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关系论文

政企关系论文（共12篇）

政企关系论文 篇1

一、引言

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是环境资源的主要利用者, 既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又是环境治理的主导力量,理应积极披露相关环境信息。环境信息披露一方面能对企业环保行为起到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近十年来,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所提升,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日益完善的情况下,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为什么还处于较低状态?实际上,我国目前只对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做出了强制规定,而重污染行业一般是一个地方的支柱性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资源稀缺的现状下,企业更倾向于寻求政治庇护。而地方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的增长,可能会放松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这就可能导致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低下。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环境会计特别是环境信息披露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和影响动因等方面。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来探讨各利益相关者的环境信息决策过程,卢成龙(2005)和邹立、汤亚莉(2006)等学者通过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发现,企业、政府、股东、社会公众对环境信息披露既有推动作用又有制约作用。许光宇、雷德航(2011)通过对企业与政府、企业与证监会以及企业与股东的博弈分析从不同利益者角度为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出了宝贵意见。汪中华、姜文强(2014)通过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三者间的博弈关系探析找到了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低下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意见。

目前,将博弈论和环境信息披露结合的文献不多,而且现有文献存在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内容太空泛,大多都是简单对各利益相关者和企业进行两两博弈分析,然后提出改善意见。而本文则认为政府是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 因此,本文将基于政企关系视角运用博弈论方法来探析政府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行为决策过程,探究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动因,并以2008年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颁布前后,我国纺织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变化情况进一步检验本文的博弈分析结论。从而为我国制定相关法规制度、提高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以及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依据。

三、环境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

环境资源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每个自然人和法人都有权使用和保护环境资源,因此,环境的利益相关主体相当广泛,每一个环境信息披露行为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结果。本文主要探究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首先分析没有政府监管下企业与企业间的静态博弈,然后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和企业间的动态博弈, 以便从政企关系视角来探究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动因。

(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企业是环境信息披露的决策主体,在没有政府监管和强制要求下,企业是否会自愿披露真实的环境信息很大程度依赖于企业间的决策博弈。首先,假设甲和乙是两家规模相当的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会促进自身改进技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得到社会认可,与此同时会产生大量披露成本和声誉成本,并且经济损失大于收益。他们的抉择策略为:真实披露或隐瞒。当甲乙企业都真实披露环境信息时,两者收益均为E1;当甲乙企业都隐瞒环境信息时,两者的收益均为E2;当其中一方真实披露环境信息而另一方隐瞒环境信息时,披露一方的收益为E3,隐瞒一方的收益为E4,基于假设可知:E4> E2> E1> E3,于是得出了企业间的静态博弈模型,其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通过表1可知,当甲企业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信息时,乙企业为了追求更高收益而选择隐瞒环境信息(E4> E1);当甲企业选择隐瞒环境信息时,乙企业为了追求更高收益而选择隐瞒环境信息(E2> E3),因此无论甲企业如何抉择,乙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都会选择隐瞒环境信息。同理, 甲企业也会选择隐瞒环境信息,此时两者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达到了唯一稳定的纳什均衡。因此,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企业都会选择隐瞒环境信息,这正是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之一。

(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鉴于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中央分权和政绩导向制度等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环境信息披露的推行上具有不同的标准和目标。中央政府承担着一个国家宏观调控者和社会经济发展总监管者的角色,代表着国家的整体利益,力图以公共利益长期化为核心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地方政府承担着一个地区监管者的角色,受限于政绩导向限制以及中央政府在财权和事权等方面的放权让利,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地区GDP的增长,为了提升政绩并从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甚至会和企业合谋而忽视环境问题。

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实施过程中, 中央政府扮演者委托者的角色,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而地方政府则是代理者的角色,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地方政府是否会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央政府又将如何防止或应对地方政府的自私行为?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行为决策过程。

作为博弈参与双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顺序是:中央政府制定并颁布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地方政府选择是否实施→中央政府回应→地方政府调整选择。中央政府的抉择策略为:严格监督或不监督。地方政府的抉择策略为:严格执行或不执行。如果中央政府制定政策中没有奖惩制度和强制要求时,地方政府就会把地区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而消极执行;只有当中央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时,地方政府才会面临两难境地,此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会进入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假设在中央政府(CG)严格监督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LG)严格执行相关政策,将获得中央政府的奖励A;如果不执行相关政策,则被惩罚F。在中央政府(CG)不监督情况下,地方政府(LG) 不会获得中央政府的奖励或惩罚。当地方政府严格执行政策时,可获得税收R1;不严格执行政策时,可获得税收R2,且R2>R1。具体博弈模型如图1:

由图1可知,不同策略下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当中央政府不监督时,地方政府会选择不执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R2>R1-C);当中央政府严格监督时,地方政府的决策取决于A+R1-C和R2-F的大小。因此,中央政府为了让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相关政策,就需要大幅度加大对地方政府的奖励力度和惩罚力度,此外还要制定一个完善有效的监督体系,从而降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监督成本。

因此,从中央政府角度,中央政府需要加大督导力度并完善相关的奖惩制度才能促使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中央政策;从地方政府角度,中央政府需要加大“垂直化管理” 以减少地方政府的权限、改革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激励体制、提高政府透明度等,从而有利于政策的层层下达并有效实施。

(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

(1)博弈模型的假设与构建。我国现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仅对重污染行业强制要求披露环境信息,因此本文假设企业代表重污染行业,政府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当政府严格执行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时,如果企业真实披露环境信息,就会得到环保补贴等奖赏A;如果隐瞒环境信息,就会上缴罚款F。政府的监督成本为C,企业的披露成本为P。当企业真实披露环境信息时,可获得收益R1,政府获得税收T1;当企业隐瞒环境信息时,可获得收益R2,政府获得税收T2。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大多是负面信息,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环境状况,从而导致社会公众抵制消费等影响,致使R1<R2。而政府税收与企业的经营收益呈正相关,因此T1<T2。此外,当政府严格执行披露政策且企业真实披露环境信息时,政府会获得上级政府的奖赏B;当政府不执行披露政策且企业隐瞒披露环境信息时,上级政府会对政府处以罚款K。在政府和企业的博弈过程中,政府的抉择策略为:严格执行和不执行;企业的抉择策略为:真实披露和隐瞒。因此,本文得出了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其收益矩阵如表2。

(2)博弈模型的静态分析。政府和企业作为博弈双方, 都会根据对方的选择和相关数据来选择对自身利益最大的策略。根据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模型收益矩阵可知政府和企业的最佳策略:

政府的最佳策略:当企业真实披露环境信息时,政府的抉择取决于T1+B-C和T1的大小,仅当B>C即上级政府的奖赏大于政府的监督成本时,政府才会选择严格执行披露政策;当企业隐瞒环境信息时,政府的抉择取决于T2+F-C和T2-K的大小,仅当F+K>C即政府对企业隐瞒环境信息的罚款与上级政府对政府不执行披露政策的罚款之和大于政府的监督成本时,政府才会选择严格执行披露政策。

企业的最佳策略:当政府严格执行披露政策时,企业的抉择取决于R1+A-P和R2-F的大小,仅当A-P>>-F即政府对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奖励和罚款都足够大时,企业才会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信息;当政府不执行披露政策时,企业会选择隐瞒环境信息。

通过上述结果分析可知,要想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度, 进而提高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主要需要加大政府对隐瞒环境信息披露企业的奖励力度和惩罚力度,但是目前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2007)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自愿披露环境信息并模范遵守环保法规的企业,给予媒体公开表彰、优先安排环保专项资金、优先推荐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等奖励;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污染物超出排放标准且没有披露相关环境信息的企业,处10万元罚款并代为公布。由此看来,我国目前的奖惩制度力度不大,罚款数额远远小于企业环境治理、环境信息披露的负面损失,这就迫使重污染行业都选择了隐瞒环境信息。此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并没有做出严格的奖惩制度,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才会处以警告等行政处罚。因此政府往往出于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考虑以及经济寻租的动机而放纵企业隐瞒环境信息的行为,这也是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之一。

(3)博弈模型的动态均衡分析。通过对政府和企业博弈模型的静态分析可知,政府和企业间不存在纯粹的纳什均衡,必须考虑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假设企业真实披露和隐瞒环境信息的概率分别为x和1-x;政府严格执行和不执行披露政策的概率分别为y和1-y。企业真实披露环境信息的收益为S1,隐瞒环境信息披露的收益为S2;政府严格执行披露政策的收益为S3。不执行披露政策的收益为S4。根据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收益矩阵可将S1、S2、S3和S4表示如下:

对于企业而言,当S1=S2时,企业在政府严格执行和不执行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情况下所获的收益相等,此时y= (R2-R1+P)/(A+F)。当y∈[0,(R2-R1+P)/(A+F)]时,企业会选择隐瞒环境信息;当y∈[(R2-R1+P)/(A+F),1]时,企业会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信息。对于政府来说,当S3=S4时,政府在企业真实披露和隐瞒环境信息情况下所获的收益相等,此时x=(F+K-C)/(F+K-B)。当x∈[0,(F+K-C)/(F+K-B)]时, 政府会选择严格执行披露政策;当x∈[(F+K-C)/(F+K-B), 1]时,企业会选择不执行披露政策。

因此,当x=(F+K-C)/(F+K-B),y=(R2-R1+P)/(A+F)时,政府和企业达到博弈的纳什均衡。为了提升均衡解的披露概率,需要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奖惩力度,同时提高政府监督效率降低披露成本。

四、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实施效果的检验

上述基于政企关系视角的环境信息披露博弈分析结论表明,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的,唯有激励相容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才能有效制止政企合谋,促使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进而提升整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那么我国目前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如何,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是否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以2008年我国先后颁布的《环境信息披露公开办法(试行)》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为研究背景,以重污染行业中的纺织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内容分析法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评分表并手工收集年报中环境信息披露内容计算纺织业2007-2009年三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从而比较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实施前后纺织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统计结果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可知,2007-2009这三年里有环境信息披露的样本数分别是17家、21家和28家,这说明很多样本公司仍然没有披露环境信息;对于32分为总分的情况,每年的平均分数只有2.86、3.61和4.42,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纺织业整体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大多数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较少,甚至没有披露,但是每年的披露样本数和披露得分都在增加, 这说明了制度实施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所提高。

表4统计了每个评分指标的得分情况,其中环境保护方针、节能、减排三个指标的分数远高于其他方面,这可能是因为纺织业是一个重污染行业,在环境保护的大趋势下,为了响应利益相关者对环境要求的号召,纺织业公司都会在年报中制定有关环境的目标以及节能减排的环境信息,但是大多是进行定性描述,定量信息很少;而重大事件的发生及处理情况、环境教育与培训和是否有环境审计的得分都是0,说明样本公司对环境问题还没有足够重视, 相关的资金投入和精力投入都不够。从披露比例变化角度分析,2009年的披露水平分数明显高于2007年,只有环保收益与费用没增反减,但是减少的比例不多,其中环保目标、 环保投资额和环保荣誉的增长水平较高,这可能是因为相关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环境信息披露做了进一步规定并增加了政府补助的原因。

总之,2009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明显高于2007年,环境信息披露比例有所上升,说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有助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但是总体水平仍然不高,政府和企业并没有达到有效的纳什均衡,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等需要进一步完善。

五、结论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那么,博弈规则如何制定;实施者如何被激励主动实施相关博弈规则;我国目前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效果如何?本文首先从政企关系视角,探究了企业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过程,然后以2008年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颁布为背景,探究了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效果。结果发现,当政府不制定或不执行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时,企业就会选择隐瞒环境信息,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只有在政府严格执行披露政策并且奖惩力度大于披露成本和披露前后收益差额之和时,企业才会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信息; 2008年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颁布后,纺织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所提升,但是整体水平仍然很低,这说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有助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但是其奖惩机制和监督机制等还不够完善,政府和企业间并没有达到有效的纳什均衡。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的,只有制定激励相容的“博弈规则”,政府和企业等利益相关者才会尽忠职守,严格遵守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从而避免“软政权”的出现。

参考文献

[1]沈洪涛、冯杰:《舆论监督、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计研究》2012年第2期。

[2]毕茜、彭珏、左永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和环境信息披露》,《会计研究》2012年第7期。

政企关系论文 篇2

政企关系是否和谐,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尺之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质监部门和企业都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政企关系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都需要进一步形成共识，并采取得力措施改善现状，构建良性互动、合作双赢、和谐稳固、充满活力的政企关系。

在当前条件下，政企和谐的主动方在质监部门，基础是法制宣传，着力点是依法行政，关键点是营造服务型质监。同时需要企业依法经营、规范发展、创新创造，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从质监部门主要工作职责来看，是通过综合管理、安全监察、行政执法的途径来指导、帮助企业，使企业自觉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和技术规范要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构建和谐政企关系，质监部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增强企业质量法制观念。在执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大量的违法违规案件中，固然有知法犯法、为谋取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以身试法者，但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违法者属于不了解法律法规、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的“法盲”。这就需要我们加强正面引导，帮助企业全面了解和掌握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知识，提高有关企业和当事人对违法行为的认识，增强法制观念和守法经营意识。质量技监部门要大力倡导“两个结合”理念，即执法与普法相结合，惩处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在执

法中普及国家法律知识，在惩处中教育企业遵纪守法。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介宣传法律法规，借助新闻力量以案示法。第二，规范监督检查行为，切实践行依法行政。要进一步加强体制研究与创新，建立联合检查制度，控制对企业检查的次数，减少对企业的干扰；严禁擅自改变执法主体，全市系统只能由稽查机构和经省局批准的纤检机构综合执法、统一执法，严禁行政科室和技术机构履行行政执法职权；各执法机构要严格按照划定的范围和权限开展工作，严禁交叉执法；稽查机构要建立初查案件登记和初查结果反馈登记制度，杜绝本系统内部执法人员的重复检查；行政执法要做到“五不查”，即对国家名牌产品、免检产品，省名牌产品在有效期限（除举报投诉外），免于各种形式的监督检查；获国家、省质量管理奖的企业的产品（除举报投诉外），免于监督抽查；取得生产许可证或产品质量认证的产品，获证当年无重大质量问题不检查；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开发新产品，产品试生产期间不检查；新开办的企业生产非关系安全健康的产品，投产半年内不检查。坚决禁止多次检查和重复检查。

第三、围绕“创业服务年活动”，搞好服务，加强综合管理，提高企业技术基础和技术保障能力。当前，许多小企业质量意识不强，我们必须以引导为主，加大企业质量管理基本知识教育的力度，增强质量意识，落实质量责任，推动大多数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建立起以质量管理为重点的现代企业制度；帮助企业搞好采用国际标准和执行国家标准以及制定企业标准的工作；建立健全质量、计量管理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质量水平、技术水平低下和产品质量不高等问题。与此同时，大力实施质量兴市兴县和名牌战略，帮助企业争创名牌产品、产品免检、原产地产品保护等荣誉称号。并依托名牌产品，发展优势产业，形成名牌群。对于一些民营、合资企业及个体户、私人等办企业初期时由于不懂法不知法及其他不熟悉有关规定的初次或轻微的违规违法行为，以说服教育、帮助整改为主，处罚为辅或者首次不罚或者从轻处罚。真正做到以服务促监督，寓服务于监督之中，成为保护企业的盾牌。

质监部门作为质量技术监督的主体确实可以影响企业的行为，但这不是政企关系的全部内容，要想处理好政企关系，还必须重视企业对政府的影响。企业对政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在营造政企关系的过程中应该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

从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赚取更多的利润。要执行适当的企业活动，利润的确不可或缺，但是，利润本身不是企业的最终目标。企业应该为社会服务，改善人的生活,只有为了把这个基本的使命做的更好，利润才变的重要和必要。企业应当担负起它的社会责任。构建和谐政企关系，企业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摆正姿态,积极主动与政府沟通。政企关系不和谐,政府方面应当进行反思,企业也要注意查找自己的不足。企业在政企关系处理方面应采取积极态度,主动和政府对话,摆正姿态,双方发生摩擦时,企业要和政府部门多沟通,要明确自己是属于政府辖区内的企业,越是重点企业、明星企业、大企业，越要放下架子,积极主动与政府沟

通,只有这样才能打下建立和谐政企关系的基础,企业才会在这种和谐关系中享受到优惠和发展空间。

二、适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有无和强弱,是影响政企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社会更希望企业能有效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关心环境和生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遵守商业道德、提供安全的产品和服务、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及城市建设等一系列社会责任和义务。

三、适当实行生产企业的归并集中。一些较大的生产企业应该将具有相似性、关联性、互补性的下属企业尽量归并集中到一起。一方面,企业经过归并集中,可以产生规模效应, 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归并集中后, 可以集中进行“三废”利用的研究与开发。

浙商：草根文化把玩“政企关系” 篇3

一部26万字的《草根浙商赢天下》,以其“22条商规”直吸引我们去探寻浙商精神。

一位有心人,陈俊,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他以自己出生于浙商这个群体,以自己16年的从商经历,开始整理这“22条商规”,并把自己亲历、亲为、亲见、倾听的,融合了进来。

就在金融危机依然风声鹤唳之际,北京阜成门内,两栋连体、精致、崭新的高大楼宇——浙商银行,以它集群式的建筑造型拔地而起,刺破青天,直把那紧挨着的中国银行挤兑得没了脸面。真不知设计者是不是有意而为,谁怕谁啊,看谁“牛”!

浙商,这个游走于全世界有着“中国犹太人”之称的伟大群体,如今在北京做生意的就有45万人,完全不可与30年前刚刚进京时的那股“穷酸劲儿”、每日在鄙视的目光下干着最不起眼的活儿、总被视为扰乱都市宁静的“边缘人”同日而语了。

这是“草根文化”的力量!

天天看“新闻联播”

或许你完全想不到,浙商的第一条商规就是:坚持天天看“新闻联播”。

不论关于罗京之死引发了何等喧嚣,不论“新闻联播”收视率如何起落,现实是,它仍是中国百姓心中的权威节目。商人从中看什么呢?陈俊说:浙商是要“把握经济时局,关注国家政局”。这不奇怪,成功商人没有不懂得时局之重要、不懂得经商与政治之密切关系的。

但是,当把这条商规反反复复阅读,好好地去体味“浙商要从时局中发现商机,这是商业的最高境界”这番话后,不禁让人有了这样的解读:一个商业群体,当它把注意力集中在“新闻联播”上时,它离政府衙门一定是有距离的。

由此我们厘清了现实中的一条线索:

浙商总是把商人的命运与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浙商已经不是19世纪的胡雪岩了。30年来风风雨雨走遍世界各个角落,并没有养成他们“巴结”政府的习惯,更不争红顶子,可他们很懂得怎么跟政府打交道、做生意。他们训练自身独到的眼光和胆识去运筹帷幄,并不靠耍弄“政治贫嘴”和一门心思走关系去实现资本积累。

与陈俊交流了这样的认识,他很赞同:处理好政企关系是商人都明白的道理,但不是我去找政府哦,“只要我们做好了,政府找我们的啦。政府它要政绩、要税收嘛”。

道理就这么简单。可今天很多人仍然不能接受这个观点——你没有明着暗着“会打点”衙门的本事,谁有那“工夫”给你办事?

这就很值得我们去探讨了,浙商到底是怎么成功的呢?

没有范儿的“范儿”

那就从跟陈俊打交道说起吧。说是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副会长,可怎么看也没有那个“范儿”,在他身上完全找不到传统的“政商”气息、“大亨”做派,而只有清新地道的草根情结。

早在七年前,陈俊就在北京魏公村买下了一套近200平米的房子。当时工地才刚刨坑,售楼小姐告诉他每平米“高达”8000元,他一分都不还价,“拍钱”还只怕出手太慢。熟悉京城地界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地价如今奇高无比,可陈俊自豪的却只是自己在北京的“文化圈”里有了一席之地。

他总要向进入宅子的人介绍说周边就是大学城,其实他心中的那个“结”是拴紧了一步之遥、一街之隔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陈俊不属于没时间、没钱读书的第一代浙商,他是78级浙江师范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于是他就找了这么个方式去仰慕这辈子都心有所仪的那座学府。

这套宅子也是他的公司所在地,公司取名“今日潮流”,专做商业地产策划。听着名头挺大,可雇员一准儿不超过10个人。办公室里简单、简朴,商住两用,难免有些凌乱。陈俊没事会给你打个电话聊聊天,见面还晃着脑袋反复地说:“遍地都是商机,遍地都是,遍地。”可你也察觉不到他匆匆忙忙、四处圈地做生意的那种紧迫感。

就是这个悠哉游哉的商人,身后却拥挤着45万在京城做生意大大小小的浙江老板,他荣幸地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之一。“选的,选的。”他带着十分自信的语气急促地说。这恐怕总是因为他热心办事又很有头脑吧。

如钱塘江的海潮涌上大陆,排山之势激起千堆雪。这45万浙商怎么就在京城扎下根了呢?

小生意也能虎踞龙蟠

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

北京有个“浙江村”,它在天安门中轴线以南、再往南的大红门地带。1980年代初最早来北京淘金的浙江人大多身上一文不名,他们就落脚在这最便宜的地段——北京南城边上。蹬三轮车、擦皮鞋,干着最苦力的活儿,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分分厘厘也去赚。后来慢慢做起了服装、家具、窗帘布艺、布料、小商品生意等等。

直到1990年代,那里基本上还是马路市场、露天市场,摊棚林立,违章建筑处处可见,脏、乱、差成了象征,扰民严重还带来了治安麻烦。1995年的一次政府行动,2000名警力全副武装进驻整顿秩序,一时轰动全国,以至于浙江省委书记专程赴京来协调处理。1997年以后,“浙江村”被纳入了商业开发区,定位为京城的第八大商圈。2000年前后市政府又在这里开办了五个外地人居住的试点小区,并逐步向全市推广。记得是在2001年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时任温州市市长慷慨陈词:“北京应该看到我们为它做出的贡献!”

北京阜成门外的万通市场在1995年年底建成后,开业歇业几经定位。陈俊就去做过调查研究,撰写了像《京城高档商厦改批发市场后有戏吗?》这样的文章刊登在京城的报刊上参与讨论,认为适合老百姓消费的批发市场才是最具生命力的。万通后来真的改成了批零市场,生意出奇的好。直到今天,北京的大红门、万通、天意、动批、官园、红桥、雅宝路秀水街,都以宏伟规模的建筑矗立在京城各个商业繁华的地段上,内里却仍然以服装、日用、小商品批发带零售并且可以议价的商业模式吸引顾客,热闹非凡,而其中,70%是浙商。

小生意,大批量、综合型,让浙商终于在京城落地、生根、成长。

民间投资团,走自己的路

只有鸟儿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浙商走不到的地方。

浙商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不仅攒下了发展初期的第一桶金,也逐步积累起了雄厚的民间资本,那么,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进军房地产市场就成为了他们资本扩张的又一主要形式。而在这个市场上,他们也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商业运作能力:最初不是靠从政府手里拿地批地做地产开发起家,而是从投资住宅地产到投资商业地产,再投资商圈地产,旅游、酒店、写字楼、商城、基地……改造、包装、进驻商铺,而搞火了楼宇经济。

一提浙商的“炒房团”,人们似乎立刻就能想到中国高房价的泡沫而诟病有加。不过,任你风吹雨打,浙商只是纯商业心态。

2003年北京立水桥一带就引起了浙商的极大注意。当时这里连路都没有,更看不到轻轨。那里有一座商厦,商户来了一拨走一拨,生意十分难做。浙商却很快看中了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奥运会的场馆要在这附近兴建。这一建起来,就必然会吸引大量的人流,人流集中的地方就是大商圈。于是,浙商进驻和抢占了这片无人顾及的地块。

待到2005年,陈俊记得很清楚,他在3月18日发表了一个商业演讲:做生意要有自己的眼光和准确的商业定位。随着奥运场馆和交通的兴建,如今再称立水桥商圈就不合时宜了。他建议把这一带称作“奥北商圈”,这个名字就是从那时叫响的。而立水桥一带、天通苑一带,今天已经如一座中小城市居住着200多万人口,商机有多大不言而喻。至于浙商嘛,在这里占得先机,又怎能不发呢!

陈俊不喜欢“炒房团”这个词,而称它为“民间投资团”。他说政府对我们是“又爱又怕”。我们的资源就是商户,民间投资团到了哪里,民间资本就到了哪里,我们就把当地的商业带动起来了,产业带动起来了,就业带动起来了,税收带进来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带动起来了,钱就哗哗地来了。哪个政府不喜欢你?这是招商引资都做不来的。可是政府又怕房价过高,供需关系发生变化,所以它是交叉心态。“恨?它是肯定不恨我们的”。

如今,浙商在京城的地产业里稳稳当当地踏进了一只大脚。地处朝阳区的“京都杭城”、丰台区的“总部基地”这些建筑群,已经是几年前“炒”起来的概念了。而屹立于金融街的浙商银行,更是一个象征。

抱团打天下

浙商的实力越来越雄厚,他们也把政府摸透了,政府要的是平稳、积极向上的市场。而45万在京浙商已遍布从电子业到小商铺的各行各业,大大小小2800家企业,每年砸进京城的投资额已高达4000多亿、给市政府纯税收缴纳140多个亿,陈俊说这都是账面上清清楚楚看得到的。“政府怎么会不喜欢我们?政府就来找我们了”。

浙江商人出门他乡做生意,犯法的事情不做,认为法律法规那是有板有眼、铁板钉钉的东西。但是浙江人抱团,浙商走到哪里都能把生意做红火、做成功,最根本的依靠就是这个“团”体。

而浙商抱团,一个最好的载体就是商会。从与陈俊的交流中听出来的信息是,浙商的企业商会很发达,从省级到市级,在京商人都有自己的商会。有什么信息大家很快就会知道,金融上的互助和拆借那就更有一套成熟的规矩。商会里面还健全了党组织,发展新党员,每月学习时事政治,正向引导。而作为商会的各级组织者,他们出生于这个群体,又潜入这个群体,了解市场、掌握各种动态行情,那本身就是做生意,不耽误功夫。如今金融危机来临,陈俊自己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跑各个市场,了解商户们在干什么、想什么、想怎么干。重要的是,商会能带领商户们不断找到新的投资项目。

草根文化的光辉

这样的商会、商团,也是政府依靠的基础!

礼尚往来,吃吃喝喝,关系近的做事方便,能通融就通融,甚至“收贿受贿”,中国的文化环境下,法律不追究就是正常的,其实也不单单商业如此。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浙商始终坚持的主流价值观是:要找市场,不找市长。

陈俊认为:浙江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发达,的的确确是群众无限的创造力做起来的。靠享受政府的政策好像起不了什么很大的作用。而你真的做好了,名声做大了,社会上有影响、有地位、有能量把上下游整合起来了,政府就会想方设法扶持你。但是你做不好,找谁都是给谁添麻烦!

回过头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浙商的22条商规里,为什么把天天看新闻联播作为第一条了。

陈俊是做商业地产的,自然关心地产政策。2005年年底他就提出:住宅地产后的下一个高潮,一定是商业地产。2006年全国的楼市突飞猛涨,5月29日九部委发布“调控新政”。当天陈俊就对着15个条款翻过来、倒过去地阅读,然后与多位同仁频繁地通电话,交流心得。最终他们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新政调控的范围主要在“住房领域”,对商业地产涉及甚少;第二,调控重点在房产的“交易过程”。于是他们心中有了底:“此次调控虽然声势浩大,但不至于把浙商赶回长三角去。”就此他们多少松了一口气。而后来几年的事实证明,商业地产、楼宇经济果真旺盛发展。

有企业家一针见血地说企业跟政府的关系是“离不了,靠不住”。而找到一个了解政策走向的权威渠道,最快捷地了解国家的政策导向,研究政策、读懂政策,关键是“用好”政策,做好生意。靠不住的,也就靠得住了。

关系就是文化。浙商是一群找不到“衙门”的草根,他们从被驱赶管制到成为京城的座上宾,他们以独立创业的价值取向最终赢得了政府关系。没有阳光也灿烂,给点阳光更灿烂。这是草根文化折射出的光辉。

商人兴,商业兴,城市兴。陈俊放言:如今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里,浙商挫,则商业挫!管理

政企关系论文 篇4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虽然近年来我国环保投资总量不断增加,占GDP比重从“十五”期间的1.32%增长至“十一五”期间的1.44%,但与发达国家该比重稳定在2%相比仍有显著的差距(吴舜泽等,2014;朱建华等,2012),环保资金缺口不容忽视。有研究认为,环保投资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环境问题具有负外部性特征,使得本应该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没有意愿主动承担环境投资和污染治理责任(唐国平等,2013)。为提高企业环保投资的积极性,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以期向企业施加更大的环境压力。理论上讲,环境规制能够引导企业的环保行为,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往往是在面对政府环境压力时所做出的反应(Maxwell&Decker,2006;李永友、沈坤荣,2008)。但在实践中,政府的环保意愿能否转化为企业的实质行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数据检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现行的制度背景下,政企关系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它都会影响到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于文超、何勤英,2014)。那么,在环境规制作用于企业环保投资的传导过程中,政企关系会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作用是否因企业产权性质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基于合法性理论和制度理论,选取2008-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效果。尝试在以下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拓展:(1)在从整体分析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基础上,将研究视角延伸,进一步研究其存在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2)结合我国产权制度特征,针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采用不同的指标衡量政企关系,着重考察政企关系对环境规制执行效果的调节机制,探究政企关系可能造成的增值效用或减损效用;(3)立足于优化“政府规制—企业行为”的传导路径,提出“因企而异、因地制宜”的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合法性理论将合法性视为组织权力结构的前提和基础,正是由于个体把某种秩序看作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认同,从而构成了秩序存在的合法性。Maxwell&Decker(2006)、Murovec et a(l2012)指出,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合法性管理的一部分,其动机是满足环境合法性要求,减少监管者对其预期的罚款和监管频率,最终降低企业的环境遵守成本。制度理论也认为制度具有约束和影响组织行为的功能。组织受到制度的压力根据来源不同可以分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文化认知压力(斯科特,2010)。环境规制就是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规制压力之一。研究表明,企业之所以进行环保投资和环保技术研发,主要是因为受到环境规制的压力,该压力成为企业环保投入的源动力和决定因素(唐国平等,2013;Taylor et al,2005;Doonan et al,2005)。但也有学者发现,企业普遍存在环保投资不足的现象,环保投资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被动”行为,逐利本性会驱使企业仅进行少量环保投资(张功富,2013)。因此,政府作为有形之手,在企业忽视环境保护的情况下,有必要给予强有力的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可能会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各社会主体的环境保护意识更强,对环保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更为坚决;另一方面,重污染行业自身面临国家的环境压力较大,很多法规明确指出加强对重污染行业的监管(唐国平等,2013),上述因素使得东部地区和重污染行业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反应更为积极,推动其进行更多的环保投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正相关

H1b: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更显著

H1c:在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更显著

在我国当前政企尚未完全分离的特殊制度背景下,政府出于政治目的会将自身的意愿转嫁到所控制的国有企业(曹亚勇、于丽丽,2013)。国有企业天然的政治联系使其更容易获得政府掌控的资源,相应地也容易被政府控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随着环境污染加剧,在不断增加的政府环境压力下,国有企业往往会表现出“准政府”性质,迎合政府的环保意志。而且,政府控制权越大,其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越强(逯东等,2012)。被政府绝对控股的国有企业面临着更大的政府环境压力,在环保投资方面的表现也更为积极。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对于国有企业,若政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更显著

经济转型时期,民营企业往往会通过主动建立政治关联替代正式制度,以降低由于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Wei et al,2010)。建立政治关联成为民营企业对政府掌握资源的一种反应方式(Ang&Boyer,2007;刘慧龙等,2010)。民营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可以影响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政策时的策略选择,削弱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效果和环境政策法规对企业的压力(杨其静,2011)。较强的政治关联会弱化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力度,进而减少当期的“环境遵循成本”(于文超、何勤英,201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对于民营企业,若与政府建立有政治关联,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会被削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自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以来,上市公司逐渐公开披露有关的环境信息,因而样本选取从2008年开始。本文选取2008-2013年间披露年度环保投资额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ST、*ST、金融业、财务数据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582个观测样本。企业环保投资数据是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书中手工收集和整理;计算环境规制力度所需的工业三废和工业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数据是根据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披露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个人简历手工收集所得,以新浪财经和金融界数据作为补充;其他变量的数据也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构建基本模型(1)。考虑到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环境规制力度滞后一期。对于政企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按照政企关系对样本进行分组,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检验。

其中,EPI表示企业环保投资,采用企业年度环保投资额/当年平均总资产这一相对数衡量,并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企业年度环保投资额的自然对数代替。Gpe代表环境规制力度,用环境污染治理强度指数衡量。借鉴唐国平等(2013),基于工业三废的达标排放率构建环境污染治理强度指数。参考Leiter et a(l2011)、唐国平等(2013)的研究,选择相关的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及衡量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从表2可知,全样本和分年度样本的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相差比较小,随时间变化不大,但极小值和极大值却相差百倍之多。均值大于中位数,标准差明显大于均值和中位数,说明大部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小于平均水平,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并可能呈现突出的个体差异。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假设1a。此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而且方差膨胀因子(VIF)也均小于2,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列示相关性分析结果。

(二)回归分析

(1)环境规制力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分析。如表3所示,在全样本和国有组样本中,环境规制力度(Reg)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民营组样本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可见,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政府环境压力均对提高企业环保投资呈显著的正向作用,实证结果支持假设1a。回归结果还发现,在东部地区样本中,政府环境压力与企业环保投资在5%的水平上正相关,而在中西部地区二者关系并不显著,说明政府环境压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作用更显著,支持假设1b。在重污染行业中,政府环境压力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通过对比检验重污染行业样本和全样本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在重污染行业更为显著,支持假设1c。(2)政企关系对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相关性的影响分析。由于政企关系因企业产权性质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本文分别从国有企业的政府控制权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两方面考察政企关系。国有企业样本按照最终实际控制人政府的实际表决控制权衡量,如果政府实际表决权大于50%定义为政府绝对控股组,否则定义为政府非绝对控股组。民营样本采用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存在政治关联衡量,借鉴罗党论、唐清泉(2009)的研究,将董事长或总经理现任或曾任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定义为政治关联组,否则定义为非政治关联组。表4报告了政企关系影响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相关性的回归结果。在国有样本中,政府绝对控股组样本的环境规制压力(Reg)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且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国有全样本,而在非绝对控股组样本的环境规制力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虽呈正相关,但不显著。这表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能够影响政府环境压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效果,在政府绝对控股样本中显著的强化了二者的正相关性,支持假设2。在民营样本中,非政治关联样本的环境规制力度(Reg)与企业环保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是政治关联样本的政府环境压力对企业环保投资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政府环境压力在非政治关联民营企业中能够对提高环保投资规模发挥预期作用,而在政治关联样本中环境规制失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建立的政治关联对政府环境压力存在明显的防御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支持假设3。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借鉴唐国平等(2013)的研究,采用企业年度环保投资额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另外,采用樊纲等(2011)市场化指数中的“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分项指数作为环境规制力度的衡量指标。一般来讲,在政府干预越强的地区,企业经营决策受到政府影响越大,面临的政府压力也就越大。如表5所示,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均得到支持,主要结论保持不变,故可以认为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注:括号中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当前,环境污染治理不仅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本文选取2008-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政企关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而且该正向作用在东部地区和重污染行业更为显著;政企关系能够影响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效果,但因产权性质而异:对于国有企业,若政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能够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正向作用;对于民营企业,若与政府建立有政治关联,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性会被削弱。

本文研究的主要启示在于:(1)政府相关部门应继续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尤其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差异性,防止“一刀切”,在环境规制强度、工具等方面实施有差别的措施;(2)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天然联系是一把“双刃剑”,国有企业在获取便利的同时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政府可采取税收优惠等方式减轻国有企业环保投资的成本负担,如,环保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等;(3)环境执法机构应保持执法的独立性,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透明度,引导公众和媒体参与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监督,避免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进而“虏获”政府的行为;(4)行业组织和金融机构应建立环境规制政策的配套措施,进一步完善行业环保投资自律机制及奖惩机制,积极建立以“环境金融”为基础的环保投资新模式。

政企协同发展 篇5

2017年6月下旬，乐陵市委宣传部、统战部主要负责人率部分企业代表莅临六和电力参观指导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总经理隋小林，副总经理贺振岭、朱士玉及稽查办公室主任参加了此次活动。

首先，稽查办公室主任对参观者一行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对公司文化建设工作的相关内容和取得的成绩做了汇报。宣传部、统战部相关领导对六和电力文化建设方面做出的成绩给予了肯定，鼓励企业继续保持良好的文化建设和价值观，打造立得住的企业品牌！

王玉锁:一条政企关系的现实路径 篇6

今年是他最后一年任全国政协常委，行事比较低调。

就在半个月前，新奥才以一个大新闻占据媒体头条。2月17日，习近平副主席应美国副总统拜登的邀请，进行了“加强合作、提振信心”的访美之旅，王玉锁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同行，并做了精彩演讲。

在中美经贸合作论坛上，中美双方共签署总额为386亿美元的经贸大单，新奥集团以“资金加技术”投资50亿美元建设美国内华达州清洁能源生态中心亦引人关注。

此事让人关注的焦点是，区别于以往中方投资海外惯有的采购进口模式，新奥的国际化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径：借助中美政府的互动力量，不断结交“盟友”，获取美国当地产业扶植、税收优惠等政策，再以“技术加资金”的产业合作模式，扩大在美版图。

如果说这是王玉锁良好政商关系在美国的演绎，应该没有人会否定。

新奥早期从事燃气管道产业，这在多年前是地方政府垄断行业，而新奥的每一次突破性发展都与政策相关，为避免躺着也中枪，在很多场合，王玉锁保持沉默。

新奥集团的发展史，其实可以看作是民营企业与政府良性互动的一个经典案例。

1992年，中国要素市场开放，新奥抓住机遇进入管道天然气领域，成为民营企业从事城市公用事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作为河北廊坊市的明星企业，王玉锁加入了河北省工商联。1997年年底，王玉锁当选为全国工商联执委；1998年，九届全国政协会议，全国工商联有65个委员名额，王玉锁因是工商联执委，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一。这一年“西气东输”工程开工，王玉锁迅速沿“西气东输”线路布局，抢先进入有发展潜力的城市。一年之后，山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都插上了新奥的战旗。2001年，新奥燃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02年6月转为主板，当年的11月，王玉锁又当选全国工商联第九届执委会副主席，任第九届政协委员、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每年两会，王玉锁的提案中必有一个是反映行业发展问题的，因为企业家是社会的一部分，所处行业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企业家要为所处行业“代言”，这是初衷也是使命。

问与答：王玉锁和他的提案

《商界评论》：您认为企业家参政议政对企业发展有影响吗？

王玉锁：

当然有啊！新奥能发展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参加各级政府、政协组织的学习活动比较多，信息量比较大，对经济趋势会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在企业发展战略的决策上大方向不会偏离轨道。

《商界评论》：从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到后来任全国政协常委，在两会上的提案有哪些？

王玉锁：

每年都会提两三个，但主要还是围绕行业发展来呼吁谏言。

2000年，提出了《理顺关系、加强管理、确保我国城市管道燃气事业快速安全发展》、《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几点意见》两份提案。那时候，许多城市的燃气还没有完全开放，我的提案是呼唤国家的开放政策，让民企尽可能多参加城市燃气公用事业的改造。

2003年，我提了一个《建立市场化的城市燃气监管体系》的提案。当时现有的城市燃气法规体系是基于原有投资经营体制而建立的，已不适应行业市场化的监管需要。因而我提出要从为燃气立法、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规范城市燃气价格、建立全国性的燃气安全认证体系、加强城市燃气协会的管理职能五个方面进行市场化的新监管。这些提案都得到良好的回应。

2009年以后，新奥大力发展智能新能源，提案的关注点也转向新能源在城市中的推广应用。

《商界评论》：您今年的提案是哪些？

王玉锁：

今年有三个提案，一个是关于城市节能的，一个是关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还有一个是关于文化产业的。

《商界评论》：您提出城市节能的初衷是什么？

王玉锁：

其实大家应该有所发现，2011年10月以来，一些大中城市灰霾天气频现，这是因为空气中含有大量PM2.5，城市PM2.5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尤其是冬季供暖燃煤的排放物，它比沙尘暴对人体的伤害还大。

所以，在城市供能领域，我们主张实施“煤改气”工程。但传统的“煤改气”是用燃气供热锅炉简单地替代燃煤供热锅炉，存在明显不足：产能闲置，能源使用不合理，天然气调峰压力增大，用能成本高，政府补贴压力大。

我们主张，创新节能理念，在城市供能领域大力推广应用系统能效最优的供能技术，实现城市供能系统效率最优。

《商界评论》：新奥在美投资50亿美元建清洁能源生态中心，请问这是双方政府推动的吗？

王玉锁：

不完全是政府在推动，当然中美双方政府在企业间的合作中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其实我们很早就关注美国市场，2009年时，我们已经和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杜克能源达成战略合作关系，目前双方正在联合推进北美市场的太阳能产业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合作还有两大意外收获：一是我结交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杜克能源的董事长吉姆先生；二是新奥与杜克的合作，直接推动中国河北省廊坊市、美国北卡州夏洛特市、新奥集团和杜克能源结成了四方“绿色合作伙伴关系”。

政企关系论文 篇7

关键词：国企转轨,政企关系,诸城改制

本文通过诸城改制来探讨国企转轨过程中的政企关系。国企转轨是一个贯穿着矛盾的过渡阶段, 一方面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减少政府的干预, 另一方面, 国企转轨改制本身则需要政府的参与甚至主导才能完成;再者, 即便在完成改制的企业, 政府对企业的适当监管和推动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

1 政府是诸城改制的发动者和推动者

诸城的国有企业都是归诸城市政府直接管辖。诸城的国企产权的两次改制都是由政府推动的, 尤其是第一次改制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和发动下进行的。

(1) 政府是国企改革的发动者。直接引发诸城国企改制的是1992年诸城市政府的清产核资, 他们真切地为国有企业中的严重问题所震惊。市领导认识到, 造成企业现状的原因不是职工有问题, 也不是管理者有问题, 而是制度有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效益不好的状况, 只有从国有企业的制度入手, 通过创新, 改变现有的体制和制度。

(2) 政府是股份合作制模式和方案的制定者。在诸城第一次改制时, 市政府提出了多种改革形式, 最后改制的主要形式采取的是股份合作制, 大多数企业改革的目标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先出售、后改制、职工内部持股”的形式也是政府提出的。改制的常设领导机构是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推行股份制工作领导小组, 这两个机构都是由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

(3) 政府搞好配套改革和服务。诸城市为适应企业改制, 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在工业主管部门方面, 先后撤销了5个企业主管局, 强化了经济委员会;在商业主管部门方面, 撤销了商业局、物资局, 强化了商业委员会, 减少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同时,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建立社会化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试行工伤保险制度。

综上所述, 在诸城企业的第一次改制中, 政府发挥了决定作用, 这是改制得以进行和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 这个改制并非完美无缺, 正如黄少安所指出的, “这种主要靠行政力量推动的改革确实容易产生负作用。诸城改革的许多环节上, 都有‘一刀切’、‘赶进度’的现象。”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诸城改制的成功实践也告诉我们,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要实现国有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需要一个第一推动力。而诸城市政府很好地履行了这样一个功能。

2 改制实现政企分离

中国的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的各项改革在展开初期必然是行政权主导下的改革, 但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政府职能必须做相应转变, 所以国企改制决定了这种改革同时也是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改革。企业产权改革是实现政府转换职能和政企分开的关键。政企分离即政府退出对企业的直接经营管理。对这样一个失去自身权利的改革, 政府如何有动力主动去实行?

对国有企业进行非国有制改造, 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实践中, 存在一个政府“退出成本”问题。这种“退出成本”, 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费用。诸城股权改制后, 尽管诸城市政府为了有效地防止因改制而弱化对企业干部管理的问题实际上仍然管理着改制后企业的人事权———对企业主要领导人的安排权, 公司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之前, 组织、人事部门会同主管部门到企业进行民主测评, 帮助酝酿候选人, 然后按照程序选聘。但股份合作制改革后, 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无限责任和企业对政府的无限依赖关系, 政府不再直接涉足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 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活动, 企业由政府命令的计划式经营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可以说诸城改制一次性地实现了国有与国营的双重脱钩。已推行了多年而未见真效的政企分开, 在诸城产权改革后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之后, 企业拥有了经营自主权, 具有了应变能力, 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的主体。这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总之, 对于诸城市政府在第一次改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达到的效果, 大家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对于他们在二次改制中的角色就有争议了。

3 政府主导二次改制的合法性问题

在诸城改制中, 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可能就是政府推动二次改制。既然第一次改制是成功的, 那么政府为什么主动否定第一次改制而推行管理层收购?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是, 政企分开后的政府直接推动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管理层收购, 其合法性何在?自主经营的企业是否需要政府来这样推动改革?

对于一个想推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政府来说, 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两难问题, 一是坐失良机, 政府不承担责任;一是继续改革, 但是要承受许多指责。在法治还未确立, 政府与企业、个人的关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意志的转型过程中, 政府不应是一个旁观者而应是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事实上, 在转轨改制中, 很多非常规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发挥了很大的, 意想不到的作用, 这种机制最好被看作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应该指出, 诸城的第二次改制并非完全由政府主导, 这时政府能做的也就是引导而已, 因为企业早已经不是国企, 不归政府管了。股份的转移最终都是企业个人股东们与经营者商定。确切地说, 这次改制最初开始于企业, 政府为了顺应企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而推动这场改制, 政府只是一个协调者的角色, 尽管是一个强势的协调者。因此, “诸城‘二次改制’中改革主体的角色发生了明显变化, 企业自己的作用强化了, 诸城市委市政府的作用则弱化了。”

从诸城改制, 我们也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采取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 而不是采取一种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政府在决定这种态度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诚然, 政府受到舆论的限制;他们不能远远走在舆论之前, 也不能远远落在舆论之后。但是, 同样正确的是, 他们对舆论有导向作用。”

4 政府对企业的适当监管和推动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

最近爆发的引起全球经济衰退的欧债金融危机再次使人们将目光聚焦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事实上, 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一个永保经济发展的制度,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和运行方式都潜含着风险, 对之保持警觉和不断地进行改革才是长盛不衰之道。因此,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当介入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正道。

但是, 另一方面, “也有许多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 以至于要写满几页警惕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很容易的。”“与自由放任相反的是, 政府对管理经济过分热情也可能会阻碍它的增长。科尔伯特认为有必要规定布的宽度, 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压制私人零售业”, 就是明显的例子, “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取代人民的积极性和常识, 所以一个不许人民发挥积极性和运用常识的政府必然会限制经济的增长。”

政府的适当退出始终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点和难点。而政府退出国企后, 如何给经济以推动和监管则是国企改制后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我们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 从宏观方面说, 我们的产权制度、公平竞争、司法公正、市场透明、产业准入 (特别是服务业) 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改革, 还远未完成。改革仍然要继续进行,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仍然要调整, 仍然要减少政府干预, 扩大市场作用。另一方面, 如何避免转轨过程中, 政府对企业的监管的缺失。同时, 政府的推动和监管又不能妨碍企业的自由发展和自主创新。

如何适当而有效地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界限, 同时政府又能够既有效地监管企业又有力地推动企业发展, 而又不妨碍企业的自主发展和自主创新, 这确是一个重大而又困难的问题, 难就难在如何把握这中间的度, 即政府如何适度地参与经济活动中去。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答案, 而是需要随着环境的不同而随时调整, 它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也考验着整个社会的智慧, 因为它需要整个社会对政府的监管和企业的状况不断地做出自己的合理判断。

参考文献

政企关系论文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顺利承接了一批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 实现了当地经济的迅猛发展。但是随着沿海地区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及国际市场竞争压力的逐步加大, 低端粗放型的产业发展优势不复存在, 如京津冀产业圈、长三角、珠三角地带。其原有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 沿海地区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瓶颈, 唯有通过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才能解决当前的困境。

沿海高梯度集群区域积极寻求向我国中西部低梯度区域实施产业转移, 基于梯度差和区域粘性的原因, 产业转移将是一个富于阶段性和持续性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 政府作为宏观主体如何恰当地发挥其职能作用, 企业如何发挥其主动性, 政企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并适时调整, 将是产业转移进程中成功的关键因素。

2 产业转移的阶段性划分

鉴于产业转移的梯度差和区域粘性问题, 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将是一个阶段性、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随着产业转移由单个企业的跨区域扩张或转移, 到群体性转移再到大规模集群性的转移行为, 单个企业面临的产业转移的利益和风险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本文根据产业转移的规模和企业面临的转移风险和利益大小, 对产业转移阶段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2. 1 萌芽期

萌芽期主要是当高梯度区域企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产业转移成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时, 个别风险承担能力强、竞争实力强的龙头企业主动选择转出的时机。此时区域经济的发展尚未受到较大影响, 政府对于产业转移的趋势尚无明确的规划。其他企业基于转移风险和低梯度区域软硬件配备较弱的原因, 选择观望态度。

2. 2 发展期

随着行业内个别龙头企业的迁移, 为低梯度区域承接外部相关产业积累了一定的产业基础条件, 带动了相关产业和配套设施的完善, 政府为吸引优势企业转入从而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软硬件配备上对产业转移给予以配合,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产业转移的风险。该阶段下的产业转移由个体行为变为群体性行为。

2. 3 快速推进期

当产业转移成为一种群体性行为时, 会促使低梯度区域在相关产业软硬件配备上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此时对于高梯度区域的经济实力较差、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来说, 因转出而获得的收益将大大超出潜在的风险, 从而促使该阶段的产业转移进入大规模推进阶段。

2. 4 转移末期

随着各类企业和项目的承接, 低梯度区域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的产业集群, 并发挥着其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 继续吸引着区域外的高端产业和项目, 从而不仅实现了低梯度区域当地的产业发展, 更可以推动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 而非简单地承接高梯度区域的低端产业。

当产业顺利实现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转移以后, 将会同时促进两个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 带动其区域经济增长。然而现实中的产业转移工作, 由于存在着政府干预过多、缺乏政策支持、企业个体难以承担巨大风险等因素, 导致产业转移进程难以持续。正如近年来的珠三角向粤东西北地区产业转移, 出现了大面积的产业转移园区闲置、招商引资困难等问题。

究其原因, 不难看出无论是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 还是企业作为市场运作的微观主体, 都难以单独发挥作用。单凭政府主导的产业转移是计划经济, 忽略了企业的主观利益需求; 而企业独立运作, 缺乏政府政策支持下的产业转移计划也屡屡破产。如何在产业转移的推进过程中, 正确的处理政府和企业的作用关系, 并且随着产业转移的逐步推进, 适时调整政企关系, 将决定着产业转移能否顺利实现。

基于当前产业转移所处的中后期阶段及特点, 本文将借助博弈矩阵, 从利益权衡的角度对政府的职能行为和企业的个体行为进行博弈分析, 从而揭示在产业转移中后期的政企关系的最佳选择。

3 产业转移中后期的政企博弈分析及总结

3. 1 产业转移快速推进期和转移末期的政企博弈关系

在产业转移中后期, 随着政府的前期规划和投入及各龙头主导企业的引导作用, 带动了产业承接地在相关产业基础及配套软硬件设施方面的健全完善, 为产业转移的持续推进起到了较好的铺垫和引导作用。此时, 个体企业的转移潜在收益大大增加, 而潜在风险大为下降, 策略支付和策略选择也因此而发生变化。转移的潜在收益大大超出潜在风险, 从而政府的“参与”或“不参与”策略对企业的策略支付影响不大。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为了更好的分析产业转移中后期政企作用关系, 本文建立非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政企博弈矩阵模型。该模型的具体假设条件如下:

( 1) 政府“参与”产业转移。若企业选择实施转移, 政府收益为 ( A0- C) , 其中A0为政府“参与”产业转移为政府带来的收益 ( 财税、就业、产值等) , C是指政府的“参与”行为所产生的成本; 若企业选择不转移, 政府收益为 ( A1- C) , 其中A1是政府“参与”转移而没有新企业进入时的原有产业转移的收益; 且A0> A1, ( A0C) > ( A1- C) 。

( 2) 如果政府“不参与”, 则企业此时若选择转移, 政府可获得收益仍为A0。因为在产业转移进入快速推进阶段后, 转入地已经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 在配套软硬件的建设上已经基本完备, 对于新进入企业来说, 转移的风险和收益不会因为政府是否参与而有大的变化, 收益与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基本相同, 从而政府收益也基本不变。在此我们假设都为A0; 若企业选择不转移, 则政府收益为A1;

( 3) 企业的进入行为在政府“参与”时收益为 ( B1C1) , 其中B1为收益, C1为转入企业所承担的各种投资和风险成本等; 由于前期产业转移积累的资源促使该阶段下的C1很小; 而在政府“不参与”时, 企业进入的收益为 ( B1- C2) , 在缺乏政府参与的情况下, 企业承担的各项成本相对较高, 但和政府“参与”情况下差别不大, 仅在贷款贴息优惠或者专项资金补贴等方面有所减少, 所以C2>C1, 但是C2- C1≈0; 同时 ( B1- C1) ≈ ( B1- C2) ;

( 4) 企业选择不进入时, 若政府“不参与”, 企业支付为不发生任何产业转移的初始收益B0, 若政府“参与”转移, 则企业的实际支付为 ( B0- B1) , 即企业损失了政府参与情况下企业转入承接地的潜在可得收益; 可知在产业转移后期, 选择产业转移的风险成本较低而收益较大, 从而大部分企业选择留守的利益会将会远远小于选择转出的利益, 甚至选择留守的企业可能面临停产甚至破产的风险, 所以 ( B1- C2) > B0, 从而也有 ( B1- C1) ≈ ( B1C2) > B0> ( B0- B1) 。

根据以上假设条件, 建立产业转移中后期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政企博弈模型, 如表1所示:

根据博弈模型显示进行策略分析:

( 1) 当政府选择“参与”策略时, 由于 ( B1- C1) > ( B0- B1) , 企业会理性选择转移策略; 当政府选择“不参与”策略, 由于 ( B1- C2) > B0企业的选择仍为作用策略, 即企业始终会选择转移的策略。

( 2) 当企业选择转移时, 由于A0> ( A0- C) , 政府会选择“不参与”, 当企业选择不转移, 由于A1> ( A1C) , 政府的策略选择仍为“不参与”, 即无论产业转移中后期企业选择何种策略, 政府都会选择“不参与”。

此时政府“参与”的概率大小, 对企业转移或转移都影响不大, 对于企业来说, 此时选择进入为最佳决策, 获得最大的支付结果, 而政府的理性决策必然为“不参与”, 最后该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为 ( 政府不参与, 企业进入) 。

实际意义为: 当产业转移进入快速推进期和末期, 产业承接地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稳定的产业聚集区, 配套产业发展相对健全, 形成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 对于企业的吸引力也大大增加, 而相对的风险成本也大为降低。此时, 政府应该适时退出市场, 发挥其公共管理服务职能, 而企业会理性地选择进入产业转移园区, 从而实现全面的产业转移。

3. 2 产业转移中后期政企关系的总结

根据对产业转移中后期的政企博弈模型分析不难看出, 随着产业转移进程的不断推进及深入, 产业转出地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而产业转移承接地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产业转移为企业带来的转出收益不断增加, 而转移的风险在不断地下降。

总结以上的博弈分析, 在产业转移的中后期政企间的作用关系应呈现以下状态, 并随产业转移的推进而不断调整, 如表2列示:

基于政企关系的利益博弈分析, 从上表对政企作用关系的总结可以看出, 在产业转移中后期, 政府应该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 从主导方转变为引导并提供服务方, 进一步从宏观层面规范产业发展环境, 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 为最终产业转移的顺利实现提供政策保障。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 作为产业转移的直接参与者, 应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 实现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

所以, 即使在局部的区域范围内, 在一个既定的产业转移进程中, 政企作用关系的处理也应随着市场发展的趋势, 基于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目标而进行不断调整。政府要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去, 同时也要在正确的时间退出, 还市场以自由运作的空间。

4 产业转移过程中后期政企作用关系处理的建议

基于对区际产业转移中后期政企作用关系的博弈分析, 本文认为在产业转移的中后期, 产业转移参与主体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4. 1 政府层面

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 在政企博弈中属于相对优势一方, 基于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最大化的角度, 在产业转移中后期, 政府应调整自身角色定位, 从主导方转变为引导并提供服务者, 将工作重心放在产业环境和产业政策的规范与公共服务的完善方面, 由市场和企业在产业转移中发挥主体作用。唯有如此, 才能保证产业转移顺利实现, 并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4. 2 企业层面

企业作为产业转移的直接参与者, 在产业转移中后期应充分发挥其市场主体的作用, 遵循产业发展规律, 在充分分析转入地的产业引入政策、产业环境和转移风险及收益的基础上, 把握好转移时机, 选择好转移地点, 从而实现企业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5 结 论

由于梯度差的存在及我国现有产业集群中多为中小企业且风险承受能力差的特点, 我国区际产业梯度转移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因此需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 逐步推进实施。尤其是当下我国区际产业转移已进入中后期阶段, 必须要坚持“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 以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自身发展的目标相一致”的原则, 认真处理产业转移过程中参与各方的利益关系, 合理有效的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政府的调控作用和企业的参与主体作用。

摘要：伴随着产业转移进程的推进及深入, 目前我国区际产业转移工作已初见成效, 区际产业转移进程已步入中后期。由于梯度差和集群粘性的存在, 导致区际产业转移呈现阶段性的特征, 转移企业所面临的利益结构不断变化。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 应该如何发挥其在转移进程中的作用, 将直接决定着区际产业转移能否顺利实现。本文对区际产业转移过程进行了阶段性划分, 以区际产业转移中后期政企作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借助博弈矩阵, 展现产业转移中后期政企之间的利益博弈, 得出产业转移进程中政企作用关系调整的社会效用最大化模式。

关键词：产业转移,阶段性,政企作用关系,利益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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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瑞梨.广东省产业转移中企业主体作用的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12 (3) .

政企互动 篇9

按照《省工商局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登记管理的试行意见》规定, 湖北省私人可办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注册金全部为实收货币, 并一次交足;有限责任公司不低于1000万元, 股份有限公司的不低于2000万元。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只能贷不能存, 不得设分公司, 也不能进行对外投资等。此举不仅缓解了“贷款难”, 且有利于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

福建

福建省政府日前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福建省节能减排的指导意见》, 要求银行建立金融支持节能减排信贷投向分类管理制度, 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根据指导意见, 对鼓励类项目, 要简化贷款手续, 实行利率优惠, 按照信贷投放原则, 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对限制类项目, 要适当上收审批权限, 并充分考虑企业、项目与耗能污染有关的信贷风险, 按照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 合理确定贷款利率, 审慎发放项目贷款。对淘汰类项目, 以及未通过节能评估审查、环评审批或环保设施验收的项目和存在重大用能或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 禁止新增任何形式的贷款, 并积极采取措施收回和保护已放贷款, 加快信贷退出步伐。对不列入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的允许类项目, 要充分考虑项目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因素, 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 合理提供信贷支持。

辽宁

《辽宁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 《条例》包括建立适宜中小企业发展的小额贷款公司, 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政府采购优先安排向中小企业购买商品或者服务;建立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投诉中心;对截留、挪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损害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依法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等。

陕西

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下发了《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进一步加强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 规定陕西困难企业不裁员的可获得一定的补贴。企业经营困难, 使得全省就业形势严峻, 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受此影响开始裁员。为了制止企业这种做法, 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要求各地政府帮助生产经营困难企业过难关, 对采取加强职工培训、轮班工作和组织生产自救等多种办法而不减员的企业, 各地政府可运用失业保险基金给予企业一定的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 尽量避免企业大规模裁员, 防止隐性失业转为显性失业。

青海

为支持和鼓励企业节能降耗, 推进节能技术进步,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水平, 青海省财政下达节能改造项目贴息及投资补助专项资金3000万元, 用于支持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工作。其中, 下达贴息资金1270万元, 支持节能改造项目12个, 预计节能量达17.94万吨标煤;下达补助资金1730万元, 支持节能改造项目15个, 预计节能量达7.8万吨标煤。节能改造专项资金的安排, 将有效引导企业开展以节能、节水和对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以及相关先进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工作。

山东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山东部分经济开发区采取多项措施, 帮助企业破解难题, 共渡难关。一是突出银企合作, 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人行青岛市中心支行联合举行授信会, 15家银行对141家企业授信54.25亿元;东营经济开发区设立风险基金, 成立互助担保协会,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二是突出产业招商, 实现集群发展。即薛城经济开发区依托机械制造、煤炭和港口优势, 形成了精细化工、机械制造和临港物流三大特色产业;金乡经济开发区瞄准日韩、港澳台及长三角、珠三角开展重点招商, 大力发展纺织、医药、农副产品深加工等产业。三是突出市场开拓, 引导企业做大做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聘请专家指导水产企业开发适销对路产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引导出口企业创新交易方式, 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有效化解经营风险;薛城、任城经济开发区鼓励企业抓住时机, 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加快技术改造步伐, 开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出口产品。四是突出服务软环境, 确保企业早投产快发展。薛城、金乡经济开发区对外资项目实行全过程、零距离服务;东营经济开发区对全区30余家重点企业实行管委会负责人帮扶制, 并开通“服务监督热线”, 严肃查处乱检查、乱摊派、乱收费、乱评比,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西宁

西宁多项措施帮扶企业, 落实持续稳定发展政策: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市财政继续增加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扶持中小企业生产发展。加强银企对接, 加快项目建设。充分发挥税收调节职能, 加快推进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抵扣销项税额政策, 鼓励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鼓励企业开展互帮互助, 引导发供电企业和用电大户采取联动措施, 上下游企业在原材料采购供应等方面相互支持, 积极应对困难, 共渡难关。

厦门

从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获悉, 如果厦门市企业打算裁员, 要将裁减人员方案送到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据了解, 企业裁减人员方案中应包括以下内容:裁减原因说明;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情况;对被裁减人员的经济补偿办法;裁减实施步骤、时间;裁减人员名单 (包括年龄、性别、劳动合同期限及其家庭成员就业情况、扶养老人及未成年人情况) 等。

武汉

降门槛、减税收、促出口, 武汉“组合拳”助企业新发展。降低准入门槛,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该市工商部门将给予经营者更大自主权。对于科技型、现代物流、文化以及旅游企业组建企业集团, 核心企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降为500万元, 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降为1000万元。武汉海关将最大限度地提供通关便利, 减少企业通关时间和成本。他们在与长三角、珠三角、海西等区域海关签订区域通关协议基础上, 与北京、杭州等海关签订区域通关合作备忘录, 全面打通“属地申报, 口岸验放”环节, 使更多进出口企业享受到区域通关的便利, 促进进出口货物就近通关。

深圳

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深圳市信用协会等单位设立了“评信通”一站式融资平台, 中小企业通过该平台可以加速与银行的“配对”从而获得资金。“评信通”一站式融资平台的操作流程主要有5个环节, 包括企业申报材料、评级机构对企业进行调查和筛选、出具信用报告及融资建议书、组织融资项目推介会及项目后续跟踪。

遵义

政企互动 篇10

北京开通加速审批的绿色通道, 为项目早开工、投资早落地创造条件。为了扭转经济下滑势头, 为投资提供便利, 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把原有八成至九成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区县, 从而简化审批条件, 压缩审批时限。统计显示, 全市共取消审批事项24项, 下放审批权限86项。市发展改革委将实现本市投资项目中超过90%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区县, 市规划委将实现85%的审批事项由规划分局办理。其中, 市发改委取消下放审批事项31项。包括取消国家产业政策非限制类的中央在京建设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等10类项目的核准改为备案制管理, 全部下放到区县。

天津

为进一步推动天津市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天津银监局日前分别对辖内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中小企业专业化机构建立提出了明确要求。具体要求为:法人机构 (渤海银行、天津银行) 上半年必须完成中小企业专营机构的设立与开业;分支机构上半年必须设立中小企业专业支行或中小企业部。天津市银行业机构中至少有两家持牌经营专营机构, 30余家专业支行从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工作。同时, 天津银监局将专营机构建设情况纳入到年度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评价考评范畴, 通过监管约束手段确保专营机构发挥应有的作用。

云南

云南省日前召开民营企业融资座谈会, 会议提出五大措施解决民企融资难题。这五大措施包括:扩大信贷规模, 激励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推动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双向互动, 支持银行积极提升服务中小企业的水平, 中小企业努力提高自身信用;拓宽融资渠道, 鼓励民营企业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加强政策、资金整合, 增强信贷资金与财政补贴、担保机制和保险体系的互动性;加大金融政策创新力度, 解决好贷款质押等突出问题, 促进信贷与税收挂钩、与就业挂钩、与信用挂钩。

陕西

为科学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降低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带来的经营风险, 陕西建立中小企业经济运行监测预警机制。该机制依托全省中小企业信息服务体系, 对企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采集、监测、分析和反映, 并结合市场形势、政策调整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等因素, 由主管部门和专家提出积极应对和防范风险措施, 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 为企业及时调整经营策略提供参考。陕西还将拿出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应对重大风险。

安徽

安徽省获批85亿企业债券助力重点项目。为扩大企业融资规模、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省发改委周密部署、精心谋划, 积极引导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一是周密部署, 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对做好企业债券融资工作进行周密部署, 上门服务。二是广泛宣传, 通过银企对接平台以及报刊、电视、网站等多种渠道, 对企业债券政策、融资程序、融资优势等进行广泛宣传, 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发行企业债券。三是加强指导, 积极指导各地通过划拨国有资产、重组、注资等方式, 做大做强融资平台, 提高企业债券融资能力。四是优化服务, 按照企业债券发行条件对申报材料认真审核、实行随到随办, 以最快的速度上报国家发改委。对国家发改委核准的企业债券, 积极协调主承销商、发行人等, 认真做好发行前的准备工作, 确保了每一期债券的顺利发行。

广西

广西自治区政府力挺中小企业融资, 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共有四大部分, 共17条。包括具体落实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构建中小企业融资激励机制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外部环境等方面。《意见》指出, 要加快小额贷款公司的组建步伐, 三年内力争实现小额贷款公司在各县 (市、区) 的全覆盖。城市商业银行应将中小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 新增贷款重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力争全年70%以上新增贷款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为小企业提供付款, 扶持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 《意见》提出从今年起, 自治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给予销售收入在500万元、在金融机构融资余额2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的贷款平均余额, 比上年度小企业贷款平均余额新增部分给予5‰的风险补偿。

四川

为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四川省出台第一个全面指导全省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文件——《关于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的决定》。决定明确了财政税收、银行信贷、融资担保等政策措施, 提出着力推动全民创业、大力发展规模以下企业、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特色产业、引导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等工作重点。在加强信贷支持方面, 提出加大银政企合作力度, 积极探索金融信贷创新途径。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适合中小企业需求的融资产品和服务创新, 简化信贷审批流程, 开设优质客户“绿色通道”。使中小企业信贷投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 重点满足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 有市场、有效益、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需求。制定统一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标准, 推动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优质中小企业发放信用贷款。在拓宽融资渠道方面, 积极稳妥地推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 鼓励和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 发挥专业化经营优势, 将资源集中服务小企业市场, 提高小企业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 加大创新力度。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上市工作, 探索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和企业资产证券化融资, 开展股权融资、项目融资和信托产品等直接融资。

厦门

温州政企共克难 篇11

第一工作

6月5日下午。温州市“企业服务年活动”动员大会召开，由此吹响了“政企联动、攻坚克难”的号角。

在宏观环境趋紧，企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时期，如何更好地服务企业，帮助企业解决难题，成为温州市委、市政府的第一工作。

“在今后的发展中，绝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服务好，而让企业含着眼泪离开温州!”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在会上动情地说。

市长赵一德说：“企业对政府的评价，不是看你开了多少会，也不是看你是不是去了企业，关键看我们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我们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干了一件实事，就赢得了企业对我们政府的一份信任。”

当地人士称，“企业服务年活动”目的是“政企联动、攻坚克难”，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突出问题，千方百计防止经济出现过快过大回落。

会后第一天，第一阶段的调研开始了。“对全市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走访，将企业的实际困难进行梳理分类。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做到件件有答复，事事有着落。”

从6月中旬开始，进入解难的第二阶段。“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落实方案，狠抓各项利企、惠企措施的落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实行每月汇报，反馈。”

为确保实效，从8月下旬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督查。由市领导带队，组织第一次专项督查活动，对各部门的服务工作进行督查。10月下旬，组织第二次专项督查活动。

企业说难

温州企业家的目光满怀期待，他们坦承出一个个难题。

最长远的问题，人才缺。

温州市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发静说，很多人才不愿意待在温州，甚至都不愿意来温州。这对企业发展非常不利。追本溯源，是温州的高房价吓退了不少人。

黄发静期盼，温州政府向上海等其他城市学习，适时出台高级人才廉价房等相关政策，并在其子女教育、户籍关系等方面进行协调处理，为高端人才打造舒适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最紧要的问题，融资难。

浙江奥奔妮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晨爱说，温州的服装行业目前有将近90％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眼下最紧要的问题是融资。由于融资有困难，部分服装企业虽然仍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却因资金投入不足而畏首畏尾——本来可以扩大营销规模的，不敢多开店了；本来可以增加投入改进生产设备的，也暂停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个别企业迫于融资压力甚至“剑走偏锋”选择民间融资，而民间不规范的融资方式导致的额外高利息，给企业发展造成很大的负担。

郑晨爱期盼，政府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加强银企合作，使银行增加对优质企业的授信与贷款额度；政府相关部门则积极发展正规的融资担保公司，对担保机构开展备案管理、持证上岗等措施，为企业提供多样的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

最直接的问题，用电难。

用电高峰期马上来到，企业直接面临用电难问题。为了赶生产任务，缺电的时候，工厂不得不自备发电机发电生产。生产成本大增不说，不稳定用电也给生产设备造成巨大磨损。

郑晨爱希望，政府部门要着力协调好电力供需平衡，并为企业提供行之有效的节电妙招，或推荐一些省电的设施，通过节省企业的用电总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用电难的问题。

最强烈的渴望，技术对接。

中国华尔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德明说，温州汽摩配产业要上新台阶，技术必须有新突破。汽摩配企业目前迫切需要和外界进行技术对接，提高产业的科技水平。与此同时，目前汽摩配行业十分缺乏高端人才，引进成本又太高，不利于企业开展科研工作。

陈德明期盼，政府能多为企业寻找技术对接的对象，并为技术对接搭好平台。高端人才和专家对城市总体环境的要求很高，温州必须在这方面加大建设力度，建好引凤的“巢”。

政府解难

如何能为企业解决这些困难与困扰?温州市各相关部门、各县(市、区)主动行动起来。

企业生产难题怎么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市经贸委“兵分四路”走访了60多家企业，将企业碰到的实际困难进行分类整理。

企业进出口挑战怎么办——市外经贸局外贸、外资、外经三个工作组，赴各自列出的重点企业和项目单位进行调研。

企业的融资渠道如何再宽一点——市人民银行引导银行系统拓宽温州受扶持企业的融资渠道。

企业如何用好电保障生产——新一轮的电网攻坚战役再度打响。

“共渡难关”成为温州各级公务员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市财政地税局副局长马伟俊说，早在年初，市财政地税局就在着手研究开展“企业服务年活动”以共渡难关。

市财政地税局以“创新强工”为主着手，在整合现有专项资金(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制定了“百龙企业”培育，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奖励、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扶植，标准厂房开发与入驻企业专项补助、节能减排等方面的财税配套政策。

针对当前工业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市财政地税局建立与重点企业结对联系制度，还将推行财政资金直接支付制度，逐步扩大财政直接支付范围，找准扶植企业发展最有效的方法。

一股股合力正在汇聚，一个个难题正被解决。

银企对接

银行是“克难”行动中关键的一方。

服务企业，温州市银行系统想到的是多方拓宽融资渠道“输血”。

作为温州市存贷款规模最大的银行，市农行实施信贷业务主动经营，该行为支持温州的25个企业技改项目，向上级行争取了十亿元信贷资金。市建行积极向上级行争取信贷资源支持温州，今年一季度，建行浙江省分行在增量规模的安排上，给予温州分行较大支持，新增贷款系统内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了7.14个百分点。在信贷阀门收紧的政策下，人民币贷款增幅放缓的背景下，市中行等银行推广外汇贷款，让更多的外贸企业转向外汇贷款进行融资。

不仅如此，银行还想方设法在创新金融产品上下大功夫。针对温州中小企业块状特点和服务需求特点，市农行加快信贷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着手开发针对高端批发市场的大宗仓单质押和应收账款融资业务，创新推广服务中小企业的简式快速、整贷零偿和循环贷款产品。

政企互动 篇12

贵州省中小企业局政策法规处下发通知, 要求全省各市 (州、地) 经贸委 (局) 、中小企业局、各有关信用担保机构认真做好信用担保项目申报2008年专项资金的工作, 标志着2008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信用担保项目申报工作全面启动。贵州省中小企业局在通知中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补助项目申报条件、补助方式和额度、担保补助项目申报资料要求及项目申报方式等具体事项进行规范。据悉, 贵州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补助项目必须符合《贵州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2008年项目申请指南》中项目申报条件的相关条款。申报专项资金项目的担保机构必须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及良好的纳税信用记录, 按规定提取、管理和使用各项准备金, 且担保贷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导向。

浙江

浙江省3万多家进出口企业可以在“网上海关”办理相关业务, 查询通关信息。4月开通的“杭州海关网上服务大厅”, 是全国海关系统开通的第一个“网上服务大厅”。它包含政务公开、在线办理、网上查询、业务咨询、统计资讯、办事指南和社会监督等8大类185个栏目, 其中有85个办事项目。企业在“网上大厅”里可以办理加工贸易手册预录入、减免税审批等通关业务, 还可以查到货物通关状态等通关信息, 这对企业安排生产很有帮助。

山西

据山西省中小企业局下发的通知, 山西省五类中小企业可获得山西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的支持。政府将通过资金注入、贴息贷款等方法对这五类中小企业进行支持。此次项目扶持对象是:符合山西省产业政策的、具有较强带动作用和示范作用的技术创新、接替产业项目;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点项目;与解决“三农”问题联系紧密的重点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项目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类项目;名、优、特产品及传统手工艺项目, 出口创汇能力强的项目;能大量解决当地就业的服务业、旅游业等新建和扩建的劳动密集型项目。

江西

从江西省中小企业局获悉, 江西省将进一步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省、市、县三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服务体系。引导和鼓励有资金实力、资信度高、经营能力强的非公有制企业以股份制的形式设立民间互助担保机构, 扩大担保规模。同时, 全面推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审批或备案登记制度, 开展担保机构信用评级试点和绩效考核, 促进担保机构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主办、商务局协办的“促进辖区企业融资推介会”活动, 为海淀区广大中小企业开拓了融资渠道, 促进了中小企业再发展。

参会的中小企业纷纷述说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融资难问题, 另外, 对典当和担保这两种融资方式产生了浓厚兴趣, 并一一提出了具体要求。宝瑞通典当行针对中关村IT企业融资需求快, 周转周期短的需求特别推出了“超短期融资”业务。

重庆

2008年度全国创新基金工作会在重庆市启动。中小企业可申请创新基金。从重庆市科委获悉, 需要“市创新基金”支持的企业可先向所在的区、县科委提出申请。若所在地没有设立科委的企业可直接向市中小企业局提出申请。同时, 重庆市各企业也可直接向国家申请“国家创新基金”, 登录国家创新基金网站即可完成申报。企业要申请基金的条件首先应是注册资金在50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 同时应具有创新型的科技项目。

佛山

《佛山市关于鼓励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指导意见》正式实施, 有效期为三年, 期间佛山企业中标重大政府采购项目将获得市政府表彰奖励。《意见》要求, 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获得认定自主创新产品和推荐类节能产品范围内, 确定佛山市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和节能产品目录, 并每半年公布一次。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的, 必须优先购买列入目录的产品。《意见》要求政府部门营造环境支持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市及区财政部门要制定规范政府采购的指导性文件, 放宽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标准, 充分结合中小企业产品的特点, 使用“目录制”的形式来实现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建立主动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工作机制。

东莞

为鼓励企业实施出口品牌战略, 促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 东莞市政府下发了《东莞市科技兴贸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口品牌发展项目、境外投资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将按项目实际投资额的15%核定项目资助额, 每个项目最高资助额为200万元。专项资金的资助项目包括出口品牌发展项目, 境外投资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 进出口服务体系项目, 配套国家、省资助项目以及其他经东莞市政府同意、符合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的项目。

武汉

武汉市全力扶持武汉中小企业上市融资, 对申报上市的企业补贴100万元。《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企业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的若干意见 (送审稿) 》, 在武汉市政府常务会上获得原则通过。《意见》提出, 设立“支持企业上市融资专项资金”, 政府财政预计安排1000万, 今后每年增加。专项资金将对拟上市企业按改制、通过湖北证监局辅导验收、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申报材料三个阶段。

青岛

青岛开通新的“青岛市中小企业融资申请网上申报系统”, 青岛市中小企业发展局还将每月与各商业银行联合举办中小企业融资洽谈会, 并且开展融资服务进基层活动, 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一系列鼓励政策。同时, 中小企业发展局对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力度也将加大,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采取扶持, 暂不符合条件的给予辅导和培训的政策。

杭州

杭州市政府在省内率先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预计5年投入10个亿的财政资金扶持初创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由杭州市政府专门设立, 旨在通过扶持商业性创业投资企业, 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对初创企业进行投资的创业领域, 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政策性基金。

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