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投资

对华投资（共8篇）

对华投资 篇1

2002 年以来, 韩国企业在华的直接投资出现了一系列变

化, 种种情况显示,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战略在发生重大转变, 其 转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战略转变的表现

(一)对华投资热情高涨,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自2002 年以来, 韩国对华投资逐渐消除了金融危机的负

面影响, 形成了增长高峰: 2002、2003、2004 连续三年, 中国成 为韩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对象国;2004 年1～10 月, 韩国对华直 接投资达到58.67 亿美元, 位于香港、维尔京群岛之后, 超过日 本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三大国(地区)。由表1 可以看出, 我 国是韩国主要的投资对象国。韩国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额占其海 外总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5%左右。特别是2002 年以来, 中 国成为韩企对外投资的首选目标, 对华投资所占比重迅速上 升。

(二)大型企业成为投资的主力军, 投资项目趋于大型化 2002 年以前,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比较低(见表

3)。这主要是因为中小型韩企对华投资比较多, 而且主要集中 在纺织服装、玩具、鞋类、皮革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2002 年以来, 韩国大企业对华投资迅速增加, 纷纷加快了向中国转 移的步伐: 2003 年5 月, SK 化学同大连通达环境公司签订了投 资1.5 亿美元的合同;2004 年4 月, 由韩国三荣化学株式会社 投资7000 万美元兴建的大连三荣化学有限公司在大连开发区 竣工投产;2004 年9 月, 与韩国独资企业喜星电子(南京)有限 公司进行了项目签字, 决定增资扩大规模, 增资后该公司的投 资总额将达9 900 万美元⋯⋯ 这些无疑都是大型韩企进一步 向中国靠拢的信号。所以, 从2002 年起,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平均规模大幅增长, 2004 年上升为240 万美元。

(三)投资动机发生重大转变,“市场导向型”投资逐渐形成 对华投资初期, 韩国企业主要把中国作为组装加工基地进

行投资, 主要目的是利用低廉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 是“成本 导向型”投资。但到了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 随着中国对外 资企业外销规制的变化和配套生产能力的提高, 韩企的投资动 机也发生变化。韩国对华投资在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同时, 也是 为了开辟市场。因此, 韩国的对华投资动机已经由传统的“成本 导向型”转变为“成本与市场并重型”。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和 2008 奥运会的即将召开, 为开拓巨大的中国潜在市场, 并且以 最快的速度满足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导向型”投资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大。韩国贸易协会、大韩工商会议所和韩国全经联 自90 年初以来, 对韩国企业所做的一系列问卷调查研究结果 表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四)对华技术转移战略开始发生转变

对华投资初期, 韩国企业大多采取“技术研发在韩国, 产品 生产在中国”的投资方式。韩国企业在中国当地进行技术研发 方面, 不仅不能与欧美企业相比, 与日本企业也有相当大的差

距。根据科技部的统计, 截至2002 年8 月底, 跨国公司在华设 立的R&D 机构已达82 家, 这82 家研发机构中, 总部在韩国的 只有3 家。另外, 据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统

计, 截止到2003 年3 月, 韩国企业在华拥有的专利件数(包括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为24 003 件, 排在日本(125 976 件)、美国(86 896 件)、德国(31 482 件)之后, 位列第四;在专 利的申请方面, 韩国也排在上述三个国家之后。这都表明, 韩国 在我国从事研发活动较少, 对华技术转移程度较低。

但近两年这种状况有所改观。面对中国入世后日益放开的市场和2008 奥运所带来的巨大商机, 韩国企业一改以前只是 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的做法, 开始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造就了 一批高水准的“生产基地”。

例如, 继2003 年底苏州设立半导体研发中心、2004 年3

月于杭州开设LSI 研发中心、5 月于上海设立专管出口性家电 与手机设计的设计中心之后, 三星在中国南京建设的软件研究 所也将于2005 年年底前运营。另外, 还计划在中国设立专门研 究RF 领域的综合性的研究开发中心。①2003 年3 月, LG 电子 公司表示作为致力于将中国发展成为它的第二大数字电视研

发基地的努力的一部分, 它将推进它的中国工厂的研发功能。“在中国赢得竞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在该地区的研发功能。” LG 公司的一位官员称。

(五)整合在华业务, 提升一体化程度

以往韩国对华投资缺乏长期战略性, 把中国视为其生产基

地或其国内市场的延伸, 结果导致了投资规模偏小, 投资项目 技术含量低, 缺乏竞争力, 当地化进程缓慢。但2002 年以来, 韩 国公司纷纷对其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设立控股公司、投资公司 以及地区总部, 投资的一体化程度大为加强。

2002 年7 月, 韩国LG 集团宣布, 正式把“大本营”扎进中

国。预计投资高达4 亿美元的“北京LG 双塔大厦”, 正式在北 京最繁华的商务中心地带———建国门外大街CBD 商圈内动

工。大厦建成后, 将成为总揽LG 中国业务的总部, 统帅以LG 电子为首、包括LG 化学、LG 生活健康、LG 商社、LG 产电等12 个集团下属系列公司在内的庞大LG 军团;2004 年10 月, 现代 汽车集团成立了中国控股公司。该公司将受让目前该集团关联 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10 多个法人公司的股份, 从而全面管理、协调现代汽车、起亚汽车、现代MOBIS、INISTEEL、现代HISCO 等关联公司的中国业务;三星集团把中国定位成一个全球的经 营基地, 也正筹划着进一步的战略转变, 即将以制造为中心的 投资转为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的全方位投资。

韩国企业在华的上述重组活动一方面有利于优化其在中

国市场上的资源配置, 加深对中国市场竞争的参与, 提高本土 化程度;另一方面, 通过业务整合, 拉紧了在华投资企业与其总 公司和其它海外机构的联系, 为其加快向中国转移制造业, 进 而在中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战略转变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韩国企业经营环境相对恶化、劳资纠纷不断导致企业 纷纷转移到中国

近年韩国大型罢工件数不断上升, 1995 年～1997 年平均每 年84 次, 2000 年250 次, 2001 年322 次, 2003 年更是工潮不 断, 频繁的罢工给韩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据韩国产业资源部调查显示, 2002 年韩国共发生322 起

劳资纠纷, 其中132 起发生在制造业企业, , 这些制造业企业因 此在销售额方面遭受共1 兆7 177 亿韩元的损失, 出口也减少 了6 亿多美元。从1998 年开始, 制造业每年因劳资纠纷遭受的 销售损失连续5 年超过1 兆6 000 亿韩元, 对企业和国民经济 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罢工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是韩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

工人的工资直线上升。韩国产业资源部和韩国生产率总部于 2003 年6 月19 日发表的“各季度劳动生产率统计”报告表明, 从1999 年开始到2002 年为止, 韩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幅仅为5.5%, 但按小时计算的工资水平却上涨了10.4%, 几乎为生产率增幅的两倍。这导致韩国制造业企业的工资成本 增加, 竞争力下降。

面对日益严重的劳资纠纷和急剧走高的生产成本, 越来越

多的韩国企业打算将生产从韩国转移出去, 而经济高速增长的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 同时生产要素成本低廉, 对韩国企 业极具吸引力。据2003 年7 月15 日发表的韩国贸易协会贸易 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表明, 在其246 个出口加工企业调查对象 中, 74%的工厂拟将生产线移到海外, 或计划将整个工厂撤出 韩国。调查显示, 拟向海外迁移的三分之二厂家将中国作为选 择对象。

(二)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断趋向多样化和系统化, 成 为我国吸引韩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因素

韩国在华投资企业均以制造业为主,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课题组2002 年中日韩三国投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②韩国在 华投资企业和其母公司均以制造业为主, 比重高达78.6%。在 制造业中, 韩资企业多从事电气机械和电子通讯设备、纺织服 装和皮革制品的生产, 约占总数的32.79%和24.59%。从工艺流 程看, 电气机械和电子通讯设备是融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 动密集于一体的多工序、多零部件行业, 容易在空间上对多工 序进行分解、组合, 韩国利用这一特点, 可以根据东道国的比较 优势和要素禀赋, 通过直接投资把产品生产的部分工序转移到 海外生产。所以东道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形成吸引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随着利用外资不断

趋向多样化和系统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 从土地和工厂中 解放出数量惊人的劳动力, 形成既定工资水平下劳动力无限供 给状态。虽然从直接成本的角度看, 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是

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 但如果缺乏自身制造业产业基础的支 持, 这种优势很容易转移。由于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高度重视 制造业产业的基础建设, 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成为工业化进程的 主导力量, 积累了庞大的制造业基础。对教育高度重视的传统, 使得我国的教育科技资源丰富, 通过积极吸引外资, 学习了国 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我国制造业的综合素质在短 期内得到极大的提升, 这种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累积, 成为我国 吸引韩国制造业来华投资的强大诱因。

(三)中国入世后法律、法规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快速提高, 投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中国加入WTO 后, 政府将逐渐取消与世贸组织有关投资

政策不一致的一系列内部规定, 尤其是取消当地成分要求、贸 易平衡要求、进口用汇限制和国内销售要求, 真正实现外商直 接投资的国民待遇, 与国际接轨。

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有关原则, 我国逐步对有关法律和法规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例如, 先 后修改了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城市化应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国家在产生了大

量噪声污染、空气污染、水体污染、视觉污染等之后才治理的老 路, 而应该大力发展绿色建筑, 以实现“以人为本”、“人———建 筑———自然”三者和谐统一。整体上看, 构成绿色建筑的主要城 市形态是紧凑型城市(Compact City)。紧凑型城市规划认为可 持续城市应该是适宜行走、有效的公共交通和鼓励人们相互交 往的紧凑形态及规模, 这种规划强调:(1)通过社会可持续的混 合土地利用, 促使人口和经济的集中, 减少人们对出行的需求, 有效地减少交通排放;(2)提倡使用公共交通, 减少小汽车使 用, 鼓励步行和自行车使用, 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3)通过有 效的土地规划, 统一集中供电和供热系统, 充分节约能源;(4)高 密度的簇状社区, 有助于生活设施系统充满活力, 可以增强社 会的可持续性。紧凑型城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奠 定了空间“点”的基础。

4.新型工业化的非线性发展道路要求有重点地积极推进“数 字城市”建设。数字城市是新型工业化将传统工业化与当前信 息化连接在一起的非线性途径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一般指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 能够有效获取、分类 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 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 城市综合工程。从宏观层面考虑, 数字城市有五个战略要点应 加以集中关注:(1)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是实现数字城 市的战略准备;(2)城市基础数据库建设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 基础;(3)加速电子政府的建设应当成为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主 导;(4)全方位的电子商务架构是数字城市建设的战略核心;(5)城市交通智能化的全面建设是数字城市的战略启动。随着 数字城市的实现, 新型工业化可以更加优化地配置城市的自然

资源、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 由此达到大力节省资源、提高 整体效率、改善生态质量、促进新型工业化健康运行的目的。因 此, 城市的数字化潮流将不仅是全球信息化在城市化上的具体 反映, 也是提升城市品质、加强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同时还 是加速新型工业化推进的基础条件之一。

(四)政府对劳动经济的关注和研究是研究经济可持续协 调发展必不可少的方面

政府不能再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 不能忽视作为社会经济 长期发展重要因素的劳动力素质提高, 不能忽视社会综合平衡 协调发展;政府不应再直接参与招商引资。中央政府应加快建 立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 使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利益与企业 的经营利润脱钩, 而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改善和整个社 会的协调发展等方面挂钩。

实施条例》;2002 年4 月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 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3 年科技部与商务 部联合研究制定了《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同时也 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我国法规与政 策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正在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快速提高, 政府 决策及公共服务效率也大幅提高, 这都使中国外商的投资环境 大大改善。据瑞士国际经营开发院(IMD)公布的《2003 年世界 竞争力年鉴》显示, 中韩两国在经济政策和综合竞争力方面相 仿, 但在劳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法律制度、政府决策和 政策透明度等方面的竞争力, 中国明显超过韩国, 与生产要素 成本会逐渐上升而不可能永远保证长期竞争力的性质相比, 这 种软环境竞争力更具有长期意义。

(四)面临欧美日等国的跨国公司在华市场的激烈竞争, 韩 国企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提高竞争力的行动, 包括扩大规模、提高技术含量、积极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等

中国加入世贸后, 将按照入世承诺逐步开放国内市场, 特

别是服务业市场, 包括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 务、零售服务、租赁服务、金融服务、旅行社和旅游服务、运输服 务等。可以说, 在中国市场上, 2001 年之后的这3、4 年是一个 重新划分市场份额的大竞争时期。

面对这种局面, 欧美跨国公司加大了对华直接投资的强

度, 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 当地化进程加快。即使 对外投资主要分布在欧美的日本企业, 在2001 年以来, 也开始 调整其全球地区的资产比重, 对华直接投资节奏明显加快, 对 华直接投资占其海外直接投资的份额显著上升。

韩国企业由于对华投资规模小, 技术含量低, 在我国面临

着越来越严重的竞争危机。迫于竞争压力, 韩国的汽车业、家电 业以及IT 业纷纷调整对华投资战略, 扩大企业规模, 提高项目 技术含量, 并积极对在华业务进行整合, 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华投资 篇2

一、不同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

(一) 不同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的空间分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一开始便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 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 经济行为最初的区位选择往往是由偶然事件导致的, 比如中国改革开放政策, 一些拥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的城市会吸引第一批投资者, 如深圳市;也可能是因为城市化经济的影响力[2], 如经济基础良好的上海市。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示范效应等作用的影响, 当地运作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 在一定程度上会形成集聚状态。随着集聚企业的继续增加, 当地的生产成本会上升, 地区会变得拥挤, 当厂商的集聚数量达到一定的临界值, 由集聚带来的正的外部性会大于负的外部性, 这时, 企业将会向拥挤程度较低的外围和其它地区进行迁移, 这就是集聚的倒U型曲线。厂商在其它地区内又开始新一轮的集聚, 并有可能形成相互制衡的多处集聚。

1、1978年—1985年———日本FDI在东部地区零星分布

1978年,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由于历史的偶然性, 深圳、珠海等南部沿海城市被划为改革开放的试点地区, 在优惠政策和廉价资源的双重作用下, 这些地区吸引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外资, 这期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共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1983年, 日本开始进行试探性投资, 数量较少, 每年不超过10例, 且主要集中于深圳市。1984年—1985年为第二个阶段, 1984年国务院批准大连、秦皇岛、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 内地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生产成本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地增长, 当年共进行了66个投资项目。除了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投资较密集外, 在地域上开始向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大连等港口城市转移。1985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进一步增长, 全年共投资了118个项目。这一时期, 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呈现出沿东部沿海地区零星分散状态。尽管深圳等地汇集了一定数量的日企, 但是由于企业的数量过少, 生产前后关联性不大, 并没有形成很强的集聚效应。

2、1986年—1995年———日本FDI在东部地区迅速增加

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 某些地区由于偶然的区位事件获得微弱的优势, 通过积累的因果关系, 使得这种优势得以逐步放大。当厂商的数量超过最低集中度的限制, 则该地区具有了明显的区位优势, 便开始表现出初步的集聚特征。由于先前具有的微弱优势, 日资在广东省仍占有较大份额, 例如1987年和1988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仍然集中在华南地区, 然而到1991年, 日本直接投资最多的省份为辽宁省, 仅大连和沈阳两市就吸引104家日商的进入, 合同金额达到23, 638万美元, 分别占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总数、合同总额的17.3%和29.1%, 其它城市如北京以及天津、青岛、上海、厦门等东部沿海城市也陆续地吸引了日资的进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 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 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局面, 投资环境得到巨大的改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飞速的增长。1992年,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总数、合同总额以及实际投资总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01%、167%和33.3%, 同时,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集聚现象进一步明显, 以大连、北京、天津、青岛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 以上海和江苏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及以深圳、珠海、广州、福州、厦门为核心的华南地区逐渐成为日资的三大聚集区[1]。

3、1996年—至今———日本FDI在东部地区形成三大集聚区

受人民币升值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6年-1999年日本对华FDI出现了阶段性下降, 但在三大投资区内集聚趋势继续上升, 1998年日本在三大区域内的FDI达到总额的87.7%。从三大集聚区内部来看, 长三角的引资优势更加凸显。

(1) 日本FDI在三大区域内的集聚

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表明, 在经历不稳定的动态演变之后, 一个经济空间中会形成多个均衡的集聚区, 这些集聚区彼此之间的距离较远且在经济空间上相互制衡。2000年以来, 随着日本对华FDI快速增加, 三大集聚区吸收日本FDI的速度也在加快。2000年到2006年, 日本在三大集聚区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数量均超过总数的90%, 其中2005年高达94.4%。从各大区块来看, 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占了绝对的优势, 两个区域分别以北京和辽宁、上海和江苏为增长极, 每年吸引的日本FDI均占到总数的80%以上。此外, 华南地区吸引的日本FDI尽管在数量方面远远逊色于其它两个地区, 但是由于FDI分布密度较大, 另外近些年很多北上的日资出现了大量回流的现象, 因此华南地区也形成了足以与其它两个地区相互制衡的一极。三大集聚区在我国东部沿海呈北、中、南的地理区位分布, 各自凭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优势吸引日本FDI的进入, 并且在引资的数量方面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比例结构。

(2) 日本FDI在三大区域内部呈现出中心-外围的集聚特征

随着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集聚, 区域内部会出现拥挤现象, 例如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升、环境污染等, 并形成促使厂商分散的离心力, 产生一种类似于中心—外围的投资结构, 例如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中心, 江苏和浙江地区为外围;华南地区以广东、深圳为中心, 广东省其它地区以及福建、海南省为外围;环渤海地区以北京、大连为中心, 其它省市为外围。这些中心城市是区域内吸引日资的龙头, 但是随FDI流入的增多, 城市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开始上升, 拥挤现象日益严重, 这时向周边城市转移不仅会降低生产成本而且由于距离中心城市较近, 仍然位于中心地带的上下游产业链条之中, 同时也不会对运输成本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此, 拥挤的日本厂商开始向集聚区域内部的外围地带转移, 这一现象在长三角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制造业在上海市的投资大量地转移到苏州、无锡、镇江等周边地区, 并且逐渐在这些地区形成了电子电器等产业的集聚。目前, 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和以广东为中心的城市群已经初具规模, 但是环渤海地区由于区域合作欠佳, 城市群并不明显。可以预测, 这些城市群的出现将会对日本FDI形成更强的吸引力, FDI集聚效应会得到强化。

(二) 不同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布

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 直到1992年日本FDI才开始真正地进入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但是由于东部地区最初获得引资优势并将这种优势锁定, 中西部地区被长期排斥在外围, 因此90年代日本在中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数量并不多, 而且主要集中在黑龙江、吉林、湖北、四川、重庆、江西、陕西等部分省市。这些省市或者工业基础良好、或者沿江交通便利、或者城市规模较大市场潜力较好, 因此对日本FDI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它省份如贵州、云南、甘肃、宁夏、西藏等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人口稀少、市场需求小、产业薄弱等原因导致FDI流入甚少。

为了改变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 国家从1999年开始陆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 但是,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向西部地区迅速推进, 反而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例如, 1998年日本在中西部的直接投资金额为其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12.3%, 然而2000年、2001年、2003年、2004年、2005年这一比重分别6.4%、4%、4.9%、5.6%、7.9%, 远远落后于开发战略实施前的比例。实际上, 优惠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的效用存在很大的差别, 在改革开放初期, 优惠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FDI的空间扩散, 进入90年代以后, 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和地区产业关联程度越来越成为外资进行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尽管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实施以后, 东西部地区的政策已经趋向一致, 但是先行得到沿海开放政策的东部地区已经进入了收获期, 三大集聚区凭借着显著的集聚外部效应不仅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新增投资, 而且还导致很多先前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日本FDI向东部地区回流, 此外受中心优势的吸引, 西部地区优良的生产要素如原材料、高素质的劳动力向效益好、投资回报率高的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严重。

二、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吸引日本直

(下转第134页) (上接第116页) 接投资的建议

对于东部及中西部地区而言, 日本FDI的这种空间布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要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发生变化, 原先的中心外围模式很可能会被打破, 因此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突变, 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1、强化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扩散效应

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言, 目前引资工作中最重要的应该是通过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吸引力, 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改变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主要为东部地区提供原材料的产业结构模式, 加大加工工业的比重, 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 尤其要重视金融、保险、运输、贸易等服务业的发展, 增强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关联性, 为东部中心地带向广大中西部地区外围地带转移日本FDI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2、培育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中心地带对外围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动力是非常大的, 这一点已经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中得到证明。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 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差别很大, 因此在国家财政力量有限的情况下,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要在协调发展中注重先后次序, 采取先点后面的引资方式。把那些拥有优势产业和创新产业、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具有较强辐射力、吸引力和综合服务能力的中心城市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地区。这些引资中心发展起来以后, 其外围地区自然会得到辐射, 并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由核心城市连接的集聚带。

3、发展优势产业集群化

西部地区除了依靠劳动力价格以及资源优势来吸引外资外, 更应考虑到不同企业的市场定位和产品的差异, 通过西部的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 大力发展优势产业。要充分发展这些优势产业, 延长产业上下游链条, 增强企业生产的前后关联效应, 促进产业集群化的建设。只有区域内产业配套环境得到改善, 才能吸引更多的日资, 从而为区域集群的发展增强外部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李国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选择及其特征的初步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 2000, (02)

[2]苗泉, James Riedel.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 2005, (07)

[3]李辉, 李淑文.日本对大连直接投资的特点、问题及有关对策[J].现代日本经济, 2001, (03)

[4]薛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趋向[J].国际经济评论, 2003, (06)

日本对华投资走向衰落？ 篇3

日本对华投资的地位

从日本对华投资在中国利用外资中的地位看，2000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增长趋缓。增速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实际投入金额年均增长率为3.0％，落后于同期中国吸引外资增长速度，但比同期美国、欧盟的对华投资增长速度高出约3个百分点。截至2007年，日本对华投资实际投入金额达到615.6亿美元。以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计算。在国别排名中。日本依然名列我国引进外资来源国的第一位。

日本对华投资在日本对外投资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4年度。日本对华投资额为4909亿日元，占日本对亚洲地区(包括东南亚、南亚、东北亚地区共计24个国家和地区，未含西亚地区的国家)投资的48.6％。对华投资占日本海外投资总额的12.8％。中国已成为继美国、荷兰之后，日本海外投资的第三大目标国。此外。日本协力银行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出于分散投资风险和长远发展战略的考虑，近年来，日本企业对印度等国家的投资有所升温，但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明显。依然是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

但从横向比较看。日本对华投资的产业优势地位并不显著。从制造业内部看，除汽车制造业外。日本企业在其他领域的投资规模均落后于欧美等国家。美国在电力和软件领域的投资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近年来，韩国对纺织、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增长十分迅速。已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策略

同日本对华投资初期相比，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目的发生了较大变化。对我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廉价劳动力已不再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主要着眼点。我国日益增强的生产能力及本土市场的消化能力成为吸引日资的主要因素。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策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转型。日趋向高级化、综合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从贸易型战略向市场型战略转化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企业主要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或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在我国国内进行加工后，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稳定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市场发展潜力日益显现，日本企业开始把占有中国市场作为主要投资战略，在我国国内采购原材料的比例及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率逐步提高。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模式已经从生产加工贸易型转向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获得市场型的投资战略。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数据。2004年度。日本对华投资企业的国内采购比例已达47.7％。国内销售比例已达53.9％。

从加工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延伸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投资的突出特点表现在企业开始逐步加大对产业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的投资。通过加大对研发、物流、销售等环节的投资力度，增强企业在技术、品牌等方面的综合竞争能力，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扩大在我国市场的份额。

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在日本企业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意向调查中，选择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所占比例最高。此外，从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当地法人的功能变化看。除“设备投资、开设新店的资金筹措”、“周转资金的筹措”、“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开发项目”等需由日本总公司决定外。其他诸如当地原材料采购、当地管理层任用及待遇的确定等都是由设立在中国的当地法人决定的。当地法人职能的不断扩大也表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正在由加工制造环节向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从分散投资向集群投资转化

随着日本在华投资规模的逐步扩大，日本企业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加强对当地法人资源的整合，谋求集群化发展效应。日本企业在华经营战略的调整目的在于。在成本领先战略的引导下，在强调规模效应的基础上。实现集约化生产。不断延长产业链，完善产业集群，增强竞争实力。例如，2004年，松下公司投资19亿元人民币兴建了杭州工业园，从资源整合的角度对在杭州的9个白色家电生产基地进行重新规划管理。力争通过整合在杭州建立松下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生产基地。其他日本公司内部也在进行类似的整合活动。从分散作战到集中兵力重点突破，标志着日本企业在华经营战略正在向更高层次转型。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态度总体上依然是比较保守的。这主要表现在：

从投资规模和经营规模看，日资企业在华投资的平均水平都比较低。从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看，2004年度日本对全世界投资平均规模为13.98亿日元。对美国投资平均规模为26.32亿日元。对亚洲投资平均规模为15.24亿日元，而对华投资平均规模仅为13.60亿日元，这说明日本对华投资中大项目所占比重仍然偏低。此外，近年来。在华日资企业完成的销售额虽有较快增长，但仍落后于日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的水平。2004年度，在华日资企业的平均销售额为55.8亿日元。不仅大大低于在美国投资的日资企业平均258.06亿日元销售额的水平。而且低于在东南亚的日资企业平均65.44亿日元及日资企业海外法人平均121.24亿日元的销售水平。

日资企业对向中国的技术转移和与中国的技术合作都相对比较保守。有关统计显示，日本对华转移的技术多是一般技术、普通设计，50％以上的在华日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低于日本企业。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日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比较低。当欧美的大型跨国企业已经将区域性、全球性的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的时候。大批日本企业则将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回流到日本国内。日本在华企业的研发投入虽然逐年增加，但仍以面向当地市场的应用型研发为主。这种谨慎的态度影响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技术层次。阻碍了两国经贸合作水平的提升。

人才当地化管理的程度仍然比较低。日资企业与欧美企业对一般职工的录用情况差别不大，但在日本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中，中国雇员所占比例相对较低。除部分中小企业外。很少有中国雇员能够担任日资企业总经理或企业驻华总代表等高级职务。多数情况下。中方雇员最高只能担任部长级职务，因而难以对企业决策产生影响。

对中国市场的定位和发展前景的预测比较保守。这使得日本企业在汽车市场竞争中输给了欧美企业。而在一度辉煌的家电产品市场上也面临着与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应该说，这是日本企业在其优势领域并未能在中国市场形成和巩固其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平常心对待

对于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所出现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以平常心客观对待：

首先。对于日本企业而言。中日两国地理位置邻近。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可能形成严峻的挑战。而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保守策略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

其次，近年来日本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企业对在日本国内投资的信心增强，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仍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日本企业将高端产品的生产重新转回日本国内。这并不违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客观要求。

第三。外资相关政策、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等未来可能对外资企业发展产生影响的变数依然存在，日本企业的投资战略由中国一极化集中向“中国+1”(即在亚洲其他国家另外建厂。降低只在中国经营的风险)转变，反映了企业分散投资风险、谋求长远发展的战略考虑。

第四，日本企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份额的降低。有些是由于企业的战略失误造成的。但还有很多企业是为了避开在部分产品市场的低价竞争转而走高端发展路线的战略性退出。因而不能以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而一言以蔽之。

第五，利用外资的过程始终是东道国意志与外资企业发展战略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从双方角度看。这种调整都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致力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而日本企业也在以全球化的视角规划其总体发展战略，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双赢”。

对华战争读后感 篇4

近代以来，中国的文明演进之路充满血腥与暴力，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再到八国联军侵华，列强的种种对华战争无不是人民颠沛流离、死伤无数为代价的。战争对于个人，对于国家，对于民族来说都是灾难。曾经辉煌耀眼、不可一世的中国经历几千年风雨洗礼走到了近代，却经历了一个类似于难产的过程，在痛苦中孕育希望，在血腥中孕育生机。从客观的角度上说，不可否认，列强的对华侵略之路也是中国文明演进之路，然而很不幸的是，这条路是一条血腥残暴之路。以至于站在21世纪新起点的我，不断思索我们究竟应该走上怎样一条文明演进之路。

文明演进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文明歧视。文明歧视应视为一种正常现象，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只要存在文明间的差异以及文明间的碰撞，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明歧视。正如《对华战争》提到“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的疯狂镇压的暴动。但是了解历史真相的人都知道，文明歧视不过是列强侵略、发动战争的幌子，为了所谓的正义性和符合宗教教义，侵略者用文明歧视的借口为自己披上一件伪装的羊皮，开始了狼本性的血腥侵略。几十年前，中国和西方也有过互相瞧不起的阶段，尤其是在特殊年代意识形态区分盛行的时候，中国曾一度排斥甚至歧视西方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前途充满信心与希望。又如今日之美国，种族歧视仍是美国社会的顽症之一，黑人文化似乎有与生俱来的劣势，总是处于被白人文化压制的状态。几十年前的中国和今日的美国虽然存在文明歧视，但是已经与中国近代的文明歧视本质不同，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苏冷战，二战中纳粹屠杀犹太人和近代列强侵华那样处心积虑地利用文明歧视发动战争，攫取一小部分当政者的利益。对比起侵略和武力血腥手段客观带来的文明演进，当今的我们已经进步太多太多了。放下武器，本身就是一种文明演进。

今天人们的思考方式与过去已经大相径庭，人们不会选择暴风烈雨式革命或血腥残暴的战争，人们更多是寻求改革，以牺牲最小的代价追求进步。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太多教训，虽然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极大促进了文明演进，但资本家、殖民者双手沾满了鲜血，成了一个个血淋林的身躯，那一个时代的人，又背负了多少罪恶感呢？相比之下，改革，作为一种缓慢渐进的手段，减少了很多无谓的牺牲与罪恶，是当下所需。

从《对华战争》可以看出，列宁是很重视民生的人。当然，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列宁重视的可能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民生。“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他能体会人民的疾苦，设身处地从他们的角度想问题。在文明演进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也是民生问题，文明演进最终受益人都是具体的个人，如果用血腥暴力的手段推进文明进步，对民生就是极大的破坏，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牺牲了许多人的利益，这本就是违背初衷的。庆幸，我们这个时代呼吁的是改革，而不是战争。每每看到社会的一步一步改革，比如依法治国、二胎政策、高考改革，我都暗自欣喜，我知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演进，尽管起初它可能备受争议，但是一步一个脚印，我们的步伐会走得更坚实。

列宁发表《对华战争》时处于“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处于奴隶的地位，不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它们就不敢登载任何东西”的时期，他的批判与逆行需要勇气。这也让我想到历史学者徐中约的一句话：“研究专制制度的学者都明白，在权力斗争及清洗政敌时，谎言是司空见惯的。暴行越大，就越需要歪曲真相来改写历史。”新闻媒体，到底应当充当什么角色呢？被当权者操控？被成为奴隶？不是这样的，一个政治修为的社会，新闻媒体应当是事实的发声人。它的本质是客观真实独立，不应该成为掩盖真相、发布谎言的工具，而应该是实事求是、揭穿谎言的独立体。即使在当今中国，也还不能做到这点，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新闻界或其他行业更多像列宁一样的人揭穿谎言，拨开真相，我们都不想生活在充满谎言的社会。

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原因 篇5

(1)总体现状

自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成功入世以来，我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现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但从1979年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提起首次反倾销诉讼以来，许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不断伺机对我国出口商品实行反倾销，反倾销的范围、幅度、频率等得到不断扩大和提高。

据商务部统计，前三季度，一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了8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59起反倾销，9起反补贴，涉案资金规模高达10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9。4%和125%。早在，中国就已连续成为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1]。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称，以20的数据为基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调查和打击的最大对象。

(2)欧盟态度

欧盟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区域经济集团，一直以来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区域主体市场之一和重要贸易伙伴(截止年1月，欧盟由原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一跃成为第一)，

但同时也是对中国企业提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WTO成员之一。

欧盟长期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歧视性“类比国”方法认定产品的正常价值。虽然以来，欧盟允许中国涉案企业申请“市场经济待遇”，对符合条件者适用正常的反倾销规则，但规则是他们定的，这并没能有效地遏制欧盟带有浓烈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反倾销举措，中国外贸企业甚至国家、人民还将继续受此种反倾销的迫害。以下为两例。

继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9月11日签署对华轮胎特保案，决定在未来三年对进口自中国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后，欧盟也紧跟着于同月24日决定，对产自中国的无缝钢管和铝箔征收为期五年的正式反倾销税，税率分别高达39。2%和30%[2]。从10月份开始，欧盟就开始对中国和越南皮鞋征收16。5%的反倾销税，过去的3年时间里，中国的皮鞋企业日子过得很艰难。中国输往欧洲的皮面鞋产量已经降低了20%，造成了中国约两万名工人失去工作。如今，反倾销关税延长的“噩梦”很可能还将继续。

(3)我国反应

面对接踵而来的反倾销诉讼，国内包括政府、行业、企业都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对国际反倾销法律的不了解、行业的不团结等导致应诉的积极性不高或是没有能力应诉，使得提出反倾销诉讼的国家很轻松地获得胜诉，实现贸易保护。

我国经常遭遇欧盟反倾销诉讼的原因

随着中欧贸易的扩大和发展，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案件此起彼伏，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究其原因，以下从欧盟角度和中国自身角度进行分析。

(一)欧盟热衷于向中国提出反倾销诉讼的原因(欧盟方面)

1、热衷于提出反倾销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内国家经济普遍不景气，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居高不下，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各国关税的一再降低，国内企业很容易受到外国同类企业商品引进的冲击。为保护集团内产品，特别是与外国商品比较没有比较优势的弱势产品的内部市场和考虑到某些政治利益，欧盟采取了频繁运用反倾销这种看似合法的手段来限制外国产品进入，以这种非关税壁垒措施来填补由关税降低带来的对本区域贸易保护的削弱。

2、热衷于对中国反倾销的原因

(1)中国商品价廉物美，它们大量进入欧盟市场将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并且使其处于不利地位，为保护集团内行业，试图利用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将中国挤出欧盟市场。

(2)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并非欧盟对华提出大量反倾销的根本原因，但却是其特别针对中国和使其能够得到很高胜诉率的重要条件。从的4月14日，新西兰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起，陆续有国家开始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对于全球国际贸易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美国和欧盟则依然保持对中国的不承认，这是因为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为他们更多的提出反倾销诉讼和更高的胜诉率提供的良好的条件。这种歧视性的做法，不公正待遇，使我国出口产品本来没有倾销而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而被裁定为高度倾销，给我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给国际贸易公平秩序造成过度的摩擦和动荡。

(二)中国经常遭遇欧盟反倾销诉讼的原因(中国方面)

(1)有些企业为了一己私利，确实存在倾销行为。这种情况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只一笔带过。

(2)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同时也是“制造大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主要偏重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品，很多在其他国家完成加工的产品最终在中国组装并出口，反倾销本身针对的就是商品出口方，中国成为最大被打击对象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

(3)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很多商品原材料价格低廉，加上大规模的生产，使产品成本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但欧盟的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采取歧视性政策，使得中国出口的产品成本有某一替代国替代，而欧盟在选择替代国的时候又别有用心，很多情况下严重与中国国内生产实际环境脱节，挑选像印度、新加坡等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很多的国家，以扩大反倾销税的征税幅度。

(4)外贸出口结构不合理及对进口市场不了解。首先从出口产品结构看，主要是一些量大价格低，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服装、鞋业、自行车等，我国的低成本低价格却使外国人形成了中国低价竞销的不良印象，使他们认为对华反倾销理所当然，使中国的应诉处于舆论的不利地位;其次，从出口的市场结构看，目标市场主要是欧美国家，市场过于集中。譬如中国金属镁产品向欧盟出口，1993年是100吨，竟达11000吨，如此巨幅的出口增长，为欧盟对华反倾销提供了口实。同时，由于缺乏对进口国市场的调查，在出现反倾销倾向或征兆的时候未能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增大了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概率。

(5)中国外贸企业的不应诉或应诉不力使对方轻易获胜，在轻易获胜后又继续伺机反倾销，造成恶性循环。在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中，经常出现无人应诉的局面，结果使对方不战而胜，其实在很多具体的案例中，中国有大量的抗辩机会，存在取得胜诉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中国企业缺乏应诉的意识、知识和经验，再加上经费等原因，主动放弃了申诉的机会，结果等于放弃了市场。不过近几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要彻底做到应诉强有力，还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中国的应诉不力使欧盟尝到了甜头，致使反倾销变本加厉，这是诉讼频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倾销对我国的影响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7起反倾销案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产品，中国一直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尤其是欧美国家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随意选择替代国，从而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损害了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利益，使中国的经济蒙受严重的损失。以下分点进行具体分析。

(1)在被征收了高额的反倾销关税以后，我国的出口产品在欧盟市场就会失去竞争力，这样将会使我国对这种商品的出口量减少，使我国的出口产品缩小了在欧盟的市场甚至退出该市场。

(2)在欧盟反倾销胜诉后，其他国家很容易跟风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形成连锁反应。欧盟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区域经济集团，它的行为将被其他国家效仿，这种既可以保护国内市场，又能通过对中国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打击中国出口的事情，很多国家是很愿意做的。但对于中国来说，影响是极其恶劣的。这会造成中国商品出口量剧减，有面临丧失大部分海外市场的威胁，这对专门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打击巨大，或许会面临破产，这也将导致失业人口的增多，由经济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

(3)面对欧盟带有歧视性的反倾销指控，中国应诉企业胜诉率低，这严重打击了中国应诉出口企业的积极性，一方面以后面对外国的反倾销可能会产生消极接受的情绪和行为，另一方面，会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发展，企业可能会转变营销战略，转出口外销为内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开发。同时这也间接挫伤了外国企业对中国投资的积极性。

反倾销的应对措施

欧盟屡屡对中国出口商品提起反倾销之诉，耗费了我国相关企业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也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中国要维护企业、国家的利益，应该积极采取一些措施。

(一)企业方面

1、企业应区别其他同类企业什么时候是竞争对手什么时候为合作伙伴，在面对国际市场时，应共同努力将某一商品推向国际，进入海外市场，实行价格协调，而不是相互间明争暗斗，通过降低商品价格等手段打击对方，在竞价销售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倾销。

2、企业应积极改进技术，创建和打造自有品牌，增加产品附加值，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从而增强自身除低价以外的竞争力。

3、在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外市场前，要先对其市场现状，同类产品营销组合、竞争情况等进行调查，从而制定正确的营销策划，控制好价格因素，对倾销和反倾销要时刻保持防范心理。

4、面对欧盟的反倾销诉讼，企业要积极应诉，只要企业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表明自己的产品不存在倾销就可能免征或是少征倾销税。

5、企业应加强财会工作，使企业会计资料符合国际规则，在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中能够提供完善且符合规范的有关会计资料。

6、通过海外投资转移原产地。将一些出口商品的生产转移到目标进口国，就地销售，这就不存在倾销的问题了。

(二)政府方面

1、通过宏观调控，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创建海外工业园区。

2、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完善产业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中国不被欧盟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现状。如果中国被给予市场经济地位，其他国家在对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就必须从中国产品在国内的实际成本和价格出发来计算其正常价格，而不是采用与中国经济毫不相关的第三国(替代国)的市场价格来计算，欧盟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的力度就会减小。

(三)行业协会方面

1、组建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的力量来收集海外市场的信息，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规范本行业企业行为，协调同类产品出口方向和数量价格，以免出现市场过分集中，而导致出现被反倾销威胁;

2、面对欧盟等的反倾销诉讼，个别出口企业的资金、实力等都是有限的，通过行业协会，集整个行业的力量进行应诉，建设一支国内反倾销律师和专业队伍，这是非常有利的。

对华投资 篇6

2、学校应恢复且严肃节假日晚点名制度。有一些学生开学前几天无故不来学校，尤其是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开学半个月学校还不了解其返校情况。晚点名制度就是在节假日后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对在校学生进行点名查到，点名不到者视为旷课，应给予相应处罚，对多次点名不到者应给予严厉处罚（比如武汉理工大学点名不到者直接劝退）。有严格的晚点名制度，学生按时返校情况会大有改善。

3、每晚7点到9点，可对宿舍断电。现在宿舍楼在晚自习时间经常有同学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包括打牌、看电视、玩电脑游戏等），对他人造成不良影响。在晚自习时间对宿舍断电可以督促大家进行晚自习，减少在宿舍玩游戏现象的发生。

学风和教风的好坏在很大的程度上则依赖于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则和措施的设计是否合理，使之能调动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严格的纪律予以支持，部分学生会肆无忌惮。希望学校能考虑以上建议，强化学风管理，让园区成为学习的乐园。

学风是学校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原则的综合体现，是形成良好院风、校风的基础和前提，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学风,是读书之风，是治学之风，更是做人之风，是一所大学的气质和灵魂，也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学风建设是衡量一所高校办学思想、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

目前学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对学风建设在学校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学风包括学校领导治校、教师治学和学生学习的风气与作风。没有优良的学风，即使生源再好,师资队伍水平再高，教学设施再精良，也很难培养出合格的毕业生。高校要发展、上水平、上台阶，必然离不开优良学风的支持，因此学风建设意义重大。目前我校许多教职工还认为学风建设只是某一单位、某一部门的事，这显然是不对的。各个部门应该协调联动，齐抓共管，共同搞好学风建设。

2.缺乏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习态度不端正。一部分大学生的学习目的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有的学生学习主动性不够、积极性下降、精力分散、不能严于律己。有的同学为了混一张文凭，有的同学把学习成绩与能否应聘到一个环境舒适、报酬丰厚的工作单位联系起来，还有的同学学习时很茫然，完全机械地应付以图“过关”。部分同学理想脱离现实，没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他们对学习抱有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忽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

3.学习纪律松懈，作风疲沓。目前, 学生违纪现象屡见不鲜，组织纪律松弛，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地影响和破坏了校园学习风气。有的学生上课迟到、早退、自习缺席现象严重，甚至在正常的教学时间内侃大山，逛大街，玩棋牌，谈情说爱；有的学生上课睡大觉，或左耳进、右耳出，或看小说杂志，或发短信、听音乐等；有的作业抄袭，考试时抱有侥幸心理，作弊现象时有发生。

对策与建议：

1.端正教风是学风建设的突破口。学校要高度重视教风、学风和校风建设。教风是高等学校培养学生、提高教书育人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体现的是教师履行职责的职业道德和思想风尚的高低以及教师教学水平高低和治学态度的严谨与否。教风与学风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优良学风是优良教风的必然要求与最终结果，没有好的教风就没有好的学风，学风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教学质量也没有保证。因此，广大教师要以德育人、爱岗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以自己的道德追求、道德情感、道德形象去引导教育学生。要通过开展评选和表彰师德优秀群体和师德标兵、学习和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等活动，形成有利于良好教风、学风和校风建设的氛围。大力提倡严谨治学、从严治教的作风，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培养能力和开发智力结合起来。好的教风、学风和校风能为人们所切身感受和体验，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成长和行为养成产生深刻影响。学校的教风、学风和校风如何，直接影响社会、学生及家长对学校的评价和选择。从长远看，关系到学校的前途和命运。

在校风建设中,学校必须针对学风建设的实际情况，采取有力措施改善教风。一要加强教师的思想教育工作；二要注重师德建设；三要严格管理，实施质量监控和考核制度；四要加强教师的岗位培训；五要切实解决教师在职称、住房、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以此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从而推动学风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

2.制度建设和严格管理是学风建设的侧重点。学校的规章制度体现了治校的指导思想,对学生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约束力，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学风建设。学校要针对目前一些学生学习自觉性差、自制能力弱的情况，建立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规范学生的行为，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完善辅导员制度，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让每个学生都了解学校的规章制度，清楚学校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在管理上要严格，是非分明，奖优除劣，提高学生的自制力，以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特别要加强考试纪律的管理。考风是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管理水平、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学生学风的具体体现，对此要严肃对待。

3.深化教学改革，建立起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机制和环境。知识经济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高等教育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建立起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机制和环境，是建设优良学风的根本措施。特别是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深化教育改革，要着眼于培养学生创造思维、学习能力、自学习惯。在教学改革上，要建立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教材的机制，将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积极探索产学研结合的途径，使学生积极参加科研、创新和社会实践活动。在教学管理制度上，改变过去整齐划一的培养模式，实行更加灵活的学分制，增大学生学习的自由度，给学生更大的对专业、课程、教师、学习时间的选择权。并通过大量开设选修课程、开放实验室，加强以文学、艺术和科技创新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课堂，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能动的环境和条件。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其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与对策 篇7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

(一) 投资规模的变化

日本对我国的投资始于1978年,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 到1990年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规模达到5.03亿美元, 这一阶段是日本对华投资的初始阶段, 投资高潮是80年代初中期对我国经济特区的投资。1991～1997年是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日本展开对我国沿海一带的投资高潮, 1997年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上升为43.26亿元。1998～2000年是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调整阶段, 投资规模大幅下降, 2000年下降到29.16亿美元。2001～2005年是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缓慢增长阶段。随着我国加入WTO, 更多的行业和领域对外开放, 并且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 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日本掀开了对我国新的投资热潮, 2005年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增加至65.30亿美元。2006年以后, 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进入收缩阶段, 2007年下降为35.89亿美元, 后缓慢上升, 至2010年为42.42亿美元。

(二) 投资动因的变化

长久以来, 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资源是世界各国对华投资的主要考虑因素, 尤其对像日本这样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且资源短缺的国家, 这更是选择投资东道国的先决条件。但随着日本对华投资策略的改变, “市场动机”逐渐成为了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事实上, 日本企业在不同时期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均有所不同。80年代后期我国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是廉价的劳动力;90年代前期除了廉价劳动力外, 还有基础设施完备与市场经济化;90年代后期又增加了零部件供应因素;2000之后, 中国加入WTO, 市场的扩大和研发力量的增强都成为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因素。

(三) 投资区位的变化

总的看来,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区域从集聚区的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张。80年代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主要以经济特区为主, 90年代主要以沿海地区为主。多样化的日本企业投资则较集中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 汽车及其零部件的生产也较集中于北方, 而电子电器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则较集中于南方。这样, 2000年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大连、北京、天津、青岛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 以上海和江苏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及以深圳、珠海、广州、福州、厦门为核心的华南地区这三大日资集聚区。然而, 随着集聚企业的持续增加, 导致三大集聚区内部逐渐出现了拥挤现象, 出现了像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于是日本企业开始把投资转移到集聚区域内部的外围地带, 投资区域逐渐向外辐射。

(四) 投资行业的变化

1、对我国制造业的投资。

近些年, 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虽然仍以制造业为主, 但由于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这些日本企业逐渐将技术研发、零部件配送的程序转移到我国进行。一方面, 提高了我国与日本企业技术衔接的紧密程度;另一方面, 也完善了日本企业的生产配送体系, 使得产业本土化更为完全。日本企业对我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 在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上往更高水平发展。

2、对我国非制造业的投资。

日本企业过去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 只是试验性地增加对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投资, 如批发业、物流业、工业区开发等。由于政策原因的限制, 日本企业在金融、电信等项目上的投资寥寥无几, 在保险以及运输等领域的投资甚至为空白。但由于我国加入WTO后, 服务贸易领域更加开放, 日本企业对华服务业的投资趋势加快, 相关投资的份额逐步增加, 尤其是对商业、金融保险等产业的投资增长最为明显。

(五) 投资主体的变化

过去, 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主要是日本的中小型企业。但是最近几年, 日本大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 数量也开始增加。2003年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的83家日本企业, 有58家已在我国投资———包括全部汽车行业、电子电器行业的企业, 以及多样化经营的综合公司。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

(一) 投资环境的变化

开放后的中国, 投资环境不断改善, 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政府政策对外资的倾斜, 是吸引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力量。在90年代之前, 在我国投资的大部分日本企业采取以建立出口加工基地为主, 产品主要返销日本或第三国市场这一阶段性投资战略。90年代之后,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生产收入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消费市场急剧扩大, 针对外资的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加入WTO后, 我国享受到了成员国的平等待遇。这为我国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也降低了外资进入我国的交易成本和体制风险, 这就对日本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时, 相关外国投资法律的通过并实施, 为我国创造了开明的政策环境, 促进了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

随着集聚企业的持续增加, 导致三大集聚区内部出现拥挤现象, 随之产生了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升、环境污染等种种问题。把投资转移到周边城市, 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 而且仍然位于中心地带的上下游产业链条之中, 同时也不会对运输成本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 不少日本企业开始向集聚区域内部的外围地带转移, 从而在区域内部产生一种类似于中心——外围的投资结构。这样, 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域就不断扩大, 从最开始集中在沿海, 逐步向内陆城市扩展。

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使得劳动力成本在我国失去了过去明显的比较优势。尽管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依然低于整个亚洲的平均水平, 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等新兴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日本企业在我国市场的收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缩减, 加之政策的优惠幅度逐渐下降, 有一些日本企业撤出对我国的投资。

当然, 国际经济环境也是影响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影响日本, 使日本减少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同样, 2007年美国的次债危机以及当前的欧债危机都影响到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

(二) 日本企业投资动机的变化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 都是遵循着“边际产业扩张论”。然而, 进入新世纪的日本, 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 产业结构高级化进展缓慢, 导致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日本在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 开始注重寻找有利于自身创新能力培养的合作伙伴。我国凭借着近年来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市场的巨大潜力, 无疑成为日本合作伙伴的合适候选。由于我国存在广阔的市场而且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 而随着欧美国家竞相在华投资建厂, 日本企业已经不再是先进技术的唯一拥有者。因此, 围绕我国迅速成长的市场, 日本企业如果像过去那样只利用我国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进行直接投资, 在与欧美企业的竞争中就会处于明显的劣势。如今日本企业注意到要占领我国市场, 技术转移和经营当地化方面的重要性, 就连一向在技术转移方面比较保守的日本企业, 如丰田、铃木等, 也在华建立部署自己的研究开发部门, 其目的非常明显, 就是要全力提高企业竞争力, 占领我国市场。

(三) 日本的产业转移结构的变化

随着我国劳动成本的增加以及日本企业重新调整全球生产布局的需要, 日本企业在加速进行在华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产业转移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日本企业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增大, 其中化工、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业等行业的投资上升较快。

三、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策略

和其他国际投资一样, 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 是一把“双刃剑”, 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同时, 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 我国应该对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变化制定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最大限度的发挥日资的促进作用, 同时尽量减少不利影响。

(一) 完善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政策

近年来, 针对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动机的转变, 伴随我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日本企业对我国投资中不乏许多高技术含量的投资。但是, 我国对于高新技术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实际上, 在对华投资的同时加强包括生产制造技术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 已成为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诉求。一方面, 日本产业界承认我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立法上所做出的出色努力;另一方面, 不少日本企业也抱怨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 相关的法律未能有效地得到实施。因此, 我们要消除知识产权方面的地方保护主义, 加大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 增强我国国内的知识产权意识, 建立企业重视知识产权的商业环境。而这些措施都需要依靠不断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来实现。

(二) 引导日资投向我国鼓励发展的地区

由于吸引日资的地区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拥挤现象, 同时也呈现出向周边城市发展的趋势。针对目前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地点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现状, 我国更要推动中西部地区有关外商投资政策, 尤其是针对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政策, 制定适用于中西部特定区域的特殊引资政策及法规。例如, 可以先重点开发中西部有优势的中心城市, 积极开展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配套协作, 从而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这样既可以缓解集聚地的拥挤现象, 也可以带动其他城市的经济发 (下转第40页) (上接第97页) 展, 缩小日本企业在我国投资地区间的差距, 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 大力增强我国的技术储备

在劳动力成本已经失去过去明显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 我国需要从提高劳动力质量入手, 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来吸引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尽管目前我国对教育部门的投入正在不断增加, 但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比例上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还是有一定差距。我国应当继续保持并逐步加大对教育部门的投入, 尤其是高等院校的投入, 以增强我国的人才技术储备, 提供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四) 鼓励我国国内企业自主创新, 提高科技竞争力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满足日本企业重新调整全球生产布局的需要, 日本企业的产业转移结构发生了变化。日本企业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增大, 其中化工、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业等行业的投资出现了较快增长。因此, 加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对吸引更多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尤为重要。同时, 这样也会提高我国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 从而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摘要：日本一直是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日本不断调整对我国的直接投资, 其结果对我国有利有弊, 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提高外资利用效果。

关键词：日本,直接投资,变化,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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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投资 篇8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断扩大。国内的许多学者也都对FDI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李平、高峰(2003)在理论上重构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对FDI流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与FDI流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FDI的流入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冼国明、严兵、张岸元(2003)运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证明了外资与我国的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的增加反过来对我国吸收FDI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张长春(2003)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推断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前者主要指交通设施、通讯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后者则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和科教水平等方面来衡量。

谢正勤(2003)在张长春结论的基础上,考虑到模型的可信度、变量的量化、数据的获得等限制,选取了苏南四市并选取GDP、累计FDI、职工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高校在校生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等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证明了除固定资产投资对FDI的影响不显著外,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外商投资水平对FDI的流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职工平均工资和高校在校生比重对吸引FDI有相反的影响。

本文选取实际汇率、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四个解释变量来分析它们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交通运输能力和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的影响。

二、模型建立

我们采用1980～2006年数据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为被解释变量,汇率、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为解释变量。其中,汇率(hl)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工资水平(gz)采用的是人均平均工资;交通运输能力(jt)是采用铁路和公路的运输总长;劳动者受教育水平(edu)采用平均每万人中高校大学生数量。

为了验证每个解释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以及估计的系数是否具有预期的符号,我们先采用OLS对自然对数形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表1:

数据显示R2接近1,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但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反映变量间呈高度线性,回归方程高度显著。所以,下面我们进行协整分析。

为了检验各变量的时间序列特征,我们采用Augment Dickey Fuller (ADF)的单位根法来检验模型中各变量一阶差分的平稳水平。对于任意变量Yt,检验零假设Yt～I(1)相当于检验 是平稳的。用ADF方法对样本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五个变量的原始序列都不平稳,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变量都是平稳的,即它们都是I(1)序列,因此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

接着我们使用Johansen和Juselius等人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的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选择和协整检验。首先必须确定VAR模型的结构即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令Xt表示lgyt、lzyrs、lzc构成的列向量并进行VAR模型设定。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参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又要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因此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四阶,从四阶依次降至一阶来选择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使用AIC、SC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并用自相关LM统计量检验残差序列有无自相关,JB检验(Jarque-Bera)检验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结果表明滞后阶数为二阶的VAR模型(以下用VAR(3)表示)整体及各子方程拟合较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不存在自相关且服从正态分布,因此确定VAR(3)模型为最优模型。用Johansen方法的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方程(2)表明了1980年-2006年间的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以上结果表现在样本区间内,模型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工资水平 (gz)、实际汇率(hl)、劳动者受教育水平(edu)和交通运输(jt)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如预期的一样,实际汇率、交通运输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正的相关性,工资,劳动者教育水平对外商投资有负相关性。

三、脉冲响应分析及Grange因果检验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描述的是当某一内生变量的扰动项受到一个单位的冲击而其他变量及其扰动项不变时,对所有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将来值的影响。

从上图可以看出:(1)实际汇率的一新息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前8都产生正的影响。虽在9期产生了负的反应但只是短暂的,从10期开始又发生正向反应。(2)外商直接投资对交通运输能力的一个标准差新息冲击在前7期发生正向反应且第7期达到最大。随后一期发生负反应,紧接着又发生正向反应,整的来说交通运输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反应。(3)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在前6期对外商投资产生负的影响,但影响不强。随后2期内发生正的冲击.从第8期后开始又发生负的反应.总的来说是发生负反应的。(4)工资水平在前9期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的影响且反应不大,但从9期以后就一直发生强的负反应,说明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是负相关的。

外商直接投资(fdi)、实际汇率(hl)、劳动都教育程度(edu)、工资水平(gz)、交通运输能力(jt)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表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因果关系。Engle & Granger(1978)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VAR的F检验来实现的,如果要检验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Granger 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文章结尾表格)

说明: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df是自由度,由软件Eviews5.0给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实际汇率、劳动者受教育水平都是外商投资的原因。同时实际汇率、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工资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四个变量联合检验更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四者都是lfdi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和政策

对影响我国吸收FDI的因素分析表明,交通运输能力、实际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的影响。说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越好、实际汇率越高对FDI的吸引力越强,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功经验。这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可以起到借鉴作用,同时,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引进技术含量高的外,以改变人力资源状况与FDI不相称的格局,将重点放在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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