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区域（精选11篇）
京津冀区域 篇1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在这片土地上,曾演义了无数英雄故事。元明后这里成为中国政治中心,一条京杭运河更是将中国物流带入辉煌;而今环渤海的这片燕赵大地镶嵌着京津冀三颗明珠,已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带动中国发展的第三个经济发动机。
京津冀在历史上是一体,堪称我国北方的黄金地带,它是我国特大城市最集中、科技和教育最发达的城市群,对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龙头作用。
京津冀山水相连,血脉相通,区域经济大有可为,区域物流大有可为。本期“特别策划”就京津冀区域间合作,共同推进区域物流全面、协调发展,采写了一组文章,敬请读者关注。
京津冀区域 篇2
为推进京津冀保险市场一体化，促进京津冀保险业协同发展，制定了保险公司跨京津冀区域经营备案管理试点办法并将于2月1日起实施，下面是详细内容。
保险公司跨京津冀区域经营备案管理试点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京津冀保险市场一体化，促进京津冀保险业协同发展，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许可证管理办法》《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市场准入管理办法》和《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业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跨京津冀区域经营(以下简称跨区域经营)主体是指住所地在京津冀的保险公司总公司营业部或省级分公司。跨区域经营是指以上主体在其住所地以外的京津冀区域内经备案后开展保险业务的行为。
在京津冀省(市)均已设立省级分公司的保险公司，不得开展跨区域经营。在京津冀省(市)已设立两家省级分公司的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指定一家省级分公司开展跨区域经营。
第三条 保险公司跨区域经营，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统筹规划，协同发展;
(二)稳步推进，风险可控;
(三)规范流程，强化服务。
第四条 保险公司跨区域经营实行备案管理。
第五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跨区域经营业务的服务管理制度，建立咨询、投保、退保、理赔、查询、投诉处理的属地服务体系，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确保客户服务的高效便捷。
第六条 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跨区域经营行为实施监督管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跨区域经营的地域范围、险种范围等。
中国保监会在京津冀的派出机构在其授权范围内依法对保险公司跨区域经营的市场行为履行监管职责。
第二章 备案管理
第七条 保险公司跨区域经营，应当由保险公司总公司及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分支机构的总部向备案地保监局报送备案材料。
第八条 提出跨区域经营备案的保险公司总公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自身发展规划;
(二)上一年度及提交申请前连续两个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类别均不低于B类;
(三)上一年度及提交申请前连续两个季度偿付能力符合监管要求;
(四)内控健全，跨区域经营业务规范符合监管要求;
(五)最近两年内无受金融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的记录;
(六)不存在保险公司或者其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行为涉嫌重大违法犯罪，正在受到金融监管机构或者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情形;
(七)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开展跨区域经营的保险公司总公司营业部或省级分公司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开业满一年;
(二)已设置或指定专门的部门管理跨区域经营;
(三)最近两年内无受金融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的记录;
(四)不存在其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行为涉嫌重大违法犯罪，正在受到金融监管机构或者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的情形;
(五)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提出跨区域经营备案的保险公司总公司，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备案书;
(二)跨区域经营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包括但不限于跨区域经营的三年业务发展规划和市场分析、保险服务配套安排、投诉处理安排、风险管理举措、市场退出安排等;
(三)备案前连续两个季度的偿付能力报告和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偿付能力报告;
(四)最近两年内无受金融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以及不存在保险公司或者其高级管理人员因工作行为涉嫌重大违法犯罪，正在受到金融监管机构或者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情形的声明;
(五)跨区域经营管理部门岗位设置情况及主要负责人的简历及有关证明;
(六)与跨区域经营相关的.内控管理制度;
(七)对拟跨区域经营的总公司营业部或省级分公司开展跨区域经营的授权书;
(八)拟跨区域经营的总公司营业部或省级分公司的保险业务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九)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拟跨区域经营保险公司应确保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
第十一条 备案地保监局自收齐备案材料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工作，并将备案结果于5个工作日内告知保险公司。同时以公文形式抄报中国保监会、抄送住所地保监局。保险公司应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办理公告事宜。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战略，通过在跨区域经营地区设立保险分支机构、委托保险公司和专业保险中介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等方式，建立属地保险服务体系。
第三章 退出机制
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根据经营战略及运营实际，可以主动停止跨区域经营业务活动。
保险公司主动停止跨区域经营业务的，应向备案地保监局和住所地保监局书面报告。
第十四条 跨区域经营业务的保险公司在跨区域经营过程中存在以下情形时，备案地保监局有权要求跨区域经营业务的保险公司停止跨区域经营业务：
(一)备案时提供虚假材料;
(二)专门负责跨区域经营的部门无法正常运转;
(三)十二个月内三次未按照备案地保监局要求提供报告、文件和资料;
(四)受到备案地保监局重大行政处罚;
(五)两年内发生两次及以上因损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发50人及以上群访群诉事件;
(六)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它情形。
第十五条 跨区域经营业务的保险公司被强制退出的，应自备案保监局决定下发之日起停止跨区域经营新业务。
第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妥善做好市场退出的客户服务工作，并以书面、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保险消费者，对交付保险费、领取保险金等事宜进行充分告知，保障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十七条 保险公司停止跨区域经营业务的，应指定部门和专人负责退出区域的客户后续服务、资产清算、公告发布等善后事宜。
保险公司应在善后事宜处理完毕后及时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备案地保监局和住所地保监局。
第十八条 保险公司退出跨区域经营的，三年内不得在退出区域开展跨区域经营业务。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保险公司在跨区域经营地区设立省级以下分支机构的，备案地保监局参照辖内保险公司依法进行审核。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应按照备案区域单独采集跨区域经营统计信息，保险公司跨区域经营的信息统计工作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监管要求。
第二十一条 保险公司未经备案跨区域经营的，按照《保险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公司跨区域经营业务，应当在投保环节向保险消费者明确提示公司住所、后续服务等关键信息，并要求保险消费者签字确认。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公司跨区域经营的，收到信访举报、消费者投诉的，由备案地保监局负责处理。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公司跨区域经营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由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地的保监局依法查处，实施违法违规行为主体所在地保监局应予以配合。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住所地保监局是指跨区域经营保险公司住所地所在省市的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
备案地保监局是指跨区域经营保险公司拟开展异地业务区域所在省市的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制定，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法律研究 篇3
关键词：法律；区域合作；京津冀
一、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法律问题
在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京津冀区域合作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效，但是在区域合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几点法律问题：
（一）合作协议的效力存在不确定性
京津冀区域合作的重要基础就是《框架协议》，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签订的相关交流合作协议。但是，我国当前法律并没有对北京、天津、河北这三个地区的行政协议问题提出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当前这方面行政协议与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制度等多种方面发生冲突现象时，应该采取怎样的处理措施？这些内容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现象。
本文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认为，根据《立法法》中关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各项立法权规定，这种行政协议并不属于国务院制定，也并不归地方人大和人大常委制定。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文件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对一种行为进行定性的话，便属于地方政府规章的性质。其中，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地方政府规章的效力小于地方性法规，也就是地方行政协议与各个省、区域发生冲突矛盾时，应该以各个省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为主。并且，并且所制定的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律规定，各个地方政府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条件。因此，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发生民商事纠纷或者行政纠纷时，便很难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裁决。由于京津冀区域合作存在上述的不确定性，所以注定了法律内容具有一定的宣言性质，这不利于京津冀区域合作协议的执行，从而无法推动京津冀区域合作深入发展[1]。
（二）京津冀内部存在区域法律冲突
京津冀区域合作主要涉及到北京、天津两个重要的直辖市，在合作中也必然存在着区域法律冲突。首先，这些冲突不仅存在社会制度区域之间的法律冲突，也存在着不同法律制度下的区域法律冲突；其次，这些冲突还主要表现在各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终审法院，缺乏统一的终极法院协调。由于北京、天津和河北三省的经济法律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地方立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从而严重影响着京津冀的区域合作效果。
（三）执法和司法存在地方保护主义
在我国由政绩主导的地方政府，为了在自己区域内获得最大的利益，常常在执法方面采取地方保护主义，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深入开展。由于京津冀区域合作法律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从而严重影响了京津冀的深入合作，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二、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法律对策
（一）设立区域协调专门行政机构，建立统一高效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在京津冀区域合作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情况设置和完善统一高效的合作协调机制是确保区域合作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保障条件。目前，我国京津冀区域合作虽然建立了政府首长联席会议制度、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工作制度等，但是这些工作内容存在着明显的松散型，缺乏统一有力的常设性专门协调机关。因此，根据我国各个行政区域划分的重要条件，在中央与省级单位之间不存在中间的区域性权利机关，所以需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下设置区域协调专门机构，专门协调京津冀的区域合作[2]。例如：协调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协调处理好区域内合作的矛盾。同时，还应该认真履行区域合作发生的各类纷争，协调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地方之间建立起共同立法条例。
（二）消除区际立法冲突，逐步统一区域地方立法
1.集中清理地方法规，消除立法冲突
我国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立法权，所以各个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律法规。通常情况下，地方人民法院应该颁布适合本地区的司法意见，这样能够造成各个地方立法存在差异性。京津冀立法的主体，尤其是北京，应该对共同出台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以及各类红头文件进行统一整理，对一些违法法律、有地方保护嫌疑、有违反京津冀合作精神的内容进行调整修改。通过采取这种方法能够较好的消除立法内容中存在的障碍因素。
2.开展立法合作，立法冲突逐步事前消除
京津冀区域合作中各个立法主体，为了消除相应的法律冲突、统一地方法律、节约立法资源，便可以开展较好的地方性立法合作。合作方式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立法主体，尤其是京津冀三个区域，应该统一立法。其中主要表现为：一是规范协调立法、共享立法资源，通过制定合作立法，采用一致的立法版本。在一些存在共性的立法项目方面，可以在提出立法规定之后，在经过同意协调将其列入相应的区域规划中；各个立法主体应该在提出立法规定之后，再经过统一协调降低列入区域立法规划中；各个立法主体都应该积极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共同完成各项立法任务，制定统一的立法版本。通过采取这种形式，能够有效避免法律法规出现冲突调研、重复辩证的现象，同时能够有效提高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立法水平，从而确保京津冀区域合作法律的统一性，有效消除区域合作的法律冲突。
（三）逐步推进执法信息共享，促进区域执法合作
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应该在各个主体间逐渐建立起执法信息的共享机制，这对推进区域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有利于避免出现重复执法的现象，以此确定统一的执法标准，有效提高京津冀区域合作法律的执行质量和效率，加速京津冀区域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和合理分配[3]。坚持构建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推动区域执法合作顺利开展。同时，还应该明确各个地区的立法内容、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标准等各方面信息向合作地区的政府机关进行通报交流，从而推动京津冀区域内行政执法的相互合作，有效提高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成效。
三、结论
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应该设置专门的区域协调机制，构建统一的高效协调机制，并利用事前立法合作和事后的审查经济逐渐消除区域合作中的立法冲突。同时，通过采取共享执法信息，促进区域执法合作的措施，能够大大促进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有效推动我国经济更高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石佑启.论区域合作与软法治理[J].学术研究；2011（6）：30-37
[2]胡炜光，杨爱平.区域合作中不完全府际契约有效执行的策略——基于声誉机制的视角[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79-84
[3]曾鹏.论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合作行政及其法治保障[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6-23
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探讨 篇4
由于京津冀三地资源禀赋有所不同, 使得这一区域在分工与合作上存在着必要和可能。分工会使得区域内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产业更加专业化和节约更多的成本。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是基于各区域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区域内城市在制定产业规划时, 也是在考虑该城市产业基础, 结合本城市的优势产业来做出规划, 本区域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产业一般情况下是该区域的主导产业。
一、京津冀三地比较优势
2012年北京市实现增加值1.78万亿, 比上年增长7.7%;天津市实现增加值1.29万亿, 比上年增长13.8%;河北省实现增加值2.66万亿, 比上年增长9.6%。三次产业结构比依次为北京0.8:22.8:76.4, 天津1.33:51.72:46.95, 河北省12.0∶52.7∶35.3。
从三地三次产业结构比可以看出,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和综合性产业城市, 其功能定位是国家的首都、国际都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重点发展第三产业, 以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为主要产业。同时, 充分发挥大学、科研机构, 人才高度密集等优势, 积极发展高新产业, 以发展高端的服务业为主, 逐步向外转移低端制造业。
天津是传统的工业城市, 随着近年来进行的结构调整, 天津工业走出了一条嫁接、改造、调整的创新线路, 传统的产业得到了优化升级, 工业已成为了拉动天津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进入快车道, 国家乙炔大项目等高端项目在这里聚集, 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工业的发展势头, 使得天津工业发展进入了重化工急剧加速阶段。空客A320总装线投入运营, 北疆电厂电水盐联产工程开始设备的安装, 新一代运载火箭、无人驾驶飞机、一汽丰田多功能运动型轿车、百万吨乙炔千万吨炼油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和陆续投产使天津工业如虎添翼。天津城市的功能定位是构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宜居生态城市。天津主要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国防科技和轻工纺织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现代商贸、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并适当发展大运量临港重化工业。
河北省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电气、煤炭、纺织、冶金、建材、化工、机械、电子、石油、轻工、医药等优势产业。工业生产中的一些行业和产品在全国居重要地位。其中, 保定的新能源产业积聚区——中国电谷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长城汽车、天威保变、英利集团、唐山钢铁等企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河北省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作为原材料重化工基地、现代化农业基地和重要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域, 是京津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及加工配套基地。此外, 河北省在第一产业中着重发展农业和牧业, 作为京津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二、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1. 缺乏有效的总体规划和协调机制
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然而处于处于自身利益发展需要, 在制定发展规划时, 三地对整个区域发展关心不够。由于对行政区内利益的过度追求, 因而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造成并强化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个问题是通过集聚效应的作用形成, 北京和天津以自己的区位优势, 加速从河北吸取优质的生产要素, 以至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均无形中向京津两市集聚;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扩散效应发挥不了造成, 京津两市没有把产业转移到区域以外, 因而对周边地区并没有形成持续和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 同样河北省也把区域整体利益放在了从属的地位, 所以就造成了三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
行政分割在旅游交通, 金融等方面都有体现。虽然北京首都机场与天津的滨海机场实现了跨区域联合, 但首都机场又修建了区域联合外的机场跑道, 显示出跨区域联合流于形式。2005年北京提出了北方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 但天津同期也明确宣布要通过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地位。在相对狭小的地域内要建设两个金融中心其难度可想而知。京津产业的重复建设不仅使大规模投入得不到有效回报, 甚至造成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等资源浪费。三地在生产要素市场、产品市场、服务市场等方面各自为政和不规范竞争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中京津两地为了各自的发展, 从周边地区抽取了大量资源, 但却并没有有效地反哺区域经济, 使得京津的发展对周边带动作用不强, 不能使各自产生足够的辐射能力, 不仅不利于其自身发展, 也严重制约了京津冀区域分工合作与发展。
2. 产业结构趋同与产业链断裂并存
产业结构趋同与产业链断裂是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产业格局影响的必然结果, 但追究问题的根源还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合作没有得到有效而深入的展开, 区域内各城市、各地区缺乏合理的分工协作以及区际分工弱化和无序竞争导致这一结果。
京津冀区域内产业链断裂现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中心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与周边城市经济落差很大;北京、天津两中心的产业发展定位较高、速度较快, 但由于周边地区产业发展滞后, 因而在京津冀区域内产业的传递梯度落差就会很大, 导致在整个区域内根本无法形成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链;其二京津冀三地相互间整体协调的意识不强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制约了着产业链的形成和有效衔接, 既缺少形成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所需要的政府推动力, 也没有珠三角地区发育程度较高市场;此外加之京津两中心城市产业链建设主要着力于消化本地区企业产品, 因此种形式的产业链也就根本谈不上对产业发展与区域的经济协同发展促进作用。
京津冀三地在产业梯度方面存在着不合理现象。依据产业梯度转移规律, 出于各地区产业不断升级的需要, 一地区相对落后或者不再具比较优势的某些产业可以向其它与该地区存在产业梯度的地区转移, 成为其它地区相对先进或者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 并进一步提高产业吸纳方的产业结构层次和水平, 因此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减轻负担, 着力来发展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业, 后进的地区则可以以较低成本引进较先进的产业与技术, 用“后发优势”尽快提高自身产业的层次和水平, 实现转移方与被转移方的“双赢”。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成功主要在于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了区域周边的发展, 结果在实际过程中不但形成了较紧密的产业链条和产业梯度、实现了城市间的良性互动, 还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相反, 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相对封闭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是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资源抽取造成了周边地区发展比较缓慢, 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发展又无形中遭到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制约。在京津冀区域, 大城市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而其它城市不能很好的进行衔接, 这样不仅导致北京、天津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力不强, 同时, 也决定了周边城市对北京、天津的经济支撑力相对不足。
三地在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许多问题。京津冀地区至今尚未形成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 同时也没有区域内便捷的路网和物流系统。这就使得整个区域内产销两个环节难以联系起来。这种局面势必会危及到整个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京津冀区域, 铁路与公路网络都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外部放射, 使得关内外交流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交流均必须经过北京或者天津。这样增加了过境运输的需求, 干扰了北京和天津两大核心城市的交通体系的顺畅运行。除此之外, 京津冀区域内城市之间和重要交通枢纽之间的联系仍然十分不便, 尤其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市到河北省南部的交通网络要远远滞后于相互间的经济关联度, 这就导致了其相互的经济合作进程速度提不上去。除此之外, 天津港作为京津两大核心城市共同的出海口, 本应在北京的出海发展战略上发挥重要作用, 但由于天津港在行政上隶属于天津, 两城市协同机制不通畅, “京唐港”的建立就是基于北京利用天津港不便的状况。京唐港虽投入巨资建立起来了, 北京与津唐港之间的距离超出了京津距离一倍, 再加之京唐港本省港口优势不明显, 以至于北京的货物仍然大部分还是从天津港出海。唐山的某些货物、如唐山钢铁公司的货物也要从天津港出海。可见津唐港的作用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即使如此, 京唐港在十五期间扩大投资10个多亿建设第二个港池, 天津港, 黄骅港也都不断实施几十亿的大项目, 这样的港口投资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过度竞争现象。
港口建设项目紧凑且超前, 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却相对滞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北京到河北东部 (唐山、秦皇岛) 、河北南部 (石家庄、邢台、邯郸) 、河北东南部 (沧州、衡水) 等地区的城际高速铁路的项目启动缓慢, 既影响北京的专业技术人才等重要生产要素向河北省流动, 同时也制约了京津核心城市对落后地区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 要求京津冀的需要紧密合作来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
三、京津冀产业分工与合作发展对策
京津冀整体规划纲要中最三座城市的定位已经明确了三地未来的发展方向, 规划中对京津冀三地区的产业分工也做了明确的界定。北京借助资金、技术和金融等优势大力发展服务业, 天津借助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以及天津港的区位优势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物流业, 河北省凭借自身的资源能源优势主要发展农业旅游业, 城市发展应该是为京津服务为方向。
从整体的规划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京津冀产业分工合作的重点应该是在两个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 河北省做好准备承接产业的转移。天津的滨海新区以其自身的优势做好与北京重点产业的对接, 这将使整个京津冀的产业分工合作向纵深发展。
1. 统一规划做好协调工作
建立一套有效跨区域协调机制, 可采取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由中央直接建立一个跨区域的协调机制, 来服务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 第二种模式就是三地省市共同建立一个跨区域的协调组织机构, 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京津冀区域内是行不通的。第一种模式的组建机构权威较大, 模式也简便, 其协调功能易于发挥。当然不管建立哪种模式, 协调组织职能应该是从整体作为出发点, 统筹整个区域经济活动的重大事件, 当然也需要兼顾三地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特点。在制定整个区域总体前景规划时, 也要协调好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的矛盾。
协调组织在制定区域整体规划的同时,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区域规划中法律的制定。不仅仅对区域的规划写到法律条文当中, 还要把规划发展中所存在问题, 区域内的产业规划、区域的发展差距的问题都需要法律的保障。
2. 加快京津重点产业对接
京津需要对接的重点的产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业、软件产业、汽车制造业、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信息业产业主要包括移动通信, 互联网等。北京电子信息产业的战略重点要向创新链条的高端挺进, 侧重总部和研发环节的发展, 加速实现电子信息产业自造环节和技术成果向滨海新区的梯度转移。滨海新区应重点开展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应用研究和开发, 尤其是工程化技术研究开发, 承接北京及国内先进技术的转移, 进行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
北京突出研发中心地位, 着力开发拥有自主产权的电子信息技术及产品, 同时成为电子信息高端产品的制造基地。滨海新区应利用制造业基础好的优势, 提高质量扩大规模, 积极发展成为电子信息产品规模研发转化基地。
京津两地的软件产业的合作分工体系良好, 应进一步合作形成软件生态产业链, 京津两地政府应共同推进建立产业共同体, 实现技术、人才、资金和市场的互通、互补、互惠和互动。
在汽车制造业方面, 京津应发挥各自优势, 打造跨区域的产业集群, 应积极培育区域外向型及依托型汽车产业, 打造跨区域的汽车产业链条, 推动企业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兼并和联合。着重建设北京现代、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北汽福田、天津一汽、天津丰田等五大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支持建立汽车零部件企业战略联盟, 滨海新区将进一步发展汽车产业集群, 依托现有汽车产业基础, 积极参与我国汽车工业调整重组, 采取合资、合作等方式, 发展中高档轿车和豪华大客车。
京津鼓励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 通过区域间互补优势和联合互动, 开展市场化的外包分工和社会化协作, 形成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协作体系, 提高区域配套能力及区域产业竞争力, 推动环渤海经济圈装备指导也的协调发展。京津两市应鼓励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壮大和推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产业链、价值链提升的同时, 积极开展市场化的外包分工和社会化协作, 共同打造国家的装备自造研发和制造基地。
在石油化工产业发面, 京津应合力建设石化产业创新集聚区和生态工业示范园。依托北京雄厚的技术力量, 以滨海新区100万吨乙炔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为基础, 重点发展关键技术;突破一批石油化工领域共性关键技术, 形成具有自主产权的石化下游产业链条, 形成独具特色的石化产业创新集聚区和生态工业示范园。
3. 加大技术与人才的合作机制
生产要素的流动是趋利的。技术、人才会从价格较低的区域流向价格较高的区域, 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追求更高利润, 产业会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决定这一切流动的因素是市场中所形成的价格决定的, 京津市场中生产要素的价格一般要高于河北省, 河北省应加大鼓励技术开发和吸引人才的政策扶持力度。
产业转移以企业作为载体, 同业企业也决定着产业转移的规模和层次, 企业的技术进步直接影响着产业的技术进步, 应首先制定鼓励企业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 集中技术资源扶持高新产业;其次, 增强金融对企业科研、开发的支持力度, 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 让企业成为研发的主体;另外, 提高企业的生产方式、技术和管理水平, 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北京的资源优势是科技、人才、资金, 而河北省相对比较缺乏, 但是河北省具有相对较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 北京的一些高校已经在河北省建设一些独立的学院, 如北京交通大学就在黄骅市建立了一个二级学院, 河北省可以通过廉价的土地来引进人才资源。河北省的港口如秦皇岛港、黄骅港应该争取一些有实力的项目, 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与技术, 来加强区域之间经济发展联动性。
4. 加强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
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当务之急, 是完善区域间的基础设施建设, 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启动区际间的高速路、快速路、城际铁路建设, 积极统筹区域内港口、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与布局, 真正形成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具体说, 目前应尽快解决京津去往河北沧州、衡水等地的快速交通问题, 另外在港口的共建与共享方面, 现在区域内的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四大港口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尚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所以现阶段京津冀三方应该共同出资, 在充分提升现天津和秦皇岛两大港口现有吞吐能力的基础之上, 积极地开发利用京津港、王滩、港区和曹妃甸港货运能力, 让北京能依靠天津新港的升级改造和京唐港改造扩建来拓展自己的出口通道。除此之外, 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 如设立一些共同基金, 这些基金用于解决跨地区、跨城市的交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协调机制研究 篇5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区域内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单独依靠某一地方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环境治理是京津冀区域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前些年的沙尘天气，近两年的雾霾肆虐，都成为京津冀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京津冀区域环境的脆弱性客观上无法支撑目前的发展方式，区域内相关主体必须行动起来，构建相应的协调机制，共同解决这一区域性公共问题。
二、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困境
（一）区域环境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区域环境的外部性特征会导致治理成本与收益不对等，容易出现“搭便车”或“公地悲剧”等问题。而成本与收益相对等是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区域环境治理的前提条件，这就使得区域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不足。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涉及北京省、天津省和河北省三个地方政府，虽然行政级别相同，但是它们的政治地位以及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定位不同。在三者当中，北京地位最高，天津次之，河北最低。长期以来，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地位对天津和河北（尤其是河北）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优质产业和资源大都集中到北京，天津和河北省成为原材料供应基地。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布局，河北省集中了大量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例如炼钢、煤炭生产，存在大量产能与污染排放不达标的企业，对区域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落后产能是河北省GDP的最重要来源，在当前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中，GDP是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因此，如果要对京津冀区域环境进行治理，势必要关停、淘汰这些落后产能，对河北而言是重要损失，北京和天津则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对河北进行相应的补偿，河北省参与区域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就难以调动起来。
（二）行政边界分割制约着系统性的区域环境治理。追求本地或本部门利益最大化是地方政府或部门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首要目标。目前，京津冀区域各地方政府间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各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区域内统一协调机制的缺失及较高的地方自发协商成本使得很多已有的区域环境治理规划得不到持续，各类区域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并不显著。
行政藩篱导致的治理碎片化是国际区域治理面临的共同问题，这种问题在中国尤为典型。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运转过程都存在这严重的“条块分割”问题，成为治理的顽疾。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相比，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问题更为复杂。这是因为，在长三角区域，上海处于绝对核心地位，也带动了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和繁荣，容易协调。珠三角区域都隶属于广东省，由广东省政府出面协调，同样很高的效力。京津冀地区进行区域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在于，一个区域存在两个政治地位高于省的直辖市，而且北京市并未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拉动作用，反而出现了“灯下黑”和“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这就不利于调动河北省参与区域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三）市场和社会的参与不足。治理与统治的最大区别就是强调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权威的运行向度。区域环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
三、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协调机制的构建
区域环境治理的实现需要构建相应的协调机制，以此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实现协调行动。与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困境相对应，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构建政府间合作平台。具体而言，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超省市层面的协调组织平台。应当充分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威，组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协调“三地四方”政府的行动，制定区域发展总体规划，管理和解决区域环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争端和冲突。第二，省市层面的协调组织平台。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组建京津冀区域省市长联席会议，建立高层协商决策制度。第三，城市层面的协调组织平台。通过政府间协议，组建京津冀区域城市协调会议，制定各地方政府共同遵守的章程，推动合作。
（二）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平台。政府是区域环境治理的最重要的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是唯一的主体，对于区域环境问题，单靠政府自身难以解决。区域环境治理不仅牵涉到区域内地方政府，也牵涉到区域内相关企业和社会组织，只有三方达成共识，协力解决，区域环境治理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三）构建区域环境治理的激励与补偿机制。从京津冀区域的产业结构来看，河北集中了大量的落后产能。要实现区域环境治理，必然要对河北省所属各城市的重污染企业进行关停和升级改造，这会对河北的GDP带来很大损失。因而，有必要通过区域环境治理基金对河北省所属城市为环境治理做出的牺牲进行补偿，形成激励效用。
总之，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实现，在治理主体上，既需要政府的推动与协调、市场的资源配置，也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在治理机制上，既需要行政机制的协调、引导与控制，市场机制的竞争与分配，也需要合作机制、补偿机制的效用发挥。
参考文献
[1]马海龙.京津冀区域治理的模式选择[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6）：7-11.
[2]崔晶.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研究：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J].政治学研究，2012（2）：91-97.
[3]赵新峰，袁宗威.京津冀区域政府间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协调问题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4（11）：18-23.
作者简介
刘少博（1989-）男，汉族，河南周口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治理与城市治理。
基金项目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问题研究 篇6
一、政府主导, 产业支撑, 强势推进
1.增强城市竞争力, 发挥城市扩散效应
推进城市建设与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 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对于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对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进一步增强城市竞争力, 发挥城市扩散效应[4]。
2.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抓好城市规划对接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美丽中国的理论, 从空间上规划布局, 形成多层次的城市群体, 建成符合中国特色的先行区、示范区生态区。充分做强做大规划对接、基础对接、产业对接、人才对接、金融对接、发展对接, 全方位深化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真正形成以文化联系为纽带、以交通体系为平台、以资源要素流动为基础、以产业转移为支撑、以金融体系为连接、以共同发展为特征的环京津城市群。
3.加强环渤海区域建设, 打造环渤海经济圈
在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大背景下, 京津冀都市区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渤海湾临港区域建设, 更加速了京津冀区域的飞速发展。加强环渤海区域建设, 充分利用临港区位优势, 创建新的增长极, 打造环渤海经济圈, 势必带动京津冀区域的发展, 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于北京一些重化工业外迁, 为唐山曹妃甸发展重工业提供了机会, 该地区的经济得到显著的提升。曹妃甸开发建设曹妃甸港区, 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钢铁、石化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结构中, 钢铁、石化等行业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华北地区首钢集团、唐钢、宣钢、包钢、天钢、承钢六大钢厂进口矿石需求量, 以及燕山石化、天津石化公司、石家庄炼油厂、沧州炼油厂等石化企业的进口原油需求量很大。而远洋运输进口矿石、原油, 最经济合理的运输船型为20万～25万吨级。同时, 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 为天津飞机制造业, 以及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
4.进行产业细分, 合理产业布局
京津冀需要逐步完成产业细分。从天津依托渤海湾, 形成了天津得天独厚的产业链, 加之临海腹地北京及河北大部分区域, 使得京津冀必然要走产业分工道路, 这更要求产业进行细分。京津冀互补性和依托性很强, 要根据三地行政区划的优势, 统筹产业规划与布局。做到产出高效、发挥优势、集群发展。
二、集中联动, 模式创新
1.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
通过直接投资、中间产品外包、整体搬迁方式加快北京市产业转移, 京津冀三地政府应共同出资建立“京津冀都市圈”产业转移工业园, 修补并延长京津两地间出现的产业趋同和区域内产业链断裂的问题, 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
2.构建京津冀交通路网系统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交通路网, 加大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 建立符合三地区域发展的交通路网系统, 形成交通经济圈。可以缩短京津冀三地的空间距离, 使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质的变化,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便利度, 使得京津冀区域走向一体化发展。
3.制定区域协调的环境保护规划
京津冀地区的发展要注意环境保护, 特别是近海区的保护。目前, 京津冀区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区域环境保护规划。虽然现在这个地区的三个板块都有各自的环境保护规划, 但各自规划起点和目标不同, 缺乏协调机制, 造成环境保护混乱, 严重破坏生态。
三、府际整合, 协调发展
发挥地缘优势, 动员各方力量, 积极承接转移, 续接产业链条, 京津全方位对接, 实现高端产业配套协作、优势产业协调互补的合作发展格局。三地应以最大的诚意、最好的服务、最优的环境, 千方百计地吸引优秀的人才, 引进先进的技术。充分利用发达的金融市场, 获取前沿信息、搭建合作平台, 优化金融环境、引进充裕资金。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 促进路、水、电、讯全面连通, 形成紧密联系、方便快捷的物流、人流、信息流通道, 切实增强发展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四、整合资源, 打造品牌
京津冀资源丰富, 特别是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京津冀旅游经过多年的努力, 取得了一定成就, 也为全国各地的旅游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但三地政府仍然没有建立旅游资源共享平台, 造成了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因此, 三地应整合旅游资源, 只有对资源进行整合, 才能形成规模, 创造具有影响力的旅游产品。才能提升京津冀旅游的品牌效应, 搭建新的融资平台, 吸引新的资本投入, 促进并带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翠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J].环渤海经济瞭望-博士论坛, 18～21.
[2]汪海.构建京津冀区域的三大经济增长极[J].北京社会科学, 2007, (6) :40～43.
[3]王丽.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发展[J].经济研究, 2007, (6) :63～64.
京津冀区域生态文明圈构建研究 篇7
(一) 国家建设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此项国家重要战略的实施, 不仅要通过中央各职能部门来推进, 更需要大力调动地方积极性, 省区一级是我国的行政管理地域单元, 是地方利益的总代表, 也是协调资源环境关系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最直接主体。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更加突出的整体性特征, 区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其重要, 也是我国实现生态文明战略的最重要载体。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重要的政治中心和北方经济中心, 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首善之区。2012年国家发改委起草了《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十二五”期间, 要治理以PM2.5为特征的污染, 到2015年重点区域的PM2.5年均下降5%,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年均浓度下降6%。在2013年公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 京津冀地区制订了最为严格的目标。而根据环保部2013年5月份全国空气质量月报, 京津冀地区是唯一低于全国平均达标率的地区, 低32.7个百分点, 京津冀地区5月份只有27.4%的天数空气质量达标。这充分说明了京津冀地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性。
(二) 以区域联动解决北京的大气污染问题是关键
我国大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日趋明显, 城市间大气污染又相互影响, 仅从行政区划的角度考虑单个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已难以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成功实践, 以及美国、欧洲和日本空气质量改善历程均表明, 实施区域联防联控战略是防治大气污染的根本途径。
京津冀地区平均每公顷地表每年接受到的降尘量大约是1.2吨, 相当于每平方米每月有10克降尘。降尘中包含着大量的污染物质, 将气体干沉降计算在内, 京津冀区域平均硫 (硫酸盐和二氧化硫) 沉降量为每公顷每年65公斤;氮 (铵态氮和硝态氮以及气态氮氧化物) 每公顷每年沉降为60公斤;有害重金属3.3公斤;另外, 还有0.6公斤致癌物质多环芳烃 (16种) 沉降。
华北地区应建立完善区域环境保护协调机制, 根据大气环流特征, 将山西、内蒙古和山东等地纳入京津冀区域防控范围, 实现华北大区域的联防联控, 推进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法律、规划、标准和总量减排体系建设, 加强执法联动, 统一编制区域环境保护规划, 实施区域大气污染总量控制制度。完善区域环境监测及预警网络, 建立统一的区域大气环境监测合作机制, 为各方环境质量监管提供统一的工作平台。建立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体系, 提高监测预警的提前量和准确度, 同时各地政府应尽快制定完善应急预案, 确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当区域性重污染天气发生时, 按国家规定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减少重污染的危害。
(三) 推动环首都经济圈生态协同发展
构建京津冀生态文明圈有利于推动环京津冀北地区的生态经济建设。环京津冀北地区与北京、天津地域相邻文化相近, 一直承担着京津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的重任, 但却与两市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水平上具有较大差距。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区域内物质人口流动的频繁加剧, 致使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越来越明显, 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然而, 三省市的产业布局和结构直接受到区域生态资源禀赋条件的制约, 三省市的生态依存度较高, 环京津冀北地区必须发展绿色、环保、生态产业, 坚持绿色发展, 优化生态功能定位。相反的, 作为京津冀生态文明圈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经济发展, 也给环京津冀北地区的发展带来的新机遇, 要通过科学统一规划, 实现资源环境的一体化利用和生产力布局的区域优化, 积极开展在绿色发展领域的经济合作, 承接产业转移, 寻找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四)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突破口构建区域绿色合作新模式
在生态环境建设和自然资源利用方面, 京津冀三方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北京应协助河北搞好沿线污染源治理, 以此来保障南水北调来水质量。此外, 京津冀各地政府应在国家水利部的主持下出面与当事方一起明确水权归属, 协调解决京冀和京津分别在拒马河与泃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矛盾。在污水和垃圾处理方面, 北京应加快和加强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邻近冀津地区的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设, 并将运行与维护费用开支列入预算, 例如大兴黄村东南方向凤河流域, 力争流入冀津的水质达标, 不让北京的垃圾危害冀津。
京津冀经济圈在能源方面的合作, 主要是完善、巩固京津冀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按照国家总体规划共同谋划开发建设重大能源项目, 进一步加强省级电力、煤炭、天然气的产销合作, 解决能源短缺约束, 实现区域内资源优势与市场需求的有机结合。
二、京津冀生态文明圈差异性建设
构建生态文明圈要分为差异性和整体性两个层面:一是各区域之间生态文明圈的构建。北京、天津、河北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诉求、资源禀赋方面具有差异性, 也就决定了三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具有不同的特点, 这种系统特点的差异性共同构建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文明圈;二是从区域生态系统内各子系统的整体构建, 分为空间的合理布局、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便捷快速的交通以及最重要的生态产业的发展等。
(一) 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京津冀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京津冀地区自然资源优势突出, 天津滨海新区有1214km2的滩涂, 曹妃甸有310多平方公里的可开发空间;有大港油田等油气资源和丰富的海盐资源。此外, 河北在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铁矿、黄金等资源在全国占有一定的优势;农业优势突出, 是我国重要的粮、油、棉、蔬菜、水果、禽、蛋、鱼等生产基地。
京津冀地处太平洋沿岸, 毗邻渤海, 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矿产资源储量之多与种类之广, 是中国其他沿海地区所没有的。煤炭、铁矿、海盐、石油、建材等储量非常丰富。资源分布比较集中, 易于开发投产;资源互补性强, 便于规模化开采;匹配条件优越, 有利于综合利用和深度加工。因此, 近代以来形成了大型和较大型的矿区, 历史悠久的如唐山开滦煤矿、冀东铁矿、长芦盐场等。由于该区地处复合大陆的特殊地质环境, 使得能源和矿产资源在沿海地区广泛分布。该区富含主要为煤炭、油页岩、泥炭和铀矿床等固体燃料矿产, 因此成为我国重要的煤炭资源基地。
(二) 生态环境控制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重点
作为人口聚集带, 京津冀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带来的大规模建设和城市扩张, 在支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冲击与破坏。而生态环境尽管得到了局部治理, 整体上生态日益脆弱, 环境质量日趋下降, 严峻的区域环境问题对京津冀地区持续、稳定的发展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其中水环境、水污染等问题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需要从整体流域的视角来解决现实问题。京津冀地区的未来整体区域空间策略必须进一步从人口、资源、环境层面结合水资源、土地利用的空间规划来制定调适策略, 对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制定新的战略以构建水安全格局, 达到人居环境水安全。建立“首都区域生态环境控制”体系的目标在于制定保护和恢复京津冀地区环境基底的规范体系。唯有环境基底健全, 人居环境才有可能健全, 才能达到生态与社会安全。
(三) 京津冀都市农业发展具有广阔前景
北京由于水资源短缺、农业用地匮乏, 农业显形或隐性成本必然急剧上升。农业属于资源依托型行业, 农业用地具有资产专用性低的特性, 在区际之间调整农业内部种植结构、整合资源、实施产业转移, 相对于其他行业容易。一方面, 把京津生态环境保护和水源涵养与解决区域“三农问题”相结合, 以构建环京津绿色农牧产品加工供应产业带为重点, 建立有效的投入和产出机制, 实现良性循环。另一方面, 积极推进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战略框架和合作机制。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 推动其共同签署《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类似文件, 通过法规的方式推进合作, 构建区域统一市场。
(四) 高度重视以创新为导向的区域合作体系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智力资源最密集、创新实力最强劲的区域之一, 产业体系比较完备, 新兴的生物制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 形成了较强的产业创新能力。围绕产业链, 创新合作模式, 提升区域创新资源的效能;围绕创新能力建设, 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围绕打造京津冀区域合作平台, 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三、京津冀生态文明圈整体性建设
(一) 以区域合作体系为基础构建生态经济圈
1. 完善跨区域、立体式、综合性的公共交通运输网络体系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交通建设应逐步由“单中心放射式”发展成为“三中心网络式”。未来以京津石三大城市为核心, 再加上第二层次的七个城市共同构成的区域综合交通网, 形成三中心的多层次的网络式格局。一方面, 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 完善促进区域城市体系;另一方面, 可缓解北京交通过度拥挤状况, 以促进区域交通均衡发展。
2. 加快能源建设项目的跨区域合作开发
充分利用“西电东送”、“西煤东运”、“西气东输”等能源发展战略, 鼓励省市间煤炭、天然气、电力、石油等能源的产销合作。鼓励北京市的企业到山西地区的能源基地独资或者与当地企业合资兴办煤矿、电站等项目, 并将产能输送北京等需求目的地, 以缓解北京等主要城市的电力、煤炭供需矛盾。
3. 注重土地资源利用的一体化规划
紧紧围绕京津冀都市圈区域人口增长、产业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宏观战略需求, 突出体现土地利用在区域发展中的支撑、保障和调节的功能, 节约为先、协作为本, 大力推进“限制、整合、统筹、挖潜”的土地利用战略方针。
4. 构建区域旅游合作网络
按照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客源互送的目标, 制定统一的市场拓展计划, 包括共同设计旅游产品, 共同组合包装旅游线路, 共同印制旅游宣传品, 共同组织对境内外目标市场宣传促销。联合举办大型旅游产品推介会, 组办有规模效应的旅游节庆活动和促销活动, 形成互惠机制。逐步取消各地旅游市场的各种准入壁垒, 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进行跨城市的连锁经营。改变目前旅游咨询服务的行政区域限制, 结合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设, 实现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网络化。
(二) 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战略为支撑的生态安全防护圈
1. 实施生态分区与分级管理, 建设点、线、面相结合的京津冀都市圈生态安全防护体系
根据综合功能区划确立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 实施生态分区与分级管理。建设由风沙屏障区、水源涵养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和农田保护区, 重要河流渠系、铁路公路干线和沿海防护林带组成的“四横三纵”七条绿色廊道, 10个中心城市和主要城镇绿色空间构成的点、线、面相结合的京津冀都市圈生态安全防护体系。
2. 按照“源区控制, 通道治理, 节点保育”的原则, 建设“三区、八道、六风口”的区域风沙防御体系
重点治理坝上、坝下和平原三大风沙源区, 洋河、桑干河、壶流河、清水河、潮河、白河、黑河和汤河等八条主要风沙通道, 怀安马市口、万全新河口、张北黑风口、崇礼三龙口、赤城独石口和丰宁小坝子等六大隘口。依托京津冀风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防护林工程, 因地制宜、因害设防, 防治水土流失, 退耕还林还草, 恢复植被, 提高防风固沙能力。
3. 按照“生态保护为主, 生态建设为辅”的原则, 建设“九区六道一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
重点保护以红松洼草原、松山-雾灵山、古海岸与湿地、八仙山、黄金海岸、小五台山和大海陀等7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和白洋淀、七里海-北大港湿地为核心的九大生物源区, 依托河流、山脉及沿海防护林, 建设唐河-子牙河谷地、滦河河道、引滦入津水道、燕山山脉、太行山山脉和沿海生态廊道等六条生物廊道, 沿滨海重要的湿地保护区、河口与海岸保护区、近海海域保护区, 以及沿海防护林, 加强生物廊道保护和绿色通道建设, 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沿海防护带。
4. 实施水环境污染分区控制战略, 建立水污染综合防治体系, 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以水环境容量为基本依据, 消减污染物排放总量为主线, 全面落实排污许可证制度, 推行清洁生产, 严格按照重点控制区、重点监控区和一般监控区实施水环境污染分区控制。在区域水污染治理系统上, 建立以城镇污水处理厂为核心, 产业点源控制系统、城乡面源控制系统和河道整治系统为辅助的立体控制网络;在排水体系上, 尽量采用分流制, 建立以城市污水收集管网和沿河大截污管相结合的双收集系统。
5. 实施大气环境污染分区控制战略, 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严格按照重点控制区、重点监控区和一般监控区实施大气环境污染分区控制;推进清洁能源使用, 逐步减少并严格控制燃煤总量, 落实脱硫过程, 抓好重点行业的大气污染防治;治理机动车污染和施工扬尘, 加强风沙治理, 努力降低可吸入颗粒物含量;积极防治氮氧化物污染, 发展公共交通系统, 科学规划城市道路。
(三) 以区域生态补偿为核心建立生态资源利用的长效机制
多年来, 河北张家口、承德等地区尽其所能为京津提供了丰富的水源, 但上下游之间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 补偿标准没有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进行科学计算, 加剧了上下游之间的矛盾。
首先, 中央和京津两市政府财政每年应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 并整合区域目前现有各类补助资金, 建立区域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生态补偿可以提供的水资源量和提供的生态服务为基础计算, 在补偿力度测算和机制设计中, 要充分考虑到陈欠的事实、数量及其背后的政策因素、制度根源及该区位的特殊性, 使京津冀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常态化、长期化。
其次, 张家口、承德两市作为京津的特殊水源地和生态屏障, 国家应借鉴浙江义乌的水权交易模式, 建立跨区域有偿用水机制, 健全合理的市场化水资源配置机制。对于水权分配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缺陷, 可以采用政府调控、区域协调和水权转让机制等方式进行弥补。
此外, 京津两市还可为冀北地区建立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的产业体系提供技术支持, 帮助冀北地区选择一批有利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项目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加以培育, 并在生产性服务业、科技信息、市场流通、人才资源、高新技术等方面加强对环京津贫困带的辐射带动作用, 使之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毕明.京津冀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2]李蕾.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中重点产业及金融支持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3]李孟颖.京津冀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控制[J].北京规划建设, 2012 (, 4) .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路径探析 篇8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北方最发达的经济区和最大的产业密集区，具有地理位置佳、经济基础好、科技力量强等多方面的优势，是21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新龙头。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各地产业优势，加强三地合作，实现三地产业的有效对接与转移，对促进京津冀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客观必然性
(1）地域相连和交通网络发达是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客观条件。
京津冀三地共同位于华北平原的冲积平原上，东部濒临渤海，共处同一个自然地理单元，地域结构相对完整。河北贯穿京津，北京、天津两市的周边为河北省，地域紧密相连；三地之间有多条干线铁路和地方铁路贯穿其间；公路联系更是发达便捷。目前，京津冀地区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为主中心、天津为副中心的陆海空综合运输网络，并呈现出以首都为中心的放射式的组织形态。京津冀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为三地产业转移和产业对接提供了可能。
(2）资源禀赋的互补特性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产业协同发展的资源基础。
由于自然和历史发展等方面的原因，京津冀三地的资源，分异特征比较明显。河北省的自然资源居三地之首，河北省矿产资源丰富；北京市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人才、旅游等资源名列三地前茅；天津市的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工业制造能力资源处于三地的龙头地位。市津冀三地的资源禀赋的互补性十分明显，三地合作可使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发挥出更大的资源效应[1]。
(3）产业的互补特性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需求。
从产业分工角度看，京津两市作为首都和直辖市，金融、保险、高科技、服务等产业都有绝对的优势，河北第一产业有天然优势，而在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科技等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从区域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区域产业分工的关系来看，北京属于知识型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都具有优势；天津属于加工型地区，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重加工工业具有优势；河北属于资源型地区，采掘业、重加工工业占优势。从城市定位上看，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金融中心；天津是商贸金融、物流、制造业中心。河北定位于港口、京津装备制造业及现代制造业配套产业与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可见，京津冀彼此之间的城市功能存在很大的互补性。
2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
京津冀经济圈是指以北京市、天津市为双核，囊括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市。京津冀三地比较优势明显，具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合作潜力巨大。
目前，京津冀经济圈的产业合作已经开始，但合作力度不大；影响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
(1）产业同构，产业互补性不强。
多年以来，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均各自为战，城市发展目标相似，在产业政策上追求大而全，均强调“一个都不能少”，存在划地为牢和“地方保护主义”，相互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等过度竞争和封闭竞争严重，导致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北京的首都优势、天津的港口优势以及河北周边各市的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没能协同发挥，未能形成区域整体的竞争能力[2]。
(2）产业链断裂，产业联动动力不足。
产业链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然而，产业结构的趋同使得京津冀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无法形成合理充分的产业链条，仅有的几个产品的价值链也十分单薄。京津作为北方的两个特大城市，其对地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强，三地产业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区域内强大的产业链，没有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
(3）各地协作不紧，未能形成利益共同体。
京津冀都市圈形不成产业链，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京津两大城市从本地经济出发，虽然也在搞产业链，但这种产业链配套是要把自己本地区原有企业消化掉，甚至不惜组建新的企业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例如，天津市的汽车产业，零部件很大一部分是自己的零部件厂指令生产的，市场竞争并不充分；而原唐山市的齿轮厂专门给天津夏利配套生产微型汽车齿轮变速器，引进了大量设备，已经生产了很长时间，技术比较成熟。但天津自己建了个厂生产，因而唐山生产的齿轮只好给别人配套，本来是合作却变成了竞争对手[3]。
3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
(1）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协调作用。
政府的首要作用在于协调区际利益，消除行政分割与障碍，建立市场竞争的环境和条件，通过制度规范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从而减少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充分保证市场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是要逐步形成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二是要协调区域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区域统一市场体系；三是加强市场不愿涉足的公共领域的跨区域协作上，主要包括指交通、生态环境、水资源等市场不愿意提供也无力推动的公益性项目。京津冀三地在这方面的产业协作空间十分宽广，大有可为。
(2）制定并落实京津冀地区产业协调发展规划。
经济发展各自为政、竞争无序、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问题是京津冀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必须科学合理地进行区域发展规划，从而有效地协调区际利益，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规划应本着开放的原则，利益共享，合作共赢，弱化“行政区划”概念，强化“京津冀都市圈”乃至“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明确区域产业发展目标、各城市的分工和定位；整合区域产业布局。
(3）合理引导产业梯度转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有利于使先进地区加快产业升级，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而后进地区则可以较低的成本引进相对先进的产业与技术，以后发优势尽快提高产业层次和水平，从而实现产业转移方和被转移方的双赢[4]。从京津冀三方来看，京津冀存在着明显的产业梯度，并且具有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可能性。京津在第一产业上与河北相比处于劣势，第二产业对于京津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相对弱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及其对GDP的贡献率却稳定上升，这与经济发展规律及京津城市经济的地位相符合。而河北在第一产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产业技术层次上都与京津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京津冀之间在产业结构上不但存在梯度差距，也存在梯度转移的广阔空间。
(4）构建基于各地的比较优势的京津冀产业链。
京津冀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自觉、能动地形成合理的产业链，以加快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北京应充分发挥其人才、技术、信息齐备的首都优势，发展具有更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产业、“总部经济”。天津则应利用其天然的港口优势，充分发挥商埠和金融、物流的幅射能力，利用其雄厚的制造业基础，着力发展制造业、物流业、海洋经济等。河北从资源和基础条件出发，坚持发展自己的基础产业，并充分利用京津两地的部分产业大量转移的大好时机，接收京津的产业转移，从而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目前，可构建的产业链条包括：电子信息产业链、汽车产业链、装备制造产业链、冶金产业链、石油化工产业链等。
(5）营造京津冀统一的市场环境。
要保证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自由流向报酬率最高的地区，保证各产业转移主体能够自主地选择成本最低的区位，必须有发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统一的市场作基础。因而，京津冀必须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尤其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垄断；在完善商品市场的同时，加快发育和完善各要素市场，加快区域市场互相接轨的步伐。
(6）培育技术创新体系。
企业是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对于吸纳产业转移的规模和层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首先要制定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产业技术政策，集中科技资源扶持高技术产业，并且鼓励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二是要建立并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加大金融对企业科技研究、开发产品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组建技术研发中心，引导企业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大力开展“产学研”结合，实现优势互补。三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网络技术，实现从产品设计、开发、制造到市场营销全过程的计算机化，使企业的生产方式、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上台阶，增强市场竞争和应变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子麟:《京津冀地区产业协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J];《经济与管理》2007(21):17-18。
[2]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综合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Z];2005年10月。
[3]张吉福:《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瓶颈与未来发展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5(15):20-24。
京津冀区域经济空间差异研究 篇9
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被称为中国经济的三大 “增长极”。但是相对于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一体化程度低、区域内各主体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加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协作。
同时,近些年京津冀区域经济也是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关注的一个新的热点。陈柳钦(2004),冯忠江(2009)认为京津冀区域产业是非均衡发展的。周立群(2006)认为京津冀地区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区域发展战略和地方政府偏好。武剑,杨爱婷(2010)运用ESDA和CSDA技术对1992~2007年京津冀地区经济空间结构的格局和演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空间差异的总体趋势是不断扩大的。刘廷兰,顾巧,杨桢(2013)选取2001~2010年京津冀地区的人均GDP作为衡量指标,采用变异系数和区位熵两种方法对京津冀城市圈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圈各城市的整体差异较大,廊坊和唐山近两年的地位和作用有所提升,但是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北京和天津。
综合以上文献的研究,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较大,“极化”现象明显。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 将SPSS、Arcgis和Geoda相结合,以区县级行政单元为基本研究单位,时空结合,更为准确、全面地探讨京津冀区域经济差异,进而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建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是根据 《河北统计年鉴》、 《北京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 《河北省农村统计年鉴》以及 《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整理得来。研究对象是京津冀184个区、县以及县级市。其中唐山市唐海县在2012年7月由国务院批准撤销,设立唐山市曹妃甸区,并将唐山市丰南区的滨海镇、滦南县的柳赞镇划归曹妃甸区管辖。本文使用的是2004 年和2012 年的数据,在名称上仍然称其为唐海县。2009年底天津市大港区、塘沽区和汉沽区在行政上统一并入滨海新区,本文在进行数据整理的时候将2004年3个区的数据进行了加总,名称上与2012年统一使用滨海新区。选取的指标包括人均GDP (X１)、人均第二产业产值(X２)、人均第三产业产值(X３)、人均财政收入(X４)、人均财政支出(X５)、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６)、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X７)和人均城镇居民储蓄余额(X８)等8个指标。
1.2 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使用SPSS21.0软件对2004 年和2012年京津冀地区的8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京津冀区域内各个区县单元的得分,以旋转后的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主成分得分进行加权得到两个年份各区县的经济综合指数,以此作为评价京津冀区域内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标准。使用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直观的表现两个年份各个区县单元经济差异的特征及变化。
2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2.1 京津冀地区指标数据的主成分分析
使用SPSS20.1软件分别对2004年和2012年的8项经济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选择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
通过分析可知:(1)2004年的9项指标间的KMO值为0.681,2012年的9项指标间的KMO值0.716,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2004年和2012年9项指标的巴特利球度检验的P值均为0.000,小于显著水平0.05,则拒绝原假设,认为原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3)2004年的数据中提取了3 个主因子,方差贡献率为80.468%,2012年的数据中提取了3个主因子,方差贡献率为81.576%,这说明包含了8项指标的大部分信息,提取3个因子是合适的。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后得到2004年和2012年的因子载荷矩阵(表1和表2)。
第一主因子在X４人均财政收入、X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X８人均储蓄额3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第二主因子在X１人均GDP、X２人均第二产业产值两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第三主因子在X７人均消费品零售额上有较大载荷。
第一主因子在X３人均第三产业产值、X４人均财政收入和X７人均社会零售额3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第二主因子在X２人均第二产业产值和X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两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第三主因子在X８人均储蓄额上有较大载荷。
2.2 京津冀地区经济综合指数的计算
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主因子之后,运用回归法计算因子得分,以旋转后各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加权求和得到2004年和2012年京津冀区县级行政单元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综合指数的表达式为:
2004年京津冀区域内各区县单元综合指数最高的是天津市滨海新区,为1.95;最低的是尚义县,为-0.70。北京市各区县综合指数最高的是东城区,为1.47;最低的是延庆县,为-0.29。天津市各区县综合指数最高的是滨海新区,为1.95;最低的是蓟县,为-0.64。河北省各区县综合指数最高的是鹿泉市,为1.34;最低的是尚义县,为-0.70。
2012年京津冀区域内各区县单元综合指数最高的是北京市西城区,为2.45;最低的是威县,为-0.51。北京市各区县综合指数最高的是西城区,为2.45;最低的是昌平区,为-0.04。天津市各区县综合指数最高的是滨海新区,为2.38;最低的是蓟县,为-0.13。河北省各区县综合指数最高的是唐海县,为2.01;最低的是威县,为-0.51。
3 京津冀区域经济差异
3.1 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比
为了直观的显示京津冀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差异,使用Arcgis软件将综合指数与京津冀图形结合起来,6表示京津冀区域内经济综合水平最高的区域,以此类推,1 表示京津冀区域内经济综合水平最低的区域。本文中的分级仅作为京津冀区域内部进行经济综合水平的相对比较,不具有在全国范围内的意义。使用Arcgis软件分别将2004年和2012年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6个等级用不同的颜色表示出来,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显示的是2004年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差异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分布在3个区域:北京,秦皇岛、唐山、沧州和天津的沿海区域,石家庄及周边区县。经济落后地区集中在河北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即隆化县、围场满族自治县、怀安县、张北县、赤城县、阳原县、沽源县等,属于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的山区区域。
图2显示的是2012年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差异状况,由图中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 “中心———外围”特征。整个区域的经济向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区域进行集中。整个区域内最发达的地区包括:天津市滨海新区、唐山市唐海县、北京市西城区和东城区。经济综合水平最落后地区全部属于河北省辖区。隆化县、围场满族自治县、沽源县、尚义县、阳原县、魏县、大名县、临漳县、海兴县等区县相对于2004年的水平没有变化,依然是整个区域内经济综合水平最低的区县。
从图1和图2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整个区域内有3个经济增长极:北京市西城区、天津市滨海新区和唐山市唐海县即曹妃甸区的主体部分。这3个区县以及临近区域的经济综合水平都比2004年有明显的提高。对于河北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北部地区的经济综合水平高于2004年,而河北省南部地区在京津冀区域内的相对水平有了明显的降低。
3.2 京津冀区域经济空间关联分析
本文利用Geoda软件对2004年和2012年京津冀区域综合指数进行全局Moran's I指数自相关检验,测算得到京津冀地区2004年和2012年综合指数的全局Moran's I指数分别为0.3012 和0.4277。两个年份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说明京津冀区域经济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2012年综合指数的全局Moran's I指数由2004 年的0.3012增加到了0.4277,也就是说京津冀经济综合水平高的区域和水平低的区域趋于集聚的力量是在不断加强的。
为了分析京津冀区域内每个集聚区的集聚程度和集聚种类,利用Geoda软件对于2004年和2012年京津冀区域综合指数进行局部Moran's I测算,并且得到局部Moran散点图,如图3和图4所示。
通过对2004年和2012年的Moran散点图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京津冀区域内各区县之间的总体空间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2004年京津冀区域内大部分区县都落在LL和HH象限,其中LL象限内的区县最多,即本区域内区县的综合发展水平较低,而与之相邻的区县的综合发展水平也较低。对比2004 年的情况,2012 年LH区域内的区县数量减少了,HH区域内的区县数量有所增加,说明综合水平较高的区县发挥了区域辐射作用,带动了邻近的区县经济水平的发展。
为了更加直观的反映京津冀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结合图3、图4 可以得到2004 年和2012年京津冀区域的Moran地图,如图5、图6所示。
从图5中可以看到,2004年京津冀区域内的空间经济格局主要表现是: (1)空间差异较小,区域自身和周边水平都较高的区县(HH)主要是石家庄各区、井陉县、栾城县、元氏县、鹿泉市、藁城市、正定县、北京市的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和石景山区等。 (2)空间差异较小,但区域自身和周边水平均低的区县(LL)主要分布在河北省的北部承德、张家口和保定的大部分区县以及邯郸地区的魏县、邱县、巨鹿县和平乡县。(3)空间差异较大,区域自身水平较低,但周边水平较高的区县(LH)只有3个区县:通州区、宝坻区和津南区。
从图6中可以看到,2012年京津冀区域内的空间经济格局主要表现是: (1)空间差异较小,区域自身和周边水平都较高的区县(HH)有北京市的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顺义区、通州区、和丰台区,天津的静海县、滦县、宁河县、西青区、津南区和宝坻区。(2)空间差异较小,但区域自身和周边水平均低的区县(LL)主要集中在保定和邯郸地区的大部分区县。(3)空间差异较大,区域自身水平较高,但周边较低的区县(HL)只有辛集市。(4)空间差异较大,区域自身水平较低,但周边水平较高的区县(LH)只有两个区县:昌平区和蓟县。从图5和图6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京津冀区域的空间经济格局变化很大(见表3)。
4 结论
4.1 北京、天津的经济差异在缩小,而这两个区域与河北省的经济差距在扩大,河北省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在整个区域内有相对下降的趋势
从图7中可以看到,从1981~2012年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的人均GDP都是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的上升速度快于河北省,且差距越来越大。1981~2009年北京市人均GDP一直高于天津市,从2010年开始,天津市的人均GDP开始高于北京市, 但是两地人均GDP的差距不大。
4.2对于河北省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总体上是沿海高、内陆低,平原高、山区低的态势。并且2012年河北省的经济综合水平在整个京津冀区域内比2004年降低了。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这个地带指的是在北京和天津周围的32个贫困县。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北部的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地区。从图2中可以看到,“环京津贫困带”依然存在,并且扩大了。
4.3 仅就北京、天津两地来说,经济上呈现出均衡发展的状态
与2004年相比,2012年京津地区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北京市西城区和天津市滨海新区是京津区域的两个经济增长极,并且对周围相邻区域经济有较大的带动作用。相较于这两个区域,河北省经济综合水平最高的唐海县却居于京津冀区域的东部,远离河北省的主体区域,很难对河北省的经济起到带动作用。
摘要：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中心,本文选取2004年和2012年京津冀区域内184个区县单元的人均GDP、人均第二产业产值、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等8项指标,利用SPSS 21.0软件、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分析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差异,通过比较两个年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认为京津冀区域内的经济差异尤其是河北省与京津地区的差距是扩大的。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 篇10
摘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从国家战略以及京津冀自身发展来看，京（北京）津（天津）冀（河北）都应当加强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目前在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中，京津冀成为关注度最高的热点地区。文章通过分析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时代背景、现实条件及存在的困难和障碍，为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及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 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条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进入到大都市圈、城市群之间的竞争。通过发展城市群进而实现对于城市布局优化和形态优化，是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促进城市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推动民生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加快我国经济的转型，非常有必要在国内建立起若干个世界级的、有影响力的城市群。而我国正是希望将京津冀城市群打造成这个一个符合世界级标准的城市群，经济带，同时完善我国现有的城市群布局，京津冀迫切需要加强区内部的产业整合，通过构建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形成整体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从国家战略来看，京津冀在加快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担负着重要使命，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速度正在加速，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的发展战略，中央对于京津冀经济圈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在布局这一大思路的时候，要注意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以期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协同发展的路子。李克强总理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后也指出，作为区域发展总战略中重要一环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其快速发展，不仅可以优化生产力布局，还可以提升发展质量效益。上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表明，中央和地方对于坚定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具有高度一致性，全面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的政策支持已经到位。
从京津冀自身的发展情况来看，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条件已经成熟。京津冀三地的工业化、城市化已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当前，北京已经率先进入到了后工业化社会，并已经进入到以打造首都经济圈为核心，加快新城建设，并向建设成为世界城市为目标的方向迈进。北京与周边城市的关系也不再是传统的集聚和“虹吸”，还是开始转变为扩散和辐射为主。这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好契机。天津、河北正处在工业化的后期和中期，城市化进入到加快新城和中小城建设、空间优化、内外联动、构筑中心与外围紧密合作的网络体系阶段。京津冀三地在共建基础设施、融合产业链、共建生态环境、加快要素流动以及将社会政策纳入一体化等方面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需求和内在动力。
二、 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
1. 京津冀三地区域合作的态度和理念不同。长期以来，北京的发展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天津与河北作为北京发展的战略后方，主要为保证北京优先发展提供各项保障，如在产业转移方面，高端制造业等保留在北京，低端制造业等逐步从北京向周边区域迁移，水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也面临相同的问题，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往往迁居周边城市，而河北作为被迁移的主要区域，承接了上述类型的不公平竞争，导致河北经济发展比较畸形，故河北为了实现自己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于京津冀一体化的推动最为热心，而天津由于拥有龙头大港，且作为北方的经济中心，以及滨海新区的诸多特殊政策，导致其自身发展较快，对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热情实际并不高昂。
2. 市场分割导致区域一体化市场意识较弱。京津冀三地分处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域，我国各地政府根据传统行政体制的制定以及行政区域的划分，形成了各省市各自为政的格局，各地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发展思路的确立上，自成体系，并不考虑他省的协同配合，长期实施的行政垄断，缺乏沟通和协调意识导致，各个省市存在贸易保护以及市场分割的问题。如地方政府不少的财政补貼，仅限于补贴当地的项目、企业和居民。这导致各省市的发展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强者恒强，弱者减弱的问题。而对于区域合作也主要依赖政府推动的形式进行，并不以市场供需为导向，这也导致了各省市的整体规划存在重复建设，产业结构高度类似，资源配置并不有效等问题。
3. 高层次的区域合作、磋商和协调机制制度并未建立。京津冀一体化概念的提出已经较长时间，但是截至目前，京津冀政府间的区域协调机制的形式仍然单一，仅限于首长联合会、合作论坛以及协调会等形式，仍处于初级阶段，是倡导式的磋商机制，由于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制度化成弟弟，合作组织形式比较松散导致推行的力度并不够强。目前还没有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合作，磋商和协调机制，导致京津冀政府间的合作并不深入，特别是涉及区域内产业分工形式，产业重组模式，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安排等战略性合作框架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4. 并未建立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进行统筹布局。目前，京津冀区域经济还并未建立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这导致京津冀在实际建设中，运行机制并没有统一规则导致运行机制不完善，分工体系不合理等问题。同时，各个政府各自为政，市场存在分割性，政府之间缺乏一个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来对政府间的规划行为来进行指导，导致区域沟通协调并不顺畅，市场间常产生贸易摩擦以及恶性竞争等行为。而为建立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导致，中央或者京津冀协调组织实际并未对京津冀城市群进行统筹布局，这实则会影响区域内劳动分工情况，并不能形成协调发展规律以及整体效益规律，进而无法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产生正面作用。
5. 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市场并未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根本的体现即是市场的一体化，而市场的一体化则要根本体现为各项资源和要素在区域市场内可以自由流动和配置，即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目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京津冀区域开放和深入的程度还远远不够，生产要素市场并无法实现自由流动市场，供求信息也并不完全对称，政策支持也并不完全相同，存在一定的政策倾斜，这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京津冀区域经济的融合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整体建设。
6. 各自为政导致产业结构趋同，产業互补性性差，未开发特色产业。由于我国特殊的行政划分等导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缺乏有效沟通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在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并未考虑与其他省份的协同效应，导致在各地都存在重复建设，资源配置不合理以及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每个省市都存在一套自己的产业体系，但每套产业体系都不够强大，且各省市都存在争项目，争资源，争资金等过度竞争的问题，导致无法集中资源优势做自己的强势产业，发挥特色产业，对于京津冀而言，则表现在京津冀城市群，无法突出发挥北京的首都优势，河北的地缘优势以及天津的港口优势等问题。三地产业结构趋同，北京、天津对于周边省市的带动性不强，且各地产业无法形成有效互补，在一定程度上实则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合理。
7. “空吸现象”使得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京津冀三地之中，京津有着较强的集聚效应，河北的优势资源不断向京津集中，京津享受到了河北吸附效应所带来效益，但是京津的对外辐射效应较差，河北很难享受到京津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成果，因此很难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转移，于是就产生了今天的“环京津贫困带”。京津与河北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三、 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路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远期目标应是实现要素产业、市场、空间一体化，进而实现生态、社会一体化。近期重点是推进要素、产业、市场一体化。在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要明确一些基本思路和原则。
1. 在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要把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有效的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如果完全由市场进行主导，所有的要素和资源都会流向北京。随着大城市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也会有一些企业和人口流出北京，但是总体上来流入量会远远超过流出量，因此，政府需要进行有效的干预，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于城市产业转移以及城市功能的疏散要有合理的规划，通过行政力量引导企业、人口的迁移，从而缓解城市交通、环境污染的压力。政府对于城市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中需要尊重市场的内在规律，按照经济的发展规律办事。
2.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从区情特点及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京津冀城市群的建设以及区域一体化的建设，要根据区情特点出发，充分发挥北京的首都优势，河北的地缘优势以及天津的港口优势，并着力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解决好河北与北京、天津现有的经济发展差距，第二个方面是要解决好京津冀区域整体与我国发展较早，较快的长三角以及珠三角等经济体的差异。京津冀一体化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区际矛盾更加突出，协调难度更大。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既要立足该区域特点，又要从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入手，重视生态补偿和区际利益的协调，重视产业转移、集聚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协调。
3.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应与其城市化发展相协调。
京津冀地区城市化进程已进入都市圈发展阶段。制定发展目标战略重点，要符合阶段的要求和水平，推进区域产业空问聚、产业转移、城市体系的建设、交通布局等，也应按照都市圈的规律要求来组织和运行。
4.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与现代化目标相辅相成。高铁建设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统一市场的形成。随着京张城际铁路、京承城际铁路的陆续开通，北京半小时或一小时经济圈形成，将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来整合资源。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与国家的发展规划、国际化趋势要求相一致。2011年，“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被明确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原来北“环京津贫困带”前沿变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2014年初，习总书记提出将环首都经济圈提升至国家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要与国际化新趋势相一致，要与国际应对气侯变化与低碳发展要求相一致等。
从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具有的集聚、距离和分割这三大济地理特征，探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一是促使市圈充分发育、城市体系结构日益合理，以促进经济活动聚集和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二是不断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以有效缩减区内的经济距离；三是打破行政壁垒和地方护，切实消除“分割”；四是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和治理机制，协调区内各地方利益主体的关系，实现区内各方福利公平。
四、 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措施
1. 京津冀区域产业融合与一体化发展。产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也是现阶段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目前，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已进入到要素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的关键期。随着北京率先迈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产业的升级和转移，必然带动整个区域的产业整合，为构建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创造了契机。京津冀地区应抓住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入手，通过产业的转移、集聚、链接、融合，探讨区域产业合作的途径，从而不断增强区域竞争力和驱动力。从总体上分析，北京在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具备了相当强的优势，因此应该重点的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产业以及总部经济；天津应依托其港口优势，结合其滨海新区的政策优势，发展与港口优势相呼应的物流业、海洋相关产业等，并借助滨海新区的的政策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并发挥好研发成果向基地转化的功能。河北则应主要着眼于自身的地缘优势，以及基础条件等优势，着力发挥传统的重化工业，一方面为北京天津的发展奠定基石，另一方面作为自身产业的错位发展，积极接受从北京以及天津转移出的部分产业，完善自身的产业结构，同时着眼于改善生态环境等问题，发展生态产业与特色农业，并发展自身比较有优势的医药产业与纺织业等相关产业作为补充力量。
2. 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起“首都经济圈”，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索合作的路径：一是合力发展，“以内聚外”。京冀合力，共同将首都经济圈打造成区域发展的一张靓丽品牌，吸引全球要素的集聚，快速发展。二是错位发展，“相互借力”，在一些产业和城市功能上，通过转移和承接，京冀形成合理分工、相互支持之势；三是一体发展，互支撑。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要通过创新体制，融合发展，逐步实现首都京冀一体化发展。
3. 京津冀区域经濟一体化中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区域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不平衡性，在各个主体的功能定位上也是有所不同的。对于京津冀三地来说，北京天津由于拥有政策优势以及人力资本的优势等，其发展目标是发展高端制造业，现代制造业等处于产业链高端和上游的部分，对于资源的使用和收益较多，而河北主要作为北京、天津经济发展的保证，其需要接受从北京以及天津转移出的部分产业，而这部分产业可能是高能耗与高污染的产业，这导致河北在保证北京、天津的土地、生态、人才以及水供应等方面的充足供应时，更多面临环境污染等压力与牺牲，故京津冀一体化在协同发展的同时，要充分关注各方的利益以及诉求，特别是对河北进行一些必要的区域援助，完善转移支付，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政策扶持等优惠政策，达到京津冀三方合作共赢的局面。
4. 京津冀区域空间布局优化。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和落实在区域空间发展上来，在空间上统筹解决经济、生态、交通等方面的问题，综合建设与改善区域人居环境。京津冀的区域发展，不仅要考虑近期目标，更要考虑长远目标，在时间上要超前考虑未来20年、甚至50年；在空间上要对京津冀区域进行总体的战略布局，逐步形成“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发展布局；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要综合考虑多种可能的途径；在指导思想上，要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主体能区划分进行综合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不定因素，为区域发展提供更长远和宽阔的视角。京津冀区域总体空间布局应主要围绕城镇体系空间布局、产业带空闲布局、生态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空间布局、旅游圈空间布局等来进行。
5. 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保障。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对整个区域进行整体性的治理，从而对整个区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制保障。需要研究区域治理的理论依据、区域治理的借鉴与启示、区域治理的结构框架、区域治理的方式手段以及区域治理的机制保障等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可以有效的调整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市场和社会通力合作、运转协调的治理网络。
参考文献：
[1] 叶堂林.新时期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4，（1）.
[2] 崔冬初，宋之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2，（5）.
[3] 孙久文，原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比较和演进重点[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5）.
[4] 张耀军.论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J].当代经济管理，2014，（10）.
[5] 梁晓林，谢俊英.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现状及发展对策[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6）.
[6] 刘瑞娜，王勇.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基于“命运共同体”环境下的视角[J].现代经济探讨，2015，（1）.
[7] 陈志恒.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06.
[8] 王微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模式选择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位论文，2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研究”（项目号：13AZD006）。
作者简介：陈宏（1982-），男，汉族，福建省长乐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管理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杨柳（1987-），女，汉族，江苏省镇江市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学。
京津冀区域碳减排能力测度与评价 篇11
1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是区域碳减排影响因素分析和评价。如Crame[1]、Rosa[2]、Cole[3]等学者基于部门数据分析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了人口、城市化水平、能源使用效率、住房面积与碳排放之间的相关关系。徐国泉等人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svisia分解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4]。宋德勇[5]采用两阶段LMDI模型对我国1990—2005 年碳排放进行了分解分析,得出其具有周期性特征。而一些学者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国家和区域的碳减排绩效, 如Ramanathan[6]应用DEA方法从能源、经济等四个方面分析中东和南非17 个国家的碳减排绩效。Zaim[7]与Zofio[8]研究不同形式的环境DEA模型下OECD国家碳排放环境效率,得出环境法规的实施会给OECD国家带来相应的产出损失。王群伟等[9]基于环境DEA模型评估了了我国各个省市碳减排效率,指出产业结构、能源强度等因素对碳减排绩效有显著影响,且碳减排绩效具有收敛性。姚奕,倪勤[10]基于投影寻踪模型,对中国各个省市1996—2008 年碳减排能力进行了评价,提出我国必须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改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碳减排能力。岳文婧[11]等基于IPAT指数分解模型对世界主要国家碳减排力度进行了研究。王小兵、雷仲敏等人以东北地区为例,提出了该地区节能减排的能力测度方法及相关对策[12]。何加锋等应用层次分析法对中国省域层面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选取关键性指标和国外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得出和发达国家比较,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13]。张炜玲通过对比人均GDP、单位GDP、产业结构与各产业能耗指标,得出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和美国平均水平,具有良好的低碳发展基础[14]。
在已有文献中,对于区域碳减排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透析,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来比较我国各区域能源效率差异以及碳排放状况,但是对于区域碳减排能力评价研究还鲜有涉及。鉴于此,本文在对京津冀碳减排能力测度基础上,提出京津冀合作减排策略,以期为其他省市开展碳减排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2 指标体系构建与模型方法
2. 1 指标体系构建
当前对于区域低碳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已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指标体系主要是从能源—环境—经济三个系统的宏观层面概括低碳发展的综合情况和影响因素。如冯碧梅将区域低碳状态解析为三个子系统即自然生态低碳、产业生态低碳和人文生态低碳,构建包含三个层次的湖北省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15]。马元三在归纳国内区域低碳发展评价指标的准则层时,也总结出同样的结论[16]。但是随着区域低碳研究的深入具体,发现这类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区域碳减排能力表征缺乏一定的针对性,有必要构建更加契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如以往研究中往往忽视技术和碳汇能力的影响,实际上这两方面的作用在逐渐凸显,技术创新的不断投入和绿化面积的增加都会提高区域碳减排能力。此外,产业发展能力、区域碳转移能力等指标也都能恰当反映区域碳减排能力,理应纳入指标体系中。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从经济发展能力、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碳转移能力、技术与碳汇能力、产业发展能力五个方面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的采用坚持强相关性和可获得性原则,借鉴相关学术成果[10,11],选取16 个指标综合反映区域碳减排能力水平,构建京津冀碳减排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下表1) 。
2. 2 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
2. 2. 1 权重确定。本文选取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赋权步骤如下: 假设有m个待评方案,评价体系的指标为n个,对此可以建立数学模型: 设域为:
每一个样本由n个指标的数据表征组成:,可以得到评价系统的原始数据表征:。
( 1)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单位不同,需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正向指标:;负向指标:
( 2) 数据坐标平移。为了消除指标值对数计算的影响,对于x'ij进行坐标平移,其公式为:
( 3) 第i个评价对象中第j个指标的的比重计算。设有m个评价对象,n个指标。比
重计算公式为:
( 4) 第j项指标熵值的计算。
( 5) 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对第j项指标,指标值的差异越大,对碳减排能力评价的影响就越大,熵值就越小,定义差异系数:
( 6) 求权值: 在上述计算的基础上,可得出个具体指标的权重值。即。
2. 2. 2 样本的评价。对样本的评价,可以用第j项指标xj的权重wj与标准化矩阵中第i个样本的第j项评价指标接近度x'ij作为xij的评价值fij。,第i个样本的评价值为:
对于多层结构的评价系统,可以根据信息熵的可加性,利用下层结构的指标信息效用值,按比例确定对应于上层结构的权重Wj,对下层结构的每类指标的效用值求和。
全部指标效用值的总和:;相应各子系统的权重:。
对应上层结构的评价值为:;若高一层有k个分量,则上层结构的评价值:;某个区域碳减排能力总得分为:
2. 2. 3 数据收集与处理。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 2002—2013 年) , 《中国统计年鉴》( 2002—2014) ,《北京统计年鉴2014》, 《天津统计年鉴2014》和 《河北经济统计年鉴2014》,由于所选取的碳减排能力指标的可获取性,选取2001年—2013 年这13 年间的数据开展研究,对于少量缺失数据采用回归替换法插补。根据( 1) 和( 2)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按照yij = x? ij +0. 01 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平移得到标准化数据矩阵。再按照上述公式分步计算,得到京津冀碳减排能力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如表2—4 所示。
3 结果与分析
将京津冀2001 - 2013 年各指标初始数据按照1. 2 节数据处理方法进行处理,计算出京津冀碳减排能力五个一级指标得分,如表5—7 所示。最后,通过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得到京津冀区域碳减排能力水平得分,并绘制出京津冀碳减排能力水平对比图( 下图1) 。
由图1 可以看出,2001—2013 年京津冀三地碳减排能力均有所增加,但是河北省碳减排能力增幅不大,明显落后与北京和天津两市,河北省目前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仍然是其GDP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尤其是工业的对GDP贡献率比重很大,而河北省的第三产业一直增幅缓慢。从整体上看,京津冀整体碳减排能力已形成了梯度差,天津处于中间位置,河北省的碳减排潜力巨大,但是必须借助京津冀协同力量降低河北省的排放量。
3. 1 京津冀碳减排能力一级指标分析
结合表5—7,绘制出2001—2013 年北京、天津、河北省碳减排能力变化趋势图( 如图2—4) ,进一步对京津冀碳减排能力一级指标分析。
( 1) 经济发展能力方面: 2001—2013 年,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能力均持续增长,其中北京市经济发展能力从2001 年的0. 002 上升到了2013 年的0. 106,天津市经济发展能力从2001 年的0. 0015 上升到2013 年的0. 1049,河北省经济发展能力从2001 年的0. 0011 上升到2013 年的0. 0765,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增长能力均较强,这也为京津冀合作碳减排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 2) 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 2001—2013 年,京津冀区域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均有所下降,但是河北省下降幅度很小,仅从2001 年的0. 0763 下降到了2013 年的0. 0545。从2001—2013 年,河北省主要依赖能源消耗和工业发展拉动GDP增长,提高河北省能源利用率和调整其二次产业结构比重对京津冀合作碳减排至关重要。
( 3) 碳转移能力: 2001—2013 年,京津冀碳转移能力在持续增长,北京市的碳转移能力从2001 年的0. 0142 上升到了2013 年的0. 085,天津市碳转移能力从2001 年的0. 0122 上升到2013 年的0. 0797,河北省碳转移能力从2001 年的0. 0102 上升到2013年的0. 0766。
( 4) 技术与碳汇能力: 2001—2013 年,京津冀技术与碳汇能力在不断提升,这也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技术创新、低碳经济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方式。北京市的技术与碳汇能力从2001 年的0. 0158 上升到了2013 年的0. 0819,天津市技术与碳汇能力从2001 年的0. 0114 上升到2013 年的0. 039,河北省技术与碳汇能力从2001 年的0. 0051 上升到2013 年的0. 0438。
( 5) 产业发展能力: 产业发展能力里面包含了一个正指标和一个负指标,无法简单评判,可以分开讨论,见下文的二级指标分析。
3. 2 京津冀碳减排能力二级指标分析
根据表2—4 中京津冀指标的权重数,可以得到如下图5 所示的京津冀碳减排能力指标权重对比趋势图。
由图5 中可以看出,从横向比较看,北京的人均GDP、区域( R&D) 经费投入强度和第三产业对GDP的拉动明显高于其他两地。河北省的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和工业贡献率均高于京津两市。而天津的这些指标在和北京和河北省对比时,基本处于中间位置。北京的经济能力和科技能力在京津冀三地中优势很大,一大部分原因是北京属于政治文化中心,高校云集,也是首先发展起来的几大城市之一。河北省GDP增加还主要依靠传统的老工业,如钢铁、化工、水泥等行业,这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也有一大部分是从京津两地转移过来,所以在考虑京津冀合作减排的过程中,主要是要考虑河北省对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碳减排贡献率,降低其能源和碳消费比重。天津目前老工业已初步转型,目前滨海新区集聚了航空、新能源、生物制药等科技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碳减排潜力较强。
从指标权重比较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整个指标体系中比重较大,这也说明农村的发展是提升整个区域经济能力的着力点,这也和国家城镇一体化政策相关,加快京津冀城镇化进程也是提高京津冀经济能力的方式之一。进出口贸易额方面,天津和河北相差不大,但都明显低于北京,所以在京津冀合作减排中,必须加强进出口方面的合作,这也是碳转移能力的体现,天津应充分发挥天津港的港口优势。在外商投资方面,由于北京的区位优势,目前外商投资倾向于在首都设立公司,所以北京的外商投资力度强于津冀,但是目前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也集聚了一大批外企,未来其潜力巨大,河北省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要加大力度,尤其是吸引新能源类型的企业入驻,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通力合作。在区域技术成交额方面,其比重在整个体系中处于中游,这也反应出目前京津冀低碳技术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更多的低碳创新和低碳产品的开发。区域( R&D) 经费投入强度方面,在这个体系中处于下游水平,京津冀在科学和技术经费上投入力度不够,应加大该方面的投入和支持。在碳汇方面,其比重处于整个指标体系的中游,这也和国家政策相关,碳排放源的概念已被广泛接受,而关于森林和草地等植被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却未普及,京津冀应加强碳汇方面的宣传和引导,增加整个区域的绿化覆盖率。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对比京津冀碳减排能力为目标,运用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对2001—2010 年京津冀碳减排能力进行了测度,从经济发展能力、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能力、碳转移能力、技术与碳汇能力、产业发展能力五个方面,以及细化的十六个指标着手,得出以下结论及合作策略。
( 1) 2001—2013 年京津冀碳减排能力综合排名: 北京> 天津> 河北,北京的经济发展能力、技术与碳汇能力要明显高于津冀两地,其人均GDP、区域( R&D) 经费投入强度和第三产业对GDP的拉动也比津冀有很大优势。
( 2) 京津冀区域碳减排能力基本已形成梯度差,而区域合作碳减排的主要因素在于河北,河北省GDP拉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应加快调整河北省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同时要提高能源利用率。通过借助京津两地的教育、科技、技术优势,利用河北省自身的区位优势,综合考虑制约河北省低碳发展的因素,可以使河北省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城市建设有较大提升。
( 3) 京津冀区域合作碳减排路径选择,制度创新是关键,京津冀区域政府是合作的主体,其引导工作是合作减排的前提; 在产业、技术、碳汇、碳交易合作方面,京津冀区域要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加强区域联动联控,最终降低京津冀区域整体碳排放。
摘要：从影响区域碳减排能力的五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基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模型,测算京津冀2001—2013年的碳减排能力,基于此提出京津冀合作碳减排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碳减排能力综合排名:北京>天津>河北,北京的经济发展能力、技术与碳汇能力要明显高于津冀两地,其人均GDP、区域(R&D)经费投入强度和第三产业对GDP的拉动也比津冀有很大优势;(2)京津冀区域碳减排能力基本已形成梯度差,而区域合作碳减排的主要因素在于河北;(3)京津冀应在制度、产业、技术、碳汇以及碳交易机制等方面展开碳减排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