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论文（精选8篇）
思潮论文 篇1
从新思潮到维新思潮
一、听我讲过去的历史故事（19世纪四五十年代）
故事1距梁启超出生还有33年，鸦片战争爆发了，不久林则徐被遣戍伊犁，途经镇江，身在扬州的魏源渡江而来。那是1841年7月的一天，当晚两人同宿一室，“万感苍茫”，“倍觉中国官府对外国政事之全然不知”，遂彻夜长谈。此前一年，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曾指挥他的“翻译小组”编译英国人所写的《世界地理大全》，集成《四洲志》，未及出版。当晚，林则徐将书稿以及其他一些资料全部交给魏源。魏源接受嘱托，一年后成书，并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他在《海国图志原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而作。“
学习行为1：魏源基于什么背景、在哪本书中表达了何种基本思想？用你的历史语汇重新表述魏源思想的含义；并且用现代化史观阐述它的思想价值。
故事2距梁启超出生还有12年，太平天国与清政府鏖战江南，作为林则徐的得意门生冯桂芬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此时正洋务运动兴起，谈洋务者都以各种方式表达这种思想，并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到梁启超呱呱坠地时，脱胎于洋务派的早期维新派提出了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的设想。梁启超23岁那年，他协助老师康有为发起了公车上书，就在这时《万国公报》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开展时，洋务派干将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猛烈批判维新派，反对政治制度改革，此时离“百日维新”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学习行为2：从冯桂芬到张之洞，学西方求变革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与魏、林的思想有怎样的师承和发展关系？简述其演化历程
故事3（1890）18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也结识了33岁的康有为，投其门下，同赴广州万木草堂，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在广州，康有为写下《孔子改制考》等著作。1895年春康梁再次赴京会试，发起“公车上书”。随后梁主持北京《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并赴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发表《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充满激情地提出：变者古今之公理，要伸民权、设议院。然后，再赴澳门筹办《知新报》，1898年回京参加变法运动，看到了新出版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深为进化论所折服，7月，他受光绪帝召见，赏六品衔，遂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同在朝廷参政，在频繁的政令颁发中忙忙碌碌。9月政变发生，梁亡命日本，时年26岁，在日本他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学习行为3：维新思想是否也属学西方求变革的思想？在诸多宣传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中，梁的政治主张更直接也更明朗，且影响更广泛。结合教材和本材料，比较康、梁、严的不同主张，说明这一结论的依据。
故事4当90年代京师（北京）嚷嚷着变法的时候，广东却有一部分人筹划着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这部分人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断发改装，以示与清政府决裂。当革命派将“创立民国”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奋斗目标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参与组建海外保皇党，创办了《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成为改良派的主将，因其文风的明白晓畅、激情洋溢，影响着一部分知识分子。
学习行为4：兴起于19世纪末发展于20世纪初的学习西方、求变革的思想是什么？其实
践价值表现在哪里？梁启超在日的作为及其影响，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复杂性何在？
二、帮我理出故事里纷乱的头绪
在梁启超呱呱坠地的19世纪70年代，既有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又有了早期
维新派的宪政思想；当梁启超20岁出头正血气方刚时，历史进入了90年代，“中体西用”的变革思想开始对阵“君主立宪”的变法思想，有趣的是，“中体西用”的变革思想受到大部分官员和士大夫的赞赏，光绪帝还在1898指示各省广泛刊发，其实张之洞的主张与维新派有很大不同，而更激进的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潮已在暗流涌动，“风起于青萍之末”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接近而立之年的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对阵革命思想，由于其学者功底、文章家的水准，同样有“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架势……
学习行为5：思想的涌动是浪花翻卷千堆雪，交错层叠，而不是单一的线性递进。试将19
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思想史各切开一个横截面，佐证这一历史认识。
历史故事里涉及到林则徐、魏源、冯桂芬、张之洞、梁启超、孙中山等有识之士，串联起
了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期间不同的思想往往呈犬牙交错的状态，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九十年代的时候。但即便犬牙交错，也总有一些新出现的主流思想傲然潮头。
学习行为6：梳理线索（1）划分出晚清思想史的历史阶段（2）每个阶段的主流思想的命
名（3）思想史的犬牙交错状态的描述。（4）按照时段与派别、代表人物、主流思想、实践价值四个栏目，制成一张表格并正确填写。
三、助我剖析维新思想的内核
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
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官制之义乃在伸民权、设议院。
——梁启超《变法通议》 学习行为7：（1）“朝士“所言”西法”指什么？（2）“言变法者乃纷纷”的直接背景会是什么？
（3）作者认为变法的“要其大成”在哪里？指出这一“大成”的实质。（4）这一“大成”在1898年6月演化为哪一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的实际结果怎样？
戊戌时期，梁启超因感奋国事阽危而升腾起变法自强的使命感，他一方面为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奔走呼号，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向传统观念求助。„„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目标，力图冲破封建体制，但又难以摆脱封建羁绊，这是维新志士新旧杂糅的共同心理特征，梁启超也不例外。
——李华兴《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
学习行为8：（1）理解材料中的“国事阽危”和“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历史含义；（2）所谓维新派“小心翼翼地向传统观念求助”，你能找到什么史实作根据？（3）材料中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体现出维新思想的特征是什么？（4）维新派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目标”实现到了什么程度？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少年中国说》发表16年后，梁启超参与鼓动的倒袁（世凯）运动结束。同年孙中山偕宋
庆龄到海宁。面对惊涛汹涌、万马奔腾的钱塘大潮，孙中山叹为奇观，挥笔写下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这是什么潮流？民主宪政之潮，少年责任之流。 这是历史潮流还是现实潮流？是历史也是现实。
四、我们一起倾听：历史深处的潮流声响
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林则徐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炮不能及，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转展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魏源如此惊叹： “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他们开眼看世界了。
梁启超流亡日本两年多以后，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在1900年12月23日发表了评述中国政治命运的文章：当社会改革露出端倪时，改革的拥护者并非那些无知的或不分是非的人，而是属于这样的人，即他们敢于独立思考，并能从商业的观点预测到大清国未来除非融入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行列，否则可能发生巨大的政治灾难。
据材料推断当时的潮流是什么？改革者希望“大清国”如何融入？所谓的“政治灾难”是否发生了？这一“灾难”是什么？
——融入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行列，进行社会改革。——维新变法，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
梁启超流亡日本一百年后，上海社科院李华兴发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化》:戊戌时期，梁启超因感奋国事阽危而升腾起变法自强的使命感，…以资本主义近代化为目标，力图冲破封建体制，但又难以摆脱封建羁绊，这是维新志士新旧杂糅的共同心理特征，梁启超也不例外。
当时的世界潮流在“也不例外”的梁启超身上，表现出怎样的中国特征？面对世界潮流，“也不例外”的梁启超表现出怎样的个人品质？ ——摆脱不了封建羁绊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振兴国家的使命感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他鼓吹改良反对革命，但并不意味着他走向“民族振兴、中国发展”的反动。且看他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思潮论文 篇2
关键词：文学,伤痕思潮,寻根思潮
伤痕:控诉一个时代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载入史册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代。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人们的“个人意识”和“反思意识”渐起,历史创伤的记忆与反思在知识青年和普通百姓当中开始酝酿,而最明显的反映就是体现在文学内容与文学气质上,经过十年的压抑与苦闷,文学再一次拨开云雾,迎接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鼓声。重新审视那个时代的文学沉浮,我们可以“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焦灼地探求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的反映。”[1]
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站在了历史的主体上,卢新华的一篇振聋发聩的控诉小说《伤痕》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它真实记录了那个人们曾经无法言说、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的时代的血泪,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的正常轨道,摆脱了‘假、大、空’的浮泛风气,他们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阅读讨论。”[2]所以说“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它把人们的血和泪、苦和痛、罪与罚有力的控诉出来,继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后,一大批描写文革创伤的作品出现,形成整体民族的创伤记忆的反思,那是一个悲剧与黑暗的文革记忆,但从今天的研究来看,当文学简单地对历史控诉和揭露,文学就带有极强的历史外在性与时代外显性。
寻根:回归文学本质
八十年代的到来,隐去了七十年代的躁动与狂热,文学开始回归到它的本质和中心。韩少功的《文学的“根”》率先宣称“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士无限感的对象化的表现。” [3]
学者陈思和认为“寻根文学”思潮中产生的作品“代表了文学的美学意义与个性意义,它关注个人,关注内心,关注人性与人情,它关注风俗画与文化源流中的根的联结意义。而作品都是展示出历史感于现代感密切交融的特点,既区别于过去在小说里直接卖弄历史文献材料的知识性作品,也区别于肤浅地表现农村生活的现代乡土文学。” [4]所以寻根文学的民族化与本土化,寻找文学中的抑或是文化中的“根”成为许多作家的追求。
于是寻根文学不胫而走。文学的本质是人学,而人学不是口号,不是政治标语,而是深存在人的灵魂中。可见“寻根文学出现了偏离强烈政治意识形态性,偏离现实批判,政治历史反思的现象。”[5]政治运动少了,政治宣传少了,政治号召少了,文学回到自身,于是日常生活、风俗地理中的个人命运的书写便成了作家写作的主流。韩少功的楚文化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气质的再现,如《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如《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往事》等,陕西秦汉文化固有的粗犷质朴展现得淋漓尽致 ;郑义的展现与现实文明相隔太深的人物,如《远村》、《老井》;北京宫廷与市井生活的场景展现,如陈建功的《找乐》,邓友梅的《烟壶》;王安忆的上海弄堂文化,如《小鲍庄》、《大列庄》等 ;冯骥才的具有天津民俗风情的文化,如《三寸金莲》等。他们放弃了那种直接对历史的大揭露和大控诉的艺术手法,而是在对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中,展现那里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贫穷、愚昧、固执、弱小、浑浑噩噩或者盲崇、依附,就比如《爸爸爸》笔下的“丙崽”,阿城笔下的《孩子王》,在单纯的故事叙述中,包含着广阔的社会哲学意义思考,文学回到了平静但又不露声色的叙述与抒情轨道上来,“寻根”思潮可谓功不可没。
寻根思潮:世界文学的呼唤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门打开了,世界文学的思潮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国进而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创作。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将自己悠久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源植根于文学土壤中,描写他们民族地区的丰富多彩的古老文化,产生了轰动性的世界效应。特别是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奖后,这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中国作家的神经,很多中国作家也坦诚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
在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着东方∕西方,中国∕外国,城市∕乡村,现代∕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叙述中国乡土,就只能是现实主义。本土性、乡土、乡村,似乎与现代主义,更不用说与后现代主义相去甚远。” [6]的问题时,突然间一股魔幻般的新奇少见的文学描述闯入中国作家的视野,可以说不能不让他们惊奇和惊叹。作家陈忠实就坦言“在《世界文学》上读到古巴一个作家卡朋特尔的《王国》,尤其是他的创作历程的故事对我启发很大。这个时候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中国,对我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7] 在高喊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八十年代,那时的中国作家们是激情蓬勃的,满怀期待的,他们急于寻找一种类似与本民族相关联的深扎于本民族土壤的文学样式,能够走出国门的文学审美形态,于是寻根文学思潮在内外因素的夹击与影响下,便应运而生了。可以说寻根文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现实的。
寻根思潮:世纪性的美学意义
无论如何,寻根思潮掀起的不单单是文学上,更掀起了在美学、哲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上的波澜。中国人走出了‘伤痕’时期的痛楚,迎来了理想主义的狂热与躁动不安时期,面对文化的守护与否,民族的根本在哪,于是新思潮在中华大地上衍生。就如鲍昌所说“典型的‘寻根’作品,是向历史纵深的艺术回归……它是一个民族心理的沉重记载,一个生死攸关的时代象征。” [8]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有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有过五四时期对“人”的呐喊与奔突,有过“十七年时期”对“人”的曲解与单一化,有过文革时期对“人”的简单化与妖魔化,到了八十年代,开始直面人的本性与人的哲学,“人”成了真正的人,人不再是政治标签,不再是政治空物。它赋予文学以独特的审美意义与悲剧色彩。汉文化的意向在他们笔下有了神韵,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关照,对区域文化的挖掘和审问,不遗余力。
架起大炮打思潮 篇3
发现号返回地球的当天早晨，地面控制中心是用披头士经典歌曲《你好，太阳》来唤醒宇航员，那音乐格外动听。发现号返回地面时，夜幕中机头熠熠闪亮的航天飞机出现在电视画面上，非常好看，是一个壮观的景象。
在宇航方面，科技目的与军事目的紧密缠绕一起，很难说哪个为主哪个为次。这一次发现号从发射到降落，全世界高度关注，人们几度揪心，因为它毕竟是代表人类成就的太空穿梭飞行。它安全降落，人们欢呼，也完全是为了人类探索与征服宇宙的一次成功。
记得美国发展航天飞机的同时，前苏联以发展宇宙空间站闻名，曾有过激烈的竞争，军事上争霸宇宙的意义就为主了。较量的结果，是由两国的經济实力来决定。如今，人们只看到航天飞机飞上去又飞回来了。
有人说：一个家庭的收入，如果只能填饱肚子，那么连添件衣服都会很困难。当这个家庭的收入不但够吃饭够穿衣，而且还有盈余，就可以干其他事了，如子女的教育，如娱乐，等等。收入再多，就换好房子、买车、置古玩……一个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大概是从自身生活中悟出来的，一种很朴素的比较。那么前苏联，应该是还没吃好饭穿好衣就攀富，去换好房子买车置古玩了！
其实，美国人对国家投资巨大发展航天事业也有看法。在社会诸多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的时候，军队又陷在伊拉克，反恐看不到曙光，长期花这么多钱争霸太空到底值得不值得？难道就为了证明美国的强大、美国的优秀，以实现什么人的某种思想某种主义？
若依此说，那就是为思想为主义所累了。
在这个世界上，为思想为主义所累的行径真是太多！
在发现号平安返回之前，困在太平洋海底将近三天的俄罗斯海军潜艇获救浮出水面，艇员全部生还。消息传来，让关注它的人们松了口气。那是一艘只有7名艇员的小型潜艇，却为俄罗斯海军成就了一个潜艇“黑色8月”。2000年8月12日，俄罗斯海军库尔斯克号潜艇在演习期间沉没，2003年8月30日K—159号潜艇沉没，然后是这一次。潜艇接二连三出事，在全世界的海军中俄罗斯应属频率最高的了。而库尔斯克号，还是核潜艇，引起人们对于可能造成核污染的恐惧。
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也就是二战以后，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冷战中，前苏军在70年代入侵阿富汗时达到鼎盛，也同时开始衰落。长期的军备竞赛，尤其是美国在里根任总统期间发起的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包括著名的星球大战——航天飞机为其中一部分，是导致前苏联崩溃的原因之一。
现在，那艘7人小潜艇，还是靠英国的遥控水下作业机器人切割了缠住它的渔网和海岸监测系统的水下线缆后才解救出来。据说，前苏军的水下救生装备早在前苏联解体时被贱卖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几千年来总结的一个道理。可惜，这个道理更多的是被历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政治家或者是玩政治的人们倒不一定常记着它。
最近，恐怖爆炸接连发生，先在英国伦敦，接着是在埃及的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大有在全世界蔓延之势。而在伊拉克，如此爆炸则早已司空见惯。于是，在这炎热的夏天里人们再次质疑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
看来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反恐越反越恐。”
有评论说，作为一种势力和思潮，现代国际恐怖主义兴起于六十年代末，盛行于七十年代，猖獗于八十年代。冷战结束后，九十年代的恐怖主义更是愈演愈烈，危害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蔓延，原因很复杂。这从按他们的政治倾向的分类就可以看出来：一是国家支持型恐怖组织，二是极左翼恐怖组织，三是右翼恐怖组织，四是种族宗教型恐怖组织。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应该属于最后一种。
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既是一股势力，也煽动起一股思潮。有消息说，经分析，伦敦恐怖爆炸嫌犯的作案动机就来自这种思潮。势力，可以打压，甚至摧垮——这是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所追求的目的，但那一股思潮如同借了风势的山火，不是轻易可以扑灭的。
布什及拉姆斯菲尔德赖斯们，崇拜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武力，架起大炮打拉登，一直没打着，却把那股思潮打得更加火借风势了。
也许本·拉登只剩下当一个偶像，其影响其思想泛滥到哪里，哪里就出现恐怖主义。
伦敦恐怖爆炸发生后，布什改口，由反恐战争改为反恐斗争，也算明白了一点儿。不过，他或者说他们，能放得下那个叫做“新保守主义”的主义吗？他们有航天飞机——那架发现号刚刚宇航归来，他们有航母，有巡航导弹……他们有高科技装备起来的军队。他们迷信这一切。
百年法家思潮 篇4
如果说到“新法家”，一些人就不免惊诧：“新法家”是什么？现代中国有一个和新儒家比肩而立的“新法家”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谁又是“新法家”的代表人物？“新法家”的核心思想又是什么？以及，相对于两千多年前的法家学派或曰“旧法家”，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思潮的“新法家”又“新”在何处？
两千年以降，针对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经积累下来的研究文献堪称汗牛充栋。不过，在当代公众的潜意识里，甚至在一些学人眼里，所谓法家，基本上就是故纸堆中的一个“学派”、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法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虽然讨论过“法”、“术”、“势”之类的基本概念，提出过“以法治国”之类的政治主张，但毕竟都是一些尘封已久的陈旧话题，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尤其是与当下的现实，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而，只要穿越一层又一层的学术思想迷雾，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河流中，总有那么一股若隐若显的“新法家”思潮，一直在涓涓不息地流淌着。这里所说的“若隐若显”，恰好可以描绘现代中国“新法家”的两种形态：“隐匿的新法家”与“显现的新法家”。
其中，“隐匿的新法家”主要由一些认同传统的法家学说、正面评价传统法家思想的人物构成。这些人一般不打出“新法家”的旗号，甚至也不以“新法家”自居——就像钱穆不以新儒家自居，甚至拒绝别人给他贴上新儒家的标签一样。不过，“隐匿的新法家”尽管自己不打出“新法家”的旗号，却并不妨碍后来者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把他们归诸“新法家”的行列。在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这些“隐匿的新法家”持续不断地踩着时代的鼓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一个特殊的层面上表达了现代中国的思想诉求，也在较大程度上回应了现代中国的思想需要。
具体地说，“隐匿的新法家”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大致包括章太炎、沈家本、刘师培、梁启超、陈独秀、吴虞等等。他们的著作虽然主题不同，观点各异，但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传统法家学说的认同甚至推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他们称为“隐匿的新法家”。
以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为例。章太炎以国学大师闻名于世，但是，他在一八九八年写下的《商鞅》一文，却是一篇典型的“翻案文章”，其主要目的就在于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正名。
三年后的一九一零年，太炎又写下《秦政记》一文，对实践法家思想的“秦政”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与上述“隐匿的新法家”不同的是，熊十力（一八八五——一九六八）本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对法家学派及其思想也有“同情式的理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对韩非学说多有论述，在《韩非子评论》一文中，他说：“余虽不取韩子之为术，而深感其言有亟切于吾国当今之务者，略提二事。其一事曰韩子生危弱之国，而于外交则斥尽当时合纵连横二派之术，乃一以自恃而不待人为国策。„„纵横之徒，或联与国，或事一强，皆恃人而不自恃，其速其亡。韩子两斥绝之。当时六国之天下，唯韩子一人独延两间生气于衰绝之余，其有功于造化者大矣哉！余确信古今有国者，苟自恃自爱而不自亡，则其并世任何强国决无可以倾覆之者。”“其二事曰韩子思振危亡之韩国，首以治吏为政本。„„韩子所言，盖谓圣人守法而选用大臣，大臣则奉法而督责群吏，使各率其民而举其职，则治本立。故曰明主治吏不治民者，非不治民也，治亲民之吏而民已治矣，是摇木拊本，张网引纲之说也。”在熊十力看来，韩非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恃自爱，二是以治吏为政本。熊十力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强调，在当时的抗战背景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与“隐匿的新法家”群体相比，“显现的新法家”人数较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许当推学者们较少关注的陈启天。
在陈启天出版于一九四一年的《韩非子校释》一书的开篇，他就直言讲道：“旧战国时代所恃以为国际竞争者，厥为法家思想，此不争之事实也。近百年来，我国既已入于新战国之大变局中，将何所恃为国际竞争之具乎？思之，重思之，亦唯有参巧近代学说，酌采法家思想，以应时代之需求而已。”陈启天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称为“旧战国时代”，把现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称为“新战国时代”，并认为，现代中国要适应“新战国时代”的需要，就必须“酌采法家思想”。
由于陈启天明确地提出了“新战国”之类的论断，并直接要求采纳法家思想以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因此，本文以为，可以尝试着把他视为“显现的新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透过上述两个方面的人物及其思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中国的“新法家”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种思潮，确乎是存在的。在此，值得我们进一步反省的是，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会突然兴起一个“新法家”的群体及其思潮呢？
从历史上看，法家学说的全盛时期，大致是战国与秦朝。自从秦帝国“二世而亡”之后，法家的精神虽然“并未绝灭。从桓宽《盐铁论》所载儒生与法吏的争辩，已足窥见汉代二家思想冲突之激烈，他如王充、王符、崔实、仲长统等，亦多有近于法家之论。其后三国之诸葛亮、刘廙，魏之刘劭、陈群、钟繇，晋之葛洪、刘颂、张斐、杜预，隋之赵绰、刘行本，唐之李乾佑、柳宗元、白居易，宋之王安石、许应龙、杨万里，元之苏天爵、郑介夫，明之方孝孺、丘浚，清之黄宗羲、崔述、袁枚，而至沈家本，历代不乏在某一方面表现法家精神的议论”（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版，9页）。不过，在儒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的两千年里，“原教旨”意义上的法家学派之声誉，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断下跌的趋势。法家学派声誉下跌的表面原因，是“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太史公自序）。按照这样的解释，似乎讲“亲亲尊尊”的儒家天然地优于不讲“亲亲尊尊”的法家。然而，究其实质，法家学派声誉跌落的根本原因是势易时移：汉代以后，随着战国硝烟的逐渐散去，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旨在为列国之间的生存竞争与争霸战争提供技术指导的法家学说失去了用武之地。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并得到汉帝国的采纳之后，法家学说已经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了。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晚期之后，随着朝贡体制下的“天下”变成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万国”，大一统的中国变成了“万国”中的一国，国门洞开的中国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了第二个战国时代。这个陈启天所谓的“新战国时代”，也只有两千多年前的“旧战国时代”差可比拟：一方面，无论是“新战国”还是“旧战国”，都是列国众多，大小强弱不等，相互征战不休；都是时而结盟，时而背信，一切以利益为鹄的；都是强国谋求霸主地位，弱国岌岌于自保。另一方面，在“旧战国时代”，最强盛的秦国在西方，在“新战国时代”，最强盛的美国恰好也在西方；甚至“新战国时代”处于东方的“礼义之邦”中国，都可以比作“旧战国时代”地处东方的“好礼”之鲁国„„诸如此类的现实与事实似乎都可以说明：太阳底下无新事，“新战国时代”几乎就是“旧战国时代”的重演与再现。
在“旧战国时代”，既然信奉法家学说的秦国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目标，那么，现代中国要在“新战国时代”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就不能不对法家学说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法家学说对于“战国”背景之下一个国家追求富强之指导意义，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得到了验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与历史经验的影响下，“回到法家”就成为二十世纪早期很多思想者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选择。现代中国的“新法家”人物及其思潮，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生长起来的。无论是反对儒家的陈独秀、吴虞，还是赞同儒家的熊十力，都愿意接受法家学说的核心观念，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法家学说适应了“新战国时代”的核心需要。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旧战国时代”的法家学说以及商鞅、韩非等人的政治实践，与西方传过来的法治概念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从早期的梁启超到当代的一些学者，都习惯于把法家学说与西方传统中的“法治”进行对接，将法家学派的精神概括为“法治主义”或“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牵强的比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近百年来，源于西方的法治话语在一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的支撑下，很快在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了霸权地位，取得了话语上的领导权与支配权。在“新法家”以及其他思想者的潜意识里，如果本土的法家学说能够在西方人编织的话语体系中获得一个正当的地位，似乎有助于进一步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似乎也有助于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这样的思维定式，大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法家”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不过，从根本上说，“新法家”思潮的滋生蔓延，不能仅仅归结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更重要的根源，恐怕还在于法家的精神实质，恰好契合了现代中国的内在需要。
法家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富国强兵；更简而言之，那就是富强。“旧战国时代”的秦国采用法家学说，就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这个核心的目标；法家学派讲了一整套道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各个国家实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宏愿。后来的史实也证明，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偏居西隅的秦国的确富强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法家学说乃是国家富强的思想基础；在法家学说与国家富强之间，就建立了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要想国家富强，非倚重法家不可。
但是，自从秦国灭掉六国之后，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的历史阶段。其间，虽然也有东汉末年的三国鼎立，后来还有五代十国之类的分裂状态等等，但从总体上看，“旧战国时代”众多诸侯国长期争霸的局面，基本上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大一统的整体背景之下，没有“国际”，只有“天下”，那种渴望富国强兵，以期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紧迫情势不复存在，旨在寻求富强的法家学说也就失去了针对性和现实感。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才使中国人再次体会到什么叫作“战国时代”。亡国灭种的紧迫情势唤醒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赋闲”了两千多年的法家学说，再次受到了中国思想者的垂青。
从“旧战国时代”到“新战国时代”，经历了一个时空上的轮回。如果说，“旧战国时代”一直延续了二百五十五年（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才告终结，那么，现代中国所置身于其中的“新战国时代”，如果从一八四零年算起，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回想一百多年来的思想与政治，虽然想法、说法、做法不断翻新，但是，万变之中自有一个不变的根本，那就是实现富国强兵，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这样的追求，恰好暗合了法家学派的精神实质。
如果以“新法家”思潮作为线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从“富强”到“发展”为核心的观念史。
立足救亡、追求富强的思想，恰恰就是法家的思想。现代中国对救亡或富强的再三致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明，百年中国的思想底色，正是法家的思想，或者说，法家学说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上升为现代中国的主导思想。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解释某些流传广泛的思想个案。
譬如，著名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说法。据学者考证，这句话最早出自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的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接见胡志明时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再次说道：“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也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这几段“语录”，分别出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尽管场合、语境、针对性都不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秦始皇的推崇，而秦始皇的执政纲领，就是由法家思想武装起来的。这就说明，毛泽东也是法家学说的认同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后期“新法家”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
按照这样的判断，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之间兴起的“评法批儒”运动就不难理解了。它实际上是主政者旗帜鲜明地举出了法家思想的旗号，就像一段颇具典型意义的“编者前言”所说：“法家著作是我国历史遗产中的珍品之一，其中许多反孔批儒的杰出篇章，至今还可以使人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但是，长期以来，法家的进步思想遭到了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恶意攻击，法家著作被埋没，被歪曲，被纂改。今天，我们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从中吸取教益，求得借鉴。”（《历代法家著作选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观点。
在一些研究者的眼里，一九七四年的“评法批儒”运动具有政治争斗的性质，似乎意义不大。然而，即使是闹剧，也是思想史上的一种不可忽略的素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主政者对于法家思想的高调弘扬，其实可以在一个特殊的层面上表明：法家思想在现代中国思想领域内的支配地位。从思想演变的角度来看，“评法批儒”的思想运动早在章太炎的《商鞅》、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吴虞的《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等论著中就已经开始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论争，很多都是以“评法批儒”的方式展开的。一九七四年的运动，只不过是直接提出了“评法批儒”这个名词罢了。
“文革”结束以后，“评法批儒”运动的正面意义虽然被干净、彻底地抹去了，儒法之间的高低优劣也不再受人关注，近年来，儒家思想的地位还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法家思想的精魂却没有退出主流意识形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以来的三十年时间里，主导性的思想就是发展，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然而，三十年来念兹在兹的发展，实质就是“寻求富强”。而对富强的追求，正是法家思想及“新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换言之，百年中国的主导思想，无论怎么变，几乎都没有脱离“新法家”的基本教义，只不过经历了从“救亡”到“富强”再到“发展”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几种不同的历史形态罢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年以降的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就处于“新法家”思想的主宰之下。
稍作延伸，我们还可以发现，现代中国的“新法家”既是一种普遍性的思潮，同时还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实践。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旧法家”还是“新法家”，其核心目标都是富国强兵，对于这个目标的追求，几乎可以见之于二十世纪以来各个时代的主政者。这就是说，不仅学术思想界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新法家”群体，政治领袖群体中也多为“新法家”，他们的言与行，几乎都没有脱离传统法家思想的框架。虽然绝大多数主政者都把富国强兵当作自己的主要目标，都在实践法家学派的基本观念，但是，却鲜有主政者公开地把法家学说认作自己的指导思想——唯一的例外也许就是“评法批儒”时期。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法家学派虽然在功能上满足了主政者在“新战国时代”的实际需要，但却不适宜充当国家的意识形态。分而言之，一方面，在西方话语权的支配下，只有共和、民主、人权、法治、平等、自由之类的旗号才可能为政治提供足够的正当性依据与合法性基础，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法家学说，由于诉求比较现实，没有足够的超越性，缺乏作为意识形态的持久魅力。另一方面，法家学说虽然不同于儒家学说，但在“新学”或“西学”面前，它们又同属于“旧学”，在现代中国“辞旧迎新”的大潮之下，它对于政治的“正名”功能，在主政者编制的评估体系中，难以脱颖而出。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虽然陈启天、梁启超等人都对法家思想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调的论证，但主政者在选择意识形态的符号或旗号时，法家学说常常名落孙山。主政者即使宣称以富强作为目标，但也要拒绝“法家”这个符号。这就说明，“新法家”的思想尽管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百年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思想是以“隐匿”的方式在起作用；只有在一九七四年的“评法批儒”期间，它浮出水面，以“显现”的方式极其短暂地支配了当时的政治实践。
以上我们分析了“新法家”思想对于“旧法家”思想的继承，主要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共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旧法家思想之间的差异。
一方面，两千年前的“旧法家”寻求富强，有一个立足点，那就是君主的政治利益。尤其是在战国的背景下，君主有寻求富强的强烈愿望，因而，“旧法家”的富强观可以视为一种“君主本位”的富强观。这是君主政治使然。因为，按照当时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国家本身归属于君主，国家富强几乎就等同于君主富强。但是，在“新法家”代表人物陈启天的国家主义理论体系中，以及在梁启超、章太炎的理论阐述中，对富强的追求却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因而可以视为“国家本位”的富强观。如果说晚清时期的“新法家”还必须面对一个摇摇欲坠的君主，那么，民国以后的“新法家”则完全是在“后君主时代”萌生出来的，因而对富强的追求就主要体现为与君主无涉的“国富民强”或“民富国强”。
另一方面，“旧法家”的理论以君主为中心，其理论体系具有独断论的倾向。在春秋战国的思想舞台上，与“旧法家”思想进行角逐的，虽有儒、道、墨诸家，但在各国君主眼里，只有法家学说最有效——孔子、孟子生前的遭遇就可以佐证这一点。而且，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各国君主也不惮于轻视儒、道、墨诸家。但是，在“新战国时代”，在“新法家”的理论视野中，对于救亡、富强、发展的追求则是与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学说交汇在一起的——正如前引陈启天所言：“参考近代学说，酌采法家思想，以应时代之需求而已。”这就是说，在“新法家”的眼里，作为一种治道的法家思想并不能居于垄断地位，它与其他源于西方的新式学说必须携手共存，从而体现出交涉与妥协的倾向——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要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言外之意，是马克思主义与法家学说的携手共存。尽管“新法家”不同于“旧法家”，但是，按照“新法家”代表人物陈启天的判断，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战国时代”。只要“新战国时代”尚未终结，法家的精神实质就将或隐或显地主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倾向与政治选择。由于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新战国时代”将会终结于何时，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中国，“新法家”的影响还会持续下去，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
思潮造句精选 篇5
2. 而文人画一直被认为与院体画分属于两股逆向而动的艺术思潮。
3. 文章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自十九世纪以来主要的三大思潮，即机械论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影响。
5. 同时，由复古思潮影响而形成的强大的保守势力，在围剿革新思想时，也将革新派文人送到了人生悲剧的境地。
6. 世纪之交的中国，出现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和对象，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华新理性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将在世纪成为显学。
7. 人本主义心理学被称为心理学史上的“第三思潮”，其教育观克服了行为主义教育观的局限，促进了当时美国的教育改革。
8. 力群是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木刻运动的先驱之一，是世纪革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中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9. 设计艺术各种思潮所占据的时空，都留着人们在相应时空中创造与创造心境的影迹。
10. 论述“整体性”作为文学思潮研究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命题，其性质与形态需要通过对结构因素与运动方式的抽绎和分析方能清晰显现。
11. 王符是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思想先驱，在中古史上开创了独特的“潜夫议政”传统。
12. 在唐代服饰美学中有着很深的社会思潮痕印。
13. 作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思想发源地，清末的文学复古主义思潮以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格的生成。
14. 欧战后，西方盛行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
15. 明代文学复古思潮因为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代表人物有前七子的徐祯卿郑善夫和后七子的屠隆。
16. 经济法的产生原因，主要有经济集中和垄断经济学思潮的改旗易帜战争的推动以及经济法学说的基础。
17. 据南京媒体报道，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称，不明飞行物在过去年间每隔到年造访南京一次。
18. 弭兵说的兴起，是近代西方和平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回响，也是世界主义思想传统在晚清知识界延续的象征。
19. 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胡适
20. 当前学术界对启蒙这一常用理论概念与中国启蒙思潮现象的研究存在着十分混乱的现象，反映出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严重僵滞。
21. 巴洛克文学是世纪欧洲的非主流文学思潮。一直以来，对其文学艺术价值的否定性评价居多。
22. 北宋时期，疑古思潮的盛行士大夫对金石的爱好与传拓技术的发展共同助成了金石学的兴起。
23. 拒俄运动为军国民教育思潮形成的直接原因。
24.近年来以“光头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纳粹主义思潮，是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朝向极端民族主义政治演进的结果。
25. 在反思败因时，部分人士把责任归咎于传统文化，从而引发了反古思潮。
26.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更对其起到了重要的孕育催生作用。
27. 科学乌托邦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思潮延续了几个世纪，对人类社会的观念和现实发挥巨大的变革作用。
28. 众所周知，它曾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复古主义思潮，其影响之深，甚至波及到了整个社会。
29. 西学东渐催生了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也影响了中国的技术文化观。
学生会引思潮 篇6
一、学生会自身思想高度与深度的形成建设
学生会引领学生思潮，首先要拥有自己的坚定的政治立场，形成建设有深度与高度的自身思想水平。长期以来，学生会通过开展各项工作，在学校倡导勤奋学习、积极实践的学习精神；学生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倡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努力培养自己完善的人格；学生会人果敢坚强、持之以恒、敢于直面、勇于担当的意志品质一直在激励人、感召人。交大学生会就是交通大学校训的坚决遵守者与忠实倡导者，是交大精神和西迁精神优秀继承与积极践行者。学生会通过扎实的工作和打造先锋模范的学生会人形象，同时不断向各高校及上级组织积极学习汲取经验不断完善自我，在引领学生思潮方面始终努力不懈。
二、学生会通过各项活动的举办引领思潮
学生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实践、志愿活动，提倡文明、开化的现代化精神生活方式，倡导多元的文化和积极向上主流价值取向，促进健康、积极的青年大学生文化向前发展。比如交大学生会去年开始举办的先锋论坛活动，通过师生共同讨论、辩论社会热点问题，良好地搭建了思维碰撞、思潮传播的平台。学生会组织的志愿者服务工作，通过积极的志愿者实践，使“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以服务人民为荣”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得到有力宣传，倡导了“用奉献社会来充实自己”的青年大学生价值取向。以及通过倡导同学参与各种实习和社会实践，学生会使得“学以致用”的思想深入人心。等等这些学生会精品活动以及新兴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服务同学的同时，正是在营造积极文化氛围、引领有高度的思想潮流。
三、学生会通过维权工作的开展引领思潮
维权工作一方面在于常规的各项工作开展，一方面在于面对紧急维权案例的预警与应急能力。对于常规维权工作，学生会下设伙食监督与管理委员会、医疗服务与监督委员会、本科生教育咨询与质量监督委员会、图书监督与管理委员会、宿舍卫生文明建设委员会、校园治安维护委员会六个专项工作委员会切实维护学生权益、为维权搭建平台和沟通桥梁。对于预警与应急工作，学生会通过开展调研工作，及时反馈，使得我们及时发现问题从而着手解决问题。学生会通过调研与平时工作中的观察记录，了解同学维权情况，帮助同学维权，在学校倡导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正当权益的公民维权意识和法律、规章意识，了解自己的权利、形成维权意识，使维权观念深入人心。在帮助同学维护权益的同时，学生会也提高了自身的法制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
简谈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 篇7
关键词：20世纪文化思潮,迷惘的一代,女权运动,马克思主义,意象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尽管20世纪风雷激荡, 我们可以找到几条主线, 它们相互影响制约并最终掀起改天换地的波澜。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可归为文化问题, 一切发展变化都反映出文化的作用力——在此意义上, 人类历史的一切潮流都源于同一座“大山”——文化, 并最终归一。因此, 下面本文将讨论20世纪西方各个领域的重要文化思潮, 包括迷惘的一代、女权运动、马克思主义、意象主义运动、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
一、迷惘的一代
美国传统文化建立在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理性的基础上, 自18世纪形成以来历经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得到推动巩固。19世纪末20世纪初, 美国文化开始变化。而一战则像一条鸿沟, 割裂了传统发展, 导致现代意识和新文化的诞生。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是组成这种新文化一部分。“迷惘的一代”是自然形成的, 以表现社会生活及战争对心灵创伤为主的流派。除海明威外, 主要代表人物还有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等, 可以说, 他们的“迷惘”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深刻怀疑。
国家以及个人生活的动荡极大促进文学繁荣, 让这一时期成为美国文学历上的黄金时代。社会动荡和经济起落引起文化断层和认识冲撞, 也活跃了思想, 激发了改革欲望, 使一大批美国知识分子走上求索之路。在批判传统的同时, 寻找新的政治信仰和经济模式。文学批评家马尔考摸考利称“迷惘的一代”文学为“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时代变迁与人的思想、与文化传统的矛盾在这二十年碰撞产生火花, 几乎重塑美国年轻人的文化态度, 同时在另一层面也改变文学的主题和形式。
当时的美国社会的经济生活核心从生产演变为消费, 这种消费观成为新风向, 逐渐步代美国清教主义生产道德观, 成为主导。经济兴盛和科技进步的同时, 精神危机却日益恶化, 旧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瓦解, 追求刺激享乐成为新风尚。在商业兴盛的二十年代, 消费享乐的价值取向与传统的清教文化积累沉淀, 一起构筑美国文化现代性悖论。当时的年轻一代一方面纵身于享受物质的丰盛, 另一方面又对自我认知形象捉摸不清而伤感迷惘。
“迷惘的一代”这一标签无法涵盖矛盾复杂的时代现实, 不仅仅是战后迷惘幻灭, 对战争恐惧厌恶, 而且还思路迷茫找不到出路, 他们自我流放本身也是与传统断裂的一个象征, 这在“迷惘的一代”代表人物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得到表示。他们作品中主人公“迷惘青年”身上所表达的生活、个性和思想所特有的青年性反映出一战后美国社会生活中青年崇尚消费, 反叛传统的现象, 这使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等成为当时青年文化的代表。从读者反映批评的观点来看, 是青年群体社会地位的确立, 产生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读者大众, 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得到肯定, 成为文化英雄。
二、女权运动
女权运动是20世纪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20世纪20年代, 英美等西方国家妇女解放运动出现第一次高潮, 主要是资产阶级妇女向本阶级男性统治者要求平等参政、就业、受教育、财产继承权等平等权利, 其最终结果是妇女赢得完全的选举权。六十年代, 伴随着法国以及西欧国家的学生造反运动、美国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及反种族歧视运动等政治斗争, 女权运动再次翻起高潮。这次运动已经逐步深入到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 并上升至妇女本质的研讨, 包括妇女应是什么的真正问题, 如何界定女性气质和特征;反对妇女作为供男性消费的性欲对象的战役;反对色情描写、强奸等暴力形式;妇女解放运动关心妇女的教育、福利、权利、机会的均等;妇女有了孩子后的生活, 是否要孩子的权利;关注父权制的压迫方式, 阶级及种族对妇女的压抑等等。第二次女权运动虽然没有突破从政治性看角度看待两性问题的烙印, 但其文化性和学术性已明显超于政治性和社会性。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因此应运而生。女权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派别诞生于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 但其直接思想来源却是一些女权主义先驱者的理论, 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法国的西蒙·波伏娃。
伍尔夫是英国一名意识流派代表作家。她的小说带有强烈的女性意识, 思考女性地位、女性角色、女性气质以及两性关系。她的女权主义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的长篇论文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她思考的中心问题是:文学中到底有无女性传统?性别歧视如何反映在文学活动中?妇女要想从事创作会遇到何种困难?她得出结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 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显然, “钱”指代的是经济地位, “一间自己的屋子”不仅指妇女应有生存空间, 更应该有比较自由的精神世界。伍尔夫从经济地位、文化教育、社会阅历等方面考察妇女生活和创作境遇, 认为因为妇女长期经济地位低下, 受不到好的教育, 因此即使像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这样有才情的作家, 除了中产阶级客厅的场景之外, 其它所有经验的大门都是关闭的。
三、马克思主义
自马克思主义是反潮流的文化。它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不同, 是一种公有文化、一种道德化文化、一种要消除剥削、压迫等社会罪恶现象、追求天下一家、世界和平、人人自由的文化。
20世纪始, 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世界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在西方, 由于伯恩施坦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轨道, 通过改良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化。而西方国家共产党除了两次大战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影响较为广泛外, 在战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影响日渐衰弱。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 共产党在西方主要大国成为非主流政党。但是, 191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开始思考西方革命道路, 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作为在二战后盛行一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这种文化思潮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达到巅峰, 但是现已风光不再。20世纪70年代后, 与“新社会运动”有关联的、在“后现代主义”旗下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 迄今在西方思想界仍旧有一席之地。但是,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的这些变异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差别甚大。简而言之, 在20世纪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取得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 也基本没有出现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20世纪已不再具备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主流和中心地位。而在东方, 列宁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 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接下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中国革命胜利、古巴革命胜利等更是让马克思主义盛行一时。虽然苏东解体让东方马克思主义遭到重创, 但是不可否认, 随着中国的改革日益泛发出生机,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得到主流发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四、意象主义运动
意象主义是指1912年至1917年反对于19世纪盛行的诗歌创作技巧和价值取向的诗歌革新运动, 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 目的是要把英美诗歌从讲究修辞和机械的节奏中解放出来, 推动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作为一个在新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下发展起来的诗歌运动, 意象主义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12年至1914年间为前期, 主要是由埃兹拉·庞德主导。1914年至1917年间为后期, 主要由埃米·罗威尔组织。庞德作为这一是个运动的倡导者和理论家, 指出意象为“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结合体”, 并明确地指出意象主义诗歌创作的一些“禁忌”, 在理论和实践上促使意象主义诗歌创作最终形成一种思潮。从时间来看, 意象主义是一个短时间的诗歌运动,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期, 因为新意象主义与旧意象主义之间在创作理念上有一定差异, 庞德离开了他所领导的意象主义而另创旋涡主义。本质上说, 意象主义诗歌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 在创作中刻意追求意象的呈现, 过分强调简洁和紧凑, 从而将自己陷在有限的圈子, 难有大为。同时, 意象诗过于短小精悍, 片面强调所谓客观和意象的绝对精准, 气势不够恢弘, 很难表现出深刻的内容。美国会参加一战也是意象主义运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便走向消亡的社会原因之一。但是, 意象主义运动的文学价值和产生的大能量足够而且也的确改变了20世纪的英美诗歌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 意象主义诗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奏响了英美现代诗的新乐章, 为其掀开崭新的一页。
五、现代主义跟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流派的一个统称。主要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和达达主义等。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割裂旧式传统的文化, 积极主动地在内容和形式上探索文学艺术革新, 充满活力和乌托邦式的幻想, 试图通过与过往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形式反映人们当时的存在。现代主义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就是追求独创, 因此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呈现出革命性、象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特征。
后现代主义是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科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产生的。在后工业阶段, 现代西方文化一次次的崭新裂变, 这使后现代主义逐步演变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首先是在建筑领域获得广泛接受并产生巨大影响。建筑上的现代主义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强烈反对古典建筑的奢侈感, 强调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禁欲主义等乌托邦式美学信念;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现代主义这种审美模式, 提倡多元的、灵活的、宽容的审美观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 “后现代主义”一词逐渐成为文学艺术批评领域一个流行术语, 此后一直在哲学和文化领域引人注目, 并且引起争论, 其焦点之一是后现代主义究竟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还是对它的继承和补充。
这几股文化思潮在动荡的20世纪相互促进制约, 并最终归于一流, 共创二十世纪文化的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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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思潮与新闻文化 篇8
一、现代思潮的内容
现代思潮具有阶段与反思的特点，阶段特点的意思是后现代思潮是一个时期的产物，具体是指20世界60年代以后，在这个时期之后，世界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雄起让全球都产生了一些变化，并且在不同领域都有变化。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理论与新的价值观，以适应新的变化，传统的认识、理论与价值观等都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变化与发展。现代思潮的变化也不是固定的，每个阶段都有属于自己的现代的思潮，一般来说现代思潮会在每隔五年被重新定义一次。
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立场，是针对传统文化与传统思维的一种批判立场。我国的现代思潮受到很多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用批判、批评的形式来摒弃历史观念，将历史发展成开放的、不断走向进步与发展的过程。现代思潮是一种强大的怀疑集成者，它的怀疑是全面的，它是对传统人文历史的一次全面审视与改写。甚至一些现代主义者会刻意追求不确定性，自己提出的观点与看法也会马上消解。现代思潮是一种理智又反理智，是坚持本体论又反对本体论的，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现代思潮表面看上去乱七八糟，但是也可以把它看做传统思潮的态度与关系，从时间上来看，它承接着过去与历史，但是同时，它也是由传统过去继承、发展而来的，但是同时它又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叛与批评。它竭尽全力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但是它还是离不开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我国的现代思潮收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思潮的有些观点是不是全部可以被全部拿来使用呢？比如理论与真理是被现代理论学家批评的最厉害的两个方面，西方思潮认为理性是凡事主张道理与思考，而对立面就是蒙昧与权威主义，认为理论是收到宗教或者天启或者权威长官的意志影响。而在我国，就有人认为解决问题讲逻辑讲理论是不对的，应该是讲直觉。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对的，但是我国还是缺乏知识论和逻辑。
不管现代主义者有多么激进的观点，但是都是有益于文明本身，能到警告信号作用。我国已经具有产生现代主义的社会条件，但是我国还是处于前现代化的社会、工业向后现代化的社会、工业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现代化仍是我国最直接的目标。
二、新闻文化的特点
包容性。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博大精深，而新闻文化相对与大文化的概念要更加的具体，实质上，新闻文化是一种载体，是主客观的统一。人是新闻的主体，从新闻提供者、采编者、记者、发布者、被采访者都是属于人，甚至一些电台、报纸运输人员等等都属于人的范畴，因此这些人的行为将会影响与改变人们对新闻看法以及接受时间等体验。只要直接参与新闻的都是属于人，属于新闻活动的构成主体。而客体是对于主体来说的一个概念，首先是人的物化形式的运用，比如纸张、印刷机、电视、电台等这些新闻载体，第二，是人的理化形式表现，比如新闻的道德法规、新闻人员的考核标准、行为规范等等，第三，是对新闻产生影响的客观因素，比如社会经济条件、信仰、价值观等影响。所以新闻是具有一定包容性的。
抽象性。新闻文化又是抽象的，比如我们看到一张新闻报纸，我们会了解这个新闻所发生的故事与结果，只知道是由谁编写的，但是被称为新闻文化的，必然就代表着人的活动的痕迹，承载着人为了实现理想而进行奋斗的价值所在。单单的一份报纸肯定谈不上是一个新闻文化，但是却是承载着新闻文化，所以它又是一个抽象存在。
地域性。地域的不同，自然条件与社会状况也不同，产生的新闻文化也不一样。不同的自然条件就会带给人们不同的体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感知，就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样就会塑造不同的性格，地域广阔，农业发达的地域人们就是用劳作生活，满足与现状的朴实性格，而新闻媒体必然也是围绕这样的中心来进行新闻报道。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的地域环境，所产生的情况不同，新闻报道也会不同。而社会状况也是反映不同新闻事业的发展，经济发达的国家与经济贫穷落后的国家所拥有的新闻媒体规模就会不一样，所报道的理念和风格也会发生变化。
创造性与进步性。科技的进步，让新闻文化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传统的铅字文化到现在的网络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媒体的出现也让新闻媒体成为了大众媒体，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新闻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变化，传统的是一种更为严谨与科学的报道形式，而现代新闻更具有创新与全面性，新闻文化从过去强调阶级斗阵到后来营造一种繁荣昌盛到现在各种快餐新闻文化的出现，都是具有一定历史影响和社会思潮与社会进步的影响。
三、现代思潮下的新闻文化发展
新闻文化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并不意味着新闻文化的发展都是好的。一方面，新闻文化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新闻载体也在不断的更新，但是新闻最主要的主体——人，受到现代思潮的影响，会对新闻文化发展提出新的建议。
一方面，由于新闻文化更加大众化，是反应现实，就会在社会中产生舆论效果，人们对于内容能更加快速的阅读，并且产生话题，能满足大众需求，但是另一方面，会由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就会在内容上颠覆传统，出现不严谨、片面化等现象，或者标题党现象，这是不利于新闻文化健康发展。
由于现代思潮具有反思的特点，在新闻文化上也能体现出来，新闻出来后必然引起一群现代主义者的批评，批评新闻内容是否不道德，批评新闻报道是否虚假，这些反思从正面上思考，一定程度上是能推动新闻文化能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新闻媒体一方面要吸引这些现代主义者的眼球，另一方面要吸收有效的批评与建议，推动新闻文化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