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关系

经验关系（精选11篇）

经验关系 篇1

一、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理论探讨

凯恩斯消费理论是现代消费理论的起点。按照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 总消费只是总收入的一部分, 它是一个短期静态的消费理论。如果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来看, 凯恩斯的理论是关于就业人口或工作人口的消费理论, 因为它没有涉及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消费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 它是一个宏观总量消费理论。

直接涉及到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是莫迪利安尼 (Modigliani) 和布卢博格 (Brumberg) 的生命周期假说 (1954) 。按照该假说, 消费者按照效用最大化原理, 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年轻时, 由于没有收入, 消费来自父母, 因此, 这一阶段是负储蓄;而进入工作阶段后, 由于要赡养孩子和抚养老人, 这一阶段工作人口的收入除了自己的消费外, 还必须储蓄一部分给孩子和老人;而老年人则主要靠子女或自己的储蓄来支撑消费。因此, 从静态的观点来看, 一国青少年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 消费需求也相应越大, 而储蓄率也就越低。相反, 如果一个社会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大, 该国的居民储蓄率就越高。

但生命周期假说忽略了一些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例如, 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他们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 因此, 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因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下降。相反, 如果工作人口比例的上升伴随着长期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 人们可能会因为预期到将来的收入增长而增加消费, 这会部分抵消因劳动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上升。

与生命周期假说基本相似的理论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两部分: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他认为消费者收入中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构成决定了消费水平。对于一个预期的收入的持久增加, 消费水平会持久增加。而对于一个暂时的收入增加, 消费也会增加, 但暂时的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小于持久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都认为长期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 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生命周期假说强调预期支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而持久收入假说强调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看, 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与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有相似的结论。

在生命周期理论之后, 还有其它一些微观模型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将孩子和储蓄等都看成是家庭所拥有的不同形式的商品, 它们的经济功能是相同的, 都是养老的一种工具, 因此, 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较多时, 可以相应减少作为养老保证的家庭储蓄;孩子数量较少时, 增加储蓄 (或减少消费) 以防老。

另一种与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类似的理论将分析重点放在家庭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上, 该理论不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的替代关系, 而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的替代关系, 家庭孩子数量增加时, 在既定收入下, 父母可用于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 从而减少消费。如果孩子数量减少, 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

许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命周期理论予以修改或补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老年人口的储蓄或消费行为的修正。例如, 老年或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由于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疾病的可能性, 老年人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 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的下降。但是, 如果下一代预期到上一代的遗赠, 则下一代可能会减少自己的储蓄, 增加消费。遗赠动机对居民消费的净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不过, 有研究表明, 遗赠动机其实是很小的, 并且常常是非自愿的和偶然的。消费或储蓄行为更多地受到个体死亡风险的信念的影响, 而不是群体死亡风险水平的影响。除了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之外, 流动约束也会导致老年人口储蓄的增加, 因为退休人口必须更多地储蓄, 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流动约束的作用可能比较大。

二、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实例分析

现有实证文献大多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专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文献比较少。但是, 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的上升。因此, 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间接的关系。另外, 根据Modigliani和Brumberg (1954) 的生命周期理论, 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到居民储蓄率的高低。而储蓄和消费实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 因此, 按生命周期理论,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还是直接相关的。

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经济快速增长时, 这些国家或地区也正在发生人口转型, 因此, 它们成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经验关系的合适的例子。王德文 (2006) 对此有一个全面的分析。他分别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 解释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奇迹背后的人口因素。他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日本经济起飞的时间 (1950-1973年)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9%。与此同时, 日本正经历人口转型, 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 日本的抚养系数从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王德文因此认为,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日本的经历表明, 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产生“人口红利”, 长短期内都会带来居民消费的增长。日本在1989年经历股市泡沫之后, 陷入连续10年的经济低迷期。有人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解释, 认为日本的“人口红利”期是1950-1990年, 持续了约40年, 而1989的股市崩溃正是因为日本“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与此相伴随, 日本的居民消费也是一蹶不振。

日本经济繁荣期 (1950-1989年) 和萧条期 (1990-2000年) 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变化轨迹初看起来确实如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成年型时期, 经济和居民消费增长;人口老龄化时期, 经济和居民消费低迷。但是, 其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证实。至少有三个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解决。第一, 日本的国内市场狭小, 一直依赖外需维持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并不是驱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因此, 1989年的日本股市崩溃并不一定导致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低迷。所以, 还不能确定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引起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不足。第二,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946-1964年) 出现了所谓的“婴儿潮” (Baby Boom) , 日本也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类似的“婴儿潮” (在日本称为“团块世代”) 。两国都经历了同样的人口转型, 但在美国,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什么没有引发类似日本一样的经济变化———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第三, 日本的经济增长确实在股市泡沫之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同时, 日本的人口也在下降。如果将人口因素考虑进去, 日本人均GDP的增长并不如日本的GDP增长那样差。

在日本之后, 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人口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其中中国台湾在1962年时总抚养系数高达94.1%, 到1995年时已经下降到了45.8%, 下降幅度超过一半, 同期经济增长约6%左右。韩国从1961年开始控制人口, 该国总抚养系数从1965年的88.3%下降到了1995年的41.4%, 下降幅度超过了一半。而韩国同期人均收入增长年平均约6%左右;人均GDP在1962年时只有83美元, 到1995年时已经超过了一万美元;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王德文认为, 韩国有效利用了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是取得“汉江奇迹”的重要原因。

三、是否存在“人口红利”

有许多研究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 (Bloom和Williamson, 1998;王德文, 2006) 。但是,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效利用了当时的国际产业转移机会, 实行外向型经济。可能是政策而不是人口因素促进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另外, 亚洲“四小龙”都是人口规模很小的经济体, 把它们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没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快速增长也伴随着人口的急剧转型。1978年到2005年, 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9.7%的增长率。也正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 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加上经济的因素, 中国开始了人口转型的过程。1982年, 中国总抚养系数高达62.6%, 而到2005年, 总抚养系数已降至38.88%。蔡昉的研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 (蔡昉, 2008) 。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发现, 1983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 并且, 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 中国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 反之相同。

曾经有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 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蔡昉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 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 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 研究还发现, 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 今后一段时间内, 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 仅仅是0.4%。同时, 在人口结构中, 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 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

根据蔡昉的预测, 伴随着人口扶养比的增高, 到2013年, 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他认为, 当我们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增长模式———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时, 就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模式, 保障最大化就业。根据东亚各国的经验, 以劳动力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是可以过渡到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的。到2050年, 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 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 而且会越来越明显。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稳定的相关性?人口年龄结构是否确实是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注意到这些国家都在亚洲, 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更广泛国际数据的支持, 因此,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经验关系尚待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王德文: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经验与启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蔡昉: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D].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演讲, 2008-3-24.

[3]Bloom, D.E.and Williamson, J.G..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

[4]Modigliani, F.and Brumberg, R.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oss-Section Data.In Kenneth K.Kurihara, ed,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经验关系 篇2

真理就是对经验的高度抽象的结论。真理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绝对真理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真理。绝对真理只能通过论证来得出结论，可经实践来验证，实践并不能证明其完全正确性，却可以证明在实践的时空是正确的。

验证绝真理过程，真理在没验证之前，只能称之为理论。

1.理论的前提条件，在实践的时空内是否能被满足。能满足则可判定，该理论可能是绝

对真理。不能满足，如在其它时空能满足，那可能是相对真理。

2.理论的结论是否能在实践过程中被实现。在实践过程中，依据理论提供的前提条件做

好准备，并依据理论的推导过程进行验证。如果实践的结果和理论的推导相吻合，并且该推导过程在任何时空都可实现，则该理论可称之为绝对真理。如果实践的结果并不和理论的推导相吻合，并且在其它任何时空都不可能和实践的结果相吻合，则该理论就是谬论。

3.有些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在实践的时空内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即该理论是永远不可能

被实践的。该理论只能通过论证来验证其正确性。即便是正确的，也不能用来指导实践。如果该理论被论证是正确的，那也是相对真理，是特定条件下的真理。其特定条件一不满足，该理论将成谬论。

经验就是实践的结论，前提条件是很难被复制的，因此经验并不总是可靠的。真理是对经验的高度总结，一旦经实践验证正确。真理是可靠的，是完全可以用来指导实践的。

经验关系 篇3

关键词：童年视角 童年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童年视角是小说的叙述策略。它不但指以童年的口吻、情感书写童年生活与题材，以童真童趣、童年生活为描写对象，还应该包括以童年见证家族、历史的变迁、打量成人的世界。这样的视角选择一方面来源于作家的文化选择、文化影响等外在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影响，就是童年经验。

所谓的童年经验指的就是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多种因素。心理学家认为，儿童早期经验对于作家来说，是他最有个性最有价值的不动产，它们会保持一生，并且在作家从事主观创造性活动时，经过润饰与重塑，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并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可见，童年经验对于一个人一生影响的重要性。

童庆炳在他的《现代心理美学》中分析，由于童年体验作为人类个体的一种本真的生命体验超越了现实世俗的干扰，是对经历物所做的天然纯真、直观的把握，因而这种体验最接近人的本性，是最真实、最天然的，也是最具人生意义的。儿童作为人的初长阶段，不受任何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借助他们的叙述反倒显示了人的原初与本性，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作家把童年作为一个文化母题，借助童年视野的叙述策略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可见，儿童的早期经验和情感体验是作家选取儿童视角的内在动因，作家选取童年视角叙述是童年经验的一种输出方式。

余华的童年视角小说，不仅反映在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黄昏里的男孩》、《四月三日事件》、《在细雨中呼喊》、《祖先》等这些以童年视角构筑全篇的小说，还反映在某些儿童片面在场的小说，如《现实一种》（四岁的男孩皮皮）、《一九八六年》（疯子的十多岁的女儿），这些都与作家特殊的童年经验有关。童年经验作为作家对童年生活经历的自组织与再创造书写一般来自三方面的影响：父母印象、故乡记忆、童真感受，但因个人的经历有所不同，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洪治纲《余华评传》对余华童年生活的考证，没有提到余华的父母对其成长造成的创伤性影响，笔者基于阅读余华的文本，并结合他特殊的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来发现作家童年视角小说和童年经验存在的关系。

一 医院里的童年和“文革”记忆

余华生性胆小。伴随胆小而来的就是恐惧。然而，余华因其父母在医院工作，他的童年，从四岁开始就在一个充满了恐惧意味的生存环境——医院里成长。他的整个童年生活，除了上学之外，很多时间都是在海盐县人民医院的各个角落里游来荡去。血和死亡应该是医院里最鲜明的记忆，鲜血往往又和暴力纽结在一起。余华曾在访谈中说过，他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跟自己的童年经历有关，因为是在医院里长大，父亲是外科医生，小时候他和哥哥整天在手术室外面玩，经常看到父亲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个提着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很多回忆的文章中，余华不断地提到医院的各种情景，却很少提到自己对它的恐惧。他说自己小时候并不怕看到死人，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还经常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躺在水泥砌成的床上非常凉快。也许，这与他父母的医生职业有关，有着对待生与死的科学化职业心态，少了普通人对待死亡的神秘与恐惧，呈现出一副对待生命的自然常态。加之天天泡在医院，耳濡目染，因此使余华从小就能够以平常、冷静的对待这一事件。正如海德格尔对死亡的解释，死亡的必然性决定了人们面对死亡的敞开和无所畏惧。同时又因对死亡、鲜血的长时间浸染，不断强化着这种记忆。从心理学角度讲，这种强化记忆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和心理定势，这也许正是余华不断书写鲜血、暴力和死亡的超常叙述态度的内在因素。小说《现实一种》从一开始一个孩子的无意识伤害，到逐渐演进为整个家族的蓄意谋杀。弟弟让嫂子舔干儿子的血迹，又一脚将侄子腾空踢起。哥哥用在脚心刷肉汤小狗舔脚心的方式，致使弟弟在狂笑中崩溃而死。弟媳又冒充了嫂子的身份将大伯哥的睾丸捐赠，再演绎出新的生命，意味着人间的暴力没有止境。这里似乎让人看到人性嗜血的可怕和凶残。《活着》写了一家七口先后死亡的过程，让人感受到死亡和灾难会随时降临。

“文革”记忆。某些评论者说这“十年浩劫”成长的作家大都经历了一个“梦魇般的童年”。余华出生于1960年，对这场“十年浩劫”算是个后期的目击者，但这“十年浩劫”也同样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说过回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必然是回忆这“十年浩劫”，而且这种阴影一直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心态。在洪治纲的《余华评传》里有两个标题“成长的无序”和“墙上的风景”，可以概括为余华童年的“十年浩劫”印象。他对这“十年浩劫”的感受主要是来自街上的游行队伍和墙上大字报的暴力话语记忆以及阅读的资料。而且这个时代成长的孩子在时代因素下，必然导致了缺少正常、必要的人生启蒙，学校几乎全部停课，他们整日游来荡去没事可做，他们的成长是迷茫的、无序的。所以，在余华成长中，即使这“十年浩劫”不是以血淋淋的色彩进入记忆，野蛮的、可怖的、癫狂的、无序的感受却储存进了他大脑。这种记忆的痕迹贯穿了余华的整个创作历程，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这种记忆呈现在小说中的是怪诞的非理性世界，表达了对现实世界抗争后的无助和恐惧感，反映在他的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暴力和血腥。如《一九八六年》展示出了“十年浩劫”对历史刑法的疯狂使用，“疯子”身份本身就是对“十年浩劫”的寓言。这种暴力和血腥也表现在非“文革”题材的作品中，《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刚一踏入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无序的感受；《现实一种》可谓是将人的癫狂状态演绎到了极点，一家人在相互泄愤中，尽情地展示内心的暴力欲望。90年代的小说，“文革”记忆同样呈现出了生存的苦难色彩，只不过余华改变了对苦难的表达方式，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温情的回忆，替代了以前的暴力叙述。如长篇《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小说中，都分明写下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痕迹。

二 故乡记忆

因为故乡和自己的童年身影、父母、童年往事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便成了作家永远不能忘情的故乡记忆，成为文学创作的精神文化现象之一。如鲁迅总让人物回到浙江绍兴鲁镇；沈从文总离不开湘西世界；莫言也总与高密联系在一起；福克纳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地写着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学天地。余华的故乡浙江海盐，这座江南小城不仅为余华的成长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某种独特而丰沛的文化资源。余华曾坦言，“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海盐是他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故乡，他熟悉那里的一切，那里的每个角落他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也会脱口而出。他创作的灵感自然都会从那里产生。余华小说里经常出现阴雨连绵的天气，让读者感受到小说气氛的阴沉与压抑，烘托出小说的非理性情节。这正是家乡江南六七月份特有的梅雨气候。还有如地名，众多的小桥、流水、人家等，都是故乡的产物，被他源源不断地书写进作品。如《在细雨中呼喊》故乡的“南门”，“孙荡”（方言读做‘沈’音），包括家乡的电线杆也多次出现在《兄弟》等几篇小说当中。同样，小说中的人物也来自故乡。余华的童年和少年，周围应该有很多孤寡老人，这些老人都经历了中国特定时代出现的连绵不断的战争、自然灾害、疾病与饥荒。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他们的生命显得格外苦难，也因此显现出生命本色格外的淳朴与顽强。余华把这些人物的生活经历都赋予在了他小说的人物身上。小说《活着》的主人公富贵活着的方式，是家乡人并且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农民的生存方式，他们没有呐喊与呻吟，有的却是默默的承受与忍耐。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靠一次次卖血让一家人度过了一个个难关，而且最引人思考的是他靠买血挽救了一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许玉兰坐在自家门槛上一次次哭诉自己的心事，同样是对家乡妇女在面对生活或是内心困境时一种独特的宣泄方式的展现。

三 孤独和苦难感受

余华童年的经历并不复杂，父母都在医院工作，较为繁忙。在那个年代，孩子的教育几乎都处于“放养”的方式。这种情形，对于哥哥华旭来说，意味着可以尽情地享受童年地自在与狂野；可是对于生性胆小的余华来说，却只能忍受更多的孤独。童庆炳分析了少年的孤独体验，认为孤独作为一种心理体验并不只是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不一定就有孤独感，相反一个跻身群体的人也许寂寞难耐。孤独的内心体验是由精神上的优势所带来的难以沟通的痛苦。也可以说，只有害怕孤独的人才有孤独体验。也许正是这种孤独寂寞的感受才使得幼年的余华内心变得十分丰富和敏感，他要不断地寻找内心的自我保护和心理平衡，更容易学会察言观色，对世事有了精细的了解和感受，尤其对同龄人孤寂、敏感的心灵世界更为熟悉。如《在细雨中呼喊》中出现的经常忧郁地独自面对池塘和周围世界而落落寡欢的孙光林，搬到南门来住、很少出来玩耍的苏宇和苏杭。显然，小说创作受到了作家童年情感的影响。

同样，有着敏锐、丰富情感个性的余华一定不会疏于生活中对各种灾难的感受，就像他回忆童年和少年时期周围有那么多孤寡老人的苦难遭遇一样，医院里早年的生死感受和“十年浩劫”记忆恰恰强化了对苦难的感受。尽管他儿时不恐惧来自医院的死亡，但死亡却真实地表达了生活的苦难，医院里传出来的不同声色的哭声可看作是诉说种种苦难的方式。应该说医院里的死亡大多是非自然死亡，这种结果定会放大人对生存困境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对饥饿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对意外灾祸的恐惧等。这不是对死的恐惧，而是对生之苦难的恐惧。这时，医院里的生生死死、手术的血色斑斑，自然成了余华日后思考和书写苦难的诱因。加之“十年浩劫”的暴力又强化了这一诱因。这场政治浩劫以各种各样疯狂的暴力形式使苦难泛滥成灾，蜂拥而至，无疑加重了来自医院的死亡和鲜血记忆的凝重颜色，大大扩展了灾难的形式和苦难的深度。余华把这些阴暗、无序、癫狂、沉重作为痛苦的记忆存储于大脑之中，一旦找到可以宣泄的方式，便一触即发，形成他创作的个性和心理定势。可以这样断言，童年医院里的生活和“十年浩劫”记忆使他有了与别人不同的对苦难思考的深度与角度，80年代的作品体现出了人性的暴力欲望、虚伪狡诈和现实的癫狂无序。90年代的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同样表达了人的苦难处境，无论是展示苦难，还是承受、对抗、消解苦难，“苦难”是他一贯书写的主题，成为他创作的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4] 余华：《我胆小如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5] 王克俭：《文学创作心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 沈蝉娟：《海盐地域文化对余华的影响》，《嘉兴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

[7] 童庆炳：《作家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8] 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目测比色准确性与临床经验的关系 篇4

1 材料与方法

1.1 比色材料

同型号批次Shofu 16色比色板2 套。

1.2 测试者

(1) 甲组:

15 名有10 年以上修复临床经验的医生。

(2) 乙组:

15 名参加3 年住院医生轮转的医生。

(3) 丙组:

20 名七年制口腔专业学生。

(4) 丁组:

丙组人员经过12 周修复实习后。

以上人员均经检查无色觉障碍。

1.3 方法

测试者对2 套比色板进行相同色号的配对。要求比色环境稳定, 采用天气晴朗时的自然光源, 避免阳光直射, 比色背景为中性灰色。 2 套比色板色号对应时判为正确。

1.4 统计分析

在SPSS 11.5中采用卡方检验对各组准确率进行统计。当总体检验P值小于0.05时, 进行多组率之间的两两比较, 检验水准取0.008 (0.05/6) 。

2 结 果

2.1 各组人员比色

结果见表 1。

2.2 各组准确率的统计分析

各组之间的判断正确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两两比较结果提示甲组与其他3 组的判断正确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8) , 乙、丙、丁3 组之间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08) 。

比色准确率甲组为78.33%, 乙组为62.08%, 丙组为53.44%, 丁组为56.88%。具体到各色系, 4 组的准确率分别见图 1, 色系错误率各组人群基本相同, 由高到低依次为D- C- B- A色系。

3 讨 论

人眼具有对物体颜色微小差别的分辨能力。然而, 这种分辨力是有差异的, 能随着经验的增长而有所提高。我们在感觉色彩时, 不只是靠视觉器官, 更受到记忆和经验的影响, 这种现象称为色彩的心理恒久性[2]。本实验中甲组的比色准确率最高, 原因可能在于测试者工作年限长, 对比色板的熟悉程度会高于其他组, 这与Hammad[3]的结果相近。

Douglas[4]的调查显示人眼对红色变化的敏感高于黄色的变化。本实验中4 组结果准确率最好的是A色系, 最差的是D色系, 分析原因有可能由于人眼生理结构, 以及常见牙色集中于红色区域等因素所致。

在丙、丁组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较短时间的培训不能使辨色能力取得实质性进步。在口腔环境中, 对结构复杂的天然牙进行准确比色将更加困难[5]。Sproull[6]提出建议, 牙科学院应开设色度学方面的综合课程, 教学过程应有颜色方面的专家参与。

从本实验中得出, 比色者工作经验对比色准确率的影响很大。学生比色的准确性经过培训有一定提高, 仍然需要进一步训练。即使是高年资大夫, 其比色符合率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实验提示在对C、D色系的应用过程中, 慎重选择比色结果。

参考文献

[1]Seghi RR, Johnston WM, O'Brien WJ.Spectrophotometric analysis of color differences between porcelain systems[J].J Prosthet Dent, 1986, 56 (1) :35-40.

[2]姚江武, 高承志.现代口腔色彩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8

[3]Hammad IA.Intrarater repeatability of shade selections with two shade guides[J].J Prosthet Dent, 2003, 89 (1) :50-53.

[4]Douglas RD, Brewer JD.Acceptability of shade differences in metal ceramic crowns[J].J Prosthet Dent, 1998, 79 (3) :254-259.

[5]Lagouvardos PE, Diamanti H, Polyzois G.Effect of individu-al shades o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observers in colour matching[J].Eur J Prosthodont Restor Dent, 2004, 12 (2) :51-56.

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经验总结 篇5

企业是当今社会经济的细胞，企业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而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企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劳动关系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石，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不仅要靠法律的约束,更主要的是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处理好劳资双方的关系。近几年来，集团在推进转型振兴发展过程中，致力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收到较好效果。被表彰为“省和谐劳动关系模范企业”称号。

一、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实现职企互利双赢

集团在开展“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创建中，注重保护、调动和发挥好企业经营者与职工双方积极性，依法保障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做到互利、双赢，达到“共建和谐企业、共谋企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目标。实施集体合同制度，按规定通过平等协商及时签订、续订集体合同，认真履行劳动合同，并履行合同规定，杜绝了违约现象发生；实行工效挂钩的工资总额提取办法。按照“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依法确定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和分配形式，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从起，集团就根据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企业经济效益实际情况，对在岗职工提高工资待遇，同时按季度发放效益奖，职工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集团公司还两次对内退职工、长期待岗职工适当提高了内退待遇；在政策范围内调低了部分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个人交缴比例，提高了职工当期货币收入，解决了部分职工收入较低的问题，维护了矿区的稳定。严格按照《劳动法》规定，实行职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的工作制度，对个别单位执行不好的进行了调查和纠正。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婚假、丧假、探亲假、产假、计划生育假和带薪年休假等制度，并按标准支付了职工工资。认真做好职工疗休养，全年共安排2千多人次疗休养。对11044名职工进行了健康体检，对15400名接触职业危害人员进行了专项检查。积极参加徐州市的养老、工伤、生育、失业、医疗五大社会保险，实现养老金和失业金的领取发放与社会完全接轨，为职工办理了大病医疗救助和职工互助补充医疗保险，并从起办理了井下工亡补充保险。按时足额交缴各项保险费用。为提高职工退休后的养老待遇，经职代会通过，从元月份实行企业年金制度。积极协调政府社保、医保部门做好各项保险费的申领和发放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劳动法》关于医疗期内的患病或非因工负伤职工、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被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及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劳动合同的管理规定，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发挥工会桥梁和纽带作用，将民主管理融入企业管理中 首先，以实现职工与企业共同发展为目的，坚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集团坚持每年召开一次职代会和二次职代会联席会议，不断完善包括三级职代会（集团公司、矿、区队）制度、职工代表巡视制度、职代会专门委员会制度、职工提案办理制度、闭会期间职工代表建议直报制度、公布领导年薪收入制度、重要事项票决制度、点题公开制度等一系列民主管理体系，促进了各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不断调整充实职代会内容，认真行使职代会对企业重大决策审议、审查和决定权，近年来先后审议通过了集团公司职工住房公积金实施方案、职工企业年金制度方案、经营者年薪制实施方案、医疗保险社会统筹、集体合同、“十一五”发展规划等重要方案。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全部采取票决制，并将决定权交予职工代表，进一步提高了民主管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其次，完善工作机制,坚持把企务公开融入企业管理中。纳入文明创建、“四好”领导班子创建、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模范职工之家创建等单项工作的考核中，部门之间职责明确，责任落实到位，真正做到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措施、有检查、有考核、有通报。旗山矿坚持企务公开内部审核与外部审核并进，查找问题与持续改进并举，确保了企务公开管理体系高效运转，荣获了“全国企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称号。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利用季度企务公开巡视等多种形式和渠道，每季度确定一个视察重点内容，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清基层工会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来，集团公司工会先后组织了五次季度企务公开巡视和三次异地巡视，监督各单位工作的开展情况，真实掌握职工对企务公开工作的满意程度。集团公司纪委高度重视企务公开工作，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干部招聘、经济适用房分配、物质设备招投标、工程项目廉洁论证等重大事项，促进了“阳光工程”的有序运行。集团公司党委组织（人事）部为充分发挥党代表闭会期间的作用，组织党代表对大项目工程、物资比质比价采购等情况进行巡查，促进了干部作风转变。

三、加大协调劳动关系的力度，真诚依靠职工促进和谐发展 重视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按照建设和谐小康矿区的要求，积极创造条件提高职工生活质量和水平。初集团承诺为职工所办的六件实事全部落实兑现，职工生活质量和矿区和谐程度进一步提高。集团公司把改善职工住房条件作为振兴老

工业基地的重要内容之一，成立棚改领导小组，确立了两年多时间拆除危旧房58.3万m2、新建100万m2住房的工作目标。审批职工购房补贴783人，发放金额968万元；发放离退休职工住房补贴2387万元。积极利用公积金支贷政策为职工购房、建房创造条件。全年住房公积金归集4.63亿元，支取1.6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6.1%、12.2%；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8200万元。投资5050.55万元，完成了8个中心小区整治和9对矿井“两堂一舍”改造，维修房屋8.89万m2，矿区生活环境明显改观，职工住房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随着受金融危机影响，市场粮油、猪肉、禽蛋、蔬菜等主副食品价格上涨给职工生活带来的影响，集团公司分别于下半年和上半年对在册职工和劳务派遣工发放基本生活消费品一次性物价补贴，两次共发3512万元。为了稳定井下职工队伍，提高井下职工工资水平，从元月份起对井下岗位津补贴、中夜班津贴、班中餐补贴标准作了相应调整，增加了井下职工的工资收入，提升了广大职工的幸福指数，促进了企业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为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创造了宽松、协调、稳定的环境。

坚持“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的宗旨，主动关口前移，深入基层调查了解，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针对部分职工反映子女就业比较困难的实际情况，集团公司党委高度重视，将其列入党委为民办实事之一，于5月17日专门邀请省、市人事部门召开专场招聘会，为职工子女就业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帮助职工解决子女就业问题。为解决女职工看病难的实际问题，集团公司出台了《女职工互助保障基金会特殊疾病救助暂行办法》，明文规定在互助保障期内，会员发现患有妇科恶性肿瘤的可以一次性领取3500元的救助金，单亲困难女职工可以一次性领取4500元救助金。为帮助解决家庭困难职工子女上学难题，公司和基层单位每年组织一次金秋助学活动，对于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给予1000—3000元的助学金，大学本科生每学年还再赞助1000元钱。与此同时，坚持把落实职工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作为推动和谐矿区建设的切入点，热情接待职工群众来信来访，认真做好劳动争议调解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企业扶贫帮困和互助补助保障体系，“安全互助金”、“扶贫基金”管理规范、使用合理，全年共支出安全基金3万元，扶贫基金179.79万元。各种形式的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做到了经常化、制度化，去年，节日走访和日常帮扶相结合，全年共发放救济金及物品484.7万元，救济人数27017人次，走访慰问职工11420人次。积极协助困难职工纳入城市“低保”工作，目前已有119户职工享受徐州市城市“低保”待遇。集团公司建立了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制度，11名公司领导、189名矿处级干部和机关部室与特困、贫困职工开展了结对帮扶，58户特困中有19户脱贫，脱贫率达到32%。认真贯彻执行《矿山安全法》、《煤炭法》、《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规程》等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和安全卫生等方面的法规和标准，持之以恒地深化质量标准化建设，积极推进职业安全健康卫生体系认证工作，着力整治安全薄弱环节，从关爱生命、本质安全、维护职工权益、关心爱护职工角度，抓好安全生产，强化了对“三违”的综合治理，有效地减少了人身伤亡和生产事故。深入开展“三违”治理，强化干部安全履职考核，累计查处不安全行为27354人次，治理干部安全不履职行为965人次。积极推行安全自主管理，扎实推进无“三违”班组、区队创建，推行职工安全自我评价，增强了干部职工做好安全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全年申报季度“安全免检矿井”8个次，建成无“三违”班组197个、无“三违”区队71个。围绕人的本质安全，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和职工应知应会知识学习，强化岗位技能和安全资格培训，深入开展“手指口述”、“四查一学”活动，职工想安全、会安全、能安全的意识和能力有了新的提升。全集团有13个矿实现安全生产，本部实现了9个安全月和2个安全季，、义安等5个矿安全生产1000天以上，其中三河尖矿、张小楼井安全生产超过天。本部原煤百万吨死亡率为0.16，安全效果进入行业先进序列，再创历史新纪录。

四、几点启示

1、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是企业加强管理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企业和个人联系的纽带,也是双方利益得以保障和实现的基础。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劳动者就业是与社会相联系、实现自我价值的前提,而劳动关系状况决定了就业的质量和个人发展的空间。所以,从各方面来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才能促进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2、发挥工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将民主管理纳入企业管理范畴。工会组织要深入研究职工的所想所思，调节好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真正成为联系职工的桥梁，注重把“情感维权”融合于企业发展之中，坚持与完善职工代表大会，落实企业平等协商的集体劳动合同制度，并以此为基点，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原则，保证职工依法行使民主管理权、知情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从制度上防止企业侵犯职工权益，培育职工忠诚企业的理念，增添职工对企业的感情，激发其强烈的归属感。

3、加大协调劳动关系的力度，营造企业团结和谐的发展局面。一要做到超前参与的原则，积极建立劳动关系预警机制。摸清职工的思想动脉，重视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配合党政把企业矛盾化解于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二要重视预防为主、加强群众性的劳动执法监督和检查。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职工代表对企业的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安全生产劳动保护规章制度落实情况，集体合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与督促，督促行政纠正违章现象，排除各类隐患，保护职工的身心健康，保证集体合同的持续履约和兑现。

经验关系 篇6

一、关注生活经验，开发课程资源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学生熟悉的生活背景越接近，学生自觉接纳知识的程度就越高。因此，数学教学与学生生活的联系、数学生活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尤为重要。所谓“数学生活化”，即在数学教学过程中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背景出发，联系生活讲数学，把数学问题生活化，生活问题数学化，体现“数学源于生活、寓于生活、用于生活”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在备课时，完全有必要去思考一下学生已经积累了哪些生活经验，哪些经验可以作为教学的资源，哪些活动情境可强化学生对知识的体验等。如，一位教师是这样让学生建立1毫米的概念的：首先，他让学生说一说，你认为在生活中有哪些是1毫米的东西。（作为教者，先了解一下学生已经积累了哪些生活经验。）然后让学生用铅笔在尺子上指出1毫米，这个1毫米就是尺子上的一小格，可以在尺子的任何地方的一小格，初步建立这样的一小格就是1毫米。（让学生建立1毫米的数学模型。）接着，教师用尺子量出1分硬币厚是1毫米，让学生用手指捏住1分硬币感知它的厚度，再抽出硬币，告知这两手指间的距离就是1毫米，然后反复多次“捏住硬币，抽出硬币”，让学生体验1毫米的长度，再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学生有的说很短，有的说很薄，有的说很浅。最后找一找生活中1毫米的物体，有的说电话磁卡厚1毫米，有的说光盘厚1毫米，有的说身份证厚是1毫米。（给数学课本增加生活中的数学知识，体现教学内容的生活性。）这样通过指一指、捏一捏、说一说、找一找使学生建立了1毫米的概念。教师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桥梁，将“生活原型”与“数学模型”有机整合，让学生把抽象的数学知识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实现课程资源的有效开发。

二、把准生活经验，确定教学起点

随着新课改的实施，一线的教师越来越重视课堂40分钟的效率，许多更利于学生发展的教学方式不断地走进课堂，成了小学数学课堂中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然而，在课堂教学实施中，我们却屡遭这样的尴尬：有时刚刚导入新课，学生就喊“我早就知道了”；有时精心设计了教学活动，学生却提不起劲来；有时满以为学生都会了，可是做作业时却又错误百出……凡此种种，都属于教师对学生学习起点的预测失误，从而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课堂教学效率不高。能否正确设定课堂教学起点，决定了一节课的教学是否具有实效性。教育心理学家说过：“影响学习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应当根据学生原有的知识状况去教学。”这意味着数学教学活动必须在学生原有认知水平上组织及展开学习活动。只有在找准学生现有知识起点的基础上，才能提高课堂效率。

例如，我在教学“百分数的认识”一课时，有如下片段（上课前一天，让学生在生活中找实际应用的百分数，并带入课堂）：

师：同学们在课前收集了一些百分数，现在我们来交流一下，说一说是在哪儿找到的，好吗？

生1：我是在报纸上找到的。

“空气中约有80%的氮气，氧气约占20%。”

生2：我是在网上查到的。

“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2%。”

生3：我是在衣服的标签上找到的。

“棉90%、涤纶10%。”

生4：我是在酒瓶上贴的标签上找到的。

“汾酒的酒精度是53%。”

生5：我是在牛奶盒上找到的。

“含乳量≥60%，脂肪≥3.5%。”

生6：我是在药品的说明书上找到的。

……

师：你们真不简单，找到了这么多百分数，虽然还没学，你们就会读了，那么这些百分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研究研究。

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数学，百分数在生活中到处都有，学生已有了这方面的积累，所以，我把它作为学习的材料，作为这节课教学的起点。

三、运用生活经验，引导探究活动

学生生活在大千世界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其中大多数经验可以直接促进学生的学习活动。在学习相关知识之前，大多数学生已有了相当丰富的生活经验。他们玩过各种形状的积木，折过纸，捏过橡皮泥，有过比较长短、厚薄、大小的经历，他们有自己的作息时间，每天有规律地起床、睡觉，随父母外出观光、旅游、购物等等。在一系列活动中有关数量和几何图形的初步观念，都是学习数学的必要基础。因此，在教学中始终要把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从而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习惯和探索问题的能力。如，在教学像“246-198”的简便算法时，很多学生都会用“246-200-2”来计算。我知道学生这是受了“198=200-2”的经验误导。这时我并不急于告诉学生正确的做法，而是引导学生把“246-198”这样枯燥的计算联想到购物的情境中：你身上带了246元钱去超市购买了一个198元的物品，你口袋里最后还会剩多少钱？到了收银台时你会怎么付款？引导学生去讨论。通过讨论学生发现，一般情况下会付给收银员200元，这时收银员要找2元回来，从而得到正确的计算方法“246-200+2”。

总之，小学数学课堂中的生活经验与数学性应该是一种数学性提炼、生活化递升的关系。教师应关注学生生活中的数学经验，通过对教材的创造性再加工、再设计，使教学内容变得丰富、生动，更加有利于学生主动进行观察、操作、实验、猜测、推理与交流等数学活动，获取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使数学教学成为一个生动活泼、主动而富有创造意义的过程，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经验关系 篇7

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续的问题,对农民工的自身利益和社会稳定有着重大影响,使之成为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 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续的顺利解决不仅意味着他们基本权利的实现,更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史威, 2013)[1]。 目前我国各地区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难以在全国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建立高统筹层次的养老保险对接平台势在必行(李晓健,2013)[2]。 要提高统筹层次,必须同步改革由户籍制度、转续信息系统组成的配套设施,以此来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在全国范围内的无障碍转移接续(吴宾,2014)[4]。

二、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存在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

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以省级为单位, 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县级管理为主。 我国现有2852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表明我国有数以千计的统筹地区。 统筹层次的低下,阻碍了各地区之间的横向调节,无疑成为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的重要缘由。 有的统筹地区间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金额、待遇计发也存在差距。 目前为止,已有28个省份建立了省级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大部分仅止于制度或只是通过很小比例的调剂金而形成的部分统筹,只有北京、上海、天津等7个省(市、区)实现了养老金的省级统收统支。

(二)二元户籍制度的阻碍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续的根本因素。户籍制度改革多时,却没有改变其本质。《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 国发〔 2014〕40号中提到有序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促进有条件有意愿、在城镇有稳定就业和住所(含租赁)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在城镇有序落户并依法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 从表面看来,户籍墙的显性功能已被弱化,通过城乡户口的区别制度来规定人口的自由流动,已经无法实现。 但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后却不能享受到和市民同等的待遇, 说明了户籍墙的隐性影响依旧存在。

(三)养老保险信息化管理程度不高

《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的出台,成为农民工的政策保障,但涉及到具体操作层面,尤其是技术层面,仍存在诸如信息管理系统层次较低、养老保险信息不完善、管理手段相对落后等情况。 追溯其原因,还是我国养老保险的属地化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导致了信息系统的自成体系, 未能形成统一的信息平台。 加之过程繁琐、衔接不畅、工作人员工作量大,易导致信息的失真的种种问题, 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信息库显得尤为重要。

三、发达国家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经验借鉴

西方国家在完善养老保险的过程中, 累积了很多针对弱势群体的理论, 这些理论都对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知道方向。

(一)欧盟

1.完善的法律制度

欧盟颁布的1408/71法案(1971),《 马斯特勒赫特条约》(1992) 对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续做出了规定。 《 欧共体574/72号条例》 也为流动人口养老保险转续提供了依据和制度保障。 这些政策的使用范围普遍较宽,其中,对欧盟各成员国间的流动就业做出了规定,避免了公民在别国参保导致的无法继续在原参保国参保。

2.制定欧盟层面上的养老保险政策计划

(1)相同的政策目标。 2011年,欧盟理事会提出了“ 开放式协调机制”的共同目标,规定各成员国无论存在何种政策差异, 其发展目标必须保证本国的老年人不被贫困所扰,并为所有国民提供多支柱养老保险制度。 同时,为了保持养老金体制的安全和灵活, 养老金负担结构也需调整,以此促进各区域间的利益平衡。

(2)统一的行动方针。 总体目标确定后,各成员国为向其靠拢,需将其细化为适用本国的定量、定性指标。 如建立“ 社会投资型”的养老金体制、改革养老金的筹集方式、规范养老金的运营监管,如此可以缓解赤字、夯实养老金根基。

(3)提交年度工作报告。 各成员国可以在不偏离统一目标和行动方针的前提下主导本国的养老金改革走向,并结合国情规划本国的发展战略报告。 主要包括:汇报改革进程、配套战略和改革建议、相关数据、可行性分析以及将遇到的阻碍,以便欧盟评估该国实现共同目标的策略。

(4)展开报告监管评估。 报告提交后,欧盟委员会根据共同目标对其进行周期性监督。 对各成员国提交的报告打分并根据其表现进行排名,评出“ 最佳政策实践”供成员国作为参考,可以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合作,能够更好的对年度报告执行。

3.合理的缴费方式

(1)累计计算养老保险年限。《 罗马条约》 1408/71法案(1971)以及504法案(1974)都对跨区域流动中公民的累计养老保险缴费方法做出了规定。 例如,参保人分别在四国参加了养老保险,总参保年数为40年,其中,在A国参保年数为13年,在B国参保年数为7年,在C国参保年数为11年,在D国参保年数9年。 假设该参保人在四国40年后享有的养老金金额,分别为Al、A2、A3、A4,将其分别与在该国实际参保年数与总参保年数之比相乘, 则其获得养老金总额:A1x13/40+A2x7/40+A3x11/40+A4x9/40。[5]

(2)分段计算养老保险待遇。 劳动者所获得的养老保险待遇是其在各成员国缴费年限之和, 不能使养老金之和低于固定在一国工作的劳动者。 同期相比,应与其一致(见表1)。

资料来源:http://www.npc.gov.cn/nDc/zt/2008-12/23/content1463627.htm

(3)按比例分别支付原则。 欧盟统一规定,参保期要进行累计计算,凡是参保人有过缴费记录的成员国,都要负担参保人在该国的缴费期限内相应的养老金发放, 一旦参保人达到该国的退休年龄,该国就进行发放。

(二)美国

1.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健全

《 社会保障法案》 出台后, 各州可据此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生活上提供一定的保障,同时也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完善和失业补助等法律的顺利实施夯实了基础。 它并未将权利下放至各州,如此一来更加促进了美国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不仅促进劳动者流动, 还能保证养老保险关系转续的顺利进行。

2.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卡

美国1935年的4074号决定中提到, 社会保障“ 账号”应覆盖每一位参保者。 劳动者初参加工作时,就要申请其社会保障卡,而该卡的号码则伴随其一生。 社会保障卡的使用促进了养老保险的良性发展, 它不仅为政府掌握劳动者当地的工资收入提供了方便, 更可根据参保人的缴税情况在其卡中进行积分, 当参保人达到参保年限后,可凭卡直接领取养老金。[6]

3.科学分类资金筹集方式

美国是第一个采用税收方式征收社保基金的过年,其社会保障税主要分为4种:薪工税、失业保险税,铁路员工退职税和个体业主税。 1937年开始征收的薪工税,主要为老年人筹集退休金;联邦失业税,是为各州实行的失业保险提供补助而征收;铁路员工退职税,是为铁路公司员工筹措退休费;个体业主税又称自营人员保险税,是为了除医生外的个体业主的老年、遗嘱、伤残及医院保险征收。

四、国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

1.实施养老保险基础性待遇

为更好更靠的推进养老保险城乡统筹, 我国可借鉴欧盟公民资格界定的办法。 城乡户籍身份差别不能成为基础性待遇实施的障碍, 而是应作出更加合理的公民资格认定办法, 使公民跨区域流动可以享有同等的养老保险权利,有资格享受基础性养老待遇。

2.明确各统筹区域的权责

我国当前各省养老保险制度的设置尚未统一,导致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续困难。 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常常面对着转出地与转入地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推卸责任的情况,这进一步加剧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续难度。 基于此,为推进省级养老保险统筹,应先实现省内制度、对象、标准的统一。 欧盟的分段累计、比例支付的计发办法印证了其可行性。

3.城乡统筹缴费记录累加

缴费记录累加, 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的无差别转续,账户资金可全额转移,缴费的工资基数和年限可以直接换算。 尚未参加“ 城居保”的可划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参加“ 城居保”的,扣除其领取部分, 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二)落实二元户籍制度改革

1.深化“ 迁徙自由化”的观念

农民工的迁徙以机构不仅是为了基本生存,更多是为了更高的自我追求,他们更需要的是身份被认可,而不是表面上的身份转变。 仅仅将重点放点户籍的表面化改革上并不能吸引他们,因此为了解决户籍问题,应将“ 城镇化” 定义为“ 迁徙自由”,才能更好的引导户籍制度改革。

2.创造“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改革环境

第一,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 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 合理制定收入分配公共财政制度, 有意识的将国民财富再分配、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财政投资向农村倾斜,形成工农互惠的城乡关系,为一体化提供经济基础。 第二,优化城镇布局体系。 首先做到放宽对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落户的限制, 此举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 逐步形成以大城市为核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依托的城镇体系。

3.法制化的改革过程

首先, 迁徙自由权入宪。 随着我国各地开展户籍改革,公民的自由迁徙已成为必然。 只有通过宪法的保障, 才能使我国公民的自由迁徙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使农民工拜托户籍的限制,实现市民化。[7]

其次,制定迁徙自由法。 得到了宪法的保障,可在全国范围内选定地区进行试点。 通过实践制定出合理的地方性法规,并经过实践检验后,应制定《 公民迁徙法》 来保证迁徙的自由进行。

(三)建立全国联网的信息系统

1.建立全国统一的网络平台

由于养老保险系统的数据有着量大、繁杂的特征,而其准确性又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统一平台使这些数据无障碍共享。 这个平台可以根据换算公式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处理,使原本繁杂的养老保险核算更简单、更专业、更准确。

2.设置合理的统筹层次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养老保险各项业务办理的信息网络,该网络可以以部、省、市三级为支撑,以金保工程为依托, 优化核算过程、理顺前台业务,最大程度的避免资源浪费。

3.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卡

经验关系 篇8

一、主要特征

国际金融危机下,广东省劳动保障群体性事件具有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规避性4个特征:

一是突发性。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部分企业资金链条突然断裂,企业倒闭停产特别是欠薪逃匿大都在外人不易察觉的情况下突然发生,造成大批劳动者突然失业和追讨工资无门。2008年10月15日,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团旗下的东莞樟木头合俊、俊领厂突然倒闭,高管集体失踪。以此为标志,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省实体经济的影响开始浮出水面。17日,小家电生产商百灵达国际集团发布公告,关闭设立在深圳的工厂,两企业倒闭停产拖欠工资均引发大规模突发性群体事件。紧接着,香港宜进利集团破产,其位于宝安区西乡、大浪的6家企业关闭停产;东莞韦旭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去向不明,等等,事发均十分突然。

二是群体性。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首当其冲倒闭、停产的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普遍具有员工人数多、地域分布广的特点,由于人多势众,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仅东莞合俊、俊领和清远合俊厂倒闭涉及员工就高达9000多人,深圳百灵达倒闭涉及员工1300多人。据统计,2008年第四季度广东发生因企业倒闭、经营者欠薪逃匿引发3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148宗,涉及劳动者2.61万人,欠薪金额10051.44万元。

三是过激性。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群体性事件,一方面是员工的劳动权利确实受到侵害,劳动者应当通过相关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是在少数人的挑唆组织煽动下,共同利益者迅速结成群体,以非理性方式进行维权。现在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采取堵塞道路、破坏财物、自残身体、干扰党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向政府和相关部门施压等激烈方式来表达诉求,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极大威胁。2008年11月25日,东莞市中堂开达玩具厂部分员工因对合同期满“差别补偿”有异议到镇政府上访,因诉求未得到满足,在一些人的挑唆下,引发500多人聚众闹事,现场围观人数超过2000人,5辆警车和大批电脑设备等被砸毁。

四是规避性。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经营者欠薪逃匿由于规避了多方面的法律责任,因而对劳动关系和社会稳定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和冲击力。首先,欠薪逃匿者规避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法律责任,拖欠劳动者工资。其次,规避接受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的法律责任,拒不到场接受处理。再次,规避清偿欠租、欠款、欠贷的民事责任,侵害出租方、供货商、贷款方权益,导致更大范围、更广层次、更多人员的利益受损。

二、应对措施

面对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广东迅速反应,积极应对,“危”中寻“机”,及时出台一系列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确保社会稳定的组合政策措施,为稳妥处理国际金融危机下劳动关系和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帮扶企业,保持发展。

主要在3个层面及时出台和实施多项政策措施,全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一是政策扶持。出台《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十项”劳动保障扶持政策措施,包括加大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对新增岗位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和招用本省劳动力给予社保补贴、对登记失业人员和本省户籍的退役士兵创办中小企业给予税费减免等;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为中小企业招用人才搭建绿色通道;加大中小企业在岗职工培训力度,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做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评价工作,建立集职业需求分析、职业能力鉴定评价和职业能力开发利用“三位一体”的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落实社保优惠政策,结合地区实际制定缓缴保险费、降低费率等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对保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困难中小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全面提高服务意识,为企业提供预约上门服务;加大劳动保障政策法规宣传力度,引导职工依法理性维权、企业依法合理裁员;着力推动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工资能升能降机制,分类指导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实施灵活工时制度,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不均衡的实际问题。二是费用减免。下发《关于发挥社会保险功能扶持企业发展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关问题的通知》,实行“五缓四减三补”政策,即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实施“缓缴社会保险费”,阶段性适当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四大保险费率”,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困难中小企业给予岗位、社保、培训补助“三大扶持政策”。据测算,这项政策可为广东企业和职工减负约201.7亿元,其中直接惠及职工61亿元,稳定就业岗位190万个。三是柔性执法。按照“预防为主、积极引导、强化服务、有情执法”的要求,坚持引导企业规范管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守法意识,实行原则上对困难企业不罚、对轻微违法企业不罚、对主动纠正违法行为企业不罚的“三不罚”措施,对职工追讨加班费实行原则上保护两年的“有限保护”制度,依法平衡企业与职工利益。

(二)促进就业,保障民生。

广东是就业大省,外省入粤劳动力高达1900多万,随着经济继续下行,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用工需要减少,甚至面临生存压力,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对此,广东积极研究对策,着力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不利影响。一是率先出台稳定农民工就业的举措。实行“四个及时免费服务”,即及时对失业人员免费登记造册、及时向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及时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及时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实施“四项技能培训工程”,即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在岗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失业农民工再就业培训、创业带动就业培训工程。二是开展“南粤春暖行动”。在全省范围内对农民工实施就业援助、素质提升、返乡创业、社会保险、薪酬保障、劳动仲裁、子女入学、健康计生、返乡交通、法律政策咨询“十方面服务”,让农民工感受温暖,普得实惠。三是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扩大就业。充分发挥政府导向功能和公共就业服务作用,围绕“三个重点”着力解决就业难问题。其一,在全省4级联动举办万场“零收费”农民工专场招聘会,让来粤农民工尽快实现就业,承诺对不挑不拣工作的农民工在一周内优先推荐就业。其二,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服务,将就业困难并进行失业登记的大学毕业生纳入免费培训计划,建立完善困难毕业生援助制度,引导毕业生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其三,着力帮扶困难群体就业,重点针对“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等就业困难群体实行个性化援助。力争实现今年全省新增就业人数12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62万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8万人的目标。

(三)注重协商,实现共赢。

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出台《关于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指导企业做好工资分配工作的意见》,指导企业通过集体协商建立能升能降的工资调整机制,要求企业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不能把减员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唯一措施,可通过缩短工时、轮岗培训、适时安排年休假、轮岗放假、协商薪酬等办法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矛盾,尽最大努力不裁员或少裁员。在政府的大力提倡和主导下,劳资博弈有从开始的激烈尖锐逐渐向协商谈判转化的趋势。不少企业通过协商取得实效,实现双赢。

(四)维护权益,确保稳定。

稳定是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没有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氛围。在确保社会稳定和维护权益方面,主要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实施“五项制度”,动态掌握情况。全面实施企业倒闭群体性事件即时报告制度,欠薪监控月报制度,农民工失业情况周报制度,失业动态重点监测报告制度和重点企业联系制度。通过加强巡查监控和调查摸底,力求全面掌握各类企业和人员情况,为准确判断和制定政策提供可靠依据。二是坚持“三优先二确保”,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即对倒闭企业优先解决职工的工资,优先办理和支付职工社保待遇,优先申请财产保全措施;确保职工在欠薪期间的基本生活,确保欠薪案件处理期间不再发生群体性事件。三是重点解决经营者逃匿欠薪垫付问题。出台《关于积极稳妥处理当前企业经营者逃匿欠薪垫付问题的意见》,规定“要积极试行(暂定两年)由厂房、设备、场地的出租方向承租企业收取租赁或欠薪保证金的方式,筹集垫付资金。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研究设立欠薪垫付专项应急资金。企业经营者欠薪逃匿的,由出租方在收取的保证金范围内先行垫付;没有出租方或超出保证金范围的部分,由专项应急资金垫付。”同时,首次规定对欠薪逃匿经营者实行“黑名单”制度,由劳动保障部门通报公安、工商、税务、海关、人行等部门实施严格监管。四是及时调处争议,规范企业裁员。对经济性裁员、停产关闭、欠薪逃匿引发的集体争议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排期、优先审结和分类处理。同时,依法指导和规范企业裁员行为。对确需裁员的企业劳动保障部门要提前介入,组织专人予以指导。凡一次性裁员20人以上或虽不足20人但占职工总数10%以上的,必须按规定向劳动保障部门报告,防止因企业裁员引发大规模劳资纠纷。

三、问题与反思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广东劳动关系总体保持和谐稳定,整体情况比预料中要好。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和维权维稳压力依然很大,特别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宏观决策和微观处理方面出现和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一是动态监控和预警能力不强。

目前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不能共享,资源不能整合,监控防范体系不完善,无法及时全面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金流向等情况。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由于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导致判断不实、结论不准,对劳动关系突发性事件不能实施有效预警,缺乏防范能力。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反映出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危机意识和管理水平亟待加强和提高。

二是应急协作配合机制不健全。

在处理国际金融危机下劳动关系和突发性群体事件时,由于涉及多层级机构、多部门职能、多系统人员,需要相互配合紧密协作,但现时由于部门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缺乏跨部门协作配合应急机制,难以形成工作合力。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在处置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过激性维权事件时,往往处于“单打独斗”的困境。机制的不健全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力量,是当前不能有效遏制群体性突发事件高发态势的原因之

三是刚性措施和处理手段不足。

现时,在过激维权群体性事件处理中,受“法不责众”思想影响以及存在缺少政策法律支持等原因,政府处理措施刚性不足,加上部分人员存在“执法恐惧症”,导致有效措施和手段缺失。对已形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思维定势的部分群体来说,现在的政府部门不敢作为、单薄无力,难以形成对影响社会稳定行为的震慑力。

四、几点思考

(一)建立健全危机应急处理机制。

包括建立健全和完善预警机制,通过设立相关风险指标并实施有效监控,增强防范能力。分析研判机制,对各种数据和情况进行研究比较分析,力求作出准确判断,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信息共享机制,利用各职能部门独立封闭的现有信息资源,为参与危机应急处理的部门和机构提供有效数据和相关资料。

(二)研究建立欠薪保障长效机制。

大力推行在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外向型企业通过银行代发工资,建立劳动保障部门和银行共享的工资支付监控系统。按照社会共济、应急帮助、有限垫付的原则,通过对有条件地区实行每年一次性按当地企业月最低工资标准或一定数额向各类企业收取欠薪保障金,尽快建立符合地区实际的欠薪保障制度,彻底改变“企业欠薪,政府买单”的处理模式。

(三)加快推进集体协商制度。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集体协商作为劳资双方实施利益均沾的平台和制度设计,承载着劳资双方凝聚合力、共担风险、共度时艰、共谋发展的历史重任,在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突然冲击后被劳资双方逐渐接受。这种变化,为特定时期劳动关系调整增添了新内容,注入了新动力,应趁势加快推进这项制度,使之真正成为劳动关系双方解决争议、平衡利益、达成协议的有效手段。

(四)加大对“四项非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当前欠薪逃匿、过激维权、黑代理、黑中介问题突出,已影响社会稳定,成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一大隐患。为此,应加大对“四项非法行为”的专项治理和打击力度,净化社会环境,规范服务市场,引导劳动者理性维权,营造大力推动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良好氛围。

(五)探索建立粤、港、澳劳动保障监察协作机制。

经验关系 篇9

根据物业管理特点, 从物业管理过程所形成的关系上看, 业主始终处于主动、主导地位, 物业企业处于从属地位。正确处理好物业公司与业主关系, 是物业公司首要任务和目的, 它关系到物业企业的生存空间, 也关系到物业企业发展, 但是由于物业管理的特殊性, 即寓服务与管理之中的特点, 往往在物业服务管理中又容易与部分业主在物业服务管理中发生一些误会和纠纷。这些纠纷如不能妥善处理解决, 势必造成物业企业和业主个人之间关系紧张或不和谐, 势必造成服务和被服务者之间的矛盾, 进而造成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对立情绪, 影响相互沟通配合, 给物业企业服务管理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一、造成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和业主之间矛盾的主要原因

就我们管理的新世纪花园小区而言,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如物业管理服务中的装修管理问题、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服务标准认可问题、严格管理带来的业主不理解、小区停车管理及物业收费等问题。

1) 装修管理问题。一提起物业装修管理, 许多物业管理企业都认为这个问题难处理。普遍认为房屋装修管理是物业管理服务活动中最容易影响物管企业和业主关系的首要问题。由于认识上的误区, 业主一般认为房子是自己的, 该如何装修也是自己的事, 与别人无关。部分业主装修中乱拆、乱改、承重梁打洞、承重墙拆改、空调外机乱挂、卫生间下水管乱移、乱打洞等。物业企业又出于工作职责, 免不了加以制止, 故容易造成物管企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2) 服务标准问题。业主一般认为服务标准要高些, 但收费要尽量低, 就是即要马儿跑得快, 又要马儿少吃草。其实, 服务标准与收费是相对的, 一级服务标准就需要相应的一级书费标准。3) 规范管理问题。比如, 一些业主的朋友夜间上门, 小区门口的值勤保安上前盘问, 了解来访者, 或进行必要的登记, 一些业主认为门卫管得太严。夜间一些不熟悉的外来车辆进小区, 保安出于职责都要盘问记录, 一些驾驶员认为保安多管闲事, 反映到业主那里, 造成业主误会, 业主认为保安管理得太严了, 不给面子, 引起对物管企业的不满。4) 小区的停车问题。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 也是造成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矛盾的一个方面。由于近年经济发展更快, 私家车购买速度出乎意料, 原有的停车位远不能满足小区业主的停车需要, 业主朋友外来停车问题更难以解决。因此, 造成部分业主客人的不满, 反映到业主那里也会影响到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之间的关系。5) 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费的收取问题。物业管理收入费是物业管理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由于各种原因, 部分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意时, 就随意扣交或拒交物业管理费。

二、化解矛盾的措施

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建设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为依据, 为建设和谐社会为目的, 结合工作实际经验, 探索了一些有效措施。

1) 明确物业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 如常规性的公共管理服务, 房屋主体公共部位的维护、公共设备, 设施的保养、公共环境卫生的保洁、花草树木的栽培、治安秩序的护卫、消防设施的保护、道路车辆的管理等, 使业主积极维护管理内容, 主动配合做好管理, 确保住宅安全。2) 针对业主装修中存在问题, 我们认为在前期介入时, 协助房地产开发企业起草《业主临时公约》。把装修装饰中注意事项、禁止行为都写进《业主临时公约》。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由购房者书面承诺。在物业竣工后交付使用时, 物业管理企业应将装修中的注意事项, 禁止拆改部位详细告诉给业主。在业主装修期间组织力量进行巡查, 一般一天2次, 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重点巡查对象, 应增加巡查次数。对装饰公司和装修工人要进行宣传教育, 早打预防针的办法。同时, 做装修方案的审查和备案。针对个别违规装修, 物业主管部门提前介入, 及时制止拆改行为的发生, 避免事态扩大, 影响物业企业和业主的关系。在装修中变被动为主动, 变业主被动监督为业主自觉遵守装修规定。3) 正确对待规范管理问题。如何使规范管理为业主所接受, 首先要进行宣传, 宣传规范管理的意义, 规范管理是小区安全管理的需要, 规范管理是小区、业主安全的客观要求。逐渐使业主认识到规范管理是为业主着想, 使业主变被动管理为主动配合, 变主动配合为主动督促。督促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物管企业与业主共同制订一些入口管理制度等, 客户上门进小区登记制度、出入车辆登记制度, 从而保证了小区安全保卫工作。业主也能从规范管理中, 体会到规范管理是物业公司为保证小区安全的必要措施, 是物业管理工作的自身需要。4) 提供业主满意和能接受的服务标准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向业主推荐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印发的《普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 根据普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的不同情况, 由一至三级服务标准, 各级服务分别由基本要求、房屋管理、共有设施设备维修装修、协助维护共同秩序、保洁服务、绿化养护管理六大主要内容。业主可以根据服务标准中的具体情况, 选择合适自己的服务标准。物业企业根据业主的要求, 实施按质论价和优质优价原则, 向业主收取服务管理费。同时, 要提高广大业主对服务标准的认可度, 促进企业和业主之间的互动, 实现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之间的和谐。5) 处理好物业小区内部的停车难问题。由于经济快速发展, 小区中的停车难问题普遍存在。我们认为解决的办法是:一是积极挖掘小区潜力, 以新世纪花园为例, 在不影响交通、消防的前提下, 增加路面零时停车位, 另一个办法就是停车场 (库) 的扩建增建。停车场和车库是物业管理内区域内的配套设施, 当配套不足时, 应逐步扩建。物业企业出面牵头邀请业主代表和业主委员会共同参加, 共同制定方案, 并委托物业设计单位设计。在方案设计时认真考虑了当前小区的停车场现状、现有车辆的构成分析、未来新增车辆的发展情况, 本着经济合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原则, 规划组织了小区停车场的扩建方案。6) 理顺关系, 解决收费难问题。一是服务到位, 服务是收费的基础和前提, 只有做到服务到位, 做好服务工作, 才能依合同服务内容依法收费。一般来讲有素质的业主不会拒交拖交物业服务费, 即使有什么意见, 也应先交物业服务费。对个别业主拒交拖交物业服务费的, 可以首先上门征求意见, 请业主提意见, 同时对业主提出的意见, 要逐条落实;其二交换意见, 双方把心里话说出来, 消除有关误会;三是物业企业改进自己服务方面的不足, 改正存在缺点;四是及时与业主沟通, 请业主委员会出面协助解决收费问题。对个别不讲道理的业主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 但必须取得绝大多数业主的支持。

总之, 物业管理工作, 涉及千家万户, 也涉及业主的切身利益, 物业管理服务活动中, 做好物管服务, 应处处关切与业主的利益问题, 妥善处理好与业主的各方关系, 只有这样非但赢得业主的理解和支持。还能促进了和谐社区的建设。

摘要：业主是物业管理的主体, 正确处理物业管理与业主的关系, 是物管企业的首要任务。本文就影响业主关系的成因入手, 结合个人长期的工作经历, 总结探讨了笔者在新世纪花园小区业主关系处理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体会。

经验关系 篇10

关键词：水电建设,生态环境,水电认证制度,适应性管理,河流生态修复

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工农业生产水平对水电建设有不同的要求。在可持续治水思路的指引下, 我国水电建设目前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1]。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重视程度的提高, 水电建设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美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就水电建设与生态环境关系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2], 认为河流是自然界长期演化形成的生态系统, 水电工程的开发对河流生态系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短期或长期等多方面的影响, 所以应该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生态措施来修复河流生态系统。本文拟对国际组织、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协调水电建设与生态环境关系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介绍和总结, 旨在为我国提供借鉴和启示。

1 协调措施概述

1.1 国际组织采取的协调措施

1.1.1 联合国的环境战略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联合国决定在技术援助活动的同时要求履行环境程序。如, 1992年2月出版的《UNDP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手册和指导方针》提出了适用于所有工程的“环境综述”以及针对那些被筛选出来要求进行研究的“环境战略”[3]。《UNDP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手册和指导方针》还提出了“环境机会”的概念, 以鉴定人类新的开发活动是否使资源利用价值最大化, 是否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并通过可持续的方式保护这种发展潜力。

1.1.2 世界银行的工作规则

世界银行资助了世界约3%的大坝建设, 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约10%的大坝建设。1989年3月, 世界银行颁布了一项新的政策, 要求大坝建设达到经济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工程投资方案要保护生态环境, 保证付出的社会代价最小。世界银行要求所有与大坝和水库有关的项目都必须执行该政策。1989年10月, 世界银行发表了《环境评估工作指导》, 规定对所有可能给环境带来重大影响的工程进行环境评估, 要求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在工程选定阶段对提出贷款申请的项目根据可能引起的负面环境问题进行环境等级筛选评级工作, 并按环境问题的性质、重要性和敏感程度将环境等级划分为A、B、C、D 4类[3]。之后, 世界银行对《环境评估工作指导》进行了修订, 扩大了应用范围, 于1991年10月发布了《环境评估原始丛书》, 用来指导银行项目环境评估工作。《环境评估工作指导》修订本附录A中收入了一系列环境评估潜在问题核对项目, 如生物多样化、文化财产、水坝和水库、当地人口、国际航道、非自愿重新安置、自然危险、热带森林、分水线等。

1.1.3 世界大坝委员会的意见

世界大坝委员会依据其成员国对环境有利与不利影响的经验, 以及成员国之间广泛讨论与交换的书面意见, 于1995年1月正式出版了《大坝与环境论文》。在《水坝与发展——新的决策框架》一书中, 世界大坝委员会提出了对水坝全面、系统的认识, 即水坝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类从水坝获取的利益相当可观, 但也付出了不可接受的、且通常是不必要的代价, 尤其库区移民、大坝下游的社区居民、纳税人以及自然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4]。世界大坝委员会为此项决策框架的执行提供了7个战略性要点:① 获得公众认可;② 全面参与方案评估;③ 重新审视现有水坝;④ 维护河流生态环境, 确保人民生计;⑤ 确认权益与共享利益;⑥ 确保履行;⑦ 为了和平、发展和安全而共享河流。

1.2 发达国家采取的协调措施

1.2.1 瑞士的“绿色水电认证”

瑞士水电开发程度高, 几乎所有的河流上都建立了水电站, 水电站发电量占总电量的60%[4]。为了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瑞士联邦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以下简称EAWAG) 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 于2001年提出了绿色水电认证的技术标准, 建立了绿色水电认证的制度。EAWAG的绿色水电认证技术标准从水文特征、河流系统连通性、泥沙与河流形态、景观与生境、生物群落5个方面反映健康河流生态系统的特征, 并采取各种管理措施, 如最小流量管理、调峰水库管理、泥沙管理、电站设计, 以形成环境管理矩阵, 实现管理目标。环境管理矩阵表示每一个方面的生态环境目标都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来实现, 或者说, 每一项管理措施都或多或少地为某一方面的生态环境目标作贡献。对于具体水电站而言, 如果要通过绿色水电认证, 首先要对其本身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 然后通过综合实施这5个方面的管理措施, 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以满足绿色水电认证的基本要求。

瑞士的绿色水电认证是为降低水电工程的不利影响而提出的解决方案, 它是目前国外水电认证体系中比较典型的代表, 核心内容是评估水电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状况的技术标准。通过建立客观、科学、公正的生态环境认证标准和市场激励机制, 瑞士鼓励水电站运行单位采取有效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水电站大坝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1.2.2 加拿大的环境保护法规

在加拿大, 任何一项新的水电方案提议都需要进行综合性环境评估。1968年通过的《联邦渔业法规》和1986年颁布的《鱼类生境管理法》都做出了“无生态环境损失”的原则性规定。大坝对水生物, 特别是对鲑和鳗鲡等洄游鱼类形成了障碍[5]:洄游鱼类需向下游洄游, 但没有合适的通道, 只得直接游过水轮机或溢洪道, 这样就可能造成鱼类的伤亡。为了减轻对鱼群的伤害, 加拿大采取了如下补救措施[6]:① 新不伦瑞克电力公司在装机672MW的Mactaquac电站设置了鱼道;② 新斯科舍电力公司在黑河系统启用了一个水流隔栅, 使下游幼鳗洄游时避开该系统5座电站中的4座;③ BC水电公司在Puntledge坝和装机24MW的电站安装了最先进的拦鱼栅网, 使99%洄游的幼鲑和硬头鳟在游经大坝时能幸存下来;④ 魁北克水电公司在Chambly坝启用试验性鳗鲡通道。

1.2.3 美国的“恢复河流”运动

美国在进行了100多年大规模河流开发利用工程建设后,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逐步把重点从对河流的开发利用转向对河流的保护, 河流修复运动日渐兴起。修复河流以减轻大型水坝带来的生态危害有不同的方法, 如推行低影响水电认证制度、改变水坝选址、保护重点流域的自然状态、实施水坝开发的替代方案等[6]。比较有影响的河流修复措施主要有:① 低影响水电认证。低影响水电认证旨在识别和奖励那些采取措施将水电站大坝建设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的水电站大坝业主, 这些水电站大坝业主能够以“低影响水电”的标志进行市场营销。② 格伦峡谷大坝的适应性管理。格伦峡谷大坝适应性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对科罗拉多河流生态系统进行适应性管理;构建适应性管理模型, 以揭示实施的政策和进行的实践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将问题归纳为可供检验的假设;研究科罗拉多河生态系统与大坝调度之间是否能够产生所期望的响应或联系;不断地进行实验, 以检验假设和回答问题;通过对结果进行检测和评估, 显示早期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将实验中得到的新知识再次运用到内务管理决策和推荐措施中。③ 基西米河的生态修复工程。1976～1983年, 科学工作者开展了历时7年的研究, 重新评估水利工程对基西米河生态系统的影响, 认为水利工程对生物栖息地造成了严重破坏。自1983年开始, 对于重建河道生物栖息地进行了规划和评估, 提出了恢复基西米河被渠道化河道的规划报告, 其工程任务是重建自然河道和恢复自然水文过程, 将恢复宽叶林沼泽地、草地和湿地等多种生物栖息地, 最终目的是恢复洪泛平原的整个生态系统。

1.2.4 德国的治水理念

德国水利工程的建设以保护环境为前提, 尽量考虑天然流速流态的控制, 采取“退田还河”和还河道以原态的措施, 对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工程不予立项建设[7]。德国在治水观念上发生了重大转变, 由过去的单一修建防洪工程以达到防灾减灾目的, 转变为包括保护水环境目标在内的多目标综合治理。

对江河进行综合治理, 就是统筹考虑工程措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如恢复泛区自然状态, 提高森林覆盖率, 保持水土, 减少洪水灾害等。这也是当今整个欧洲在防洪观念上的重大转变和治水的主要特征之一。德国水域保护的长期目标是[8]:保持或恢复水域的生态平衡;从质量和数量上保证饮用水和其他用水的供应;现在和将来都能确保合乎公共利益的用水需求。政府主要把经费投入到水质监控、废污水处理、无废水或少废水生产工艺等方面。

1.3 发展中国家的协调措施

1.3.1 埃及阿斯旺高坝的环境监测

阿斯旺高坝始建于1964年, 完建于1971年, 最大坝高111 m, 坝长3 830 m, 最大设计流量为11 000 m3/s[9]。在阿斯旺高坝兴建的年代, 水利工程引起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当大家开始重视水电工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后, 阿斯旺高坝成为有争论的主要水电工程之一。为此, 埃及政府制定了预防措施和环境保护计划, 对环境进行监测和控制, 并提供动态及时的环境影响解决方案。但大量的研究和监测表明, 阿斯旺高坝取得的成绩十分明显, 阿斯旺高坝的生态与环境不利影响被夸大了。当然, 也有一些问题出乎预料, 如尼罗河富含营养的泥沙对水质的影响、大坝泄洪和传统的红砖制造原料减少等。

1.3.2 巴西伊泰普大坝的环境改善措施

伊泰普工程位于巴西和巴拉圭两国界河的巴拉那河上, 是两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开发的共有水利工程项目。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工程实施阶段和工程最初运行的5年内,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以评价工程所造成的环境影响[10]。1973年由IECO-ELC联合公司完成了《工程生态影响普查》报告, 随后又进行了自然和社会方面的调查, 目的是了解工程可能产生的影响, 为坝区和其他受影响地区的环境保护和改善拟定指导原则。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主要措施有:①建立水库周边森林保护带;②建立生物保护区, 在保护区中开展各种保护生物的活动, 如保护和恢复原有森林, 让动物重新定居, 开展生态研究, 进行野生动物管理和环境教育等;③开展动物救护行动, 实施了名为“Mymba Kuera”动物救护计划:制订水库蓄水前、蓄水期和蓄水后的动物救护计划, 跟踪库区生态系统的调整情况, 收集有关动物物种及其相应密度的资料等;④开展水产养殖;⑤编制库区利用总体规划, 以协调库区利用和保护的关系;⑥做好移民安置工作, 约4万移民得到了重新安置, 其中约87%的移民迁居到工程邻近地区;⑦开展环境教育。

1.3.3 尼泊尔Kali Gandaki A水电工程的环境管理机构

尼泊尔Kali Gandaki A水电工程位于喜马拉雅山余脉的Gandaki河上, 2002年8月开始试运行[11]。为把环境影响评估及其相应的环境改善措施与工程设计和施工结合起来, 制定了全面改善环境的方案, 包括《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摘要》《征地、补偿及移民计划》《改善环境管理规划》。根据《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 成立了Kali Gandaki环境管理机构, 而依照《改善环境管理规划》, Kali Gandaki环境管理机构得到发展和细化。该机构负责监督工程建设是否符合上述文件有关改善环境的要求, 并根据要求, 实施具体的改善措施和规划。

2 协调措施总结

2.1 水电认证制度

美国的低影响水电认证和瑞士的绿色水电认证的核心内容是一些对水电工程的生态环境保护状况进行评估的技术标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种标准的分类基本一致, 都涵盖了河流生态环境系统的主要因子[12]。例如, 美国的低影响水电认证标准中的鱼道和鱼类保护的内容实际上与瑞士的绿色水电认证标准中的河流系统连通性及生物群落内容相对应, 不同的是, 美国的绿色水电认证标准把生态环境要素与水电站设计运行的主要内容结合起来, 反映了工程要素对生态环境因子的影响, 从水电工程生态环境影响机制方面规定了认证的标准, 因而标准的内容更加完备。美国的低影响水电认证和瑞士的绿色水电认证在评估方法方面也有所不同, 瑞士的绿色水电认证更注重方法的科学性, 注重发挥技术专家在评估中的重要作用, 而美国的低影响水电认证由于建立了一套相对标准化的评价方法而显得更加规范, 保证了评估工作的可操作性。美国的低影响水电认证设计了一套标准化的调查表, 进行水电认证的审查人员根据调查表所涉及的内容和步骤进行审查判断, 只有满足所有标准的水电站才能通过认证。对于主要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美国的低影响水电认证还设定了优先保护的顺序:濒危生物优先, 其次为其他生物、文物资源、景观。美国的低影响水电认证标准与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的衔接比较紧密, 如大量引用了联邦或者州政府的相关法案, 包括清洁水法案、联邦能源法案、濒危物种法案、电力消费者保护法案、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FERC) 的许可证制度等;有关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是判断水电站是否达到认证标准的重要依据。这些法规和意见为美国的低影响水电认证提供了法律和技术基础, 同时也保证了认证程序的规范性。

2.2 适应性管理

在适应性管理理论中, 科学家在选择管理措施时所坚持的原则, 不是使大多数资源的利用效益更大化, 而是寻找一种替代措施合理使用水坝, 使下游的资源得到恢复并保持可持续状态。科罗拉多河流的生态系统是接受适应性管理的生态系统, 管理的目的是避免和防止因水坝而诱导本地物种灭绝[13]。当认为一种途径能恢复自然多样性时, 就会去尝试该途径, 当发现某种方法不能达到所期待的效果时, 这种方法就会被终止。当某种管理行为有利于某一特定资源或价值但却不利于其他资源或价值时, 那么那些有利于所有资源或价值的管理行为将被优先尝试。当这种有利于所有资源或价值的管理行为不存在时, 那么那些有中性影响的或者是能对其他资源不利影响最小化的管理行为将被优先尝试。如果管理措施或管理目的被认为是不适应、不真实的, 那么将会对适应性管理行为做出重新评估。

适应性管理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步骤:成立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适应性管理队伍;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生态修复的目标;建立一个概念性模型, 对主要河流生态胁迫因子和不确定因素进行识别;对不同河流修复措施所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假设;根据生态修复目标设计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制定监测计划, 预测生态修复效果;开展生态修复项目;实施监测计划;按照生态修复的目标和假设评价生态修复工程;重新对问题、目标、概念性模型、措施和监测计划进行评价和调整。

2.3 河流生态修复

河流生态修复的目标不仅是使水质达标, 更重要的是恢复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大量研究结果表明, 河流生态修复项目取得了水质得以改善、整个河流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复的明显生态效益。

河流生态系统是不断演进的, 这种演进不可逆转, 不但河流生态恢复到人类干扰前的状况不可能, 而且完全复原到过去某一时段的状态也不可能。几千年来对于河流的开发利用和改造已经形成了自然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新的河流生态系统, 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 因此, 制定河流生态修复的目标应该建立在对河流生态系统动态变化的认识上, 应该承认河流被改造的事实, 在此基础上采取一定措施谋求改善河流生态系统状况。

2.4 加强监测

埃及的阿斯旺高坝水库建成后, 开展了大量的监测工作, 用监测数据回应专业和非专业人士对阿斯旺高坝产生环境影响的预测和担心, 为制定相应对策措施提供了准确依据。利用30多年的水库运行资料对阿斯旺高坝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 过去对高坝产生生态与环境影响的问题, 如河床冲刷、水库温度分层和水质下降等, 有些被夸大了, 但可以肯定, 这一大型开发工程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并非来自建坝者的失误, 大坝设计的目标是大坝结构安全, 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水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 何况对埃及而言, 没有高坝的替代方案, 而且除阿斯旺外没有其他兴建高坝的合适坝址, 可见问题在于如何使大坝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小化。

巴西依泰普工程十分重视生态与环境的监测和保护, 尤其重视水库建成后水库周边的生态安全问题, 所采取的减少水库不利影响的措施也比较有效, 如库区加大植树造林力度, 提高森林覆盖率;在库区建设水库周边森林保护带, 形成水库周边的过渡带和安全防护带;水库蓄水期间采取动物救护计划, 建设生物保留地和保护区等。另外, 依泰普工程建成后, 及时制定总体利用规划, 以协调库区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做法也值得借鉴。

2.5 建立水电工程环境管理机构

尼泊尔Kali Gandaki A水电工程建立环境管理机构是一个创新。该机构由外籍环境科学家和专家委员会提供支持和监督, 指出环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而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及时对环境管理机构的工作进行总结, 也推动了环境管理机构成员技术和能力的提高。在水电工程施工现场建立这样的机构对保持良好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为尼泊尔水电工程专业人员提高技术和专业水平提供了宝贵的机会。环境管理机构与专家监督相结合模式中产生的技术能力培养效应已经扩展到该工程以外。随着工程的进展, 环境管理机构从外籍管理专家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自主权, 机构成员也掌握了大量适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专业技术。该机构解散后, 很多机构成员进一步深造, 或是在尼泊尔国家电力局的环境部门身居要职, 这种技术能力的转移将使尼泊尔受益多年。

3 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上述的概述与分析总结, 可为我国的水电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以下借鉴和启示。

3.1 加强水政监督

我国已经加大了对水电开发工程的监管力度, 并明确表示, 不是技术、经济上可开发的水能资源都要开发, 而是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条件下, 通过政府的统一监管实现资源市场配置的水能资源才能适度开发。但我国以前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不足,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不高, 在水电站的运行管理过程中对河流的生态环境保护没有强制性要求、明确的指导标准和激励机制, 水电企业一般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 因此, 可效仿巴西、埃及、加拿大、尼泊尔等国在协调水电建设与生态环境关系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 建立健全监督体制, 加强水政监督。

3.2 建立水电环境认证制度

虽然我国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技术水平已经很高, 但是关于水利水电工程的生态环境保护标准还很欠缺, 相关的标准只有SL45—92《江河流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范》和HJ/T88—200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水利水电工程》。这两个标准主要规定了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方法和要求, 属于原则性和基础性的技术规范, 因此还需要补充一系列专业标准, 才能为水电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过程中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提供具体的依据。发达国家在绿色水电认证方面的标准和管理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评估标准和管理机制是水电环境认证的两方面, 这也是我国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3.3 探索适应性管理

美国很多科学家认为, 鱼是修复自然环境的, 不能把水电开发建立在损害自然生态上, 对于一些考虑不够周详的水电开发造成的生态损伤要积极进行修复, 对自然修复不能实现生态自愈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修复的, 应当引入人工生态修复手段, 还可采取生态保存、生态补救等措施。我国可以借鉴这些适应性管理思路, 但适应性管理是一门艰深的学问, 需要不断探索。

3.4 重视河流生态修复建设

西方国家在河流生态修复方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特别是他们河流管理的理念和河流生态建设的工程技术, 值得我国认真研究。但是, 借鉴不等于照搬, 因为我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水资源开发程度也不同, 我国用于环境建设的财力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也很大。现阶段我国河流生态修复建设的重点在生物栖息地的建设和河流自然水文条件的改善。对大量新建水电工程, 要改进工程的规划、设计理念和施工技术, 使水电工程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 尽量减少对河流生态系统的破坏, 避免走“先破坏, 后补偿”的老路。

3.5 开展中国特色的水电建设研究

经验关系 篇11

关键词：审计费用,审计质量,盈余管理

审计费用能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之间最基本的经济利益关系。对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不仅可以反映我国审计市场的审计收费情况, 而且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博弈结果。本文以2006~2007年沪深两市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对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以期能为有关方面提供参考。

一、研究模型和变量说明

我们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计算出操控性应计利润, 并以其绝对值来衡量审计质量。国内外大量研究发现, 操控性应计利润与会计师事务所被起诉、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正相关, 而与会计师事务所谨慎程度负相关。相对于其他替代指标而言, 操控性应计利润能够很好地反映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所以, 我们构建如下模型来检验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的关系:

其中:β0为截距项;β1~β6为回归系数;εi为残差项;因变量|DAi|是经过调整的公司i当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代表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根据夏立军 (2002) 对国外盈余管理计量方法的评述,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 相对于其他模型来说, 截面Jones模型能够较好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情况。因此, 本文采用这一模型来估算上市公司操控性应计利润, 模型为:DAi=TAi/Ai-1-NDAi。模型中, TAi为公司i当年的总应计利润, TAi=EBXIiCFOi。其中:EBXIi为公司i当年的营业利润;CFOi为公司i当年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模型中, Ai-1为公司i上年年末总资产, NDAi为经过调整后的公司i当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i根据以下公式计算而得:

其中:△REVi是公司i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和上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PPEi是公司i当年年末固定资产净值;Ai-1为公司i上年年末总资产;α1、α2、α3是行业特征参数, 其估计值根据公式 (2) 并分年度运用经过不同行业分组的数据进行回归得出。

其中:a1、a2、a3是α1、α2、α3的OLS估计值;TAi是公司i当年的总应计利润;εi为残差项。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公式 (1) 中的相同。

测试变量Ln Fee为上市公司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Ln Fee Sq为Ln Fee的平方项, 纳入此平方项是为了检验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将年报中审计费用的内容确定如下: (1) 费用中包含差旅费和住宿费; (2) 合并披露中报与年报审计费用的, 取合并数的2/3; (3) 包含境内外审计费用的, 只取境内审计费用。

根据现有的关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审计质量以及盈余管理的文献, 行业成长性、公司规模、公司经营业绩、公司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所以, 我们选取的控制变量为Growthi、Sizei、ROAi、Levi, 分别代表行业成长性、公司规模、公司经营业绩、公司资产负债率。其中:Growthi为公司i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等于公司i当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与上年相应数据之比再乘上100%;Sizei为公司i当年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ROAi等于公司i当年营业利润与年末总资产之比再乘上100%;Levi等于公司i年末负债总额与总资产之比再乘上100%。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我们选取2006~2007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6年和2007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情况快报, 2006年和2007年分别有1 456家和1 570家上市公司按时披露了当年年报, 同时我们也收集到和大量使用了2005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我们对初始样本执行如下筛选程序: (1) 剔除未披露当年财务报告的公司; (2) 剔除当年新上市以及年报中数据不完整的公司; (3) 剔除当年获得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 (4) 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 这是因为金融保险行业公司的应计利润和其他行业公司的应计利润相比具有独特性, 因而我们剔除这些公司。经过筛选, 最终得到1 836家公司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

上市公司审计费用、上市时间和财务数据等资料均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和中国证券网—数据频道。本文使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三、实证研究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给出了样本公司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 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的最大值约为0.894 63, 最小值为2.46E-07, 均值约为0.092 26, 标准差约为0.103 55;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Ln Fee的最大值约为16.588 1, 最小值约为11.512 93, 均值约为13.078 05;控制变量Growth存在极值问题, Growth的最大值约为75.473 81, 这可能与样本中未剔除ST公司有关。

2. 多变量回归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 当Ln Fee Sq不进入回归方程时, Ln Fee的回归系数仅约为0.001;P值为0.858, 远远大于0.05。这说明了Ln Fee与|DA|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 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为此我们把Ln Fee Sq引入回归方程,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当Ln Fee Sq进入回归方程时, 我们发现Ln Fee与|DA|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线性关系, Ln Fee的回归系数约为-0.327;P值为0.002, 小于0.05。Ln Fee Sq与|DA|之间存在正线性关系, Ln Fee Sq的回归系数仅约为0.012;P值为0.002, 小于0.05。这说明了审计质量与审计费用存在倒U型关系, 即审计费用在没超过一定数额时, 审计质量随审计费用的增加而提高;审计费用超过一定数额时, 随着审计费用的增加, 审计质量反而有所下降。Ln Fee与Ln Fee Sq的回归系数分别约为-0.327和0.012, 说明在临界值的左边, 盈余管理水平随着审计费用的增加而快速降低, 即审计质量随着审计费用的增加而快速提高;在临界值的右边, 随着审计费用的增加, 盈余管理水平并没有快速提高, 即审计质量并没有快速降低。

从表3还可以看出, Lev与|DA|正相关, 这可能是因为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 其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Size与|DA|负相关, 这可能意味着规模更大的公司有着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更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 从而大大降低了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另外, Growth与|DA|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这大概是因为发展速度快的公司往往有着更多的应收账款, 因而应计利润较大, 而采用截面Jones模型估算公司操控性应计利润时不能控制经营业绩的影响。

3. 可靠性分析。

从表2、表3中还可以看出, Ln Fee Sq不进入回归方程和进入回归方程时的F值分别为17.18和16.025;Durbin-Watson的值分别为1.988和1.983, 近似为2, 可以认为残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我们还对表2和表3中的数值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分析过程与结果略) , 分别测试了对所有参数的最大和最小的2%观察值进行处理以及不进行处理的情况。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不变, 这说明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是比较可靠的。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6~2007年沪深两市获得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使用经过调整的截面Jones模型估算出公司操控性应计利润, 并以其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 对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在控制了行业成长性、公司规模、公司经营业绩、公司资产负债率等变量后, 审计费用与公司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还发现, 在临界值的左边, 审计质量随着审计费用的增加而快速提高;在临界值的右边, 随着审计费用的增加, 审计质量并没有快速降低。

上述结果表明, 在我国审计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下, 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招揽客户、争夺市场, 不断降低审计成本, 并且能够容忍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 从而审计质量有所降低。但当审计费用增加后, 这种情况很快得到好转, 盈余管理水平迅速降低, 审计质量得到提高。而当审计费用增加到一定数额后, 审计质量反而有所下降, 但这种现象并不严重, 会计师事务所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我国审计市场上并不存在高价购买审计意见的情况。

总之, 我国审计市场是买方市场, 上市公司出具审计报告的目的主要是满足监管部门的需要, 市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还不多,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并非通过提高审计质量来获得市场份额, 而是通过激烈的价格竞争来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在这种情况下, 监管部门应对我国审计市场的审计收费加以重视, 防止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恶性竞争, 同时形成市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仅能推广到类似我国的转型市场, 而不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审计市场。西方国家的审计市场更多的是寡头垄断市场,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占了极大的市场份额。此外, 作为对国内市场环境下审计费用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初步研究, 本文未能进一步考察审计人员任期、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也未考察不同行业中审计费用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这些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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