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械的定义与分类

包装机械的定义与分类（共8篇）

包装机械的定义与分类 篇1

包装机械的定义与分类

一、标准定义

国家标准GB/T4122.2-1996《包装术语•机械》中包装机械的定义是：“完成全部或部分包装过程的机器，包装过程包括成型、充填、裹包等主要包装工序，以及与其相关的前后工序，以及清洗、干燥、杀菌、贴标、捆扎、集装和拆卸等前后包装工序，转送、选别等其他辅助工序。”

二、包装机械的分类

1、按包装机械的自动化程度分类

（1）全自动包装机。全自动包装机是自动供送包装材料和内装物，并能自动完成其它包装工序的机器。

（2）半自动包装机。半自动包装机是由人工供送包装材料和内装物，但能自动完成其它包装工序的机器。

2、按包装产品的类型分类。

（1）专用包装机。专用包装机是专门用于包装某一种产品的机器。

（2）多用包装机。多用包装机是通过调整或更换有关工作部件，可以包装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的机器。

（3）通用包装机。通用包装机是在指定范围内适用于包装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产品的机器。

3、按包装机械的功能分类。

包装机械按功能不同可分为：充填机械、灌装机械、裹包机械、封口机械、贴标机械、清洗机械、干燥机械、杀菌机械、捆扎机械、集装机械、多功能包装机械、包装材料制造机械、包装容器制造机械，以及完成其它包装作业的辅助包装机械。我国国家标准采用的就是这种分类方法。

4、包装生产线。

由数台包装机和其它辅助设备联成的能完成一系列包装作业的生产线，即包装生产线。ISO国际标准化组织TC122/SC4 1984年提出的《包装机械的概念、体系表、分类（及索引）》国际标准草案中的包装机械分类情况如下：

图表1 包装机械的分类

资料来源：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包装机械的定义与分类 篇2

1 异常子宫出血的定义

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将月经的周期频率、规律性、经期长度和出血量四项指标中任何一项不符合正常标准的、源自子宫腔的出血定义为AUB[1,2],是指真正的“月经失调”,不包括来自外阴、阴道、宫颈、泌尿道、肛门、直肠的出血,也不包括妊娠和产褥相关的出血。AUB既是妇科常见的症状和体征,也可能是身体某些疾病的表现和信号;本身也是严重困扰妇女身心健康的疾病,应引起广大医生和患者的重视。

AUB的表现多样,变化多端,病因复杂,国内外均对AUB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研究,但由于世界各国描述AUB的医学术语和定义存在相当的混淆[1,3],因此临床资料不易评估和比较。为此,FIGO 2007年发表了关于“正常和异常子宫出血相关术语”的共识,并于2011年就常见的导致育龄期非妊娠妇女AUB的原因发表了“育龄期非妊娠妇女AUB病因新分类PALM-COEIN系统”[1,2],但不适用于青春发育前和绝经后的出血。目的是希望能够统一用词,指导临床治疗与研究。我国大陆妇科学界也存在一些混淆,如AUB、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简称功血)及月经过多这3个术语不加区别地混用[3,4]。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妇科内分泌学组于2014年发布了中国AUB诊断与治疗指南,正式引进了FIGO“正常和异常子宫出血相关术语和病因分类系统”,并结合中国患者所关心的主诉,如“月经过少”等,梳理了AUB病因诊断治疗流程,并总结介绍了相关导致AUB病因的诊治原则[5],希望在临床工作中对AUB的诊断、治疗、研究有指导作用。

2 异常子宫出血的命名和标准

规范的月经指标至少包括周期的频率和规律性、经期长度和经期出血量4个要素。其他还应有经期有无不适,如痛经、腰酸、下坠等。FIGO与我国大陆制定的标准比较见表1。

(1)指近1年的周期之间变化

FIGO采用一些新术语来描述常见的AUB,包括急性和慢性AUB。急性AUB是指发生了严重的大出血、医生认为需要紧急处理以防进一步失血的AUB,可见于有或无慢性AUB病史的患者,相当于以往国内常用的名词“大出血”。慢性AUB是指近6个月内至少出现3次AUB,医生认为不需要紧急临床处理,但需进行规范诊疗的AUB,提示对偶尔出现的AUB,可以密切观察,不必过于紧张。

此外,FIGO与国内专家目前均提出推荐废用“功血”一词,原因是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医院可能因为所用诊断检查的资源和条件不同,因而对“功血”的定义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其内涵产生差异,诊断不确切、治疗效果不一致。如检查血常规正常,血小板数量未见异常,但按“功血”使用激素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大医院血液科的进一步检查发现是罕见的血小板无力症,需要输注有功能的血小板才能止血,后来不得不切除子宫才能维持生命质量。因此,现在不主张随意下“功血”的诊断的观念来进行研究、总结、发表文章。

3 异常子宫出血的分类

既往我国将AUB病因分为器质性疾病、功能失调和医源性病因三大类[3,4]。FIGO将常见的AUB病因分为两大类9个类型,按英语首字母缩写为PALM-COEIN(为方便记忆,缩写词为“手掌-硬币”,可理解为“手里拿一分钱”),见表2。PALM部分为通过B超、MRI等影像学检查,甚至诊刮组织病理学诊断能明确存在的结构性改变;而COEIN部分则是通过这些方法不能确认的子宫结构性改变及非子宫的全身其他原因导致的AUB。其优点是病因简单易记、不易漏掉、将常见的AUB原因“掌控于手”,但该系统并未包括所有的AUB原因,如甲状腺功能减低、肝病、红斑狼疮、肾透析等全身性疾病。

既往我国大陆AUB病因分类中,器质性疾病指PALM-COEIN系统中的P(息肉)、A(子宫腺肌病)、L(子宫肌瘤)、M(恶变和不典型增生)、C(全身凝血相关疾病)及部分E(子宫内膜局部异常)和N(未分类)。但该系统未包括的器质性疾病还有生殖道创伤、异物和甲状腺功能减低、肝病、红斑狼疮、肾透析等全身性疾病。医源性病因相当于PALM-COEIN中的AUB-I。功能失调强调的是排除器质性疾病,无排卵功血即为AUB-O(排卵障碍),有排卵功血则涉及AUB-O和AUB-E。

4 异常子宫出血的诊断

任一患者可有1个或多个引起AUB或与AUB有关的病因,例如由于单一黏膜下子宫肌瘤引起的AUB,则诊断为:异常子宫出血-子宫肌瘤(黏膜下)[AUB-L(SM)];如考虑AUB是由于子宫肌瘤和不排卵引起的,则诊断为:异常子宫出血-子宫肌瘤,排卵障碍(AUB-L,O);另一方面,如考虑AUB是由于不排卵引起的,尽管存在有子宫浆膜下肌瘤,但认为浆膜下肌瘤与目前AUB无关,则并列诊断,表达为:异常子宫出血-排卵障碍(AUB-O);子宫肌瘤(浆膜下)。

AUB表现多样,既有症状的不同,又有程度的差异。对AUB的诊治,建议从患者就诊的症状主诉入手,通过详细地询问病史,全面的全身检查和妇科检查,明确出血的来源,排除来自其他部位的出血,同时发现病因线索,明确AUB的诊断,并辅助以血常规、B超检查,个别特殊的患者需检测性激素水平、凝血功能、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甚至诊刮送组织病理检查,达到PALM-COEIN水平的病因诊断,进行病因治疗,方能取得满意的结果。从各种AUB的症状表现入手,寻找常见的AUB病因,进行病因治疗,反观症状的治疗效果,不断总结,不断进步,养成寻求病因、随诊观察治疗效果、随时调整、长期随访的临床习惯,不断总结归纳,提高临床诊治水平。这也是本期专题的主旨。

总结:我们希望通过介绍、推荐国内外有关AUB的共识与指南,使广大临床医生对临床常见的AUB的原因、诊断和治疗建立简便的、清楚的概念、思路和重视意识,从而使广大的AUB妇女能得到及时而精准的诊治,减少AUB本身所造成的危害,减少潜在病因所造成的并发症,同时减少花费、节约时间,真正改善广大妇女的生活质量。

摘要：<正>异常子宫出血(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AUB)是临床常见的症状和疾病,因表现多样、持续时间可长可短、病因复杂而导致临床诊治困难,导致患者就医有顾虑、医生不愿看的窘境,本文将就AUB的国际、国内新的定义、用词、分类和诊断加以介绍,推广AUB的标准化诊断和治疗。1异常子宫出血的定义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将月经的周期频率、规律

参考文献

[1]Fraser IS,Critchley HO,Broder M,et al.The FIGO recommendations on terminologies and definitions for normal and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J].Semin Reprod Med,2011,29(5):383-390.

[2]Munro MG,Critchley HO,Fraser IS.The FIGO classification of causes of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in the reproductive years[J].Fertil Steril,2011,95(7):2201-2208.

[3]张以文.FIGO关于月经异常相关术语的共识和异常子宫出血病因的新分类系统[J].国际妇产科学杂志,2013,40(2):105-107.

[4]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绝经学组,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内分泌学组.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临床诊断治疗指南(草案)[J].中华妇产科杂志,2009,44(3):234-236.

浅谈汉、日、英句型的定义与分类 篇3

一、句型的定义

句型，在日语中被称为“文型”，英语中被称为“sentence pattern”。虽然汉语、日语、英语中都定义众多，但至今都没有对句型达成一个确切唯一的定义。

1.汉语句型

汉语句型，即根据组成句子的语词的类别、序列、搭配方式等划分的句子结构类型。汉语对于句型定义的侧重点偏向于句子的结构方面。

2.日语句型

文の構成上の類型。個々の具体的な文表現から抽出した各種の文の形式を文例によって組織的に示すもの。（《大辞泉》小学館，1995）

文が、どのような要素を、どういう順に組み合わせて成立しているのかをいくつかの類に分けて記述したとき、その一つ一つの類型やその記述を文型とよぶ。したがって、文法の記述の方法が異なれば、それによって文型の概念も異なったものとなるために、統一的な定義は存在しない。（《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学館，1994）

由于日语是黏着语，日语句型主要为固定句式的表达，因此日语句型的定义被具体化到每一个句型表现中。

3.英语句型

所谓英语句型，是就英语句子的构成成分进行研究——根据英语语法规定应包含哪些句子成分、它们各由哪类词语担任以及它们的安排情况——区别开来的各种句子类型。可见英语句型的定义侧重于句子成分与句子结构与词性分析上。

4.汉日英对句型定义的异同

这三种语言对于句型解释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三种语言的语系不同所导致的。汉语、英语为独立语，因此对于句型的定义偏向于抽象的大框架结构和对句子成分的分析；而日语为黏着语，因此对于句型的定义依赖于对具体词语、固定表达的分析。

二、句型的分类

句子的分类，根据语气分类有疑问句、命令句、祈使句、陈述句，根据结构分类有单句，复句等。而句型与句子不同，由于汉、中、日对于句型的定义都没有明确，且侧重点不同，因此句型分类也都没有定论，以下列举汉、日、英比较普遍接受的几种句型分类。

1.汉语句型分类

陈昌来先生认为汉语句型着重强调的是结构，从结构角度的分类，更具实用性，也是句子语法分析的必然结果和目的。句型作为语法术语应是句子的结构类型。一切与句法结构无关的因素都不应影响句型的划分。

汉语按结构分类，句型分为单句、复句两类，单句又可以分为主谓句、非主谓句两类。主谓句又可分为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谓语句三类等。

2.日语句型分类

《日本语基本文型》一书中将日语句型分为三种：表现文型、语用法文型、构造文型。

陈岩先生在《新编日语句型》序中指出，日语的句型可大分为三种一种：为结构句型，即由主语、修饰语、谓语的相互关系分成单句与复句；再一种是功能句型，即按表达功能分为叙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命令句等；第三种为搭配句型，即由名词、助动词动词、副词及它们的各种复合形的习惯搭配构成的句型。

在对日语句型的分类中，目前市面上有很多书、把日语句型称为“惯用型”，这是不妥当的。日语中惯用型类似于中国的俗语、谚语。而目前市面上的许多日语教材把惯用型等同于日语的表现句型进行编写，會造成日语学习者对日语惯用型含义理解不清，应该将惯用型的中日含义规范划一起来，还原惯用型本来的含义。

3.英语句型分类

英语的句型分类最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是五种基本句型。这五种句型与动词种类密切相联，所以也叫做动词句型。这五种句型是：①S+V；②S+V+P；③S+V+O；④S+V+o+O；⑤S+V+O+C（说明：S=逻辑主语、V=动词、P=表语、o=间接宾语、O=直接宾语、C=宾语O的补足语）。英语的各种句子形式，可以看作是这五种基本句型或其变式，或其扩大、组合、省略、倒装。

4.汉、日、英句型分类的异同

如上所述，汉语、英语句型的分类方法主要是结构句型的分类，而日语主要是表现方式的分类方法。这可能还是日语属于黏着语，而汉语、英语属于独立语，所以偏重于结构上的分类。汉语的分类偏重于研究其语法，文化等意义，而日语、英语偏重推广、教学，这也许是句型分类的目的不同，日语、英语的目的侧重于教学，汉语侧重于研究，或者是由于语料的原因。

三、总结

汉、英、日各自对与句型的定义目前都还没有一个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从目前众多的说法中，可以发现这三种语言对句型定义的侧重点不同，汉、英对句型的定义偏向于抽象的大框架结构，对句子成分的分析；日语对句型的定义依赖于对具体词语、固定表达的分析。这三种语言对句型的分类也各不相同，汉语、英语句型的分类方法主要是结构句型的分类，而日语主要是表现方式的分类方法。这些不同都与它们所属语系的不同和句型分类的目的有关。

参考文献：

[1]陈昌来.试谈句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2]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秦礼君.论日语惯用型的定义及条目选择[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4）.

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定义与分类 篇4

表外业务是商业银行所从事的、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不记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形成现实资产负债但能增加银行收益的业务。

一、表外业务按其业务内容可分为：1、2、3、4、5、承诺类业务 担保类业务 委托代理类业务 衍生金融工具类业务 咨询服务类业务。

承诺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在未来某一时期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向客户提供约定的信用业务，如承诺贷款业务。

担保业务是指商业银行接受客户的委托对第三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业务，包括担保、信用证、承兑等业务。

委托代理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以收取一定手续费等为目的，接受客户委托，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为客户提供代理、分销、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的业务，包括委托贷款、代理债券、代理资金清算、代收代付、代客理财、基金托管等业务。衍生金融工具业务是指建立在基础金融工具或基础金融变量之上，其价格取决于后者价格变动的派生产品，是交易双方通过对利率、汇率、股价等因素变动趋势的预测，约定在未来某一时间按照某一条件进行交易或选择是否交易的合约。包括金融期货、金融期权、金融远期、互换金融等。

咨询服务类业务是指以银行拥有的专营许可权或行业优势，为客户提供的纯咨询服务性质的业务。包括理财顾问、委托代保管等业务。

二、表外业务按业务性质可分为：1、2、3、4、委托代理类业务 衍生金融工具类业务 或有负债类业务 咨询服务类业务

其中，或有负债类业务包括承诺、担保、保函、信用证、承兑等业务。

三、巴塞尔协议根据不同的“信用转换系数”被分为了5类：（1）100%信用转化系统的表外业务，包括：

一般负债保证和承兑；销售和回购协议以及有追索权的资产销售；远期资产购买、超远期存款和部分缴付款项的股票和代表承诺一定损失的证券。（2）50%信用转换系数的表外业务，包括：

某些与交易相关的或有项目；票据发行融通和循环包销便利；其他初始期限在1年期以上的承诺。

（3）20%信用转换系统的表外业务，包括： 短期和有自行清偿能力的与贸易相关的或有项目。（4）0%信用转换系统的表外业务。

类似初始期限为1年期之内的，或者是可以在任何时候无条件取消的承诺。（5）与外汇和利率有关的或有项目。

保税仓库的定义及分类 篇5

一、保税仓库的定义及分类。

保税仓库，是指经海关批准设立的专门存放保税货物及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货物的仓库。

保税仓库按照使用对象不同分为公用型保税仓库、自用型保税仓库。公用型保税仓库由主营仓储业务的中国境内独立企业法人经营，专门向社会提供保税仓储服务。

自用型保税仓库由特定的中国境内独立企业法人经营，仅存储供本企业自用的保税货物。

保税仓库中专门用来存储具有特定用途或特殊种类商品的称为专用型保税仓库。

专用型保税仓库包括液体危险品保税仓库、备料保税仓库、寄售维修保税仓库和其他专用型保税仓库。

液体危险品保税仓库，是指符合国家关于危险化学品仓储规定的，专门提供石油、成品油或者其它散装液体危险化学品保税仓储服务的保税仓库。

备料保税仓库，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存储为加工复出口产品所进口的原材料、设备及其零部件的保税仓库，所存保税货物仅限于供应本企业。寄售维修保税仓库,是指专门存储为维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零配件的保税仓库。

二、可以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范围：

（一）加工贸易进口货物；

（二）转口货物；

（三）供应国际航行船舶和航空器的油料、物料和维修用零部件；

（四）供维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的零配件；

（五）外商暂存货物;

（六）未办结海关手续的一般贸易货物；

（七）经海关批准的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

三、保税仓库申请条件：

（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中申请公用型保税仓库的企业，经营范围中必须有仓储业务；

（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300万人民币；

（三）具备向海关缴纳税款的能力；

（四）具有专门存储保税货物的营业场所；

（五）申请经营特殊许可商品存储的，应当持有规定的特殊许可证件；

（六）申请经营备料保税仓库的加工贸易企业，年出口额最低为1000万美元；

（七）申请设立的保税仓库应符合海关对保税仓库布局的要求；

（八）具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安全隔离设施、监管设施和办理业务必需的其他设施；

（九）具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保税仓库计算机管理系统并与海关联网；

（十）具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保税仓库管理制度、符合会计法要求的会计制度；

（十一）符合国家土地管理、规划、交通、消防、安全、质检、环保等方面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规定；

（十二）申请设立公用保税仓库的，面积最低为2000平方米；

（十三）申请设立液体危险品保税仓库的，容积最低为5000平方米；

（十四）申请设立寄售维修保税仓库的，面积最低为2000平方米；

（十五）法律、行政法规、海关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申请时应提交的文件：

（一）《保税仓库申请书》、《保税仓库申请事项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国税、地税）；

（四）开户银行证明复印件；

（五）消防合格证书复印件；

（六）仓储用地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复印件；

（七）申请设立的保税仓库位置图及平面图；

（八）仓库管理制度（办法）；

（九）申请向国际航行船舶、航空器、国际远洋渔船提供免税燃油服务的，还须提供《对外供油经营许可证》；

（十）其他相关材料。

五、办理程序：

保税仓库由直属海关审批。

企业申请设立保税仓库的，应当向仓库所在地主管海关提交书面申请，并备齐相关证明材料。申请材料齐全有效的，主管海关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主管海关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主管海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将有关材料报送直属海关审批。直属海关应当自接到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对符合条件的，出具批准文件，批准文件的有效期为1年；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申请设立保税仓库的企业应当自海关出具保税仓库批准文件1年内向海关申请保税仓库验收，由直属海关进行审核验收。申请企业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申请验收或者保税仓库验收不合格的，该保税仓库的批准文件自动失效。保税仓库验收合格后，经海关注册登记并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方可投入运营。

保税物流中心（A型）

一、保税物流中心的定义及分类。

保税物流中心（A型），是指经海关批准，由中国境内企业法人经营、专门从事保税仓储物流业务的海关监管场所。

保税物流中心（A型）按照服务范围分为公用型物流中心和自用型物流中心。

公用型物流中心是指由专门从事仓储物流业务的中国境内企业法人经营，向社会提供保税仓储物流综合服务的海关监管场所。自用型物流中心是指中国境内企业法人经营，仅向本企业或者本企业集团内部成员提供保税仓储物流服务的海关监管场所。

二、可以存入物流中心的货物：

（一）国内出口货物；

（二）转口货物和国际中转货物；

（三）外商暂存货物；

（四）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

（五）供应国际航行船舶和航空器的物料、维修用零部件；

（六）供维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的零配件；

（七）未办结海关手续的一般贸易进口货物；

（八）经海关批准的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

三、申请物流中心（A型）的经营企业应具备的条件：

（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二）注册资本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

（三）具备向海关缴纳税款和履行其他法律义务的能力；

（四）具有专门存储货物的营业场所，拥有营业场所的土地使用权。租赁他人土地、场所经营的，租期不得少于3年；

（五）经营特殊许可商品存储的，应当持有规定的特殊经营许可批件；

（六）经营自用型物流中心的企业，年进出口金额（含深加工结转）东部地区不低于2亿美元，中西部地区不低于5000万美元；

（七）具有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管理制度和符合会计法规定的会计制度。

四、申请设立的物流中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海关对物流中心的监管规划建设要求；

（二）公用型物流中心的仓储面积，东部地区不低于20000平方米，中西部地区不低于5000平方米；

（三）自用型物流中心的仓储面积（含堆场），东部地区不低于4000平方米，中西部地区不低于2000平方米；

（四）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提供供海关查阅数据的终端设备，并按照海关规定的认证方式和数据标准，通过“电子口岸”平台与海关联网，以便海关在统一平台上与国税、外汇管理等部门实现数据交换及信息共享；

（五）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安全隔离设施、视频监控系统等监管、办公设施；

（六）符合国家土地管理、规划、消防、安全、质检、环保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

五、申请设立物流中心的企业应当向直属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并递交以下加盖企业印章的材料：

（一）申请书；

（二）市级（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意见书（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企业章程复印件；

（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六）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七）开户银行证明复印件；

（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等资信证明文件；

（九）物流中心内部管理制度；

（十）选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证明文件及地理位置图、平面规划图；

（十一）报关单位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六、设立物流中心（A）型的申请由直属海关受理，报海关总署审批。

七、物流中心（A）型的验收。

企业自海关总署出具批准其筹建物流中心文件之日起1年内向直属海关申请验收，由直属海关会同省级税务、外汇管理等部门进行审核验收。

物流中心验收合格后，由海关总署向企业核发《保税物流中心（A型）验收合格证书》和《保税物流中心（A型）注册登记证书》，颁发保税物流中心（A型）标牌。物流中心在验收合格后方可以开展有关业务。

获准设立物流中心的企业确有正当理由未按时申请验收的，经直属海关同意可以延期验收，但延期不得超过6个月。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二次延期的，报海关总署批准。

获准设立物流中心的企业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申请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视同其撤回设立物流中心的申请。保税物流中心（B型）

一、保税物流中心的定义。保税物流中心（B型）是指经海关批准，由中国境内一家企业法人经营，多家企业进入并从事保税仓储物流业务的海关集中监管场所。

二、可以存入物流中心的货物：

（一）国内出口货物；

（二）转口货物和国际中转货物；

（三）外商暂存货物；

（四）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

（五）供应国际航行船舶和航空器的物料、维修用零部件；

（六）供维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的零配件；

（七）未办结海关手续的一般贸易进口货物；

（八）经海关批准的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货物

三、物流中心经营企业可以开展以下业务：

（一）保税存储进出口货物及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货物；

（二）对所存货物开展流通性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

（三）全球采购和国际分拨、配送；

（四）转口贸易和国际中转业务；

（五）经海关批准的其他国际物流业务。

四、设立物流中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物流中心仓储面积,东部地区不低于10万平方米，中西部地区不低于5万平方米；

（二）符合海关对物流中心的监管规划建设要求；

（三）选址在靠近海港、空港、陆路交通枢纽及内陆国际物流需求量较大，交通便利，设有海关机构且便于海关集中监管的地方；

（四）经省级人民政府确认，符合地方经济发展总体布局，满足加工贸易发展对保税物流的需求；

（五）建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提供供海关查阅数据的终端设备，并按照海关规定的认证方式和数据标准，通过“电子口岸”平台与海关联网，以便海关在统一平台上与国税、外汇管理等部门实现数据交换及信息共享；

（六）设置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安全隔离设施、视频监控系统等监管、办公设施。

五、物流中心经营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二）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人民币；

（三）具备对中心内企业进行日常管理的能力；

（四）具备协助海关对进出物流中心的货物和中心内企业的经营行为实施监管的能力。

六、申请设立物流中心的企业应当向直属海关提出书面申请，并递交以下加盖企业印章的材料：

（一）申请书；

（二）省级人民政府意见书（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企业章程复印件；

（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六）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等资信证明文件；

（八）物流中心所用土地使用权的合法证明及地理位置图、平面规划图。

七、设立物流中心（B）型的申请由直属海关受理，报海关总署审批。

八、物流中心（B）型的验收。

企业自海关总署出具批准其筹建物流中心文件之日起一年内向海关总署申请验收，由海关总署会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或者委托被授权的机构进行审核验收。

物流中心验收合格后，由海关总署向物流中心经营企业核发《保税物流中心（B型）验收合格证书》和《保税物流中心（B型）注册登记证书》，颁发标牌。物流中心在验收合格后方可以开展有关业务。获准设立物流中心的企业确有正当理由未按时申请验收的，经直属海关同意可以延期验收，但延期不得超过6个月。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二次延期的，报海关总署批准。

大气污染源的定义及分类 篇6

大气污染源是指向大气排放足以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物质的生产过程、设备、物体或场所。它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污染物的发生源”另一方面是指“污染物来源”

分类：

1、按污染源存在的形式划分有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

2、按污染物排放的方式划分有点污染源、面源、）线源。

3、按污染物排放的时间划分有连续源、间断源、瞬间源。

4、按污染物产生的类型划分有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交通污染源。

5、其他污染源：①燃料燃烧

②工矿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尘、烟、废气

③ 交通运输废气

2、工业污染防治的措施

1、采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污染者付费和强化环境管理三项基本原则。

2、新污染源可以通过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进行管理，这里所说的“三同时”制度是指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自然开发项目，以及可能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工程建设，其防治污染及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3、对现有污染源则通过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和限期治理制度来进行管理。

4、控测工业污染，积极促进老企业技术改造，推进清洁生产，采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材料，制造出清洁的产品。

5、推广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提高原材料的利用效率。

6、促进乡镇企业更新改造和技术换代，提高乡镇企业污染治理率。

7、积极推广已有的污染控制实用技术措施，提高污染物处理装置的安装率和利用率。

8、推广各种污染处理工艺等。

3.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有：

一、对水资源的影响（1）人口激增加剧了水土流失和水早灾害（2）节水意识和节水技术水平低，加快了淡水资源短缺（3）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水质恶化。

二、对土地资源的影响：是土地过度利用，有限耕地资源减少。

三、对能源的影响：大量消耗能源，产生煤炭燃烧污染。

四、对森林、草原的影响：大量砍伐与破坏森林，沙土流失，草原退化，土地沙漠化。

包装机械的定义与分类 篇7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会交换式合作,集体行动式合作

作为一项农村社会生活中的日常实践,农民合作自古以来就存在,其内容和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农民合作”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始于2000年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发出的“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感叹。曹锦清的“农民合作难”的论断引起了学界对中国农民合作问题的关注;而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大举措的提出,更是把对“农民合作与农民组织”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分散的小农是不能有效对接任何现代化元素的,新农村建设要求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原本各自追逐一家之利的农民合作起来,以改变当前中国面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局面。正是鉴于农民合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学界对农民合作的研究也随着各地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广而日益火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中国农民合作的研究进行一番梳理,以便更好地认识农民合作难的原因,为思考如何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将农民组织起来提供学理上的启发。

已有关于中国农民合作的研究,可以分成“对传统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和“对当代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两部分。这两部分既有一定的承续关系,又有明显的区别。对传统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从属于学者对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等的研究,农民合作只是作为农村生活中的一项日常实践得以呈现出来。对当代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是学者意识到农民合作难在当前中国农村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专门对农民合作展开的研究,而关于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变迁等的研究都从属于对农民合作这一中心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对中国农民合作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当代学者的研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语境中农民合作问题的回应与反思。本文就是要在对这两部分农民合作研究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界定农民合作的概念,并作出分类,希望能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农民合作的基本问题。

一、对传统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

根据写作时间的先后,对传统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大致又可分为老一辈学者在20世纪20～40年代的研究和当代学者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研究。

(一)老一辈学者在20世纪20～4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学术界、政府相关部门以及一些社会团体兴起了一股关注农村经济社会关注的热潮,还第一次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农村社会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晏阳初、梁漱溟等的乡村建设学派,陈翰笙、毛泽东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主的社会人类学学派等。其中梁漱溟、费孝通、毛泽东三个人的研究与农民合作问题相关性较大。

梁漱溟较多地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特性。中国社会是一个分散的、无组织的社会,它全然没有一个组织纪律性和合作的传统。由于道德一直作为个人的私事,因此从来就没有公共道德和公益精神。在现代的挑战面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集体生活的形式、习惯和思想。由于没有受过团体生活的训练,所以中国人有两种毛病,即缺乏纪律习惯——人多时不能有秩序;缺乏组织能力——不会商量着办事。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必须“从分散往合作里走,以合作团体利用外部技术”,而且这种团体必须以理性和伦理关系为基础。

费孝通则用社会结构功能理论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分析,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乡土中国的图景。费老认为,农民的特点是小型合作群体,家庭在农民社区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农民的合作发生在小范围的血缘和地域群体之中。费老在其调查的江村、禄村等农村地区,都发现有各种农民合作的现象,包括农业生产中的合作、日常生活中的合作、仪式场合的合作,合作的资源涉及物品、劳力、资金等。而且,传统中国“双轨政治”的权力体系赋予乡村社会内部一定的自治权,有助于农民自发地合作形成某种自治单位(如“公共家庭”或“公家”),以解决各种公共事务,包括灌溉、自卫、调解人们的争吵、互援、娱乐和宗教活动。但是,相比于西方社会,中国农民又是缺乏公德心的,不善于团体式的合作;受“差序格局”的影响,中国农民的公私观念具有很强的相对性。但后来保甲体系强硬地接替社区自治组织,却不能履行原来自治组织的功能,不仅导致了村庄秩序的混乱,也使农民合作受到一定的冲击。

毛泽东对农民合作的研究服从于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带有浓烈的政治意义,而且其关于农民合作及合作经济的思想前后变化很大。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民合作及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是客观和正确的。早在1927年,他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民组织在农会里,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在《组织起来》中进一步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经济,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道路,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合作经济思想,由于受斯大林扭曲的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影响,渐渐走上了弯路。其在后期提出让农民在生产层面上组织起来,并在实践中以人民公社制度告终,留给我们更多关于农民合作的思考与启发。

(二)当代学者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研究

对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并没有随着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而结束。自60年代起,又有一批学者相继展开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几个国外学者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在面临国际市场冲击和国家政权扩张时所发生的社会变迁进行的研究,如萧公权、施坚雅、马若孟、黄宗智、杜赞奇等。尤其是后三者,都是利用“满铁”资料对华北农村在20世纪前后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农民合作的内容。

马若孟以四个村的详细资料来说明20世纪前后中国华北农村与农民的经济生活。他认为当时的华北农业生产处于商品化的过程中,虽然由于家族势力不明显,村庄内部有一定的阶层分化,农民之间在生产中的直接合作比较少,但这并不表示农民之间没有任何合作。实际上,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经常合作以解决物品、资金、劳力短缺等各种问题;农民还在地方政府的要求和指令下组织各种合作形式,比如“青苗会”、“红枪会”等来保护庄稼和维护治安。黄宗智也认为在19世纪,虽然华北的宗族组织不多,但农村合作在社会和经济相对闭塞的村落内也是时常可见的,比如,盖房子、集体抗税等。在黄宗智看来,由于地方政权、农民和村庄在20世纪的变化,使旧的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关系受到了新的压力,最后导致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出现。这个过程对农民合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到底使农民合作更紧密还是更松散,则取决于该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及其变化。杜赞奇则认为农民合作是在“文化网络”的内部发生的,随着权力中心不停地移动,如从村内移到村外,其合作范围亦时大时小。同族成员之间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有不少协作,这在祭祖、借贷和土地买卖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且,人们告急之时往往先求助于同族成员。虽然国家赋予村庄以征收赋税的责任使得一个相对开放的农民社会转化为一个封闭的且有很强集体认同的合作社区,但20世纪华北乡村活跃的土地市场和恶霸控制乡村政权的局面,使得在村落范围内建立农村合作实体并非易事,农民的合作越来越少了。换言之,20世纪初国家政权的扩张破坏了原本在乡村社会起着重要整合作用的权力文化网络,使农民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加不容易了。

可见,一方面,在传统农村社会中的确存在着不少农民合作,笼统地判断“农民善分不善合”是有失偏颇。但另一方面,中国农民仅仅局限于血缘和地缘范围内的小群体合作,而不善于西方团体式合作。

二、对当代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

自1978年社会学重建以来,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并在近几年成为显学。进入转型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的转变,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合作的实践与逻辑随之发生变化。最早对农民合作展开专门研究的是王铭铭。他通过对两个村庄的个案研究,考察农民互助合作体系的历史变迁,质疑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两元论,认为民间的农民合作作为一种社区地方性制度在当前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与王铭铭对农民合作的乐观态度不同,曹锦清在走访了河南农村后则得出“农民善分不善合”、“农民合作难”的悲观结论,并引发了学界对农民合作的研究。概括而言,这些研究主要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农民合作的能力;农民合作的类型;培育和促进农民合作的途径;政府与农民合作的关系。

(一)农民合作的能力

对“农民善分还是善合?”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取决于对农民合作能力的认识。虽然当前不少村庄的确存在农民合作难的状况,但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地区还是出现了很多在村庄内部或跨村庄的合作事例。这使得学者对农民合作能力的判断也出现分歧。

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因为中国传统村落里的农民没有“共同体意识”,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管理村落共同事务的村落组织,各农户力求自给自足,对那些无法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通常是依靠血缘关系网络内的“礼尚往来”的关系运作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私谊性的、临时性的人情往来这一农民合作形式,反而使得农民之间无法有效地建立起各独立个体之间的平等且普遍的社会关系,进而无法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契约合作组织。贺雪峰认为笼统地说“农民善分不善合”是不确切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民的合作能力还不错;但用“农民善分不善合”来形容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却是合适的。这是因为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对传统的打击,已使传统的力量变得十分弱小,农民在熟人社会中理性行动的逻辑及他们与此相适应的特殊的公正观,已不再受到传统的组织力量与文化力量的约束,村庄社会关联度大为降低,农民成为原子化的个人,进而导致要达成平等协商的契约型合作的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

党国英则以几个案例来说明中国农民并不缺乏所谓合作的素质,而是缺乏愿意和他们公平合作的社会外部力量。吴思觉得将“不善合”视为中国农民的一种“国民性”的论断,深奥玄远;事实上当前农民不合作或合作难仅仅是农民趋利避害这类人之常情的结果。徐勇也认为,农民善分不善合不是“天注定”,而是取决于分合能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胡敏华指出农民的合作能力取决于合作制度选择的制约因素,如农民自身素质、外部的法律保障、政策激励、信息获取、公共产品供给等等。

(二)农民合作的类型

农民合作与合作难的并存,使得学者逐渐意识到农民合作存在着不同类型。罗兴佐就明确指出,脱离对合作类型的考察,抽象谈农民善分还是善合,实在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合作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为外生型,它主要通过外部压力将分散的个体纳入一定的组织体系中而强制人们合作。第二种为内生型,又可分为两种亚类型,其一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自愿合作,它以市场为依托,以利益为纽带,通过内部规则而实现合作;其二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自治型合作,它以一定区域为边界,以对社区利益和共同规范的认同为基础而实现社区事务的自组织治理。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存在以宗族为基础的自治型合作;而以人民公社制度为典型代表的外生型合作由于建立在外部强制力的基础上,一旦强制力减弱甚或消失,原有的合作局面将难以维持;当前的乡村社会合作状态则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景观。

宋圭武也意识到,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合作有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合作。中国农民合作的难易取决于是什么类型和性质的合作。当前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以契约为主的现代合作形式的转变。管爱华认为当代中国农民拥有血缘基础上互助合作的精神与经验,而缺乏现代的、作为经济伦理意义上的平等合作的精神与经验。井世洁同样指出,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之内是有利于农民走向合作的(即以血缘、地缘为主以及衍生出的各种合作,合作对象局限于熟人范围之内),但又不利于他们走向以契约为主的超血缘、地缘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王铭铭则把美法村与塘东村的社会互助分为家户间互助和公益事业两类。家户间的互助主要发生在族内的亲属和由通婚或妇女构造的姻亲之间的相互帮忙。家族内部的公共事业是通过地方庙宇和祠堂来组织的。这两类合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

(三)培育和促进农民合作的途径

针对当前农民合作难的困境,各位学者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提高农民合作能力、促进农民合作的办法与对策。

曹锦清建议开展一场新合作运动,对小农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组织制度进行一场革命。这需要知识分子和政府共同努力,创办合作学校和合作刊物,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贺雪峰认为当农民“不善合”而又需要有合作时,外生型的合作组织并非不能选择。一方面,针对当前地方行政谋取私利致使村庄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状况,可以通过县乡村体制改革(“强县、弱乡、实村”)来提高农民合作能力,提供公共物品,实现村庄秩序;另一方面,培育农民合作能力不仅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且涉及到诸多甚为根本的方面,可以通过村庄建设,利用外部资源培育农村的自组织力量,促成农民合作。

张鸣指出,农民合作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信任对农民合作十分重要;要改变当前农民合作难的困境必须重建乡村的信任机制。吴光芸认为乡村社会资本即农民长期相互交往形成的关系网络、组织以及体现于其中的信任、互惠、网络、宽容、同情、团结,它们能够促进农民合作,因而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民合作以及提高乡村治理绩效的关键因素;具体的方法有三种: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强化农民的共同体意识、培育乡村民间组织。金太军认为在现阶段的农村,转型中的村民合作能力几乎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要减轻农民负担,在农民与国家的博弈中形成与基层政府的谈判或博弈的能力,必须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拓展农民的合作网络,建立跨村落,甚至跨乡镇或县域的农民组织(如农会,不是经济组织,至少不是单纯的经济合作组织)。姚洋则推崇以市场的方式促进农民合作,认为市场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姜裕富给出了三条提高村民合作能力的建议:解决村民的机会主义;培育农民合作组织;利用市场机制来引导村民的合作。

还有学者提出了实现合作的条件,间接地回答了如何促进农民合作这一问题。胡宜认为,任何合作都有其最基本的要素,这就是:拿什么来进行合作(合作资源)、拿多少及怎么拿(合作成本)、有人不拿或少拿怎么办(“搭便车”的克服)以及由谁来组织和控制整个过程以实现有效的合作(合法性权威)。要实现农民合作就必须满足这四方面的要素。

(四)政府与农民合作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农民合作的关系是农民合作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决定着农民合作的现状,还直接影响到农民合作的发展。对于政府应该在促进农民合作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曹锦清认为囿于传统习惯的中国小农,单靠自身的经验与力量,无法走向自发的契约联合,需要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但是不能由地方政府与官员直接去做。政府有能力、有义务推动中国农村新的合作化过程,而新合作运动的宗旨却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贺雪峰指出,在农民合作无法内生的前提下,国家不可能不通过各种办法介入到村庄建设中去,通过向农村注入外部资源,促成村庄内源发展,来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村居环境和生活质量,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场所。

申端锋指出当前关于农民合作和组织问题的讨论过于强调农民的自愿性,而忽视了国家的强制性作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农村建设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但这种合作和组织不再是为了提取资源,而是为了农村自身的发展,在此状况下,农民合作的成功就必然要实现由以自愿为基础的合作向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合作的转变,这是小农经济基础上农民合作的一个必然道路。姜裕富认为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压力下,为了个体农民能够抗衡市场风险以及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有效地参与到农民合作组织中去,通过立法、指导、培育合作文化等途径,提升农民的合作能力,提高农民的自治水平。但政府应该是有效参与而不是直接管理,是宽容干预而不是强力控制,即政府只是在农民合作能力低下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其中,一旦政府培育的村民组织走上正轨,政府必须及时让位。胡敏华、宋圭武、赵晓峰也分别指出,政府应该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重要力量,国家介入在现阶段的农民合作中是不可或缺的。

党国英则质疑政府在促进农民合作中的作用,他以事实为据来说明政府控制与农民合作往往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控制越是严密,农民的合作也越是困难。政府的存在会替代民间组织的作用,而且这种替代并不总是有效率的。中国人在民间是可以合作的,但如果政府涉入社会的程度太深就会窒息民间合作的许多可能性。

由上可见,对当代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阶段性的积累,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还比较零散,还未形成对农民合作的系统认识。不同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论及一二,虽然从一定角度来看不无道理,但还是无法给人以信服的感觉。笔者认为这是由概念本身的糊模不清导致的。几乎没有学者去界定“农民合作”的概念,似乎觉得“农民合作”一词如此日常化以至于是不证自明的,导致不同学者表面上都在谈农民合作,而实际上,有些是侧重邻里互助,有些是侧重公共物品的提供,因而得出不同的甚至相矛盾的结论。也就是说,概念本身的混乱导致了学者在貌似同一的主题下展开了互不沟通的研究,其学术观点缺乏真正的交流与碰撞,也缺乏学科间的融合性。所以,有必要从农民合作的基本问题即农民合作的定义与分类入手,理清农民合作研究的基本思路。

三、农民合作的定义与分类

在界定什么是“农民合作”之前,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合作”。虽然不同学者对合作的定义会有所不同,但归纳而言,他们对合作的理解有共同之处:(1)合作是一种社会互动;(2)合作是一种协调行动或相互配合的联合行动;(3)合作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4)合作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群体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协调行动,以促进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结果出现的互动过程,而这个共同目标是仅靠某一方的单独行动往往无法实现的。目标的共同性、行动的协调性、结果的互惠性是合作的基本特征。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各方有一个单独无法完成的共同的目标,因而他们相互需要、相互依赖。合作的关键是要合作各方的协调行动,他们对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有共同的认识,并认可一定的行动规则和愿意承担一定的合作成本。合作的结果必须是对各方都有利的,这是合作能够开展并持续进行的动力。可以说,合作是一种生产性的、增值性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实践。

在“合作”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农民合作”的概念。农民合作是指农民为了解决在生产、生活中碰到的仅靠一家一户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与其他农民相互配合、协调行动,以实现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结果出现的社会互动过程。这里需要作三点说明:第一,关于农民的社会范畴问题。虽然中国农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化,但考虑到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户籍制度的存在,我国的“农民”在目前仍然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所以,此处所谓的农民是指在户口本上还被标识为“农民”的那些人,无论他们现在从事何种职业,也无论他们现在居住哪里。第二,这里所指的农民合作的主体,并非个人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指农户。在中国农村,农民并没有发展出类似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农民认同于家庭的利益并将个人利益融入家庭的利益之中,而且农民生产和生活中的决策都是从家庭的角度做出的,农民合作也就是家庭之间的合作。第三,这里所说的农民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是指同一村庄内部较多村民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而非某家某户遇到的很个别化的问题。正是因为面临共同的问题和困难,农民才需要合作起来共同解决。

要对中国农民合作的实践进行描述并分析,简单的概念界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农村有着纷繁复杂、丰富多样的农民合作现象。从内容上看,农民合作所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体现,比如经济生产中的互助、日常生活和婚丧嫁娶仪式以及建房等重大重件中的相互帮忙、政治领域内协调行动保护自身利益、文化生活中对共享意义的集体消费等。从规模上看,农民合作有的只发生在两三户之间,有的是一个村民小组内的合作,有的是全村范围的共同行动。如果不对农民合作进行恰当的分类,而笼统地说“农民善分或善合”、“农民合作难或不难”、“政府应当或不应当干预农民合作”都是不准确的。对农民合作的分类,有助于全面、细致地考察不同形态的农民合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的不同运作方式与行动逻辑。

笔者认为可以从形式上将农民合作分成两类:一是以社会交换网络形式出现的农民合作,二是以集体行动形式出现的农民合作。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会交换式合作”往往表现为一定社会关系网络内的互相帮助,用社会学语言来表达即“社会交换”,不同于纯粹的经济交换;这种合作是一个历时的连续过程,并不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完成相互帮助,而往往是一方在一段时间后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作为对另一方以前付出的回报;就某一次具体的合作行动而言,其结果表现为一户人家可排他性消费的私人物品。“集体行动式合作”往往表现为一个(或临时或固定的)群体或团体内的协调一致行动,可称为“集体行动”(区别于那种人数众多的自发的无组织的集群或集合行动);集体行动相对于社会交换而言往往是当下的、非历时性的、一次性的;就某一次具体的合作行动来看,其结果表现为该团体内所有成员共同消费的公共物品。当然,这两类合作的划分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

包装机械的定义与分类 篇8

关键词：产品设计 包装设计 垃圾分类 环保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4）09—0041—02

一 研究背景和现状

随着工业生产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垃圾几乎充斥了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污染环境、影响观瞻，不仅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和安全。“环保”成为日益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我们眼前，垃圾分类则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世界各国都在为做好“环保”找出路，都在为“垃圾分类”找对策。据相关资料显示，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国家通过努力已经在垃圾分类前进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如今我们的生活垃圾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它垃圾。常用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综合利用、卫生填埋、焚烧发电、生物堆肥、资源返还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这句标语成为近几年全国各地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流行语，尽管小区门口放了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但仍然各种垃圾混杂、免费发放的可降解垃圾袋也被用来装其他垃圾。截止2014年，在北京、杭州、广州等地，垃圾分类试点已经推行了14年却未见明显实效，垃圾依然被随意堆放或无处堆放。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淡薄、垃圾成份不利回收处理、尚未实现全面产业化等现实问题。据上海师范学生进行的网络调查资料显示，有超过90%的市民认可垃圾分类的必要性，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有88%的市民不明确垃圾究竟该如何分类，或者即便知道也并不执行。市民的这种意识与行为之间的矛盾长期困扰着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二 研究意义和创新

2008年6月1日为了控制白色污染，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六年过去了，超市里的劣质塑料袋确实得到了完全的控制，然而花3毛或者5毛买个好一点的塑料袋对大部分市民来说都已经习以为常，并且理所当然，而市场上的劣质塑料袋依然满天飞，可见当初的“限塑”愿望似乎并没有实现。通过对“限塑”的研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依靠全民自觉性来抵制垃圾的愿望似乎有些奢侈。

我国自从垃圾分类政策实施以来，努力的方向基本上都集中在政府重视程度的加大，管理制度的完善，媒体宣传力度的加强，垃圾处理费用投入的增加，垃圾分类处理设施设备的完善等方面。为了引起市民对垃圾分类的重视，充分调动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2014年6月9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广州市创建全国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宣传发动“万人行”工作方案》，并从6月10日起至7月4日组织发动11000余人参观垃圾终处理场。由此可见，举国上下对垃圾分类目标实施的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收效却不理想。

垃圾分类难，难于上青天，不动手对垃圾分类一方面是生活习惯所致，另一方面垃圾分类确实也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设计能够引导生活，设计能够改变生活。基于垃圾分类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本课题采取逆向思维，避免走“先乱而后治”的老路子，试图将垃圾泛滥的问题扼杀于摇篮之中，减少垃圾产量或者根本不产生垃圾才是走生态环保之路的王道策略。本文将从产品设计专业的角度出发，以全新的视角对生活垃圾产量较大的产品包装的设计献计献策，重点对以下类别的产品包装进行改良设计：其中日常用品类设计的重点在于使其包装能够重复利用，反复利用，实现“打酱油”的消费模式；食品药品类的产品包装的设计重点在于通过色彩引导实现垃圾分类的“零时间”判断，使垃圾投放实现快、准、狠；玩具礼品类产品包装设计的重点将体现在“少就是多”的经典理念之中，倡导越少越好的经济环保的流通意识，尽可能减少包装垃圾的产生，促进垃圾分类政策的有效实施。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垃圾，或者只有少量垃圾，那么垃圾分类问题是不是就不成问题了呢？

三 产品的包装设计策略

1 日用品类产品包装设计策略

在所有生活垃圾成分当中，塑料算是占垃圾成分比例较高的一种。由于其分类回收成本较高、利润极低的特点，很多人都不愿意对废旧塑料进行买卖交换，因此塑料通常都会被直接丢弃。首先，在城市、街道、河流等处散落的废弃塑料瓶给人们的视觉带来不良刺激，破坏市容、景观：其次，废弃塑料瓶进入环境后，由于其很难降解，造成长期的、深层次的生态环境问题。

包装的功能是保护商品、传达商品信息、方便使用、方便运输、促进销售、提高产品附加值。如果将包装的功能延伸至有利于实现垃圾分类的目标和方向，这对包装设计来将是—次新的尝试和挑战。日常用品类产品普及面广，消耗量大，同时产生的废弃塑料瓶也多，如牙膏牙刷，沐浴液洗发液，油盐酱醋等。这类产品包装设计策略的重点在于使包装能够重复利用，反复利用，采用“打酱油式”的消费模式。企业可以在商场或者超市、专营店等地点设置“加油站”，供用户持特定的装置“加油”，加什么品牌，加多少都可以自主选择。这种模式是通过一种类似饮水机的装置设计，加上一种能够持久利用的包装设计，引导用户摈弃用完即扔的习惯。这一设计策略满足经济环保的要求，从结构、造型、材料、工艺、成本、视觉效果、生态等方面实现多方位的利益优化，最重要的是减少可回收类产品包装垃圾的产量，减轻可回收类垃圾在回收过程中的负担，降低垃圾分类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损耗，降低垃圾回收成本，同时也能够降低企业的包装成本，从根本上做到节能环保，利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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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品药品类产品包装设计策略

食品药品都是入口的产品，常言道“病从口入”，消费者对此类产品的卫生条件的要求是绝对严格的，因此其包装也不容马虎。既然需要有，且必须有，那其包装设计策略就要从包装材料的选择、包装结构的设计、包装变成垃圾之后垃圾分类的易识别性等角度入手考虑。

就目前来讲，全国各个市区对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和垃圾分类设施的建设相比之前已经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居民长期以来养成的垃圾一满灌得扔的习惯岂能是说改就改？即便有了垃圾分类的意识，在行动上一旦出现需要动脑思考“手里的垃圾到底该进哪个桶”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随机”，垃圾分类的星星之火便瞬间灰飞烟灭。食品药品类产品的包装设计策略是在终究要变成垃圾的产品上做明确的记号，让这个记号跟垃圾分类的收集容器色彩统一化，整体化，让市民一目了然，分类不再犯难。

垃圾分类的主要公共设施垃圾桶的颜色是鲜明的，蓝色是可回收物收集容器，绿色是厨余垃圾收集容器，红色是有害垃圾收集容器，橙色是其他垃圾收集容器。那么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就可以规定，无论企业在品牌宣传过程中的视觉传达设计如何创新，产品外观或者外包装必须有一个颜色带要与垃圾分类的收集容器相吻合。这一环保设计的重点在于通过色彩引导实现垃圾分类的“零时间”判断，使垃圾投放实现快、准、狠。

3 玩具礼品类产品包装设计策略

与食品药品类产品相比，玩具礼品类产品的包装在卫生程度和安全性的要求上就没有那么严格。事实上，玩具和礼品却被包装的更加的严实，几乎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尤其是礼品。而这些包装外壳几乎无一例外的被遗弃，不管是塑料、纸盒，还是木盒。当然，关于“体面”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并且在很多人看来，产品包装的高大上就是“体面”。这种意识显然不符合当今社会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一观念需要改变。

从环保的角度考虑，对于玩具礼品类产品的包装设计策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是简化外形，在不影响运输和使用的前提下，将包装尽可能的简化，采用“少就是多”的设计理念，能用线形材料的就不用面材，能用点形包装的就不用线形，能少就少，节约用料。其次，在不能节约包装材料的情况下，就尽可能使包装设计具备一定的功能性，事物一旦有了功用，也就不会那么轻易的被丢弃。

四 结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改变一些人用完即弃、铺张浪费的习惯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本课题所研究的有助于垃圾分类的产品包装设计策略不可能使垃圾分类立竿见影，但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进现状，使垃圾分类的实施趋向简易。作为设计者有责任对人民群众进行观念和行为的引导，这种引导体现在设计者对产品设计细节上的关怀。要想使人愿意改变，主动改变，产品的包装设计就必须具有良好的人性化，同时具有趣味性和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