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必要专利（精选8篇）
标准必要专利 篇1
成都武侯祠有一幅著名的对联,是清末民初人赵藩所写: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幅对联深刻总结了诸葛亮的治国和作战思想,即使放在当今知识产权保护的语境下,也同样诠释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精髓。上联可以理解为企业更愿意通过谈判而非诉讼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诉讼往往是最后的救济手段,但必须有效,法律应该给人以稳定的预期,提供合理的保护。下联可以理解为在立法方向和司法政策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鼓励创新和提升法律保护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我们不能审时度势,在其他国家加强保护时弱化,则会给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新动力造成伤害。
标准必要专利禁令的国际形势
由于产业、标准、政策、法律和国际竞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标准必要专利的法律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现实中,因为对标准产业不够全面的理解和受一时一地的案例影响,我们有时会听到不适当限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的主张,而没有正确承认标准必要专利的重要价值。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更宽的时空范围,我们看到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把握一个平衡的原则,为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人和使用人提供平衡的保护,促进双方通过善意谈判达成许可协议。
随着中国手机企业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世界开拓海外市场,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诉讼和通信标准必要专利带来的禁令威胁(如下表所示)。如果中国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提供对等的法律保护,那么在海外面临诉讼威胁的中国企业就无法通过中国的法律程序取得谈判地位的平衡,换句话说,这些中国企业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是没有价值的。这就像足球比赛,中国企业终于有资格走上国际赛场,却发现永远只能远赴重洋去踢客场,因为中国国内竟然没有提供比赛场地。
欧盟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的发展演进
对于标准必要专利的禁令问题,考察主要法域的立场演进无疑对于我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而这其中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法域更具有参考意义,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中国的专利保护制度更多学习自德国;
第二,欧盟在标准及标准必要专利的相关制度更加体系化及完善;
第三,欧盟在标准必要专利禁令问题的理解上经历几个典型的阶段,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更加全面成熟,其所依托的以通信标准为代表的产业环境也与中国相似。
反观美国,虽然法律发达,但其国内的两大专利保护体系——联邦法院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持不同态度,美国通信标准的产业环境也与欧洲、中国差别很大。
因此本文选取欧盟对于标准必要专利的立场演进作为考察对象,梳理其经历了哪几个阶段,以及当前对这个问题的最新理解。
1. 欧盟经历的几个阶段
欧盟在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专利颁发禁令问题的理解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如下表所示),其核心都在于,认为获得禁令救济是专利的法定权利,标准必要专利也不例外,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专利寻求禁令救济,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因为反垄断法上的抗辩而影响禁令颁发。
欧盟经历的三个阶段的理解过程也就是寻找限定专利法定权利的边界的过程。比如欧盟法院就标准必要专利禁令问题的C-170/13案所作裁决(以下简称ECJ裁决),第57-59段的翻译如下:
第57段:因此,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受欧盟2004/48指令的保护,有权行使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17 (2)条也规定了一系列法律补救措施,旨在高度保护国内市场上的知识产权。此外,宪章第47条也赋予了权利人寻求有效司法保护的权利,该权利由多个要素组成,包括起诉权。在本案中必须要考虑这些法律法规。(见Otis and Others判决书,C-199/11,EU:C:2012:684,第48段)。
第58段:高度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意味着,原则上,权利人不会被剥夺求助于法律程序以保障其专属权利得到有效行使的权利,而且,必须要求该类产权使用者(若不是权利人)在使用前获得许可。
第59段:因此,尽管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向标准组织作出的不可撤销的按FRAND条件授予许可的承诺,不能否认宪章第17 (2)条和第47条赋予权利人的对权利进行保护的实质,然而,这种承诺为权利人附加了某种义务,即权利人在提起诉讼寻求禁令或寻求召回侵权产品时必须遵守某些特定要求。
2. 关于欧盟法院ECJ裁决的理解
该裁决是欧盟法院对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咨询问题的答复。德国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在审理标准必要专利侵权诉讼过程中,对标准必要专利颁发禁令的条件存在疑问,于是向欧盟法院提出问题咨询。
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认为颁发禁令需要考虑权利人寻求禁令的行为是否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即是否可能违反欧盟运作条约102条(TEEU102条)。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人寻求禁令,从而根据TFU102条可能导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有不同的标准来决定。
一种是德国现行的橙皮书标准(Orange Book Standrd),权利人只有在特定情形下请求禁令才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该种标准下,被告必须提供无条件的、有约束力的并且可以接受的要约,其次被告在权利人接受该要约之前使用该专利,必须履行适当义务,即在未来的许可协议下为过去的使用支付费用。
另一种标准是根据2012年12年12月21日欧盟委员会作出的针对三星公司反垄断调查的媒体声明,若权利人在标准组织作出FRAND承诺,侵权人仅仅有意愿协商相关许可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认为权利人寻求禁令就是非法的,违反了TFEU102的规定。
根据这两个标准判断可否颁发禁令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为解决法律适用冲突,德国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寻求欧盟法院给予指导。
2015年7月16日,欧盟法院就德国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咨询的标准必要专利禁令问题作出裁决(ECJ裁决),该裁决在欧盟范围内针对此问题提供了统一的司法标准。欧盟法院裁决认为:欧盟运作条约第102条必须做如下解释,如果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人向标准组织作出了不可撤销的按公平,合理和无歧视(FRAND)条件给予第三方许可的承诺,那么按照第102条,只要满足如下条件,权利人提起侵权诉讼寻求禁令禁止专利侵权的行为或寻求召回侵权产品的行为就没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1)在提起诉讼之前,权利人满足如下行为:
第一,权利人对被诉侵权人提出警告,在警告中明确了被侵权的专利以及专利被侵权的方式;
第二,在被诉侵权人已经明确表示愿意签订FRANI)条件的许可协议后,给予被诉侵权人一个具体明确的、书面的FRAND条件的许可要约,尤其在要约中要明确许可费及其计算方式。
(2)被诉侵权人继续使用涉诉专利,却没有根据行业公认的商业惯例和诚信原则,勤勉地对要约作出回应。上述问题的考虑必须建立在客观因素的基础之上,尤其意味着被诉侵权人没有采用拖延战术。
我们看到,ECJ裁决在规定权利人义务的同时也规定了被诉侵权人的义务,具体体现为:
第一,若被诉侵权人不接受权利人提出的要约,要立即向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提出具体的,书面的符合FRAND条件的反要约。
第二,如被诉侵权人在标准必要专利授权许可协议达成之前使用标准必要专利,在反要约被权利人拒绝之时,被诉侵权人应根据行业公认的商业惯例提供适当的担保,如提供银行担保或预存所需金额。在计算保证金时必须考虑过去使用标准必要专利的费用,被诉侵权人必须能就其使用标准必要专利的行为提交相关账目。
3. ECJ裁决之后的发展
ECJ裁决之后,德国法院根据该裁决对标准必要专利颁发了两个禁令判决。2015年11月3日,德国杜赛尔多夫地方法院在Sisvel诉海尔一案中向海尔颁发禁令,理由是海尔没有满足ECJ裁决设定条件。2015年11月27日,德国曼海姆法院在Acacia诉HTC一案中向HTC颁发禁令。笔者注意到欧洲各国法院对于ECJ裁决仍处于理解过程中,比如关于Sisvel诉海尔一案中,上诉法院对于杜赛尔多夫地方法院颁发禁令的理由似乎持有不同意见,ECJ裁决设定的标准仍然需要通过这些具体判决来进一步澄清。
中国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的发展
1.张晶廷诉子牙河案
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再审案件,在此之前经过了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
2014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构成专利侵仅。关于停止侵权(即禁令)部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标准必要专利应该可以判决停止侵权,但具体到该案,因为被诉侵权的工程已完工并交付使用,所以没有判决被告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相关判决内容如下:
“子牙河公司的被诉侵权施工方法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子牙河公司关于现有技术的抗辩不能成立,张品廷关于请求判令子牙河公司停止侵权行为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
关于子牙河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的问题。一审审理期间,被诉侵权的工程尚未完工,子牙河公司的被诉施工行为处于侵权状态,一审判决子牙河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涉案专利权的行为,并无不当。因被诉侵权的工程现已完工并交付使用,本院判决子牙河公司停止侵害涉案专利权的施工行为已无必要,故对张晶廷提出子牙河公司应承担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作出相应调整。”
2.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
2014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禁令的相关内容,在该司法解释送审稿中相关条款规定如下:
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被诉侵权人以实施该标准、无需专利权人许可为山抗辩不侵犯该专利权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被诉侵权人与专利权人协商该专利的实施许可条件时,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其在标准制定中承诺的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导致无法达成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且被诉侵权人在协商中无明显过错的,对于权利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标准必要专利禁令的理解与欧盟法院在理念上相近似,都注意专利权人和被诉侵权人权利义务平衡,强调双方都负有善意许可协商的义务。而在义务规定的详细程度上,欧盟法院规定的更加详细,值得中国法院借鉴。
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必要专利的重要价值决定了其是我国加强专利司法保护的重中之重。我们看到世界各主要法域对于标准必要专利颁发禁令均持肯定的态度,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禁令风险而需要国内保护的平衡,我们也看到欧盟法院通过ECJ裁决修正了欧委会不适当限制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权利的倾向。我们相信坚定不移的加强而不是弱化标准必要专利司法保护,促进专利权人和使用人通过善意谈判达成许可协议,是我国鼓励创新和领先的关键途径,是落实创新国策和提升我国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标准必要专利 篇2
关键词：专利联盟；技术创新；专利布局；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86-02
一、专利联盟概述
（一）专利联盟的含义
专利联盟是指多个专利权人尤指拥有专利权的企业为了降低专利许可的谈判成本、维持或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专利运用能力而成立的，以协议方式对联盟内成员之间使用其他成员专利的费用进行约定，对联盟外成员的专利许可请求进行统一处理的，具备或者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利战略组织。
（二）专利联盟的历史沿革
以美国为例，1856—1912年是默许期，美国政府认为基于专利的排他性原则，专利联盟可以不受反垄断法的详细审查；1912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强烈反对期，美国政府不断发起对专利联盟的反垄断审查，使得美国专利联盟的数量大为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90年代是模糊期，专利联盟虽然仍要受到反垄断法的严格审查，但逐渐松动；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大力支持期，1995年美国的司法部和联邦商业协会发表了《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指南》，指出“一定条件下的专利交叉许可和专利联盟有利于竞争，专利联盟通过互补性技术的一体化，减少交易成本，消除封锁性地位以及避免高成本的侵权等，带来促进竞争的好处。”[1]表现出了对专利联盟建设的支持，美国的专利联盟因此得到大力发展。在我国，专利联盟尚属新鲜事物，虽然前些年我国部分企业已开始在国内组建专利联盟，如数字通讯等高科技领域的TD-SCDMA、EVD、闪联等专利联盟，但广大企业对于专利联盟认识尚不够深刻，本文试图对我国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必要性进行研究以提高企业对专利联盟认识的深度与广度。
二、我国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必要性
（一）专利丛林现象的出现是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的背景
高端技术发展致使多个企业围绕某一产品、技术或服务持有多项专利，例如据统计，在微处理器领域有9万多项有效专利，掌握在1万多个专利权人手中，在半导体器件以及系统方面，有约42万项专利，掌握在4万多个专利权人手中，这被称作专利丛林现象[2]。专利丛林导致“反公共品的悲剧”，集中表现为新技术的商业化进程被专利权人多重阻碍，通过多重加价、敲竹杠，使专利技术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和扩散。为了应对专利丛林，相关企业应组织起来建立对内交叉许可，对外统一许可的专利联盟组织，以清除障碍专利，减少诉讼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二）国外企业的贸易打压是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的客观需求
我国加入WTO之后，国外企业对我国企业的贸易打压逐渐从设置关税壁垒和行政壁垒向设置技术壁垒转变。设计技术壁垒的方式有二：一是通过技术秘密的形式对其他企业进行技术封锁，二是通过专利布局、专利调查、专利诉讼等专利壁垒的形式阻碍其他公司的技术研发和产品进出口。近年来，跨国公司先是利用它们的技术优势频繁阻击我国企业产品出口，而后成立专利联盟在专利许可谈判中漫天要价对我国相关行业进行打压，致使我国企业丧失低成本优势面临生存困难。例如，2002年轰动一时的“DVD专利收费”事件、2007-2008年欧洲CeBIT、IFA展会MP3查抄事件、2009年，MPEGLA权利人指控海尔集团、联想集团数字电视侵权事件、美国针对中国企业“337调查”事件等一系列事件都对我国产业造成了很大危害。与国外企业的强力打压相比较，我国单个企业由于的专利少、技术含量低，难以有效回应，损失惨重。为有效应对国外企业的贸易打压，我国企业应改变竞争策略采取联合作战的方式，各行各业均应成立相应的专利联盟，进行反专利布局、反专利调查和反专利诉讼，发挥集合优势获取竞争优势。
（三）产业联盟的局限性是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的现实需要
2009年科技部主导成立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目标在于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其优点是：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起来，对产业发展需要攻克的公共技术瓶颈进行联合研发，发挥集合优势，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提升企业创新动力与创新能力，有利于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其局限性是：没有认识到现在企业国际竞争方式除了利用技术的先进性外已逐渐越来越依靠利用专利布局进行竞争；在国外企业通过成立专利联盟在专利许可环节向我国企业设置不合理的高价压榨我国企业的利润空间时，无法有效应对；未将专利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没有积极采取适应我国国情的专利布局策略促进企业发展。故我国企业有必要建立专利联盟以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运用和管理能力，为企业积累更多技术，为企业推行知识产权战略做好准备。专利联盟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优缺点进行了扬弃。通过将产业中相关企业进行联合，继续发挥集合优势，并通过建立专利联盟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运用和管理能力，为企业积累更多技术，为企业推行知识产权战略做好准备。总之，为了解决行业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与专利瓶颈以应对国外企业的专利打压，避免国内企业被逐个击破，有必要成立专利联盟予以应对。
（四）专利联盟的有用性是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的有效保障
专利联盟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将离散的专利资源整合为一体进行一站式许可，降低对外专利许可和专利联盟成员交叉许可的交易成本，促进专利资源的流动、转化和应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随着企业国际竞争方式从依赖技术创新转为同时依赖技术创新和专利布局，专利联盟逐渐成为一种国际竞争的有力武器，演化出新的专利布局竞争功能。一个运作良好的专利联盟有助于提高专利利用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关实证结果表明专利联盟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有着正的相关性[3]；有助于提高企业专利运用能力，应对国际竞争；有利于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促进我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完善。有助于将我国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科技政策、贸易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相结合，发挥制度的集合优势等。总之，专利联盟的功能可以保障我国企业在建立专利联盟后可以有效应对现在的局面。
三、对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的几点思考
（一）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的意义
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符合党的十八大有关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符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的大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的要求；符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关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专利联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知识产权战略组织，有利于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组织化程度，在战略层面建立持续稳定、有法律保障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整合产业专利，引导创新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有利于保障科研与生产紧密衔接，有利于促进技术集成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二）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与反垄断规制的关系
由于涉嫌专利权滥用问题，专利联盟成为了各国反垄断机构反垄断审查的重点对象。例如美国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指南》，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等都对专利联盟是否构成了市场垄断及其构成垄断的判断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4]。专利联盟目的在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联盟成立和运作过程是否存在垄断行为应进行审查。我国对于专利联盟反垄断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反垄断法》、《合同法》第3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29条、《专利法》4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可以作为我国新阶段应对知识产权协同体构成市场垄断的法律依据。主要审查内容是：查明协同体在成立和运作过程中是否有协同体内部达成垄断协议，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是否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三）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与美国“337调查”的关系
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337调查”的最大受害国，截至2012年，在已判决的相关案件中，中国企业败诉率高达60%，远高于世界平均的26%[5]。受“337调查”的中国企业一旦被美方认定为侵权，该企业相关产品，甚至该国同行业的同类商品将可能被永久禁止进入美国。通过建立专利联盟，有针对性进行“反专利障碍、反专利陷阱”设计，使企业在实力弱小的情况下可以凝聚集体的力量去对抗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6]。使跨国公司屈服转而选择与我国企业进行谈判或和解，进而化解美国的“337审查”的威胁，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四）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与标准化的关系
现代国际经济发展呈现“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的特征，我国主导的行业产业标准被国际采纳的很少，通过支持我国企业专利联盟的发展，增强企业的拥有的核心专利的数量，提升企业将相关技术发展为产业技术标准以及国际标准的实力，将增强我国在未来国际产业标准中的发言权。
（五）企业间建立专利联盟与政府应推动的关系
企业专利联盟建设中会出现诸多困境，政府可对专利联盟采取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措施，影响专利联盟的行为方式和决策，实现对联盟旗下所有成员企业在研发，专利布局等方面行为的引导[7]。政府通过支持企业间专利联盟，往往就能够达到宏观地扶持整个产业发展的目的。对于涉及国家经济主权的一些支柱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通过政策的引导、资金的投入或者保证联盟产品的市场可以支持其发展。
总之，建立企业间专利联盟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完成专利积累、专利布局，促进产业升级，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赵忆嘉.专利联盟之困及政府支持专利联盟的优势分析——兼以北京智能卡联盟为动态微观实证研究[J].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2010，（8）：31-40.
[2]杜晓君，马大民.有效率的专利联盟：竞争效应和创新效应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
[3]周青，陈畴镛.专利联盟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方式与政策建议[J].科研管理，2012，（1）：41-55.
[4]李玉剑，宣国良.专利联盟反垄断规制的比较研究[J].知识产权，2004，（5）：52-55.
[5]汪秀芬.遭遇美国“337调查”六成中国企业败诉[N].中国贸易报，2012-11-1（005）.
[6]顾保国，缪荣.专利联盟：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战略[J].求实，2007，（11）：27-29.
标准必要专利 篇3
专利权人在向标准组织申请将必要专利写入标准时,通常需要披露其专利,并作出 “公平、合理和非歧视( Fair,Reasonable and Non - Discriminatory,以下简称FRAND) ” 许可的承诺。“公平、合理和非歧视”的承诺已经成为解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基本原则,在欧洲被称之为FRAND条款,在美国被称之为RAND原则。技术标准通常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从而使企业生产成本更低,消费者获得更有利的产品[1]。但是,当标准涉及专利时,专利权人可能利用其市场优势进行专利 “敲竹杠”。例如,将竞争对手排除市场,获取超过发明价值之外的不当利益[2]。每一个技术标准通常包含几十甚至上千项标准必要专利,如果产品生产企业获得每一项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那么将产生巨额的许可费,这种现象被称之为 “专利许可费叠加” 效应。例如,欧洲3G电信标准组织就收到了超过6 000 项必要专利申请,这些专利累计叠加的专利许可费率超过了130%[3]。FRAND原则主要服务于两大目标:( 1)确保标准实施者采纳标准,向市场提供产品,促进标准实施; ( 2) 对标准必要专利做出投资的专利权人提供合理的回报[4]。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标准组织准确界定FRAND原则的含义, 这就使得FRAND原则充满了模糊性, 对于什么是FRAND,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甚至没有初步的指导原则[5]。与此同时,必要专利权利人与标准实施者签订的许可协议通常以商业秘密为由进行保密,不予公开,无法判断是否构成 “歧视”,而FRAND原则的模糊性容易鼓励机会主义专利权人进行敲竹杠[6]。在实践中,专利权人有时认为标准实施者没有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谈判而构成专利侵权。
几年前,世界各国法院很少对此类争议提供指南[7]。近年来,关于手机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争议诉讼急剧增加,美国法院不得不对FRAND原则最初解释。2014 年4 月25 日,美国华盛顿西部区法院在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Inc. 案中首次针对标准必要专利FRAND许可费作出判决[8]。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开始关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中的反垄断问题[9]。在实践中,法院需要对FRAND承诺的法律效力、专利权人的要约是否符合FRAND原则以及法律责任,进行实质性判断。随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参与国际竞争意识的增强,我国近年来开始出现基于FRAND承诺的诉讼案件。本文将以我国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为例,分析我国如何解释与适用FRAND原则,以明确我国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司法实践和公共政策选择。
2 研究框架
本文首先收集中国关于标准必要专利FRAND案例。由于标准必要专利FRAND案件在世界范围内均属于全新的案例,所以收集我国的相关案件判决是本文分析的基础。近年来,我国法院共审理了4 起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或者侵权的案件。2006 年4 月,邕江药业公司向广西省南宁市中院提起诉讼,认为河南天工公司和南宁神州公司在实施药品质量标准过程中侵犯了其标准必要专利。这是我国首例涉及药品质量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案例。由于2006 年我国尚未制定任何涉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法律制度,所以法院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判决非常简单。季强、刘辉诉朝阳兴诺公司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因2008 年7 月8日我国最高法院复函采用了默示许可理论而备受关注。2011 年12 月6 日,我国华为公司就我国TD -SCDMA ( 中国版3G) 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许可费,向广东省深圳中院提起诉讼,认为美国IDC公司的要约违反了FRAND原则。在此案中,我国法院首次对FRAND原则的含义进行了法律解释,并以判决的方式确定了FRAND专利许可费。该案在我国乃至世界上广受关注。受华为公司诉IDC判决的影响,我国法院开始接受FRAND原则,并遵循深圳中院率先作出的判决。2014 年1 月4 日,我国最高院在提审的 “张晶廷诉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案中,重新解释了标准必要专利法律保护所遵循的规则。为了促进国家标准合理采用新技术,保护社会公众、专利权人和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2014 年1 月1 日,我国开始施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的 《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 ( 以下简称 《管理规定》) 。该 《管理规定》是我国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管理的第一个公共政策。上述4 起涉及标准必要专利案件的基本信息,如表1 所示。
其次,从3 个角度对上述4 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案例中,无论是法院采用的理论还是判决的结果,均存在较大差异,梳理我国法院对FRAND原则的理解和适用尤为重要。第一,分析FRAND承诺的法律效力。标准组织要求申请加入的成员对所有标准潜在使用者作出FRAND许可承诺,承诺是否专利权人与标准组织之间签订的第三人受益合同; 潜在的标准使用者是否基于 “第三人受益合同”向专利权人主张违约责任。第二,讨论我国法院在适用FRAND原则时一般会考虑哪些主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院习惯于运用 “法定赔偿”的方法来确定专利侵权赔偿数额,而非使用 “假定许可”的方法确定一个合理的专利许可费; 加之,FRAND许可争议案件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案例,所以我国法院如何确定FRAND标准必要专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三,讨论FRAND原则对适应停止侵权责任的影响,即当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之后,法院是否就不再判决停止侵权。
最后,在总结上述3 个问题之后,归纳我国对FRAND原则的理解与适用,明确我国针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政策选择。
3 FRAND许可申明的法律效力
美国理论通常认为FRAND义务是基于专利权人与标准组织自愿达成的合同,属于合同义务。没有合同,就没有FRAND承诺,直到一个专利权人自愿按照FRAND原则书面许可特定专利。在Motorala与Microsoft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法院采纳了第三人受益合同理论。Motorala向标准组织作出FRAND承诺,表明Motorala与标准组织之间建立一个可执行的合同。标准组织成员与标准的潜在使用者之间存在一种合同关系,即Microsoft是合同的第三方受益人。虽然我国合同制度中也存在第三人受益合同,但是专利权作出的FRAND承诺是否构成合同,或者标准实施者是否属于合同的第三方受益人,在我国理论与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争议。
第三人受益合同( The Third - party Beneficiary Contract) 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债务人直接向第三人给付债权,第三人直接取得债权的合同。承担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通常被称为 “债务人”; 与之约定的相对人称之为 “要约人”; 而享有权利的第三人被称之为 “受益人”。判断一个合同是否属于第三人受益合同,其核心要件是第三人是否能够直接取得债权。如果第三人作出享受利益的意思表示,那么第三人就享有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除法律特殊规定之外,我国 《合同法》通常并不承认第三人受益合同。虽然我国 《合同法》第64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 “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但是违约责任仍由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立法者是将向第三人给付,作为债务履行的一种方式加以规定”,我国 《合同法》第64 条属于 “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的合同[10],因此专利权人向标准组织作出的FRAND承诺,根据我国《合同法》 不能被认定为以潜在专利实施者为受益人的第三人受益合同。
一些学者试图运用默示许可理论来解释专利权人FRAND承诺的法律性质。专利默示许可( Implied License) 是指在一定情形之下,专利权人以其非明确许可的默示行为,让专利使用人产生了允许其使用专利的合理信赖,从而成立的一种专利许可形态[11]。一般而言,默示许可规则来源于衡平法上的 “禁止反言”原则,并经判例确立为一般的法律原则。 “默示许可”、 “禁止反言”与 “诚实信用”原则非常接近,都是为了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1927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De Forest Radio Tel.Co.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对专利默示许可进行了解释: “并非只有正式的授权才能达到许可的效果。对于专利权人的任何语言或任何行为,只要其能够使人正当地推定为专利权人已经同意其从事制造、使用或销售等实施专利的行为,则可以构成一种许可,并可以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以此作为抗辩。”从法律性质的角度上看,专利默示许可是一种默示合同。“此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任何诉讼,都必须仍定为合同关系,而非侵权关系。”专利默示许可理论的目的在于保护专利使用人的信赖利益。如果一个善意的专利使用者在尽到勤勉、谨慎和注意义务之后,基于专利人的行为合理推定专利权人已经同意其实施专利,那么专利使用人就具有获得专利许可的信赖,这种合理的信赖利益,应当获得默示合同的保护。根据 “默示许可”理论,专利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 可以构成默示许可合同中的 “要约”,而专利实施者的使用行为构成 “承诺”。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与实施者之间存在一种合同关系。
“默示许可” 理论在季强、刘辉诉朝阳兴诺公司案中得到运用。2006 年5 月19 日,原告季强、刘辉在支付8 万元许可费之后,获得 “混凝土桩的施工方法”发明专利( 专利号ZL98101041. 5) 的独占实施许可,该专利已经纳入我国建设部的行业标准 《复合载体夯扩桩设计规程》,并向全国建筑行业推广。原告发现被告在某项目的施工中使用的施工方法落入了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遂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构成侵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共计135 000 元。被告认为自己按照建设部的行业标准设计、施工并无不当,遂上诉至辽宁省高院。在审理过程中,辽宁省高院就被告是否构成专利侵权向我国最高法院请示。2008 年7 月8 日,我国最高法院复函称:“鉴于目前我国标准制定机关尚未建立有关标准中专利信息的公开披露及使用制度的实际情况,专利权人参与了标准的制定或者经其同意,将专利纳入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的,视为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在实施标准的同时实施该专利,他人的有关实施行为不属于专利法第11 条所规定的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专利权人可以要求实施人支付一定的使用费,但支付的数额应明显低于正常的许可使用费; 专利权人承诺放弃专利使用费的,依其承诺处理。”据此,辽宁高院判决被告对技术标准中的必要专利不构成侵权,但应向原告季强、刘辉支付专利使用费4 万元。该案运用了默示许可理论,将专利权人参与制定推荐性国家标准的行为,推定为专利默示许可。
但是,将专利权人的FRAND承诺解释为默示许可合同仍存在着许多争议。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我国在认定一个法律行为是否构成 “默示许可”,通常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而非当事人根据具体案件进行 “推定”。无论是我国的合同法还是专利法,均没有关于 “默示许可” 的规定。我国 《专利法》第12 条却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合同”。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很难通过行为 “推定”形成一种专利许可合同。此外, “默示许可” 理论的前提是 “存在信赖利益”,目的在于保护 “信赖利益”。由于FRAND原则非常模糊,所以潜在标准实施者所期待的未来利益并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标准实施者是否存在值得保护的 “信赖利益”受到质疑。在华为诉IDC专利许可费案件中,原告试图引用最高院在季强、刘辉诉朝阳兴诺公司案中的回复,主张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关系,但是深圳中院没有采纳 “专利默示许可”理论,而是认为: 只有双方进入谈判阶段,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针对特定对象提出具体专利许可费率及条件,才可以称之为要约; 也只有针对标准必要专利人要约,标准实施者予以承诺,方能构成合同成立。根据我国法律,专利权人作出的专利许可声明,既不属于第三人受益合同,又不构成默示许可。2014 年1 月2 日,我国最高院在张晶廷诉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公司发明专利侵权提审案中进一步否定了 “默示许可”理论,认为 “( 2008) 民三他字第4 号”是对个案的答复,不应作为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据予以援引。
从法律性质上讲,专利权人的许可声明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是基于专利权人一方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标准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一旦作出FRAND承诺,公开专利许可声明,专利权人就应当承担FRAND专利许可的义务。FRAND义务应当贯穿于标准必要专利授权许可谈判、签订、履行的整个过程。这种承诺和义务不能撤销,对所有的潜在使用者均具有约束力。2014 年1 月1 日实施的 《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暂行) 》第13 条明确了许可声明的 “永久效力”,即 “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转让或者转移该专利时,应当事先告知受让人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内容,并保证受让人同意受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约束。”
4 适用FRAND原则考量的主要因素
华为公司诉IDC专利许可案是我国目前唯一一起运用FRAND原则确定专利许可费率的案件。华为公司是我国一家电信设备提供商,美国交互数字集团( Inter Digital Group,以下简称IDC) 是美国一家专利许可经营企业,是ETSI、TIA的会员,并承诺按照FRAND、RAND许可其专利。从2008 年11 月开始,华为公司与IDC开始就涉案专利许可使用费进行谈判。2012 年,IDC要求华为公司为包括2G、3G和4G标准必要专利在内的所有专利签订全球性的、非排他性的专利许可协议,2009—2016 年的专利许可费为华为公司销售额的2% ; 同时,还要求华为公司将其所有的专利免费许可给IDC。IDC许可给苹果、三星等公司的最低专利许可费率为0.019% ,华为公司希望IDC能够遵循FRAND原则,确定一个FRAND的专利许可费。在华为公司与IDC谈判的过程中,2011 年7 月,IDC向美国特拉华州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认为华为公司在美国市场销售的3G产品侵犯IDC的3 项美国专利,要求颁发永久禁令并赔偿3 倍损失。2011 年8 月31 日IDC向美国ITC申请 “337 调查”,要求认定华为公司生产的3G产品侵犯了IDC的7 项美国标准必要专利。这些专利不仅在我国申请了同族专利,而且也是我国移动终端和基础设施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为了获得IDC在我国标准必要专利的FRAND许可,华为公司于2011 年12 月6 日向我国广东省深圳是中院提起诉讼。华为公司( 以下简称 “原告”) 认为IDC公司( 以下简称 “被告”) 有按照FRAND原则给予华为公司专利许可的义务,但IDC公司在许可谈判中违反FRAND原则,实行歧视性的差别待遇,请求判令 “按照FRAND条件判决确定IDC公司就其基本专利许可华为公司0. 005% 专利许可费率”。深圳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是我国电信领域( 移动终端和基础设施) 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权人,应将其标准必要专利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授权给原告使用。将被告给予苹果、三星等公司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相比,被告在要约中对原告存在过高定价的歧视性差别待遇。根据我国法律,双方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综合考虑IDC公司标准必要专利数量、质量、价值,业内相关许可情况以及被告我国标准必要专利在被告全部标准必要专利中所占份额等因素,原审法院认为,IDC公司我国标准必要专利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许可费率以相关产品实际销售价格计算,以不超过0. 019% 为宜。2013 年10 月28 日,广东高院作出二审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之后,IDC与华为公司履行了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 “FRAND”原则的核心在于 “合理”和 “无歧视”。“合理”原则是指既要保证专利权人能够从技术创新中获得足够的回报,又要避免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借助标准所形成的强势地位索取高额许可费率或附加不合理条件。一项合理的专利许可费,应该是在标准采纳必要专利和为实施标准进行固定投资之前,通过谈判,在考虑各种可能性之后确定的 “事前许可费”[12]。如果在标准采纳和投资之后才确定许可费,那么专利权人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进行专利敲竹杠,主张超出专利原有价值之外的利益。即一项 “公平与合理”的许可费不包含任何敲竹杠的价值。另一方面, “合理” 也强调 “为了激励对下一代创新进行投资”必须确保发明人获得 “足够”的许可费,因为鼓励未来投资不仅是专利制度的核心,而且也是标准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
“非歧视” 原则通常被解释为: 不仅所有的标准实施者应当可以获得专利许可,而且所有 “相似的”企业应当支付相同许可费率。换而言之,对于不同的标准实施者,专利权人可以确定不同的专利许可费率。一审和二审法院采纳了这种解释,认为在交易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应当收取基本相同的许可费或者采用基本相同的许可使用费率。在判断是否符合无歧视的条件时,需要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在基本相同的交易条件下,如果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给予某一被许可人比较低的许可费,而给予另一被许可人较高的许可费,通过对比,后者则有理由认为其受到了歧视待遇,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就违反了无歧视许可的承诺。
原审法院对比了IDC与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达成的许可费率。IDC与苹果公司签订的全球范围内、不可转让的、非独占的、固定许可费用的专利许可协议,约定从2007 年6 月29 日始为期7 年,许可使用费为每季度200 万美元,总额为5 600 万美元。根据销售记录,法院认定IDC给予苹果公司的专利许可费率为0. 0187% 左右,许可三星公司的专利许可费率为0. 19% 左右。
原审法院考察了IDC专利许可的交易条件。苹果、三星和华为公司均生产和销售手机等通讯设备,无论是销售量还是利润率,苹果、三星均高于华为公司; 此外,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获得许可的专利及其范围是全球范围内,而华为主张的许可仅限于我国的标准必要专利。在基本相同的交易条件下,IDC许可给苹果和三星0. 19% 的许可费率,而向华为主张2% 的许可费率。综合上述因素,法院最终认定2% 的许可费率既不公平,又具有歧视,判决IDC应当许可给华为的费率为0. 19% 。
5 FRAND原则对 “停止侵权” 责任的影响
在FRAND承诺之后法院能否判决停止侵权,一直是争议的核心问题。2012 年6 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张只有在标准实施者拒绝接受合理许可费要求之后才能适用排他命令。FRAND承诺提供证据,表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计划将其专利货币化,通过基于合理条款扩大专利许可范围,而非排他性使用。也说明拒绝适用禁令,许可费不是不可修复的损害。基于第三人受益合同,FRAND承诺被认为专利权人放弃了向愿意许可的标准实施者寻求禁令的权利。
虽然我国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案件屈指可数,但是对于能否判决停止侵权却存在较大争议。如前所述,在季强、刘辉诉朝阳兴诺公司案中,辽宁省高院根据最高院的复函,将标准实施者使用标准必要专利解释为 “默示许可”,不属于专利侵权行为,故不能使用停止侵权( 禁令) 的法律责任。基于默示许可合同,专利权人只能主张合理的专利许可费,而不能适用侵权责任。但是,2014 年1 月2 日最高院在提审的张晶廷诉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公司发明专利侵权案判决中,否定了 “默示许可”理论,认为当标准实施者拒绝接受专利许可时,法院可以针对专利侵权行为判决停止侵权。
2006 年1 月17 日,张晶廷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为 “预制复合承重墙结构的节点构造施工方法”的发明专利,2008 年9 月3 日获得授权( 专利号为ZL200610012332. 7) 。2008 年6 月14 日,河北省建设厅批准了河北省工程建设设计标准 《CL结构设计规程》 ( DB13 ( J) 43 - 2006) 和 《CL结构构造图集》 ( J08G208) ,并于2008 年8 月1 日开始实施,该标准的编制说明对张晶廷的专利予以披露和说明。2008 年张晶廷将该专利许可给石家庄晶达建筑体系有限公司使用。2009 年6 月19 日,张晶廷发现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公司在建筑工地使用其发明专利,遂向石家庄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114 万元。2010 年12 月10 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立刻停止侵权,赔偿损失80 万元。2011 年3 月21 日,河北省高院作出撤销一审判决,判决被告酌情赔偿损失10 万元。原告不服,向我国最高院申请再审。我国最高院认为实施标准应当取得专利权人的许可,根据 “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支付许可费。在原告履行专利披露义务之后,被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准中包含涉案专利。该案不存在因专利人隐瞒专利导致标准实施者产生该技术为无需付费的公知技术的信赖。被告一直拒绝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许可费。我国最高院认为,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使用拒绝支付许可费的情况下,原则上,专利侵权救济不应当受到限制。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专利侵权,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6 结论
我国最高院针对标准必要专利是否判决停止侵权,依据不同的理论,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进而导致截然相反的判决。这种变化说明我国最高院进一步理解了FRAND原则的含义。首先,法院以判决的方式,放弃了将FRAND承诺解释为 “默示许可合同”。FRAND承诺是专利权人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单方法律行为,它对专利权人具有不可撤销的约束效力,但是不能成为标准实施者免责的理由,在未经许可情况下使用标准必要专利仍是一个侵权行为,而非违约行为。其次,只有在标准实施者拒绝合理的专利许可,即 “恶意”的情况下,才判决停止侵权。法院开始区分标准实施者究竟是 “善意”还是 “恶意”。如果标准实施者主观上是善意,即希望以合理的许可费获得专利许可,那么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将拒绝判决停止侵权; 如果标准实施者拒绝接受许可,不愿意支付许可费,那么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将判决停止侵权。最后,努力在激励创新与促进标准传播之间寻求平衡,尽量兼顾专利权人与标准实施者的利益。FRAND承诺服务于鼓励创新与促进标准传播两大功能。判决停止侵权将有利于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激励创新; 但是也可能鼓励专利权人敲竹杠,阻碍标准推广。是否判决停止侵权,重点在于考虑标准实施者是否愿意支付合理的许可费,是否属于 “善意”。对于善意的标准实施者而言,合理的专利许可费足以弥补其遭受的损失,既有利于创新,又可以推广标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开始制定和实施的标准必将越来越多,将会采纳更多的标准必要专利;随着创新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参与标准的制定,面临着专利FRAND许可的问题。我国4 起必要专利许可案件,确定了我国对FRAND原则的解释和适用。
摘要：专利权人在向标准组织申请将其专利写入标准时,通常需要披露专利并遵循“公平、合理和非歧视(FRAND)”许可原则,但是FRAND原则充满模糊性。如何理解和适用FRAND原则直接关系到技术标准的推广和创新的激励。以我国近期发生的4起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为例,分析我国如何解释与适用FRAND原则,以明确我国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专利政策。
关键词：标准必要专利,FRAND原则,专利侵权
参考文献
[1]U.S DEPARTMENT OF JUSTICE,FEDERAL TRADE COMMISSION.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A/OL].(2014-09-25)[2014-11-10].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hearing/ip/222655.pdf
[2]U.S DEPARTMENT OF JUSTICE.Six“small”proposals for SSOS before lunch[A/OL].[2014-11-10].http://www.law.berkeley.edu/files/Hesse.pdf
[3]LEMLEY M A,SHAPIRO C.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J].Texas Law Review,2007,85(7):1991-2014
[4]LEMLEY M A,SHAPIRO C.A simple approach to setting reasonable royalty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J].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2013,28:1135-1166
[5]BROOKS R G,GERADIN D.Interpreting and enforcing the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T Standards and Standardization Research,2013,9(1):1-23
[6]QUALCOMM,INC.Comments of qualcomm incorporated submitted to FTC patent standards workshop[A/OL].[2014-11-10].http://www.ftc.gov/os/comments/patentstandardsworkshop/00011-60525.pdf
[7]RYSMAN M,SIMCOE T.A NAASTy alternative to RAND pricing commitments[J],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11,35:1010-1017
[8]张吉豫.标准必要专利“合理无歧视”许可费计算的原则与方法——美国“Microsoft Corp.V.Motorola Inc.”案的启示[J].知识产权,2013(8):25-33
[9]U.S DEPARTMENT OF JUSTICE,PATENT&TRANDMARK OFFICE.Policy statement on remedies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subject to voluntary F/RAND commitments[A/OL].(更新日期不详)[2014-11-10].http://www.uspto.gov/obout/offices/ogc/Final_DOJ-PTO_Policy_statement_on_FRAND_SEPs_1-8-13.pdf
[10]尹田.论涉他契约[J].法学研究,2001(1):30-39
[11]袁真富.基于侵权抗辩之专利默示许可探究[J].法学,2010(12):108-119
试论专利法生态化的必要性 篇4
关键词：专利法,生态化,生态技术,专利审查制度,专利许可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各行各业落实, 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步伐加快, 推动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成为当务之急。专利法自1985年颁布后, 在引导技术创新,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新形势下, 为保护生态环境,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推动专利法的生态化是十分必要的。
一、专利法生态化的必要性
(一) 能够促进生态技术理念的形成。为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做好宣传工作, 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并加强生态技术宣传和推广, 重视技术创新。注重专利技术保护, 掌握技术动向, 促进专利法生态化, 让更多的技术以专利文献形式向社会公布。从而让全社会形成生态理念, 进一步加深对生态技术的研究, 促进生态模式形成。
(二) 能够有效激发生态技术的研发。将专利授权和生态保护结合起来, 发挥专利法的引导和规制作用, 让工作人员在技术研发中充分考虑生态因素, 使技术研究既注重经济社会效益, 又注重生态效益。有利于更好激发生态技术研发工作, 推动各项技术发挥更大作用。
(三) 能够更好促进生态技术的推广。专利法生态化能将生态技术作为法律优先认可与保护的对象, 鼓励人们将生态技术应用到生产经营活动中, 促进生态技术推广, 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生态、环保、绿色、低碳。
二、促进专利法生态化的有效对策
我国十分重视生态保护工作,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法制建设事业加快, 我国制定和完善了有关专利法的法律法规, 缔结和加入了有关专利保护的国际公约和协议。1982年我国颁布了《商标法》, 此后, 《专利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国际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和实施。与此同时, 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专利保护合作, 缔结和加入相关国际条约, 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等。除此之外, 为贯彻和执行有关专利保护的法律法规, 从制度层面上也作出回应, 相应成立了国家商标局、版权局、专利局等机构。这些法律法规出台、国际条约和协定的缔结、行政机关设立在保护专利的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保护专利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推动专利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促进国际专利保护交流与合作。同时, 为促进专利法的生态化进程, 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推动专利法的生态化。
(一) 明确专利法生态化立法宗旨, 更好引导和规范日常工作。立法宗旨指的是专利法实施专利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 为各项工作开展提供指导。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专利法生态化的要求, 应该将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作为宗旨, 在强调经济利益的同时注重生态利益, 从而更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要将生态化、科技化、经济性作为专利法的宗旨, 综合考虑专利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促进三者有序发展, 从而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专利法具体规定上, 将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作为立法基础, 更好发挥其规范和引导作用,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提供支持。
(二) 建立生态化专利审查制度, 推行和落实生态化专利许可。专利法审查制度的内容包括实用性、创新性和新颖性, 实际工作中应该落实这些规定, 更好引导和规范日常工作。但在审查过程中, 有些人员可能不顾生态化, 忽视专利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只强调专利的创新性和实用性。为此, 有必要将生态化纳入专利法当中, 对降低能耗, 减少碳排放, 可以循环利用的技术申请专利时, 可采用“绿色通道”方式, 减少审查环节, 提高审查效率。并逐步建立起生态化专利审查标准, 更为有效地规范和引导日常工作。另外, 还有必要实施生态化专利强制许可, 健全法律规范, 对专利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作出规定, 弥补公共利益保护缺失情况, 有利于更好实行生态化专利强制许可。
(三) 明确专利法保护范围, 完善侵权惩罚体系, 增强保护力度。为促进专利法生态化, 应该扩大专利法保护范围, 增加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计算机程序、数据库、植物新品种等的保护。所有技术领域中的任何发明, 除违反公共利益或社会公德、疾病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外, 都可申请专利。可以此为借鉴, 扩大专利法保护范围。完善侵权惩罚体系, 提高专利保护力度。侵权赔偿制度是预防专利犯罪、打击侵权、解决纠纷的一种有效手段。由于专利法领域侵权惩罚制度不完善和保护力度不够, 目前对侵犯专利的犯罪行为普遍根据情节轻重采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来制裁, 收到的社会效果和司法效果不佳, 侵权行为不能得到应有惩治, 权利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因此, 在侵权赔偿方面, 设立惩罚性赔偿既可以体现惩恶扬善的原则, 又可以调动受害人的积极性。在侵权刑罚方面, 应克服存在的刑罚种类单一、刑罚幅度不合理等问题, 建立以罚金刑为主、自由刑、资格刑和没收财产刑等为辅的刑罚体系, 发挥刑罚威慑功效, 从而保护专利权人利益, 有利于推动专利法生态化。
(四) 提高执法透明度, 完善法律法规, 为专利法生态化提供保障。重视专利法保护执法工作的正当性、合理性, 坚持公正、公开、公平, 在涉及专利法律法规、行政裁决、司法判决等, 都应具有透明度。所以, 在专利行政执法中应该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保证执法工作的透明度。将执法依据、过程、结果等都予以公开, 保障当事人知情权, 接受社会监督。健全与完善专利保护法律法规, 为专利法生态化有效推进提供法律保障, 有必要健全与完善有关专利法保护的法律法规。其方法是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借鉴域外国家的有关规定, 逐步完善有关专利法保护的法律法规。具体措施可以包括修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有必要将生物技术、动植物新品种、数字化网络环境中出现的新作品等纳入法律法规保护范围。改变专利法执法的双轨制, 加强对行政权能的制约与监督。专利纠纷属于民事纠纷, 民事纠纷应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应逐步实现专利执法由双轨制向单一制转变, 提高执法效率, 充分维护当事人利益。同时, 加强对行政权能的制约与监督, 有效维护当地人的正当权益, 更好推进专利法生态化进程, 为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保障和支撑。
三、结语
专利法生态化顺应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需要, 实际工作中应该认识其重要作用。根据需要采取完善对策, 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支撑。
参考文献
[1]程皓.论专利法的生态化改革[J].理论月刊, 2014, 5:114~117
[2]周长玲.论专利法生态化的必要性[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1, 4:16~23
[3]万志前, 郑友德.知识产权制度生态化重构初探[J].法学评论, 2010, 1:44~51
[4]周长玲.试论专利法的生态化[J].知识产权, 2011, 9:20~27
标准必要专利 篇5
专利实施许可是指专利权人作为许可方, 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允许被许可方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其获得专利保护的发明创造, 专利实施许可也称为专利实施许可证贸易[1]。专利实施许可一般是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在一定期限、一定地区、以一定方式实施其所拥有的专利, 并向他人收取使用费用。专利实施许可仅转让专利技术的使用权利, 转让方仍拥有专利的所有权, 受让方只获得了专利技术实施的权利, 并没拥有专利所有权。在专利法中, 许可使用是专利权人行使权利的重要方式, 大量的专利实施都是经过实施许可来实现的。
二、专利实施许可对竞争的消极影响
专利实施许可的作用是实现专利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 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生产, 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通过许可协议实现专利权的使用, 不仅可以使专利权人获益, 还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利用, 因此, 专利权的许可通常是有利于竞争的。
由于专利权是一种排它性的独占权, 因而是一种受保护的法律意义上的垄断, 如果权利人不正当地行使这种垄断权, 则会对发明创造成果的传播与实施造成障碍, 不仅不能使智力资源合理分配, 还会阻碍技术成果的推广。专利权人在许可他人使用时, 常常附以反竞争性的限制性条款, 比如不质疑条款、单方独家回授条款等, 许可协议中的这些限制可以被用作实施卡特尔行为, 如固定价格, 限制产量和瓜分市场的工具。这些行为有害于消费者, 并可能被用于在使用该许可技术生产产品的市场上, 作为排除竞争者的工具, 这就超出了专利制度中为保护专利权人而设的正当限制的范围。
三、反垄断法对专利实施许可控制的必要性
(一) 平衡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分析法学强调法律制度对社会的利益或效益, 它主张法律应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化, 即要求法律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权利配置形式和实施程序。在此, 笔者尝试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 考察专利制度是否蕴含合理的经济理性, 分析其内在的平衡机制对于保证信息资源配置流畅有效进行的重要作用。
1.知识资产的两重性及其内在矛盾
知识资产指的是人们脑力劳动的结果, 是具有创造性的新知识或信息。具体表现为发明、集成电路、植物新品种、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表达方式、技术秘密、软件、商标、商号和其他识别性标记等等。它们是具有私人产品或公共产品双重属性的资产。私人产品具有个人排它使用的特点, 即一件物品在特定的时空下只能为某一特定的主体所使用或消费;相反, 公共产品的使用和消费无对抗性, 是指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或排斥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2]。一方面, 知识资产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任何一项知识和一条信息在使用上都不具有排他性。另一方面, 知识资产又具有一定的排他使用性。知识的无限性并不等于知识供应的无限性。对一定时期内有限知识资产的争夺使其保密 (即使用上的排他) 成为必要。实际上对信息产权[3](1)的设定有一个悖论:一方面, 信息的生产者在一个不受管制的市场中收回其价值是困难的, 必须通过给予信息的生产者以垄断权, 该生产者才有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去发现新信息;另一方面, 垄断者对产品索取高价将阻止该产品使用, 消费者可能难以支付费用去充分使用信息, 从而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益。简言之, 这一悖论就是:“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 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4]。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法律途径就是信息产权界定中平衡精神的贯彻。
2.私权适度保护的合理性与利益平衡的必要性
在知识资产的产权界定上, 私权保护是必要的, 但要适度, 保护不足和过度保护都是不可取的。因为, 私权保护对生产者和社会来说都是有效率的。但是, 私权保护必须以利益平衡为限度, 公众利益的维护是知识产权合理存在的不可缺少的理由。知识资产的私权保护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假定上。在商品经济时代, 人充分反映出其理性的有限性: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计较成本和产出, 即人是自私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自私就是个人利益“极大化”, 个人成本的“极小化”, 因此自私对社会有利也有害。产权制度只有既能将自私所带来的利益“极大化”, 同时又能将自私所带来的损害“极小化”, 才是有效率的。如前所述, 知识资产的私权保护能够补偿生产者的劳动消耗, 激发其创作或发明的热情, 丰富人类的精神文化食粮, 有利于将自私所带来的利益极大化;但若听任其私权的恶意膨胀, 如权利人在让渡产品时索取高价, 甚至形成高于竞争价格的垄断价格, 则会阻止精神产品进入市场, 妨碍社会公众对它的利用, 危及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不利于将自私所带来的损害极小化, 因此又要对私权予以必要的适当限制, 以保护社会利益。
(二) 平衡机制的法哲学分析
个人本位认为社会是由彼此独立自主、处境平等的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 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个人的利益为基点;社会本位则认为人并不是互相独立的, 而是作为社会成员彼此联系 (连带) 的, 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专利法一方面以个人本位为基础, 保障私人精神财产权并促进精神商品交换, 刺激人们有效地利用精神资源, 不断扩大知识再生产的动机;另一方面又反对极端的个人本位, 因为它会加剧各种利益的冲突和对抗。专利法选择个人———社会双向本位的价值体系模式, 追求保障个人利益与促进公共利益的统一。
1.私法文化与专利法中的个人本位
专利法中的个人本位立场植根于私法文化土壤。专利法中的个人本位立场浸透了私法文化中私法自治、平等自由、私权神圣等基本理念。具体表现在:
其一, 私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其哲学基础, 专利法从其产生起, 便确认专利是不受人定法约束的、不可偏废的自然权利。十七八世纪, 古典自然法学派在欧洲兴起, 格老秀斯为其奠基人。在其所经历的缓慢发展过程中, 自然法将其侧重点转向强调人的“自然权利”, 认为制定法应以确立人的自然权利为己任。它发现了法律与自由、平等价值之间的联系。进入20世纪, 尽管自然法学派得到了必要的修正并且影响日渐甚微, 但民法典已作为其思想的载体和继承者, 将其精神融入新的时代。并以自身的力量实现了自然法中平等自由的信念。
其二, 私权神圣是私法文化的基本精神, 专利制度则充分肯定专利是生产者个人独自享受而不与其他人分享的权利。以民法为核心的私法是市民社会和市民交往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在市民社会中, 个人是存在的最小和最基本的单位, 私人利益是这些个人追求的目的。
2.公共利益与专利法中的社会本位
“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源于罗马, 它是用来表明外部界限的, 而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这一界限, 以免全体国民遭受严重损害。这可以看作是对公共利益的狭义理解, 即多数人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赋予个人权利应以不损害多数人利益为限度。实现广义或狭义的公共利益目标, 都需要在个人权利与社会公益之间创设一种平衡。权衡公益与私权的关系是专利立法的基本目的。
在专利法领域, 专利制度具有保护与公开两大功能。保护功能使发明者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保护, 从而调动了人们从事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公开功能则要求专利申请人在申请专利的同时, 要向社会公开自己发明的内容, 而且公开的程度是以普通技术人员能够按照它来实施该项发明为准。保护和公开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 正是通过专利制度以保护换取公开的调节而获得统一, 从而既保护了发明人的利益, 又兼顾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综上所述, 专利法重视权利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与协调性, 既保障专利主体个人的权利自由, 又维护国家、社会的总体利益。这一价值体系模式强调合理地消除专利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之间的冲突, 追求在维护生产者权益基础上的三者利益的均衡保护。
从上述经济学和法哲学角度所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正是专利法本身蕴含着一种利益平衡机制, 这种平衡状态的保持使得专利制度得到有效和正确的实施, 才使权利人、被许可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处于一种利益平衡的状态。但是, 上述利益关系的平衡是建立在权利正当行使的基础之上, 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由于“经济人”内在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欲望, 往往使其忽视了其合作对方、竞争对手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 而这些利益当然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专利权人对其权利的不正当行使造成了其他主体之应得利益的丧失, 那么原有的利益平衡关系也就失去了。于是, 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相关技术的开发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为了协调各方主体的利益, 维护公平竞争, 反垄断法对权利人的不当行使行为加以控制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张翔飞, 等.知识产权新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305.
[2]汪祖杰.微观经济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374-375.
[3]郑成思.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42-43.
标准必要专利 篇6
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由中国标准化杂志社主办的本次交流会,就是要深入落实国家标准委提出的“标准化+”战略,研究探讨如何更好的发挥标准与专利技术的融合问题,同时也将研究探索如何将专利技术服务引入标准化服务业之中,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全面、快速、健康发展。
马林聪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旧的标准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数量庞大的新专利技术代表了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其产业化速度的加快,使得标准制定组织不得不同专利主管部门进行谈判,将专利技术作为标准使用,以得到更好的推广和应用。搞标准化的目的,就是要助推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完善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制度,更好地承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需求,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步伐,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做好服务。
聂春艳表示,当今经济时代,产品和服务中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很多企业把专利技术纳入了标准,专利和标准的融合成为业界的热点。标准和专利是技术的载体,两者都具有技术创新,推动创新成果的传播和应用的作用。同时,两者也具有保护相关主体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限制竞争的作用。通过技术标准、专利权可以促进它的专利技术的转化和应用,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它的经济利益,甚至主导产业技术的发展方向,获得极大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近年来专利与标准的协调融合问题在我国也一直深受重视:2009年11月,国家标准委公布了《涉及专利的国家标准制修订管理规定(暂行)(征求意见稿)》;2010年1月,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处置规则(征求意见稿)》;2013年12月,国家标准委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部门规范性文件——《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正在修订的《标准化法》与《专利法》也一直很想将两者的新发展、新动态、新规则包含进去。但是,专利与标准的融合运用整体上还处在起步阶段,大部分国内企业对“专利+标准”的认识还不够准确,对两者的运用能力还有待提高。
本次会议之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和中国标准化杂志社开展的“标准、知识产权:双轮驱动科技创新”主题系列活动将继续进行,并推广到全国范围。
标准必要专利 篇7
关键词：技术标准联盟,专利价值,专利筛选,评估
技术标准联盟是以制定和推广应用技术标准为目标而组建的联盟,通常包含产业内大量的创新主体和涉及合作伙伴的众多专利技术,以专利的高度共享与综合集成为重要特征。以技术标准为目标导向的专利价值评估与专利筛选是技术标准联盟的一项常规性工作,需要定期和不定期开展,通过专利价值的科学评估与专利的合理筛选,可以明确联盟伙伴的专利价值,识别出标准的核心专利和外围专利以及必要专利和非必要专利,将必要专利纳入技术标准,为联盟技术标准的专利群布局和专利许可模式选择及收益分配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在专利价值评估环节,评估的对象是联盟各伙伴拥有的专利,既可以对单一专利进行评估,也可以对组合专利进行评估; 评估的范围既包括已有专利,也包括新生专利; 既考虑专利自身的价值,又重点强调专利对于技术标准的重要性。在专利筛选环节,需要根据各专利价值的高低,筛选出必要专利将其纳入技术标准。由于专利价值评估和专利筛选是一项复杂的管理工作,如果评估指标和评估的过程以及专利纳入技术标准的规则不合理,将无法使伙伴达成一致并愿意贡献各自的专利,因此要求技术标准联盟的专利价值评估和专利筛选的方法手段既要科学合理,又要简单、易操作,使该项工作具有有效性和可靠性。
1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关于专利价值的研究,主要包括专利价值的影响因素、评估指标与方法。一般认为,专利价值包括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市场价值、权利价值等[1,2]。
专利价值主要从引用次数、被引次数、同族专利数、专利范围、专利所有者身份、专利请求数、专利异议状况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3],其中引证文献和被引情况两项指标是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基础性指标,然而Harhoff等[4]也发现被异议的专利往往具有较高的价值。专利价值主要取决于专利质量,专利质量受到多因素的影响[5],Ernst[6]将衡量专利质量的指标分为专利授权占专利申请的比重、技术范围、国际范围、专利引用频率等。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专利的技术价值,如胡小君等[7]提出基于结构化数据的专利技术价值多维分析框架,认为基于“专利向心引用网络”的专利结构指标可以对专利技术价值的全面判断提供参考。一些学者的研究涉及专利的商业价值,如李正卫等[8]的研究表明,研发力度大、校企合作、技术激进度低、具有过程创新特征的专利具有较高的商业价值,借助代理机构进行专利研发和推广以及提高技术重要性对专利的商业价值有积极的影响。
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专利价值评估指标和方法进行了研究。从专利文本自身的价值出发,可利用数值类数据( 包括权利要求项数量、专利被引用数量、引用其他专利数量) 和非数值类数据( 分为名称类、编号类、日期类和其它类) 进行专利价值评估[9]。还有很多学者从专利存续期的视角切入,如张古鹏等[10]基于专利收益指数分布特征重新构建了专利价值模型,考虑了存续期未终止专利数据,以及专利及申请人特征对专利价值的影响[10]。
部分学者对特定情境下的专利价值影响因素和评估指标进行了研究,以处于专利质押状态下的专利价值为例,薛明皋等[11]以我国2004—2010年176份专利质押贷款数据为样本的研究表明,质押状态下的专利属性仍是决定专利价值的关键因素; 唐恒等[12]以专利质押贷款中的专利价值为对象,构建了包含法律价值、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3个一级指标的专利价值分析指标体系。
目前,关于专利价值的传统评估方法包括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也有学者进行拓展性研究,提出的评估方法包括实物期权法、产业标准法、价值增量法、专利组合的算数估价等[13],还有很多学者给出基于专家判断和智能化的专利价值评估方法,如AHP方法[14]、机器学习方法、神经网络方法[15]。
综上,关于专利价值,国内外众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当前研究侧重于挖掘影响专利价值的因素并设计专利价值的评估指标和方法,多数学者能够在某些专利价值衡量指标方面达成一致,然而,很少有学者对技术标准中的专利价值及其在技术标准中的价值体现开展研究,相关研究只涉及技术标准与专利的关系[16,17],技术标准下的专利许可与定价[18]、技术标准中的专利引用网络[19],此外,对于技术标准中的专利筛选问题研究较少,还难以为技术标准联盟的专利价值认定和专利纳入技术标准的相关活动提供有效的理论方法支持。
2 技术标准联盟的专利价值评估体系
2. 1 专利价值评估指标
已有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专利价值评估问题,但多数是从专利自身的价值出发,未能充分考虑专利在技术标准中的重要性和价值体现形式,因此,结合有关文献和专家意见,根据科学性、简便性、易获取性和标准导向性等原则,设计技术标准联盟专利价值评估指标,如表1所示,表中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是通过专家咨询给出的示意性权重值,具体应用时,可根据技术标准的实际情况及其专利特征进行调整。
指标内涵与说明如下。
( 1) 技术含量。专利所包含技术的水平,一要考虑专利是发明、实用新型还是外观设计,由于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种专利的技术含量和获取的难易程度不同,因此其价值也不同,发明专利最能代表专利的技术水平; 二要考虑专利属于哪类标准,包括: 技术基础标准,设计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工艺标准,检验、试验方法标准,设备、基础设施、工艺装备标准,包装、运输、储存标准等,其中技术基础标准的技术含量最高。
( 2) 技术生命周期。用专利引证的所有专利年龄的中位数来表示,指标值越低,说明专利是基于新技术而进行的创新,技术越先进。
( 3) 专利引证次数。对新生专利进行评估,用引证其它专利数量,即专利引用在先专利的数量,数量越多,说明该专利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主要是对先前技术的改进; 对已有专利进行评估,用专利被引次数,被引次数越多,代表该专利技术属于基础性或领先性技术,技术含量越高。其中,专利被引证是指自专利申请公开日起至今,专利的被引情况。
( 4) 同类专利市场价格。市场上同类或相似专利的价格或价值,由于专利可以以商品的形式出售、或转让或许可,因此可能有市场价格可供参考[20]。
( 5) 专利实施概率。专利在未来能够许可实施的可能性,实施概率越大,说明专利能够纳入标准专利包并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 6) 剩余有效期。已经授权专利的剩余保护年限,剩余有效期越长,专利潜在价值越大,其经济寿命越长。
( 7) 专利家族数。同一项专利获得授权的国家总数,由于一项专利可以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专利保护,而且部分发达国家专利申请和维护的费用远高于国内,因此部分国家的专利比国内获批的专利更能体现专利的价值,它不但直接反映了专利的地域保护范围,同时也间接反映了专利的技术和经济价值; 由于许多有价值的专利只要在几个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受到保护就够了[21],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获得专利的重要性不同计算当量值,欧美日等国的权重应高于其它地区。
( 8) 专利贡献。专利对技术标准的贡献度,一项重要的专利远比几十项一般专利的作用大得多,它决定了联盟的专利战略取向和标准竞争地位。
( 9) 专利后续价值。能否在该专利基础上进行后续深入研究和改进,申请新的专利,完善技术标准。
当评估对象不同时,可对指标进行筛选和处理,以简化评价过程。例如,当评估单项专利价值时,可应用全部指标; 当评估某一伙伴贡献的全部专利对联盟技术标准的价值时,也可只考虑“专利贡献”和“专利后续价值”。
2. 2 专利价值评估方法
在专利价值评估方法的选择上,根据实用性和易操作性的原则,可采用专家打分法,由专家根据所有定量指标的数值和定性指标( 技术含量、专利贡献和专利后续价值) 的基础信息,给出各三级指标的定性评语和量化分值; 然后通过加权求和得到一级指标专利价值的得分值。为了同时体现联盟标准管理者的权威性、联盟技术委员会的指导性和联盟决策的全员参与性,参与专利价值评估的专家应包括联盟标准管理者、联盟下设的技术委员会和联盟伙伴代表。
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的定性评语和量化分值及其所属等级,如表2所示。
在专家对三级指标进行打分后,可通过加权求和方法得到一级指标“专利价值”的得分值。对于一项专利,设其专利价值总得分为A,其第i个三级指标的权值和得分分别是ωi和Ai,其中Ai是多位专家打分的平均值,则该项专利价值总得分为
3 技术标准联盟的专利筛选规则
制定专利的筛选规则至关重要,原因是一方面,技术标准联盟的技术标准要纳入大量的专利技术,需要联盟各专利权人贡献各自的专利,然而并非所有专利都能纳入技术标准,只有标准的必要专利才能纳入标准; 另一方面,选择哪些专利作为标准专利将会使联盟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由于联盟各伙伴拥有不同价值的专利,其专利共享意愿也各不相同,一旦专利被纳入标准,需要制定合理的价格,并遵守相应的规则,避免专利权人借助标准的强制力或公信力放大其实际价值。因此,在对联盟伙伴专利价值进行评估之后,需要对专利进行筛选,以科学地选择技术标准所包含的必要专利,实现标准的全面覆盖。专利纳入技术标准的流程,如图1所示。
根据联盟各伙伴的专利价值,选择标准的必要专利,剔除非必要专利,征得专利权人同意后,将其纳入标准专利群,如果标准的必要专利尤其是核心专利的专利权人由于加入标准使其私有利益受损从而降低专利纳入技术标准的意愿,则联盟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偿使其能够加入技术标准; 通过专利的筛选,可以审查标准专利构成是否全面,并根据联盟技术标准的专利群布局,明确有待开发或可从外部获取的专利; 当标准体系较健全的情况下,标志着联盟可以着手于标准的商用,将标准专利广泛地转化运用。在筛选专利的过程中,需要决定专利是否应纳入标准以及纳入标准的条件,专利的筛选规则,如表3所示。
综上所述,技术标准下的联盟专利筛选规则包括先进性、必要性、重复性、意愿性、合理性、可共享性、可集成性和可转化性8个维度,其中必要性需要根据专利价值判断其是否属于标准的必要专利,判断方法是: 在求得专利价值的分值之后,得到其对应的专利价值定性评语和等级,从而判断出专利在技术标准中的地位( 是必要还是非必要专利,是核心专利还是外围专利) ,如表4所示。
表4中,标准核心专利AAA、AA、A和外围专利BBB、BB都是联盟技术标准所必须使用的专利,其中外围专利BBB和BB两类专利也是构成技术标准的必要专利,是标准实施无法绕开的专利,有利于实现标准专利的全面覆盖,它们共同构成了联盟技术标准专利群。只有标准的必要专利,才能纳入标准专利群。
4 结 论
电信标准与专利法律研究 篇8
一、电信标准和专利的概念、关系
( 一) 电信技术标准及专利的概念解读
1. 电信技术标准
标准的含义是指一种被具体确立的, 为人们普遍接受且公知共遵的套路, 其意味着对某一类社会生活经济事物的最低要求, 以达到同类或不同类事物之间和谐兼容统一为目的, 民间通俗化称之为“门槛”。所谓电信技术标准也是标准中的一种, 其不过是以电信技术为标准所约束之对象, 是对电信行业的专利技术及产品生产或使用销售做出的在科学技术层面的统一化, 也即标准化的结果。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 ( ISO) 与国际电工委员会 ( IEC) 于1991 年联合发布的第2 号指南, 标准是“为了实现在预定结果领域内的最佳秩序和效益, 经过协商一致并且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 规定了活动或者其结果的一个可以共同和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值的文件” (1) 。
2. 电信专利
专利一词来源于拉丁语Litterae patentes, 其原意为公开的信件或公共文献。而现代意义上所指的专利实际上是其在法律名词上的简称, 指受法律规范保护的发明创造, 是一种专有权, 具财产性和独占的排他性 (2) 。
电信专利是专利中的一个分类, 其主要指以电信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为主要对象, 依法取得在某一地域及时间内的独占排他性的权利, 电信专利权人依照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享有一切权利与其他专利权人无异的权利。
( 二) 电信技术标准与专利的冲突与融合
1. 电信技术标准与专利权的冲突
我国在1983 年GB3935《标准化基本术语》中将标准化定义为: “在经济、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 对重复性事物或概念, 通过制定, 发布和实施标准, 达到统一, 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标准的特点一方面是对象是一类重复性事物, 另一方面是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
相比之下, 专利权与技术标准就存在着属性上的矛盾。专利权具有财产性权利属性, 权利人寻求法律对其专利的保护, 目的在于保护专利权上的财产权利不被侵犯。由此观之, 专利权的利己性是与标准制定的利公性相左的。因而在早期设置的标准的制定中, 标准制定组织常常有意地绕开专利来制定标准, 对专利进入标准心存芥蒂, 以免被专利所裹挟而背离其公利性的目的。
2. 电信技术标准与专利权的融合
从技术标准制定者的角度来看, 技术标准不愿把个人专利纳入标准中除上述原因之外, 还因为专利的使用权需要有专利权人的许可或授权, 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 专利权人也许会隐瞒部分专利信息, 由此可能存在将来发生侵权诉讼的风险。不仅如此, 标准制定组织与专利权人谈判专利纳入许可的过程冗长, 降低了标准制定推行的效率, 提高了成本。
从专利权人的角度来看, 随着大众对专利申请保护的意识的增强, 更多人倾向于将自己的电信技术发明申请专利以保护个人私权利, 而不去选择将其专利纳入某项以公利为属性的技术标准中。
然而, 要说电信技术标准与专利权之间完全没有交集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则不得不谈到一个概念, 即“必要专利”。由于制定标准并非是标准制定人随心所欲便能达成之事, 有些时候一套标准中涵盖的技术核心已存在于由他人所享有专利权中的情况并不罕见, 将必要专利纳入电信技术标准中乃是专利标准化的开始。我国《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处置规则》中对“必要专利”做了定义: “实施标准时, 无法通过采用另一个商业上可行的不侵权的实施方式来避免该专利的某一权利要求被侵犯的专利”, 《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 ( IEEE) 标准协会章程》第6. 1 条也规定了必要专利的采纳条件。
必要专利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 技术标准的实施需要该专利; 2. 商业上或技术上不存在可行的不侵权实施方式, 即该专利成果在标准推行过程中无法被其他专利成果所取代。
早期的技术标准与专利的融合是因为绕不开“必要专利”问题, 到了后期则是技术标准与专利互相需要, 专利主动寻求标准化。其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 专利权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受地域和时间的约束, 尤其是地域约束使权利人的权利不能实现利益转换的最大化。然而, 技术标准通常具有跨地域性, 能够在国际间升值是全球推行, 如若将自身的专利纳入强制性标准, 则是打破了专利权在地域性方面的限制。
第二, 技术标准给专利的交叉许可提供了便利的平台 (3) 。将专利纳入技术标准无疑扩大了专利的许可授权范围, 这个扩大包括对内和对外。在技术标准中, 由于其所纳入的专利众多, 且供标准成员自由使用, 这便形成了所谓的“专利池”, 给专利交叉许可提供了条件, 使得专利权人能够更大限度地开发手中专利权的许可授权价值。
第三, 专利权申请已趋于饱和, 而标准的制定并未停下脚步。早期标准制定缺乏先进的专利, 通常除了必要专利外, 不存在将专利纳入标准中的专利标准化问题。而今专利众多, 且多数申请了专利权, 当再制定技术标准时很难再绕得开专利侵权的问题。因此, 标准制定者在制定标准时也不得不考虑将专利纳入其制定标准的范围内。
二、电信专利标准化实施中的法律问题
( 一) 电信专利侵权
在实践中, 专利权人不知其专利被纳入电信行业标准并被连带标准一并被他人实施的现象十分普遍, 由此带来的法律问题分析如下:
主要问题是作为标准采用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不承担, 那么谁是责任主体。
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 ( ETSI) 第6. 1 条规定: “当与某特定标准或技术规范有关的基本知识产权引起ETSI的注意时, ETSI总干事应当立即要求知识产权所有者在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给予不可撤回的承诺, 该承诺须说明知识产权所有者将准备根据该知识产权中所规定的公平、合理和无歧视条件来授予不可撤销的许可”。当标准的制定者将一项专利纳入标准时, 应当首先获得专利权人的授权许可。专利权人对专利被纳入行业标准不知情的情况是不合常理的。
在专利权人因不知情而未披露其在标准中的权利信息, 而标准使用人在关系中处于下游, 其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闭塞, 标准使用人出于对标准制定者的合理信赖而侵犯专利权的情况情有可原。
修订前的《专利法》第六十二条第2 款规定, 对不知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行为判断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而修订后的《专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此规定将侵权责任中的赔偿责任单独剥离出来, 也就是说即使是“不知者”也是有责任的, 其归责原则变为无过错原则, 侵权人只是不必承担赔偿责任而已。
( 二) 专利权滥用
徐国栋教授认为, 故意损害、缺乏正当利益、选择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利、损害大于所取得利益、不顾权利存在的目的、违反侵权法的一般原则, 上述几个标准可以鉴定权利人是否有权利滥用的行为 (4) 。
以华为公司诉IDG ( Inter Digital Group) 公司案为例。
首先, 应就被告是否存在过高定价的权力滥用进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民三字第4 号文件里指出: “专利权人参与了标准的制定或者经其同意, 将专利纳入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的……专利权人可以要求实施人支付一定的使用费, 但支付的数额应明显低于正常的许可使用费”。后此条规定因受到社会广泛讨论, 认为其有损专利开发的积极性及不利于标准化的推行。于是, 2009 年, 最高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征求意见稿) 》第20 条规定: “经专利权人同意, 专利被纳入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制定组织公布的标准中……专利权人要求标准实施人支付使用费的,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专利的创新程度及其在标准中的作用、标准所属的技术领域、标准的性质、标准实施的范围等因素合理确定使用费的数额”。后续在2012 年的《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 ( 暂行) 》中将“合理无歧视”许可费标准的界定留给了市场及司法。
“合理无歧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谓“合理”的含义要单独拿来与“不合理”进行对比, 也就是说与市场、行业或司法判决结果相比, 通常会有一个普遍接受的费率范围, 在这样的一个费率范围内浮动的专利许可费用即为合理费用。而“无歧视”则应与“歧视”进行对比来明确, “歧视”的意思是指在相同的个体条件下, 所受待遇是否存在不同, 如不同则有歧视的情况发生。
很显然, 原告中华为公司要进行产品的正常生产销售, 则必须采用被告在其中拥有着必要专利的标准。因此, 华为公司为了维持正常的经营, 获得IDG公司的专利许可是不可避免的。而IDG公司提出的专利许可费远远高于其向三星、苹果等同行业公司就同项专利许可所收取的费用, 突破了市场合理定价, 且具有明显针对性。所以就此来看, IDG公司是有违合理无歧视原则的。
其次, 就IDG公司是否存在权力滥用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进行分析。原告认为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 被告在3G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同时, 被告还要求将华为所有专利无偿许可给自己, 实属无理的交易条件, 被告存在权利滥用的行为。
然而根据《反垄断法》, 仅仅拥有市场支配地位不能就存在市场垄断, 只有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前提下才能构成垄断违法行为。本案中, 被告依仗自己在强制性标准中拥有必要专利, 且在同行业中明显占据市场支配地位, 向华为公司提出一系列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实属专利权的滥用, 构成垄断行为。
三、小结
电信标准和专利的法律问题通常集中发生在垄断侵权方面, 电信法律所关心的虽然不是具体技术专利有关的问题解决, 但与技术专利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在立法时也应当适当参考专利法相关的规制, 以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披露公示原则、免费许可与合理无歧视结合原则为主, 对电信的标准制定和专利许可进行规定。
电信标准和电信专利的结合是时代的趋势, 专利标准化是专利权寻求利益变现最大化的最后一站。从市场营销的角度上来说, 专利的利益变现主要途径就是通过专利许可费, 然而由于法律上的规制, 专利授权存在诸多的限制, 尤其以地域性最为突出。具国际性的专利标准化恰恰就能帮助专利权打破这种地域性限制的瓶颈, 使得专利许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权利人的趋利性, 同时也鼓励了专利权人对专利进行开发及对标准的更新, 到头来还是社会大众获益。然而, 在看到巨大标准化市场前景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法律风险。对专利权人来说主要有二: 一为国家强制许可, 二为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 应当在合法的规制下进行专利研发和标准的推广, 否则便可能与目的南辕北辙。
注释
11李玉剑.标准与专利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以GSM为例[J].科技政策与管理, 2005, 2:1.
22 李秋萍.技术标准选定中专利保护的权益冲突与平衡[D].华南理工大学, 2010.8.
33 周莉惠.我国通信技术标准化中的专利权问题研究——以标准与专利的冲突为视角[D].华中科技大学, 20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