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健全企业法律顾问

镇健全企业法律顾问（共7篇）

镇健全企业法律顾问 篇1

郭屯镇健全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机制

流动人口管理是计划生育管理中的难点工作，为规范流动人口管理，堵塞计划外生育的漏洞，郭屯镇计生办进一步加大对流动人口管理力度，强化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建立两项制度。一是建立定期清查制度。每月由村专职对流动人口进行一次清查，及时本村流动人口动态，确保“流出一人，办证一人”；二是结合村服务员采集的信息，为流动人口建立档案信息。

二、落实三个结合。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与计生政策宣传相结合，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结合，与劳务输出相结合，切实解决流动人口家庭生产生活困难。

三、提供四种服务。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为流出育龄妇女办理婚育证明，同时提供外出打工需知、招工信息等服务内容；二是免费为流动人口发放各类避孕药具；三是定期为流动人口开展生殖健康检查、妇科病普查普治等优质服务；四是免费为流动人口办理各类证件。

镇健全企业法律顾问 篇2

众所周知,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法律制度。我国现有的有关民营企业的法律, 有的因为立法时间较早, 存在过时或者与现实不相适应的问题;有的因为建立在经济转型时期, 存在内容缺失或者操作困难的问题;有的尽管立法时间比较晚, 但也存在部分条款滞后或者立法不周延的问题等等。例如, 当时制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时, 立足于私营经济仅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形式这一认识基础之上, 制定的条款过分强调私营企业的雇佣关系, 而忽视了私营企业中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三种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和法律要求, 缺少对私营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相关规定以及权利义务的具体指引, 因而对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显得较为薄弱, 客观上使私营企业主缺乏安全感, 进而导致短期行为的加剧。又如, 我国第一部《公司法》过于重视国家投资公司的法律界定, 而对一般民间投资公司的规定则相对较少。在一人公司的法律适用上差别待遇明显, 国有独资公司的有限责任优惠与《个人独资企业法》中的个人独资企业无限责任的负担形成鲜明的对照, 极大地挫伤了民营企业主和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客观上影响了民营企业以及民间资本的进入。因此, 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民营企业立法, 建立健全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制体系。

二、民营企业法制建设应主要解决的问题

修改、补充、完善和整合现行法律法规中有关民营企业的规定, 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 就民营企业所存在的一些影响其发展壮大的具体问题, 还应当从制度上进行内外两个方面的设计。其中, 明晰民营企业的产权关系, 构建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 扩大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范围, 保障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等, 依然是健全民企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

(一) 进一步明晰民企的产权关系, 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制度选择。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 就是在一个边界明晰的产权基础之上构建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和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企业产权结构及其状态, 决定着资源配置机制的性质、基本方式和选择空间, 并将最终决定财产的占有和财产的归属关系。而我国目前的民营企业, 有很多还存在产权边界不清, 财产占有关系和所有关系不明的情况。因此, 进一步明晰民企的产权关系, 在产权制度上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选择, 是民企未来发展的动力所在。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中, 有相当多的民营企业采用了家族式的组织形式, 与此相适应, 他们大多选择了个体业主制、合伙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等产权制度。这种选择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投资者对企业的经营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高风险的制度选择使得民间投资主体较少, 企业层次较低, 企业规模有限。不仅如此, 由于这类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 财产占有关系和财产所有关系在收益上难以划清, 这样最终必然影响民企的持续、稳定、快速和规模化的发展。因此, 法律法规修订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明确规定“谁投资, 谁受益”的原则, 并将该原则作为划清产权边界, 确定产权归属的唯一准则。在这一原则之下, 可以较为灵活地对民企的经营方式进行引导, 使民企具有更加宽松的经营环境和更加强大的盈利能力。

(二) 规范民企的管理体制, 构建科学的内部治理结构。

我国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采用了家族式的组织形式, 实行业主式的管理模式, 依靠业主家长式的统筹安排和个人权威实行企业运作。这种模式往往与小规模的企业形式联系在一起, 企业难上档次, 难以发展。当企业规模扩大以后, 这种模式必然桎梏民营企业的对外拓展。因为任何具有绝对权威的“家长”都难以对庞大“家族”中的所有成员实施有效的监管, 况且, 这种家长式管理本身与现代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相冲突。现在我国部分规模较大的民企已放弃了业主式的管理模式, 而采用了职业经理人 (CEO) 管理模式, 聘请CEO管理企业, 逐步将企业产权与管理权相分离, 这是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规则的。但是, 我们又要看到, 由于组成这类企业职业经理人的经理班子掌管着企业的经营大权, 而又缺乏相应的监管制约机制, 在经营绩效和股东权益的认定上仍难以把持、界定。一些CEO定位不明, 急切希望在为企业作出贡献之后成为企业的产权人, 否则就消极履行职责。当然, 也存在民营企业主聘用了CEO管理企业的同时, 企业产权人又不放心CEO的独立管理, 或者不甘心企业管理大权旁落CEO之手的局面, 而在职业化管理的表象下仍然由企业的产权人牢牢掌握企业的经营决策权, 导致CEO权限大打折扣, 只能在企业决策执行方面发挥作用, 而不能真正进入企业的决策层。因此, 我们必须对民营企业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 通过所有权、管理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共享, 实现企业内部资源同外部社会资源的有效结合, “家人”与“外人”的融合, 企业主与CEO之间的互信。只有建立科学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才是民企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途径。民营企业最终都应当回归到公司制、合伙制和独资制三种企业常态中去加以规范, 根据企业形式将其分别纳入《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轨道中去调整。这既保持了对企业划分标准的统一, 便于理顺各类企业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同时也便于按照不同的企业类型分别建立法律所要求的内部治理结构, 并根据社会发展和需要适时校正和更新内部治理的具体要求。

(三) 改善民企发展的外部环境, 拓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范围。

民营企业的发展除了自身的努力外, 还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是, 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不如人意, 比如阻挠民企发展的“四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检查, 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为此, 温家宝总理指出:“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此外, 改善民营企业的信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不讲诚信的成本太低, 而企业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司法成本往往又太高。这种不正常的经营秩序和环境导致民营企业经营风险太大, 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融资渠道不畅也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我国原《公司法》和《证券法》对公司在境内主板上市规定了较高的门槛, 民营企业往往规模较小, 它们要想在主板市场上进行融资是非常困难的, 随着二板三板市场的开放和壮大, 情况会有所改变。和县的华星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板块上市, 企业取得长足发展, 融资对民企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鉴于银行现行的机制使它们倾向于追求风险较小的有政府背景的企业, 整个金融体系表现出强烈的国有经济倾向, 建立健全有利于民营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迫在眉睫。《非公经济36条》明确支持非公有经济设立商业性或互助性的信用担保机构,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 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 鼓励银行提高贷款比重, 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但是,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既有外部原因, 也有企业内部的原因, 如企业信用不高等。所以, 光靠法律法规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而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改制却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方向已经明确, 只是道路的长短问题了。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一般性商业和服务业。尽管现在已经出现了向重工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拓展的现象, 如冶金、汽车、电力行业, 但这不是主要方面。在一些投资效益较高的领域, 例如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通信、石化、电力等行业几乎仍然由国有国营企业包揽。因此, 放宽市场准入, 不仅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难得机遇, 而且也将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非公经济36条》明确规定“平等准入, 公平待遇原则”, 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 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民营资本进入, 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明确支持民营资本积极参与市政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在介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问题上也进一步放宽条件, 并再次明确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铁道部最近公布的实施细则规定民营企业可以进入铁路干支线的建设、货运、通信 (客运仍由国资控制)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 这些行业和领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效率将因市场配置资源而获得充分提高, 传统垄断行业的工作作风将有根本转变, 民营企业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四) 赋予民企平等的国民待遇, 创造公平竞争的平台。

民企与国企、外企的地位不平等, 不仅体现在市场准入和融资渠道上, 还体现在政策扶持、市场管理和服务、财税价格等诸多方面。比如, 政府每年给国有企业大量的补贴, 只有取消了政府补贴, 民企才有可能与国企居于平等的市场地位。有人说国企是“国民待遇”, 外企是“超国民待遇”, 民企是“半国民待遇”。而另一方面, 外资赚走了大量的利润, 却没有留下多少技术, 这样的遗憾在手机、汽车等一个个领域反复出现, 人们开始思考国外直接投资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 中国经济会不会拉美化。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和全国工商联经济部2007年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民营企业500强的平均经济效率明显优于中国企业500强, 与世界500强相比, 销售净利润率也相差无几。这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赋予民营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 然而, 事实是我们平等讲得很好, 做得却不到位。在我国, 民企除了要面对上述的法律政策上的不公之外, 还要面对各种名目繁多的, 甚至没有名目的乱摊派、乱收费。民企的社会服务体系也不健全, 政府的监管与服务不到位。比如, 政府没有设立相应的民企管理机构, 政府对民企的劳动关系监管不力,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如保险) 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等。因此, 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 消除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实现公平竞争;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 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进一步引导民营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诚实守信、健全管理, 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的自身素质, 为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以上主要介绍了建立健全有利于民企发展的法律体系的必要性, 以及法律应主要解决的四个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 才能构建一个最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和制度保障体系。从《行政许可法》的出台, 到《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 再到《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 同时, 新公司法、新证券法、反垄断法、国资法的通过, 新破产法即将通过,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 体现完全市场导向的法律体系正在形成, 民营企业的春天即将到来!

参考文献

[1].刘晓华.论我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 2003

[2].鹿麟, 王乃峰.家族企业存在的合理性研究[J].科技与管理, 2005, 2

[3].黄丽华.浅析民营企业融资问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4].黄瑞.民营经济法律地位若干问题思考[J].特区经济, 2008, 4

镇健全企业法律顾问 篇3

2008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引入“经营者集中”这个概念，在第12条和第20条体现对经营者集中进行了规定。①《反垄断法》对于经营者集中的界定方式对中国的自身立法发展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进步，因为在该法出台之前，中国的《外资企业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一直都是采用企业并购的概念。在该规定中，并购仅限于“股权并购”以及“资产并购”的范围，具有一定的不足和局限性。而现行的《反垄断法》中把合并和以其他方式取得控制权和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行为都列为经营者集中的表现形式，是一项重大的进步，大大地维护了中国的经济安全。

一、中国企业并购法律制度面临的困境

我国企业并购控制目前面临着一个主要矛盾，一方面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可，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办法与国际接轨；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外资并购冲击着中国国内市场，中国的民族品牌由于本身資本、技术、管理经验的薄弱面临着被雪藏的危机，民族产业需要被保护。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人认为，保护民族经济的竞争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应当作为反垄断法的重要价值目标，但是，对民族经济的不当保护，只会造成我们的民族企业在畸形的市场环境中成长，这与我国政治改革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追求的“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观念是相悖的，所以，反垄断法的作用就是要保证竞争各方地位的公平、平等，形成有效竞争的良性循环。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存在的矛盾，也困扰着我国企业并购规制制度的发展。产业政策是国家为了提高本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颁布的利于本国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而竞争政策的宗旨却是竞争至上，无论是社会资源的调配还是企业命运的走向，都完全取决于市场的公平竞争。过强的政策性干预也是中国企业并购反垄断规制所面临的一个困境，这还要源于中国特殊的政体模式——请示与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局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起草企业并购的相关法规、对企业并购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管，除了这些工作，反垄断局还会负责处理商务部领导下发的额外任务并承担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具体工作。而其在工作中，不免受到其他部门意见和建议的左右。只有将其运作程序公开透明化，才可能避免工作中产生的不公，这也是欧盟法强调执法机构需要增强透明度的主要原因。

二、对于企业并购法律制度的实体标准进行完善

中国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实质减少竞争标准”作为衡量并购行为能否被批准实施的标杆，该标准规定在《反垄断法》第28条中：“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仅从条文来看，第28条中的规定有些过于宽泛和严苛，该规则认为只要是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并购都要禁止，这种规定未免过于绝对。并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竞争造成影响，起到限制竞争的效果，但是只要影响在一个合理范围内，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反竞争的效果会逐渐消失，所以我国这种实质审查的标准有一刀切的趋势，并且会造成过度打压企业并购的不良影响。我国正处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应当适度鼓励并购行为，让企业通过并购扩大资本，更新技术，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度，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我国可以在“实质减少竞争”的标准上适度借鉴欧盟“严重妨碍竞争”的审查标准，在审查阶段对并购案件进行竞争性评估，对于会严重妨碍竞争的并购才作出禁止的决定。此外，对于竞争性评估的规则，我国2011年颁布了《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规定中对于竞争性评估所需要考虑的因素进行了解释，虽然规定中首次提出可以通过使用HHI②指数对市场集中度进行分析，但是却没有规定具体的计算方式以及评定标准，对于其他因素的解释也不够全面，我国可以借鉴欧盟的评定标准，并结合我国国情，尽快出台具体的评价标准，以期更好的审查并购案件。

三、增强监管透明度

无论是与国际接轨和保护民族品牌在立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矛盾，还是过强的政策性干预给企业并购反垄断规制所带来的困境，究其本质，都是缘于在华丽外衣下，执行过程中的扭曲。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从而既能使企业并购促进经济发展，又尽量减弱其对市场竞争的不利影响；既从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保证民族企业的发展，又保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消费者及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坚决杜绝垄断行为，全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体制的蓬勃发展。其目的是构建一个公平、高效、有益于社会的竞争环境，而在实施过程中，则出现了各种问题。这就需要增强监管的透明度，使企业并购的全过程暴露在竞争者、消费者和执法机构面前受到监督。中国现行法只是将附条件批准并购或禁止并购的公告予以公布，而大量的批准并购的案件则是不需要公布的。附条件批准并购和禁止并购的案件只占全部并购案件的一小部分，在中国现行立法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大量公布反垄断执法机构审查企业并购后的公告，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把每一个案件的立案和审查程序、竞争分析和审查决定都以公告的形式公布，有利于其他并购企业审视自身的并购行为，从案例中寻找中国反垄断法针对相关市场、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反竞争效果和救济措施的指导方法，从而消除企业并购对市场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便于反垄断机构提出可行的救济措施方案；同时也加强了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自身执法过程的约束性。

四、结语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并购促进或抑制整个市场的双重影响力也不断显现，完善我国的企业并购法律制度势在必行。对于企业并购法律制度的完善，应当充分借鉴国际的经验，发展实体标准，提升监管的透明度，保证善用投资者的资源，这是我国并购法律制度能否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注释：

①反垄断法》第20条：第二十条经营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一）经营者合并；（二）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三）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

②赫芬达尔（Herfindahl-Hirschmman Index，简称HHI）指数来测定市场集中度的高低。HHI指数是市场中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之和，如果该市场中某些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越高，那么HHI测试指数也就越大，从而说明该市场的市场集中度较高。

作者简介：

镇健全企业法律顾问 篇4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省委《实施办法》、市委《工作细则》和县委《实施方案》，结合作风建设年活动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意见和要求，构建我镇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体系，不断提高我镇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结合当前工作实际，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及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为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关于反腐败必须坚持惩防并举，更加注重预防，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立足教育，健全制度，强化监督，把教育、制度、监督贯穿于反腐倡廉的各个环节，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全面推进我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

（二）工作目标及要求

1、工作目标

从讲政治和切实贯彻求真务实精神的高度，把“惩防”工作作为今后反腐倡廉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确保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取得实效。坚持教育在先，以制度建设为重点，以党内监督、行政效能监察为手段，保证党员干部不发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领导班子成员中不发生职务犯罪，全镇上下形成廉洁奉公、勤政高效、公平诚信、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我镇的经济跨越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工作要求

一是从思想观念和作风入手，加强廉洁从政的思想教育。在政治思想和执政理念教育、勤政廉政教育、公仆意识教育上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加强对

1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增强党员干部监督的主动性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从根本上减少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案件的发生。二是从办事规则和程序入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要认真自查、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及操作程序，并严格对照有关规定和要求操作，从源头上预防和歇制腐败行为的发生。三是从权力实施范围和效果入手，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持把握重点人、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二、工作机制、组织机构和纳入惩防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工作机制

按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求，实行党政统一领导，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各片、线、办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工作机制。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构建惩防体系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镇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监督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组 长：XXX副组长：XX成 员：XX 黄英东XX。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的组织协调工作，办公室设在镇纪委办公室，主任由XX同志兼任。

（三）纳入惩防体系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镇实际情况，将反腐倡廉教育防范机制、农村财务管理、农村招投标工作作为纳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主要内容。

三、以“创业奋进年”活动为载体，完善教育防范机制

完善教育防范机制，必须坚持教育在先、防范在前，把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纳入党的建设和年度工作总体部署，统一要求、统一实施。结合当前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把反腐倡廉教育延伸到每个党员中去，使党员干部党风廉政教育参训率达到100%，考试合格率达98%以上。在完善教育防范机制方面，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创新教育机制。坚持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以中心组的学习推动和带动全系统的理论学习。进一步健全定期廉政培训制度和党课教育制度，进一步推行并完善廉政谈话、打招呼教育和述职述廉等制度，做到教育在先，防范在前。积极探索在镇机关开展廉政宣传教育的新方法,加强对领导班子成员、财务人员、领导干部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积极构建全镇党风廉政“大宣教”工作格局，努力调动广大干职工及群众参与和支持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的积极性。

（二）加强理论学习。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学习贯彻党纪条规。重点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农村党风廉政教育读本》等。教育党员干部在新形势下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必须严格遵循“四大纪律、八项要求”。

（三）开展典型教育。广泛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正反典型事例教育。结合开展“创业奋进年”活动，坚持把从政职业道德教育、正反典型事例教育、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和警示教育等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每年在全镇开展一次以权力观、遵纪守法为重点的主题“教育月”活动。

（四）改进教育方法。改进教育方法，切实增强教育效果。结合党纪条规教育，认真学习好《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增强党员干部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坚持示范教育与警示教育相结合、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传统形式教育与现代传媒教育相结合，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进一步拓宽反腐倡廉教育领域，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使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四、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切实从源头上堵塞漏洞。加强制度建设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有效保证。针对纳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主要内容，结合工作实际，找准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通过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加强源头治理，堵塞腐败现象的发生。

五、建立和完善监督措施，形成反腐倡廉整体合力。加强监督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建立和完善监督措施，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把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察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增强监督的整体合力，不断提高监督的实际效果。

六、建立体系效果测评制度，不断完善惩防体系内容。镇党委统一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每年对落实惩防体系工作作出部署，每半年听取惩防体系落实情况的汇报，研究解决惩防体系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每半年对惩防体系运行的效果组织一次测评。测评内容为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的执行情况、产生的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等等，参加测评的人员包括全体镇干部、村主要干部、聘请的特约党风廉政监督员及其他服务对象代表等。

2、每年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从反腐倡廉各项任务的完成情况、责任制落实情况、本部门党风政风状况及本人廉洁自律情况等方面，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年终进行综合考评。在评价中，做到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综合运用干部考察考核、经济责任审计、党风廉政责任制考核、民主评议、信访举报等方面的信息和结果，对党员干部每年的廉政情况作出科学评价。

3、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社情民意调查反馈机制。开展党风廉政建设问卷调查、走访座谈等多种征求意见形式，及时了解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意见和建议，掌握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定期听取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行风监督员的情况反映和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从健全惩防体系、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维护群众利益的角找准突出问题，落实整改措施，不断完善我局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内容，使其更加结构合理，配制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

镇健全企业法律顾问 篇5

一、解决证券发行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

(一) 信用中介的作用

证券市场是柠檬市场的典型例子。投资者无法鉴别发行股票筹资的公司是否值得信任, 他们只得在向他们销售的所有股票的价格中减除信任折扣。股价被打折意味着诚实的发行人不能以公道的股价筹集资金从而会转向其他的融资方式, 但对不诚实的发行人来说股价被打折与否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问题, 他们要的只是资金。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通过一套复杂的法律和制度已经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这些法律和制度约束着发行人从而给投资者提供了合理保证。这些最重要的制度包括信用中介——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股票交易所。这些中介能在适当范围内保证证券的质量, 他们若让发行人信口开河, 不负责任地粉饰其盈利前景, 从而会丧失信用并进而影响他们日后的业务。如果中介机构不能指出信息披露中的缺陷, 那么就违背了他们对于投资者的责任;如果他们有意为之, 将会受到民事甚至刑事指控。

但是投资者对信用中介的信赖又带来了道德风险问题。在一个大多数信用中介极力维护其声誉的环境中, 新进入者难免出现冒充信用良好的中介的机会主义行为。投资银行业 (或者会计师行业, 或者证券律师行业) 涉及一种外部性———任何一个个体不能完全获得其在名声方面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信用中介的主要作用是保证信息披露的质量从而减少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但是信用中介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限制了他们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

解决信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办法:其一是第二层信用中介, 它的作用是保证第一层信用中介名副其实。自律组织就能发挥这一作用。其二是强制性自律组织, 这是一个有些强制的解决办法。强制性自律组织能将行为不良的成员驱逐出行业, 而不仅仅是剥夺了其盗取自律成员良好名声的能力。其三是规定中介机构的最低准入门槛, 保证中介机构满足最低质量标准。监管者给中介机构发放执业许可, 对行为不良的中介机构予以罚款或者吊销其执照, 如果中介机构蓄意从事不良行为, 还可以对其发起刑事指控。

(二) 避免信息不对称的核心制度

1. 有效的监管部门, 起诉人和法庭

证券监管部门 (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作为起诉人) 必须具备诚实品质, 并拥有工作人员、工作技能和财务预算, 以便处理复杂的证券信息披露案件。

司法体系同样必须保持诚实正直, 并具有处理复杂证券案件的足够经验;当必须阻止财产转移行为时能进行快速干预;能够在人们失去耐心之前做出判决。

法律和制度应让民众有机会发现问题, 并且允许集中众多投资者诉求的集团诉讼方式或其他类似方式。

2. 财务披露

法律应规定范围广泛的财务信息披露规则,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应被独立审计。会计和审计规则应保证投资者对及时、真实而完整的信息的需求得以满足。会计和审计规则制定机构应胜任其职, 保持独立, 具有制定良好规则的意愿并保持规则的先进性。

3. 信用中介

会计师应该拥有技能和经验, 以便发现虚假或者有意误导的信息披露。若会计师支持虚假或有意误导的财务报告,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能让会计师承担相应的投资者责任风险, 这样会计师就会顶住客户要求不严格审计或者不作不利披露的压力。

投资银行业应具有调查证券发行人的丰富经验, 因为投资银行业的声誉取决于向投资者销售的证券价格是否过高。如果投资银行销售了披露虚假、误导性信息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让投资银行承担足够的投资者责任风险, 迫使投资银行顶住客户要求进行有利披露的压力。

证券律师应具有确保公司发行文件与信息披露规则一致的丰富经验。

股票交易所应制定有效上市标准并能通过对违反披露规则的公司处以罚款或予以摘牌来实施这些标准。

4. 公司和内幕人士责任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规定对披露虚假或误导信息的公司和内幕人士追究责任并进行其他民事制裁。内幕人士蓄意误导投资者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5. 市场透明度

证券交易规则应确保市场“透明”, 在公开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间、数量、价格必须立即向投资者披露;禁止操纵交易价格的交易规则应真正执行。

6. 文化及其他非正式制度

活跃的财经媒体和证券分析师能够揭露并公开误导性信息披露, 能对公司内幕人士、投资银行、会计师和律师提出批评。

会计师、投资银行、律师、公司管理层应形成相互之间进行信息披露的文化氛围。他们要认识到, 揭露不良信息是他们的责任, 从长远来说对他们是有益无害的。

7. 其他相关的专门制度

中介执业许可制度。会计师和投资银行应受到市场准入管制的约束。

自律组织制度。自愿性或强制性自律监管组织进行的自律监管是对政府中介机构监管的有用补充。

律师责任制度。投资者责任风险是对律师专业谨慎态度的有益补充。

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有时候能发现被中介机构忽略的问题, 他们可被视作第二层信用中介。但是独立董事不应承担过多的责任风险, 否则经验丰富的董事将拒绝履行此职务。

投资基金制度及相关制度。投资基金制度不仅使得个体投资者能分散其投资, 而且使个体投资者避免上当受骗。投资基金行业通过增加资金来源能稳定证券市场, 也增强了对健康信息披露的需求。

社会保险计划。雇员社会保险计划是另一项有用的制度, 与投资基金一样, 它们也是投资资金的来源, 也增强了对规范信息披露的需求。

合理税收体系。高税率会削弱证券市场, 原因是在高税率之下, 很多公司不愿意成为上市公司。证券交易的高额印花税可能使证券市场规模急剧地缩小。

其他相关专门制度还包括:投资银行内部的业务规范, 其作用是保证投资银行的收费不与法律条款相抵触, 不会损害其长远名声;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 它可以在公司审计人员面对公司要求宽松处理的压力时保护公司审计人员;内部会计师和律师, 他们坚持及时、真实而完整的信息披露, 会使欺诈更难以实施, 等等。

以下特定类型的对象可能需要建立有针对性的专门制度。a.风险资本。风险资本基金在早期为高科技公司融资并作为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风险资本基金会对寻求融资的公司进行深入调查, 并在这些公司日后从证券市场融资时提供间接保证。b.债券评级机构。评级机构是重要的信用中介机构, 它们同时评定公司等级和国家风险等级。c.为资金管理人提供评级服务的顾问公司。资金管理行业催生了对资金管理人的业绩进行验证的顾问公司, 也带动了针对具有特定管理风格或者投资重点的资金管理人的业绩编制业绩指数的相关产业。

二、消除自利交易以保护投资者的制度

1.有效的监管部门、起诉人和法院

与解决证券发行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一样, 在消除自利交易以保护投资者的制度中, 证券监管部门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证券监管部门 (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作为起诉人) 必须诚实, 并具有工作人员、工作技能及财务预算去排解复杂的自利交易。

司法体系应保持诚实正直, 具有足够的识别复杂自利交易的经验;当有必要阻止资产转移时司法体系能进行迅速的干预, 其决策延迟不会令人无法忍受。

程序规范须满足的条件是:提供合理的发现民事侵权案件的空间, 容许集团诉讼或者其他可集中众多投资者诉求的方式, 认可通过复原事件的详细过程来证明自利交易的做法。

2.披露规则和程序保护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包含要求广泛披露自利交易的条款。公司法或证券法对于自利交易应规定对于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性程序, 例如独立董事或作为非利益相关者的股东或者两者都通过后必须完整披露。

所有权披露规则, 以便外部投资者知道谁是内幕人士;利益相关的持股人不能就批准自利交易问题参与投票, 自利交易的批准应由非利益相关的持股人决定。相关制度应保证信息被及时、真实而完整地披露。

3.信用中介

内部会计师应对自利交易加以审查并报告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披露。外部会计师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以发现尚未披露的自利交易信息, 并坚持适当的披露。若会计师支持虚假或误导的自利交易信息披露,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会使他们承担相应的投资者责任风险。会计师必须进行严格地审查, 并顶住客户要求其隐藏或不如实披露自利交易的压力。

证券律师应负起责任, 保证公司遵守控制自利交易的信息披露规则。

法律制度应要求公司具有最低数量的独立董事。若公司和独立董事批准对公司不利的自利交易, 他们将承受足够大的责任风险。如此一来, 董事们将顶住内幕人士要求批准这些交易的压力。

4.内幕人士责任

违反自利交易规则的内幕人士应承担民事责任, 而有意违反此项规则, 应承担刑事责任。

5.消除内幕人士交易的制度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禁止对于投资者不利的内幕交易, 执法部门应执行这些规则。

交易所应制定明确的上市标准, 并让违反规则的上市公司遭受惩罚或摘牌;交易所具有监视并发现内幕交易所需要的资源。

交易规则应保证交易价格的透明, 并禁止操纵交易价格, 所有这些规则应得到切实执行。

6.文化与其他非正式制度

活跃的财经媒体和证券分析师行业有利于自利交易行为的发现和公开。会计师、律师、独立董事、公司管理层中有一种遵守规则的文化氛围。它们应认识到, 隐藏自利交易、批准极为不公的交易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都是不合法的、会引起纷争的行为。

三、其他相关的专门制度

1.同股同权

同股同权制度的作用在于限制持股人投票权和经济权利的差异, 并减弱内幕人自利交易的意愿。限制金字塔式所有权结构的规则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2.收购出价规定

强制性收购出价规则规定, 取得控股权的新股东应参照其取得控股权所支付的价格来购买所有其他股东的股份, 除非小股东放弃这一特别交易的权利。这些权利对外部投资者的有利之处是, 在他们信任现有控股股东的情况下, 若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他们能以合理的价格退出该公司。

3.优先权和赎回权

在对自利交易约束不够的国家, 公司法应规定在合并交易及其他主要交易中给予小股东优先权、在股票公开发行及债转股期间给予小股东赎回权, 这些规则能在一些常见的自利交易形式中对小股东提供保护。

4.内幕人交易公告

规定内幕人要在交易后不久甚至在交易之前披露其交易的规则, 限制内幕交易发生的机会。限制在主要公告例如收益报告前不久进行交易的规则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5.投资基金和社保基金

投资基金和社保基金是间接发挥作用的机构, 这些机构参与公共证券市场上的交易。他们并不直接参与自利交易, 但都希望有一些制度对自利交易加以约束。

6.有效破产制度

对于债券市场, 破产制度是一个有用的核心制度, 这一制度使得债权人在公司违背合约的情况下取得违约公司的资产以弥补其损失。对于资本市场, 控制资产转移的破产制度的有用之处是, 它形成了一种抵制自利交易的环境。相反, 一些对资本市场很重要的制度特别是约束内幕交易的制度, 对于债券市场其作用则没有那么重要。

总而言之, 为了保护投资者, 证券市场需要的法律制度主要是解决证券发行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消除自利交易以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其他它相关的专门制度等方面。证券市场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意味着一国法律和相关制度必然有助于中小股东获得有关公司价值的良好信息, 并让中小股东树立对公司内幕人士 (其管理层和控股股东) 的信心。其中, 对公司内幕人士有信心意味着内幕人士不会通过自利交易或者直接窃取实施有损中小股东全部或部分投资价值的欺诈。若能确保这两点, 一国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具有建立的证券市场的潜力以向成长中的公司供应资金。

参考文献

[1]哈威尔E杰克逊, 小爱德华L西蒙斯.金融监管[M].吴志攀, 等,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2]金泽刚.证券市场监管与司法介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3]陆磊.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制度难点[J].财经, 2004, (20) :54-55.

[4]Chen, Zhiwu, 2003, “Capital Markets and Legal Development:the China Case,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5]Du, Julan Katharina Pistor and Chenggang Xu, “Law,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Evidence from Chinese StockMarkets.”http://www.bm.ust.hk/~ced/iea/Xu%20Chengguang%20DKX_LawGovernance_10-31-04.pdf

镇健全企业法律顾问 篇6

和谐社会无疑是一种美好的社会，它必须具有所有美好社会都具有的高品质特征：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安定秩序，诚信友爱等等。和谐社会所特有的最本质、最主要的特点应该是“和谐”，这种和谐是以宽容为基础、平等为条件、协商为手段的。社会的和谐，既不能靠强权来建立，也不可能靠强权来维系。构建和谐社会惟一有效的途径，只能是法治。因为，作为和谐社会的基础的宽容，只能由法律来确立和维护，而强权与宽容本身就是不相容的；作为社会和谐条件的平等，也只能由法律来确立和维护，而权力本身就是为不平等而设置的；作为达致和谐的手段的协商，更需要法律来规范和调整。所以，只有通过法治，才能构建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文明，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如果在经济领域中市场的准入、公平竞争以及资源共享等方面发生机会不均等情况，将会出现社会不公，而社会不公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要达致和谐社会，就必须以经济法作为保障。虽然经济法是为弥补市场经济体制下民法调控能力不足而产生的，但绝对不能因此把经济法看作是民法的补充。经济法产生于民法之后，从民法中汲取了相应的经验材料，但却在理念上完成了对传统民法的超越。经济法也起着弥补行政法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不足的作用，但经济法同样不是附属于行政法的分支部分。所以，经济法具有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的、也不可以被它们替代的价值理念和功能作用，而且它保证了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得以顺利实现，同时又与现代行政法的基本价值理念相衔接，从而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引导和保护的链条。

我国经济法的缺陷

法律体系不完善，重要法规久而未立。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在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宏观调控方面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律，初步形成了一个经济法律群落，但仍然存在立法层级不高并且体系不完善等情况，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台单独反垄断法、国有资产法，所以，加强经济立法步伐不能不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目前情况看，以笔者拙见，我国经济立法及其实施中仍存在这样一些缺憾。

法律范畴不同，司法权被迁移。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始终争论不休，随着1999年合同法的颁布施行，以及原来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宣告了合同制度对经济法体系的排斥，也发出了一个初步的信号：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脱节的迹象。而在法院进行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更是把原来的经济审判庭改为民事审判庭，从实践情况看，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被社会所重视，也不利于经济法的实施。

尚未形成真正独立的第三部门。西方在“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相向运动中，冲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藩篱，虽然产生了一个既不是纯粹私人的也不是真正公共的领域，但在社会层面上并未出现权力真空或者权利真空。其主要原因是在西方还有一个与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相平衡的“包括各种社会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等不以营利为目的民间组织”之第三部门存在。这些组织具有组织性、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点，它们是协调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中坚力量。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从事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中异军突起，发挥了政府和市场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填补了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上的一些空白，诸如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和落后地区的教育。虽然很多工作政府也在做，但事实证明，非政府组织往往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率。

而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日益证明，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领域越来越突显，它是与社会的多元化相伴而生的并生发出政府与市场都无法有效解决的新需求。这一空白点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去填补。特别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正处于转变和调试之中，新兴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尚待进一步确认和伸张，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都存在“缺位”和“越位”并存的现象，发展新兴社会力量以填补需求空缺，抑制各方“非法越界”的问题便显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家通过缩小控制范围、改革控制方式、规范控制手段，逐步扩大了社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促成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尤其是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形成。它表现在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发展和机会的源泉，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逐步形成；民营企业以及较为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个体户阶层以及知识阶层，都有明显的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工会、商会、保护消费者协会等一些中间组织已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还不能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第三部门，经济法等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就此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为“与西方第三部门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相比，中国第三部门生存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同西方相比，我国的第三总部门还没有成形，更谈不上从整体上与政府和个人有效配合，发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了，从而造成目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国家对一部分社会（公共）利益难以维护、有心无力的“缺位”状态。

虽然我国经济法存在着种种不足，但并不妨碍其作为独立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据日益重要和突出的地位。因为经济法是适应变动着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观念而处于不断发展中的部门法，代表着法律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对经济生活能动反作用的建构性力量，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保障。

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理解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改革要“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精神，进而确立经济法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位置，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年轻的经济法。

首先，应当尽快制定并颁布《反垄断法》等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法律，加大金融法、税法、竞争法、企业法等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深度，一方面加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抽象出共同的原理，反过来检验和探讨经济法总论的基本问题。“经济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融合，应当成为我们的一种积极的选择，也是一种挑战。”我们尤其应当加快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最新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并同法学固有的传统研究方法相融合。

其次，国家机关要转变经济立法的思路，突显原则规定与灵活规定并重的方针，提高重要经济法律的立法层级，改善经济执法的分歧和冲突，加强对经济执法和司法过程的全方位监督。特别要进一步调整司法改革和审判制度，或者在现行三大诉讼法的基础上对各诉讼程序进行相应的修改，满足日益迫切的社会公益诉讼和其他含有公共因素诉讼的需要，或者参照国内的经验对法院的审判分工进行专门设置，完成符合各新兴法律部门要求的审判方式专业化、配套化的改造。

最后，应当加快促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团体组织的发展。要从政策上加以倾斜和扶持，争取让一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组织通过国家法律授权获得正式的地位，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原来政府的某些权能，或者代为行使一些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管理职能。同时，要设置这些组织处理相应问题的准司法程序，赋予它们代替公众提起社会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

当然，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思维顺应时代的潮流进行转变，在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更有创新性的法律实验和更有前瞻性的制度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法的重要性也会进一步加强，对外将日益国际化，帮助政府参与国际间经济关系的协调，对内则内部体系更加完善，具体经济法律部门的层级更为分明有序。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立足于整体利益，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它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使命，体现了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的终极关怀。

镇健全企业法律顾问 篇7

关键词：低碳经济,财税,激励,机制

自2003年英国发布能源白皮书率先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 世界即已步入了继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经济发展模式的竞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坚定了世界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全球气候协定的达成, 为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拼尽全力。就我国而言,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正式确认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2016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 推动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完善碳排放标准体系, 加大低碳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力度。为实现我国低碳发展目标, 落实国际减排承诺, 就我国现状而言, 健全完善低碳发展财税金融法律激励机制实为当务之急。

1 建立健全碳产权制度

当大气环境足以承载人类活动引起的污染排放时, 大气环境是可以自由进入的。而当温室气体排放超出大气环境合理容量时, 排放空间就成了稀缺性资源。在排放空间具有明显的财产权属性时, 若不进行明确的产权界定, 必然会导致大气环境的“公地悲剧”。这一点已被以科斯为代表的环境产权理论所证实。该理论认为, 缺乏明确界定的产权, 没有市场价格, 或是定价太低或补贴, 是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这类问题可以通过明确产权关系来解决。大气环境容量产权化途径是通过立法上的碳排放总量控制, 经国际法和国家法共同作用来实现的[1]。在国际法层面, 《联合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条规定:“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涉的水平上。”根据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国际法原则, 《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国家 (主要是发达国家)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 确定了具体减排指标。在国内法层面, 欧盟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确立了《京都议定书》所做的碳排放的行为限制, 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开始稀缺, 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 从而形成碳资产或碳产权。

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确定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降低17%的约束性指标。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进一步强化和细化了“十二五”规划减排要求。2016年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降低18%的约束性指标, 相关的细化目标正在制定之中。以上只是建立我国碳产权制度的先期基础, 离真正的碳产权制度建立还有很长的路。产权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两大基础, 即物品的稀缺性和有用性[2]。当前, 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稀缺性和有用性当属无疑, 但是其稀缺性并未落实到每个市场主体上, 一般来说, 企业排放二氧化碳还是不受限的。市场主体体现不到碳排放空间的稀缺性, 碳产权制度建立也就无从谈起。现实的做法是, 充分借鉴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法的立法经验, 在积极支持和推动地方排放权创新行动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碳排放许可证制度, 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条件成熟的话, 可以将碳排放权纳入《物权法》, 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物权种类。

2 建立健全碳交易制度

传统的环境管制途径通常被称为“命令与控制”型管制, 这种管制倾向于迫使每个厂商承担同样份额的污染控制负担, 而不考虑相应的成本差异问题。碳减排效率要求以最低的可能社会成本实现任意期望水平上的减排, 呼唤基于市场的成本与效益型减排模式。此模式能够激励减排成本最低的厂商进行最大数量的减排, 刺激企业采用更为经济和成熟的污染控制技术。国际层面的京都三机制即联合履行、排放贸易、清洁发展机制, 国家层面的英国排放交易体系、美国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意大利鼓励可再生能源的“绿色证书”制度和提高能源效率的“白色证书”制度, 均是对市场化减排需求的一种法律回应[3]。以上制度通过排放权、可再生能源证书或是能源效率证书的市场化交易的方式, 降低主要能源生产和消耗领域的二氧化碳减排水平。

2011年,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并确定了北京等7省市为首批碳交易试点城市。2012年十八大报告从国家战略高度强调“要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这一系列政策及行动成为建立我国碳市场的先声。但是这里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第一, 我国实行的是自愿碳交易, 而碳交易的主导模式则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行的限额—交易, 因为碳交易的基础在于确立碳排放的产权属性, 而碳产权确立的关键在于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无总量控制的碳交易能否形成市场很值得怀疑;第二, 以部门规章确立碳交易制度, 缺乏足够的权威性, 因此应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制定, 以国家立法来推进碳交易制度。2016年上半年, 习近平访美期间, 中美两国再度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国将承诺到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届时, 我国低碳法律政策将面临着很大的创新变革。

3 建立健全碳税制度

建立在碳基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形成的大量碳排放, 带来了大气环境外部性问题, 即企业生产带来的大气环境恶化使社会受损, 但是造成外部性问题的企业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从而形成了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 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 这种税就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所提出的庇古税。从广义上说, 庇古税是解决所有如何内部化外部性问题的办法。为此, 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在立法上确立环境税制度。碳税制度早在1990年就在丹麦、芬兰、荷兰、瑞典和德国开始实行;法国从1999年起开征生态税;英国2001年引入以煤炭、天然气和电能的使用量为税基的气候变化税[4];以旨在提高能源使用成本的能源税、碳税为手段来抑制高碳生产、消费行为是西方国家低碳经济财税政策的一个方面。

在境外碳关税压力和境内大气环境压力之下, 我国开征碳税的呼声很高, 形成了较好的碳税制度舆论前奏。2013年5月, 环保部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送审稿) 》, 将碳税写入了环境税的税目。2016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草案) 》进行了初次审议, 但是该草案所列税目只包含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音四项, 并未包含二氧化碳。从短期看, 征收碳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工业的发展, 但是从长远看, 碳税制度对遏制我国生态环境恶化态势, 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 将会发挥出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绍鸿, 曾凡银, 尤建新.节能减排立法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 (4) .

[2]凯斯·孙斯坦.风险与管理--安全、法律及环境[M].师帅,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85) .

[3]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R].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