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政策

对华政策（精选11篇）

对华政策 篇1

引言

从完全对立到有条件的合作, 中日关系的历史演变非常复杂。自1972年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 中日积极推动发展日本对华援助项目和对日本对华低息贷款的利用。根据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的定义, 发展援助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提高发展中国家社会福利水平为主要目的资金流动。然而, 日本对华援助有着经济、政治、地理甚至历史等多方面的考虑, 我们应当注意到日本的发展援助也是推行日本经济安全策略以及政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冷战后日本对华发展援助的几次调整

(一) 日本对华发展援助的特点

由于中日之间特殊的关系, 日本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呈现出与日本对其他国家发展援助不尽相同的特点。首先, 日本对华无偿援助部分逐年增加。20世纪80年代, 日本对华无偿援助仅占日本发展援助总额的20%。到了20世纪90年代, 这一部分增加到30%。2001年以后, 无偿援助已经持续增加到40%。2003年, 无偿援助几乎占日本对华发展援助的一半。其次, 日元贷款数额非常巨大。虽然大多数发达国家也都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比如德国、法国和英国, 但是日本始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援助国。第三, 1999年之前, 日元贷款一直配合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实行多年度决定方案, 这是日本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特别制定的方案。第四, 最初日元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 例如机场、港口、铁路、发电站、通信系统等等。后期慢慢转向城市建设方面, 例如自来水系统, 污水处理管道和地铁等。另外, 利用范围也慢慢扩大到环境保护, 人力资源培养等其他方面。

(二) 日本对华发展援助的三个重要阶段

1. 发展阶段 (1979—1989) 。

这一阶段可以被认为是中日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关系最紧密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日本援助, 除了推动两国经济关系, 更协助了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2. 调整阶段 (1900—2000) 。

1996年之后的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以“3+2”的方式进行, 即先决定前三年的贷款数额, 在三年期满后再协商落实后二年的贷款数额。这是“多年度方式”和“单年度方式”的中间过渡形态。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关系并不像八十年代时那么融洽;政治、军事和国防等因素使日本不再无条件地援助中国了。

3. 转变阶段 (2001年至今) 。

随着日本国内金融环境的恶化, 日本的整体援助预算也面临紧缩。另外, 日元贷款在2000年左右达到高峰后开始大幅度下降;日元贷款的实施方案也调整为单年度借贷方式。

二、日本对华发展援助对日本的影响

(一) 经济利益

首先, 中国的经济发展保证了稳定的偿还能力。20世纪90年代起, 中国的日元贷款就已进入了偿还期。据统计, 中国迄今已偿还累计约1.5万亿日元的本息。而且, 随着美元的贬值和日元的升值, 中国偿还日本的贷款也逐渐升值。其次, 日元贷款被用于中国的港口、铁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项目, 这些项目的完成为日本企业与中国的贸易合作铺垫了一条进入中国市场的路。此外, 日元贷款的提供常常附加诸如中国必须向日本购买机械和原材料等附加条件, 因此, 使资金最终流回日本企业的同时, 也帮助了日本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第三, 从长远来看, 日本对华的技术援助提高了日本的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日本将一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中国, 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本土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 以及高新技术、高端产品的开发和研制。

总之, 日本向中国提供ODA是其自身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需要。事实上, 对华发展援助也确实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二) 政治利益

1992年6月30日, 宫泽内阁发表了包括“ODA四原则”的《ODA政策大纲》, 重新确定了ODA的政策方针, (1) 开始将经济援助打上政治的烙印。在1992年《ODA大纲》的基础上, 日本政府于2003年8月修订通过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新大纲在目标里明确提出日本ODA的目的是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做贡献, 以此来确保中国的安全与繁荣”。这是日本ODA政策政治化深化最明显的体现, 明确提出了本国的安全与繁荣是目标之一, 把国家利益的考虑直接地在方针中表述出来。正是由于其发展援助的政策和战略的实施, 日本在东亚地区已经取得了支配地位;在此基础上, 日本试图在国际政治舞台获得更重要的位置。

结束语

2000年以来,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 (2) 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强国地位。日本以种种借口削减援助额度以及其援助方针的演变, 突出反映了日本对华援助一直是其实现经济政治目的的工具。日本发展援助的推行从根本上一直遵循着利于本国经济甚至政治安全利益的出发点。

从接受发展援助的国家的角度来看, 只有正确看待和处理发展援助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和双方的关系。中国应当充分利用日本发展援助, 加快经济建设, 同时正确看待日本发展援助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 避免其成为中日关系的摩擦点。

参考文献

[1]Akio Watanabe“.Japan’s Foreign Policy-Making in Crisis:China (1989-90) and Kuwait (1990-91) , ”Working Papers, No.34,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Tokyo, April 1993.

[2]Saori N.Katana“.Why did Japan suspend foreign aid to China?Japan’s foreign aid decision making and source of aid sanction”, 2001.

[3]Marie Soderberg“.Japan’s ODA policies in northeast Asia”, 2002.

[4]I Ohno“.glob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Japan’s ODA policy”, 2002.

[5]Yoshihide Soeya“.The Rise of Human Security:Securitization of Human Well-Being in Japan”NTS Project of Ford Foundation, 2004.

[6]日本外交部.日本2009、2010年官方发展援助白皮书[Z].

[7]李红.冷战后日本对华ODA的调整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8]吴志刚.关于日本对华发展援助和对中国经济的帮助的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

对华政策 篇2

除了上述的经济手段之外，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使用了大量的非经济手段，主要包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妨碍正常的经济活动；在贸易逆差和汇率等问题上移花接木，把中国作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和美国的经济霸权承担更大责任；诋毁中国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等。

经贸问题政治化 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国家安全概念发生了变化，经济安全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国家考虑的重点，结果是经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化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作为主导战后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的美国，经贸问题的政治化倾向超过了其他国家。美国学者I．M．戴斯勒在《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在所谓“1934年体制”下，美国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以及两党之间都存在一种默契，不利用贸易问题进行政治攻击。但是，随着二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上的崛起，这一默契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动摇，“政治化”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内容。〔18〕

鉴于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中国自然成为了美国贸易政治化的受害者。根据中国学者王勇的研究，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的政治化做法已经几乎覆盖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各个领域和议题，包括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贸易救助问题、出口控制问题和投资问题等。美国对华贸易的这种“泛政治化”倾向不仅损害了双边经贸合作，妨碍正常经济交往，而且还“加剧了两国相互不信任，限制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于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粘合’作用，妨碍了其‘正’外部效应的发挥。”〔19〕

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例。在中海油提出竟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之后，竞争对手雪佛龙和美国国内政客立即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收购案进行阻挠。一项原本纯粹的经济活动被政治化。在美方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中海油最终退出收购，而雪佛龙则以低于中海油竞购的价格收购优尼科。〔20〕

寻找替罪羊 与经贸问题政治化紧密相关的是美国在经贸问题上推卸和开脱责任，寻找替罪羊，将由自身造成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对其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治操作。

如上文所述，美国巨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主要在于美国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的行为和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同地位。很明显，真正要对美国不平衡问题负责的是美国自己，正 如 尼 古 拉 斯 · 克 里 斯 托 弗 （Nicholas D．Kristof）所言，“那个扭曲国际资本流动、制造全球经济不稳定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21〕然而，对于美国国内的政客来说，接受这样的经济现实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在他们看来，必须寻求其他手段，从贸易对象国身上找原因。

由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 源 国，中 国 自 然 成 为 最 大 的 替 罪 羊。兰 普 顿（David Lampton）指出了美国政客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对中国提出的两大指责：“政客们不是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引发了‘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担忧。”〔22〕在政客们的解读中，导致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元凶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不公平贸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因此，不难理解的是，美国政府反复指责人民币币值过低造成了国际经济的不平衡。

其实，美方提出的不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指控都没有经济学上的依据。针对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尼古拉斯·拉迪就指出，“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性，而不是什么不公平的贸易行为。”〔23〕同样，赫夫鲍尔等人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指控提出了反驳。“贸易逆差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2000年至2003年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不景气……和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将贸易赤字等同于就业流失的政治计算不是过于夸大了其联系就是完全错误的。”〔24〕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将中国作为替罪羊的做法虽然经济上站不住脚，但是政客们却乐此不疲？答案是这样做能带来一箭双雕的政治好处。一方面，通过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移花接木，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美国政府实现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目的。美国将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业流失等问题打包，全部归咎于中国，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进行调整、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与再培训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中国被认定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在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时就减少了顾虑，可以咄咄逼人，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开放市场，并在需要的时候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

分担责任 除了开脱自身责任外，美方还积极鼓励中国在美国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美国排忧解难，分担责任。最为著名的要求中国分担责任的例子是2008年前后一度流行的中美“两国集团”构想。〔25〕该构想由前美国政府官员、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首先提出，并得到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呼应和推崇。伯格斯滕最早在2005年主编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一书中抛出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26〕2008年又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详尽阐释了他的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共同掌舵全球治理的进程”，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盟的作用。〔27〕在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弗格森也参与了对中美“两国集团”概念的发展，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用以描述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28〕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美“两国集团”的构想受到更多关注和推崇，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佐利克和林毅夫等人也开始参与倡导，并将其从先前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战略层面，作为纾解当时美国遇到的国内外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29〕

美方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提出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旨在让经济上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从美国身上接手更多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持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30〕美方的这一意图不仅在伯格斯滕、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的文章中有清晰的说明，而且在2009年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论调中都有清晰的表现。例如，为了确保中国资金持续流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上半年先后访华时，都充当了美国国债推销员的角色，以恳切的口吻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31〕

诋毁中国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对那些多年来按照西方国家提供的处方发展本国经济却效果不理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对所谓的“北京共识”或者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然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为了应对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美国采取了两面下手的对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华盛顿共识”的合法性。其实，美国国内从来不缺少对美国发展模式的溢美之词，从冷战结束之初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历史的终结”〔32〕到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告美国代表了“国家成功的惟一可持续的模式”，〔33〕都显示了美国对自身模式的高度自负。此外，美国还以同样的自负对外推行自己的模式。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项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报告就显示出了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傲慢和自负。报告首先承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经济处方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乏善可陈，但是报告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方案有问题，而是拉美地区接受“华盛顿共识”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34〕由此可见，美国全力维护自身模式的合法性，甚至不惜扭曲事实为“华盛顿共识”的教条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从话语上贬损中国的发展模式来应对挑战。第一个表现是指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违背自由贸易精神，不遵守规则，实行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重商主义”政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被推为美国对日政策“修正主义流派”教父的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将当年针对日本的指控直接套用在中国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华贸易问题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制度摩擦’的一种表现……中国的发展战略大量借鉴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其秘诀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的规则进行变通，利用规则实现国家财富和权力。”〔35〕可以说，“重商主义”的标签被贴到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2012年2月底，华盛顿智库“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一份题为《够了：对抗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报告，报告称中国施行重商主义的规模“史无前例”，指责中国利用汇率操纵、补贴、关税、强制性技术转让、出口限制、标准设置和其他政策等来为各行业的公司———尤其先进科技产品和服务领域———获取“绝对优势”。〔36〕

与“重商主义”指控相关的另一个话语诋毁的表现是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经济活动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2011年6月上旬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东非国家期间，就指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没有遵循国际准则，并警告非洲国家警惕“新殖民主义”。〔37〕美国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攻讦集中体现在前几年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期间。美国极力抢占国际话语的道德高地，不惜贬损中国，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为了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施行“种族灭绝”的国家。〔38〕

美对华政策没有突变等 篇3

随着梅德韦杰夫的高调访法和萨科齐的郑重接待，俄法“永远伙伴”的说法喊得震天动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法国要卖给俄罗斯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事。

即使在前苏联海军全盛时期，两栖登陆作战能力也是不折不扣的短板，最大的“伊万·罗戈夫”级船坞登陆舰只有3艘，而且功能是个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另外3级登陆舰吨位小，水平低下，

连搭载直升机的能力都没有，被认为和二战时美国的坦克登陆舰在一个技术层面。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迄今连一级新登陆舰也没造出来来，选择“外购”，以满足一个大国海军的基本需要，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法国自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始终难以提振，急欲通过出口寻找新的机遇，如果能做成如此大的一笔买卖，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一个有情，一个有意，两国在表面上一拍即合，彼此会意，也便不足为奇。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仿佛是各说各话，彼此连眼神都不对。

问题是，这桩买卖看似郎情妾意，实则成交概率不高。

俄罗斯当然不是不缺登陆舰，但他们缺钱：前苏联海军的庞大规模早已是过眼云烟，昔日庞大的红色舰队，如今只剩下寥寥几艘像样的军舰：号称苏联海军支柱的战略潜艇部队，“台风”级只剩下一艘，更古老的D-4级也所剩无几，最新的北风之神级2007年就已下水，至今还不能服役；航母只剩下1艘，核动力巡洋舰也剩下孤家寡人……。

正如俄罗斯《武器出口》杂志所质疑的，如果俄真有这么多钱(一艘西北风级至少4亿美元以上)投入海军，为什么那么多造了一半的军舰无法完工交付?为什么这么多年，俄海军退役军舰上百艘，服役的却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2015年以前的俄罗斯武器采购计划中，根本就没有西北风级的立项，也就是说，只有2016～2020的五年计划中才可能为进口西北风级立项拨款，很显然，这只是个“期货”性质的空心汤团，对于俄政府而言，海军屡屡施压要求补充战斗力，而政府许诺的“新航母计划”、“主力舰艇补充计划”个个如镜花水月，抛出西北风这个汤团，至少可以暂时安抚一下海军那些“俄夫”。

对于萨科齐而言，他的亲美路线在国内争议不少，在金融国际监管等问题上和美国分歧凸显，重返北约一体化更引起不少反对之声，适时抛出这样一个计划，有利于搞政治平衡，也符合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点。“恋爱阶段”怎么喊都是可以的，真要“谈婚论嫁”，却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没钱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尽管俄罗斯属于“金砖四国”，但经济却是四国中最脆弱的，前几年油价高企时尚无法向海军一掷千金，如今则更不现实；几乎在西北风级采购案热议同时，萨科齐提出采购俄“联盟”火箭，如果成交，倒是可以贴补西北风，问题是这项巨额合同麻烦只大不小——“联盟”是欧洲航天局“阿丽亚娜”火箭的市场死敌，作为“阿丽亚娜”主推手的法国倘真去买“联盟”，无异于自毁长城，届时恐怕不但法国航天界不答应，欧盟伙伴也不会坐观。

要知道，两栖舰艇虽然没有导弹之类重武器，却是不折不扣的进攻力量，敏感程度极高，作为世界两栖战老大，美国对自己盟国帮助潜在对手提高两栖战能力，怎会袖手旁观?日前媒体已传出美国方面“不爽”的消息，之所以未公开发作，怕是也觉得这票“大单”没什么戏，一旦假戏真做，压力怕也就上去了。

对于俄国人而言，问题怕也不单单在钱上：作为一个大国，军事现代化光靠买是肯定不行的，他们更看重的应该是技术转让，可苏联解体让俄罗斯丧失了相当大一部分造船能力，拿印度的钱翻修一艘出口旧肮母尚且连吁带喘、一再延期，此前从未接触过的两栖攻击舰、和俄罗斯标准迥异的法国标准，这些都让百废待兴的俄国人难以消化：要知道，曾拥有127艘大小两栖舰艇的俄罗斯海军，现在只剩下9艘，最大的伊万·罗戈夫级因保养不善全部退役，独立后唯一开工建造的一艘登陆舰——1171.1型登陆舰，不过6000吨的普通舰型，2004年底开工迄今已经5年多，连个船影都没见到。

说到底，“西北风”的买卖，政治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两国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即可。

美对华政策没有突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

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或将于春末夏初对美国的回访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们此次中国之行的任务除了与中方商谈伊朗问题等泌题外，也是为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或将于春末夏初对美国的回访做准备。

2010年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等一系列事件将中美关系带入低谷，有人猜测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改变。但我不同意，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在2010年发生突变是一种误解。奥巴马总统就职以来对中国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由于没有与中国打交道的经历，奥巴马在200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致力于与中国领导人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但是，在2009年，美国就已通知中国，2010年初将会做一些会引发两国关系紧张的决定。例如，2009年访问北京时，奥巴马直接告诉胡锦涛，他将于2010年初会见达赖喇嘛。

将2010年的决定看作美国政策的变化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些决定反映了美国一贯的战略。尽管美中两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但依然存在许多符合共同利益的合作空间。奥巴马政府早先宣布人权、经贸等是美中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奥巴马政府需要保持在这些问题上的一贯性，现在没有理由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更加强硬。

美国外交不该由军方主导美军参联会主席迈克尔·马伦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近10年的作战，能帮助美军理解在作战中承担怎样的角色，以及军方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今后使用军队的三大原则：

首先，武力不应成为决策者解决麻烦的终极手段。军队由于其无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决策者偏好的工具，动用军队必须伴随国家其他手段以及国际力量的参与。国防和外交手段是不可分割的，必须让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

其次，应该在符合道义的情况下准确使用武力。这意味着美军要尽可能地保护无辜平民。每次我们误袭杀伤无辜，就激起那些痛失亲人者的怒火，这会把我们的战略推后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在这时，战场不再是一个场地，(仇恨)深深扎根于那些民众的心里。

最后，在一个多变的安全环境中，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要适时调整。持续9年多的战争告诉我们两点，军事行动必须有清晰的战略，这种战略要随着军事行动的进展而逐步调整。战争不是一成不变的，敌人在适应你的战略，而你也必须摸透他们并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如果不去做调整，就意味着离失败不远了。

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生成机理简析 篇4

后危机时代, 美国为实现经济增长, 加大美元贬值幅度。基于这样一个后危机时代的背景, 本文试图探讨人民币汇率与中美经济指标——中美贸易: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逆差、中国GDP增长率、美国GDP增长率、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利率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以期揭示经济视角下, 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生成机理进行剖析。

二、文献回顾

针对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的研究, 就经济层面而言国内外文献主要通过数据分析及实证模型等方法来求证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 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后的影响研究。

国内文献就上述问题的相关研究。刘伟、凌江怀 (2006) 通过VAR模型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李皓、章冬梅 (2011) 采用EG两步法进行长期协整发现,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实际贸易量之间存在的显著负相关关系。

赵志君、陈增敬 (2009) 实证研究表明,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越高, 美元的实际汇率越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越高, 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越高。美国经济增长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影响程度更大。赵文军 (2010) 采用有界协整检验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名义人民币汇率水平、FDI流量与中国贸易收支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王梦菲 (2010) 采用长期协整方法研究对中美实际汇率变动与中美实际利差之间的联动关系, 得出:长期内, 中美实际汇率与利率差之间具有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两者之间负相关。

文献主要是对单向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而没考虑多变量间的双向影响机制。中美贸易或者经济目前经济视角下美国对华汇率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民币是否应该继续实行钉住美元汇率的制度,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的研究, 人民币升值后对两国经济政治的影响等等。

三、研究假设

金融危机后, 使美国的GDP为负增长率。

由此假设1: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GDP增长率负相关, 和美国的GDP增长率正相关。

美国货币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较大, 为了刺激经济美国一直以来实行低利率政策。中国一直采取高利率, 抑制国内投资。

由此假设2:人民币汇率和美国联邦储备利率正相关, 和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负相关。

美国货币供给增加导致流通中的美元资产增多, 从而导致更多资本流向中国, 使美国资本账户逆差增加, 继而迫使人民币升值。

由此假设3: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对中国贸易经常账户逆差负相关, 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净额负相关。

四、数据选取和数据分析

依据假设, 研究人民币汇率与相关变量的相互关系, 然后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系列检验。本文选取包括美国GDP增长率USA_GDP、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用商品和劳务净余额USAC_G替代、美国资本账户差额用美国对中国FDI投资净额USAC_FDI代替、直接标价法表示的人民币汇率USAC_R指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USA_R、中国GDP增长率C_GDP、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准备金率—对大型金融机构利率C_R。各变量均为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数据 (数据直接来源不是季度的调整为季度数据) 且全部为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名义变量。样本来源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美国联邦储备局、中国统计局、www.bea.fov.com、http//data.eastmoney.com等等。

USAC_FDI为美国对中国FDI的净输入额走势图, 样本数据是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减去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额。

USAC_TRADE为美国对中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数额, 由于数据来源限制, 本文选取经常项目中商品净进口额作为替代。事实上,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数字远远大于商品贸易赤字数据。

五、结论

基于上述长期协整关系,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GDP增长率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影响关系相对明确, 二者负相关。美国GDP增长率与人民币汇率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较大, 符合假设。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国经济增长率差距直接相关, 且使美国经济增长受影响。

第二,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人民币汇率正相关, 即利率越低, 人民币汇率越低, 且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中国存款准备金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和原假设相反, 同时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可能原因, 一方面, 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 利率并不真实反映资本的成本。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实施的利率政策有意抵消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

结合以上分析。一方面, 人民币汇率作为中美市场和国际市场重要的经济变量, 应该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 如政治因素影响美国对华汇率政策形成机制, 另一方面由于数据查找困难, 并不能完全找到精确数据来支持研究。由经济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相关度很小, 美国国内所谓的人民币汇率“低估”成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不充分。

参考文献

[1]刘伟, 凌江怀.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探讨[J].国际金融研究, 2006, (9) :4-8.

[2]李皓, 章冬梅.人民币实际汇率及波动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基于协整检验和ECM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 2011, (2) :58-62.

[3]赵志君, 陈增敬.大国模型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评估[J].经济研究, 2009, (3) :68-77.

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维没有变 篇5

2016年7月初，应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浙江工商大学邀请，傅高义来华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中华日本学会年会暨“东亚视阈下的日本研究”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会议期间，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傅高义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维没有变，仍是对话、接触、合作，美中两国不应相互误判，他也对美国一些人主张出台对华新战略、加强对华遏制的思维表示不予认同。以下是这次专访主要内容的实录。

“我的中国缘”

《世界知识》：非常感谢您接受《世界知识》杂志的专访。今天我拿来了一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翻译出版的您的著作《日本第一》，距今已经36年了。当时还把您的名字翻译成“埃兹拉·沃格尔”。

傅高义：我的中文名字从1978年起就开始使用了，和我1973年首次来中国大陆访问的经历有关。在那次旅行中，我同广东省人民政府派给美国代表团的一位年轻联络员成了好朋友。他是位香港爱国青年，1949年后来大陆工作，后来因为“文革”受牵连返回香港，成了我研究东亚问题的助手。我的这个中文名字就是和他一起商量出来的，“傅高”与我的英文名字VOGEL谐音，“义”有两层含义——助人为乐和以色列，因为我是犹太人。

《世界知识》：这么说，您首次来中国大陆是在基辛格博士1971年秘密访华的两年后。那么，您算不算中美关系破冰的首批受益者呢？

傅高义：我当然是受益者，但更是推动者。因为我早就开始关注中国了。基辛格博士早年曾在哈佛大学短期任教，我是他的旁听生。1969年，我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已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近现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孔荣杰（JAROME COHEN，现纽约大学美亚法律研究所联合主任，曾作马英九的博导）联名写信给基辛格博士，建议尼克松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关系。

1970年我受邀前往白宫出席了由基辛格博士主持的一场八人研讨会。在那次研讨会上，基辛格丝毫没有向我们透露他正在准备访华，而是以联合国即将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席位这件事为由，要我们谈谈对中国、对周恩来的看法。1971年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共同重新打开了中美交往大门，1972年费正清和孔荣杰得到机会随一个美国代表团访华，我当时还因未被安排参团而很不高兴。但1973年我终于成行了，是作为美国科学家代表团的随员。

美国对华政策主流没有变

《世界知识》：43年回头看，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美关系也换了天地。您是否仍然认为当年参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正确的判断？要知道，在美国，有一些人正在抱怨过去八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接触政策没有推动中国朝着符合美国预期的方向改变，因而要求下届总统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变接触为遏制。

傅高义：我至今仍然认为当时向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建议是对的。美国在冷战期间解冻对华关系的出发点是联华遏苏，并没有设想中国崛起的情境。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成功程度远远超出了美国的预料和想像。八九政治风波成为美国一些人改变对华观感的转折点，但当时的美国领导人深知，中国是个大国，无论美中之间有多少分歧，美国还是得与中国发展关系。

真正触动美国人的是中国军力的迅速增强。如果说过去人权问题是干扰美中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官员不得不在这方面表达立场，否则政治上就不正确了，那么现在，关于中国有可能武力统一台湾和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担忧开始实实在在地涌上一些美国人的心头。但我要强调，美国对华政策思维的主流，仍是对话、接触、合作。对于这一点，不应误判。

《世界知识》：您能否进一步谈谈对当下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难点的认识？

傅高义：美国还有一批人会不断提及人权问题，但美方自己也清楚，美国在世界上推广自己的人权理念和政治观念，搞了很多地方，从伊拉克到阿富汗，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个人认为美国最主要的关切还是中国的军力增长。军人的天职就是为一旦可能发生的战争和冲突情况做准备，每个国家的军队都是如此。冷战结束后，美军失去了对手，为保住预算，到处寻找新的对手。仅靠强调恐怖主义威胁是保证不了足够的军费的。所以在美国的军事圈里，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中国。我担心长此以往，美中两军的敌对会成真，那样的话美国对华思维的主流就真的会改变了。

我们处在全球关联的时代，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都更加紧密了。美中和其他国家面临很多共同挑战，比如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保护、网络安全等，还有全球经济领域的复杂情况，都需要合作推动完善全球规则体系。世界前所未有地复杂。无论如何，中国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许未来中国会超越美国，但一个事实是，中国已经变得很强大。人类要想避免战争与冲突，实现和平、安宁与繁荣，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不合作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南海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上世纪80年代达成通过的，各方之间有很多分歧并没有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很多问题也没有讲清楚。现在，形势变了，一些当时悬而未决的问题开始谈了，一些当时没有来得及说清楚的事情需要讲清楚了。而这时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中国海军力量迅速壮大，在南海地区的权力也在扩大。美国、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担心，中国现在强调的是主权利益，那么再过20年又会在南海地区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确实有这样的担心，而且是广泛的。在涉及领土归属的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在自己的国民面前示弱。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对抗中国，只能靠近美国。南海正在发生的事情导致亚洲一些沿海国家在安全上与美国靠得更近了。但美国知道，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所以在我看来，借用人们在评论中日关系时常用的一个词，东亚可能正在发生另一种形式的“政经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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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中国不可能不在南海强调主权利益。那么您认为，在南海问题上应该寻求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傅高义：问题十分复杂。菲律宾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就要出结果了，中国不大可能满意。在各方都不肯示弱的情况下，我能想到的是，还是要接触、对话，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不能断。也要尽可能地开展一些海洋海事方面的合作，降低紧张度，管控分歧。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难道还能开战吗？

中日要继续交流

《世界知识》：您对中日关系的现状怎么看？

傅高义：由于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中日发生冲突的危险仍是存在的。中日关系保持稳定发展，不仅对两国有利，对美国和世界也有利。日本早已从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转入低速甚至零增长的轨道，中国经济也正在由高速增长轨道转入中速轨道。在这种停滞与放缓交叠的特殊敏感时期，两国都应更加注意控制情绪、管理分歧。中日应当保持高层接触，如果领导人频繁见面不方便，至少在部长、司局长层级保持沟通频率，与此同时，双方年轻的精英之间不能不来往。在气变、环保等全球性问题上，在国际组织中，双方能合作的应当尽量合作。

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中日相互学习、交流史的新书。日本曾经在漫长的年代里向中国学习，中国也曾在甲午战争后和改革开放后向日本学习。中日之间应该继续相互交流、学习。中国不应放弃向日本学习。过去中国在钢铁、电子等领域从日本引进了技术，现在中国强大了，仍可以在社会管理、质量监督等方面借鉴日本的经验。日本经济已停滞多年，但社会仍然运转得不错。

《世界知识》：美国在目前的中日关系中正在起什么作用？

傅高义：美国希望同时与中国、日本做朋友。美国领导人内心承认，对华关系比对日关系更重要。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次数要比同安倍晋三首相会面的次数多得多。

在中日领土争端问题上，美国不持立场。但在更广范畴内，美国显示了对盟友的支持。因为华盛顿一些人的逻辑是，如果美国在中日关系紧张局面当中态度不够清晰，不强调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会增加中日冲突的可能性。一个事实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让美国更加重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了。

习近平将开创一个不一样的时代

《世界知识》：昨天，7月1日，在您乘飞机从大洋彼岸来中国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以此告诫、勉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保持自信，“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习总书记的这句话使我们联想到了美国政治学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这种论调认为人类政治制度的试验终结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没有更好）。您怎么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另外，作为《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您认为中国是否已经或者正在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傅高义：美国学者经常提出理论和观点。我和福山见过几次面，有过交谈，但没有太深的往来。我不同意他的“历史终结论”，很多美国人也不同意。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重要，美国学者都在谈论中国，有些人对中国不一定了解，也争相发表意见，他们的有些观点我也不能同意。比如去年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小布什政府驻印度大使）等人联合撰写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主张提出新的对华战略，减少接触，增加限制），我就不能完全同意。

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展现了不同以往的外交思路和风格，他正在开启一个不同以往的时代。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在显示与邓小平时代的一些不同之时，也会保持延续性。邓小平曾有五年留法、一年留苏的经历，长期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处理涉外事务，改革开放前后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有着深刻的了解。邓小平时代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是重点与大国发展关系，搁置同周边小国的争议，以保证集中精力促进国内发展。我认为他的这个思路对于当前的中国仍有实际意义。

习近平主席同样对外部世界有着深刻的了解，也富有与外界打交道的经验。在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与部分大国和邻国关系中的复杂因素增多了，但我认为中国对外政策对和平发展的强调没有变。

就在三周前，我还在北京同吴建民大使夫妇共进了晚餐，聊得很开心。他的突然离世令我震惊、难过。我非常赞赏吴建民先生的国际眼光和坚持和平发展的主张。

《世界知识》：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您的看法对我们很宝贵。

傅高义：我愿重申一点：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维没有改变。另外，关于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目前我认为特朗普当选的机率要小于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已经说了太多奇奇怪怪的话。他如果当选，其政策是不可预测、不堪设想的。如果希拉里当选，估计她会小心翼翼地处理对华关系，不大可能做出太出格的事。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篇6

1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1.1 中美全面合作抗日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对日宣战。随后, 中国亦向日、德、意发出宣战公告, 至此, 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形成, 中美关系进入了全面合作抗日的阶段。1941年12月底, 英、美召开“阿卡迪亚会议”, 产生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在美国的帮助下, 中国作为“四大国” (美国、英国、苏联、中国) 之一, 第一次正式出现在联合国家之中。

1942年元旦, 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宋子文一起在白宫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又在美国的支持下, 蒋介石被推举为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同时, 美国开始全面援助中国, 并派遣各种顾问和代表团来华协助工作。这一时期美国的援助已超过苏联而占第一位, 出现了中美全面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

1943年9月16日, 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 将封锁共产党的军队撤除, 与其一起进攻日军, 并让蒋介石供给共产党军队一些武器。[1]11月, 开罗会议期间, 罗斯福劝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民主改革, 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2]

1944年初, 罗斯福采纳了戴维斯的建议, 先后两次亲自向蒋介石提出, 派美国军事观察员到延安去。在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 6月, 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 促进国共合作, 并再次提出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的要求, 蒋介石被迫答应。7月下旬, 以鲍瑞德为组长的美国陆军观察组到达延安。美国舆论认为, 这是“美国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3]。虽然, 美国的举动, 由于蒋介石的反对, 未能产生应有的效力, 但它毕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实际, 有利于两国的抗战事业和中国的民主与进步。这一时期, 美国出于及结束战争之考虑, 开始改变以往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态度, 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援华措施, 从而使中美两国逐渐建立起互相支援、并肩抗日的盟友关系。在此期间, 美国还单纯地把扶蒋政策, 逐渐演变为企图把国共两党都抓到手的两面政策, 采取了促蒋联共抗日运动。

1.2 中美关系的逆转阶段

但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 美国对华政策又走上了背离中国现实的道路, 出现了逆转。以赫尔利为代表的人物, 开始逐渐推行了一条扶蒋反共的政策。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之际, 国民党政府积极依靠美国, 以发展自己的实力, 坐待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并削弱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美国则已经开始安排战后世界的布局。美国政府希望中国战场牵制尽可能多的日军, 以减轻太平洋战争的负担, 并称霸亚太, 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所以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 以拖住日本在华兵力。但是, 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使国民党统治区面临着各种危机, 美国政府感到担心。正如罗斯福对萨姆纳.韦尔斯所说, “他担心打败日本之后, 国共之间可能重新发生全面冲突……”[4]为此, 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前赴苏联和中国。

1944年6月下旬, 华莱士抵达重庆。他们在促进中苏对话和订立协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却在促进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成效。

1944年夏秋之际, 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败全面暴露了其统治危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 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的新高潮。7月, 以鲍瑞德为首的美国观察组, 到延安地区进行考察。

面对这种情况, 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矛盾, 是援助中国联合抗日, 还是扶蒋反共?罗斯福的想法一度受史迪威等人的影响。

蒋介石于8月30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时, 说道华盛顿方面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大使有责任使华盛顿明了此事。他极力攻击中国共产党, 要求美国政府对共产党采取强硬态度, 要让共产党主动来与国民政府解决争执并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高思向美国政府作了报告, 并提出了由中国各党派和团体代表组织国防会议, 以应付中国面临的严重的战争危机的建议。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同意高思的意见, 要高思向蒋介石表示:总统与国务卿感到, 高思对于联合委员会的建议, 应予以慎重考虑。对此意见蒋介石很不满意, 置之不理。这时, 高思与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对蒋介石是否会采取必要步骤来实现联合委员会表示怀疑。9月, 史迪威在向美国参谋长和陆军部长的报告中指出:“蒋介石对于进行战争没有要做更进一步的努力的企图, 他无意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或与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他本身就是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建议“要对蒋施行压力, 使他合作以完成中国统一, 要是证明出来, 蒋不能做到, 那么我们就支持中国那些可能有如此发展希望的分子, 这样我们就可能已有了许多收获”。此时, 史迪威等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944年9月初, 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的身份访华, 抵达重庆。他不仅向蒋介石表达了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且告诉了蒋介石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这就更加坚定了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想法, 他于9月中旬就公开表示不与史迪威合作, 要罗斯福另派一位指挥官。赫尔利上报罗斯福, 指责史迪威是错误的, 竟吹捧蒋介石是个“革命家”, 是率领陋劣的军队, 对日抗战7年之久的“领导人”;他以威吓的口吻, 说“总统如果支持史迪威将军, 则将失去蒋主席, 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从而他建议, 请另派能够与蒋主席齐心协力之年轻将领。

虽然罗斯福对蒋介石有所不满, 但是他还是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够保持中国统一的人, 再加上美国政府内部的压力, 1944年10月, 作出了调回史迪威, 另派魏德迈到中国, 并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的决定。魏德迈上任后, 立即表示听命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从此, 赫尔利与蒋介石搭档, 在中共谈判中施展阴谋诡计, 妄图夺去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中国人民民主运动又遇到了美国新的干涉, 美国对华政策就完全转到扶蒋反共的错误轨道上了。

1945年2月19日赫尔利回国述职, 此间, 他在华盛顿四处活动, 鼓噪舆论, 最终, 使罗斯福完全接受了赫尔利的主张。4月2日, 在记者招待会上赫尔利发表谈话时, 污蔑共产党“是中国统一的障碍”, 同时指出“美国不同中共合作, 只同蒋介石合作”, 并且“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 即帮助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至此, 美国对华政策就完全转到扶蒋反共的错误轨道上去了。

2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2.1 取代日本控制中国

美国政策的变化是以战争形势的变化为出发点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国是在劣势下同日本进行战争的。美国出于对战争形势的考虑, 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是维持中国的作战能力, 使其有效地对日作战, 以便减少美国生命财产的损失, 尽早结束战争。为此, 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 援助中国抗日, 以至于作出了联共促蒋抗日之举。

但是, 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 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在美国看来, 已远远不如过去那样重要。1943年11月,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已经从珍珠港事件遭到的损失中恢复过来, 到次年6月, 美国的海空力量已完全处于优势地位。经过越岛作战, 美军占领了中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许多岛屿, 战争逐渐向日本本土的方向发展。在欧洲, 对德战争胜利在即。1944年10月17日, 斯大林与美国明确议定:苏联将在对德战争结束后三个月派遣六十个师参加对日作战。[5]苏联还答应, 一但苏联对日宣战, 美国就可在西伯利亚建立空军基地。这样, 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巨大改观, 美国领导人便认为: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已经不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只要仍然呆在对日作战就行。于是, 美国从其今后的全球战略角度考虑, 把对中国问题的注意力, 由军事方面逐渐转向政治方面。

美国从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考虑中国问题。就中国内部而言: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 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日趋崩溃, 国共两党的矛盾势将酿成内战, 在这种战争中, 共产党将必然会取得胜利。[6]就国际上说, 美国认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存在着苏联支持中共在东北或华北建立独立国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局面, 美国认为这对于它在战后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和在远东与苏联相抗衡来说, 都是无法接受的。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出现的后果, 从战后远东乃至全球战略格局考虑, 美国决定支持蒋政权, 并在国共两党还没有爆发内战和苏联对日参战前, 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国共纷争。这样, 既可以避免在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中民党垮台, 又可以避免苏联借参加对日作战之机介入国共纷争的可能性, 还可以避免因中国内部战争, 引起苏美对抗。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同时, 这个变化也与美国国内政治气候有关。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前夕, 在美国统治阶级中滋长起一股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仇视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 战后他们的主要敌人将是共产主义, 因而他们反对战后再继续和共产党采取友好合作的政策。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恰好就代表了统治阶级中的这股反动思潮。

2.2 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

赫尔利出使中国之际, 正值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 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民主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而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日益衰败, 形式上统治着中国, 实际上能产生影响的只有西南地区, 国共两党力量的对比的趋势, 正急剧地发生着变化, 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在中国已经开始, 但建立全国性的民主政权是人心所向。赫尔利及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 并没有认清这一点。来华仅一个多月, 赫尔利就断言:蒋介石是一个“革命家”, 失去蒋则“失去中国”。几个月以后他才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是一党专政的个人政府, 蒋介石反对联合政府, 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国。但他同时又认为, 蒋介石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他正在为民主主义而努力”。他说, 据我所知, 再没有像蒋介石这样的富有领袖才能的中国人了。战后, 美国只有依靠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人物才能统一中国, 实现战后控制中国, 抑制苏联的计划。至于中共, 他认为“中共是不民主的, 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使中共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政”。他不承认中共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支持, 是中国最有生气, 最有前途的力量, 反而认为这是对中共“估计过高”, “夸大了事实”。[7]他说,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蒋介石“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 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8]。基于上述错误认识, 他认定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是正确的, 而他的错误分析促使美国对华政策走上了错误的轨道。

2.3 苏联的支持

美国非常重视苏联对华的态度及政策。在出使中国之前, 赫尔利就先到莫斯科停留, 窥探其对中共的态度。苏外长莫洛托夫对他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不是共产党。苏联并不支持它;苏联不愿中国有纷争或者内战;苏联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支持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等等。[9]赫尔利一直把它当做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根据, 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其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产生影响。

雅尔塔协定被看成是“阴谋交易的进一步证据”。[10]1945年2月, 苏、美、英三国秘密订立了有损中国领土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这就实现了美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双重目的。军事上, 使苏联早已答应在打败德国后对日出兵的承诺, 通过协定规定下来, 这就使原来已经估计的在美军最后打败日本的战争中, 可能遭到的重大伤亡得以大大的减轻。政治上, 通过协定苏联承担了保证把中国东北的主权只交给国民党政府, 只承认和支持国民党政府, 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义务, 这就阻止了苏联在对日参战时援助中共的可能性, 从而消除了可能危及国民党统治的外部因素, 和因中国问题引起美苏直接对抗的可能性。雅尔塔协定符合赫尔利的主张, 因此, 其扶蒋反共的主张很自然地得到罗斯福的支持。

美国从霸权主义出发, 最终走上了遏止苏联, 扶蒋反共控制中国的道路。中美关系出现了由援华抗日向扶蒋反共, 独霸中国的逆转。由于美帝国主义一心想当战后远东霸主, 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又错误的分析了形势, 和一个反动的政权结合在一起, 而与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共产党为敌, 变成了中国历史前进的障碍。

参考文献

[1]张文苑.史迪威[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2]伊里粤.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M].新群出版社, 1947.

[3]李邦松.抗战时期我党对美外交实践及其启示[J].党史文苑:下半月学术版, 2006, (3) .

[4]雍婷婷.从美军观察组看抗战后期美国对中共政策[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1) .

[5]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 1941年-1949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一辑) [J].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7]赫尔利与新闻记者的谈话[J].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45.

[8]张瑞敏.失之交臂的机会——对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共关系之反思[J].学术论坛, 2005, (12) .

[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 (第一辑) [J].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后危机时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分析 篇7

贸易保护主义属于对抗性贸易政策之一, 采取它来限制进口并不是最佳选择, 那么美国政府为何选择通过加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来减小对华贸易逆差呢?

(一) 美国方面原因

1. 汇率政策对减小对华逆差作用不大。

逆差国常通过本币贬值改变进出口产品相对价格, 从而增加出口的目的。但由于中国出口美国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很小, 所以通过美元贬值难以起到抑制进口的作用, 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

2. 财政货币政策无法针对对华贸易逆差。

财政货币政策是逆差国通过紧缩财政货币降低国内总需求, 达到减少贸易逆差的目的。然而美国由于次贷危机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 只能通过加速对华贸易保护来达到降低对华逆差的目的。

3. 就业政策要求限制中国进口。

美国失业率不断上升, 而美国有相当部分民调认为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奥巴马政府为了维护执政地位然必须选择加强对华贸易壁垒。

(二) 中国方面原因

1. 中国贸易规模庞大。

近年来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长很快, 而出口商品结构总体来看低价产品较多, 本身就容易遭受反倾销。从而影响相关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同类工业者的利益。

2. 中国企业理念落后。

不少企业不能正确处理外销价格与外销数量之间的关系, 一味停留在价格竞争的低级出口策略上, 片面追求出口数量, 不仅经济效益欠佳, 而且容易遭到反倾销的非难。

3. 中国反击不力有关。

从政府层面看, 中国政府在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中较少使用贸易报复措施, 使别国政府忽视了中国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利益的决心。从企业层面看, 当遭到别国贸易调查时, 往往应诉不力, 这也助长了别国的对华贸易保护主义。

二、案例解析及对策归纳

自1979年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来, 发生了许多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大事。分阶段看, 从1979到1989年, 中美两国战略合作关系良好, 贸易争端主要集中在个别商品贸易领域;1990到2001年, 美国出于政治需要, 对华的贸易保护扩大到知识产权保护、最惠国待遇等制度层面, 打击力度增强;现在基本维持在稳定状态。

轮胎特保案案例重现:2009年4月20日, 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于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递交议案, 要求对中国轮胎进行特保调查。6月29日, ITC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 建议美国在现行进口关税基础上, 今后连续3年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分别加征55%、45%、35%的从价特别关税。

我国持有的观点:输美轮胎未出现连续快速增长, 与美国国产轮胎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中国轮胎出口不是导致美国轮胎厂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

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这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风向标, 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抵制中国产品, 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的连锁反应。同时对我国轮胎制造业和上游合成橡胶行业必将产生不利影响, 造成国内市场的激烈争夺和轮胎工人的失业。

三、中国应对贸易保护措施的对策

(一) 从企业层面来看

1. 积极申诉, 合理利用贸易机制

在应对反倾销调查的过程中, 我国企业应该具备积极申诉的态度, 不论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反倾销调查, 都要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必须促使企业联合一体, 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利益, 降低反倾销税率。

2. 转换竞争模式, 加强国际营销

面对越来越多的非关税壁垒, 我国应该转换竞争模式、加强国际营。从企业自身做起, 通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使产品更能吸引国外消费者;注意开拓国际新市场, 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降低丧失绝大部分国外市场的可能性。

3. 加大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企业应加大对外直接投资, 逐渐展开“走出去”战略, 合理投资和经营, 以优势产业为主导, 制定重点对外投资项目, 通过直接投资的形式, 在国外设立企业或销售机构, 以此发挥我国在这些产业生产上的比较优势。

(二) 从政府层面来看

1.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促进外贸政策改革

我国政府应通过鼓励企业出口具有自己核心技术、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产品;支持优势农产品和环保节能产品出口;完善出口税收、出口退税等政策;加强建设外贸信用体系及监督机制;稳步推进外贸秩序法律法规建设。

2. 建立反补贴预警监控机制, 合理采用反制措施

为了有效防范美国有意针对我国的反补贴, 我国应建立以政府主管机关和行业协会为首, 以相关企业为主体的反补贴预警系统, 形成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沟通机制。

总之, 贸易保护行动是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 会恶化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环境。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是全球共同的任务。反对和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路还很长远, 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努力。希望通过我们小组的此次调研, 在今后的专业学习中对国际贸易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贸易保护问题处理能更得心应手。

摘要：金融危机使各国贸易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为此很多国家开始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其中以美国针对中国采取的保护措施最为典型。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 美国开始对许多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本文通过反倾销的博弈分析, 得出结论:积极应对反倾销, 制定新的、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使中国免遭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伤害十分关键。

关键词：金融危机,贸易保护,对策

参考文献

[1]张建新.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 (3)

[2]王丽娜, 刘雅梅.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新特点及对策.市场论坛, 2010 (11)

对华政策 篇8

一、为安抚美国及台湾地区而实行“政经分离”

池田上台后着重贯彻吉田的“经济中心主义”路线, 对于国内空前高涨的国民政治斗争情绪始终保持着一个“宽容与忍耐”的低姿态, 对于岸信介政权后期残留的问题——尤为突出的是民众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 使战后日本步入了一个空前的“政治年代”, 圆满和平的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成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所以池田在上台后抛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将日本国民的政治情绪顺利的转移到了经济问题上。

然而对于解决经济问题上, 池田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解决中日关系问题, 如何打破中日关系在政治上的断绝局面, 如何扭转中日关系, 开始发展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等一系列问题摆在了池田的面前。在这个问题上, 池田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我们从他在组阁当天对记者的发言表态中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对中共的政策未必要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态度, 我在六、七年前就主张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 但很不容易搞好, 外交不仅仅是对中共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提高自由国家对日本的信赖感, 有人说对中共要采取静观的态度, 但现在就可以搞文化、经济交流, 我将尽力去做。”[1]。

更主要的是池田内阁在“周鸿庆事件”上所作出的表现和态度, 不得不说对于中国这是一种善意的表现, 同时在新华社的对于整个事件的报道中也寄予了肯定的态度。然而这个事件当时得到了美国、台湾当局、中国政府以及日本多方面的关注, 其中台湾方面更是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并且派出了军舰威胁说要袭击“玄海号”货船——护送周回国的日本货船, 为此池田内阁也是冒着风险顶着压力派军舰护送“玄海号”至山东海域, 将周顺利送回中国。此后, 新华社在对于此事件发表了新闻评论:“日本政府始终尊重周鸿庆本人回归祖国的意愿, 采取了公正、合理的态度, 把周鸿庆引渡给12月27日访日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玄海丸’离开大阪港时, 日本政府派出了百余名警官在码头警戒并派军舰护送‘玄海丸’号出航, 使周鸿庆安全回到祖国怀抱。”[2]

池田内阁的做法导致了台湾当局的不满, 并且通过这个事件, 台湾当局大做文章, 通过多种途径向日本政府实施压力, 同时, 台湾当局也以“周鸿庆事件”为借口, 直接引发了吉田访台和1964年“吉田书简”的出笼。

二、为求得中国政府的谅解, 实行“政经分离”政策

对于日本政府认可“LT贸易”协定的这一问题上, 一方面表现出了池田内阁对于缓和中日关系上以及发展中日贸易的诚意, 同时也造成了台湾地区方面对于日本的不满, 台湾地区担心日本会因此加速与中国大陆地区的接近和发展。

然而, 之于日本而言, 与台湾地区的关系是“日美台体制”下的重要双边关系, 如果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受到损害, 美国是不会允许的, 这会影响到美国的东亚对华遏制战略。同时, 来自日本本土内的压力也向池田内阁施加过来, 岸信介和吉田等右翼亲台势力为了防止日本与台湾关系的恶化而强烈要求池田内阁修复与台湾的关系。面对这些方面的压力, 吉田在池田的授意下以“私人”身份赴台访问, 经过五天的访问与蒋介石进行了密切的会谈, 吉田在回国后致信张群, 就中日关系问题尤其是针对中日民间成套设备交易的问题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故推出了又一个“吉田书简”。虽然“吉田书简”从表面上来看是一封具有私人性质的信件, 但是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中日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三、对“政经分离”政策的几点思考

战后日本历史表明, 日本对华“政经分离”政策为独立后的日本国家发展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所谓追求国家利益, 追求的是一种最优、最大化的利益, 而非绝对的利益获取;即不是什么都去求“得”, 还需要选择如何“舍”。在战后世界两极对立的格局下, 日本若违背美国旨意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 无疑是舍大取小。全面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虽符合日本的利益, 可在当时, 那并非最优、最大化的国家利益。然而, 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 不仅美国的相对优势已经大为下降, 战后世界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其中, 对中日关系而言, 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中美两国从敌对到和解的关系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决定性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对日本的国家利益而言, 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已不再是战后日本独立之初, 必须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做出二选一的“小”了, 而成为可以在不影响日美关系情况下进行的最大的利益。

对华政策 篇9

一、在对华实施鸦片侵略政策的方式上, 日本较英国更为隐蔽

在中英早期的商业贸易中, 英国向中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羊毛、呢绒等, 这些商品在中国的市场上需求量很小, 不太畅销;而中国向英国输入的主要是茶叶、丝绸和瓷器等, 却深受英国百姓的欢迎, 销售十分顺畅。这样一来, 英国在对华贸易中便出现了逆差。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形势, 英国殖民主义者便想起了罪恶的鸦片贩毒生意。早在1715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在广州建立了商馆, 曾对华输入过鸦片。19世纪初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 清朝上至官绅下至平民百姓, 吸食者众多。这不仅使中国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而且大量白银外流, 竟出现了银荒。1839年, 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抵达广州, 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二万余箱鸦片。清朝此举, 激怒了英国殖民主义者, 1840年6月派遣由七八千人组成的远征军, 乘坐48艘舰船, 封锁了广州珠江口。由于英军船坚炮利, 清军屡战屡败。1842年, 英舰溯长江口而上, 攻陷镇江, 直抵南京城下。清朝此时已无力再战, 于7月24日同英国殖民主义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根据这一条约, 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旋即英国又获得了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等。英国殖民主义者获得以上特权后, 更激起了贪欲, 1856年英法联军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结果清政府同样以失败告终。在俄国和美国的支持下, 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火烧圆明园, 咸丰帝逃往承德避难。再次被迫与英、法、俄、美等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中国主权进一步丧失, 门户进一步开放, 鸦片毒品贸易完全合理化, 成为各帝国主义列强倾销商品的市场。

日本自1905年日俄战争获胜后, 占领了旅大地区 (日本称“关东洲”) 和攫取了南满铁路沿线的种种特权。为在短时间能够获取暴利, 开始考虑仿照英国的做法, 对东北实行鸦片政策。然而20世纪初, 违反人道的鸦片侵略已为世人所不齿, 1912年国际社会在海牙召开了会议, 通过了第一个国际禁毒公约———《海牙禁止鸦片公约》, 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都是这次会议的签约国。有鉴于此, 日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像英国那样公然对华倾销鸦片, 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 逐步推行其鸦片侵略政策。

日本开始是以允许个人买卖鸦片制品的特许方式, 从所收的特许费中间接获取利润。后来觉得这种来钱的办法不够快, 1915年乃以大连宏济善堂的名义进行鸦片贩毒活动。大连宏济善堂本由中国人经营, 是一家扶危济困的慈善机构。日本当局利用其特权在这家慈善机构内部设立了“宏济善堂戒烟部”, 即假借“戒烟”之名而行贩毒之实, 对此关东厅自己也承认:“其戒烟部实质上是本厅的鸦片经营所。”[1]7在华丽的外衣下, “戒烟部每年鸦片经销金额为1000多万元”[2]121。1924年, 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国际鸦片会议, 英国代表严厉斥责了日本在华“官民一体”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问题, 中国代表也指控大连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与海洛因等麻药毒品的走私港, 使日本代表十分被动, 竟退席以示抗议。然而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 日本当局不得不思考对其鸦片政策作出调整。1928年7月, 宣布撤销宏济善堂的戒烟部, 同时又决定成立鸦片专卖局。该局成立之后, 提出了减少各地烟馆, 并对烟馆实行凭证领烟的制度。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乎限制了鸦片的销售量, 实际上由于限制数量, 反而使鸦片的价格暴涨, 当局所获利润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有所增加。据日本学者山田豪一在《满洲国的鸦片专卖》一书中统计, 自1915年至1930年, 日本殖民当局所获利润达33, 739, 109日元[3]11。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 并扶植了其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2年, 伪满政府公布了《鸦片法》与《鸦片法施行令》, 规定:“鸦片不得吸食”, 但“由政府认为治疗上有必要而许可者吸食政府所出售之鸦片烟膏时, 不在此限”。该法令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限制吸食鸦片和栽种鸦片, 但又规定经政府许可“不在此限”, 这样一来, 就使鸦片的吸食、栽种等不仅合法化, 而且垄断化, 从此鸦片经营权完全操纵在日本人手中。

由于日本继续在东北地区从事鸦片毒品的生产与贩卖活动, 又一次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 1937年10月12日, 伪满政府颁布了《断禁鸦片方策要纲》, 声称要在十年内禁绝鸦片。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日伪统治者生产和贩卖毒品的活动日益猖獗, 鸦片吸食者也越禁越多。

二、在对华实施鸦片侵略政策的目的上, 英国更侧重经济掠夺, 日本更侧重以毒养战

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 主要是为了进行经济掠夺。从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的背景来看, 如上所述, 是在刚刚完成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不仅使英国科技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同时也使英国资产阶级追求金钱的欲望大大增强。从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来看, 英国最初只是对华输入羊毛、呢绒等一般性商品, 当这些商品滞销, 出现严重逆差时, 为扭转不利局势, 英国方采取鸦片侵略政策, 最终因清朝未能接受而诉诸武力。从战后中英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来看, 除了提出割让香港之外, 主要是要求清朝政府开辟商埠和通商口岸以及大量赔款, 并没有大面积的领土要求。从中英两国的地理位置来看, 分属东西方, 距离遥远, 不便于占领与移民。因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英法作为战胜国, 并没有得到中国的领土, 相反与中国北部接壤的沙皇俄国却得到1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总之英国对华发动的鸦片战争, 其目的主要是经济掠夺, 而不是军事占领。

与英国对华发动的鸦片战争目的不同, 日本旨在军事占领中国。早在1927年日本召开的东方会议上, 首相田中义一便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谓《田中奏折》, 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在这一总体战略的指导下, 1931年, 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揭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 1937年又发动了七七事变, 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庞大的计划需要巨额的军费。为此日本在东北地区开始制定和实施鸦片侵略政策, 在奉天、哈尔滨和承德等地设立毒品加工厂, 制造和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 一方面摧残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以打消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另一方面谋取暴利, 以毒养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军费更加紧张, 日本把鸦片当成救命的稻草。1943年为获取制造武器的特殊原料———钨, 经关东军司令官与香港总督府多次洽商, 向香港输出了2吨鸦片以换取钨金属[4]242, 这是日本侵略者以毒养战的最典型事例。战后, 据伪满洲国国务厅次长谷次亨交待说:日本的鸦片政策具有双重作用, “一面毒害中国人民, 一面由此获取高额利润, 以供给日本侵略战争”[5]687。可以说一语道破了日本实施鸦片政策的本质。

三、在对华实施鸦片侵略政策的危害上, 英国影响的范围虽广, 但日本毒害的程度更深

在英国发动的对华鸦片战争中, 其影响的范围可谓遍及全国。与此同时, 英国的船坚炮利也警醒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他们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治夷人”的改革口号, 后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又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纲领。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虽然最终在以西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的镇压下失败了, 但却以血的代价唤醒了民众, 开启了中国的民主进程。日本虽然主要在东北地区推行其鸦片侵略政策, 但危害之大, 毒化程度之深, 却非前者所能比。日本曾通过伪满傀儡政权, 颁布了《鸦片法》, 并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 鸦片专卖公署之下又在奉天、吉林、间岛、龙江、承德、营口、安东、锦州等省市成立了鸦片专卖署, 鸦片专卖署之下又在各地县旗成立了专卖分署, 形成了一整套推行鸦片政策的组织机构。其危害之深, 可以说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部分。在这种严密的组织形式之下, 农民被迫划出良田, 种植罂粟, 并按照既定的数额上交给日伪政府。在当时的东北各大小城镇, 烟馆、吗啡馆遍布, 这些烟馆和吗啡馆大都配备女招待, 以诱惑人们吸毒。吸毒者的最终归宿是骨瘦如柴,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据有关统计, 当时东北地区总人口约为3000万, 在日本实施鸦片毒化政策的12年半的时间内, 因吸毒致死者有17.9万人, 实际上远远超出这个数字。日本在东北推行的鸦片毒化政策, 实在是令人发指。

总之, 英国虽然首先发动了鸦片战争, 但日本在实施鸦片侵略政策的过程中, 方式更加隐蔽, 目的更加阴险, 危害更加巨大, 可谓后来者居上。今天我们要以史为鉴,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摘要：笔者通过对英、日对华实施鸦片侵略政策的论述, 旨在揭露当年日本侵略者的丑恶人性和目前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动本质, 以警醒世人, 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次复活。

关键词：鸦片,英国,日本

参考文献

[1]关东厅警务局卫生科.密关东州鸦片及麻药事情[Z].大连图书馆藏档案, 1929.

[2]邓一民.日本鸦片侵华资料集 (1895-1925) [M].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2002.

[3]山田豪一.满洲国的鸦片专卖[M]汲古书院, 2002.

[4]腾利贵.伪满经济统制[M].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对华政策 篇10

“破局”：默克尔欲改变中德关系

既有的传统局面

中德于1972年建交，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密切得益于科尔和施罗德两任德国总理。科尔时代（1982～1998年），德国政府于1993年9月率先在欧洲出台了“新亚洲政策”，将亚洲特别是中国列为其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的新重点。为此，科尔总理于当年11月冲破西方对华政治制裁访问了北京，德国企业来华投资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德经贸合作走向全面发展。施罗德时代（1998～2005年），德国政府重视对华关系，高层交往密切，中德合作全方位展开。2001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00亿美元大关，达到235.26亿美元，占中欧贸易总额的30.7%。2002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此背景下，德国政府修订了亚洲政策，更加重视发展对华关系。2004年中德两国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由此开创了中德关系发展史上的“黄金十年”。

回顾中德关系发展的这段历史，无论是德国基民盟领袖科尔还是社民党领袖施罗德，在与中国交往中表现出三个共同点：其一，在主政德国期间，他们都比较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以战略家的眼光看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科尔总理四度访华，施罗德总理六次到访北京，他们不但与中国领导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而且对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具有大局观和把控能力。其二，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比较深入，都意识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干涉中国内政、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他们还充当了欧盟制定对华政策的领头羊，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欧盟出台的几份重要文件：《中欧关系长期政策》（1995年）、《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1996年）、《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国家战略报告：中国》（2002年）以及《欧盟对中国政策文件》（2003年）等，大都与德国领导人的推动有关。这些文件强调支持中国的全面改革，加强欧盟在中国的存在，中欧需要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开展合作。其三，他们在与中国交往中都坚持“以商促变”，奉行实用主义，不断增强中德经贸合作的互利性和互补性。正因如此，他们既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又从双边经贸合作中为德国谋取到了巨大的实惠。

2005年11月默克尔继任德国总理后，德国政坛迎来了“女强人”时代。上任之初，中欧舆论普遍认为默克尔将会继承德国两位领导人的对华政策，不会在处理中德关系上出现大的起伏或问题。中国部分学者也认为，德国总理的变动对中德关系影响不大，将在稳定基础上略有微调。2006年5月，默克尔在首次访华时曾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德国新政府将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继续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然而，接下来她在对华关系中做出的一系列不明智举措，不仅使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蒙上一层阴影，而且暴露出这位德国新掌门人欲破中德关系原有局面的政治意图。

“变脸”：价值观外交一度左右

德国对华政策

在默克尔执政的前两年（2006～ 2007年），中德关系发展超出了中欧舆论的普遍预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和裂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德国在对华政策上一改常态，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发表了不少措辞严厉的论调。例如，2007年10月，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议会党团通过了一份“新亚洲战略报告”，声称中国给大西洋两岸的民主体制带来挑战，在对中国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的同时，强调德国应在亚洲搞平衡外交，更多地重视印度、日本及澳大利亚，并且与美国一道“共同致力于使亚洲不会因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崛起而导致不稳定”。其次，围绕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宗教自由及人权等问题，默克尔本人也发表了一些过激的、非理性的对华言论。她批评中国汽车业对德国同行的抄袭和模仿，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民族自治政策，同时声称“欧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中国”，欧盟必须勇敢地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必须为它的崛起付出“公平的代价”。再次，作为德国总理，2007年9月她在总理府接见了达赖喇嘛，进一步刺激了中德两国政治关系的敏感神经。在她的带动下，德国主流媒体曾一度掀起了“中国技术剽窃”的大讨论，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她的误导下，欧洲议会再三通过反华决议，包括2006年9月通过的维持对华武器禁售决议；在她的影响下，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强调欧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在华知识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并结束被迫的技术转让”。虽然不能把这段时期中欧关系出现的波折或问题都归咎于默克尔，但作为欧盟的领导者，她的所作所为的确使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一度出现“倒退”。而步其后尘，以种种借口会见达赖喇嘛的还有法国及英国领导人。

德国对华政策的“变脸”绝非偶然，乃内外因素综合使然。从客观上讲，这同21世纪初中国的崛起、欧洲的衰落所形成的心理落差有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主观因素——同默克尔本人推崇的价值观外交以及“欧洲中心主义”密不可分。同美国领导人小布什一样，德国的“铁娘子”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出身于东德一个牧师家庭，自幼受到西方宗教价值观的熏陶。她和小布什在执政理念上很相似，都喜欢按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来制定对外政策，都突出强调欧美资本主义自由制度及西方人权观。默克尔多次表态，伙伴关系只有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理念基础上才能有长久生命力。照此逻辑，中德虽然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因而必然会出现观念碰撞和理念差异。从这个视角上看，默克尔的确推崇西方价值观外交，在上任初期缺乏与中国交往经验的背景下，试图以价值观外交来左右对华政策，发表一些有损中欧关系和中德关系的种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必然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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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对中国的“变脸”做法，引发了欧洲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及驳斥。他们并不赞同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人权、环境和民主的批评，更不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欧洲社会的根本利益。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指出，西方人最大的弊端就是“自以为是”，他在其著作《中国邻居》中写道：“上帝并没有赋予任何人认为西方文化更加优越和中国必须听取其教导的权利，相反，也没必要传播害怕中国的言论。”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桑特施耐德表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欧洲人在中欧关系辩论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目空一切、固步自封的态度，“其症结在于，我们欧洲人认为我们有权要求亚洲朝哪个方向转变。一旦亚洲人走自己的路，我们就感到失望和震惊。”从这个意义上讲，默克尔固有的价值观及心态问题的确影响了中德关系的健康发展，德国大联合政府外长施泰因迈尔就曾批评她“愚蠢的外交政策给德国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回归”：对华理性外交+实用主义

尽管默克尔执政前期中德关系、中欧关系都因她一度不明智之举而受到影响，出现波折和一些问题，但所幸的是这位德国领导人还是具有自我纠正、理性思考的能力的，能够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并给予调整和解决。默克尔从2008年开始转变对华态度，一方面淡化中德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为改善中德关系做出实质性努力。

2008年西藏发生了“3·14”暴力事件，按默克尔之前的一贯思想她应会发表谴责中国政府的言论，但恰恰相反，她比较理性的对待这一事件，并且明确反对因此而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极端言论。2008年10月至今，作为德国总理，她五次到访中国，与中国两届政府领导人保持了密切的高层交往和个人友谊，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尊敬。在经济层面，她着力加强中德间大项目的务实合作，进而推进中欧经贸关系向前发展。2006年中德贸易额为762.7亿欧元，到2013年，双边贸易额上升到1616亿欧元，成为中欧经贸合作的楷模。在德国的推动下，中欧经贸合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欧盟目前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截至2013年年底，欧盟对华累计投资额超过900亿美元，中国对欧盟累计投资额达到350亿美元。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德政府加强合作应对危机，对危机的化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领导人近年来也频频到访德国，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德期间向默克尔总理表示，中国需要“德国质量”，德国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和“中国速度”，双边关系应“超越买卖关系”。在文化、教育及科技层面，中德及中欧关系的交往也十分频繁，成绩斐然。

综合观之，默克尔总理在对华政策上的“回归”是成功的，她从价值观外交、“欧洲中心主义”回归到理性外交、务实外交，也是由以下几个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一个是她曾经奉行的价值观外交在对华交往中受挫，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感；另一个是欧债危机以后经济因素在德国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凸显，只有与中国务实合作，才能有效克服欧债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默克尔希望中国扩大对德国和欧洲实体经济的投资，协助德国化解危机、共渡难关；第三是欧洲及德国不少经济界人士对默克尔的中国政策十分不满，认为它严重损害了德国国家利益，持续向她施加压力，她必须倾听民意、顾及这些人的经济利益。第四个因素是她本人的觉醒也很重要，她逐渐意识到过去其对华政策存在错误和缺陷，如不及时调整和修正将会危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这位德国“女强人”最终选择回归理性外交，并且其“柔性外交”背后隐藏着德国现实的利益诉求。如今默克尔已深深懂得：无论是应对欧债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还是德国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无论是在全球推广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维护德国的能源安全，德国和中国相互都离不开，互谅互鉴、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上上策。这就是默克尔经历了“变脸”后的经验总结和成熟之道。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对华政策 篇11

一、20世纪70年代日本对华贸易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 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经济实力大增,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 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 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 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 提出“在外交方面, 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 “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 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 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 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 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 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 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 在中日关系上, 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 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 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 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 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 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 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 虽然延续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 但政治色彩加大, 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进入80年代后, 冷战进一步升级, 促使世界出现中、美、日联合抗苏的格局。中国一直贯彻不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尽管如此, 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前苏联的重要力量。所以在美国的影响下, 日本对华贸易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日美都放宽了对华出口的限制。

进入80年代后期, 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对日本外交及各国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 前苏联经济衰退。第二, 由于美国成为最大欠债国, “日本威胁论”在美国影响不断扩大。第三, 中国的崛起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的环境下, 中日政治关系客观条件的改变直接影响日本对华经济贸易政策, 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 贸易额出现下滑。

80年代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政治上, 提升中日关系, 使中国在日对外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把中日友好关系作为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 在经济上, 1.通过经贸合作适当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 使之成为抵御前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2.经过经济合作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向西方国家开放的市场。1981年5月, 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 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 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 继续进行经济合作”, 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 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3.加强经济合作, 提早占领中国市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日本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这一时期,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 但呈波浪式增长。

三、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贸易政策

冷战结束后, 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 日本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发展, 俄罗斯重振经济, 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 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大背景下, 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转变。首先, 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 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 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 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日本对华技术贸易方面很保守, 限制高新技术的产品出口中国。其次, 日本对华投资增多, 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 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1997年以后, 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 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 其后开始下降。第三, 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 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 由过去的五年计划, 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 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 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对华贸易政策

进入21世纪, 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 仍处于低迷时期, 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但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而且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 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中日两国关系如何, 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第三, 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 我认为在经贸方面, 两国将继续加强发展, 日本将扩大对华出口。但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在投资方面, 日本企业会增大对华投资;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政策将发生变化, 不断地减少对华ODA的数量, 对华经济合作也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总之, 从中日贸易关系中可以看出, 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 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两国应加强合作, 互利互助, 共同发展。

摘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各个时期, 日本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和发展, 总体来说, 日本采取的是积极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政策, 但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措施, 并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 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关键词：自主外交,国际形势,互助互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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