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思潮（精选11篇）
建筑思潮 篇1
引言
一个建筑的产生属于一种人类的活动, 这使得它必然脱不开社会环境。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和载体, 建筑能反映人们的意志。但是另一方面, 建筑又是由物质构成, 通过物质直接与人产生体验关系, 充满着器物性。不同的角度下有不同的看法, 这种多重角色就产生了建筑理解上的多义性, 从而促进了建筑思潮的不断发展。
1 图像化向物质化的改变:从形式到建构
1.1 现代主义——从形式到空间
自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运动以来, 空间便取代了形式成为了建筑的核心要素。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 空间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现在我们谈论建筑首先便需言及空间, 似乎离开了空间我们就无法探讨建筑。空间的霸权已然统治了建筑。作为建筑的核心概念, 空间取代形式是建筑观念上的一次巨大进步, 使得建筑彻底的脱去了历史主义的外衣, 也彻底地标志着西方古典主义成为了过去。现代主义借着功能和空间这两柄利器所向披靡, 在全球迅速传播。伴随着的则是对于旧有建筑形式法则的否定, 而对于在新的建筑体系下的形式探索问题也是以简单的形式追随功能作为解答。 (图一)
二战之后, 随着现代主义建筑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 现代主义与各地的本土文化产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20世纪50年代, 以十人组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建筑师们提出了对现代主义的质疑, 继而引发了建筑界内对于现代主义的十种发展倾向。但是这种倾向依旧是在功能与空间的框架下进行的, 本质上对于建筑的形式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
1.2 后现代主义——从形式到具体
到了20世纪70年代, 以文丘里为代表的一批建筑师, 提出了“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建筑实践, 如文丘里的母亲别墅 (图二) 。试图通过批判早期的现代主义建筑抽象地隔绝了地域、文脉等要素与建筑之间的联系, 来找回建筑的本体性, 提倡通过建筑形式上的意义阐述和象征来构成建筑的本体。于是, 形式再一次成为了建筑的显学。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和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 建筑的图像信息愈趋成为资本力量的象征。这种形式上回归本体的诉求最后却将建筑简化成了视觉符号上的拼贴, 实质上也就背离了后现代主义建筑现象学回归的初衷。但是无论如何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以及其他相关理论和技术发展的影响下, 建筑设计的讨论也愈发越来越多元化了。
1.3 从形式到构建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在其著作《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 揭示了这些建筑运动背后的根源思想以及相应的局限性, 针对于后现代主义带来的建筑图像化的不利影响, 通过提倡以“批判地域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基础对抗建筑图像化的负面影响1。在其后的另一本著作《建构文化研究》中, 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通过对于建筑建造、结构等实体要素层面以及其潜在表现力的深入论述, 挖掘出了建筑的物质性内核, 通过这种建筑物质性的强调来平衡人们对于空间和形式的过度关注。
2 回归基本内核:建构理论与材料的物质性
2.1 结构理性主义
早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前, 有些建筑师就意识到了建筑构件的建构艺术问题, 并对此做出了探索。比如辛克尔就认为应该通过建构形式表达建造的逻辑, 而且应该具有图像化的表达意义的功能。在其设计的柏林建筑学院大楼 (图三) , 他一方面通过突出的砖柱和结实的檐口来表达建筑结构体系, 另一方面又通过门窗周围的陶土饰板上的图案来表达建筑的建造历史故事。只是在后来勒—迪克等人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的分化下, 建造的图像表现意义逐渐被盖住了。
结构理性主义主张材料要充分发挥其力学性能, 建筑的形式的获取应该遵循材料的力学性能, 而且还要忠实于其建造过程。这样, 结构理性主义重新诠释了材料的内涵以及强调了建造真实性, 为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指明了方向, 为现代主义建筑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是在当时科学理性的影响下, 结构理性主义充满了冷冰冰的气息。其关注点集中于材料的物质结构层面, 缺乏对于建筑的核心——空间的关注。对于材料、结构、建造与空间的关系没有触及。
2.2 建构的技术表现
弗兰姆普顿在梳理了19世纪以来的建筑师及理论家们在这一领域内的探索, 提出了建构技术的表现可能性问题。通过对于密斯等人作品分析, 他认为, 建构是连接的艺术, 通过对于结构和建造的表现, 让建筑回到基本元素的探讨, 来实现建筑的本体艺术价值。他认为:“如果把建构视为结构的诗意表现, 那么建构就是一种艺术.....建造不仅是一种再现, 而且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体验。”2在《建构文化研究》的序言中, 马尔格雷夫提到:通过“移情”, 使得了弗兰姆普顿的建构理论完全超越了庸俗唯物主义的桎梏并重归与建构相关的主题。这样弗兰姆普顿以一个建构的视野来重新强调建筑自主性, 在图像化泛滥的时代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弗兰姆普顿在其建构理论中有三个基本概念:材料、结构、建造。在基于建造的建构理论中, 材料和结构是密不可分的, 而弗兰姆普顿强调的更多的是材料作为结构的载体层面。书中所论述的建构理论的关注点也倾向于基于材料载体的结构形式的建造表现, 而对于材料的性能表现则阐述的不多。这点王群在关于此书的评论导读中有所提及。
2.3 材料的建构理论
史永高则在弗兰姆普顿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的研究了材料的建构理论, 并因此区分了材料的两种属性:结构属性和表面属性, 并从这两种属性出发, 研究了材料的建造和空间双重意义, 进而指出从知觉层面上材料的表面属性在与空间的联系方面有着巨大的表现力——显现与隐匿。通过对材料的研究无疑是填补了弗氏在此方面的理论空白。更为重要的是, 作为建筑形式的载体, 材料在建筑图像化浪潮下的呈现是一种图像拼贴状态, 其中所蕴含的实际上是外表图案的象征意义而非材料的本体呈现。这一理论在实践层面上对于材料回归其物质性本身的运用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
3 建构理论的中国问题
建构的主要价值在于提出了一种基于建筑物本体的建筑学价值判断方法和分析途径。这对我国当代建筑实践中普遍呈现的随意性、媚俗化和投机主义提出了批判性反思。 (图四)
在我国盛行的“欧陆风”和“古都风貌”都以建筑符号为附加的外观装饰, 以此设定风格类型, 再作为形式表达的主要手段和意义。前者将西方古典建筑的山花、柱式、线脚等各种符号随意拼贴和运用于建筑表面;后者则主要把大屋顶和小亭子嫁接在新建筑之上, 以表达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针对这一情形, “建构”作为一种途径将建筑学从肤浅的表面化风格中拉出, 返回到建筑内在的建造逻辑和文化表达而被寄予厚望。
然而自建构理论传入中国十年来, 却依然未能见到效果, 反而有被当成另一种“风格”来宣传的迹象, 固然其中有教育普及的因素, 但是也不得不让人审视建构理论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
3.1 建筑学的自主性与外部文化需求之间的冲突
弗兰姆普顿说过:在我看来, 如果要穿越特定的文化表达去寻找建筑中不可消减的自主性, 就必须使建造文化以及它引发的一切, 都根植于结构和建造之中。”他显然认为, 我们必须通过“建构”来寻找建筑的自主性, 并进一步在当代混杂不清的多元文化中确立建筑学科的自主性。但是“建构文化”可以描绘一个自主的建筑学历史, 却无法支撑一种自治的建筑学。如何确立这种自主性, 即如何处理在建筑学的自主性和外部文化需求之间的冲突这个当代中国建筑师面对的真正问题仍然需要探索。
不仅如此, 恰如同赵辰教授在《立面的误会》中提到了中国的建筑体系和西方的建筑体系有着巨大的差别, 以梁思成、刘敦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基于西方古典主义理论体系构筑的中国建筑史需要重新审视。
3.2 构建中国本土建筑的研究原则
建构理论中的结构、材料的真实性原则, 结构与表面的限定, 实体建造与层叠建造的区分等基本的概念辨析,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 究竟重要性有几何。毕竟建筑无论如何与一个社会的文化观念、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是脱不开的。基于西方建筑本体的研究原则, 对于中国的建筑本体的研究是否通用, 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针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建构思考, 是否需要重新构建一个中国本土建筑的研究原则等等。
诸多问题需要仔细审视, 在国际主流思想引进的过程中, 不能简单的以其话语权来检视中国当代的实践。经过本土化的对比与思考, 过程中的矛盾和差异可能就是中国建筑的发展潜力点。
4 结语
“建构”作为一种途径将建筑学从肤浅的表面化风格中拉出, 返回到建筑内在的建造逻辑和文化表达而被寄予厚望。当然问题还有很多, 建构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以及理论本身的局限性等等, 都需要我们去反思去解决。总之, 理论是实践的坚实基础, 没有理论的指导, 实践很多时候会失去方向而变的随意。
参考文献
[1]肯尼斯·弗兰姆普顿;王骏阳译.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11-12
[2]王群.解读弗兰姆普顿的《建构文化研究》.A+D, 雷尼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主办, 2001 (1) :77
[3]冯路.重新建构—建筑文化研究.新建筑, 2009 (12)
后现代主义思潮 篇2
一、教师的自我对话——反思
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How to think）一书中论述了反思性教学的思想。他将教师的反思性行为与常规行为进行了对照，从而深刻地表明了反思性实践的本质。
他认为，教师的常规行为的根本决定因素在于传统权威和冲动。而教师的反思性行为始于他在教学过程当中所体验到的困难或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不安全和不确定感促使教师在行动中或行动后分析自身的经验。这种反思是一种面对问题和反映问题的主人翁方式。反思行为是一种比逻辑的、理性的问题解决更为复杂的过程，需要理性和情趣的共同参与。
反思的行为主要反映在整个教学领域的事件，包括课堂管理、教学手段、学生、学校的组织以及社会准则和伦理等多方面的问题。其方法常用的有以下几种。第一，行动研究法。它是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教育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由教师或专家研究成员共同合作，一边研究，一边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它是实践性与参与性相结合、合作性与渗透性相结合、持续性与及时反馈性相结合以及可变性与适应性相结合的典型。第二，个案研究法。教学个案是对教学实践的描述。它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示教师与学生的行动、思维、感受。个案不仅仅是故事，在特定的个案中还包含抽象的理论和原则。个案研究有助于教师从多角度来看问题。第三，反思日记法。这种方法是指教师以写日记的方式来促进其反思性能力的发展。日记的内容通常包括教师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所思、所感、所知、所做并对为什么要做某事进行反思，从中得出结论。第四，微格教学法。它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种教师教育方法。现在作为一种反思的教学方法，它是把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录像，然后重放录像，教师和有关人员边看边评议，分析问题，设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其特点有正确全面，反馈及时，镜像效应。第五，交流讨论法。它是指教师们聚集在一起，针对课堂上发生的问题，各抒己见，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得出最佳方案为大家所用，达到共同的目的。
通过反思性行为，有助于教师改进教育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有助于不断提高教师素质，因为反思、总结的过程就是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有助于教师科研能力的提高。
通过反思性实践，可促使教师经验量的增加和经验质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教师的经验的准备性。教师的反思，其实是教师的教学伦理和教学实践之间的对话，因此，反思是沟通教师“所倡导的理论”与“所采用的理论”之间的桥梁，是促使“教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互动共生的手段。它有利于教师智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教师角色形象，提升教师专业地位，扩大专业自主权；有利于师生之间的共同发展。
二、教师与同事的对话——合作
同事是教师发展中的重要潜在资源，同时成为教师发展的现实资源的重要途径就是教师同事间的合作。教师合作主要是指教师们为了改善学校教育实践，以平等的方式，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共同探讨解决的办法，从而形成一种批判互动关系。
观念是任何革新的先导。要推动教师合作，就要冲破传统的教师孤立发展的观念，树立教师合作观念；改革教师管理制度，为教师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建构合作的教师文化。教师合作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首先，开展集体备课。集体备课将教师的个体创造置于群体之中，变静止封闭为互动交流，变内耗为相助，通过集思广益、扬长避短、信息共享达到共同提高、发展整体效益的目的，成为一条事半功倍地提高教师理论水平、教学水平、科研水平的良好途径。其次，从事合作教研。合作教研是指教师们围绕一定的课题研究任务而进行的课题攻关活动。教育科研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需要调动多种人员、运用集体智慧来共同解决问题，因此，合作成为教育科研的客观需要。再次，结合课例进行“同事互助指导”。同事之间的相互观摩课堂教学和评课也是教师提升实践智慧的有效途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校内教师之间的互相听课和指导不仅能帮助教师把在职前教育阶段学到的教学理论和技能知识运用到课堂教学实践中去，还能引发互相切磋和教学研究。因而受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力推崇。第四，把年级组和教研组建设成为教师学习性组织。年级组和教研组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而且这些成员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历史传承、相似的知识背景以及共同的生活理念和实践经验。这种经验构成了团体的知识库。它从多个纬度促进教师合作，从纵向看，这两种组织有利于教师合作保持时间上的延续性；从横向看，这两种组织有开展各种跨年级组、跨教研组、跨学校甚至是跨学区的交流活动的便利条件，使教师合作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从深度上看，由于年级组和教研组是学校中比较稳定的、扁平化的教师组织，经过不断的积累和逐步的完善，教师合作会日益趋向理想的境界，从而使年级组和教研组最终成为成熟的教师学习型组织。最后，赋权教师自主建设属于自己的“教师学习团体”。教师学习团体是指由教师自发组织，以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为根本宗旨，积极探寻各种自主学习形式，注意成员之间的社会确认与经验资源共享，实现携手并进的各种教师学习型组织。它践履了终身学习、学习型组织、合作学习等先进的理念，是教师合作的有效方式。
教师合作有助于教师发展意愿的激发与强化。它鼓励一定程度的差异的存在，强调多元化、开放化的批判性互动，使得教师认识到学习和发展的必要性。教师合作有助于教师个体反思能力的提高。它不仅能使教师从同事那里得到情感支持和专业方面的帮助，还能减少教师独立思考的偏差，有利于教师个体的反思走向深化。教师合作有助于教师集体发展和学生的共同发展。
三、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教学相长
学生不仅是教师发展的受益者，也是教师发展的一面镜子，一种重要资源。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师道尊严”的束缚下，教师通常把学生看成管教的对象，因而不重视也不愿意向学生学习，这使教师失去了从学生眼中认识自己，发展自我的机会。随着教育思潮的影响和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被看成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活动，主体之间只有平等共事、相互学习，才能实现双赢。
通过学生，教师可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成功和不足，并由此获得成长的动力和机会，推动自我发展。要实现这种教学相长的科学发展观目的，须通过各种努力，达到三种理想的境界。首先，在观念上，树立正确的学生观、教学观，并自觉地把教学相长视为教师发展的理想追求。正确的学生观要求教师做到关爱学生、公平对待学生和拥有生命意识，真正树立起人本的学生观。新型的教学观要求教师走出传统的教学观念的藩篱，正确认识现代教学观念的本质特征，即师生双向互动，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强调“乐”学和“会”学；倡导一般发展基础上的个性发展（爱好、兴趣、特长）；既注重外在学习动机，又注重内在学习动机；重视知识技能、智力和心理素质的整体发展；既注重经验性教学，又追求科研性教学。教师还须从后现代教学观（现代教学目的观、课程观、过程观、师生观以及评价观的反思批评与建构）中批判地吸取有益的教学思想。其次，在教学实践上，要以服务于学生的资助学习为主旨，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批判思维能力；注重良好教学环境的营造和心理情感的培养，打破旧的教学模型，实现单项输导向多项交流转变；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努力转变教学方式，大力推行探究性教学。再次，在技术上，能娴熟地运用各种方式推动师生互动、交流、对话，实现教师与学生有效的沟通。主要在这几方面进行：教师主动参与平等对话，实现教学相长的目的；围绕文本对话，努力使文本再生；正确运用对话的形式，瞄准对话的终极目的；将课堂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组织，使师生对话在和谐、自然的氛围中进行。
建筑思潮 篇3
关键词：建筑文脉,内涵,西方文脉主义,历史源流
1. 引言
“文脉”(Context)真正受到关注始于后现代建筑思潮,是其作为后现代建筑思潮的标签而出现,这种文脉主义思潮最终由于同历史复古主义的“混淆不清”而逐渐退出了建筑设计的主流舞台。然而这种关注建筑或者城市所处的历史环境价值的理论方法是十分重要的,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建筑思潮传入国内以来,随着文脉内涵的转译、扩展,其逐渐进入建筑及城市设计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并对我国当代建筑理论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脉一词的“泛化”使得对其内涵特征的认知缺乏完整性和准确性,对于“文脉”内涵的重新审视及其发展源流的梳理是必要且具有重要意义的。
2. 文脉释义
国外学者方面,文丘里在其著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通过引述E.W.Sinnott关于动植物形式的描述来说明文脉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植物或动物特有形式不仅决定于有机体的基因……而且还决定与基因组织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知的基因并不能控制特定的性格,但对特定的环境产生特定的反应。”在这里,文丘里将文脉视作建筑外部环境;《建筑大辞典》中关于文脉的解释是:“以文脉主义的立场为基础,对整体环境,或者部分的特征,或者其构造的解读。具体地说,方位、地形、水系、植物、街道模式等空间的基本构造以及从城市整体所见到的建筑位置、建筑样式、建筑群的特性等所规定的相互关系。”[1]
国内学者方面,比如张钦楠先生将“文脉”看成文化环境;段进在《广义文脉与规划设计教育》一文中指出:“‘文脉’的使用应是一个广义、整体的概念。但在目前的阐释中尤其是使用中,由于着重强调历史文脉的传承、历史文化的保护等方面而逐步淡忘了原有的完整含义”,并将“文脉”定义为“介于事物各种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外部联系”。[2]
文脉并非建筑界的独创,其最早来自语言学领域的探讨,费雷格在《算术基础》一书中写道:“应该将语言的意思放在与句子相关联的问题当中来进行讨论,而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问题去对待”,其认为不应将某个独立的单词词意作为语言去理解,而应当将其置于文章的之中,句子在文章中才具有意义,正是这一观点产生了文脉。文脉一词源自英文“context”,拉丁文为“contextus”,意为文章的前后关系、与事物相关的背景和状况,通俗地讲,“文脉”就是人类创造的事物内部之间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所有关联的综合。
综上所述,可以梳理出建筑“文脉”内涵的两条认知主线:一是空间向度,指的是建筑所处的物质空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其中人工环境为人类所创造,在不同程度上是与其相关的意识文化的载体,属于文化范畴;二是时间向度,指的是建筑产生、发展所依赖的社会、文化背景。
3. 西方文脉主义思潮发展历史源流
西方文脉主义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萌芽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期之前)、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转折时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
3.1 萌芽时期
在工业时代,处在现代主义宣扬与历史决裂、旨在创造一种复合工业化时代精神的美学艺术形式的局面之中,即便在那个最微弱的年代,“回归历史”的声音却从未停止过。一次大战后,美国诗人艾略特在其著作《传统和个人的才能》一文中指出个人的创作才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基于对传统的认知之上,不能无视历史,而应该充分地感受存在于现代的“历史”,艾略特的“历史感”在这一时期的建筑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3]1947年,Colin Rowe在《理想别墅的数学》一书中将帕拉迪奥和柯布西耶的别墅做了比较,并从中指出对于历史的模仿和引用之间的区别,开始关注建筑形式中的“历史”性;[4]1950年,文丘里在其硕士论文《关于建筑构成的文脉》一文中认为建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相关,“含义产生于文脉,文脉如果变化,含义也将发生变化”;1961年,美国城市理论家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对于以功能分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以及现代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方法进行了批判,同时指出了城市建设过程中原有历史文脉和地域性的重要意义;[5]此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历史环境保护指出历史环境的保护应当基于历史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并通过了《国家历史保护法》,再次将公众视线引入对于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方面。随着上述理论著作的陆续发表,西方基于文脉主义的研究已经呼之欲出。
3.2 全面发展时期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文脉主义思潮全面爆发的时期,在这期间,许多建筑师、理论家基于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文脉主义进行了研究,鉴于研究内容繁杂,特以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流派为线索,梳理这一时期文脉主义思潮的理论研究成果。
Colin Rowe和康奈尔学派。Colin Rowe的学生Stuart Cohen最先提出文脉主义,在其著作《The Tall Office Building Urbanistically Reconsidered》、《From Urbanism to a Theory of Appropriate Form》中对自己的文脉主义理念进行了充分地说明,并和Steven Hurtt一起提出了将康奈尔学派共同的设计理念称之为文脉主义,该学派设计理念认为城市设计中新建区域应当与文脉相呼应,以此获得城市的整体感。1974年,Stuart Cohen在《物理的文脉和文化的文脉》一文中将文脉概念分为“物理文脉”(physical context)和“文化文脉”(cultural context)两部分,前者指的是建筑意义通过具有含义性的形式具象地表现出来,后者则指的是观察者通过建筑的类型特征来理解建筑的含义;[6]1978年,Colin Rowe所著的《拼贴城市》则是康奈尔学派进行文脉研究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其在书中关注城市的历时性特征,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城市风貌格局是由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拼贴而成,城市是历史的集合。Colin Rowe认为城市设计应当从历史元素中获取灵感,并对其进行重构,以形成连续的、富有历史感的城市区域。[7]
文丘里和后现代主义。文丘里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著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和《向拉斯韦加斯学习》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乃至文脉主义的代表作。文丘里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中批判了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技术论,认为建筑设计应当建立在城市历史和环境的基础之上,建筑形态是对特定城市文脉所做出的反应;[8]《向拉斯韦加斯学习》一书通过对拉斯韦加斯商业地段景观的调查,文丘里赞赏那些受到现代主义所排斥的大众喜欢的象征性建筑,比如挂满各式各样广告牌的商业建筑却成为拉斯韦加斯典型的城市形态。文丘里认为建筑形式所包含的象征性是十分重要的,并且认为通俗文化应当被视为文脉而受到尊重。詹克斯在其著作《后现代建筑语言》中提出建筑形式所蕴含的符号学含义是建筑表达其意义的重要方式,提倡建筑的多价值属性,詹克斯将文脉定义为“特定性+都市化”,即文脉包含城市历史结构和城市环境两方面;[9]1977年,罗伯特·斯特恩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后》一书中提出现代主义思潮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并且将其主要特征归纳为文脉主义、装饰主义和引喻主义,这是文脉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标签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文脉主义,罗伯特·斯特恩认为,“建筑是全体的一部分”“新的建筑要同环境相适应”,并提出了对历史建筑的正确参照等观点,有意将后现代主义同复古思潮区别开来。总之,后现代主义运动关注的是建筑形式的符号学含义,即通过对历史元素的引用,发挥其象征作用,来表达建筑内涵。
Aldo Rossi和新理性主义。新理性主义运动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战后的意大利城市空间的发展难以表现出稳定性,成郊社区甚至出现了混乱无序的状态。面对这样的局面,以罗西和G.格拉西为代表的意大利建筑师开始了对恢复城市秩序的探索,其方法就是运用类型学寻找城市文脉中的原型(prototype)特征。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一书中认为建筑是“文化习俗的产物,文化的一部分通过编译进入表现的形式中,绝大部分编译进类型中……类型是深层结构”“类型可以从历史中的建筑抽取……类型不同于历史上某一建筑形式,而又具有历史因素,至少在本质上同历史相联系。”[10]在这里,罗西将文脉认为是历史文化习俗,将建筑对于历史文脉的表达分为两个部分,即建筑形式及其类型。类型源自历史,但区别于历史建筑的形式,而是其深层结构,类型比建筑形式对于文脉的理解更加重要。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运动和新理性主义运动的相同点在于对现代主义均持有批判性,认为建筑设计不是孤立的,应当将建筑置入文脉之中,从历史中探寻新建筑的答案;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前者认为文脉可以通过建筑形式的符号学含义来表达,后者则认为文脉则存在于历史建筑的深层结构(类型)之中。
3.3 转折时期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西方国家文脉主义运动的全面发展时期,然而,进入80年代,这股思潮则出现了衰退的迹象,究其原因,则是“文脉主义”内涵理解的偏差和僵化所导致的。文脉主义同现代主义相比,正是由于其将建筑置于文脉之中,且对于文脉的表达方式有着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而随着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盛行,加之罗伯特·斯特恩将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特征描述为文脉主义倾向,更加造成了文脉主义等同于后现代主义的印象.因此,建筑的文脉主义观被固化成为仅注重建筑形式的象征性(符号学含义)作用,关注与现存环境的一致性、连续性以及对历史元素的引用和转译。严格地说,罗伯特·斯特恩将文脉主义置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是混淆了“文脉”和“历史元素符号”这两个概念。这一时期对于文脉主义的批评声音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文脉的概念很模糊,而城市环境自身的结构和格局则十分清晰,将建筑置于环境之中比将其置于文脉中更加有效;第二,此类批评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简单模仿相邻历史建筑的基于文脉主义的建筑作品。随着文脉主义内涵的不断僵化,建筑与其周围环境的“类似性”关系逐渐被认为是文脉主义的内涵,正如欧洲建筑史库哈斯所说的那样,“欧洲城市具有历史性……所以历史的保全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这种保存城市的概念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话,那就会造成一种制约,也就是说文脉会舒服建筑师的手脚”,此后,随着对单一文脉主义观的批评不断增加,文脉主义逐渐从建筑思潮的主流中淡去。同时,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是文脉主义的观点却仍然存在于当今的思想潮流之中,并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11]
4. 结语
西方建筑文脉主义思潮对于建筑文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脉内涵及其发展源流的认知是构建文脉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我国正经历文化趋同影响的背景之下,文脉理论为建筑地域性以及本土特色的保持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叶毅,吴钦照.建筑大辞典[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2.
[2].段进.广义文脉与规划设计教育[J].规划师,2005(7):14-17.
[3].(英)托·斯·艾略特著.卞之琳等译.传统和个人才能[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Colin Rowe.The Mathematics of the Ideal Villa and Other Essays[M].The MIT Press,1947.
[5].(美)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6.
[6].(日)秋元馨著.周博译.现代建筑文脉主义[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7].(美)柯林·罗,弗瑞德·科特著.童明译.拼贴城市[M].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8].(美)罗伯特·文丘里著.徐怡芳,王健译.向拉斯维加斯学习[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9].C.詹克斯著.李大夏译.后现代建筑语言[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10].阿尔多·罗西著,黄士钧译.城市建筑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中国商业思潮 篇4
李 楠 商业中国
这是一次让我们颇感无力的策划：中国现代商业发展史，一直被诟病为思想与理论的荒漠，因为本土化商业精神稀缺，可以称之为思潮的更是贫瘠而隐蔽。
这也是一次让我们颇感自豪的策划：在不断回顾历史，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本土商业思潮，多年来一直在体制与市场的缝隙间潜滋暗长，并与全球最具时代感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不断融合。
——仿佛是为了印证这个结论，就在我们这期策划的收尾阶段，一个消息传来，在9月5日公布的2013年“全球最具影响力50大商业思想家”入围名单中，柳传志与王石入围了领导力奖，李开复入围了创新奖。这是有“管理思想界奥斯卡”之称的评选12年来首次出现中国人的名字。在他们的之前，是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竞争战略之父波特、管理学大师柯林斯等商业思想界殿堂级的人物，以及韦尔奇、盖茨、乔布斯等传奇企业家们。
与这些大师相比，中国的商业思潮也许还显得稚嫩，却承载着一个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最真实的气息，是最“接地气”的实用化本土商业理论与经验，是世界可听到的来自东方的商业声音。
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思想的觉醒，商业亦然。
正因为此，创刊20年以来，《商界》杂志一直关注中国本土商业思潮的发展，《新商业精神》、《热产品》、《实业之死》、《人肉互联网》、《微创新指导书》，我们关注每一次商业思潮与商业理论的兴起，以及其背后中国商业力量的成长与变化。
回顾中国三十年市场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同时从中看到一部商业思潮的孕育史。这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结构、文化氛围、传统智慧，与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的现代商业理念、方法交锋并融合的过程。
——或许，这正是我们这次盘点的真正意义。
综述：寻找中国商业思想
中国商业思想从哪里来
1984年，一家名为“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企业在北京成立，公司的创办者柳传志对当时中科院的领导豪言壮语：“我们一定要把计算所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在这样的“雄心壮志”之下，这家“新技术发展公司”卖过旱冰鞋，卖过彩电，不需要真正的新技术，也不需要科学的商业理念和管理模式。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只要能实现“年产值200万的大公司”，卖什么不是问题。
29年之后，2013年9月5日，有“管理思想界奥斯卡”之称的“全球最具影响力50大商业思想家”公布了2013年单项奖入围名单，柳传志与王石一起入围了领导力奖。这时，他的“新技术发展公司”已经更名为“联想”，成为世界第一大PC厂商。
从为了200万元年产值“不择手段”，到入围“全球最具影响力商业思想家”榜单，柳传志和联想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商业思想发展的缩影。而这一评选12年来首次出现中国面孔，更是世界对于中国商业思潮的重视与肯定。
中国现代商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商业思想的贫瘠一直被外界诟病，中国企业在摸爬滚打中，也大多借鉴外来的经营管理理念作为武器，习惯了《基业常青》、《从优秀到卓越》、《第五项修炼》，而本土化商业思想一直被笼罩在这些西方管理大师们的光芒之中。
事实上，当我们重新去正视，去找寻中国本土化的商业思潮时，才发现，中国的商业思想也许稚嫩，却与中国这个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有着很高的契合。在最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每一次商业思潮的产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商业理论一次次融合的过程。这是两种商业理论的碰撞，更是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直接激烈碰撞，这样的交融，注定带着独特的光芒。
要寻找中国商业思潮，首先必须理解这两种文明的特质。
农业文明是大陆模式，以退让、保守为特色，拒绝内部竞争，重视集体主义;
商业文明是海洋模式，以进取、创新为特色，鼓励内部竞争，重视个人主义。
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形成了自己明显的关系特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总结出华人社会的五个明显特征，分别是叠合性、等级性、强调诚实、看重道义、具有弹性边界。其中位居首位的叠合性，便是指华人融为一体的关系圈，这一关系圈遵循着一些只有华人熟知的潜规则，例如在一个企业组织中，年龄大的员工往往更有影响力。#p#副标题
中国商业思想形成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在两种文明的一次次碰撞中，将这些潜规则“显规则化”的过程。
商业思想的多重博弈
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碰撞的过程中，至少有五次大幅冲撞。
1.帝王文化与契约精神
华人社会特性之一便是严格的等级观念，帝王文化、家长文化在中国社会无疑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家们难免受其影响。中国的商业思潮演变，事实上就是契约法则下的商业思想、理论与中国企业家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互相融合、妥协、一体化的过程。造成的结果是，在企业经理管理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中魂西制”的特色，即用西方商业文明的方法论，来承载中国传统等级文化的内涵。
2.道与术
中国人是一个重“道”多过于重“术”的群体，讲求用共同的理念来统一群体性行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然而另一方面，在商业实践中，中国商人的短板恰是“术”的内容。于是，吸收西方的现代化管理方法与经营技巧，统一于中国式的商业理念中，成为中国思潮形成的另一种模式。
3.人情与利益
人情是中国关系网中的重要元素，看重情感与道义，讲求与熟人合作，并知恩图报。在一次次的人情往来中，关系也随之不断加深，无论社会关系还是商业关系，皆遵循着这样的循环法则。
随着商业化、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社会分工的细化对商业合作双方的技术、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基于人情关系的合作原则遇到了利益的挑战。在人情与利益交锋的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人情式契约关系”，既在合作之初重视关系的作用，又在合作过程中遵守契约精神和道德底线。
4.做事与做人
每一个到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海外人士都有这样的鲜明感受：在西方，做生意就是各种实力与条件的较量，在中国，做生意首先是对方对你这个人的认同。
做人与做事，管人与管事，是中国商业行为与西方商业行为的重要区别之一。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商人也在与海外商业力量的交流中逐步适应。加上一批“海归”力量的加入，中国商业思想与理论逐渐形成了做人为手段，做事为目的特色，并体现在经营与管理的方方面面。
5.责任与原罪
受政策与市场背景的影响，中国商人的“第一桶金”，往往带有一定的投机性与偶然性，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原罪。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向来有“英雄不问出处”的思想。中国商人又有着浓厚的社会责任，对社会舆论，尤其是对体制认同的追求，让他们本能地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社会责任感与对“名声”的注重，成为一种法律甚至道德之外的约束力，构成着他们的商业原则与底线。
站在时代的转折点
在中国商业思潮的发展史上，有以下几个关键的时间点：
1.改革开放的浪潮，第一次开放了体制对于现代商业的限制。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站那个市场化的初始阶段，眼光、勇气、资源与关系，构成了第一次商业思潮的核心，一大批企业也因此而崛起。
2.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一大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投入下海经商的大潮，他们将对政策的准确认知及对现代商业理念的了解运用于商业实践，开启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中国式管理方法为核心的商业思潮。
3.加入WTO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制造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使社会竞争日益激列，加之西方商业理论的大量涌入，带动了以品牌营销为核心的商业思潮的形成。
4.互联网浪潮的来临，改变了社会生活，构建起全新的虚拟世界，与之相对应的是以扁平式组织、交互式合作、技术商业为代表的互联网商业思潮兴起。
5.资本时代的到来，使商业模式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开启了新一轮以模式创新、资本运作为特色的商业新思潮。
6.电商的兴起及移动互联网普及，正成为中国商业思潮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契机
在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的碰撞中，在时代机遇的催化之下，中国形成了八大商业思潮，承载着一个社会转型期的特有印记与一代中国商人的商业理想。#p#副标题#e#
分析：那些影响三十年的思潮
思潮一：识时务者为俊杰
核心：机会主义+风险管理，构成贯穿中国现代商业化进程的机会主义成功学。
时代背景：改革开放、南巡讲话、入世、互联网浪潮、资本热潮、电商及移动互联网普及。
商业样本：第一代企业家、92派、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一代
回顾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历史，中国的现代商业力量其实正是从不断的抢抓机遇中诞生、成长。
从改革开放之初最早一批“打擦边球”的创业者吴仁宝、禹作敏、鲁冠球，到行走在政策边缘“罐头换飞机”的牟其中;从郭凡生、史玉柱、冯仑、潘石屹等“92派”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到互联网浪潮所成就的李彦宏、张朝阳、丁磊等IT霸主，伟大的企业与企业家，往往伴随着政策或技术的时代背景“成批量”出现。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30年，本身就是一场市场化、商业化的运动。在市场化的初始阶段，眼光、勇气、资源与关系，成就了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也许没有哪个国家的商人比中国商人对机遇的感受更为直接深刻，机会主义，似乎是中国商人与生俱来的基因。
传统语境中，机会主义最初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它通常指的是在不了解具体情况或条件尚不成熟时，抱着“赌一把”的心理进行的冒险性尝试，带有“投机”的特定含义。然而中国商人的商业实践，将其改良为了一个中性的语汇。
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新兴市场上，30年的商业探索中，对于机遇的理解与运用，被中国商人不断理性化和实用化，将自己的技术、资源、信息、关系等优势与政策背景、市场需求整合对接，实现商业化运用，以抢占市场先机，或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便是中国化的机会主义。
他们不但从新政策、新技术、新市场、新需求中寻找商业契机，更尝试吸收与总结各种发现机遇、捕捉机遇的方法论，并加以中国本土化的实践，结合符合现代商业理论的风险管理，将“机会主义”改良为“机遇主义”。
当对于机遇天生的洞察力与现代商业理论、资本相融合，便形成了中国商业特有的机遇主义成功学，构成了一股贯穿中国现代商业发展的思潮。反映在商业理念上，以差异化经营、蓝海战略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商业理念，之所以在中国盛行一时，其深层原因正是契合了中国商人机会主义成功学的思潮。
代表性商业理论：
差异化战略：
又称别具一格战略，指为使企业产品、服务、企业形象等与竞争对手有明显的区别，以获得竞争优势而采取的战略。这种战略的重点是，创造被全行业和顾客都认为独特的产品和服务。
蓝海战略：
可以看作差异化战略的一种细分与延展。认为“红海”是竞争极端激烈的市场，“蓝海”也是通过差异化手段得到的崭新的市场领域。在这里，企业凭借其创新能力获得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利润。要求企业突破传统血腥竞争所形成的“红海”，拓展新的非竞争性市场空间。考虑的是如何创造需求，突破竞争。
思潮二：关系就是生产力
核心：关系即合作，中国式商业关系不只是情感关系，还是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博弈。
时代背景：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契约精神的引入，资本的时代来临
商业样本：公关公司、天使投资人
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来企业，无论是老一代企业家还是80后商人，无论是草根个体户还是商业精英阶层，只要活动在中国这个市场，没有人能否定关系网的力量。
换一种角度，中国的现代商业发展史甚至可以看做一部“商业关系史”：
改革开放之初，做生意、办企业难免还有一丝擦边球的味道，企业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为创业打开绿灯，要处理与供应商的关系，才能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得到生产、销售必需的资源;
商品相对丰富之后，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要处理与顾客的关系，以服务、价格争取顾客“用购买投票”的选择权;
市场圈地的战役中，企业要处理与渠道商的关系，以建立与维护高效有序的分销网络;
品牌争霸年代中，企业要优化与各种传播媒体的关系，以维护良好的品牌形象，并为品牌推广传播架桥铺路;
资本时代，企业要争取并平衡与各种投资方的关系，保证既能得到发展所需的充足资金，又能在经营管理上拥有自己的独立性，既能满足投资人的要求，又能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相一致;
而“商业模式”四字，作为一种利润的产生及在企业与投资人、供应商、分销商等利益相关方之间分配方式，更是集中国商业关系学之大成。#p#副标题#e#
至于日常经营中所必须涉及到的工商、税务、环境、消防等监管部门，处理好与这些机构的关系，早已是企业日程表上的常规待办事项。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商业领域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张网往往就是商业活动所需的资源网，关系就是资源，就是生产力。这种对于关系的重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催生出大量专门以关系为服务的“公关公司”、“咨询公司”。
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然而与西方商业文明不同的是，西方的商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契约精神基础之上的合作法则，以利益为出发点;而中国的商业关系，受中国家庭社会的影响，同样以亲疏之别为标准，由近及远分别为亲人、亲密朋友、一般朋友、陌生人，以感觉为出发点。在进行商业合作时，关系的亲疏会潜移默化地成为重要的选择因素。
于是，“拉关系”成为中国商人一种日常的商业活动，他们往往想方设法地找出与合作对象的同质化特点，如同学、同乡、战友，甚至是共同的爱好，哪怕是一个相同的姓氏;另外他们也会经由各种有交集的朋友互相介绍，由此形成了圈子，于是饭局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商务手段”，目的便是形成关系，维护关系，并使关系从疏到亲。
除了感情因素外，中国式商业关系还有另一个关键词：人情。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人情作为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恩惠，在商业活动中成为一笔无法结清的“账目”。
关系的利与弊，在中国现代商业实践中如同一把双刃剑，既用情感、道义维护着诚信的底线，一定程度上保证着商业活动的效率，也催生了权力寻租等灰暗地带，影响着商业的公平。
然而，这种关系生产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着重大的变化，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力量，以亲情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关系结构产生了一定的松动，加上现代商业结构、商业秩序的日渐成熟，纯粹的人情关系已经不适应现代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随着对西方商业理念、商业精神接触的不断深入，中国商人开始逐渐形成一种“人情式契约关系”，一方面依然以人情为基础建立与维护关系，另一方面则引入契约精神，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着制衡与博弈。
以天使投资为例，业内一条不成文的行规是：先看人再看项目。有一定的关系作基础，或是在初步的接触中借由认可建立起一定关系，是人情层面的前提。
代表性商业理论：
关系营销：
关系营销的概念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并因其对中国商业社会关系网的天然契合流行一时。其本质是把营销活动看成是一个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政府机构及其他公众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其核心是建立和发展与这些公众的良好关系。
商业模式：
作为当前最流行的商业概念，商业模式指的是一个完整的产品、服务和信息流体系，包括每一个参与者，及其起到的作用、潜在的利益，以及相应的收益来源。主要关注企业在市场中与用户、供应商和合作方的关系，尤其是彼此间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思潮三：实业报国
核心：将商业精神与工业精神这两种曾经对立的元素，在产业精神的概念下有机统一，打造中国化的产业帝国。
时代背景：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和资本大潮冲击下，实业之心消退，技术商业时代来临。
商业样本：复星集团、联想控股、格力电器(000651,股吧)、中集集团
中国缺少制造业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发展起来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制造型企业。依靠着低成本的生产资源与人力资源优势，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前后，中国制造作为世界工厂，甚至“生产了世界”。
中国缺少产业精神吗?答案也许是肯定的。直至今日，透支了人口红利之后趋于衰落的中国制造，依然没有摆脱“粗制廉价”的形象，缺乏品牌、品质与技术创新含量，处于全球化产业价值链的末端。
所谓工业精神，指的是人们对工业产品赋予的积极态度，在企业中体现为对市场和产品本身的尊重，是设计和制造人员附着在产品上的情感和能量，以及对产品创新和制造过程精益求精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是对制造者创造价值的尊重。
事实上，中国现代商业从诞生之初，便从不缺少对工业的重视，然而产业精神似乎是一种无法指责的先天性缺陷。
中国现代商业发展的30年中，中国企业曾经致力于追寻与建设中国的产业精神，六西格玛理论的引入，丰田等一批日系企业质量管理经验的推广，都是中国商业力量在产业精神之路上的尝试。然而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尤其是金融危机前后，外部环境的日益严峻与资本神话的强烈冲击，使中国企业家的实业之心面临着最大的挑战。
2010年，《商界》曾经推出特别策划《实业之死》，直指中国企业家实业之心衰退并努力探索资本与实业理想的结合之路。#p#副标题#e#
我们庆幸地看到，就在其后不久，一股由企业界发起的产业精神回归之风，便在制造行业兴起。以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与商业理论界人士，以实干精神、理性精神为核心，呼唤着工业精神的重建与回归。
早在2003年，董明珠就提出 “工业精神”，指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全心全意关注消费者需求，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跌宕起伏之后，新一轮的中国产业精神思潮，并没有站在商业精神的对立面，并不以专业化排斥多元化，而是把商业精神与工业精神作为产业精神的一体两面，效率最大化地结合与统一。既强调在生产经营中对科学规律的尊崇，对规则、制度、标准和流程的坚守，也充分运用交易过程中的市场导向之力，兼顾专业化与多元化。正如我们在《实业之死》一文中提出的：实现“资”与“产”的螺旋演进。
表性商业理论：
六西格玛：
六西格玛最初是摩托罗拉公司发明的术语，用来描述在实现质量改进时的目标和过程。上世纪90年代经通用电气的实践，形成一套全面系统的质量管理成功经验，提炼了其中流程管理技巧的精华和最有效的方法，成为一种提高企业业绩与竞争力的管理模式。其核心包括一种质量尺度和追求的目标、一套科学的工具和管理方法、一种经营管理策略。是指在提高顾客满意程度的同时，降低经营成本和周期的过程革新方法，进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管理方式。
全产业链模式：
带有中国原创特色的商业理念，是制造型企业随着微利时代的来临而探索出的一种新的经营模式。指一个企业的经营范围涵盖了行业从原材料生产、半成品生产、成品生产、到产品销售的每一个产业环节。意在借助全产业链增强自身在产业链条上的控制力和话语权。
思潮四：管理就是管人
核心：用管人代替管组织，把潜规则变成显规则。
时代背景：中国现代化商业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外来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社会特有文化、智慧和习惯之间的矛盾。
商业样本：华为、海尔、TCL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人人都合理地阳奉阴违;用推、拖、拉来化解问题;寓人治于法制;沟通以不明言为基础;老板做好人，干部做坏人，才是良好的配合;先求忠诚再求能力„„
这样的语言，也许每个中国人都觉得似曾相识，然而这不是一份中国职场关系潜规则盘点，而是“中国式管理”理论中所公开提出的管理方法，将中国人际关系中的潜规则合理化运用，打造成管理的工具。
中国现代商业的30年成长史上，管理理论一直是思想界最热闹的领域之一，也是最无序的领域之一。
中国商业界“进口”理论的来源，最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然而在管理领域，无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美国式管理哲学，还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日本式管理哲学，在中国都遇到了水土不服的困境。而偏差的根源便在于，这些以管理组织为目标的管理理论，在中国执行的过程中，总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管人”的“误区”。
“世界先进管理模式的中国化”，一直是中国商业思潮焦点之所在。管人还是管组织，是中国式管理与西方管理理论的本质性区别。于是在理论界，开始向传统文化寻求支援，将植根于儒家文化的中国处世之道、来源于道家思想的中国智慧与西方现代管理学结合，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创造出一种人性化管理的企业管理模式。
尽管从诞生之日起，关于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各种赞誉与争议从未停止过。然而构筑在人情关系上的社会结构、让中国企业的管理必然带有独有的“人治”特色，也许当前的“中国式管理”概念依然具有某种不完善性，但企业对科学实用接地气的中国式管理的需求与运用确是真实的存在。
1984年，入主海尔的张瑞敏颁布了13条规定，从禁止随地大小便开始，开启了海尔现代管理之路;一场砸冰箱的事件，不仅使海尔成为了当时注重质量的代名词，同时也震服了所有员工，确立了张瑞敏的绝对领导;OEC模式、一流三网、激活“休克鱼”„„一个又一个“新名词”的背后，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支持着海尔在20世纪末创造出业界神话。
在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同时，中国式管理的思潮，也是一场中国企业家根深蒂固的帝王文化、家长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之间冲突融合的过程。于是，中国式管理便呈现出一种独有的对立统一色彩：一方面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另一方面是领导力、执行力等带有权力与层级色彩的管理理论。#p#副标题#e#
代表性商业理论：
领导力：
提升管理效率的理论。指在管辖范围内，充分利用人力和客观条件，在以最小的成本办成事情，提高整个团体的办事效率。
执行力：
执行力就是在战略和愿景既定的前提下，组织对内外部可利用的资源进行综合协调，制定出可行性的战略，并通过有效的执行措施从而最终实现组织目标、达成组织愿景的一种力量。
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能熟练地创造、获取和传递知识的组织，同时也要善于修正自身的行为，以适应新的知识和见解。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的《第五项修炼》一书提供了一套使传统企业转变成学习型企业的方法。
C模式：
即China way，指中国商业理论界创造的一种中国式管理理论。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精髓和西方管理工具，以文化性管理统领工具性管理的一种管理哲学。旨在构建一个以人为核心，形神兼备、遵循宇宙和自然组织普遍法则，能够不断修正、自我调节、随机应变的和谐组织，这种以人为运营核心的、具有更大的能动性和更强应变能力的企业组织，简称为“智慧型组织”。
阿米巴经营：
由稻盛和夫所创立的一种商业理念及管理方式。“阿米巴经营”基于牢固的经营哲学和精细的部门独立核算管理，将企业划分为“小集体”，像自由自在的重复进行细胞分裂的“阿米巴”。以各个“阿米巴”为核心，自行制订计划，独立核算，持续自主成长，让每一位员工成为主角，“全员参与经营”，打造激情四射的集体，依靠全体智慧和努力完成企业经营目标，实现企业的飞速发展。“阿米巴经营”是当前最为热门的商业管理理论之一。
思潮五：豪华出效益
核心：无论商品营销还是产品推广，高价高销始终是理论的核心。
时代背景：社会产品丰富，同质化竞争激烈，全球化金融危机中，企业成本日益上升，生存压力加大，必须通过提升利润空间与销量来增加利润。
商业样本：娃哈哈、格兰仕、巨人集团
商品营销与品牌推广，是中国企业在进入竞争时代后贯穿始终的两个关键词。
度过了最初社会商品极度缺乏的“幸福年代”后，中国企业马上被抛入了一场毫无准备的营销战中。
在商业理论界，品牌营销是与管理同样热门的话题。市场上主流的营销之道，不但因为新理论的引进而更替，也同样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发展。当我们学会了产品竞争时，产品同质化的大潮让我们赶场一样进入了下一场品牌之战，当我们还未完全摸清品牌竞争的门道时，消费者已经开始转头追求概念与个性了。
中国市场的特点决定了企业的渠道建设、终端营销以及品牌定位有着独特的特点。中国市场的广阔性与多样性，导致企业无法自建渠道深入到每一个终端市场，而必须借助各种分销商的力量，于是便有了渠道为王;中国消费者具有强烈的道德认同感，因此企业在做好生产和销售同时，还必须分心来建设和维护良好的企业形象;商业红海中，品牌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品牌却是万万不能的，因此企业需要进行品牌建设;追求个性的年代中，企业还需要在个性化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之间妥协平衡„„
然而，无论品牌营销处于何种阶段，流行何种理论，不变的共性总是：高价高销始终是企业追求的核心。这就要求企业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附加值，并打造属于自己的具有辨识度的附加值。海底捞的成功，正是因为提供各种独具特色的附加服务。中国的品牌营销理论，本质上可以看作不断在产品、渠道、营销与品牌之间寻找着新的高价高销的市场突破口。
代表性商业理论：
4P理论：
4P理论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形成大规模影响的营销理论。它将企业的营销要素归结成四个基本策略的组合，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和促销(Promotion)。企业要对这些要素进行有效的组合，从而满足市场需求，获得最大利润。
渠道为王：
渠道就是生产厂商的产品，在其所有权转移过程中，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途径。渠道从生产厂商、经销商到消费者环环相扣，各大厂商对分销渠道的选择与当地市场策略、市场定位策略、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和促销策略等方面密切相关。抢占更多的与消费者接触的机会，则有可能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连锁加盟模式的兴起，便是当时企业进行终端布点的一种渠道创新。
热产品：
热产品，顾名思义，大卖热卖且长卖的产品。如何让产品畅销、长销、高利销，这才是热产品的根本。拥有热产品的企业和品牌，将比其他的对手更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热产品越强，则品牌力就越强，热产品越多，则品牌力就越大。
定位理论：
1972年由管理大师特劳特提出的一种品牌建设理论。其核心是品牌个性至上，认为品牌定位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消费者心目中占据无法取代的位置，让品牌形象进入潜在顾客的心智中，并且深植于消费者的脑海，一旦有相关需求，消费者就会开启记忆之门、联想之门，自然而然地想到该品牌。
顾客价值学说：
20世纪80年代由科特勒创立，开启了品牌价值时代。其认为顾客总在追求“总顾客价值”与“总顾客成本”的差额部分的最大化，也就是顾客让渡价值的最大化。顾客价值是品牌营销围绕的核心，品牌的定位应当体现企业的目标顾客定位，但最重要的应当是体现企业的“顾客价值组合”，企业要以顾客价值链为主线，由浅入深地逐层实施品牌定位和营销活动，为顾客传递、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提高顾客满意度，保持顾客的品牌忠诚度。附加值正是围绕顾客价值学说产生的一项细分理论。#p#副标题#e#
思潮六：山寨是一种精神
核心：建立在拿来主义基础上的一种模仿式创新。
时代背景：世界工厂时代留下的生产模仿与生产能力，与互联网时代技术、创新精神的结合
商业样本：360、腾讯、拉手网
如果没有OICQ，也就没有今日的腾讯;
如果没有Ebay，也就没有今日的淘宝;
如果没有Groupon，也就没有团购网站的蜂拥而上;
如果没有iPhone，也就没有中国的桔子。
中国企业长于模仿，而短于创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流行产品到国外热门商业模式，总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中国市场上找到“山寨版”。中国“逆天”的山寨机产业，让这个词语成了抄袭的代名词。
然而，与“机会主义”相同，山寨这个词，在中国商人的手中加以“微改造”，被改良成了一个中性的概念。
对于山寨产品的诟病，大多是基于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一些山寨企业，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以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损人利已”。
就是这样一种零和游戏，在中国被玩出了新的味道。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商人对于国外先进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模仿，不再是原搬照抄，而是在模仿其核心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消费者的心理与习惯，加上一点本土化的改进，使之变成一种适合中国市场的“新产品”，从而开始实现由零和向正和的转变。
腾讯从不会第一个去吃螃蟹，却会根据用户需求，贴近用户心理而打造一些打动用户的小惊喜;360安全卫士从查杀流氓软件开始，到给用户电脑打补丁、体检、开机加速、电脑医生，一直在微创新;千千静听就做了给播放器添加歌词功能这一件“自己的事儿”。
其实这种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创新之道，早就在中国传统行业中流行：日化领域，国外流行的产品概念与技术，在国内马上会得到更适合中国人肤质的低成本化实践;服装领域，将欧美T台上的概念按中国人的身材比例组合到自己的产品中，便成了当季流行新品;“KLG”之流虽然模仿“KFC”，但“低价洋快餐”的概念却真实符合了三四级市场的消费需求„„
至于山寨哲学，也许本身没有对与错，抄袭与“模仿式创新”之间的界限，自然会由市场来做出评判。
代表性商业理论：
微创新：
由360安全卫士董事长周鸿祎在2010年提出的商业概念，是建立在带给用户独特产品体验基础上对产品或服务的微改善。“产品可以不完美，但只要能打动用户心里最甜的那个点，把一个问题解决好，有时候就是四两拨千斤，这种单点突破就叫‘微创新’。”微创新理论的提出，给受技术和资金局限的中小企业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创新之路。
思潮七：世界是平的
核心：集用户之力，成就产品与服务。
时代背景：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大潮的兴起，并与商业模式、资本高度融和。
商业样本：淘宝、百度、微博
“这将是一个鼓励分享、平台崛起的时代。靠单一产品赢得用户的时代已经过去，渠道为王的传统思维不再吃香。在新的时代，如果还背着这些包袱，那就等于给波音787装了一个拖拉机的马达，想飞也飞不起来。如何铸造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供用户自由选择的平台，才是互联网新时代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段腾讯CEO马化腾关于互联网时代商业特征的描述，形象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科学技术的迅速市场化，并与商业模式、资本高度结合，甚至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与社会关系构成。中国企业家在迎接互联网大潮的同时，也必然掀起新一波商业思潮涌动。
西方企业家、思想家们习惯于用“世界是平的”来概括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文化基因，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抹平一切疆界，让世界和组织都变得更加“扁平化”，等级制度正遭到来自社会底层的挑战，或者正从自上而下的关系变成更为平等和合作的关系。
而在中国，似乎“交互主义”更适合中国化的互联网商业世界。
交互主义，是一种社会交往与互动过程中的心理原则，是一种“和”的达成，它要求社会关系中强势一方要符合“仁”的要求，然后才能要求弱势者服务强势者。
交互主义中没有非是即非的二元性，讲究求和与共存，但要求有原则地服从。这种符合华人世界等级性和弹性边界概念的理论，与互联网平台上的商业模式与商业行为有着天生的契合。
交互主义的一种最重要体现便是，企业必须集用户之力，才能成就自己的品牌与产品。这要求企业既充分尊重用户，又要有一套用户能接受的法则，对其进行管理与引导。#p#副标题
互联网作为一个移动的平台，用户将是内容的使用者，也是主导者与分享的提供者，每一个用户的行为都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部分而存在。以百度贴吧为例，每一个用户既是产品的使用者，又用自己的使用为这一产品提供着内容;既包容各种观点，又同时存在着管理员与等级制度，在虚拟世界里行使管理职能。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同样是源于这种交互主义的商业化运用。
而互联网作为虚拟空间的特性，也决定了其竞争的无限性。因此，它不再信奉传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它更崇尚的是“天空法则”。如同马化腾的理解，“所有的人在同一天空下，但生存的维度并不完全重合，麻雀有麻雀的天空，老鹰也有老鹰的天空。决定能否成功、有多大成功的，是自己发现需求，主动创造分享平台的能力。”
这种交互主义还体现在虚拟网络世界与实体经济的跨界与互动上。例如以淘宝为代表的中国电子商务平台，虽然是一种互联网产品，然而线上交易的特性，使其发展的每一步，既遵从着互联网行业的商业法则，也存在着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各种特色。从产品到营销，实现交易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集中呈现，逐步形成着特有的中国线上交易秩序。
代表性商业理论：
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的出现，根源于互联网的出现和个性化消费的兴起，它打破了传统的消费观念，并向二八定律发起了挑战。商业和文化的未来不在热门产品，不在传统需求曲线的头部，而在于过去被视为“失败者”的那些产品——也就那些个性化、小众化的需求，是需求曲线中那条无穷长的尾巴。
威客与众包：
众包是2006年诞生于美国的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协作概念，指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
在众包理论出现的前一年，中国市场上已经诞生了威客的概念，它起源于BBS的互动问答功能，是一种将人的知识、智慧、经验、技能通过互联网转换成实际收益的互联网新模式。主要应用包括解决科学、技术、工作、生活、学习等领域的问题。
无论威客与众包，都是互联网时代交互精神的商业化应用实践。
轻公司：
基于互联网时代的一种轻资产运营模式。企业资金和规模都很小，但却有较高的业务发展速度和利润水平。“轻公司”最大的特点，也是它们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企业将非主要业务“外包”，企业内只保留最核心的业务部分，将其做到最好。
思潮八：商业普世主义
核心：用商业影响社会与时代。
时代背景：中国商业的日益繁荣，正在使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商业样本：空缺
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入主流社会，得到体制内的承认一直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潜在愿望。而具体到商业领域，用自己的商业行为改变社会，是植根于每一个中国商人内心深处的情结。
在中国历史上特殊而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商人的这种普世主义思潮，既使中国社会在商业的影响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也反过来促使中国商业更加理性化、现代化。
回顾中国现代商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每一个社会变化发生的背后，都站着一批伟大的企业，联想推动了家用PC机的普及，海尔、长虹、TCL让中国家庭进入家电化时代，阿里巴巴和淘宝的诞生与发展，为商家与消费者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交易平台与生活方式„„
他们用产品和服务改善着人们的生活;
他们用企业的经营为社会提供就业机遇，实现着员工的共同理想;
他们用利润创造着社会财富，并越来越主动地承担着各种社会责任。
现代思潮与新闻文化 篇5
一、现代思潮的内容
现代思潮具有阶段与反思的特点，阶段特点的意思是后现代思潮是一个时期的产物，具体是指20世界60年代以后，在这个时期之后，世界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雄起让全球都产生了一些变化，并且在不同领域都有变化。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理论与新的价值观，以适应新的变化，传统的认识、理论与价值观等都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变化与发展。现代思潮的变化也不是固定的，每个阶段都有属于自己的现代的思潮，一般来说现代思潮会在每隔五年被重新定义一次。
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立场，是针对传统文化与传统思维的一种批判立场。我国的现代思潮受到很多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用批判、批评的形式来摒弃历史观念，将历史发展成开放的、不断走向进步与发展的过程。现代思潮是一种强大的怀疑集成者，它的怀疑是全面的，它是对传统人文历史的一次全面审视与改写。甚至一些现代主义者会刻意追求不确定性，自己提出的观点与看法也会马上消解。现代思潮是一种理智又反理智，是坚持本体论又反对本体论的，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现代思潮表面看上去乱七八糟，但是也可以把它看做传统思潮的态度与关系，从时间上来看，它承接着过去与历史，但是同时，它也是由传统过去继承、发展而来的，但是同时它又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叛与批评。它竭尽全力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但是它还是离不开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我国的现代思潮收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思潮的有些观点是不是全部可以被全部拿来使用呢？比如理论与真理是被现代理论学家批评的最厉害的两个方面，西方思潮认为理性是凡事主张道理与思考，而对立面就是蒙昧与权威主义，认为理论是收到宗教或者天启或者权威长官的意志影响。而在我国，就有人认为解决问题讲逻辑讲理论是不对的，应该是讲直觉。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对的，但是我国还是缺乏知识论和逻辑。
不管现代主义者有多么激进的观点，但是都是有益于文明本身，能到警告信号作用。我国已经具有产生现代主义的社会条件，但是我国还是处于前现代化的社会、工业向后现代化的社会、工业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现代化仍是我国最直接的目标。
二、新闻文化的特点
包容性。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博大精深，而新闻文化相对与大文化的概念要更加的具体，实质上，新闻文化是一种载体，是主客观的统一。人是新闻的主体，从新闻提供者、采编者、记者、发布者、被采访者都是属于人，甚至一些电台、报纸运输人员等等都属于人的范畴，因此这些人的行为将会影响与改变人们对新闻看法以及接受时间等体验。只要直接参与新闻的都是属于人，属于新闻活动的构成主体。而客体是对于主体来说的一个概念，首先是人的物化形式的运用，比如纸张、印刷机、电视、电台等这些新闻载体，第二，是人的理化形式表现，比如新闻的道德法规、新闻人员的考核标准、行为规范等等，第三，是对新闻产生影响的客观因素，比如社会经济条件、信仰、价值观等影响。所以新闻是具有一定包容性的。
抽象性。新闻文化又是抽象的，比如我们看到一张新闻报纸，我们会了解这个新闻所发生的故事与结果，只知道是由谁编写的，但是被称为新闻文化的，必然就代表着人的活动的痕迹，承载着人为了实现理想而进行奋斗的价值所在。单单的一份报纸肯定谈不上是一个新闻文化，但是却是承载着新闻文化，所以它又是一个抽象存在。
地域性。地域的不同，自然条件与社会状况也不同，产生的新闻文化也不一样。不同的自然条件就会带给人们不同的体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感知，就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样就会塑造不同的性格，地域广阔，农业发达的地域人们就是用劳作生活，满足与现状的朴实性格，而新闻媒体必然也是围绕这样的中心来进行新闻报道。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的地域环境，所产生的情况不同，新闻报道也会不同。而社会状况也是反映不同新闻事业的发展，经济发达的国家与经济贫穷落后的国家所拥有的新闻媒体规模就会不一样，所报道的理念和风格也会发生变化。
创造性与进步性。科技的进步，让新闻文化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传统的铅字文化到现在的网络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媒体的出现也让新闻媒体成为了大众媒体，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新闻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变化，传统的是一种更为严谨与科学的报道形式，而现代新闻更具有创新与全面性，新闻文化从过去强调阶级斗阵到后来营造一种繁荣昌盛到现在各种快餐新闻文化的出现，都是具有一定历史影响和社会思潮与社会进步的影响。
三、现代思潮下的新闻文化发展
新闻文化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并不意味着新闻文化的发展都是好的。一方面，新闻文化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新闻载体也在不断的更新，但是新闻最主要的主体——人，受到现代思潮的影响，会对新闻文化发展提出新的建议。
一方面，由于新闻文化更加大众化，是反应现实，就会在社会中产生舆论效果，人们对于内容能更加快速的阅读，并且产生话题，能满足大众需求，但是另一方面，会由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就会在内容上颠覆传统，出现不严谨、片面化等现象，或者标题党现象，这是不利于新闻文化健康发展。
由于现代思潮具有反思的特点，在新闻文化上也能体现出来，新闻出来后必然引起一群现代主义者的批评，批评新闻内容是否不道德，批评新闻报道是否虚假，这些反思从正面上思考，一定程度上是能推动新闻文化能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新闻媒体一方面要吸引这些现代主义者的眼球，另一方面要吸收有效的批评与建议，推动新闻文化向前发展。
浅析包豪斯对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 篇6
包豪斯注重发挥结构本身的形式美,讲究材料自身的质地和色彩的搭配效果,发展了灵巧多样的非对称构图手法,对20世纪初设计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末,经过许多人的积极探索,一种旨在符合工业化社会建筑需要与条件的建筑理论渐渐形成了,这就是所谓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1]。1925年～1926年间,瓦乐特·格罗皮乌斯设计了狄索的包豪斯学校建筑群。这个建筑群是现代建筑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以实用功能作为设计的出发点,采用灵活的不规则构图方式,加上强烈的对比手法,从而造成了生动活泼的建筑形象。
“包豪斯”的成就实际上是现代设计思潮的集大合成。它总结和发扬了自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以来各种设计改革运动的精髓,继承了德意志制造联盟的传统。包豪斯对于现代设计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它的设计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教学方式成了世界许多学校艺术教育的基础,它培养出的杰出建筑师与设计师把现代建筑与设计推向了新的高度。
1 包豪斯思想对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
以包豪斯为基地,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现代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现代主义建筑,主张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生活需要,以讲求建筑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为特征的学派。
从长远的思想影响来看,包豪斯奠定了现代主义设计的观念基础,建立了现代主义设计的欧洲体系原则,把以观念为中心的设计体系、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体系比较完整地奠定起来,从而与以美国为中心的仅仅重视改变外型、强调商业效益的所谓“改形设计”对立,形成了现代设计当中两个非常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体系。
现代主义建筑是指20世纪中叶,在西方建筑界居主导地位的一种建筑思想。这种建筑的代表人物主张:建筑师要摆脱传统建筑形式的束缚,大胆创造适应于工业化社会条件、要求的崭新建筑。因此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色彩,又称为现代派建筑。
“现代建筑”是一个具有强烈时间阶段特指含义的概念,指现代的所有建筑活动,特别是指建筑脱离了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建筑影响以来的整个建筑发展阶段,时间大约是从19世纪中叶到目前的整个阶段。而“现代主义建筑”则是一种建筑风格的特指术语,是指20世纪初期在德国、前苏联、荷兰等国家,由一小批具有民主思想、左倾趋向的知识分子精英所探索和奠立的建筑方式和建筑思维方式,具体体现在建筑应该具有其明确的服务物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代建筑的民主主义色彩。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先是在以实用为主的建筑类型如工厂厂房、中小学校校舍、医院建筑、图书馆建筑以及大量建造的住宅建筑中得到推行;到了50年代,在纪念性和国家性的建筑中也得到实现,如联合国总部大厦和巴西议会大厦。现代主义思潮到了20世纪中叶,在世界建筑潮流中占据主导地位。
20世纪20年代中期,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密斯·范德罗等设计和建造了一些具有新风格的建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校舍,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巴黎瑞士学生宿舍和他的日内瓦国际联盟大厦设计方案,密斯·范德罗的巴塞罗那博览会德国馆等。从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密斯·范德罗等的言论和实际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提倡的“现代主义建筑”是要强调建筑要随时代而发展,现代建筑应同工业化社会相适应;强调建筑师要研究和解决建筑的实用功能和经济问题;主张积极采用新材料、新结构,在建筑设计中发挥新材料、新结构的特性;主张坚决摆脱过时的建筑样式的束缚,放手创造新的建筑风格;主张发展新的建筑美学,创造建筑新风格。在这三位建筑师的影响下,在20年代后期,欧洲一些年轻的建筑师,如芬兰建筑师阿尔托也设计出一些优秀的新型建筑。与学院派建筑师不同,格罗皮乌斯等对大量建造的普通居民需要的住房相当关心,有的人还对此做了科学研究。1927年,在密斯·范德罗主持下,在德国斯图加特市举办了住宅展览会,对于住宅建筑研究工作和新建筑风格的形成都产生很大影响。1928年,来自12个国家的42名革新派建筑师代表在瑞士集会,成立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现代主义建筑”一名也四处传播。另外,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也提倡新的建筑美学原则。
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持有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建筑作品,有一些相近的形式特征,如平屋顶,不对称的布局,光洁的白墙面,简单的檐部处理,大小不一的玻璃窗,很少用或完全不用装饰线脚等等。这样的建筑形象一时间在许多国家出现,于是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国际式”建筑,当然,这样的称呼是就其某些表面形式而言的。
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从西欧向世界其他地区迅速传播,包豪斯的教学内容和设计思想因此也对世界各国的建筑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包豪斯设计理念对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
虽然包豪斯在世界上仅存在了15年,但是它简洁实用的设计理念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为这种理念来源于对科学进步与民众需要的尊重,并能充分体现20世纪人类日新月异的生活面貌。在设计理论上,包豪斯提出了以下3个基本观点:
1)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
2)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
3)设计必须以遵循自然与客观的法则来进行。
这些观点对于工业设计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现代设计逐步由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即用理性的、科学的思想来代替艺术上的自我表现和浪漫主义[3]。
包豪斯的存在时间虽然短暂,但其理念对现代建筑设计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不论其结果是好还是坏,它的确促使艺术教育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影响。从具体的影响来说,它奠定了现代建筑设计教育的结构基础,目前世界上各个设计教育单位,乃至艺术教育院校通行的基础课,就是包豪斯首创的。现在,每一名就读艺术院校的学生,为自己在学校里有那些“基础课程”要学,都得感激包豪斯的贡献。这个基础课结构,把对平面和立体结构的研究、材料的研究、色彩的研究三方面独立起来,使视觉教育第一次比较牢固地奠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基于艺术家个人的、非科学化的、不可靠感觉的基础上。包豪斯对于现代建筑设计的功能化探索和现代建筑设计面貌的教育,也依然成为建筑环境设计中一个主要的和重要的根源。
现代化建筑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思想与精神的一次解放。正像格罗佩斯在国立建筑艺术学校成立的那一天所说的:“让我们建造一幢将建筑、雕刻和绘画融为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它矗立在高高的云端下,变成一种新信念的标志。”现代主义是中国未来建筑设计可以实践的一个风格,它非常注重功能性,同时也比较注重经济的建筑成本,这个是对中国建筑设计非常实用的一个设计风格。但我所说的是不要添加太多东西的纯粹现代主义,不会过时,也没有地域限制的。
在进行室内创作时如何体现现代风格,格罗佩斯有一句名言:“从房屋的使用功能、新材料和结构方式中,发展新的建筑形式。”在进行室内设计活动之前。建筑设计师就已经给建筑以一种风格空间,我们要做的只是延伸其某种品质,进而去为完成其品质表达的方式,可从新材料及其使用者的功能要求入手。如果我们是形式服从功能,反对套用历史风格,否定传统风格,废弃建筑的附加装饰,那么美是在其空间的容量与体量的组合构图中比例权衡与表现。现代风格由于把功能置于首位,故又称功能主义风格,又因为很快风靡世界各地,因此又称为国际风格[4]。
3 结语
总的来说包豪斯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源头,发展了现代的设计风格,为现代设计指出正确方向。21世纪20年代初,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依凭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既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又改变了人们内心的思想观念,包豪斯强调“艺术与技术的统一”,提倡创造精神,为设计与建筑问题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语言,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设计的人去学习和体会。
摘要：指出了包豪斯是现代主义建筑的源头,发展了现代的设计风格,为现代设计指出正确方向,从两大方面分析了包豪斯对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强调建筑随时代发展变化,主张积极采用新材料、新结构促进建筑技术革新。
关键词：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2]李亮之.世界工业设计史潮[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3]雅克德比奇.西方艺术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4]弗兰克.惠特福德.包豪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建筑思潮 篇7
历届世博会的举办, 或多或少会留下些标志性建筑。如英国伦敦的水晶宫, 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原子球馆……而这座耸立在黄浦江畔的“东方之冠”便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留给世人的一份建筑大礼。
伴随这份建筑大礼的还有一条“低碳之路”。
1 有一种颜色叫“中国红”
“红”为君子大德之色, 吉利而祥和、热烈而真诚、高雅而富贵、博大而雍容。红色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 特别是艳丽而不失沉着的故宫正色之红, 甚至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庄严华美的中国国家馆 (东方之冠) 便是披上与故宫一色的红衣威严耸立在黄埔江岸。
位于世博轴入口不远处的中国馆, 有国家馆与地区馆构成。国家馆居中升起、层叠出挑, 主体建筑高61.6m, 最高点68.8m, 总建筑面积为16万余平方米。国家馆的建筑造型凝聚了中国元素, 从色彩到构架, 都象征着中国的时代精神, 成为城市中的建筑雕塑。
国家馆主体造型雄浑有力, 宛如华冠高耸, 天下粮仓;地区馆平台基座汇聚人流, 寓意社泽神州, 富庶四方。国家馆和地区馆的整体布局, 隐喻天地交泰、万物咸亨。体现了东方哲学对“天”“地”关系的理解。国家馆为“天”, 高耸于上, 地区馆为“地”, 如同基座般延展于国家馆之下, 形成浑厚依托之态;而63米的绝对高度中, 下部33m完全挑空, 这些中心对称空间和地区馆平坦延伸的空间, 为人们的自由交流提供了充分的开放场所。这种开放性、公共性, 是国际建筑设计的重要理念, 亦是以传统造型诠释现代科技, 表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地交泰的传统哲学思想。
国家馆的每个空间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和美妙。从"匠人营国"中的九经、九纬之道构成的屋顶平台建筑构架的文化基础;从传统建筑中斗拱榫卯穿插, 层层出挑的构造方式;到以园林小品与周围环境巧妙衔接的空间平台;就连建筑外观也镌刻上古代叠篆文字, 无不体现中华智慧的结晶。这些传统元素“古”意“新”解, 透露出时代的新鲜气息。“东方之冠”以一种独特的建筑语言, 寄托着中国人对世博会的憧憬和梦想, 也象征着中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 值得每一位参观者细细品味。
2 空中花园生态城市美景
一提到巴比伦文明, 令人津津乐道、浮想联翩的首先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在那个美丽传说中, 国王为取悦他的爱妃而特意在他的宫殿里, 建造了层层叠叠的阶梯型花园, 上面栽满了奇花异草, 并在园中开辟了幽静的山间小道, 小道旁是潺潺流水。工匠们还在花园中央修建了一座城楼, 矗立在空中。巧夺天工的园林景色终于博得了美人的欢心。本届世博会上, 许多展馆在顶层设置了空中花园, 描绘出一幅低碳、环保的绿色画面--闲庭信步, 闻香识绿, 触摸自然, 每个人都能分享空中绿色生活。
但, 世博园里的空中花园, 如何才能运用到未来的城市建设中, 让人们可以随时能到自家屋顶聊天、散步, 闻花香、听鸟叫。让每个人分享公共休闲绿色空间, 是未来城市为居民营造生态家园的主要方向。建设空中花园不是在屋顶放点土、种点花那么简单。它需要较高的技术含量, 既要达到绿化的目的, 又要保证房屋不受影响。新加坡馆的空中花园就提供了一个好样本。
新加坡馆在顶层种满多种热带花卉, 整个展馆不依靠高能耗空调系统, 而是以空中花园这个“清凉帽”为基础, 再配合自然通风、隔离吸热等设计, 共同营造舒适凉爽的环境。
而法国馆的“空中花园”覆盖在整个建筑顶部, 绿色植物从顶楼向下倾泻, 一直悬垂到底层的大院子中, 在场馆内庭四面形成一道道绿色的瀑布。一根根高达20多米、环绕整个室内空间硕大悬空的绿柱, 让进入馆内的游客为之震撼。这些适应上海气候条件的众多绿色植物植入在立体容器内, 通过复杂的滴水灌溉方式, 将法式凡尔赛园林盛开在黄浦江畔, 展示出法国现代化城市与古典花园相结合的城市风韵, 在追求无限绿色空间理念的同时也体现了高超先进的绿墙技术。
印度馆的外部造型很像泰姬陵, 穹顶是其最特别的地方, 数万根盘口粗的竹子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竹制穹顶。不仅如此, 穹顶上还种满了绿草。绿色的草皮覆盖在中央穹顶上, 浓浓的绿意中镶嵌着“生命之树”的铜制雕刻。植物与金属的融合, 堪称一绝。
中国馆的屋顶花园设计灵感来源于圆明园的皇家园林‘九州清晏’, 寓意‘河清海晏, 天下升平, 江山永固’, 代表了古代中国山河之广阔。中国馆的屋顶花园被命名为“新九州清晏”, 以中国馆为“核心州”, 在其周围环绕“八大州”——“田”、“泽”、“渔”、“脊”、“林”、“甸”、“壑”、“漠”, 分别代表了田埂、湿地和湖泊、渔乡水岸、山峰、森林、高原平地、山沟和地隙以及沙漠和戈壁。国家馆对称齐整的布局, 表现出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 体现了地道的儒家思想。而屋顶花园布局自由灵活, 变幻无穷, 极力追求自然情调, 更多地带有道家风范。两者互补, 体现了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主体思想。
3 建筑低碳指引未来之家
在自然界的发展中, 人与自然的交换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随着现代化的深入, 人类一边无度的索取, 一边大量的制造垃圾。当人们陶醉在对自然界胜利的同时, 也在品尝着盲目行为的恶果。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自然的关系, 必须用科学的生态价值观指导人类行动。
世博园E片区特设的“城市最佳实践区”是世博会历史上的首创, 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城市最佳实践案例的“展区”。这座作为展示、交流和推广城市最佳实践的全球平台, 集新理念、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示范基地, 将成为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街区改造范例, 对世界城市的未来发展趋势将产生积极影响。
“城市最佳实践区”云集了“汉堡之家”、伦敦“零碳馆”、马德里“竹屋”、上海“沪上生态家”、阿尔萨斯“水幕太阳能墙”、奥登塞的自行车道、麦加的“帐篷城”、四川成都的“活水公园”……步入“城市最佳实践区”参观者在感受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的同时, 更能感受到未来城市社区的环保魅力。
当游客们习惯了排着长队、打着伞、扇着扇子在毒辣的日头下接收高温的考验后, 踏入“汉堡之家”时, 不自觉的会“倒吸一口冷气”。“汉堡之家”平时馆内温度维持在25℃左右, 令人惊叹的是, 整个“汉堡之家”没有一台空调。
“汉堡之家”是中国境内首栋获得认证的“被动房” (即超低能耗房) 。馆内不用依靠外部供电, 通过积蓄太阳能、地热、地冷和人体热能来调节室内温度平衡, 利用带热回收功能的通风系统为室内提供新风。
“汉堡之家”就像是一座“密封”的4层楼, 结构紧凑, 保温效果和气密性良好。平时为了切断与外界的“热交换”, 游客进入参观时, 工作人员先把外面第一道门关上后, 再打开第二道门。暑天隔热, 除了关门, 建筑本身还有不少高科技元素, 建筑屋顶有厚达18厘米的隔热墙, 外墙也非普通墙砖, 中间含20厘米厚的隔热材料聚苯乙烯。这些高隔热隔音, 密封性强的建筑外墙, 能够最大限度降低采暖和制冷的能耗。
而看似普通的窗户更有门道, 每一扇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三层玻璃, 窗外还配有防热辐层和可移动的网状遮阳板。每层楼的靠窗地面都有送风装置, 一边提供除湿新风, 一边还回收屋内热量。
有着中国第一栋“零二氧化碳”公共建筑头衔的“伦敦零碳馆”在建筑理念上与“汉堡之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变废为宝, 利用可再生能源是“伦敦零碳馆”的奥秘所在。正如“伦敦零碳馆”协调人陈硕所说, 现在的建筑能耗很高, 需要输入大量的水、电、物资等, 输出废热、废水以及工作生活垃圾。“伦敦零碳馆”则是要改变这种机制———不从自然界浪费能源, 也不从管网中吸收能量, 而是收集周边的废物垃圾, 以及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供给建筑能耗。它的理念是在不牺牲居住舒适度的前提下, 达到低碳的目的。
“伦敦零碳馆”最为独特的是楼顶的“风帽”。这些随风转动的五彩“风帽”利用温压和风压将新鲜空气源源不断送入建筑内部, 并将室内空气排出。在通风过程中, 同时可利用太阳能和“江水源”系统对进入室内的空气进行除湿和降温。在这个有机循环的能源系统中, 60%的能量来自太阳能光伏板, 40%则靠蓄电池储存能量。
建筑节能减排是“伦敦零碳馆”的另一大看点。就连餐具也可以发电, 剩饭剩菜都可以利用起来——内馆所需的部分电能和热能, 就是通过“生物能热电联产系统”对各种有机废弃物、一次性餐具等进行降解而获得的, 降解完成后余下的“产品”, 还能用作生物肥。
“沪上·生态家”是以上海闵行区的一幢生态办公示范楼为原型建造而成。作为国内首座”零能耗“生态示范住宅, 最大优点是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屋顶上巨大的太阳能光热设备可为整幢楼提供能源, 独特的外遮阳系统, 能在炎热的夏天随时阻挡阳光进入, 起到隔热降温的作用。利用地热能调节整幢建筑温度的地源热泵, 可通过管中流动的溶液将地下土壤中的温度带上来, 使室内温度上升, 就像中央空调一样。
“沪上·生态家”可以说是一个“垃圾造的房子”, 一砖一瓦, 都是本已进了垃圾堆的原材料。除了变废为宝的生态技术, 最有趣的要属“三代厨房”、“三代客厅”、“乐龄之家”和“家庭水处理中心”。在“三代厨房”里, 烧天然气所产生的废气70%被转化为电能, 可供厨房里的电磁炉、微波炉等电器所用, 家庭水处理中心把水分为白水、灰水和黑水三类, 通过内部连通的管道和净化器, 实现水在屋内的自身循环。“乐龄之家”即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未来, 老年人可以通过一套系统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 程序很简单:坐在沙发里看电视, 然后按下一个按钮, 电视屏幕上将显示老人的体重、血氧含量等一系列健康指标。
从“城市最佳实践区”展示的未来住宅来看, 建设必须和自然环境融合到一起, 进一步使用新型节能环保建材,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发展生态建筑、绿色建筑。低碳、环保、生态、智能已经成为未来之家的基本要素。
4 科技世博演绎低碳理念
翻开历史, 不难发现, 城市之所以美好, 科技创新功不可没。如果将目光稍稍拉远, 梳理那些改写人类历史的重大发明时, 会惊奇的发现:在世博会的158年历史中诞生过无数的发明, 电灯、电话、蒸汽机、缝纫机、洗衣机、照相机、电视机、飞机……这些新技术和新产品都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憧憬未来的希望, 而这些科技成就最终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一一兑现, 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上海世博会上, “科技世博”的理念贯穿始终, 节能、环保、循环利用、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应用得到集中展示。国家电网馆展示的“绿色”智能电网、上汽·通用馆诠释未来的“车联网”、西门子最大LED照明系统、中国移动披露的4G通讯、芬兰馆的标签纸外墙等等高新技术涉及到方方面面。参观者在面积5.28平方公里的世博园区内体验到无处不在的低碳理念, 同时也将感受低碳技术带来的美好绿色生活。
俯瞰上海世博园区, 世博轴无疑是贯穿世博园的“大动脉”。在这条长约1000m、耗资近30亿的银色“大动脉”上, 错落有致地分布着6个形似大喇叭花的索膜结构建筑, 它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阳光谷”。这些“盛开的大喇叭花”将阳光采集到地下空间的同时, 也把新鲜空气运送到地下, 既改善了地下空间的压抑感, 还实现了节能。此外, 雨水也能顺着这些广口花瓶状的玻璃幕墙, 流入地下二层的积水沟, 再汇向7000立方米的蓄水池, 经过处理后实现水的再利用。
世博轴的空调系统与目前广泛使用的中央空调不同, 世博轴的空调系统完全采用江水源热泵结合地源热泵的复合系统, 实现空调冷热源100%采用可再生能源, 其中江水源占70%、地源占30%。夏天, 江水源热泵和地源热泵作为空调系统冷热源, 省去了冷却塔补充水;冬天, 江水和地理管散热器作为热泵系统的高温热源或低温热源。也就是说, 夏天, 把热气传导至黄浦江水里, 冬天, 则从江水里吸收热量。这种空调系统既缓解了城市热岛效应, 又可有效解决冷却塔产生的飘水、噪声、产生细菌等环境污染问题。
每天, 在世博园内有上千辆供游客免费乘坐的车不停地穿梭着。如果游客够细心, 便可发现有一种公交车在进入候车亭短短的几十秒时间里, 会在车顶上探出一根“天线”触碰到雨棚外横出的两根不锈钢管从而完成充电过程。这是一种新型的超级电容公交车, 只需在候客间隙充电不到1分钟时间, 就能行驶5公里左右。
还有一种是不喝汽油只喝氢气的燃料电池观光车。这种真正的“零排放”新能源观光车, 采用燃料电池技术, 喝的是氢, 排出的是纯净水, 同时产生电流驱动汽车, 最高时速为40公里/小时, 续驶里程可达80公里。
“科技是世博会永恒魅力的源泉”。百年间, 积聚智慧的世博会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时尚风向标。如果说往届世博会是为工业革命展示最新的产品成果, 那么, 本届上海世博会最大的科技亮点就是“环保、低碳”。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 也是人们意识的改变, 上海世博会探讨的是城市生活前景, 寻求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世博会是人类科技文明成果荟萃的盛会, 是展示人类科技、经济、文化、艺术等各领域文明进步成果的盛会。当今, 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推进, 城市人口加速增长, 如何解决好地球、城市、人三个有机系统之间的关联和互动,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刻反思。
建筑思潮 篇8
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产生于19世纪后期, 成熟于19世纪20年代, 在五六十年代风行全世界。所谓现代主义建筑, 就是指二十世纪中叶, 在西方建筑界居主导地位的一种建筑思想。这种建筑的代表人物主张:建筑师要摆脱传统思想形式的束缚, 大胆地创造适应于工业化社会的条件、要求的崭新的建筑。因此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色彩, 又称作现代派建筑。现代主义建筑意味着建筑技术史上的一场大变革。也是由工业革命而引发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大变革。随着工业化的进程, 房屋建造量急剧增长, 建筑类型不断增多。19世纪工业的大发展和城市的扩张需要建造大批工厂、仓库、住宅、铁路、办公场所、商业服务场所等。在建造史上长期占有突出地位的帝王宫殿、神庙、祭坛、陵墓退居次要地位, 而生产性和实用性为主的建筑地位日趋加重。这对新型建筑提出了新的功能要求。工业发展给建筑业带来新型建筑材料。以往几千年世界各地区建筑所用的主要材料不外乎土、木、石、砂、砖、瓦等天然或手工制造的材料。19世纪后期出现了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材、水泥的应用使房屋建筑出现了飞跃的发展。结构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深入地掌握房屋结构的内在规律, 从而能够改进原有的结构形式, 有目的的创造优良的新型结构, 建立了为实际工程所需要的计算理论和方法, 形成系统的结构科学。这样就可以在建筑工程开始之前预算出结构的受力状态, 作出合理、经济而坚固的房屋结构设计。
德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1919年4月在德国图林根州魏玛市筹建公立建筑学校, 简称“包豪斯” (Bauhaus) 。包豪斯是由魏玛美术学校和魏玛美术学院合并而成, 是一所专门研究建筑设计和工业日用品设计的学校, 由格罗皮乌斯担任校长。包豪斯教师阵容整齐, 人才辈出。1925年, 包豪斯由于在学术见解上同当地名流发生分歧, 迁至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绍市。1928年4月1日格罗皮乌斯辞去领导人职务, 经他的推荐由瑞士建筑师汉讷斯梅耶任院长, 1930年到1933年由密斯凡德罗接手领导包豪斯出任院长。包豪斯于1932年迁柏林, 但1933年后不久包豪斯停办。教师大多流往国外, 包豪斯的教师继续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与设计理念。尤其在建筑领域与产品—平面沟通设计, 快速地建立包豪斯的方法与理论。包豪斯的学术观点和教育观点随之传播四方, 一度为欧美许多大学所采纳, 包豪斯风格规格化的意向到今日还是深具影响。
包豪斯提倡客观地对待现实世界, 在创作中强调以认识活动为主, 并且猛烈批判复古主义。它主张新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学生全面认识生活, 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并具有表现这个时代的能力为原则。它认为现代建筑犹如现代生活, 包罗万象, 应该把各种不同的技艺吸收进来, 成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包豪斯提出三个基本观点:一是技术与艺术的新统一;二是设计的目的是人而非产品本身;三是设计必须遵循自然与客观的法则。包豪斯的风格是:“把艺术和手工艺的重点用在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的设计上”。其产品适用而少装饰, 适用批量生产。它强调建筑师、艺术家、画家必须面向工艺;为此, 学校教育必须把车间操作同设计理论教学结合起来;学生只有通过手眼并用, 劳作训练和智力训练并进, 才能获得高超的设计才干。
学校的教学计划分三个阶段:
(1) 预科教学 (六个月) 。在实习工厂中了解和掌握不同材料的物理性能和形式特征;同时还上一些设计原理和表现方法的基础课。
(2) 技术教学 (三年) 。学生以学徒身份学习设计, 试制新的工业日用品, 改进旧产品使之符合机器大生产的要求。期满及格者可获得“匠师”证书。
(3) 结构教学。有培养前途的学生, 可留校接受房屋结构和设计理论的训练, 结业后授予“建筑师”称号。
在教学方法上包豪斯认为指导如何着手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教师必须避免把自己的手法强加给学生, 而要让学生自己去寻求解决办法, 同时强调设计中的集体协作。
包豪斯在十多年中设计和试制了不少宜于机器生产的家具、灯具、陶器、纺织品、金属餐具、厨房器皿等工业日用品, 大多达到“式样美观、高效能与经济的统一”的要求。在建筑方面, 师生协作设计了多处讲求功能、采用新技术和形式简洁的建筑。如德绍的包豪斯校舍、格罗皮乌斯住宅和学校教师住宅等。他们还试建了预制板材的装配式住宅;研究了住宅区布局中的日照以及建筑工业化、构件标准化和家具通用化的设计和制造工艺等问题。包豪斯的设计和研究工作对建筑的现代化影响很大。
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对传统轨迹的跨越, 转而尝试用一种基于现代的观念和技术, 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包豪斯作为一种设计体系、现代主义思潮中建筑类思想的典范代表风靡了整个世界, 在现代工业设计领域中, 它的思想和美学趣味可以说整整影响一代人。虽然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对包豪斯的设计思想来说是一种冲击、一种进步, 但包豪斯的某些思想、观念对现代工业设计和技术美学仍然有启迪作用, 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设计道路的方向的选择是有帮助、有借鉴的。它的原则和概念对一切工业设计都是有影响作用的。
摘要：现代主义是历史上的一场大变革, 它应西方经济、文化发展和人们精神需要而生, 风靡世界影响深远。包豪斯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典范, 它的工业化、标准化和通用化和它的学术观点、教育观点随包豪斯的变迁传播四方。
关键词：现代主义,包豪斯,建筑工业化
参考文献
[1]朱乐耕.现代设计的里程碑——包豪斯的格罗皮鸟斯时期与迈尔时期[J].装饰, 1997 (4) :28.
[2]萨兴联.包豪斯课程设置初探[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美术及设计版) , 2000 (1) :83-87.
[3]李砚祖, 乌尔姆.包豪斯的继承与批判[J].装饰, 2003 (6) :6-7.
建筑思潮 篇9
置身一场巨变的前夕, 兴奋和颓丧两种相悖的情绪同时支配着“建筑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一方面, 由于信息技术启动了新经济起飞, 西方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复兴”现象。欧美各大中城市近年来先后掀起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热潮, 客观上为建筑师们提供了空前丰富的实践机会。另一方面, 计算机技术不仅使建筑制造业和建筑业迅速得以现代化, 也开始对建筑设计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计算机不再仅仅是一种高效率的“机械化制图”工具, 在一些富于探索精神的建筑师那里, 新兴计算机技术所包含的独特概念更成为探索设计新理念、新形式的灵感源泉。
然而, 建筑学作为古老的学科, 在信息时代大潮中遭受的冲击也是巨大的。瑞姆·库哈斯 (Rem Koolhaas) 在2000年5月接受普利策建筑奖时, 发表了近乎耸人听闻的预言:“……在数十年, 也许近百年来, 我们建筑学遭遇到了极其强大的竞争……我们在真实世界难以想象的社区正在虚拟空间中蓬勃发展。我们试图在大地上维持的区域和界限正以无从察觉的方式合并、转型, 进入一个更直接、更迷人和更灵活的领域——电子领域。……我们仍沉浸在砂浆的死海中。如果我们不能将我们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 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新问题, 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
“解放”的直接后果, 即是促成所谓的“奇观建筑”在全球各地的崛起与蔓延。下文讲到的三位建筑师, 弗兰克·盖里、瑞姆·库哈斯与彼德·埃森曼, 他们的建筑思想与实践为我们呈现了这一蔚为大观的“奇观”盛状。奇观背后, 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汹涌而来, 然而它将带给建筑学怎样的明天我们目前仍不得而知。
盖里的“毕尔堡 (Bilbao) 效应”
如果, 非要说什么是我对建筑实践的最大贡献, 我会说是“眼—手”之间协作的成就。这意味着我已变得非常擅长于建造我想象的一个画面或一种形式。
——弗兰克·盖里 (Frank Gehry)
我把盖里当成这样一个例证:向更大更主要项目的过渡已将他从极端的率真变成了极端的虚假。
——瑞姆·库哈斯
如果说在保德拉德眼中位于资本主义大都市中心的蓬皮杜文化中心成为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消费文化内爆性的象征, 那么弗兰克·盖里的位于西班牙偏僻小城毕尔堡的古根汉姆博物馆则标志着当代都市消费文化的一个范式的转移。
毕尔堡博物馆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被“媒体化”的建筑。在建造过程中, 它已经开始被媒体大肆宣扬。1997年, 博物馆的建成开放使毕尔堡从一个负债累累、被废弃的工业小城, 一跃成为全球的旅游热点。该馆开放的首年度便接待了140万名参观者。毕尔堡小城轻易从旅游者腰包中掏取了16000万美元的收入, 足可以为城市居民创造出3800个新的就业机会。
从某些建筑学角度严格来评价毕尔堡, 人们或许多少有些失望。除却其看起来激进、复杂、动感、极富表现力的外部造型, 其内部空间组织结构几近静态和保守。首先, 各个具不同雕塑感的分博物馆体量围绕一根中心垂直轴线 (中庭空间) 被组织起来, 然后各分博物馆内部展示空间再沿一组放射状的水平轴线被加以布置。尽管每个分博物馆的平面经过扭曲、变形而具“动态感”, 但这种中心式构图甚至比40年代莱特的纽约古根汉姆美术馆还要静态和古典。毕尔堡另一特色是其外墙面大量覆盖的钛金属板, 其色彩光泽随天气、日光状况不同而千变万化, 蔚为壮观。但由于外墙面多为复杂的三维曲面, 为覆盖成一个光滑的金属表面, 钛金属挂板背后的支撑结构足足占据了近10%的室内空间, 不能为展览使用。……相比盖里早期的作品, 毕尔堡缺少的是一种真正激进并且率真质朴的建筑学表达, 而更多地走向巴洛克式的夸张表现。
毕尔堡的成功更多体现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它以一种奇特的策略重新唤醒了公众对建筑学的热情。相比蓬皮杜文化中心作为70年代资本主义大都市中心的内爆性的“都市奇观”, 毕尔堡提供了一个以建筑师纯然个人美学趣味, 在主要大都市之外构筑“奇观”的典范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 毕尔堡对当代建筑学作为一门职业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经过多年的设计实践, 盖里所具备的建筑师的职业技能是当今建筑界无人能够匹敌的。他能将其个人的设计意图毫不丧失力度地从脑海中的图像 (传统意义上建筑师作为“想法”的构思者) 通过草图、工作模型 (手工作坊的工作方式) , 经由计算机的复杂运算 (当代航空工业的设计、制造技术) , 一直传输到造船工人手中的钢架和钛金属挂板 (毕尔堡的施工利用了当地废弃的造船厂存留的建筑工艺和工人) 。可以说, 盖里以其对个人美学趣味的极端自信和对当代技术状况的乐观主义态度, 在毕尔堡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建筑学的综合。当然, 毕尔堡的成功更多体现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它以一种奇特的策略重新唤醒了公众对建筑学的热情。相比蓬皮杜文化中心作为70年代资本主义大都市中心的内爆性的“都市奇观”, 毕尔堡提供了一个以建筑师纯然个人美学趣味, 在主要大都市之外构筑“奇观”的典范。它如此成功地复兴了一个没落的工业城, 从局部出发, 赢得了整个世界文化和市场的注目。自60年代都市设计整个学科的没落之后, 一个单一的建筑物居然具备如此强大的潜能, 同时影响了当地及全球的想象力, 这实在是当代建筑学的一个巨大的惊喜。如今, “毕尔堡效应”已成为开发商、政客和学者们一致喝彩的模式。每一个城市都开始构想, 通过一个新的性感的艺术博物馆来吸引游客, 刺激当地的经济, 提升自身的文化地位, 从仍籍籍无名的小城到已无需在地图上标明的众人皆知的大都市。
这样一种对“都市奇观”的狂热, 正在淹没对潜在问题的批判性的思考:在整个社会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的今天, 旧有的都市形式正在溃解, 新型技术所推动产生的新都市格局仍不明朗, 毕尔堡是否真正体现了对未来新型都市的经济、文化结构和公共空间的准确把握?如果不是, 毕尔堡的美学——市场模式究竟能够持续多久而不会成为一个乏味的公式?如果是, 未来的建筑学是否会与其他电子媒体和图像工业彻底等同起来, 共同加入到由狂热消费社会驱动的对一个又一个的“都市奇观”的制造中?
埃森曼的“自足的建筑学”
跨国资本的政治体系已经规范好了一种空间、时间、城市和建筑的组织。在既有制造和消费模式中, 寻求一种激进的变化, 制造一种“空白”状况, 一种不能消费的东西, 不仅仅是一个美学的论争, 更是一个政治性的论争。
——彼德·埃森曼 (Peter Eisenman)
彼德建筑的最好的东西是他最后做成的疯狂的空间, 这是为什么他成为重要建筑师的原因。所有其他东西, 那些哲学, 那些所有玩艺, 在我看来不过是狗屁。
——弗兰克·盖里
面对所有关于“毕尔堡效应”的狂热与困惑, 埃森曼声称, 当代建筑学还未能发展出一种基本理论话语来有效地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建筑学”, 什么是仅仅制造图像奇观的“主题公园”。埃森曼认为当今建筑学要求获得自身学科的“自足性”, 必须坚持一种否定性的“批判的实践”, 不被任何其他叙事性的话语 (如广告、电影、电视及迪斯尼式的“主题公园”等) 和跨国资本意识形态 (社会批量生产力量、市场消费意志) 所同化。
不再寻求外在的意义, 建筑形式的自足性成为“批判性建筑学”的内核。从某种程度上说, 建筑作品所被吸收、同化的可能性越小, 其建筑学的价值便越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埃森曼认为, 初始看起来激进的毕尔堡, 因其对图像性奇观的过度表现, 最终被公众和传媒完全消费, 从而不再具有建筑学的“批判性”。
埃森曼所秉持的文化精英意识以及对自足的形式主义的钟爱, 使他在当代建筑学中扮演了一个极为激进的角色。一方面, 他和众多精英建筑师一样, 反对商业主义和技术主义所导致的文化的均质化;另一方面, 他全然拒绝通过建筑学在传统中所行使的社会学, 技术学和美学的功能, 以求得建筑文化的异质性。不同于肯尼斯·弗兰普顿 (Kenneth Frampton) 所提倡的通过地方性而达到的“批判的地域主义”, 不同于斯蒂文·霍尔 (Steven Holl) 对建筑材料和自然状况的“现象学”的探讨, 不同于诺曼·福斯特 (Norman Foster) 等对技术美学和盖里对个人美学的表达, 埃森曼的建筑探索几乎从价值的零度开始。拒绝建筑类型学传统, 放弃对材料、构造的表现, 尝试以一种中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出发, 埃森曼将全部热情投放在“自足的形式探索”中。
1988年开始设计, 1996年建成的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的阿诺夫设计艺术中心, 成为综合展示埃森曼设计理论的一个重要作品。现有建筑的轮廓线被抽象为“Z”形折线空间系统, 新建筑则由基地波动的等高线抽象而成“S”形曲线系统。其曲线内部由一组按对数关系互相重叠的盒子空间构筑而成。“Z”形和“S”形系统经过复制、偏转和叠加, 最终形成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整体空间结构系统。
这样一种极其“人工化”的设计过程, 远离了传统的以满足功能和实现建筑师所想象的空间效果为目的的设计方法论, 最终制造出传统设计方法所不可能达到的建筑形式。埃森曼的这种设计过程可与阿诺德·勋伯格的音阶作曲过程相类比, 前者通过操纵建筑形式的深层结构, 尝试摆脱以类型学组织为中心的建筑学传统, 后者则通过极其人工化的作曲过程使作曲技术脱离了以“音效”为中心的音乐传统。
近期, 埃森曼已将形式探索推进到超大尺度的都市项目中。与此同时新兴的非笛卡尔空间体系的计算机图形软件也为他的探索开辟了崭新的领域。在位于纽约的史泰登岛艺术与科学学院 (Statenlsland Institute of Art&Sciences) 项目中, 所有不同的市政交通系统和人流、物流运动以及各种综合项目都被从一张连续的二维网格上卷曲而起, 以获得相应的建筑形式。然后各形式再通过扭曲、变形最终汇聚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拓扑学空间系统。在这里不再有传统的关于墙面、屋面、地面的等级体系, 不再有室内外空间概念的区别, 也不再存在城市的“图”、“底”关系之分。有的只是无尽的空间、能量、组织的转换, 一个面对曼哈顿岛的都市奇观。
埃森曼在当代建筑实践中建立起了一种极为独特的模式。他关心建筑知识的可能性远甚于建筑产品的制造量。他对大众消费和公共媒体的主导力量持鲜明的批判立场, 而同时又能积极地工作在“时代精神”的内部。在今天西方建筑学面临信息时代的冲击所产生的重重危机中, 一些建筑师如瑞姆·库哈斯、让·努维尔 (Jean Novel) 和伊东丰雄 (Toyo Ito) 等尝试将建筑学的中心部分地让位于某些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如城市基础设施等;另一些建筑师如赫佐格、德默隆 (Herzog&De Meuron) 和妹岛和世 (Sejima) 等则尝试尽量缩减建筑学与外部相冲突的界面, 以更精妙的方式化解外界压力。迥异于此, 埃森曼的姿态是敏锐地回应时代的巨变, 又毫不妥协地坚守建筑学形式语言的领地。他的工作使得今天的建筑学在危机中仍显示出其种程度的自信, 并为更年轻一代成长于信息时代的建筑师展开全新的形式探索奠定了基础。
阿诺夫设计艺术中心模型
阿诺夫设计艺术中心外观
库哈斯的都市狂想
“大”=“都市”相对“建筑”
——瑞姆·库哈斯
库哈斯的作品是通过一整套荒唐的途径制造出来的有趣的作品……一种夸大狂的作品。
——互联网上一无名评论者
除却被媒体极力传播的盖里的“毕尔堡效应”, 以及受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埃森曼的“自足形式探索”, 在当今“都市复兴”文化中最具深厚影响力的当推瑞姆·库哈斯的都市主义思想和实践。《纽约时报杂志》封面刊出他的巨幅肖像, 称他为“一个建筑师时代的建筑师的建筑师”。建筑评论家则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柯布西耶”。
2000年5月, 库哈斯被授予第23届普利策建筑奖。评委会在授奖词中称赞他“界定了理论与实践, 建筑学与文化状况的新关系”。其评价十分中肯, 但其颁奖事实却有些让人出乎意料和具有讽刺意义。纵观库哈斯的作品, 没有人会否认它们的杰出品质, 然而普利策奖通常授予的是那些具有单一独特艺术风格的建筑师, 如贝聿铭、盖里等, 而库哈斯和他的OMA工作室的工作, 恰恰致力于从根本上与那些“建筑学艺术”的实践划清界限。另一方面, 库哈斯也明显区别于他的以智性、批判性为信念的先锋派建筑师同盟, 如埃森曼、屈米、里布斯金和哈迪特等。库哈斯是其中最固执的直接从现存建筑和都市状况中汲取能量, 而不求助于当代哲学和文化理论的建筑师。
当埃森曼将建筑学置于文化批判理论的脉络中加以考察, 宣称“在过去400年来, 建筑学的价值观一直是从同一个人文主义源泉中升发出来, 今天它必须彻底改变。人类基本视野的变化起源于哲学的变化”时, 而库哈斯则争论说:“人类视野的变化起源于电梯的产生!”
是的, 在库哈斯的眼中, “电梯”、“人口密度”、“货币”等城市基础设施和经济指标, 远比建筑艺术和文化学更强大地影响着当代都市状况。库哈斯1978年出版的《谵妄的纽约》成为他关注大都市内部各种制约力量、发展逻辑和技术创新, 而远离建筑形式和意识形态论争的第一部宣言。
1995年库哈斯出版了尺寸巨大的《小、中、大、超大》一书。在一篇题为“大”的论文中, 库哈斯认为, 与正统建筑学观念相反, 今天建筑的“数量”问题相对于“质量”问题来说, 占据更主导的地位。在库哈斯所列出的关于“大”的五大定理中, “电梯定理”位居第二:“由于它实现了机械化而不是建筑化的联结, 它汇同其家族一系列其他相关的发明抽空了建筑学的经典内容。那些关于构图、尺度、比例、细节等知识全部作废, 建筑的‘艺术’在‘大’中变得一无用处。”
在库哈斯看来, 当代都市的密度、尺度和速度正在抛弃正统的建筑艺术。只有承认建筑学以外的更宏大的力量, 才能从各种限制中寻求新的建筑学机会。
沿着这一思路, 库哈斯自1995年起开始主持一个名叫“哈佛都市项目”的系列研究计划。其研究课题包括:中国珠江三角洲超大都市群落的发展 (“数量”再次胜过“质量”) ;购物中心的历史和意识形态 (其中“自动扶梯”成为重要议题) ;尼日利亚城市拉贡从紊乱中自发组织的过程 (最紊乱的却是最有效的) 。
荷兰Utrecht讲演厅外观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模型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模型
所有这些非传统性的研究都令西方学术界瞠目结舌。在他的考察报告中, 他那些似是而非的统计资料总是让人将信将疑, 他的叙述文体永远介于振臂欢呼和冷嘲热讽之间, 他的耸人听闻的警句背后很少昭示明确的价值判断。受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启发, 自《谵妄的纽约》发展出来的“妄想狂式的批判”方法, 使库哈斯总是善于从最巧妙的角度轻易推翻既有的价值体系, 从而毫无阻碍地开始他自己的探索历程。
在另一条线索上, 库哈斯对当代都市文明一个又一个的狂想, 不断地以极其雄辩的形式体现在他的设计中。从日本福冈Nexus住宅的高密度空间组织, 到巴黎Jussieu大学图书馆立体折叠而起的信息城市, 到荷兰Utrecht演讲厅内联结所有项目的坡道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库哈斯20年来的设计生涯已为当代建筑学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实践模式, 一种建立在对人类都市文明的钟爱的基础上, 最敏锐地回应全球化进程所引起的社会、政治、文化、技术震荡的建筑实践模式。
现在他已经开始整合全部能量, 迎接另一个全新领域的挑战, 信息革命对都市文化和建筑学的挑战。他正在尝试创造出一种新建筑概念:将真实世界空间的激动人心的特质与虚拟空间中的组织结构的清晰性结合起来。真实的图书馆空间和虚拟的网上空间被纳入同一个建筑计划共同进行设计, 并且形成互动关系。库哈斯宣称, 信息技术不是一种威胁, 相反可以起到一种文化整合作用。建筑师有潜力将真实空间和虚拟空间设计得吻合起来, 使之成为彼此反映的镜像, 而不再分离……
在这样的雄心驱动下, 库哈斯将他的工作室OMA通过镜像反射得到了“AMO”——一个新的“虚拟工作室”。OMA将继续进行实际的建筑设计, 而“AMO”则立足于新经济时代, 更关注一些概念性的筹划工作。针对这样的新型实践, 库哈斯评论说:“建筑学是重要的, 但不再是封闭的领域, 而是一种通向或联结其他思想方式的思想方式……”
两种思潮阻碍中国改革 篇10
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跃居第二，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等等。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世价值。他们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二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
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
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比重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还应该指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技术和管理根本不可能在像中国这样高度政府干预和国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创造出来。
恰恰相反，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本已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建筑思潮 篇11
关键词：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革命
浪漫主义是产生于启蒙运动之后, 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被重新确立以后的事。它产生于启蒙主义却又超越启蒙主义的。它扬弃了启蒙主义过多的理性精神而追求“自主”、“自由”, 而认为世界是一个可以任主观情思驰骋的无限广阔的空间, 没有了有限时空对人的束缚, 有的只是主观情愫引导的人的全身心的解放。说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是完全符合我们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解的。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拥有着一个与西方启蒙运动时相似的文化背景。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 “人”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浪漫主义者们首先看到的是人的个性张扬、情思丰富, 个人的自由在这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肯定。
一、狂飙由晚清起, 启蒙由浪漫起
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第一个高潮是在“五四”, 但是我们从一个线性的脉络观察“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源头就可以看到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倡导与晚清有着莫大的联系和渊源关系。浪漫主义标榜民主、自由、平等, 它肯定人的欲望推崇人的力量, 这些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得到阐释。浪漫主义是以其呼唤个性自由、情感和思想解放的这些启蒙特质在中国得到了极大地倡导。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实际上在晚清便已萌芽, 晚清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维新变法失败, 梁启超等改良派政治上的失意使得他们把目光转向文化领域, 他们开始在思想领域进行启蒙, 相继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 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国民性的努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队伍当中。文艺思潮包括浪漫主义的纷繁涌入使得在欧洲几个世纪的变革在中国显得是那么迅速。但现代中国此时的主题依然是启蒙, 所以浪漫主义在中国也必然要受到影响而带上了启蒙的气质。此时的浪漫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的主情创作相契合, 再加上同时代的有识之士对于“人”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这样浪漫主义就因这三者而共鸣相生了。浪漫主义提倡人性, 追求个性解放, 它在中国的产生预示着一个大的变革即将诞生。
这一阶段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一个人是鲁迅。在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还有《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鲁迅都关注到了作为人的个体的重要性。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大声疾呼“张大个人之人格, 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在这里鲁迅强调要关注人的精神生活, 拓展人的内心世界, 他认为人的生活意义、人格尊严是最重要的。他号召我们追求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 追求人的诗意生存, 这些价值观初步表现了鲁迅身上的浪漫主义文学特质。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的文艺思想表现的更为透彻。“这篇文章可以看做一篇浪漫主义宣言。鲁迅在这里宣布了他的新的选择, 要做一个作家, 做一个‘精神界之战士’, 希望参加那些叛逆诗人的光辉行列。”1鲁迅在这里第一次向中国民众介绍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 具有首创的价值。在文章中, 鲁迅介绍并推崇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几位诗人, 他们“无不刚健不挠, 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 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 以起其国人之新生, 而大其国于天下。”2欧洲的浪漫主义者能如此, 中国将要产生的浪漫主义者也当如此, 呼唤“摩罗诗人”, 便是呼唤“摩罗式”的国民,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以“摩罗诗派”为导向, 进行了思想启蒙、破旧立新的努力。
如果说鲁迅是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萌芽的理论倡导者, 那么有着“情僧”雅号之称的苏曼殊则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代表。苏曼殊是最早把拜伦、雪莱等作家的作品引入中国的人, 在鲁迅当时的理论创作还没有引起一种潮流的时候, 苏曼殊的翻译就已经很风行了。“五四浪漫派作家对拜伦的认识和接受, 不是从鲁迅那里, 而是从苏曼殊的翻译开始的”。3不止翻译, 他的创作也有其独特性, 他仿佛是“五四”的一个先知先觉者, 充斥着他作品中的孤苦飘零、感伤怀旧情调正契合了“五四”时期浪漫青年梦醒了无处可走的苦闷心境。正如李欧梵所说:“透过风格和技巧, 不但将‘传统古老的中国传统, 以西方清新而振奋的浪漫主义, 幻化成一个全新的组合’, 同时包含着这一过渡时期的一种普遍的情绪, 也就是倦怠、骚乱和迷惑。”4以其小说《断鸿零雁记》为例, 小说以第一人称诉说了三郎的悲惨遭遇和爱情纠葛, 用诗性语言表达了礼教与个性的冲突。作者还有意把抒情和叙述相交融, 更加突出了小说主人公浓郁的悲剧体验。第一人称主观抒情的运用, 独白式语言的选择, 多种体例的交错运用都是现代浪漫主义小说的表现手法, 在“五四”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这一时期, 无论是鲁迅对浪漫主义的倡导, 还是苏曼殊等人的创作实绩, 都为“五四”浪漫主义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启蒙特质却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浪漫主义倡导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都为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的空气, 也为接下来的更大的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晚清, 何来‘五四’”, 观察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 对于“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主张和其产生不同气质的缘由都有着追本溯源的作用。
二、感伤与“自恋”:两种浪漫主义创作潮流
“五四”时期, 一方面知识分子逢乱世, 面对着民族的危难和传统的败落, 每个人的心里都很容易产生激愤的情绪, 而这正是浪漫主义得以生存的温床。另一方面, “五四”的思想大解放一方面造就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奋斗激情, 他们斗志昂扬, 对自己对祖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甚至于到了“自恋”的状态。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便是郭沫若。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弱小的中国往往承载不了知识青年们的梦想。弱小的祖国, 现实的环境, 封建礼教、传统的压迫使得被启蒙的知识青年们到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境地, 这着实可悲可叹, 这一倾向又构成了感伤型浪漫主义, 而相应的代表则是郁达夫。
郁达夫, 无疑是感伤型的代表, 他笔下对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有着严重忧郁症的“零余者”, 这些人具有自由、个性和人道主义意识, 他们的思想是解放了的, 但当他们面对现实却又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他们没有其他路可走, 只能成为社会的漂泊者, 即“多余人”。郁达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着一种一以贯之的感伤气质——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这种感伤气质一方面显示了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流行, 一方面也以其感伤元素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相比之下, 郭沫若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过度自信的世界, 他的创作真正地体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 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泛神论, 与20世纪的动的和反动的精神。”5郭沫若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 “‘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 ‘我即是神, 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6他以其世界性的眼光推崇“绝端的自主”, “绝端的自由”, 向往自然和神奇之物带来的惊叹。抛却一切形式, 摒弃一切束缚, 对于希望和未来郭沫若把他的自信全都倾泻了出来。“他在这本诗集 (《女神》) 里唱出一个生命奋进的宇宙观, 热情奔放的人生观, 而归结到一个乌托邦主义的信念:旧的污浊的世界就要毁灭, 在这段毁灭的灰烬上, 一个新的光辉而温暖的世界就要涌现。”7新的世界对于郭沫若的吸引和他的奋发激情让他几近于“自恋”的状态。浪漫主义的狂飙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三、救亡压倒启蒙:浪漫主义末路来临
“五四”时期纷繁涌入的文艺思潮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大多添加了启蒙特质, 由于各种思潮之间的交叉糅合和与西方同名思潮的差异性使得中国这些思潮的定义和区分都有很大难度。所以有学者指出现代中国并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说法, 这些都不过是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而已8, 王富仁也有类似观点, 他认为应该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9来综合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中国, 启蒙才是社会的主题, 鲁迅之所以推崇浪漫主义只不过是因为浪漫主义的思想大解放和其对人性对人生的看法有益于中国的思想启蒙。与其说鲁迅是在呼唤“摩罗诗人”, 还不如说他是在呼唤中国的思想解放了的国民。同样, “五四”时期浪漫派的两大主角, 郭沫若和郁达夫, 也都能从他们的浪漫书写中找到启蒙的论据。这也可以从我们多年的研究现状中管窥一二, 几十年来文学史家观察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作为浪漫主义的这个事实本身, “而是浪漫主义者们使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和折射现实 (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 。”10我们从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个论点, 那就是当“五四”退朝后, 救亡压倒启蒙, 伴随启蒙的退潮, 救亡运动取代了思想启蒙而成为社会主潮, 浪漫主义便失去了最后一个阵地, 浪漫主义作家们也大多开始了向左转。
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风雨兼程, 从鲁迅呼唤“摩罗诗人”, 苏曼殊进行了初步的浪漫创作起, 浪漫主义在中国一步步风行, 到“五四”时期达到了顶峰, 但是现代中国最迫切的任务终究是救亡而非启蒙, 这对于浪漫主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尽管如此, 我们不能忽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现代中国的地位以及它对文学革命的特殊贡献。浪漫主义及时反映了转型时期国民的思想情感;其探索历程也为文学审美上的多种可能性谱写了很有分量的一笔。当救亡与启蒙都不再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 当我们在新时期探索人的价值, 人的个性的时候, 当我们回望那段浪漫岁月的时候, 我们会记住现代文学工作者们为新文学的发展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所做的一切。
参考文献
[1]李欧梵著, 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新星出版社2005年。
[3]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4]杨联芬著.《中国现代小说导论》,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
[5]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一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6]朱寿桐著.《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7]朱寿桐著.《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史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