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都市圈（共8篇）
京津冀都市圈 篇1
京津冀都市圈指以北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 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和唐山8城市, 该区拥有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曾经的近代中国经济中心[1]。区域面积占全国的2.3%、人口占全国的7.23%。近年来, 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加快的基础上, 加快区域内府际间的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已成为京津冀各城市的共识[2,3]。
一、政府主导, 产业支撑, 强势推进
1.增强城市竞争力, 发挥城市扩散效应
推进城市建设与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 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对于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对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进一步增强城市竞争力, 发挥城市扩散效应[4]。
2.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抓好城市规划对接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美丽中国的理论, 从空间上规划布局, 形成多层次的城市群体, 建成符合中国特色的先行区、示范区生态区。充分做强做大规划对接、基础对接、产业对接、人才对接、金融对接、发展对接, 全方位深化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真正形成以文化联系为纽带、以交通体系为平台、以资源要素流动为基础、以产业转移为支撑、以金融体系为连接、以共同发展为特征的环京津城市群。
3.加强环渤海区域建设, 打造环渤海经济圈
在国家区域发展规划的大背景下, 京津冀都市区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渤海湾临港区域建设, 更加速了京津冀区域的飞速发展。加强环渤海区域建设, 充分利用临港区位优势, 创建新的增长极, 打造环渤海经济圈, 势必带动京津冀区域的发展, 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于北京一些重化工业外迁, 为唐山曹妃甸发展重工业提供了机会, 该地区的经济得到显著的提升。曹妃甸开发建设曹妃甸港区, 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钢铁、石化产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结构中, 钢铁、石化等行业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华北地区首钢集团、唐钢、宣钢、包钢、天钢、承钢六大钢厂进口矿石需求量, 以及燕山石化、天津石化公司、石家庄炼油厂、沧州炼油厂等石化企业的进口原油需求量很大。而远洋运输进口矿石、原油, 最经济合理的运输船型为20万～25万吨级。同时, 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 为天津飞机制造业, 以及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
4.进行产业细分, 合理产业布局
京津冀需要逐步完成产业细分。从天津依托渤海湾, 形成了天津得天独厚的产业链, 加之临海腹地北京及河北大部分区域, 使得京津冀必然要走产业分工道路, 这更要求产业进行细分。京津冀互补性和依托性很强, 要根据三地行政区划的优势, 统筹产业规划与布局。做到产出高效、发挥优势、集群发展。
二、集中联动, 模式创新
1.建立产业转移工业园
通过直接投资、中间产品外包、整体搬迁方式加快北京市产业转移, 京津冀三地政府应共同出资建立“京津冀都市圈”产业转移工业园, 修补并延长京津两地间出现的产业趋同和区域内产业链断裂的问题, 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
2.构建京津冀交通路网系统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交通路网, 加大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 建立符合三地区域发展的交通路网系统, 形成交通经济圈。可以缩短京津冀三地的空间距离, 使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质的变化,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便利度, 使得京津冀区域走向一体化发展。
3.制定区域协调的环境保护规划
京津冀地区的发展要注意环境保护, 特别是近海区的保护。目前, 京津冀区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区域环境保护规划。虽然现在这个地区的三个板块都有各自的环境保护规划, 但各自规划起点和目标不同, 缺乏协调机制, 造成环境保护混乱, 严重破坏生态。
三、府际整合, 协调发展
发挥地缘优势, 动员各方力量, 积极承接转移, 续接产业链条, 京津全方位对接, 实现高端产业配套协作、优势产业协调互补的合作发展格局。三地应以最大的诚意、最好的服务、最优的环境, 千方百计地吸引优秀的人才, 引进先进的技术。充分利用发达的金融市场, 获取前沿信息、搭建合作平台, 优化金融环境、引进充裕资金。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 促进路、水、电、讯全面连通, 形成紧密联系、方便快捷的物流、人流、信息流通道, 切实增强发展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四、整合资源, 打造品牌
京津冀资源丰富, 特别是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京津冀旅游经过多年的努力, 取得了一定成就, 也为全国各地的旅游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但三地政府仍然没有建立旅游资源共享平台, 造成了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因此, 三地应整合旅游资源, 只有对资源进行整合, 才能形成规模, 创造具有影响力的旅游产品。才能提升京津冀旅游的品牌效应, 搭建新的融资平台, 吸引新的资本投入, 促进并带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翠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J].环渤海经济瞭望-博士论坛, 18～21.
[2]汪海.构建京津冀区域的三大经济增长极[J].北京社会科学, 2007, (6) :40～43.
[3]王丽.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发展[J].经济研究, 2007, (6) :63～64.
[4]陈柳钦.京津冀三省市产业发展比较分析[[J].经济前沿, 2004, (10) :19～23.
京津冀都市圈 篇2
第一条 编制目的编制《南京都市圈规划》（以下简称为“本规划”），是为了实施《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01—2020）》，提高南京都市圈的综合竞争力，推进区域共同发展，巩固提升南京在长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地位，促进都市圈规划范围内各城市的协调发展。
第二条 指导思想
南京都市圈的发展应淡化行政区划，从区域角度强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形成经济、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协调城镇之间发展的关系，推进跨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保护并合理利用各类资源，改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整体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包括：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马鞍山市、滁州市、芜湖市的全部行政区域，淮安市的盱眙县、金湖县和巢湖市的市区、和县、含山县。
本规划对省内部分提出要求，报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对省外部分从区域发展的整体协调考虑，提出发展预测和建议。
第四条 编制依据
（一）主要依据
1、《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发〔2002〕13号）；
2、《关于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的批复》（建规〔2002〕39号）；
3、《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的意见》（苏发〔2000〕17号）；
4、《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01—2020）》；
5、《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二）相关依据
1、相关城市的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
2、《安徽省城镇体系规划（1995—2010）》；
3、相关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4、《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第五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2002－2020年。近期：2002－2005年；远期：2006－2020年。
第二章 功能定位与发展目标
第六条 功能定位
长江流域与东部沿海交汇地带的枢纽型都市圈，江苏省核心型都市圈，兼容并蓄、开放多元的文化型都市圈，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都市圈“承东启西、承南接北”，地处中国重要的沿海和沿江发展轴线的交汇点，是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转换地带、南方与北方经济发展的交融区域，具有战略性的枢纽地位；都市圈核心城市南京是江苏省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信息中心，南京都市圈地跨江苏苏南、苏中、苏北，对促进苏中地区快速崛起并融入苏南板块、进一步加快苏北地区发展等全省区域共同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南京都市圈历史上是吴楚文化的交汇地带、南北文化的交融区域，同时也是近代文明兴起之地，集历史、近代、现代特色文化于一身，融吴楚文脉、南北文化、中西文明于一体，具有兼容并蓄、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多元文化特征；南京都市圈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北翼，基础产业实力雄厚，科教优势明显，文化底蕴深厚，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基础产业、制造业、科教文化基地之一。
第七条 总体目标
推动都市圈的经济、市场发展一体化，培育平等、互利的发展环境；针对市场、产业、基础设施、城市化等方面的共同发展制定相应策略，扩大区域合作，创造多种灵活的合作方式，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都市圈区域可持续发展；以长江为纽带、沿江城市为依托，联合培育都市圈信息生产和信息服务中心，构建国际性的沿江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以历史文化、山水城林为特色的城市带。
近期，都市圈省内部分实现全面小康；远期，建成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空间集约、生态优良，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现代化都市圈。
第八条 经济目标
近期：国内生产总值4600亿元（省内355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8000元左右（省内24000元），三次产业比重为8:50:42（省内5:51:44），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24%（省内超过30%），财政总收入550亿元（省内48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25-30%，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比重大于2%，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2%（省内15%），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省内18%），科技进步贡献率50%以上（省内5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500元（省内11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500元（省内5200元）。
远期：国内生产总值在2005年的基础上增长接近5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8000元（省内112000元），成为经济充满活力、科技发达、环境优美、地位独特、高度一体化、辐射功能强劲的发展区域。
第九条 社会目标
近期：恩格尔系数38%（省内3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5%（省内30%），宽带网入户率35%（省内45%），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5人以上（省内6人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小于5‰（省内小于3‰），人均期望寿命大于75岁，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省内约3%），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达到100%。建成大型综合医院与各类专业性医院相结合的都市圈共享的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都市圈大型综合性体育设施和体育专项场馆，具备举办全国运动会的能力。
远期：建成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会展中心、长江下游的医疗服务中心；大型体育设施达到承办相当于亚运会规模的国际性大型运动会的能力；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园区，建成国家教育科研基地；建设大型文化设施，成为长江中下游区域文化中心；传承都市圈独特文化与山水城林景观，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型都市圈。
第十条 城市化目标
“做强、做优、做美、做特”各级城市，重点“做大”核心城市，择优培育重点中心镇，全面提高城镇发展质量，完善都市圈的城镇空间结构。
强化核心城市的主导地位，加快都市圈沿江城市带规划和建设的整体协调，有序培育城镇发展轴和通道地区的特色中小城市，进一步提高都市圈城市化水平，将都市圈建成国内城市化和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近期总人口2600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52%左右（省内58%），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8平方米（省内20平方米），人均公共绿地8平方米（省内12平方米）；远期总人口3200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66%左右（省内74%）。
第十一条 环境目标
城镇与产业发展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以保护长江、京杭运河等区域供水水源，南水北调取水水源及输水廊道水质为重点，以建立都市圈整体执法监督和环境管理体制为保障，以改善城镇环境质量和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章 空间组织
第一节 空间结构
第十二条 总体结构
形成一个核心、两个圈层的空间结构，重点发展一带一轴三通道。
一个核心：包括南京主城和以主城为核心、半径约30公里范围的城镇和潜在的城镇发展地区，即规划中的南京都市发展区。该区域是南京城市功能重组和集聚新兴城市功能的重点区域。
两个圈层：包括核心圈层和紧密圈层。
核心圈层：与核心城市联系紧密、接受核心城市强烈辐射，城市间相互作用最强、最广泛的区域。规划范围包括核心城市和距核心城市中心约50公里范围内的城市（镇）和区域，包括南京市、仪征市、句容市、马鞍山市、滁州市区、来安县、全椒县。
紧密圈层：与核心城市联系密切，接受核心城市的辐射，圈层地带节点城市具有相当的发展规模，且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经济社会联系的功能地域。规划范围为核心圈层外围、距核心城市中心约100公里范围内的城市（镇）和区域，包括扬州市、镇江市、芜湖市、滁州市的北部、巢湖市的北部、淮安市的南部地区。
一带一轴三通道：沿江城市带：包括南京、扬州、镇江、马鞍山、芜湖等5个设区市以及仪征、江都、当涂、和县等县（市）。城镇发展轴：北从金湖、盱眙开始，经天长、南京、溧水至高淳。三条通道：南京至句容并延伸到苏锡常都市圈环太湖地区、宜（兴）溧（阳）金（坛）丘陵山区通道，南京至滁州、明光、凤阳通道，南京至全椒、合肥通道。
第十三条 发展策略
空间发展策略：“强化核心，提高沿江，带动纵深”。
强化核心：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引导核心圈层各项功能的合理扩散与集聚，建设充满发展活力、空间秩序优良的核心城市功能一体化地域。
提高沿江：协调沿江地区各类用地的空间布局，建设符合沿江城市带整体发展要求、高效运行的基础设施网络，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整体协调发展的沿江城市带。
带动纵深：培育都市圈城镇发展轴线，完善都市圈辐射通道，加强沿轴、沿通道地区与都市圈核心城市、节点城市的联系，提高核心城市、沿江城市带对纵深地带的辐射强度，带动都市圈南北两翼纵深地区的发展。
第十四条 远景空间组织
形成网络化与极化共同发展的都市圈空间结构。核心圈层与沿江地区呈网络化发展态势，核心圈层发展成为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通勤发达、高度协作、联系密切的大都市地区，沿江地区发展成为国际一流的先进制造业产业带和发达的城市化地区；紧密圈层成为集中型城市与开敞型休闲度假胜地、优质无污染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生态敏感空间相融合的区域，沿城镇发展轴、沿通道极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都市圈内部交通、通讯网络高度发达，形成基础设施网络化格局；大区域性通道网络逐步完善，都市圈空间形态更加开放，与周边区域的联系更加紧密。
第二节 空间分区引导
第十五条 空间分区
南京都市圈按四个空间分区进行组织：沿江地区、沿轴线地区、沿通道地区和其它地区。沿江地区为城市化促进区，是都市圈城镇发展的主要空间；沿轴线地区为都市圈仅次于沿江地区的城镇发展空间，要加强城镇沿轴线集聚发展；沿通道地区引导城镇点状布局，控制沿交通线无序蔓延；其它地区要特别重视保护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环境，发挥对都市圈空间的生态支撑的作用。
第十六条 沿江地区
空间利用以城镇布局为主，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保障自然风景区、森林公园、防护绿带的合理布局，积极引导非农产业向沿江地区集聚，省内结合沪宁城镇发展轴、宁通城镇发展轴的建设，形成制造业、服务业高度集聚，经济发达，城市空间与生态空间有机结合的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地区。
综合考虑沿江地区城镇发展趋势和产业布局、环境协作、交通组织等的发展要求，加强镇江与扬州段、南京段、沿江上游区域等分段空间管治与协调。
第十七条 沿轴线地区
重点依托高速公路、铁路，引导非农产业、城镇沿轴线集聚发展，强化都市圈南北向经济联系；在加强核心城市南北向辐射通道建设的基础上，以多种交通方式来加强核心城市与轴线地区城镇以及沿线城镇之间快速、便捷的联系，增强核心城市对轴线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十八条 沿通道地区
保障沿线交通的高速、便捷、安全，重视通道地区的生态环境功能、旅游休闲功能和农业功能，选择适当区域作为城镇与非农产业的集聚发展点，严格限制规划城镇建设区域以外的建设活动。
第十九条 其它地区
都市圈主要的农业生产空间、生态开敞空间，承担都市圈农副产品生产和生态环境调节功能。要加强网络状的联系，提高这些区域的交通可达性和对外经济联系强度；集聚发展城镇和工业区，服务于广大农村地域。
第四章 产业发展
第一节 服务业
第二十条 总体要求
1、区域一体化：面向市场，依托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发达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与上海、苏锡常等地区错位发展，加强圈内各城市之间主导产业发展的横向联系，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2、市场导向：应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吸引国际制造业转移，“做大做强”本地优势企业，积极发展区域性产业集群，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积极发展新兴服务业，构建面向整个都市圈的服务业体系。
3、提升发展水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4、保障就业和提高农民收入：都市圈产业发展取向应充分强调就业优先和提高农民收入，要与推进城市化、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相结合，正确处理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拓展发展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产业发展、城市化、全面小康建设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二十一条 发展目标
利用核心型都市圈的战略地位，依托枢纽型都市圈的交通、区位优势，发挥文化型都市圈的特色，以资源共享、互利互惠为原则，整合发展都市圈内各类大型跨区域服务设施，构建功能完善、竞争有序、全面协调发展的都市圈现代服务业体系。形成以南京为核心，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科教文化特色鲜明，辐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区域性服务中心。
第二十二条 重点领域
1、金融服务业：完善金融运营体系，扩大金融市场规模和经营范围，逐步实现金融保险业的商业化和国际化。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增强直接融资能力，建立都市圈统一的资金市场，实现都市圈内各城市的同城票据结算；加快整个都市圈金融电子化建设。
2、会展业：培育按市场化运作的大规模专业会展公司，整合会展经济产业链，促进多行业协同发展。积极举办有特色、有全国影响的常年性专题展会，打造会展品牌。
3、咨询业：充分利用城市规模和集聚优势，有效整合都市圈教育、人才资源，大力发展咨询业，包括信息、财务、金融、管理、法律等一系列整体的咨询服务，咨询业在服务对象上要向企业倾斜。
4、商贸流通业：加快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商贸业，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等新型业态，加速推行进销分离的新型营销体制。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加强联合协作，以大型商贸企业为龙头，组建跨地区的集总经销、总代理和展示、批发、零售为一体的综合商贸集团。借鉴国外同行的先进经营理念，培育跨区域发展的机制和实力。
5、物流业：依托国际空港、内河港口、陆路交通枢纽加快发展物流业，尽快形成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现代化物流中心。整合都市圈规划范围现有物流资源，建立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物流服务体系；建设南京城市物流共用信息平台，构筑电子商务支撑；以现代物流的发展为纽带，带动和组织区域制造业、商品流通业、现代农业的发展。
第二节 旅游业
第二十三条 发展目标
协调整合都市圈旅游生产力要素，通过资源、产品、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合作，提高整体水平，形成系统开放、功能完整的旅游区域。近期发展成为国内首选旅游地区之一，远期发展成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进一步强化南京的旅游功能和核心地位，发展成为商务会展旅游中心、旅游集散中心和服务中心。
大力实施旅游倍增计划，将南京都市圈培育成为我国旅游业中具有一流竞争力的高知名度、高品位和高效益区。实现南京都市圈旅游产品市场化、旅游品牌多样化、旅游服务设施社会化、旅游企业运作一体化。
第二十四条 旅游文化
合理利用都市圈文化特征，充分挖掘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都市圈旅游的文化含量和品位。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尤其要突出南京的古都文化，扬州的隋唐文化、运河文化，镇江的吴文化、宗教文化等传统优势。城市建设和文化建设要注重保护特色环境、丰富城市景观、配套旅游设施、繁荣市井生活，提高各方面的旅游文化内涵。
第二十五条 空间组织
加强各行政区域、各景区景点的协调，结合资源特点进行旅游布局和开发，形成点、线、面结合，有利于组织都市圈旅游线路的大旅游空间布局。重点建设沿长江旅游带、沿城镇发展轴线旅游带、沿运河旅游带、环南京休闲度假旅游带，进一步密切与苏锡常都市圈环太湖地区旅游发展的联系。
沿江地区的旅游开发应突出密集的城市人文优势，发挥众多过江通道及周边地区潜在的旅游价值，保护风景旅游岸线，发挥沿江港口的旅游联动作用，大力发展观光旅游、都市旅游、文化旅游、商务旅游，将南京都市圈沿江旅游带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沿城镇发展轴线旅游带的开发应结合旅游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突出丰富的自然资源、地方特色农副产品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农业观光旅游、地方特色旅游等。促进沿城镇发展轴线生态旅游开发与沿江人文旅游开发的联动。
第六节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近期对策
第一百二十三条 开展专业规划
抓紧深化都市圈规划有关内容，积极开展南京都市圈规划范围的专业和专项规划，包括物流、旅游、综合交通、绿地与生态建设、水源保护与区域供水、区域污染防治规划等。通过有关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有力地推进都市圈近期的发展与城市间的相互协调。
第一百二十四条 研究建立省内外多层次的协调机制
适应南京都市圈跨省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在建立省内协调组织机制的基础上，建立由都市圈内有关城市、部门、中介组织等参与的多层次的协调联系机制，包括市长联席会议、都市圈行业协会等。发挥南京经济协作区在南京都市圈规划建设中的省际协调作用。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一百二十五条 规划文件
本规划成果包括规划文本和图件，规划文本和图件具有同等效力。
第一百二十六条 实施监督
京津冀都市圈 篇3
关键词：钻石理论；京津冀都市圈；生物技术产业；竞争力
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在区域竞争力上，而区域的核心競争力则往往表现在地方的特色产业集群上。产业集群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由于以前区域协调的缺乏，京津冀之间的重复建设严重，浪费了人力、物力，因此为适应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升级，京津冀都市圈正积极对区域主导产业进行整合以提升竞争力。笔者选取了其中具有先导性的生物技术产业，运用波特的“钻石理论”，在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下，从区域产业集聚的角度对该区域生物技术产业的集聚进行可能性分析，以期实现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竞争力质的飞跃，在全球新一轮经济浪潮中后来居上。
一、钻石理论在京津冀都市圈生物技术产业的运用
生物产业是一个以科学位基础的产业，对工艺的依赖性低，对基础工业的要求也相对较低。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日臻完善，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具有生机的战略性产业，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加速生物产业(BI)、抢占生物经济(BE)、保障国家生物安全(BS)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点。美国为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在2003年1月宣布实施“生物盾计划”，预计耗资70亿美元，为期10年。而英国在2000年就制定了《生物技术制胜——2005年的预案和展望》。
在京津冀都市圈中，三个地区的高科技园区都一直致力于发展生物技术产业，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具有一定生物技术产业的区域空间进行战略布局，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生物技术产业聚集区，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建立巨大的产业生产规模，最终提升区域竞争力。波特的钻石理论引入四项基本要素(生产因素，需求因素，企业战略和竞争．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两项重要变数(机会和政府)共同构建了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的区域竞争力模型，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在动态中实现竞争优势。
1．生产要素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
(1)人力资源。首先，国内重要的生物人才密集区有五个，北京和天津占据了其中两个席位。北京和天津的高校优势明显，其中北京有“四院四校”，还有生命科学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16个，占了全国生命科学领域总数的41％。其次，天津泰达华生生物园和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生物技术人才，具备优势合作的空间。最后，在地域文化上，都市圈中的各城市不存在太大差异，易于交流沟通。
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在人力资源上存在的缺点：第一，产业化人才(尤其是技术兼经营型人才)的缺乏阻碍了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第二，研究人员偏重于理论研究，产业化研究相对缺乏，在生物技术发展中常出现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难以产业化，或者产业化成果很高而无经济价值。
(2)自然资源。生物技术产业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对于自然资源的要求并不高，而京津冀都市圈的区位优势却很明显：北京、天津有着大规模的机场，京津高速、京承高速等公路运输线四通八达，加上天津的诸多港口，形成了空间立体化的运输线，为城市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3)资本资源。中国新药研发和产出能力非常弱，资金投入也很有限，中国每年投入新药的研发费用，还不到国外一个平均新药的研发费用总投入，在这种前提条件下，能投入到京津冀都市圈中的就可想而知。而且。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使得生物医药投资期长、风险大。加剧了生物技术企业普遍缺乏投入资金的现象，也使得企业发展战略难以得到有效实现。
2．需求条件，特别是本国市场需求状况对产业竞争优势有很大作用。钻石理论认为国内需求竞争优势的影响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本国市场中有关产业的产品需求若大于海外市场，则容易拥有规模经济，有利于本国建立该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是如果本国消费者需求层次较高．促进本国企业改进质量和服务，则有利于取得国际竞争优势；三是如果本国需求具有超前性，那么与之相关的厂家也能取得进步，走在世界的前列。
参照国内需求竞争优势的三点，可以发现我国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消费者对于生物医药有着庞大需求，应该使得企业容易取得竞争优势；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医疗市场垄断的原因，消费者成为弱势群体，导致消费者无法成为挑剔的顾客，需求的超前性也无从谈起，进而企业也无法改进质量。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在国际上只能是竞争劣势。无法与国际相抗衡。
3．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首先．当生物学正迅速转变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蛋白质结构和功能分析科学之时，信息技术优势对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京津冀都市圈有着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可以为生物技术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持，都市圈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也拥有众多的信息技术企业。
其次，生物技术信息咨询、技术评估，包括生物安全性评估、专利代理，投融资等方面的中介机构，有利于信息沟通和协作，促进研究成果商业化。这些方面正是我国生物技术产业整体面临的瓶颈问题，虽然北京、天津的高新技术园区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与世界还是有很大差距，相关配套机构十分匮乏。
最后，一个产业的下游企业的对其的支撑作用也很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上游企业能否快速发展。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下游企业存在很大问题，例如医药行业行风不正，利润的分配不合理，导致生物技术企业缺乏动力机制。
4．企业战略与竞争的时空背景对产业竞争力有重大影响。产业的竞争力与一国国内支配企业的创建、组织和管理的条件密切相关。企业的规模、组织形式、管理目标等不仅与企业内部条件和所处产业的性质有关，而且还取决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国内同行业的竞争，是该行业产生竞争优势且能持久的重要条件。
我国生物医药的出路过于狭窄，产品主要面对的是国内市场．导致我国生物投资的高风险。另外，京津冀都市圈中的大多数基因工程制药企业，虽然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企业的经营者一般由企业的所有者出任或委派，这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此外，我国生物医药市场上具有国际专利的新药并不多，大多是买进专利或者生产国外专利已经过期的药物，原创药物的研发非常薄弱。这些因素明显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5．两个变数。机会和政府的作用也是产业竞争力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技术突破、区域市场需求的剧增等因素都能视作为产业发展的机会，而政府因素则是政府可以通
过政策调节来对其他要素产生影响，达到产业竞争优势。
当人类基因组的全部序列都测定以后，生物技术改变的可能就是物种演化的规律。当今的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物工程技术正在巨大地变革传统经济，生物经济正在释放能量．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广阔的腾飞平台，是经济发展的一次机遇。
虽然政府对于生物技术产业不断加大投入，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但由于生物经济的日新月异，政府配套措施上存在不足和滞后，例如政府部门仍习惯于从学术界挑选专家组成员进行项目评审和验收，而这些专家们对生物制药的产品研发和生产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却知之甚少。
二、提升京津冀都市圈生物技術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第一，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资源流动与合作。都市圈中三地的生物技术园区必须在政府沟通的前提下实现合作与分工，逐步融合而成一个整体，使得北京成为区域知识创新中心，京津冀优势互补，带动都市圈其他地区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二，完善中介机构，打下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鼓励生物安全性评估、专利代理，投融资等中介机构进驻科技园区，在都市圈中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并依靠产业化人才将生物技术产业引入集聚的轨道，形成远期战略规划。
第三，加强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制订远期发展规划。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和企业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应该积极参与到国际合作中去，在竞争中形成自己的优势。
第四，改革现行药品管理与医疗管理体制，提升企业竞争优势。京津冀都市圈可以尝试在现有医疗体制下做出一定改革试点，切实保护好消费者利益，给消费者和企业的互动提供交流平台，从而培育出挑剔型顾客。
第五。地方政府能力的提高。京津冀三地政府职能部门必须跟踪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及时调整配套措施，建立产业资源共享机制，为产业发展创造机遇，并且引导生物技术企业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建立科学高效的领导体制，全面整合政府资源。
三、结束语
生物技术产业的日新月异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如何在新一轮的经济浪潮中抢占制高点。京津冀都市圈的生物技术产业虽然已经具备一定基础，但是如果依然各自为政，将很难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只有在区域合作的基础上才能提升区域竞争力，形成集聚。当然，区域竞争力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依靠某个因素就可以提升的。“钻石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各要素互动的模型，它系统阐释了只有在动态中不断调整战略．才能取得竞争优势。京津冀都市圈必须不断调整各项要素来适应产业的不断变化，才能取得永久的竞争优势。
京津冀都市圈 篇4
都市圈是以某一个或多个中心大都市为核心, 以经济网络为纽带将周边中小城市紧密连接起来, 构成一个综合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历史可追溯至京津唐地区的国土规划问题研究。进入到上世纪80 年代, 在环渤海区域合作的大背景下, 京津冀区域的概念被正式提出。随后, 围绕着总部经济圈、大北京规划、京津冀都市圈、大首都特区一系列概念不断涌现, 首都经济圈于2011 年正式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历经30 余年,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为推动京津冀合作、协同发展, 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付出了诸多努力。终于在2015 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得到正式批复, 标志着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由于首都北京的存在, 京津冀与珠三角、长三角相比有其固有的特殊性, 但京津冀一体化之后房地产市场都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借鉴发达国家首都经济圈房地产市场的规律, 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未来合理的发展思路。本文选择我国的近邻韩国首尔经济圈作为经验“标杆”, 同时还以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作为京津冀房地产市场的国内参照系。
空间结构上, 首尔都市圈与京津冀十分类似, 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都包含一个首都 (首尔、北京) 、港口城市 (仁川、天津) 、以及一个土地面积较大的行政区 (京畿道、河北省)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说的首尔经济圈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主要由首尔、仁川、京畿道行政区本身以及下属的次级地方行政区构成。
二、供需平衡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以及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助推, 居民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 住房销量节节攀升。住房的区域性差异十分明显, 住房供需基本平衡是一个地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体现。实际中, 用一段时期内竣工量除以销售量来衡量判断。
适度的待售面积是住房市场动态平衡发展的前提, 因而并不是追求片面的、短期的、静态的供求绝对相等。我们通过观察2005 ~ 2014 年10 年的京津冀地区商品住房供销比数据可以发现, 北京、天津的住宅供销比却长期大于1, 而且近几年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那么竣工量超过实际需求的部分便是住房所有权尚未转移的中间状态——存货。
全国房地产高库存或者高空置率的报道不绝于耳, 百度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的中国“鬼城”分布图也分外夺人眼球。北京和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总量的“冠亚军”, 土地自然是寸土寸金。根据《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数据, 北京商品住宅的待售面积约为800 万平方米, 天津也由2006 年的131.7 万平方米增至2013 年的637.32 万平方米。
我们并没有找到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相一致的韩国住房供给和销售数据, 但是从官方获得的以家庭数量为基础的实际住房供应率或许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住房供需平衡度。在2010 年以后, 首尔、仁川、京畿道住房实际供应量基本在100% 上下3 个百分点之间幅度, 没有出现过大幅波动。
正是首尔都市圈乃至整个韩国住宅市场的稳定, 与中国房地产高库存的状况截然相反, 首尔都市圈的未售出住房 (Unsold) 一直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尤其是高密度人口聚集区首都首尔, 未销售的住房数量在整个都市圈中始终处于较低水平。
三、住宅供应结构
令人惊奇的是, 虽然河北省十年来的住宅供销比均未超过1, 处于供不应求的火爆状态, 但与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相比, 河北省的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却由2006 年的191.17 万平方米猛涨至2013 年的1236.72 万平方米。出现这种看似“数据打架”的情况其实很容易解释。在分析供销比时采用的是以套为单位, 而待售面积则为平方米数据, 从这一统计口径的差异视角我们可以引出另一概念, 住房供应结构。
尽管数据存在差异, 不论是出自官方数据还是媒体报道, 我国已经面临严重的房地产高库存压力, 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否意味着我国住房供应已经进入全面过剩阶段?住房需求将持续萎靡, 一蹶不振吗?仔细分析, 便可以找到答案。
住房的根本功能是满足人的居住需求。从统计数据来看, 满足这一基本需求的小户型在整个商品住宅待售面积中的比重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或许使用面积数据不能就此直接判定京津冀、长三角地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商品住宅受市场热捧。原因在于, 房地产企业在户型开发时可能造成小户型存量本身就少, 因而库存占比自然较低。另一原因可能在于, 统计口径以面积为单位, 当库存成套住宅多为大户型时, 很容易稀释了小户型的比重。
然而, 我们从资本的角度来看, 目前中小户型依然是市场青睐的对象, 七成以上的资金投向了144平方米以下户型的商品住宅。
2014年, 首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倍多 (约21万人民币÷4.97万人民币=4.23) , 仁川是天津的近4倍 (约12万人民币÷3.1万人民币=3.87) , 京畿道也是河北省的4倍有余 (约12万人民币÷2.9万人民币=4.13) 。这样看来, 京津冀与首尔经济圈的经济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我们也并没有看到首尔都市圈住房“过度”消费的证据。
面积小于100平方米和100~200平方米的户型几乎占据了整个韩国住房市场的半壁江山, 超大户型极少。无论是繁华的首都首尔还是土地面积较大的京畿道都是如此。我们是否能认为, 即使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 改善性需求并非一味贪“大”, 更应求“全”。住房消费从以往的追求户型到重视配套, 再向服务升级, 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住宅供应结构有助于提高居住水平。
四、住房消费
最后, 我们再来谈一谈住房消费中最为敏感的但又绕不开的话题——房价。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甚至一个地区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不均等, 或者源于资源禀赋差异, 或者由于特定的历史等等。在微观层面, 区位、户型、可达性、舒适度都是影响住房价格的因素。因而, 考察一个地区居民的实际住房消费能力必然要与当地的收入水平和住房消费方式联系起来。
从2008~2013年的房价收入比走势可以看出, 经过政府持续调控, 2009年以后, 七省市的房价收入比有所回落, 但仍然处于国际警戒线之上, 北京、上海更是常年问鼎“冠亚军”。
由于产业集聚竞争优势明显, 资本对于北上广深这些具有地区的土地尤为青睐, 2015年全国土地出让单价地王前十名均被我国三大经济增长引擎的领头羊包揽, “面粉”的高成本或许是房价攀升的原因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 河北省与北京、天津出现分异, 不仅是京津两地为直辖市的特殊地位, 我们是否还可以从京津冀地区长期以来协同发展程度较低的角度来考虑, 河北省显然不具备明显的产业资本、人口流动区位吸引力。即使在不占优势的背景下, 河北省依然存在着较高的房地产库存。
韩国并不是一个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 人口密度超过500人/平方公里, 首尔地区更是位列世界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之一。在这种自然约束下, 韩国必然要注重精细化开发, 避免土地资源的粗放利用。在住房供应类型上, 私人部门的住房存量比重十年来下降了10个百分点。
除国家公共部门以及公司提供的住房外, 韩国住房自有率仅为五成左右。在韩国无论是何种收入阶层, 并不崇尚以购买的方式解决居住问题。首尔都市圈也类似, 根据韩国国土、基础设施和运输部的数据, 2014年首尔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群体的住房自有率分别为45.89%、44.62%、62.84%, 其余通过Jeonse制度或月租等多种形式满足住房需求。当然, 韩国住房金融也发挥着主要作用, 韩国住房基金 (Housing Fund) 已由1997年的16.6万亿韩元积累至2014年的52.8万亿韩元, 占政府债务的9.9%。
京津冀都市圈 篇5
关键词：京津冀都市圈,农产品流通渠道,包容性发展
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圈之一, 它的农产品流通渠道发展, 对全国农产品流通渠道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京津冀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 也要求农产品流通渠道一体化发展, 其本质便是农产品流通渠道走包容性发展的道路。
农产品流通渠道包容性发展的涵义
包容性发展, 就是探索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包括四层涵义:一是共享型发展, 即通过实行适当、规范、稳定、有效的制度, 使更多人能够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中取得的成果。二是益贫型发展, 即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令较困难的群体能够得到有效保护, 确保中小企业以及个体的发展水平得到实质性提升, 确保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充分的政策优惠支持, 以维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三是普惠型发展, 即引导市场形成自由化的竞争模式, 而不支持不利于自有公平市场竞争的保护主义, 主要针对市场化运作, 并借助政府的力量调节市场以避免市场失灵, 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的效果。四是可持续发展, 即以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充分保护自然环境为原则,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力争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以集约型、生态型、现代化的产业取缔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型“三高一低”产业。
农产品流通渠道包容性发展, 就是将包容性发展的内涵引申到农产品流通渠道领域。具体而言, 就是在农产品流通渠道建设的基础上, 以流通渠道各个环节的经营主体都能享受公平竞争、公平发展、共同分享为核心, 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减缓资源能源浪费为主要目标, 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导向, 以政府政策扶持和配套服务完善为支撑, 同时考虑流通渠道内部所有经营者和不同流通渠道的利益, 构建良好的融合发展机制, 从而实现效益多赢。
京津冀都市圈农产品流通渠道包容性发展的问题
1.流通渠道主体未适应包容性发展
京津冀都市圈内, 县级以下区域的农产品流通渠道中, 国有流通渠道主体的比重逐步降低, 主体所有制不断向多元发展, 私营、个体户份额占90%以上。然而, 规模化、产业化的大型龙头企业、规模化批发集散中心、农产品经纪人等相对薄弱, 无法适应流通需要。
2.流通渠道的客体未适应持续发展
京津冀都市圈内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模式逐步由温饱型转向享受型, 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产品可达性等提出更高要求。当前京津冀都市圈内农产品流通渠道基本为外延式发展, 仅注重扩大农产品流通的覆盖面, 忽视农产品流通的质量, 多以数量优势取得效益, 直接导致当地农民产量高而流通少, 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多元化需求。
3.相关配套服务发展滞后
当前, 京津冀都市圈内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基本以现货交易为主, 除了北京期货交易发展较快外, 天津、河北的拍卖、期货等交易模式尚处于刚起步阶段。
在物流配送方面, 京津冀都市圈也基本停留在普通的农产品配送阶段, 而个性化的农产品配送经营方式、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等新型流通方式远没有得到普及。传统的农产品配送方式至少含有四级以上的中间环节, 因此农产品必须经过大量的流通渠道周转, 才能送达消费者, 这不但增加了农产品流通成本, 也加大了农产品流通的风险。
京津冀都市圈的物联网发展缓慢, 尤其是河北省地区, 无法对农产品的安全进行追踪, 导致农产品的流通附加值无法准确核算, 不利于农产品流通渠道包容性发展。
京津冀都市圈农产品流通渠道包容性发展的路径
1.通过培育优质、多元化流通渠道主体, 增强农产品流通活力
可通过股份制、兼并重组、战略联盟等形式, 使传统型的流通渠道主体转变为拥有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产品流通领域的龙头骨干企业。
2.通过做精深加工功能, 强化品牌效应
依据农产品质量、特征进行分选, 实现对农产品分级处理, 降低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无谓损耗。促进农产品品牌化发展。
3.多种交易方式共存, 减少渠道中间环节
京津冀都市圈在流通渠道方面仍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主体, 未来应进一步调整批发主体结构与终端销售主体结构, 并在全区域进行合理布局, 不断扩大农产品流通渠道的覆盖面。围绕京津冀都市圈的主导特色农产品, 打造区域性农产品流通中心, 辐射全国市场。
当前“农改超”、“农超对接”等已成为农产品流通渠道的主要模式, 京津冀都市圈应顺应这一潮流, 积极建设农品超市等零售点, 加快推进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融合发展, 力争形成全区域农产品“农田→餐桌”的快捷绿色渠道。
京津冀都市圈农产品流通渠道包容性发展的建议
1.农产品流通渠道利益共享
(1) 打破地方政府保护意识。在农产品流通渠道包容性发展的空间布局中, 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政府应联合规划指导, 加大政府公共投入, 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直接参与农产品包容性流通渠道的建设, 或探索PPP模式, 形成合作共建基金。三省市联合搭建农产品流通渠道的信息平台, 并在各地建设信息分点, 实现农产品交易信息与安全信息流通。三省市联合规划京津冀都市圈农产品包容性流通渠道的空间发展格局, 打破区域所有制界限和行政区划, 实现流通渠道空间一体化。
(2) 加速多种所有制融合发展。鼓励京津冀都市圈内的中小农产品流通机构采取特许经营、承包经营等形式, 不断增大经营规模, 进一步发挥规模效应。积极推进农产品流通企业组织模式创新, 鼓励零散型农产品经营者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为资本条件, 加盟大规模企业当中, 不仅扩大农产品流通渠道规模, 也促进流通渠道上下供应链合作。
2.农产品流通渠道益贫型建设
(1) 积极建设农民合作组织。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的相关政府应积极指导当地农民进行规模化、组织化生产经营协作, 形成农民合作组织, 同时建立农产品行业协会进行协调, 打造规模化、特色化、专业化的民间流通组织, 培育形成技能高、影响面广的农产品经纪人队伍。此外, 指导农民强化品牌意识和标准化经营意识, 并做好农产品市场信息交流、预警、市场预期等工作, 尽可能降低农民经营损失。
(2) 多措并举, 保障渠道主体利益。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财政部门应不断协调, 缓解农产品包容性流通渠道中各个环节主体的税收压力, 并通过补贴、免税减税、信贷支持等方式, 为京津冀都市圈农产品流通渠道包容性发展提供更多的优惠。对部分农产品, 在一定时限、流通渠道内通过政府采购、限价销售等方式, 保障农产品经营主体收入稳定。在京津冀都市圈建立多级监管网络, 实现“单循环”监管, 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
3.农产品流通渠道普惠型建设
(1) 形成普惠型市场机制, 强化政府法规支撑力度。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地政府应主动推进当地法治改革, 以中央规定及政策为基准, 以京津冀一体化、充分结合当地情况为原则, 出台一系列保障农产品流通渠道包容性发展的政策意见及地方性法规, 实现农产品流通渠道的环境“法制化”。特别应在京津冀都市圈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监督管理制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2) 以发挥市场调节机制为目的, 强化行政执法。以发挥京津冀都市圈农产品市场自主调节机制为目的, 主动加强行政执法工作。对此, 京津冀三地的政府部门应适当压缩与整合, 促进行政职能与区域农产品流通渠道的监管相适应, 同时加强区域间联合执法创新, 形成独立的跨区域农产品流通服务行政部门, 对京津冀都市圈农产品流通渠道进行统一监管。
(3) 加强农产品市场运行机制的现代化。为了加快京津冀都市圈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包容性发展, 还需以现代化的交易方式, 促进农产品流通渠道升级。在农产品交易方面, 除了维持传统现货交易外, 还应积极拓展期货交易、竞价拍卖、订单等方式, 增强农产品流通的活力。同时, 紧抓互联网时代的趋势, 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广泛采用信息化手段, 将电子商务作为京津冀都市圈农产品流通渠道包容性发展的新型突破点, 拓展信息化农产品流通平台, 并鼓励当地农民积极与网络接触, 推进农产品流通全渠道实现信息化。
参考文献
[1]陈红蕾, 覃伟芳.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基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 2014 (1)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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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都市圈 篇6
京津冀经济圈是全国三大经济圈之一, 已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又一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刻, 地处“两环” (环渤海、环京津) 中心地带的河北省, 掀开了转型谋变的历史新页。特别是2005年, 北京、天津、河北人事部门共同签署了《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协议书》, 标志着京津冀地区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拉开了帷幕, 为今后京津冀地区的人才交流合作确立了法律的保障。
1 大学生择业观的内涵
择业观是择业主体对选择某种社会职业的认可、评价、态度、方法和心理的倾向等, 它既是择业者择业理想的直接体现, 也是择业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最直接表达。大学生的择业观可以概括为:是大学生在读书学习、社会实践、接受教育等活动中, 对如何选择职业这一实践活动的较稳定的认识、态度和基本的指导思想。
2 河北省大学生择业观的现状及特征
了解大学生择业观的特征, 是解决大学生择业问题成功的开始。课题组于2010年5-6月份抽取河北省省属重点大学、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共10所,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对2010届毕业生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 采取直接调查方式, 即现场发放问卷, 现场填答, 并当场收回。采用SPSS13.0数据处理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 回收有效问卷752份, 有效率为94%, 其中男生48%, 女生占52%;文史类学生占35%, 理工类学生占55%, 其他类学生占10%;本科生占53.9%, 专科生占46.1%;省属重点大学学生占32%, 省属普通本科院校学生占41%, 高职院校学生占27%;对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 得出河北省大学生择业观的现状及特征为:
2.1 择业地域特征
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等城市更吸引毕业生。男女毕业生间差异较大, 男生更趋向于去江浙等东部沿海城市、河北省沿海城市以及中西部等有较多发展机会和较大发展潜力的地区就业, 女生求稳心理较重, 更趋向于选择到离家乡较近的地区就业。
2.2 择业单位性质
毕业生择业时把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政府机关等国有单位作为首选, 求稳心理比较突出, 不愿付辛苦、不愿冒风险, 只有进国有单位无望的情况下, 才不得不选择外资、合资、民营企业或自主创业。不同性别、不同生源、本专科毕业生间没有差异, 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 这说明传统的择业思想在每位学生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
2.3 择业规划
大部分毕业生没有做择业规划, 没有择业目标, 不知道想要的工作是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的特长和能胜任的工作是什么。少数毕业生有不太成熟的职业规划, 极少数毕业生有较成熟和完善的择业规划, 对自己要学的东西和将来的择业方向有很好的计划和安排。
2.4 择业困惑
在回答“您在择业时遇到的最大困惑”问题时, 四个答案是毕业生选择较多的, 一是人生目标模糊, 占到28%;二是自身能力欠缺, 占到23%;三是职业前景不明, 占到21%;四是职业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 占到18%。
3 河北省大学生择业观存在的问题
3.1 不能客观进行自我评价, 择业期望值偏高
一些大学生缺乏准确的自我评价, 不顾主、客观条件, 盲目追求高福利和稳定的工作和热门职业, 希望到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等城市就业, 希望到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政府机关就业。缺乏艰苦奋斗的心理准备, 缺乏脚踏实地的敬业精神, 不能从小事做起, 从底层做起, 从现在做起。由于没有考虑到自身条件、职业特点和用人单位的要求, 也不清楚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职位, 是否与自己的职业目标、人生规划相一致, 结果造成多人过独木桥的“扎堆”现象, 理想目标可望而不可及, 既影响成功择业又浪费了自身优势。
3.2 没有进行职业规划, 漫无目的, 错失良机
对数大学生对自己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没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一个很好的规划, 上学时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 择业时不知道自己喜欢干什么, 适合干什么, 能够干什么, 在求职时漫无目的, 喜好“见一家爱一家”, 今天认为这个单位待遇不错, 明天又觉得那个单位有利于自己发展, 漫天撒网式地投送简历, 有的还向同一家的单位同时申请多个职位, 在网络求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最后在多个单位与多个职位中难以取舍, 高不成低不就, 丧失就业机会。
3.3 缺乏自信, 妄自非薄
一些大学生自身存在强烈的自卑感和失落感, 导致他们对自己评价过低, 低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水平, 看不到自己的优势, 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或能力去从事一份更好的职业。在择业中有的悲观失望、抑郁孤僻, 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他人, 不敢参与就业市场竞争;有的怕吃苦、怕失败、不愿承担新的或是更多责任的工作, 自甘平庸;有的缺乏自信、过于拘谨、优柔寡断、不能向用人单位充分展示自己的潜能, 从而错失良机。
4 基于京津冀都市圈,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实现顺利就业
4.1 推进区域人才一体化, 引导学生拓展择业范围
环渤海经济圈的构建及逐渐形成, 人才市场的一体化是一个前提。河北省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在经济层面上融入北京、天津经济, 还要在人才配给上开辟毕业生面向环渤海的就业快速通道, 积极搭建网络信息平台, 构建面向我省大学毕业生信息网, 把推进和实现一体化作为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内在要求, 树立人才战略新思维, 赋予人才战略新内涵, 进行人才战略实践创新。引导大学生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一体化带来的有利机遇和条件, 拓展择业范围,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做好客观的职业规划。
4.2 实施“四一战略”, 指引学生找准职业定位
“十二五”期问, 河北省把加快优势地区率先发展作为战略重点, 强力推进“一圈一带一区一批”建设。即加快构筑环首都绿色经济圈, 加快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 加快发展冀中南经济区, 加快培育千亿元级重点园区和大型企业集团, 打造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 形成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四个一”的战略重点将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也必将同时带动对大学生的需求, 有关部门在实施“四一战略”的同时积极引导大学, 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 在与京津对接的过程中, 使学生对需要的人才和岗位有充分的了解, 培养和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结合自已和优势和兴趣爱好, 根据社会需要的人才素质和技能, 来加强学习和锻炼, 找准职业定位, 努力使自己成为适应企业需要的人才。
4.3 对接京津发挥区位优势, 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河北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找准对接京津的关键点, 把推进产业优化升级作为“调结构、转方式”的主攻方向, 实现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跨越。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必然会使劳动力结构和技术结构出现一系列变化, 促使劳动力就业产生新组合, 大学生在这些行业领域, 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问。另外, 按照京津冀一体化的要求, 河北省将构建具有河北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大力推进城镇建设水平。这个变化要求加强农业科技和人才支撑能力建设, 也对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城乡基础建设等领域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 必然需要数量众多的掌握先进知识和一定管理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因此, 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新时期的河北省大学生, 要充分利用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 充分了解京津冀都市圈的人才需求结构和需求状况,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实现充分就业和自主创业。
摘要：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京津冀都市圈的背景下, 分析了河北省大学生择业的现状和特征, 总结了河北省大学生择业观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基于京津冀都市圈,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 实现顺利就业的对策。
关键词：京津冀都市圈,大学生择业观念,择业观
参考文献
[1]高玉峰, 张福喜, 刘海华.河北省大学生择业意识状况调查[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2) .
京津冀都市圈 篇7
国外大都市圈发展与规划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而国内大都市圈及其规划才成为研究热点.因此为更好地编制其规划, 必须及时总结国外大都市圈的规划实践。
1.1 城市群的主要驱动力——外向型经济
从发展历程看, 外向型经济是国外沿海城市群兴起和壮大的主要驱动力量。虽然技术进步使生产的区位约束条件日益宽松, 但海运仍然是实现国际贸易物资交流的最有效手段。因此, 临海地区在利用全球资源和拓展国际市场方面具有极大的比较优势, 这也是全球临海工业带普遍兴起的主要原因。尤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 沿海口岸还可以发挥“桥头堡”的作用, 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因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沿海地区一些主要的港口城市, 如美国的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 日本的东京、大阪, 迅速发展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 并且以其巨大的技术经济能量向腹地进行辐射和扩散, 形成大规模的产业集聚和城市绵延。
1.2 城市群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产业集群
从产业空间演化过程来看, 专业化分工与产业集群是国外沿海城市群发展的主要趋势。城市群内各主要城市、港口通过垂直和水平分工, 形成了各自的职能和优势产业部门, 而且彼此间紧密联系, 发展为若干个相互交叠的产业聚集带和聚集区, 进而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如美国纽约城市群, 其首位城市纽约是全美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 也是美国和国际大公司总部以及各种专业管理机构和服务部门的聚集地;费城是该城市群的第二大城市, 重工业发达, 利用进口原材料发展了钢铁、石油化工与有色金属冶炼业,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重型机器制造、造船、铁路机车制造与汽车制造工业群;巴尔的摩的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地位重要;而波士顿是著名的文化中心, 以它为中心的128公路环形科技园区, 形成了一个高技术工业群。
1.3 城市群的空间扩展模式——从点轴扩张到联网辐射
国外沿海城市群的空间扩张, 大多经历了点轴扩张和联网辐射两个阶段:起初, 少数经济中心集中在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 呈斑点状分布。随着极化和扩散作用不断增强, 中心港口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 周边地区中小城市数量也显著增加。大部分中心城市形成了各自的都市圈, 如日本东京城市群内的以东京为核心的首都圈, 以大阪、神户、京都为中心的京阪神城市圈等。沿海主要交通干线将中心城市连接起来, 都市圈沿着海岸方向扩展融合, 并且在干线两侧集聚人口和各种经济要素, 形成新的聚落中心。在此基础上, 整个区域建立起具有密切联系的功能性网络, 形成了区域发展的空间一体化。
2 国外沿海城市群建设的经验
2.1 着力发展临海经济
国际经验表明, 依托深水大港发展临海经济是沿海地区形成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的重要条件。以日本为例, 其工业自然资源十分贫乏, 自给率很低。二战后, 日本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优良海湾和漫长的海岸线, 兴建了一系列海港和海岸工业带;又针对其陆地面积小的特点, 围绕港口大量填海造陆, 在沿海地带填就了东京湾、大阪湾等连绵数百公里长的海岸工业用地。其中, 东京湾港口群包括东京、川崎、横滨、横须贺、千叶、君津等六大港口, 沿着东京湾海岸带两翼伸延100余公里, 港口密布, 工厂林立, 构成日本最大的港口工业区和城市集团。凭借这些庞大的港口群, 日本得以大规模地利用以海外石油与矿石为代表的全球性资源来发展本国工业, 其产业重心也从北海道、北九州等煤炭产地迅速转移到拥有深水良港的东京湾、伊势湾、大阪湾等地, 并很快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集聚, 诞生了所谓的东京大都市圈、名古屋大都市圈、大阪大城市圈。
2.2 重视城市群交通体系建设
国外沿海城市群发展经验表明, 交通网络的发展对城市群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它促进了城市群空间扩展并改变着城市外部形态, 对城市空间扩展具有指向性作用;另一方面又直接改变着城市群的区域条件和作用范围, 产生新的交通优势区位、新城市或城市功能区, 进而改变原有的城市群产业空间结构。
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是城市群内交通联系的两种主要方式。美国城际交通体系以高速公路为主, 以轨道运输为辅。高速公路体系极大地增强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 另一方面也使人口郊区化趋势日益凸现, 在美国纽约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过于依赖公路运输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尤其是交通拥挤问题成为城市群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2.3 政府规划促进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
在沿海城市群发展过程中, 为解决核心城市过度膨胀问题, 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荷兰的兰塔斯德地区是城市群建设较为成功的范例之一。上世纪60年代, 荷兰为解决大城市的拥挤问题, 开始了新城建设运动, 他们先后规划了15座新城, 其中13座分布在著名的兰塔斯德地区。新城建设非常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疏散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的人口的功能, 兰塔斯德地区也最终形成了一个体系健全、有机分工的城市群。其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质量、城市功能和交通联系都属世界一流。反观东京都市圈在控制核心城市空间扩张方面则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失误。1959年的城市发展战略确定东京的空间发展模式是绿带加卫星城“一极集中”模式, 即单核“外溢”发展模式, 最后城市空间的扩张失去了控制, 造成急速的畸形集聚和不受约束的连绵外溢。单核外溢发展的“回波”效应还导致中心区的地价急剧上升, 竞争力和活力下降。由此可见, 如何在做大做强核心城市的同时, 避免核心城市的过度膨胀和连绵外溢, 如何在建设周边城市、疏解核心城市人口和功能的同时, 避免核心城市的“空心化”, 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共同面临的难题。
2.4 注重城市间的管理协调
大城市群内往往存在许多城市, 而单个城市政府又无法独自应对广域行政问题, 对此国外各沿海城市群采取了不同的区域协作模式。日本各地方政府间主要采取“事务委托”和“部分事务联合”的方式共同处理特定事务, 由各地方政府通过议会决议, 授权政府签订合作协定。欧洲一些城市群则出现了像大伦敦这样的广域城市政府, 对大城市群内的港口体系、机场体系、高速公路体系、通勤铁路体系、环保体系等作出全盘规划和统筹安排。而美国纽约城市群, 其城市间虽然经济联系紧密, 但却并未形成统一的、具有实体性质的城市群管理机构, 区域间的协调和跨区域管理大多通过一些专业性管理机构进行, 城市间协作是松散和非正式的。
3 长三角都市圈及其发展瓶颈
长三角地区从地理位置来说, 是指以河口冲积平原和滨海平原为主构成的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广大地区。目前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有16个会员城市, 即上海, 江苏的南京, 镇江, 扬州, 苏州, 常州, 南通, 泰州8市和浙江的杭州, 宁波, 湖州, 嘉兴, 绍兴, 舟山, 台州7市, 总面积10.97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1.1%.
长三角经济区存在的一些发展的障碍因素。主要包括:
3.1 行政分割导致各自为政, 行为扭曲导致过度竞争
长江三角洲分属二省一市的多个城市, 行政隶属关系非常复杂, 这种制度安排的弊端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雷同, 缺乏特色, 经济运行带有显著的行政区域利益特征, 区域合作和磨擦始终并存, 无法从分工协作关系上考虑如何集合一个整体从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其次, 不计成本的招商及一味强调引进外资的绝对数, 忽略了形成特色、忽视产业集聚的作用从而加剧了产业同构。再次, 各行政区域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 导致过度竞争;人为阻挠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对异地投资企业实行双重征税政策, 严重影响了优势企业的跨地区迁移或兼并、重组。
3.2 地区产业结构存在较严重的同构现象, 从而导致城市定位和分工不明确
该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十分显著, 上海和江苏有5个行业同为主要行业, 纺织、化工 (普通) 机械、交通设备、电器 (机械) 和电子通讯设备;上海和浙江则有3个行业同为主要行业, 即纺织、化工 (普通) 机械和电器 (机械) 。江苏和浙江除了上述行业类似之外, 还有建材和服装两行业。总体而言, 化工 (普通) 机械、电器 (机械) 和电子通讯设备等行业在二省一市中所占比例极为相近。根据测算, 长三角各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一般都在0.9以上, 城市间的互补性较弱。
3.3 核心城市的城市化发育不完善
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上海, 由于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使之缺乏足够的金融、信息和投资手段, 难以对区域经济施加重要影响。在资金筹集、对外贸易领域, 上海与普通大城市地位无异;国家级或跨区域的大银行、大集团数量较少, 城市内部交通信息体系尚不完善, 影响了城市功能的辐射。
4 长三角都市圈发展对策与建议
4.1 打破行政分割, 以区域内城市综合发展规划为龙头
在促进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中, 应当从区域整体的高度进行合理规划:加强上海作为区域核心城市的综合功能, 特别是着力培育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以及更大范围内要素配置中心的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增强区域内的次中心城市经济实力, 提升其在各自范围内的集聚、辐射能力, 确定城市功能特色, 促进城市功能的互相衔接。首要之举是编制区域综合发展规划。
4.2 加强中心城市城郊的城市化发展
中心城市城郊小城镇的发展可以通过接轨中心城市, 接受中心城市经济辐射, 承担中心城市部分外移功能, 构筑与中心城市功能互补的产业结构, 从而把小城镇发展融入大都市圈建设中。在小城镇空间形态逐渐与中心城市连为一体的同时, 实现经济社会形态向现代城市发展。推进分层次的人口和经济要素的集中, 逐步理顺地级市、县级市之间的关系, 并解决小城镇过于分散的问题, 使城市体系空间布局进一步趋向合理化。
4.3 强化城市的功能定位, 推进区域产业结构整体结合与分工, 培育区域性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
该地区城市功能定位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资源配置中心, 即最高等级的核心城市一上海;第二类是地区性的资源配置中心, 即省会级城市或区域副中心, 这两类城市都应是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第三类是具有专业功能的城市, 如旅游城市、交通枢纽城市、专业性工业城市等、在功能清晰区分的基础上, 整合各城市产业结构, 从而协同发展, 以产品、资产联系为纽带, 把组建超大型企业集团作为重要手段。
4.4 积极尝试信息交流与合作, 强化区域整体认同感
服务业是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现代化的载体和依托, 与城市化有互动的关系。例如, 目前, 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的数量已达相当规模, 可以在地区内发展与其他医院的合作关系, 甚至以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的方式建成紧密型医院集团, 使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整个中国的医疗服务中心地区。另外, 长三角的高等教育资源丰富, 应鼓励著名学府在教育部指导下, 在辖区内有条件地开设分校, 并在生源调剂、学分互相承认、师资共享等近期可以突破的领域率先实现异地合作, 尽可能增强教育服务的供应能力。
摘要：都市圈及其规划建设, 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目前,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 (以下简称长三角都市圈) 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内在潜质最佳、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的首位经济核心区, 也将成为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率先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区域。以美国纽约都市圈和日本东京都市圈为例, 分析我国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问题及瓶颈, 并提出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长三角都市圈,瓶颈,产业集群
参考文献
[1]崔功豪.都市区规划—地域空间规划的新趋势[J].国外城市规划, 2001, (5) .
[2]陈振光, 宋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与协调[J].国外城市规划, 2002, (5) .
京津冀都市圈 篇8
一、高负荷、低收入的劳动方式
工人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依其劳动方式可分为不同种类。如服务于近现代工业与服务业的工厂工人、邮政工人、铁路工人, 服务于传统手工业的地毯工人、瓦匠、裱糊工人, 还有纯粹依赖体力为活的人力车夫、清道夫、粪夫等苦力工人。虽然他们所从事的具体劳动各不相同, 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 仍具有较多共性。工人的劳动生活, 包括了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环境和劳动报酬等几个方面。其中, 劳动时间与劳动收入对工人实际生活的影响最为直接, 透过这些内容可以窥探京津两地工人劳动生活的大体状况。
一般来说, 现代产业工人大都在拥有现代机器的场所工作, 劳动时间有长有短, 但基本上相对固定。许多新式工厂都采用日夜两班制, 每班12小时。如当时的北京印刷厂已经实行日夜工。在少数工厂中, 如电厂、水厂、五金厂等还实行三班制, 每班8小时。这些实行两班制或三班制的工人, 轮流倒休, 准点上班。而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工人的劳动时间, 基本上还是沿袭传统的“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20世纪20年代, 有人对北京手艺工人的劳作时间进行过记述:“石匠自天明至天黑;洗衣匠每早六点至天黑, 午饭后稍休息;钟表匠早六点至下午六点;银匠早七点至晚十点;雕刻匠早八点至晚六点。”[1]手工工厂的劳动时间大多都以“一天”而论, 时人在调查北京地毯各厂时, 询问“有无做工一定之时间, 均无以答, 但云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而日中用膳之时刻, 亦无钟点规定, 懒者食一时余, 勤者则随食随做。日中操工, 竟至休息无常”[2]。没有准数并不代表他们工作轻松。据1923年的调查, 北京的地毯业中, 19个厂是14个小时, 83个是13小时, 21个是12小时, 只有3个厂是10个小时或不到10个小时[3]。苦力工人也是一样, 时间没有准数, 经常依据工作的数量和急缓程度而定。
由于集体作业或者外出劳作, 京津地区工人们在劳动时段中基本上都不能回家。因此, 他们的劳动时间中也包括了午饭和休息时间, 但一般都不超过一小时, 大都是在午饭或半夜换班时间各给15分钟至30分钟。他们的饭食或者由家中自带或者由厂内直接提供, 然后再从工资内扣除。如北京毛巾厂的工人伙食, 由厂代办, “发给工资时, 每人扣伙食三元”[4]。伙食由工厂代办的方式, 使工人收入极易受到生活费用增长的影响。因为用于食物上的费用增长之后, 工人收入的实际所得往往就会相应减少。
工作的性质与种类, 决定着工人们的劳动收入。熟练的技术工人由于具备一定的技能, 收入自然较高, 而非熟练工人或对技能要求较低的行业, 由于潜在从业人员的众多, 其收入必然相对较低。一般来说, 产业工人的收入高于手工业工人, 而在同一行业内部, 又因技能和熟练程度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等级。以北京光明玻璃料器工厂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依据工作的性能, 将工人分为工师、普通工人、工徒三种。工师级别最高, 每人月薪20多元至30多元不等, 均派有股份, 年终分红。普通工人月薪与工师相近, 但不派股自然也不能分红。工徒月薪最低, 仅为象征性的五角至一元而已[5]。
手工业工人的收入, 除工资之外, 还有宿食、茶水等零星物品或折合而称的相应的钱, 有的还提供沐浴理发费。有的还有劳力股、红利和奖金等项。所以要想获得手工业工人的实际收入的确切数目较为不易。而相应的各个调查报告, 大都仅有工资概数或者是推算出来的数目。不过, 工资始终是工人收入中最核心的部分。技能在手工业工作中的重要性, 决定了娴熟与否将直接决定工资收入上的重大差异。以石匠为例, 供饭之后粗工每月仅为3元, 而具有特殊技能的刻碑文者, 每日便可得到2-3元, 此外还另索酒资。洗衣作坊里的工人工资也分为几个等级, 头案烫活, 每月18元, 平常烫活, 每月12-13元, 二案烫活, 每月8-9元, 洗活每月5-6元[1]。手工业工人的收入一般在10元到20元之间, 但多数工人根本拿不到上限。例如, 北京毛巾工人是按件计酬, 每日最多仅能赚4毛钱, 普通工人只能得二三毛钱, 再扣除伙食费, 即使是手艺最娴熟的工人每月也只有七八元钱[4]。天津毛纺厂工人的月工资仅有15元, 远远不足以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6]。这说明京津两地手工业工人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 他们付出的是高负荷的体力劳动, 得到的却是仅够填饱肚子的微薄收入。
由于工人没有不动产, 也没有丰厚的积蓄, 基本上仰仗工资生存, 所以工资收入一旦断档, 生活立刻就会陷入困境。而且, 民国时期, 都市工商业还未能充分发展, 经营不善或萧条衰败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使得工人很难摆脱拖欠工资或者失业的威胁。另外, 不少行业是季节性的, 例如瓦匠工人在整个冬季几乎是没有工作的, 再扣除雨季等各种原因, 折算起来, 他们一年只有六七个月的工作时间。如果一年中有不少失业的日子, 工人的收入自然会大打折扣。
二、生活方式的渐变
劳工阶层的生活与其他阶层相比, 最为孤苦, 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 维持生计, 生活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
北京工人的生活状况较差, 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工人的住房, 大都是大杂院, 几乎没有市政卫生设备。脏、乱、差是他们住房的共同特点。由于房租贵, 不少住户不得不把原已拥挤的住房, 再转租出一部分以补贴家用, 这样就造成了房间内人员拥挤。老一辈社会学家冯华年先生对民国时期天津手艺工人所作的社会调查显示, 在工人家庭的消费总支出中, 食物占总支出的80%之多, 其次为衣物、住房、燃料和杂用, 而且“天津手艺工人之杂用费至啬, 所以表示其文化生活之俭约, 亦即所以表示其生活程度之卑劣。通十个月全家之嗜好卫生娱乐教育诸项无有达总支出1%者”[7]。
由于工人业余生活单调, 业余时间也不长, 所以烟、酒、赌博等成为工人业余消遣的首选。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妇女的娱乐更少, 她们的休闲娱乐也就是在门前巷后闲谈而已。至于现代家庭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教育、医药卫生等对他们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这一点可以从对子女的教育上体现出来。在对北京国立公立中小学学生的家庭职业调查中, 劳工家庭出身的子女只占全部学生的5%[8]。大部分劳工子女年幼失学在家, 而稍大一点则进入工厂、作坊、商店做工以补贴家用。这除了与工人家庭收入微薄有关外, 还与人们的观念有一定联系。此时期, 工人们较为注重“填饱肚子”, 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 他们认为“受教育那是有钱人的事情, 就算是进了学校, 不是一样要下工厂挣钱养家, 还是别浪费那钱”[9]。
都市工商业兴起后, 出外上班人群增多。个人谋生途径由原来依靠家族而改为依赖社会。个人价值的凸显, 势必会造成大家庭的解体, 自我意识的增强, 以及家长权威的衰落。此外, 女子的出外做工, 也对妇女的生育年龄与周期形成影响, 晚婚晚育呈现出明显的趋势。北京工人的劳动方式, 直接导致了一代人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上的重大改变。由于工人分散于城内外工作, 而且收入不高, 使得工人家庭的结构慢慢趋向核心家庭, 传统大家庭逐渐瓦解。
由于工人收入不高, 基本上只能维持个人生活, 若靠一人之力赡养家庭, 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维持生存, 其他家庭成员不得不外出工作, “多数工人, 皆有家庭, 其家人各有工作, 尚能维持其贫苦生活”[4]。工人家庭的女性大都在家中承做手工以补助家用。如人力车夫家庭的女子有五分之四从事于缝袜口、做假花、纺毛线及做衣服等手工[10]。由于纺毛线、缝袜口等报酬极低, 一些既能缝纫又会烹饪的妇女, 往往跑进各胡同公馆充当女佣, 每月可有三四元的收入[11], 此外还有担任女店员的。为贴补家用, 工人家庭中年龄稍长的子女也纷纷外出工作。在北京48家工人家庭6个月间各项收入的平均数目中, 丈夫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6.8%, 妻子收入占8.8%, 子女收入占21.5%[10]。由此可见, 在工人家庭中, 虽然家主为家庭的主要赚钱者, 但是其他人的收入也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