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精选12篇)
京津冀协同发展 篇1
2016年6月29日,京津冀开发区协同创新发展论坛在石家庄举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主任杨开忠作主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季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关村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弘,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创新驱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颜廷标,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作权,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总经理、高级合伙人陈文丰先后作主旨演讲。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民建河北省委副主委武义青主持论坛,并发布《京津冀国家高新区发展报告(2016)》。
一、开发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排头兵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开发区是排头兵。赵弘指出,全国11个国家自主示范区和146个国家级高新区示范区,聚集了全国40%的企业研发投入,4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50%以上企业发明专利;从全国看,21个国家级高新区各自创造的工业总产值都占所在城市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
京津冀开发区已成为本区域经济密度最高之地。京津冀现有各级各类开发区近300个,占地面积约为京津冀地区总面积的2.5%,而工业总产值、税收收入、出口额等则分别占整个地区的53%、60%和65%。《京津冀国家高新区发展报告(2016)》指出:京津冀地区聚集了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7个国家高新区和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源头。中关村已经成为创业创新的代名词,天津滨海高新区是我国重要的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石家庄高新区是我国重要的高端医药研发生产基地,保定高新区在新能源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在国家高新区的带领下,京津冀地区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源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集聚了一大批创新创业资源,培育了一大批科技中小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和高技术大公司,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探索了若干行之有效的机制体制和发展模式。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下,京津冀开发区协同创新发展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引领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民建河北省委主委秦博勇在致辞中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京津冀面临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河北经贸大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纪良纲在致辞中指出,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新型工业化的先行者,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面前,开发区敢于先试先行,在京津冀产业经济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上发挥着排头兵的重要作用。
二、京津冀开发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开发区粗放发展恶性竞争。陈耀认为,现在市县一级开发区过多,河北有的县就有六七个开发区,有的开发区有盲目圈地之嫌,土地搁荒的现象普遍存在,“开发区是土地开发区”的认识普遍存在。颜廷标认为,我国现在设立的开发区过多过滥,许多开发区盲目开发盲目扩张,在管理上把开发区当同一级行政区对待。赵弘认为,太多的开发区不重视产城整合发展,更重视GDP增长。在分税制下,各地建开发区动力足,进而带来恶性竞争和规模攀比,大多园区采取一区多园方式,有的园区一区几十个园,都在想方设法争国家开发区的“帽子”“牌子”和政策。开发区遍地开花。开发区跑马圈地,企业跑马圈地,圈而不用,土地大量闲置,流转不畅。僵尸企业因为土地升值造成“腾笼换鸟”成本爆增,新上项目落地难与土地闲置现象畸形并存。
京津冀开发区势能落差过大。开发区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呈现势能相近合作共赢的趋势。科技服务体系和服务环境甚至创新创业生态在势能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陈文丰认为,北京中关村已经成为东部许多开发区的创新源、创新高地,而且这一高地正在实现同美国硅谷的高端链接。中关村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除了创新资源、科教资源、人才资源集聚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不断承接硅谷要素转移,商业模式跟硅谷同构。过去中关村在国内的辐射逻辑是“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即研究和销售在北京,生产制造环节在外。而目前中关村在国内的辐射逻辑是同全国各个区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现在主要是沿着两条线辐射,一条是沿着京沪线到了苏南,另外一条是沿着京津城际高铁到了天津滨海新区。辐射的逻辑是进行高端链接,理由是中关村与这两个地区开发区势能差小,战略合作容易取得成功。赵弘认为,北京的高科技企业为什么舍近求远?因为周边的开发区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周边产业相对比较落后,产业承载能力和配套水平难以满足高科技企业到周边来落户的要求。
河北开发区创新源缺乏。颜廷标认为,作为一个开发区,不管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想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创新源,这是开发区成长壮大的思想之源、技术之源、人才之源。河北众多高新区大部分没有建立稳定的创新源。河北省还建立了许多高新技术特色园区,这些特色园区也因为没有建立稳定的创新源而竞争力下降。
河北开发区软环境亟待改善。颜廷标对比台湾新竹后认为,河北省开发区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相关的社会服务机构建设相对滞后,公共服务机构更是一个软肋,医疗机构、学校建设滞后,医疗政策、教育政策缺乏针对性,比如北京周边河北的开发区要吸引海归人士落户缺乏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的政策。河北同北京相比,创新创业文化环境还有很大差距,在北京创意研讨氛围浓厚,科技紧跟世界前沿,创新思想同国际对接,创新交流无处不在。在创意空气稀薄之地,创新创业活动是要枯萎的。
三、京津冀开发区协同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京津冀开发区规划和建设必须以区域生态系统为基础进行顶层设计。吴季松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是自然生态系统,而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是水生态系统。京津冀开发区规划建设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依据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尤其是区域水生态系统为基础进行顶层设计。京津冀开发区在进行生态体系建设时要以系统论和协同论为指导,以协同论对数据进行分析,建立参数指标,将森林、水体、湿地和山脉等生态要素和以海河流域为尺度的大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建立污染的负国民生产总值统计指标体系,以循环经济的观点核算,从根本上杜绝京津冀开发区新的大污染源的产生,并有效制止污染的反弹。武义青认为,京津冀国家高新区要着力探索绿色低碳发展之路,要积极面对雾霾等区域性环保压力,把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实现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快创新绿色低碳技术,积极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链,推动京津冀地区尽早向低碳化发展模式转型,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气候适应型社会”。
新形势下京津冀高新区发展要实现五个转变。赵弘认为,新形势下京津冀高新区发展要实现五个转变:第一,由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各园区要转变观念,特别是要创新发展模式。向台湾新竹学习,开发区土地只租不卖,进园企业实行淘汰制。政府还可以将建设园区、运营园区的责任和工作交由第三方来完成。第二,由招商引资向建设创新生态、产业集群转变。河北乃至天津的开发区与珠三角、长三角的开发在势能上已差了两级,河北、天津的开发首先要加快园区配置设施的完善,然后要通过产业链招商迅速建立产业集群,进而再进一步构筑产业生态。第三,由规模追求向创新导向转变,创新能力建设比规划扩张更重要。第四,由单极创新向协同创新转变。国外很多经验表明,一个重大的创新不是单个城市能完成的。河北要尽快补齐短板,最终实现北京更多做研发创新的环节,更多的转化孵化功能让渡于河北,重新构筑北京和河北的合作关系。京津冀开发区要优势互补、突出特色、有序合作,引导形成差异化的功能布局,特别是在研发、实验、产业化、企业孵化和市场应用等功能方面寻找差异化定位,以功能布局引导创新资源。第五,由强调园区内部配套向强调园区和城市协调发展转变。园区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园区内配套设施完善,但整个城市低效,加在一起依然是低效的。要按照分散化的思路来布局城市功能,比如“主城-卫星城”思路。要建立适应城市需求的交通体系,公共交通要在城市当中占主导地位,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当中要占主导地位;公共交通要占整个出行的80%,轨道交通要占公共交通的80%。要高度重视卫星城公共服务建设,向国外卫星城建设学习,公共服务提前建设。
深化京津冀开发区协同发展制度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是国家区域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开发区协同发展是重要的抓手,深化京津冀开发区协同发展制度创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杨开忠认为,河北是我国东部沿海省级行政区之一,也是全国落后省市区之一,但既不享受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也长期不享有东部沿海地区先行先试的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政策,是全国区域政策洼地。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京津冀地区被确定为八个试验区之一,也是唯一的跨省级行政区域,从而开启了河北从全国政策洼地向政策高地的转型。面向未来,要努力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与促进河北绿色崛起战略需要结合起来,全面推进政策创新。河北省参与京津冀区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不应限于依托石家庄、保定、廊坊三市,而要面向全省,特别是全省各个开发区,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基地与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和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全面支撑引领河北绿色崛起。把河北纳入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适用范围,把曹妃甸区、渤海新区、北戴河新区纳入国家级新区范围,将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延伸到河北省。
加快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武义青认为,京津冀的国家高新区要打破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推动创新资源、产业资源、空间资源、政策资源在京津冀三地间优化配置和高效流动,加强中关村和天津滨海高新区对外的高端辐射和溢出,提升京津冀大区域创新能力与发展质量,在全国率先形成新的园区联动发展范式。
构建以创新网络为中心、集群管理机构为抓手的集群创新战略。赵作权认为,创新有自己的规律,创新同样呈现集群创新特征。要重视网络的力量,基于合作机制的网络作为与市场和政府并列的组织形式,将有望成为市场与政府之外推动创新的第三只手。集群创新是提升我国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创新区域高度集聚规律的表现形式,是我国创新布局的基本形式,基于合作网络的卓越创新集群是我国创新布局的战略选择。建议“十三五”时期设立我国卓越创新集群计划,构建以创新网络为中心、集群管理机构为抓手的集群创新战略。重点打造地方集群创新网络,以产业技术园区基地为集群依托,营造美好的集群创新环境,加强地方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非营利组织等之间的研发合作。鼓励建立非政府部门负责的集群管理机构,负责卓越创新集群计划的实施,确保地方集群创新网络的包容性、增长和活力。
四、河北省开发区提升的路径选择
河北省开发区的提升路径。陈耀认为,可以通过整合提升、协同提升、特色提升、改革提升、人才提升、政策提升等办法提升河北省开发区的竞争能力。合并一批、淘汰一批、培育一批、盘活一批开发区。河北的开发区要加强与中关村、天津自创区这样先进开发区之间的合作对接。开发区一定要注重突出特色,在明确特色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特色化的产业定位。在园区建设上,财政基础差的地区可以借鉴固安模式,财政基础好的地区可以借鉴天津泰达模式。争取国家层面支持,提升河北高校办学档次和办学水平,为开发区人才提供保障。积极争取在河北设立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由贸易示范区等等。争取北京、天津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自贸区与河北合作,让河北的国家级高新区和经开区享受到北京、天津的政策。河北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去产能的压力很大,建议国家能够重点对河北进行倾斜,开展园区去产能的试点,研究一些支持政策。
河北的开发区要缩小同北京高新技术园区之间的势能差。如何缩小这个势能差?陈文丰建议,打造一个同中关村势能非常接近的开发区,让中关村的高技术项目、人才、技术、资本没有感觉到非常大的落差。现有的石家庄高新区、保定高新区是最佳备选,选一个来强化这些存量资源比新建一个更好。打造办法:以创新创业生态为核心,充分导入市场化、社会化服务机构,来营造更好的环境。让来自于全国的创业者、全世界的创业者都愿意来这里创业。政府买单吸引足够多的服务机构到区域来进行集聚,这样有利于创造一个很好的创新创业的环境和生态。要加强对中关村、硅谷、新竹三个尖峰区的深入研究,绘制创新地图,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加强产业链研究,大力推进产业链招商和科技招商。要充分利用中关村的联盟、协会、天使投资人等创新性组织的引导作用,要跟中关村作对接(实际上要跟联盟、协会、天使投资人作对接)。开发区应该成立科技发展集团,专门从事高端链接。专业事情让专业人士干。
摘要:京津冀开发区已成为本区域经济密度最高之地,也成为先进生产力集中之地,但三地开发区尤其是京冀开发区势能落差大,整体竞争力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开发区。提升京津冀开发区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必将进一步激发区域集群创新能力,引领三地协同发展,引领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关键词:京津冀,开发区,协同创新,论坛,综述
京津冀协同发展 篇2
1、《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2、《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3、《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4、《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规划》
5、《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率先突破的实施方案》
6、《京津冀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方案》
7、《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
8、《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9、《关于加强京津冀人大协同立法的若干意见》
10、《开发性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
11、《京津冀空气重污染预警会商与应急联动工作方案》
12、《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2015年重点工作》
13、《关于建立京津冀政协主席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
14、《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
15、《津冀沿海港口协同发展规划研究》
16、《北京、天津、石家庄市市域(郊)铁路网规划》
17、《北京、天津铁路枢纽总图规划》
18、《北京(曹妃甸)现代产业发展试验区产业发展规划》
19、《京津冀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实施方案》
20、《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
21、《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共建协议书》
22、《中关村示范区服务京津冀区域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15-2017)》
2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方案》
24、《京津冀开发区发展报告(2014-2015)》
25、《京津冀造血干细胞事业创新发展合作联盟框架议》
26、《关于推进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的意见》
27、《环首都旅游产业规划》
28、《京津冀自助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9、《京津冀新能源小客车充电设施协同建设联合行动计划》 30、《京津冀北地区城乡发展规划》
31、《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议定书》
32、《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方案》
33、《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方案(2014-2015年)》
共享机遇 催化京津冀协同发展 篇3
共享机遇已经成为促进协同发展的催化剂,此次延庆与怀来共同举办的世界葡萄大会之所以能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破题之作,关键就在于它们以机遇为契机,将不同行政部门打通、合纵连横。
此举既为延庆增添新的发展动力,也加强了延庆与河北怀来、赤城、崇礼等地的交流合作,双方优势互补,发挥“1+1> 2”的作用,将极大地促进延庆以及河北省市各自的发展。更是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落到实处,将持续推动发展的进程。
落实资源共享的协同发展,包括重大活动机遇共享、产业园区建设共享、旅游资源共享以及基础设施共享。多年来,北京延庆县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发展,在收获好山好水的同时,也为自己打造了最具优势的特色和希望。
但如何打造区域共赢典范,却需要多方面考虑。区域协调发展必须依靠政策推动。能不能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共赢典范这个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政府研究政策、利用政策的能力。
中共延庆县委书记李志军表示,首先必须要研究和利用政策,依靠政策推动,研究在这些政策背景下,还需要争取哪些配套政策,提出实实在在“吹糠见米”的好政策。
这仅仅只是开始,将来七八年间,延庆还面临着很多机遇,李志军看得更加长远:“未来在筹办2019年北京世园会、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密切与河北赤城、崇礼等周边地区的联系,在场馆建设、设施配套、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都市型现代农业、有机农产品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就此我们采访了有关专家,看看他们对延庆近年来抓住重大机遇并与邻近的河北县市共享发展的态度和建议。
合作求共赢 布局应合理
记者:世界葡萄大会在延庆召开,是与河北怀来一起合作,而且未来也将举行世界园林大会、世界马铃薯大会等,这些都是机遇,它们可以共享资源的基础是什么?
牛凤瑞:首先,延庆和怀来在地域上很接近,在资源上也各有优势,怀来县是不错的适宜葡萄种植区,种植面积大约11万亩,葡萄有着对特殊自然气候、降雨和土质等要求,此外,在其他农产品资源上也有着垄断优势。现在世界葡萄大会由两地合办,就意味着正在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走向协同发展。
这符合目前的大趋势,跨省域的合作,意味着京津冀这个协同发展落实到了县级层面,或者落实到具体的工作项目中。这是好事。
记者:延庆和怀来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行政区,把握这些机遇做好协同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牛凤瑞:区域之间合作的关键,其实就是他们基本对双方各有所图,都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基本前提是都不能吃亏,这样才会有合作。更实际一点说,就是从合作双方来说,应该更多地进行换位思考,从对方的立场上思考一些问题,然后找到一个双方的利益共同点,这样的话,才有合作的基础。
记者:从您这么多年的观察看来,目前有哪些区域的合作发展比较具有代表性,可以称为典型的案例呢?
牛凤瑞:我认为一般可以算作典型的可能都有它的特殊性,区域之间的合作也是这样,比如河北固安,最近几年发展很快,起因就是和政府的这种同意合作建设新开发区,实际上它借用的就是北京的资源要素,固安离北京市中心差不多50公里,如果没有北京的近距离辐射也就没有固安的今天。
记者:那么固安的经验有哪些可以借鉴呢?
牛凤瑞:首先应该合理布局产业,近几年,固安主动对接,与北京联系很密切。而延庆则主动与河北对接,是好事。
另外,固安一直在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比如固安大剧院、高档的幸福学校和幸福医院等一批高端配套设施建成并投入使用,吸引了很多人。
还有一点,要保护好自己所有的特色。延庆和固安有一点很相似,都具有生态优势。固安发展起来以后,没有放松治理生态环境,依然突出绿色产业,比如绿色走廊、生态乡村、绿色农庄和绿地公园等绿化工程,改善全村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延庆也应保持生态优势,同时保护好老天爷的恩赐,一个农产品的品质特别优良主要取决于其对自然资源的垄断,比如延庆的马铃薯、怀来的葡萄、河北的燕山板栗、山东的蜜桃等,都属于这一类,属于自然垄断性质,既然是自然垄断性质它就稀缺,所以要利用好、保护好。
这几点都值得延庆和河北其他县市借鉴。
记者:也就是借鉴北京的辐射优势,来发展自身。
牛凤瑞:从举行的葡萄大会来说,葡萄本身来说既是一种工业原料也是养殖原料,是要讲销售的,可以直接销售也可以加工销售,那么将来,两个地方的发展合作问题,面临的肯定是北京这个市场,以及北京的资本技术的支撑。
整合有挑战 协同发展需要更多机遇
记者:那么实现协同发展的挑战有哪些?
牛凤瑞:一般的产品进入大规模商品化生产以后,对土地集中连片的要求就高了。目前来说,延庆也好,怀来也好,都是家庭承包制,一家几亩地,很分散。那么未来,如何把土地要素进行整合,把产业推动起来,同时达到合作共赢共同富裕。所以,合作双方要寻找一个形式,把土地集中连片,包括其中连片的整治和修理,以及未来的技术推广和制度等,类似一系列售后化的服务。当然,产前包括种子、技术、化肥这方面的推广支撑,产中可能还有技术指导,产后的产品销售和加工,这都需要系统化的服务,而不是以后农民去探索。
记者:最重要的是两地的整合,这会是一个难点,对吗?
牛凤瑞:对,两地的整合,应该是在两地的分工合作上,或者是优势互补上一起整合。以后在交通、行政区上的分散资源也会集中整合起来。因为两地的边界就是两省的边界,目前还没有,可能具体问题都需要具体操作,因为有时候细节决定胜败。
记者:共享发展机遇后,将从多方面进行合作,是不是也通过这些机遇推进了协同发展?
牛凤瑞:对,延庆和怀来是邻县,资源都非常独特。现在通过合作优势互补,各得其所,达到一个共鸣,形成一个巨大的合力,这对双方也好,对社会整体也都是善莫大焉。
记者:那么延庆除了抓住葡萄酒和马铃薯这些依赖自然资源而得到的机遇,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尝试的机遇?
牛凤瑞:可以结合各自的旅游特色,共同开发旅游市场合作,分享各自的游客资源。自然文化遗产加上历史文化遗产,人文旅游和自然旅游显出档次来,同时怀来与延庆和北京高原是旅游中间的一个节点,可以做很多文章,比如结合种植或者采摘做国民药酒,也可以找其他旅游项目。
周景国:可以搞一体化,产业从葡萄再深入下去,葡萄的加工,形成葡萄酒产业,其他的比方说土地利用方面,我现在把这个产业转移到别处,这实际上也是土地利用方面的一体化,各个领域我都可以搞一体化,但是形式可能是多样的,形式多样,很灵活,符合国家的政策,符合国家的法规,而且多赢,这都可以,这些东西都可以纳入到规划里。
记者:像世界葡萄大会、世界马铃薯大会,影响是世界级的,对延庆来说,应该如何去做一些努力来共享这些机遇促进一体化呢?
牛凤瑞:延庆跟怀来能够形成一体化,共同举办国际商会,这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一个县的范围是比较小的,资源规模总量也是有限的,一旦要形成一种世界级市场的话,一个县的资源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自然资源做支撑,所以把怀来纳入进来,这对发展是好事,对怀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周景国:但是对于一两个县来说,世界葡萄大会不能说是大机遇,推进一体化需要很多机遇,围绕一体化发展的活动,不同的领域,各个区域之间以小成集大成,同一个方向,共同推动一体化的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研究 篇4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认识
(一) 基本认识
从很早以前, 京津冀地区就开始了合作, 人们也特别关注这一区域的协同发展问题, 2014年年初,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几点建议, 与此同时此战略受到了高度重视。在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时, 几个相关观点经常会伴随呈现, 如地区合作、区域和谐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这三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的, 实现区域一体化离不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又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的关键条件。
(二) 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 京津冀地区经济迅速发展,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2015年第一季度三地GDP总值为14512.03亿元。河北省增幅较大, 相比较2014年, 河北的经济增长实现了逆袭, 受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影响, 与河北相同的还有天津, 天津一季度经济增长幅度达到9.3%, 排全国第四位, 港口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明显增长。北京和天津作为直辖市, 连接着重要的交通枢纽, 各地之间交通干线连接。同时京津冀地区有一批发展势头强劲, 规模较大的产业园区, 如北京中关村, 亦庄, 天津武清开发区, 河北廊坊的廊坊开发区。然而由于张家口、承德等地交通系统发展相对落后, 因此更加注重农业发展, 开展新兴农业, 生态旅游, 果园种植, 绿色食品加工等。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一) 三地产业结构相差悬殊
京津冀地区各城市产业结构相差悬殊。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 北京市已然以第三产业为主, 2013年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已占到76.9%, 已经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化大都市, 与世界接轨, 声明传播海外。天津市相对发展较慢, 主要以二三产业共同发展为主, 2015年二三产业比重基本上持平, 但天津发展整体在向现代化, 向服务型城市迈进。而河北省是这三个地区中发展最滞后的, 产业发展比重也是较为传统, 第二产业比较发达, 第三产业近几年虽然发展相对较快, 但是相比较京津还是较为落后。
(二) 三地内部发展差距较大
产业结构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阶段和水平, 京津冀正是如此。不得不承认, 与京津的发达程度相比, 河北省经济的发展明显落后, 三地内部经济差异较大。除此之外, 医疗卫生、教育文化, 社区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公共服务资源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存在的巨大差异, 同样使得优质的生产要素涌向京津, 从而使得生产力得到全面大力发展, 河北省缺少与京津两市协同发展的动力, 动力不足, 信心不足, 发展后劲不足, 京津冀内部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发展措施
实现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 提高其协同发展程度和互助的水平, 进而使三地实现和谐完美发展, 从而使三地发展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都市群, 应做到如下几点:
(一) 建立健全地区合作的合理分工
保持京津冀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就是建立健全合理的分工体系, 这也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当前现实出发, 三个地域在一定水平上存在着产业结构相同的现象, 但三地自身以及内部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北京是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其经济实力更是十分强大, 此后应加强对服务业的发展, 不断追求高品质, 创造高端服务业。天津的工业实力较强, 应将发展重心放在制造业上, 尤其是高端制造业。河北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应主要侧重于发展高端农业, 同时着手普通制造业和较低端的服务业, 当然, 对于河北一些经济实力较为优越的城市可以设计一些较为高端的领域, 从而进一步带动整个河北经济的发展。
(二) 增强河北自身发展实力
不可否认, 河北自身实力相对薄弱, 从而导致了其在合作、谈判等博弈中往往处于劣势。因此河北应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转型, 将劣势降至最低, 甚至成为优势, 转型是这样的: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为核心,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全面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 带动加快解决城乡矛盾能力, 提高科学技术为突破口创新, 推动产业升级竞争力, 降低能耗, 减少排放, 从而使向高端化和品牌化的行业, 充分利用京津的优势和环渤海优势, 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的质量, 瞄准国际市场,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通过一系列措施, 河北不断壮大自己能力, 争取后来居上。
(三) 保障制度实施到位
京津冀协同发展 篇5
研究
2014年2月26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谈到2014年重点工作时,提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随着政策的出台,京津冀区域已经成为备受瞩目的地区。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概述
回顾历史,对于京津冀区域的发展战略规划由来已久。由最初的环渤海地区15个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环渤海地区市长联席会;到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召集京津冀三省份发改委部门,在廊坊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的“廊坊共识”;再到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和当今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的战略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习近平曾指出,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推进京津双城联动发展,要加快破解双城联动发展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区域一体原则,以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作为优先领域,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合作重点,把合作发展的功夫主要下在联动上,努力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河北带来的机遇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是最大的受益者。从现实看,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有利于承接首都的功能疏解,把河北的基础设施建设得更完善,使服务体系更健全,促进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特别是高
端制造业,进而加快我省的转型升级步伐,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有利于在京津冀城市布局调整中,把握这一区域城市群发展的大势,加快建设一批生态环境好、商务成本低、生活质量优的城市,提高河北城镇化水平;有利于在京津的辐射带动下,更好地消除城乡差距,特别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改变首都周边塌陷、落差过大的局面;有利于借助国家支持和三方力量,统筹抓好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作。
周本顺也强调,河北省一定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格局谋划推动工作。中央做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部署,对河北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深远的,为我们谋划推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发展理念上看,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树立全局思维,各个方面都必须着眼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从发展定位上看,我们要根据京津特别是首都的发展方向,来研究和确定河北的发展定位,包括产业布局、城镇布局、基础建设、生态建设、社会事业等,实现错位发展、协同发展、融合发展、一体发展。从发展方式上看,必须坚持走绿色崛起,改变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的传统产业格局,构建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现代产业新体系。从发展条件上看,我们既要在生态环境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又要在发展环境上有更大突破。
与国内率先发展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及其环渤海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一直显得滞后。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北也一直在研究谋划如何借助“两环”特别是京津发展自己,虽有突破,也收到一定成效,但环京津这一区位优势总体上发挥并不充分。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发展时机与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不明晰,无疑是其中重要因素。而今,人们意识到,随着中央层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河北迎来了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大势未到时,事倍功半;大势已来到,事半功倍。
专家坦言,河北省是否积极作为将会是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效果的关键所在。作为京津冀战略展开的腹地,未来我省尤其是县城,在生态建设、城市建设、交通建设等方面承担的任务更多、更重。比如一些位置优越、但又处于京津生态涵养地的地区,就要按照一定强度要求控制开发。此外还需要在淘汰落后产能、限制项目上马、建设食品供应基地和交易市场、维护稳定等方面做大量工作。
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可以说,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对于河北省来说,是时代所需、大势所趋。河北省县域全部财政收入占全省近50%,县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的63%,县域GDP占全省的近70%,县域总人口占
全省的83%,全省县域总面积占全省的94%。但河北省县域经济占全省的面积、人口、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是依次递减的,河北省县域创造的经济总量和财富,与所占面积和拥有的人口不成正比,反映出县域经济拖了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是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短板。县域兴则全省兴,县域稳则全省稳,县域活则全省活。因此,本文重点就县域的城镇建设、生态建设、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四个方面的发展进行分析。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河北省县域发展对策
对于一个区域的规划是根据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对一定地区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进行总体部署(包括区际和区内)。本文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中重点提到的城镇布局、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四个方面对河北省的县域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一)城镇建设布局
城镇布局是对于城镇建设的有关项目进行的综合部署和合理安排。它包括县城范围内的工业布局、农业布局、交通运输布局、商业以及文化建设布局,还涉及城镇功能分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河北省的城镇布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就显得格外重要,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指引,而且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随着京津冀总体规划的出台,河北省各城市乃至各县域都会出台具体相关的规划。
首先,明确县域发展定位。各县城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尤其是处于围绕京津地区的一些县市,包括环首都经济圈范围内的河北省的14个县市,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机遇,做好地区的发展定位来更好的促进地区的发展。
其次,根据县域发展定位制定行之有效的区域规划。可以根据地方特点重点发展旅游休闲度假基地、产业转移基地和生态农业基地等。
旅游休闲度假基地主要是充分挖掘地方的旅游资源优势,发挥旅游先导作用,树立旅游精品品牌,加快重点景区的建设和配套设施建设,延伸旅游半径,构建与周边的县市协调的旅游网络,快速提升旅游业的形象和影响力,同时也可以带动配套产业的发展。像保定的易县、满城、涞源等可以充分发挥地区的旅游资源优势。
产业转移基地要充分利用京津向河北产业转移的机遇,切实做好产业对接基地的水、点、路、通信等配套设施建设,构建产业转接平台,努力争取京津地区的产业转移,积极培育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扶持重点城镇的工业发展,把迎接外部产业转移培育成全县加快发展的主导动力,推动农村工业化进程。拥有地缘优势的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等地,还有拥有工业基础的唐山曹妃甸和邯郸地区的一些县区等,都应为产业转移做好准备。
生态农业基地重在提升传统产业层次,充分发挥生态农业优势,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以绿色农业基地建设和社会化服务平台构建为重点推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促进河北省传统农业向绿色经济农业、生态效益农业、观光休闲农业、现代精品农业等现代农业转型,利用先进实用技术和外部先进资源壮大提升改造农副产品加工等。
(二)产业布局
合理的产业布局,才能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为县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其中县域产业集聚区是作为产业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成为提升县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目前,河北省县域产业布局比较分散,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产业集聚区,虽然大部分县区会建立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等,但是并没有起到产业集聚效应。
首先,形成以政府推动、资源开发和大企业带动为主的产业集聚区。将政府推动作为河北省产业集聚区的主要方式,包括各级政府规划建立的各类开发区、园区等。资源开发型园区是各地利用当地资源发展而成的产业集聚区,主要包括当地的资源能源为特色的工业区。大企业带动的产业聚集区是依托于本地区的支柱产业而形成的产业集聚区,集聚区内的各产业可以与支柱产业提供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条,同时大企业又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和孵化效应形成产业的集聚区。
其次,打造特色产业品牌。河北省的许多县域都是劳动力密集区,很多都承担着生产加工的产业群体,但是无牌生产、贴牌生产在河北省县域加工产业范围较普遍,自有知名品牌少。贴牌加工造成了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空间小。长期贴牌的结果会导致对买主的过度依赖,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风险,一旦品牌商发生变化或者调整,企业缺乏风险规避机制。因此,要结合本地区的产业特色,打造品牌产业,同时努力做好品牌的向外推广,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再次,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含量。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河北省县域产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以低成本作为竞争优势。这些产业主要是以生产原料为主,科技含量低,装备水平落后,生产条件差,现代化企业较少。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注重县域产业的技术含量的提升。通过引
进和留住专业性人才,加大技术资金投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还要加强信息平台的建设,将企业的产品进行推广,同时可以进行网络交易等,信息平台会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为企业的发展拓宽了思路,也更能适应新的企业发展模式。
最后,突出县城建设中的文化产业特色。在河北省当前的众多县城建设中,大多是没有自己的品牌产业。因此在发展地区文化品牌产业时可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县域文化硬件与软件建设,营造县域文化品牌环境;二是举办文化节庆与拍摄影视作品,传播县域文化品牌形象;三是媒体投放广告,提升县域文化品牌知名度;四是发展旅游产业,注重县域文化品牌体验。
(三)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和地区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物质条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战略条件下,也是把基础设施作为先行措施,构建了环绕首都经济圈的“一环六放射二航五港”的交通一体化体系。因此,各县域也应该配合国家战略,做好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优质的基础设施可以为应接产业转移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首先,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统筹协调各类资源以及各方利益。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常是一项功在当年,利在后代的工程,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建设资金的筹措、统筹区域内有限的资源、协调相关方面的利益和建立健全基础设施管理制度。
由于政府资金有限,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投融资机制,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渠道,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主体和其他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的多元化供给模式。加大政府的财政投资力度,尤其是对农村范围内的民生工程的投入。积极引进银行机构的贷款等,最大程度的利用优惠政策为地区建设吸引资金。积极引入社会资金,采取公私合营制的投融资模式激活社会投资,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在适当的情况下引入专业的咨询团队为项目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可以以更优的程度完成任务。
其次,因地制宜的制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的规划也是一项涉及全社会、多领域、多环节的系统工程。河北省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落后,且和地方各届领导政策的变换有很大的关系,在京津冀背景下,要将农村和县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强地区的顶层设计,根据其具体的功能定位和地区的地势地貌特色,选择不同等级不同功能的设施,与城市发展相协调。
(四)环境建设
全力迎接京津冀协同发展这场大考 篇6
解决“大城市病”的根本出路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一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将着力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使之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对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开辟区域优化开发的崭新局面。在不远的将来,京津冀这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区域,将形成良性互动、一体发展、协调发展的全新格局,展示出更为雄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对接“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服务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更大贡献。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适应人民群众新期待、解决“大城市病”、实现北京可持续发展、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根本出路,是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升发展水平和城市品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的战略抉择,为北京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当前,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和“大城市病”问题,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高度关切,成为我们不能释怀的最大焦虑。究其原因,既有城市发展太快的客观因素,也确有我们认识不到位、解决矛盾的决心不够大的主观问题。比较而言,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和服务意识都是较强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有聚集资源求增长的路径依赖,尤其是一想到增速、就业、财政收入等现实问题,就自觉不自觉地对如何发挥首都优势促进北京发展考虑多了一点,而对怎样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首都功能的特定要求考虑少了一些,思想深处确实有求增长的情结和舍不得的纠结。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让我们思想豁然开朗、受到极大教育和鞭策。现在,中央加强顶层设计,作出了全面系统规划,提出了明确目标任务,从国家战略层面动员中央部门、部队单位和兄弟省市共同行动,给予重大政策支持,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北京市将坚定不移地把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全市工作的头等大事,以“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责任感、使命感,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新业绩,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疏解非首都功能要有“嫁女”的心态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
我们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力打好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场攻坚战。落实城市战略定位,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必须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先导和突破口。
一要坚持“控”与“疏”双管齐下。在“控”方面,要制定更加完善严格的产业限制目录和人口调控目标,坚决守住各类功能禁止和限制底线,严格控制新增人口;在“疏”方面,要遵循疏解规律,把握节奏,加强配合,协调好利益关系,使疏解工作有序有效。
二要坚持市场与政府两手用力。善于运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对市场的引导,完善面向市场的服务,对于列入疏解的项目,属地政府都要有“嫁女”的心态,积极为疏解创造便利条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对市场的调控和引导,形成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的治理体制和机制,使各项工作都能按照城市战略定位的要求来推进。
三要坚持疏解与提升同步推进。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实现北京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但不是我们解决城市发展管理问题的全部。在把功能和产业疏解出去的同时,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和支撑首都功能。围绕解决城市发展“短板”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强环境整治,消除安全隐患,完善服务配套,提升城市品位,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疏解与提升带来的好处,积极理解、支持、参与,共同做好疏解工作。市属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要在疏解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要拿出筹办北京奥运会、服务保障国庆60周年和APEC会议等重大活动的劲头,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不等不靠,主动对接,狠抓落实,全力以赴向前推进。
落实战略定位要“先布棋盘再落子”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和《规划纲要》,深刻阐述了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的重大课题,指明了北京工作的方向。我们要认真落实城市战略定位,进一步提高北京发展和管理水平。
一是服务保障能力要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要深刻认识北京各方面工作具有的代表性、指向性,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不断增强服务全国政治中心的功能,高水平履行好国际交往中心的职能,确保首都安全稳定,让城市更加宜居,让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更加便利。要把搞好服务体现在北京工作的各个方面,在服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实现北京自身的发展。
二是人口资源环境要与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始终立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首都可持续发展水平。《规划纲要》中明确了23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守住的底线。
三是城市布局要与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按照城市战略定位的要求做好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十三五”规划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调整等工作,切实做到“先布棋盘再落子”。积极探索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等“多规合一”。北京市要统筹研究,明确各区县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角色和定位,以及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中的任务和责任。要控制开发强度,提高发展质量,改善城市环境,强化服务管理。城市增长边界和生态红线划定后,要加快探索建立相应的保障和实施机制,决不能成为一条可以随意触碰的“虚线”。要聚焦通州,深化方案论证,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
四是经济发展要更好地服务城市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实质是深化结构调整和优化空间布局,实现新常态下更高水平的发展。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系,推动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全国科技创新高地,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发挥更大作用。切实抓好在北京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积极培育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做强“北京服务”品牌,实现服务业结构与功能的完善、品质与效益的提升,进一步强化城市服务保障能力,使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更加方便,使首都功能得到优化和提升。
五是在协同发展中落实好城市战略定位。协同发展是一部“协奏曲”。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协同意识和服务意识,完善工作制度,制定实施方案,主动融入到区域协同发展之中,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凡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工作,都要主动去做、尽心尽力去做,在协同联动中确保目标实现。当前,要聚焦推进交通一体化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产业升级转移三大重点领域,力争率先取得突破。首都聚集着大量的优质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仅是北京的,更是属于全国的。必须最大限度发挥好这些优质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服务全国、服务周边的发展,实现区域良性互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场重大深刻的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缺乏现成经验,必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攻坚克难过程,也是一场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大考”。我们要增强必胜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标不罢休,坚决完成好中央的部署要求,努力开创首都北京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全市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难事,更是必须共同完成好的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充满机遇挑战的系统工程和深刻变革,需要全市上下长期不懈的努力。完成好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任务,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坚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确保工作有序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机遇 篇7
京津冀创造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11%,但其仅占全国面积的2.3%,拥有的人口仅为全国的8%。同时京津冀地区由于科技创新的巨大投入,所以科技力量很强大,科技研发水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由此也吸引了许多精英型的人才。在上世纪80年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念首次提出;在2004年,京津冀达成“廊坊共识”;之后,“十一五”、“十二五”等规划中也提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中关村与京津冀签署了6个战略合作协议,这占中关村所有签署协议的11.32%。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挑战
从区域协同发展角度来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以下挑战:
1. 产业结构不易形成产业互动
本文首先研究产业结构方面。在2013年,北京的经济达到“后工业化阶段”,此时,它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降低,第三产业比重甚至达到了76.9%。北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服务业为主的超级大都市。在2013年,天津的经济达到“工业化高级阶段”,此时,二产比三产比重略高,其发展由二产和三产协同带动。在2013年,河北的经济达到“工业化中级阶段”,此时,其二产所占比重较大,为52.2%,而三产仅占35.5%。
其次分析产业链条方面。北京突出的产业均处于产业链顶端,集中表现在现代服务业、科技等方面;天津的经济处于过渡期,正由炼钢、化工等较为传统的制造业向电子传媒、金融创新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过度中,其处于产业链中端;河北除极个别的地区外,优势产业主要集中体现在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上,且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京津冀间产业的相互依赖性和上下游的关联性较少,因此不易形成产业间的互动。
2. 三地的内部发展差距大,促使要素单向流动
京津冀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在京津冀间,存在着发达的京、津两市和相对贫穷落后的河北省。93213元为北京市2013年的人均GDP,同时,99607元为天津市2013年的人均GDP,在2013年,均超过了15000美元,参照世界银行标准,北京、天津均达到了富裕国家的水平。而河北省,2013年的人均GDP仅为38716元,低于全国人均GDP平均水平41908元,它仅为北京的41.5%及天津的38.9%。在北京及天津的城市内部,非均衡发展态势依然很明显。以北京为例,2013年,北京已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500.56亿元,其中朝阳区、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4区的产值总和为12195.56亿元,这占北京总产值的62.54%,而4区面积才占到总面积的5.98%,其中,最大产值的朝阳区是最低产值延庆县的42.97倍,从单位国土面积产值方面来研究,最高产值的西城区是最低产值的延庆县的1330倍。
3. 三地罕有协同治理机制,造成了“三者共输”
大约30年前,李瑞环是当时的天津市长,他首次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案”,当时的方法是成立由环渤海地区的15个城市共同发起的市长联席会。至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一直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但是由于多种不利因素的冲击,1992年后,三地间协作和组织力量变弱。2004年2月,三地达成“廊坊共识”.2004年11月,虽然三地都市圈区域规划方案有国发委提出并正式启动,但是由于三地存在协调困难、利益分割等问题,该方案仍未实施。近些年,虽然三地也签订了一些协同治理方案,但是务实项目合作跟进非常少,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
1. 注意寻求空间一体化趋势
在投资以地方为主、国家为辅的城市扩张模式下,以首都第二机场为核心的区域以及京津之间的腹地,基础设施改善的速度最快,也最有可能成为一体化发展的经济核心地带,位于这一发展带内的北京房山、大兴、通州,河北廊坊、保定北部地区、天津的宝坻和武清等,空间一体化的进程会比较快。
2. 注重识别京津冀与北京市的差别化发展的趋势
因为京津冀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城市想搞追赶战略,想能够跟上第一梯队,不能够期望复制北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找到北京市没有的东西。比如远离北京的秦皇岛环境很好,这可能就是一种优势,差别化发展是河北省的更多的城市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3. 关注首都升级转型带来的服务外包机会
京津冀城市群的长远发展,还依赖于北京这样一个最核心的城市能不能成功的升级转型,在他升级转型过程中,周边城市能不能以服务外包的方式,承接北京的一些经济发展的职能,这是一种地区间经济关系进一步协调的一种方式,而不要想单纯地做转移北京的项目或企业。
摘要:本文首先写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其次写了协同发展进程中的挑战,最后写了协同发展的机遇。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机遇
参考文献
[1]赵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2014(12).
[2]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问题浅析 篇8
关键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1 产业协同发展基本概念
产业协同发展主要是指子系统之间的互相作用形成了整个系统的整体行为,其起源于哈肯协同理论,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其整体行为不是子系统简单的叠加,而是产业间的协同分工,从而形成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是多个产业或者是多个子产业在发展中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是一种结构有序的过程,主要解决好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要始终认清协同发展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实现协同共赢,对于京津冀地区产业来说,就是实现地区经济健康发展,环境生态保护好。
2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实问题。虽然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有一些示范成果,但与其他几个经济发展圈相比较,还存在几个现实矛盾:一是行政匹配问题,北京、天津为直辖市,主要领导一般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北的主要领导为正省级,权力的不同导致河北的发展始终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这个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再怎么整合也很难成功,达到共赢,这就需要国家更高层面的统筹。
二是市场方面的问题。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不管是人才资源还是科技资源、人均收入等等与河北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要深刻的认识到北京和天津的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城市病”,缺水、缺电等基本矛盾凸显,河北作为环京津有一定的地理优势,可以作为京津的产业转移基地,但受行政级别、人才流动和项目阻隔的影响,一些必备的市场要素很难在大区域之间流动起来,这一点与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都有较大的不同。
三是生态方面的问题。北京天津的生态改善一定程度上需要河北的大力支持,甚至是经济发展的牺牲,但面对着河北本来就不发达的经济现状,面对着产业结构的转移,河北肯定无力承受北京天津施加的生态压力,导致河北根本无法履行生态责任。
四是文化方面的问题,长三角和环渤海湾的经济发展有着较好的市场经济文化作为支撑,而且各地区的文化基本趋同,但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主流文化是官场文化和行政文化,虽然在发展上,该地区可以比其他地区更好的享受到政策的照顾,但实事求是得讲,其内部的经济发展没有得到有效的融合,区域经济没有完全形成。实践证明,没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没有国家的强势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很难落地见效。
3 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具体举措
一要注重环境保护。随着发展理念的改变,很多地区的发展已经不唯GDP指标,但这一点观点在京津冀地区流毒还比较深,一些地方甚至将环境保护部门定位为次要从属部门,未来的产业转移必须要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对于诸如水泥、钢铁、玻璃等产业必须实施强制性转型,让市场自行调节产能和质量,合理引导区域人口流动。
二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就工业规模来说,北京远远不如河北和天津,但要看到的是北京的创新资源,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其带动能力不容小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发挥先进带动后进的作用,提升北京对天津、河北的辐射能力。目前主要的方法有两条:一个是实施政府主导下土地经济模式。该案例成功率很高,目前被广泛推广,就是财税、产值两地分成,在北京和河北交界处划出一块地块,搞成新兴产业园,双方积极性都很高。另一个是双方以工业园区的形式共建共管,比如说可以做大做强北京中关村这个牌子,在河北、天津等地建立分区,从而更好的引导其在天津河北的合理布局。
三要加大新兴产业试点示范。要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建立区域创新试点示范,对于诸如风能等新能源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很大,必须借助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相对配套,需求端支持较好的优势,先发实现发展优势,在创新科研方面,要积极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确保投资效率。一些企业就可以形成在北京设计研发,但在河北生产的分工协作。
结束语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涉及的点多面广,需要全维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背景、存在瓶颈和具体举措,并统筹结合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方,共同推动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孙虎,乔标.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与建议[J].中国软科学,2015,07.
京津冀协同发展 篇9
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前区域总人口已超过1亿人, 面临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突出问题。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 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2013年5月13日, 习近平在天津调研时提出, 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双城记”。2013年8月9日, 习近平在北戴河研究河北发展时提出, 应着力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1月14日, 习近平对北京作了要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破解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重大问题的重要批示。2014年2月26日, 习近平全面深刻阐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
2014年4月11日, 张高丽主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会议。2014年6月8日, 张高丽主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提出三个率先, 即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转移对接三个领域率先突破。2014年7月8日, 张高丽主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会议, 研究了区域功能定位和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突破问题, 确定由徐匡迪牵头论证区域功能定位和三省市各自定位, 由王勇牵头三个率先突破工作方案, 由王沪宁牵头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2015年3月27日, 张高丽在天津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时进一步作出重要讲话。
2015年3月27日, 河北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会议, 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见》, 梳理出64项重点工作, 确定了40个重点承接合作平台。7月31日, 河北省与北京正式签署了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中关村河北科技园、张承地区生态环境、现代物流园区、市场一体化协议和交通一体化备忘录等“6+1”合作文件, 标志着我省与北京的合作进入全新的阶段。河北省目前正在加紧与天津共同起草关于教育、生态、交通一体化 (含港口) 、产业园区、市场一体化等5个合作文件。
6月28日至29日,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王安顺率领的北京代表团到唐山和曹妃甸进行考察, 京冀两地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框架协议正式签署。北京市提出, 京冀共同努力把曹妃甸打造成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示范区, 在曹妃甸形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使曹妃甸产业园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唐山市城市发展对策
国家启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唐山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唐山市在未来发展中更应紧抓机遇、全面发展。
(一) 政治领域
1、建立一个平等对话、开放的高层峰会机制, 设置京津冀政府协调机制的最高决策机构“京津冀行政首长联系委员会”, 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今年刚刚出台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方案》中, 习近平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 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 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 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在这个原则下, 应该建立以北京为资源配置中心, 以天津为制造业基地, 以河北省为产业链上游和下游配套的分工格局。由于产业链布局涉及地方税收利益, 合理进行财政税收安排就是一个重要议题。这方面, 北京应该有所牺牲, 河北能够增加更多收益, 天津可以获得更多工业项目。唐山市作为河北省的重要城市, 应该根据区域发展规划准确定位城市功能。
2、打破行政区划限制, 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要素自由流动机制。这一条在区域发展中至关重要, 其中户口限制问题恐难以破题。鉴于北京市人口过于集中, 北京不可能放开人口限制, 现在千方百计将外来人口引导到河北。最近北京清除了大量城市违章建筑, 实际减少了外来人口生存空间, 目的就是减少流动人口。天津市人口压力虽没有北京大, 但天津近来已经开始取消“蓝印户口”, 避免人口急剧膨胀。因此, 从人的自由流动看, 工作地点可以选择, 但户口问题仍无法有突破。唯一的可能性是河北省内放开户口, 一方面促进省内人口流动, 同时将渴望入户北京的外来人口消化到河北。而唐山市应凭借毗邻北京、天津的优势, 吸收更多的流动人口。
(二) 经济领域。
作为京津腹地, 河北省想要取得更长足的发展, 单靠自身难度很大。因此, 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在北京、天津现有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实现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对接是必然的选择。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只有布局合理、分工协作, 形成各自的优势主导产业, 才能实现合作共赢。总体来看, 河北省各城市的科研力量不如京津雄厚, 但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擅长的工业制造业领域, 这种差异性为京津冀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基础。
唐山市最重要的特色产业就是钢铁业。唐山市的钢铁企业数量庞大, 规模较大的钢铁企业就有上百家, 例如大型国有企业唐钢、唐山国丰钢铁公司、半壁店钢铁公司、津西钢铁公司等。在钢铁产业发展方面, 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加快钢铁企业的整合重组, 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打造国内一流的钢铁产业基地。除此之外, 唐山的特色产业还有机车制造业和陶瓷业, 这两个行业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北车集团唐山机车车辆厂的前身要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 陶瓷业更是从明代永乐年间兴起。唐山市在发展过程中要力求将这两个产业发展成为自身的优势产业。再有, 唐山市有两大港口——京唐港和曹妃甸港, 这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良好契机。京唐港位于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 是大北京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确定的沿海重要港口, 而曹妃甸港也已被国家列入渤海湾地区的港口规划中。在物流业的发展方面, 唐山可以和天津进行广泛深入地合作, 在港口的发展规划上实现错位发展, 天津主要集中在集装箱运输和散货运输, 唐山港应主要发展能源、原材料的大宗货物运输, 如煤炭、铁矿石、天然气、原油等, 这样也符合唐山钢铁业发展的需要。
(三) 文化领域。
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资源丰厚, 三地可各自优势, 定期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也可依托各地特点鲜明的文化资源开展旅游业, 建立旅游合作网络。
作为环渤海重要的重工业城市, 唐山又有着极为丰富的工业旅游资源。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 曾经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矿井、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件卫生陶瓷、第一桶机制水泥、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 这些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唐山又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最具潜质的地方, 正在建设的曹妃甸深水大港、中国最大的高炉、10亿吨大油田、中国循环经济示范区、科学发展示范区, 这些又为唐山工业旅游的发展增添了时代气息。目前, 唐山市拥有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7处, 约占全国总量的2%、河北省的50%。唐山市应以此作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契机, 大力打造成为工业旅游城市。
(四) 社会领域
1、完善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 构筑一体化交通体系。当前, 京津冀地区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阻隔, 构筑一体化的交通体系, 在区域范围内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共建、共享与共赢。例如, 在港口建设方面, 京津冀地区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实现天津-曹妃甸港口的一体化。由于曹妃甸港与天津港在开发条件上有着很好的互补性, 所以它完全有条件成为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同时, 京津冀三方共同开发建设曹妃甸深水大港, 共同建设津冀临海产业带, 也将成为京津冀一体化的着力点。曹妃甸港口的建设更是唐山市政府的重要工程。
2、实现人才技术开发、应用一体化。京津冀各行政地区人事部门应该在制度层面上展开更广泛、更深入地合作, 促进人才开发一体化。同时, 京津冀应充分利用本地区丰厚的科技资源优势, 联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原创性技术的孵化与技术应用的推广方面, 提升本地区的产业技术能级, 以解决技术过分依赖国外的问题。唐山市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更是面临着严峻的任务, 需下更大的力气。
3、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建立统一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保障体系。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在社会公共服务力上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公共服务力水平低不仅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 也不利于引进外资, 影响城市的发展。尤其是河北省的各城市应加强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 完善教育医疗体系。在京津冀城市群内部, 要建立统一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保障体系, 共享优质教育医疗资源。
4、建立双方利益共享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做好生态协调。整治京津冀区域的生态环境, 尤其需要保护、开发及合理利用好土地和水资源。要通过各种渠道如政府投资和补贴、财政转移支付、组建区域联合建设与保护基金等实现地区间的利益补偿。对于该区域内部的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的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监督区、防风固沙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 建立省市级乃至国家级的生态功能保护区, 制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切实加强对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与保护的监督。唐山市作为河北省生态环境较差的城市, 其任务更加艰巨。我们期待以2016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为契机, 将唐山打造成为蓝天碧水的胜地。
参考文献
[1]常兴华.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SWOT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 2007.8.
京津冀协同发展 篇10
一、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存在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指出,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目前,京津冀三地特别是与京津相比,河北在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别,有些方面甚至呈现断崖式的差距。河北环京津还有很多贫困县和贫困人口,京津两地的人均生产总值是周边保定、张家口等城市的三倍以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水平差异更为突出。多年来公共服务水平的巨大差距改变了三地资源要素的自然流向,其中人才流动的困境最为严峻。北京、天津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人文教育环境和医疗保障环境,对河北的人才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引发了虹吸效应,导致河北高端人才不断地流失。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北京城六区、郊区、河北和环北京贫困带(河北近20%的贫困人口在张家口)。2014 年,河北人均GDP仅为北京的40%和天津的38%,人均财政收入分别只有北京、天津的1/6 和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北京的55%和50%,分别为天津的77%和60%;城镇化率为49.3%,比北京、天津分别低了37 个和34 个百分点;每千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执业医师数分别约为北京的1/3 和2/3;只有一所“211 工程”高等学校。
民建河北省委副主委、石家庄市政协副主席、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民建石家庄市委主委武义青指出,2014 年河北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北京的17.7%,天津的21.3%;即便考虑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因素的影响,河北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仅为北京的29.96%,天津的33.6%。在地域相连的同一地域内,京津冀人均公共财力和公共服务差距悬殊,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导致河北优质资源向京津流动,不利于人口、产业及城市功能在京津冀城市群内的合理布局,导致首都北京人口膨胀,天津城市人口较快增加,河北城市缺乏吸引力。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王延杰教授指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断崖式落差,是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直接原因在于京津冀之间的公共资源配制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其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京津冀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服务差距大。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服务标准看,北京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1.58 倍,天津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1.57 倍。从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看,北京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3.4 倍,天津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5.6 倍。(2)京津冀基本养老保险服务差距大。北京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6.7 倍,天津市是河北省平均水平的3.5 倍。京津冀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差距为1.64∶1.12∶1。(3) 京津冀卫生医疗服务差距大。2014 年京津冀三地每百万人口拥有三级医院数北京市是河北省的3.56 倍,天津市是河北省的3.2 倍;京津冀每千名常住人口执业医师人数分别为3.7 人、2.2人和2.1 人。同时,京津两市执业医师的业务水平、服务能力和卫生医疗服务也明显高于河北。(4)京津冀公共教育服务差距大。在人均公共教育支出方面,北京市是河北省的3.15 倍,天津市是河北省的2.99 倍。(5)京津冀公共交通服务差距大。2014 年,从每万人享有的公共交通服务里程情况看,京津冀每万人享有公交服务里程分别为9.46 公里、6.59 公里、3.52 公里,北京市人均公共交通服务里程是河北省的2.69倍,天津市人均公共交通服务里程是河北省的1.87倍。(6)京津冀环境保护服务差距大。2014 年,北京市人均环境保护投入是河北省的9.59 倍,天津市人均环境保护投入是河北省的3.5 倍。
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赵建强教授则通过河北省万人阅览室、学生师生对比值、城市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厕所无害化普及率、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差异、基本医疗保险差异水平等方面对比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教育水平、环境、卫生服务等方面的差异。通过数据分析,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
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符国群提出每年落户北京的户籍指标约14 万左右,其中近60%由中央统筹,其余由北京市支配。这种主要由行政手段配置“户口资源”的模式,造成了诸多问题,如指标分配在央属单位与市属单位之间的不公,在民营与国有单位之间的不公,甚至在同一单位同一批次接受的应届大学生因学校身份的差别而造成不公。目前这种资源配置模式,还不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比如在外地工作一段时间的优秀大学生很难落户北京,而长期在外地做贡献的京籍人士,则不愿也不会放弃含金量较高的北京户籍。总之,这种主要根据单位级别或身份、通过多个主管部门“认可”分配户口指标的方式,不仅造成很多的不公平,从资源配置角度则很容易造成“错配”和次优配置。
石家庄经济学院会计系步淑段教授则通过北京户口承载的福利角度分析京津冀公共服务的差距。北京户口有八十多项福利。就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福利歧视统计分析,外来劳动力养老保险的享有比例低于本地劳动力60%,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享有比例比本地劳动力低37%和42%。这些差异除了劳动力个人特征的差异外,可能都来自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这种不平等体现在:一是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承载的利益不平等,农民进城后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城里人到农村难以合法购置土地和房产;二是北京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承载利益不平等,非户籍人口虽然也为北京市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但是取得北京户口难,享受北京同等待遇更难,而户籍居民却可以排他性地享受着附着在户籍上的诸多福利。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才和人力的自由迁移,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随心转移。而这种户籍附着的福利成为自由迁徙的最大牵绊或动力。
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管理处处长武云秀认为:京津冀三地协同方面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政策规定不统一的问题。京津冀三地在卫生资源配置标准、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差异显著。二是卫生信息共享不畅的问题。卫生信息化总体滞后,业务管理多头运行、各自为阵。以新农合为例,北京市没有全市联网,无法与河北省对接。城镇职工、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收费系统各自为专网、结算困难。医疗机构间缺乏信息共享渠道,临床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以及医疗文书、医疗责任等不能有效互通。三是协同机制未确定的问题。统筹协调多地区、多部门、多行业的支持保障、管理运行、互动共赢登记制亟待建立健全。四是医疗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河北省医疗服务价格与国家2012 版规范大体接近,但远低于京津现行标准。五是医疗水平差距悬殊的问题。河北省医疗卫生资源总量、服务能力等整体发展水平与京津两地差距较大。
此外,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实验中心张瑞峰教授和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创新中心田学斌主任分别从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支出对比了河北与北京、天津在教育方面的主要差距。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韩来权从秦皇岛分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在教育信息化方面存在的差距。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盖跟路处长从医疗、工商、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角度分析了京津冀在保险方面存在的差距;中商华夏物产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红艳也从河北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特别是科技资源的短缺角度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上存在的差异,并特别指出建设宜居城市群、提高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只是解决了居民在河北省各市居民的意愿问题,能否在河北省各市就业才是留住高科技人员和高级技工的关键。
二、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指出整个京津冀公共服务差距很大,但是税收收入的差距比经济发展的差距还大。原因是税收与税源不一致。所以,应该把税收与税源的一致性的问题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制度环境来研究。
王延杰也指出京津冀之间公共资源配制失衡是导致京津冀公共服务差距的直接原因。京津冀之间公共资源配制失衡,主要表现在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力资源配制非均衡、人力资源配制非均衡与物力资源配置非均衡等方面。其次,京津冀公共服务差距根源是我国平衡公共资源配制的体制调控能力不足。根源与我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存在的鼓励竞争、忽视合作,注重激励、轻视帮扶问题是分不开的。这种效率导向型的体制减弱了其缩小区域人均公共财力差距的调控能力,降低了其促进公共资源配制均衡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功能。另外,在竞争导向型的财税体制下,京津冀之间对财源和财税利益的扭曲化的不平等竞争,是造成京津冀区域内“两强一弱”局面的根源。最后,不合理的跨区域投资税收分配机制还在拉大京津冀财政差距。
步淑段分析了户籍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巨大差距,是由于历史上政策倾斜的习惯性依赖和户籍附加福利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地位,京津户口特权价值和福利价值并不是只有京津居民勤劳所创造,而是历史原因和政府强制力限制而形成,因而就不能被京津户籍人口所独占,应该与所有在京津工作并纳税的人公平分享。
张瑞峰分析了京津冀地区教育差距存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河北省公共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总量不足,河北省与京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更是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基础教育公共财政区域投入失衡,我国基础教育公共财政投入量呈现明显的省际间失衡状态。(3)基础教育财权事权不对称问题,在财力分配的全国性财权事权不对称的宏观背景下,河北省同样存在教育财权事权不对称问题。与京津相比,无论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还是高中阶段教育的生均教育经费,河北省明显低于京津。(4)基础教育经费使用不规范。
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洪斌则从影响现阶段曹妃甸新区人才聚集的主要障碍分析出发,将影响人才发展的因素归纳为三方面:区域配套设施建设尚未完善,服务保障软环境也不健全;产业聚集水平有待提高,人才资源供需总体不平衡;人才聚集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力量,特色组织文化体系尚未形成。
三、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河北省政协财经委曹迎春认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人才一体化发展新格局,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 推动建立统一的人才市场和人才交流平台。近年来京津冀之间不断签署人才合作协议、联合举办区域人才交流会,但“重形式、轻机制”、“重竞争、轻合作”、“重个体、轻整体”的弊端仍然存在。(2)建立“京津冀人才帮扶计划”。从“输血”和“造血”两方面入手解决问题。(3)借助“创业孵化器”平台推动人才流动。新一轮的创业将集中于“互联网+”领域,这是个没有疆域限制的领域,在北京或是在河北都处于一个起点之上。河北拥有创业成本低廉的优势,如果有完备的“创业孵化器”平台和外部环境,依托京津冀区域优势、在河北创业,将是创业者最优的选择。同时河北具有后发优势、创业空间巨大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河北省迄今为止已经推出一系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初步打造了良好的“创业孵化器”的发展环境。(4)借助高端企业带动人才转移。京津冀可以借助政策布局发力,携手打造中国的“大硅谷”高科技创新经济圈,把国外的高科技产业引进京津冀,然后三区再根据具体的定位,实现国际高端人才的转移落地,同时进行相关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实现人才发展的良性循环。(5)打造良好“软环境”,留住人才、用好人才。除了吸引人才外,还要着力解决人才流动的后续问题,重点解决高技术人才的后顾之忧,比如户口、社保、子女就学等问题。应力争实现京津冀医疗资源共享、实现三地教育资源共享、实现三地基础保障接轨互通,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
张宏斌认为曹妃甸人才一体化加快人才聚集的基本方针应是明确政府的辅助支撑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尽快解决曹妃甸新区人才聚集过程中的问题。具体措施如下:(1) 针对区域层面的问题,重点可从完善区域基础设施环境和优化区域人才服务软环境两方面着手,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吸引外部人才和组织入驻。(2)针对产业层面的问题,重点可从发展核心产业和建设区域特色人才市场两方面着手,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不断提升市场的主导地位。(3)针对组织层面的问题,重点可从改变政府角色定位和创新曹妃甸人才制度体系两方面方面着手,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适时调整政府行政力量。
北京市元正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周明刚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律师服务业的对策建议。他分别从产业政策与区域环境、产业规模与产业比重、政府职能与法律消费、专业支持与经济秩序、法律服务与社区建设、法制理念与执业环境、市场主体与市场规范、积极造势与品牌塑造等八个方面提出了提高律师服务业的市场化程度和集约化规模、推进律师服务业的产业化进程,促进律师服务业京津冀地区协同一体化的建议。
(二)实现医疗卫生优质资源共享
武云秀指出,推进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改革和浩繁的系统工程,对于阻碍协同发展存在的特殊矛盾和特殊问题,要明确原则,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1. 协同发展需要坚持的原则。(1)强化协调发展,优化机制形成合力。(2)立足自身发展,固本强基提升能力。(3)注重借势发展,吸附承载挖掘潜力。(4)突出特色发展,优势互补增强活力。
2. 协同化中需要抓住的重要环节。(1)坚持规划引领与结构调整相结合,推进资源合理布局。在贯彻落实国家统一规划、京津“6+1”合作文件、津冀协同发展五项协议和三地医疗卫生协同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实施卫生资源配置标准、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结合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以京津为聚集区的医疗资源布局优化,建立区域医疗中心,搭建功能承接和吸附平台。同时,结合各地区域位置特点,合理划分功能区域功能界定,搭建医疗卫生功能承接平台。
(2)坚持服务京津与发展河北相结合,打造互利共赢格局。继续深入组织落实原卫生部与河北省政府《关于共同促进河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框架协议》以及京冀《卫生合作框架协议》,努力推进合作事项拓展、合作项目延伸和体制机制深化。积极推进省直医疗单位与京津大型医院深化全方位合作。根据河北省三级医院学科及专业优势和实际需要,对合作项目进行统筹,争取国家和京津卫生计生部门的大力支持。促进三地在设立分院、组建联合体和项目共建、技术协作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范围。
(3)坚持整体谋划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承接京津医疗功能。抓好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打造一批具有河北省特色品牌的重点临床专科。加强人才培养,以医学拔尖人才培养和医学骨干储备为着力点,切实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阶梯储备。同时,强化转诊病种分析,增强功能疏解针对性,将全省三级医院和环京二级医院转诊前10 个病种作为发展的重点,每个病种确定三家以上医疗机构作为特色专科的打造基地,依托京津技术支持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有针对性地就地消化转诊京津人数。以京张联合申办2022 年冬奥会为契机,紧抓合作共建机遇,探索合作新模式,进一步承接力度,全面提升奥运医疗保障能力,推动京津区域医疗卫生的共同发展。
(4)坚持长远布局与项目先行相结合,提升整体医疗水平。一是着眼长远,编制实施《河北省医疗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发展纲要(2016—2020)》,以及卫生计生服务体系项目库,统筹人口流动性加大、老龄化加速、疾病谱变化等社会问题,引导医疗服务体系均等化、多元化、立体化发展;积极推进卫生信息共同互通,以医疗卫生信息共享、远程会诊、医疗设备共享、一体化预约和诊疗服务为重点,推进京津冀三地医疗卫生信息共享,促进京津冀区域内医疗技术交流和合作。二是立足当前,实施项目突破,抓紧与京津协商确定一批新的合作项目,重点推进燕达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合作,涿州市医院与解放军301 医院共建保障基地等重点项目,以点带面整体推进;进一步加强吸附机制建设,尽快完善省内分级诊疗制度、京津冀区域间疑难重症会诊等制度,引导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努力减压转诊京津患者数量。
3. 具体措施。(1)进一步强化沟通,尽快搞好规划和政策的对接。加强组织保障,成立京津冀三地医疗卫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及工作组协调协同发展事宜。三地按照国家整体规划,强化与对口单位的协调和沟通,科学谋划区域医疗卫生功能布局,定期解决各项具体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合作项目,搭建医疗卫生功能承接平台,确保能够及时承接京津转移人群的看病就医需求,有效疏解京津医疗机构的医疗压力。(2)进一步创新驱动,优化协同发展环境。按照“有效对接、有力支撑、有益协同”的原则,深入研究合作办医、公共卫生、技术支持、规划对接等政策,尽快建立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政策框架体系。(3)进一步探索经验,不断打造京津医疗卫生合作新典范。
(三)加强京津冀地区教育资源合作
张瑞峰提出了京津冀义务教育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路径一:优化义务教育投资结构,提高投入的整体规模。路径二:规范政府间教育财政责任。路径三:构建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型,规范基础教育经费的管理和监督。要允许适度地区差距的存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差异、财政能力差异与公共服务部门差异的关系,转移支付模型的相对性和动态性。
马红艳在加强京津冀区域教育合作方面谈到了三点:一是在落实公共资源均等化的道路上,河北省(特别是省辖市)应起主导作用,主动联系北京、天津优质医疗、教育、科技资源,通过各种形式引进和本地的相对应机构有机结合。二是改革观念,创新理念。要尽可能多的将北京、天津的优质名校在河北省设立分校。在引进时可以遵循“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基本原则,不要计较资产归属,让这些北京、天津名校落地河北,缓解异地择校等问题,使河北省的孩子们可以在河北省境内就可以享受到同北京、天津的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样,让北京的优质医疗资源落地河北,让河北居民可以在本地享受同北京同样的医疗水平,不仅诊断,手术都可以请北京总院的专家来河北做。三是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在医疗、教育、科技等方面可以联合北京、天津的优质医院、学校、科研单位,采用录制课件、远程视频授课、视频看病、会诊、科技人员通过远程视频交流等多种方式,以北京、天津的医院、学校、科研单位为主体,河北省当地为辅助完成。建议选择北京某所教育名校录制课件,与此对应的要在河北某校设立实验班,从招生入学开始到课程安排设计均按照北京学校的要求,相当于把北京的一个班“copy”在河北的一个学校里,由河北学校老师任助教。
王延杰也提出要探索推进公共教育服务一体化。目前,北京市八一学校设立了保定分校。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对口帮扶河北省康保县基础教育,创办了“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分校”。今后,应继续探索京津冀公共教育服务的对口帮扶合作范围,完善京津冀公共教育服务合作机制,特别是借助京津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通过开设网络课堂教育等多种形式,丰富河北省落后地区的公共教育内容,提升落后地区公共教育质量和公共教育服务水平。
(四)实现医疗保险协同发展
盖根路根据养老医疗保险的改革方向,提出了以下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一是互相认同各地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三地应当同步修订并统一政策,或是同时进行统筹基金补偿性转移,比如统一转移统筹基金缴费的40%~60%。二是医疗费用支付管理服务协同。三地需要实现定点医疗机构互认,异地就医协查,推进异地就医结算,适应并服务于老龄化社会异地养老的大趋势。三是可以建立异地工伤协查制度,节省事务费用。建议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沟通协调的联系机制;建立月度转移资金清算制度。在参保人权益(养老、医疗保险)转移接续的经办上,建议三地个人权益记录与基金转移操作分开,经办每一笔个人权益记录转移接续手续时,可暂不转移资金,月末三地分别计算当月转入与转出资金之差,即净转入或净转出额,核对无误后集中一次性转移资金,简化业务,提高效率。
(五)努力推动户籍制度福利均等化
符国群针对北京户籍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建议:(1)北京应抛弃把“年度京籍落户指标”与控制北京人口总量挂钩的不正确观念。(2)考虑到近800 万非京籍常住人口的需求,以及吸引适合北京需要的高端优秀人才到北京工作,建议在保持或适当压缩中央统筹指标的同时,较大幅度增加北京市支配的名额。(3)改变现有户籍指标配置方式,引进竞争与激励机制,让那些能够达到政府事先设定“标准”的优秀与专门人才落户北京,而不是像现在由政府的某些机构根据不同单位的性质或级别来分配名额和“认定”谁有资格落户北京。(4)参照上海、深圳等地经验,结合北京特点,制定北京居住证积分制度并尽快推出。
步淑段提出若干改革户籍福利不平等的对策:(1)从中小城镇开始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实现户口一元化,拉平城乡居民各种福利待遇,实现福利供给的普惠制。京津的集聚经济效应越来越小于拥挤效应,学者研究发现最优城市规模应该在100 万人到400 万人,为达到或超过这一区间都将陷入低效率。我国100 万人至400 万人这一经济效益最优区间的城市数量明显不足。所以户籍制度改革顺序应该从改革河北省中小城镇开始,在逐步过渡到河北省大城市和北京、天津。(2)提高河北省自身非户籍福利。通过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和财政支持,加大京津周围的河北省中小城镇和美丽乡村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投资,实现公共设施的全覆盖,丰富中小城市文体娱乐活动内容,改善中小城市生态环境,在空气质量、饮水食品安全和宜居宜业上下大力气,鼓励各类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中小城镇安营扎寨,吸引京津居民和农村居民到河北省中小城镇安居乐业,构建京津和河北省中小城市产品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居民在京津冀任何地方购房居住,都可以享受当地所有福利。(3)依靠市场化改革把户籍福利逐步转化为非户籍福利。只要外来人口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收入,就应该赋予他们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与城市原著居民子女同等的机会和权力。逐步向外人口开放城市各种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比如中央转移支付不要再按照户籍所在地拨付而要按照流动人口常住地和工作地拨付,以解决支付投向和人口流向不一致问题。政府改变补贴教育的方式,由补贴学校与老师改为通过学券的方式补贴学生,可以向流动人口发放义务教育券和公共卫生服务券,带到流向地政府。也可以实行京津冀三地流动人口积分入学、积分高考、积分医保等过度措施,最后实现京津冀三地积分互认。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之一。但是河北省在社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层次上与京津地区差异明显,有些方面甚至呈现“断崖式”的差距。从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入手,分析“断崖式”差距形成的原因,并从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实现医疗卫生优质资源共享、缩小河北与京津地区教育资源差距、推进户籍附加福利均等化等方面提出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 篇11
一、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历史重任,也是政治担当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根植于时代要求、着眼于宏伟目标、来源于实践探索的重大国家战略,天津参与其中、服务其中、受益其中。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元为宗为纲,从讲政治的高度、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的国家大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深谋远虑,着眼全国发展大局,提出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铺路筑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三地冠名,主题明确、范围明确、责任明确,意义非凡。2013年5月14日至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视察工作时,要求京津两地共同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双城记”。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全面深刻阐述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推进思路和重点任务,提出了“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京津冀的功能定位、协同发展目标、空间布局、重点领域和重大措施,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和基本遵循。这一战略,始于一域、意在全局,既解近忧、更谋长远,既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的关键一招,也是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推进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制胜一招,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落一子而全盘活的大思路、大谋划、大战略。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天津发展的大机遇
京津冀协同发展给天津带来了重要的历史性窗口期,是历史性惠顾,是最大的政治动力、发展资源,得之如宝、失之不再。这个窗口期不仅是“规模的窗口期”,更是“质量的窗口期”,是积聚创新动能、加快转型升级、壮大实体经济的窗口期,是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开放层次、激发发展活力的窗口期,是完善城市功能、发挥联动优势、更好服务大局的窗口期。抓住这一窗口期,对于提高天津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主动权,增强城市的承载力、辐射力和带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天津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节点、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毗邻北京,是北京之卫、首都之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战略地位特殊、角色重要。我们必须百倍珍惜,紧紧抓住,用足用好,不负中央的期望,不负历史的机遇,不负天津人民的期盼。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大担当
大事见担当,要事显忠诚。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我们的政治担当,必须坚定不移、执着笃行;是我们的职责担当,必须担任不误、担难不怯;是我们的能力担当,必须提能竞进、善做善成;是我们的资格担当,必须创新理念、找准定位。能不能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是对我们是否讲政治,是否把“四个意识”落到实处的重要检验。“高度一致”、“忠诚大德”、“看齐行动”,都要在这方面去衡量、去检验。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战略贯彻不力、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执行不力,何谈讲政治?讲政治,就要把天津发展放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去谋划、去推动,要敢舍得、勇付出,这是应为的大担当,也是我们应当具有的政治品格。
二、落实新理念,追求新境界
五大发展理念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更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指挥棒”和“红绿灯”。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协同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推动发展格局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空间拓展、发展环境改善,奋力开拓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境界。
(一)唱响“双城记”
京津双城联动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起势之戏、重头之戏。演绎好这部大戏,要按照功能定位,扮好角色,积极向北京这个中心靠拢,依靠北京、配合北京、服务北京,主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但求所为”;持续深化各领域对接合作,全方位拓展广度和深度,放大同城效应,共同发挥双引擎的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要按照“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格局,聚焦京津发展主轴发力,推动产业要素沿轴向聚集,演绎好北京城区、河北廊坊与天津城区、滨海新区、武清区等“一轴多城”大戏;主动服务河北转型发展,加强与石家庄、唐山、保定等城市的交流合作,强化对口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发展“飞地”经济,以轴串点,以点带面,把“双城记”演绎成“三城记”、“多城记”,构建辐射全国的经济带和环首都经济圈,形成多点支撑、轴带相映、竞相发展的新格局。
(二)增强“双动力”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一方面,发挥科技创新的引擎作用。着力抓好创新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系,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集成创新资源,输出创新能力,贯通产业链条,弥合发展差距;着力抓好创新资源对接,以“用”为导向、以“用”立业,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打通产学研用的“堵点”、消除科技创新的“孤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强化与首都创新资源对接、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让创新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着力抓好产业升级转型,正确处理“多”与“少”、“快”与“慢”、“量”与“质”的关系,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把重心放在改革上,按照“改革—结构性—供给侧”的顺序大力推进,竞争上游、上游竞争,以产业链条高端化为方向,进军顶端、发展顶尖、占领高端,做大做强高层级、高附加值业态,以高端产业聚集引领各类要素资源加速聚集,放弃中低端、高能耗、粗加工等低层次项目,加快实现极化效应。假如“用西服的料子做围裙”,既不对路,又浪费资源,必须走集约高效发展的路子。另一方面,发挥制度创新的发动机作用。如果说要素资源是燃油,那么体制机制创新就是发动机。改革,说到底是变,是转换,是超越,要以新应新、以变应变,以市场机制为坐标系,进一步深化改革,敢于调整原有的关系格局,冲破原有的秩序定势,打破原有的平衡态势,在不平衡中找寻发展的新动力,在“潮起潮落”中找寻发展的新机会。积极参与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完善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优化协同发展制度环境,加快协同发展动力转换,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企业活力、资金活力和人的活力。
(三)扩大“双开放”
对内开放的京津冀最具向心力,对外开放的京津冀最具竞争力。开放一定要到位,要敢开放、真开放、先开放、全开放,不断提升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天津自贸试验区的特色优势,也是职责所在。必须以制度创新为根本,以服务辐射为导向,对接世界经济贸易规则,深化投资和服务贸易便利化改革,在行政管理、通关物流、检验检疫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推动大通关,畅通大通道,持续推出服务开放新举措,推动制度创新成果率先向京冀地区复制延伸,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要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加快破除各种隐形壁垒,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跨区域对接对流,实现各类要素资源优化配置。要以高水平规划引领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交通、能源、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津冀港口非对称发展,做大做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底盘”。要用新的开放的理念营造好的投资环境,牢固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理念,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让投资者得到尊重和高效服务。要强化“人才引进是最有价值的引进”、“人才投入是效益最大的投入”、“人才开发是最具增长潜力的开发”的人才观,着力优化创新创业环境,让天津成为各类优秀人才心灵的港湾、创业圆梦的热土。
(四)坚守“双底线”
绿色发展是底色、是基调,民生保障是目标、是根本。要牢固树立生态环保和民生保障“双底线”思维,坚持把“绿色决定生死”理念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用“后现代”的视野推动发展,用“绿色系数”衡量发展成绩,促进生态型经济发展,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双赢之路;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联防联治,建立科学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夯实协同发展的生态保障。坚持把“民生决定目的”理念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把民生工作作为硬任务、硬要求,真心实意倾听群众诉求,切实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力推动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精准化,让群众共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争先锋、当猛将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央给我们下达的“军令状”,是一场必须打赢的“平津战役”。天津地图是一匹飞马,既要背靠北京,甘当“马前卒”,又要认清形势、发挥优势,敢于一马当先,争当先锋、勇当猛将。
军令如山,令必行、行必果。要把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部署和要求作为“总号令”,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作为“作战图”,把天津实施方案和专项方案融入京津冀总体布局,排出时间表、路线图,实行“挂图作战”,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必须以过硬战术支撑战略实施,把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大战略落实到一次次战役行动中,落实到一个个具体项目上,下苦功、用狠劲,落实、落实、再落实。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服从中央统一号令,加强与京冀协同作战,以抱团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彻底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举全市之力,上下同心,步调一致,众志成城。
练好内功,战之能胜。京津冀协同发展既是体制机制创新,也是发展方式创新;既是产业创新协同,也是空间布局协同;既要打造发展的硬环境,也要打造发展的软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有创新的理念,也要有过硬的本领;既要有吸纳运筹资源的能力,也要有称心贴心服务的能力;既要有单兵作战的能力,也要有协同作战的能力。归结到一点,就是用五大发展理念推动发展的能力。立新理念必须破“心中贼”,心底无私天地宽。心中有“贼”,有私心、私欲、私念,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义作祟,囿于局部利益,计较一时得失,理念思路就打不开,“桌子底下放风筝”、“田螺壳里摆道场”、“炕头上打把势”,既没高度、又没空间,既没出路、也没作为。我们必须在更新理念、开阔视野、放开胸怀、创新方法上下功夫,努力掌握和用好市场经济、区域发展、产业创新规律,不断提升运用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推动协同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做到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攻坚拔寨,打赢主动仗。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不能搞齐步走、平面推进,必须集中优势兵力,调动各种资源,打好攻坚战、歼灭战。我们要充分发挥党委政府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政治优势,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产业合理布局,主动错位发展,朝着顶层设计目标一起做。要瞄准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型等重点领域,用硬作风去啃硬骨头,敢打敢拼、雷厉风行、义无反顾,说到做到、知行合一。抓住一个“快”字,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先人一步、快人一招,该决策抓紧决策,该拍板赶紧拍板,急事急办,新事新办,特事特办,马上就办,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突出一个“抢”字,抢先机、抢主动,抢时间、抢进度,主动走出去,不当“坐商”,奔跑发展,拼出天津气势、天津速度、天津效益。
“多规合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篇1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最近一两年乃至今后很长时间的热词之一,尤其今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急剧升温。
京津冀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各方面存在的差距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京津冀三地共同面临的严重生态环境污染也是显而易见的。京津冀三地在生态保护、交通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既有共同的重大利益,也面临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仅靠其中某一个地方的力量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必须通过区域的协调合作加以整体谋划。然而,如何进行区域协调,则需要平衡各方面各领域,防止不同部门制定规划产生的冲突与矛盾,这就需要进行“多规合一”。
所谓“多规合一”是指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个规划的相互融合,融合到一张可以明确边界线的市县域图上,实现一个市县(区域)一本规划、一张蓝图,解决现有的这些规划自成体系、内容冲突、缺乏衔接协调等突出问题。而对于京津冀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把京津冀三地各自规划转变为共同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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