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金融一体化(精选11篇)
京津金融一体化 篇1
发挥金融一体化先导作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15年5月16日,民建北京市委金融委员会、 民建天津市委财政金融委员会、民建河北省委经济金融委员会、中国滨海金融协同创新中心在天津滨海新区联合主办了“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研讨会”。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政、产、学、研、金等有关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11位专家作了精彩发言。本刊特将部分专家的建议进行摘编整理, 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申景奇:发挥金融一体化先导作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充分发挥金融业的先导作用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打破京津冀各自“一亩三分地思维”实现协同发展,实现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金融业具有先导作用。通过金融创新,基于传统的金融机构,嫁接创新的金融模式, 合理分配金融资源,可以实现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实业市场的融通。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目标。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根本目标,是以高度的经济一体化、紧密的政策协调、一致的政治承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京津冀现代都市金融圈,或京津冀金融区,或现代区域金融系统。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只能走循序渐进的道路。总的工作思路:以资金为纽带,政府、市场和组织作为三个抓手,再造金融功能,重建金融生态,整合金融基础设施,实施金融信息化战略;以金融功能为纽带, 加强京津冀金融合作,发挥政府作用,整合金融资源,构筑大金融发展新格局。
将金融服务观作为大金融格局的理论指针。创建全新特色的大金融格局,实现各方平行站位,优势互补。将金融服务观作为新格局的理论指针。坚持 “服务至上”,引领区域金融发展新潮流,强调服务型理念的树立,以服务引领金融发展新潮流,还金融本来面目。金融业是一个服务业,金融业的发展动力在于提升服务品质,以服务好坏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最终目标,作为建设金融中心的核心指标。金融创新———金融效率———金融服务观,凡是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的金融改革都是值得肯定的。
搞好风险管控设计,防范金融风险。北京市金融结构呈现多元化发展,北京金融对经济的渗透和支持能力远超天津市和河北省。京津冀的金融合作还存在许多问题,京津冀地区资金分布极端不平衡,区域资金回报率和成本差异显著。地区分治的银行业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金融资本的快速流动,削弱了金融资金对经济发展的“输血”功能。只有加强更深层次的金融合作,才能更好推动京津冀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当然,京津冀金融一体化意味着金融风险的增大,因此需要搞好风险管控设计,防范金融风险,要把金融要素市场、金融主体、后台服务、金融创新等多方面与各方协调起来,自觉地搞好金融体系改革的中后期管理工作,围绕着经济提速的核心点, 实现京津冀三地大资本市场的共荣、共进和共安。
陶晓峰:推进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制定科学合理的金融发展规划。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关键在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找准定位,避免功能重叠与过度竞争,实现有效协作。京津冀特殊的行政区划特点决定了三地金融协同发展需要顶层设计引领,需要协同发展规划落地。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制定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的实施战略,明确各地发展金融业的目标定位与整体规划,并严格监督相关规划的落实情况。在金融业发展规划上,应以北京为金融中心,以天津、河北为辐射地区和后台区域。具体而言,北京应继续扩展作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国家金融信息中心、国内外金融机构总部中心的功能,负责对全国和区域内重大项目和企业进行支持,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辐射。天津第二产业发达,拥有国际港口,应以发展产业金融为重点,创新金融服务,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好互动。河北作为京津金融业务的辐射区域, 要有效承接京津的金融产业扩散,为京津提供金融后台支持,以此促进当地金融业发展。
完善金融协同发展的法规制度。仅有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是不够的,还应制定和完善相应的金融协同发展法规制度。一旦协同发展出现矛盾或分歧, 必须依靠完备的法规制度来解决。因此,应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京津冀三地共同研究制定适于区域金融发展的法规制度,例如,为解决地方保护问题,可弱化行政区划概念,参照欧洲一体化的有关规则,制定反对地方保护、反对不正当竞争、反垄断等方面的区域性法规制度。
建立金融协同发展的协调机制。要在京津冀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间建立协调机制,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促进其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协同发展。在地方政府层面,可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下,建立三地首长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定期对话协商机制,对京津冀经济金融协同发展方面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决定。在金融监管机构层面,可在“一行三会”的组织下,借鉴“长三角”金融合作以各省市人民银行统筹的经验,由人民银行建立京津冀金融合作协调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参与,统筹制定区域内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有关政策。在金融机构层面,可借鉴“长三角”商业银行区域金融合作的经验,在同业拆借、资产处置、银团贷款、股权投资等方面加强合作。在行业协会的组织下,各地金融机构可统一服务内容、标准、形式,使京津冀各地客户可享受统一便捷的金融服务。
建设有利于协同发展的金融互联互通体系。金融要素在区域间的无障碍流动,有赖于信用体系、支付清算体系、信息共享体系等金融体系的互联互通与优化完善。在信用体系方面,应建立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充分采集与整合三地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数据资源,结合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尽快建立区域内信用评价数据库,提高金融资本流动的决策效率和安全性。在支付清算体系方面,应研究建立区域内同城化支付清算系统,推进京津冀金融IC卡“一卡通”工程,实现资金在三地的便利流通,真正做到三地间金融结算的“无缝对接”。在信息共享方面,应统一数据统计口径、统计标准与统计内容,明确信息分享、使用的原则与要求,必要时搭建金融信息共享平台,为金融机构的跨区域业务提供良好的信息保障。
王爱俭:发展京津离岸金融市场的对策建议
共建京津离岸金融市场,推进京津金融一体化, 不仅有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且有益于扭转中国金融业南北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从目前世界首屈一指的离岸金融中心“泽西”的经验看,司法体系、监管体系和专业能力是撑起成功的离岸金融市场的三块基石。天津、北京在发挥比较优势,同心合作共建离岸金融市场的过程中,需要围绕三块基石做功课,在 “立法、规划、人才、资金”四个方面下功夫,为共建离岸金融市场创造良好的土壤和环境。
出台法规政策,夯实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制度基础。首先,结合离岸金融市场运行特点,出台共建京津离岸金融市场的指导意见。其次,探索建立京津离岸金融市场的协同监管机制,合作建设基础牢靠、反应灵敏的离岸金融监管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离岸金融风险预警、风险处置和突发事件应对的协调机制。
坚持规划先行,编制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发展规划。首先,争取国家出台促进津京共建离岸金融市场的相关规划,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下的配套措施。其次,力争将此项工作纳入天津、北京两市的“十三五规划”之中。最后,天津、北京需要组织精干力量,编制京津离岸金融市场的战略发展规划, 明确该离岸市场建设的定位、路径和周期,力争将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建成“培育两市创新共同体、实现金融产业规划对接”的窗口和里程碑。
秉承市场导向,确保京津离岸金融市场互惠共赢。首先,综合改革创新区(或自贸区)建设过程中, 在京津毗邻的北京一侧地区,选取某个区域(实施封闭管理),使之成为京津共建离岸金融市场的一个平行部分,使该地区享受与天津综合改革创新区(或自贸区),尤其是在发展离岸金融方面相同的优惠政策。 其次,支持津京银行业机构在创新区(自贸区)内建立以国际业务为定位的分支机构,开展离岸金融创新, 以专业能力和定制服务提升京津离岸金融市场活力。 最后,坚持共同投资、按投资比例共享收益的原则,两市可以约定在共建离岸金融市场过程中,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如10年内)都不从离岸金融市场分取投资收益,待该阶段过后(10年后)投资收益两市按比例分成,成立一级财政、一级金库、计划单立,收益上缴由两市共同组成的财政部门统一监管,全部用于离岸金融市场等京津金融创新共同体的滚动开发。
坚持协商互访,解决共建离岸金融市场重大问题。为协调解决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建设过程中一些涉及省市、省部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建议将此项工作纳入京津两市领导定期协商和不定期互访机制中。近期,可积极推动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合作共建市级层面的优惠政策出台,使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内的金融机构及专业服务企业同等享受天津、北京两市的相关优惠政策,还需要考虑设立“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合作基金”,用以解决京津两市共同建设该离岸金融市场的政府资金支持和补贴的长期问题。在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中,要落实“互通信息、互接项目、互派干部、互设代表、互介商资、互搭平台”等六个互动。
拓展金融功能,赋予京津离岸金融市场丰富内涵。京津金融合作,应坚持市场导向,以金融开放和产品创新激发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活力。两市需要依托自贸区建设优势,深化金融制度创新,稳步扩大金融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和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第一,在未来的综合改革创新区(或自贸区内),率先开展利率市场化试点。第二,推动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允许区内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业务。探索离岸人民币回流机制,允许区内企业开展离岸人民币贷款业务和债务融资,额度不纳入外债指标管理。允许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可按规定在境内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对区内注册的属于同一集团的关联企业,实行外债额度总额管理。企业境外融资不调入境内使用的,额度不纳入外债指标管理。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第三, 鼓励境内外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设立离岸业务机构,简化离岸账户审批流程,探索金融机构账户管理新模式,发展信贷、保险、证券、基金、信托、货币、同业、黄金和衍生品等多种离岸业务。第四,支持符合一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双向投资境外证券期货。第五,参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建设扩容,力争承接“新三板”更多功能,提前研究“新三板之国际板”的发展蓝图,使京津金融市场成为未来海外科技企业赴中国内地上市融资的前沿阵地。第六,依托京津科研资源优势,加强国际金融协同创新,预先研究离岸、在岸业务分账式管理等内容,使京津离岸金融市场成为国内机构了解国际金融创新的桥梁。
树立人才意识,吸引精英聚首京津离岸金融市场。受过扎实训练、具备国际视野的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咨询顾问、风险管理人员、金融研究人员是京津离岸金融市场专业化服务的保障。需要在人才集聚上下大工夫,出台法规政策,提高综合改革创新区(及自贸区)对全球人才(尤其是周边人才)的吸引力。
马立:借力天津自贸区推动京津冀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
借力天津自贸区,推动京津冀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应有内容,大有可为。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降低外商投资准入门槛。鼓励投资京津冀区域的境外投资者在天津自贸区注册,从而减少对其资质要求、股权比例、业务范围等准入限制;鼓励外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在天津自贸区发起管理人民币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基金。
构建对外投资服务平台。鼓励京津冀区域的企业和个人在天津自贸区成立机构,确立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项目,减少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
增加银行保险机构类型。鼓励京津冀区域的民间资本到天津自贸区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允许开办外币离岸业务;鼓励京津冀区域的保险机构到天津自贸区开展人民币跨境再保险业务,培育发展再保险市场。
推进金融产品全面创新。鼓励京津冀区域的金融机构在天津自贸区设立分支机构,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试行资本项目限额内可兑换,自主开展直接投资、并购、债务工具、金融类投资等交易;鼓励京津冀区域的企业借助天津自贸区的分支机构到境外发行本外币债券,减少审批和规模限制,所筹资金根据需要调回使用;鼓励京津冀区域的单位和个人到天津自贸区开户,按照规定双向投资于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实现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
提升金融租赁发展水平。鼓励京津冀区域的企业到天津自贸区共同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设立中国天津租赁平台和中国金融租赁登记流转平台,推进租赁资产登记、公示、流转等,允许融资租赁企业开展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和福费廷业务, 支持租赁业境外融资,鼓励各类租赁公司扩大跨境人民币资金使用范围。
建立国际航运融资中心。鼓励京津冀区域企业发展航运金融、航运保险业,共同在天津自贸区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融资中心;鼓励京津冀区域的航运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等航运服务中介机构在天津自贸区设立营业机构并开展业务。
完善专利仓单交易功能。鼓励京津冀区域企业和个人开展知识产权跨境交易,创新知识产权投融资及保险、风险投资、信托等金融服务,推动建立知识产权质物处置机制;鼓励京津冀区域的期货交易所在天津自贸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开展业务, 扩大期货保税交割试点品种,拓展仓单质押融资等功能,推动完善仓单质押融资所涉及的仓单确权等工作。
促进科技金融快速发展。鼓励京津冀区域的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与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形成合作机制,联合国内外知名股权投资机构在天津自贸区共同成立创投基金,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交易市场。
推动交易市场区域联合。鼓励京津冀区域的产权交易市场、技术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天津自贸区内开展合作,促进交易市场区域一体化。
高岚华:组建京津冀金融联合体
建立公共政策联合体。京津冀作为全国最大、 综合性最强、示范带动作用最突出的深化改革试验区,在政策设置上要有重大突破和创新。为了使政策设计更加贴近三地的实际,三地要作为一个政策靶点出现。一是联合组建金融研究院。吸收三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和有建树的实际工作者,尽快组建强有力的金融研究机构,广泛借鉴国内外金融创新的有益经验,全面结合经济创新和产业转型的有效需求, 深入探求新形势下金融支撑的着力点和发力点,为国家制订京津冀一体化金融政策超前研究、系统研究、细化研究,共同争取最大的政策空间、发展空间和利益空间。二是联合组建金融政策联动机构。京津冀要打造高效的金融服务运行体系,必须打破金融壁垒,取消歧视性政策,实现协同发展区内各经济主体的平等对待。要取消跨区限制,实现三地资金的自由流动;要取消规模限制,把三地作为一个信贷区域对待;要保持高水平的存贷比,使自有储蓄资金不致外流;要共同引导信贷资金支持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建设国际领先的创新型产业体系。三是联合组建金融规划谋划体系。三地要自觉摒弃“一亩三分地” 观念,树立大局意识和大区意识,统筹谋划京津冀金融格局,尽快制订一体化金融发展中长期规划,明确方向、目标、重点和任务。
建立机构创新联合体。一是组建京津冀投资银行,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基础上,根据经济规模和资金需求,京津冀三地政府可按3∶3∶4比例出资筹建。二是组建进出口银行,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基础上,京津冀三地政府出资与国外有实力、有影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资,在天津自贸区筹建进出口银行,开放离岸金融和资本账户,吸收更多的国际资本支持京津冀的国际贸易。三是组建京津冀产业发展基金,并保持相应的资金规模,确保产业转型和产业创新的资金需求。四是组建京津冀产权交易中心,高水平设计好OTE柜台交易规则,有效盘活现有资产特别是闲置资产,实现资产证券化。五是组建京津冀结算平台和清算平台,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服务的便利化。六是在天津自贸区组建京津冀金融服务中心,使国际金融更好地与国内金融接轨。七是组建京津冀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把大量自由的民间资本导入正常流通渠道,通过制度创新使民间资本和民间可变现财产转化为投资,支持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
建立体制保障联合体。一是要搭建政府间合作平台,构筑合作体系,进一步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形成上下左右互联共通的推助格局,发挥行政资源对金融经济的促进作用。二是要建设国际一流的信用体系和信用平台,放大金融的信用效应。三是要健全和完善风险管控机制,把有限的资金用好、用足、用在刀刃上、用出最大成效。四是要打造良好的金融秩序,使资金和资本流动各行其道、畅通无阻、 井然有序。
李铁:建立京津冀一体化金融平台的建议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要求,而以互联网为依托建立京津冀一体化金融平台,是实现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方案设计。京津冀金融一体化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案,就是由京津冀三方共同建立一个依托于互联网的金融平台。平台以机构对机构的形式出现, 将三地所有金融机构的牌照都挂在网上;另一部分是企业部分,这部分企业名单可以由政府提供一部分,还有各家机构通过授信审批的而没有资金放款的企业。通过平台京津冀三地金融机构和企业实现直接对接。对于加入金融平台的企业和金融机构, 都要收取一定比例的诚信保证金,保证金可以固定一个数额。
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平台建立。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建立是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发展的关键。 建议由三地协商联合成立,由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自愿加入。互联网金融平台只通过收取费用维持运营,而不承担其他银行经营方面的风险。当然,这个平台也可由京津冀三地政府投资成立。第二,风险控制。京津冀三地金融一体化发展中的风险,仍然由各机构自我控制。互联网金融平台和一体化银行平台不提供任何风险承诺。第三,监管。京津冀三地金融业务监管,建议仍实行属地化管理,即以原机构为主,但要突破一些限制,如三地间金融机构设置问题,三地间银行业务开展问题,三地间银行业间的结算。其中,三地的金融机构设置比较关键,要允许天津、河北的银行到北京设立分支机构。
三点建议。第一,加快京津冀三地金融机构整合。建议由京津冀三地所有银行发起成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银行,可以由北京银行、天津银行、河北银行发起,其他在三地设有机构的银行自愿参加。或者指定一家国有大型银行出面组建。银行可以实际注册,但在目前情况下,可以以互联网金融为依托采用银团的形式组成,不需要实际注册,只是需要投资时,有机构与客户对接。第二,加快京津冀三地企业资源整合。目前北京的信贷资源已经相当紧张,而津冀两地均显不足。天津和河北大量企业贷款难。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可以让三地企业共享三地金融资源,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调剂资金余缺,对接资金供求。第三, 加快三地金融从业人员交流。北京、天津拥有大量的金融从业人员,对于人员的整合,可以通过具体的业务来实现。如:北京的许多银行对河北的项目感兴趣,自然就会组织人员到河北去开展业务。而银行间也需要通过一些业务的对接,实现人员的沟通与交流。
王学龙:全面推动京津冀金融服务一体化
寻求合作切入点,全面推动京津冀金融服务一体化。首先,在金融市场方面实现支付结算系统、产权交易市场以及票据市场等一体化,进而实现整个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其次,在金融机构合作方面推动金融资源的一体化。在现有框架下,可以从同业拆借、异地委托贷款、银团贷款等银行资产业务入手,通过签订协议,在资金保证、定价机制、贷款安排、信息沟通等方面达成一致,为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提供渠道。再次,应积极鼓励区域内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跨地域参股、组建跨区域商业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 进而提高区域内商业银行的整体实力。第四,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助力京津冀金融合作一体化。京津冀金融资源整合需要构建统一的征信体系,为金融机构跨区域选择客户提供信用信息,推动跨区域业务的开展。人民银行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主管部门,三地人民银行借助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东风,力求使征信体系更完整、信息更准确,共同培育面向整个区域的现代化信用服务业。
摘要:确定金融的优先地位和优先方向,从顶层设计入手,发展先导性金融体系;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金融资源整合与创新刻不容缓,区域金融发展应当分工明确,金融创新链与产业链、项目链应实现高效连接;以互联网为依托建立京津冀一体化金融平台,是实现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借力天津自贸区,共建京津离岸金融市场,推进京津金融一体化,不仅有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且有益于扭转中国金融业南北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发挥金融一体化先导作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协同发展
京津金融一体化 篇2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已到定稿阶段了,最快月底上报国务院。
北京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余钟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不便透露。“都在进行中。”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三地政府在近期公开表态中,均明确提出将“交通一体化、产业链分工合作(产业转移对接)、生态环境建设”三大领域,作为京津冀一体化推进的重点。
天津市委党校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臧学英认为,“规划一旦出台,这三个领域会是三地最主要的合作方面,也是各自利益契合点所在。”
三大领域展开合作
三地政府关于“交通一体化、产业链分工合作(产业转移对接)、生态环境建设”三大领域的共识,密集表述于近半个月内。
6月28日,北京市代表团赴河北展开了为期两天的学习考察。座谈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重点要切实抓好交通一体化、产业链分工合作、生态环境建设这三件事,在规划对接、资源共享、协作机制三个方面加强顶层设计。”
与此同时,河北省长张庆伟在简要汇报中也说,河北要“有力有序推进与北京的对接合作”、“强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积极推进交通一体化规划和建设”。
此后不足半月,7月11日,天津市市长黄兴国主持召开市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会议表示:“要围绕推进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转移对接三个重点领域,尽快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制定重点任务和项目清单。”
“交通、生态是三地共同利益所在,京津冀一体化首先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环境治理也需要三地联防联控,而产业作为实现同城化的载体,是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臧学英认为,三地要真正实现一体化,这三大领域符合三地共同利益。
产业转移是难点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近期的确是动作频频,尤其是在交通领域。
由交通部牵头成立的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专题研究组,近日编制了《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并在7月2日至3日,与京津冀三地交通部门负责人,在廊坊就规划内容进行了深度对接。
此外,一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于近日开工或即将上马,如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河北-辽宁段6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产业转移相比,交通一体化更容易些。
而对津冀两地最有吸引力的产业转移对接,一直是呼声和争议最大的领域。
“目前北京也在列一个单子,就是哪些东西要转移出去,但基本上他们想调解出来的和河北、天津想要的东西基本无法对接。”北京市社科联学术部主任程文进在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的《京津冀区域发展报告(2014)》发布会上如是说。
上述报告指出,三地产业转移难度大在于合理的分工体系尚未形成。由于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目标相似,产业结构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和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城市间争项目、抢资源、抢市场等恶性竞争和封闭竞争现象依旧存在。
京津冀一体化提速 篇3
据报道,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提及的一些内容给了外界足够的想象空间。
会议明确,京津冀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北京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首都经贸大学教授祝尔娟表示,北京的医疗、教育等资源在向外输出的过程中,看似是疏解北京的功能,但却给天津和河北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已现42万亿元投资规模
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今年第二季度投资的重大抓手“京滓冀”再次成为市场追捧的热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千呼万唤始出来,为地方基建带来新的催化剂。”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前京津冀规划迟迟未出台,估计一方面是各方利益协调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冬奥会的不确定性,但随着奥组委完成最后一次实地评估,北京和张家口已经无限接近2022年冬奥,在此基础上推出规划已无障碍。
华泰证券高级策略研究员姚卫巍表示,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中,交通一体化在前期就需要较大投入,因为交通一体化一方面是规划中指出的要率先取得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更重要的是交通的一体化是区域规划性协同发展的先行前提。在当前背景下,大力推进交通建设是“加法”和“乘法”并行的对抗经济下行的优选项目。所谓加法,即增加公共支出,而乘法即指的是PPP模式。
管清友认为,京津冀是今年资本市场不可忽视的主题。从政策面来看,依然会重点支持“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升级转移”。
据财政部测算,京津冀一体化在未来6年需要投入42万亿元,这也意味着在2020年前,京津冀地区及相关产业将迎来每年7万亿元的投资机会。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之后,后续还将出台3年滚动实施计划、专项规划以及三省市地方协同发展规划。
京津冀概念或接棒一带一路再遭爆炒
实际上,自去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顶层设计出台的消息就频频传出。
4月30日经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尽管规划全文并未公布,但是按照会议表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人口过多集中在首都,使得北京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典型“大城市病”有增无减,但京津冀规划将首要目标着眼于此,是否切口过小?
祝尔娟并不这样认为,相反,她认为上述目标的设定,恰恰抓住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要控制和疏解与北京首都功能定位不相符合的基础产业,进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
这就给天津和河北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北京今年提出了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即2020年控制在2300万以内。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日前就指出,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必由之路。北京要轻装上阵,有些优质资源就要到河北、天津去配置,产生更大的效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疏解人口也并非只是产业转移那么简单,祝尔娟说,三地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影响了人口、产业及功能在区域内的合理布局,是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于膨胀、中小城市吸纳力不足、难以形成多中心城镇格局的重要原因。
祝尔娟建议,公共服务领域的协同创新,应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完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按照人口和区域面积等客观标准建立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构建京津冀跨省市公共服务分担与统筹体系。
按照政治局的设想,京津冀将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
这无疑将会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据财政部测算,京津冀一体化未来6年需要投入42万亿元。多家机构一致认为,这将给房地产、建材、环保等板块带来确定性投资机会。
对于外界预期的投资盛宴,祝尔娟说,京津冀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至少在交通和生态领域肯定需要协同进行投资。但换个角度来看,规划将有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之分,投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关键的点在于如何进行有效投资,既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又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
申银万国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表示,京津冀所带来的投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当前京津冀的铁路轨交建设处在强化和调整阶段,对于城市和区域间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人口流动起到加强作用,并推动区域间分工合作的一体化发展。
祝尔娟认为,京津冀区域内铁路运输能力的不足,加重了公路压力,而公路运输过分依赖国家高速公路,导致高速公路交通量逐年上升,交通事故频发、拥堵严重,并对城市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为此,祝尔娟在其主编的《京津冀蓝皮书2015》中建议:必须对京津冀地区--现有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整合与对接,通过“联”促进“流”。
京津冀的生态环境一直为人诟病,存在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地下水严重超采、城市地表水和地下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等问题,使得生态领域投资也将成为三地协同联动所要首先解决的棘手难题。
李慧勇说,预计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时,新能源产业、节能产业、环保产业、循环产业、生态修复产业、生态农业将获得新的投资机会。
缩小差距是关键
国际上对经济体定义的标准之一是:从最高产出的核心区到该经济体的边缘区,总体差异不应高出两倍。而一组数据显示,当前北京每平方公里每年产出是1.73万元,天津是1.2万元,而河北只有1500元。
“京津与河北相差已不是两倍,而是相差6-7倍。”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差距的弥合将是非常艰巨的战略任务。
“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关系能否处理好,对于协同一体化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说,如果只关注中心发展,对外围地区不去重视,一体化很难实现。
据财政部测算,京津冀一体化未来6年需要投入42万亿元,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些钱将用在支持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三大领域。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认为,交通和环保是需要“先行”的两个领域。“没有交通一体化,没有环保一体化,就没有京津冀一体化。”
陈耀也认同这—观点,但他指出,必须避免出现一个状况,即交通方便后是否会出现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把优势资源更加集聚过去。他认为,此次政府投资应集中关注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协同发展要抓好缩小两端的差距,这一点在中长期任务中要得到体现。”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把原来北京和天津不要的、发展落后的企业接走,而是要破除“一亩三分地”思维,在顶层设计的统一安排下,做好空间布局、城乡协调、产业分工的合作大文章,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必须认真调整京津冀地区50万人口以上城市功能定位,认真考虑把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中的有关机构、大型企业、商品市场、名校、名医院等,合理稀释到较远地区。”牛文元说,要认真尝试既从低端向高端的城市集聚、也要认真尝试从高端向低端流动的“逆城市化”分散。
此外,增量调整也需要考虑。“要用新增的产业去引导一部分产业和人口向外围转移,通过周边地区公共设施和服务资源的建设吸引部分人口聚集。”陈耀说。
牛文元希望将京津冀地区打造成一个世界创新高地。“首先要建设的就是世界实验室基地和智能孵化基地。”牛文元说,如果每年能有一个新的产业转化出来,其创造的价值将是既有产业的10倍。
京津冀县域经济偏弱,困局待解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版图中,县域经济一直面临颇为尴尬的境况。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5》也显示,在全国百强县(市)中,苏浙沪占据50席,京津冀却只占6席。
县域经济是京津冀区域发展的薄弱环节,也是制约京津冀携手前行的一大主要因素,用“灯下黑”来形容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毫不为过,寻求破题之法已刻不容缓。
报告显示,从地区分布可以看出,苏浙沪占据了百强县(市)的50席,京津冀则只有6席,固安县、三河市和正定县作为河北的代表,蓟县、静海县和宁河县作为天津的代表分别入榜。不难看出,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实力强大,大中城市与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相对较小,而作为中国三大经济圈之一的京津冀地区的县域经济实力则明显偏弱,大中城市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格局尚未形成,这种局面颇令人忧心。
对此,中国社科院财经院副院长夏杰长介绍,京津冀县域经济实力偏弱与大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自身原因所致。据分析,从宏观层面来看,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向“新常态”的迈进,去年中国县域经济增速总体出现下滑,400个样本县(市)实际经济增长率为6.2%,相比2013年7.3%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回落了1.1个百分点。400个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呈现下降趋势,由上年的26.1%降低到25.8%。
而从各县自身发展情况看,由于前期规划不足,导致各县没有形成差异化发展,同时,京津冀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县域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明显不足。
针对京津冀县域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县域经济课题组组长吕风勇在接受采访时进一步分析,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大体形成了由东向西、自南往北的发展轨迹,南方地区在改革、市场化等方面走得比较快,而北方主要还是发展重工业,聚集大批国有企业。细化到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的行政性强,这就导致行政中心发展较快,而行政层级比较低的县,发展比较慢、对外开放度也较低,也就是外界常说的“灯下黑”状况。
外交学院教授郭宏宇认为,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很多大的创新企业乐于在长三角发展,而大的科研机构则主要聚集在北京。这也体现出,长三角的创新驱动力量是企业家精神,而北京的创新则是行政驱动,不利于县域创新发展。
不过,吕风勇也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获批,这将给房地产、建材、交运、环保等多方面带来机遇。“其实,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地在投资、政策等领域已经在对接,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京津冀一定会有更多县可以进入全国百强县。”
不少业内分析师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区域,而区域的发展看县域,因为县的发展对于草根创业甚至稳增长都有着重要意义。其实,河北和天津已经看到发展县域的重要性。
县域经济是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有公开数据显示,河北有超过100个县(市),县域承载了全省80%的人口。在河北还有一种说法叫“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
“按照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以富民强县为目标,河北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河北省县域经济在规模、实力等方面差距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一位长期研究河北发展的业内分析师称,“但值得期待的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河北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发展迎来难得机遇。”
河北省领导曾明确表态,县域发展要强调产业立县。河北要以“生态化、高端化、特色化、规模化”为方向,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将服务经济打造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同时,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做大做强县域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把产业园区作为推进县域新型工业化和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平台。
而天津也明确,其县域发展要主动对接京冀资源,拓宽发展空间,实现产业发展互补互促。依托京冀地区500强企业、央企、民企、跨国公司、集团总部、研发机构集中的优势,增加科技创新主体,还要依托以中关村为代表的京冀科技研发企业优势,开展新兴产业转移对接合作,加快聚集高层次人才。
京津金融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篇4
近些年来, 随着无论是京津两地政府还是学界都把京津金融产业合作作为两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并给予大力关注和研究, 有关政府部门也曾明确提出京津金融一体化的概念。京津冀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京津在这一区域内的特殊经济地位, 使京津成为环渤海地区事实上的经济核心。京津地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城市之间经济往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两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 如何全面统筹共同发展是两个相邻城市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京津金融一体化的理论分析
(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
京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既受到客观因素如自然因素、历史因素等的影响, 也受到制度变迁、政策方针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 这些影响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因素只有与金融相结合, 才能实现聚合功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在考察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这两者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衡的关系。区域金融一体化成长内含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过程中, 不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式为区域金融一体化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区域金融一体化过程中推动了区域金融的发展, 区域金融水平的提高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力量。
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的贡献既应该考察金融自身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 也要考察金融促进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效率提高的间接贡献。我们之所以认为京津金融一体化是京津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可以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间接贡献。
(二) 京津地区发展的需要
北京地区的自身发展转型需要周边地区的支持。只有通过与周边的天津、河北强化合作, 协调发展, 才能在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同时, 继续保持北京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而要统筹区域发展, 还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金融一体化的支持。
经济发展、金融中心的建立需要周边地区的资源, 而北京地区丰富的金融资源可以为天津的工业发展提供资金, 同时天津也可以为北京地区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换言之, 天津宏伟经济金融发展蓝图的实现, 有赖于京津地区经济金融的一体化和协同发展。
毫无疑问, 京津双方从各自的实际情况与利益出发, 选择各自的发展目标与路径, 都属于理性决策。但由于京津行政区划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双方如不能做到合理配置资源、统筹协调发展, 则有可能产生“合成谬误”的结果。因此, 京津地区的协作与发展必须破除行政区划障碍, 从京津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出发, 在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寻求重点突破, 并逐步扩展, 真正实现京津资源统筹利用、要素优化配置、利益合理分配, 使双方的协作逐步向深层次、全方位的方向发展。
三、京津金融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本节采用北京天津两地区1978年-2012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数据, 运用数量经济学方法, 进行G ranger因果检验, 来分析京津金融一体化的预期效应。
(一) 数据的选择
为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文中采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代表金融发展程度和经济增长程度的两组数据。金融发展指标采用由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 (FIR) , 即一定时期内社会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 本文具体采用年度地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 (G D P) 的比值。经济增长指标采用了最能充分反应一国或地区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G D P, 为了消除各区域人口规模和通货膨胀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选用地区真实人均G D 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
(二) Granger因果检验
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 是计量经济学中常见的问题。G ranger提出一个判断因果关系的检验。我们样本中的所有变鼻是一阶差分单位根过程, 并且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我们运行基于一阶差分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然。
注:取一阶对数时由于负数无法取得, 所以导致样本量减少。
由表1可得:0.00795<0.01, 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格兰杰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原假设, 人均G D P变动是金融相关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0.01312<0.05, 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金融相关率变动是引起人均G D 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
对京津1978~2012年的年度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检验结果表明, 金融相关率变动是引起人均G D 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人均G D P变动也是金融相关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二者之间存在不同强度的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基于一定假设条件, 我们得出京津金融一体化后能够使两个地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达到相互促进的局面。北京地区具有世界金融中心一些特征, 其金融发展十分迅速, 经济金融水平都处于世界城市前列, 可以说北京地区应该处于城市发展中第四个阶段。而天津地区发展才刚刚起步, 其不成熟金融体制和较低金融发展层次不能更好引导资源流动和促进经济发展, 更多是经济增长推动金融的发展需要, 其处于第二阶段。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实体经济依托, 实体经济发展也是虚拟经济发展支撑, 两者是相互依托和促进的。北京地区发展需要实体经济支撑, 需要天津地区实体经济;天津地区发展需要虚拟经济支撑, 需要北京地区金融发展给予的帮助。因此, 为了更好发展北京地区和天津地区, 两地金融一体化势在必行。
摘要:本文在京津金融一体化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1978年2012年数据, 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对京津金融一体化后进行的实证分析。最后得出京津两个地区金融一体化后能够达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能促进金融发展的预期。
关键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京津金融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支大林.区域金融理论与实证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8.
打造京津冀物流货运一体化 篇5
随着国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逐渐深入,给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增长空间,带动多领域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货运行业。“新形势下的货运行业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2014年8月23日,东风柳汽商用车有限公司和众多物流企业、行业专家、交通界负责人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京津冀一体化带来的货运新变革,向与会企业探讨了运输工具在货运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展示柳汽全新高效物流产品——霸龙M7。那么,当下企业在货运变革中对卡车又有着怎样的需求?公路物流运输市场前景几何?到底怎样的产品才能在这个市场中赢得好评呢?
货运变革对卡车的新要求
目前,京津冀是物流交通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牵引物流车的市场容量全国最大,但却迟迟没有孕育出强大的货运网络。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货运企业积极准备,希望能抓住时代契机实现京津冀货运物流行业的产业升级。目前来看,降低运输成本是货运物流变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具体到运输卡车上的基本要求就是安全、可靠、省油、高效和舒适,而且表现出对车辆智能终端平台的需求。
针对这一现状,东风柳汽介绍了目前霸龙M7的产品优势,并积极参与行业论坛,与行业精英一起探讨行业发展方向、发展趋势,在深入了解不同行业运输企业的需求及时行业面临的新近问题,通过思想与智慧的碰撞,谋划新技术的应用如何帮运输企业实现高效运营的解决方案。
据介绍,柳汽在北方以环京津冀区域为推广重点,因此,京津冀是柳汽战略核心区域之一。“目前成熟的物流公司都有自己的运营车辆。根据国内物流需求的发展变化、结合国外经验,我们认为在未来几年内,物流行业在运输装备、辅助管理方面有大步的跨越,最终促成行业的整合、形成更高的行业壁垒。”东风柳汽销售公司总经理助理曾伟介绍说,目前卡车产品朝着安全、可靠、省油、高效和舒适方向发展,最终实现货物的安全、准确及时和高效运输。
公路物流运输市场不可小视
谈及货品运输,自然要先谈谈公路物流运输市场。目前,从整个国家的生活资料分布、人口分布、公路网络建设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等方面来看,其发展趋势将不断扩大。在市场战略上敢为人先的柳汽,一直非常重视这一市场。柳汽认为,国外的大部分物流公司,基本以公路物流运输为主,牵引车和载货车需求量较大。近些年,柳汽也在转型,调整战略,将研发重点放在公路物流运输车辆上,通过对标国际一流卡车企业,聘请国际知名卡车设计团队,系统引进欧美先进研发技术,导入日产精细化管理模式,围绕“安全、可靠、省油、高效、舒适”全面提升整车性能,打造满足终端客户需求的一流产品。
在公路物流运输市场的产品研发中,柳汽除了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术外,还在做一个新的尝试,与一些规范的、行业标杆性物流公司进行战略合作,针对运营线路进行产品定制,以降低客户的运营成本,提升竞争力,实现双赢。
由于这种务实的做法,在载货车方面,柳汽已经与快递领军企业”四通一达”进行了深度的合作,陆续为他们提供快递物流车辆1000多台;在牵引车方面,柳汽与国内5A级运输企业盛辉物流开展了配货运输方面的合作研究,针对甩挂制造了甩挂运输版车辆。为客户提升效率,同时进行主动优化项目,为客户降低运营成本。在危险品运输等公路运输方面,也同步开展相应的细分行业研究工作。
通过这些创新方式,柳汽逐步进入物流、危险品运输等高端配货领域,目前,柳汽已经在危化品运输市场份额已经达到10%左右的市场份额。
那么,到底怎样的产品才能在这个市场中分得一笔羹呢?
高端重卡前景广阔
当前,在充分考虑公路运输效益的情况下,大马力集装箱式货车运输已经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公路运输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物流运输企业已将降低单位运输成本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大马力、高效率的高端重卡在国内市场前景广阔。
在“变革2014”京津冀物流论坛上,东风柳汽为大家带来了推荐产品——霸龙M7、霸龙快递物流车乘龙厢式载货车,这两款产品的展示与会场内的激烈的思维碰撞和方案研讨交相辉映,成为本次会议上的“壮丽”风景。
那么,这两款产品又有着哪些优势呢?
据介绍,东风柳汽霸龙M7,荣获“中国国际卡车节油大赛”节油冠军奖,并通过德国TUV安全认证,主配康明斯/玉柴400马力电控发动机、12档法士特铝合金变速箱、4.11速比457后桥、600L铝合金油箱及全气路WABCO阀门等,主要用于中高端高速物流运输;另外一款9.6米货箱的霸龙快递物流车,则是专为快递物流运输而量身定制的,并获得了多项技术专利,受到参会企业的广泛关注。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醒得早起得晚 篇6
在京津冀一体化从孕育到发展过程中, 经济最活跃的因素——金融越来越显示出协同服务的推动意义。各类市场主体迫切需要信贷资金、金融信息、金融人才等要素跨地区流动和高效率配置, 也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市场融合、金融产品创新寄予厚望。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将有助于三地实现企业的信用评级一体化, 既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整个区域经济, 同时有利于打击非法集资。眼下非法集资非常猖獗, 一些公司注册地、经营地和资产藏匿地分设在三个地方, 使得跨境打击难度加大。而信用体系的共同建设, 能够有效地对其进行遏制。
然而, 从京津冀三地的现状来看, 区域金融协同还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 定位模糊, 相互争抢。由于区域金融分割, 行政管理分散, 京津冀三地金融竞争大于金融竞合, 并存在多中心倾向, 各家都想争夺金融主导权和控制权, 特别是京津两城市都在高调打造区域金融中心, 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金融一体化的制约因素。
多少年来, 京津两市拼抢北方金融中心的角逐从未停止过。北京具有的优势就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出自这里, 但是作为金融中心, 缺陷是缺少证券交易所和黄金交易所。去年该市有了新三板交易中心, 其实也只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为上交所和深交所拾遗补缺。而上世纪初, 天津是名副其实的北方金融中心。后来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又空降到该市任市长, 为天津复活这个旧梦注射了强心针。但天津必须面对北京这个强大的对手。围绕着北方产权交易中心, 激烈的交锋一直没有停息过, 造成两市金融资源错配。
第二, 各抱地势, 地区分治。京津冀地区资金分布极端不平衡, 有的撑破肚皮, 有的嗷嗷待哺, 区域资金回报率和成本差异也十分显著。地区分治的银行业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金融资本的快速流动, 削弱了金融资金对经济发展的“输血”功能。按目前的政策, 如果修一条路贯穿京津冀三个地区, 就要分别找三家银行贷款。又如小额贷款公司, 在哪个地区设立就只能在哪个地区放贷经营。
第三, 结算不畅, 创新滞后。京津冀三地跨地区结算时间较长, 不够便捷。比如天津居民在北京买房, 却不能使用天津当地的银行卡办理按揭。京津冀居民手持信用卡到异地存取款, 都要付出不菲的手续费。因此, 三地迫切需要实现清算和结算的一体化, 降低社会各界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
从国内成功经验来看, 金融协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功不可没。2008年6月, 长三角三省一市银行汇票由区域内出票银行签发, 由其或代理付款行在见票时按照实际结算金额, 无条件支付资金给收款人或持票人。此举意味着城商行出具的用于异地结算的银行汇票, 可以在多个代理付款行兑付, 区域经营的局限性得到缓解, 对区域经济提速大有裨益。
在珠三角, 从2010年8月, 就以广州、深圳两个区域金融中心为主体, 以佛山、东莞和珠海等城市为节点, 整合金融资源, 着力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实验区, 形成“两中心、三节点”的总体金融空间布局。而无论是广州提出的大力发展金融总部经济, 还是深圳重点提到的打好“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毗邻港澳”两张牌, 都结合自身的特点, 放眼珠三角区域全局, 金融一体化正风生水起。
其实, 早在几年前, 京津冀三地就对金融一体化有所谋划。2008年5月, 北京市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提出, 要建立京津冀金融合作机制, 为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提供服务。随后, 北京市金融局就提出研究京津冀金融一体化, 首先取得了河北金融办的支持, 去年又同天津签订了合作协议。
2 0 1 1年1月, 河北省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要推进京津冀金融一体化进程, 打造区域金融合作共同体的规划。
天津也有过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构想。但是, 当年在两会上, 记者们追问戴相龙, 京津两地金融能否一体化?他只是笑而不答, 令人捉摸不透。
有专家设想, 在三地交界处搞一个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综合改革试验区, 尝试探索一些金融管理创新, 将来的试验区可以根据金融机构和企业发展的需求, 探索一些改革创新措施。
可是,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始终处于画饼的层面, 没有抓住机遇, 以致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
为何“赖床”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醒得早却起床晚”, 是什么原因导致三地“赖床”呢?客观上讲, 京津冀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滞后, 难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提并论, 这决定了京津冀地区的金融合作会更加棘手。此外, 在合作机制、业务管理、地方利益上, 京津冀金融一体化也遇到阻力。
合作推进机制落后影响到合作层次。目前, 京津冀的金融合作主要靠区域协作论坛等会议形式推动, 由三地社科联、科协等主办, 参会人员以专家、学者为主。这种会议规格决定对金融一体化的讨论必然是民间式、务虚的, 不可能形成任何具有政府权威的、可操作性的合作协议。在2011年5月18日“京津冀区域合作高端会议”上, 河北省一位副省长曾呼吁“在国务院层面形成一个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协调机制, 最好在发改委下成立专门办公室, 协调三个地方政府, 采取共同行动”, 可见对更高层次推进机制的期盼。
地方利益冲突影响到金融合作的进程。三地都想从金融一体化中分“一杯羹”, 各有利益诉求, 这种囿于地方利益的思维方式使金融合作成为了一种博弈行为, 各地一方面踊跃参与金融一体化磋商, 借机使自己得到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又坚守本地利益堡垒, 生怕自己的利益被侵害, 延迟了金融合作的进程。
马上行动
号角已经吹响, 进军不可阻挡。京津冀金融一体化潮流涌动, 不可阻遏。顺应一体化潮流, 三地原城市商业银行交叉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做法, 成为该区域金融一体化实质性运作的最好注脚。
而当务之急是京津两市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 破除拼抢地区金融老大的功利思想。平心而论, 北京既是首都, 也是城市, 北京不可能在制造业上有更大建树, 金融业势必成为它的支柱产业, 奋力拼抢利益蛋糕, 不足为怪。但北京完全可以与天津联手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按专家们的建议, 比较起来, 北京可以在金融管理方面多做一些, 天津在金融运营方面多做一些, 一人争做老大, 不如两人联合起来坐天下。
河北则应主动接受京津的辐射, 建设中国北方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和重点金融街区, 吸引国内外金融分支机构和地区总部入驻, 建设多家金融后台服务、数据备份中心和培训等机构, 形成集聚发展优势。特别注意引导设立服务于曹妃甸新区、沧州渤海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金融机构。
在资源配置上要遵循市场规律。目前金融资源在北京高度集聚, 但这种资源不是想拿就能拿走, 或是想留就能留下, 它会根据市场要素自然整合。北京一些大的金融机构的金融外包和金融后台已经去了廊坊和武清, 如人保投入40多个亿在廊坊搞金融后台。这是因人力和土地各方面运营成本和比较优势决定的, 北京海淀区一亩地三五百万拿不下来, 廊坊可能只要十几万。
在京津冀金融一体化过程中, 要发挥金融资本的带动作用, 来助推产业升级。这不可能重走长三角、珠三角自然发展的老路, 要更多地体现在更大区域内的功能调整, 这一过程中同样需遵循市场规律。比如北京上市公司全国排第一, 在上交所拥有的企业数量和公司市值都排老大。一些成熟的上市公司, 可以以产业链的形式与河北合作, 高端部分留在北京, 生产线转移出去。不仅如此, 未来在金融要素市场等方面, 北京和河北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从组织角度来看, 成立区域金融一体化协调机构很有必要, 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与披露制度, 为金融一体化提供组织保障。
京津金融一体化 篇7
一、河北省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与评价
我国的金融业主要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其他金融活动。笔者对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中,银行业又分别从银行业规模、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以及金融机构存贷差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评价。
(一)河北省银行业发展现状
1. 河北省银行业规模。
截至2014年末,河北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52 816亿元,与2013年相比,增长11.9%。河北省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较天津地区有一定的优势,但与北京相比,仅为北京市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32%(见表1)。河北省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是北京的2.45倍,是天津的3.67倍,其中北京市2014年法人机构有81家,河北省法人机构有262家,河北省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占据明显优势。但是,计算每家营业网点的资产总额可知,河北省每家营业网点的平均资产总额仅为4.8亿元,而北京市和天津市分别为河北省的7.6倍、3.1倍。因此,对于河北省来说,一方面要继续扩大金融机构的覆盖面积,进而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扩大金融机构业务和服务范围,进而增加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
2.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
银行业存款是衡量一个地区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指标。截至2014年末,河北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0.8%,增速比2013年低4.5%,较上年增长4 319.6亿元。截至2014年末,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7%,短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4%。
从表2可以看出,2014年末,河北省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为43 764.02亿元,其中,储蓄存款占比58.86%,单位存款占比36.58%,由此可以看出,河北省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储蓄存款。而北京、天津两市的存款组成结构基本相似,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单位存款,其中单位存款占比分别为60.0%、55.0%。
由下页表3可以看出,截至2014年末,河北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28 052.2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占比为39.21%,中长期贷款占比为53.89%,表明河北省的贷款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北京、天津两市的贷款情况,也均以中长期贷款为主,且均超过50%。不同的是,北京市、天津市还有一定比例的票据融资与融资租赁,其中天津市融资租赁占比相对较大。
3. 金融机构存贷差。
存贷差是指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与贷款总额的差额部分,存贷差反映金融机构的资金充裕程度,存差增长过快则表明储蓄向投资转化出现阻碍,表明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08—2014年金融机构存贷差见表4和图1。
由表4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均为存差,北京的存贷基数较大,相对于天津市、河北省来说,存贷差较大。从图1可以看出,天津市的存贷差最为平稳,甚至在2011年与2014年存在一个下降的趋势,而北京市的存贷差逐年上升。河北省的存贷差居于相对平稳的趋势,但是也有一个小幅度上升的趋势。因此,应当使河北省金融机构存贷差维持在一个平稳的趋势,充分提高河北省金融机构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河北省证券业发展现状
2014年,北京市的19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5 261亿元,有37家资产评估事务所,22家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截至2014年末,河北省共有法人证券公司1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1家,证券分公司8家,较上年增加3家,增长率为60%。证券营业部199家,较上年增加20家,增长率为11.17%。累计营业收入24.74亿元,同比增长41.05%;累计净利润11.38亿元,同比增长81.21%;托管市值2 074.59亿元,同比增长64%。
分
求
河北省的证券公司在规模、数量、净利润、业务种类上与北京市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因此,有必要对河北省的证券业务、产品、规模进行推广、改进和发展。
(三)河北省保险业发展现状
河北省保险业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截至2014年末,河北省保险业总资产为2 172.31亿元,同比增长6.02%,总资产位居全国第八位。河北省有4 241家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比上年增加69家。与河北省相比,截至2014年底,北京市共有保险法人机构59家、保险分公司94家、专业中介法人机构387家,保险行业总资产4 802.8亿元,增加792.8亿元。2014年,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为12.5万户(次)农户提供了241.9亿元的风险保障。
河北省在保险行业总资产、保险公司法人机构、业务类型、业务范围上与北京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河北省的保险业在发展时,要充分学习北京市的保险业务类型的扩展,增加对农业等其他方面的投资,更好地发挥河北省保险业的功能。
二、河北省金融业发展存在的不足及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金融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优势,但与北京市、天津市相比,还存在明显的不足。河北省应抓住金融业发展的机遇,与京津地区更好地协同发展。
(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金融体系
“十三五”规划提出,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同时也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河北省应当在发展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干预之间的关系。加快推进国有金融机构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更好地满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发展需求。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对金融业发展中的风险进行监控,进而有效地防范风险和应对风险。
(二)完善金融配套设施建设
河北省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相关金融配套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为此,应当构建具有河北省特色的金融支持政策体系、设立专项资金,鼓励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加强金融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为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基础环境。促进河北省金融数据平台的建设、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升级。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河北省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三)扩大金融机构的覆盖面积,加强同京津两地的金融合作沟通
金融业规模的增长能够向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河北省的综合发展都需要金融业的支持。从金融需求上看,大到农业、工业,小到农业科技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农民合作社、中小企业等都是金融的需求主体。因此,应当扩大金融机构的覆盖面积,对其他产业进行支持,与其他产业进行深度融合,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京津两地是金融资源的聚集地,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河北省应当加强与京津两地金融层面的沟通与合作,以便更好地推进京津冀的金融一体化发展。
(四)拓展金融工具种类,丰富金融产品创新
河北省应当结合自身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发展目标与定位,提升自身金融实力。要拓展金融工具的种类、丰富创新金融产品,如创新和开发证券产品,丰富保险业务范围,形成多样化的证券产品与丰富的保险业务范围,使金融业具有活力,进而提升市场交易活跃程度,提升河北省的金融发展实力,吸引京津两地的投资,增强辐射效应与辐射范围,进而促进河北省金融业的健康全面发展。
(五)提高金融相关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升金融行业的管理效率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河北省金融业要把握这次发展机遇,这对金融业领域的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河北省要建立优秀金融人才培育与发展的机制;注重培养和引进国内外金融高端、优秀管理人员;建立科学合理、适用的金融人员激励机制;充分利用紧邻北京市、天津市的地理优势,加强同这两地金融人才的沟通交流,要适时注入金融业的新鲜力量,提高金融领域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使河北省金融业的发展始终保持创新、新鲜的动力,进而提高河北省金融业的发展效率。
三、小结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发展背景下,京津冀的治理、劳动者素质、综合发展水平不同,金融业的发展存在不均衡的现状。河北省发展金融业应当充分意识到与北京市、天津市的差距,立足自身实际,从多个层面,采取相关措施促进金融业的发展,进而推动河北省的全面发展,促进京津冀金融一体化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的实施。
参考文献
[1]赵长城,刘茜.全国视角下的河北省金融业发展水平比较分析[J].经济论坛,2011,(08):43-46.
[2]谢太峰.京津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京津金融一体化 篇8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绿色金融,发展,对策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格局中, 保定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 一直以来就是首都北京的南大门。但是在发展自身经济、承接北京疏解功能的同时, 也面临着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因此, 构建符合保定实际的“绿色金融”体系, 对促进保定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课题就是基于现实背景, 通过实地考察、理论研究, 提出保定市发展绿色金融的对策建议, 便于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省内外绿色金融研究现状
(一) 省外绿色金融的现状
目前, 我国少数省份在绿色金融方面已经迈出实践的脚步, 但仍处于自发的初级阶段。北京、上海、广东、湖北、重庆等省市围绕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在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等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 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绿色信贷方面, 差异化政策导向愈发明显。湖北省银行业根据国家环保政策要求, 将法人客户分为不同环保类别和层级, 为环保行业开启“绿色通道”, 对绿色行业实行优先授信, 适当降低申贷门槛, 实行优惠利率。重庆市银行业针对部分高污染、高耗能企业, 在授信政策中提高了准入门槛, 谨慎进入, 并对“两高”行业授信实行了总量控制。在绿色投资方面, 一方面是政府主导、联合银行开设的基金项目保持持续增长, 有力支撑了城市低碳经济领域的项目建设;另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和银行等金融系统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正逐步崛起。
(二) 省内绿色金融的现
目前, 我省的绿色金融体系尚处在萌芽状态, 但近几年来围绕绿色金融开展的探索和实践活动日益丰富, 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政策支持上, 还是发展平台的构架上, 均有一系列的举措。比如, 河北省政府联合金融机构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绿色信贷执行效果的评价制度, 同时通过研究落实环保部《关于全面落实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工作的通知》, 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河北省环境保护信用信息系统”, 构建企业环境保护信用系统基础数据库, 把绿色信贷政策融入到了各银行的经营战略。再如, 2009年12月河北省成立了环保联合会环保金融工作委员会, 它作为河北省绿色金融平台, 在倡导绿色金融, 促进河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有机结合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促进了河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保定市绿色金融发展情况
通过对我市相关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进行走访调研, 了解我市当前绿色金融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现状。2010年, 我市就已经推出河北省省内首个绿色信贷信息共享平台, 定期发布环保事件信息以及信贷投放信息等多项内容。我市工商银行更是提出加大力度打造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银行”, 并有了初步的行动规划;我市河北银行始终将“绿色信贷”理念融入信贷流程, 以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节能减排和生态保护为标准大力开展绿色信贷。
此外, 市政府对发展绿色金融也非常重视, 马誉峰市长在2015年三月份到北京银行保定分行调研时强调, 北京银行保定分行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突出做好科技金融、文化金融、绿色金融服务,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势下为全市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这说明我市已经具备了发展绿色金融的基础,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我市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 除了绿色信贷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外, 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等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 同时还面临着舆论宣传深入不够、配套措施和机制不完善、创新和有效激励不足等一系列突出问题。
三、保定市绿色金融发展对策
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环境问题不断凸显,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因此, 发展我市的绿色金融体系有助于我市的产业结构优化, 是解决我市环境问题的关键, 同时也是符合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 加大绿色金融的引导力度
要想加快绿色金融事业的发展, 必须要提高全社会对绿色金融的认识。在发展我市绿色金融的过程中, 我市的舆论宣传与引导需要进一步高度重视, 尤其对环境问题在宣传方面的力度需要强化, 让社会公众在心中真正形成绿色消费理念, 营造出全社会理解支持绿色经济的良性氛围, 让企业和个人对绿色经营的认识、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得到进一步升华。同时进一步发挥好媒体的监督作用, 利用好网络、电视、报纸等平台, 使得金融机构支持绿色经济的行为与社会形象挂钩, 避免金融机构为了盈利而忽视资金的环境效益, 从而推动金融机构积极践行绿色金融原则, 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氛围。
(二) 推进绿色金融的扶持力度
绿色金融是世界金融发展的方向, 必将是继互联网技术之后世界金融新的增长点和推动力。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情况看, 政府的支持对于绿色金融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2013年12月10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 规定不能把GDP作为政绩考核的唯一指标, 这为地方政府树立绿色金融理念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撑。就我市政府层面而言, 需充分发挥引领与统筹作用, 培育本土绿色金融样本;在金融业领域中, 金融机构需提高绿色金融认知度, 着力金融创新, 打造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地域特色;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健全域内信息共享机制, 提高风险防范与监管能力。
(三) 深化绿色金融的创新力度
加快发展绿色金融, 核心就是要通过绿色金融机制创新和绿色金融发展, 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的融资服务, 从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最终实现绿色增长。“生态环保、创新驱动、绿色金融”等话题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 进一步引导各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加大对绿色产业、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国际上, 绿色债券、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环境基金等创新型金融产品不断涌现, 金融和生态环境保护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而就企业而言, 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加强生产经营管理,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打造绿色企业综合服务平台。
通过对保定市发展绿色金融问题的对策研究, 从环境保护和企业盈利视角看, 可以清晰地意识到绿色金融发展工作任重而道远:绿色金融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举措,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也是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参考文献
[1]陈雨露等.现代金融理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
[2]罗勇, 曾晓非.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万莎.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及其经验借鉴[J].新金融, 2010 (5) .
京津冀如何一体化 篇9
今年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在强调了京津冀的诸多重要意义之外,更是提出要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高到重大国家战略的层面。在新一届政府的规划蓝图中,明确列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应该只有上海自贸区和京津冀,如果考虑到京津冀战略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进,其政治高度比上海自贸区更胜一筹。
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是我国最重要的三大城市群和经济增长极,不到3%的国土面积汇集了18%的全国人口,创造了将近四成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和珠三角、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区域之内不仅没有形成高低搭配的合理产业布局,反而出现大量的重复建设和相互竞争。一个小细节也足以看出三地之间的割裂,河北与北京和天津之间对接的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存在的“断头路”就高达2300多公里,一个在交通上都无法完全贯通的地方区域,又如何能够实现高层次的一体化合作。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年2月底的京津冀专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地应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虽然京津冀此次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但究竟如何才能打破此前各自为政的弊端,真正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仍有诸多疑问待解。从京津冀三地来看,北京最具有转移产业的急迫性,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北京的大城市病已经越来越重,房价、交通、空气等诸方面压力已近极限,将一些非核心职能转移出去已成共识。而河北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速回落较快,面临较大的稳增长压力,2011到2013年,河北省的GDP增速从12%下降至8.2%,在全国30多个省市中增速排名靠后,因此,对于承接北京转移出来的产能有很高的积极性。
相比之下,天津在京津冀战略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则有些模糊,天津最近几年的经济表现十分强劲,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去年天津市的GDP增长高达12.5%,虽然和前几年相比也出现了回落,但增速还是居于全国之首,通过承接北京产能来刺激经济的意愿也没有那么急迫,而天津在建设港口航运和金融中心等方面也都有着独当一面的“野心”,天津可能面临着低端产业不愿意接受,高端产业不愿意放弃的局面,因此,在打造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战略中,如何平衡天津的地位可能是最大的难题。在今年“两会”期间,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曾经描述过天津在京津冀战略中的角色,她认为天津的举措就是着力做好三篇文章:一是在城市定位上错位发展、相得益彰,要突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这个中央对天津的城市定位,与北京的城市定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是在发展环境上优化服务、便利高效;三是在城市群建设上完善功能、生态宜居。从这“三篇文章”来看,似乎更多还是天津市如何发展的问题,暂时还难以看到更多天津对于如何融入京津冀战略圈的细节规划。
在京津冀三地中,目前河北的表现最为积极。3月底,河北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会议,省委书记周本顺在会议上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给河北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机遇、最宝贵的机遇、最现实的机遇,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再错过。”按照河北刚刚出台的规划,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战略定位是打造“四个支撑区”:一是优化城市布局的支撑区,建设与世界级城市群相适应的次级中心城市、大城市、中小卫星城市;二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区,承接京津的产业转移和要素外溢;三是综合交通网络的支撑区;四是生态涵养保护的支撑区。
北京和河北之间的职能转移也并非易事,任何一项产业和职能转移都牵涉到各方利益,北京市从早年的首钢搬迁到近期动物园批发市场搬迁,每一次走的也并不容易,而新一轮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北京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职能转移,教育、医疗、科技资源甚至一些央企总部都有转移的可能性,此前一个单独的首钢或是“动批”搬迁已是困难重重,将来大规模产业转移的难度自然是可想而知。
在近期有关京津冀一体化规划中,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在河北保定设立副政治中心的传言。尽管在河北的官方规划中并没有正式提及副政治中心这一税法,北京也对此没有公开认可,但这一传言还是在市场引发一阵炒作热潮,大量投资客迅速来到保定购买房产,股市上的河北板块也遭遇爆炒。
北京市目前的定位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北京向外转移的首先是一些非核心职能,比如一些高耗能和落后的制造业、过于集中的教育和医疗等资源,而政治中心作为北京市最核心的职能所在,短期内向外转移分流的可能性并不大。从可操作性来看,考虑到一些非核心职能的转移已经是千头万绪,即使有设立副政治中心的考虑,预计也不会在京津冀战略发展的初期一拥而上,至少也会在其他非核心职能转移完成之后,才可能会纳入议事日程。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潮中,最大的悬念在于如何确保市场之手的作用。由于已经被确认为重大的国家战略,因此不难想象,在未来的协同发展中少不了行政力量的强行推进。行政推进的好处自然是显而易见,可以打破此前京津冀之间的各自为政的行政壁垒,在国家战略的层面加速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但如果过于依靠行政力量的强制推进而忽视了市场的自然选择,这种模式也有可能带来资源错配的风险。
在北京市向外转移的产业中,一些优秀资源比如教育、医疗、科技等肯定会受到河北方面的热烈欢迎,但是一些高污染和落后产能,河北方面也未必愿意接受。尽管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表示“对首都功能疏解不讲价钱,不挑肥拣瘦”,但具体承接产业转移的地方政府则另有想法。河北廊坊市市长冯韶慧最近就曾经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廊坊的好机遇,但面对北京准备向外转移的1000多家企业,廊坊并不会盲目地接收,他们将从企业清单中精心筛选目标,避免低质低效项目进入。廊坊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也表示,廊坊市将加大力度,对接北京科技、教育、医疗、会展等功能性资源,争取引进环保型高端产业,坚持做到“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产业,廊坊也不能要”。
京津冀一体化应物流先行 篇10
京津冀的提法由来已久,由于缺乏地方的推进进程缓慢。近年来,肆虐的雾霾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京津冀协调发展势在必行。
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京津冀协调发展座谈会,并提出了七点要求,首条便要求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京津冀一体化的新局面由此打开。
然而,京津冀一体化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该从哪个方面入手才能找准切入点呢?我认为应物流先行,整合京津冀的现有物流资源,形成统一、全方位、多层次、快捷高效的区域物流系统。
从京津冀目前的物流产业发展状况来看,区域物流一体化缺失是制约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瓶颈”。在“十一五”期间,京津冀各自的物流发展都很明确,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大,物流效率不断提高。然而,京津冀至今仍然没有建立一个科学的物流产业一体化发展规划,指导思想不统一,目标要求不一致,其后果就是物流资源的重复建设,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如运输车辆的废气、废旧物品流通的污染。
再者,从大的产业布局来看,京津冀在产业的优势上各有差异,如北京的资金流、信息流优势,天津的港口、制造业优势,河北的物流商流优势,如果三地可以找准自己在经济圈的功能定位走差异化发展路线,对交通、环境压力的缓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大有好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除了产业重复建设问题外,环首都的河北县市还因没有产业支撑大多成了“睡城”,并未起到缓解北京人口和交通压力的腹地作用。
物流作为一个显著关联效应的复合型产业,除了涉及交通、运输、仓储、通信等产业,还涉及农业、工业、商贸业、服务业,甚至是银行、保险、税收等各个方面,其发展不单会带动这些相关产业领域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可以深层次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方式的改变以及新的产业形态的形成。
“七点要求”中虽没有明确地提到物流业,但提出了要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的明确要求,要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显然此次对物流的重要性也是做过一些考虑的。北京作为特大型城市,其生活和消费物资种类繁多、外购量大、对周边区域供应依赖性强,靠现有的空间资源的扩展或者说是交通的不断延展是不可能解决的,应强化与周边供应市场在采购、物流方面的协调和联动,进一步完善区域一体化物流体系。所以,应将城市的交通规划与城市的物流规划结合起来一并进行,对未来京津冀物流体系的长远发展一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京津冀一体化如何破题? 篇11
京津冀融合亟待破解三大障碍——剥离后的北京财政收入将如何保证?一旦搬离北京,大学的文化底蕴如何求存?能否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京津冀一体化很可能在21世纪中叶,在地球东部,重现当年洛杉矶崛起, 同时使我国东部发展更加均衡。这是一个世纪性的超级大国事件。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最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是要打破当前以政治经济学竞争为主,以产业体系竞争为辅的现状,要让市场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
京津冀一体化必须要做好顶层设计。北京需要更多借助相关资源进行创新, 同时有序、有步骤地与河北合作,将整个区域带动起来,而不是简单地将现有资源拿出来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要把京津冀一体化放在未来中国“点面结合的双引擎战略”和城乡一体化的大格局中来观察;必须要构建从多赢到共赢的战略;打造两个经济带,众多国企和部分行政事业机构可向河北疏散;“副中心”不能泛化,但要明确 ;将“京津冀一体化”的重大协调归属中央深改组。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刘刚
实际上京津冀合作的核心是解决双核的问题,就是北京和天津,实际上京津冀地区无论在地理、生态包括水循环的系统就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叫三带一轴——“生态带”、“山前带”、“滨海带”与“北京—天津”主轴。
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赵燕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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