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秦协同发展

京津秦协同发展（通用12篇）

京津秦协同发展 篇1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命脉。近年来, 鉴于常规能源供给的有限性和环保压力的增加, 各国纷纷把开发和利用新能源, 实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战略举措。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能源的高度消耗和气候环境的重度污染, 只有通过发展新能源, 才能有效降低碳排量, 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太阳能[1]作为一种新能源, 与常规能源相比具有便利、持久和清洁等优点, 其主要开发途径是光热利用和发电。太阳能产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且拥有较长的产业链, 从而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 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共同发展, 因此太阳能产业的开发与利用一直我国关注的热点。考虑京津地区位于东北亚环渤海心脏地带, 是我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而秦皇岛市作为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之一, 拥有世界第一大能源输出港, 为了促进京津秦区域的经济发展、节能减排和民生改善, 本文对京津秦区域太阳能产业发展的可行性进行了详细研究。

1 自然条件

京津秦区域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 这是由它的纬度、海拔高度、地形地势和气候状况决定的。太阳能资源的丰富程度一般以单位面积的年辐射总量和年日照总时数进行表示。据统计, 北京地区年辐射量约5610MJ/m2, 年日照时数约为2761小时;天津地区年平均辐射量5 966MJ/m2, 年日照时数范围为2471~2769小时;秦皇岛地区气候条件好, 阴雨天少, 光照充足, 年平均辐射量大于5016MJ/m2年, 平均年日照时数大于2400小时, 因此京津秦地区有巨大的太阳能开发利用潜力 (见表1, 2) 。

2 社会意义

现在人们所使用的常规能源 (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等) 主要为非可再生能源, 其开采和使用中对环境的污染严重并且储量十分有限。比如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石油将在三、五十年内枯竭, 若用增加煤炭消耗来弥补石油不足, 必然会造成碳排量增加, 是一条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能源发展道路, 是完全行不通的。根据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要求, 煤炭的消费不仅不能增加, 而应予以限制并逐步减少。因此, 太阳能作为一种清洁且可再生的新能源, 其开发和利用成为节约常规能源, 弥补能源不足的重要途径。我国《国家“十一五”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 要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 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达到15%, 这为太阳能产业提供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

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科教和国际交往中心, 以及经济、金融的决策和管理中心。天津是我国北方经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和生态城市。秦皇岛作为旅游名城, 地处河北省东北部, 万里长城横贯全境,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为东北、华北两大经济区的结合部, 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为此, 大力发展太阳能产业既是国家赋予京津秦地区的重要使命, 也是促进经济发展、节能减排、民生改善以及美化市容的主要途径。

3 技术条件

京津冀是全国综合科技实力最强的地区, 其高校、知识和人才的密集程度远超过长江三角和珠江三角地区[3]。京津冀地区的技术条件和优势表现为:一是智力密集度最高的地区, 高校、各类研发机构和研发人员高度集中, 论文、专利数量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二是科技资金投入总量较大, 科研成果丰硕, 技术市场交易活跃, 科研成果数量在全国遥遥领先。科学技术对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加强, 而京津秦是京津冀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科技实力必能为该区域的太阳能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保证。

4 效益分析

下面从太阳能利用技术中的光伏发电和热利用两个主要方面分析太阳能产业的效益。

4.1 能源效益。

从发电角度, 太阳能光伏发电不同于火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不需要煤、石油等燃料的支持;从热利用角度, 太阳能热水器相比燃气热水器, 不需要消耗天然气。科学证明, 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 地球大约接受40分钟的太阳照射所获取的能力足以为全球人类提供近一年的能源消费。因此, 发展太阳能产业可为国家节约常规能源, 能源效益突出。

4.2 经济效益。

发展太阳能产业带来的最直接经济效益是节能效益。比如, 太阳能热水器/系统的预期节能率可达到60%以上, 以生活热水估算, 每平方米太阳能热水器/系统的年平均获热量相当于1200k Wh电能、500公斤普通煤和180公斤液化气通过相应装置得到的热量。以小家庭型系统2平方米计, 住户年节约用电2400k Wh, 节能效果显著。

4.3 环境效益。

降低粉尘、有害气体、温室气体排放, 减少空气污染, 减少温室效应, 是太阳能产业所带来的最直接环境效益。以太阳能热水器/系统分析, 每100平方米太阳热水器/系统每年减排粉尘2.5吨、二氧化硫0.25吨、二氧化碳0.9吨, 环境效益明显。

5 结论

太阳能是可再生的一次能源, 即可免费使用, 又无需运输, 对环境也不会造成任何污染, 具有无与伦比的自然优势。本文对京津秦地区发展太阳能产业的自然条件、社会意义、技术条件和效益进行了详细分析, 结果表明, 该区域适合大力发展太阳能产业, 并具备显著的优势。

参考文献

[1]王峥, 任毅.我国太阳能资源的利用现状与产业发展[J].资源与产业, 2010, 12 (2) :89-92.

[2]孙素丽, 康熙言.河北及京津地区在建筑中如何利用太阳能[A].中国气象学会2008年年会气候资源应用研究分会场论文集[C].2008.

[3]张换兆, 霍光峰, 刘冠男.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比较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28 (2) :43-48.

京津秦协同发展 篇2

1、《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2、《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3、《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4、《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规划》

5、《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率先突破的实施方案》

6、《京津冀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方案》

7、《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

8、《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9、《关于加强京津冀人大协同立法的若干意见》

10、《开发性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

11、《京津冀空气重污染预警会商与应急联动工作方案》

12、《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2015年重点工作》

13、《关于建立京津冀政协主席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

14、《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

15、《津冀沿海港口协同发展规划研究》

16、《北京、天津、石家庄市市域（郊）铁路网规划》

17、《北京、天津铁路枢纽总图规划》

18、《北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产业发展规划》

19、《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实施方案》

20、《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

21、《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共建协议书》

22、《中关村示范区服务京津冀区域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15-2017）》

2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方案》

24、《京津冀开发区发展报告（2014-2015）》

25、《京津冀造血干细胞事业创新发展合作联盟框架议》

26、《关于推进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的意见》

27、《环首都旅游产业规划》

28、《京津冀自助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9、《京津冀新能源小客车充电设施协同建设联合行动计划》 30、《京津冀北地区城乡发展规划》

31、《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议定书》

32、《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方案》

3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方案（2014-2015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 篇3

一、加快建立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

京津冀区域涉及到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尤其是在北京直辖市范围内还有中央部委及其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在这样一个主体多元、规格比较高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和协调推进机制，即使各个主体都有合作发展愿望，也很难实质性推进。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京津冀协调发展委员会，委员会办公室建议设在国家发改委，成立专门的司，作为具体推进机构，负责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工作。国家有关部委以及三个省市的政府共同参与，构建包括产业对接、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分领域的跨区域协调联动机制，共同建立各种专业领域的对接平台，统筹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重大事项。

二、把京津冀区域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

在我国现行财税体制下，一个城市的运行和发展要依靠发展自身经济来提供财力支撑。发展经济就会带来人口的集聚，而人口集聚必然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公共服务需求增加，这些都会对能源产生消耗，同时带来生态环境的压力。为了维持城市运行建设和环境治理，又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需要发展更大规模的产业，这又会带来更多的人口集聚。这种财税体制倒逼下的城市发展思路，使城市发展陷入循环“怪圈”，而且这种惯性不仅是省市级层面，已经延伸到区县和乡镇，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压力很大，动力也很足。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在利益问题上下大功夫。前些年北京市为推动郊区县发展，采取城区和郊区“结对子”措施，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其背后就是这种财税体制的约束。长三角地区的上海与周边区域的合作也同样面临着财税体制的障碍。

北京与河北一些城市、一些开发区之间的合作，除了一些企业自发进行投资合作以外，如果政府开展园区共建等合作，就面临着GDP如何核算，税收如何分成，如何共享发展利益等问题。而现有的分税制和以行政单位为单元来组织经济的体制很难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所以，京津冀地区这么多年的合作多数是市场在自发进行，比如，天津市武清区就有500多家来自北京的企业。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唐山、廊坊、涿州、固安等临近北京的城市都有存在。

建议把京津冀区域作为国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实验区，积极探索一系列的财税体制改革，比如探索“首都财政”，使北京从繁重的经济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专职做好首都服务，为进一步剥离经济功能创造条件。

再比如，可以探索跨区域的利益共享机制。现在中关村企业大概在全国设立了8300多家分支机构，中关村201家上市公司总收入中有四分之三来自北京以外地区。目前河北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展“共建园区”合作。未来如何推进这些产业的有序转移和扩散，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建立跨区域的GDP分计和税收分成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引导中关村创新成果的中试、产业化布局在天津和河北区域，带动京津冀区域整体发展。

此外，京津冀区域还可以积极探索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等等，特别是对于河北西部、北部的生态涵养区域，这些区域创造的生态效益如果能够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对于解决这些区域的贫困问题会有积极作用。

三、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机制与路径创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京津冀区域合作的主体是企业、机构、个人等市场主体，因此区域协同发展要让市场主体发挥主导作用，政府主要是创造条件支持市场主体发展。

事实上，北京在过去30多年产业结构调整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退二进三”，一大批工业企业整体上把总部和制造环节全部搬到郊区和河北的高碑店、唐山等地区，由于不具备搬迁条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企业搬迁过去了，但是没有留住多少人才，企业一蹶不振，最后枯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条件不具备，企业搬迁的过程往往就会成为人才流失的过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北京的医院、学校和企业外迁难度很大，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住房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等。建议国家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引导资金，一方面，以市场化机制来推动城市功能的疏解，对于疏解出去的企业、机构、人员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和引导一批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态工程项目、重大公共服务项目等建设，创造条件，尽快使得周边区域具备承接北京城市功能疏解的条件，从而推动区域的一体化进程。

四、在京津冀区域内加快建设若干个新一代卫星城

“卫星城”概念在规划中很早就用到。在全球发展实践中，卫星城经历了附属型、半独立型、独立型和网络型四代的发展。第一代卫星城是附属型卫星城，也就是所谓的“卧城”，主要承担单一的居住功能，类似今天北京的回龙观、天通苑。随着卫星城的逐步发展，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增加产业功能，卫星城已不断演进到第四代。第四代卫星城距离中心城相对较远，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较为完善，能够保障居民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需要，同时也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能够解决一部分人在卫星城的就业，当然有一部分人可能仍然在主城就业。

目前，河北承接北京城市功能和产业疏解的热情很高，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是要认识到北京城市功能和产业转移会遵循一般的梯度规律，由近及远，这是很难违反的客观规律。河北省有11个地级市、172个县、市区，再加上天津邻近北京的6个区县，这样加起来能够与北京对接的行政区至少有178个市县区，如果算上每个市下面的开发区（河北有11个国家级开发区，111个省级开发区），这么多主体都对接北京，是不现实的。

未来，河北与北京进行对接，资源不能太分散，要“点面结合、以点为主”，聚焦重点，建设4—5个卫星城，优先考虑燕郊、涿州、武清、宝坻这样区位优势突出的区域，打造一批创新环境最优、生活环境最优、生态环境最优的高地，这样才能对北京的城市功能、人口和产业形成强劲的吸引力。

建设卫星城应抓住三个关键点，缺一都不能建成真正的卫星城。一是距离。卫星城距离主城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近就会形成“卧城”，起不到疏解作用，只能加剧中心城功能集聚和交通拥堵。太远又没有吸引力，因为不管什么交通方式都很难满足卫星城与主城之间半小时通达的要求。国外卫星城建设经验表明，30—70公里的距离是比较适合的。二是通道。卫星城和主城之间一定要通过大容量、一站式的市郊铁路实现便捷联系。高速公路作为辅助，但不能是单一的公路交通，因为这样的公路联系很难避免交通拥堵。三是规模。卫星城规模要控制，不能太大。目前，北京的主城已经太大了，如果卫星城规模也太大，即使两个城市间通过市郊铁路能够在半小时到达，加上两个城市内部的通勤时间，也很难实现1小时通勤圈的要求。比如北京和天津就很难彼此互为卫星城，因为两端时间太长，加起来到了2个半小时甚至3个小时了。

卫星城建设还应当有一定的产业，解决一部分人就地就业，同时最重要的是，卫星城的公共服务应该比较完善，能够满足居住人口的教育、医疗、商业等基本服务需求。

（责任编辑：黄荔）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研究 篇4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认识

(一) 基本认识

从很早以前, 京津冀地区就开始了合作, 人们也特别关注这一区域的协同发展问题, 2014年年初,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几点建议, 与此同时此战略受到了高度重视。在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时, 几个相关观点经常会伴随呈现, 如地区合作、区域和谐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这三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的, 实现区域一体化离不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又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的关键条件。

(二) 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 京津冀地区经济迅速发展,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2015年第一季度三地GDP总值为14512.03亿元。河北省增幅较大, 相比较2014年, 河北的经济增长实现了逆袭, 受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影响, 与河北相同的还有天津, 天津一季度经济增长幅度达到9.3%, 排全国第四位, 港口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明显增长。北京和天津作为直辖市, 连接着重要的交通枢纽, 各地之间交通干线连接。同时京津冀地区有一批发展势头强劲, 规模较大的产业园区, 如北京中关村, 亦庄, 天津武清开发区, 河北廊坊的廊坊开发区。然而由于张家口、承德等地交通系统发展相对落后, 因此更加注重农业发展, 开展新兴农业, 生态旅游, 果园种植, 绿色食品加工等。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一) 三地产业结构相差悬殊

京津冀地区各城市产业结构相差悬殊。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 北京市已然以第三产业为主, 2013年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已占到76.9%, 已经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化大都市, 与世界接轨, 声明传播海外。天津市相对发展较慢, 主要以二三产业共同发展为主, 2015年二三产业比重基本上持平, 但天津发展整体在向现代化, 向服务型城市迈进。而河北省是这三个地区中发展最滞后的, 产业发展比重也是较为传统, 第二产业比较发达, 第三产业近几年虽然发展相对较快, 但是相比较京津还是较为落后。

(二) 三地内部发展差距较大

产业结构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阶段和水平, 京津冀正是如此。不得不承认, 与京津的发达程度相比, 河北省经济的发展明显落后, 三地内部经济差异较大。除此之外, 医疗卫生、教育文化, 社区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公共服务资源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存在的巨大差异, 同样使得优质的生产要素涌向京津, 从而使得生产力得到全面大力发展, 河北省缺少与京津两市协同发展的动力, 动力不足, 信心不足, 发展后劲不足, 京津冀内部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发展措施

实现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 提高其协同发展程度和互助的水平, 进而使三地实现和谐完美发展, 从而使三地发展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都市群, 应做到如下几点:

(一) 建立健全地区合作的合理分工

保持京津冀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就是建立健全合理的分工体系, 这也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当前现实出发, 三个地域在一定水平上存在着产业结构相同的现象, 但三地自身以及内部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北京是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其经济实力更是十分强大, 此后应加强对服务业的发展, 不断追求高品质, 创造高端服务业。天津的工业实力较强, 应将发展重心放在制造业上, 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河北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应主要侧重于发展高端农业, 同时着手普通制造业和较低端的服务业, 当然, 对于河北一些经济实力较为优越的城市可以设计一些较为高端的领域, 从而进一步带动整个河北经济的发展。

(二) 增强河北自身发展实力

不可否认, 河北自身实力相对薄弱, 从而导致了其在合作、谈判等博弈中往往处于劣势。因此河北应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转型, 将劣势降至最低, 甚至成为优势, 转型是这样的: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为核心,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全面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 带动加快解决城乡矛盾能力, 提高科学技术为突破口创新, 推动产业升级竞争力, 降低能耗, 减少排放, 从而使向高端化和品牌化的行业, 充分利用京津的优势和环渤海优势, 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的质量, 瞄准国际市场,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通过一系列措施, 河北不断壮大自己能力, 争取后来居上。

(三) 保障制度实施到位

京津秦协同发展 篇5

2015年7月26日 长城网

7月24日，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召开的时间点很特殊，“十三五”规划制定在即，作为“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一环，京津冀协同发展未来路怎么走，的确需要好好谋划一番。细读会议通稿发现，这次会议既定调子、又做部署，既有宏观指导、又有实施意见。具体来看，中央主要明确了8件事。

“三个明确”为协同发展定调子

京津冀协同发展未来路怎么走，如何与“十三五”规划做好对接，肯定需要有个大的“调子”。在会议上，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书记强调，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他传达了习近平为协同发展定的调子：

第一，就是目标要明确。

干什么事必须先清楚目的。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的”是什么？“通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 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第二，思路要明确。

有了目的性，怎么干需要有个思路。“坚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推出改革举措”，可以看到，中央的想法就是通过改革促发展，向改革要“红利”。我们还记得2014年李克强考察天津，亲自见证封存109枚审批公章，这件事彰显出的正是政府大力削减审批权力换取“改革红利”的思路和决心。

第三，方法要明确。

有了目标和思路，具体还得有个实施的方法，那就是“放眼长远、从长计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这24个字看起来比较宏观，但都是实实在在的方法，对指导京津冀协调发展有很大作用。

接下来，中央要干八件事

具体来看，在这次会议上，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央明确接下来要干的八件事：

第一件事，要尽快明确路线图、时间表，落实具体单位

【原声】要全面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尽快对工作任务和政策措施进行细化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明确路线图、时间表。

【解读】今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意味着该国家战略完成了顶层设计，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接下来，如何协调京津冀三地各种资源、人员的流动与调整，如何部署各个部门的任务与分工，显然需要更加细致的安排。有了路线图、时间表，将让京津冀三地更好地“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第二件事，要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原声】要紧扣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核心和首要任务，抓紧研究制定控增量、疏存量政策，稳妥推进相关工作。

【解读】治理北京的“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必须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先导和突破口。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将是一场攻坚战。

第三件事，严防在北京周边盲目炒作房价

【原声】对重点地区要统一规划，强化土地供应管控，严格城镇开发边界，防止在北京周边地区盲目搞房地产和炒作房价。

【解读】严防在北京周边盲目搞房地产和炒作房价，这是未雨绸缪之举。中央在此明确防止炒房价，一些人该收敛投资冲动了，那些蠢蠢欲动想靠炒房价牟取暴利的人更要尽早收手。

第四件事，在交通、生态、产业三领域率先突破

【原声】要抓紧推动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推进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

【解读】京津冀三地都面临交通发展、大气污染以及产业升级等问题，使得这三个领域成为合作的突破口和重点。从围绕北京的“1小时轨道交通圈”，到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中长期规划》，再到北京大红门、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逐步迁出，协同发展将让每一个人都获得实惠。

第五件事，科学论证选准选好项目

【原声】要当前和长远结合，科学论证选准选好项目，按照在建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要求制定有效投资滚动计划，充分发挥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和协同发展的重要作用。

【解读】京津冀协同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谋及长远。哪些项目需要迁移出去，哪些项目需要优先开建，哪些项目要选准时机上马，都必须科学论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振经济，惠及民众。

第六件事，积极开展改革创新和试点示范

【原声】要以点带面、先易后难，积极开展改革创新和试点示范。

【解读】实现京津冀协同，势必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障碍，解决各种审批手续、投资融资和协调环节等各方面的问题，没有创新精神不行，没有试点示范同样不行。

第七件事，加快编制京津冀“十三五”规划和有关专项规划

【原声】要加快编制京津冀“十三五”规划和有关专项规划，发挥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工作的引领指导作用。

【解读】“十三五”规划是个大规划，有关专项规划更不可少。京津冀协同不仅涉及基础设施、市场等方面，更要在人员流动、文化、环保协作等各个层面不断推动，细化、科学规划各项工作，协同之路会走得更稳。

第八件事，建立健全工作督办机制，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

【原声】三省市和有关部门要坚持“三严三实”，敢于担当，攻坚克难，推动政策措施落地生根，把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水平。建立健全工作督办机制，主动沟通协调，及时解决问题。加强重大问题调研，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提高政策措施的科学性针对性，确保京津冀协同发展今年实现良好开局。

全力迎接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场大考 篇6

解决“大城市病”的根本出路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将着力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开辟区域优化开发的崭新局面。在不远的将来，京津冀这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区域，将形成良性互动、一体发展、协调发展的全新格局，展示出更为雄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对接“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服务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更大贡献。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适应人民群众新期待、解决“大城市病”、实现北京可持续发展、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根本出路，是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升发展水平和城市品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的战略抉择，为北京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当前，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和“大城市病”问题，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高度关切，成为我们不能释怀的最大焦虑。究其原因，既有城市发展太快的客观因素，也确有我们认识不到位、解决矛盾的决心不够大的主观问题。比较而言，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和服务意识都是较强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有聚集资源求增长的路径依赖，尤其是一想到增速、就业、财政收入等现实问题，就自觉不自觉地对如何发挥首都优势促进北京发展考虑多了一点，而对怎样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首都功能的特定要求考虑少了一些，思想深处确实有求增长的情结和舍不得的纠结。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让我们思想豁然开朗、受到极大教育和鞭策。现在，中央加强顶层设计，作出了全面系统规划，提出了明确目标任务，从国家战略层面动员中央部门、部队单位和兄弟省市共同行动，给予重大政策支持，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北京市将坚定不移地把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全市工作的头等大事，以“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责任感、使命感，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新业绩，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疏解非首都功能要有“嫁女”的心态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

我们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力打好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场攻坚战。落实城市战略定位，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必须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先导和突破口。

一要坚持“控”与“疏”双管齐下。在“控”方面，要制定更加完善严格的产业限制目录和人口调控目标，坚决守住各类功能禁止和限制底线，严格控制新增人口；在“疏”方面，要遵循疏解规律，把握节奏，加强配合，协调好利益关系，使疏解工作有序有效。

二要坚持市场与政府两手用力。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对市场的引导，完善面向市场的服务，对于列入疏解的项目，属地政府都要有“嫁女”的心态，积极为疏解创造便利条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对市场的调控和引导，形成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的治理体制和机制，使各项工作都能按照城市战略定位的要求来推进。

三要坚持疏解与提升同步推进。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实现北京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但不是我们解决城市发展管理问题的全部。在把功能和产业疏解出去的同时，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和支撑首都功能。围绕解决城市发展“短板”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强环境整治，消除安全隐患，完善服务配套，提升城市品位，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疏解与提升带来的好处，积极理解、支持、参与，共同做好疏解工作。市属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要在疏解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要拿出筹办北京奥运会、服务保障国庆60周年和APEC会议等重大活动的劲头，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不等不靠，主动对接，狠抓落实，全力以赴向前推进。

落实战略定位要“先布棋盘再落子”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和《规划纲要》，深刻阐述了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的重大课题，指明了北京工作的方向。我们要认真落实城市战略定位，进一步提高北京发展和管理水平。

一是服务保障能力要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要深刻认识北京各方面工作具有的代表性、指向性，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不断增强服务全国政治中心的功能，高水平履行好国际交往中心的职能，确保首都安全稳定，让城市更加宜居，让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更加便利。要把搞好服务体现在北京工作的各个方面，在服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实现北京自身的发展。

二是人口资源环境要与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始终立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首都可持续发展水平。《规划纲要》中明确了23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守住的底线。

三是城市布局要与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按照城市战略定位的要求做好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十三五”规划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调整等工作，切实做到“先布棋盘再落子”。积极探索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等“多规合一”。北京市要统筹研究，明确各区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角色和定位，以及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中的任务和责任。要控制开发强度，提高发展质量，改善城市环境，强化服务管理。城市增长边界和生态红线划定后，要加快探索建立相应的保障和实施机制，决不能成为一条可以随意触碰的“虚线”。要聚焦通州，深化方案论证，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

四是经济发展要更好地服务城市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实质是深化结构调整和优化空间布局，实现新常态下更高水平的发展。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系，推动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全国科技创新高地，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发挥更大作用。切实抓好在北京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积极培育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做强“北京服务”品牌，实现服务业结构与功能的完善、品质与效益的提升，进一步强化城市服务保障能力，使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更加方便，使首都功能得到优化和提升。

五是在协同发展中落实好城市战略定位。协同发展是一部“协奏曲”。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协同意识和服务意识，完善工作制度，制定实施方案，主动融入到区域协同发展之中，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凡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工作，都要主动去做、尽心尽力去做，在协同联动中确保目标实现。当前，要聚焦推进交通一体化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产业升级转移三大重点领域，力争率先取得突破。首都聚集着大量的优质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仅是北京的，更是属于全国的。必须最大限度发挥好这些优质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服务全国、服务周边的发展，实现区域良性互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场重大深刻的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缺乏现成经验，必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攻坚克难过程，也是一场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大考”。我们要增强必胜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标不罢休，坚决完成好中央的部署要求，努力开创首都北京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全市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难事，更是必须共同完成好的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充满机遇挑战的系统工程和深刻变革，需要全市上下长期不懈的努力。完成好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任务，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坚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确保工作有序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机遇 篇7

京津冀创造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11%,但其仅占全国面积的2.3%,拥有的人口仅为全国的8%。同时京津冀地区由于科技创新的巨大投入,所以科技力量很强大,科技研发水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由此也吸引了许多精英型的人才。在上世纪80年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念首次提出;在2004年,京津冀达成“廊坊共识”;之后,“十一五”、“十二五”等规划中也提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中关村与京津冀签署了6个战略合作协议,这占中关村所有签署协议的11.32%。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挑战

从区域协同发展角度来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以下挑战:

1. 产业结构不易形成产业互动

本文首先研究产业结构方面。在2013年,北京的经济达到“后工业化阶段”,此时,它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降低,第三产业比重甚至达到了76.9%。北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服务业为主的超级大都市。在2013年,天津的经济达到“工业化高级阶段”,此时,二产比三产比重略高,其发展由二产和三产协同带动。在2013年,河北的经济达到“工业化中级阶段”,此时,其二产所占比重较大,为52.2%,而三产仅占35.5%。

其次分析产业链条方面。北京突出的产业均处于产业链顶端,集中表现在现代服务业、科技等方面;天津的经济处于过渡期,正由炼钢、化工等较为传统的制造业向电子传媒、金融创新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过度中,其处于产业链中端;河北除极个别的地区外,优势产业主要集中体现在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上,且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京津冀间产业的相互依赖性和上下游的关联性较少,因此不易形成产业间的互动。

2. 三地的内部发展差距大,促使要素单向流动

京津冀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在京津冀间,存在着发达的京、津两市和相对贫穷落后的河北省。93213元为北京市2013年的人均GDP,同时,99607元为天津市2013年的人均GDP,在2013年,均超过了15000美元,参照世界银行标准,北京、天津均达到了富裕国家的水平。而河北省,2013年的人均GDP仅为38716元,低于全国人均GDP平均水平41908元,它仅为北京的41.5%及天津的38.9%。在北京及天津的城市内部,非均衡发展态势依然很明显。以北京为例,2013年,北京已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500.56亿元,其中朝阳区、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4区的产值总和为12195.56亿元,这占北京总产值的62.54%,而4区面积才占到总面积的5.98%,其中,最大产值的朝阳区是最低产值延庆县的42.97倍,从单位国土面积产值方面来研究,最高产值的西城区是最低产值的延庆县的1330倍。

3. 三地罕有协同治理机制,造成了“三者共输”

大约30年前,李瑞环是当时的天津市长,他首次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案”,当时的方法是成立由环渤海地区的15个城市共同发起的市长联席会。至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一直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但是由于多种不利因素的冲击,1992年后,三地间协作和组织力量变弱。2004年2月,三地达成“廊坊共识”.2004年11月,虽然三地都市圈区域规划方案有国发委提出并正式启动,但是由于三地存在协调困难、利益分割等问题,该方案仍未实施。近些年,虽然三地也签订了一些协同治理方案,但是务实项目合作跟进非常少,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

1. 注意寻求空间一体化趋势

在投资以地方为主、国家为辅的城市扩张模式下,以首都第二机场为核心的区域以及京津之间的腹地,基础设施改善的速度最快,也最有可能成为一体化发展的经济核心地带,位于这一发展带内的北京房山、大兴、通州,河北廊坊、保定北部地区、天津的宝坻和武清等,空间一体化的进程会比较快。

2. 注重识别京津冀与北京市的差别化发展的趋势

因为京津冀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城市想搞追赶战略,想能够跟上第一梯队,不能够期望复制北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找到北京市没有的东西。比如远离北京的秦皇岛环境很好,这可能就是一种优势,差别化发展是河北省的更多的城市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3. 关注首都升级转型带来的服务外包机会

京津冀城市群的长远发展,还依赖于北京这样一个最核心的城市能不能成功的升级转型,在他升级转型过程中,周边城市能不能以服务外包的方式,承接北京的一些经济发展的职能,这是一种地区间经济关系进一步协调的一种方式,而不要想单纯地做转移北京的项目或企业。

摘要：本文首先写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其次写了协同发展进程中的挑战,最后写了协同发展的机遇。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机遇

参考文献

[1]赵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2014(12).

[2]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问题浅析 篇8

关键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1 产业协同发展基本概念

产业协同发展主要是指子系统之间的互相作用形成了整个系统的整体行为,其起源于哈肯协同理论,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其整体行为不是子系统简单的叠加,而是产业间的协同分工,从而形成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是多个产业或者是多个子产业在发展中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是一种结构有序的过程,主要解决好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要始终认清协同发展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实现协同共赢,对于京津冀地区产业来说,就是实现地区经济健康发展,环境生态保护好。

2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实问题。虽然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有一些示范成果,但与其他几个经济发展圈相比较,还存在几个现实矛盾:一是行政匹配问题,北京、天津为直辖市,主要领导一般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北的主要领导为正省级,权力的不同导致河北的发展始终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这个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再怎么整合也很难成功,达到共赢,这就需要国家更高层面的统筹。

二是市场方面的问题。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不管是人才资源还是科技资源、人均收入等等与河北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要深刻的认识到北京和天津的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城市病”,缺水、缺电等基本矛盾凸显,河北作为环京津有一定的地理优势,可以作为京津的产业转移基地,但受行政级别、人才流动和项目阻隔的影响,一些必备的市场要素很难在大区域之间流动起来,这一点与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都有较大的不同。

三是生态方面的问题。北京天津的生态改善一定程度上需要河北的大力支持,甚至是经济发展的牺牲,但面对着河北本来就不发达的经济现状,面对着产业结构的转移,河北肯定无力承受北京天津施加的生态压力,导致河北根本无法履行生态责任。

四是文化方面的问题,长三角和环渤海湾的经济发展有着较好的市场经济文化作为支撑,而且各地区的文化基本趋同,但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主流文化是官场文化和行政文化,虽然在发展上,该地区可以比其他地区更好的享受到政策的照顾,但实事求是得讲,其内部的经济发展没有得到有效的融合,区域经济没有完全形成。实践证明,没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没有国家的强势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很难落地见效。

3 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具体举措

一要注重环境保护。随着发展理念的改变,很多地区的发展已经不唯GDP指标,但这一点观点在京津冀地区流毒还比较深,一些地方甚至将环境保护部门定位为次要从属部门,未来的产业转移必须要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对于诸如水泥、钢铁、玻璃等产业必须实施强制性转型,让市场自行调节产能和质量,合理引导区域人口流动。

二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就工业规模来说,北京远远不如河北和天津,但要看到的是北京的创新资源,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其带动能力不容小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发挥先进带动后进的作用,提升北京对天津、河北的辐射能力。目前主要的方法有两条:一个是实施政府主导下土地经济模式。该案例成功率很高,目前被广泛推广,就是财税、产值两地分成,在北京和河北交界处划出一块地块,搞成新兴产业园,双方积极性都很高。另一个是双方以工业园区的形式共建共管,比如说可以做大做强北京中关村这个牌子,在河北、天津等地建立分区,从而更好的引导其在天津河北的合理布局。

三要加大新兴产业试点示范。要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建立区域创新试点示范,对于诸如风能等新能源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很大,必须借助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相对配套,需求端支持较好的优势,先发实现发展优势,在创新科研方面,要积极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确保投资效率。一些企业就可以形成在北京设计研发,但在河北生产的分工协作。

结束语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涉及的点多面广,需要全维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背景、存在瓶颈和具体举措,并统筹结合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方,共同推动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孙虎,乔标.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与建议[J].中国软科学,2015,07.

京津秦协同发展 篇9

出版时间:2014年5月1日

本书以河北省社会发展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结果为基础撰写而成。课题研究运用区域经济场、政府规制经济、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理论, 针对目前在京津冀都市区域内, 由于行政区划隶属与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制约本区域公共事业协同发展进程的现状, 剖析在上述环境下形成的河北省与京津两市公共事业发展的“脱节断档、割裂运行、越过廊坊、抛开河北、毗邻接壤、运行梗塞”格局与体制机制上的原因。提出了化解这一滞后的公共事业格局所造成的“通信设施、市政交通、高速公路、城郊轻轨、地铁运营以及环保排污”等问题的运作思路。

京津秦协同发展 篇10

一、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存在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指出,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目前,京津冀三地特别是与京津相比,河北在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别,有些方面甚至呈现断崖式的差距。河北环京津还有很多贫困县和贫困人口,京津两地的人均生产总值是周边保定、张家口等城市的三倍以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水平差异更为突出。多年来公共服务水平的巨大差距改变了三地资源要素的自然流向,其中人才流动的困境最为严峻。北京、天津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人文教育环境和医疗保障环境,对河北的人才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引发了虹吸效应,导致河北高端人才不断地流失。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北京城六区、郊区、河北和环北京贫困带(河北近20%的贫困人口在张家口)。2014 年,河北人均GDP仅为北京的40%和天津的38%,人均财政收入分别只有北京、天津的1/6 和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北京的55%和50%,分别为天津的77%和60%;城镇化率为49.3%,比北京、天津分别低了37 个和34 个百分点;每千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执业医师数分别约为北京的1/3 和2/3;只有一所“211 工程”高等学校。

民建河北省委副主委、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民建石家庄市委主委武义青指出,2014 年河北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北京的17.7%,天津的21.3%;即便考虑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因素的影响,河北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仅为北京的29.96%,天津的33.6%。在地域相连的同一地域内,京津冀人均公共财力和公共服务差距悬殊,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导致河北优质资源向京津流动,不利于人口、产业及城市功能在京津冀城市群内的合理布局,导致首都北京人口膨胀,天津城市人口较快增加,河北城市缺乏吸引力。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王延杰教授指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断崖式落差,是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直接原因在于京津冀之间的公共资源配制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其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京津冀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服务差距大。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服务标准看,北京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1.58 倍,天津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1.57 倍。从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看,北京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3.4 倍,天津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5.6 倍。(2)京津冀基本养老保险服务差距大。北京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6.7 倍,天津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3.5 倍。京津冀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差距为1.64∶1.12∶1。(3) 京津冀卫生医疗服务差距大。2014 年京津冀三地每百万人口拥有三级医院数北京市是河北省的3.56 倍,天津市是河北省的3.2 倍;京津冀每千名常住人口执业医师人数分别为3.7 人、2.2人和2.1 人。同时,京津两市执业医师的业务水平、服务能力和卫生医疗服务也明显高于河北。(4)京津冀公共教育服务差距大。在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方面,北京市是河北省的3.15 倍,天津市是河北省的2.99 倍。(5)京津冀公共交通服务差距大。2014 年,从每万人享有的公共交通服务里程情况看,京津冀每万人享有公交服务里程分别为9.46 公里、6.59 公里、3.52 公里,北京市人均公共交通服务里程是河北省的2.69倍,天津市人均公共交通服务里程是河北省的1.87倍。(6)京津冀环境保护服务差距大。2014 年,北京市人均环境保护投入是河北省的9.59 倍,天津市人均环境保护投入是河北省的3.5 倍。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赵建强教授则通过河北省万人阅览室、学生师生对比值、城市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厕所无害化普及率、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差异、基本医疗保险差异水平等方面对比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教育水平、环境、卫生服务等方面的差异。通过数据分析,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

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符国群提出每年落户北京的户籍指标约14 万左右,其中近60%由中央统筹,其余由北京市支配。这种主要由行政手段配置“户口资源”的模式,造成了诸多问题,如指标分配在央属单位与市属单位之间的不公,在民营与国有单位之间的不公,甚至在同一单位同一批次接受的应届大学生因学校身份的差别而造成不公。目前这种资源配置模式,还不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比如在外地工作一段时间的优秀大学生很难落户北京,而长期在外地做贡献的京籍人士,则不愿也不会放弃含金量较高的北京户籍。总之,这种主要根据单位级别或身份、通过多个主管部门“认可”分配户口指标的方式,不仅造成很多的不公平,从资源配置角度则很容易造成“错配”和次优配置。

石家庄经济学院会计系步淑段教授则通过北京户口承载的福利角度分析京津冀公共服务的差距。北京户口有八十多项福利。就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福利歧视统计分析,外来劳动力养老保险的享有比例低于本地劳动力60%,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享有比例比本地劳动力低37%和42%。这些差异除了劳动力个人特征的差异外,可能都来自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这种不平等体现在:一是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承载的利益不平等,农民进城后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城里人到农村难以合法购置土地和房产;二是北京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承载利益不平等,非户籍人口虽然也为北京市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但是取得北京户口难,享受北京同等待遇更难,而户籍居民却可以排他性地享受着附着在户籍上的诸多福利。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才和人力的自由迁移,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随心转移。而这种户籍附着的福利成为自由迁徙的最大牵绊或动力。

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管理处处长武云秀认为:京津冀三地协同方面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政策规定不统一的问题。京津冀三地在卫生资源配置标准、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差异显著。二是卫生信息共享不畅的问题。卫生信息化总体滞后,业务管理多头运行、各自为阵。以新农合为例,北京市没有全市联网,无法与河北省对接。城镇职工、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收费系统各自为专网、结算困难。医疗机构间缺乏信息共享渠道,临床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以及医疗文书、医疗责任等不能有效互通。三是协同机制未确定的问题。统筹协调多地区、多部门、多行业的支持保障、管理运行、互动共赢登记制亟待建立健全。四是医疗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河北省医疗服务价格与国家2012 版规范大体接近,但远低于京津现行标准。五是医疗水平差距悬殊的问题。河北省医疗卫生资源总量、服务能力等整体发展水平与京津两地差距较大。

此外,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张瑞峰教授和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创新中心田学斌主任分别从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支出对比了河北与北京、天津在教育方面的主要差距。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韩来权从秦皇岛分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在教育信息化方面存在的差距。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盖跟路处长从医疗、工商、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角度分析了京津冀在保险方面存在的差距;中商华夏物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红艳也从河北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特别是科技资源的短缺角度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上存在的差异,并特别指出建设宜居城市群、提高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只是解决了居民在河北省各市居民的意愿问题,能否在河北省各市就业才是留住高科技人员和高级技工的关键。

二、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指出整个京津冀公共服务差距很大,但是税收收入的差距比经济发展的差距还大。原因是税收与税源不一致。所以,应该把税收与税源的一致性的问题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制度环境来研究。

王延杰也指出京津冀之间公共资源配制失衡是导致京津冀公共服务差距的直接原因。京津冀之间公共资源配制失衡,主要表现在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力资源配制非均衡、人力资源配制非均衡与物力资源配置非均衡等方面。其次,京津冀公共服务差距根源是我国平衡公共资源配制的体制调控能力不足。根源与我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存在的鼓励竞争、忽视合作,注重激励、轻视帮扶问题是分不开的。这种效率导向型的体制减弱了其缩小区域人均公共财力差距的调控能力,降低了其促进公共资源配制均衡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另外,在竞争导向型的财税体制下,京津冀之间对财源和财税利益的扭曲化的不平等竞争,是造成京津冀区域内“两强一弱”局面的根源。最后,不合理的跨区域投资税收分配机制还在拉大京津冀财政差距。

步淑段分析了户籍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巨大差距,是由于历史上政策倾斜的习惯性依赖和户籍附加福利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地位,京津户口特权价值和福利价值并不是只有京津居民勤劳所创造,而是历史原因和政府强制力限制而形成,因而就不能被京津户籍人口所独占,应该与所有在京津工作并纳税的人公平分享。

张瑞峰分析了京津冀地区教育差距存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河北省公共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总量不足,河北省与京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更是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基础教育公共财政区域投入失衡,我国基础教育公共财政投入量呈现明显的省际间失衡状态。(3)基础教育财权事权不对称问题,在财力分配的全国性财权事权不对称的宏观背景下,河北省同样存在教育财权事权不对称问题。与京津相比,无论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还是高中阶段教育的生均教育经费,河北省明显低于京津。(4)基础教育经费使用不规范。

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洪斌则从影响现阶段曹妃甸新区人才聚集的主要障碍分析出发,将影响人才发展的因素归纳为三方面:区域配套设施建设尚未完善,服务保障软环境也不健全;产业聚集水平有待提高,人才资源供需总体不平衡;人才聚集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力量,特色组织文化体系尚未形成。

三、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河北省政协财经委曹迎春认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人才一体化发展新格局,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 推动建立统一的人才市场和人才交流平台。近年来京津冀之间不断签署人才合作协议、联合举办区域人才交流会,但“重形式、轻机制”、“重竞争、轻合作”、“重个体、轻整体”的弊端仍然存在。(2)建立“京津冀人才帮扶计划”。从“输血”和“造血”两方面入手解决问题。(3)借助“创业孵化器”平台推动人才流动。新一轮的创业将集中于“互联网+”领域,这是个没有疆域限制的领域,在北京或是在河北都处于一个起点之上。河北拥有创业成本低廉的优势,如果有完备的“创业孵化器”平台和外部环境,依托京津冀区域优势、在河北创业,将是创业者最优的选择。同时河北具有后发优势、创业空间巨大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河北省迄今为止已经推出一系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初步打造了良好的“创业孵化器”的发展环境。(4)借助高端企业带动人才转移。京津冀可以借助政策布局发力,携手打造中国的“大硅谷”高科技创新经济圈,把国外的高科技产业引进京津冀,然后三区再根据具体的定位,实现国际高端人才的转移落地,同时进行相关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实现人才发展的良性循环。(5)打造良好“软环境”,留住人才、用好人才。除了吸引人才外,还要着力解决人才流动的后续问题,重点解决高技术人才的后顾之忧,比如户口、社保、子女就学等问题。应力争实现京津冀医疗资源共享、实现三地教育资源共享、实现三地基础保障接轨互通,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

张宏斌认为曹妃甸人才一体化加快人才聚集的基本方针应是明确政府的辅助支撑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尽快解决曹妃甸新区人才聚集过程中的问题。具体措施如下:(1) 针对区域层面的问题,重点可从完善区域基础设施环境和优化区域人才服务软环境两方面着手,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吸引外部人才和组织入驻。(2)针对产业层面的问题,重点可从发展核心产业和建设区域特色人才市场两方面着手,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不断提升市场的主导地位。(3)针对组织层面的问题,重点可从改变政府角色定位和创新曹妃甸人才制度体系两方面方面着手,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适时调整政府行政力量。

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周明刚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律师服务业的对策建议。他分别从产业政策与区域环境、产业规模与产业比重、政府职能与法律消费、专业支持与经济秩序、法律服务与社区建设、法制理念与执业环境、市场主体与市场规范、积极造势与品牌塑造等八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律师服务业的市场化程度和集约化规模、推进律师服务业的产业化进程,促进律师服务业京津冀地区协同一体化的建议。

(二)实现医疗卫生优质资源共享

武云秀指出,推进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改革和浩繁的系统工程,对于阻碍协同发展存在的特殊矛盾和特殊问题,要明确原则,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1. 协同发展需要坚持的原则。(1)强化协调发展,优化机制形成合力。(2)立足自身发展,固本强基提升能力。(3)注重借势发展,吸附承载挖掘潜力。(4)突出特色发展,优势互补增强活力。

2. 协同化中需要抓住的重要环节。(1)坚持规划引领与结构调整相结合,推进资源合理布局。在贯彻落实国家统一规划、京津“6+1”合作文件、津冀协同发展五项协议和三地医疗卫生协同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实施卫生资源配置标准、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结合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以京津为聚集区的医疗资源布局优化,建立区域医疗中心,搭建功能承接和吸附平台。同时,结合各地区域位置特点,合理划分功能区域功能界定,搭建医疗卫生功能承接平台。

(2)坚持服务京津与发展河北相结合,打造互利共赢格局。继续深入组织落实原卫生部与河北省政府《关于共同促进河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框架协议》以及京冀《卫生合作框架协议》,努力推进合作事项拓展、合作项目延伸和体制机制深化。积极推进省直医疗单位与京津大型医院深化全方位合作。根据河北省三级医院学科及专业优势和实际需要,对合作项目进行统筹,争取国家和京津卫生计生部门的大力支持。促进三地在设立分院、组建联合体和项目共建、技术协作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范围。

(3)坚持整体谋划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承接京津医疗功能。抓好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打造一批具有河北省特色品牌的重点临床专科。加强人才培养,以医学拔尖人才培养和医学骨干储备为着力点,切实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阶梯储备。同时,强化转诊病种分析,增强功能疏解针对性,将全省三级医院和环京二级医院转诊前10 个病种作为发展的重点,每个病种确定三家以上医疗机构作为特色专科的打造基地,依托京津技术支持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有针对性地就地消化转诊京津人数。以京张联合申办2022 年冬奥会为契机,紧抓合作共建机遇,探索合作新模式,进一步承接力度,全面提升奥运医疗保障能力,推动京津区域医疗卫生的共同发展。

(4)坚持长远布局与项目先行相结合,提升整体医疗水平。一是着眼长远,编制实施《河北省医疗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发展纲要(2016—2020)》,以及卫生计生服务体系项目库,统筹人口流动性加大、老龄化加速、疾病谱变化等社会问题,引导医疗服务体系均等化、多元化、立体化发展;积极推进卫生信息共同互通,以医疗卫生信息共享、远程会诊、医疗设备共享、一体化预约和诊疗服务为重点,推进京津冀三地医疗卫生信息共享,促进京津冀区域内医疗技术交流和合作。二是立足当前,实施项目突破,抓紧与京津协商确定一批新的合作项目,重点推进燕达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合作,涿州市医院与解放军301 医院共建保障基地等重点项目,以点带面整体推进;进一步加强吸附机制建设,尽快完善省内分级诊疗制度、京津冀区域间疑难重症会诊等制度,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努力减压转诊京津患者数量。

3. 具体措施。(1)进一步强化沟通,尽快搞好规划和政策的对接。加强组织保障,成立京津冀三地医疗卫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及工作组协调协同发展事宜。三地按照国家整体规划,强化与对口单位的协调和沟通,科学谋划区域医疗卫生功能布局,定期解决各项具体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合作项目,搭建医疗卫生功能承接平台,确保能够及时承接京津转移人群的看病就医需求,有效疏解京津医疗机构的医疗压力。(2)进一步创新驱动,优化协同发展环境。按照“有效对接、有力支撑、有益协同”的原则,深入研究合作办医、公共卫生、技术支持、规划对接等政策,尽快建立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政策框架体系。(3)进一步探索经验,不断打造京津医疗卫生合作新典范。

(三)加强京津冀地区教育资源合作

张瑞峰提出了京津冀义务教育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路径一:优化义务教育投资结构,提高投入的整体规模。路径二:规范政府间教育财政责任。路径三:构建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型,规范基础教育经费的管理和监督。要允许适度地区差距的存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差异、财政能力差异与公共服务部门差异的关系,转移支付模型的相对性和动态性。

马红艳在加强京津冀区域教育合作方面谈到了三点:一是在落实公共资源均等化的道路上,河北省(特别是省辖市)应起主导作用,主动联系北京、天津优质医疗、教育、科技资源,通过各种形式引进和本地的相对应机构有机结合。二是改革观念,创新理念。要尽可能多的将北京、天津的优质名校在河北省设立分校。在引进时可以遵循“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基本原则,不要计较资产归属,让这些北京、天津名校落地河北,缓解异地择校等问题,使河北省的孩子们可以在河北省境内就可以享受到同北京、天津的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样,让北京的优质医疗资源落地河北,让河北居民可以在本地享受同北京同样的医疗水平,不仅诊断,手术都可以请北京总院的专家来河北做。三是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在医疗、教育、科技等方面可以联合北京、天津的优质医院、学校、科研单位,采用录制课件、远程视频授课、视频看病、会诊、科技人员通过远程视频交流等多种方式,以北京、天津的医院、学校、科研单位为主体,河北省当地为辅助完成。建议选择北京某所教育名校录制课件,与此对应的要在河北某校设立实验班,从招生入学开始到课程安排设计均按照北京学校的要求,相当于把北京的一个班“copy”在河北的一个学校里,由河北学校老师任助教。

王延杰也提出要探索推进公共教育服务一体化。目前,北京市八一学校设立了保定分校。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对口帮扶河北省康保县基础教育,创办了“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分校”。今后,应继续探索京津冀公共教育服务的对口帮扶合作范围,完善京津冀公共教育服务合作机制,特别是借助京津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通过开设网络课堂教育等多种形式,丰富河北省落后地区的公共教育内容,提升落后地区公共教育质量和公共教育服务水平。

(四)实现医疗保险协同发展

盖根路根据养老医疗保险的改革方向,提出了以下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一是互相认同各地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三地应当同步修订并统一政策,或是同时进行统筹基金补偿性转移,比如统一转移统筹基金缴费的40%~60%。二是医疗费用支付管理服务协同。三地需要实现定点医疗机构互认,异地就医协查,推进异地就医结算,适应并服务于老龄化社会异地养老的大趋势。三是可以建立异地工伤协查制度,节省事务费用。建议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沟通协调的联系机制;建立月度转移资金清算制度。在参保人权益(养老、医疗保险)转移接续的经办上,建议三地个人权益记录与基金转移操作分开,经办每一笔个人权益记录转移接续手续时,可暂不转移资金,月末三地分别计算当月转入与转出资金之差,即净转入或净转出额,核对无误后集中一次性转移资金,简化业务,提高效率。

(五)努力推动户籍制度福利均等化

符国群针对北京户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建议:(1)北京应抛弃把“年度京籍落户指标”与控制北京人口总量挂钩的不正确观念。(2)考虑到近800 万非京籍常住人口的需求,以及吸引适合北京需要的高端优秀人才到北京工作,建议在保持或适当压缩中央统筹指标的同时,较大幅度增加北京市支配的名额。(3)改变现有户籍指标配置方式,引进竞争与激励机制,让那些能够达到政府事先设定“标准”的优秀与专门人才落户北京,而不是像现在由政府的某些机构根据不同单位的性质或级别来分配名额和“认定”谁有资格落户北京。(4)参照上海、深圳等地经验,结合北京特点,制定北京居住证积分制度并尽快推出。

步淑段提出若干改革户籍福利不平等的对策:(1)从中小城镇开始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实现户口一元化,拉平城乡居民各种福利待遇,实现福利供给的普惠制。京津的集聚经济效应越来越小于拥挤效应,学者研究发现最优城市规模应该在100 万人到400 万人,为达到或超过这一区间都将陷入低效率。我国100 万人至400 万人这一经济效益最优区间的城市数量明显不足。所以户籍制度改革顺序应该从改革河北省中小城镇开始,在逐步过渡到河北省大城市和北京、天津。(2)提高河北省自身非户籍福利。通过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和财政支持,加大京津周围的河北省中小城镇和美丽乡村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投资,实现公共设施的全覆盖,丰富中小城市文体娱乐活动内容,改善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在空气质量、饮水食品安全和宜居宜业上下大力气,鼓励各类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中小城镇安营扎寨,吸引京津居民和农村居民到河北省中小城镇安居乐业,构建京津和河北省中小城市产品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居民在京津冀任何地方购房居住,都可以享受当地所有福利。(3)依靠市场化改革把户籍福利逐步转化为非户籍福利。只要外来人口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收入,就应该赋予他们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与城市原著居民子女同等的机会和权力。逐步向外人口开放城市各种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比如中央转移支付不要再按照户籍所在地拨付而要按照流动人口常住地和工作地拨付,以解决支付投向和人口流向不一致问题。政府改变补贴教育的方式,由补贴学校与老师改为通过学券的方式补贴学生,可以向流动人口发放义务教育券和公共卫生服务券,带到流向地政府。也可以实行京津冀三地流动人口积分入学、积分高考、积分医保等过度措施,最后实现京津冀三地积分互认。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之一。但是河北省在社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层次上与京津地区差异明显,有些方面甚至呈现“断崖式”的差距。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入手,分析“断崖式”差距形成的原因,并从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实现医疗卫生优质资源共享、缩小河北与京津地区教育资源差距、推进户籍附加福利均等化等方面提出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京津秦协同发展 篇11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校；经济学

高校合作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三大国家战略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密切的国家战略。按顶层设计，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三省市定位分别为：北京市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这一战略的核心，旨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推进产业升级转移，走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瞄准战略核心，根据京津冀整体定位和京津冀三地各自的定位，有必要统筹社会事业发展，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

教育不仅属于基本的公共服务，还承载着平衡人口有序流动以及为产业合理化布局持续提供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重任。朱永新教授指出，教育作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促进创新的重要渠道，其协同水平影响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民进中央近期的调研发现：京津冀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受教育状况呈现梯次分布，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不平衡，制约了三地产业布局、人才汇聚以及创新能力。北京地区集聚大量优质教育资源、拥有高水平师资队伍，但由于承载力限制，教育资源呈现饱和、外溢状态；天津教育资源优良，基本与本地承载力匹配；河北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对高层次人才吸引力明显不足。[1]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教育合作，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基于顶层设计层面的协同合作。例如：建立京津冀教育合作发展联动机制，开展定期协商，就教育合作发展规划、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教育布局结构的优化、教师队伍的交流轮岗等进行顶层设计，调整教育发展战略等。[1]第二个层面则是相关机构（包括普通高校在内的所有学校、企业等）之间的协同与合作。据报道，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明确提出以来，一批在京的高新企业、高校已开始积极与天津、河北的相关机构开展合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与天津、河北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仅北京大学就与天津各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合作项目170余个；与河北各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合作项目160余个。[2]

在当前三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短期内难以迅速消弭的背景下，在三地区位差异以及相关的政策壁垒与体制壁垒无法消除的情况下，就近期而论，第二层次的合作尤其是京津冀高校之间的协同合作理应先行开展，并为第一层次的合作积累经验。换言之，高校间的协同合作应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作出应有贡献。

成立京津冀三校“经济学学科协同创新联盟”恰逢其时

作为重大国家战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不断推进。京津冀相关高校间有必要建立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对接机制，开展务实合作，合作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大经济理论与政策问题，合作培养符合三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不同层次、不同结构的人才，尤其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端经管专业人才，形成师资队伍交流互访新机制，增强服务京津冀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相互促进、整体提升，建设更具竞争力、更具开放度、更具发展活力的协同创新体系，由分别隶属京津冀三地的大学成立“经济学学科协同创新联盟”是大势所趋。

北京工商大学与天津商业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分别隶属京津冀三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办学历史、办学定位、办学目标、学科设置、发展路径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有各自独特的积淀与优势，完全可以在经济学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展开多层次、全方面的深入合作。在“十三五”新的历史起点上，北京工商大学认为应主动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历史机遇，与兄弟院校携手共进，推进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建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6年4月8日，北京工商大学与天津商业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学科协同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胜利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国家经济发展和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马晓河研究员、米建国研究员和孙久文教授，分别就“当前经济形势与供给侧改革”“京津冀一体化的机制建设”和“京津冀服务业一体化研究”作了主题报告。天津商业大学李海伟教授、河北经贸大学郭江山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周清杰教授、李丽副教授和熊文博士也就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会议交流。三所高校的代表共同签署了“经济学学科协同创新联盟”合作协议，随后，三校“经济学学科协同创新联盟”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具体的合作内容、合作方式和工作重点等内容。

京津冀三校“经济学学科协同创新联盟”的合作框架

根据北京工商大学、天津商业大学与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学科协同创新联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达成的共识，由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与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的院长、主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的副院长，共同组成联盟理事会。联盟理事会主席由学院院长轮流担任，任期一年，负责设计安排该年度联盟工作内容。主管学科建设的副院长负责具体落实联盟运行中的相关事务。2016年，联盟理事会主席为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17年，联盟理事会主席为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18年，联盟理事会主席为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联盟合作内容包括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等方面。主要合作内容如下：每年召开一次联盟学术论坛，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政策与实践问题进行研讨，联盟三方轮流召开。每年组织一次研究生学术论坛或论文大赛等活动，加强研究生沟通交流，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的关注（可与学术论坛同时进行，设分会场研讨或进行颁奖仪式）。建立师资队伍交流机制，可以举办教学论坛、相互授课，进行各系、专业和学科教师互访调研，共同申报课题，促进专业与学科建设。探索人才培养合作模式，相互进行研究生招生宣传，本科生、研究生跨校互认学分，共同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等。探索联合申报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建立京津冀产业发展研究院。

参考文献：

[1]吕巍.创新体制机制促进教育合作—民进中央建言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N].人民政协报，2016-03-15.

[2]邓琦，金煜，饶沛.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获通过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N].新京报，2015-05-04.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多规合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篇1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最近一两年乃至今后很长时间的热词之一,尤其今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急剧升温。

京津冀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各方面存在的差距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京津冀三地共同面临的严重生态环境污染也是显而易见的。京津冀三地在生态保护、交通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既有共同的重大利益,也面临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仅靠其中某一个地方的力量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必须通过区域的协调合作加以整体谋划。然而,如何进行区域协调,则需要平衡各方面各领域,防止不同部门制定规划产生的冲突与矛盾,这就需要进行“多规合一”。

所谓“多规合一”是指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个规划的相互融合,融合到一张可以明确边界线的市县域图上,实现一个市县(区域)一本规划、一张蓝图,解决现有的这些规划自成体系、内容冲突、缺乏衔接协调等突出问题。而对于京津冀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把京津冀三地各自规划转变为共同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