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问题调查与分析

城中村问题调查与分析（共9篇）

城中村问题调查与分析 篇1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多地相继出现“城中村”问题。本文基于松桃县城中村现状及存在问题, 试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分析表明:松桃县城中村村民整体文化水平偏低, 经济条件较差, 居住环境恶劣, 城中村改造面临资金贫乏、建设布局混乱等多重困境, 对此, 本文提出了城中村改造应尊重民意、强化规划、加大资金支持等实施对策。

关键词：城中村,问题,对比

1 前言

所谓“城中村”是指伴随产业分散化、城市郊区化及乡村城市化的迅猛发展, 位于城市边缘的农村被划入城市规划, 虽然地域上属于城市, 但在行政管理、土地权属等方面仍保留着农村模式。武陵山区被视为国家扶贫攻艰试点片区, 城镇化成为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 今后政府仍将关注该区域的发展。松桃县位于贵州东北部, 是川、黔、湘三省交界处, 地处武陵山脉梵净山东麓, 交通便利, 区位条件优越, 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却也出现了“城中村”问题。本次调查以城中村村民为调查对象, 以其基本信息、城中村现状、村民意愿、意见与建议为调查内容, 共计问卷200份, 如期全数收回。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 将其与贵阳市中心城区城中村状况作对比, 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

2 现状分析

我国城镇化总体水平不高, 低水平、低层次的城镇化造成了诸多问题, 这极不利于我国现代化进程[2]。以下将从村民文化水平、经济条件、居住环境及改造意愿四方面对松桃县城中村现状加以分析。

2.1 村民整体文化水平偏低

城中村内居住约200 户村民, 本次调查对象共200 名, 年龄主要在30 至50 岁之间, 基本覆盖整个城中村。样本数据显示:该村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村民占主体, 占54%, 高中学历的村民占25.6%, 专科及本科文凭为20.4%。可见, 该村村民整体文化水平偏低, 在城中村问题的认识上可能存在不足, 这将加大城中村改造的难度。

2.2 经济条件较差

数据显示, 村民获得收入的途径较单一, 主要分四类:固定工资收入、房屋出租收入、个体经营收入及其他收入, 各类收入分别占15%、42%、24.7%、18.3%。其中, 于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的9.7%, 公司职员为8.6%, 个体及私营业主达27%, 有49.6% 的村民因失地而无稳定收入。从具体收入额来看, 每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的村民占75%, 3000 元至6000 元的为22.1%, 而6000元以上的仅2.7%。可知, 房屋出租收入几乎构成了村民的主要收入, 且大量村民从事个体及经营业务, 其收入额大体集中在3000元以下。

2.3 居住环境恶劣

总体上, 该村房屋建筑结构类型较少, 主要是混凝土住房、砖木房、钢铁楼房, 但混凝土住房最普遍, 各占70.2%、16%、11%。经统一规划且间距合理的建筑及出租屋与居民房分离、居民住高层的情况极少, 占比分别为3.5% 和8.0%。而房屋低矮拥挤且密集、住房杂乱无章和无合理规划是该村建筑最明显的特点, 分别占33% 和54%。

虽该村位于城区中心, 但经济发展却滞后于城区, 因房租较城市低, 为此吸引了大量房客, 村内人员结构复杂, 致使城中村问题凸显。具体表现为:房屋低矮、拥挤、密集并存在严重的安全和消防隐患及人流混杂、治安混乱的现象极其突出, 均约占70%;其次, 53.10% 的村民反映出租屋乱搭乱建与环境卫生状况恶化相当显著;最后, 基础设施不配套及交通堵塞、出行不便的影响较大, 分别占38.05% 和40.71%。

2.4 改造符合多数村民意愿

除上述问题外, 制约松桃县城中村经济发展的因素究竟还有哪些?完成所有调查资料的整理, 分析数据显示:资金匮乏仍是最主要的障碍, 占比超过65%, 村民知识水平占56.6%;另外, 无统一合理的管理秩序、交通堵塞严重的情况明显, 占47.8%、37.1%, 村民改造意识低与缺乏主动性及体制不健全为占33.6% 和26.6%。总之, 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 实施改造须付出巨大努力。

此外, 城中村改造符合多数村民意愿, 但超过80% 的村民尤其关心改造后的安置补偿标准, 68.1% 的村民关注就业以及医疗养老福利方面, 注重房屋收益及集体分工状况、物业和补偿政策的村民各占46%、33.6%。具体来说, 在安置方式上, 近70% 的村民希望就地安置, 接受资金补偿的仅20.35%。据《铜仁市征地补偿标准》, 耕地每亩补偿43850 元, 住房每平方米补偿1475 元, 建设用地每亩补偿40342 元, 对于此项规定, 约63.7% 的村民反映标准过低, 希望提高标准。

3 城中村问题的对比

“城中村”有太多的显性问题以及隐患存在, 导致很多专家在提到“城中村”时, 总是批评指责的声音大, 甚至将其看作是城市的“毒瘤”与“癌症”。纵观松桃县与贵阳市中心城区的发展, 两者在城中村问题上有以下共同之处。

3.1 资金匮乏

资金匮乏是制约城中村改造的现实瓶颈。从政府角度来看, 政府希望尽快完成改造, 以防阻碍城市发展, 但政府不会提供也无力提供充足的改造资金。从村民立场分析, 城中村改造征收了村民赖以生存的土地, 村民可能因此丧失应有的社会与就业保障, 因而缺乏改造积极性并对土地及房屋补偿的期望值较高。松桃县与贵阳市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都为该困境所束缚。

3.2 基础设施不完善与环境恶劣

城中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它是城市的一部分, 与城市空间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城市高速发展下大量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4]。在此背景下, 由于城中村人口过度膨胀, 一方面, 公共卫生设施不到位, 村内出现乱堆垃圾、乱倒污水的现象, 整体卫生状况较差;另一方面, 教育、医疗及养老院等设施不完善, 加之各方面管理力度的不足, 基础设施与环境状况都没有实现有效监管, 村内一片混乱, 并伴随潜在安全隐患。

3.3 社区管理与建设布局混乱

城中村住有村民、市民及流动人口, 人员结构复杂, 村民因政府征地失去了固定经济来源, 进而租房行为泛滥。同时, 房价低廉加剧了外来人口急剧上涨, 对流动人口管理力度不足使村内治安无序。此外, 由于城中村脱离城市管辖, 集体土地产权模糊, 村民盲目追求个人利益, 普遍存在违法乱搭建现象, 宅基地、商用地错杂交互, 导致违章乱建的公地悲哀。

地区条件的差异使松桃县与贵阳市中心城区城中村发展呈现出各自的特征。

3.4 规划方向不同

贵阳市政府以都市区为城区人口疏送区, 重于发展交通, 为城区的产业转移提供空间。到去年, 规划完成中心城区44 个城中村改造, 95 个国有煤矿区及工矿棚户区改造及老城核心区所有城中村、棚户改造。相比之下, 松桃县于2013 年“规划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出强攻城北、二中片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 并预计在2020 年建成文笔塔公园等七大公园与打造镇江河等五条河道, 布局城市新景观。可见, 松桃县不仅要改造老旧城区、改善交通, 而且注重城中村的教育与城市景观。

3.5 发展成果各异

村民得知开发商已投入改造资金, 便纷纷在规划区进行大量违规建设以期获利。当下, 村内建筑密度达70% 以上, 严重缺乏发展空间, 开发商不愿承担巨额拆迁赔款而撤资, 城中村改造就此失败。而贵阳市中心城区从2008 年至今发展极为迅速, 去年年底在城区又新增了贵州文化广场, 规划总用地面积超过15.6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达230 多万平方米。就此来看, 贵阳市中心城区的发展比松桃县城中村更为成功。

4 松桃县城中村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当前松桃县城中村的状况, 借鉴贵阳市中心城区治理城中村问题曾采取的措施, 我们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案。

4.1 尊重民意, 强化规划

贵阳市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坚持了统一思想, 规划先行, 加强建设管理的做法。而松桃县城中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阻碍因素是村民对城中村改造的认知度较低。他们担心城中村改造会出现暴力拆迁及执法、村民抗拒等行为, 以及政府制定的安置补偿标准、就业及医疗养老福利和房租收益等方面损害自身利益。因此, 为消除其顾虑, 我们可以借鉴贵阳市的经验, 充分尊重民意, 强化规划, 适宜地向村民宣传城中村改造的相关知识, 转变其对内城中村问题的观念, 提升其改造意识, 以此推进改造进度。

4.2 规范开发商行为

村民担心开发商违约是其对城中村改造产生抵触的另一个原因。通常, 开发商以显现的或潜在的商机为投资目的, 因此并不能排除他们为追逐自身利益而损伤村民权益的可能性。而对开发商来讲, 奉公守法与规法经营是其本分, 按章纳税与美化城市是其义务, 扶贫济困与关注公益是其责任。因此, 开发商应对消费对象负责, 树立信守承诺的商人形象, 对社会负责, 树立企业公民的公众形象, 为政府担责, 树立顾全局与识大体的企业形象。既然开发商行为的影响如此重要, 那么, 政府对其加以规范对推动改造工作顺利进行就显得尤为关键。

4.3 实施多样化的安置方式

贵阳市城中村改造以货币补偿为辅, 使有支付条件的被迁居民自己租房。在此, 我们认为可采取“先货币补偿、后多样化安置”的方式尽量满足村民安置需求。可根据房屋市估价格、搬迁费、临时安置费等折合成货币计补偿总额。随后由住户自主选择完全货币安置或房屋产权调换。并为应对安置房紧缺, 对选择纯货币安置的村民给予适当奖励。此外, 有关各方应尽力健全公共就业服务机制, 宣传培训及就业信息。

4.4 采取政府主导与引导多元主体相结合

城中村改造的模式主要包括:一是政府主导改造;二是政府引导开发商改造;三是政府引导村集体和村民改造;四是政府引导多远主体改造。村集体对城中村进行改造的优势是对村民的基本情况清晰且易于谈判, 有助于防止出现钉子户, 但最大的难题是资金不足, 因而改造质量得不到充分保障, 且村集体必须负责如拆迁安置费、房屋建设费及就业分配等所有费用。然而, 由于城中村布局混乱且环境条件较差, 几乎不可能获得足额贷款, 因而仅靠村集体力量行不通。但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府并不现实, 城中村的收益率及资金回报率都明显低于城市, 政府不愿提供大量资金。贵阳市中心城区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明确了政府的主导职能, 在此我们依然强调该策略的可行性。因此, 最可行的办法就是采取政府主导与引导多元主体共同改造相结合的方式, 如政府规划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相互合作, 转换土地权属后进行统一规划, 一方面动员村集体对村民进行改造谈判行动, 另一方面引进外商加大投资。

5 结语

城中村问题是一项综合性的长期工程, 解决松桃县城中村问题必须统筹规划, 妥善处理城市发展与环境生态等多方面的关系。在实施过程中, 兼顾村民的顾虑, 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只有在协调好各方利益的前提下, 才能有效处理好松桃县城中村问题将改造计划朝着目标步步推进。

参考文献

[1]姜秋婕.城中村改造对策研究[J].上海建材, 2015 (1) .

[2]赵海.人口城镇化的现实困境和路径选择—基于江西省南昌县的调查[J].宏观经济研究, 2013 (10) .

[3]苏红妍.“城中村”土地资源的利用及对策[J].宁夏农林科技, 2012 (6) .

城中村问题调查与分析 篇2

在十三五规划中，深圳政府提出将在五年内改造300+城镇村，总投资将超过20亿人民币。这将成为深圳城中村改造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最彻底的改造。这次大规模改造成为了社会各界人士议论的焦点。

不过，大多人都关注于城中村村民、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博弈，却很少把焦点放在这次改造最大的关系者——外来人口。我们想用这篇调查报告引起社会对外来人口在城中村改造中的处境的关注。

本文运用了网络问卷调查与岗厦村的定点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城中村内外来人口的职业分布、收入情况、租房意愿和最大接受租金进行调查。另外，我们通过结合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及改造后大致的租金范围，来分析改造后外来人口的安置情况（他们何去何从）。因为大部分外来人口（特别是白石洲和岗厦村）从事第三产业，他们的离开会对整个深圳造成物价的上升与生产力的下降，还会引申出一些社会问题。最后我们会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减少城中村大改对整个社会的波动。

在本次调研的重点对象岗厦村里，有大约6万外来流动人口，约占城中村总人数的98%。他们分布在各个职业，各个岗位，是深圳这个新型城市主要的生产力与创造力。虽然他们要挤在二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但是他们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城市里努力拼搏。城中村既包含着外来打工人的梦想与追求，也表达着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无奈。

改造后的高房租会让一些低收入的外来人口对融入城市望而却步。如果外来人口的处境得不到改善，外来人口问题会演变成社会矛盾，因为租金的大幅度上涨会引起他们的心里不平衡，幸福指数下降，以及报复社会的扭曲心理。城市建设的时候他们做出了贡献，所以改革不能抛弃他们。我们意识到了改造后外来人口安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想通过这篇调查报告提出一些解决办法。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外来人口、租金上涨、安置问题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placement of migrant population after reconstruction of Town village

Abstract

Recently, the Shenzhen government proposed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to transform over 300 Town Village within 5 years, and the total investment would be over 2 billion RMB.This will become the largest and most thorough transformation of Town Village in the history of Shenzhen.This large-scale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of community.Although most people put their focus on the game between Villager(the household in Village), government and developer, I pay close attention on the largest participants—transient population.Through this research paper, we want to cause society’s concern to the situation change of transient people within the transformation.This survey use Internet questionnaire and sampling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job, income, rent wiliness and rent acceptance range of transient people.In addition, through combination of their basic situation and the scope of renting price after transformation, we can analyze the relocation of these people.Because most floating people(especially in Town Village)engage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their departure will cause the increase of price and decrease of productivity, even some social problems.Finally, we give our own solution to reduce the change of village to social fluctuation.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re is approximately 60 thousand of transient population in the GangXia Town Village—the key object in this research.Distributing in many areas and posts, they are the largest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of the new city Shenzhen.Although they have to live in just 20-square-meter inadequate flats, they work hard in the posts for their value and dream in this changed city.So Town Village not only contains the dream andaspiration of transient people, but also represents their exhaustion and resignation.Low-income people will shrink back at the sight of high rent price after reconstruction, when they attempt to integrate into society.If government cannot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this people, this will cause the mental problem of them, such as the mental imbalance, decrease in happiness index even society revenge.We recognize the severity of settlement problem of migrant population, so we want to solve this social problem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Keywords: transformation, migrant people, renting price, placement 引言

城中村是中国高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包围城市的产物，既在城市的中心，却不能很好的与城市接轨。在政府眼中，城中村就像“毒瘤”一样，需要进行改造来获得更大的土地使用效率。（特别是在深圳，土地资源极度稀缺）可是，在外来人口眼中，城中村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整个城市最廉价的出租屋。如果将城中村改造，虽然房屋质量以及环境变好，但是房租势必会上涨，这些人将何去何从？在本文中，我们将以故事叙述和数据分析论证的方式，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的探讨。

关于深圳城中村改造后外来人口安置问题的调查报告

在白石洲的深处，某个两店之间不起眼的夹缝中，有一家店面只有2〜3平米的裁缝店。里面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放在店面外面的桌子（里面放不下），还有一张稍小的、放置着缝纫机的小桌，以及一把椅子。这里的主人，是一个看起来四十多岁的十分安静的中年女子。

由于我们要去修补裤子，便找到了她。在她修补的时候，我们顺便聊起天来。这不聊还好，一聊便被其中的疾苦深深地震撼了。通过聊天得知，她也是住在白石洲里，从家里赶到店里也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她来深圳的时间并不太长，两三年左右。家里有两个孩子，老大上大专，小的则已经上了高中。她来这里主要是赚钱养孩子，赚得他们的学费，顺便照顾下孩子们。

当我们无意中问起她每月大概能挣多少钱的时候，她脸上突然浮现出了一种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痛苦以及无奈，完美的掺杂在了一起的神色。她的话也随之多了起来。“我若只做裁缝，哪里能活得下来”、“所以我找了份兼职，每月能挣1700多，每天累到死，（两份工作）加在一起好的时候可以挣三四千”。因为有两个孩子，所以她租了一个“大”房子，“有十三四平米”她说“每月的房租1200左右，而且每年还在涨！”，“那如果房租要大涨了，您最多能接受多少钱？”我们继续问道，因为想起了城中村马上要改造所将要引发的租金大涨问题。“涨„”她低声喃喃道，“一千二三吧，再高真的没法活了......”本来我们想告诉她这城中村马上就要大改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房租的大涨，但是，看着她茫然又无奈的神情，我们默默地把这个沉重的话题转移到了别处：每月能存下来多少钱。本来想缓和一下气氛，谁知这个问题仿佛更是戳到了她的痛处，她立刻说道：“存钱？这我都没想过。我平时都还没吃什么，就没钱了。这生活没啥盼头，还是专心供孩子吧......”她还感叹地说：“每年都带孩子回老家，一回就要七八千块，所以啊，辛苦奋斗了一年的钱到此就全部花没了，甚至还会欠些钱。”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家。根据这件事情，我们仅了解了目前城中村人民生活情况的冰山一角。我们愧疚地发现，原来我们竟然对自己国家的民情还不了解。我们一致地认为，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义务了解民情，并为它的改善或多或少的做出贡献。所以我们自己编排出了一份调查问卷，目的是：调查城中村人民的基本情况，以及改造以后租金上涨对人们的生活情况和安置问题造成的影响，并呼吁社会各界的关注。

数据分析（基本状况）本次调查是以走访调查和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共在岗厦村、白石洲收集了81份调查问卷。我们根据这些问卷进行了数据分析，得出了如下结果：

图1：城中村居民生活状况的分布图

年龄收入职业等级

从图1中可以看出，城中村居民大部分在20-40岁之间。过半数的人是社会底层人员，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

图2:城中村居民住房状况的分布图

住房面积房屋租金

从图2可以看出，城中村居民大部分住在30平米以下的房子，只有小部分住60平米以上。而租金方面，城中村内租金普遍低，过半的房租在1500元以下，其中有31%的租金在700元以下。而租金在2000元以上只有四分之一。

图3: 城中村租户居住时间分布图

城中村租户中有36%的外来人口居住时间在2年以下，有33%的人居住时间在2-5年。这些数据表明，因为城中村位置的便利与租金相对的便宜，使城中村成为了外来在深圳打拼人士短期的“家”，所以外来人口普遍都是短期租客，人员有很强的流动性。

图4:租户选择住房时考虑因素

从图4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人租房时首要考虑因素是租金，第二是地理位置。只要24%的人以居住环境来挑选住房。这说明城中村改造后，虽然环境变好了，但是高租金还是政府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据调查统计，岗厦村外来人口最大接受的租金平均为1784元，涨幅在15％－20%，每平米每月60元左右。改造后岗厦村的租金价格会接近周围小区的租金，达到每平米每月80-90元。而像已经改造好的大冲新城，租金达到每平米每月95-100元。

假如租金高于接受范围，是否考虑撤离

据调查数据统计，假如租金过高，过半的人会选择去更远的地方居住，只要24%的人会继续待在原有的居住地。我们问过很多的调查对象，很多40岁以上的人会选择离开这个城市。

当他们离开这个城市后，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梳理一下城中村现存的问题。

城中村现状存在问题

1，卫生问题

城中村的“脏乱差”的卫生状态一直是较大问题。我们这次调查也深有体会，从正门进去，转过一个小巷，就到了岗厦村的内部，迎面扑鼻而来的就是一股酸臭味，这种味道成为了城中村的“标志”。我们近距离一看，发现了臭味的源头，很多生活垃圾都堆积在不起眼的小巷中，并且毫无分类以及整理。于是我们仔细观察并询问了城中村里的情况，我们得知了原因。

首先，村里的环卫经费和配套设施不够，这直接导致了城中村里的卫生问题。据一位清洁工反馈，他们每月的工资才3100元，而且不包吃包住。他们的收入很难在深圳这个城市里生活。所以这里环卫工人每天最主要的工作是到处找能卖钱的东西收起来，像废弃家具、瓶子、易拉罐、纸箱等等。所以很多垃圾都堆在道路两旁。另外，城中村的公共垃圾桶以及配套设施远远不够，所以多余的垃圾就无法分类处理。

其次，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强。我们在早高峰时就已经到了城中村。在我们调查过程中，观察到随意乱丢垃圾的现象特别的多，而且每家每户的生活垃圾也不会主动的放在公共垃圾桶里，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垃圾丢到门口不管。2，安全问题

城中村的安全问题我们多少听说过。我们调查之前询问了村委会的有关人士，他跟我们说，城中村的消防隐患是个大问题，这也是城中村必须要改造的一大原因。在黄贝岭村就发生过火灾，而且一家起火，周围的楼房都开始冒烟，无处可逃。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调查。

最主要的原因是，城中村的房屋建设没有规划。人们乱盖，直接导致了 楼群的过度紧密。所谓“一线天，握手楼”都是城中村的特征。这过度紧密的楼群分布会成为火情传染的主要原因。而且大部分房屋都是以砖木结构，不耐火，很用于引起火灾。另外，由于城中村过道比较窄，消防救援车辆很难开进城中村里。这也为火灾救援队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得知还有一个原因是，城中村里的物品摆放也极不合理。很多消防通道都被货物堵住，并且每个房屋只有一个安全出口，给火灾逃生造成了不便。而城中村里的电线乱缠，与电路老化问题也随着时间日益严重，这会成为火灾的导火索。最后，城中村里的消防设施严重不足。大部分房屋都没有装备消防设施，一旦发生火情，他们无法第一时间灭火，导致火势扩大。3，管理问题

城中村作为外来人口的主要聚集地，自然存在着一些管理问题。在与城中村居民的谈话过程中，我们了解了一些城中村的治安管理问题。对此，我们做了总结，得出如下结果。

第一，城中村的人员管理不到位。在与知情人的聊天中，我们得知很多做微商的都把货物囤积在城中村里。因为城中村缺乏监管，很多三无食品都从城中村里面流入消费者的口中，严重地威胁到了人民的健康安全。

第二，城中村的人口众多，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换句话说，他们晚上会经常坐在一起聊天，与彼此交换自己对政策地看法，使他们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统一。所以，当政府的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对其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利的后果的时候，人民们会团结起来反抗。这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在黄贝岭村，离罗湖区政府只有两站地铁，如果成百上千的城中村居民一起闹事，警方很难控制局面，维护秩序。

总之，这些问题需要城中村的根本性的改造才能很好地解决。

这是城中村的三大主要问题，也是这次改造最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支持城中村的改造，但在改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一些外来人口普遍的心理问题，以及引申出来的社会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城中村改造对外来人口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外来人口问题解决的必要性

（一）外来人口引发的社会问题 1，低频率的回家是关键

在我的上一篇文章《农村教育以及社会发展问题暑期社会调查报告》中，我提到在农村有一半的人要外出打工，这会造成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这个判断在本次社会调查中得到了印证。据调查统计，有49％的外来人口每年能回去1-2次，甚至有8%的人几年才回去一次，只有25%的人一年能回去两次以上，剩下的人有些选择的是其他或者不想回答，有少部分与父母住在一起。这样低频率的与家人团聚势必会引起社会问题（如我上文所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落。2，回家？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城中村居住的外来人口大多数是家庭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但城中村改造后的高房租会大大减少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工作中的劳累，家庭的日常开支，高房租，以及家里人的期望都会成为这些年轻人的心理压力。他们大多数牺牲了娱乐时间，对子女的照顾，对父母的陪伴，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城市寻求机会，但改革不但没有照顾这些人的利益，反而将他们排外，势必会造成他们心理负担，以及寂寞。

在这次走访调查中，我们遇到了一位卖武汉小吃的大姐。她今年30多岁，住在白石洲城中村。我在她填写调查问卷时特意询问了她的收入情况。她说租金是她的最大的开销，而自己最多只能接受2000元的租金，假如改造后租金增至更高的话，她就只能另寻出路了。她对我们说：“自己独自在城中村里已经住了3年了，开始是为了儿子读大学来的。”当我们问起她与家里人的关系时，她缓缓地说道：“自己这三年从来都没有回过家。”我们觉得很惊讶，于是就问她详细的原因。她说，她想等到有出息，赚到了钱，再带儿子一起回家。对我来说，虽然在外面读书，但每个月都能回家见到父母和其他亲戚朋友，我真的体会不到她三年不回家的心理感受，也许她在外漂泊已经习惯了。于是我们问她想家吗。她感叹道，她何尝不想回家，只是迫于高生活成本。而且由于做小买卖生意需要起早贪黑，有时连她在身边的儿子也照顾不到。

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外来漂泊人士的心理写照吧。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真实的寂寞说出来，只能用冷漠的外表把自己包装起来。他们不愿意回家的原因有两点：第一，高生活成本会使他们的储蓄降低。据我们的调查统计，有40%的人的收入用于储蓄占比低于10%；有23%的的储蓄占比在10％到20%之间。只有37%的人能把20%以上的收入用于储蓄。第二，回老家的成本过高。那位卖小吃的大姐跟我们算了一笔账。自己和儿子路上的费用（包括杂费）都要将近4000元了，再加上回去之后家乡的请客以及送礼的习俗，一起没8000元不够回去一次。自己一年的储蓄估计只够回去一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长期的心理寂寞以及生活压力可能会造成心理扭曲。很多犯罪的根本原因就是心里缺乏爱，以及无法释放心里的压力。而外来人员在城中村里漂泊正好造成了这两点。长期的工作以及生活上的压力得不到释放，而且长期的在外漂泊不回家使他们缺少家里人的爱。这两点造成了外来人口的心里问题，甚至是社会矛盾。假如高租金再给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期待当头一棒，他们积压了很久的情绪可能会爆发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有些人会想，把他们留在大城市里，他们不就更加不回家了吗？那么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不就进一步加重了吗？我认为，就算因为高生活成本，他们离开了深圳，他们还是会去另外一个城市，而不是简单地回家。在新的城市里，他们又要重新适应和打拼，就没更时间回家了。

（二）假如安置问题得不到解决，会发生什么 1，高租金会减少社会生产力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 = A(t)LαKβμ，我们可以得知，生产力与综合技术水平，劳动力，以及投入资本有直接关系。我觉得，高租金会引起劳动力以及综合技术水平的下降。

首先，高租金肯定会减少劳动力。根据上文的统计，很多人会因为城中村改造后的租金上涨，而承受不了每月房租。假如城中村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地话，他们只能选择放弃城市生活。这样会造成人才地流失以及劳动力的下降，特别是中低收入的服务业以及零售人员。

其次，高租金也会通过降低外来人员的工作效率来造成技术的下降。根据调查，有59%的人会因为高租金而搬去更远的地方居住。更远的上班路程以及更高的生活压力会增加他们的心理烦恼，减少他们的工作效率，从而减少社会生产力。

2，物价会大幅上涨

我们在改造的同时，不能打破社会结果的金字塔。政府希望高新技术产业人才进入深圳，并不代表要让这些第三产业的人员离开。安置问题的不到解决，会造成大批第三产业的人才离开。这些人的离开还会大幅度增加物价。因为人手少了，各公司会提高工资与待遇来挽留他们在意的人才。所以，他们的成本会增加，进而会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这便造成了物价的上涨。而物价的上涨又会让那些有意愿前往深圳发展的高新技术人才望而却步。这样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假如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的城中村外来人口一部分离开，就会造成物价上涨，进而疏远人才。这与政府的设想是相违背的。

依我之见，城中村改造固然对城市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好处。但在短期内，政府在改造过程中充分考虑改造对他们生活成本和心理的影响。他们为这个新城市发展牺牲了很多，所以改革也要优先保护他们的利益，不然会造成难以想象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且对以后人才引进也有负面影响。

解决办法

（一）以往的办法

以往的政府解决办法有两种：人才租金补贴和保障性住房。但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占全城中村98%的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人才租金补贴

据深圳市政府2016年3月份发布的政策，深圳提高了一次性人才引进补贴，每年达到44亿元，用于奖励海外回国人士，暂住高层人士，并且对大学应届毕业生提高一次性住房补贴，本科生1.5万元／每人，研究生2.5万元／每人，博士生3.5万元／每人，并对优秀人才提高免费的人才公寓。这看上去很美的补贴背后其实并没有改变外来人口的境遇。

首先，人才租金补贴的受用人群很小。深圳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只是为了引进人才，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只能针对满足条件的人才，并不是对广大群众。因为申请的要求比较苛刻，在2015年内，只要大约4万名新型人才获得了补贴。这个数字对于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是杯水车薪。而且很多高层人士，已经海外人士不存在住房问题，这个补贴不能分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在这次调查中，我发现有73%的城中村外来人口没有住房补贴，而住房补贴在500元以内的有13%，只有14%的人住房补贴超过500元。

其次，简单的租金补贴不能改善住宅区面积减少的困境，数百万的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而租房供给的减少会带来租金的大幅度增加。根据我们的走访调查，只有高层管理人员才能接受改造后的房租。所以，仅仅人才租金补贴是不能撼动外来人口安置问题这棵大树的。保障性住房

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为了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由政府统一规划及提供的社会保障性的住房。只要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满足申请条件，就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不过我觉得，保障性住房也很难解决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

截止2015年，深圳保障性住房的数量已达到48万套。虽然深圳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已走在其他省份的前面，但是，深圳保障性住房的数量远远比不上外来人口的数量。保障性住房仅仅只能满足一些贫困家庭的住房需求，却还是不能解决城中村改造后大部分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

而且，保障性住房需要满足一定条件。首先要满足申请要求，年收入要低于26000元等等。其次，还需排队轮候。按以往经历，在申请保障性住房后，至少要轮候半年时间，有些甚至要4-5年。所以说，保障性住房满足不了平时的住房需求，更别说城中村改造后数以万计的爆发性的外来人口。

综上所述，以往的政策和办法不能解决城中村改造后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

（二）我们的建议

在进行对30多位城中村租客的走访调查之中，很多人都主动的诉说他们的生活水平以及难处。当我提到城中村改造后租金上涨的趋势的时候，一些生活在中低收入的租客都表示不能接受，而且这个群体比我想象中还要庞大。我意识到外来人口安置问题的严重性，也想对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出一分力。综合租客的想法以及自己的理解，对解决外来人口的安置问题有一些看法。一，政府补贴需要针对广大群众，分类补贴

在走访的过程中，采访了一对老夫妇，他们共同租下一间60平米的杂货店。他们跟我说，他们这个店每月只能赚2000多元钱，而且还不稳定，这也只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更别说储蓄了。他们已经在岗厦村住了20年了，不想再换地方居住了。假如城中村改造后，租金大幅度上涨，他们就只能异地安置了。但因为他们对岗厦村的感情，并不情愿离开这里。所以，当和他们说到城中村改造的事情时，他们急切地希望政府能真正的对像他们这样中低收入的家庭进行货币上的补贴。这也引发了我对政府补贴地思考。

政府补贴应该扩大范围，分类补贴。首先，对低收入且刚进入这个城市的人进行补贴。当他们在这个城市有了一定的根基时，有了一定的收入，就可以减少补贴。根据他们的居住时间来发放补贴。居住时间越长，补贴越少。第一，这样能有效的吸引人才，而不是用高物价把人才拒之门外。第二，这也能激发外来打拼的人的斗志，给他们一些危机感。假如过了5-10年，他们还在原来的水平的话，自然也就因为高物价与租金在深圳待不下去了。这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政府设想让高层次专业人才尽可能地留在深圳发展，而一些生产制造业的底层人员往二三线城市迁移。我觉得，这种发展意向可以作为长期转型目标，但在短期内要兼顾外来人口的利益。因为深圳的人员流动性很强，这种补贴方式既能可以很好的与政府的人才引进目的靠近，又不会造成短期内深圳的产业链有太多的波动。

最后，在深圳一个城中村住了15年以上的老人应该也要有更多的住房补贴，因为他们的社交，回忆全部在城中村，他们不想离开一个生活了很久的地方。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情况，给予他们一定的住房补贴。

二，鼓励合租

在深圳房租急速上涨的环境下，合租成为年轻人对高房租的很好的解决办法，过半的深圳中低收入人士愿意接受合租。但是在城中村里，合租的比例并不高。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城中村的租客不能有效地匹配到适合的合租人，以及政府没有鼓励合租现象。

首先，合租应该平台化。如今，互联网平台（如淘宝，微信）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平台能把两个合适的有合租意愿的人联系起来。通过建立互联网合租平台，租客可以寻找到最好的合租伙伴。在平台上，租客可以根据身份情况，意愿以及偏好，进行对合租伙伴的挑选。这样能很大程度上提高成立合租关系的效率。假如两个合租人能够相互分摊租金，那么房租上涨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其次，政府应该鼓励合租。以前，政府因为害怕合租现象过多导致聚众闹事，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所以不鼓励合租现象。但是，群众闹事根本原因在与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压力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围。如果政府鼓励合租，那么城中村人既能享受到改造带给他们的红利，又不至于因高房租而离开。他们的生活质量将得到改善，这样也就不会闹事了。

三，技能培训

城中村问题也反映了部分农民工问题。农民工在家没有就业，出来打拼生活在最底层。因为现代社会中自身的能力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竞争力，他们自身能力的不足，所以他们大部分都工资较低的从事服务业与制造业。城中村改造后，他们一部分人只能带着梦想离开城市。可是，这个城市又离不开第三产业。政府不妨换一个思路，通过提升他们自身的能力，让他们有能力继续留在深圳。

那么怎么来提高他们的能力呢？政府方面可以通过鼓励机构甚至直接提供一些培训课程来办到。办培训班可以有很多种的方法。我认为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政府出台一些减税的政策来鼓励一些机构来开办相关课程。比如，当一个机构免费为一定数量的中低收入者开办课程以后，会得到政府减税政策带来的优惠。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课程由政府或者相关部门直接免费提供。通过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培训这些底层人士，增加他们在职场的竞争力。这样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继续留在这个城市。

题外话：其实老百姓普遍不能理解政府的宏观思想，他们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也就是说，人们只要觉得生活一天天的变好，安居乐业，就不会对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抱怨了。所以，政府要给外来人口一些实质性的改善，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希望。

关内关外差异化处理

由于深圳关内实未开发土地有限，且土地开发率已超过50%，严重超过红线，城中村改造迫在眉睫。从城中村改造中，我们通过土地再利用来增加土地使用效率。但是关内关外应该差异化处理，也就是关内城中村应该尽量改，而关外城中村应该保留下来。

通过保留关外城中村，政府可以保障中低收入的基本住房。在调查的过程中，绝大部分人接受，假如城中村改造后关内租房价格过高，他们愿意搬到关外去租房。可以说关外是他们最后的容身之地，虽然他们要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路上，但是面对改造后高房租，他们也没办法。我觉得政府应该保留关外城中村。

首先，关外发展程度不高，土地也不紧缺，所以没有急需改造城中村的必要。城中村作为外来人口来到这个城市的落脚点以及根基，保留城中村可以吸引一些外来人口移居关外，这样也能促进关外发展。

另外，关外的发展对于深圳长期发展有重要作用，这样能促进深圳多中心发展。多中心发展可以有效地缓解关内人口密度过大地情况。我希望城市人口分布应该均匀，这样才能增加深圳人的效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每天早上我坐地铁1号线时，我可以发现在老街站人们摩肩接踵地挤上地铁，地铁上连站位都很难有。然后在会展中心站人又一窝蜂地全下去了，地铁瞬间几乎变成了空车。这反应了深圳现在的中心十分单一，主要的发展区在福田附近，这也造成了中心区附近的高房价和高租金。城中村改造固然正确，但从长远角度来说，应该通过保留关外城中村来促进关内关外多元化和多中心化发展。

最后，改造后的土地应该用于增加商品房供应，这样可以缓解深圳高房价以及房源紧缺的情况。有钱的可以在关内买房，收入不够的可以住在关外城中村。这样是解决深圳城市规划问题的长久之计。（虽然现在深圳在2015年6月份取消了“二线关”，但根据发展的差异，已经以前的叫法，“关内”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关外”包括宝安区、龙岗区和最近设立的坪山新区和光明新区。）

结尾

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与改革齐头并进，不然改革不但不能达到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目标，反而给外来人口带来更大的生活负担，从而引申出一些社会问题。深圳在这改革开放30年内飞速发展，靠的是每一个深圳人的努力与拼搏。“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我来到深圳之后听到的最有震撼力的一句话，它代表这深圳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只有对社会每一个阶层的人进行包容，才能让改革的红利遍及广大群众，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撰写人：易少卿在校学生，就读与承翰国际学校

城中村问题调查与分析 篇3

近年来, 随着现代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 城市空间不断扩展, 原来的乡村被城市包围起来, 同时加上外来打工的“异质”人口的不断增加, 便形成了“城中村”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城中村”属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管理形式, 它既不属于城市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的一部分, 也与真正的农村存在差异, 他们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但与都市人的生活观念却存在较大差距。“城中村”的出现开始改变这个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活习惯, 也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质量。体育活动的参与可以满足人们的强身健体、娱乐休闲及社会交往等多种需求, 受到“城中村”居民的普遍青睐, 尤其是妇女。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的参与状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分析有利于促进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的健康发展的影响因素, 希望能给我国城乡在转型期间社区体育文化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的参与状况为研究对象, 以随机抽取的渭南市5个“城中村”5 0 0名已婚妇女为调查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文的撰写需要, 收集整理有关妇女体育方面论文20余篇, 阅读了“体育基本理论与教程”、“社会体育学”“全民健身计划与纲要”等教材及相关制度文件, 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相应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设计《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调查问卷, 并先后进行多次修订和专家论证, 充分体现了有效性和可信性原则;问卷采用了当面与回收的方式, 在渭南市城区选择5个“城中村”作为发放点, 随机发放500份问卷, 回收问卷493份, 回收率98.6%, 回收有效问卷486份, 有效率为97.2%。

2.2.3 访谈法

走访了渭南市“城中村”的社区主管干部和部分已婚妇女, 并实际考察过“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的参与状况。

3 结果与分析

3.1“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分析

体育活动参与动机是人们在体育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引发体育活动行为的直接动因, 它具有开始和终止体育活动参与行为, 指导行动选择方向, 维持和强化体育活动参与行为等功能。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强身健体, 占到调查总人数的63.47%, 其余按选择频数的多少的顺序依次是健美减肥、兴趣爱好、娱乐休闲、扩大社交等, 可以看出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对体育功能的认识虽然停留在低层次上, 但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趋势, 必将向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

3.2“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段与频度情况分析

调查中发现, 选择早晨参加体育活动的妇女大约有4 5.25%, 下午和傍晚约占39.72%, 还有15.03%利用晚上时间参加体育活动, 这种体育活动参与时间段比例与“城中村”居民生活方式与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体育活动参与持续时间上,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每次参加体育活动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约达71.26%;参与体育活动频度多集中在每周3次以上, 约占总调查人数的68.75%。在进一步了解中我们还发现, 随年龄的递增, 体育活动参与的持续时间及频率也随之递增, 选择早晨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员中年龄偏大的参加者比例呈增加趋势, 这与不同年龄阶段参加者生理和社会现实情况存在较大关系, 中老年妇女有早睡早起的习惯, 余暇时间长,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对体育要求有着非常迫切的需求;而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妇女刚好相反, 他们工作压力大, 家务繁多, 生活方式中大多晚睡晚起, 身体状况相对较好, 经常会忽略体育运动的参与价值。同时渭南市“城中村”还有相当一部分妇女每周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少于3次, 不能达到体育人口的判定标准, 说明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比较薄弱, 对体育活动参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如何提高这部分人的体育活动意识, 加强她们对体育活动参与价值的认识显得就非常重要了。

3.3“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项目分布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在项目选择方面主要为:慢跑、健身操和散步等运动强度较小的运动项目或民族项目, 反映了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运动项目选择单一、运动量和运动强度尚显不足, “城中村”妇女多选择无须体育活动场馆的健身项目, 也暴露了“城中村”在体育场馆建设上不足等诸多问题。

3.4“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场所选择的调查与分析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过程中主要选择不收费的场地, 诸如街边、公园、广场或住宅空地都是她们的主要活动场所, 收费场所的选择比较少。说明渭南市“城中村”在体育场馆和设施的建设力度上还远远不够, “城中村”妇女个人在体育活动消费的力度也很较弱。这些都将严重地影响着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最终制约了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质的普遍提高。

3.5“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消费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渭南市5个“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参与者的体育消费水平主要集中在每月100元以下, 所占比例高达84.36%, 并且存在职业的差异性。“城中村”妇女在月均体育活动消费较多集中在低收入家庭的家庭主妇, 而中高等收入家庭及上班族的妇女由于参加体育活动时间有限, 导致其投入体育活动的消费额处于较低水平。

3.6“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影响因素依次为:缺乏体育场地设施、工作忙家务繁重、没有人做技术指导等, 体育场地设施是“城中村”妇女参与活动的物质基础, 认为缺乏体育场地设施使他们很少参与体育活动的障碍的人约占调查中人数的58.42%, 家务繁重占36.75, 居第二, 这与妇女的社会角色呈正相关, 从调查资料来看, 绝大多数妇女对村或社区内的体育场地设施不满意, 希望能够改善活动条件;虽然“城中村”妇女大多数每周或多或少的参与了体育活动, 但是仍有许多因素困扰着她们, 如社会角色, 自我观念, 体育意识等。妇女的体育活动还很滞后, 她们在相对狭小的社交范围里, 工作之余主要精力仍是做家务和照看孩子, 再加上自身文化程度不高, 而忽略对自身的体育活动的认识从而影响其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4 结论

(1) 由于中青年妇女工作负担重、社会应酬多、作息不规律、家务劳动繁重加上主观上对体育的需求尚存不足,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与动机不强, 中断体育的可能性大, 并存在一定的年龄差异; (2) 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参与者中, 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锻炼时间短、次数少、项目单调等诸多问题; (3) “城中村”妇女各项体育活动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政府行政部门、社区相关主管未充分发挥其作用;公路、街道、公园、小区空地、广场是参与体育活动时的首选场地; (4) 缺乏场地设施和家务繁重是制约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关键所在, 工作忙、缺乏技术指导也是影响渭南市“城中村”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

摘要：本文以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活动为研究对象, 探讨城市建设中特殊群体体育活动的参与状况, 希望为地方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开展体育工作, 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给我国城乡在转型期间社区工作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渭南市,“城中村”,妇女体育

参考文献

[1]《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编写组.体育科学研究与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N].1995.

[3]张建新等.长株潭三市社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与分析[J].体育世界, 2006, 7:34～35.

城中村问题调查与分析 篇4

在切实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确保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实效，3月18日至25日，我带领主管科室人员先后深入到永清镇及相关村街，就“城中村改造问题”进行了座谈和走访。综合座谈、走访情况，我们认为，目前，对城中村改造项目，不论是镇党委、政府还是相关村街干部及绝大多数群众，态度十分明确，积极性很高，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将调研情况，总结如下：

一、城中村改造进展情况

城中村改造项目，永清镇党委、政府先后已运作了近3年的时间，现已起步的几个村街从时间上不尽相同。截止到目前，二堡、四堡村已完成拆迁91户、160亩，西关村已有60户签定了拆迁协议，北关村已与开发商达成协议，正在进一步洽谈中。

二、城中村改造存在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应该说是一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矛盾突出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问题，既是“惠民工程”，又是制造不稳定的“导火索”。在深入座谈和走访过程中，永清镇城中村改造项目给我们的印象是运作、启动时间较 1

长,阻力较大,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1、政策。处于起步阶段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为何步履艰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行之有效的框架，缺少一系列有操作性、有刚性的、规范群众、村集体、开发商、政府职能部门行为的政策规定。座谈中，几位村街干部对此感受尤为深刻，无奈、怨气、牢骚一长串，大意为：我们就是什么都不是的“土八路”，村民这边工作基本做好了，“正规军”问题跑细子腿也解决不了了……

2、支持。城中村改造工程是一项民生工程，它不但从战略上解决了这些村街群众将来由于人多地少而难以生存的问题，而且更加符合县城“三年大变样”的大政方针，县委、县政府对此支持的态度十分明确。但我们在座谈、走访中了解到，仍有部分职能部门支持力度不够，甚至只从本单位利益考虑，涉阻现象时有发生，致使城中村改造工程一拖再拖。

3、利益问题。从根本上说，改造有没有利润与市场变化有关，不是计算机能计算出来的。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各方利益也会发生变化。如何达到共赢？参加座谈的村街干部感受很多，其基本原则大致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村民的利益保障问题；二是村集体要有可持续发展项目的保留资金；三是开发商的利益要体现出来。

4、运作问题。城中村改造项目需要大量拆迁资金，由于出现“钉子户”而占压资金是开发商最头疼的问题，这也是有些实力雄厚的开发商不愿插手拆迁项目的原故。同样，拆迁村街干部对此更为头疼。虽然在镇党委、政府的帮助下，通过宣传、动员和发动等手段，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存在“钉子户”问题。据四堡村党支部书记高志鹏介绍，在他们先期规划拆迁的31户中，就有一户尚“钉”在显得十分开阔的拆迁场地，而且已达半年之久，以至开发商到现在都不能动工。

5、文化问题。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城中村改造必须尊重科学、尊重市场、尊重现行的法律、法规，这是我们改造城中村项目成功的根本。目前，在拆迁过程中存在着村民不考虑市场变化因素、不考虑地理环境、不考虑设计条件限制等因素，漫天要价、与别的地方比着要价的问题。而有些村干部对此不明白、更不了解，只是在凭着我为村里办好事的朴素感情办事。

三、几点建议

一要营造氛围。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两个角度入手，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活跃造势氛围，力争自上而下形成共识，让“城中村改造在于进一步提升县城品位、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中村居民生活、生存质量”的终极目的真

正深入人心。

二要健全组织。鉴于城中村改造项目环节多、难度大，建议县政府牵头成立项目运作协调中心或直接组建项目指挥部，指导项目运作，协调各方关系，监管拆迁、项目资金和利益分配。以达到项目运作顺畅、迅速、规范的目的。

三要依法运作。坚持依法运作，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进行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问题调查与分析 篇5

一、“城中村”:制度层面上的解释

按照经典的城市化理论, 乡村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 人口和生产力向原有的城市集中, 导致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使原有的城市扩大;或者人口和生产力在原来的农村集聚, 在“空地”上形成新的城市。在国外, 由于实行单一市场经济体制, 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庄“瞬间”就成了城市。如果城市化进程过快, 大量新涌入城市的人口成为城市贫民, 他们聚集在城市的落后社区, 或者形成新的落后社区, 产生城市贫民窟现象。不过, 城市落后社区和城市贫民窟也是城市社区, 只是居住人口和基础设施存在差异。然而, 在中国, 由于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一些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庄依然保留和实行农村管理体制, 这些村庄已经跨入城乡一体化进程, 却不能迅速进入城市的“大门”成为真正的城市社区, 而是成为“都市里的村庄”, 即“城中村”。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地缘特征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 但是依然保留着一些农村体制。第一, 农村土地制度。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 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在城市化进程中, 政府为回避“城中村”土地补偿及村居安置的巨额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选择了“获取农村耕地, 绕开村落居民点”的迂回发展思路, 不断征用城市附近农村的土地, 并保留村民宅基地和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以及少量农地的集体性质。村民宅基地和集体用地以及少量留用农地属于村集体所有, 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使政府不能把“城中村”土地置于统一规划和建设, 村民也得以用自己的方式利用土地发展出租屋经济, 这是“城中村”土地开发无序的制度原因。第二, 农村管理体制。我国城乡行政管理体制二元化。城市社区的管理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 而农村社区则由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管理, 村民自己负担管理费用。“城中村”镶嵌在城市里, 甚至挂上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牌子, 但是, 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以及社区公共管理的费用依然要由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其基础设施并非仅仅是原来的“天然成员”村民消费, 还有庞大的外来人口。巨大的公共产品供给和管理使“城中村”的原集体经济组织不堪重负, 这是“城中村”公共产品供给和管理短缺的重要制度原因。第三, 农村福利制度。中国城乡居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福利制度。“城中村”村民即使转变为城市户籍, 也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制度, 他们至多只能凭借特殊的“村籍”, 享受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分红和村民福利。

因此, “城中村”已失去了其农村的本色, 也不具有城市的特征, 它只是城乡二元体制与城市化作用下的“畸形儿”, 亦城亦村, 非城非村。只要这种体制继续存在, 类似的畸形儿就会越来越多。从城乡二元体制角度来看, 它依然属于农村, 是制度意义上的农村。

二、“城中村”问题产生的原因:制度缺位

1.户籍制度

建国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户籍制度, 把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城镇非农业人口享受一系列特殊政策和优惠待遇, 而农业人口却不能享受这些特殊政策和优惠待遇。农村人口被严格限制向城市人口流动。改革后, 户籍制度虽有所松动, 但依然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作了一系列的限制。这种二元户籍管理制对“城中村”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在“城中村”形成前, 农村人口因农业户口而长期被排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外, 无法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在改革不断深化中, 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却使得“城中村”居民可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交通、入学等优势, 又同时可以像其他农村居民一样享受到“计划生育, 人口迁移, 宅基地分配”的优势。种种优势使得“城中村”的居民不愿改变现状。外来人口涌向城市, 以图生计而长期居住在城市, 但他们的户口并没有随之而迁, 自然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当地村民的待遇, 。他们只能到“城中村”寻求价廉但方便的栖身之地。结果“城中村”出现了, “城中村”问题也随之而来。新的利益格局一旦形成, 单纯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经很难彻底改变“城中村”的社会经济结构。

2.土地产权制度

土地产权模糊也是城中村问题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 属于集体所有。”由规定可知, 我国存在国有产权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两种形式, 城市中实施国有产权制度, 农村和城郊中采用集体产权制度。中国农村在上世纪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制下的农地产权特点是:“集体所有、分户经营”, 既保护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又赋予农民在承包期内对土地的经营权。承包制的实行,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次完整的产权变革, 在经过一段时间帕累托改进后, 该种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边际效用渐渐减弱, 已呈现制度上的缺陷。上述“城中村”问题的出现就是土地集体产权模糊的典型表现。农村土地所有权法律上明确规定属于集体, 但集体对土地的产权是残缺的, 表现在以下方面:1.在《宪法》中, 集体土地产权被笼统地界定为集体所有;在《民法通则》中则被界定为乡、镇或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法律对土地所有权究竟属于哪一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明确界定, 也没有进一步明确由谁来行使所有权。所有权实际处于虚置状态, 这导致土地产权主体的多元化, 各主体为争夺所有权而发生冲突。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使所有权成了一种抽象的法律象征, 土地产权难以转让。当城市向农村扩张的过程中, 城郊土地资源稀缺, 由于土地集体产权安排的残缺, 各利益主体处于自身的考虑, 必然导致行为的短期化, 才会诱发“城中村”现象。

3.行政管理制度

城乡二元行政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基础上的, 其基本特征是城市行政组织负责管理和服务城市居民, 而农村行政组织则负责管理和服务农民。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费用是由国家支付的, 村落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费用是由村集体支付的, 这就形成了管理体制源头上的矛盾。目前“城中村”仍然保留着农村行政建制, 由村委会负责行政管理。这一行政组织在“城中村”村民与上级城市政府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极其微妙的地位, 由于我国农村社区具有特殊的血缘和地缘纽带,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成为“城中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代言人。在规划上, 城市未能与其周边农村规划很好衔接, 未将“城中村”规划建设纳入城市总体建设规划中, 对其定位模糊不清, 现有规划无法对“城中村”的管理产生效用, 从而产生规划“真空地带”。另外, 城市环卫、治安、基础设施等不能有效覆盖到“城中村”, 主要依靠农村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 从而不能很好地实施管理。

4.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前, 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对非农业人口实行全面保障, 对于广大乡村人口享受的保障范围则极其狭小。市场化改革后, 我国在城市逐渐建立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劳动保护、失业保险、残疾保障、社会福利保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受财力限制, 一直未能把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纳入国家政策统筹解决的范围, 广大农民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家庭保障形式和土地保障形式。这种二元社会保障制度, 严重限制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城中村”形成之前, 村民长期一直都是以农业为生, 土地是村民的最基本生存保障资料。在“城中村”内的农用地和产业结构陆续非农化的过程中, “城中村”村民却没有相应地完成城市化, 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使他们进入城市的风险过大.预期成本过高。

三、“城中村”问题解决的对策:制度供给

1.改革户籍制度

在“城中村”, 城乡居民的身份壁垒尚未打破, 二元社会还没有转为一元社会, 村民虽然过着市民的生活, 但没有完成身份的转换。因此, 对“城中村”进行改制, 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突破现行户籍制度的樊篱, 是必须进行的步骤之一。总体上看, 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坚持:实行公民在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 形成由户口登记、迁移为基础, 居民户口簿、公民身份证两种证件和常住、暂住两种户口组成的管理制度, 建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为基础的科学完备的户籍法规体系, 逐步形成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具体而言, 要严格按照户籍管理各项法律规定, 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人户一致为原则, 在城乡全面建立健全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更正七项户口登记制度, 坚决纠正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公民依法申报登记户口设置各种限制条件的错误做法。以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 调整城市户口迁移政策, 继续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在“城中村”改制中, 与现行户籍制度改革配套的就是要促使“城中村”向城市社区居委会的方向发展。当前有一种片面的看法认为, 城市社区就是指原来的居委会辖区, 社区建设也就是原有的居委会向社区居委会的转型。实际上,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社区, 应该而且必须包括“城中村”这一特殊的社区, 城市社区建设, 离不开“城中村”这一特殊的社区建设。

2.明晰土地产权制度

要从源头上解决“城中村”问题, 必须变革产权制度, 变革现在模糊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土地转制的核心部分就是依照法律法规将集体土地国有化, 土地所有权的转变, 一次性地转归为国家所有, 并基本不改变原有的土地用途和使用权归属。这可以将土地合法地引入到市场的流通, 显化土地的价值, 使城中村村集体通过盘活土地资产获得改造资金, 确保土地的升值。同时也可以避免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无偿征地或低价补偿, 征用农民土地, 侵害农民的利益。在明晰土地产权的基础上, 要加快建立和完善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 特别是要允许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作为资产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这是实现产权、增加农民收入和家庭财产的重要方面, 也是促进村民自主改造城中村的重要条件。要完善土地登记发证制度, 通过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或地籍调查查清各权利主体的土地边界、面积、位置等基本情况, 使权利的行使能够对应特定的物, 防止权利的虚化, 使其不被他人侵害, 从而使农民真正享有土地使用权。总之, 二元土地管理制度必须变为统一的城市土地建设管理制度, 这样才能形成统一和公平的房地产市场。

3.完善行政管理制度

“城中村”已基本没有农田、农业和农民, 但是仍然实行着以村委会为管理组织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城中村”的种种现状表明, 村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城中村”的自身发展、不适应城市的整体发展了。保留村管理体制还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 例如, 造成“城中村”社区内数倍于本地村民的外来人口一直游离于管理体系之外,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 村委会无权管理外来者;同时, 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使村集体的社会事务支出费用迅速上升, 因为在财权和事权分离尚未改革的情况下, 这部分费用最终只能由村集体承担。因此, 必须对原来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以适应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这就使“城中村”社会管理形态城市化势在必行, 让其纳入城市统一管理体系。传统是将农民转为居民, 将村委会转为居委会。但是在大力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和大背景下, “城中村”的转型发展, 不能走先转为居委会, 然后再转为社区居委会的常规路子, 而是应该直接向社区居委会跨越性转变, 这是由居委会的职能缺陷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决定的。随着改革的深入, 过去的城市居民依附于单位的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城市居民与社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社区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社区建设已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工程;另一方面, 居委会主要以民政福利为主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城市社区管理的要求。因此, 作为城市特殊社区的“城中村”, 推动其村委会向社区居委会转变, 就成为城市基层微观社会重建的必然要求, 大势所趋。

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 因此, 长期以来, 农民基本上是自我保障, 主要形式是土地保障、家庭保障及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救济。农民的养老方式也是土地养老、家庭养老、村集体福利养老, 而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养老保障手段。城市扩建, 征用土地, 使得农民逐渐失去土地。对于“城中村”的改造, 村民最担心的就是将来的社会保障问题及就业问题。因此“城中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后, 必须为原村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政府要及时在村民中建立养老保险制度, 从征用土地补偿费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积金及其他收益中提取社会养老保障费, 多渠道实施养老保险。还要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使原来村民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特别是那些在生活上有困难的村民要优先予以照顾。村民的就业应统一纳入城市就业管理并优先享受社会保障、就业培训、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待遇。因“城中村”改造增加的就业岗位应优先安排原村民, 劳动保障部门的劳动就业培训机构应当为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要求的原村民进行专门的技术培训并推荐就业。

摘要：“城中村”实质是制度意义上的农村。目前, “城中村”的社会结构、文化特征和社区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都与制度有关。没有本质上的制度变革, 这些问题就难以或无法解决。本文基于制度视角对“城中村”问题作了简单的探析。

关键词：制度,城中村,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魏立华, 闫小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J].管理世界, 2005, (8) .

[2]刘红萍, 杨钢桥.农村城市化中的城中村形成机制与思考.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4, (7) .

[3]郑庆昌, 钱鼎伟.城中村:农村城市化的困境与出路.东南学术, 2004.

[4]王小冬.“城中村”问题形成的原因及对策.当代经济, 2004, (12) .

[5]贾鹏.关于“城中村”的问题及改造方略.生产力研究, 2005, (03) .

城中村供用电问题分析及控制措施 篇6

关键词：城中村,公变,配网规划建设,用电安全

由于历史原因, 南宁市区"城中村"用电矛盾和问题突出, 电网薄弱、故障率高、安全隐患多、用电不规范, 严重影响城中村居民生活质量, 影响用户对供电企业满意度以及整体社会形象, 成为政府、居民和供电企业共同关注的焦点。本专题旨在摸清南宁市区城中村用电现状, 找准问题, 提出有效可行对策和建议, 逐步解决城中村用电矛盾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1,2]。

1城中村供用电存在问题及分析

1.1用电质量存在问题及分析

(一) 电压合格率

随着社会的发展, 城市居民的用电设备种类越来越多, 这些设备对供电端的供电电压质量非常敏感, 特别是由电子器件控制的设备, 这些设备对用户端供电电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大, 城中村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变压器重过载, 供电半径过长等问题, 致使局部用电报装"卡脖子"、客户端供电电压不稳定及末端用户电压偏低。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 部分中低压线路线径偏小, 易出现过流断线等故障。

部分"城中村"中低压线路线径小, 输送容量不足, 出现重过载现象, 常因电流过大导致线路接头发热烧断现象。

(2) 负荷中心处变压器容量不足

公变重过载现象普遍。截至2014年底, 南宁市区内有城中村公变1075台, 其中重过载144台, 占总台数的13.39%。

(3) 低压侧三相严重不平衡

公变负荷分布不均, 三相不平衡。以秀厢村3号公变为例, A、C相电流较大达到600 A, 而B相为400A。

(4) 变压器供电半径过大, 末端用户电压偏低。

由于部分区域不具备变压器布点的条件, 导致居民用户离变压器距离较远。在用电高峰期时电压过低。部分区域低压线路长度超过300米, 导致负荷过重且末端用户电压质量难以保证。例如:和德7、8、13组公变负荷重且其他变压器无法分担其负荷, 台区供电半径较大, 后段用户电压较低。

(二) 供电可靠性

经统计表明:城中村低压设备故障83%集中在户表部分, 主要为表前线、表前开关、电表烧坏、表后开关、表后线五部分。低压故障主要原因分析:

(1) 超负荷用电。大量村民为创收而私自增盖房屋用于出租, 村中多为租户。户主对租户没有统一的用电管理, 租户多于负荷高峰期同时使用大功率电器 (电磁炉, 电热器) , 经常造成跳闸, 表计或低压进线烧毁, 从而导致停电。

(2) 主干线与电表之间连接存在铜铝过渡环节, 由于氧化及冷热膨胀系数不一致原因导致接触电阻增大, 容易发热。

(3) 由于施工质量原因, 表前开关、保险、电表、表后开关等元件的接头与导线没拧紧引起发热。

(4) 部分老式线夹及部分厂家空开质量差, 容易发热。下图为表前开关烧坏故障。

(5) 部分用户表后空开无漏电保护功能, 发生漏电时表前空开无法跳闸, 引起烧坏。

1.2用电安全存在问题及分析

(一) 线房矛盾

线房矛盾突出, 线房安全距离不足。由于城中村道路狭窄, 村民楼房私建、加层等原因, 且线路规划无序、布局结构混乱, 10KV供电线路与居民房难以保持安全距离。

(二) 线线矛盾

"城中村"低压线路通道上往往架设有宽带、电视、电话、路灯等各种线路, 部分还被广告牌遮掩,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和偷窃电现象, 同时也给抢修造成了很大的难度。详见图3。

(三) 外力破坏

线路改造后经常受到人为的破坏, 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改造后往往因用户房子的新建、改造, 装在用户墙上横担被拔出, 线路被压低、捆绑等不同程度的破坏。宽带、电视、电话线路沿我局线路架设也使我局的线路遭到破坏。见图4。

(四) 违约用电

存在窃电情况。由于低压架空线路凌乱, 表前线各种线路错综复杂, 存在未经计量设备直接接低压线用电情况。

2解决城中村用电问题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 指导思想

鉴于城中村用电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及解决的艰巨性, 短期内很难系统、彻底解决城中村用电问题。需从各城中村用电的实际情况出发, 优先解决能解燃眉之急、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问题, 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有趋势发展和加重的问题, 逐步建立一套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 逐渐解决遗留问题和确保不发生新的问题。密切关注、紧跟和配合政府旧城改造计划, 通过政府旧城改造才能彻底解决城中村用电问题。

(二) 基本原则

(1) 抓大放小, 优先解决突出问题。城中村问题多、繁、杂, 需分类分层次, 优先解决满足用电基本需求、消除安全隐患、降低故障率等突出问题。

(2) 充分利用和依托政府力量。努力寻找与政府诉求的结合点, 充分利用和依托城区政府和街道办的力量进行协调解决难点问题。

(3) 充分发挥村委作为协调平台的作用。村委是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可整合村民利益和用电需求, 平衡村民内部利益, 促成问题的协调解决。

(4) 注重效率与效益。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较长时间才能解决, 且对供电局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提高不明显的问题, 先对投入产出比进行评估。

(三) 目标

(1) 用1-2年时间, 通过中低压线路改造、新建或增容台区以及进户线改造, 解决城中村变压器重过载、低压故障率高和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

(2) 通过加强管理, 结合人力资源公关专题优化组织架构, 逐步解决城中村低压供电设备巡视不到位, 用电检查不到位, 未能提前掌握较大用电项目报装信息提前介入服务, 相关问题反馈和处理不及时等问题。

(3) 到2015年, 建成一套在城中村用电的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客户服务、人力资源等方面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 能逐步消化遗留问题, 提前布局和防范, 防止新的问题出现。

3解决城中村用电问题的措施

3.1提高用电质量的解决措施

(一) 形成城中村网络规划和项目储备机制

根据负荷统计, 考虑城中村负荷增长率与市区负荷平均增长率差别情况, 统筹结合"十三五"配电网规划工作, 覆盖城中村区域。由地市局计划发展部组织各分局规建科、生安科、设计部门每半年进行一次运行情况统计、现场踏勘, 对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滚动修编。

(二) 发挥属地化优势, 推进项目实施

(1) 加大宣传力度, 赢得村民支持。通过不同渠道向村民宣传"城中村"电网改造的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及改造后所带来的效果, 积极引导村委、村民积极配合, 赢得村民的理解支持。

(2) 建立城中村专项备用资金, 通过道路开挖补偿, 执法部门强制加压、改造项目公示等方式确保协调成功后, 集中施工力量, 限时、限期完成施工任务, 以"短平快"的施工节奏处理解决问题, 避免村民过后反悔, 阻碍项目实施。

(3) 分局与街道办、村委会建立联动协作机制, 共同落实变压器落点、高低压通道, 签订通道维护、公变布点工作协议, 并以图纸形式予以签字和盖章确认, 确保项目实施落地;施工过程中, 要求村委全程参与施工过程监督, 共同协调与居民发生各种纠纷和阻挠。

(4) 妥善安排工期, 注重施工协调。由于"城中村"电网改造工程的特殊性, 一旦项目开始实施, 必须加快进度、缩短工期, 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在现场勘察确定方案阶段, 需组织组织分局、设计、施工有关人员, 与村委联系要求指定专人负责协调, 方案制订在满足安全、可靠用电的前提下做到方案优化设计、易实施。在改造方案确定后, 立即与村委会签订相关改造协议, 并集中施工力量, 缩短工期。

(三) 关注重过载公变及时进行增容改造

通过计量自动化系统对城中村专变进行负荷监测, 当出现变压器负载长期重过载的情况, 及时安排项目进行新建或增容台区改造, 并进行用电安全检查。避免变压器烧毁和故障出门, 同时避免引起服务事件。

(四) 积极推进一户一表改造

一户一表改造对规范用电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增供扩销均有积极意义, 建议积极推进用户有意愿、具备条件的城中村实施一户一表改造。协商政府发改、旧改办等相关部门, 确定改造资金来源、构成等原则, 再组织摸底调查, 统计有可能进行一户一表改造城中村数量, 再制定方案, 确定规划设计、设备选型、施工质量管理标准等, 专项推进。

另外, 创新工作方法, 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进行"自筹资金建设台区"模式供电改造, 积极推进供电"卡脖子"工程。采取局配网资金与村组资金并筹的方式推进城中村一户一表改造。例如:新阳街道办雅里村一户一表改造, 局配网投资307万元实行整体改造, 项目已于2014年5月全部竣工投产, 共新增变压器13台, 新增10千伏变电容量5200千伏安。针对各个城中村乃至小组的不同特点, 推行"一村一案"的工作方式, 做实做细城中村公变台区落点工作。

3.2加强用电安全的解决措施

(一) 线房矛盾的解决措施

(1) 解决存量的线房矛盾隐患点, 首先对辖区内的隐患点进行梳理, 做好现场的临时安全措施, 如给用户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 悬挂警示牌, 做好安全警示围栏等, 并将隐患上报安监局。对线房矛盾集中的地点, 将线路移改或下地改造, 彻底的消除线房矛盾。

(2) 发现新的线房矛盾隐患点, 即刻送达书面通知书安全整改, 并加以制止施工, 如但对方置之不理, 继续施工, 上报安监局, 同政府部门联动, 对违章建筑进行拆除。

(二) 组织力量清理搭挂在配电线路上通信线

统计出通信线乱搭乱挂典型点, 通过发函件给中国移动南宁分公司、中国电信南宁分公司、中国联通南宁分公司、南宁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要求各通信线的业主单位限期对电力线路、电力杆塔上的违章挂线通信线路进行清理整治, 再通过媒体进行公告, 对过期未迁移的通讯线路, 组织力量按有关法律法规清理电力线路、杆塔上的障碍物。

(三) 违规用电的查处

对于不按报装性质用电、偷电、超负荷用电等城中村违规用电现象严抓严管, 通过周期性用电检查、抄表异常上报、线损在线监控, 对线损率异常用户进行排查等方式, 特别是对于量大、违规行为恶劣的情况严肃处罚, 起到警示作用。

(四) 违法建设用电报装不予受理

及时梳理全区违法建设名单, 并每月定期向政府相关部门报送相关情况。在受理相关用电报装后, 同政府核对违法建设清单, 对于项目未经审批先行建设等类型的违法建设, 其用电报装一律不予受理。

(五) 加大与城中村用电相关的宣传力度。

通过各种渠道 (各种媒体、宣传海报、手册等) 加强居民安全用电、规范用电、用电政策、服务渠道宣传。增进政府与客户对供电部门工作的理解、支持与配合。

4结语

城中村是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产物, 从而产生了相当的用电紧张和用电安全问题, 本文从城中村用电现状入手, 分析了城中村用电质量和用电安全等问题, 从电网的规划建设和城中村内电网线路设备运维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城中村用电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措施。

参考文献

[1]陈力玮, 肖军.南宁市300多个城中村的用电户走出"怪圈"解"心病"[J].广西电业, 2011, 20-21.

城中村问题调查与分析 篇7

杨凌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 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立十七年以来,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示范区现代农业建设、产业规模和城市化发展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国务院《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 确立以杨凌为依托, 建设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 提出了城市人口30万、建成区面积35平方公里, 关中—天水经济区次核心城市的建设目标, 进一步加快了杨凌城市化的发展速度。

杨凌示范区新区规划区面积22.12平方公里, 分布着16个行政村, 集中在西宝高速公路杨凌段以北区域内, 总人口2.7万余人, 村庄占地面积233.6公顷, 属城中村范围。自2000年以来, 由于城市建设及工业化步伐加快, 规划区内的土地大部分已被征收, 该区域内城中村在地域上已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但在外观形态, 管理体制, 生活方式等方面还有差距。为了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集约利用土地, 改善城中村人居环境, 2009年初着手启动了规划区内的城中村改造工作。

杨凌温馨小区位于杨凌五胡路西段路北, 是杨凌城中村改造的第一个对原村民还迁安置住房项目, 用于安置规划区内杜家坡、穆家寨、淡家堡等三个首批改造村,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1.2万m2, 总投资约2.21亿元, 涉及村民1 200户, 3 911人。三村改造工作从2009年启动, 拆迁总面积26.67万m2, 2011年初整体搬迁入住该小区, 实际安置面积21.27万m2。目前, 三村在人口、家庭组成, 农村家庭收入, 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在杨凌都具有广泛代表性, 为本文调查改造后的城中村居民福利变化状况提供数据参考和调查对象。

二、城中村改造中村民福利的变化状况

(一) 经济福利的变化

1. 经济收入。

经济状况是构成个人福利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城改村村民的经济状况能否得到改善是判断其福利水平变化的决定因素。特别对于城改村村民而言, 失去了长期来固有的低成本生活方式, 在改造后生活成本增长情况下, 如果经济收入再降低的话, 生活质量肯定会受到较大影响。通过调查统计及翻阅有关统计数据发现, 城中村改造前的2009年, 三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 654.7元、5649.2元、5 629.3元;改造安置后的2011年, 三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0 202.7元、12 930元、12 101.6元, 分别同比增长了80.4%、128.8%和149.7%, 均实现了大幅增长。

2. 经济来源。

经济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取决于经济来源, 经济来源又与从事的工作相关。从调研中反映, 三村村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出租房屋及外出打工。改造后, 三村村民统一入住按照城镇商品房标准建设的7层单体楼房, 水电气暖, 有限电视、网络、电梯等小区配套设施健全, 户均安置房屋套数均在2~4套间, 房屋建筑面积从60m2~120m2不等, 提供了三种以上户型选择。

村民除保障自身居住需求外, 出租空间较大。据统计, 三村用于出租的住房面积大约在6.4万m2, 整套出租房屋在900套左右, 以市价每套年租金9 000元计算, 三村人均年租房收入可达2 071元, 户均年租房收入可达8 500元左右。同时, 由于生产方式变化, 部分村民选择外出打工, 从事服务性工作, 月收入在1 500元~2 000元所占比例最多。房屋出租及打工经济的形成, 是三村居民在非农化和进入城市生活后的主要家庭谋生方式, 是对过去家庭农业经营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新的条件下的替代。

3. 居民就业。

由于村民普遍缺乏城镇就业市场中的优势和素质, 再加上基本的生活已有保障, 根据调查, 三村中劳动适龄年龄完全赋闲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1%左右, 其中负责房屋租赁的妇女居多。在劳动就业人口中, 在外打工家庭共148户, 占调查户数的71.2%;有稳定工作的家庭共18户, 占调查户数8.7%;经商的家庭23户, 占调查户数的11.1%;其他工作的家庭共13户, 占调查户数的6.3%。以房屋出租或其他经营收入为主的经济来源结构, 一定程度上为不具备人力资本的农转非的群体用自身的资源创造适合城市需要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4. 社会保障。

除了房租及打工收入外, 政府建立的长效保障机制也成为三村村民收入的又一保障。在城中村改造中, 杨凌创新性出台了《杨凌示范区促进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 (试行) 》, 规定从被改造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专户按每亩地每年400公斤小麦和400公斤玉米的标准, 以当年7月一级小麦、11月一级玉米的杨凌市场价折合成现金, 给被城改农民发放基本生活费, 每户年均直接收入可达3 000元左右。同时, 在进行生活安置的基础上, 按农业人口人均5m2的建筑面积进行生产安置, 生产安置用房按照示范区总体规划, 在商业规划区进行建设, 解决失地群众进入小区后的长远生计问题, 按照杨凌当前月商业租金20元/m2估算, 每户商业面积年收益可达到5 000元左右。同时, 在新建小区购买的安置房办理房产证一律免收契税, 物业和维修基金由政府负担, 为改造村村民解决了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 杨凌还建立了涵盖生活保障费、学历教育补助费、医疗补助费、养老补助费、丧葬补助费和其他费用的比较完备的长效保障机制。在生活保障安置上, 对男60岁、女55岁的农村老人给予生活保障金, 从被拆迁之日起, 前五年为720元/年·人, 从第六年起, 按60元/年·人增加, 增加至1 200元/年·人, 且标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调整。对高考录取考生按照本科、大专等不同层次分别按照10 000元/人、6 000元/人、4 500元/人进行补助, 按学制年限逐年领取补助费。对搬迁中的农村困难户,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给予照顾, 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杨凌紧紧抓住国家实施“百万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这一契机, 加大了对失地农民的各类技能培训。同时, 政府还积极鼓励农民利用各种补偿款, 以服务业为主, 自谋职业, 自主经营, 进行再就业, 在创业政策上开辟绿色通道。

(二) 非经济福利的变化

1. 社区区位及居住环境变化。

三村在改造前, 位于城区相对边缘区域, 商业区位较差, 群众出行、购物均十分不便。在本次城改安置中, 为了体现以人为本的安置原则, 确保群众因搬迁而受益, 杨凌在安置过程中尽可能地照顾到群众利益, 将安置小区选在基础设施配套齐全、路网完善、商业基础较好的区域。新建住宅楼按照村民居住及出租实际, 将建设面积在60~120m2之间, 住宅楼设计规范统一设计施工, 水、电、气、暖和绿化等配套设施齐全到位并配备电梯等设施, 安置房区位及建设标准与商品房无异, 确保了城改居民的各方面利益。调查统计发现, 改造前, 85.4%的村民认为他们居住区的配套设施一般或者不完善;改造后, 31.3%的村民认为他们居住区的配套设施很完善, 只有12.4%的村民认为他们居住区的配套设施还有待提高。

2. 无形改造的五个转变。

在城改过程中, 杨凌始终坚持有型改造与无形改造相结合的方式, 主要涉及到村民五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城中村农民转变为居民, 将城中村村民的农业户口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二是村委会转变为社区居委会;三是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四是集体经济转变为城市混合经济或股份经济;五是城中村转变为现代化文明社区。有形改造是基础, 无形改造是目的, “五个转变”不仅仅是转变了农民的身份, 其更深层次是转变了农民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 使其真正纳入城市管理体制, 成为城市中的一员, 享受到市民应该享受到的实惠。

3. 社区文化及生活方式转变。

为了顺应村民生活习惯, 在城改中, 考虑村民实际需求, 杨凌还统筹建设了由居委会统一管理的社区活动中心, 老年活动中心、生产工具仓储设施、园林绿地等以满足村民各方面实际需求, 为城改村民打造宜居的新社区。社区活动中心成为老年人的主要公共活动场所, 定期参加街道办事处定期组织开设老年文化生活课堂、健康体检、职业培训等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成为了村民改造后新的生活方式。在调查中, 80%以上村民认为城中村改造对他们的生活习惯影响较大或很大。

三、保障杨凌城中村改造村民福利的建议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影响城改村民福利最主要的障碍在于城中村改造补偿政策的缺陷、就业渠道单一、社会保障建设滞后以及失地农民自身就业技能缺乏和择业观念落后等。因此, 提升福利的关键还要从完善城中村改造政策着手, 加大对农民就业技能的培训力度, 采取各种措施全方位地促进村民就业, 然后制定完善较为完备的长效社会保障体系, 从而使城中村改造工作, 切实成为提升改造村民福利, 以人为本, 利民安民的惠民工程。

1.进一步完善补偿安置政策。要结合拆迁改造政策执行的实际和群众需要, 对当前的政策进行全面的修改和完善, 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使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修改完善政策要充分听取群各种意见, 要使政策符合市场定价原则并能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同时, 要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完善功能”的原则, 科学编制城中村一村一策的改造规划, 实现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 合理调整城市用地布局, 推动产业发展、片区繁荣, 完善城市功能, 美化城市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

2.完善城改中就业安置政策。城中村改造中, 要同步建立符合改造村民利益的就业安置政策。在土地出让、招商引资时, 将就业安置作为改造安置的前提条件。本着“谁改造谁安置, 谁开发谁负责”的原则, 由政府与征地改造单位签订提供一定数量或比例就业岗位的协议, 吸纳适龄被改造村民就业。除此之外, 实施城中村改造后形成了大量新社区, 新型社区服务业就业空间巨大, 可招纳失地农民作为保洁工、保安员等参与社区服务与管理。探索多种安置方式的同时, 将就业安置作为重点, 保障村民被改造后获得相应的就业机会。为保证农民失地上楼不失业, 政府应将农民的就业安置作为城中村改造安置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 努力为打造“薪金”农民提供政策支持。

3.建立和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将改造村民纳入城镇就业管理服务范围, 按照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 通过税收减免政策和个人自主创业信贷政策, 提供就业扶持, 促进其就业。进一步完善和发挥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职能, 建立改造村村民档案, 定期组织适龄失地农民到劳务市场进场交流, 或及时掌握用工需求, 引导本地企业优先录用失地农民。同时, 加强与各类职业中介组织的联系, 拓宽分流安置渠道。利用劳动保障中心的现有资源建立就业管理服务组织, 为改造村民免费提供求职登记、择业指导、职业介绍、推荐安置等一系列服务。

4.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投入。加大政府对改造村民再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 设立改造村民职业技能培训专项资金, 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资金与财政收入同比例增加, 对城改村民进行免费培训。政府要保障对改造村民培训的资金投入, 政府在政策、资金、教学用地等方面积极支持技工教育, 把发展技工教育同经济建设、扶贫工作、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工作等紧密联系起来, 政府拨款给这些培训机构, 用于失地农民技能培训的费用, 保证职业教育的持续稳定发展, 通过技工教育培训和其他职业教育培养各类技能人才。建立改造村民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办法, 对参加培训的村民给予适当的费用补助, 凭是否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给予不同档次的奖励, 对短期就业培训的失地农民可根据培训天数的多少给与数额不等的补助。

5.丰富培训方式和内容。培训方式选择上, 主要通过技工教育培训和其他职业教育培养综合性技能人才。在健全组织网络、制订培训方案、落实培训经费和责任制的基础上, 与当地职业院校及培训机构联合, 结合本地产业结构特点开展实用技能培训。在培训对象及内容选择上, 对年龄较小的农村高、初中毕业生, 及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 以实用技能培训为主, 主要通过技工教育, 采取全日制集中授课方式, 开设职业技能和职业教育培训班, 职教中心和企业联姻, 大力培训生产一线紧缺的技术工人, 开办电器、缝纫、电工维修、汽修、生产线操作、电焊、办公自动化等多个技能培训。对年龄相对大、文化基础低、技能相对差的农民, 可以通过适应性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 开展以物业公司保洁家政服务等为主的特定时段培训。

6.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失去土地保障的“城中村”居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是城市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保障的内容应包括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确定一定比例的国有土地出让金, 建立起社会保险基金;引导村民在土地补偿中拿出部分资金, 购买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出资补贴一点, 政府从经营土地收益中拿出一点;对于部分生活确实困难的居民, 可由民政部门给予其必要的最低生活保障。

7.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后, 村民成为市民, 因此他们应享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权, 并享受市民的一切待遇和福利。在改造时, 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从而保证村民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建立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改造后, 村民住上安置楼, 形成一个个社区。为了方便村民生活需要, 社区内应该建设完备的服务设施 (农贸市场、幼托、餐馆、商店、综合楼等) 以及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 (供水、供电、排水、供气、供暖、电讯等) 。

8.建立城改村民心理调适机制。城改村民的城市适应过程, 是他们放弃原来农村生活方式, 融入一个新环境、开始一种新生活的再社会化过程, 为了帮助失地农民顺利完成上述心理转型过程, 政府应建立失地农民心理调适机制。注重解决失地农民群体的社会公平问题, 建立引导与调适失地农民群体心理的利益公平制度保障机制。探索和建立失地农民专业性心理咨询与矫治机构, 构建失地农民心理的社会干预机制。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介入性支持, 建立失地农民心理疏导机制。

9.延续村落地缘文化重建邻里关系。城中村改造使村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归属都发生变化, 适宜的环境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交往, 良好的邻居关系能促进整个社区的和谐发展, 使社区的居民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改造后的城中村小区的安置和环境设计应考虑村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形成人们心目中共同的认知场所, 增进邻里交往, 重邻里网络, 使人们在心理上成为社区的主人, 增强社区凝聚力。

四、结论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时间跨度很长, 资金运作难度高, 涉及各级政府、村民、开发商多方利益协调的系统工程。随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村民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城中村改造中对村民福利将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摘要：城中村指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城乡二元体制下, 位于城区边缘农村被划入城区, 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村落。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城中村在社会治安、人口素质、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呈现的问题日益突出, 村民改善生活环境的需求日渐强烈, 也成为了各地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焦点。为了改善城中村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生存发展能力, 提升城市品位, 城中村改造普遍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而亟待开展的任务。以杨凌城中村改造为例, 以当地城中村改造安置政策为依据, 通过实地调查改造后的城中村社区, 对改造前后村民福利变化进行深入分析, 探讨城中村改造的创新思路, 提出保障城中村村民福利的政策建议, 为城中村合理改造提供借鉴。

城中村问题调查与分析 篇8

一、城中村概述

(一)“城中村”概念

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全部被征用,农村集体成员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后,仍居住在由原村改造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

(二)“城中村”改造的必要性

“城中村”是城市的一块“夹缝地”,这种独特的地位和现象,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口杂乱,“城中村”由村民、市民和流动人口混合构成。流动人口成为主要犯罪群体,治安形势严峻;城市规划滞后,违法违章建筑相当集中,“一线天”、“握手楼”、“贴面楼”风景独特。房屋密度高、采光通风条件差,村民居住环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卫生条件太差。各种管线杂乱无章,排水排污不畅,垃圾成灾。街巷狭窄、拥挤,存在严重消防隐患;土地使用存在诸多问题,宅基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相互交织,非法出租、转让、倒卖,管理混乱等。“城中村”不仅影响城市的美观,也阻碍城市化进程,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已成为困扰许多城市发展的“痼疾”。

二、城中村改造存在的问题

城中村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现象,给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空间,但是,城中村改造中面临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改造工作的顺利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违法建设成风,加大了拆迁改造的难度

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及城市房地产开发项目、物流园区、工业园区建设快速推进,土地房屋也随之大大升值,村集体组织和村民受利益的驱动,纷纷加建、抢建房屋。拆迁范围内一些村民一旦得到拆迁的信息,一夜之间两层甚至多层房屋拔地而起,水井、苗木等各类地面附属物也随之密集出现,城中村内的个人和小产权开发等违法建设现象十分普遍。管理部门执法不严、疏于管理、“以罚代法”,致使违法建设愈演愈烈,呈蔓延态势,这大大加重了城中村改造的难度。

(二)部分村(居)民对拆迁的期望过高

一是对补偿标准要求过高,往往以周边发达地区拆迁补偿价格为标准和参照,高估自己的房屋价值,当拆迁补偿低于自己的期望时,就认为房产机构评估价低、拆迁补偿费少,对拆迁工作不配合、不支持;二是对拆迁改造的种种期盼远高于优惠的让利于民的政策规定,当村(居)民的期盼同制订的优惠政策发生碰撞时,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然后采取各种办法阻碍拆迁工作的开展;三是在坚持政策和原则的前提下,有些村(居)民因其居住面积小,家庭收入低,获取的房屋拆迁补偿少,家庭承受能力低而在支付购买安置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也认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进而拒绝拆迁。

(三)村(居)民对入住安置小区不感兴趣

一是他们的出租房屋为其获得了高额租金,这是城市拆迁改造中被拆迁人极不愿意拆迁的关键所在。当其眼前的利益受到损失而得不到期望的补偿时,他们就拒不配合、阻挠施工、集体上访。

(四)拆迁过渡时间较长

由于先拆后建,致使被拆迁人居住条件较为艰苦。同时过渡期内,被拆迁人无法正常经商、外出务工,导致其收入下降。这些都是影响拆迁改造的一个因素,更是容易引起上访的一个原因。

(五)安置小区建设缓慢,社会保障政策落实不力

安置小区规划及用地审批的协调落实,对区级部门和单位来讲难度较大,在拆迁时,难以回答安置和搬入的时间,容易让被拆迁人产生疑惑而影响拆迁。在拆迁完后,迟迟看不到安置规划和征收安置地后又容易引起被拆迁人上访。

三、解决城中村改造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城中村改造过程是政府、村民、开发商三方利益博弈的过程,村民渴望环境的改善却担心他们的收益得不到保护,开发商担心高昂的开发成本会吞噬正常的收益,政府要谋求城市的长效机制和可持续发展,又不得对村民、开发商的利益做出一定的让步。所以对城中村改造需要多费一点心思,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制定科学的政策思路和建设规划。

(一)加大政策和法制的宣传力度

一是要充分考虑到拆迁工作直接关乎广大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在制订完善拆迁补偿政策时应广泛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并多层次全方位的利用媒体等形式宣传拆迁安置政策,让被征收房屋拆迁人了解其内容,理解其合理性;二是要加大对“公平公正、阳光操作、依法拆迁、和谐拆迁”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使与被拆迁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民心,家喻户晓,使被拆迁人在突发性事件中能识大体顾大局;三是参与拆迁的工作人员要熟悉拆迁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二)提高城中村改造规划和建设方案的科学性

政府要提高城中村改造规划和建设方案的科学性,不搞“一刀切”,有序地推进城中村改造工程。深入研究不同城中村的位置、特点和问题,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中村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改造策略,以多种改造模式对城中村进行改造。

(三)要按照“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规范拆迁程序

对列入改造计划的城中村,要提前做好前期调查、入户测量和房产确权等基础工作,并建立档案。对即将改造的城中村,要将总体安置方案和分户安置方案予以公告,并广泛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应采取先建房后拆迁的程序安排,这样有利于消除被征收拆迁人的疑虑,节约拆迁安置过渡的成本,加快安置进度。同时,要提前加强安置区域的交通道路、社会服务等配套设施建设,增强公共配套服务,让搬迁户感受到搬迁地段随城市面貌的进一步改善,也有较大的增值空间。

(四)保障城中村村(居)民的合法权益,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

政府在政策思路上要以人为本,保障城中村村(居)民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要对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清产核资和产权登记,并把集体资产优先用于解决村居民的生活保障问题上。加快落实原村民的“市民待遇”,对医疗、教育、就业、保险、计生、户口管理等体制逐一盘点,并采取适宜方案尽快将村民纳入到“市民体制”。

(五)加强对城中村建房的监督和管理

目前,城中村内违法违建户较多,城中村的村(居)民在宅基地抢盖、加盖的现象较为突出,对违建和抢建、加建房屋的拆迁赔与不赔的问题,在具体工作上难以把握,赔偿了违建、抢建之风会越演越烈,也有违背政策之嫌;不赔偿拆迁工作难以开展,甚至上访。这就要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加强对建房的监督和管理,夯实管理工作责任,打消村(居)民套取拆迁补偿资金的念头,做到补偿公平、群众不受损失,同时也能为拆迁改造创造有利的条件。

城中村问题调查与分析 篇9

另一种意见对积极推行城中村改造持肯定态度。如邵任薇认为,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背景下的一种特殊的“亦城亦村”现象, 在物理形态上已经完全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能掩盖城中村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虽然城中村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功能不可否认, 但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此外, 还有不少人士站在根治城中村问题的角度, 主张加快城中村改造。这一意见已经基本为城市政府接受, 并在近年来成为一项公共政策, 不少城市政府已经或正在较大规模地推进城中村改造。

作为城市问题的城中村, 其问题的根源不仅来自于空间形态, 还来自于与空间形态密切相关的人口构成、社区文化、经济活动方式、社区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谢志岿基于城中村人口、经济、社会、治理及改造等内容的探讨, 将我国现行制度下村落向城市社区的转型概括为转制型城市化, 为更全面地研究城中村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实际上, 城中村的存在并不是保障城中村原住民福利和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需求的必然途径, 空间形态的改造也不会自动根治城中村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城中村社区转型和城乡文化融合的需要, 站在推动城中村原住民、外来人口两类群体切实融入城市的高度, 重新审视城中村改造的思路。

一、城中村社区转型和城乡文化融合的紧迫性

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每个社区都有相对稳定的地理区域、一定数量的人口、相对共同的意识和利益、比较密切的社会交往。被其他城市地区所包围的城中村是城镇化过程的产物, 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和文化形态, 是在城市范围内由原农村社区演化而来的特殊的城市社区, 具有独特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由于长期的农业社会传统, 我国农村数量众多。许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也同时是城中村的自然创造过程。

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城市社区不仅有着人居环境差、基础设施薄弱等显性的空间形态缺陷, 更是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塌陷带, 对城市社会结构、文化样态和城市治理具有极大影响, 具有典型的转型需要。多年来, 城中村在解决城中村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承接进城务工人员两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 正在日益成为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和原住民融入城市的双重桎梏。

(一) 以原居民为主导的混合社区管理制度加剧了外来人口的文化冲突感。城中村既不属于典型的匿名、异质、多元的城市社会, 也不属于传统的实名、同质、一元的农村社会, 实际上是一个乡土社会和法理社会属性兼具的混合社区。城中村居民主要有原住民和外来人口两部分组成。由于大量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的入住, 一般的城中村都由原住民聚居区演变为典型的移民和原住民混合住区。以石家庄市的城角庄村为例, 现有有宅基地的原住民家庭776 户, 村民2544 人, 实际居住人口则超过1.5万人, 暂住人口与村民比例达到6:1, 属于典型的外来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混合社区。

在这样一个混合社区里, 原住民之间仍然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构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 感觉仍然生活在属于自我的农村。外来人口与原住民之间或者外来人口之间则以业缘和契约关系为基础构成社会空间, 感觉来到了寄人篱下的他乡和陌生的城市。由于地利和人和的因素, 原住民主导着城中村社区社会生活。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村委会由城中村原住民直接民主选举产生, 成为一个由地缘、血缘关系建构的封闭性群体, 其产生机制决定其更关注城中村原住民利益。这种社区管理制度, 引发外来人口和外部力量与已有体制和空间的摩擦, 加剧了外来人口的城乡文化冲突感。在城角庄租住的李某说:“我虽然来石家庄以后仍住在村里, 周边的人和我一样都是农村户口, 房租也便宜, 但这和我在老家完全是两码事。他们村的事和我们这样的人没什么关系, 虽然都是农民, 但集体分红、村委会选举这些事都和我们没关系, 人家定什么规矩才不想我们呢。还不如我在厂里呢, 那倒有时候还有点发言权, 能听听我们的意见。”

(二) 单一的经济活动制约了原住民与城市深度融合的主动性。尽管部分城中村原住民参与城市经济活动, 在城市其他地区从事工业或服务业, 但城中村原住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征地补偿款、出租屋收入和农村集体经济福利。

一是征地补偿款。这种一次性收入虽然具有可观的数量, 但具有不可持续的特点, 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石家庄市长安区某村过去是一个城市边缘地区落后的城郊村。2010 年的拆迁改造让村里发生了巨变, 每户除了还建房, 还能得到80 万元左右的拆迁款, 这相当于一次性拿到了原来20 年的收入。突如其来的“巨资”让村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少还能保持本色, 但年轻人往往大肆挥霍, 有的嫌工资低还辞去了原来的职业。“不劳而获”的收入, 还让更为偏远一点的其他城郊村“红了眼”。

二是物业租赁活动收入。以原住民为一方, 以城市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为另一方, 双方通过房屋出租与承租形成城中村的主要经济活动。石家庄市槐底村的一位村民任某, 持有村里按统一标准分配的三套共330 平方米的新房。任某将其中的一套供自己居住;一套准备留给孩子作婚房暂不使用;另一套出租出去以供家里日常开销。

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福利。由于特殊的区位条件和征地补偿原因, 不少城中村都拥有一定发展资金, 发展起了较强的传统集体经济, 因此, 农村集体经济福利成为城中村原住民的又一经济来源。早在2010 年, 石家庄市的槐底村就持有商业面积150 万平方米, 年物业租赁收入2.18 亿元, 人均年收入2.5 万元。村集体每年为7600 名原住民每人发放一定数量的生活补贴, 每年分四批次发放米面油肉蛋奶等食品和日用品, 退休的原住民每月可以在企业或城市社保之外享受1500 元的退休金。

这种单一的经济活动游离于城市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之外。城中村原住民虽然自发地承载着周边地区城镇化溢出的“红利”, 享受着不同于其他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的“特殊福利”, 但“红利”和“特殊福利”引发的原住民惰性和对城中村的依附性却严重制约着原住民与城市的深度融合。

(三) 畸形的居住形态对文化冲突推波助澜。在物业租赁经济的诱导下, 绝大多数城中村原住民在宅基地上无节制地建起可供出租的违法建设和临时建设, 建筑密度高达70% 甚至90% 以上。例如, 改造前的石家庄市西里村, 90% 以上的原住民都有房屋出租。原住民和来自不同地方的外来人口虽然混居在空间狭小的院落里, 但没有生活的交流, 只有房东和房客之间、房客与房客之间的文化冲突。笔者在今年年初曾对在石家庄市工作和居住的236 名农业转移人口进行文化融合问题问卷调查。调查表明, 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表现出与当地人很强的隔阂感。他们的隔阂感远高于租住其他城市居民住房或居住集体宿舍、拥有自住房的其他外来人口 (附表) 。

同时, 由于建筑密度过高, 城中村人居环境差, 公共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 公共空间极度匮乏, 存在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等诸多隐患。再加上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生活习惯和自我封闭性, 城市管理对城中村地区影响力有限。这些又进一步加剧了城中村内部的文化冲突。

因此,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必须加快城中村这一混合社区的转型, 并在转型过程中统筹解决城乡文化融合问题。

二、把空间形态改造作为城中村社区转型的突破口

城中村改造是城中村社区转型绕不过去的门坎, 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空间形态和聚落方式不仅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反映, 一定程度也严重影响着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

当然, 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特殊阶段, 城中村确实具有社会缓冲功能:一方面由于失地原因, 城中村原住民的社会网络和经济活动方式有助于原住民的福利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空间迁移的原因, 城中村承担了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功能, 尤其是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天然的“廉租房”。因此, 不少人主张采取环境整治模式通过修修补补来解决城中村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是, 修补的结果既没有改变城中村畸形的居住形态, 也无助于外来人口的城乡文化融合和城中村原住民与城市的深度融合。可以预见, 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大背景下, 城中村失地农民将纳入城市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住房保障范围的大背景下,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功能也将纳入城市统一的住房保障体系, 城中村原有的社会缓冲功能正在逐步淡化和消失。因此, 必须把城中村改造作为城中村社区转型的突破口。

当前, 特别是在房地产库存较大和房地产市场相对疲软的情况下,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突出困难是成本和开发建设强度问题:一是补偿标准过高。如当年的石家庄市宋营村, 按照补偿方案, 平均每户补偿3.5 套 (平均每套约100 平方米) , 如果平均每户宅基地按2.5 分 (约167 平方米) 计, 折合成货币计算, 平均每亩地的拆迁补偿成本约500 万元。东里村改造过程中, 按照规划设计方案总建设量为42 万平方米, 其中有28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用于回迁, 相当于用1 套商品房的收益背负2 套回迁房的成本。另外据人民网报道, 由于需支付过高的土地开发建设补偿费因素, 2015 年10 月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和旧宫村旧村改造项目两宗地块的成交楼面价已经超过了5 万元/ 平方米, 而正在该项目地块旁边建设的丰台科技园区万达广场项目, 在同年2 月初通过招标出让方式获得这宗商业金融地块折合楼面价还不到2 万元/ 平方米。

二是开发建设容积率偏高。开发企业为了弥补过高的土地成本和保持利润空间, 往往在容积率上与政府讨价还价。据广厦开发公司负责人介绍, 综合考虑土地成本 (主要是原住民的补偿成本) 和预期的房价因素, 衡水市前里马村的拆迁改造, 只有容积率达到3.0 以上才能保证必要的盈利。据爱地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介绍, 石家庄小沿村的拆迁改造, 容积率达到3.17 才可能盈利。但是,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在Ⅱ类建筑气候区, 高层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不宜超过3.5, 住宅建筑净密度不应超过20%。按照这样一个标准, 考虑配建公共服务设施、绿地、道路的因素, 折合容积率大体为2.5 至2.8。如果超过这个容积率标准, 其规划布局和空间环境水平是没有保障的。同时, 由于相当一部分城中村处在城市的中心区, 一味提高城中村开发建设的容积率, 势必使得中心区开发强度越来越大、空间更加拥挤、交通更加紧张, 不利于城市用地布局的结构性调整。

因此, 推进城中村改造必须合理确定补偿标准, 避免不切实际地漫天要价, 以保证城中村改造的可持续性。大多数城中村地区既非国有建设用地, 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既不能适用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补偿法规, 也很难直接适用一般的征地补偿法规。当前, 我国急需制定一部适合城中村特殊情况的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法规, 以指导和规范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补偿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应当在政府主导下, 进一步扩大城中村原住民知情权, 让其充分了解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和开发强度, 了解可建设量和适宜的补偿标准, 切实把过去畸高的补偿标准降下来。

同时, 必须把城中村改造和城市用地布局调整结合起来。一是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相对疲软的情况下, 城市政府可以把去库存和城中村原住民安置、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保障结合起来, 进一步降低低收入群体对城中村的住房保障依赖, 减少城中村改造原汤化原食的开发强度压力。二是应当改变城中村改造就地平衡模式, 把城中村改造项目和新区开发统筹运作, 打捆进行招拍挂, 为把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开发强度控制在合理区间创造条件。

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将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 亿人”问题:即促进约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改造约1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 引导约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围绕第二个1 亿人问题, 国家已经出台或正在出台相关政策, 特别是国家开发银行的长期低息贷款政策、有关政策性银行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等政策, 为城中村改造提供了有利契机。

三、把城乡文化融合和空间形态改造同步推进

空间形态改造是城中村改造的基础。但空间形态的改造如果不能与社区转型、城乡文化融合结合起来, 同步实现人的身份、居住组织方式、经济活动方式、管理方式、社区文化的转变, 那么城中村原住民还仍然是“住在楼房里的农民”, 回迁的楼宇将成为一个“竖起来的城中村”, 还仍然不能深度融入所在的城市。同样, 租住这些社区的外来人口还仍将生活在原住民主导的混合社区, 文化冲突仍难以避免。 如石家庄市已经完成空间形态改造的元村, 农村集体资产仍然存在, 人的身份还是农民, 管理方式还是村民委员会, 在原地集中回迁和集体资产分红两个背景下, 除了畸形的居住形态有所改变外, 仍然是一个新的“城中村”, 继续存在着相对剧烈的城乡文化冲突。

因此,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一是必须统筹解决好原住民就业、社会保障和集体经济积累合理处置问题。建议彻底剥离城中村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统一将城中村原住民率先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畴, 让其与市民一样取得城镇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采取留地和政府扶持就业等多种方式促进原住民在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网络中就业, 改变城中村原住民单一的经济活动方式, 保障其生活的经济来源;推行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股份固化,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在保留原住民集体经济组织中分配权的同时, 形成有利于城中村原住民深度融入城市社会的新机制。

二是必须统筹解决好原住民户籍、身份、居住组织方式和社区管理方式问题。建议率先将城中村原住民按照居住地登记为城镇家庭户, 引导原住民由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适当减少实物安置并增加货币安置数量, 鼓励原住民与城市居民、外来人口混合居住, 依业缘和契约关系重构社会空间, 降低原住民依地缘、血缘关系聚居的封闭程度;将由原住民组建的村委会调整为由原住民、城市居民、外来人口共同组建和参与的社区居委会, 增强基层自治组织民意代表的广泛性, 形成有利于外来人口降低文化冲突感的新机制。

三是移风易俗和引导原住民转变传统生活方式。由于空间的聚居和时间的积累, 城中村往往保留着浓厚的传统生活方式。在这些传统生活方式中, 既有邻里和睦、邻里互助的精华, 也有罔顾邻里感受和社区秩序的糟粕。比如婚丧嫁娶过程中在小区庭院里搭起灶台, 在出殡过程中洒落纸钱等, 都属于传统生活方式中的糟粕。对于这些传统生活方式中的糟粕, 必须移风易俗, 引导城中村原住民适应和维护匿名、异质、多元的城市社区生活秩序。

摘要：作为乡土社会和法理社会属性兼具的混合社区, 城中村既加剧外来人口的城乡文化冲突, 也不利于原住民与城市的深度融合。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必须加快城中村这一混合社区的转型。这种转型不能依靠环境整治的修补来实现, 应当以城中村空间形态改造为突破口, 同步完成原住民身份、居住组织方式、社区管理方式、经济活动方式、社会保障方式等多角度转变来实现,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统筹解决社区转型和城乡文化融合问题。

关键词：城中村,社区转型,城乡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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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正举、于文学, 城中村改造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对策—河北省城中村改造的调查与思考[J], 城乡建设, 2008 (12) :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