会类型之间存在的联系。他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结构能够使社会把个人牢固的维系起来，使个人紧紧地依附于家庭环境，既而依附于传统。所以结构不仅为社会范围划定了界限，而且也使这种界限变得更为具体和准确。因此，这些纯粹的机械原因把个人人格吸纳进了集体人格，假如个人人格有一天脱离了集体人格，其原因也莫过如此。

接下来的部分论述的是社会分工的次要因素，即遗传性。这部分给我最大的感觉是逻辑非常难以理清。遗传性对社会分工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遗传性对社会分工的作用在不断的减弱，要想劳动分工真正得到发展，人们就应该逐渐摆脱遗传的桎梏。作者在文中指出，遗传性对社会分工起阻碍作用的原因来自于遗传性的两个特征：保守性和稳定性，同时，作者给出了遗传性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性降低的原因—不受遗传性影响的新的行为方式的产生，遗传性已经不能够为我们提供生存所需的各种武器了。在书的第271页，作者同样用职业遗传的例子来批驳——有些职业能力是从遗传而来的——这一观点。作者指出想证实遗传的确实作用，仅仅说明父子之间具有同样的学术天分是不够的，还要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家庭环境的影响等。然而，作者在书中的第277页提到“这些智慧和感情都是与生俱来的。”显然这个观点是作者想当然的给出来的，同样作者没有排除掉家庭的影响，另外，在书本的第274页“只有数学的思维能力和音乐的感受能力才是与生俱来的禀赋，是从父母那里直接继承下来的。”这个观点也有待考究。

在本卷的最后，作者进行了一个总结，阐述了社会分工与生理分工的重要区别。在有机体中，每个细胞都有自己比较明确的职责，很少发生变化。在社会中，各种工作的分配形式却很容易发生变化，生理分工在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性，固定性，严密性，有比较明确的职责，很少发生变化；而社会分工则具有可变性，延续性，其分工程度越发展，它的灵活性和任意性就越大，它的复杂性越大，弹性也越大。人类的发展主要收社会因素的支配，随着社会元素和社会密度的增加，相互结合的群体也越多，人们之间就越容易产生相互作用，而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势必会超出有机体的范围，从而个人逐渐摆脱了有机体的支配力量，而主要受社会因素的支配。人们的分工越细化，相互间合作程度也越高，人类个人人格，自我意识，精神生活也更加发达，即人类的社会性也越强。因此，涂尔干甚至认为，与其说个人是社会的创造者，还不如说个人是社会的产物。

涂尔干在对社会分工进行功能分析时，区分了常态分工和变态分工，分别考察了前者对社会团结的正面功能和后者对社会整合的负面影响。涂尔干具体分析了如下三种反常分工：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不协调的分工（侯钧生，2006：48）。失范的分工往往会导致社会对个人的行为缺乏法律道德的约束，对分工产生的新角色的规范模糊而不详尽，结果是社会成员丧失了知道他们行动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从而导致社会失范和有机团结的发展。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要想产生有机团结光靠人们遵守社会规则，各行其则还不够，他们之间的责任还必须相互适应和平等分配。然而，当这些社会规范不再与事物的真实状态想呼应，不再具有自身的道德基础时，它就会表现为外部的强制，由此产生的分工是一种病态的强制分工。强制性分工是一种不平等的分工，它往往会造成偏离有机团结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如由财产继承引起的不平等，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加剧社会冲突，从而威胁社会秩序，只有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消除不平等达到公正合理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有机团结。涂尔干指出的最后一种变态分工是不协调的分工，它是由不适当的分工组织的出现导致社会成员行动不和谐，劳动积极性缺乏所产生的。他认为，如果社会成员的老公更加集约化，组织化，分工组织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加持久、和谐，那么他们之间更容易产生相互需要和相互依赖感，从而加强社会团结；反之，就会损害有机团结。

论社会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 篇5

成 斌

内容提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执政施政、实践误区等方面分析之后，确认任何社会都需要有相应的社会心理支撑，否则，有再强大的经济基础也会倒退。社会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是适量为我与尽量为他，并持续不断地全面地相对为他增加。社会主义的出现既是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心理历史变化的趋势。这种历史的多重必然性决定了不能忽视社会心理问题，应在全社会认真地补好社会心理这门课。

关键词：社会主义； 社会心理基础； 适量为我； 尽量为他； 相对为他增加

社会主义既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学说，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具有多层次结构的现实社会体系。从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出现的波折上看，仅仅只从某一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本质是远远不够的，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深入认识社会主义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还十分迫切。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的学说主要是从政治经济上阐述的，在实践中已经显露出亟待完善、发展的要求。近二十年，虽然从精神文明方面作了些探讨，但从未在社会心理上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心理特征及其差别，认识这些社会心理特征，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对于揭示社会主义的多重历史必然性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1］所以，本文就历史、活动两个方面从社会心理上对社会主义作点讨论。

一 社会心理的概述及主要分类

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应，社会心理存在于人与人相互作用的所有领域，包括思想、要求、愿望、习惯、感情、意志活动等等。因此，任何社会现象或社会过程的发生与发展都有社会心理方面的作用。在社会中，每个人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自己或他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在社会活动中，主体使自己能生存发展的心理与行为就是“为我”，主体使对象能生存发展的心理与行为就是“为他”。［2］这种为我与为他动态地存在于所有社会关系之中，无论是个人与个人，或是个体与群体，还是群体与群体，都有为我与为他，只是方式和程度不同，量差有变化而已。

为我与为他的社会心理在社会历程概括上有历史分类，在具体行为变化上有活动分类等等。

（一）历史分类 1.无量为我，限量为他：就是奴隶社会的总体社会心理基础。政治经济上以压榨剥削为特征，“奴隶主把奴隶当作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3］奴隶全无人身自由，刑罚具有极端残酷性，不同数量地以活人殉葬。

2.极量为我，少量为他：就是封建社会的总体社会心理基础。政治经济上以改进剥削为特征，“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作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有权强迫农民尽某种义务。农民可以把一部分时间用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他自己”，［4］农民都有人身自由，刑罚具有严厉残害性，不同规模地以器物墓葬，政体上为世袭君主制。

3.尽量为我，适量为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社会心理基础。政治经济上以保留剥削为特征，刑罚具有改良限制性，政体上为选举共和制，“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5］在国际关系中找借口侵略弱国，先发制人，干涉别国，操控他国，扰邻，占邻，武力扩张。

4.适量为我，尽量为他：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社会心理基础。政治经济上以消除剥削为特征，“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6］刑罚具有改造教育性，在国际关系中无条件支援穷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平待他国，安邻，富邻，友好相处。

历史分类是对各个社会进程在整体上作抽象描述，说明各个社会的心理基础有“为他起步价”问题，并有上升的趋势，代表着该社会的主导心理特点，是社会活动的心理“平台”。

（二）活动分类

1.绝对为我增加：就是为我的累积量增加，为社会普遍存在。人均寿命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住房条件改善、收入储蓄增加、企业实力增强、团体组织扩大、综合国力提升等等。

2.绝对为我减少：就是为我的累积量减少，与绝对为我增加相反，为社会普遍不需。国家分裂、企业破产、组织解散、个人自尽等等。

3.相对为我增加：就是为我的比较量增加，为社会难于容受。没有为他增加情况下而为我增加，成本未涨而售价上涨，各种腐败行为，以权谋私、以业谋私，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欺世盗名、欺上瞒下，还有车辆乱停乱放、抢道占道，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商贸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欺诈行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非法强占、巧取豪夺、重利盘剥、投机取巧等等。

4.相对为我减少：就是为我的比较量减少，与相对为我增加相反，为社会易于容受。节衣缩食，见荣誉让、见困难上，礼让、互让、推让等等。

5.相对为他增加：就是为他的比较量增加，在一定条件下与相对为我减少相近，为社会普遍需要。新发现、新发明、新产品、新优惠、新优待、新贡献，售价降低、转产增产，赊销、分期收款，“先消费、后还款”，“加料不加价”、“升级不升价”，“提高性能不提价”、“提高速度不提价”，“增加服务不增价”、“增加配置不增价”，“希望工程”、“幸福工程”、“春蕾计划”、“法律援助”、“扶残助残”、“扶贫助业”、“帮困助学”、“健康快车”、“慈善超市”，“送温暖”、“手拉手”、“三下乡”、“村村通”，给予社会成员受益范围扩大、时间延长，各种志愿者行动、义工，以德报怨，还有军事上的非致命武器、优待俘虏等等。相对为他增加会受到普遍赞同。

6.相对为他减少：就是为他的比较量减少，在一定条件下与相对为我增加相近，与相对为他增加相反，为社会普遍不需。所有短斤缺两、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提价谎价，乱扔废物、超标排污，对应履行的义务消极地不作为，以牙还牙、以暴易暴、以怨报德、冤冤相报，侵略主权国家、凌辱其他民族等等。相对为他减少会遭到普遍反对。

7.绝对为他增加：就是为他的累积量增加，为社会易于接受。产销总量的增加、营业总额的增加、招生总数的增加、援助总和的增加等等。

8.绝对为他减少：就是为他的累积量减少，与绝对为他增加相反，但范围不同，一般是相对为他减少的结果，为社会难于接受。强迫苦役致残致死、剥夺他人生存权利等等。

活动分类是对各种社会活动在变化上作连贯描述，说明各种活动的心理基础有“量控质变性”问题，并有确定的增减，代表着该活动的实质心理特点，是社会活动的心理“内核”。绝对与相对的含义如同众多运动员在长跑竞赛中，每个运动员各自所跑的路程是累积量，其中跑得较快的运动员比跑得较慢的运动员多跑的路程就是比较量，反之少跑的路程也是比较量。

二

社会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作用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产生都要以一定的社会心理为前提，思想体系是在此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如同先有原料后有成品一样，在社会意识领域即精神生产领域中也总是先有社会心理，然后才形成思想体系。［7］社会主义也一样，在整个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生到实践的全过程中，都存在社会心理作用。现只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执政施政、实践误区和“积木问题”等方面加以说明。

（一）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1.理论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是在阶级斗争激烈发展的情况下，有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具有正义感和科学研究精神的、有教养的分子分裂出来，同情无产阶级的处境，支持无产阶级的斗争，为无产阶级创造出来的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8］这里的“正义感和科学研究精神”、“同情”等都是社会心理作用，从马克思来看，他中学时代就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事业”，在那个时代，凭其家庭地位、社会关系和本人的才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马克思却毫不动情地舍弃这一切，宁愿清贫一生，受尽反动统治者的迫害，始终和广大劳动群众站在一起，矢志不移、历经险阻地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9］在拮据的生活中，仍然坚持探索社会发展的科学真理，这就是典型的相对为他增加的表现。2.理论著作：《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159篇文献，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和哲学伦理等各个方面在不同层面上都涉及了为我与为他问题。开篇就从革命的首要问题上，论述了工农大多数人的生存问题，要依靠大多数，唤起大多数，占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是革命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宏观层面上论述了相对为他增加。末篇还是在大多数人的吃饭问题上论述了相对为他增加，甚至对国民党旧工作人员、国民党军起义和被俘人员都要给以饭吃，给生活出路。直接从工作方面论述相对为他增加的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等等名篇，鞭挞工作中相对为我增加或相对为他减少的文章，要首推《反对自由主义》。3.理论思想：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很显然，最终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多数人相对为他增加，包括大多数人都相对为他增加，否则就永远实现不了共同富裕。

4.理论发展：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中，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三个代表”的逻辑起点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10］这与《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从相对为他增加的社会心理基础上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在相对为他增加上具有共同性，而且在现实工作指导上具有拓展性。

（二）社会主义的执政施政。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要持久地全面相对为他增加。惩治腐败，预防腐败，查处腐败分子就是从任何有权当权的部门和个人身上消除相对为我增加。个人的严重腐败行为是以收受礼品礼金、应邀吃喝玩乐为起点，以后在“润物细无声”中逐渐发展到惊人的地步，相对为我增加的膨胀具有过程性，此间若得不到有效地遏制，就会走上犯罪道路。在不思贪、不敢贪、不能贪三道反腐防线中，不思贪最重要。［11］领导干部独断专行、脱离群众、贪图享受、生活腐化，买官卖官、跑官要官、造假骗官、害人谋官等都是相对为我增加或相对为他减少。德政、仁政、施政、虐政、暴政等包容在相对为他增加到相对为我增加的转换变化之中，德政博得赞誉，仁政赢得拥戴，施政获得稳定，虐政使得不满，暴政落得反抗。任何政权想要绝对为我增加，首先就要尽力相对为他增加，若任其自身的相对为我增加或相对为他减少发展，就有更迭的危险，这是几千年的历史写照。因为，任何政府都有自利性和公利性，［12］这是政府的为我与为他，执政者的政治失误常常是政治危局发生的主要原因，［13］这既反映了“为”的作用直接性，又反映了相对为他增加程度的后果性。所以，任何政权的丧失都存在其自身的主观作用，都是相对为他减少或相对为我增加的结果，苏东剧变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社会主义的实践误区。对“文革”的经验教训，目前只是从经济建设、阶级斗争、民主集中制、健全法制、安定团结等方面概括总结，［14］“文革”中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心理上说，就是全社会性地相对为他减少。首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接二连三地相对为他减少，直至铸成共和国第一大冤案。从《炮打司令部》开始，紧接着是一系列不容申辩的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个“为什么”、“黑六论”等等，到公开点名批判，再立专案审查，造伪证，开除党籍，围攻批斗，最后人身迫害，折磨致死，去世后也不通知其任何亲属，火化时死者用不为外界所知的少年时曾用过的名字─刘卫黄。不仅如此，还株连二万八千余人错受刑事处分，受批斗、审查、隔离、关牛棚的人更难以计数。［15］其次，全国性的大批判、大串连、大夺权、大武斗，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工厂停产、学校停课，乱诬陷、乱揪斗，声讨会、斗争会，闹派性、打砸抢„„。不仅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甚至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也都难以得到保障。各项事业都遭到极其严重的干扰或破坏，每个个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妨碍或伤害。这就是持续十年全面相对为他减少的恶果，这种相对为他减少不是只在极少数人身上体现出来，而是社会性表现。

“文革”的不良社会心理根源至今还远未肃清，还需认真对待，否则，还会贻害多年，消除“文革”的恶劣影响不仅仅是理论实践的宏观问题，更是社会心理的微观大事。从基本理论上系统分析，从社会层面上深刻认识，要比归咎于领导的错误，归罪于集团的阴谋更重要。不然，就不能解释一浪高过一浪的群众性狂潮，也不能解释惟有陈少敏一位投了“惊天下”的反对票!

（四）社会主义的“积木问题”。现在社会主义是从封建社会中诞生的，在解决了制度、经济等问题后，还必然有社会心理问题。社会主义要有稳定的“积木结构”，首先就要扩大心理基础支撑面，以适应并促进社会发展。如果宏观目标的铅垂线下没有相应的社会心理基础作支点，就会因积木升高后重心偏移而倾倒，因此，在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平台上不可能搭成持久的社会主义的积木结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民起义即使胜利了还是建立封建王朝，资本主义无论谁执政差别都不大的现象。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尽量为他”的社会心理基础上，不但需要“大庆精神”、“龙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更需要千千万万个孟泰、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不然，就会出现道德失范、道德滑坡、道德危机、“道德井喷”，唯我、唯亲、唯书、唯上等等不和谐的现象。社会主义在承认有“适量为我”的社会心理条件下，不但需要使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安居乐业，也需要持续地绝对为我增加，不然，就从理论上对个人利益问题认识不清，界线不明，就会有“五十九岁现象”、“二十九岁现象”、“前腐后继现象”、“群贪窝案现象”，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羡贪、当官即贪等等。这些相对为我增加，极量为我的表现是典型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心理特征，由此可见，“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16］这些问题都出在社会心理上，社会心理这种“操作系统”似的“平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支撑着在社会中运行的所有“应用程序”。这就犹如原始社会的社会心理基础是“WIN31”，奴隶社会的社会心理基础是“WIN95”，封建社会的社会心理基础是“WIN98”，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是“WIN2000”，社会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是“WINXP”，每一个操作系统对应用程序的支持程度是不同的。“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7］就是指全社会性的相对为他增加要不断地全面升级更新，使社会心理这一“操作系统”能支持所运行的社会主义“应用程序”，否则就会没有响应而“死机”，社会主义的大厦也要被社会心理的历史惯性拖崩塌。

几十年来，由于理论上的偏颇，导致实践上的偏废。只强调了物质生产、所有制、经济基础等等与物质文明相关的问题，即使是精神文明建设也偏重于硬件设施上，缺乏有实质性意义的具体内容，所以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有些不良现象还愈演愈烈。以往对社会主义只注重宏观“卡夫丁峡谷”跨越的探讨，忽视微观社会心理的探究，结果存有群轻折轴之险。

结 论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1.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有其相应的社会心理支撑，否则就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是适量为我与尽量为他，并持续不断地全面相对为他增加。社会主义的出现既是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历史变化的趋势，但这种变化决不是不经过艰苦奋斗就能自然形成，自动实现的。

2.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经济上，要在社会各层面全方位地阐述，若教条地笃守经典，排斥从多方面认识社会主义，那是不完整的，最后只能导致悲剧的结果。因此，理论界对此类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并展开深入地探讨研究，以求深刻认识历史的多重必然性。

注：

［1］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2页。［2］成 斌：《社会心理学术语概念的归纳提升与逻辑拓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专辑。［3］［4］［5］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29、33、38页。［6］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47页。

［7］赵家祥 李清昆 李士坤主编：《历史唯物主义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8］ 赵宝煦主编：《政治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9］ 顾海良 张雷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0］ 孙宏典 李义凡：《人民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起点》，《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二期。

［11］ 张有军 林建华：《筑起反腐的三道防线：列宁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四期。

［12］ 陈国权 李院林：《政府自利性：问题与对策》，《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一期。

［13］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历史室编：《中外历史干部学习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58

页。

［14］ 盖军主编：《新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15］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论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 篇6

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容易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加剧，进而酿成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为社会各个群体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公正的起点，保持社会公平正义，使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一、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

在我们迈进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维护社会公平、伸张正义已经成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公平正义既是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前提，是和谐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首先，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就是一个国家的一致，这是任何共和国永久联盟的最强有力和最佳的纽带；而没有正义来帮助，这种一致是永远不会出现的。”[1]国家要长治久安，社会就要保持和谐。因为“一个政体中各个部分或要素愈是融洽，这个政体就愈能持久。”[2]社会要保持和谐，就需要有良好的秩序。维护社会秩序，则需要完善的规则，而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规则体系是制度。制度的制订与设计要想科学，必须有基本的价值理念作依据，这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规定着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着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公平正义对于一

个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对于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注重促进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对我国目前来说，维护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构建重要的理念内涵之一。

其次，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目标，就是要遵循公平正义的规则，调节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实现良性互动与团结协作，最终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得其所而又和谐共处的社会。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但“一个社会只要能够提升其公正程度，那么，社会问题出现的种类与强度均为减少或减小，同时社会也可以增强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力度。”[4]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经济利益性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用科学的方式加以调节，矛盾就有激化的可能，甚至导致社会动荡。要避免出现社会危机，就要举起公平正义的旗帜。公平正义是协调、消弭社会各方面矛盾的思想基础和锐利武器，惟有维护公平正义，才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

再次，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党的十六大把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从整体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的五个方面的能力之一提了出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由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5]公平正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把建立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公”，涵义很丰富，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正式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和内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和谐社会是指以各方利益大体均衡为基础的社会，这就要求充分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形成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利益均衡机制，达到社会公平正义，而这恰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蕴意一脉相承。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已然成为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理念，也成为我们制订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公平正义缺失：和谐社会面临考验

当前，我国社会从整体上看是一个比较公正和谐的社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在各阶层各方面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也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缺失问题，有些还比较突出甚至非常严重。

（一）机会不平等。机会是指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空

间和余地，机会又是指资源的分配，机会的不同将导致未来发展结果的不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导性的平等原则只能是机会均等来考察社会平等问题。”[6]机会平等是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是保持社会成员心理平衡的重要砝码。但机会作为一种资源而言是有限的，无法充分满足社会成员对于机会的各种需要。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因素和根源导致了很多机会不平等的现象的产生：

1.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7]受教育的机会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往往意味着机会拥有量的不同和把握生存发展机会能力的不同。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人生最大的社会不公，足以影响一个人未来发展和终身利益。目前，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农村中男女之间，受教育的机会差异很大，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发展和上升流动机会。从教育资源分配来看，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诸如教育经费、教育设施和师资等的分配极不均衡。在一些直辖市和发达地区的大城市，不仅中小学的普及程度高，大学多、高校录取分数线也低于其他地区。各级教育收费逐年攀升，也使得一些农村青少年及城镇贫困家庭的子女难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比较偏僻落后的农村受重男轻女传统落后思想的影响，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只让男孩上学而女孩辍学务农或务工，造成了男女之间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促使社会发生了分化，增强人们的不公平感，影响社会的整合度。[8]

社会分工论读后感 篇7

马克思指出:“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 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真正的天性, 而对于他天性的力量判断, 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 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因此, 社会承认是人才社会化的必然过程, 它是人才成长和发展的关节点。另外, 人是社会中的人, 社会承认对人才的作用将最终落脚到对社会的作用上去。

一、社会承认的个体价值一:对潜人才和显人才的共同作用

(一) 激励作用

1. 社会承认的激励作用表现在精神激励上。

精神激励使成才者拥有了极大自信, 而自信的人充满朝气, 更容易将个体的内在潜能充分调动起来, 为取得更大成功不断努力。精神激励具有持久性的特点, 在人才的社会承认中要充分发挥精神激励的作用。

2. 社会承认的激励作用表现在物质激励上。

人才得到社会承认后, 工资待遇将会提高, 工作设施将会改善, 这种良好的物质环境与外在条件将激励成才者以更大热情和精力去从事自己的事业, 从而取得新成就。人才的成长和发展需要物质满足, 社会承认要充分满足人才的物质需求。一方面使人才自身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 从而有充足的精力从事创新工作;另一方面投入资金, 改善人才进行研究的技术条件等外部环境。

(二) 优势积累作用

社会承认在人才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它为成才主体的不断发展推波助澜, 成才者获得的社会承认次数越多, 则社会的优势积累作用就越大。成才主体得到社会承认以后, 就会获得相应的物质和精神满足, 这种满足激励着人才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成果, 以得到社会更高层次的认可。当人才得到更高层次的社会认可时, 社会给予人才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更大, 然后在这种更大的鼓励下, 人才有了更大的进步, 从而取得再次的社会认可。

另外, 在提到社会承认的优势积累作用时, 就要提到“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美国科学家罗伯特·莫顿于1973年提出的, 它指的是社会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 而对于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由此可见, “马太效应”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并存。人才得到社会承认后, “马太效应”的正效应就会产生作用, 优势积累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二、社会承认的个体价值二:对潜人才和显人才的特殊作用

(一) 社会承认对潜人才的导向作用

社会承认对潜人才的意义非凡, 甚至会决定他们一生的成长方向。在还未被社会承认之前, 一般来说, 潜人才的才能是多维的, 在一个方面取得成绩而得不到承认后, 有可能转向其他方面。而一旦得到社会的承认, 在强烈的激励下, 就会深深鼓励潜人才沿着已取得成绩的方向成长。

这种导向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首先, 一个人往往要经过多次的摸索, 才能最终选择适合自己的成才目标, 而一旦被社会承认, 社会承认的导向作用就可以减少潜人才因摸索而失去的宝贵时间, 使其更快成长。其次, 这种导向作用还可以坚定人才继续努力的信心, 因为人才看到了在自己所从事行业的社会承认的标准是什么, 只要按照这个标准走下去, 就一定会得到社会的再次认可。

(二) 社会承认对显人才的鞭策作用

社会承认使潜人才转化为显人才以后, 随着人才知名度的提高, 社会公众对人才的期望也就越大, 社会承认鞭策着人才继续努力, 以使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与自身所得的荣誉与认可真正相符。例如, 一个被社会承认了的大经济学家在面对社会转型动荡时期, 就会被期望能研究出处理社会动荡带来的经济问题。显人才的社会承认度越充分, 知名度越高, 社会对他的期望也就越大。在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社会公众往往会向相关问题的人才投去期待的目光, 在这种目光的期待中, 鞭策着显人才继续努力, 以做出更多成果回报社会。

三、社会承认的社会价值:正价值与负价值并存

(一) 社会承认对社会的正价值

1. 及时的社会承认推动社会发展。

及时的社会承认即对人们的创造性成果做出及时的评定和认可。人才学理论指出:人才都有一个最佳年龄成才区,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 这个最佳年龄期是相对稳定的。有学者对公元1500年~1960年全世界1249名杰出自然科学家和1928项重大科学成果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自然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区是25岁至45岁, 峰值为37岁。尽管在不同的学科领域, 这个值会有所不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各个领域的人才都有一个最佳的年龄成才期。如果能对青年潜人才进行及时承认, 不仅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使其在最佳年龄区创造出高水平的成果, 而且能够促进下一批人才的培养与开发, 提高人才的利用效率, 减少人才资源的浪费, 使社会的发展有充足持续的人才供应, 从而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要达到对人才进行及时的社会承认的目标, 必须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评价机制, 不错过任何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同时, 作为潜人才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创造被社会承认的条件, 例如将自己的作品拿给专家点评, 抓住有利机会展示自身才能等。

2. 公正的社会承认促进社会进步。

公正的社会承认即社会承认主体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人们的创造性成果做出恰当的评定, 既充分肯定具有价值的创造性成果, 又不对没有意义的成果妄加褒扬。公平、公正的社会承认, 使得潜人才和显人才对社会持充分赞同的态度, 使人才更愿意凭借自身的努力在这样和谐的人才环境中进行创造性劳动。因为他们觉得只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努力, 就肯定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这对人才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使得大批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不断涌现, 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承认要达到公平、公正的目标需要各方做出努力。首先, 要提高社会承认主体的素质, 做到任人唯才, 而非任人唯亲;其次, 要划清相关的职责和权限, 不能越俎代庖, 相关行业的评定一定要有相关专业的专家来评;最后, 要加强公众和舆论监督, 对不公平的社会承认现象进行举报和严厉打击。

(二) 社会承认对社会的负价值

1. 不及时的社会承认阻碍社会发展。

一方面, 不及时的社会承认带来的人才埋没和人才外流, 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才的最佳创造期有一个年龄区, 不及时的社会承认可能会错过潜人才的最佳成才期, 使潜人才的体力、记忆力、创造力等相关能力下降, 造成人才的自我埋没。很多人才由于社会的不及时承认, 积极性一再挫伤, 不利于创造性成果的取得。人才的不及时承认还有可能导致人才的外流, 从而给社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 不及时的社会承认延迟了有用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在全社会的普及, 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世界科学史上, 由于社会的不及时承认, 使伟大的发明和创造在全社会范围内延迟推广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 奥地利伟大的生物学家孟德尔经过8年的潜心研究和实验, 发现了遗传学的原理, 然而他的论文发表后, 没有得到社会及时的承认, 35年后, 孟德尔的论文才被发现, 而他创立的遗传学也渐渐被确立和发展起来。这一伟大科学成果在全社会的普及在延迟的时间里对社会的阻碍作用可想而知。

2. 不适度的社会承认制约社会进步。

社会分工论读后感 篇8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危机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057-03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第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四，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而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整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第五，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酋先应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人。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有三个，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第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阐述。从另一个视角大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几年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

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而导致绝对过剩，在生态与就业上，大多数工人选择后者。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开始，这就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

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rl然的能力产生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址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明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是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即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三、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恩格斯说：“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生态文明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例如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等新型社会主义流派的探索，不仅在学术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创新，也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全球问题具体结合起来，给未来人类社会指出了新的方向，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因为当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主义不能只研究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阶级关系，还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的文化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