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路径探索论文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路径探索论文（通用6篇）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路径探索论文 篇1

l.1协同创新的目标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要立足农业科技、农业发展和农村实际，以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其具体目标应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从共同需求切入，联合解决发展中的重大农业科技问题。二是实现农业科技资源相互开放和共享。三是支持联合、共建各类科技创新机构，鼓励科技园区、高校和企业发展多样化的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区域特色产业创新中心等各类研发机构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四是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业科技人才联合培养，促进京津冀农业科技交流与发展。

1.2协同创新的指导思想

依据京津冀三地各自农业资源特点，发挥三地的科技优势，秉承以北京为创新中心，以天津为孵化基地，以河北为应用支撑区的思路，开展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工作。

北京具有信息、人员、资金等方面的诸多优势，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研究基地，是重要的知识、技术创新源，是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研究中心。天津是农业科技开发和有效承接北京研究成果的应用示范基地,承担着部分农业科技成果开发的任务，是京津冀地区主要的农业科技创新孵化中心。河北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吒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撑区，处于创新应用层面，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最前线，推动着整个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发展。

三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形成一个由研发到转化到生产的良性循环的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系统，最终将京津冀建设成“创新中心+研发转化+高端生产”分工合作的国家级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基地。

1.3协同创新的组织机构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需要一个能有效协调合作重大问题，协调三地政府机构的高层次组织。建议京津冀三地农业政府部门联合发起，成立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联盟，并设立领导小组，由京津冀三地农委主任或农业厅厅长担任组长，负责协同合作中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可设在京津冀三地的农委，实行轮流负责制，每年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召开合作会议，遇到重大科技合作事项，经协商可召开临时会议。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联盟下设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京津冀农业科技转化服务平台和京津冀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中心(图1)。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是三地农业科研联合攻关的核心，应由京津冀三地农科院为主体，着力围绕现代农业全局性重大战略、共性技术难题和区域性农业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问题，开展协同创新。

京津冀农业科技转化服务平台以北京农科城、天津滨海新区农业科技园和天津农业科技创新基地为载体[3]，由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发起,并负责组织和管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及服务活动。该平台通过培育一批星火科技示范带，组建一批农业科技传播站,将农业科技成果外移并转化，有效提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带动京津冀地区农业发展。

由河北省农业厅牵头，成立京津冀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中心。一方面,依托河北省现有生产基地和园区，围绕蔬菜、林果、玉米、小麦、花丼等市场主要农作物品种，建起一批安全、品质高端的生产示范基地，并推进奶牛、生猪、家禽、水产养殖基地建设，提供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另一方面,根据生产现状和市场需求，及时向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反馈科技需求,以便创新中心制定和调整科技需求计划和措施。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路径探索论文 篇2

一、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基础分析

(一)旅游资源。京津冀区域的旅游资源类型齐全,并且具有一定的特色,文脉相通且山川相连。这三个地区的旅游产品也十分丰富,在空间方面的整体性十分突出,而在品位方面也能够实现互补,在构成补充性旅游线路与产品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不管是人文资源还是自然资源,相互结合就能够互补供应,如果相互分离就很容易出现割裂[1]。但是,与泛珠三角多个中心模式相比,京津冀的旅游协同主要包括北京、天津这两大核心以及河北省的周边地区,最终形成一环两核心的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根据各自特点,将市场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实现三个地区的旅游产品开发。在京津冀区域内部,以旅游精品作为载体,对旅游产业进行整合,充分利用旅游资源的相似性特点,将这些资源放置在大区域的范围之内,并且根据旅游者自身需求,积极地开发相互衔接的旅游产品,最终构成完整旅游线路。

(二)旅游协同发展历程。自1984年起,河北省旅游局已经提出了旅游协同发展的具体思路。同时,旅游资源开发也在环京津地区开展,进而形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初形态。而在1996~1997年之间,河北旅游局也开始同天津市和北京市的旅游局签署了相关协议,对于京津冀旅游系统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逐渐扩大了京津冀旅游协同具体范围[2]。而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京津冀的旅游协同发展始终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而且,旅游业界与学术界都开始重视京津冀旅游发展的研讨工作。但是,并未形成实质性的结果,而在京津冀协同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旅游协同发展。

(三)旅游协同发展的推动。近年来,政府与整个社会对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予以重视和关注,所以,为该区域的旅游协同提供了一定的契机。其中,在2005年,京津冀旅游协同已经取得了理想的成绩,并且在环渤海的11个城市之间签署旅游合作框架的协议,这也标志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旅游区域的协同机制由此建立[3]。所以,京津冀开始对区域内部旅游资源进行了整合,并且积极地推出了多种旅游线路。

二、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现状分析

(一)互利机制尚未成熟。在京津冀旅游行业的协同发展过程中,互利机制为其提供了区域旅游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并且,该机制的形成以及维系都与京津冀旅游的各方利益存在直接的关系。然而,京津冀区域内部的旅游市场规模以及结构并不平衡,而且,这三个地区也始终没有形成互为市场格局,同时津冀两地区都有意愿在北京的旅游市场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然而,北京对于这两个地区的依赖性并不强,所以,很难实现区域旅游的长期协同发展[4]。因此,从政府到企业,并未形成区域旅游协同以及互惠互利供应观念,而且自利观念相对明显,仅仅希望通过区域旅游的协同发展而增强本地区的竞争力。但是,不管是在消费趋势还是在旅游活动空间的扩散规律方面,主流必将是区域内部市场。而京津冀共享区的内部客源市场则能够节省游客出游的成本,提高旅游企业自身收入,与此同时,还能够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公共管理成本,更好地实现共赢。

(二)实现旅游和相关产业协同具有一定难度。因为旅游行业所关联的产业很多,而且同其他产业紧密相关,具有极大的依存性。而在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将旅游相关产业的构成区域旅游系统当作重要支撑。然而,这种旅游协同并不仅仅指的是旅游交通网络的构建,与此同时,同样需要与旅游相关并且具有支持性的产业实现联动,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区域内部旅游和相关行业管理制度与服务标准的有效协同[5]。另外,现阶段的行政区划在空间限制、财政体制以及条块分割、区域发展等方面并没有实现平衡,所以,导致京津冀旅游和相关行业社会资源的跨区域整合具有较大的难度。

(三)旅游协同发展思路难以契合。因为旅游业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分工协作与协同,虽然京津冀三个地区对于旅游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意向,但是,在其各自旅游发展的战略内容当中,具体的区域旅游思路契合程度并不高。在旅游协同发展过程中,天津与河北更重视北京的客源市场,关注的则是本地区资源与区位优势,会重点考虑怎样发挥个人优势,增强其竞争力。虽然背景对于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意愿,但是,在资源、基础设施以及市场和品牌等多个方面并没有考虑具体的战略。

三、推动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

(一)增强协同发展的意识。众所周知,观念能够支配行为,而行为则能够真实地体现出观念。由此可见,观念是行为的前提条件,而行为则是观念的结果。在管理工作方面的突破都需要将更新观念作为重要导向[6]。而京津冀的旅游协同发展是全新的发展理念,不仅对竞争和协作关系进行了深化,同时,也积极地树立起了供应的理念。因为京津冀地区在旅游协同方面具备坚实的基础,并且进行了探索,获取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在推动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更新并转变旅游协同发展的观念,积极地树立起全局观念,增强协同意识,并提升协同层次,更好地营造出旅游协同发展的社会氛围。京津冀三个地区需要不断改变传统观念,站在本身位置角度出发来考虑协同,在此基础上,还应该以区域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分析本身可以作出的贡献,并且将互惠互利作为发展宗旨,保证共赢,最终形成旅游协同供应的格局。

(二)建立健全协同发展机制。要想实现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在相互激励、市场调节以及利益让渡等多方面实现控制,而实现共赢的过程也就是旅游协同发展的过程[7]。第一,京津冀各地在旅游协同中参与的积极性对于旅游协同发展的速度以及深度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一定要采取多种措施和方法来提高其参与程度,这就是人们常讲的激励机制。第二,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可以利用品牌形象共享或者是宣传共享、甚至是销售途径的功效方式来不断提高品牌本身的实力,进而节省对外促销的费用成本。除此之外,在信息、网络、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共享,也同样能够使得各方进行了解,增强信任感,提高协作的程度,使得额外的成本投入有效减少。第三,不断完善市场主导机制,要想实现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还需要有市场的辅助。因此,在发展旅游协同的过程中,需要将旅游者当作中心,并且将市场需求作为重要的出发点,积极地面向市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与开拓,并且积极地发挥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基础性作用。第四,构建协调约束机制,可以创建旅游协同发展委员会,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来合理地调节旅游协同关系,确保资源的利用率有所提升。另外,还应该对于机会主义者或者是“搭便车”的情况进行严格惩罚,提高本身的威慑力。

(三)创新交通通讯体系。在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系统观念薄弱两方面的影响下,旅游协同开发过程中很容易体现出明显的地方政府行为特点,而且比较重视竞争,所以,对于协同问题严重忽视,特别是在交通以及通讯等多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最终导致区域内部的交通不顺畅。由此可见,在发展旅游协同的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积极地开辟旅游交通的要道,并且将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作为主要的目的。而在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过程中,交通与通讯等多种基础设施已经成为重要的物质载体和媒介,同时,也是实现旅游协同目标的基础[8]。所以,一定要以旅游协同为基础,积极地建设交通通达系统,并且构建出旅游立体交通体系。

(四)全面保护生态环境。京津冀环境严重污染的影响,给游客进入带来了不便,所以,针对这一严重的环境问题,各地政府需要加大管理的力度,共同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生态环境在旅游协同发展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在旅游协同发展的基础上,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产业,在实现协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实践证明,旅游产业也是促进区域合作的最佳领域,因此,本文对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协同发展基础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这三个地区协同发展的现状,最终提出了推动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具体措施,而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京津冀旅游协同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近年来,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内容,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部分,旅游行业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京津冀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而且,本身的旅游协同发展基础良好。本文对当前京津冀旅游行业协同发展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系统发展路径,旨在更好地推进京津冀旅游行业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大旅游区

参考文献

[1]戴学锋.旅游协同发展——引领京津冀—体化的重要力量[J].旅游学刊,2014,29(11):19~20

[2]刘德谦.关于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回望[J].旅游学刊,2014,29(11):13~15

[3]孔旭红.河北省“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5,5:20~21

[4]刘静,李慧敏.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三地旅游一体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6,2:126~127

[5]黄莉苹,侯学钢.京津冀旅游交通一体化的协同发展刍议[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1):11~15,21

[6]刘丽华,孙振杰.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7:39~39,40

[7]熊文钊,陈成.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旅游区域协作的法制保障[J].旅游学刊,2014,29(11):20~22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路径探索论文 篇3

摘要：区域协同创新是以创新型企业为引领和主体，以载体平台、创新部门和结构调整为主要方式，实现区域创新发展的过程。以这一过程的内在机理为指引，发现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创新存在创新型企业的支撑和核心引领作用不突出、创新载体整合力度不足、创新部门分割、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不足等制约问题。未来应该通过培育明星企业和企业家、建设创新生态系统、吸引创新资源、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等方式，从企业、载体、部门、结构等对协同创新路径进行优化。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创新；路径提升

2014年习总书记的2.26讲话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到实质性推动阶段。2014年7至8月间，京津冀三地先后签署了13个合作发展协议及备忘录；大量的知识密集型企业外迁至天津、河北等地，使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河北长期以来与京津存在较大差距，创新层面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如何汇聚三地创新资源的合力，切实提高京津冀协同创新水平已成为理论与现实的热点问题。

一、 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

协同创新是国家、区域、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不同创新主体，基于目标利益驱动，通过创新要素的有机配合与相互作用，产生单要素所无法实现的整体效应的过程（杨耀武、张仁开，2009），因此，建立以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为核心要素的网络创新模式，并辅助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创新平台等其它要素，形成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是协同创新的关键（陈劲、阳银娟，2012）。对区域协同创新的评价主要包括创新主体协作形式和数量、创新机制保障、创新组织协调程度和知识技术流动程度（李林、杨泽寰，2013）；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服务创新能力与创新环境能力（范斐、杜德斌等，2015）。在创新系统中，创新要素流动是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形成的根本力量，如创新者的流动、创新成果的市场交易与知识流动等（高丽娜、蒋伏心、熊季霞，2014）；而非线性机制则是都市圈协同创新系统中要素耦合的根本机制（解学梅，2011），这种非线性机制既体现在“科研机构—产业—政府”等通过螺旋式推进实现协同演化过程（王松，2013；康健、胡祖光，2014），又体现在协同创新动力机制、竞争与协作机制以及协同管理机制等综合推动机制上（贺灵，2013）。

京津冀区域的协同创新如何从松散型合作向机制化和长效化的协同转变，首先需要以三大区域所存在的不完全共同利益为现实起点，寻找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有三方面需要把握：（1）谁来协同。虽然面临“政、产、学、研、用”等多种环节，在我国政府发挥的作用也很大，然而要使区域协同创新能够达到高效率，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是企业，尤其是具有持续创新动力的企业。（2）通过何种方式协同。协同的模式与方式很多，比如资源提供模式、知识复用模式和产学研对接模式（张琼妮，2014），但最重要的是要依托一系列载体平台的有效整合、部门的调整以及结构的调整，实现从研发到应用等多个部分的合作。（3）往哪个方向协同。协同是方式，发展是目的。协同创新最终大方向是发展。以协同的三方面需要为核心，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内在机理，如图1所示。

1. 创新型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累积性与集体学习性，需要创新型企业通过战略控制、财务优化及组织变革加以应对，因此，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创新，活跃的市场主体并不是一般的微观企业，而是创新型企业，其与微观经济学中最优化企业的本质区别在于创新型企业将对技术边界与市场边界不断突破。当前中国的创新型企业正在崛起，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小米等，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群体正在形成。对科技部550家创新企业的调研显示，我国创新型企业是国家创新和区域创新的重要力量，在区域协同中应该使创新型企业成为协同的主导力量。

2. 创新载体的整合。载体是形成区域系统创新参与主体联系的物质基础与信息交互基础，这些载体包括园区和基地等。通过不同载体的整合，能够实现不同区域创新活动的有效协同。以园区的整合为例，科技创新园区内聚集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当地政府、企业、民间机构等各大科研主体，科技园区加速了各大科研主体的资源融合与整合，有利于各大科研主体的交流互动与协作，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当通过园区复制、园中园等方式实现空间整合时，协同创新活动在不同区域内形成。

3. 创新部门的整合。与创新相关的部门主要包括四类：科学部门、工程部门、产品型部门和应用型部门（帕维特，2009）。科学部门拥有大量的有组织的R&D活动并且与科学有紧密联系；工程部门与用户保持着频繁的互动关系，以雄厚的工程能力为基础，被称为设备仪器的专业供应者；产品型部门相对具有创新性，但与其他部门的互动非常少；应用型部门的大部分技术均要从其他部门获取，技术支持赶不上技术需求。一方面，科技创新直接对产品型部门和应用型部门产生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可以通过间接作用来影响产品型部门和应用型部门，最终实现部门调整。

4. 多种结构的调整。区域协同创新，需要一系列的结构变动来实现。（1）需求结构调整。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收入的变化将带来需求的变化，引导市场供给的变化，因此，通过与正在改变的需求结构相契合，将引导市场实现创新的协同。（2）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不仅需要不同地区对工艺、工具、技术的升级，也需要产业链之间的契合。这就带来了不同区域之间对技术革新、装备改良与工艺创新的协同要求。（3）促进产业间结构变化和关联效应。如产业链的某一环节生产效率与工艺的改进与提高，必将要求上下游产业满足自己的生产与加工需求，从而通过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共同推动区域协同创新。（4）就业结构优化。人才的充分流动、合理就业以及科学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教育与产业协同进行，而这本身就构成了协同创新的重要基础。

二、 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主要问题

以上述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理论逻辑为指导，反观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发现目前仍存在较大问题。

1. 创新型企业对区域协同创新的支撑和核心引领作用不突出。京津冀的区域协同创新各类企业开始逐渐活跃，然而以政府的大力推动为主，各类创新型企业的主体作用还未真正体现，表现在：（1）津冀的创新型企业总体发展水平滞后。2010年采集的全国351家创新型企业中，天津有12家入选，河北入选的企业为8家，北京以54家遥遥领先。超过15家创新型企业的地区占51.6%，但是津冀都不在其中。由于创新型企业参与度不高，因此，从科技到产业的转化渠道不畅，成果转化率低。如2012年科技部提供2万多项863科技成果，在滨海新区863成果转化示范区内签订合同的比率仅为0.15%。（2）中小企业创新意愿不强。虽然中小企业纳税量和吸纳就业量分别高达65%和80%，但创新平台建设参与度低，在天津市级和国家级技术中心中分别仅占38%和25%。（3）技术交易市场和技术经纪人群体不活跃，缺乏具有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4）产业技术自主创新比例低，原创性创新少。比如天津主导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主要依赖进口。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国外技术引进金额居全国第3位，但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较弱，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2%。

2. 创新载体较为分散，整合的力度不足。京津冀地区的园区发展差异较大。高新技术开发区共有7个，占到6.14%。到2013年底，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拥有的企业数量为15 455个，总收入达到了31万亿元左右，远远高于天津及河北的其他技术开发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数分别是天津、河北的4.86倍和13.96倍；其总收入分别是天津、河北的5.37倍和9.80倍。以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功能疏解为例，就出现了分蛋糕现象严重的局面，河北等地超前规划了大量园区，仅保定就34个，面积上千平方公里。

3. 创新部门分割，科研转化环节断裂。优质创新部门集中于北京，津冀两地明显较少。如依托大学成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有44个，天津有4个，河北1个，山东3个，辽宁5个；依托科研院所成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95%以上为中国科学院所辖各研究所，北京有47个，天津1个，辽宁3个；位于北京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65个，占总数的19.87%，要远远领先于天津的10个和河北的4个。

三地创新部门之间的联系较少。京津冀地区的工程中心规模已超过了美国全国数量，由于特色领域并不突出，且这些中心多依托相关企业或科研机构成立，与产业对接不足，所获成果与技术多在依托单位内部转移与转化，很少对外进行扩散。

产学研联盟发展水平低。以创新部门整合所形成的产学研联盟发展来看，津冀参与各级产学研联盟的主动性差。在43家科技部挂牌的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主要成员来自天津高校、企业与科研院所的比例仅为1.47%，这与北京的35%以上形成鲜明对比。北京科委公布的23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只有3家联盟的主要成员中包括天津的企业或高校，包括河北成员的只有4家。

4. 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不足，区域内的虹吸效应较大。北京处于绝对核心位置，对周边技术输出呈蛙跳状。2010年～2014年间，北京输出到上海和深圳的专利技术总量分别达到了500件和375件，远远超过了天津和石家庄的185件和40件。从北京对外的技术输出来看，向长三角和珠三角转移明显增加，而向环渤海地区转移有所弱化。2012年，北京输出到环渤海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329.9亿元，比上年下降15.9%；而输出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达到280.5亿元和173.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6倍和4倍。在输出到环渤海地区的8933项技术合同中，辽宁省有1477项，成交额77.9亿元，稳居第一位；天津仅有1295项，成交额19.9亿元，位居环渤海的末位。

北京对周边的技术吸纳大于扩散，产生虹吸效应。根据2012年北京技术市场统计年报，北京吸纳天津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为27.1亿元，在北京吸纳外省市合同额中位居第5位。

三、 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的路径

在区域协同创新的内在机理指导下，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制约问题，京津冀协同创新的路径应立足在如下四个方面。

1. 培育有影响力企业家和明星企业，提升创新型企业协同路径。着重培育有影响力企业家，加快创新型企业的引领作用。创新型企业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引领市场发展方向。企业家拥有对市场超前预期判断，是企业壮大发展的方向标和掌舵人，也是创新型企业的精神核心和决策者。京津冀地区应通过实施创新人才建设工程，建立项目支持与创新人群支持相结合的支持模式，并加大各类园区、社区对创新型人才和明星企业家的培养。引导上市创新型企业、品牌影响力强的创新型企业通过分支机构设立等方式在津冀拓展市场，从而以企业的分支机构协作促进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

打造明星企业，促进创新型企业间协同发展。以明星企业为龙头，以《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合作框架协议》为指导，连接和开放三地的创新平台，按照市场方式，有效运用10亿资金的引导作用，推动创新联盟的实质性进展，将联盟纳入国家资金的支持体系，率先在京津冀试行。

2. 建设以精准服务能力为主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创新载体协同路径。打造与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多层次服务体系，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促进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咨询评鉴型服务机构、中试科研型服务机构、技术交易平台型服务机构、企业孵化型服务机构、生产力促进型服务机构等机构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在系统的建设过程中，区域政府应更加重视以下政策引导与实施：一是，需要打造一支高效率的招商部门。招商部门可以通过使馆招商、企业俱乐部招商、定期定点服务招商等多种方式完善精准招商服务体系；二是，以园区对接、园区复制、成熟园区及新兴园区的协作等载体合作为基础，完善园区创新生态系统的配套设施，引导培养具有尊重创新、宽容失败、开放互动的创新文化与氛围。

3. 吸进创新资源优先布局京津，促进部门优化的协同发展路径。加强部门间的协同优化。工程部门可以运用科学部门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设备仪器，并供应到其他部门。应用型部门，产品型部门和应用型部门则在科学部门和工程部门优化中，促进自身部门的改良升级。形成针对部门优化的转化基地、孵化器、新设机构等部门服务体系，并分类制定优惠政策。以天津等地的先行先试优势，加快科学、工程部门的应用型转化，建立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

激活技术交易市场，通过技术的市场化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一方面，京津冀地区要打破现有技术市场的事业编制，加快所有制改革，形成市场化的交易准则，加快与国际技术市场的对接，扩大技术交易市场的容量与交易量；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区应加快对接国际大型科技服务机构，从而引进国际资源，并加大研发基地的建设，培育出一批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技术人才和技术经纪人，促进技术交易与引进。

4. 以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为重点，激活结构协同路径。津冀应利用北京产业疏解的契机，重点围绕需求结构、产业内结构、产业间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激活，加强对北京疏解的重点产业的承接力度。首先，可以通过与北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学校或机构，通过建立院系、成立分校、联合办学等方式对教育进行承接；通过与学校或者教育机构进行联合招生、合作办学、定期交流等方式加快对各类文化团体、培训机构的承接。其次，津冀地区在加快对京科学研究承接的同时，应为科研院所转化承接提供必要的配套实验条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并推动本土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管理、实践、学术的交流互动。再者，津冀地区可以通过组建医疗联合体或者是社会化组织形式，来承接北京地区的医疗、养老、护理、康护等公共服务，完善自己的公共服务体系。最后，津冀地区可以借助北京加快规划行政副中心的契机，以部分经济管理部门和行政审批机构的核心功能转移为突破口，根据行政辅助服务、支撑性行政服务、核心行政服务等分层次疏解规律，优先对服务中心、信息中心、行业协会、学术类社团、出版机构等行政辅助服务进行承接。

参考文献：

[1] 杨耀武，张仁开.长三角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战略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增刊）：136-140.

[2] 陈劲，阳银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J].科学学研究，2012，30（2）：161-164.

[3] 李林，杨泽寰.区域创新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及应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19）：109-114.

[4] 范斐，杜德斌等.基于能力结构关系模型的区域协同创新研究[J].地理科学，2015，35（1）：66-74.

[5] 高丽娜，蒋伏心，熊季霞.区域协同创新的形成机理及空间特性[J].工业技术经济，2014，（3）：25-32.

[6] 解学梅.都市圈协同创新机理研究：基于协同学的区域创新观[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28（1）：95-99.

[7] 王松.我国区域创新主体协同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13.

[8] 康健，胡祖光.基于区域产业互动的三螺旋协同创新能力评价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5）：19-26.

[9] 贺灵.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测评及增进机制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学位论文，2013.

[10] 张琼妮.网络环境下区域协同创新平台模式与机制及政策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学位论文，2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京津冀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协同研究”（项目号：15BJL10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化的转化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号：NKZXB1432）。

作者简介：尹喆（1986-），男，汉族，天津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周密（1980-），女，汉族，湖南省岳阳市人，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创新。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路径探索论文 篇4

河北省由于其资源环境以及农业生产率的优势地位, 应发挥地域特色, 抓住发展机遇, 努力走出一条现代农业创新之路, 利用现代科技提高地区农业竞争实力, 为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发挥出最大影响力。

一、京津冀农业资源现状

农业资源是一个地区农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也是多个地区协同发展的物质基础。农业资源包括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经济资源, 其中自然资源涵盖了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等, 经济资源涵盖农业人员数量和质量、农业技术设施等。以下通过相关数据, 展示出京津冀农业资源现状。

(一) 土地资源

数据来源: (郝利, 2014) (石冬梅, 2016)

由上表看出, 京津冀地区总面积为2167.62万公顷, 农业用地面积达68.62%, 但明显看出耕地面积占总面积和农用地面积过小, 区域人口基数大, 人均耕地面积小, 不利于农业经济的良好发展。除此之外, 京津冀地区既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又是交通要道, 且人口密集, 对城市建设而言, 占用农用地的需求明显, 大量耕地面临缩减, 是京津冀农业发展的极大障碍。另外, 河北地区农业用地数量相对较大, 天津地区渔业优势明显, 三地区域农业优势的差别也为农业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二) 水资源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266.90亿立方米, 年末总人口为136782万人。京津冀地区隶属于中国北方, 水资源缺乏严重, 水资源占比与人口占比相较悬殊, 并且2014年全国人均水资源量为1998.64立方米/人。上表格显示出, 京津冀三地区人均用水量严重不足, 天津市尤其明显。纵观中国34个升级行政区域的人均水资源量, 京津冀三地区排在最后三名。农业发展与水资源量也密不可分, 但京津冀三地水资源的短缺给现阶段的发展带来很大挑战。

另外, 京津冀地区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春季干旱少雨, 夏季高温多雨并伴有洪涝, 冬季干燥寒冷, 有时也会为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带来不利自然条件。近年来雾霾等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为京津冀地区的农业发展带来严峻考验。

(三) 劳动力资源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截止到2014年年末, 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城镇化率到达86.34%和82.27%, 河北省的城镇化率为49.34%。北京和天津的农业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 河北省虽然城镇化率不高, 但农业劳动力也呈下降趋势。目前,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 2006届、2007届农学专业毕业生到农林牧渔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仅为10.17%和12.78%。截止到2013年12月24日, 35490位农学专业毕业生平均薪资为2916元, 据2015年对本科毕业生薪酬最高的100个专业统计, 唯一上榜的农学专业为农业电气化, 排在第69位。由于就业率带动的农学专业教育的弱化也导致了农业劳动力人才的缺失。

以上数据显示, 北京和天津两地被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约束力度较大, 自然资源的短缺是其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但是京津两地在专业人才和农业现代技术方面拥有有利资源优势, 与自然资源丰厚的河北省形成鲜明的对比。河北省农业主要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 并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农业劳动力逐年减少, 劳动力质量降低, 劳动力的质量与土地的数量无法匹配, 一方面浪费了自身存在的庞大自然资源的优势, 另一方面, 低质量的农业就业人员也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存在问题

(一) 行政地位不平等

北京与天津的特殊政治地位, 使得京津冀在资源分配与管理上无法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相提并论。以水资源为例, 京津冀三地的水资源重度缺乏, 是影响京津冀三地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牵动京津冀三地共同利益。密云水库作为北京市用水来源, 一半来源于张家口和承德。北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张家口和承德的发展, 包括禁止污染工业, 由于水稻用水甚至限制水稻种植。河北省在三地中处于经济与行政区域的劣势地位, 京津各自为政, 对资源流动与配置进行控制, 比如, 京津将产能落后或效益相对不好的企业转向河北省, 对需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河北省来说更加不利。只有打破三地悬殊政治地位界限, 才构成协同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 农业产业结构雷同

农业产业结构是指不同区域内各农业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内部结构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农业基础, 对于判断该地区农业发展模式有重要作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北京市林业与牧业占比较高, 原因在于为改善首都生态环境而进行的平原造林工程。天津市农业与现代渔业所占比例较高, 成为农业发展的主体。由于河北省作为农产品的主要产区, 其农业与牧业的所占比重较高。天津与河北的农业和林业构成比例分别为52.2∶0.7、57.6∶1.8, 北京与河北的牧业和渔业构成比例分别为36.3∶3.1、32.6∶3.2。

总的来说, 京津冀三地的内部机构相似, 天津与河北的农业和林业结构相差不大, 北京与河北的牧业和渔业结构相似程度高, 河北省与天津和北京同构性较高。相似的农业产业结构导致河北省农业没有形成梯度发展, 无法展现自身优势条件, 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三) 农业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

农业现代化是利用现代化的设备装备农业的过程, 包括机械化、科学化等方面建设。将农业发展与现代科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结合起来, 实现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以下通过2014年京津冀三地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比较, 说明河北省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

(亿元/万人)

数据来源: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农业劳动生产率反映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农产品的价值量。此指标能够说明一个地区内农业生产的综合水平, 其数值用农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数的比重表示。由上表看出, 北京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 2008年比天津省高出0.16亿元, 比河北省高出0.38亿元。2012年时, 三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有所变化, 北京与天津差距上升为0.2亿元, 北京与河北省之间缩减至0.31亿元。但是总体来讲, 京津冀三地农业劳动生产率中, 北京的综合水平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 河北省的生产水平较低。

三、基于京津冀一体化下河北省农业发展机遇

(一) 市场机遇

农产品交易市场是检验农业发展进程的最有利的手段。一方面, 受生活习惯、消费观念、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需求和购买力会存在差异, 以蔬菜和果品为例, 北京地区名优特色农产品占比为53.42%, 而河北省地区对农产品的消费大多以散菜为主, 品牌意识较差;另一方面, 在行政分割的条件下, 农产品流通在市场上存在壁垒, 河北对北京农产品供应最大的难度在于进京过程中的交通程序审批, 其隐形的成本损耗大大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和供应农产品的动力。近日, 《京津冀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行动方案》的发布, 也是基于打破行政壁垒因素国家行动方案。

无论是在播种面积还是在农业总产值等直接反映农业发展情况的资源数据中, 河北省都明显高于其他两地。作为农业资源相对雄厚的地区来说, 应发挥自身优势进行农业供给。京津冀一体化和农业协同发展, 提高了河北省农产品在京津冀大市场中的自由流动, 提高了农产品流通效率, 农产品自由进入京津冀三地市场对农产品的品牌建立也起到了正向作用, 有助于特色农产品的生产, 避免农产品雷同。

(二) 技术机遇

农业发展需要先进的农业技术, 河北省地区高校和研究所的条件与水平较北京与天津有一定的差距。北京拥有360个科研机构, 位于全国第一, 并且全市每年获国家奖励的科技成果占全国的1/3。京津两地科技先进水平优势明显, 每万名从业人员中, 研发人员是河北省的20倍,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倍。天津仅次于北京, 是河北省的6.7倍,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4倍。从科研机构和就业人员来看, 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条件不足, 现代农业发展程度较低。

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 其中三地农业技术人员互通、现代农业试验田开发等共享农业现代化技术, 对于河北省来说在提高现代农业技术水平上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 京津两地也可以利用河北省的农业资源进行现代农业研究, 不仅能帮助京津冀三地的农业协作得到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 相关成果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农业技术都有非常大的意义。

(三) 政策机遇

习总书记于2014年2月26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了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资源共享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为河北省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2016年3月31日, 《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规划 (2016—2020年) 》中提出, 推进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 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努力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利益相连的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由此看出, 在农业协同发展中, 国家也提出了统一的新要求, 创造资源共享、目标一致的协作环境, 为京津冀三地农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方向和强有力的支撑。

通过以上国家政策, 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京津冀一体化开启了京津冀优势互补、统筹推进、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改变了河北省一头热的局面, 各省市在农业协作方面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积极的态度, 为河北省农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机遇。

四、从生产、运输、加工到销售环节的创新路径

(一) 生产环节

河北省应利用资源禀赋的优势条件, 从土地源头抓起, 主动对接京津农业技术资源, 利用先进农业技术推进科学土地管理、培育优质种子、防治病虫等有关生产环节创新方法。加大第一线农民的农业知识教育投入, 宣传可持续发展农业知识, 引进现代化农业机器提高工作效率。从生产环节提高粮食产量, 保障生产环节质量安全。

(二) 运输环节

河北省作为京津两地农产品重要的供给商之一, 应利用自己的地域优势, 建立高效快捷的交通网络体系, 主动对接京津农产品供应, 了解其农业需求, 提高其运输效率以及运输质量。利用现代农业技术, 进一步优化生鲜类农产品的运输环境, 在降低损失的同时能够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三) 加工环节

为保障加工环节质量安全, 应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 强化对各级加工单位的监管制度。为了提高在高端、绿色农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应优化加工方法。坚决抵制催熟剂、保鲜剂等化学试剂的添加, 针对京津对绿色、无公害和有机农副产品的需求, 应加大绿色加工单位的投入和实施, 并且建立好生产基地与加工基地的交通网络连接。

(四) 销售环节

一方面, 针对河北省的特色农产品应创立独有的特色农业品牌, 提高特色农产品的竞争力, 使其在市场中显示出产品差异化。另一方面, 针对一般农产品要开发多种销售渠道, 在农贸市场、超市等传统的销售途径的基础上, 逐步向电子商务网络营销方式转变,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让农产品销售渠道多样化, 增强竞争力, 与此同时, 对生产、运输及加工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胥彦玲, 等.京津冀区域现代农业协作现状与思考[J].天津农业科学, 2015, 21 (3) :40-44.

[2]杨春河, 等.京津冀农业协调发展的历史沿革[J].农业经济与信息技术, 2014, 20 (8) :72-74.

[3]蒋黎, 等.京津冀都市农业的发展现状与战略选择[J].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5, 27 (5) :32-39.

[4]高钟庭, 等.京津冀协同创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J].经济与管理, 2016, 30 (2) :23-27.

[5]孙久文, 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比较和演进重点[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 175 (5) :1-11.

[6]杜云飞, 等.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视阈下的农业产业协同创新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 2014, 6 (4) :9-13.

[7]孙芳, 等.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区域比较优势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5, 36 (1) :63-70.

[8]何玲, 等.基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农业发展模式[J].江苏农业科学, 2011, 39 (2) :526-528.

[9]张敏, 等.基于产业链升级的京津冀农业协作模式探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5, 36 (3) :407-411.

[10]王健, 等.发挥京津冀资源优势加快现代农业发展[J].天津农业科学, 2015, 21 (10) :34-38.

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路径探索论文 篇5

区域经济是指在经济上有密切相关性的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 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的地理概念, 是以一定的地域为范围, 按照地域分工原则建立起来的区域发展实体,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区域经济的提出和发展有相关理论作为基础。

1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支撑

1.1 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5年提出增长极概念, 基本思想就是经济的增长首先出现在一些地区, 对周边地区产生扩散效应, 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所有地区并不是同时出现同时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 布代维尔发现了增长极的地域性, 将佩鲁的增长极概念推广到地理空间, 认为增长极是可以通过自身对周边的影响而诱导区域经济活动的发展, 增长极的空间结构决定了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空间模式。利用增长极的推动作用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而带动全局的发展。

1.2“大都市圈”理论

“大都市圈”理论又叫城市群理论。“大都市圈”理论是区域发展的基础理论之一,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特曼教授在1957年提出这一概念, 后来在全世界得到广泛运用, 并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所谓“大都市圈”理论, 通俗的说法就是在一定地理或行政区域内, 以一个城市为核心, 辐射并带动周边一定范围内的中小城市, 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竞争力的区域城市群。在城市化进程中, 人们发现如果某一地域内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 并且其中有一个以上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核心, 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 借助通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 城市之间就会形成比较密切的经济、社会、生态等联系, 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使整个区域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1.3 地域分工理论

地域分工是指在广泛的地域内, 按商品分工实行生产的专门化, 各地区专门生产某种产品, 有时是某类产品的一部分。地域分工理论的主题是“比较优势原理”。经济利益是决定地域分工的动力。

2 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历史演进

无论是按照增长极理论还是大都市圈理论, 京津冀都可以被划为一个区域, 经济需要协同发展。京津冀区域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和河北省的环京津地区的城市群, 是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 被认为是我国第三大增长极。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 河北省积极地与京津两地携手, 统筹规划, 合力共赢, 推动了唐山、石家庄、廊坊、秦皇岛等地的发展;第二阶段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算起到2013年, 北京奥运会大力推进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奥运期间, 京津冀三地通力合作, 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秦皇岛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协办城市综合实力得到提升;第三阶段可从2014年算起, 2014年2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 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 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 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 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 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这被视为习书记经济方面的“一号工程”。“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到, “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打造首都经济圈, 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3 秦皇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问题

3.1 区域竞争

当前,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首都周边城市均跃跃欲试, 争取发展先机。北京周边城市保定、唐山、廊坊、张家口、承德、沧州等都在积极筹划、缩短与北京的交通距离, 融入“一小时都市圈”。比较北京周边的几个城市发现, 秦皇岛的城市优势会在其他城市都或多或少的体现, 承德同秦皇岛也是旅游城市和避暑胜地, 唐山、沧州都有港口, 保定、廊坊高校云集, 廊坊、唐山经济发达, 制造业不逊于秦皇岛。这些河北省内城市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 争相发力, 表现出要承担北京疏散产业的强烈意愿。

3.2 行政障碍

结合“增长极理论”和“大都市圈理论”, 京津冀从地域上无疑可形成“首都经济圈”, 但北京、天津、河北分属于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域, 经济圈必须要跨过行政区域的阻碍, 否则京津冀还会是三个不相容的圈。秦皇岛要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取得先机, 必须跨过行政区域阻碍。目前, 京津冀一体化研究较多的是如何解决北京的城市病, 分散北京城市功能定位, 转移部分产业和人口, 其中, 最为突出的难点在于如何产业调整, 那么必定会影响地方经济和地方财政收入, 北京肯定不会轻易将对经济贡献较高的产业转移出来, 选择相对落后的产能进行转移。京津冀一体化肯定会涉及产业转移和企业外迁, 尤其是从北京市外迁。日前有报道称“北京第一批外迁公司名单已确定, 涉及化工、建材、铸造等门类的207家公司”, 虽然北京市发改委对此否认, 但北京外迁较高污染、较高能耗、较低技术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原则。这种形式下, 地方政府如果注重政绩, 就有可能注重能够带来GDP的产业或项目, 忽略其他因素包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可能。

3.3 地理偏远

任何都市圈都要有便捷的交通作为发展基础, 较保定、唐山、廊坊、张家口和承德, 秦皇岛位于河北东北部, 距北京的地理位置较远, 即使乘坐高铁, 秦皇岛到北京也要近两个小时, 交通本身还没有形成可以支撑一小时都市圈基础设施的基础。

4 秦皇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路径

4.1 突出优势, 把握发展机会

按照“区域分工理论”秦皇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必须找准扮演的角色, 唯有突出与竞争城市间不同的优势, 定位好自身角色, 才能争取到更多的发展机会。秦皇岛的城市优势必须把握和突出以下几点: (1) 秦皇岛生态优势明显, 素有“夏都”之称, 有优质的海域资源, 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2) 秦皇岛各类疗养院众多, 仅北戴河区就有疗养院近200家。 (3) 秦皇岛现有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大学科技园等3个国家级园区和12个省级产业园区, 有13所高等院校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4.2 保护环境, 需找可持续发展路径

秦皇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市优势, 但由于行政区域障碍和政绩考核等因素, 秦皇岛要想可持续发展, 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 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的GDP, 当政者必须要树立这种意识, 跨过这道关, 坚决不能引进对环境有破坏的产业, 可大力吸引国内外知名养老、休闲、医疗等服务业, 发展养老和健康产业。北戴河新区的正在开发建设, 可在新区规划出专门的区域, 承接中央和国家机关附属机构以及首都行政、医疗、教育、文化、养老、体育等领域的项目或产业转移, 构建以绿色健康产业为特色的国家养老休闲产业发展示范基地, 建设医疗、健康、养生、养老、休闲基地。利用现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科技优势, 可承接高端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 建设北京科研院所转移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和成果转化基地。

4.3 加强建设, 大力发展交通

秦皇岛要大力发展交通, 加快推进京唐秦城际铁路、环渤海城际铁路和承秦铁路项目, 加快京秦高速建设, 加快北戴河机场建设, 实现到北京时空距离由3个小时缩短到1小时, 着力缩短与北京时空距离, 实现京津秦“一小时交通圈”。

参考文献

[1]贲鸿雁, 赵洁琼.基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河北省产业集群和产业布局优化研究[J].区域经济, 2013, 20.

[2]涂英柯, 司林波, 孟卫东.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综[J].区域经济, 2013, 26.

[3]王翔宇.京津冀区域经济错位互补研[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2013, 4.

以协同论指导京津冀协同创新 篇6

没有一个国际一流大都市与周边地区发展悬殊, 处于孤岛状态, 这样的中心城市也不可能可持续发展, 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是发展的必然, 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地协同发展。

一、协同论应用于治水

协同论是德国物理学家哈肯于1976年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创立的一门新学科。协同论是指在非平衡态复杂巨系统中, 各系统差异很大, 属性不一, 变化无序, 但在一定的条件下, 可以遵循共同的规律发生变化, 相互作用、协作, 达到动态平衡, 形成有序状态。

水资源系统正是一个开放的、非平衡态的复杂巨系统。如何通过子系统的协同行动而导致系统有序演化的, 这也正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要目的, 即通过一系列的水资源调配措施, 协调系统中水资源、社会、经济、环境和生态等子系统的关系, 保持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 实现水资源系统的良性循环和演化。

(一) 京津冀同属海河流域, 具有协同创新系统的自然边界

按照协同论, 首先要确定复杂系统有多大, 确定系统的边界。无论从决定大气扩散的地形和风向来看, 还是从水资源的流域划分来看, 京津冀都构成了科学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宜尺度。

(二) 以协同论指导水资源系统有序平衡

协同学研究表明, 序参量决定系统的演变方向, 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关键在于系统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最终目的就是对组成水资源系统的各子系统的序参量进行调节、控制, 以提高它们的协同作用, 实现水资源的最优利用和系统的有序演化。从而合理开发水资源, 使其水量消耗不超过补给量, 满足环境需水要求, 维持环境稳定, 水资源可以永续利用。反之, 则会造成不良的环境问题, 导致水资源利用的不可持续。

(三) 协同论在水资源系统分析中主要决定于序参量

协同论分析系统依靠序参量, 序参量在水资源系统演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由于水资源系统的复杂性, 无法区分参量随时间变化的快慢程度, 也不可能通过坐标变换找出序参量, 只能按照确定序参量的原则, 根据其代表的意义是否“支配其他参量的行为并控制演化进程”这一特性进行选择。

水资源系统的序参量控制水文循环规律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从水资源状况、开发利用程度和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应确定序参量如下:

(1)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目前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可再生淡水资源状况的公认标准指标。

(2) 万元GDP新鲜水耗:指新鲜水耗 (扣除了循环利用水及中水的重复计算) 总量与GDP的比值, 反映节水降耗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 是循环经济水资源利用的主要指标。

(3)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农田灌溉用水总量扣除输送的渗漏和蒸发、浇灌时非作物生长区和其他无效用水部分的比例。

(4)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反映水资源在工业生产循环利用程度的参量。

以上四个序参量前两个都是在笔者主管全国水资源以后提出, 并进入统计指标体系的。

(四) 水文随机模拟的蒙特卡洛方法简述

水文序列扣除确定性成分后, 剩下的成分可以看成纯随机成分。对纯随机成分进行模拟, 首先必须确定其服从何种分布。目前该分布只能以某种理论线型近似代替。

笔者在研究受控热核聚变时成功应用的蒙特卡罗法 (也称统计试验法) 也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按这种方法, 首先应模拟[0, 1]区间上均匀分布的纯随机序列;再将随机数转换为P-III型分布的随机模拟纯随机序列。具体过程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二、海河流域的水资源形势

海河流域包括潮白河 (北运河) 、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五大河流, 在京津冀海河流域面积26.5万平方千米, 包括了北京的90%, 天津和河北的70%和山西、内蒙的一部分, 目前常住人口超过1亿, GDP超过全国的1/10, 耕地面积也超过全国的1/10。但是该流域多年平均降雨量不及500mm, 而且80%集中在6~9月份, 丰枯变化十分剧烈, 枯水年有些地区饮水困难, 丰水年又洪水成灾。目前京津冀晋蒙的人均水资源量均在全国省市区排名20位以后, 是我国最缺水的地区, 海河断流、白洋淀湖泊萎缩、北京湿地干涸问题十分严重。仅在一个世纪以前, 不但天津是水乡, 河北是水乡, 北京也是水乡, 今天早已不复存在, 水生态系统危机极其严重, 全力修复迫在眉睫。

(一) 海河流域京津冀水资源严重短缺、水污染十分严重

水资源短缺正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大部同属海河流域的滦河、海河水系。京津冀地区水资源总量258亿立方米, 其中北京市37.3亿立方米, 天津市15.7亿立方米, 河北省197亿立方米, 区域人均水资源量239立方米,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9, 耕地亩均水资源量268亿立方米, 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 是全国水资源最紧缺的地区之一。

京津冀地区现状用水量254亿立方米, 占水资源总量的98.5%, 基本上是“吃光、用光”, 没有留生态水, 已大大超过水资源可用量为40%的承载能力, 因此水环境和水生态问题凸显。区域主要河流实测水量比上个世纪70年代减少一半, 平原河流约为一半河床干涸, 11个主要湿地水面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70%以上。由于范围内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总需求可能不断增大, 水资源短板制约很可能蔓延至整个区域, 存在水生态系统崩溃的可能性。

目前海河水污染更为严重, 劣V类水已达40%以上, V类水为30%以上, 人不能利用, 对人类有害的水已近80%, 是一条严重病态的河流。流域京津冀平原浅层地下水可用 (IV类以上) 仅占20%以下, 不可用 (V类以上) 占到60%以上, 直接威胁到京津冀人民健康。同时, 入海水量已到最低限度, 且基本是V类以下的污水, 对海口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破坏, 再不治理, 海口生态系统将很难恢复。

(二) 贯通京津冀的北运河态势

北运河是流经北京市东郊和天津市的一条河流, 为海河的支流。干流通州至天津也即京杭大运河的北段。古称白河、沾水和潞河。其上游为温榆河, 源于军都山南麓, 自西北而东南, 至通县与通惠河相汇合后始称北运河。然后流经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天津市武清区、在天津市大红桥汇入海河。全长120公里, 流域面积5 300平方公里。支流有通惠河、凉水河、凤港减河、龙凤河。北运河古称“御河”, 是天津重要的一级河道, 海河干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北运河总体水质极差, 劣V类水达80%, V类水近3%, 即人不能利用, 而且对人体有害的水高达83%以上。基本已成为一条丧失资源利用、环境作用和生态功能的河流。

三、笔者主持制定与实施第一个国家级规划协同解决京津冀晋水问题的实践

北京缺水的问题由来已久,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 北京曾几次出现水危机。为什么北京的水问题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呢?主要是当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同时也由于没有从海河流域各省市协同可持续发展的大系统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1999年初水利部水资源司即与北京市水利局商议解决对策。与此同时, 温家宝副总理先后两次批示尽快解决北京的水资源问题。水利部与北京市、海委首先进行调查研究, 时任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的笔者提出了“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2001年温家宝副总理在全国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会议上说“‘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可持续发展’这句话讲得好。”现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支持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水利工作的总方针。如何保障就要流域各省市协同保障, 如何发展就要流域各省市协同发展。笔者跑遍海河流域指导, 并经过与省市反复协调和组织著名专家论证, 数易其稿, 历时一年完成了规划编制。

1999年笔者主持制定的《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 (2001-2005) 》 (简称《首都水规划》) 投入220亿元。该规划按照以供定需、与自然和谐的原则在海河流域大系统内, 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以协同论为指导, 促进各省市协同发展。

现在到处谈系统工程, 《首都水规划》是一组真正的生态系统修复工程, 以工程、生态、经济和协同管理的手段达到生态系统工程修复生态的目标, 并建立长效机制。规划的创新点主要在一节 (水) 、二保 (护水资源) 、三管 (统一管理) 、四调 (调整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 、五水价 (建立合理水价机制) 、六回用 (再生水回用) 、七调水 (南水北调) 、八循环 (水产业链的建立) 。

该规划经国务院国函【2001】53号文批准和笔者主持制定与实施的黑河、塔里木河和恢复黄河断流共四个规划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示:“这是一曲绿色的颂歌, 值得大书而特书。建议将黑河、黄河、塔里木河调水成功, 分别写成报告文学在报上发表”,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批示:“黑河分水的成功, 黄河在大旱之年实现全年不断流, 博斯腾湖两次向塔里木河输水, 这些都为河流水量的统一调度和科学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

2001年国务院成立由国家计委、财政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北京市、河北省和山西省参加的“首都水资源规划”协调小组, 笔者任常务副组长, 指导实施。这一规划成为至今北京水利工作的指导, 经过多任水利局长的努力, 才成功的申奥、办奥, 实施至今保持了北京水资源脆弱的供需平衡, 使北京即使在夜间也未出现分区停水。这一规划也留下了遗憾, 在制定的最后阶段, 由于投资有限, 各省市协调难度太大, 不得不把天津从规划中忍痛割爱。在今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问题上这仍是不容小觑的实际问题。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条件

京津冀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中发展的城市群区域, 其协同创新发展, 要以文化历史背景、自然资源禀赋和现有经济发展程度为基础, 从表1中可以看到, 三地虽有差异, 但基本具备协同发展的条件。

京津冀三地同有燕赵的文化背景;南水北调后人均水资源量达到344立方米/人, 如实现优化配置, 三地均可达到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最低标准 (该标准为笔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制定、温副总理批示全国干部学习) ;而天津和北京人均GDP均超过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标准, 河北省也为中高收入经济体标准1.47倍。

五、如何以协同论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明确指出:“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 以水定业”为城市发展的总方针。海河流域不但覆盖了天津和北京两个超大城市, 而且包括了河北的中等以上的城市, 所以上述方针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方针。按协同论指导, 应明确以下认识:

(一) 从京津冀的大系统考虑, 最“令人揪心的”元素是水资源

从京津冀三地来看, 近年来水资源的使用率分别为137%、70.2%、82.8%, 都远远超出40%的合理利用率, 不仅没有留下“生态水”, 而且严重超采地下水, 在喝“子孙水”, 使地域生态系统岌岌可危。

但是水资源是可以在流域内调配的, 如果京津冀水资源统一调配, 则人均水资源量可达272.4立方米/人, 接近300立方米/人的维系可持续发展最低标准。

如果加上南水北调, 则京津冀水资源总量可达396.6亿立方米/年, 人均水资源量达到367立方米/年, 超过了维系可持续发展的下限, 这也正是当年笔者制定《首都水规划》对水资源平衡计算得出的结果。如果再加上海水淡化, 则有可能超过500立方米/人的极度缺水线, 从而能修复京津冀的生态系统。

从协同论来看, 确立这些序参量分析京津冀水资源系统, 可以改变水资源不合理开发, 造成系统无序、严重不平衡的现状, 必须在流域范围内优化配置, 使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二) 协同发展是京津冀水问题解决的指导思想

因此, 必须按中央领导明确指示的、以系统论和协同论为指导“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这就是京津冀对水资源必须大系统分析, 统一优化配置。这就是说, 要对各子系统的序参量科学调节、控制, 从无序走向有序, 达到系统的动平衡, 加强协同作用来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从而达到维系水资源的供需平衡, 水环境宜居, 水生态系统良好, 使地区可持续发展。

(三) 京津冀解决水问题不同诉求的协同

京津冀三地对解决水问题的诉求是有差异的。

1. 各方的不同诉求。

首先京津冀三地是有不同诉求的:在京津冀三地都缺水的情况下, 北京要建设国际大都市, 严重缺水, 希望得到更多水份额;天津要发展工业, 提高居民收入;河北以重化工业为主要税收来源, 希望改变产业结构、投资与技术引进。三方的诉求虽有差异, 但完全可以在根治海河这个共同目标下协同。

2. 各方的比较优势。

同时, 京津冀三地也各有比较优势, 北京有较先进的治水思想和规划制定的科技力量, 有较强的支持先进水技术开发的基础研究, 有较强的财力。天津万元GDP用水仅18吨, 是全国最低的, 有先进的节水技术, 有专门的海洋研究所, 有较先进的海水淡化技术, 也有较强的财力;河北的承德 (潮河源) 、保定 (白洋淀) 和石家庄 (黄壁庄水库) 等市有京津冀地区相对丰富的水资源, 同时是东线和中线南水北调的主要途经区, 决定调水的水质。

3. 利用各方比较优势协调不同诉求, 使地区水资源配置达到有序动平衡。

根据协同论的原理, 要利用北京规划的优势与津冀协同制定京津冀海河流域的大系统水规划, 北京投入进行水源保护、节水、污水治理、再生水回用、地下水回补、自来水制水、水实时监测等技术的基础研究, 为津冀技术开发提供基础。天津投入进行上述基础研究根据京津冀实际需要的技术开发, 着力开发海水淡化技术, 降低成本。河北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以循环水产业替代技术落后, 污染排放高, 附加值低的钢铁和水泥企业, 通过节水和水源地保护有偿向京津出让调水份额, 通过保证调水水质收取合理的水源保护费。

(四) 京津冀共同修复海河水生态系统的建议与展望

《首都水规划》实施已近12年, 是京冀晋区域协作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级大项目,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宝贵经验, 目前以北京地区为主仍在延续。为达到京津冀晋内蒙海河全流域全面协作共同发展, 在共同修复海河水生态系统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1. 着力加强顶层设计, 选择有成功经验和真才实学的专家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规划。构成京津冀经济区协同调整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 转变生产方式, 在大系统中划出生态红线, 科学进行生态修复。不能依靠臆想的数学模型;而主要靠追溯生态历史 (笔者在北京举办了全国第一个生态史展) 和进行国际类似地区的比较借鉴。对负责规划的专家和批准官员采取签字追责制。

为适应新的形势, 京津冀联合向国家建议尽快制定《首都水规划》第二期规划。这也是2001年国务院讨论通过时, 朱总理、温总理和国务院全体领导的指示。按比例合理投入 (可参照上述规划) , 国家重点支持河北、三地协同修复全海河流域水生态系统, 恢复历史水乡。

2.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建立规范的京津冀统一的水权市场和碳市场, 破除各种体制规划障碍, 充分发挥系统的自组织能力, 利用协同性, 理顺三地产业, 构成新产业环, 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使系统达到动态平衡。

按循环经济的原理在京津冀建立旅游环线, 利用北京旅游资源 (尤其是国际和港澳台) 的优势带动海河上游、尤其是承德改变产业结构 (可开展“清史游”) 。

在海河上游冀晋建立真正的、具有国际标准的绿色食品与水源基地 (包括菜、粮、奶、肉) 与京津签订长期合同。京津保证以相对优惠价格和绿色技术支持, 冀晋根据丰枯年保证优质定量向下游供水。

3.建议将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委员会扩大为京津冀大气和水资源、水污染联防联控委员会, 统一规划、统一标准, 统一监测水流量、污染排放和大气碳排放, 作为规划实施和市场调节的科学依据, 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 形成治理体系与治理合力的现代化。

京冀按水功能区划共同保证下游津冀河道的水量与水质达标, 共同修复津冀海河入海口水生态系统。

以大系统分析建立专项科学研究, 全面比较南水北调 (东、中线) 和海水淡化的可能性、持续性、经济性、工程和沿途保护的可能性, 确保重大措施优化。

参考文献

[1]吴季松.知识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

[2]吴季松.循环经济概论[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8.

[3]吴季松.中国可以不缺水[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4]吴季松.中国经济发展模式[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2.

[5]吴季松.新型城镇化的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