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法律（精选11篇）
健全法律 篇1
一、发展民企必须建立健全有利于民企发展的法律制度
众所周知,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法律制度。我国现有的有关民营企业的法律, 有的因为立法时间较早, 存在过时或者与现实不相适应的问题;有的因为建立在经济转型时期, 存在内容缺失或者操作困难的问题;有的尽管立法时间比较晚, 但也存在部分条款滞后或者立法不周延的问题等等。例如, 当时制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时, 立足于私营经济仅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形式这一认识基础之上, 制定的条款过分强调私营企业的雇佣关系, 而忽视了私营企业中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三种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和法律要求, 缺少对私营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相关规定以及权利义务的具体指引, 因而对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显得较为薄弱, 客观上使私营企业主缺乏安全感, 进而导致短期行为的加剧。又如, 我国第一部《公司法》过于重视国家投资公司的法律界定, 而对一般民间投资公司的规定则相对较少。在一人公司的法律适用上差别待遇明显, 国有独资公司的有限责任优惠与《个人独资企业法》中的个人独资企业无限责任的负担形成鲜明的对照, 极大地挫伤了民营企业主和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客观上影响了民营企业以及民间资本的进入。因此, 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民营企业立法, 建立健全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制体系。
二、民营企业法制建设应主要解决的问题
修改、补充、完善和整合现行法律法规中有关民营企业的规定, 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 就民营企业所存在的一些影响其发展壮大的具体问题, 还应当从制度上进行内外两个方面的设计。其中, 明晰民营企业的产权关系, 构建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 扩大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范围, 保障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等, 依然是健全民企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
(一) 进一步明晰民企的产权关系, 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制度选择。
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 就是在一个边界明晰的产权基础之上构建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和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企业产权结构及其状态, 决定着资源配置机制的性质、基本方式和选择空间, 并将最终决定财产的占有和财产的归属关系。而我国目前的民营企业, 有很多还存在产权边界不清, 财产占有关系和所有关系不明的情况。因此, 进一步明晰民企的产权关系, 在产权制度上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选择, 是民企未来发展的动力所在。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中, 有相当多的民营企业采用了家族式的组织形式, 与此相适应, 他们大多选择了个体业主制、合伙制或者股份合作制等产权制度。这种选择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投资者对企业的经营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高风险的制度选择使得民间投资主体较少, 企业层次较低, 企业规模有限。不仅如此, 由于这类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 财产占有关系和财产所有关系在收益上难以划清, 这样最终必然影响民企的持续、稳定、快速和规模化的发展。因此, 法律法规修订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明确规定“谁投资, 谁受益”的原则, 并将该原则作为划清产权边界, 确定产权归属的唯一准则。在这一原则之下, 可以较为灵活地对民企的经营方式进行引导, 使民企具有更加宽松的经营环境和更加强大的盈利能力。
(二) 规范民企的管理体制, 构建科学的内部治理结构。
我国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采用了家族式的组织形式, 实行业主式的管理模式, 依靠业主家长式的统筹安排和个人权威实行企业运作。这种模式往往与小规模的企业形式联系在一起, 企业难上档次, 难以发展。当企业规模扩大以后, 这种模式必然桎梏民营企业的对外拓展。因为任何具有绝对权威的“家长”都难以对庞大“家族”中的所有成员实施有效的监管, 况且, 这种家长式管理本身与现代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相冲突。现在我国部分规模较大的民企已放弃了业主式的管理模式, 而采用了职业经理人 (CEO) 管理模式, 聘请CEO管理企业, 逐步将企业产权与管理权相分离, 这是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规则的。但是, 我们又要看到, 由于组成这类企业职业经理人的经理班子掌管着企业的经营大权, 而又缺乏相应的监管制约机制, 在经营绩效和股东权益的认定上仍难以把持、界定。一些CEO定位不明, 急切希望在为企业作出贡献之后成为企业的产权人, 否则就消极履行职责。当然, 也存在民营企业主聘用了CEO管理企业的同时, 企业产权人又不放心CEO的独立管理, 或者不甘心企业管理大权旁落CEO之手的局面, 而在职业化管理的表象下仍然由企业的产权人牢牢掌握企业的经营决策权, 导致CEO权限大打折扣, 只能在企业决策执行方面发挥作用, 而不能真正进入企业的决策层。因此, 我们必须对民营企业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 通过所有权、管理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共享, 实现企业内部资源同外部社会资源的有效结合, “家人”与“外人”的融合, 企业主与CEO之间的互信。只有建立科学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才是民企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途径。民营企业最终都应当回归到公司制、合伙制和独资制三种企业常态中去加以规范, 根据企业形式将其分别纳入《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轨道中去调整。这既保持了对企业划分标准的统一, 便于理顺各类企业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同时也便于按照不同的企业类型分别建立法律所要求的内部治理结构, 并根据社会发展和需要适时校正和更新内部治理的具体要求。
(三) 改善民企发展的外部环境, 拓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范围。
民营企业的发展除了自身的努力外, 还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是, 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仍然不如人意, 比如阻挠民企发展的“四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检查, 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为此, 温家宝总理指出:“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此外, 改善民营企业的信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不讲诚信的成本太低, 而企业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司法成本往往又太高。这种不正常的经营秩序和环境导致民营企业经营风险太大, 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
融资渠道不畅也是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我国原《公司法》和《证券法》对公司在境内主板上市规定了较高的门槛, 民营企业往往规模较小, 它们要想在主板市场上进行融资是非常困难的, 随着二板三板市场的开放和壮大, 情况会有所改变。和县的华星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板块上市, 企业取得长足发展, 融资对民企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鉴于银行现行的机制使它们倾向于追求风险较小的有政府背景的企业, 整个金融体系表现出强烈的国有经济倾向, 建立健全有利于民营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迫在眉睫。《非公经济36条》明确支持非公有经济设立商业性或互助性的信用担保机构,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 允许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 鼓励银行提高贷款比重, 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但是,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既有外部原因, 也有企业内部的原因, 如企业信用不高等。所以, 光靠法律法规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而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改制却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方向已经明确, 只是道路的长短问题了。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消费品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一般性商业和服务业。尽管现在已经出现了向重工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拓展的现象, 如冶金、汽车、电力行业, 但这不是主要方面。在一些投资效益较高的领域, 例如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通信、石化、电力等行业几乎仍然由国有国营企业包揽。因此, 放宽市场准入, 不仅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难得机遇, 而且也将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非公经济36条》明确规定“平等准入, 公平待遇原则”, 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 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民营资本进入, 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明确支持民营资本积极参与市政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在介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问题上也进一步放宽条件, 并再次明确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铁道部最近公布的实施细则规定民营企业可以进入铁路干支线的建设、货运、通信 (客运仍由国资控制)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 这些行业和领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效率将因市场配置资源而获得充分提高, 传统垄断行业的工作作风将有根本转变, 民营企业将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四) 赋予民企平等的国民待遇, 创造公平竞争的平台。
民企与国企、外企的地位不平等, 不仅体现在市场准入和融资渠道上, 还体现在政策扶持、市场管理和服务、财税价格等诸多方面。比如, 政府每年给国有企业大量的补贴, 只有取消了政府补贴, 民企才有可能与国企居于平等的市场地位。有人说国企是“国民待遇”, 外企是“超国民待遇”, 民企是“半国民待遇”。而另一方面, 外资赚走了大量的利润, 却没有留下多少技术, 这样的遗憾在手机、汽车等一个个领域反复出现, 人们开始思考国外直接投资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 中国经济会不会拉美化。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和全国工商联经济部2007年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民营企业500强的平均经济效率明显优于中国企业500强, 与世界500强相比, 销售净利润率也相差无几。这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赋予民营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 然而, 事实是我们平等讲得很好, 做得却不到位。在我国, 民企除了要面对上述的法律政策上的不公之外, 还要面对各种名目繁多的, 甚至没有名目的乱摊派、乱收费。民企的社会服务体系也不健全, 政府的监管与服务不到位。比如, 政府没有设立相应的民企管理机构, 政府对民企的劳动关系监管不力,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如保险) 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等。因此, 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 消除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实现公平竞争;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 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进一步引导民营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诚实守信、健全管理, 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的自身素质, 为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以上主要介绍了建立健全有利于民企发展的法律体系的必要性, 以及法律应主要解决的四个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 才能构建一个最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和制度保障体系。从《行政许可法》的出台, 到《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 再到《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 同时, 新公司法、新证券法、反垄断法、国资法的通过, 新破产法即将通过,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 体现完全市场导向的法律体系正在形成, 民营企业的春天即将到来!
参考文献
[1].刘晓华.论我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 2003
[2].鹿麟, 王乃峰.家族企业存在的合理性研究[J].科技与管理, 2005, 2
[3].黄丽华.浅析民营企业融资问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4].黄瑞.民营经济法律地位若干问题思考[J].特区经济, 2008, 4
[5].黄华珍.当前民营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下旬刊) , 2011, 1
健全法律 篇2
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于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合理安排各阶层居民收入的再分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重要作用。
一、现行的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现状
财政转移支付法是指调整在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财政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理解的转
移支付法包括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制度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
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般是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政府间转移支付，它是指各级政府之间财政资金的相互转移或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再分配。这种转移支付形式一般有三种：一是中央政府将其预算收入的一部分向下转移给地方政府；二是地方政符将其预算
收入的一部分向上转移给中央政府；三是同级政府之间一部分预算收入的相互转移。凡是相邻两级政府间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力转移
是狭义上理解的转移支付。在我国，从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基础上确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从狭义上理解的财政转移支付制
度。
从形式上看财政转移支付法，是指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范借以表现的外在形式，它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财政转移支付法，泛
指凡规定有关财政转移支付出方面内容的法律、法规、自治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狭义上的财政转移支付法，专指国家立法
机关制定的以《财政转移支付法》冠名的单行法律。在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法》，有关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内容的法律规范散
见于相关法规与规章之中。
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内容一般包括：(1)转移支付的目标和原则。(2)转移支付的形式：目前转移支付的形式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
财政补贴支出，如定额补助，专项补助，结算补助，税收返还及其他补助形式。(3)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核算标准、分配方法、支付规模和
程序。(4)转移支付的管理和分配机构。(5)转移支付的监督及法律责任。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
制度是由四种转移支付的形式构成的：
第一种形式是“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是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开始设立和实施的。我国
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的核心是地区收支均衡模式。我国的收支均衡模式同时考虑了各个地区的财政能力(财政收入)和财政需求，其基本的做
法是：通过测算各个地区的标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并对其进行比较，进而计算出地区的标准财政收支缺口(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大于标准财
政收人的差额)。
第二种形式为“税收返还”。税收返还制度的建立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关键性内容之一。税收返还制度的核心是在建立新的分税制财
政体制的同时，确保各有关地方政府既得利益。另一方面，这种形式通过“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办法，提高中央财政在增值税与消费税
增量上的比重。
第三种形式为专项补助(或者说是“专项拨款”)。“专项补助”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这些专项拨款，由中央
政府拨付，不列入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这种专项拨款的主要特点是拨付款项的有条件性，是由中央根据情况和需要来确定拨款的项目，拨
款的对象，拨款的金额和拨款的时间。专项拨款主要用于给予地方政府的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费，特大防汛抗旱经费以及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
金等。
第四种形式是“原体制补助和上解”。这种形式实际是原体制的产物。从1988年开始，中央政府财政部对部分省、自治区实行定额补助，与此同时部分省市向中央按照一定的比例解。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带有较深的旧体制的烙印，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体
制的要求。
二、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不清晰，事权、财权不对应，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从而造成一部分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不明确，甚至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从而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科学性。
第二，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权威性。纵观各个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最大的共性就是都制定有较高层次的法律。而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政府规章，没有单行法律。因而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权威性和统一性。
第三，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控力度小，均等化功能弱。由于在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中税收返还形式占的比重过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太低，致使中央财政调控权、均等化功能过弱。
第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第五，省一级政府对地、市、县级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缺乏制度建设。
三、完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朝着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框架的目标改革，但是，距离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的、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必须深化改革：
1.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从法律上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范围，明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调节目标和定位。
2.加强财政立法，在《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基础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各项基本制度，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制约制度。
3.简化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重新归并现有的四种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尤其是应当尽快解决原体制补助和原体制上解当中存在的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矛盾的问题。
4.规范专项补助，在进一步科学划分各级政府事权的前提下逐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那些纯粹属于地方区域性的支出项目的补助，并且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和兼顾其他政策要求的前提下，规范各种专项补助，合理分配用于专项补助方面的财政资。
5.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市县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其他配套制度，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我国形成统一的有机体系。
健全法律 篇3
一、我国公共安全法律法规的发展历史
我国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公共安全法律法规是卫生防疫方面的法规——《传染病管理办法》，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解放战争以前日本对我国国民实行的惨无人道的细菌侵害，这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为此，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防治工作，并参照苏联的经验和模式，逐步建立起了卫生防疫体系，《传染病管理办法》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然而在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期间，卫生防疫体系及其工作遭受严重的破坏，卫生防疫工作曾一度处于全面停顿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一系列的公共安全卫生法规出台，才使得我国公共安全的工作从以前的行政管理为主向法制管理的方向转变，
上述法律法规，虽然它们在产生的当时起过积极的效果，但是也显现出很多的弊端，不利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上海甲肝事件的暴发催生出新的法律，这就是1989年《传染病防治法》和卫生部1991年发布的《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在接下来的十几年，这部法律及其规章对于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公众健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02年底的一场“非典”就将问题暴露无遗了：《传染病防治法》的某些条文规定得很粗疏，在实践当中的操作性不强，有些方面的内容欠缺尤其是在传染病的预警方面，另外有些内容虽有涉及但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上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严重弱化等等。以致在“非典”流行初期，有关部门的工作出现较混乱的局面，“非典”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从个别省传播到全国多数省份，犹如进入无人之地。
“非典”的发生给人们敲了警钟，政府部门开始注意到法律体系的欠缺是我国公共安全应急机制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在总结非典型肺炎防治经验和教训、借鉴国际上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颁布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它的出台为控制非典型肺炎紧急疫情以及未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搭起了比较完整的法律框架，然而，由于事态紧急，立法任务繁重，条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方面的缺陷。
二、国外公共安全应急机制中的立法概况
从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践来看，不少国家在重视公共安全应急机制的建设过程中，就先后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下面笔者将对一些国家的公共安全应急的立法情况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一）日本
日本制定有关危机管理(防灾救灾以及紧急状态)的法律法规也是比较多的，到目前为止共约227部。在配合防灾救灾法律的組织实施以外，日本要求各级政府针对本身的业务权责制订防灾计划、防灾基本计划，防灾业务计划和地域防灾计划。计划的内容虽因机构层级的不同，详细程度有差别，但均包括灾害预防、灾害应急以及灾后重建等不同阶段所应实施的防灾救灾工作及内容。
（二）韩国
韩国危机管理机制之所以效果显著，主要得益于其完整的法律体系。韩国有关危机事态应急管理的法律分为战争灾害、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三个大类，其中包括《自然灾害对策法》、《森林法》等，为有效应对各种突发性灾难提供了权威的依据。
此外，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制定了处理公共安全紧急事件的专门法律法规，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如法国的《公共卫生法》、澳大利亚的《公共卫生法案》、俄罗斯的《俄罗斯联邦紧急状态法》等，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公共安全和紧急状态的定义，详细规范了危机来临时期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保障政府能够有效地行使危机时期的权力，最高效率地消除危机。
三、如何健全我国公共安全与应急机制的法律体系
一个国家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建立得如何，取决于该国在这方面的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再好的手段都只能是空中花园，难以得到有及时有效地实施。随着近年来公共安全事件的频发，我国制定起了不少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规定，但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导致我国在处理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时候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总的来说，我国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法律体系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法律体系缺乏一个“树身”。
确切地来说，我国的现有的法律法规顶多只能算是零散的“枝”、“叶”，根本还不足以形成一个体系，因为它还缺乏一个最根本的“树身”。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应从法律保障的高度着眼，我国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规定大多都是在某个公共安全事件发生之后针对这一事件或这一系列事件制定出来的，具有单一性和滞后性，没有形成专门的具有纲领性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基本法。因此，制定出一部关于社会公共安全的基本法律，就是构建公共安全事件的法律体系的“树身”，这是非常必要的。以专门法的形式，把包括天灾、人祸在内所导致危及社会公共安全事项统括起来，规范社会涉及公共安全的活动，让公共安全得到全社会足够的认识与关注，也为其他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强大稳固的后盾。
第二，应急性法律规范存在空白。
我国现行宪法只是规定了全国人大有权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总动员、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规定由国家主席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而对于自然灾害、瘟疫或其他紧急状态没有涉及。紧急状态立法就是对上述紧急状态出现后，有关国家机关可以依据宪法赋予的紧急授权来去制定应急性法规，协调紧急状态时期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动员国家、地区和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对付危机，以控制紧急局势。若紧急状态解除或消失，可视情况决定终止该紧急法规的效力。从国际经验看，国家紧急状态立法有助于明确危机状态下政府的责任、权力和可以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有助于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助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出台《紧急状态法》、建立应急管理法制体系成为当前应急管理的重中之重。
第三，法律效力层次不一、责任机构各自为政。
现行的消防、防汛、地震、公共卫生事件等各专业性的法律法规，是各个部门按职权制定的，各管灾害救援的一面，囿于科学论证不够，造成救灾队伍繁多，无法形成合力，遇到综合性的较复杂的安全问题就更无所适从，程序紊乱。反思现状，实际操作中必须建立统一、协调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理顺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应急体系建设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建立完备的公共卫生安全法律体系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绝非一蹴而就，现在国务院已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期盼在此基础上有更多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诞生，最终让法治的罗盘引导起公共卫生的航船，冲破险风恶浪，驶向安全的彼岸。
健全法律 篇4
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有序并良性运行的基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深入, 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信用法律制度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保障, 其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了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建设进程。在这一背景下, 各界开始了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 对我国健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
一、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初始期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运行到21世纪, 这段时期是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初始期。
1978年, 我国开始改革开放, 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伴随市场经济的运行, 出现了有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 有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对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构建。如《浅议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文章中指出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段时期, 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的研究开始萌芽发展。在这一时期, 对于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主要出现在一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研究的论著中, 没有学者把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作为单独的命题进行研究, 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单薄。
二、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快速发展期
进入21世纪, 从2000年开始,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段时期, 有关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成果较20世纪90年代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增长,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近20年的发展, 已经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下,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在十六大上, 政府提出“五年内把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和框架建立起来”。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研究的重要性开始显现。这一时期,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1. 研究成果数量激增。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及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迫切要求, 催生了各界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研究。以“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为关键词进行知网检索, 仅2001年“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论文有154篇, 超过2000年之前所有年份论文数量的总和, 而到2002年“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论文达到555篇。这些大量涌现的研究成果开始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这一独立研究命题进行了研究。
2. 研究成果综合性、多样化、多角度。
该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明显增多的同时, 较前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综合性、多样化、多角度的特征。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 有一部分是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进行总体性概况的研究, 如余涛《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构建》, 对建立社会信用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概括。还有一些成果从角色机制的角度对社会信用法律体系进行研究。如童天武《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应当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丛中笑《论政府在健全社会信用机制中的作用》等文章, 对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立的主导角色、建立机制, 以及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现阶段存在的机制障碍进行了研究。
3. 出现了对国外先进经验成果的借鉴性研究。
国外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要久远于我国, 在社会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领域有大量的经验和成果, 在这一时期, 有一些学者对国外该领域的先进经验进行了介绍。余辉在《论美国的信用立法—兼论我国信用法律体系的建立》中, 对美国的信用立法和美国的信用立法对我国信用法律体系建立的借鉴意义进行了阐述。同类文章还有边鹰《中美信用法律体系比较研究》等。这些文章结合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立的实际情况, 对国外先进经验进行了介绍和借鉴。
三、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深化发展期
2007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组织领导”“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体系, 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同时,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入发展。
1.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出现了总结和回顾性研究。
经过前期的研究积累,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深化的一个表现就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归纳。李晓安的《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结构缺陷及演进路径》从法律结构本体研究的角度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进行了纵向梳理。
2. 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理论认识进一步深化。
随着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理论认识进一步深化。姚志伟的《社会信用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等文章, 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探索。
3. 在梳理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 也进行了对策的探讨研究。
随着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实践的深入, 一些研究成果从现实角度对健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研究领域进行了问题和对策分析。如温海芳《加快我国信用法律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董慧萍《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等文章, 在对实际问题分析的基础上, 对健全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参考文献
[1]董慧萍.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2 (11)
[2]李晓安.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结构缺陷和演进路径[J].西法学, 2012 (3)
健全法律 篇5
一、法律援助政府责任落实及职能作用发挥情况
（一）党委、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重视情况
和静县党委、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较为重视，2013年和静县在政法系统开展先行先试工作，法律援助是先行先试工作部门之一，和静县政法委下发了《和静县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方案》，加强了法律援助工作，在法院、检察院、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安局、信访局等部门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各联系点悬挂标识，公示了法律援助申请条件。
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和静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目标考核中，该项考核如果不达标，单位不能评为精神文明单位。
（二）法律援助职能作用发挥情况
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和静县在执行《法律援助条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法律援助条例〉办法》规定的标准的同时，对老年人涉及赡养纠纷、未成年人涉及抚养纠纷、残疾人涉及劳动报酬类案件放宽经济审查条件，以上三类案件不审查经济状况可直接申请法律援助，在受理案件种类中，对交通事故等常见的侵权案件种类也纳入援助范围。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我县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并未全面铺开，针对此情况，我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主动到公安局、检察院等部门协调，使各单位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形成机制，走入正轨。
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我中心在和静县信访局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凡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由信访局法律援助联系点受理审查，对于影响较大的群体性纠纷、突发性事件法律援助律师提前介入信访工作，对于农民工讨薪的事件，法律援助中心是成员单位之一，发挥了法律援助在畅通群众诉求和保障群众权益中的作用。2013年，我县参与调解3起农民工讨要工资案件，涉案40余人，为农民要工回60余万元工资。
二、法律援助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
（一）法律援助组织实施情况
1、咨询和案件办理情况。
2011年，和静县办理法律援助截止11月30日，和静县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31起，其中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案43起，接待咨询380余人次，涉案金额三百六十余万元。其中非诉案件76件，诉讼案件55件。
2012年我中心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29件，民事案件115件。其中非诉案件66件，诉讼案件63件，提供法律咨询430余人次，代写法律文书1余份。
2013年，和静县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１53件，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案件１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１34件，其中非诉案件77件，诉讼案件为76件，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达１０４万余元，提供咨询480余人次。
非诉案件增加，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民工讨薪案件，在农民工讨要工资的时，法律援助很难发挥维护权益的作用，因农民工要工资一般案情简单，人员众多，民众情绪激动，要求尽快解决，而法律援助中心在调解时往往力度和权威性不够，仅法律援助一家很难完成调解工作，往往并不能为农民工及时要回工资，2013年11月，和静县13位农民工要拖欠工资，申请了法律援助，通过仲裁、一审，案件至今未结，农民工至今未讨回工资，无法达成及时要回工资的目的。因诉讼时间长，所以农民工讨薪往往不愿申请法律援助，常会演变为群体性上访事件，农民工上访后会有多个政府部门参与，此类事件一旦上访问题一般都能很快解决，而上访后法律援助基本没有作用，故在农民工讨要工资案件中，法律援助工作像“鸡肋”，不能起到有效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
2、便民服务开展情况
我县按上级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了十项便民服务措施，法律援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据实际情况,积极推动政府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普遍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放宽至低保线的1.5至2倍,困难群众申请获得法律援助更加方便快捷，大力推进法律援助向社区、乡村延伸。推行工作站转交申请、联络点联系申请、有关部门引导申请等多种申请形式,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期限,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更加方便快捷,法律援助受理审查工作更加简便高效。服务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适应困难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在提供服务中更加注重质量优化、效率提高和品质提升。
3、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工作开展情交
我县在2012年起公示了法律援助举报电话，邮箱，建立了法律援助投诉受理台帐，目前未接到法律援助案件的投诉。
三、物质保障情况
（一）经费保障情况
和静县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每年5万元的经费保障，本地地方配套的经费主要用于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培训等工作，中央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办案补贴，支付办案补贴的标准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规定的统一标准支付。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工资等其他费用全额政府拨款。法律援助经费的管理使用由县司法局统一监管。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与社会律师办理一般案件平均成本比较，一些当事是本地的同民族间诉讼基本能维持平衡，但一些案件当事人离县城较远或证据不在本地，要到乡镇尤其是牧区取证的，还有不同民族间的诉讼，因法院无翻译，故得由律师自己解决翻译，碰上此类案件，支出高出补贴，律师往往不愿办理此类案件。
对于补贴考虑成本因素，将一些取证时产生的交通费、翻译费等单独列出，按实报实销来给予补贴。当然，此部分要严格限制报销条件，如取证时要被采信的、必须律师亲自取证的证据交通费才予以报销等规定。
（二）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我中心办公用房由司法局统一安排，与司法局在一处办公，在办公楼外醒目处悬挂有法律援助标识，并在路边设置了法律援助中心的指示牌，方便群众申请援助。
我县的法律援助中心配备1部电话，2台电脑，2台打印机，1台打印机具有复印功能，办公室两间，面积约60平方米。
12348法律服务热线已开通，由全县律师轮流值班，规范了值班制度，明确了值班流程，建立了值班登记，能有效的开展工作，四、机构与队伍建设情况
和静县法律援助中心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分类时暂定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现核定编制2人，现有人员4人，其中1人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证。
五、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法律援助情况
我县在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但基本未发挥作用，原因为：以上社会团体中基本没有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二是以上社会团体中因权利受侵害而要求帮助人员较少，因其具有社会帮助的职能，但以上弱势群体利益受到侵害时，很少到上述机构寻求法律帮助。
六、立法及制度建设情况
民事诉讼法律援助与人民法院诉讼费用减免缓衔机制在和静县未建立，此类案件中，当事人虽为法律援助当事人，但要申请减免诉讼费时，法院仍然要按一般程序审批是否经济困难，在县一级建立衔接机制存在困难，建议从上级建立统一的制度才能解决此问题。
健全法律 篇6
关键词：法律体系；防范；不正当竞争
当今社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体育对推动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体育在自身发展日新月异的同时，假球、黑哨、兴奋剂等不正当竞争也趁机渗透到体育之中，亵读着体育精神，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安定和谐。笔者认为，防止不正当竞争要从健全法律法规入手，多管齐下，多点开花，多措并举。
一、要建立健全体育竞争法律法规体系
建立健全体育竞争法律法规体系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体育竞赛的立法，使体育竞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二是体育竞赛的执法，即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国外一些国家专门规定了针对体育运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如马耳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颁布了《运动贿赂法》；在巴西、阿根廷都有“体育法庭”和可以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意大利队足球裁判的管理有非常严格的“行规”，英国足坛打假的三大利器-规则和制度的完善、舆论的监督。
二、要完善社会舆论监督体系
社会舆论监督包括用户监督（如企业和居民举报）、新闻媒体监督（如电视广播和报纸曝光）和体育竞赛参与者之间相互监督（如政府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和居民之间）。应该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社会舆论监督和控制体系，给不正当体育竞争行为制造社会压力。加强新闻媒体监督（如电视广播和报纸曝光）。新闻舆论是一种借助于新闻传媒所传播的事实而形成的公众舆论，具有一种超乎法律和行政力量的权威性、威慑力、感召力与约束力，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舆论氛围，产生一种道义力量，促使当事人或组织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从而保证体育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符合其职业道德规范，黑哨、假球、兴奋剂等大家熟知的竞技体育竞赛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当部分是经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披露出来的，事实证明，媒体监督有时具有比其它监督手段更强的威慑力；加强用户监督（如企业和居民举报）与体育竞赛参与者之间相互监督（如政府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和运动员之间）。
三、要提高体育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
不仅要加强体育运动员的职业道德教育，还要加强体育相关从事人员（如教练员、裁判、管理人员等）的职业道德教育，只有提高全体从业人员的体育职业道德素质，才能从内部和根本上消除不正当体育竞争行为的发生。应该对运动员和从事人员及时和定期进行职业道德培训，使各类人员在体育竞赛中谨守体育职业道德。这就要求教育体育运动员和从业人员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要学会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防止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要教育体育从业人员树立清正廉洁的作风，要求体育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始终不渝地把社会和公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个人利益与社会或公众利益发生矛盾时自觉以社会或公众利益为重，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要教育体育从业人员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维护司法尊严，不得发表有损国家利益和社会制度言论，不得损害公民合法权益。
四、要提高防控技术，阻止竞技体育竞赛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传播与蔓延
提高防控技术包括加强对不正当体育竞争行为的研究；加强投入，改善体育竞赛设施；在体育竞赛中运用各种先进的监督、监控手段、方法和技术。提高竞技水平，成立各单项科研协会，建立科研网络体系，制定教练员、管理人员科研考核与激励措施，加强各方面合作，共同进行科研攻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改善体育场馆设施，政府、企业加大对体育场馆设施的投入，而且要规范体育场馆设施标准建设；加强专业管理与监管人员的培养，可以开设培训班，通过考试，获得资格证书，以便更好的管理和监管体育场馆；完善裁判水平和方法，体育运动裁判方法有利于体育运动成绩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一直在不断改进，如田径中的手计时、电计时、足球比赛中的第四裁判、兴奋剂的检测方法的出现与不断改进、各种大型比赛装有监控等，这些方法有意或无意的预防竞技体育竞赛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使体育竞争朝着有利于体育健康发展的方向发展。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既要使所有人都“不想”或“不敢”（即从内部出发来提高体育动员和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截断不正当体育竞争行为产生的来源），而且又要使他们“不能”（即从外部出发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社会舆论监督体系和提高防控技术，将不正当体育竞争行为扼杀在摇篮之中）。
五、要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监管与惩处力度
制度建设是保证体育竞赛正常和有序的根本保障之一。体育竞争制度建设包括一系统相关规章制度建设，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具体来说，体育竞赛制度建设包括管理制度（包括对在籍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的档案、培训、资格等的管理）、工作制度（各类人员在体育竞赛中的职责规范）、监督制度（对各类人员在体育竞赛中资格、行为与职责的监督与审查）、举报制度（对体育竞赛中各类不正当行为的举报）和奖罚制度（奖励良好的、高尚的体育竞争行为，惩处不正当的、丑恶的体育竞争行为）等。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科学合理地运用体育法律、制度、道德、技术和方法等正义的武器，从体育竞赛的内部和外部规律出发，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管理和监控体系，就能有效地控制和消除不正当体育竞争行为的产生和蔓延。
参考文献：
[1]陈旸；陈建民；罗智波.竞技体育竞赛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防控[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5：590-592.
[2]刘金利.论体育伏击营销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J].浙江体育科学，2009，6：14-16+20.
[3]缪志伟.中国足球联赛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与道德思考[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2：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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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法律 篇7
一、解决证券发行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
(一) 信用中介的作用
证券市场是柠檬市场的典型例子。投资者无法鉴别发行股票筹资的公司是否值得信任, 他们只得在向他们销售的所有股票的价格中减除信任折扣。股价被打折意味着诚实的发行人不能以公道的股价筹集资金从而会转向其他的融资方式, 但对不诚实的发行人来说股价被打折与否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问题, 他们要的只是资金。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通过一套复杂的法律和制度已经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这些法律和制度约束着发行人从而给投资者提供了合理保证。这些最重要的制度包括信用中介——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股票交易所。这些中介能在适当范围内保证证券的质量, 他们若让发行人信口开河, 不负责任地粉饰其盈利前景, 从而会丧失信用并进而影响他们日后的业务。如果中介机构不能指出信息披露中的缺陷, 那么就违背了他们对于投资者的责任;如果他们有意为之, 将会受到民事甚至刑事指控。
但是投资者对信用中介的信赖又带来了道德风险问题。在一个大多数信用中介极力维护其声誉的环境中, 新进入者难免出现冒充信用良好的中介的机会主义行为。投资银行业 (或者会计师行业, 或者证券律师行业) 涉及一种外部性———任何一个个体不能完全获得其在名声方面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信用中介的主要作用是保证信息披露的质量从而减少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但是信用中介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限制了他们发挥这一作用的能力。
解决信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办法:其一是第二层信用中介, 它的作用是保证第一层信用中介名副其实。自律组织就能发挥这一作用。其二是强制性自律组织, 这是一个有些强制的解决办法。强制性自律组织能将行为不良的成员驱逐出行业, 而不仅仅是剥夺了其盗取自律成员良好名声的能力。其三是规定中介机构的最低准入门槛, 保证中介机构满足最低质量标准。监管者给中介机构发放执业许可, 对行为不良的中介机构予以罚款或者吊销其执照, 如果中介机构蓄意从事不良行为, 还可以对其发起刑事指控。
(二) 避免信息不对称的核心制度
1. 有效的监管部门, 起诉人和法庭
证券监管部门 (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作为起诉人) 必须具备诚实品质, 并拥有工作人员、工作技能和财务预算, 以便处理复杂的证券信息披露案件。
司法体系同样必须保持诚实正直, 并具有处理复杂证券案件的足够经验;当必须阻止财产转移行为时能进行快速干预;能够在人们失去耐心之前做出判决。
法律和制度应让民众有机会发现问题, 并且允许集中众多投资者诉求的集团诉讼方式或其他类似方式。
2. 财务披露
法律应规定范围广泛的财务信息披露规则,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应被独立审计。会计和审计规则应保证投资者对及时、真实而完整的信息的需求得以满足。会计和审计规则制定机构应胜任其职, 保持独立, 具有制定良好规则的意愿并保持规则的先进性。
3. 信用中介
会计师应该拥有技能和经验, 以便发现虚假或者有意误导的信息披露。若会计师支持虚假或有意误导的财务报告,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能让会计师承担相应的投资者责任风险, 这样会计师就会顶住客户要求不严格审计或者不作不利披露的压力。
投资银行业应具有调查证券发行人的丰富经验, 因为投资银行业的声誉取决于向投资者销售的证券价格是否过高。如果投资银行销售了披露虚假、误导性信息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让投资银行承担足够的投资者责任风险, 迫使投资银行顶住客户要求进行有利披露的压力。
证券律师应具有确保公司发行文件与信息披露规则一致的丰富经验。
股票交易所应制定有效上市标准并能通过对违反披露规则的公司处以罚款或予以摘牌来实施这些标准。
4. 公司和内幕人士责任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规定对披露虚假或误导信息的公司和内幕人士追究责任并进行其他民事制裁。内幕人士蓄意误导投资者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5. 市场透明度
证券交易规则应确保市场“透明”, 在公开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间、数量、价格必须立即向投资者披露;禁止操纵交易价格的交易规则应真正执行。
6. 文化及其他非正式制度
活跃的财经媒体和证券分析师能够揭露并公开误导性信息披露, 能对公司内幕人士、投资银行、会计师和律师提出批评。
会计师、投资银行、律师、公司管理层应形成相互之间进行信息披露的文化氛围。他们要认识到, 揭露不良信息是他们的责任, 从长远来说对他们是有益无害的。
7. 其他相关的专门制度
中介执业许可制度。会计师和投资银行应受到市场准入管制的约束。
自律组织制度。自愿性或强制性自律监管组织进行的自律监管是对政府中介机构监管的有用补充。
律师责任制度。投资者责任风险是对律师专业谨慎态度的有益补充。
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有时候能发现被中介机构忽略的问题, 他们可被视作第二层信用中介。但是独立董事不应承担过多的责任风险, 否则经验丰富的董事将拒绝履行此职务。
投资基金制度及相关制度。投资基金制度不仅使得个体投资者能分散其投资, 而且使个体投资者避免上当受骗。投资基金行业通过增加资金来源能稳定证券市场, 也增强了对健康信息披露的需求。
社会保险计划。雇员社会保险计划是另一项有用的制度, 与投资基金一样, 它们也是投资资金的来源, 也增强了对规范信息披露的需求。
合理税收体系。高税率会削弱证券市场, 原因是在高税率之下, 很多公司不愿意成为上市公司。证券交易的高额印花税可能使证券市场规模急剧地缩小。
其他相关专门制度还包括:投资银行内部的业务规范, 其作用是保证投资银行的收费不与法律条款相抵触, 不会损害其长远名声;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 它可以在公司审计人员面对公司要求宽松处理的压力时保护公司审计人员;内部会计师和律师, 他们坚持及时、真实而完整的信息披露, 会使欺诈更难以实施, 等等。
以下特定类型的对象可能需要建立有针对性的专门制度。a.风险资本。风险资本基金在早期为高科技公司融资并作为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风险资本基金会对寻求融资的公司进行深入调查, 并在这些公司日后从证券市场融资时提供间接保证。b.债券评级机构。评级机构是重要的信用中介机构, 它们同时评定公司等级和国家风险等级。c.为资金管理人提供评级服务的顾问公司。资金管理行业催生了对资金管理人的业绩进行验证的顾问公司, 也带动了针对具有特定管理风格或者投资重点的资金管理人的业绩编制业绩指数的相关产业。
二、消除自利交易以保护投资者的制度
1.有效的监管部门、起诉人和法院
与解决证券发行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一样, 在消除自利交易以保护投资者的制度中, 证券监管部门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证券监管部门 (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作为起诉人) 必须诚实, 并具有工作人员、工作技能及财务预算去排解复杂的自利交易。
司法体系应保持诚实正直, 具有足够的识别复杂自利交易的经验;当有必要阻止资产转移时司法体系能进行迅速的干预, 其决策延迟不会令人无法忍受。
程序规范须满足的条件是:提供合理的发现民事侵权案件的空间, 容许集团诉讼或者其他可集中众多投资者诉求的方式, 认可通过复原事件的详细过程来证明自利交易的做法。
2.披露规则和程序保护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包含要求广泛披露自利交易的条款。公司法或证券法对于自利交易应规定对于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性程序, 例如独立董事或作为非利益相关者的股东或者两者都通过后必须完整披露。
所有权披露规则, 以便外部投资者知道谁是内幕人士;利益相关的持股人不能就批准自利交易问题参与投票, 自利交易的批准应由非利益相关的持股人决定。相关制度应保证信息被及时、真实而完整地披露。
3.信用中介
内部会计师应对自利交易加以审查并报告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披露。外部会计师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以发现尚未披露的自利交易信息, 并坚持适当的披露。若会计师支持虚假或误导的自利交易信息披露,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会使他们承担相应的投资者责任风险。会计师必须进行严格地审查, 并顶住客户要求其隐藏或不如实披露自利交易的压力。
证券律师应负起责任, 保证公司遵守控制自利交易的信息披露规则。
法律制度应要求公司具有最低数量的独立董事。若公司和独立董事批准对公司不利的自利交易, 他们将承受足够大的责任风险。如此一来, 董事们将顶住内幕人士要求批准这些交易的压力。
4.内幕人士责任
违反自利交易规则的内幕人士应承担民事责任, 而有意违反此项规则, 应承担刑事责任。
5.消除内幕人士交易的制度
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禁止对于投资者不利的内幕交易, 执法部门应执行这些规则。
交易所应制定明确的上市标准, 并让违反规则的上市公司遭受惩罚或摘牌;交易所具有监视并发现内幕交易所需要的资源。
交易规则应保证交易价格的透明, 并禁止操纵交易价格, 所有这些规则应得到切实执行。
6.文化与其他非正式制度
活跃的财经媒体和证券分析师行业有利于自利交易行为的发现和公开。会计师、律师、独立董事、公司管理层中有一种遵守规则的文化氛围。它们应认识到, 隐藏自利交易、批准极为不公的交易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都是不合法的、会引起纷争的行为。
三、其他相关的专门制度
1.同股同权
同股同权制度的作用在于限制持股人投票权和经济权利的差异, 并减弱内幕人自利交易的意愿。限制金字塔式所有权结构的规则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2.收购出价规定
强制性收购出价规则规定, 取得控股权的新股东应参照其取得控股权所支付的价格来购买所有其他股东的股份, 除非小股东放弃这一特别交易的权利。这些权利对外部投资者的有利之处是, 在他们信任现有控股股东的情况下, 若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他们能以合理的价格退出该公司。
3.优先权和赎回权
在对自利交易约束不够的国家, 公司法应规定在合并交易及其他主要交易中给予小股东优先权、在股票公开发行及债转股期间给予小股东赎回权, 这些规则能在一些常见的自利交易形式中对小股东提供保护。
4.内幕人交易公告
规定内幕人要在交易后不久甚至在交易之前披露其交易的规则, 限制内幕交易发生的机会。限制在主要公告例如收益报告前不久进行交易的规则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5.投资基金和社保基金
投资基金和社保基金是间接发挥作用的机构, 这些机构参与公共证券市场上的交易。他们并不直接参与自利交易, 但都希望有一些制度对自利交易加以约束。
6.有效破产制度
对于债券市场, 破产制度是一个有用的核心制度, 这一制度使得债权人在公司违背合约的情况下取得违约公司的资产以弥补其损失。对于资本市场, 控制资产转移的破产制度的有用之处是, 它形成了一种抵制自利交易的环境。相反, 一些对资本市场很重要的制度特别是约束内幕交易的制度, 对于债券市场其作用则没有那么重要。
总而言之, 为了保护投资者, 证券市场需要的法律制度主要是解决证券发行中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消除自利交易以保护投资者的制度、其他它相关的专门制度等方面。证券市场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意味着一国法律和相关制度必然有助于中小股东获得有关公司价值的良好信息, 并让中小股东树立对公司内幕人士 (其管理层和控股股东) 的信心。其中, 对公司内幕人士有信心意味着内幕人士不会通过自利交易或者直接窃取实施有损中小股东全部或部分投资价值的欺诈。若能确保这两点, 一国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具有建立的证券市场的潜力以向成长中的公司供应资金。
参考文献
[1]哈威尔E杰克逊, 小爱德华L西蒙斯.金融监管[M].吴志攀, 等,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2]金泽刚.证券市场监管与司法介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3]陆磊.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制度难点[J].财经, 2004, (20) :54-55.
[4]Chen, Zhiwu, 2003, “Capital Markets and Legal Development:the China Case,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5]Du, Julan Katharina Pistor and Chenggang Xu, “Law,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Evidence from Chinese StockMarkets.”http://www.bm.ust.hk/~ced/iea/Xu%20Chengguang%20DKX_LawGovernance_10-31-04.pdf
健全法律 篇8
一、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
1. 我国食品安全的民法保护。《民法通则》主要是从追究经营者民事责任的角度保护食品安全。《民事诉讼法》从当事人通过诉讼实现其权利的角度保障食品安全, 其中主要涉及食品安全事件的举证问题、判决执行问题等事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也规定了针对缺陷产品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食品安全事件中人身损害赔偿计算赔偿金额的重要依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对生产或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给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2.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对于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只有以追究刑事责任为后盾, 依靠其强大的威慑作用, 才能够达到震慑和预防食品安全犯罪的目的。涉及食品安全的主要罪名包括:非法经营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修正案 (八) 》加重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罚力度, 不仅提高了罚金刑的处罚标准, 而且对责任人判处自由刑给予了更明确的规定, 增设食品安全渎职罪即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滥用职权罪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玩忽职守罪, 对从根本上解决以罚代刑, 预防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刑法修正案 (八) 》第二十五条规定,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 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的解释》是目前食品安全领域刑法犯罪定罪量刑经常用到的法律依据。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中对食品安全犯罪的量刑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对累犯、惯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和巨额的销售罪犯处以死刑, 犯罪必须坚决予以判处死刑的法律, 应依法惩处。
3.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行政法保护。行政法对食品安全的管理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便捷的。有关食品安全的行政法规包括:《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盐加碘防止地方性甲状腺肿条例》、《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 另外还有许多行政规章, 它们互为补充, 相辅相成, 在食品安全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行政责任主要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责令改正、警告, 吊销证照, 罚款、没收等形式。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缺陷
1.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缺乏统一协调性。完善的法律体系在食品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是以消费者优先理念为基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虽然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建设发展迅速, 特别是《食品安全法》的颁布是我国食品安全制度创新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食品安全法》与原有的《企业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之间没有良好的协调。由于不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立法主体不一, 造成法律法规之间缺乏统一协调性, 进而导致各个法律法规在食品安全的规制监管方面存在各种的冲突, 从而会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规范带来很多不便, 留下许多真空地带。
2.针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在英国、美国等西方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相对健全的国家, 食品的经营者如果违规, 将会遭受十分严重的惩罚。依据英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如果只是一般违法行为, 应当给予五千英镑罚款的处罚或三个月以内监禁的处罚, 如果销售的食品不符合质量标准要求, 或供应的食品导致他人的健康受到损害的, 则应当受到两万英镑罚款和六个月监禁的处罚。情节的违法性和损害后果, 非常严重的, 行为人将受到不受数额限制的罚款或两年的监禁。由于制裁措施严厉, 违法成本很高, 生产经营者一般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我国相关法律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在法律责任的设定上覆盖面过窄, 处罚力度较轻, 使得法律缺乏应有的威慑力。这就造成生产经营者为了暴利往往敢于铤而走险, 不能有力打击食品违法犯罪行为。虽然《食品安全法》相对提高了违法成本, 但还远远不够。
3.对于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中的制衡作用认识不清。我国十分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不断加强对制造、销售掺假掺杂食品、假冒食品、不安全食品的打击力度。但是, 由于我国食品生产加工经营企业数量庞大, 而且以分散经营为特点, 国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人力财力有限, 这就需要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中发挥重要的制衡作用。各国食品安全领域的相关法律都充分鼓励消费者积极同制售不安全食品或掺假掺杂食品的生产经营者作斗争, 但我国《食品安全法》没有充分体现这一理念。正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虽然规定了“双倍赔偿”制度, 但消费者想要要真正得到双倍赔偿却并非易事。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要得到双倍赔偿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经营者有欺诈的故意; 二是消费者有因经营者的欺诈而上当受骗的结果; 三是消费者上当受骗的结果与经营者的欺诈有因果关系。在实践中, 要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是比较困难的, 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是不可能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消费者要证明经营者具有欺诈的故意十分困难, 这就使得经营者在往往可以逃脱了“双倍赔偿”的惩罚。
三、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1.整合已有食品安全法律资源。《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 依照《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行政法的规定, 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不同分工, 制订了配套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但是不同部门在解答基层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时, 对法律法规的解释并不统一, 让基层无所适从。食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食品安全危害不可逆转。因此, 有必要明确权威解释机构, 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解释也应及时、统一。对此, 笔者建议要增强立法解释的及时性和权威性, 整合现有的法律资源出台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 建立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 全方位多层次的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同时, 在立法上, 建议将食品安全问责制写进法律, 合理有效地问责制将会使政府加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督, 并且在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能快速有效地解决。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 健全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要立足于本土国情, 借鉴世界上食品安全立法的先进思想和理念, 食品安全国际组织的指南或示范性标准, 履行我国签署所承诺的国际协议。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应是综合性的、可实施的、有效的法律法规体系。
2.针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加大处罚力度。虽然《食品安全法》相对提高了违法成本, 但还远远不够。应严厉制裁, 有力打击食品违法犯罪行为, 使生产经营者不敢轻易以身试法。让法律显现应有的威慑力。
健全法律 篇9
一、规定借款人基本条件及对象范围
小额贷款向具备创业能力和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发放。首要条件是借款人具备创业的能力, 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能够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国家有必要在立法上规定借款人的基本条件。即:有创业愿望、有创业能力、有创业项目、并有一定数量自有资金的创业者, 可获得小额担保贷款支持。
二、明确小额担保贷款专门机构及相关部门职责范围
小额担保贷款在运作过程中涉及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人民银行、经办金融机构、担保机构等多个部门和组织, 需要各部门互相合作、互相配合、各负其责。但各部门追求的价值不完全相同, 如在贷款规模上, 政府希望规模越大越好, 而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则希望控制贷款规模, 尽量节省开支降低成本, 它们行为之间往往会产生摩擦, 为此, 立法应明确规定各部门的具体职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小额担保贷款的初审工作;经办金融机构负责完善贷款管理办法, 落实贷前的严格审查, 负责安排一定规模的放贷资金和贷后的跟踪管理;财政部门按季度落实贴息资金, 并从预算资金中安排专项资金, 逐步增加担保基金, 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管;担保机构依照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 履行担保义务;规定银监部门在小额担保贷款中的行业监管地位, 履行其对金融机构承办小额担保贷款业务的监管职能;人民银行应加强信用环境建设, 指导地方政府完善信用制度体系建设, 为小额担保贷款提供信息资源, 加快推动本地区社区信用平台的建设, 加快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的完善, 为经办金融机构发放小额担保贷款提供信息和便利条件。
三、规范贷款金额、期限、利率, 简化贷款程序
1. 合理确定小额担保贷款额度。
贷款额度应考虑借款人的创业能力、物价水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优势情况等。
2. 合理确定贷款期限。
按不同创业项目实际收益预期的不同, 确定本金回收期来确定合理的贷款期限, 按经营项目的不同, 规定2-5年的贷款期限并合理确定贴息标准:对已经通过小额担保贷款扶持实现成功创业, 且按时归还贷款的创业人员, 可视其经营项目的扩大和带动就业人数增加的情况, 提供二次创业贷款扶持, 其贷款期限在法定范围内可适当偏长一些。按借款人生产经营周期和其他实际情况确定灵活的还款方式。如分期还款, 既有利于培养借款人的还款意识, 增强借款人还款责任感;又有利于经办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及时掌握风险状况, 减轻贷后管理压力。
3. 规定受国家调控的市场化的弹性利率。
立法应规定小额担保贷款实行有限制的市场化利率政策, 利率水平必须在法律规定上限内, 依据风险、信用、偿还能力的不同, 适当控制贷款利率的浮动, 允许实行差别贷款利率。
4. 简化贷款程序。
立法应明确规定, 只要项目可行, 符合规定, 有担保措施, 金融机构就应对其及时发放小额贷款。即遵循“借款人自愿申请、信用社区信用评级并推荐、担保机构承诺担保、经办银行审批放贷”程序, 并规定金融机构要把小额担保贷款列入经营计划, 进行专项管理。
四、完善信用法律机制
诚信法律机制是解决小额担保贷款制度问题与障碍的根源, 信用体系建设, 尽管是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 但它始终离不开法律机制的引导。应在《小额担保贷款法》中专章规定小额担保贷款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个人征信系统和个人失信惩戒机制, 以法律手段促进信用安全加强借款人信用体系建设对符合贷款条件并申清小额担保贷款的借款人进行诚信调查, 根据调查情况确定该借款人的信用等级, 建立诚信档案。承办金融机构事前审批贷款时要以信用档案为基础, 综合考查贷款项目的风险性、贷款回笼等因素来确定是否发放贷款、贷款数额、贷款利率和期限;事中要强化监督管理, 防范违规使用贷款的事情发生;事后将贷款回笼和项目发展情况载入借款人个人信用档案, 调整其信用等级。对骗取贷款、违规使用贷款等违规违法行为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信用建设需要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与之相配合, 特别是离不开人民银行和街道社区的配合, 立法应明确人民银行在信用体系建没中的职权和职责, 建设信用社区的程序及激励措施。
五、完善风险控制法律机制
建立小额担保贷款风险共担机制。小额担保贷款借款人投资的创业项目存在市场风险, 立法应降低或控制这一风险, 为小额担保贷款制度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应修改保险法规, 鼓励保险公司开展对创业贷款的保险业务。建立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性保险制度, 形成银行、保险公司、政府对创业的风险共担机制, 分散和化解借款人创业投资风险:按规定省级贷款担保基金必须适当分担市级贷款担保基金的损失, 在省财政直管县的情况下, 由于一些地方财政紧张, 省级贷款担保基金也应适当分担县级贷款担保基金的损失, 因此, 立法应建立健全风险担保基金的补充补偿机制, 明确省级担保基金对市、县级担保基金的补偿渠道时间及比例。若发生呆账坏账损失, 经办银行和担保机构必须共担风险。
六、完善监管法律机制
1. 明确监管主体。
确立政府监管和自我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
2. 明确监管职责。
人民银行通过建立个人资信系统, 强化贷款信息监管, 并对商业银行落实小额担保贷款情况进行监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贷款用途、创业培训进行监督检查;经办金融机构对防范金融风险进行自我监督。
3. 明确监管措施。
规定不良贷款率比例, 会计及审计制度资信评估措施, 创业培训监管措施, 风险补偿制度监管措施, 财政贴息监管措施, 贷后监管措施等。
七、规范财政、就业和金融协调配合法律制度
1. 加大财政对就业再就业的扶持规模和力度。
2. 通过完善财政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 创新金融制度协调经办金融机构商业性与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性之间的矛盾。引导经办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小额担保贷款业务, 充分发挥小额担保贷款制度促进就业效应。
3. 通过财政和金融的配套支持, 加大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政策的倾斜力度, 充分发挥这类企业对扩大就业再就业的拉动促进作用。建议立法规定, 除国家限制行业外, 创业人员所获得小额担保贷款, 均应享受中央财政全额贴息。
八、完善责任机制
1. 宏观调控责任机制。
宏观调控主体对其拥有的宏观调控权既是权利, 也是义务, 其违背法定义务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的《宪法》、《立法法》对于调控主体承担法律责任作了较为笼统的规定。但是, 仅仅对法律责任的简单规定是不够的, 是有缺陷的, 一般认为, 责任的政府是以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等形式来体现政府对人民负责和对法律负责的要求。小额担保贷款制度中, 既有财政部门的财政调控行为, 又有人民银行的金融调控行为, 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 其行为的不当行使, 是对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损害, 而不是特定个人利益的损害, 小额担保贷款制度中宏观调控责任机制应包括法律责任机制、政治责任机制等。
调控主体在拥有宏观调控权的同时, 对公民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从法学的角度看, 政治责任主要来源于宪法, 是一种宪法上的责任。与法律责任一样, 就业宏观调控主体承担政治责任也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 即就业宏观调控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因就业调控决策行为严重失误、失职, 给经济发展和就业促进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必须承担政治责任。
2. 完善贷款当事人责任机制。
借款人没有按时返还小额担保贷款本息的, 经办金融机构有权依据小额贷款合同采取法律措施实现债权, 所产生的诉讼及其他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同时, 对借款人进行信用降级, 使其丧失再次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资格。借款人应接受经办金融机构、担保机构等部门的贷后管理和监督, 按贷款约定用途使用贷款, 若发生违规使用贷款, 经办金融机构有权提前向其追还贷款, 并给予其信用降级, 担保机构也有权与经办金融机构约定解除担保合同。借款人必须确保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有关资料的真实性, 在经营过程中若发生突发事件, 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风险, 并及时向经办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报告。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利用小额贷款发展经营, 所增加的就业岗位, 应当优先吸纳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对贷款人恶意欺诈, 获得小额贷款, 并逃避偿还债务的, 必须依法追究其金融欺诈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责任等。
完善担保机构责任机制, 对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及时提供担保, 签订担保合同, 履行担保责任;完善与经办金融机构的合作制度;规定反担保人的基本资格条件和反担保程序, 并制定逐步降低或取消反担保办法;完善贷款发放及实效等问题进行检查制度, 完善担保机构对担保基金的代偿责任机制等。
3.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要完善促进就业的目标责任制度;完善促进就业工作协调考核责任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参考文献
[1]商婷婷.刍议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法律风险的防范[J].法制与社会, 2009 (8)
[2]姚平, 刘强, 姚俊.推进小额担保贷款支持创业促就业——以芜湖市为例[J].中国金融, 2009 (5)
健全法律 篇10
《意见》提出力争经过五年左右努力, 基本实现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比较完善, 级次有较大提升, 制度建设质量有显著提高;财政决策更加科学民主, 执法行为更加严格、规范、公正和文明, 法律制度执行效力显著增强;政务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 财政法律制度执行监督进一步强化, 监督效能切实增强;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组织领导和保障更加有力, 财政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自觉性、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意见》要求进一步健全财政法律制度体系, 包括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完善国库及国债管理制度;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推进税制改革, 完善税收制度;健全非税收入管理制度, 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规范财务管理行为;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完善会计管理制度体系, 加强会计监督;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资产评估行业管理制度, 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管理;完善财政监督管理制度, 强化财政监督。进一步提高财政法律制度建设质量。包括完善财政法律制度制定程序, 提高立法技术;加强财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公开和清理工作。进一步增强财政法律制度执行效力。明确财政重大决策范围, 通过规范的决策程序作出决策;按照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要求规范财政重大决策程序;建立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评估制度;规范财政行政执法行为、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完善行政执法风险防范机制, 有效防范和控制执法风险。进一步提高财政法律制度执行的监督效能。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积极推进财政政务公开;建立健全财政法律制度执行监督评价机制;加强财政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制定财政部门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行政问责制度, 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
《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提高财政部门和财政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能力。重视财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继续推进领导干部法律教育制度化、规范化, 建立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培训长效机制;建立由主要领导牵头的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领导机构, 并建立健全领导机构议事协调工作制度;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将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纳入目标考核体系、绩效考评体系;强化财政部门负责人作为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把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能力与水平作为加强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厘清财政法制工作职责, 充分发挥财政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中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要加强财政法制干部培训, 建立一支懂财政、通法律、政治强、作风硬的高素质人才队伍;采取各种有效形式, 不断创新财政法制宣传教育模式, 精心组织财政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营造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良好社会氛围。
健全法律 篇11
关键词：低碳经济,财税,激励,机制
自2003年英国发布能源白皮书率先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 世界即已步入了继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经济发展模式的竞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坚定了世界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全球气候协定的达成, 为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拼尽全力。就我国而言,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正式确认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2016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 推动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完善碳排放标准体系, 加大低碳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力度。为实现我国低碳发展目标, 落实国际减排承诺, 就我国现状而言, 健全完善低碳发展财税金融法律激励机制实为当务之急。
1 建立健全碳产权制度
当大气环境足以承载人类活动引起的污染排放时, 大气环境是可以自由进入的。而当温室气体排放超出大气环境合理容量时, 排放空间就成了稀缺性资源。在排放空间具有明显的财产权属性时, 若不进行明确的产权界定, 必然会导致大气环境的“公地悲剧”。这一点已被以科斯为代表的环境产权理论所证实。该理论认为, 缺乏明确界定的产权, 没有市场价格, 或是定价太低或补贴, 是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这类问题可以通过明确产权关系来解决。大气环境容量产权化途径是通过立法上的碳排放总量控制, 经国际法和国家法共同作用来实现的[1]。在国际法层面, 《联合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条规定:“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涉的水平上。”根据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国际法原则, 《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国家 (主要是发达国家)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 确定了具体减排指标。在国内法层面, 欧盟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确立了《京都议定书》所做的碳排放的行为限制, 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开始稀缺, 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 从而形成碳资产或碳产权。
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确定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降低17%的约束性指标。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进一步强化和细化了“十二五”规划减排要求。2016年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降低18%的约束性指标, 相关的细化目标正在制定之中。以上只是建立我国碳产权制度的先期基础, 离真正的碳产权制度建立还有很长的路。产权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两大基础, 即物品的稀缺性和有用性[2]。当前, 二氧化碳排放空间的稀缺性和有用性当属无疑, 但是其稀缺性并未落实到每个市场主体上, 一般来说, 企业排放二氧化碳还是不受限的。市场主体体现不到碳排放空间的稀缺性, 碳产权制度建立也就无从谈起。现实的做法是, 充分借鉴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法的立法经验, 在积极支持和推动地方排放权创新行动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碳排放许可证制度, 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条件成熟的话, 可以将碳排放权纳入《物权法》, 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物权种类。
2 建立健全碳交易制度
传统的环境管制途径通常被称为“命令与控制”型管制, 这种管制倾向于迫使每个厂商承担同样份额的污染控制负担, 而不考虑相应的成本差异问题。碳减排效率要求以最低的可能社会成本实现任意期望水平上的减排, 呼唤基于市场的成本与效益型减排模式。此模式能够激励减排成本最低的厂商进行最大数量的减排, 刺激企业采用更为经济和成熟的污染控制技术。国际层面的京都三机制即联合履行、排放贸易、清洁发展机制, 国家层面的英国排放交易体系、美国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意大利鼓励可再生能源的“绿色证书”制度和提高能源效率的“白色证书”制度, 均是对市场化减排需求的一种法律回应[3]。以上制度通过排放权、可再生能源证书或是能源效率证书的市场化交易的方式, 降低主要能源生产和消耗领域的二氧化碳减排水平。
2011年,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并确定了北京等7省市为首批碳交易试点城市。2012年十八大报告从国家战略高度强调“要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这一系列政策及行动成为建立我国碳市场的先声。但是这里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第一, 我国实行的是自愿碳交易, 而碳交易的主导模式则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行的限额—交易, 因为碳交易的基础在于确立碳排放的产权属性, 而碳产权确立的关键在于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无总量控制的碳交易能否形成市场很值得怀疑;第二, 以部门规章确立碳交易制度, 缺乏足够的权威性, 因此应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制定, 以国家立法来推进碳交易制度。2016年上半年, 习近平访美期间, 中美两国再度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国将承诺到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届时, 我国低碳法律政策将面临着很大的创新变革。
3 建立健全碳税制度
建立在碳基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形成的大量碳排放, 带来了大气环境外部性问题, 即企业生产带来的大气环境恶化使社会受损, 但是造成外部性问题的企业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从而形成了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 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 这种税就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所提出的庇古税。从广义上说, 庇古税是解决所有如何内部化外部性问题的办法。为此, 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在立法上确立环境税制度。碳税制度早在1990年就在丹麦、芬兰、荷兰、瑞典和德国开始实行;法国从1999年起开征生态税;英国2001年引入以煤炭、天然气和电能的使用量为税基的气候变化税[4];以旨在提高能源使用成本的能源税、碳税为手段来抑制高碳生产、消费行为是西方国家低碳经济财税政策的一个方面。
在境外碳关税压力和境内大气环境压力之下, 我国开征碳税的呼声很高, 形成了较好的碳税制度舆论前奏。2013年5月, 环保部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送审稿) 》, 将碳税写入了环境税的税目。2016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草案) 》进行了初次审议, 但是该草案所列税目只包含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音四项, 并未包含二氧化碳。从短期看, 征收碳税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工业的发展, 但是从长远看, 碳税制度对遏制我国生态环境恶化态势, 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 将会发挥出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绍鸿, 曾凡银, 尤建新.节能减排立法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 (4) .
[2]凯斯·孙斯坦.风险与管理--安全、法律及环境[M].师帅,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85) .
[3]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R].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