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疾病（精选9篇）
恶性肿瘤疾病 篇1
当此类患者出现栓子脱落的情况时, 有可能导致患者因栓塞而出现猝死的情况, 因此, 对于行妇科肿瘤手术治疗的患者, 必须强化血栓的预防以及治疗, 以此来提高患者在术后的生存质量[1]。为了对妇科肿瘤术后发生血栓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以及治疗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本研究将对我院2007年1月至2012年12月所收治的600例行妇科肿瘤术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07年1月至2012年12月所收治的600例行妇科肿瘤术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有200例恶性肿瘤患者, 400例良性肿瘤患者, 所有患者的年龄为22~79岁, 平均年龄为50.7岁。在本研究的所有患者中, 有10例患者在术后出现了血栓性疾病, 其中有6例患者表现为深静脉血栓, 4例患者表现为肺栓塞。在这10例患者中, 有8例恶性肿瘤患者, 其主要为子宫内膜癌、宫颈癌、卵巢癌, 其余2例良性肿瘤患者为子宫肌瘤。本研究的这10例患者均在全麻状态下进行手术治疗, 子宫内膜癌患者行广泛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结清扫, 宫颈癌患者行淋巴切除术+广泛子宫切除术;卵巢癌患者行腹主动脉淋巴切除术+淋巴切除术+阑尾切除术+大网膜切除术+子宫切除术+双附件切除。所有患者的手术时间为1~4h, 平均手术时间为 (2.1±0.4) h。
1.2 症状与治疗
(1) 症状:所有患者的血栓性疾病均出现在术后1~2周内, 深静脉血栓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术后患者一侧下肢出现了疼痛、发硬以及肿胀的情况, 且在活动后还出现了发热感, 患者的血栓部位未出现明显疼痛, 沿着患者的血管走向, 可触及到索状物, 患者的肢体远端皮肤温度相对较低。患者的颈后动脉以及足背动脉脉搏消失或较为微弱, 当患者的血栓情况延伸到下腔静脉后, 患者的会阴、臀部以及双侧下肢均会出现明显水肿的情况。肺栓塞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胸痛、呼吸困难、咳血, 4例患者的呼吸均>20次/分, 心率>100次/分, 患者的颈部静脉存在充盈波动的情况, 彩超检查的结果显示, 其深静脉透声性较差、深静脉存在增宽的情况、血管腔内未发现血流信号。 (2) 治疗:在对此类患者进行临床治疗时, 其主要的治疗方式为手术治疗以及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主要为祛聚治疗、溶栓治疗以及抗凝治疗。手术治疗的主要为静脉血栓取出术, 此类治疗方式适用于疼痛较为严重、肢体肿胀明显以及临床症状较重的患者, 手术治疗一般是在发病后2~3d进行, 术后对患者进行抗凝血治疗。溶栓治疗的主要方式为:对患者给予250m L浓度为5%的葡萄糖溶液与10万IU的尿激酶混合液进行静脉滴注, 每天滴注1次, 同时对患者给予潘生丁以及阿司匹林口服治疗。抗凝治疗的主要方式为:在患者的皮下注入5000IU低分子肝素, 每天注射1次, 对患者的部分活化凝血酶原时间以及活化凝血酶原时间进行严格的监测, 所有患者的疗程为1周左右, 病情较重的患者进行4~5周的治疗。
2 结果
通过对患者给予相应的治疗后, 本研究的10例妇科肿瘤术后发生血栓性疾病患者均痊愈出院, 其中有2例肺栓塞患者在行心内科专科治疗后痊愈, 所有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均相对较好。
3 讨论
在对妇科肿瘤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时, 血栓性疾病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并发症, 以此疾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深静脉血栓以及肺栓塞, 患者一旦出现此类情况, 其髂静脉以及股静脉的受累情况最为严重, 此类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为下肢疼痛、肿胀[2]。
所谓的下肢深静脉血栓主要是指血液在静脉腔内出现不正常凝结的情况, 对静脉管腔造成一定的阻塞, 导致患者的静脉回流出现障碍, 从而出现一些独有的临床体征以及临床症状[3]。此类疾病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妇科术后并发症, 如不对其进行及时治疗, 患者就有可能出现肺血栓栓塞以及血栓后综合征等较为严重的并发症[4]。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导致患者在肿瘤术后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主要发病机制为血管壁损伤以及血液凝固性改变[5]。
由于深静脉栓塞在发病早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因此, 在对此类患者进行临床诊断时, 必须对其进行全面观察, 并仔细倾听患者的讲诉, 以此来提高患者的确诊率。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 通过对患者给予相应的治疗后, 本研究的10例妇科肿瘤术后发生血栓性疾病患者均痊愈出院, 其中有2例肺栓塞患者在行心内科专科治疗后痊愈, 所有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均相对较好。由此可见, 当发现患者在手术有血栓性疾病趋向时, 就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对其进行治疗, 就可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有效地控制, 改善患者的预后情况。
综上所述, 在对妇科肿瘤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时, 血流因素、麻醉因素、术后卧床以及各类合并症与患者在术后出现血栓性疾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为了避免患者在行肿瘤术治疗后出现血栓性疾病, 就必须做好相应的预防以及治疗工作, 以此来改善患者在术后的预后效果, 降低患者在术后出现血栓性疾病的概率, 提高患者在术后的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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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浏铭.妇科肿瘤患者术后血栓性疾病的临床研究[J].大家健康 (中旬版) , 2013, 7 (4) :163-164.
恶性肿瘤疾病 篇2
XX市肿瘤医院疾病应急救助管理制度为规范开展疾病应急救助工作，解决身份不明或无能力负担医疗费用患者的急救保障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依据国家卫计委《关于做好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支付工作的通知》以及X政办发【X】号《XX区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实施方案》文件精神，经研究对我院疾病应急救助规定如下：
一、救助对象及身份界定
救助对象：全省行政区域内无法查明患者身份的急救病人。即“三无“病人主要指接受抢救治疗时，无身份证明（姓名和居住地）、无责任承担机构（或人员）、无抢救治疗经费的等符合急危重症抢救标准的病人。
二、处理原则与制度
1、任何科室及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推诿“三无”病人及符合急危重症抢救标准的病人。接收“三无”病人后，科室应积极救治，救治程序按照国家卫计委《需要紧急救治的急危重伤病标准及诊疗规范》进行。
2、首诊负责与专科收治原则。
3、人文关怀原则。“三无”病人清醒稳定后，相关科室应积极帮助病人确认身份，联系家人。对于个别生活不能自理的“三无”病人，相关科室应协调人力做好生活护理工作。
4、登记报告制度。“三无”病人来院、转科时，相关科室务必做好登记工作并认真填写《XX区疾病应急救助基金审批表》，表内各项不能遗漏。未填写或填写不清楚而造成无法核实身份、漏费、欠费的，责任由该科室自负。门诊号及住院号或身份证号作为患者身份识别唯一信息。诊疗须按照国家卫计委《需要紧急救治的急危重伤病标准及诊疗规范》进行。
5、医院在接收疾病应急救助对象后，应及时向当地派出所、民政机关书面报告，由派出所、民政部门对救助对象进行身份甄别、负担能力认定。涉及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核实的，由事发地公安交管部门经办。
6、疾病应急救助结束后需救助的对象，应及时与当地民政救助机构联系，转入民政救助机构实施民政救助，并完善交接手续。
7、在疾病应急救助对象救治过程中死亡的，应及时通知当地派出所和民政部门，完善相关手续，遗体由殡葬机构负责处理。
8、医院对疾病应急救助对象发生的救治行为和急救费用实行专账管理。
恶性肿瘤疾病 篇3
【关键词】 恶性血液疾病；骨髓坏死
临床常见的恶性血液疾病主要包括红细胞疾病、白细胞疾病、出血性疾病等，这些疾病常并发骨髓坏死[1]。骨髓造血干细胞原位死亡，引起基质和造血组织大片坏死，从而造成骨髓坏死。以往临床在诊断和治疗恶性血液疾病合并骨髓坏死效果不佳，近年来，随着我国影像学及骨髓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在诊断和治疗恶性血液疾病合并骨髓坏死上有较大的突破，2010年4月至2012年4月我院给予8例恶性血液疾病合并骨髓坏死患者磁共振和骨髓放射性核素扫描诊断及对症治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年4月至2012年4月我院收治了8例恶性血液疾病合并骨髓坏死患者，其中，男5例，女3例；年龄22-49岁，平均年龄31.6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L2型3例，非霍奇金淋巴瘤-Ⅳ期2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7型3例。8例患者临床均表现不同程度地发热、骨痛、肝脾大等。
1.2 髓形态学及影像学检查 8例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贫血、血小板减少。其中，2例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降低，6例患者计数升高。3例患者血清铁蛋白正常，但单部位骨髓坏死，其中，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L2型患者给予对症处理，病情缓解，骨髓坏死恢复。8例患者均存在乳酸脱氢酶和α-羟丁酸脱氢升高，而肝酶和碱性磷酸酶则正常。
8例患者均于多部位骨髓取材，其中，5例患者单部位骨髓坏死，3例患者多部位骨髓坏死。3例患者骨髓外观呈现暗红血水样，5例患者骨髓外观呈现淡黄色稠糊样。在瑞特染色显微镜下观察，有红色或紫红色糊状颗粒，核细胞结构模糊，细胞膜破裂，核退化，胞浆熔接，细胞形态不清晰，有少数核细胞形态完整，多为淋巴细胞、中性分叶核细胞及晚幼红细胞，红细胞形态正常。5例单部位骨髓坏死患者行髂后上棘穿刺后，其中3例被确诊为性淋巴细胞白血病-L2型，给予正规化疗，并监测患者骨髓变化情况，治疗1个月后患者临床症状缓解，胸骨和棘突表现为核细胞少见、骨髓稀释，各阶段形态、比例正常。给予5个月的治疗，患者骨髓形态学恢复正常。
给予8例患者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患者腰椎椎体信号弥漫性增高，髂骨、股骨骨质稀疏，关节未见异常。经Tc-骨髓扫描可见外周骨髓及中央骨髓增生较差，外周骨髓腔扩张，肝脾显影良好，见灶性造血灶，患者全身骨髓广泛性坏死。
2 讨 论
临床骨髓坏死较为罕见，且生前诊断率极低，相关文献[2]资料指出，骨髓坏死的活检出率大约在0.16-6%之间。临床经验表明骨髓坏死常由恶性血液疾病引起，本文收治的8例骨髓坏死病例均为恶性血液疾病合并骨髓坏死。
恶性血液疾病导致骨髓肿瘤细胞的快速增生，压迫骨髓血管，会造成血窦破裂、扭曲或栓塞等，肿瘤栓子、血栓性血细胞减少等均会造成骨髓微循环障碍，从而导致恶性血液疾病合并骨髓坏死的发生。目前临床常根据骨髓形态学、影像学检查及其他实验室检查诊断恶性血液疾病合并骨髓坏死病症。从骨髓形态学上说，坏死骨髓外观多变，呈现暗红色血水样或淡黄色稠糊状，骨髓涂片形态学表现为坏死的骨髓细胞成不定型嗜酸性物质，而片膜背景上则表现为粉红色的无定型物质[3]。根据临床影像学检查结果可知，合并骨髓坏死早期对骨密度和骨质的影响较小，多数的骨髓坏死继发于恶性血液疾病，骨髓肿瘤细胞会破坏骨皮质，导致骨质疏松，从X线片上可以看出，但这并不能确诊合并骨髓坏死的存在。磁共振联合Tc-骨髓扫描，可帮助判断骨髓坏死范围，并指导骨穿刺位置，另外，动态跟踪性的观察有助于评价患者治疗过程中骨髓恢复情况。本文8例患者均给予磁共振和Tc-骨髓扫描，扫描结果清晰地显示骨髓坏死比例及范围，同时显示出骨髓受累范围及预后情况等。
本文研究表明，临床在诊断和治疗恶性血液疾病合并骨髓坏死时，应及早地明确病因，根据病因确定合适的临床治疗方法，并不断改进治疗方法，有助于提高临床诊断和治疗恶性血液疾病合并骨髓坏死的诊断率和治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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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疾病 篇4
一、动物肿瘤疾病概况
肿瘤与受累组织的生理需要无关,无规律生长,丧失正常细胞功能,破坏原器官结构,有的转移到其他部位,危及生命。肿瘤与“组织再殖尸”或“性增殖”时的组织增殖现象有质的不同,当致瘤因素停止作用之后,该新生物仍可继续生长[1]。肿瘤组织还具有特殊的代谢过程,比正常的组织增殖快,耗损动物体大量的营养,同时还产生某些有害物质、损害机体。肿瘤是机体整体性疾病的一种局部表现。它的生长有赖于机体的血液供应,并且受机体的营养和神经状态的影响。
畜禽肿瘤已日益引起兽医、医学界的共同重视,国内外已有较多的专著报道和调查研究,就各地临床兽医及食品卫检情况看,畜禽肿瘤的发病率有所上升,现已证明马、牛、羊、猪、犬、猫、兔、鸡、鸭、鹅、火鸡、鱼类等都可发生,狮、虎、熊、豹、鹿、水貂、雉、天鹅等野生动物也有发生肿瘤的报道。
二、诊断技术的发展
近年来由于内窥镜检查技术、肿瘤影像学诊断技术(包括普通x线诊断、B超声诊断、X线CT诊断、MR成像诊断、核素诊断、血管造影诊断等)及肿瘤标志物诊断等技术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使肿瘤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准确定位已成为可能,并为肿瘤的早期治疗提供了机会[2]。
肿瘤病理诊断技术的发展与肿瘤病理学研究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3]。它是在肿瘤病理学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大量的临床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与生物化学、细胞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及免疫学等学科的迅速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目前肿瘤病理学诊断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使肿瘤病理诊断技术从常规的细胞组织水平发展到超微结构和分子水平。二是在肿瘤病理诊断中,除了应用常规的细胞化学和组织化学技术外,并充分利用敏感性和特异性强的免疫组织化学技术。随着大量的有关肿瘤标记物一单克隆抗体的问世,不仅使肿瘤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更为可靠,而且有助于研究一些组织来源不清的肿瘤组织发生学,使肿瘤的分类更为确切。三是使肿瘤病理诊断除注重定性外,也注重定量发面的研究,从而使病理诊断更具有客观标准。例如用定量的方法来区别一般增生、非典型性增生、癌前病变和癌变以及癌瘤恶性程度的分级,较之凭经验观察更为可靠。四是除了解决肿瘤病理诊断外,还可检测瘤细胞的增殖活动,从而为了解肿瘤的生长和发展、判断肿瘤的预后和临床治疗的选择提供科学的依据;五是把肿瘤的发病学研究和肿瘤的病理诊断和预后的判断有机结合起来,使理论更结合实际。例如在淋巴组织增生性病变中,要确诊是否为恶性淋巴瘤,可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有无基因重排,并可根据基因重排的类型(IgG或TCRβ基因重排)来确定是B细胞淋巴瘤或T细胞淋巴瘤;又如可根据一些癌基因或抑癌基因表达产物的检测来确定肿瘤的良恶性,或检测癌基因的扩增情况来判断肿瘤的预后等[4]。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肿瘤病理诊断技术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范围,解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也今非昔比,如能用得恰当,将对肿瘤的正确诊断、预后的判断和治疗的选择发挥巨大作用。
目前我国关于动物肿瘤疾病诊断的相关报道还很少。在肿瘤的诊断过程中,人们一直寻找着新的肿瘤标志物,通过寻找新的肿瘤标志,希望通过规范的方法建立起的特异性抗体的ELISA检测系统,将癌症的血清学诊断水平提高一步,为动物肿瘤疾病的诊断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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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疾病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4月至2014年1月在我院进行诊断的孤立肺结节患者60例, 纳入标准:病理诊断为孤立肺结节;既往无碘对比剂过敏史及其他禁忌证;无严重心肺及肝肾功能障碍, 可配合屏气完成检查;检查前均未进行过介入治疗、放射治疗和全身化学药物治疗等抗肿瘤治疗;年龄20~80岁;知情同意。其中恶性患者20例 (恶性组) , 男性12例, 女性8例, 包括鳞癌7例, 腺癌12例, 小细胞肺癌1例;平均年龄 (59.61±2.82) 岁。良性患者40例 (良性组) , 男性24例, 女性16例, 包括炎性假瘤22例, 结核瘤16例, 硬化性血管瘤2例;平均年龄 (59.56±2.33) 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P>0.05) 。
1.2 方法:
CT造影使用Philips16排螺旋CT机, 所有患者检查前在正常平静状态下吸气末屏气训练, 使单次屏气时间达到25s以上, 达到每次屏气前吸气深度的一致性。在扫描中, 以0.625 mm层厚对病变区进行CT平扫, 确定结节性质后, 选用灌注扫描模式, 将扫描线置于预先确定的经过结节中心的最大层面, 扫描相关参数:120 k V, 180~220 m A, FOV:25 cm, 图像矩阵512×512。在造影增强中, 18G静脉留置针经肘前静脉穿刺, 选择高压注射器经肘前静脉注入50 m L碘海醇 (300 mgl/m L) , 流速5 m L/s, 延时5 s启动扫描程序, 记录与计算相关血流参数。
1.3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在造影结束后通过计算自动生成灌注参数图, 计算与记录血流量 (BF) 、血容量 (BV) 、平均通过时间 (MTT) , 每个指标取三次值, 计算得到平均值, 同时在常规扫描中, 计算两组的增强峰值、结节直径与达峰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进行t或χ2检验, P<0.05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造影灌注参数比较:
经过记录与计算, 恶性组的BF、BV值明显高于良性组, 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两组MTT值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体见表1。
2.2 常规扫描参数比较:
经过观察, 两组结节直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恶性组的增强峰值与达峰时间明显高于良性组 (P<0.05) , 具体见表2。
3 讨论
孤立性肺结节是临床上常见的肺部疾病, 是指肺实质内单发的、直径小于或等于3 cm的类圆形结节。孤立性肺结节是一种常见的放射学征象, 是多种良、恶性病变的共同表现, 为此需要合理进行诊断与鉴别,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良性孤立性肺结节病变中80%为炎性肉牙肿, 10%为错构瘤[4,5]。而恶性结节多为早期肺癌, 而中晚期肺癌的5年生存率比较低, 为此早期诊断与鉴别能使得恶性结节能早发现、早诊断、早切除, 而良性结节则可免于不必要的手术。CT是当今检查孤立性肺结节最敏感的方法, 具有较高的密度分辨率及消除重叠结构的断层作用, 常规CT平扫检查可以评价孤立性肺结节的性质、大小、边缘形态、内部结构及等, 仍有30%左右的恶性结节被误诊为良性结节[6]。灌注成像是指通过影像学手段来直观显示活体组织器官血液动力学状态的过程和定量分析的方法, 其中CT灌注成像技术可定量性地反映局部组织的灌注状态, 具有更好的效果。同时由于恶性肿瘤是血管依赖性疾病, 肺癌的血管生成与其生长、进展和预后密切相关, 其中肺癌由支气管动脉供血, 良性病灶如炎性假瘤、活动性炎性结节等既有肺动脉供血又有支气管动脉供血[7]。并且恶性肿瘤细胞产生的多种血管生成因子可引起微血管通透性显著增加, 为此新生血管的结构和功能状况与组织血容积、血流量透性密切相关[8]。本文研究中BV值是血液在肿瘤内部脉管系统内的容量, 代表有功能的毛细血管量的多少。恶性肿瘤内部新生血管受多种血管生成因子刺激而明显增加, 所以血容量比良性肿瘤明显增多, 可能是恶性结节BV值升高的原因。
综上所述, CT造影灌注诊断肺部良恶性疾病有很好的效果, 为在活体评价肺肿瘤的血管生成状况提供了新的临床应用途径。
摘要：目的 探讨CT造影诊断肺部良恶性疾病的效果。方法 选择2011年4月至2014年1月在我院进行诊断的孤立肺结节患者60例, 其中恶性患者20例 (恶性组) , 良性患者40例 (良性组) , 均进行了CT常规扫描与CT造影灌注诊断。结果 恶性组的BF、BV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两组MTT值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结节直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恶性组的增强峰值与达峰时间明显高于良性组 (P<0.05) 。结论 CT造影灌注诊断肺部良恶性疾病有很好的效果, 为在活体评价肺肿瘤的血管生成状况提供了新的临床应用途径。
关键词：CT造影,肺部良恶性疾病,肺结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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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疾病 篇6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186例均为我院1993年1月至2010年6月行超声检查的门诊和住院患者, 其中150例 (80.6%) 经CT、X线胆系造影、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 (ERCP) 或手术、病理证实。男100例, 女86例, 年龄21~86岁。1.2结果186例中, 胆总管结石伴炎症115例 (61.8%, 其中70例同时合并胆囊结石、胆囊炎) , 胆总管积气20例 (10.8%) , 胰头癌伴胆总管扩张15例 (8.1%) , 胆总管下段狭窄12例 (6.5%) , 胆总管蛔虫10例 (5.4%) , 先天性胆总管囊状扩张症8例 (4.3%) , 胆总管结石合并蛔虫5例 (2.7%) , 胰头肿块型慢性胰腺炎继发胆总管扩张1例 (0.5%) 。
2 讨论
引起胆道梗阻的非肿瘤性因素常见的有:胆总管结石、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炎症或术后瘢痕造成胆总管狭窄、蛔虫、先天性胆总管囊状扩张症等, 胰头肿块型慢性胰腺炎极为罕见。胆道梗阻时超声可显示不同程度扩张的胆总管 (本组1例最大内径约6cm) 。医源性的如胆总管内留置支架、引流“T”管及胆囊切除术后的胆总管代偿性扩张等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扩张的胆总管与并行的门静脉形成“双筒枪征”或“平行管征”, 为超声诊断阻塞性黄疸可靠且敏感的指征。正常胆总管内壁光滑, 管壁薄呈线形, 中等或略强回声, 炎症时管壁可见增厚粗糙常≥2mm。典型的胆总管结石、胆道蛔虫症及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依据特征性声像图超声诊断不难, 对于非典型病例, 还应注意仔细鉴别。
2.1 胆总管积气
胆总管正常结构未能清晰显示, 肝门部显示强回声带, 与门静脉主干走向一致, 即位于门静脉的前方, 可作为定位诊断的佐证。强回声带有明显活动性和闪烁感, 后方缺乏固定“干净”的声影, 呈“慧星尾”征。若同时伴肝内胆管积气, 更有助于诊断。
2.2 先天性胆总管囊状扩张症
又称先天性胆总管囊肿, 肝门部出现边界清晰的囊性回声, 多呈椭圆形或梭状, 囊壁较薄光滑。肝内胆管一般不扩张, 囊肿上端与正常胆管相通是重要的特征性改变, 且扩张的胆总管位于门静脉的前方, 该特征是作为定位诊断的佐证。合并结石时, 囊性无回声区内可见结石强回声团, 后伴声影。如囊肿合并感染, 囊内有炎性物质, 则可见点线状回声。先天性胆总管囊状扩张症有发生癌变的危险, 癌变时可表现为自囊壁向囊腔突出的圆形、椭圆形及不规则形高回声团块, 后部不伴声影, 亦可表现为囊壁局限性增厚[1]。因此, 超声检查时应注意观察患者囊壁变化及囊内有无新生物。
2.3 胆总管良恶性狭窄
胆系炎症所致的胆管良性狭窄, 多有反复发作的胆道感染病史, 超声显示胆总管呈细线状狭窄, 管壁轻度增厚或无明显变化、毛糙, 回声略减低或稍增强[2]。与胆系手术损伤有关的胆管良性狭窄, 结合病史有助于鉴别。恶性狭窄主要继发于胆总管癌、胰头癌、壶腹部癌等, 一般在狭窄端及其周围可见到原发肿瘤病灶。
2.4 胆总管结石与原发性胆总管癌鉴别
胆总管内泥沙样结石淤积时, 表现为胆总管内团块状强回声或中等回声, 造成管腔狭窄以致完全闭塞, 其后方可无声影, 酷似乳头、团块状胆管癌表现, 易与胆管癌混淆。其鉴别主要在于:泥沙样结石前缘光滑, 回声强度亦较软组织高, 无管壁浸润征象, 与胆管壁分界清楚, 结合病史与胆管肿瘤可以鉴别[1]。某些胆管癌回声较强, 后方亦可产生浅淡声影, 易误诊为胆总管结石, 从而造成胆管癌的漏诊。我们可利用体位改变或脂餐后观察其移动性, 肿瘤与管壁间界限不清, 管壁亮线残缺不齐, 无移动性可资鉴别。
2.5 胰头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胰头癌的鉴别
当胰头显示肿大, 或伴胰管和胆总管梗阻时, 应注意胰头肿块型慢性胰腺炎与胰头癌的鉴别。本组1例术前超声误诊为胰头癌, 经手术、病理证实为胰头肿块型慢性胰腺炎。
参考文献
[1]吴乃森.腹部超声诊断与鉴别诊断学[M].3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1]吴乃森.腹部超声诊断与鉴别诊断学[M].3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
恶性肿瘤疾病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5月至2015年5月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40例急性脑血管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符合急性脑血管疾病相关诊断标准[4], 均经头颅CT及磁共振成像 (MRI) 确诊, 且知情同意;排除服用影响免疫系统功能的药物、免疫系统疾病、糖尿病。将40例急性脑血管病患者作为研究组, 其中男25例, 女15例, 年龄26~83岁, 平均 (62±12) 岁;疾病类型:脑梗死23例, 脑出血17例;神经功能:恶化15例, 非恶化25例;疾病严重程度:轻度10例, 中度20例, 重度10例。另选取同期来我院体检的40例健康人员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24例, 女16例, 年龄28~82岁, 平均 (67±11) 岁。两组受试者性别、年龄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检测方法
清晨空腹采集两组受试者的肘静脉血3 ml, 放置于抗凝试管中, 第一时间对其进行离心3 min, 3000 r/min, 离心半径12 mm, 分离血清, 并将标本放置于-7℃冰箱中待检。采用军事医学科学院提供的药盒, 运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检测两组受试者的TNF-α水平, 检测过程严格依据相关操作步骤。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患者中不同疾病类型、神经功能、疾病严重程度患者的TNF-α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研究组中, 脑梗死患者的TNF-α水平明显高于脑出血患者, 神经功能恶化患者的TNF-α水平明显高于非恶化患者, 重度患者的TNF-α水平明显高于轻中度患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 见表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与脑出血比较, aP<0.05;与非恶化比较, bP<0.05;与轻度比较, cP<0.05;与中度比较, dP<0.05
3 讨论
在急性脑血管疾病发病中, TNF-α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参与的病理生理过程具体机制为:①能够促进内皮细胞因子合成释放明显增加, 抑制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释放, 诱导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分泌, 进而抑制纤溶反应, 促进血栓调节素表达的有效降低, 从而对有抗凝作用的蛋白激活进行有效抑制, 同时可对内皮细胞造成刺激, 使其将白细胞介素-1 (IL-1) 释放出来。而IL-1能够为血栓形成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内皮细胞表面在TNF-α和IL-1的协同作用下处于促凝状态, 为血栓形成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②对血管舒缩物质的表达活性有直接而较大的影响。TNF-α及前列腺素 (PGI) 等脑卒中时明显增加, 其一方面会对血凝过程造成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还可降低血管舒缩因子并增加内皮素 (ED) , 进而引发血管收缩, 促进局部卒中危险性的明显增加。③TNF-α会引发血管炎性反应, 途径为调节黏附因子 (ICAM-1) 可对炎性细胞进行诱导, 使其从血管移行向神经阻滞, 而ICAM-1的产生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这一过程。④脑卒中时, 随着TNF-α的增加, 血小板激活因子 (PAF) 、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 (vw D) 等多种组织因子的释放会明显增加, 其标志着患者存在出血——再缺血形成等过程[5]。其中, 在这一过程中, TNF-α可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 通过抑制TNF-α的生成和表达的途径, 可有效改善脑卒中患者的预后[6]。
本研究结果表明, 研究组患者中不同疾病类型、神经功能、疾病严重程度患者的TNF-α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研究组中, 脑梗死患者的TNF-α水平明显高于脑出血, 神经功能恶化患者的TNF-α水平明显高于非恶化, 重度患者的TNF-α水平明显高于轻中度患者。提示急性脑血管疾病严重程度、神经功能均与TNF-α水平呈正相关。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脑血管疾病与肿瘤坏死因子 (TNF-α) 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15年5月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40例急性脑血管病患者 (研究组) , 另选取同期来我院体检的40例作为健康人员 (对照组) , 运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检测两组受检者的TNF-α水平。结果 研究组患者不同疾病类型、神经功能、疾病严重程度患者的TNF-α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研究组中, 脑梗死患者的TNF-α水平明显高于脑出血患者, 神经功能恶化患者的TNF-α水平明显高于非恶化患者, 重度患者的TNF-α水平明显高于轻中度患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结论 急性脑血管疾病严重程度、神经功能均与TNF-α水平呈正相关。
关键词：急性脑血管疾病,肿瘤坏死因子,相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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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疾病 篇8
病人对疾病知识的缺乏, 不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过程, 加上伴随而来的各种复杂的治疗和护理等, 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他们缺乏与疾病及相关事件的应对能力, 即疾病不确定感。1988年Mishel提出了“疾病不确定感”理论, 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并陆续在其他国家推广[1]。近年来我国的护理工作者也运用疾病不确定感理论对各种疾病的不确定感及其对治疗护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疾病不确定感带来的负面情绪不仅会干扰病人寻求与疾病相关信息的能力[2], 而且会造成行为的退化及治疗的中断[3], 影响了病人的心理状态、适应能力、康复进程和远期存活率。现将疾病不确定感理论在肿瘤护理领域中的研究现状综述如下。
1 疾病不确定感理论的内涵
Mishe1提出的“疾病不确定感理论”主要用来解释病人如何处理与疾病相关的刺激和明确相关的含义。疾病不确定感属于认知范畴, 当个体无法对相关事件建立相适应的认知框架时, 不确定感就会产生。根据疾病不确定感理论, 病人的疾病不确定感主要来源于以下4方面:不明确疾病的症状;不明确复杂的治疗和护理;缺乏与疾病的诊断和严重程度有关的信息;不可预测疾病的过程和预后。Mishel在疾病不确定感理论中把最主要的变量定义为刺激框架, 它具有明确性、相似性和一致性3个特性。明确性指症状表现连续的、规律的程度;相似性是指医疗环境重复的、熟悉的程度;一致性是指希望的与所经历的与疾病有关事物统一的程度。当疾病有关的事物 (刺激框架) 具有这3个特性时, 疾病不确定感将降低, 疾病不确定感同时受病人的认知能力和帮助者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不确定感是疾病体验的一个中性组成部分, 其导致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结果在于病人怎么去评估这种不确定感[4]。
2 疾病不确定感的测量
Mishel通过多年的研究, 现已完成了多个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的测定, 可满足不同科研对象的需求[1]。主要的量表有: 疾病不确定感量表 (MUIS-A) , 主要用于检测住院病人;疾病不确定感社区量表 ( MUIS-C) , 主要用于出院或社区病人; 疾病不确定感家属量表 (MUIS-FM) , 主要用于病人家属;疾病不确定感父母量表 (PPUS) , 主要用于患病儿童的父母。
3 疾病不确定感理论在肿瘤病人中的研究进展
3.1 肿瘤病人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
3.1.1 信息支持水平
Mishel[1]指出缺乏信息是导致病人产生不确定感的来源之一。Chalmers等[5]的研究表明, 病人得到信息的途径主要是杂志、电视和手册, 而他们希望从专业人员那里获得, 其中护士被认为是最主要的信息和照顾来源。因此病人的信息支持水平会对其疾病不确定感产生影响。孙红等[6]研究表明, 为围术期乳腺癌病人提供系统性的信息支持, 能显著降低病人的疾病不确定感。而每个病人信息需求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 大多数病人都希望知道的信息包括:关于疾病治疗和化验的、关于怎样促进健康的、关于治疗副反应和疾病症状的和关于怎样处理人际关系和情感问题的。而那些年轻的、少数民族的、缺少支持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较差病人则需要更多的信息[7]。因此, 护士在给予病人疾病相关知识, 帮助病人控制其疾病不确定感同时还应评估其心理承受能力、社会支持水平、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 再给予与其自身情况相适应的信息量。机械地告诉病人所有信息, 往往导致一些意外发生。
3.1.2 社会支持
一般认为, 社会支持可通过提高个体对现实刺激的应付能力和顺应性以缓冲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吴航洲等[8]的研究结果表明, 乳腺癌病人的疾病不确定感与其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 获得社会支持越少的病人其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越高。Sammarco[9]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病人社会网络的大小与其疾病不确定感水平呈负相关, 即社会网络越大, 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越低。而婚姻状况、同住者及家庭关系和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影响社会支持的最主要因素[10]。对于癌症病人来说除来自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外, 还需要有来自医务工作者等人员的专业支持, 这一点也很重要。
3.1.3 认知与应对方式
已有关于疾病不确定感的研究, 其普遍的结论是不确定感会导致病人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体验。然而Mishe1[4]指出, 不确定感是疾病体验的一个中性组成部分, 其对病人的影响在于病人怎样去认知评估它。如果病人关注的是事件负面效应发生的可能性, 那么不确定将会被认为是一种危险因素;当病人评估事件可能会有积极的结果时, 不确定会被认为是一种机会。在后面这种情况中, 不确定的状态将会被维持, 个人对未来仍抱有希望。Bailey等[11]以质性研究的方式通过对10例接受姑息疗法的前列腺癌病人进行25 min～75 min的访谈, 了解他们对于接受姑息疗法的不确定感。结果发现他们中有人将这种治疗视为一种机会, 他们继续工作、积极寻求信息、学习自我照顾能较好的管理和控制自身的不确定感;而有些人因为身边有人死于前列腺癌而将不确定感视为一种危险, 觉得在确诊后他们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赵鑫等[12]研究表明, 较多使用面对和回避应对方式的乳腺癌化疗病人疾病不确定感较低, 较多使用屈服应对方式的病人疾病不确定感较高。因此, 对于那些病程发展较慢的、症状不明显的癌症病人, 护士作为帮助者可引导病人将疾病的发展朝积极的方面设想, 将不确定感构建为一种机会。鼓励病人在病情允许的条件下继续工作、学会自我照顾, 建立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
3.1.4 患病阶段
Mishel指出, 疾病不确定感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是随着病人病情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Liao等[13]以纵向研究的方法测定了127例疑似乳腺癌的妇女在接到活检通知前、活检前和诊断后3个时点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水平, 结果显示她们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水平在诊断前显著高于诊断后。
3.1.5 诱发因素
Gill等[14]对244例老年乳腺癌病人进行了10个月的电话随访, 结果表明最容易触发病人产生不确定感的因素是听到别人谈论癌症, 其他的触发因素包括新出现的疼痛或身体症状 (疲劳、关节僵硬等) 、环境诱因 (如与癌症经历有关的声音、气味和场景) 、电视、广播、网络等中有关癌症的消息和讨论、和医生约定的每年1次的复查。提示护士在工作中尽可能避免在病人面前谈论病情, 并帮助病人学会正确处理躯体症状。
3.2 疾病不确定感对癌症病人的影响
3.2.1 生活质量
研究表明疾病不确定感是影响病人生活质量的因素之一, 两者呈负相关[15]。对行保守治疗的前列腺癌病人的研究也证实了疾病不确定感可影响到病人的生活质量, 疾病不确定感越高, 生活质量越低[16]。Wonghongkul等[17]的研究表明, 生存年限、疾病不确定感和危害评估三者可以解释生活质量总变量的21.8%。进一步研究明确了疾病不确定感可单独解释总变量的10.4%[18]。
3.2.2 心理状态
癌症病人的焦虑和抑郁水平远远高于正常人群, 研究显示术前的乳腺癌病人的疾病不确定感是其焦虑和抑郁的重要中介因素, 疾病不确定感水平越高, 病人的焦虑、抑郁水平越高[19]。这些病人的心理调节能力较差, 负性情绪对其影响也比较大。
3.3 肿瘤病人疾病不确定感的干预研究进展
3.3.1 国外干预研究进展
国外的干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区肿瘤病人, Gil等[20,21]用随机对照实验的方法针对治疗后5年～9年且未复发的乳腺癌病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疾病不确定管理的研究。在实验中采取两种方式帮助病人管理自身的疾病不确定感:首先护士每周与干预组病人进行1次电话交谈并录音, 在会谈中护士会教给病人一些认知行为策略并指导他们运用这些策略来识别疾病不确定感产生的诱发因素 (如能使病人再次体验到与乳腺癌有关的回忆、感受等的地点、环境和事情) , 然后利用想象放松、分散注意力、平静的自我交流等应对方式来处理所被诱发的不确定感;其次给每例病人一本关于乳腺癌治疗护理的手册, 以帮助病人处理各种治疗副反应和各种症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干预组病人在疾病知识、认知重构、应对技巧和社会支持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 这种干预模式可以有效地帮助病人管理自身疾病不确定感。
3.3.2 国内干预研究进展
我国社区护理相对滞后, 对病人不确定感的干预主要集中于住院肿瘤病人。谢春雷等[22]以小组学习、方法示范、健康教育手册、个别讲解等方法对颅脑肿瘤的手术病人分阶段进行术前、术中、术后的系统化健康教育, 能明显降低病人的疾病不确定感。孙爱芹等[23]以一般健康教育、信息支持和个性化心理护理的方法对食管癌病人的疾病不确定感进行了干预, 取得了较好效果。林瑞娇等[24]针对乳腺癌病人在入院术前1 d采取认知干预、术后1 d～12 d采取行为干预、术后12 d至出院前进行出院指导的干预模式, 降低了病人的疾病不确定感。
4 展望
如今有关疾病不确定感的研究逐渐增多, 但在取得一些成果的同时, 也还存在许多局限。首先, 在研究方法上, 大多是关于疾病不确定感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而对怎样控制和管理不确定感水平的干预性研究还相对较少;同时在研究目的上, 大多研究的是病人在发病的某一特定时期的不确定感水平及其对病人的影响, 而缺乏了解病人在疾病不同阶段的不确定感水平的纵向研究;其次在研究对象上, 主要集中在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病人, 而缺少对其他不同疾病病人及家属的研究。一种理论在一种文化背景中产生发展, 其研究对象和问题, 研究者所受的教育及其思维方式, 研究所用的概念、理论框架、工具和手段都带有文化烙印。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病人对疾病及其相关刺激的理解和信息需求也存在差异。我国在运用疾病不确定感理论的同时应注重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不可机械照搬照用。
5 小结
恶性肿瘤疾病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0月~2015年10月我院收治的妇科肿瘤术后发生血栓性疾病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各30例。干预组年龄23~74岁, 平均年龄 (43.5±4.3) 岁;体重为48~82 kg;平均病程 (54.3±4.3) kg;肿瘤类型:子宫内膜癌11例, 宫颈癌6例, 卵巢癌7例, 良性肿瘤6例;血栓疾病类型:肺栓塞3例, 深静脉栓塞27例。对照组年龄22~75岁, 平均年龄 (43.3±3.4) 岁;体重49~81 kg;平均病程 (55.2±3.5) kg;肿瘤类型:子宫内膜癌10例, 宫颈癌7例, 卵巢癌6例, 良性肿瘤7例;血栓疾病类型:肺栓塞2例, 深静脉栓塞28例。所有患者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下肢肿胀、疼痛等, 伴随有皮肤苍白、皮温低等症状。研究经过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并同意, 签订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单纯的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采用低分子肝素如速避凝对患者进行腹部皮下注射, 剂量以80 IU/kg为宜, 2次/d, 期间需间隔12 h左右[2]。若在这个过程中存在激活凝血活酶监测, 那么可适当延长50 s;干预组给予低分子肝素联合华法林抗凝治疗。低分子肝素速避凝采用腹部皮下注射的方式, 控制剂量在80 IU/kg左右, 2次/d, 期间间隔12 h左右, 连续治疗10天。在治疗第7天给予患者华法林口服治疗, 5 mg/次, 1次/d[3]。服用3天后, 可适当减少剂量, 2.5 mg/d, 以3个月为1个疗程, 连续治疗两个疗程。在治疗期间需每周复查凝血功能, 并根据INR情况对华法林的药物用量做出适当的调整, 将INR指标控制在3.0左右为宜。严密观察患者的治疗情况, 必要时需根据患者病情情况作出具有针对性的治疗[4]。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对两组患者的血红蛋白指标、血小板指标以及临床治疗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按照国际临床诊断标准, 可将临床疗效分成治愈、显效、有效与无效4个级别。治愈:患者的各项身体指标均趋于正常;显效:患者的血管栓塞现象得到明显改善;有效:患者治疗后的体内血管栓塞有消融;无效:治疗前后无差异, 体内血管栓塞未消失[5]。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以百分数 (%) 表示, 采用x2检验, 计量资料以“±s”表示, 采用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后临床指标比较
干预组患者治疗后的血红蛋白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 血小板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两组临床治疗情况比较
经过不同方式的治疗, 干预组总有效率为93.3%,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6.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3 讨论
目前, 临床中对妇科肿瘤术后发生血栓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妇科肿瘤患者在行切除术后, 体内增殖的肿瘤细胞对凝血系统具有一定的干扰作用, 当患者体内呈现高凝状态, 产生凝血活酶, 体内的血液将会表现为凝固状态, 进而造成血栓疾病的发生[6,7]。其作为妇科肿瘤术后重要的并发症, 若不及时治疗, 将会直接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低分子肝素是一种锻炼及, 其具有一定的抗凝作用, 然而不能与凝血酶结合, 仅能够保留抗凝血因子, 避免患者出现出血风险。华法林能够对凝血因子起到抑制作用, 进而控制新血栓的形成, 使血栓不会进一步延展[8]。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干预组患者治疗后的血红蛋白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 血小板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且干预组总有效率为93.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6.7% (P<0.05) 。
综上所述, 对妇科肿瘤术后发生血栓性疾病患者, 给予低分子肝素联合华法林抗凝治疗, 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 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疗效显著, 值得推广。
摘要：目的 探究妇科肿瘤患者术后发生血栓性疾病的疗效。方法 选取2012年10月2015年10月我院收治的妇科肿瘤术后发生血栓性疾病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各30例。对照组给予单纯的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干预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华法林抗凝治疗, 对两组治疗后的血红蛋白、血小板指标以及疗效进行综合评价。结果 干预组患者治疗后的血红蛋白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血小板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干预组总有效率为93.3%,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6.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妇科肿瘤术后发生血栓性疾病患者, 给予适当的抗凝化治疗,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血红蛋白与血小板指标等, 疗效显著, 值得临床广泛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妇科肿瘤,血栓性疾病,抗凝疗法,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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