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与专利的协同发展（共7篇）
标准与专利的协同发展 篇1
0 引言
当广播电视技术发展到数字化阶段之后, 以地面数字电视国家标准《GB 20600-2006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的制定为标志, 数字广播电视技术标准中开始出现专利。目前, 数字广播电视在信号传输、内容和安全管理、应用界面和产品功能的规范上, 已经和互联网技术全面融合。随着数字广播电视向宽带化、IP化演进, 原本主要应用于ICT行业的专利技术将可能通过标准化活动与数字广播电视技术标准融合。标准与专利融合, 自然能够提升标准的技术先进水平, 利用标准的实施促进新技术的应用。但是, 由于标准与专利融合可被用来维护和扩大竞争优势, 又极易发生滥用专利以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因此, 需要在标准化和商业经营活动中, 通过一些制度设计和安排对标准中的专利权行使给予必要的限制。自2000年以来, 标准化的专利问题就持续引发关注, 但始终未出台政府管理层面的规定, 实践中基本参照主要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通行做法。
2014年,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 (“《管理规定》”) , 并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对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范畴界定、处理原则、披露要求、专利实施许可方式、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特殊规定以及采纳国际标准涉及专利的处置等进行了统一的规范, 成为我国规范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管理的首部规定。同年4月28日,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与该规定配套的《GB/T20003.1-2014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第1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 (“《配套标准》”) , 并于5月1日起施行。《配套标准》对上述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 成为标准化组织在国家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处理专利问题的依据, 行业标准制修订涉及专利的处置参照《配套标准》执行。可以说, 2014年是我国处理标准涉及专利问题的政策元年。
2015年4月7日,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关于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 于2015年8月1日起施行, 其中第13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 利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从事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 不得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2015年4月24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建设指南》, 明确将“推进知识产权与标准的融合”以及“构筑和运营产业专利池”列为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的主要任务。
上述规定的出台, 对于做好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促进标准与专利融合、维护相关市场竞争秩序、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本文首先分析和梳理了上述新规定的内容, 并就相关要点进行评述。接下来, 分析了标准与专利融合对数字广播电视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影响。最后, 结合对标准化体制改革的展望谈一下做好标准专利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1 标准与专利相关新规定概述
标准与专利相关的新规定围绕必要专利、必要专利披露和许可、必要专利权的行使、必要专利权人、标准制修订参与者、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标准制修订过程等要点给予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 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配套标准中。
首先, 明确了标准涉及专利的处理原则、定义和范围。强制性国家标准一般不涉及专利。标准涉及的专利应为必要专利, 即:实施标准时, 技术上“不可避免被侵犯”的专利 (“侵犯”排除了正常获得许可使用必要专利的情形, 有待商榷。“使用”更为恰当一些) , 包含未获得授权专利申请。
其次, 明确了标准制修订参与者的范围和义务。1.标准制修订参与者包括项目提案方、工作组成员、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委员、提供技术建议的单位或个人等。2.参与者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应”披露自身及关联者所拥有的必要专利, 同时“宜”尽早披露所知悉的他人 (方) 拥有的必要专利。
第三, 规定了必要专利披露的要求。1.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可以向相关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披露必要专利, 对于未参加标准制修订的组织和个人, “鼓励”他们向标准化组织披露必要专利;2.披露的时点为尽早披露。标准制修订的参与者可以随时披露;未参加标准制修订的组织和个人可以在立项、征求意见和报批的公示期间披露。3.披露时宜填写《配套标准》推荐的《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4.应附相关证明材料。已授权专利的证明材料为专利证书复印件或扉页, 已公开但尚未授权的专利申请的证明材料为专利公开通知书复印件或扉页, 未公开的专利申请的证明材料为专利申请号和申请日期。5.标准制修订和实施过程中, 必要专利发生的任何信息变动均应及时通知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 这些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或者专利申请权转移, 专利申请被驳回、撤回、视为撤回、视为放弃或恢复, 专利权无效、终止或恢复等。
第四, 关于必要专利的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 (“必要专利持有人”) 做出实施许可声明的规定。1.必要专利持有人若对其持有的关于某一 (制修订中的) 标准 (草案) 的全部必要专利的许可条件是一致的, 可填写《配套标准》推荐的《通用必要专利许可实施声明表》, 否则填写《配套标准》推荐的《必要专利许可实施声明表》, 针对不同专利分别选择具体的许可选项。2.必要专利持有人声明的必要专利实施许可选项包括:a) 基于公平合理无歧视的 (FRAND) 免费许可;b) FRAND许可;c) 不同意按a、b方式许可。3.必要专利为共有的, 持有人的许可选项应保持一致。4.必要专利持有人的许可声明一经做出, 除非:由于标准修订导致必要专利要求对标准实施不再必要, 或后提交的实施许可选项对标准实施者更宽松、更优惠, 否则不可撤销。
第五, 关于行使必要专利权的限制。1.必要专利持有人应承诺不以规避实施许可声明的义务为目的进行转让, 若发生转让, 应向接受转让一方告知本许可声明的存在, 并保证接受转让一方对本标准实施的许可得以继续。2.在参与标准制定的过程中, 故意不向标准制定组织披露其权利信息, 或者明确放弃其权利, 但是在某项标准涉及该专利后却对该标准的实施者主张其专利权, 将被视为实施了排除、限制竞争行为。3.在其专利成为标准必要专利后, 违背公平、合理和无歧视原则, 实施拒绝许可、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的不合理交易条件, 将被视为实施了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第六, 关于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的规定。1.预研阶段。接收项目提案方提交的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和证明材料, 填写已披露的专利清单 (可不含许可信息) , 将项目建议书连同上述材料提交全体委员表决, 上报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2.起草阶段。联系必要专利的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 获取书面实施许可声明。将收到的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和新增的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证明材料及时通知工作组。根据收到的专利信息披露表和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等填写已披露的专利清单。3.征求意见阶段。已披露的专利清单如有更新, 应至少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起草阶段和审查阶段结束时, 将更新后的己披露的专利清单报送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4.审查阶段。审查标准是否满足制修订过程中的“会议要求”和“文件要求”, 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证明材料、己披露的专利清单和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是否完备, 给出审查意见。5.批准阶段。若在批准之前发现新的必要专利, 应申请中止标准报批稿的批准程序, 在取得符合要求的必要专利许可实施声明表记其他相关材料后再行报批;6.复审阶段。对标准中必要专利的信息进行核实, 并根据核实结果确定标准的复审结论。7.有权自行规定以下时限。1) 预研阶段必要专利披露的截止时限。2) 接收必要专利许可实施声明表的时限。3) 因必要专利信息发生变化提请复审的时限。
第七, 关于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1.立项阶段。对拟立项的国家标准项目进行公示。2.审查阶段。接收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提交的标准草案报批材料。3.批准阶段。对报批材料的完备性以及处置程序的符合性进行审核。符合报批要求的进行报批公示, 否则退回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 可要求其限时解决问题后再行报批。将新收到的必要专利信息及时通知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4.实施阶段。发现遗漏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的, 应责成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者归口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获取并向其提交。对于未获得专利实施许可声明, 或者取得c) 选项的许可, 可以视情况暂停实施该国家标准, 并责成相应的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者归口单位修订该标准。
第八, 关于标准制修订流程的相应规定。1.会议要求。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每次会议期间, 会议主持人都应提醒参会者慎重考虑标准草案是否涉及专利, 通告标准草案涉及专利的情况和询问参会者是否知悉标准草案涉及的尚未披露的必要专利, 并将结果记录在会议纪要中。2.文件要求。参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范性附录C专利的规定。1) 工作组讨论稿、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的封面须提示披露专利。2) 如果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识别出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 在标准文件的引言进行说明。3) 如果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尚未识别出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 在标准报批稿和正式出版标准的前言中进行免责声明。3.采标要求。1) 等同采用ISO/IEC的标准化文件制修订国家标准时, 所涉及专利的实施许可声明依然适用于国家标准。2) 修改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时, 以及以其他国际标准组织或国家的标准化文件为基础制定国家标准时, 应重新取得必要专利持有人的许可声明。4.引用要求。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规范性引用了涉及专利的标准条款时, 应重新取得必要专利持有人的许可声明。5.公示要求。1) 公示的渠道包括: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网站、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网站、国家级期刊等;2) 公示的时点和内容包括: (1) 立项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标准项目、涉及专利的标准建议稿、已披露的专利清单和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的联系方式。 (2) 征求意见公示。公示内容至少包括:涉及了专利的标准草案、己披露的专利清单以及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的联系方式。 (3) 报批公示。公示内容同上。同时规定了公示期为30天。对于涉及或可能涉及专利的强制性标准, 可依申请将其公示期延长至60天。6.复审要求。标准中涉及的专利信息发生变化时, 应及时对标准进行复审。
2 需要强调和探讨的几个问题
第一, 关于必要专利。1.必要专利排除了商业上的不可避免, 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必要专利的范畴, 减弱了必要专利的不确定性。2.必要专利的认定和评估仍有待解决。目前, 必要专利持有人、标准化组织、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均不承担必要专利的评估和认定工作, 对于必要专利的认定仍然以主张必要专利的持有人披露为主。这可能引发必要专利的声明数量远远大于实际数量, 给标准实施者带来更大的负担。
第二, 关于专利披露。1.新规没有规定参加标准化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专利检索义务。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 参加标准修订工作多为组织的授权代表, 事实上他们往往很难弄清楚对正在制修订的标准, 所在组织是否拥有必要专利, 尤其是拥有成千上万件专利的大型企业, 至于关联者是否拥有必要专利则更加难以知晓。如何判断组织的主观意图是否“故意隐瞒”在实践中难度较大。2.要想实现充分的披露, 一方面标准起草组要保证参加标准制修订工作的人员层次要高, 能够知晓本单位的专利情况;另一方面要按照新规规定的“会议要求”留下每次会议的书面记录和参会代表签到表。
第三, 关于必要专利许可和专利池。1.新规借鉴了ISO/IEC/ITU通行的FRAND许可。需要注意的是, FRAND许可仅是一种原则性的框架规定, FRAND因其模糊性而缺乏指导具体问题解决的能力, 往往会引发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纠纷的发生。实际上, 由于交易信息的不对称, 几乎不存在对于许可双方绝对FRAND的许可价格。最终FRAND的许可价格是双方基于技术实力和市场地位达成妥协的均衡价格。2.对于除等同采用ISO/IEC发布的国际标准化文件之外, 非等效修改采用或规范性引用其他国际标准化文件、或以之为基础制定标准, 需要重新获得专利许可, 包括ITU发布的标准化文件。3.新规没有对标准必要专利的联营 (专利池) 做出规定。理论和实际上, 会存在多件必要专利许可在同一被许可人那里发生专利许可费用的累积, 影响标准的实施, 这需要建立专利池来协同解决。但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反垄断机构对于专利池的设立和监管尚无明文规定。
第四, 关于标准化组织的责任边界问题, 可以明确的是:1.标准化组织不介入必要专利的许可谈判。2.标准化组织不介入必要专利纠纷的解决。3.标准化组织仅对标准涉及专利的材料完备性和程序符合性进行审查, 不承担必要专利的识别检索和审查义务。4.新规没有对标准化组织是否应建立对外公开查询的必要专利数据库进行明确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经过了14年的漫长酝酿, 《管理规定》仍以“暂行”命名, 足以能够说明标准与专利融合的问题复杂性。一方面体现了《管理规定》出台的艰难、谨慎和重要,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当前我们的配套环境还不成熟, 还要与其他相关的法律规定配合使用, 如将于8月1日实施的新规定。
3 专利纳入标准对标准化及数字广播电视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影响
从数字广播电视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标准化发展趋势来看, 专利纳入标准是大势所趋。专利与标准融合作为世界各国及大型企业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提升核心竞争能力的战略手段已得到公认。
首先, 技术创新正在驱动传统广播电视由模拟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方向持续演进, 以满足不同地域和城乡用户对广播电视服务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为了保证产业链上下游不同厂商提供的技术部件和集成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性和安全性等, 数字广播电视产品在设计、研发、生产、使用、评测等环节对标准化的需求日益强烈。
其次, 互联网可能成为数字广播电视行业的基础网络、数据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个性化生产 (定制) 将成为未来行业的演进方向之一。当新兴的数字广播电视业务实现方式尚未完全确定时, 市场上参与者恰好势均力敌之时, 此时标准竞争的局面将会出现。
第三, 数字广播电视技术将更加复杂。受自身技术演进和互联网技术的影响, 数字广播电视企业在技术研发和标准化领域的合作将日益密切。目前, 数字广播电视技术的标准化正在从通用技术标准的单纯合作向复杂技术平台的联合开发演进, 标准制定者将不再追求对某一环节的技术标准宣布必要专利, 而将追求对一个或多个领域技术标准的兼容性、互操作性进行控制, 并围绕关键技术布局必要专利。
第四, 数字广播电视功能的技术实现将日趋复杂, 行业的网络效应特征将越来越明显。受用户需求和功能扩展的驱动, 系统集成和模块化嵌入将日益成为数字广播电视行业的典型特征。而且, 由于标准化和互操作性在相关服务 (产品) 或虚拟物理层之间创造了一种网络结构, 产生了强大的功能特性和经济价值, 这使得数字广播电视行业的网络效应特征越来越明显。
第五, 数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伴随技术融合将出现市场融合。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跨界企业逐渐增多的背景下, 供给侧的数字广播电视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将趋于相似甚至相同。需求侧的用户将越来越多地购买或使用那些似乎相同或一样的不同服务或设备。合作共谋将成为必要, “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当新竞争者掌握了消费者更加乐于接受的新产品或新技术时, 市场会毫不迟疑地接受, 而原本在市场上长期占据优势的企业则可能一举被击败。) 在将来出现的可能性大增。
第六, 数字广播电视行业将出现大量的产业团体组织。出于制定标准以维持竞争优势或谋求专利许可的目的, 市场上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协会、学会、产业联盟、专利池等团体。出于私人利益的动机, 与专利融合的团体标准、联盟标准或企业标准的供给水平将得到提升, 标准将进一步成为企业维持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的工具。展望未来的标准化体制改革, 开放、自主和一致的标准是最能促进产业发展的, 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力驱动下, 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和联盟标准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 标准与专利的融合并非简单的捆绑, 在数字广播电视利用互联网技术融合发展的过程中, 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 要注重保护数字广播电视用户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福利的整体增进。标准与专利融合, 不能忘记现代标准化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利益以及增进社会整体公众利益、消除技术壁垒。数字广播电视具有显著的公益特性, 国家财政投入巨大, 私人利益可对社会公益的实现进行适当的让渡。
其次, 技术创新是数字广播电视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驱动和支撑, 标准与专利融合的关键在于企业要掌握必要专利。对于国内的数字广播电视行业, 绝大多数企业基本属于“无米之炊”, 还谈不上利用标准开展专利运营。这融合发展的过程中, 专利布局和运营同样不可或缺。这意味着国内企业需要持续加大技术研发、专利保护和标准化的投入强度。
第三, 要警惕标准与专利的过度融合对数字广播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造成障碍。目前, 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网络尚未完全实现互联互通, 应警惕受专利利益驱动的过早标准化对技术路径的锁定, 防止利用标准和专利的融合造成市场分割、行业垄断和地方封锁。需要注意的是, 部分新兴的数字广播电视业务的技术实现方式多样, 标准可能面临竞争。欧洲的经验表明, 融合初期, 数字广播电视领域的标准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同质化, 开放的技术平台和用户的需求偏好能够使竞争性的标准在一定时期内共存, 应公平对待地竞争性的标准。
4 建议与结束语
目前, 数字广播电视已成为ICT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技术正在与数字广播电视深度融合, 并产生出许多新兴形态, 如互联网电视、IPTV、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手机电视等。传统的视听产业链与互联网的融合, 引发了数字广播电视领域科技创新的日益活跃、标准化活动的日益增多、市场秩序被高度扰动, 这些因素与专利保护意识的增强相叠加, 正在对数字广播电视的技术标准体系和产业竞争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首先, 数字广播电视企业应树立融合发展的高度自觉, 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再次创新和集成创新, 通过参加标准化工作进行专利布局, 抢占产业制高点。数字广播电视的升级发展是实现“宽带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 应从国家信息化建设和核心竞争力角度理解标准与专利的融合。
需要强调的是, 与欧洲的DVB不同, 在我国, 数字广播电视标准对专利的吸纳是自上而下、受外因发起并驱动的, 与实体经济结合不够紧密, 标准必要专利的运营尚未实现规模效应。DVB早在20年前就走出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标准专利道路, 确立了以标准化领导技术秩序、谋求全球领先竞争地位的目标。伴随DVB系列标准的发布, SISVEL陆续组建了相关专利池并对外许可, 成为DVB在全球数字广播电视领域建立技术标准新秩序的有力武器。
其次, 在肯定和保护企业创新热情和知识产权利益的同时, 政府部门的必要监管也要到位, 以防止过度追求私有利益、破坏技术秩序。相关企业在专利许可谈判过程中, 应注意防范必要专利与非必要专利、甚至是无关专利或无效专利的捆绑许可。拥有相关专利的企业可以通过交叉许可的方式, 来最大限度地降低获取专利许可的成本。此外, 在数字广播电视的集成性特点将反映在商业活动中, 标准的实施往往需要专利的打包许可。要培育标准专利池以最大限度地节省交易费用、解决专利许可费用的堆积问题。
第三, 展望未来的标准化体制改革前景, 数字广播电视企业应紧抓战略机遇, 以技术研发、标准化、专利联营、许可谈判等为目的积极合作, 组建各种形式的企业团体。当前, 数字广播电视领域的标准化活动日益活跃, 但并未出现产业价值链每个环节的同质化, 在数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初期, 标准与专利的融合并没有限制技术、设备和产品的多样性。数字广播电视企业需要在专利密布的标准化环境下开展协作, 积极参与标准化活动并作出贡献、开展专利运营以获取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Shiu, Jing-Ming.Yasumoto, Masanori.Investigating Firms’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Standardization:The Analysis ofTechnology Specification-Declared Essential Patent Networks on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DB/OL].MMRC DISCUSSION PAPERSERIES.http://merc.e.u-tokyo.ac.jp/mmrc/dp/pdf/MMRC465_2015.pdf.2015-1/2015-5-6.
[2]Knut Blind and Tim Pohlmann.Trends In The Interplay Of IPRAnd Standards, FRAND Commitments And SEP Litigation[J], LesNouvelles, 2013 (9) :177-181.
[3]Nicola Matteucci.Standards, IPR and digital TV convergence:theor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OL].Munich Personal Re PEcArchive.http://mpra.ub.uni-muenchen.de/59359/1/MPRA_paper_59359.pdf, 2014-10/2015-5-6.
[3].GB/T 20003.1-2014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第1部分:涉及专利的标准[S].
[4]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S].
标准与专利的协同发展 篇2
专利生产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表现, 专利数量能够比较客观地衡量大学研究水平与创新产出, 而联合申请专利数 (或专利获准数) 能够真正衡量大学产生可转化技术或产品的能力, 因而是创业与科学能力集成的重要表征。事实表明, 以大学为单一主体的申请专利往往流于评奖而被束之高阁, 甚至成为不具备市场前景的所谓“垃圾专利”, 对技术转移而言意义不大, 并不能很好地体现能力集成的效果。而合作专利, 特别是校企合作专利是高校“试验、技术”型成果与企业“生产、市场”型需求对接的桥梁[1], 校企联合申请专利能够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合作网络, 较好地促进高校向企业的知识溢出[2]。
从高校本身来看, 由于合作专利具有较好的选题依据和相对充分的市场动机, 因而更能体现高校满足社会需要的素质。特别是, 校企合作发明专利能够很大程度上反映产学合作的规模和效果, 同时也代表水平和质量[3]。笔者借助于中国专利数据库 (知网版) 发明专利数据, 针对教育部、工信部和中国科学院直属的70所高校的合作专利产出进行分析, 探悉部属高校在合作专利研发中的主要表现, 从侧面探究高校产学研合作发展状况。
一、数据来源与归类方法
(一) 院校筛选
统计表明, 我国高校产学研有效发明专利的集中度非常高, 传统强势高校往往占所有高校发明专利总数的极大比例。如, 仅仅校企联合申请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的高校就拥有产学研有效发明专利的52.29%[4]。基于此, 部属高校的合作专利产生情况基本上可以反映我国高校产学研合作专利的整体研发状态。
本文院校筛选范围为教育部所属72所、工信部所属7所和中国科学院所属1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加上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苏州大学, 共81所高校。除去6所财经政法类院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4所艺术类院校 (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传媒大学) 、3所语言类院校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 以及记录数极少的中国人民大学 (如2012年总共才有10条专利记录, 一些文献中也做类似处理) , 列入统计范围的高校共67所。需要说明的是:“华北电力大学”与“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统计在一起;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和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 (徐州) 和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和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分开统计。事实上是70个统计对象。
(二) 统计时间范围与专利归类标准
为保证统计结果真实可信且反映出合作专利数量及其比例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笔者选取数据时间段为2005-2012年, 因为这一时间段, 避开了部属高校合并和更名集中的时间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 西南大学由原西南师范大学与原西南农业大学于2005年7月合并组建而成, 因此在数据搜集中, 2005年“西南大学”的专利数是以原来两个校名下面数据与“西南大学”检索词下面数据的合计。
合作专利包括国外专利与国内专利。一般而言, 高校所申请的国外专利相对国内专利而言较少,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可能与高校从事基础研发活动的旨归有关, 即并不企图占领某一潜在产品市场, 也可能与内部科研评价体制有关, 即对申请海外专利并未有特别的激励制度安排。从常用的国际专利搜索工具汤森路透公司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的德温特数据库检索结果来看, 各高校海外专利数量相对国内专利确实不多。笔者对部属高校的国内专利数量进行搜集和整理。不少研究对合作专利进行了分类统计, 如邓颖翔和朱桂龙将它分为企业和高校 (产学) 、企业和研究所 (产研) 两类[5], 朱凌、常甲辉、徐旋将它分为“校企合作”和“校校 (研) 合作”两类[3]。前者是从企业出发, 而后者是从高校出发。笔者拟从高校出发, 做一个相对细化的分类:校企合作专利、校研合作专利、校校合作专利和其他合作专利。各种专利统计的涵盖范围如下:
1. 校企合作专利。
主要指高校与企业联合申请的专利。一般情况下, 只要高校合作单位中有一家企业机构, 且如果合作单位较多情况下企业在排名中比较靠前, 则都归类为“校企合作专利”。这会相应减少“校研合作专利”、“校校合作专利”的数量, 但考虑到校企合作专利的市场潜力较大, 对其数量进行倾斜, 相对能够更好地反映高校在校企合作中的表现。校企合作也包括与部队企业 (如“国营九六一三厂”) 、株式会社、国有企业、医院的合作。考虑到校属医院与高校间的松散联系, 高校与其所属医院和类似标以“**大学***公司” (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实精密测控有限责任公司) 的校办企业的合作也算作校企合作, 如“申请人”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的条目。
2. 校研合作专利。
主要指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合作。需要注意的是, 部分以“公司”为名称的单位事实上主要承担科技创新或成果转化功能, 其“研究”的色彩较强, 如条目为“清华大学;北京中石油大气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2007) ①的合作专利, 而部分标以“研究院”为名称的机构事实上不单单是研究所性质的机构, 其本身或其名下有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化机构, 如条目为“清华大学;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清华大学, 2007) 的合作专利, 这两种情况不再区分, 都归为校研合作专利。类似“农业科学研究院”这种比较明显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研究机构也归类为研究机构。同时, 校研合作也包括与明显为研究机构性质的海外机构的合作, 如加拿大国家林产工业技术研究院 (东北林业大学, 2006) ;也包括与部队研究所的合作。
3. 校校合作专利。
主要指高校与其他高校间的合作。只有合作单位全为高校的情况下专利条目才记为校校合作专利, 包括军事院校和海外院校。高校所属分校的成果算做校本部的成果, 如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算做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专利成果。
4. 其他合作专利。
这类专利比较复杂, 主要包括:①高校与政府部门的合作;②高校与部队 (只标明“**部队”) 的合作, 也包括部队医院 (如军医大、军区医院) ;③高校与非高校事业单位的合作, 包括政府系列事业单位, 如植保植检站、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④高校与非营利社会团体的合作;⑤高校与海外非企业和海外非高校单位的合作, 如法国食品卫生安全署 (吉林大学, 2007) ;⑥高校与个人间的合作, 如东北林业大学。
另外, 如果合作单位过多, 且单位性质复杂, 则综合分析各单位性质、单位排序并考虑专利内容, 再参照以上标准归类。需要说明的是, 专利条目中与电力有关的是三类:供电局系统、电力公司和电力科学研究院, 根据性质, 前两类归为企业性质, 后一类算做研究机构。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专利条目中有两所以上部属高校, 则检索统计中可能被计数两次。因此, 专利数的总和会略大于实际存在的专利总数。
(三) 数据检索方法
笔者通过“中国专利数据库 (知网版) ”搜寻部属高校在2005-2012年8年间的合作发明专利数量。具体搜索方式为———检索项:申请人;检索词:大学名称;匹配:准确;每年数据依据“公开日”中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发明专利数量;专利类别选择“发明专利” (非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本文数据搜集通过手动搜索, 并根据机构性质进行人工分类, 比一般的数据库直接检索结果更为可靠, 因此得出的统计结果和研究结论也更为可信。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 合作专利总体情况分析
注:校企、校校、校研、其他分别指校企合作专利数、校校合作专利数、校研合作专利数和其他合作专利数, “合作总数”指合作专利总数, “校企比例”指校企合作专利数占专利总数的比例, “合作比例”指合作专利总数占专利总数的比例, “校企占合作比”指校企合作专利数占合作专利总数比例;下同。
2005-2012年间, 部属高校专利总数从10583条增加到38626条, 增长了264.98%;校企合作专利从622条增加到2873条, 增长了361.90%;非校企合作专利总数从306条增加到800条, 增长了161.44%;校企合作专利的增长比例在四种合作形式中增长速度最快。从合作专利占专利总数的比例来看, 2005-2012年间, 合作专利从8.77%增长到9.51%, 增长0.74个百分点, 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这与刘凤朝、马荣康和姜楠对“985工程”高校1995-2009年间的合作专利占比统计结果基本吻合[6];而单就校企合作专利占专利总数的比例来看, 从2005年的5.88%增长到2012年的7.44%, 增长1.56个百分点, 增速虽略高于合作专利总数占比, 但增长趋势似乎也并不明显, 且校企合作专利比例相对较高也可能源于专利归类上对校企合作类别的“宽松”标准所致。从表1可以看出, 除了2005年的67.03%外, 从2006年到2012年, 校企合作专利占合作专利总数比始终稳定在80%左右, 平均值为79.00%。以上数据说明, 在专利总量和合作专利数量都急剧增长的同时, 部属高校整体上的合作专利数量占比却并没有太大提高, 换言之, 企业参与专利研发的广泛性没有得到提升。
(二) 各校合作情况比较分析
表2是以校企合作专利占专利总数比例从高到低的部属高校排序, 其中7.81%为部属高校校企比例平均数, 此行上面高校的校企合作专利情况超过平均比例, 此行下面的校企合作专利情况低于平均水平。可以看出, 位于平均数之上的高校仅有23所, 而位于平均数之下的有47所, 且最大比例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的29.40%与平均比例7.81%之间差距以及平均比例与最低比例东北林业大学的0.17% (东北林业大学合作专利申请人多显示为学校与个人的合作, 故全部归为“其他合作”) 之间的差距都十分明显, 这两点说明, 校企合作专利比重较大的少数高校对拉升总体比例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多数高校的校企合作专利比例并不理想。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位列校企合作比例前十名的大学为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东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 比较明显地集中于行业性大学或由行业性大学发展而来的综合性大学,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表现说明其在以专利研发为代表的校企合作上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同时, 理工类高校表现尚可, 较少落入最后梯队。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无论是校企合作专利比例还是合作专利总数比例都相对不高, 分别为1.89%与1.34%, 3.08%与1.45%。地矿石油类6所学校中, 石油类的两所高校表现稍弱, 而其他四所高校都在前十名之列。除华东师范大学外, 其他师范类高校、农林类高校以及文理综合类高校基本上位于平均比例之下。“985工程”高校中,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平均比例以上, 而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都位列于平均比例之下。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科技大学虽然专利总数并不多, 但校企合作专利占专利总数的比例达到9.11%, 而合作专利总数占专利总数的比例达到10.58%, 这倒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现象。
当然, 以上只是从合作专利占专利总数的比例来看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 部分学校虽然比例不高, 但合作专利总数已经比较巨大, 如浙江大学校企合作专利总数 (880) 仅次于清华大学 (2285) 。清华大学在校企合作专利总数上遥遥领先于其他高校, 而第二方阵的浙江大学 (880) 、北京大学 (741) 、上海交通大学 (728) 也远远超过位列第五的华东理工大学 (468) 。少量综合性大学的合作专利研发方面比较乏力, 说明在科技创新的外部合作上还需要加强。合作专利比例表现不佳也仅仅就产学研合作专利的规模而言, 并未考虑到科技创新的质量。西北工业大学比较典型, 事实上, 在近年来的国家重大奖项中, 西北工业大学不断摘得桂冠。
(三) 合作专利位次相关性分析
为了反映不同高校各种合作形式侧重点的差异, 我们把按照校企比例排列位次与合作比例排列位次进行比较, 给出“位序差”:某校位序差为0表示其校企合作与非校企合作重要性一致, 位序差为负表示其在合作专利类型上相对偏向校企合作, 位序差为正表示其在合作专利类型上相对偏向非校企合作, 位序差绝对值越大表示偏度越大。如北京大学的位序差为-2, 表示按照校企比例排序的位次数比按合作比例排序的位次数小2, 说明北京大学在合作专利类型上略微偏向校企合作。按照位序差排列的总体结果, 排在最后6位的高校为武汉理工大学 (-12) 、江南大学 (-12) 、西南交通大学 (-12) 、天津大学 (-11)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11) 、北京交通大学 (-10) , 说明这些高校在合作专利形式上更偏向校企合作;排在前8位高校为东北林业大学 (68) 、兰州大学 (26) 、北京林业大学 (26) 、北京师范大学 (19) 、北京中医药大学 (18) 、复旦大学 (13) 、陕西师范大学 (1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 , 说明这些高校在非校企合作形式上表现更好。除此之外, 其他高校的位序差标准值都在10以内, 其中, 清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的位序差为0, 说明校企合作与非校企合作相对均衡。这都说明多数高校的校企合作规模或深度与其合作专利总数存在着较强的依赖关系。从表3专利合作形式排序位次的相关系数来看, 除“非校企合作排序”与“校企合作排序”间的相关系数为较低的0.599外, 其他相关系数都在0.7以上, 尤其是“合作总数排序”与“校企合作排序”的相关系数达到0.942, 相关关系十分明显。这说明, 校企合作专利严重依赖于合作专利总数, 且专利总数能够较强影响合作专利的数量。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的相关性显著 (双尾检验)
(四) 合作范围与对象分析
合作范围分析主要反映高校在开展合作专利研发中的协作对象的广泛性, 当然合作单位多并不一定意味着协作的广泛性就强。就校企合作专利占所有合作专利的比例来看, 位列前十位的高校分别为: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95.04%)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93.33%) 、武汉理工大学 (93.33%) 、中国矿业大学 (93.33%) 、哈尔滨工程大学 (92.86%) 、北京大学 (91.71%) 、北京邮电大学 (90.94%) 、西南交通大学 (89.13%) 、清华大学 (89.05%) 、江南大学 (88.42%) , 基本上都属于行业性或理工类高校。后十位高校分别为, 东北林业大学 (0.43%) 、北京林业大学 (15.09%) 、中国农业大学 (37.88%) 、陕西师范大学 (37.93%) 、东北师范大学 (40.00%)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40.74%) 、兰州大学 (44.8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5.24%) 、华中师范大学 (46.15%) 、长安大学 (46.43%) , 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农林类高校的校企合作相对较少。事实上, 只有12所部属高校的校企合作专利占合作专利总数比在50%以下, 也就是说校企合作多于非校企合作形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校企合作在合作专利研发中的重要地位, 且校企合作专利研发已成为大部分高校合作专利产生的主要形式。
从合作对象来看, 很多高校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对象, 表现在大量合作专利的申请人相对固定。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合作专利中, 约有1/3 (34/101) 的申请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大科技园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其中“北京师大科技园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全资公司, 而校企合作中又约有48% (27/56) 的申请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宏药物研制中心”, 表现出合作对象极强的稳定性。清华大学2005-2012年间的2285条校企合作专利中, 条目“清华大学;鸿富锦精密工业 (深圳) 有限公司”出现了788次, 占比1/3强。产学研合作理论一般认为, 建立相对稳定持久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 甚至有利于达到协同创新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 合作对象的稳定是积极的。通过原始数据可以发现, 高校与其衍生机构 (主要包括企业和研究院两类性质的机构) 间的合作极为活跃, 或许也可以说明, 创办营利性衍生机构已经成为高校创业行为的重要选择。
从企业角度看,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与高校合作最为频繁的公司之一, 目前华为已与全球30多个国家50多所高校开展了教育合作, 如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当然这与华为公司的所在行业有关。其他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也是部属高校合作专利产生的重要合作对象, 这与各公司在所处行业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其专利研发能力有重要关系。
(五) “985工程”高校合作专利的历年变化
为深入了解高校合作专利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 利用表2中的“985工程”高校数据, 画出其专利总数与校企合作专利随时间变化图。
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 专利总数方面, 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优势比较明显, 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相对较少;校企合作专利方面, 清华大学在绝对数上优势十分明显, 其校企合作专利总数2285条是最低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12条的20倍。从增长比例看, 西安交通大学增长最高, 达7.5倍 (但其绝对数较低) , 而清华大学在8年间的增长比例位居第二, 达327.72%。从校企合作专利占专利总数的比例看,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最高, 分别为22.96%和22.46%, 哈尔滨工业大学最低, 为1.89%。
三、总结与启示
上文分析可知, 从2005年到2012年, 部属高校的专利总数与校企合作专利数都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但校企合作专利数占合作专利总数的比例整体上保持相对稳定。部分行业性高校和理工综合类部属高校的校企合作专利数占专利总数的比例比较高, 说明其在产学合作专利研发中具有天然的优势;而部属高校整体上的校企合作专利数占合作专利总数的比例较高, 说明校企合作已经成为合作专利研发的主要形式。同时也可以发现, 多数“985工程”高校在以上方面并不占据明显优势。同样, 对不少传统上的文理类大学而言, 以上结论也不成立, 即在合作专利中的校企合作专利占有较小比例, 而非校企合作专利的占比相对较大。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吉林大学, 其校企合作比例与合作专利总数比例分别为1.40%和2.48%, 而非校企合作专利比例达43.55%。
从总体上看, 部属高校校企合作专利数量与专利总数、非校企合作数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这说明只有不断拓展合作渠道, 才能更好地实现校企合作。部属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也是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的重要载体, 不断强化部属高校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将对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在“2011计划”的协同创新中心评审中, 部属高校的优势地位极为明显:进入复评答辩的35家协同创新中以部属院校为牵头单位的协同创新中心达到27个, 最终通过答辩的17个协同创新中心中除面向区域的3个之外全部来自部属大学。结合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部属高校应该不断拓展产学研合作空间, 夯实产学研合作基础, 使其在协同创新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
本文只是从专利数量的角度反映了部属高校合作专利产出情况, 对合作专利的质量没有做深入研究, 而专利质量更能反映大学、企业甚至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 所以对后者应该要更加重视。但同时也不能认为, 校企合作专利比例低就是科技创新能力较低的表现, 因为对于学科覆盖面较宽的综合性大学而言, 其校内的跨学科领域已经能够实现大科学发展的趋势。
摘要：产学研合作专利尤其是校企合作专利的转化潜力相对较强, 合作专利数量能够较好地表征一所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转移潜力, 因而是高校创业能力的重要体现。数据分析显示, 部属高校的国内合作专利总数呈快速增长态势, 但合作专利在专利总数中的占比相对稳定, 这表明产学研合作研发的规模在稳步提升的同时, 合作的深度并未有显著提高。行业性院校、理工综合类高校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合作专利研发能力, 校企合作已经成为其合作专利研发的主要形式, 而少数文理类、农林类高校表现不佳。在协同创新视域下, 高校和政府层面应该鼓励产学研合作专利研发活动, 将其纳入相关评价体系, 以不断提升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潜力。
关键词：产学研合作,合作专利,部属高校,协同创新
参考文献
[1]雷滔, 陈向东.区域校企合作申请专利的网络图谱分析[J].科研管理, 2011 (02) .
[2]马艳艳, 刘凤朝, 孙玉涛.中国大学-企业专利申请合作网络研究[J].科学学研究, 2011 (03) .
[3]朱凌, 常甲辉, 徐旋.从构建产学合作平台到实现产学协同创新——基于长三角“985”高校专利数据及典型案例的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2 (04) .
[4]许治, 范洁凭.我国校企联合申请有效专利分布特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2 (01) .
[5]邓颖翔, 朱桂龙.基于专利数据的中国产学研合作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9 (12) .
标准与专利的协同发展 篇3
关键词：技术标准联盟,专利价值,专利筛选,评估
技术标准联盟是以制定和推广应用技术标准为目标而组建的联盟,通常包含产业内大量的创新主体和涉及合作伙伴的众多专利技术,以专利的高度共享与综合集成为重要特征。以技术标准为目标导向的专利价值评估与专利筛选是技术标准联盟的一项常规性工作,需要定期和不定期开展,通过专利价值的科学评估与专利的合理筛选,可以明确联盟伙伴的专利价值,识别出标准的核心专利和外围专利以及必要专利和非必要专利,将必要专利纳入技术标准,为联盟技术标准的专利群布局和专利许可模式选择及收益分配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在专利价值评估环节,评估的对象是联盟各伙伴拥有的专利,既可以对单一专利进行评估,也可以对组合专利进行评估; 评估的范围既包括已有专利,也包括新生专利; 既考虑专利自身的价值,又重点强调专利对于技术标准的重要性。在专利筛选环节,需要根据各专利价值的高低,筛选出必要专利将其纳入技术标准。由于专利价值评估和专利筛选是一项复杂的管理工作,如果评估指标和评估的过程以及专利纳入技术标准的规则不合理,将无法使伙伴达成一致并愿意贡献各自的专利,因此要求技术标准联盟的专利价值评估和专利筛选的方法手段既要科学合理,又要简单、易操作,使该项工作具有有效性和可靠性。
1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关于专利价值的研究,主要包括专利价值的影响因素、评估指标与方法。一般认为,专利价值包括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市场价值、权利价值等[1,2]。
专利价值主要从引用次数、被引次数、同族专利数、专利范围、专利所有者身份、专利请求数、专利异议状况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3],其中引证文献和被引情况两项指标是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基础性指标,然而Harhoff等[4]也发现被异议的专利往往具有较高的价值。专利价值主要取决于专利质量,专利质量受到多因素的影响[5],Ernst[6]将衡量专利质量的指标分为专利授权占专利申请的比重、技术范围、国际范围、专利引用频率等。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专利的技术价值,如胡小君等[7]提出基于结构化数据的专利技术价值多维分析框架,认为基于“专利向心引用网络”的专利结构指标可以对专利技术价值的全面判断提供参考。一些学者的研究涉及专利的商业价值,如李正卫等[8]的研究表明,研发力度大、校企合作、技术激进度低、具有过程创新特征的专利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借助代理机构进行专利研发和推广以及提高技术重要性对专利的商业价值有积极的影响。
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专利价值评估指标和方法进行了研究。从专利文本自身的价值出发,可利用数值类数据( 包括权利要求项数量、专利被引用数量、引用其他专利数量) 和非数值类数据( 分为名称类、编号类、日期类和其它类) 进行专利价值评估[9]。还有很多学者从专利存续期的视角切入,如张古鹏等[10]基于专利收益指数分布特征重新构建了专利价值模型,考虑了存续期未终止专利数据,以及专利及申请人特征对专利价值的影响[10]。
部分学者对特定情境下的专利价值影响因素和评估指标进行了研究,以处于专利质押状态下的专利价值为例,薛明皋等[11]以我国2004—2010年176份专利质押贷款数据为样本的研究表明,质押状态下的专利属性仍是决定专利价值的关键因素; 唐恒等[12]以专利质押贷款中的专利价值为对象,构建了包含法律价值、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3个一级指标的专利价值分析指标体系。
目前,关于专利价值的传统评估方法包括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也有学者进行拓展性研究,提出的评估方法包括实物期权法、产业标准法、价值增量法、专利组合的算数估价等[13],还有很多学者给出基于专家判断和智能化的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如AHP方法[14]、机器学习方法、神经网络方法[15]。
综上,关于专利价值,国内外众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当前研究侧重于挖掘影响专利价值的因素并设计专利价值的评估指标和方法,多数学者能够在某些专利价值衡量指标方面达成一致,然而,很少有学者对技术标准中的专利价值及其在技术标准中的价值体现开展研究,相关研究只涉及技术标准与专利的关系[16,17],技术标准下的专利许可与定价[18]、技术标准中的专利引用网络[19],此外,对于技术标准中的专利筛选问题研究较少,还难以为技术标准联盟的专利价值认定和专利纳入技术标准的相关活动提供有效的理论方法支持。
2 技术标准联盟的专利价值评估体系
2. 1 专利价值评估指标
已有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专利价值评估问题,但多数是从专利自身的价值出发,未能充分考虑专利在技术标准中的重要性和价值体现形式,因此,结合有关文献和专家意见,根据科学性、简便性、易获取性和标准导向性等原则,设计技术标准联盟专利价值评估指标,如表1所示,表中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是通过专家咨询给出的示意性权重值,具体应用时,可根据技术标准的实际情况及其专利特征进行调整。
指标内涵与说明如下。
( 1) 技术含量。专利所包含技术的水平,一要考虑专利是发明、实用新型还是外观设计,由于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种专利的技术含量和获取的难易程度不同,因此其价值也不同,发明专利最能代表专利的技术水平; 二要考虑专利属于哪类标准,包括: 技术基础标准,设计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工艺标准,检验、试验方法标准,设备、基础设施、工艺装备标准,包装、运输、储存标准等,其中技术基础标准的技术含量最高。
( 2) 技术生命周期。用专利引证的所有专利年龄的中位数来表示,指标值越低,说明专利是基于新技术而进行的创新,技术越先进。
( 3) 专利引证次数。对新生专利进行评估,用引证其它专利数量,即专利引用在先专利的数量,数量越多,说明该专利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主要是对先前技术的改进; 对已有专利进行评估,用专利被引次数,被引次数越多,代表该专利技术属于基础性或领先性技术,技术含量越高。其中,专利被引证是指自专利申请公开日起至今,专利的被引情况。
( 4) 同类专利市场价格。市场上同类或相似专利的价格或价值,由于专利可以以商品的形式出售、或转让或许可,因此可能有市场价格可供参考[20]。
( 5) 专利实施概率。专利在未来能够许可实施的可能性,实施概率越大,说明专利能够纳入标准专利包并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 6) 剩余有效期。已经授权专利的剩余保护年限,剩余有效期越长,专利潜在价值越大,其经济寿命越长。
( 7) 专利家族数。同一项专利获得授权的国家总数,由于一项专利可以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专利保护,而且部分发达国家专利申请和维护的费用远高于国内,因此部分国家的专利比国内获批的专利更能体现专利的价值,它不但直接反映了专利的地域保护范围,同时也间接反映了专利的技术和经济价值; 由于许多有价值的专利只要在几个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受到保护就够了[21],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获得专利的重要性不同计算当量值,欧美日等国的权重应高于其它地区。
( 8) 专利贡献。专利对技术标准的贡献度,一项重要的专利远比几十项一般专利的作用大得多,它决定了联盟的专利战略取向和标准竞争地位。
( 9) 专利后续价值。能否在该专利基础上进行后续深入研究和改进,申请新的专利,完善技术标准。
当评估对象不同时,可对指标进行筛选和处理,以简化评价过程。例如,当评估单项专利价值时,可应用全部指标; 当评估某一伙伴贡献的全部专利对联盟技术标准的价值时,也可只考虑“专利贡献”和“专利后续价值”。
2. 2 专利价值评估方法
在专利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上,根据实用性和易操作性的原则,可采用专家打分法,由专家根据所有定量指标的数值和定性指标( 技术含量、专利贡献和专利后续价值) 的基础信息,给出各三级指标的定性评语和量化分值; 然后通过加权求和得到一级指标专利价值的得分值。为了同时体现联盟标准管理者的权威性、联盟技术委员会的指导性和联盟决策的全员参与性,参与专利价值评估的专家应包括联盟标准管理者、联盟下设的技术委员会和联盟伙伴代表。
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的定性评语和量化分值及其所属等级,如表2所示。
在专家对三级指标进行打分后,可通过加权求和方法得到一级指标“专利价值”的得分值。对于一项专利,设其专利价值总得分为A,其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值和得分分别是ωi和Ai,其中Ai是多位专家打分的平均值,则该项专利价值总得分为
3 技术标准联盟的专利筛选规则
制定专利的筛选规则至关重要,原因是一方面,技术标准联盟的技术标准要纳入大量的专利技术,需要联盟各专利权人贡献各自的专利,然而并非所有专利都能纳入技术标准,只有标准的必要专利才能纳入标准; 另一方面,选择哪些专利作为标准专利将会使联盟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由于联盟各伙伴拥有不同价值的专利,其专利共享意愿也各不相同,一旦专利被纳入标准,需要制定合理的价格,并遵守相应的规则,避免专利权人借助标准的强制力或公信力放大其实际价值。因此,在对联盟伙伴专利价值进行评估之后,需要对专利进行筛选,以科学地选择技术标准所包含的必要专利,实现标准的全面覆盖。专利纳入技术标准的流程,如图1所示。
根据联盟各伙伴的专利价值,选择标准的必要专利,剔除非必要专利,征得专利权人同意后,将其纳入标准专利群,如果标准的必要专利尤其是核心专利的专利权人由于加入标准使其私有利益受损从而降低专利纳入技术标准的意愿,则联盟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偿使其能够加入技术标准; 通过专利的筛选,可以审查标准专利构成是否全面,并根据联盟技术标准的专利群布局,明确有待开发或可从外部获取的专利; 当标准体系较健全的情况下,标志着联盟可以着手于标准的商用,将标准专利广泛地转化运用。在筛选专利的过程中,需要决定专利是否应纳入标准以及纳入标准的条件,专利的筛选规则,如表3所示。
综上所述,技术标准下的联盟专利筛选规则包括先进性、必要性、重复性、意愿性、合理性、可共享性、可集成性和可转化性8个维度,其中必要性需要根据专利价值判断其是否属于标准的必要专利,判断方法是: 在求得专利价值的分值之后,得到其对应的专利价值定性评语和等级,从而判断出专利在技术标准中的地位( 是必要还是非必要专利,是核心专利还是外围专利) ,如表4所示。
表4中,标准核心专利AAA、AA、A和外围专利BBB、BB都是联盟技术标准所必须使用的专利,其中外围专利BBB和BB两类专利也是构成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是标准实施无法绕开的专利,有利于实现标准专利的全面覆盖,它们共同构成了联盟技术标准专利群。只有标准的必要专利,才能纳入标准专利群。
4 结 论
标准与专利的协同发展 篇4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由中国标准化杂志社主办的本次交流会,就是要深入落实国家标准委提出的“标准化+”战略,研究探讨如何更好的发挥标准与专利技术的融合问题,同时也将研究探索如何将专利技术服务引入标准化服务业之中,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全面、快速、健康发展。
马林聪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旧的标准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数量庞大的新专利技术代表了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其产业化速度的加快,使得标准制定组织不得不同专利主管部门进行谈判,将专利技术作为标准使用,以得到更好的推广和应用。搞标准化的目的,就是要助推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完善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制度,更好地承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需求,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步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做好服务。
聂春艳表示,当今经济时代,产品和服务中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很多企业把专利技术纳入了标准,专利和标准的融合成为业界的热点。标准和专利是技术的载体,两者都具有技术创新,推动创新成果的传播和应用的作用。同时,两者也具有保护相关主体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限制竞争的作用。通过技术标准、专利权可以促进它的专利技术的转化和应用,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它的经济利益,甚至主导产业技术的发展方向,获得极大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近年来专利与标准的协调融合问题在我国也一直深受重视:2009年11月,国家标准委公布了《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制修订管理规定(暂行)(征求意见稿)》;2010年1月,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处置规则(征求意见稿)》;2013年12月,国家标准委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部门规范性文件——《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正在修订的《标准化法》与《专利法》也一直很想将两者的新发展、新动态、新规则包含进去。但是,专利与标准的融合运用整体上还处在起步阶段,大部分国内企业对“专利+标准”的认识还不够准确,对两者的运用能力还有待提高。
本次会议之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和中国标准化杂志社开展的“标准、知识产权:双轮驱动科技创新”主题系列活动将继续进行,并推广到全国范围。
标准与专利的协同发展 篇5
专利权人在向标准组织申请将必要专利写入标准时,通常需要披露其专利,并作出 “公平、合理和非歧视( Fair,Reasonable and Non - Discriminatory,以下简称FRAND) ” 许可的承诺。“公平、合理和非歧视”的承诺已经成为解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基本原则,在欧洲被称之为FRAND条款,在美国被称之为RAND原则。技术标准通常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从而使企业生产成本更低,消费者获得更有利的产品[1]。但是,当标准涉及专利时,专利权人可能利用其市场优势进行专利 “敲竹杠”。例如,将竞争对手排除市场,获取超过发明价值之外的不当利益[2]。每一个技术标准通常包含几十甚至上千项标准必要专利,如果产品生产企业获得每一项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那么将产生巨额的许可费,这种现象被称之为 “专利许可费叠加” 效应。例如,欧洲3G电信标准组织就收到了超过6 000 项必要专利申请,这些专利累计叠加的专利许可费率超过了130%[3]。FRAND原则主要服务于两大目标:( 1)确保标准实施者采纳标准,向市场提供产品,促进标准实施; ( 2) 对标准必要专利做出投资的专利权人提供合理的回报[4]。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标准组织准确界定FRAND原则的含义, 这就使得FRAND原则充满了模糊性, 对于什么是FRAND,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甚至没有初步的指导原则[5]。与此同时,必要专利权利人与标准实施者签订的许可协议通常以商业秘密为由进行保密,不予公开,无法判断是否构成 “歧视”,而FRAND原则的模糊性容易鼓励机会主义专利权人进行敲竹杠[6]。在实践中,专利权人有时认为标准实施者没有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谈判而构成专利侵权。
几年前,世界各国法院很少对此类争议提供指南[7]。近年来,关于手机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争议诉讼急剧增加,美国法院不得不对FRAND原则最初解释。2014 年4 月25 日,美国华盛顿西部区法院在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Inc. 案中首次针对标准必要专利FRAND许可费作出判决[8]。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开始关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的反垄断问题[9]。在实践中,法院需要对FRAND承诺的法律效力、专利权人的要约是否符合FRAND原则以及法律责任,进行实质性判断。随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参与国际竞争意识的增强,我国近年来开始出现基于FRAND承诺的诉讼案件。本文将以我国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为例,分析我国如何解释与适用FRAND原则,以明确我国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司法实践和公共政策选择。
2 研究框架
本文首先收集中国关于标准必要专利FRAND案例。由于标准必要专利FRAND案件在世界范围内均属于全新的案例,所以收集我国的相关案件判决是本文分析的基础。近年来,我国法院共审理了4 起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或者侵权的案件。2006 年4 月,邕江药业公司向广西省南宁市中院提起诉讼,认为河南天工公司和南宁神州公司在实施药品质量标准过程中侵犯了其标准必要专利。这是我国首例涉及药品质量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案例。由于2006 年我国尚未制定任何涉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法律制度,所以法院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判决非常简单。季强、刘辉诉朝阳兴诺公司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因2008 年7 月8日我国最高法院复函采用了默示许可理论而备受关注。2011 年12 月6 日,我国华为公司就我国TD -SCDMA ( 中国版3G) 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许可费,向广东省深圳中院提起诉讼,认为美国IDC公司的要约违反了FRAND原则。在此案中,我国法院首次对FRAND原则的含义进行了法律解释,并以判决的方式确定了FRAND专利许可费。该案在我国乃至世界上广受关注。受华为公司诉IDC判决的影响,我国法院开始接受FRAND原则,并遵循深圳中院率先作出的判决。2014 年1 月4 日,我国最高院在提审的 “张晶廷诉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中,重新解释了标准必要专利法律保护所遵循的规则。为了促进国家标准合理采用新技术,保护社会公众、专利权人和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2014 年1 月1 日,我国开始施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的 《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 ( 以下简称 《管理规定》) 。该 《管理规定》是我国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管理的第一个公共政策。上述4 起涉及标准必要专利案件的基本信息,如表1 所示。
其次,从3 个角度对上述4 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案例中,无论是法院采用的理论还是判决的结果,均存在较大差异,梳理我国法院对FRAND原则的理解和适用尤为重要。第一,分析FRAND承诺的法律效力。标准组织要求申请加入的成员对所有标准潜在使用者作出FRAND许可承诺,承诺是否专利权人与标准组织之间签订的第三人受益合同; 潜在的标准使用者是否基于 “第三人受益合同”向专利权人主张违约责任。第二,讨论我国法院在适用FRAND原则时一般会考虑哪些主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习惯于运用 “法定赔偿”的方法来确定专利侵权赔偿数额,而非使用 “假定许可”的方法确定一个合理的专利许可费; 加之,FRAND许可争议案件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案例,所以我国法院如何确定FRAND标准必要专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三,讨论FRAND原则对适应停止侵权责任的影响,即当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之后,法院是否就不再判决停止侵权。
最后,在总结上述3 个问题之后,归纳我国对FRAND原则的理解与适用,明确我国针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政策选择。
3 FRAND许可申明的法律效力
美国理论通常认为FRAND义务是基于专利权人与标准组织自愿达成的合同,属于合同义务。没有合同,就没有FRAND承诺,直到一个专利权人自愿按照FRAND原则书面许可特定专利。在Motorala与Microsoft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法院采纳了第三人受益合同理论。Motorala向标准组织作出FRAND承诺,表明Motorala与标准组织之间建立一个可执行的合同。标准组织成员与标准的潜在使用者之间存在一种合同关系,即Microsoft是合同的第三方受益人。虽然我国合同制度中也存在第三人受益合同,但是专利权作出的FRAND承诺是否构成合同,或者标准实施者是否属于合同的第三方受益人,在我国理论与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争议。
第三人受益合同( The Third - party Beneficiary Contract) 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债务人直接向第三人给付债权,第三人直接取得债权的合同。承担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通常被称为 “债务人”; 与之约定的相对人称之为 “要约人”; 而享有权利的第三人被称之为 “受益人”。判断一个合同是否属于第三人受益合同,其核心要件是第三人是否能够直接取得债权。如果第三人作出享受利益的意思表示,那么第三人就享有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除法律特殊规定之外,我国 《合同法》通常并不承认第三人受益合同。虽然我国 《合同法》第64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 “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但是违约责任仍由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立法者是将向第三人给付,作为债务履行的一种方式加以规定”,我国 《合同法》第64 条属于 “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的合同[10],因此专利权人向标准组织作出的FRAND承诺,根据我国《合同法》 不能被认定为以潜在专利实施者为受益人的第三人受益合同。
一些学者试图运用默示许可理论来解释专利权人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专利默示许可( Implied License) 是指在一定情形之下,专利权人以其非明确许可的默示行为,让专利使用人产生了允许其使用专利的合理信赖,从而成立的一种专利许可形态[11]。一般而言,默示许可规则来源于衡平法上的 “禁止反言”原则,并经判例确立为一般的法律原则。 “默示许可”、 “禁止反言”与 “诚实信用”原则非常接近,都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1927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De Forest Radio Tel.Co.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对专利默示许可进行了解释: “并非只有正式的授权才能达到许可的效果。对于专利权人的任何语言或任何行为,只要其能够使人正当地推定为专利权人已经同意其从事制造、使用或销售等实施专利的行为,则可以构成一种许可,并可以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以此作为抗辩。”从法律性质的角度上看,专利默示许可是一种默示合同。“此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任何诉讼,都必须仍定为合同关系,而非侵权关系。”专利默示许可理论的目的在于保护专利使用人的信赖利益。如果一个善意的专利使用者在尽到勤勉、谨慎和注意义务之后,基于专利人的行为合理推定专利权人已经同意其实施专利,那么专利使用人就具有获得专利许可的信赖,这种合理的信赖利益,应当获得默示合同的保护。根据 “默示许可”理论,专利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 可以构成默示许可合同中的 “要约”,而专利实施者的使用行为构成 “承诺”。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与实施者之间存在一种合同关系。
“默示许可” 理论在季强、刘辉诉朝阳兴诺公司案中得到运用。2006 年5 月19 日,原告季强、刘辉在支付8 万元许可费之后,获得 “混凝土桩的施工方法”发明专利( 专利号ZL98101041. 5) 的独占实施许可,该专利已经纳入我国建设部的行业标准 《复合载体夯扩桩设计规程》,并向全国建筑行业推广。原告发现被告在某项目的施工中使用的施工方法落入了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遂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构成侵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共计135 000 元。被告认为自己按照建设部的行业标准设计、施工并无不当,遂上诉至辽宁省高院。在审理过程中,辽宁省高院就被告是否构成专利侵权向我国最高法院请示。2008 年7 月8 日,我国最高法院复函称:“鉴于目前我国标准制定机关尚未建立有关标准中专利信息的公开披露及使用制度的实际情况,专利权人参与了标准的制定或者经其同意,将专利纳入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的,视为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在实施标准的同时实施该专利,他人的有关实施行为不属于专利法第11 条所规定的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专利权人可以要求实施人支付一定的使用费,但支付的数额应明显低于正常的许可使用费; 专利权人承诺放弃专利使用费的,依其承诺处理。”据此,辽宁高院判决被告对技术标准中的必要专利不构成侵权,但应向原告季强、刘辉支付专利使用费4 万元。该案运用了默示许可理论,将专利权人参与制定推荐性国家标准的行为,推定为专利默示许可。
但是,将专利权人的FRAND承诺解释为默示许可合同仍存在着许多争议。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我国在认定一个法律行为是否构成 “默示许可”,通常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而非当事人根据具体案件进行 “推定”。无论是我国的合同法还是专利法,均没有关于 “默示许可” 的规定。我国 《专利法》第12 条却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合同”。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很难通过行为 “推定”形成一种专利许可合同。此外, “默示许可” 理论的前提是 “存在信赖利益”,目的在于保护 “信赖利益”。由于FRAND原则非常模糊,所以潜在标准实施者所期待的未来利益并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标准实施者是否存在值得保护的 “信赖利益”受到质疑。在华为诉IDC专利许可费案件中,原告试图引用最高院在季强、刘辉诉朝阳兴诺公司案中的回复,主张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关系,但是深圳中院没有采纳 “专利默示许可”理论,而是认为: 只有双方进入谈判阶段,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针对特定对象提出具体专利许可费率及条件,才可以称之为要约; 也只有针对标准必要专利人要约,标准实施者予以承诺,方能构成合同成立。根据我国法律,专利权人作出的专利许可声明,既不属于第三人受益合同,又不构成默示许可。2014 年1 月2 日,我国最高院在张晶廷诉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公司发明专利侵权提审案中进一步否定了 “默示许可”理论,认为 “( 2008) 民三他字第4 号”是对个案的答复,不应作为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据予以援引。
从法律性质上讲,专利权人的许可声明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是基于专利权人一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标准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一旦作出FRAND承诺,公开专利许可声明,专利权人就应当承担FRAND专利许可的义务。FRAND义务应当贯穿于标准必要专利授权许可谈判、签订、履行的整个过程。这种承诺和义务不能撤销,对所有的潜在使用者均具有约束力。2014 年1 月1 日实施的 《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第13 条明确了许可声明的 “永久效力”,即 “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转让或者转移该专利时,应当事先告知受让人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内容,并保证受让人同意受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约束。”
4 适用FRAND原则考量的主要因素
华为公司诉IDC专利许可案是我国目前唯一一起运用FRAND原则确定专利许可费率的案件。华为公司是我国一家电信设备提供商,美国交互数字集团( Inter Digital Group,以下简称IDC) 是美国一家专利许可经营企业,是ETSI、TIA的会员,并承诺按照FRAND、RAND许可其专利。从2008 年11 月开始,华为公司与IDC开始就涉案专利许可使用费进行谈判。2012 年,IDC要求华为公司为包括2G、3G和4G标准必要专利在内的所有专利签订全球性的、非排他性的专利许可协议,2009—2016 年的专利许可费为华为公司销售额的2% ; 同时,还要求华为公司将其所有的专利免费许可给IDC。IDC许可给苹果、三星等公司的最低专利许可费率为0.019% ,华为公司希望IDC能够遵循FRAND原则,确定一个FRAND的专利许可费。在华为公司与IDC谈判的过程中,2011 年7 月,IDC向美国特拉华州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认为华为公司在美国市场销售的3G产品侵犯IDC的3 项美国专利,要求颁发永久禁令并赔偿3 倍损失。2011 年8 月31 日IDC向美国ITC申请 “337 调查”,要求认定华为公司生产的3G产品侵犯了IDC的7 项美国标准必要专利。这些专利不仅在我国申请了同族专利,而且也是我国移动终端和基础设施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为了获得IDC在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的FRAND许可,华为公司于2011 年12 月6 日向我国广东省深圳是中院提起诉讼。华为公司( 以下简称 “原告”) 认为IDC公司( 以下简称 “被告”) 有按照FRAND原则给予华为公司专利许可的义务,但IDC公司在许可谈判中违反FRAND原则,实行歧视性的差别待遇,请求判令 “按照FRAND条件判决确定IDC公司就其基本专利许可华为公司0. 005% 专利许可费率”。深圳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是我国电信领域( 移动终端和基础设施) 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权人,应将其标准必要专利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授权给原告使用。将被告给予苹果、三星等公司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相比,被告在要约中对原告存在过高定价的歧视性差别待遇。根据我国法律,双方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综合考虑IDC公司标准必要专利数量、质量、价值,业内相关许可情况以及被告我国标准必要专利在被告全部标准必要专利中所占份额等因素,原审法院认为,IDC公司我国标准必要专利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许可费率以相关产品实际销售价格计算,以不超过0. 019% 为宜。2013 年10 月28 日,广东高院作出二审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之后,IDC与华为公司履行了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 “FRAND”原则的核心在于 “合理”和 “无歧视”。“合理”原则是指既要保证专利权人能够从技术创新中获得足够的回报,又要避免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借助标准所形成的强势地位索取高额许可费率或附加不合理条件。一项合理的专利许可费,应该是在标准采纳必要专利和为实施标准进行固定投资之前,通过谈判,在考虑各种可能性之后确定的 “事前许可费”[12]。如果在标准采纳和投资之后才确定许可费,那么专利权人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进行专利敲竹杠,主张超出专利原有价值之外的利益。即一项 “公平与合理”的许可费不包含任何敲竹杠的价值。另一方面, “合理” 也强调 “为了激励对下一代创新进行投资”必须确保发明人获得 “足够”的许可费,因为鼓励未来投资不仅是专利制度的核心,而且也是标准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
“非歧视” 原则通常被解释为: 不仅所有的标准实施者应当可以获得专利许可,而且所有 “相似的”企业应当支付相同许可费率。换而言之,对于不同的标准实施者,专利权人可以确定不同的专利许可费率。一审和二审法院采纳了这种解释,认为在交易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应当收取基本相同的许可费或者采用基本相同的许可使用费率。在判断是否符合无歧视的条件时,需要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在基本相同的交易条件下,如果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给予某一被许可人比较低的许可费,而给予另一被许可人较高的许可费,通过对比,后者则有理由认为其受到了歧视待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就违反了无歧视许可的承诺。
原审法院对比了IDC与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达成的许可费率。IDC与苹果公司签订的全球范围内、不可转让的、非独占的、固定许可费用的专利许可协议,约定从2007 年6 月29 日始为期7 年,许可使用费为每季度200 万美元,总额为5 600 万美元。根据销售记录,法院认定IDC给予苹果公司的专利许可费率为0. 0187% 左右,许可三星公司的专利许可费率为0. 19% 左右。
原审法院考察了IDC专利许可的交易条件。苹果、三星和华为公司均生产和销售手机等通讯设备,无论是销售量还是利润率,苹果、三星均高于华为公司; 此外,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获得许可的专利及其范围是全球范围内,而华为主张的许可仅限于我国的标准必要专利。在基本相同的交易条件下,IDC许可给苹果和三星0. 19% 的许可费率,而向华为主张2% 的许可费率。综合上述因素,法院最终认定2% 的许可费率既不公平,又具有歧视,判决IDC应当许可给华为的费率为0. 19% 。
5 FRAND原则对 “停止侵权” 责任的影响
在FRAND承诺之后法院能否判决停止侵权,一直是争议的核心问题。2012 年6 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张只有在标准实施者拒绝接受合理许可费要求之后才能适用排他命令。FRAND承诺提供证据,表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计划将其专利货币化,通过基于合理条款扩大专利许可范围,而非排他性使用。也说明拒绝适用禁令,许可费不是不可修复的损害。基于第三人受益合同,FRAND承诺被认为专利权人放弃了向愿意许可的标准实施者寻求禁令的权利。
虽然我国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案件屈指可数,但是对于能否判决停止侵权却存在较大争议。如前所述,在季强、刘辉诉朝阳兴诺公司案中,辽宁省高院根据最高院的复函,将标准实施者使用标准必要专利解释为 “默示许可”,不属于专利侵权行为,故不能使用停止侵权( 禁令) 的法律责任。基于默示许可合同,专利权人只能主张合理的专利许可费,而不能适用侵权责任。但是,2014 年1 月2 日最高院在提审的张晶廷诉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公司发明专利侵权案判决中,否定了 “默示许可”理论,认为当标准实施者拒绝接受专利许可时,法院可以针对专利侵权行为判决停止侵权。
2006 年1 月17 日,张晶廷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为 “预制复合承重墙结构的节点构造施工方法”的发明专利,2008 年9 月3 日获得授权( 专利号为ZL200610012332. 7) 。2008 年6 月14 日,河北省建设厅批准了河北省工程建设设计标准 《CL结构设计规程》 ( DB13 ( J) 43 - 2006) 和 《CL结构构造图集》 ( J08G208) ,并于2008 年8 月1 日开始实施,该标准的编制说明对张晶廷的专利予以披露和说明。2008 年张晶廷将该专利许可给石家庄晶达建筑体系有限公司使用。2009 年6 月19 日,张晶廷发现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公司在建筑工地使用其发明专利,遂向石家庄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114 万元。2010 年12 月10 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立刻停止侵权,赔偿损失80 万元。2011 年3 月21 日,河北省高院作出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被告酌情赔偿损失10 万元。原告不服,向我国最高院申请再审。我国最高院认为实施标准应当取得专利权人的许可,根据 “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支付许可费。在原告履行专利披露义务之后,被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准中包含涉案专利。该案不存在因专利人隐瞒专利导致标准实施者产生该技术为无需付费的公知技术的信赖。被告一直拒绝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许可费。我国最高院认为,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使用拒绝支付许可费的情况下,原则上,专利侵权救济不应当受到限制。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专利侵权,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6 结论
我国最高院针对标准必要专利是否判决停止侵权,依据不同的理论,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进而导致截然相反的判决。这种变化说明我国最高院进一步理解了FRAND原则的含义。首先,法院以判决的方式,放弃了将FRAND承诺解释为 “默示许可合同”。FRAND承诺是专利权人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单方法律行为,它对专利权人具有不可撤销的约束效力,但是不能成为标准实施者免责的理由,在未经许可情况下使用标准必要专利仍是一个侵权行为,而非违约行为。其次,只有在标准实施者拒绝合理的专利许可,即 “恶意”的情况下,才判决停止侵权。法院开始区分标准实施者究竟是 “善意”还是 “恶意”。如果标准实施者主观上是善意,即希望以合理的许可费获得专利许可,那么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将拒绝判决停止侵权; 如果标准实施者拒绝接受许可,不愿意支付许可费,那么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将判决停止侵权。最后,努力在激励创新与促进标准传播之间寻求平衡,尽量兼顾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的利益。FRAND承诺服务于鼓励创新与促进标准传播两大功能。判决停止侵权将有利于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激励创新; 但是也可能鼓励专利权人敲竹杠,阻碍标准推广。是否判决停止侵权,重点在于考虑标准实施者是否愿意支付合理的许可费,是否属于 “善意”。对于善意的标准实施者而言,合理的专利许可费足以弥补其遭受的损失,既有利于创新,又可以推广标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开始制定和实施的标准必将越来越多,将会采纳更多的标准必要专利;随着创新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参与标准的制定,面临着专利FRAND许可的问题。我国4 起必要专利许可案件,确定了我国对FRAND原则的解释和适用。
摘要：专利权人在向标准组织申请将其专利写入标准时,通常需要披露专利并遵循“公平、合理和非歧视(FRAND)”许可原则,但是FRAND原则充满模糊性。如何理解和适用FRAND原则直接关系到技术标准的推广和创新的激励。以我国近期发生的4起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为例,分析我国如何解释与适用FRAND原则,以明确我国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专利政策。
关键词：标准必要专利,FRAND原则,专利侵权
参考文献
[1]U.S DEPARTMENT OF JUSTICE,FEDERAL TRADE COMMISSION.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A/OL].(2014-09-25)[2014-11-10].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hearing/ip/222655.pdf
[2]U.S DEPARTMENT OF JUSTICE.Six“small”proposals for SSOS before lunch[A/OL].[2014-11-10].http://www.law.berkeley.edu/files/Hesse.pdf
[3]LEMLEY M A,SHAPIRO C.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J].Texas Law Review,2007,85(7):1991-2014
[4]LEMLEY M A,SHAPIRO C.A simple approach to setting reasonable royalty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J].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2013,28:1135-1166
[5]BROOKS R G,GERADIN D.Interpreting and enforcing the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T Standards and Standardization Research,2013,9(1):1-23
[6]QUALCOMM,INC.Comments of qualcomm incorporated submitted to FTC patent standards workshop[A/OL].[2014-11-10].http://www.ftc.gov/os/comments/patentstandardsworkshop/00011-60525.pdf
[7]RYSMAN M,SIMCOE T.A NAASTy alternative to RAND pricing commitments[J],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11,35:1010-1017
[8]张吉豫.标准必要专利“合理无歧视”许可费计算的原则与方法——美国“Microsoft Corp.V.Motorola Inc.”案的启示[J].知识产权,2013(8):25-33
[9]U.S DEPARTMENT OF JUSTICE,PATENT&TRANDMARK OFFICE.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subject to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s[A/OL].(更新日期不详)[2014-11-10].http://www.uspto.gov/obout/offices/ogc/Final_DOJ-PTO_Policy_statement_on_FRAND_SEPs_1-8-13.pdf
[10]尹田.论涉他契约[J].法学研究,2001(1):30-39
[11]袁真富.基于侵权抗辩之专利默示许可探究[J].法学,2010(12):108-119
标准与专利的协同发展 篇6
近年来,技术垄断趋势越来越突出,“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的现象日渐普遍,发达国家通过将核心技术转化为专利技术,又将专利技术融入到标准中,并设法在最大范围内推广其标准,从而垄断国际市场。在这种背景下,抢占标准的制高点对企业来说显得越发重要。对于佛山市的企业而言,若能够将专利技术融入产品标准,就可以开创“产品领先”到“技术领先”再到“标准领先”的新路子,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快速发展,提升整个佛山企业的层次。
为查明佛山市专利及科技成果现状,分析获得科技成果登记及专利授权的企业将成果及专利转化为标准的可行性,佛山市技术标准研究院对近6 0 0家取得市级以上科技成果登记和获得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的企业进行了专利、科技成果标准转化调研工作,以了解行业内企业开展专利技术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企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或先进标准工作的现状和潜力。本次调研采用发放问卷及电话访问、走访企业、召开座谈会、面谈等形式,数据来源真实可靠。
2 调研结果分析
本次调研的企业分类按照《佛山市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佛山14个重点发展制造业作为分类原则,并将14个行业分成了四大类,分别是:
(1)先进制造业——机械装备业、汽车及零配件、精细化;
(2)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光电和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节能环保;
(3)支柱制造业一一家用电器、金属材料加工与制品、陶瓷建材;
(4)传统优势制造业——纺织服装、家具、食品饮料。
根据以上的分类原则,不同类别的企业标准转化情况调研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在四大类别制造业中,其专利转化率从高到低排序为: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传统优势制造业和支柱制造业;而科技成果转化率从高到低排序为: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支柱制造业和传统优势制造业。总体来说,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无论是专利转化率还是科技成果转化率都要远远高于支柱制造业和传统优势制造业,这也充分反映了以技术创新为发展动力的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在专利和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方面存在着天然的优势,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3 调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 标准转化存在隐蔽性
标准转化存在隐蔽性是指在标准转化中的专利或科技成果可以是属于某项生产设备,也可以是生产过程中的某项工艺技术。这些设备或者技术看起来与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直接关联,但这些设备或技术在形成产品的过程中往往决定了产品的主要特性指标,在产品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统计转化数据的时候,必须要作整体的考虑,分析相关设备和生产工艺对产品形成过程产生的作用,以及对产品质量指标的影响。
3.2 标准的公有权与专利的私有权存在相对性
标准的公有权与专利的私有权存在相对性,就是指专利技术或科技成果的私有权与标准化后公共享有权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会影响专利技术或科技成果的标准转化。
标准的公有权与专利的私有权存在相对性在家电行业得到充分的体现。家用电器行业的产品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产品的研发周期及市场周期均很短,以至于各企业都力争以最快的时间推出产品抢占市场。而产品要形成行业标准乃至国家标准,必须要同行三家或以上较强实力的企业参与标准的起草或修订，如果独自把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写入标准中,一旦被发现,该标准就无法获得通过。如要通过,企业就得无偿把专利技术许可给参与标准起草或修订的几家同行企业使用。而同行企业本来就存在竞争,如果无偿把技术许可给竞争对手使用,将会使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很难在产品销售中得到回报,其生产的产品在市场的份额及地位也将无法得到保证。以上的因素大大打击了该行业内企业把专利和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积极性,也是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3.3 标准转化的途径存在多样性
标准转化的途径存在多样性指的是专利、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可以有多种途径,其中包括有:
(1)多项专利技术或科技成果转化为一项标准;
(2)一项专利技术或科技成果应用在多个产品上,从而转化为多个标准;
(3)一个拥有专利技术或科技成果的生产设备生产了一个或多个产品,转化了一个或多个产品标准;
(4)一项拥有专利技术或科技成果的生产工艺技术生产了一个或多个产品,转化了一个或多个产品标准;
(5)一项拥有专利技术或科技成果的零部件用在了一个或多个产品上,转化了一个或多个产品标准。
因此,我们在考虑专利、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时候,不能单方面考虑问题,要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去统计,才能得到准确的统计结果。
3.4 专利持有人的差别
在专利数据库中,专利持有人为自然人的专利超过了专利总数的50%,部分企业的专利没有以企业的名义申请,故在调研过程中企业使用的专利与专利数据库中的数据存在差异。在我国以个人名义申报专利会有费用上的减免,这也是以个人名义申请专利较多的缘故。此外,企业使用的专利除了企业自身申请的之外,使用个人的专利、购买专利等情况也不在少数,这样就很难保证企业实际使用的专利数据与企业作为专利权人拥有的专利数一致,同时也造成统计结果的误差。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快佛山市先进制造业标准化试点的建设
调研结果显示,不同行业的标准转化率差别较大,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标准转化率较低。传统制造业以生产大众化产品为主,绝大多数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低,缺乏自有技术。但转化率较低的传统制造业在佛山市制造业中仍占据主导地位,由于该产业分工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这严重制约了制造业先进标准的发展。
因此,为了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产业发展的作用,我们建议在标准转化率较高的行业中选取标准化工作基础较好的企业进行专利和科研成果标准转化工作试点,如:光电及高端电子信息、机械装备、汽车及零配件、精细化工、建筑陶瓷和金属材料加工行业,并以点带面,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领头羊作用。按照创建“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的要求,在试点单位建立和完善包括产品标准、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在内的企业标准体系,突出重点,制定严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提高标准化创新能力和专利、科技成果的标准转化率。
4.2 加强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标准化领域的产学研合作
对于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产学研合作是一种提高行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模式。光电及高端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代表了当今科学发展的最新方向,新的技术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往往很多专利技术和科技成果都掌握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手中。通过产学研的合作,利用企业的资源优势把掌握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手中的专利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和标准化,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与整合,达到共赢的目的。因此,大力提倡标准化领域的产学研合作,提高标准化创新能力和专利、科技成果的标准转化率,及时将关键技术特别是专利技术、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从而全方位占领市场。
4.3 建立标准转化激励机制
自2008年起,佛山市政府连续三年设立了实施标准战略专项经费,这对调动佛山市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制修订,主动掌握标准的“发言权”、“话语权”,实现由“佛山制造”向“佛山创造”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10年,佛山市专门设置知识产权转化标准的专项资金,形成了具有知识产权标准制定和实施的资金保障体系。目前大部分转化的标准是企业标准,但如果企业的专利和科研成果转化成联盟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是国家标准的话,企业就会面临专利私有权转化成标准公有权的问题,也许会使企业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为了鼓励企业将专利和科研成果转化为更高一级的标准,我们必须对企业进行资金激励,对那些把专利和科技成果转化为联盟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后,使本市产业集群或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有重大提升的,要实行重奖,鼓励更多的企业加入到先进标准的制定中来。
4.4 加快建立企业间的标准联盟
如果说一项专利技术或是科技成果只是影响一个企业的话。那么一个标准影响的则是整个产业。掌握了标准,就掌握了主动权。标准的实质是制定竞争规则,把握对市场的控制权。就产业的发展来说,成立标准联盟,通过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标准与知识产权相结合,提升产业的研发水平和标准化水平,已是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标准联盟在企业之间实现标准化战略、减少标准化风险与成本、协调标准与知识产权的矛盾、影响消费者选择预期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已经开始将标准联盟作为企业战略联盟的一种重要形式进行积极实践。在标准联盟下,成员企业分别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使研发成果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形成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通过标准联盟的作用,成员可以用专利产品占领市场和扩大市场。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间会出现激烈的竞争,无论是在质量、价格上竞争,还是在服务、品牌上竞争,都将直接决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实行标准联盟,避免打价格仗的内耗,将有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
4.5 加快建设专利、科技成果的标准化信息沟通平台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以专利技术为后盾,建立自己的标准,是发达国家越来越看重的战略。专利、科技成果通过标准的形式已经成为贸易技术性壁垒的手段。现阶段,因为政府职能部门分工不同,知识产权局负责专利、科技成果的管理,而国家标准委是标准化主管部门。专利、科技成果和标准数据没有互联互通,相关部门也缺乏信息联动机制,从而造成相关部门制定决策时没有掌握真实可靠的资料。往往只能对专利数量、科技成果数量和标准数量分别统计,对专利、科技成果转化成技术标准的情况没有了解,对企业在专利、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也无法及时提供帮助,从而造成企业专利、科技成果标准转化率偏低。因此,可以通过建设专利、科技成果和标准数据咨询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企业通过平台可以查询企业专利、科技成果涉及的相关标准。对专利、科技成果转化成标准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咨询。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该平台,可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及时掌握企业专利和科研成果标准转化的情况;标准化科技服务单位可为相关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为企业将专利、科技成果转化成标准提供帮助。
4.6 尽快建立专利、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成效评估机制
无论是对专利、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奖励的评定,还是对专利、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整体效益的评估,都需要一套客观、有效的评价机制为其作保证。专利、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涉及的行业众多,转化的形式与途径多种多样,其形成的效益影响不能够只靠一家之言,而必须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估机制对其进行公正的评价。因此,如何制定一套评估机制,也是以后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我们建议组织各行业的专家从行业类型、转化难度、经济指标、社会影响等方面制定标准转化成效的评估机制,并在适当的时机上升为地方标准,为全省标准转化的效益评估提供依据。
4.7 尽快制定专利、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规范
由于企业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其专利、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情形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标准转化数据采集和统计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而由于缺乏相应的标准作为指导,企业在提供本身数据时也会出现认识上的误差,导致不同企业统计方法的差异,从而影响了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只有通过尽快制定关于专利、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数据采集、资料统计及指标计算的标准规范,才能更深入、准确地掌握专利、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标准的情况,为先进标准转化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提供理论与数据的支撑。
4.8 以技术机构为依托,加强标准技术服务
由于不同企业的标准化技术力量参差不齐,在专利和科技成果转化成技术标准的工作中,标准化服务机构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依靠标准化研究机构、标准化协会等的技术支撑,对企业进行产品标准化咨询,加快企业标准转化的步伐。此外,鼓励标准化技术机构参与到企业产品研发、产学研合作的队伍中,在产品形成的过程中,通过标准化工作的介入,加快标准转化的步伐。
4.9 加强标准化人员的培训
电信标准与专利法律研究 篇7
一、电信标准和专利的概念、关系
( 一) 电信技术标准及专利的概念解读
1. 电信技术标准
标准的含义是指一种被具体确立的, 为人们普遍接受且公知共遵的套路, 其意味着对某一类社会生活经济事物的最低要求, 以达到同类或不同类事物之间和谐兼容统一为目的, 民间通俗化称之为“门槛”。所谓电信技术标准也是标准中的一种, 其不过是以电信技术为标准所约束之对象, 是对电信行业的专利技术及产品生产或使用销售做出的在科学技术层面的统一化, 也即标准化的结果。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 ( ISO) 与国际电工委员会 ( IEC) 于1991 年联合发布的第2 号指南, 标准是“为了实现在预定结果领域内的最佳秩序和效益, 经过协商一致并且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 规定了活动或者其结果的一个可以共同和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值的文件” (1) 。
2. 电信专利
专利一词来源于拉丁语Litterae patentes, 其原意为公开的信件或公共文献。而现代意义上所指的专利实际上是其在法律名词上的简称, 指受法律规范保护的发明创造, 是一种专有权, 具财产性和独占的排他性 (2) 。
电信专利是专利中的一个分类, 其主要指以电信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为主要对象, 依法取得在某一地域及时间内的独占排他性的权利, 电信专利权人依照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享有一切权利与其他专利权人无异的权利。
( 二) 电信技术标准与专利的冲突与融合
1. 电信技术标准与专利权的冲突
我国在1983 年GB3935《标准化基本术语》中将标准化定义为: “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 对重复性事物或概念, 通过制定, 发布和实施标准, 达到统一, 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标准的特点一方面是对象是一类重复性事物, 另一方面是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
相比之下, 专利权与技术标准就存在着属性上的矛盾。专利权具有财产性权利属性, 权利人寻求法律对其专利的保护, 目的在于保护专利权上的财产权利不被侵犯。由此观之, 专利权的利己性是与标准制定的利公性相左的。因而在早期设置的标准的制定中, 标准制定组织常常有意地绕开专利来制定标准, 对专利进入标准心存芥蒂, 以免被专利所裹挟而背离其公利性的目的。
2. 电信技术标准与专利权的融合
从技术标准制定者的角度来看, 技术标准不愿把个人专利纳入标准中除上述原因之外, 还因为专利的使用权需要有专利权人的许可或授权, 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 专利权人也许会隐瞒部分专利信息, 由此可能存在将来发生侵权诉讼的风险。不仅如此, 标准制定组织与专利权人谈判专利纳入许可的过程冗长, 降低了标准制定推行的效率, 提高了成本。
从专利权人的角度来看, 随着大众对专利申请保护的意识的增强, 更多人倾向于将自己的电信技术发明申请专利以保护个人私权利, 而不去选择将其专利纳入某项以公利为属性的技术标准中。
然而, 要说电信技术标准与专利权之间完全没有交集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则不得不谈到一个概念, 即“必要专利”。由于制定标准并非是标准制定人随心所欲便能达成之事, 有些时候一套标准中涵盖的技术核心已存在于由他人所享有专利权中的情况并不罕见, 将必要专利纳入电信技术标准中乃是专利标准化的开始。我国《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处置规则》中对“必要专利”做了定义: “实施标准时, 无法通过采用另一个商业上可行的不侵权的实施方式来避免该专利的某一权利要求被侵犯的专利”, 《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 ( IEEE) 标准协会章程》第6. 1 条也规定了必要专利的采纳条件。
必要专利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 技术标准的实施需要该专利; 2. 商业上或技术上不存在可行的不侵权实施方式, 即该专利成果在标准推行过程中无法被其他专利成果所取代。
早期的技术标准与专利的融合是因为绕不开“必要专利”问题, 到了后期则是技术标准与专利互相需要, 专利主动寻求标准化。其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 专利权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受地域和时间的约束, 尤其是地域约束使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实现利益转换的最大化。然而, 技术标准通常具有跨地域性, 能够在国际间升值是全球推行, 如若将自身的专利纳入强制性标准, 则是打破了专利权在地域性方面的限制。
第二, 技术标准给专利的交叉许可提供了便利的平台 (3) 。将专利纳入技术标准无疑扩大了专利的许可授权范围, 这个扩大包括对内和对外。在技术标准中, 由于其所纳入的专利众多, 且供标准成员自由使用, 这便形成了所谓的“专利池”, 给专利交叉许可提供了条件, 使得专利权人能够更大限度地开发手中专利权的许可授权价值。
第三, 专利权申请已趋于饱和, 而标准的制定并未停下脚步。早期标准制定缺乏先进的专利, 通常除了必要专利外, 不存在将专利纳入标准中的专利标准化问题。而今专利众多, 且多数申请了专利权, 当再制定技术标准时很难再绕得开专利侵权的问题。因此, 标准制定者在制定标准时也不得不考虑将专利纳入其制定标准的范围内。
二、电信专利标准化实施中的法律问题
( 一) 电信专利侵权
在实践中, 专利权人不知其专利被纳入电信行业标准并被连带标准一并被他人实施的现象十分普遍, 由此带来的法律问题分析如下:
主要问题是作为标准采用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不承担, 那么谁是责任主体。
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 ( ETSI) 第6. 1 条规定: “当与某特定标准或技术规范有关的基本知识产权引起ETSI的注意时, ETSI总干事应当立即要求知识产权所有者在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给予不可撤回的承诺, 该承诺须说明知识产权所有者将准备根据该知识产权中所规定的公平、合理和无歧视条件来授予不可撤销的许可”。当标准的制定者将一项专利纳入标准时, 应当首先获得专利权人的授权许可。专利权人对专利被纳入行业标准不知情的情况是不合常理的。
在专利权人因不知情而未披露其在标准中的权利信息, 而标准使用人在关系中处于下游, 其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闭塞, 标准使用人出于对标准制定者的合理信赖而侵犯专利权的情况情有可原。
修订前的《专利法》第六十二条第2 款规定, 对不知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行为判断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而修订后的《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此规定将侵权责任中的赔偿责任单独剥离出来, 也就是说即使是“不知者”也是有责任的, 其归责原则变为无过错原则, 侵权人只是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而已。
( 二) 专利权滥用
徐国栋教授认为, 故意损害、缺乏正当利益、选择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利、损害大于所取得利益、不顾权利存在的目的、违反侵权法的一般原则, 上述几个标准可以鉴定权利人是否有权利滥用的行为 (4) 。
以华为公司诉IDG ( Inter Digital Group) 公司案为例。
首先, 应就被告是否存在过高定价的权力滥用进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民三字第4 号文件里指出: “专利权人参与了标准的制定或者经其同意, 将专利纳入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的……专利权人可以要求实施人支付一定的使用费, 但支付的数额应明显低于正常的许可使用费”。后此条规定因受到社会广泛讨论, 认为其有损专利开发的积极性及不利于标准化的推行。于是, 2009 年, 最高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征求意见稿) 》第20 条规定: “经专利权人同意, 专利被纳入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制定组织公布的标准中……专利权人要求标准实施人支付使用费的,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专利的创新程度及其在标准中的作用、标准所属的技术领域、标准的性质、标准实施的范围等因素合理确定使用费的数额”。后续在2012 年的《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 暂行) 》中将“合理无歧视”许可费标准的界定留给了市场及司法。
“合理无歧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谓“合理”的含义要单独拿来与“不合理”进行对比, 也就是说与市场、行业或司法判决结果相比, 通常会有一个普遍接受的费率范围, 在这样的一个费率范围内浮动的专利许可费用即为合理费用。而“无歧视”则应与“歧视”进行对比来明确, “歧视”的意思是指在相同的个体条件下, 所受待遇是否存在不同, 如不同则有歧视的情况发生。
很显然, 原告中华为公司要进行产品的正常生产销售, 则必须采用被告在其中拥有着必要专利的标准。因此, 华为公司为了维持正常的经营, 获得IDG公司的专利许可是不可避免的。而IDG公司提出的专利许可费远远高于其向三星、苹果等同行业公司就同项专利许可所收取的费用, 突破了市场合理定价, 且具有明显针对性。所以就此来看, IDG公司是有违合理无歧视原则的。
其次, 就IDG公司是否存在权力滥用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进行分析。原告认为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 被告在3G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同时, 被告还要求将华为所有专利无偿许可给自己, 实属无理的交易条件, 被告存在权利滥用的行为。
然而根据《反垄断法》, 仅仅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不能就存在市场垄断, 只有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下才能构成垄断违法行为。本案中, 被告依仗自己在强制性标准中拥有必要专利, 且在同行业中明显占据市场支配地位, 向华为公司提出一系列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实属专利权的滥用, 构成垄断行为。
三、小结
电信标准和专利的法律问题通常集中发生在垄断侵权方面, 电信法律所关心的虽然不是具体技术专利有关的问题解决, 但与技术专利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在立法时也应当适当参考专利法相关的规制, 以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披露公示原则、免费许可与合理无歧视结合原则为主, 对电信的标准制定和专利许可进行规定。
电信标准和电信专利的结合是时代的趋势, 专利标准化是专利权寻求利益变现最大化的最后一站。从市场营销的角度上来说, 专利的利益变现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专利许可费, 然而由于法律上的规制, 专利授权存在诸多的限制, 尤其以地域性最为突出。具国际性的专利标准化恰恰就能帮助专利权打破这种地域性限制的瓶颈, 使得专利许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权利人的趋利性, 同时也鼓励了专利权人对专利进行开发及对标准的更新, 到头来还是社会大众获益。然而, 在看到巨大标准化市场前景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法律风险。对专利权人来说主要有二: 一为国家强制许可, 二为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 应当在合法的规制下进行专利研发和标准的推广, 否则便可能与目的南辕北辙。
注释
11李玉剑.标准与专利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以GSM为例[J].科技政策与管理, 2005, 2:1.
22 李秋萍.技术标准选定中专利保护的权益冲突与平衡[D].华南理工大学, 2010.8.
33 周莉惠.我国通信技术标准化中的专利权问题研究——以标准与专利的冲突为视角[D].华中科技大学, 20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