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体育产业论文

京津冀体育产业论文（精选12篇）

京津冀体育产业论文 篇1

摘要：在京津冀一体化新近上升为国家战略后, 国内少有探讨京津冀三地具体某一产业进行协同发展的研究, 京津冀三地特别是河北省医药产业有相比其他产业更为良好的平台与更为突出的优势, 应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先行先试。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 综合评价河北省医药发展状况、产业竞争力状况, 并同全国其余各地区的医药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横向比较, 且重点同北京、天津比较, 从而发掘制约河北省医药产业发展的问题, 进一步寻求产业发展战略, 谋求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三地医药产业协同发展路径, 大力推动京津冀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协同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医药产业,协同发展,聚类分析

一、引言

2014 年河北5 家药企入选医药企业全国百强, 石药、华药、石家庄四药、神威、以岭榜上有名。 从地域分布来看, 河北入选药企数量在国内排名靠前, 与京、津、沪入选药企数量相当。 河北省医药产业在与京津协同发展中有相比其他产业更为良好的平台与更为突出的优势, 应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先行先试, 为与京津其他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优质模板。

当前关于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纪良纲 (2004) 对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与错位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从异构化和同构化两种模式的角度提出河北承接京津产业转移路径, 实现河北与京津产业的错位发展。 王建峰 (2012) 基于综合协同效应模型对京津冀区域产业转移进行了实证研究, 提出提升京津冀区域产业转移综合协同效应、实现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和推进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些对策。全诗凡 (2014) 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地区产业链的优势和不足之处, 在实证基础上, 提出了有利于京津冀区域产业链发展, 进而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策略。 洪磊 (2014) 依次对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困境、可能性、协调发展的动力、内涵、基本原则进行了论述与分析,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六个对策。

在京津冀一体化新近上升为国家战略后, 国内少有探讨京津冀三地某一具体产业进行协同发展的研究, 而本研究立足河北省甚至京津冀区域内都是强势产业点的医药产业, 考察其发展状况、存在瓶颈与问题, 发掘其比较优势与发展潜力, 进一步寻求发展策略以及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医药产业协同发展路径, 推动京津冀三地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协同发展。

二、实证分析

本文以产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 科学筛取医药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 构建医药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 定量评价河北省医药发展状况、产业竞争力状况;将河北省的医药产业发展状况同全国其余各地区的医药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比较, 且重点同北京、天津进行比较, 从而发掘河北省医药产业发展可能存在的问题, 发掘制约河北省医药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 为下一步分析、解决提供基础。

进行因子分析前, 为便于比较分析, 构造京津冀医药产业协同区域虚拟模块, 运用IBM SPSS Modeler14.1 数据挖掘软件, 使用神经网络模型方法基于京津冀三地医药企业资产总额、个数、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加总量对协同虚拟模块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行业人均工资水平进行预测, 组成虚拟模块单元全部完整数据加入后续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适用性测度,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应当首先对所选指标和样本数据进行检验, 观察能否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主要有两种检验, 即KMO方法检验和Bartlett方法检验, 运用SPSS Statistics 21 统计软件检验结果如表1 所示。

由检验结果知, KMO值达到0.832, 大于0.7, 可见选取的指标之间有较多共同因素;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为0, 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 近似卡方值达到627.906, 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数据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指标原值以及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到的得分排名统计表如下:

基于各项测度指标数据, 运用SPSS 21 软件对全部32个单元进行聚类, 结合聚类分析结果与统计数据表加以深入分析得到 (如表2 所示) :

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浙江省医药产业整体优势明显, 位于全国第一梯团, 与全国其余各省市拉开一个档次, 其中江苏省、山东省医药产业发展比广东省、浙江省还要更强。

河南省、四川省医药产业处于全国第二梯团位置, 主营业务收入、工业总产值方面排名相对靠前。

吉林省、上海市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医药产业一并处于全国第三梯团位置, 在全国医药产业分布中居于中上游位置, 有较好的上升空间与进一步发展前景。

其中, 上海市与北京市趋近度更高, 表现为直辖市地域空间有限以及科技、金融支持优势明显;天津市、河北省医药产业发展趋近度也非常高, 表现为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多方面指标排名趋近;而京、津、冀三地更是居于一个梯团中, 表明就企业数、主营业务收入、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从业人数等方面的各项评价测度指标来看, 京津冀三地医药产业协同发展基础较好, 协同发展根基无阶梯差异, 具备良好的同阶平台。

其余中西部各省区以及民族自治区医药产业在全国范围的排名中处于中下游位置, 相对优势不太明显。

在构造京津冀医药产业协同区域模块后, 京津冀医药产业协同区域模块与江苏省、山东省居于全国第一梯团, 发生较大跃升, 且京津冀医药产业协同区域模块相对江苏省、山东省医药产业具备了独到优势, 但是部分指标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而在同广东省、浙江省医药产业的比较中具备了较大优势, 也更进一步领先全国其他省区医药产业。

三、实证分析基本结论

综合分析可知:

1.京、津、冀三地医药产业亟待进一步深入发展, 协同发展势在必行。 京、津、冀三地医药产业发展水平在国内排名优势并不明显, 三地均未能居于医药产业顶尖位置, 未能居于最上游;京、津、冀三地医药产业相较于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浙江省医药产业存在不小差距, 不仅仅体现在医药产业总量、规模上, 而且还体现在医药新产品研发创新等产业发展潜力上;医药产业在京、津、冀三地如果不谋求优化升级, 不谋求突破, 在当下医药行业激烈的竞争中必将居于下风。 因此, 在京津冀一体化东风劲吹的背景下, 京、津、冀三地的医药产业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京津冀医药产业协同发展势在必行。

2.京、津、冀三地医药产业协同发展基础平台良好。京、津、冀三地地缘优势明显, 三地交通便利情况也正在快速改善, 各方面交流正在加深, 三地具有较好的产业承接、转移的基础;其次, 数据分析中, 京、津、冀三地更是居于一个医药产业梯团划分中, 从企业数、工业总产值、资产总额、从业人数等规模指标与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等盈利能力指标的各项评价测度方面来看, 京、津、冀三地医药产业协同发展根基无阶梯差异, 具备良好的可协同同阶平台;同时, 京、津、冀三地医药产业又具有一定程度的错位性, 三地协同发展必要可行。 最重要的是, 京津冀一体化新近上升为国家层面区域发展战略, 只要中央层面以及三地政府下决心加以推动, 国家级政策的支持是破除各种合作障碍的利斧, 能够以所向披靡之势化解三地协同发展的种种壁垒。 因此, 综合来看, 京、津、冀三地医药产业具备良好的协同发展基础。

3.京津冀医药产业有机、高效、协同发展必将促进区域医药产业实现整体跃升。 加入构造的京津冀医药产业协同区域模块进行数据分析, 京津冀协同区域模块排名直接跃居进入全国医药产业第一梯队, 排名前移跨越很大。 基于数据分析的结论即表明区域整体模块排名大跨度地推向领先位置, 实质上, 长远而深刻地看, 京津冀医药产业协同发展不仅将带来京津冀整体区域模块竞争力的大幅提高, 而且京津冀医药产业有机、高效地协同发展还将促使京、津、冀各地进一步实现医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提高产业运营效率, 推动各地实现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实现各层次、各种要素有机协同与联合。 深度融合发展必将释放1+1+1>3 的正向溢出效应, 必将促进京津冀区域医药产业实现整体跃升。

四、发展战略分析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 着重就河北省京津冀医药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做相应阐释:

1.政府推动角度。 各区域之间能否建立完善的产业协调和合作机制是产业协同发展能否顺利推进的基础, 是协同发展成败的关键。 要进行京津冀三地医药产业有效协同发展, 首要的还是要形成医药产业协同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理顺好合作关系机制。 因此, 首先务必要从政府层面达成共识, 构建政府合作平台, 建立好、完善好京津冀三地政府间关于医药协同发展的协调、管理机制与具体制度。

2.医药产业链角度。 京津冀具有加快发展医药产业的良好基础和明显优势, 合作空间大, 京津冀协同将有效加快优势产业创建和科技成果扩散, 建立良好的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机制, 将有力地辐射带动区域医药产业一体化发展。 而协同发展的首要前提还是要进行分工协作, 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以下是对京津冀地区医药产业分工布局以及协同发展的建议:

(1) 北京主攻新药、新产品研发创新。 北京在研发创新上有突出优势, 北京应依托其科研开发资源禀赋, 充分发挥科技、信息和人才优势, 逐步确立其区域性研发和创新基地的地位, 打造成为整个区域医药产业集群的研发创新中心和科学技术辐射核心, 河北省以及天津市医药企业应积极参与对接、承接, 充分利用北京的科研创新能力, 在不同层次实现同北京科技资源的有效整合, 促进自身医药新产品研发水平的提升。

(2) 天津应侧重于高端医药设备生产以及整个区域产品的对外出口。 天津应与北京相互协作, 承接产业链的先进医药设备主体制造, 同时天津应与河北积极协作, 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 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医药以及设备的制造产业方向。 同时, 天津又要发挥其区域物流中心作用, 依托其港口对外出口优势, 在医药制造业产品的物流、销售方面发挥较大作用。

(3) 河北应侧重于医药产品的制造以及整个区域产品的国内物流、营销, 集中力量发展医药优势领域。 由统计分析表可知, 河北在固定资产以及医药工业总产值方面存在一定比较优势;同时结合因子分析可知, 河北省在医药生产人工成本方面相比京津有绝对优势, 因此, 河北应重点承担产业链中医药产品主要制造部分。 同时河北省还可利用其广阔的环京津腹地以及自身广大的消费市场, 主要负责区域医药产品的物流、营销;其中, 可以重点发展石家庄医药产业, 将石家庄建成区域内医药生产基地群和地区医药物流中心。

3.医药产业协同创新角度。 医药业是高技术依赖产业, 研发创新是关乎医药业生存发展的命脉, 推进三地医药协同创新有利于激活产业发展动力, 增强产业的竞争优势, 因而, 京、津、冀三地的医药产业协同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医药新产品、新技术的协同创新。

(1) 共建创新成果流动平台, 便利科技创新要素、资源快速流动。 推进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进程, 首先还是要创建京津冀的医药类创新成果流动平台。 加深京津冀区域间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由中央以及三地政府推动搭建协同平台, 构建医药企业为主, 大学、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协作平台;良好的科技资源合作平台能有效地凝聚各创新主体的研发力量, 共克创新难题, 大幅度提高区域整体创新能力。 进而通过技术合作交流平台, 将研发创新成果付诸于生产实践, 快速实现产业化, 能够有效提高三地以及区域整体医药产业竞争力。

(2) 注重构建研发创新集聚区, 协力发展。 推进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创新, 要发展壮大研发创新载体, 构建完善的创新载体集聚区, 做好优质科技要素的相互对接工作, 承接先进科技成果实现快速产业化转移。 要充分发挥京津冀区域内龙头企业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 同时将一批创新潜力强的中小科技型企业聚集起来, 激发创新活力, 形成科技聚集区, 发挥创新扩散效应, 降低科研成本, 控制科技创新风险, 同时积极促进创新载体间的互动合作。

4.医药市场一体化角度。

(1) 构建京津冀统一医药市场运作规则。 尽快建立高度接轨无缝连接的医药市场运行准则, 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 在区域内市场准入方面, 消除地区市场条块分割的壁垒, 形成对京、津、冀三地医药企业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格局与有利环境。

(2) 共同培育京津冀区域性医药市场。 京津冀区域应逐步建立健全规模不等、层次不同、功能各异的区域性市场体系。 京津冀区域市场作为全国层次较高的商贸中心, 通过自身经济吸引和辐射功能的逐步加强, 为应对区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挑战, 建立面向区域内部、面向全国的高级层次市场, 应重点发展与京津冀大区域配合衔接的医药贸易集散地, 形成区域内彼此相互协作统一的大市场新格局。

(3) 开拓统一开放的医药生产要素市场。 加快培育和发展京津冀生产要素市场, 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 以生产要素流动促进产业转移。 北京医药产业的产业链条并不完整, 突出体现在产业前端环节, 如化学原料药、中药材提取等。 北京可充分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高平台, 加快向环京地区进行要素辐射, 推动产业顺利转移;河北在提供大量医药原材料以及初级化药的基础上, 也应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充裕的生产要素优化产业结构水平和提升产业结构层次。

参考文献

[1]纪良纲.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与错位发展[J].河北学刊, 2004 (06) :198-201.

[2]王建峰.区域产业转移的综合协同效应研究———基于京津冀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2012.

[3]全诗凡.基于区域产业链视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以京津冀地区为例[D].天津:南开大学, 2014.

[4]孙洪磊.哲学视域下的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2014.

京津冀体育产业论文 篇2

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区优惠政策

为加快推进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区（以下称“示范区”）及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的创新创业环境建设，吸引和鼓励海内外创业领军人才和知名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机构）进入示范区发展，特制定本政策。示范区引进的海内外创业领军人才和生物医药企业在享受《关于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政策措施》（津政发[2006]46号）及国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同时，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目标

第一条 制定符合示范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需要的创业创新优惠政策，旨在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研发团队，聚集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域知名企业、科研机构，吸引和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经过5-10年的努力，将示范区建设成为我国生物医药优秀人才的聚集区、研发转化的核心区、产业发展的标志区。

第二条 示范区位于滨海新区，土地规划面积不少于10平方公里，投资100亿元建设符合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不少于100万平方米的生物医药产业孵化场地。

第三条 通过政策的实施，力争5年内实现“2115”发展战略目标，即5年吸引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200名，支持重大生物医药研发转化项目100项，聚集国内外生物医药企业（科研机构）1

100家，带动形成5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规模，使之成为滨海新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的聚集区，带动国家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二、吸引人才

享受人才鼓励政策的对象是指符合相关标准和条件（附件

一）的领军人才。领军人才应当是能够引领和带动生物医药领域科技发展并处于领先地位的科技团队带头人，拥有知识产权清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市场开发前景和产业化前景的生物技术与创新药物项目并带项目、带资金、带团队来津创办企业的创业人才；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运作能力和投融资能力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经纪人才。

第四条 设立 “领军人才引进专项资金”，每年2亿元，其中市财政1亿元，各功能区配套1亿元，由市人事局牵头制定资金管理细则。对引进海外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及产业化前景项目的创业领军人才由专项资金给予300万元经费资助（含200万元项目资助和100万元安家补贴）；由“滨海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设立专项资金对领军人才的入区项目提供500万元风险投资扶持;由各功能区设立专项资金对入区产业化项目提供贷款贴息支持。（对于国内的创业领军人才可参照执行）

第五条 对示范区引进的海外创业领军人才，连续3年每年在示范区工作半年以上的，可按国家和我市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帮助解决其子女入学、入托问题。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可依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授予其《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生物医药领域技术经纪人进入示范区，对其引进的高水平研发项目和投资在区内实施转化和产业化的，由所在功能区给予奖励，引进项目投资实际到位额1亿元以下（含1亿）的，奖励1%，超过1亿元的，另奖励超出部分的0.5%。

三、机构和项目支持

享受机构和项目支持政策的对象是指示范区引进的国内外知名企业（科研机构）及分支机构、引进海内外创业领军人才入区创办的企业，以及在区内实施研发和转化的项目。

第七条 对示范区内生物医药研发型企业、科研机构从事科研、中试以下所需的进口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技术资料、研究用试剂耗材、生物活性材料等，按国家有关规定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第八条 对国内外知名的生物医药企业、科研院所进驻示范区建立研发总部，从事研发与转化，由所在功能区给予500－2000万元的研发或产业化经费补贴。

第九条 由引进的海外创业领军人才在示范区创办的企业，视为境内企业，经认定后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各项优惠，企业所得税留区部分的全部，营业税留区部分的50%，自纳税之日起5年内返还给企业并全部用作企业研发资金。

第十条 市科委每年安排生物医药研发转化专项计划，用于支持新药研发与转化，资金额度不低于每年1亿元。对药物发现和药效试验阶段的项目，给予30－5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对临床前试验阶段的项目，给予100－20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对Ⅰ期临床试验阶段的项目，给予50－100万元科研经费资助；对Ⅱ

期、Ⅲ期临床试验以及生产性试验阶段的项目，给予500万元以上的科研经费资助；对获得国家Ⅰ类新药证书的项目给予500万元产业化资助；获得国家重点科技项目资助的，给予资助经费50%（最高1000万元）的补贴。

第十一条 在示范区内设立国家药品审评办事机构及技术服务机构，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为企业提供药物分析测试、GLP（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CP（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CRO（合同研发外包）、CMO（合同加工外包）、信息咨询、数据存储和处理、国际申报等全程服务和支撑，加快新药研发和审批速度。

第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高层次技术经纪公司和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进入示范区，经认定后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经认定的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机构在示范区购买生产、研发用地的，根据其投资规模、投资密度和项目质量等因素给予相应的建设扶持。示范区引进的生物医药企业租用厂房3年内给予最高100万元租金补贴。

四、金融支持

第十四条 “滨海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20亿元）优先支持区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对于风险投资机构在示范区内选定投资的生物医药项目，按不低于实际投资额的20%提供跟进投资。

第十五条 在示范区内筹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基金”，资金总额不少于50亿元，用于支持示范区内生物医药企业发展。

第十六条 鼓励示范区内生物医药企业上市融资。对示范区

内生物医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或在非上市公众公司交易市场（OTC）中融资并用于新药研发和产业化的，由所在区给予最高50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五、受理与考评

第十七条 创业领军人才及其项目的受理、评审认定由市科委会同市人事局负责组织“领军人才专家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其他高新技术领域的创业领军人才可参照执行。

第十八条 对创业领军人才实行认定和考评制度，每年认定两次，对经认定的创业领军人才，每三年进行考核，考核标准按照领军人才创业项目合同书的有关条款执行。

京津冀体育产业论文 篇3

2013年，当蔡昌贤作出公司搬迁的决定时，可能并没有想到，威克多会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后第一家整体迁移的企业。

1994年成立的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工业开发区。对于成立20年之久的维克多来说，无论从公司发展，还是个人情感来说，离开北京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顺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势

促使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董事长蔡昌贤下定决心搬迁的，是几年前他到瑞士几家著名服饰品牌工厂考察的经历。当他进入瑞士工厂的生产车间，发现里面的工人普遍都在四五十岁左右。

“在瑞士这样一个高福利国家，居然还有这么大年纪的制衣工人。”考察后蔡昌贤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拥有熟练的产业工人，才能形成超一流的产品品质，从而带来超一流的品牌附加值。

蔡昌贤不禁反思起自己的企业：和国内大多数服装企业一样，劳动力结构多是以年轻人为主，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熟练的工人，过不了几年就会因为结婚生子而流失。加上公司在北京，安家落户的难度较大，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劳动力极不稳定的状况，可能会传导到产品品质的一个方面，导致个别产品会出现品质不稳定的情况。”这就促使蔡昌贤下定决心，将生产、技术部门搬离北京。

“利用搬迁地的人口政策和稳定的劳动力资源，为我们培养更多熟练的专业技术工人，在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沉淀中，形成一流的品质，提高品牌总体附加价值。”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董事长助理刘大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企业搬迁的初衷。

威克多搬迁的决定，正好赶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其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哪些是非首都功能？用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卢彦的话说，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功能都可以被认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归纳起来有四个，即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批发，部分医疗教育服务和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

其中，一般性制造业的疏解主要根据京津冀三省市定位进行：天津的定位是全国先进制造业的研发基地，河北的定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验区和全国现代商贸物流基地，而北京的定位则是围绕城市战略定位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因此，高端制造业优势不太突出的一般制造业就要面临被疏解。

这一政策落实下来，具体哪些产业要迁出去？ 2014年版的《北京新增产业的禁止和新增目录》就有一项规定：禁止新建和扩建的26类一般制造业中，就包括纺织产业。

作为纺织企业，威克多的搬迁正好顺应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大势。

早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北京不乏首钢等企业外迁的先例。但大多数企业对于迁出北京还是处于观望状态。据了解，仅服装纺织一类，在大兴区就有48家，在未来的几年这些企业内都将面临搬迁的问题。

联姻衡水

威克多和衡水的这场“联姻”，始于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河北省衡水市工业新区招商局副局长骆妍。

在电话里，蔡昌贤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公司，并阐明了公司的需求和期望。放下电话后，骆妍首先上网进行简单地核实，然后向领导汇报，立刻引起了工业新区领导的重视。从谈判到最终落地，事无巨细，工业新区的书记都全程跟进。衡水市领导也对这个项目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就为这个项目，我们的市委书记、市长去了好几趟北京，和蔡董事长反复沟通，介绍我们的政策和优势，并充分了解他们的需求，尽量予以满足。”骆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威克多开工建设以后，开发区始终承诺“围墙以里是企业的事，围墙以外都是工业新区的事”。

事实上，衡水并非是威克多的唯一选择。在寻找迁入地这一问题上，蔡昌贤想得很多：地理位置不能离北京太远，否则和北京总部的设计中心、营销中心难以交接;交通要方便，否则物流运输成本太高;基础设施配套要完善，否则无法稳定人心……按照这些标准，他曾考察了河北的石家庄、廊坊、唐山等城市，甚至一度将山东德州也纳入考虑范围。

“选择衡水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首先，该市招商引资的政策很有吸引力;其次，当地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比较完善;更重要的是，衡水交通发达，陆路、铁路都比较便利。”刘大伟说。

“纺织和食品两类产业在衡水市有一定的基础，而且都没有什么污染，比较环保，也符合京津冀产业转移对衡水的定位。于是我们就选择以这两个产业为突破口进行招商引资。”骆妍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道。

据衡水市相关部门介绍，为承接纺织服装产业转移，衡水市在工业新区试点，设立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基金，每年财政预算3亿元做为引导基金，用于重大项目引进、标准厂房等公用设施建设、融资担保、企业创新资助和技改支持。园区内企业实施“员工代培”计划，财政给予每人1000元岗前培训补贴。

此外，对前3年签约落地的2亿元以上纺织服装产业项目，按比例给予10%以上的基金扶持。

用骆妍的话说，衡水是举全市之力来完成威克多产业转移项目，因此产生了惊人的效率：工业新区与企业签订双向承诺，明确项目投资建设进度由企业负责;立项、审批、征地、外用设施配套全部由政府包办，让企业集中精力搞建设。项目从动工到竣工仅用了18个月，食堂、宿舍、幼儿园、超市等服务设施也如期建成并投入使用。

而新员工的招聘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15年春节刚过，衡水市劳动局就为威克多专门举办了几场招聘会，吸引了大量的应聘者。

徐丹丹是衡水本地人，说话很快，人也直爽，见面就问采访需要多长时间——她们拿的是计件工资，一分一秒的耽误都会对收入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如果干活麻利的话，还可以早点下班回家看孩子。

今年25岁的她，已有一个3岁大的儿子，之前在北京一家家具厂上班的她，之所以回到家门口就业，正是为了儿子。

“孩子刚断奶我就出去打工了，结果老是控制不住想孩子，一年好几次地往家跑，今年过完年，看到威克多招聘，干脆辞掉工作，回来上班。”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由于之前有缝纫手艺，她很快就被威克多录用。经过两个月的培训迅速上岗，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个业务骨干了。

“这个工作不错，我打算就在这里长期干下去了。”她说。

据北京威克多制衣中心生产部经理石百宽介绍，由于现在的机器很多都是电脑控制，在招工时，他们主要面向25-28岁的年轻人，一方面，他们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能培养成相对稳定的技术工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5月12日，威克多正式搬迁。

“从5月9日企业停产到5月17日恢复生产，期间真正搬家的时间只用了两天半，而且机器的拆分和组装，管道的铺设等，全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完成的。”石百宽说。

成本博弈

在京津冀产业转移过程中，迁出地政府、迁入地政府以及搬迁的企业，三者之间都有自己的“算盘”，处理不好三者之间的成本博弈，产业转移也将踯躅不前。

按照对外公布的数字，威克多衡水服装创意产业园占地面积307亩，总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5亿元——而这只是建设投入。

“短期内成本是上升的。”刘大伟对《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首当其冲的是劳动力成本。随公司搬迁去衡水的员工大约600多人，为了弥补其搬迁的损失，公司按照工龄给予每位员工1000-5000元不等的一次性搬迁补助。此外，最初的几个月，为了稳定人心，每天还会给工人发放补贴，数额逐月递减。“虽然衡水的消费水平较低，但劳动力价格却并没有下降，毕竟从北京去了这么多人，他们的收入不能降。而在衡水当地招的员工，待遇也不能有差别，否则会造成员工之间的不平衡。”

其次，交通成本也大大增加了。两地办公后，对部门之间协同运作的要求会更高，对效率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威克多是产业链型公司，从前期的企划设计到生产制版，再到产品生产完毕，再从入库到发货，到门店到销售，都是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之间，需要良好的沟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司专门配备了4辆依维柯汽车，每逢周二和周四往返于北京和衡水之间。

除了班车，还有一辆60座大客车，负责周末接送部分家在北京的员工。“从北京到衡水，280公里的距离，不算油钱，一年光过路费就得增加约500万元。”刘大伟说。

如果成本的提升只是搬迁的必然代价，那么因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效率问题，则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每年6月到第二年到2月，是服装行业的旺季，但对于刚搬到新厂址的威克多来说，却意味着效率的降低。

“正常情况下，一个车间每天能做400套西服，刚搬来那段时间，有时一天只能出320-350套，每天亏产50-80套衣服，相当于一个小时的活没了。”威克多生产部经理石百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现象持续了一个月，随着大家慢慢适应新环境，现在已经恢复正常水平。

此外，由于威克多是第一家进入衡水的服装企业，市场还没打开，招工也比较困难，到目前为止，才招了300多名本地员工，厂房也才用了1/4。

在石百宽看来，这些都是暂时的。随着更多纺织服装企业入驻衡水，一些服装行业的上下游产业也会进来，到时候采购成本就会下降;而且衡水交通四通八达，以后物流成本也会降低;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稳定了，熟练工人会越来越多，这些对公司都将是一个利好。

同样受惠于此的还有搬迁地衡水。据衡水市相关部门估算，威克多入驻后，将年产高档服装约160万套（件），年销售收入达26亿元以上，实现利税1.1亿元，可为该市提供4000个就业岗位。

“我们打算以威克多为龙头，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企业入驻衡水。”骆妍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该市正在探索“县市区+专业招商机构+园区+企业”的新路径，以及“以商招商”新模式，与京津共同发展“飞地经济”，打造以威克多为主体的“服装创意产业园”。

2014年，为了承接大兴区的外迁企业，衡水工业新区招商局局长亲自带队在大兴区呆了半年，上门游说企业，并与大兴区政府建立对接关系，部分企业已经有了转移的意向。

既然企业搬迁，无论对迁入地还是迁出地的政府来说，都是一件利好，那么如何鼓励企业外迁，则应该是两地政府，尤其是迁出地政府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

北京市经信委负责人曾表示，在企业搬迁过程中，北京市会和迁入地政府进行对接，并对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在选址、土地的出让、注册、购置新的设备、安装、运行、贷款、资金等方面;在资金投入方面，北京市财政和首钢集团以1：1的比例，5年内统筹资金200亿元设立了“京冀协同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向首都功能疏解和多地协同发展相关的产业、综合服务配套及首钢等老工业区重振相关领域。

“但总体来说，鼓励外迁的政策还是太少，未来可能还需要设计一些政策，出台一些对企业搬迁来说利好的政策，比如对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或返还等，以提高企业搬迁的积极性。”刘大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目前来看，威克多搬迁主要还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他还补充说，公司搬迁过程中，还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因为机器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搬迁需要在海关备案，因此机器设备搬到衡水后，海关还要反复地查，给公司生产带来了不便。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政策下，目前还缺乏相对实际的对企政策，来真正为企业减轻负担。”刘大伟说。

最难解决的是利益分成问题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受到冲击的首先是企业里的工人。

作为威克多生产部经理，石百宽选择了举家搬迁到衡水。这个山东男人在威克多已经工作了10年多，从一名最基层的烫衣工，一步步成长为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因此对公司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听说公司的生产部门要搬到衡水，他没有半点犹豫就过来了。“反正在北京也是漂着，这儿的消费水平不高，赚同样的钱，能留更多钱在手里，咱们打工的不就是这个目的吗？”他憨憨地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

这也是威克多鼓励员工搬迁时的一个重要理由，相当一部分人被这个理由说服，离开了北京。

对于石百宽来说，衡水更大的诱惑力，在于其全国都闻名遐迩的中学教育。“我们外地人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不容易，衡水都给我们解决了。”因此孩子这学期一放假，石百宽就赶紧将妻儿接到衡水，学校已经安排好了，开学后就在工业新区的小学上三年级。

一家团聚的背后，却是妻子的付出。石百宽的妻子从北京一家待遇优厚的外企辞职，刚搬到衡水一周多时间，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像这样的家庭并非少数。产业转移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随迁家属的安置也成为当地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相比之下，车间主任刘亚岚就没有石百宽这样的魄力。因为爱人是北京人，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可能随迁到衡水，因此，她不得不过着双城生活：周六下班后，坐着公司的大巴回北京，周日下午六点再返回衡水。

相对于产业转移给企业工人带来的冲击，一些深层次矛盾则更为难解决。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郑长征看来，“政府、企业在推动产业转移中角色定位是不同的。企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决策。政府则应有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短期与长期、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把精力更多放在营造有利于企业自由流动的政策环境上。有所不为，则是应明确与市场的界限，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决策行为。”

今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根据该办法，由迁出地区政府主导、符合迁入地区产业布局条件、且迁出前三年内年均缴纳“三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三大税种地方分成部分）大于或等于2000万元的企业，3年内，其“三税”收入由迁入地区和迁出地区平分。

郑长征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产业转移中最难处理的是土地处置、税收利益分成等问题。

在土地处置方面，郑长征建议，北京应处理好腾退土地问题。可考虑设立首都企业外迁专项扶持基金，创新腾退土地抵押融资模式，解决搬迁期间及恢复生产过程中企业运营资金的需求。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问题浅析 篇4

关键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1 产业协同发展基本概念

产业协同发展主要是指子系统之间的互相作用形成了整个系统的整体行为,其起源于哈肯协同理论,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其整体行为不是子系统简单的叠加,而是产业间的协同分工,从而形成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是多个产业或者是多个子产业在发展中相互协调、配合的过程,是一种结构有序的过程,主要解决好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要始终认清协同发展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实现协同共赢,对于京津冀地区产业来说,就是实现地区经济健康发展,环境生态保护好。

2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实问题。虽然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有一些示范成果,但与其他几个经济发展圈相比较,还存在几个现实矛盾:一是行政匹配问题,北京、天津为直辖市,主要领导一般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北的主要领导为正省级,权力的不同导致河北的发展始终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这个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再怎么整合也很难成功,达到共赢,这就需要国家更高层面的统筹。

二是市场方面的问题。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不管是人才资源还是科技资源、人均收入等等与河北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要深刻的认识到北京和天津的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城市病”,缺水、缺电等基本矛盾凸显,河北作为环京津有一定的地理优势,可以作为京津的产业转移基地,但受行政级别、人才流动和项目阻隔的影响,一些必备的市场要素很难在大区域之间流动起来,这一点与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都有较大的不同。

三是生态方面的问题。北京天津的生态改善一定程度上需要河北的大力支持,甚至是经济发展的牺牲,但面对着河北本来就不发达的经济现状,面对着产业结构的转移,河北肯定无力承受北京天津施加的生态压力,导致河北根本无法履行生态责任。

四是文化方面的问题,长三角和环渤海湾的经济发展有着较好的市场经济文化作为支撑,而且各地区的文化基本趋同,但北京和天津地区的主流文化是官场文化和行政文化,虽然在发展上,该地区可以比其他地区更好的享受到政策的照顾,但实事求是得讲,其内部的经济发展没有得到有效的融合,区域经济没有完全形成。实践证明,没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没有国家的强势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很难落地见效。

3 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具体举措

一要注重环境保护。随着发展理念的改变,很多地区的发展已经不唯GDP指标,但这一点观点在京津冀地区流毒还比较深,一些地方甚至将环境保护部门定位为次要从属部门,未来的产业转移必须要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对于诸如水泥、钢铁、玻璃等产业必须实施强制性转型,让市场自行调节产能和质量,合理引导区域人口流动。

二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就工业规模来说,北京远远不如河北和天津,但要看到的是北京的创新资源,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其带动能力不容小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发挥先进带动后进的作用,提升北京对天津、河北的辐射能力。目前主要的方法有两条:一个是实施政府主导下土地经济模式。该案例成功率很高,目前被广泛推广,就是财税、产值两地分成,在北京和河北交界处划出一块地块,搞成新兴产业园,双方积极性都很高。另一个是双方以工业园区的形式共建共管,比如说可以做大做强北京中关村这个牌子,在河北、天津等地建立分区,从而更好的引导其在天津河北的合理布局。

三要加大新兴产业试点示范。要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建立区域创新试点示范,对于诸如风能等新能源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很大,必须借助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相对配套,需求端支持较好的优势,先发实现发展优势,在创新科研方面,要积极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确保投资效率。一些企业就可以形成在北京设计研发,但在河北生产的分工协作。

结束语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涉及的点多面广,需要全维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背景、存在瓶颈和具体举措,并统筹结合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方,共同推动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孙虎,乔标.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与建议[J].中国软科学,2015,07.

京津冀体育产业论文 篇5

实施方案编制要点

编制单位：北京智博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发〔2015〕16号)、《中国制造2025》(国发〔2015〕28号)，深入实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年）》（工信部节〔2015〕229号），加快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和生态协同发展，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组织实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工程，确定一批重点项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结合各地区发展实际，围绕工业固体废物和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重点领域，筛选一批废物综合利用量大、技术装备领先、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市场竞争力强的示范工程项目，着力构建产业、技术、政策协同发展新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有效带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规模化、高值化、集约化发展。

二、申报范围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建设运行的工业资源综合利用跨区域协同发展和产业转移项目。包括尾矿和废石、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冶炼废渣、冶金尘泥等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项目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废塑料、废旧机电产品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项目。

三、项目条件

（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的相关要求，符合国家或行业有关质量、环境、节能和安全标准；

（二）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建立了跨省级行政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

（三）核心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先进成熟可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产品附加值高，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好，市场竞争力强；

（四）综合利用规模较大，项目建设投资原则上不低于5000万元；

（五）在建项目应在2018年底前投入正常运行。

鼓励列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7年）》、《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试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及各省市相关规划的项目进行申报。

编制要点：

一、企业情况

示范项目承担单位整体情况介绍，包括企业名称、地理位置、所有制性质、企业职工人数及技术力量、研发能力、企业规模、资产、负债、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产值、销售收入、利润、节能环保安全相关措施及达标情况等情况。企业资源综合利用的情况，包括利用的种类、来源、数量、产品品种、产量、产值、主要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产品市场、流向、拥有的专利等。

二、项目目标

示范项目可实现的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具体包括：工业资源综合利用量、产值，研发、应用和推广的重大工艺技术装备，开发的资源综合利用新产品，形成的资源综合利用相关标准规范，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起到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益等。

三、重点任务

（一）项目建设。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产品种类、规格、产量、产值等，具体建设内容，采用的主体工艺技术和装备、技术来源及其先进性，建设进度、运行情况，节能、环保配套措施及达标情况，投资估算、回收期、经济效益分析等。

（二）技术创新。包括研发、产业化应用的技术、装备及产品的主要内容、关键参数、性能指标等。

（三）标准制定。通过项目实施，提出、起草、出台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装备、产品及应用等相关领域的企业标准、联盟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等。

（四）机制建立。项目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建立的跨省级行政区域协同发展模式、机制。

四、效益分析和示范意义 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分析，预期或已经形成的跨区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新机制，推广应用前景，示范的必要性及意义等。

五、保障措施

保障项目完成采取的组织、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及地方政府的相关配套政策。

六、附件要求

（一）企业营业执照；

（二）项目批复相关文件，包括核准或备案、规划、土地、环评等；

（三）技术资质类文件，包括获得的专利、技术评估、荣誉证书等；

（四）节能、环保、产品质量等方面的证明文件；

（五）其他能够证明示范项目优势和特色的文件。

京津冀体育产业论文 篇6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认为，名称的改变即意味着机遇。他在媒体撰文称，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的国家战略，为京津冀区域合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历史性的拐点。

“首都经济圈顾名思义，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但是北京辐射是有限的。”作为国内较早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学者之一，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没有了首都经济圈的概念，这样争议也就少了。”

然而，尽管名称不断改变，但是事实上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两市一省”格局导致的行政主导型经济特征成为阻碍区域协同发展的桎梏，“分灶吃饭”的财税政策激励各地区追求本区域发展而忽视相互间合作，产业对接存在的障碍和公共服务存在的落差使空间不平衡十分严重。那么，这些问题应该如何着手解决？对于此，肖金成和孙久文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打破行政体制的分割

肖金成认为，京津冀三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始终有着很高的依存度和关联度，但长期以来，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地间的经济合作相对滞后，围绕一些项目和资源展开的冲突和竞争接连不断，不仅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也使京津冀三地的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趋向同质化。这成为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根本的原因是行政阻隔。中国官员信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由于GDP政绩观作祟，三地各自为政，只考虑当地发展。京津两地不希望将自己的传统产业转移外地或者延长产业链。”肖金成说。

在这一点上，孙久文有着相似的观点。他在不久前举行的2014年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换届大会暨区域发展与城镇化学术研讨会上强调，在市场化改革中打破行政分割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得到广泛的认同。目前给地方政府提供的激励机制是区域合作不畅的根本原因和主观冲动，只要财政“分灶吃饭”，无论多么合理的区域合作规划都不会得到认真落实。

在孙久文看来，区域竞争多于区域合作、行政主导型经济阻碍区域协同发展、公共服务落差很大等问题，加之区域规划、产业发展以及环境等问题都严重阻碍区域协同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肖金成建议说，京津冀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即是各自封闭发展的直接后果，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性差、效率不高且处于无序竞争状态。未来的区域合作在于消除行政体制的割裂，而不是强化这种割裂。

“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顶层设计，推进规划编制和区域协调。编制包含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发展规划，强化规划约束力；尽快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领导机构，构建利益协调长效机制；签订省直辖市合作框架协议，规定各方在重点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协调和沟通区域合作中的具体事宜。顶层设计的基本原则是以最小的行政成本有效解决京津冀区域间协调发展问题。”此次会议上，孙久文对公众这样说。

重建产业构成格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周边区域对核心城市难以支撑。周边城市面临规模过小，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不健全，功能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制约了首都的功能疏解，加大了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周边区域面临着人才短缺、产业发展难以与北京有效对接。

关于产业结构的问题，孙久文在上述会议上表示，京津冀三地发展不协调由来已久，过去的不协调，体现在产业结构上的高度重叠。

尽管如此，但是孙久文认为，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三地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北京现在的第三产业已超过76%，第二产业约占20%，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天津这些年比较注重制造业发展，所以现在说北京和天津的产业结构重叠已经不成立，基本上不存在产业结构上的矛盾。京津冀三地之间协调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上述会议上，孙久文公开地说。

肖金成也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过自己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产业布局构想。在他看来，在未来的产业布局中，京津冀三地需构建“外移、对接、异构”的产业重构格局，在产业错位中求发展。

所谓外移，主要针对京津而言，即顺应产业布局的趋势，将京津一些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转移到河北发展，同时，提高河北的配套能力。比如可以加强钢铁、石化产业整合，促进其向资源产地和沿海港口布局。

所谓对接，主要针对河北。要求河北主动“接轨京津”“融入京津”，主动创造条件，积极构筑与京津产业衔接的“缓坡”，将河北建成京津的外资流转扩散基地、产业转移基地、高技术产业配套基地、现代仓储物流基地、休闲旅游基地和农副产品加工基地。

所谓异构，是对整个地区而言，三地要根据自然资源、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市场导向等，谋划和营造具有本地特色、与相邻区域不同的产业类型和产业结构。

尽快建立利益分享机制

京津冀作为一个区域系统，客观上要求将各地区的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及区域布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虑，每个城市的发展计划应经过调整与联合体的规划协调起来，从而确保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在5月8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企业机遇——2014‘天津建设者’领袖论坛”上，孙久文对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要以构建和谐的区域关系为目标，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市场开放、政策优惠、区域援助、转移支付等多方面。其中，制订京津冀生态环境改善的建设和补偿方案，保护生态环境，是目前建立区域利益协调长效机制的当务之急。”会议上，孙久文这样说。

肖金成也向公众表达过相似的观点，他建议，可以建立政府间合作协调机制，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在政策设计上，既要考虑到整个区域的利益，又要根据京津冀的特点进行个性化设计。可优先探索建立产权分税制度或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尽早在利益分享机制方面加快改革实验步伐，以推动跨区域产业合作的开展。

另外，肖金成强调，要建立统一市场，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并由此保障企业资源配置的区域化。肖金成说：“促进银企合作，支持企业产业转移。金融部门要配合当地政府加快建立和整合以财政出资设立的政策性担保机构，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担保行业，逐步形成以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主体，盈利性和商业性担保机构为补充的担保体系。”

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探讨 篇7

由于京津冀三地资源禀赋有所不同, 使得这一区域在分工与合作上存在着必要和可能。分工会使得区域内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产业更加专业化和节约更多的成本。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是基于各区域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区域内城市在制定产业规划时, 也是在考虑该城市产业基础, 结合本城市的优势产业来做出规划, 本区域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产业一般情况下是该区域的主导产业。

一、京津冀三地比较优势

2012年北京市实现增加值1.78万亿, 比上年增长7.7%;天津市实现增加值1.29万亿, 比上年增长13.8%;河北省实现增加值2.66万亿, 比上年增长9.6%。三次产业结构比依次为北京0.8:22.8:76.4, 天津1.33:51.72:46.95, 河北省12.0∶52.7∶35.3。

从三地三次产业结构比可以看出,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和综合性产业城市, 其功能定位是国家的首都、国际都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重点发展第三产业, 以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为主要产业。同时, 充分发挥大学、科研机构, 人才高度密集等优势, 积极发展高新产业, 以发展高端的服务业为主, 逐步向外转移低端制造业。

天津是传统的工业城市, 随着近年来进行的结构调整, 天津工业走出了一条嫁接、改造、调整的创新线路, 传统的产业得到了优化升级, 工业已成为了拉动天津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进入快车道, 国家乙炔大项目等高端项目在这里聚集, 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工业的发展势头, 使得天津工业发展进入了重化工急剧加速阶段。空客A320总装线投入运营, 北疆电厂电水盐联产工程开始设备的安装, 新一代运载火箭、无人驾驶飞机、一汽丰田多功能运动型轿车、百万吨乙炔千万吨炼油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和陆续投产使天津工业如虎添翼。天津城市的功能定位是构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宜居生态城市。天津主要发展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国防科技和轻工纺织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现代商贸、中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并适当发展大运量临港重化工业。

河北省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电气、煤炭、纺织、冶金、建材、化工、机械、电子、石油、轻工、医药等优势产业。工业生产中的一些行业和产品在全国居重要地位。其中, 保定的新能源产业积聚区——中国电谷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长城汽车、天威保变、英利集团、唐山钢铁等企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河北省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作为原材料重化工基地、现代化农业基地和重要的旅游休闲度假区域, 是京津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及加工配套基地。此外, 河北省在第一产业中着重发展农业和牧业, 作为京津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二、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1. 缺乏有效的总体规划和协调机制

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然而处于处于自身利益发展需要, 在制定发展规划时, 三地对整个区域发展关心不够。由于对行政区内利益的过度追求, 因而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造成并强化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个问题是通过集聚效应的作用形成, 北京和天津以自己的区位优势, 加速从河北吸取优质的生产要素, 以至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均无形中向京津两市集聚;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扩散效应发挥不了造成, 京津两市没有把产业转移到区域以外, 因而对周边地区并没有形成持续和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 同样河北省也把区域整体利益放在了从属的地位, 所以就造成了三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

行政分割在旅游交通, 金融等方面都有体现。虽然北京首都机场与天津的滨海机场实现了跨区域联合, 但首都机场又修建了区域联合外的机场跑道, 显示出跨区域联合流于形式。2005年北京提出了北方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 但天津同期也明确宣布要通过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来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地位。在相对狭小的地域内要建设两个金融中心其难度可想而知。京津产业的重复建设不仅使大规模投入得不到有效回报, 甚至造成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等资源浪费。三地在生产要素市场、产品市场、服务市场等方面各自为政和不规范竞争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中京津两地为了各自的发展, 从周边地区抽取了大量资源, 但却并没有有效地反哺区域经济, 使得京津的发展对周边带动作用不强, 不能使各自产生足够的辐射能力, 不仅不利于其自身发展, 也严重制约了京津冀区域分工合作与发展。

2. 产业结构趋同与产业链断裂并存

产业结构趋同与产业链断裂是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产业格局影响的必然结果, 但追究问题的根源还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合作没有得到有效而深入的展开, 区域内各城市、各地区缺乏合理的分工协作以及区际分工弱化和无序竞争导致这一结果。

京津冀区域内产业链断裂现象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中心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与周边城市经济落差很大;北京、天津两中心的产业发展定位较高、速度较快, 但由于周边地区产业发展滞后, 因而在京津冀区域内产业的传递梯度落差就会很大, 导致在整个区域内根本无法形成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链;其二京津冀三地相互间整体协调的意识不强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制约了着产业链的形成和有效衔接, 既缺少形成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所需要的政府推动力, 也没有珠三角地区发育程度较高市场;此外加之京津两中心城市产业链建设主要着力于消化本地区企业产品, 因此种形式的产业链也就根本谈不上对产业发展与区域的经济协同发展促进作用。

京津冀三地在产业梯度方面存在着不合理现象。依据产业梯度转移规律, 出于各地区产业不断升级的需要, 一地区相对落后或者不再具比较优势的某些产业可以向其它与该地区存在产业梯度的地区转移, 成为其它地区相对先进或者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 并进一步提高产业吸纳方的产业结构层次和水平, 因此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减轻负担, 着力来发展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业, 后进的地区则可以以较低成本引进较先进的产业与技术, 用“后发优势”尽快提高自身产业的层次和水平, 实现转移方与被转移方的“双赢”。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成功主要在于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了区域周边的发展, 结果在实际过程中不但形成了较紧密的产业链条和产业梯度、实现了城市间的良性互动, 还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相反, 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相对封闭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一方面是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资源抽取造成了周边地区发展比较缓慢, 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发展又无形中遭到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制约。在京津冀区域, 大城市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而其它城市不能很好的进行衔接, 这样不仅导致北京、天津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力不强, 同时, 也决定了周边城市对北京、天津的经济支撑力相对不足。

三地在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许多问题。京津冀地区至今尚未形成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 同时也没有区域内便捷的路网和物流系统。这就使得整个区域内产销两个环节难以联系起来。这种局面势必会危及到整个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京津冀区域, 铁路与公路网络都是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向外部放射, 使得关内外交流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交流均必须经过北京或者天津。这样增加了过境运输的需求, 干扰了北京和天津两大核心城市的交通体系的顺畅运行。除此之外, 京津冀区域内城市之间和重要交通枢纽之间的联系仍然十分不便, 尤其北京、天津两个核心城市到河北省南部的交通网络要远远滞后于相互间的经济关联度, 这就导致了其相互的经济合作进程速度提不上去。除此之外, 天津港作为京津两大核心城市共同的出海口, 本应在北京的出海发展战略上发挥重要作用, 但由于天津港在行政上隶属于天津, 两城市协同机制不通畅, “京唐港”的建立就是基于北京利用天津港不便的状况。京唐港虽投入巨资建立起来了, 北京与津唐港之间的距离超出了京津距离一倍, 再加之京唐港本省港口优势不明显, 以至于北京的货物仍然大部分还是从天津港出海。唐山的某些货物、如唐山钢铁公司的货物也要从天津港出海。可见津唐港的作用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即使如此, 京唐港在十五期间扩大投资10个多亿建设第二个港池, 天津港, 黄骅港也都不断实施几十亿的大项目, 这样的港口投资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过度竞争现象。

港口建设项目紧凑且超前, 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却相对滞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北京到河北东部 (唐山、秦皇岛) 、河北南部 (石家庄、邢台、邯郸) 、河北东南部 (沧州、衡水) 等地区的城际高速铁路的项目启动缓慢, 既影响北京的专业技术人才等重要生产要素向河北省流动, 同时也制约了京津核心城市对落后地区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 要求京津冀的需要紧密合作来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

三、京津冀产业分工与合作发展对策

京津冀整体规划纲要中最三座城市的定位已经明确了三地未来的发展方向, 规划中对京津冀三地区的产业分工也做了明确的界定。北京借助资金、技术和金融等优势大力发展服务业, 天津借助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以及天津港的区位优势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物流业, 河北省凭借自身的资源能源优势主要发展农业旅游业, 城市发展应该是为京津服务为方向。

从整体的规划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京津冀产业分工合作的重点应该是在两个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 河北省做好准备承接产业的转移。天津的滨海新区以其自身的优势做好与北京重点产业的对接, 这将使整个京津冀的产业分工合作向纵深发展。

1. 统一规划做好协调工作

建立一套有效跨区域协调机制, 可采取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由中央直接建立一个跨区域的协调机制, 来服务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 第二种模式就是三地省市共同建立一个跨区域的协调组织机构, 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京津冀区域内是行不通的。第一种模式的组建机构权威较大, 模式也简便, 其协调功能易于发挥。当然不管建立哪种模式, 协调组织职能应该是从整体作为出发点, 统筹整个区域经济活动的重大事件, 当然也需要兼顾三地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特点。在制定整个区域总体前景规划时, 也要协调好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的矛盾。

协调组织在制定区域整体规划的同时,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区域规划中法律的制定。不仅仅对区域的规划写到法律条文当中, 还要把规划发展中所存在问题, 区域内的产业规划、区域的发展差距的问题都需要法律的保障。

2. 加快京津重点产业对接

京津需要对接的重点的产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业、软件产业、汽车制造业、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信息业产业主要包括移动通信, 互联网等。北京电子信息产业的战略重点要向创新链条的高端挺进, 侧重总部和研发环节的发展, 加速实现电子信息产业自造环节和技术成果向滨海新区的梯度转移。滨海新区应重点开展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应用研究和开发, 尤其是工程化技术研究开发, 承接北京及国内先进技术的转移, 进行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

北京突出研发中心地位, 着力开发拥有自主产权的电子信息技术及产品, 同时成为电子信息高端产品的制造基地。滨海新区应利用制造业基础好的优势, 提高质量扩大规模, 积极发展成为电子信息产品规模研发转化基地。

京津两地的软件产业的合作分工体系良好, 应进一步合作形成软件生态产业链, 京津两地政府应共同推进建立产业共同体, 实现技术、人才、资金和市场的互通、互补、互惠和互动。

在汽车制造业方面, 京津应发挥各自优势, 打造跨区域的产业集群, 应积极培育区域外向型及依托型汽车产业, 打造跨区域的汽车产业链条, 推动企业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兼并和联合。着重建设北京现代、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北汽福田、天津一汽、天津丰田等五大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支持建立汽车零部件企业战略联盟, 滨海新区将进一步发展汽车产业集群, 依托现有汽车产业基础, 积极参与我国汽车工业调整重组, 采取合资、合作等方式, 发展中高档轿车和豪华大客车。

京津鼓励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 通过区域间互补优势和联合互动, 开展市场化的外包分工和社会化协作, 形成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协作体系, 提高区域配套能力及区域产业竞争力, 推动环渤海经济圈装备指导也的协调发展。京津两市应鼓励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壮大和推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产业链、价值链提升的同时, 积极开展市场化的外包分工和社会化协作, 共同打造国家的装备自造研发和制造基地。

在石油化工产业发面, 京津应合力建设石化产业创新集聚区和生态工业示范园。依托北京雄厚的技术力量, 以滨海新区100万吨乙炔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为基础, 重点发展关键技术;突破一批石油化工领域共性关键技术, 形成具有自主产权的石化下游产业链条, 形成独具特色的石化产业创新集聚区和生态工业示范园。

3. 加大技术与人才的合作机制

生产要素的流动是趋利的。技术、人才会从价格较低的区域流向价格较高的区域, 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追求更高利润, 产业会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决定这一切流动的因素是市场中所形成的价格决定的, 京津市场中生产要素的价格一般要高于河北省, 河北省应加大鼓励技术开发和吸引人才的政策扶持力度。

产业转移以企业作为载体, 同业企业也决定着产业转移的规模和层次, 企业的技术进步直接影响着产业的技术进步, 应首先制定鼓励企业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 集中技术资源扶持高新产业;其次, 增强金融对企业科研、开发的支持力度, 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 让企业成为研发的主体;另外, 提高企业的生产方式、技术和管理水平, 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北京的资源优势是科技、人才、资金, 而河北省相对比较缺乏, 但是河北省具有相对较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 北京的一些高校已经在河北省建设一些独立的学院, 如北京交通大学就在黄骅市建立了一个二级学院, 河北省可以通过廉价的土地来引进人才资源。河北省的港口如秦皇岛港、黄骅港应该争取一些有实力的项目, 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与技术, 来加强区域之间经济发展联动性。

4. 加强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

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当务之急, 是完善区域间的基础设施建设, 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启动区际间的高速路、快速路、城际铁路建设, 积极统筹区域内港口、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与布局, 真正形成现代化区域交通体系。具体说, 目前应尽快解决京津去往河北沧州、衡水等地的快速交通问题, 另外在港口的共建与共享方面, 现在区域内的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四大港口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尚处于“吃不饱”的状态, 所以现阶段京津冀三方应该共同出资, 在充分提升现天津和秦皇岛两大港口现有吞吐能力的基础之上, 积极地开发利用京津港、王滩、港区和曹妃甸港货运能力, 让北京能依靠天津新港的升级改造和京唐港改造扩建来拓展自己的出口通道。除此之外, 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 如设立一些共同基金, 这些基金用于解决跨地区、跨城市的交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京津冀三次产业关系研究 篇8

国内生产总值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构成, 分析三次产业的占比情况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一个地区的三次产业的结构以及在一段的时间内三次产业的变化和增长情况。

2013年北京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9, 800.81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59.64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4, 292.56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5, 348.61亿元, 分别占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1%, 22%和77%。2013年天津的地区生产总值为14, 442.01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86.96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7, 275.45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 979.60亿元, 分别占天津地区生产总值的1%, 51%和48%。2013年河北的地区生产总值为28, 442.95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 381.98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4, 781.85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0, 279.12亿元, 分别占河北地区生产总值的12%, 52%和36%。在三次产业结构的构成中北京呈现出三二一的产业布局, 而天津和河北则是二三一的产业布局, 北京的第三产业十分发达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而言, 表现为产业布局不合理, 而天津和河北主要是第二产业占主要地位。北京和天津的第一产业占比较小为1%, 而言河北的第一产业则达到了12%, 这与河北是农业大省密不可分。北京的三次产业结构转变为“三二一”型结构, 体现了北京的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产业占比较高也体现了北京消费型城市的特点, 但是北京对周边城市地区的带动作用不强, 天津和河北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 天津的电子制造业和河北的钢铁行业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所以京津冀一体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二、相似性分析

从上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大体情况, 针对于北京、天津和河北在三次产业上是否存在相似性对于京津冀一体化的产业布局产生影响。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采取结构相似系数的方法对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相似系数是联合国工发组织国际工业研究中心提出的度量方法。相似系数通常介于0和1之间, 相似系数等于1。说明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完全相同;相似系数等于0, 说明两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

其中i和j分别代表不同的地区, 根据此公式我们可以算出2004年到2013年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的结构相似系数。

第一产业中, 天津北京的相似系数为0.990912, 河北北京的相似系数为0.994508, 河北天津的相似系数为0.972337;第二产业中, 天津北京的相似系数为0.995502, 河北北京的相似系数为0.992888, 河北天津的相似系数为0.999566;第三产业中, 天津北京的相似系数为0.999617, 河北北京的相似系数为0.999628, 河北天津的相似系数为0.999756。

通过三次产业的结构相似系数结果, 我们看到从2004年到2013年间京津冀三次产业的结构相似系数都在90%以上, 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其中第一产业相似性最高的为河北和北京, 第二产业相似系数最高的为河北和天津, 第三产业相似系数最高的为河北和天津, 所以从整体上看河北和天津的产业结构比较相似, 三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会导致恶性竞争等不良后果, 所以京津冀一体化还有需要来完善产业结构的布局。

三、第三产业协整分析

从对京津冀地区的三次产业的结构相似系数分析中得到从2004年到为2013年三个地区的三次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似的产业布局, 为了研究三个地区的产业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的趋势我们采用从1993年到2013年国家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来做协整分析, 相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 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较慢, 主要的支柱产业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很严重, 而北京作为本次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城市第三产业已经成为了其支柱产业而且占比较大, 第三产业的稳步增长可以体现出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倡导产业的优化升级, 北京作为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核心, 它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和带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成功实施, 所以下面以第三产业为研究对象, 探讨第三产业较强的北京和天津在长期是否对第三产业较弱的河北起到了带动的作用。首先利用E-views对选取的数据平稳性做单位根检验, 根据输出的结果显示P值都接近于1, 所以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的第三产业数据均不平稳, 为了消除时间因素对序列的影响使原数据更加的平稳, 我们对数据取对数, 然后对取完对数的数据进行二阶差分, 结果显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得的时间序列数据平稳, 所以北京的第三产业、天津的第三产业和河北的第三产业是二阶单整性, 存在协整关系。

对原数据去对数之后的趋势图如上图, 对原始数据取对数以后显示的是从1993年到2013年间北京、天津和河北的第三产业增长率, 从图中可以看出三个地区的第三产业的增长率都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也可以看出它们的原序列不平稳, 而经过尝试它们均二阶平稳。因为数据存在二阶单整, 二阶差分之后利用Eviews对数据进行回归, 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输出结果可以看出, 河北的第三产业与其他两地的回归方程中与天津的P值为0.2563回归系数不显著, 即天津的第三产业没有对河北的第三产业带来辐射的效果, 现在剔除天津再做河北和北京的关系。

下面我们需要对输出方程的残差的稳定性进行检验, 利用单位根检验对残差的平稳性进行分析, 得出结果如表2显示P值为0.0002即残差序列平稳。基于以上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北京和河北的第三产业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描述和实证研究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的构成中北京呈现出三二一的产业布局, 而天津和河北则是二三一的产业布局, 但是产业结构大体呈现出趋同的现象, 对于第三产业而言北京和河北的第三产业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 但是天津与河北之间则不存在这种关系。根据本文研究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中可以充分的考虑各地的实际状况和产业分布情况, 并针对此采取不同的措施争取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 以优势产业带动其他地区的产业并且不断地优化当地的劣势产业, 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使经济的增速更加的绿色。京津冀地区在全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京津冀的一体化可以使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造福当地的居民, 我们也应该朝着把京津冀地区尽快打造成世界级的经济圈而努力。

摘要：当前京津冀一体化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如何发挥各个城市的优势良性的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成为研究的重点。中国的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的繁荣已经带动了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作为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对周围的带动作用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就是为了带动这一区域的发展。为了更好地了解京津冀三地的三次产业的现状和占比情况, 本文利用相似系数的方法分析了京津冀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的趋同状况利用协整的方法对京津冀地区的第三产业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做了分析, 得出京津冀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整体趋同且北京的第三产业对河北的第三产业有带动作用二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关键词：京津冀,三次产业,相似系数,协整

参考文献

[1]庞皓.计量经济学[M].科学出版社, 2007.

[2]塞风, 朱明春.试论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问题[J].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1990.

[3]王建峰.区域产业转移的协同效用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 2012.

[4]祁晶, 王钧豪.京津冀地区城市规模演变的实证研究[J].区域经济, 2014.

[5]魏洪鹏.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现状与问题研究[J].经济论坛, 2014.

对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的思考 篇9

(一)京津冀区域合作的背景与现状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京津冀二市一省在地缘、物缘、人缘方面客观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资源优势和生产要素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产业方面也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和互补性,这为三地的区域合作发展尤其是经济联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国家发改委编制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京津冀都市圈的定位是:以我国首都为中枢,具有京津双核结构特征和较高区域和谐发展水平的新型国际化大都市圈;以区域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基地为支撑,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基础产业、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等完整产业体系的现代化都市经济区;以技术、信息、金融、客货交流枢纽为依托,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具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门户地区。

(二)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的背景与现状

1、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的背景。

从建国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城市功能一直被定位为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并且依靠特殊的首都优势上马了大量工业项目,这使北京由一个纯消费城市迅速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的生产性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城市功能定位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并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资源、环境、土地瓶颈约束日益加强,以上种种因素共同促进了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了北京的产业升级。这对整个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协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天津曾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对外开放城市。解放后,由于国家一直重视首都经济建设,建设投入不够,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改革开放后,天津市经济实力得到迅速增强,但始终处于经济爬坡和资源集聚阶段,与周边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大于协作。天津作为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也以第二产业为主。其中机械、纺织、化工、冶金、食品及石油曾经是天津的六大支柱产业。“十一五”以来,天津城市功能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生态城市”。城市功能定位的转变以及滨海新区的建设,共同促进了天津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发展与变化,这就为京津两市实现“双核”优势互补,进而带动整个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和保障。

河北省经济整体发展相对落后,但拥有较为丰富的煤铁、石油、海盐等自然资源,且资源的组合条件比较好。

京津冀地区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空间布局的安排上,如果继续各自为战,忽略协调与合作,必将低水平重复,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既难以形成竞争优势,也不利于区域整体的科学发展。因此,京津冀地区在区际产业调整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合作,依据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的原则,把各自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的区际转移与承接,形成布局合理、分工与协作并重的产业结构与布局,建立有效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体系。

2、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的现状。

早在20世纪80年代,京津冀区域的区域合作和协调工作就已经开展起来。作为我国潜在的第三个增长极,京津冀地区有北京的首都优势、天津的港口优势、河北的资源优势,近年来在产业合作和产业链形成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相应地,京津冀区域的区域产业合作在不同产业层次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首先,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在第一产业方面具有较为广泛的现实基础。京津地区人多地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较高;河北地区则农业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在特色农业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北京、天津的第一产业已经开始向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为主的观光和休闲型都市现代农业转型。京津冀区域内第一产业的合作主要体现为政府推动下的农业企业、基地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模式,体现出明显的按比较优势进行的产业链分工。

其次,京津冀区域内第二产业方面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产业梯度转移与跨行政区产业链的初步形成。产业梯度转移主要发生在京津与河北之间,一些高端功能由天津和河北迁入北京,而生产制造功能则由京津迁入河北。

第三,京津冀区域在第三产业方面的合作日渐活跃。伴随着京津两市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的合作逐渐活跃,并成为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的重要领域。政府职能部门在产业协作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旅游局、商贸局和行业协会等。

总结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合作可以发现,市场力量在政府的引导下促进了区域产业分工和产业专业化的发展。

二、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直未能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合作的有机整体,尤其是在港口、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等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无序竞争,使得区域整合效益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影响京津冀区域产业互动的主要障碍因素包括:

(一)缺乏统一协调的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在京津冀地区内,由于合作观念的缺乏、行政边界的阻隔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壁垒和财政、金融、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导致京津冀区域内各城市的产业规划缺乏协调。各地在规划过程中很少考虑与周边地区的协调与合作,产业定位雷同。即使在“十一五”规划中,京津冀各地的产业规划仍然大多是面面俱到,很少考虑其他城市的产业发展态势,在规划思路上竞争大于合作。这种产业规划布局很难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从而造成比较优势或者区位优势相似的城市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恶性竞争,不仅竞争市场,而且竞争原材料、能源,不利于区域产业的整体发展。

(二)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不充分

现行行政区划体制、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等限制了京津冀各地区政府和企业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也制约了整个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京津冀区域协作的难度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而言更大。从总体来看,珠三角区域协调工作在广东省内开展;长三角区域协调工作虽地跨江浙沪,但区域协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产业链联系,且发展时间较长,彼此间对相互之间的运作模式已非常熟悉。而京津冀区域涉及的主体地位、层级更加复杂,其中首都北京地位尤其特殊,使区域间的协调难度增大,而京津之间更是缺少民间经济互补的动力和通过官方协商机制实现区域产业合作的动力。

(三)京津冀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功能较弱

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受传统行政区划的影响更大,区域内中心城市难以发挥辐射带动和整合整个地区经济的作用。北京与天津、河北各城市之间金融、贸易、技术、产业转移流动性不足。尤其是北京和天津两大都市之间经济竞争的动机更为强烈,而互补合作的内在意愿和动力却极为不足。这使得京津两市在强势竞争中都很难成为统领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中心城市,难以成为区域内资源要素配置的枢纽,未能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反却大量吸附了周边区域内的资源、资金、人才,影响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四)京津冀区域产业链存在的问题

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虽已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在整个产业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区域内整体协调意识较差;二是区域内产业趋同现象严重,北京的首都优势、天津的港口优势以及河北周边各市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没能协同发挥,未形成区域整体的竞争能力。三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产业梯度落差较大,区域间要素流动阻力也比较大。四是深层次的产业分工与协作缺乏,以物资协作和浅层次的垂直分工居多,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很少,导致三地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降低。

三、促进京津冀产业合作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策略建议

(一)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

首先要破除体制障碍,培育新的区域合作机制。京津冀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和进行产业布局,一方面要从京津冀的区域整体优势出发,结合各地的资源基础和产业优势,明确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另一方面要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和解决区域内部分产业趋同和竞争,推进中心城市的传统产业向腹地转移。

其次是明确定位,分享合作发展收益,促进要素流动。整合京、津资源,发挥京津两大中心城市的作用,突出各城市特色,北京强化“总部”功能,疏解部分生产功能;天津进一步发挥港口和滨海新区的作用,增强生产和制造基地功能;河北省应继续加强发展特色产业以吸引北京、天津的科技与人才资源,做好承接北京、天津退出产业的承接工作,进入北京、天津的高科技产业的制造环节,拉长京津冀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链,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三是加快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通畅的区域交通体系和完整的信息服务网络。京津冀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应从整体的大势上出发,协调进行。三地应协调发展交通网络体系,在京津冀地区内联合开展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设施建设,构筑联系各地的快速交通和信息通道,形成海、陆、空一体化的现代交通体系。

(二)深化区域产业合作与进一步构建产业链

在产业链的构建方面,应继续以市场主导、政府推动、民间参与的形式从区域整体协调各方利益,充分利用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例如北京主要发展知识产业和服务业,天津主要发展物流业和制造业,河北主要发展加工制造业。同时应积极推进京津冀产业集群化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天津的产业政策都是发展“大而全”产业,河北省的产业趋同现象也比较严重。因此,京津冀要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的合理区域分工与协作。区域内同构较大的产业实行“强强联合”,较小的朝着特色化方向发展,避免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朝着产业集群化的方向发展。

(三)产业协作的方向及重点

第一产业协作方面。京津除了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农业以外,应向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为主的都市现代农业转型。河北则要适应京津居民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变化,大力发展绿色高质的肉、蛋、禽、蔬菜和水产品,建立与京津稳定的农产品购销关系,开通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渠道,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河北农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竞争力。

第二产业协作方面。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协调产业梯度转移,其重点在于突出自身特色,深化分工与合作体系。例如北京要突出自身的科技和研发优势,天津要突出自身的港口运输便捷以及海洋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同时要注重打造京津冀地区整体的行业优势。

第三产业协作方面。京津冀在先天资源禀赋及后天功能定位(尤其是北京定位发展首都经济)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自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和结构不同,由高到低呈北京—天津—河北的格局。在此基础之上,京津冀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区域合作,可以重点发展金融、会展和旅游业的区域整合。

参考文献

[1]、陈晓永.京津冀产业发展功能定位与产业集群空间分布.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6)

[2]、刘刚,赵欣欣.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发展和演进趋势分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0卷第1期

[3]、常兴华.京津冀三地优劣势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07(8)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路径探析 篇10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北方最发达的经济区和最大的产业密集区，具有地理位置佳、经济基础好、科技力量强等多方面的优势，是21世纪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新龙头。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各地产业优势，加强三地合作，实现三地产业的有效对接与转移，对促进京津冀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客观必然性

(1）地域相连和交通网络发达是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客观条件。

京津冀三地共同位于华北平原的冲积平原上，东部濒临渤海，共处同一个自然地理单元，地域结构相对完整。河北贯穿京津，北京、天津两市的周边为河北省，地域紧密相连；三地之间有多条干线铁路和地方铁路贯穿其间；公路联系更是发达便捷。目前，京津冀地区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为主中心、天津为副中心的陆海空综合运输网络，并呈现出以首都为中心的放射式的组织形态。京津冀在地理位置上邻近，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为三地产业转移和产业对接提供了可能。

(2）资源禀赋的互补特性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产业协同发展的资源基础。

由于自然和历史发展等方面的原因，京津冀三地的资源，分异特征比较明显。河北省的自然资源居三地之首，河北省矿产资源丰富；北京市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人才、旅游等资源名列三地前茅；天津市的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工业制造能力资源处于三地的龙头地位。市津冀三地的资源禀赋的互补性十分明显，三地合作可使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发挥出更大的资源效应[1]。

(3）产业的互补特性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需求。

从产业分工角度看，京津两市作为首都和直辖市，金融、保险、高科技、服务等产业都有绝对的优势，河北第一产业有天然优势，而在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科技等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从区域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区域产业分工的关系来看，北京属于知识型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都具有优势；天津属于加工型地区，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重加工工业具有优势；河北属于资源型地区，采掘业、重加工工业占优势。从城市定位上看，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金融中心；天津是商贸金融、物流、制造业中心。河北定位于港口、京津装备制造业及现代制造业配套产业与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可见，京津冀彼此之间的城市功能存在很大的互补性。

2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

京津冀经济圈是指以北京市、天津市为双核，囊括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市。京津冀三地比较优势明显，具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合作潜力巨大。

目前，京津冀经济圈的产业合作已经开始，但合作力度不大；影响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

(1）产业同构，产业互补性不强。

多年以来，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均各自为战，城市发展目标相似，在产业政策上追求大而全，均强调“一个都不能少”，存在划地为牢和“地方保护主义”，相互之间争资源、争项目、争投资等过度竞争和封闭竞争严重，导致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北京的首都优势、天津的港口优势以及河北周边各市的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没能协同发挥，未能形成区域整体的竞争能力[2]。

(2）产业链断裂，产业联动动力不足。

产业链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然而，产业结构的趋同使得京津冀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无法形成合理充分的产业链条，仅有的几个产品的价值链也十分单薄。京津作为北方的两个特大城市，其对地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强，三地产业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区域内强大的产业链，没有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

(3）各地协作不紧，未能形成利益共同体。

京津冀都市圈形不成产业链，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京津两大城市从本地经济出发，虽然也在搞产业链，但这种产业链配套是要把自己本地区原有企业消化掉，甚至不惜组建新的企业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例如，天津市的汽车产业，零部件很大一部分是自己的零部件厂指令生产的，市场竞争并不充分；而原唐山市的齿轮厂专门给天津夏利配套生产微型汽车齿轮变速器，引进了大量设备，已经生产了很长时间，技术比较成熟。但天津自己建了个厂生产，因而唐山生产的齿轮只好给别人配套，本来是合作却变成了竞争对手[3]。

3 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

(1）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协调作用。

政府的首要作用在于协调区际利益，消除行政分割与障碍，建立市场竞争的环境和条件，通过制度规范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从而减少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充分保证市场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一是要逐步形成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二是要协调区域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区域统一市场体系；三是加强市场不愿涉足的公共领域的跨区域协作上，主要包括指交通、生态环境、水资源等市场不愿意提供也无力推动的公益性项目。京津冀三地在这方面的产业协作空间十分宽广，大有可为。

(2）制定并落实京津冀地区产业协调发展规划。

经济发展各自为政、竞争无序、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问题是京津冀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必须科学合理地进行区域发展规划，从而有效地协调区际利益，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规划应本着开放的原则，利益共享，合作共赢，弱化“行政区划”概念，强化“京津冀都市圈”乃至“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明确区域产业发展目标、各城市的分工和定位；整合区域产业布局。

(3）合理引导产业梯度转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有利于使先进地区加快产业升级，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而后进地区则可以较低的成本引进相对先进的产业与技术，以后发优势尽快提高产业层次和水平，从而实现产业转移方和被转移方的双赢[4]。从京津冀三方来看，京津冀存在着明显的产业梯度，并且具有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的可能性。京津在第一产业上与河北相比处于劣势，第二产业对于京津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相对弱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及其对GDP的贡献率却稳定上升，这与经济发展规律及京津城市经济的地位相符合。而河北在第一产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产业技术层次上都与京津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京津冀之间在产业结构上不但存在梯度差距，也存在梯度转移的广阔空间。

(4）构建基于各地的比较优势的京津冀产业链。

京津冀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自觉、能动地形成合理的产业链，以加快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北京应充分发挥其人才、技术、信息齐备的首都优势，发展具有更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信息产业、“总部经济”。天津则应利用其天然的港口优势，充分发挥商埠和金融、物流的幅射能力，利用其雄厚的制造业基础，着力发展制造业、物流业、海洋经济等。河北从资源和基础条件出发，坚持发展自己的基础产业，并充分利用京津两地的部分产业大量转移的大好时机，接收京津的产业转移，从而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目前，可构建的产业链条包括：电子信息产业链、汽车产业链、装备制造产业链、冶金产业链、石油化工产业链等。

(5）营造京津冀统一的市场环境。

要保证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自由流向报酬率最高的地区，保证各产业转移主体能够自主地选择成本最低的区位，必须有发育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统一的市场作基础。因而，京津冀必须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尤其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垄断；在完善商品市场的同时，加快发育和完善各要素市场，加快区域市场互相接轨的步伐。

(6）培育技术创新体系。

企业是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对于吸纳产业转移的规模和层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首先要制定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产业技术政策，集中科技资源扶持高技术产业，并且鼓励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二是要建立并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加大金融对企业科技研究、开发产品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组建技术研发中心，引导企业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大力开展“产学研”结合，实现优势互补。三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网络技术，实现从产品设计、开发、制造到市场营销全过程的计算机化，使企业的生产方式、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上台阶，增强市场竞争和应变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子麟:《京津冀地区产业协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J];《经济与管理》2007(21):17-18。

[2]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综合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Z];2005年10月。

[3]张吉福:《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瓶颈与未来发展路径选择》[J];《经济研究参考》2005(15):20-24。

京津冀体育产业论文 篇11

摘 要：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对整个区域乃至北方经济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深远：影响。无论是从适应国家经济重心战略调整的需要来看，还是从解决区域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问题考虑，都要求京津冀地区必须加快区域经济发展进程，担当起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重任。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应充分利用京津两市科技人才众多，科技创新能力较强、金融支持基础雄厚的特点，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面向产业链条下游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整个京津冀应该积极利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注重运用现代先进技术与实用技术，改造京津冀地区能源、钢铁、建材、有色冶金、化工、电力等传统产业，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产业发展；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14-0094-02

1 京津冀重化工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根据京津冀地区的工业结构现状，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将重化工业分为：

能源工业（包括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的开采，电力、热力、燃气的生产和供应），冶金工业（包括黑色金属的采选冶及加工、有色金属的采选冶及加工），装备制造工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装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化学工业（包括基本化学工业和塑料、合成纤维、石油、橡胶等），建材工业（包括建筑材料及制品、非金属矿及制品等）。

1.1 能源工业

京津冀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从三大区域能源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同行业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京津冀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由2000年的8%增长为2014年的14%。

1.2 冶金工业

京津冀与长三角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自200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的冶金工业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尤其是铁矿石的开采量、粗钢的生产量连续数年居 31个省份首位。京津冀与长三角冶金工业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1.3 装备制造业和化学工业

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差距在扩大。

装备制造工业产值比重在全部重化工业中较大，是重化工业中竞争比较激烈的部门，长三角地区占了全国同业产值的1/3强，珠三角地区占了1/5强。

而京津冀在全国的份额在缩小，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差距在扩大。

京津冀化学工业缺乏比较优势，与长三角的差距在扩大。

京津冀地区与珠三角地区的化学工业生产总值份额均有所下降。

1.4 建材工业

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差距在扩大。

河北省拥有丰富的非金属矿物资源，且拥有京津巨大的市场需求，但京津冀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差距不小。

2 京津冀重化工业的发展趋势

2.1 从专业化程度看——京津冀三地已基本形成产业分 工的大致轮廓

在区域经济分析中，常用区位商来衡量某一个区域某个行业在更高层次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或某个行业在区域经济中的专业化程度。为了计算京津冀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其工业行业在全国工业行业发展中的地位。本文重点对各工业行业的2014年工业总产值指标进行区位商的计算，并以此来分析京津冀地区及各城市的优势工业行业。

从全国层面看，京津冀都市圈最具竞争优势的行业是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区位商为2.88 。都市圈各城市除北京市以外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的行业（区位商>2），基本是以重工业中的采掘工业（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与采掘业有关的加工工业 （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主，及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原材料性工业行业。

从京津冀内部来看，区域内各城市之间在优势工业行业的选择和发展方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产业分工的大概轮廓。北京以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为主，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食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方面具有优势；天津在加工制造业及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工业行业方面有优势，如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等，而河北的城市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行业具有比较优势。

2.2 从产业相似系数看——京津冀三地制造业结构呈现 差异化趋势

本文利用克鲁格曼构建的产业专业化指数，测度和分析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结构差异，发现三地的制造业结构呈现出差别化的趋势。本文选择结构相似系数比较地区之间的制造业结构差异程度，该指标是一个相对指标，计算公式为：

式中，xin和xjn分别代表区域i和区域 j各行业n在本区域所有行业中所占的比例。

通常情况下，s取值介于0和1之间，s越大，说明区域i和区域j的同构程度越高。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一是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换句话说，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结构并不像人们想象那样趋同问题严重，而是基本趋势是差异化（即趋异性）。二是从相似系数的平均值看，2000～2014呈现“S”形变化，即下降—上升—下降，这种变化大体上与经济增长周期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吻合。三是京津冀三地的专业化分工，基本上是建立在各自资源禀赋差异和区位优势基础之上的，三地之间的制造业，不仅不存在恶性竞争，部分行业还存在着密切关联，这意味着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协同发展存在广阔的前景。四是产业趋同问题不严重或不存在并不意味着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产业间的密切关联并不代表区域间必然地协同发展。特别是在京津之间，产业结构存在一定趋同性。因此，需要消除阻碍区域产业合作的体制政策障碍，在推进区域产业一体化进程中，实现京津冀产业合理布局和产业升级目标。

2.3 从产业集聚度看——产业集中已成趋势且河北产业 平均集中率明显上升

地区产业集中率的变化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区域产业的空间分布。首先，我们使用地区的产业平均集中率指标从区域层面对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进行测度，公式如下：

式中，k为产业数量，Eik为i 地区k产业的工业总产值，Vki为i地区k产业的生产总值占全部区域生产总值的份额，Vi为i地区的产业平均集中率。计算结果显示，河北省重化工业具有明显的优势，2000～2014年，河北省重化工业产业平均集中率在历经下降之后又开始回升。而与此相反，北京和天津在同期历经了一次提升之后又缓慢回落。

其次，我们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进一步从重化工业的行业层面来分析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情况。HHI原本是用来测算一个行业中各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份额变化情况的，描述的是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我们借鉴 HHI的思路，将京津冀地区看作一个市场，而将京、津、冀各省（直辖市）看作市场上的不同竞争主体，从而可以核算出京津冀地区重化工业各行业的HHI值。在所选取的20个行业中，HHI的总体趋势处于上升的有11个行业，HHI值基本持平且2010年之后处于上升趋势的行业有5个，HHI值下降的有4个行业。这说明随着京津冀区域经济联系的增强，产业集中的趋势是主流。在一定的区域内，产业应是向特定一个或几个区域集中，以便获取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因而产业的集中度上升。

2.4 从各行业市场份额来看——重化工业正向优势产业 区域集聚

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工业技术的革新、资源储量的更新等都会导致产业优势发生变化，产业集聚会带来相关行业的产业转移。在此，我们对 2000年、2004年及2010年京津冀重化工业各行业市场份额最高的省（市）变化情况进行统计，以进一步分析京津冀地区重化工业的内部空间转移。

我们总体可以看出京津冀重化工业优势产业正在做大做强，空间上向优势产业所在区域聚集，具体如下

能源工业在空间上表现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向天津集中。冶金工业在空间上表现为，“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向河北转移。装备制造工业在空间上表现为，“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由天津向河北转移，“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由天津向北京转移，“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由北京向天津转移。化学工业及建材工业的市场最高份额较为稳定，都为河北省所占据，其最高份额虽时有波动，但总体呈现稳定的增长态势。

3 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及进程分析

3.1 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是北京——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与科技服务居全国前列。

二是天津——绿色能源产业全国领先，环保科技产业已成规模。

三是河北——现代医药产业在我国具有重要地位，新能源汽车及新能源产业居全国前列河北省的钢铁、煤炭、建筑材料等传统产业具有优势，医药产业也在我国具有重要地位。

3.2 京津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程分析

京津冀正处于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化开发的阶段，北京、天津、河北都在致力于自主创新和引进吸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和做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套设备产品的产能规模。

一是北京——处于创新引领、技术产业化阶段。北京市在新能源、三网融合产业化、绿色经济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在现代服务、民航科技、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方面具有自身特色优势。北京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总体上处于创新引领技术产业化阶段。

二是天津——处于提升技术、扩大规模阶段。天津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总体上处于提升技术、扩大规模的提高阶段。

三是河北——处于新兴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河北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到2020年，装备制造有望成为河北省第一制造业。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着力把新能源、电子信息和生物产业打造成为后续支柱产业。

参考文献：

[1] 蓝枫.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重在统筹协调[J].城乡建设，2014，（4）.

京津冀绿色食品产业的协同发展 篇12

一、简述京津冀绿色产品发展概况

1. 京津冀农业发展现状

京津冀三个地区协同发展,在地理、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关联机密。但在基本农业领域,京津冀三地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人口密度大,巨大的人口压力制约着北京发展传统农业。在北京,休闲农业、设施农业、采摘农业是最为常见的农业类型。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农业具有科学技术水平高、设备紧密等特性。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北京成为农作物更新换代步伐最快的城市,科研育种居于全国领先。(2)天津是紧邻海洋的直辖市,具有丰富的海洋产品。天津以高新农业产品为主,同时兼顾丰富的海洋渔业产品,是典型的及休闲、使用、加工和物流于一体的农业产业结构体。天津地区自古被称为北京的“菜篮子”可见其农业在质量、种类以及产量等方面的优势。(3)如果说北京是新型农作物的诞生地,天津是新型农作物的试验地,那么河北就是当之无愧的发展与壮大地。河北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一直是北京和天津在农业食品供应方面的巨大后勤保障。河北具体北京和天津很近,在畜牧、水果、蔬菜以及其他农产品等领域都具有巨大的生产与销售能力,光是蔬菜这一项就已经位列全国第二的地位,是名副其实的京津后菜园。另外,河北在粮食产量、肉类供应、牛奶供应方面分别位于全国第3位、第4位、第5位。

2. 京津冀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现状

经紧急协调统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了京津冀绿色农业食品产业的发展,这是重要的保障性措施。京津冀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现状主要以下面三个方面进行解决:(1)绿色产品产业结构布局独具特色。河北主要承担了针对于绿色农业产品的生产地与加工、销售地,而北京、天津则依靠技术、市场、资金、消费群体等方面的优势成为绿色产品的主要销售区。北京、天津在绿色食品的销售和物流方面存在巨大的优势,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绿色产品供应与集散区。(2)绿色农业产品生产企业发展迅速:河北处于北京和天津的中心位置,无论是在绿色产品的生产还是发展都处于全国领先的位置,这是由于市场的反馈作用实现的。在河北地区形成了具有一定数量的绿色农业产品领头企业,具有过硬的生产技术和巨大的生产规模。在过去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市场上的绿色产品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大幅增长,极大的满足了京津地区的市场需求。(3)绿色产品的产学研合作紧密。北京具有全中国最高端的技术人才和研究设备,河北具有最广阔的种植基地和生产企业,是发展绿色农业产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绿色食品专用生产资料研发、新产品开发、综合技术集成等领域具备强大科研实力,区域产学研对接不够流畅,基于优势资源共享的协同发展格局尚待破题。

二、京津冀发展绿色食品的优势

北京是全国的行政、文化、金融、贸易中心,作为人生存之本的食品在这个区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市场。基于社会上食品问题盛行,绿色食品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青睐。京津冀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具有如下的诸多优势:(1)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绿色食品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相关行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为基础的,是重要的经济调整产略和市场调整战略,无论是减轻北京的负担还是促进河北与天津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以绿色食品发展为基础的一系列行业育领域的更新都处于重要的发展地位,是加快形成该区域产业发展优势的必然选择。(2)资金充足,市场广阔。北京天津历来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区域,是承担京津冀绿色食品大力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支柱。除了资金,来自于政府的相关政策也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优势。北京、天津市场广阔,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河北土地肥沃,气候适合是大力发展绿色产品的首选,河北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可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3)地理优势。京津冀包括了两个重要的直辖市和一个农业大省,交通便利,是转移企业。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条件。京津冀具备郊区绿色食品区、农村腹地绿色食品区和偏远地区绿色食品区等差异化、特色化突出的供应区,现代化农产品商贸流通体系完善,农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建设水平全国领先。

三、京津冀绿色食品发展遇到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内容详细的介绍了关于京津冀绿色产品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优势,但在实际的开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的尖锐问题,具体如下:(1)产业衔接性不强。通过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京津冀地区缺少一条龙式的及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于一体的绿色产品生产企业,相关环节的关联度降低,严重影响了其实际带动与发展能力。中间环节的丧失不仅降低了实际的运行效率也间接的阻碍了本产业的发展,并未充分发挥来自于资金、政策、人员等方面的优势。(2)京津冀地区关于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中缺少新事态、新理念、新方式的参与,人才流失严重,缺少核心竞争力。产业分工、协作、集群效应尚待形成,亟待通过推进产业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互联网+”发展模式尚未有效建立等,需要京津冀绿色食品产业协同发展,使其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引擎。

四、京津冀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1. 编制京津冀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规划

规划的编制要充分考虑来自于三个区域的各种方面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政策、资金以至于自然环境等方面。要建立绿色产品产业园区,北京要承担起技术与设备的主导者,天津承担必要的实验和研究工作,而河北则是大范围种植的提供(下转第180页)者。各个区域都要重新进行产业布局和产业调整,培育更多的领军企业和龙头企业。河北要加快自身的科技发展,积极承建相关项目的实践工作,有效吸引京津科技成果就近尽快转化,发展相关企业集群化,辐射带动周边发展。北京与天津要依靠自身的优势,在保证自身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拓宽市场,优化布局,科学编制绿色食品产业协同发展整体规划。

2. 创新京津冀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机制

(1)建立健全相关协调机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形式发展模式,校企合作、企业研发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模式。要广泛调动来自易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力量,对协调发展中涉及的政策制定、市场行情、科技问题等定期会商,共同分析与研究,及时做出反应。(2)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和资金使用规划,京津冀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的生态和经济价值,正是基于其重大的效益,要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领、相关主体共同出资的资金来源。建立京津冀绿色食品与生态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基金,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企业需求和市场需求,实现双赢或多赢。

五、结语

通过上述内容首先简述了京津冀绿色产品发展概况,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京津冀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了京津冀发展绿色食品的优势和京津冀绿色食品发展遇到的问题,最后针对性的总结了关于推动京津冀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希望通过本论文能进一步的推动京津冀绿色食品产业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志纯.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创新研究[J].农产品质量与安全,2014,(1):21-23.

[2]王德章,李翠霞,杜会永.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1,(1):3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