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关系论文（通用12篇）
两性关系论文 篇1
引论
中国长期以来都把军队与社会看作是一种鱼水关系,军民一家、军民鱼水关系也常常形容于各期刊杂志,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不是过于简单了,所谓鱼水关系是我们良好的期许还是真的即使在物质关系上也还存在?军民之间是否也存在竞争关系?由于中国并非军人政权,而是由文人政府掌握着治理权,文人政府与民众的日常交往行为更多,如果治理共同体和民间社会之间存在着鱼水关系,比较而言,文人政府似乎更有优势,鱼水关系应该发生于文人政府和民众之间,文—民之间是不是鱼水关系或者更接近于鱼水关系?本文即旨在寻求对此问题的回答。
一、研究假设
本文假设整个社会存在着两大部门:治理共同体和市民社会,治理共同体即通常所称的国家。国家由两大部门构成:文官部门和武装部门即政府和军队。两大部门共同构成治理共同体,并与社会发生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如何衡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财产、物质关系为社会最为本质的关系,因此,对于各个部门来说这种关系用公共支出来衡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鉴于在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整个社会完全由治理共同体主导,即一种威权主义国家,共同体除对国家的运作和维持外,也还必须要维持社会体系的存在,保持对社会的开支,所以,公共开支总的看可以分为国家支出和非国家支出即社会支出两大部分。国家支出包括对文官部门的行政支出和对军人部门的国防支出。社会支出包括科学、文教、社会卫生福利等支出。我们假设资源有限即总开支是有限的,那么,各类开支之间应该为替代关系:一类开支增加可能会造成另一类开支的减少。因为这些开支是各个部门的开支,那么如果存在替代关系,这些部门无论表面上关系多么亲近,它们在事实上都是竞争关系。并且,一旦存在开支上的竞争关系,这些部门行动者会实施竞争性行为,我们假定各部门都有汲取公共资源的能力,并最大化地汲取公共资源,直到它们的权力受到限制或者行动策略受到阻碍为止。又由于各部门支出不是一种可以自由交换的经济要素,而是政治选择、政治决策的结果[1～2]。在短期内,政策或者政治因素的作用也可能会使某两项或者某几项开支同时增长,但如果长期地看,必定会有其他部门开支下降,即形成替代关系。因此,军人部门与市民社会应该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鱼水关系。替代关系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 国防优先。
公共支出由治理共同体安排,武装部门又是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部门之一,出于治理者私性,对武装部门的支出即国防支出会被优先考虑。并且如果出现政治决策强调以国防为重心的情况,替代方向就会变成国防支出替代社会支出。
2. 社会优先。
由于政治决策的影响,优先发展社会而牺牲国防支出,替代方向为社会支出替代国防支出。无论以上哪种情况,国防支出和社会支出都是替代关系,武装部门与市民社会都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鱼水关系。因此,综合以上,我们可以提出一对假设:H0:长期地看,正如人们惯常认为的那样,国防开支与社会开支之间并无替代,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保持着鱼水关系。H1:长期地看,作为国家开支的国防支出与作为非国家开支的社会开支之间是替代关系,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为竞争关系。其次,由于中国并非军人掌握政权,军人部门并不与民众发生直接的日常关系,治理权由文人政府掌握,文人比军人更接近民众,如果治理共同体与民间社会存在鱼水关系,这种关系更有可能发生于文—民之间。于是我们又可以提出另一对假设:H10:长期地看,由于总开支总是有限的,文人政府支出和社会支出之间是替代关系,文人部门和民间社会同样也不存在鱼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H11:长期地看,由于是文人掌权,文人政府长期与大众社会交往,比军人更易接近民间社会,鱼水关系可能发生在文民之间。
二、文献回顾
鲁塞特(Russett)提出与“谁从国防支出中受益?”相反的问题:“谁为国防付费?”当国防支出增长,哪种公共和私人支出被降低了或是不能维持以前的增长率了[3]?由此,开创了国防支出与其他非国防支出替代关系的实证研究。他1969年的文章表明国防支出和社会类支出中的福利支出无替代关系。1982年他又进一步修正了1969年的观点,认为国防支出和其他两项社会支出即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也没有替代关系[1]。凯瑟琳·佩罗夫和玛格丽特·波多拉克—沃伦(Kathleen Peroff and Margaret Podolak-Warren),从四个不同的层次检验国防支出与健康支出的替代关系:(1)国防新项目开支和健康总支出的替代关系;(2)国防新项目开支与联邦级别的健康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3)国防支出和联邦健康研究及发展支出间的替代关系;(4)国防和私人健康医疗设施和技术投资之间的替代关系。结果表明国防预算与联邦健康支出没有替代关系[4]。罗伯特·E.卢尼和P.C弗雷德里克森(Robert E.Looney and P.C Frederiksen)早期的文献中,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表明拉美国家国防支出与非国防支出的具体类别的替代关系并不一致,存在着多种类型[5]。委内瑞拉国防支出和非国防支出项目中的公共服务支出、社会安全—福利支出、住房支出。巴西国防支出和住房支出、社区服务支出存在替代关系,无支出项目与国防支出存在正向关系;阿根廷国防支出与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存在替代关系;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们对12个中东、北非、地中海国家也作了实证研究,研究目的同样也是看,这些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部门受益伴随着另外一个部门受损的情况。研究结果认为,国防支出高的国家教育支出和国防支出并无替代关系,反而还会随之上升;国防支出低的国家,健康支出并没有受损,但是如果国防预算支出升高,健康预算支出很可能被升高的国防支出削减[6]。杰弗里·哈里斯、马克·凯利和普拉诺沃(Geoffrey Harris,Mark Kelly and Pranowo)在希克斯和库比希(Hicks and Kubisch)的数据的基础上,对亚洲12个国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在国防开支和教育开支、健康开支上不存在替代关系。12个国家中,只有尼泊尔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印尼、印度、新加坡在国防开支和健康支出上存在替代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国防开支和教育开支、健康开支之间同时存在替代关系[7]。皮特·赫斯、布伦丹·慕兰(Peter Hess and Brendan Mullan)对77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关系检验中,分别用了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发现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没有竞争关系[8]。并且在控制了国民收入变量和国外援助变量后,发现国防支出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会倾向于升高。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将检验的对象作了颠倒。一般的检验是检验总的国防支出和具体的社会支出比如健康支出、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而他检验总的社会支出与具体的国防支出:军事人事支出、军事采购支出、运转和维持费用支出、军事研发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的结果表明:在长期时段中,具体的国防支出和福利支出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9]。
达贝尔克和麦考米克(Dabelko and Mc Cormick)检验了国防支出对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认为国防的机会成本对于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都存在[10],即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为替代关系。威廉K.多姆克、理查德C.艾肯伯格和凯瑟琳·M.凯莱赫(William K.Domke,Richard C.Eichenberg and Catherine·M.Kelleher)以政治决策的时间类型将替代关系分为三种时期中的替代关系:长时期、短期以及不连续决策点。三人使用了联立方程组模型,并建立一个由三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估计技术上采用了最复杂的估计技术———三阶段最小二乘。他们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技术检验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四个国家支出的长时期中的替代关系,变量指标为各项支出占中央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检验证明:长时期中,国防支出和福利支出(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存在替代关系[11]。萨德特·德格(Saadet Deger)采集了50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对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作了检验。他分别建立增长率方程、国民储蓄率方程、教育支出方程、国防支出方程四个方程,然后进行公式推导和计算,结果为: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为替代关系,国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每提高1%,教育支出相应地降低0.8327%[12]。博比·E.阿波斯托拉基斯(Bobby E.Apostolakis)对美洲19个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国家军事支出和健康支出之间(四个国家例外)、和教育支出之间(一个国家例外)、和社会安全福利之间(六个国家例外)存在替代关系[2]。朱利德·伊尔迪里姆和塞拉米·赛兹京(Jülide Yildirim and Selami Sezgin),采集了1924—1996年土耳其各项支出增长率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修改了鲁塞特(1982)的变量和模型并增加了一个军事支出方程,检验结果发现:国防支出和福利类的支出之间有替代关系,但是在它的子项目上即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国防支出与健康支出之间是替代关系,与教育支出无替代关系[13]。奥努尔·厄兹索伊(Onur zsoy)使用土耳其1925—1998年的数据分析了国防支出和教育、健康支出之间的关系。他使用OLS估计的检验结果为: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为替代关系[14]。中文文献中,刘思琦、胡冰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进行过检验,使用的数据为1953—2009年的国防支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时间序列数据样本,两人的检验结果表明: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二者是替代关系[15]。
然而从以上不难看出,这些文献都只是探究国防支出与社会支出的各项诸如健康支出、教育支出、福利支出等支出项类的关系,而没有把国防支出与作为社会支出整体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更没有把这对关系放置于与其他支出之间的关系结构中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真正揭示出各支出所代表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部门在支出关系中的政治地位,研究均缺少政治学的分析。亚历克斯·明茨的验证,虽更近一步,但也只是验证社会支出整体与具体的国防支出各项而不是与国防支出整体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为1950—2006年中央政府按照功能类型分类的财政支出数据,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分析使用的软件为stata 11。
变量。本文使用各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理由有两点:(1)用各类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表示变量,可以防止绝对量数据本身的不公正。(2)国防开支仅在国防政府(后勤部门)和文人政府(财政部)之间秘密商定,然后交由人大通过,社会支出各项则是直接由财政部做出,然后交由人大通过,财政项目支出的分配都是在官僚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进行,包括社会部门在内的各个部门都在既定的预算收入范围内展开支出分配的竞争,所以,在财政制度内考虑国家支出之以及和社会支出的关系,可能更准确地反映军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比重变量,分子和分母虽都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不予考虑也不影响数值的公正性,因此经济增长率不予考虑。但财政收入由于是作为比重数值的分母能直接影响数值,因此,本文引入财政收入增长率变量。
模型。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献中,理论模型主要有两种:单方程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模型。从阅读的文献看,大部分使用的是单方程模型,阿波斯托拉基斯在其文献综述中也说明了这一点[2]。鲁塞特最初研究这一问题时,使用的是单方程的线性回归,后来在他1982年的文章中,他建立了分别以教育支出增长率和健康支出增长率为因变量的两个线性方程。哈里斯、凯利和普拉诺沃,在研究教育支出和国防支出之间关系时,使用的是单方程模型:E/CGE=a+bD/CGE+c GDP(E是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CGE是中央政府支出;a是常数项;b是国防系数;D是中央政府国防支出;c是GDP增长率的系数,GDP代表GDP每年的增长率)[7]。多姆克、艾肯伯格和凯莱赫使用的是三个方程构成的方程组模型,估计技术为三阶段最小二乘。大卫·戴维斯和陈士骏建立了5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其中两个方程用于检验军事支出的间接影响,其使用的估计技术也是三阶段最小二乘。奥努尔·厄兹索伊使用的理论模型为:YI=α0-α1X1I+α2X2I+α3X3I+εI[I=1、2、3……](YI=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α0=截距项;X1=国防支出占GNP的比重;X2=健康支出占GNP的比重;X3=年实际人均收入百分比变动;ε=随机扰动项)。伊尔迪里姆和赛兹京分别以教育支出增长率、健康支出增长率、国防支出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建立了三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模型[13]:
GRED为教育支出增长率;GRHE为健康支出增长率;GRMX为国防支出增长率;GRTX为税收增长率;GRED是初中入学增长率;GRY是GDP增长率;DUM为虚拟变量;e为随机扰动项;n为迟滞期。萨德特·德格[12],赵黎明、陈炳福[16]等人使用的也是联立方程模型。考虑到财政支出本身是个加总变量,它除国防支出和行政支出还涉及经济建设费用支出、社会文教福利以及其他各项支出,并且这些支出所构成的各自的占比可能同时与其他多个因变量和自变量相关,因此,在模型上,我们认为联立方程模型和似不相关估计是合适的。加上联立方程模型擅长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和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考虑建立联立方程组。联立方程模型的一般形式为[17]:
yg为(T×1)向量,Xg为T×Kg矩阵,βg为(1×Kg)向量。
将公式展开并以各项支出赋予变量并加入虚拟变量,可建立方程组
公式中:PED为科学、文教、社会卫生福利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的占比,简化概称为社会文教类支出;PEC为经济建设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PDE为国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PAD为行政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GFR为财政收入增长率;D0为虚拟变量,表示两大战略:“国防优先”、“社会优先”,D0=0表示“国防优先”的年份,D0=1表示“社会优先”。1978年以前国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基本都在18%左右,但1978年后国防支出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不正常的萎缩[18]。因此,本文以1978年为界。μ为随机扰动项。
四、假设检验
本文对1950—2006年数据用上述的三个方程并使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结果列于下页表(见下页表1)的三个纵列模型中: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Z统计值。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PED模型中,即第二个模型中,社会支出与国防支出存在着负相关,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从长期看社会支出和国防类支出之间为替代关系,即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在财政支出游戏中是激烈的竞争关系,而非鱼水关系。因此,可以拒绝H0假设,H1假设成立。
在PED模型中,社会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是替代关系,社会部门和经济建设部门同样为竞争关系,但是与国防支出相比替代性较低,因此,国防支出不但与社会支出是替代关系而且还是社会支出的主要替代者,也就是说军人部门与民众社会不但不存在鱼水关系,相反竞争还最为激烈。在PED模型中,社会支出与行政支出为正相关,且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部门与行政部门并非竞争关系而是共同进退,相对于军民关系来说,文—民之间更可能是鱼水关系。由此,可以拒绝H10假设,H11假设成立。
五、讨论
本文的检验证明,长期地看,军民之间并不存在鱼水关系而是相反存在竞争关系,与军民关系相比,鱼水关系可能存在于文—民关系中而不是军民关系中,军—民的亲近程度低于文—民。
社会支出与战略变量呈正相关,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战略变迁为社会优先战略,社会部门的确会从中受益。但本文的模型中并没有反映出战略变迁是否与国防支出呈负相关,即出现一种使社会部门受益而使军人部门受损的情况,倘若如此,本文可以推论认为战略变迁会成为拉大军民鸿沟而使军民之间离鱼水关系越来越远。但各模型并未反映出这一点,因此,本文尚未找到什么因素会影响军民之间拉大竞争关系或者降低竞争强度去趋向于鱼水关系,本文的结论只限于战略变迁会有利于社会部门。
财政收入增长率在表1中,与经济建设费用支出、行政支出呈正相关关系,且非常显著,能通过1%的显著检验;但与社会文教支出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财政收入的增长长期地看会带来行政支出的增长,但会带来社会支出的相对下降。这表明,财政收入增长率会拉开行政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可能是支出性地破坏文—民鱼水关系的因素。然而,囿于模型所限,我们尚不知财政支出增长会拉大军民之间的竞争关系还是促进军民之间朝鱼水关系的方向发展。
讨论至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本文结论所带来的启示。如果从物质关系层面看,军民关系并非我们惯常以为的那样是简单的鱼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已经不能盲目乐观,以鱼水关系自欺欺人,而需要认真对待。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对社会的投入正在大幅度增加;随着国家的快速崛起,中国军事压力也在增加,加快军队力量建设、加大对军队的投入,建设一支能保障国家崛起成果的军队也是迫在眉睫。而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如何使军队支出和社会支出互益而不是互斥并在实质上形成军民鱼水关系,是我们今后要重视解决的问题。
摘要：习惯所认为的军民鱼水关系在实质的物质关系上并不存在,军民之间是竞争关系。与军民关系相比,鱼水关系反而更有可能存在于文人政府与民众之间。在物质关系层面,军民关系的亲近程度低于文民关系。对此,我们需要正视这一问题,不能再盲目乐观,而是要真正建设良好的军民关系。
关键词：军民关系,文民关系,社会支出,国防支出
两性关系论文 篇2
关系、伦理关系与行政伦理关系
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存在,关系作为人难以摆脱的一种存在境遇,已经受到当代哲学家的高度重视,因此,“关系本体论”渐渐浮出水面.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一些著名学者提出了伦理关系的本体论意义,以强调伦理关系的基础存在性,旨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在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治理领域中,行政伦理关系是一种实体性的关系.理论研究的三维视角,可以解析出这一实体性关系的十种存在形态.
作 者：刘祖云 Liu Zuyun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5刊 名：湖南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HUNAN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6)分类号：B82关键词：关系 伦理关系 行政伦理关系 道德治理
春秋时期的两性关系 篇3
夏姬原是郑穆公的女儿，后嫁给陈国的夏御叔，生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御叔死后，夏姬同时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君臣三人保持着情人关系。陈灵公经常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廷上炫耀，还公然邀请大臣孔宁、仪行父一起到夏姬家喝酒、鬼混。三人喝了酒就更肆无忌惮，陈灵公对孔宁、仪行父说：“我看夏征舒这小子长得很像你们啊。”孔宁与仪行父则说：“我看他长得也像您啊。”说完三人哄然大笑。夏征舒已经成年，听到谈话，感觉受到了莫大羞辱，就在三人喝完酒离去时射杀了陈灵公。孔宁与仪行父赶紧逃跑，才免于一死。射杀了陈灵公后，夏征舒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篡夺了陈国的政权，自立为陈侯。这便是陈国历史上有名的“夏征舒之乱”。
楚庄王以平乱为由出兵，很快又把夏征舒杀了。楚庄王杀了夏征舒，但没杀夏姬，不但没杀，他自己也被夏姬迷得神魂颠倒，甚至要娶夏姬。但楚国大臣申公巫臣劝阻了楚庄王，说夏姬是祸水，跟她有瓜葛的男人都会倒霉；再者，大王您要追求仁德，而不是追求女色，“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听了这一番劝谏，楚庄王放弃了夏姬。随后，楚国大司马子反又要娶夏姬，申公巫臣再次劝阻，后楚庄王将夏姬赐给一位作战勇猛的军官连尹襄老。但“跟夏姬有瓜葛的男人都倒霉”的判断，像魔咒般跟随着这位风流美丽的女人。不久，尹襄老也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战死，连尸体都被晋国抢了去——夏姬又一次成了寡妇。
成为寡妇的夏姬被楚庄王派人送回了郑国。不久，申公巫臣借出使齐国的方便，绕道郑国，在驿站馆舍中与夏姬相会、成亲。随后让副使回楚国复命，自己则带着夏姬私奔到了晋国。私奔之事惊动楚国上下，楚国大司马子反更是醋意大发，下令将巫臣的家族成员一网打尽。申公巫臣发下毒誓，要报复子反。他报复的手段是让晋国帮助吴国发展军事，吴国的军事实力由此大增。晋、吴两国对楚国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夏姬，这个女人居然能对“国际局势”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恐怕是她自己都不曾想到的。对于夏姬“性开放”引发的恶果，晋国叔向的母亲作过经典的概括：“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灵”是申公巫臣的字，子灵的妻子害死三个大夫、一位国君、一个儿子，并且导致一个国家（陈国）灭亡，这么严重的恶果，难道还不值得充分警醒吗？
“万恶淫为首”，混乱的两性关系常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道理在今天也并不过时，现在查出的很多贪官，他们之所以走上腐败道路，原因不也经常是“没经受得住金钱和女色的诱惑”吗？我们当然不能把贪官腐败的责任全推到女人的身上，就像不能把陈灵公、夏征舒等人的悲剧全推到夏姬身上，但我们不得不说，人类在性事上的作为确实是很多恶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夏姬之外，齐国美女文姜也是春秋时期两性关系混乱的代表。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她还没出嫁时就与哥哥（当时齐襄公还在做世子）通奸，后来嫁到了鲁国，成了鲁桓公的夫人。文姜嫁到鲁国十五年后，齐襄公向周天子的妹妹求婚。按照周朝礼法，齐国要邀请跟周天子同姓的诸侯国君来为齐襄公主持婚礼，鲁桓公由此成了为齐襄公主持婚礼的人。文姜听到消息后，非要跟丈夫一起回齐国，这本来就不合“春秋礼法”，可鲁桓公架不住耳边的唠叨，答应了文姜的请求。更荒唐的是，回到齐国后，文姜和齐襄公旧情复燃，再次通奸、乱伦。鲁桓公非常恼火，痛骂了妻子。不料，文姜向兄长兼情人的齐襄公告了自己丈夫一状。为了掩饰丑闻，齐襄公设宴款待鲁桓公，同时交待公子彭生在送鲁桓公回驿馆的路上将其杀死。果然，彭生送鲁桓公回驿站，在车内猛力拉折了鲁桓公的肋骨，鲁桓公一命呜呼——一桩兄妹通奸的乱伦丑闻最后发展成了一起谋杀案，而被谋杀的主角竟然是堂堂鲁国国君。
乱伦丑闻曝光后，文姜自己也异常羞愧。鲁桓公死后，鲁庄公即位，鲁庄公即文姜的大儿子。鲁庄公虽知父亲是被母亲和舅舅合伙害死的，但他也拿这个风流的老妈没办法。顾及孝道，他还得派人去接文姜回鲁国。但文姜羞于回鲁国见儿子，她在车子走到齐国和鲁国交界时感叹道：“这里既不是鲁国，也不是齐国，我该在此安身啊！”并派人回复鲁庄公说：“我性爱闲适，不愿意回宫。如果非要我回宫，除非我死之后。”于是，鲁庄公只好在祝邱为母亲建馆舍。从此，文姜就来往于禚和祝邱之间，直到终老。
在一个变革时期，社会上原来的清规戒律松动了，人们在经受心灵焦虑的同时，也获得了行为上的自由和观念上的解放。有多种多样的行为模式可供人们选择，至于怎么选，就看每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智力水平了。大多数人的思想境界和智力水平其实都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转型时代，他们没有坚定的价值观和充分的定力，难免会被时代裹挟。人们随大流，“跟着感觉走”，很容易摇摆，也很容易成为权力、金钱和情欲的奴隶。如此，一批又一批的人在社会转型时“跌跤”甚至“流血”，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看官如果就此认定春秋时期的两性关系极其混乱，那恐怕也是有些武断的。史书上还记载了一些别样的事例，可窥探到当时两性关系的另一面。
苏童小说中的两性关系 篇4
关键词：苏童,小说,两性关系,孤绝与张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夫妻之间不是平等的同伴关系, 而是尊卑有致的上下关系。在中国的夫妻关系中, 占主流的是爱与性的分离, 权利与义务的分离, 而行使分离主动权的只能是夫而不是妻。“同一道德观念下, 中国传统文化在束缚人之性情方面, 更多的是将绳索套在女性头上。女性一旦稍有违背, 沉重的道德鞭子就会抽到女性身上。”尽管如此, 女性受到重重压抑的生命之火如受阻的江水, 遇到有裂缝的大堤, 就会如洪水决堤般淹没一切, 沉重的道德鞭子并没有抽熄来自本能的火焰。当然, 一旦女人冲突道德网罗, 听命于感性生命的呼唤, 悬在女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从天而降, 来取那“淫妇”的性命……
我们在苏童的文本中可找到同样的悲剧:无论是陈佐千对于自己的妻妾们、陈文治对于自己的小妾们, 还是刘老侠对于家族的女人们, 都是男性对女性绝对的占有与支配, 女性被迫长期保持缄默, 孤苦无告。陈家花园的守护神———井, 就是高悬在女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其终极权威已经内化为女人们心头的恐惧, 对于梅珊来讲, 井是她最后的归宿, 对颂莲而言, 井是其精神毁灭的见证。
但同时, 我们也会发现, 苏童文本中的两性关系发生着细微的变化。这座孤岛之形似乎还遵循着这样的变化轨迹:家庭中的男性从对女性的绝对支配到男性地位的失落到男性的光芒的隐退到男性的孤绝。与此同时, 家庭中的女性则从绝对的被支配到女性意识的张扬甚至放纵。
一
五龙在米店的家中, 其实也享有无尚的霸权, 但在苏童构筑的个性化的家庭伦理叙事的保垒中, 这只是一种表面的占有与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说, 《米》应该是男性家庭地位失落的一种象征。
五龙对他和织云的婚姻实质非常清楚, 冯老爷只是利用他遮掩家丑罢了, 并不想让他成为冯家的一员。“是米店娶我, 娶一条身强力壮传宗接代的看家狗, 娶一条乡下来的大公狗。”如果说五龙的仇恨源于阿保对他的羞辱, 那么米店一家人加深了这种仇恨, “他想米店里没有人真心对他好, 他深知怜悯和温情就像雨后街道的水洼, 浅薄而虚假, 等风吹来太阳出来它们就消失了, 他们谁也没把我当人看, 仇恨仍然是仇恨, 它像一块沉重的铁器, 无论怎样锻打磨蚀, 铁器永远是铁器, 坠在他心里”。所以, 织云成为他的妻子, 也只是他泄欲的工具, 只是一“贱货”而已。在织云离家之后, 五龙无处发泄的仇恨全部转移到织云的姐姐———绮云身上。绮云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 不明不白地被五龙强占为妻长达二十多年 (直到五龙死去) , 两人的婚姻形同陌人。不管是出于某种消极悲观的信仰, 或者仅仅出于女人惯有的恻隐之心, 绮云洞悉了五龙脆弱的值得怜悯的一面, 但她还是要把五龙从家谱中删掉, 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摆脱五龙对她的纠缠, 可见她对五龙的仇恨之重, 仇恨之深。把五龙从族谱中抹去, 也就意味着家庭中夫妻关系的严重疏离。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女性把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悬置起来。
《离婚指南》与《已婚男人》像是一对姊妹篇。富有意味的是, 苏童采用同一个符号———“杨泊”来指称两个文本中的男性, 显示出男性在婚姻中的一种普遍状态:两人都在婚姻的围城里奋力突围。只是一个突围没有成功, 日子照样向后流淌, 另一个则彻底从时间中逸出———自杀。
《已婚男人》中的杨泊试图保存精神上的一份自由和超脱。婚前的恋爱与求婚是浪漫的, 婚后的两人世界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杨泊看来, 一切矛盾冲突都诞生于孩子的出世, 他竟然始终不能把孩子的降临和自己联系起来。对于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 尽管他没有拒绝或是舍弃, 但也没流露出惊喜、神圣, “生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是生命的过程, 作为一个男人, 他不应违抗他无力违抗。”黑格尔、康德熏陶出来的理性抹掉了他对于生命降临的喜悦, 冲淡了他为人父的责任与义务, 扼杀了他应享有的人伦之乐, 使得他远离世俗生活, 永远在精神的高空中独行。
他不想跟任何人面对面靠得很近, 似乎那样会带来某种洞穿和丧失, 从而使得他的脆弱一显无余。破产后轻松的调侃, 其实是一种伪装, 他伪装得非常彻底, 他保全了优雅从容、幽默、不拘小节的形象, 而对自己内心的脆弱晦莫如深。事业上的破产, 首先打击了他试图保存的那份自由与超脱, 让他内心的脆弱抬头, 他的所有的价值观念浓缩在“没有意义”上:“离婚没有意义, 结婚没有意义, 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最有意义。”所以他最终只能选择逃避, 选择逃离生的秩序———在“元旦, 新的开始的日子”里自杀。
另一个杨泊则因为“妻子睡觉打鼾, 夏天有一股难闻的狐臭, 吃饭发出吧叽吧叽的声音, 夜里没完没了地看狗屎一样的《卞卡》, 不读书不看报却总是讨论爱情、国家大事, 在走廊上与邻居拉拉扯扯, 亲亲热热, 关起门来骂人家祖宗八代……”而要离婚, 这些理由确实显示出杨泊的思想与精神的严格与纯粹!对于杨泊来讲, 意义、思想、心灵、考验、意志、思考、尊重人格意愿等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由此, 他的突围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就认为, 突围是杨泊尚存的最后一点理想, “其突围是对平庸的逃离, 是对以非道德婚姻为基础的罗网的逃离, 是从庸人的视野中、从破碎的生活中, 从人与人的地狱关系中的隐遁”。笔者认为杨泊的突围无可厚非, 然而苏童的叙事中, 却有意让杨泊所代表的精神文化意义又显示出脆弱的一面, 甚至通过老靳这一形象和杨泊最终突围的失败消解了这种精神文化意义。
杨泊的哲学要求“追求道德的婚姻生活”, 而在生活中, 他却要圆其婚外恋而追求离婚, 他认为贤惠体贴的妻子庸俗虚伪纯属是对其婚外恋野心的一种遮掩。
老靳是杨泊的哲学老师, 他把杨泊引入一片哲学圣地, 自己却判处了黑格尔、康德的死刑, 同化于市民生活的平庸, 他在平面化的现实面前无可奈何地退却, 只剩杨泊在婚姻里左右突围。杨泊突围的失败除了朱芸的软硬兼施寻死觅活的作用外, 更主要的恐怕是因为愈琼———离婚大战的策划者及旁观者的反应使他感到她同样的邪恶而偃旗息鼓:“也许, 他们的恋情本质上是一场误会”, 愈琼并不比朱芸崇高多少。与此同时, 世俗生活也用它堆起的微笑和温和的亲柔的伟力召回这个“叛逆者”。突围的失败显示出他无法找到恒定的价值标准与理想生命的困惑。于是祈求精神救赎的男性便陷入孤绝之中。“到了秋天, 杨泊的身上仍然穿着夏天的衣服, 过时的仔裤, 脚上仍然穿着黑色皮凉鞋, 有时候在风中看见杨泊裸露的苍白的脚趾, 你会想起某种生存状态和意义。”他的衣着总跟不上季节的转换, 他永远落下一拍:在秋天, 还想过一种夏天炎热而浪漫的生活。这种与众不同的另类, 显示出他的落迫、滑稽、不合时宜的表层之下的孤绝。
二
在苏童的文本中, 作为家庭中的妻子们在承受过万般蹂躏、千般痛苦、百般忍耐后, 终于从陈佐千、五龙、刘老侠等男权的阴霾桎梏中挣脱后, 开始珍惜自己获得的一份爱情, 开始突显、张扬自己的个性。
传统社会中, 男人是家庭支柱, 男人责任重大, “齐家治国平天下”, 要支撑起一个大家, 委实需要很多精力与心血。在现代社会, 男女之间似乎能奢谈爱情, 但在真正的婚姻生活中, 女性还没来得及向男性说一声“我需要爱”, 仅仅是提出“先得生活”, 就吓退了男人。这群男人更懦弱, 更无能!少了传统男性的责任, 多了一份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婚姻对峙中, 他们只能临阵脱逃, 而女性显示出了强大的耐受性与稳定性, 正如老靳说的“生存比思想更重要”。女性更实际, 更懂得生存之道。在现实生活面前, 精神、理想其实都经不住打磨, 一切的高谈阔论, 一切高深的哲学都显得脆弱不堪, 相反, 女性的张扬与泼辣, 尽管饱受非议和唾弃, 却更显生机与活力, 成为生活不尽的话题与谈资。
冯敏———一名话剧团的演员, 却在世俗婚姻生活中彻底坠落, 毫无保留地奉献着自己, 而贤慧能干的朱芸也把照顾好家庭, 捍卫家庭看作是她生活的全部。面对丈夫的移情别恋, 她们不再沉默, 不再忍受, 而是全力捍卫, 甚至奋起出击, 充分显示出她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自我意识。
《米》中的织云除却爱慕虚荣外, 应是一个心性善良的女孩, 她同情处在落泊中的五龙。在怀有身孕又被吕六爷冷落抛弃后, 作为一个权宜之计, 她只得屈从下嫁五龙。然而, 她有着她的生活准则和行事方式, 尽管五龙在娶她之后对她冷眼相待、拳脚相加, 她仍向往着要进吕公馆, 所以在生下孩子后, 她毅然离开五龙搬到吕公馆过她想过的生活。为吕家生下一男孩, 却并不能母以子贵, 事实上吕六爷只给了她名份, 并没有给她相应的家庭地位, 但她执著于她自己的选择, 尽管在吕家过着连下人都不如的日子, 但她乐意, 她满足, 充分张扬了女性的自主意识。
《南方堕落》中梅氏茶馆的第八代或九代祖奶奶年近花甲之时还春心萌动, 与一位老和尚私通姘居, 事情败露后, 身为儿子的县令要捉拿老和尚, 但祖奶奶却不依, 誓死捍卫老和尚……
苏童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在情感上、精神上不再依附于男性, 而是遵从于自己的内心并听之任之。不仅如此, 还有一些女性则在家庭事务中显示出特有的泼辣。《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花了六块钱买回一只猪蹄, 但在李太太看来, 丈夫用蹄膀的价买回的只是一块肥膘而已, 李太太大为生气, 认为丈夫上了肉贩的当, 便不依不饶地让丈夫去把肥肉还给肉贩子, 把六块钱要回来。而李先生作为一名老师, 随和、知足, 并不认为自己上了多大的当, 想息事宁人, 但李太太哭闹着心疼这六块钱, 并且咽不下被人耍弄这口气, 她不想让自己吃亏, 这是一个女人在艰难岁月里炼就的一种精打细算。但让她没料到的是丈夫在要钱的路上却走上了不归路。苏童在不露声色中, 让女性的泼辣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 并让女人从此背负起生活的所有责任。
三
两性的确具有不同特质, 但两性之间必有其相通之处, 他们要共同面对生存、死亡、争斗等无法自主的命运旅程, 他们具有某些相同的生理需要和人性弱点。人类的历史, 也是两性争斗的历史。苏童的创作中男女家庭地位的变化烙有某些社会的印迹。应该说, 女性的解放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然而, 苏童大肆书写着她们的堕落与糜烂, 人类自从被逐出伊甸园后, 何以会沦落至此?苏童摆脱了在无穷的苦难中美化女性的传统写法, 文本表层汹涌着憎恨与厌倦:“姚碧珍是一个少见的风骚的女人, 要不是新社会, 她肯定挂牌当了妓女”。实际上, 这种极端的取向正源自苏童内心深处的难以割舍, “并不是本性规定着女人, 而是她在自己的感情生活当中, 基于自身利益同本性打交道时, 规定了她自己。”两性关系中, 女性的被支配、被压抑的状态是该摒弃, 然而, 女性的张扬与放纵也未必就是一种理想。迥异于冷漠的玩味, 苏童的这种感情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女性群体深切的关注的基础上, 是为其生存状况感到不甘却又无能为力的退守, 是面对人性弱点的彻骨之痛和难以言说的悲哀。苏童对女性的关照主要是体现在对人性上的关照, 而这种异于传统的关照是关注人性时必然要去透视的一个方面, 因为他相信, “有时候你写了社会的阴暗面……它所产生的力量可能比正面描写人性如何如何高尚效果要好。”
文学作为作家灵魂的历险, 作为人类天性中的乌托邦冲动, 就是要表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个性化理解, 展示创作主体视野中的独特画面, 对两性世界尤其是异性世界的关照理应融入无偏见的人本情怀, 尽管也许这只是一种理想, 但正是这种难度挑战也鼓舞着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也许正如苏童所说, 许多作家都面临着无以规避的类似难题。“我们该为读者描绘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如何让这个世界的哲理与逻辑并重, 忏悔和警醒并重, 良知和天真并重, 理想与道德并重, 如何让这个世界融合于每一天的阳光和月光。”
是啊, 面对家庭婚姻中爱的荒漠, 谁来拯救?又用什么方式来拯救?细读文本, 苏童其实给出了他的思考:两性之间是否还得依靠双方的交流与忠诚来和谐共处?
《与哑巴结婚》中英俊潇洒的男子费渔想找一个漂亮又有修养、有知识的女人, 渴望两性之间精神上的交流。实际上, 与他交往的女性无数, 其中不乏美貌者, 但费渔一个都不满意。在费渔看来, 生活中与其找一个无法交流的妻子, 不如找个漂亮的哑女为妻, 最后终于打算与一个漂亮的哑女结婚。交流的渴望又被他自己彻底掐断。《民丰里》中花匠与六小姐的故事是苏童少有的故事文本。它讲述的是中国式的“痴情”故事。只是“痴情女子”被置换成“痴情男子”———花匠。两人因地位悬殊没能结合, 但花匠一生保有对六小姐的痴心。文学史上有很多的爱情经典, 但大多数是才子佳人式的, 又有谁明了一位毫无社会地位的普通男性一生的情感与希望?这里没有荡气回肠, 没有死去活来, 没有惊天动地, 花匠只是倚仗着心中的爱, 独自枯守着无奈、孤独、企盼, 以及琐碎平淡如水的日子……
即便如此, 苏童笔下的两性想靠交流与忠诚来和谐共处的理想仍是一种残缺, 孤岛依旧。
参考文献
[1] 、赵红梅、戴茂堂:《文艺伦理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68页。
[2] 、刘晓文、陈庆祝:《悲剧及其消解》当代文坛1998 (5)
[3] 、吴义勤:《苏童小说的生命意识》江苏社会科学1995 (1)
[4] 、寒露:《热爱死亡——苏童访谈录》, 南京评论2001 (10)
两性关系论文 篇5
本案是雇佣关系承揽关系或劳务关系？案情：
被告江西省吉水县双村粮管所在1987年建所时因占用了原告周能苟所在的村小组的土地，同年3月9日，原告与村小组签订了一份《关于粮油搬运合同》。该合同约定由村小组的村民承担被告的一切粮油包装及搬运工作，以解决部分劳动力的安置问题，被告按上级规定的价格给予报酬；该合同还规定村小组一方应保证随叫随到，满足被告的搬运要求。在每次具体搬运中，被告需要人搬运就到村小组通知，村民自发组织搬运工作，人员每次各不相同，搬运费即时清结。9月3日，原告周吝苟和其他7名村民到被告的六号仓库进行粮食打包及搬运上车工作。原告在扛着粮包经过跳板上车时，从跳板上跌落在地，致其腰部受伤。经诊断为第二腰椎爆裂性骨折并神经挫伤，被评定为伤残八级。原告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7101.30元。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补助费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55323.26元。
分歧：
本案在审理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被告之间是雇佣关系，原告为被告的粮食进行打包并搬运是在被告的安排下进行的，被告按劳付酬，原告在搬运工作中受伤，作为雇佣方的被告应承但全部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被告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原告及其他村民是自主的为被告进行粮食打包及搬运工作，被告只按劳动成果来给付报酬。原告应对自己的劳动行为承担风险责任。被告不承担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原、被告之间是劳务关系，应适用公平原则。原告在搬运过程中，()因意外跌伤，其本人没有过错；被告在原告的跌伤中也没有过错，但被告作为受益方应给予原告适当的经济补偿。因此判令被告补偿原告医疗费7101.30元，并一次性补偿原告生活补助费10000元比较合法。
评析
雇佣关系、承揽合同关系和劳务关系之间的区别如下：
两性关系论文 篇6
关键词：《呼啸山庄》；两性关系；人与自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69-02
《呼啸山庄》曾被称为19世纪一出灵魂的戏剧。小说主要讲述了在英国北部蛮荒的自然环境中，一个吉普赛出身的养子与两大家族之间两代人的离奇故事。《呼啸山庄》精于故事情节与不同人物和他们之间关系的细致描写，形象展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及早期女性意识的觉醒。小说不同于传统的叙述，在两性关系与女性意识的描写上也与其他传统女性小说不同。该小说中展现了两性关系从最初的和谐到对立再到回归自然重构和谐的过程。在解构和重构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作者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理想的两性关系[1]。本文分别从后女性主义和生态角度剖析《呼啸山庄》， 详细论述了《呼啸山庄》中两性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呈现出小说相对于其他传统女性主义作品的特别之处。
一、《呼啸山庄》中的两性关系
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性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男性代表着父权，掌控着权力；而女性则处于弱势地位，是被伤害的弱者，或者是被救赎的对象。
《呼啸山庄》是一部女诗人写的小说，不同于传统女性小说。在小说中，作者呈现给读者的女性角色颇具典型的反传统女性主义色彩，即后女性主义色彩。女性已经不再纯粹是遭受伤害的弱者，而是成了主导的角色，她们已经变成男性的精神支柱，甚至是拯救男性的角色。不仅如此，小说作者将作品中的男性女性化，使本该彰显男性权力的特质弱化。在作品中，男性可以伤害自己，从而变成行凶者与伤害者的矛盾同一体。男性可以处于传统女性主义的无辜柔弱女性的地位，从而具有女性的特质。换言之，如果从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19世纪传统女性主义小说进行全新解读，可以发现这些经典女性主义小说中更多现实意义色彩，《呼啸山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体现了后女性主义的特征。作品中默认了男女之间平等的性别关系，这是对传统女性主义作品中男女角色的新的认知。另外，从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传统女性主义作品，可以更多关注到作品中男性与女性相互依存的两性关系。
（一）《呼啸山庄》中的女性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在经济和地位上处于从属地位，是男性的附属品，作品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往往是软弱和顺从的“天使”。但是，艾米丽笔下的凯瑟琳是一个不受约束的“魔鬼”，与“天使”正好相反，这使得凯瑟琳恩肖成为维多利亚文学上一个另类的形象。小说女主角凯瑟琳是一位典型的反传统“家庭天使”，她桀骜不驯，不愿任人摆布，渴望独立。传统型女孩选择礼物时往往会要布娃娃或衣裙，凯瑟琳则不同，她选择马鞭。她的行为表现了她内心希望摆脱父权统治的欲望，她从来不愿变成父权制所推崇的“天使”，她更喜欢自由自在的不受任何人限制的生活。她不计较希茨克里夫卑微的出身，从小就喜欢和他一起去荒原游玩。最终她与希茨克里夫之间产生了狂热、超世脱俗的爱情。因此，与维多利亚其他传统女性不同，凯瑟琳的所有行为都表现了她对男权社会的强烈反抗，不愿被当做男性的装饰品，而是要做一个与男性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力的独立女性。通过凯瑟琳这一超越时代的勇敢女性形象，艾米莉·勃朗特表达了自己反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并寄望更多的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二）《呼啸山庄》中的男性
传统女性主义作品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是对父权社会的批判，充分揭露父权社会的压迫性本质。但是这种揭露在《呼嘯山庄》中被弱化了，男性也会成为父权社会的受害者。男主人公希茨克里夫并非生来就是穷凶极恶的复仇狂魔，他只是一个被老恩肖家收养的吉卜赛弃儿。在凯瑟琳父亲死后，他受到凯瑟琳哥哥亨德莱的粗暴对待，对他关心理解的只有凯瑟琳，所以希茨克里夫对凯瑟琳的爱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不幸的是，在画眉山庄所代表的文明世界及社会观念的影响下，凯瑟琳迷失了自我，嫁给了象征文明和财富的林顿，背叛了希茨克里夫。失去了凯瑟琳的希茨克里夫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复仇者，他的转变是父权社会压迫的结果，成了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他的复仇不仅间接导致了他深爱的凯瑟琳的死亡，也导致了自己人性的扭曲变态和精神心灵的空虚，最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在悲伤绝望中死去。
（三）《呼啸山庄》中的两性平等关系
男女主人公的悲剧表明，两性彼此之间的斗争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斗争并不能解决两性关系的对立。幸运的是，这种悲剧并没有在第二代重演。例如小凯瑟琳与哈里顿之间的相爱、尊重、理解构建了一个平等自由和谐的完美两性关系。可见《呼啸山庄》不仅对父权社会进行了批判，从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作品也对两性和谐及互相依存关系也极为关注。《呼啸山庄》中男性因受到女性角色的影响其主导地位已经不那么明显，而女性对男性及家庭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决定男性及家庭的命运。与传统女性主义不同，后女性主义体现的是对性别关系的超然认知，摈除了对女性一味的同情与过于强调对父权社会压迫与禁锢。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男女之间的和谐平等和相互依存[2]，《呼啸山庄》中男女角色之间的关系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二、《呼啸山庄》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作者艾米莉·勃朗特本人性格独立、纯洁、豁达、热情、坚毅和内向，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在荒野中长大，喜欢独立生活，具有男子气概，乐于与大自然相处。她的作品是她本人宇宙观和世界观的体现。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而艾米丽则是通过生活与创造，认真探索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呼啸山庄》中的画眉山庄与呼啸山庄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世界——文明社会和大自然。呼啸山庄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的节律相符合，这也是回归自然的体现。当一年的雨季来临或春回大地之时，在呼啸山庄到处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在小溪谷享受自然的宁静，欣赏或倾听欢腾跳跃的潺潺流水，而夏天树叶的沙沙声听起来也很棒，这一切展现出来的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
《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和希茨克里夫同为“自然之子”，未被世俗的尘埃沾染，充满野性、激情和活力，喜欢在荒野中自由自在地游荡，享受大自然的粗犷，远离世俗的荒野是他们心灵得到慰藉的乐园，自然与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他们的爱情，与荒原上的植物一起悄然生根发芽，融入到自然界万物之中。在希茨克里夫无意中听到凯瑟琳要嫁给林顿而离开呼啸山庄的那个晚上，凯瑟琳“不顾轰隆的雷声和在她四周开始哗啦啦溅洒的大雨点，一直呆在那儿……她哭得那样伤心难过”，“成了落汤鸡，因为她死活不肯找个地方躲避一下，还死活要站在外面”[3]。大自然仿佛对他们的巨大痛苦也有感应，“疾风暴雨在山庄上头肆意发威，又是狂飙怒吼，又是电闪雷鸣”[4]。此时大自然仿佛是痛惜他们的亲人或密友，为他们的痛苦而痛哭流涕，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感应，达到天人合一般的共鸣，具有一种别样的震撼人心的悲剧美。男女主人公生前纯洁的自然之恋随着死后被同葬在荒野中而得以延续，两人的灵魂终得解脱，回到了自然的怀抱，一起漫游荒原，小说这一结尾暗示着他们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在《呼嘯山庄》中，这种独特的生命流总是在人与自然之间流动的。自然是有灵性的，无所不能的，它给人以希望，能够抚慰悲伤、净化心灵。正如美国作家约翰·缪尔认为那样：“人漫步于大自然的荒原之中即可重获新生，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5]自然不仅能治愈人们的伤痛，还能使人以纯洁、宁静和仁慈。
总之，《呼啸山庄》可以被视为一部具有后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它对两性关系平等和谐的关注赋予了这部小说全新的意义。从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呼啸山庄》重新解读，为我们研究该作品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作者对荒原和人物情感生活的描写映射了小说所蕴含的生态主义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刘春慧.颠覆与重构——论《呼啸山庄》的性别意识[J].学术交流，2009，（02）：172-174.
〔2〕张广利.后现代女权主义的主要理论流派[J].社会科学，2001，（04）：67-71.
〔3〕〔4〕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85-86.
两性关系论文 篇7
从20世纪40 ~ 50年代开始,亲子关系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研究热潮; 到了20世纪60 ~ 70年代,对同伴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是初中阶段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从发展的顺序来看,亲子关系是最初发展起来的,伴随着儿童的入学,人际关系也随之发展。而且初中阶段是青少年人际关系行为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Wright关于儿童交往行为与年龄关系的研究表明,伴随年龄的增长,儿童与父母的交往次数逐渐减少,而与同伴的交往日渐次数增加。[2]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及其相互影响就显得极其必要。因此有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结果显示,个体早期的亲子关系质量对其之后的人际关系 ( 包括人际关系、伴侣关系等) 处理策略等有密切的影响。[3]
但是,也有其他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Judith Rich Harris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4],该理论认为同伴关系在青少年社会化发展过程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家庭因素却没有对青少年社会化发展起到持久的影响。因此这也就否认了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等社会关系发展的联系。因此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论文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在初中阶段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过程中,其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间在内在质量方面是否显著地相互联系。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从山东省济南和泰安市两所中学的初一、初二、初三年级随机抽取学生100人为调查对象,调查问卷收回后,经过筛查,没有回答不合格的问卷,最后保留有效被试100人,有效率100% 。被试年龄13 ~16岁,其中初一年级30人,初二年级31人,初三年级39人,男生合计53人,女生合计47人。
2. 研究工具
( 1) 《初中生亲子关系量表》。该问卷根据有关资料编制、修订,用以调查中学生父母的关系状况,主要内容包括四个维度: 亲子亲和、冲突、满意度、父母的支持和鼓励。问卷回答实行5级评定,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1 ~ 5分。
( 2) 《人际关系 综合诊断 量表》。是用以调查个体的人际关系问题,该量表包括四个维度: 交谈方面的行为困扰、交际与交友方面的困扰、待人接物方面的困扰、跟异性朋友交往的困扰。问卷回答两级评定,回答“是”记1分,答“否”不计分。
3. 研究程序
问卷实行以班级为单位的团体施测,施测前对主持人进行培训,统一测试要求,使用SPSS 17. 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及处理。
三、研究结果
亲子关系状况不同被试同伴关系状况差异:
把初中生亲子关系量表中“冲突”维度各项目实行反向计分,并与“亲子亲和”“父母支持和肯定”和“满意度”各项目的分数相加,得出亲子关系总分,对全体100名被试按该分数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序,从高低两端各取总数的27% 形成亲子关系较好组和较差组,各组人数均为27人,并与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亲子关系质量不同的被试,其同伴关系各个维度平均分差异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 t = 3. 91 ~ 7. 39,p < 0. 001) ,说明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有较明显的相关性。且亲子关系高质量组被试在同伴关系的“交谈方面的行为困扰”“交际与交友方面的困扰”“待人接物方面的困扰”“跟异性朋友交往的困扰”维度的平均分显著低于亲子关系低质量组被试,即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见下表)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 双侧检验)
结果显示,亲子关系与被试年级交互效应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说明被试亲子关系与其同伴关系和被试的年级性别相互独立。而亲子关系与性别的交互效应差异显著,达到统计学标准,说明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和被试性别存在交互效应。
四、讨论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的相互作用呢? 首先,在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中,由于交往双方角色、交往时间、地位的不同,在关系的性质上也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亲子关系由于本身存在的家长与孩子间的代际血缘关系,是最早的人际关系,也是交往时间最长、最频繁、最为稳定的一种关系,因此影响较为深远。而同伴关系则是地位、年龄、心理发展水平等较为相近的关系,相对亲子关系具有明显的平等性,因而青少年更容易接受其影响。认识到这些关系的特殊性及其在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把握其相互关系。[5]
其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知识,个体最初父母对其的教养方式不同,对儿童的个性特征有很大影响。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更容易形成良好的性格。而儿童自身所形成的性格特征反过来对亲子关系又产生不同的影响。儿童自身特征的稳定性,导致与同伴人际交往的不同倾向性。因此这对于父母教育婴幼儿,形成主要的教养方式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而且笔者认为,这对于我们进行初中生的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的相关性分析也有启示意义,即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方式并结合青少年自身性格的独特性来分析其相关关系。
两性关系论文 篇8
1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的社会关系, 也即是由民法所确认的和保护的社会关系, 其不同于其他法律关系的特点在于:第一, 它是民法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第二, 它是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当事人意志的思想意志关系, 其产生、变更和消灭, 特别是其内容, 都取决于当事人意志;第三, 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平等和等价有偿特点。当事人双方不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而且在权利义务内容上也是平等的和等价有偿的, 双方均享有权利负有义务[1]。
医疗法律关系, 从广义上讲, 是指由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在调整医疗卫生单位与患者或相对人的关系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它包括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卫生主管部门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关系。而从狭义上说, 医疗法律关系特指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即通常所说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 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表现在:第一, 医患关系的主体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医疗行为是民事活动的一种。虽然医患之间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那是因为医疗行业是特殊的技术性服务行业, 患者对医方的依赖性比较大, 使得双方在履行义务行使权利时并不是对应的;但在医方提供服务, 患方接受服务过程中, 双方不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 其双方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第二, 医患双方意思表示是自愿的, 这种自愿原则贯穿于医患关系的全过程。有人认为, 在医患关系中, 医方首先是国家的服务者, 代表国家为公众提供健康服务, 医方只有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职责, 没有选择患者或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 所以说根本没有自愿可言。患者虽然可以选择医院, 但一经选定, 进入诊疗过程, 就必须服从医方的管理和安排, 其自愿性大打折扣。但是民法的自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中, 应当充分表达真实意愿, 根据自己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它要求医患双方都要诚实讲信用, 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卫生行业实行“三项改革”后, 患者不但可以选择医院, 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选择医护人员, 选择治疗方案。而医疗单位的自愿性主要表现在:第一, 意思表示要真实, 不受患者的无理干涉;第二,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免除患者的部分或全部债务或解除患者的医患关系 (如患者谎称有病而要求处方开药, 或要求处方药与病情不符, 或不履行配合治疗的义务, 拒不接受治疗或故意引发医疗事故而使治疗无法进行的情形) 。第三, 医患关系双方不仅是平等的, 也是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双方的权利义务虽然是平等的、对应的, 但并不是相等的, 医患关系也是一样, 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并不是说双方在每一项权利义务上一定相等, 一方在某一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可能大于或小于对方, 但总体上讲是平等的。医患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具体表现在医患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 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即患者享受医疗服务就要服从医院的医疗管理[2];医方有权管理患者, 就要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
由此可见, 医疗单位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在行医过程中所建立的医患关系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 是民事法律关系。
2 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合同关系
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由于患者与医方在具体的诊疗活动中都是特定的当事人, 双方自挂号等特定行为之后即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患者有权要求院方按约定和诊疗规范尽其所能完成诊疗服务, 有义务完整陈述病情, 服从管理和付清医疗费;院方有权按医院规章管理、治疗患者, 要求陈述与病情有关的事项和及时交付医疗费, 有义务按规定或约定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和保证患者在院期间的健康安全。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但可以设立, 而且在双方协商或一方违约的情况下也可变更或终止医患关系。另外, 在司法实践中, 如一方违约另一方要求实现救济时, 以《合同法》的损失赔偿精神来救济显得较为客观公平。由此可见, 医患关系可归纳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合同关系。
3 医疗合同的订立与生效
在医疗合同中, 一个医院自设立之时即为要约邀请的开始。患者为要约方, 其要约形式有挂号, 向医护人员递交病历或明确向医护人员要求诊治时, 急诊患者被抬进急诊室, 在注射室向护士递交注射单等都是要约行为。医方为承诺方, 一旦医护人员有接受患者要求的意思表示时即为承诺。自医方承诺时为医患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之时。
患者缔结医疗合同的要约表示有其特殊性, 表现在只要一个理性人认为该患者处于病态, 且已进入医院方的服务地理范围就为要约表示而非只有患者口头表示这一种形式。再者, 合同订立与生效的时间并不一定是同时的, 合同的订立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是当事人的意志结果;而合同生效是国家通过法律评价合同的表现, 是法律认可当事人的意思的结果。患者在挂号后是合同订立, 但在没有接触医护人员进行诊治前应视为合同尚未生效。生效前在医院里发生的意外或风险除医方有责任的, 否则不能归责于医方, 这比较符合公平原则的风险分配原则。
4 医疗合同中医患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在医疗合同中, 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合同的核心内容。
4.1 医方的权利
4.1.1 收费的权利
由于医疗合同是双务合同也是有偿合同, 医方有权按照规定收取挂号费、诊疗费及其他合理费用。营利性医院还可根据市场行情, 根据国家的物价政策自主定价。
4.1.2 管理的权利
医方有权按照行业规定以及医院的规章制度、诊疗常规来要求、管理患者及其家属。
4.1.3 默示的权利
医方在抢救患者生命或患者处于意识不清等紧急情况下, 有权按复苏常规和病情需要实施抢救方案, 此时应视为患者同意诊治疗方案。
4.2 医方的义务
①遵守诊疗常规和操作规范的义务;②及时合理诊治患者的义务;③保护患者隐私的义务;④抚慰患者的义务;⑤告之的义务;⑥保护患者健康及安全的义务;⑦经济的义务。
4.3 患者的权利
4.3.1 知情权
其中包括:患者有权了解该院医疗服务的基本情况、各项医疗费的开支情况;有权在一定范围内对医护人员或治疗方案进行了解, 选择以及有权了解治疗的进程等。
4.3.2 请求权
包括患者有权请求医方及时诊治疾病, 有权解除医疗合同并请求医方停止治疗或请求出院, 有权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请求赔偿。
4.4 患者的义务
①交费的义务;②陈述病情的义务;③配合诊治的义务;④接受管理的义务。
若患者违反了上述义务而造成医疗事故时, 患者要自己承担责任或承担有过失造成的部分责任。
5 医疗合同的特点
否则要负缔约过失责任。
5.2 承诺与履行的及时性。
这与医疗合同的根本目的有关, 特别是在急诊时, 若不及时救治则有可能导致病情加重或死亡。患者或其家属对医方的及时诊治有异议时, 医方应负举证责任。若不能自证自己已尽及时性义务, 则应承担迟延履行责任。
5.3 内容的相对不确切性。
医疗单位的特点是其具有较高的技术性, 绝大多数患者对自身疾病的病因、病理、治疗方案知之甚少或无知。因而患者在要约时只能是概括性的或笼统性的, 具体内容需要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才能协商确定。但民法的平等原则又要求, 一方不得将他一方意志强加于另一方。这就是为什么患者的治疗方案要告知患者并征得其同意的原因。要约内容相对不确定并不是内容的范围不确定, 而是具体的内容相对不确定, 且要以规定的或约定的范围为限。
5.4 合同的延续性。
医疗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 在于它不全是一次性将合同内容全部履行完毕, 有的内容须多次反复地履行 (如理疗、整形等) 。合同延续性还表现在医疗合同具有广泛的后合同义务, 患者出院或回到住处后医方仍有责任对其诊治后果负责任。患者在诊治后发生的与本次诊治活动有关的后续影响, 医方负有后合同义务, 并应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或提供相应的病史资料等。除医方能自证其非诊治行为所致, 否则必须承担责任[3]。
5.5 合同履行的风险性。
履行医疗合同过程中存在两种风险:一是归责于医方的医疗事故, 二是不可归责于医方的随病情进展或难以避免的并发症。按过错责任原则和风险分配原则, 第一种风险要由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种风险则由患者自身承担。
本文阐述、论证医患关系因符合民事法律关系三个基本特征而认定医患关系属民事法律关系, 又因医患关系的双方在诊疗过程中具有高科技性、高风险性、高服务性和职务性等特性决定了其性质为合同关系, 更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处理和解决。
参考文献
[1]李仁玉.民法学总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168-201.
[2]梁华仁.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177-199.
关系之哲学思考——师生关系 篇9
谈到关系就离不开人,人际关系是所有关系中最复杂的关系.人们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多半与他人有关。我们同他人的各种关系,既能提高自身的生活情趣,也能带来无尽的压力;既能给我们带来愉悦,也能带来伤痛;既能给我们带来安祥和谐,也能带来惊恐、动荡……
也许,有的人为了避免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苦苦挣扎,想尽办法离开他人——让自己孑然一身。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同他人建立关系,关系不是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一种“必需品”。人们不但要和他人建立关系,更渴望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他人即地狱”这句话虽有些悲观,但萨特却因此为大家熟知。他在晚年时,曾作过如此解释,他想传递的是如果你同他人的关系遭到歪曲和损害,那么他人就会变成也只能变成生活在地狱里的人。因此,人们必须要提高与他人相处的能力,学会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
其实,这种关系缺失影响身体状况的现象,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出现。对于人们来说,关系是一种需要,它可以使人们有机会同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享受其中的乐趣。同时,关系还会给人们带来好多好多……在《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中,作者托马斯·史丹利告诉我们,他曾采访了数千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当问起这些人,什么才是积累财富最重要的技能时,94%的富翁都会把与他人融洽相处的能力看得极为重要。事实上,他们觉得,从创造财富而言,能够与他人融洽相处比拥有过人的智慧更重要。你与他人相处的能力将会产生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本身要比金钱更有价值。
二、关系是人生的一部分
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曾说过:“关系没有终点。某一段特定的关系可能会结束,但关系不会终止。存在即联系。”我们说,关系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人生的一部分。从哲学角度看,关系存续的时间无论长短,都是时时刻刻在改变着。因为我们本身是在不停地改变着、成长着。从人的本性来说,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渴望拥有一种愉快、开放而且让彼此都欢喜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为人们的梦想提供支撑,可以为人们的心灵补充能量,可以为人们的所为一路高歌……
那么寻求他人的关注又意味着什么呢?通常,这意味着让他人看着你,和你交流,或者以某种方式和你建立联系。作为教师,最应该考虑的是,能否让寻求关注的学生们的灵魂得到升华,能否帮学生们感受更多的欢乐和人间的美德,能否让学生们发现自己的内在美和特殊才能。
我们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师生关系,学生们的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乔治·华盛顿·卡弗说过,“所有学习的过程都是理解关系的过程。”作为教师将如何与学生建立一种关系,使得学生们把他当成知己一样信任他、喜欢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也许有的老师认为:我教我的就行了,学生们爱学不学,我是来授课的,不是来讨学生们喜欢的。其实不然,作为学生,他是不会向自己不喜欢的人学习的,年龄越小越是如此。从教师来说,要么你和学生们建立一种关系,要么就没有交集。作为教师,还有什么比我们的学生和未来更为重要呢?
教师的天职就是影响他人,当学生们感受到教师的关注、认可、赞美时,会给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这种快乐会让他们的生活充满着乐趣和动力,会获得我们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喜欢获得他人的赞美,这是人性的一个特点。每个人都期盼看到别人赞许的目光,期盼听到别人赞美的话语。赞美这两个字不仅让别人愉快,也会让自己得到许多。马克·吐温曾经夸张地说:“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多活两个月。”赞美是有魔力的,永远都不会是多余的,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说,教师每一次真诚的赞美,可以胜过一千次的责备。也许,教师的赞美只是短短的几个字“很好”、“不错”、“精彩”、“好棒”,但却能给学生带来无尽的信心和力量。
三、改变关系的路径
关系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重述,再现”。所谓关系是指建立在自己对别人的描述和再现基础上的,是人们对他人评价和看法的一种外在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在大脑中如何向自己描述对方,给其下了什么定义,对彼此间的关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师生关系,如果教师在大脑中向自己描述的是学生们的优点和长处,再现的就是学生们积极的一面,关系就和谐。相反,关系就糟糕。也就是说,教师在大脑中怎样描述学生,学生可能就真的成了这样的人。
我们身边经常有人会问:我该如何去改变别人?美国学者威尔·鲍温说得好“要想改变一个人,首先,你就要改变自己对他的看法——这是改变别人的唯一途径。”总之,我们改变了,关系一定也会改变。我们通过自我转变,来转化关系。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然后去引导积极的关系,我们就会赢得机会。改善关系的路径很多,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1.创设情感协调。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卡西波说:“在人际关系互动中,人们都在不断地传递着各种情感信息,这种情感信息会让自己的情绪波动很大,由此可见,情绪是有感染力的,这种感染力会让人叹为观止。”有关研究表明,人们之间的交流只有7%是通过词语实现的,38%是通过声调实现的,人们交流的大部分,其中约55%是通过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实现的。一个人的面部表情、手势、姿态和举止比他的语言提供的信息更多。
2.追求情绪饱满。哈佛学者研究发现,情绪就像病毒一样,能快速地从这个人身上传播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被感染者有时会一触即发,有时会潜伏下来,在适当的时机爆发。所以,情绪是互相感染的。作为教师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学生,及时了解学生的情绪感受,帮助学生远离“坏情绪”,并且善用情绪的力量,把一些负面情绪也能用在正面的事情上,扩大这种良性的情绪范围,让学生们受到感染,健康地成长。我们说,只有在教师的能力和情绪与自己的学生的能力和情绪相接触的最高境界上,才能真正感受到那种欢悦的师生关系。
3.培养卓越人格。每个人都有吸引他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像一块磁石,用特有的磁场吸引着自己的同类。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吸引力。作为教师必须是快乐的磁石,有着迷人的个性魅力,他们身上洋溢的应是和蔼、大度、纯洁、公正、无私、谦虚…教师是优秀的“社交家”,以高尚的品质吸引着学生,成为学生心目中的表率。
人格只有在健康的环境和教育影响下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不然,人格在不健康的环境和教育影响下必定成为畸形。教师对学生人格发展的影响,与对学生智力发展和知识积累的影响作用同等重要。同时研究也表明,教师对学生精神发展和人格的个性化产生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父母带给他们的家庭影响。教师的任务是使学生身上无意识的东西变成有意识的东西。教师只有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精力、热情、才能和知识,方可以使学生受到最好的教育。
我们说,教师身上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会让人精神愉悦,充满活力,不断前行。有了它,即使是最淳朴、最淡然的颜色也能被调和成最绚烂的色彩。
参考文献
[1]像哲人一样思考:20位西方哲人的思想解读/吴小玲,刘烨编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9
两性关系论文 篇10
一
众所周知, 鲁迅的感情和婚姻生活是极为不幸的。1906年9月, 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万般无奈之下, 不得不服从了母亲的意愿和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朱安结了婚, 这给鲁迅带来了一生的伤害。1919年的一天, 当鲁迅读到一位少年所写的抨击封建包办婚姻的散文《爱情》后联想到自己的婚姻悲剧, 深有感触:“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 不知道有谁知道。”[1]可以说, 大半生婚姻的不幸是鲁迅进行社会批判、思想批判的内在动因。而当鲁迅在承受着旧的婚姻制度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的同时, 在朱安的命运中, 他也看到了社会给女性造成的更深的伤害, 那就是精神的和生存的依附性。朱安虽然一生拥有鲁迅夫人的名声, 但却是个虚名。她曾经向别人抱怨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 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 怎么会生儿子呢?”[2]这句话揭示出了他们夫妻“无爱的婚姻”的实情。然而偏偏朱安却又分外恪守“妇道”, 认定自己“生为周家人, 死为周家鬼”。她曾自比一只蜗牛, 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 我想好好地服侍他, 一切顺着他, 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 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 爬得再慢, 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2]173然而两人的天壤之别岂是容易填平的, 结果还是“待他再好, 也是无用”。在周家做了一世“蜗牛”的朱安, 终也没有走进鲁迅的心。
毋庸质疑, 这样的两性关系的体验势必会对鲁迅的女性解放思想产生影响, 形成其女性解放思想的独特视角和关注, 即:以对女性的社会层面的存在为关注, 强调女性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的独立和强大。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 批判女性的精神依附性, 呼唤女性社会人格的独立与强大。
在鲁迅有关女性题材的文学创作中, 对于女性精神依附性的批判是其挖掘最深的主题, 而《伤逝》尤为深刻, 因为悲剧的女主角子君是一位娜拉式的“新女性”。然而这位曾经勇敢地叫出“我是我自己的, 你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新女性, 由于她的反抗的勇气只是止于争取婚姻的自主, 其内心深处对自我的期许和一般传统女子无二, 即:做一个男人身边的好主妇。于是, 和涓生同居之后的子君, 很快就投入和沉溺到主妇的角色之中, 这逐渐使两人之间有了隔膜。而当更大的生活压力袭来的时候, 由于子君的人生没有更多的追求和支撑而只系于和涓生的爱, 因此也缺少应对社会压力的力量和勇气。于是, 在涓生的眼中, 曾经“无畏”的子君现在成为“怯弱”, 她再也无法给同在社会的压力下挣扎的涓生以鼓励和勇气, 并终于成为累赘, 遭到被抛弃的命运。
《伤逝》里有着鲁迅的痛苦的婚姻体验在里面, 那就是与一个只有愚钝的“妻性”, 却与之毫无灵魂交流的女子必须厮守在一起的痛苦。据载, 有一次鲁迅说到日本的一种点心很好吃, 朱安就自作聪明地说, 是的, 我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别说绍兴, 就连北京都没有, 她怎么能吃过呢?[2]171想讨好又弄巧成拙, 面对朱安精神世界的寒陋, 鲁迅已经不愿意花心思去体谅她的曲意迎合了。而在《伤逝》中, 面对着精神世界日渐贫乏的子君, 涓生也是由怜悯终至厌烦:“她的勇气都失掉了, 只为着阿随悲愤, 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 大半倒是为她, ……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 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厌烦乃至鄙夷情绪想必也有着鲁迅平日对于朱安的感受在里面。“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 甚至“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朱安既没有离去, 更没有死, 她活得比鲁迅还要长久。1923年夏, 当鲁迅和周作人绝交搬出八道湾的时候, 他曾经希望朱安回到绍兴娘家, [5]59其实是经历了兄弟失和之痛的鲁迅希望朱安这次能够离开他, 放他精神上的一条生路。然而朱安说:“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 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 缝补, 洗衣, 扫地的, 这些事我可以做, 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2]171
“做稳了奴隶”是中国许多女性的人生期望。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活的“样板”, 不得不让鲁迅疑心中国女性与传统思想的决裂不是那么容易的, 也不得不使他对于所谓的“新女性”也持怀疑态度:是不是她们的思想里还是住着传统的旧鬼。———否则, 还会重复旧式女人的命运。《伤逝》正是鲁迅怀着对于中国女性的深沉的关怀, 创作给她们看的一篇小说, 他告诉她们:如果女性在精神上不能够独立和强大以应对社会的压力, 如果在思想深处还是一个“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的旧式女子, 那么即使赢得过一个男子的爱情, 结局也还是可能被抛弃。因为要在这个黑暗、残缺、野蛮、不义的社会中生存, 只有爱是不够的。还需要两个人“向着这求生的道路, 是必须携手同行, 或孤身奋往的了”。因此女性不能够只具备“妻性”, 她也要成为一个“战士”, 一个人格的强大者, 才能够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牢靠的幸福。
与批判女性的精神依附性的同时, 鲁迅鼓励女性与社会相抗争的勇气和韧性的战斗精神:“在真的解放之前, 是战斗。……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 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 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 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 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栲而斗争, 也还是必要的。”[3]与此相关, 鲁迅对于传统的以弱为美的女性标准颇不以为然:“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者林妹妹, 我想, 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 她和我们相近。”[4]对于许多中国男子期待的女子的“妻性”鲁迅也不感兴趣。鲁迅所欣赏的女性, 是他的老乡兼同学秋瑾, 是《补天》中那个一个不顾“小东西”的破坏和阻挠、用自己的生命成就补天事业的女娲。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 鲁迅高度评价和赞美了中国女子的“勇毅”, 这新的发现让他在殷红的血色中看到了微茫的希望:“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 是始于去年的, 虽然是少数, 但看那干练坚决, 百折不回的气概, 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 虽殒身不恤的事实, 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 虽遭阴谋秘计, 压抑至数千年, 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 意义就在此罢。”
在当时一片鼓吹“婚姻自主”、“娜拉式出走”的女性解放的喧嚣声中, 鲁迅没有随声附和, 而是对女性的精神依附性进行了批判, 呼唤女性社会人格的独立、强大, 这既体现出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深刻, 又不能不说和他情感生活的伤痛和教训有关。
另外, 对于女性独立、强大社会人格的呼唤也有着鲁迅的对于情感的隐秘寄托在里面。鲁迅深知, 如果他要再次涉足两性关系, 他面对的压力将是巨大的。“我先前偶一想到爱, 总立刻自己惭愧, 怕不配, 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5]因此, 能够给他带来真正幸福的女子,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妻子, 而是一个人格强大独立, 可以和他一起抗拒社会压力的女子。由于《伤逝》写于和许广平的热恋时期, 因此有论者认为这篇小说既有着鲁迅对于抛弃朱安的愧疚, 又有对于许广平的试探[6]。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笔者认为鲁迅担忧的不是许广平的爱是否真诚, 而是她是否有力量消纳来自社会的伤害, 从而使他们的结合真正幸福。可以说, 现实中的许广平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写道:“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 是始于去年的。”而几乎就是在“去年同日”许广平给鲁迅发出了第一封信。在信中, 这匹小“害群之马”表现出的青春、热情和勇气当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纵观《两地书》, 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共同的抗争是他们爱情生活的重要内容。而许广平更把她的强韧和勇气体现在她对与鲁迅的爱情生活的捍卫中。许广平虽然小鲁迅很多, 对鲁迅却一直是宽慰和鼓励的态度, 最终坚定了鲁迅“我可以爱”[5]的勇气。可以说, 许广平的出现使鲁迅体会到了觉醒、独立而勇敢的新女性带给他的幸福, 这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坚定了鲁迅的关于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路。
不过, 与呼唤女性社会人格的独立和强大相比, 在鲁迅的女性解放话语中的男子则是退缩的和缺乏承担的。《伤逝》中的涓生最终抛弃子君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子君并非他所想的那样坚强, 就是因为他自己是胆怯的, 他想从子君那里得到一种鼓励和支撑。而在《射日》、《幸福的家庭》等篇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隐含作者对文中“主妇”的厌烦鄙夷情绪。如果说鲁迅的女性理想是缺少“妻性”的, 那么他笔下的男性则是缺少“夫性”的。在这些男性文学形象和隐含作者身上, 有着真实作者的自我投射。长期不幸福的婚姻生活, 使鲁迅已经不习惯两性关系中的“日常内容”, 也不习惯了作为一个男人对于女人的爱, 这也造成了他的女性解放话语中的男性的缺席。
(二) 鼓励女性争取经济权, 获得社会地位的保障。
与其对于女性的社会关怀相对应, 鲁迅还清醒地认识到, 女性的解放不仅要先有“人”的自觉, 而且要获得独立的经济权。朱安们之所以要“蜗牛式”地生存, 很重要的原因是旧式女子把自己的一生都系于嫁人, 除了靠夫家“养”, 别无生路。即使鲁迅逝世之后, 许广平依然继续承担“养”, 朱安的责任。鲁迅说:“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 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3]因此, 当社会上正在盛赞“娜拉式出走”的时候, 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娜拉走后, 不是堕落, 就是回家。”他说:“梦是好的;否则, 钱是要紧的。”“……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 在目下的社会里, 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7]在在鼓励女子争取经济权时, 鲁迅同样要求她们要有“韧性”的战斗精神:“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 那要义就是韧性。……要求经济权也一样。”[8]总之, 在鲁迅看来, 女性只有具有了强大的社会人格, 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权, 先做好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人”, 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二
与鲁迅相比, 周作人的两性情感经历就幸福得多。首先周作人的婚姻是自主的, 鲁老太太由于接受了给长子包办婚姻的教训, 决定让第二个儿子自由恋爱, 从而使周作人免去了包办婚姻的痛苦。与鲁迅婚姻的不幸相比, 周作人和信子的婚姻堪称美满。在两人的婚姻中虽说信子有些强势, 但是信子在料理家务方面的精明、能干, 以及她的传统东方女性式的对于家庭的热爱、奉献和忠诚却正是身心孱弱的周作人所需要的。“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 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 [8]从这样的诗句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周作人的家庭生活的幸福, 同时他又在说明, 家庭的幸福才是他事业的动力, 世俗幸福之于个体意义重大。他爱那给他带来幸福的女人, 自然希望她们能够得到幸福。周作人说:“我于妇女问题, 与其说是颇有兴趣, 或者还不如说很是关切, 因为我的妻与女儿们就都是女子, 而我因为是男子之故对于异性的事自然也感到牵引, 虽然没有那样密切的关系”。[9]因此, 他“决心要给她们奋斗一回试一试, 无论那障害是人力还是天力”。[10]而对家庭生活的珍视, 以及为人夫、为人父的角色, 使得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的关注不同于鲁迅的社会视角与对女性独立、强大的社会人格的呼唤, 而是以女性的世俗幸福为关注, 希望她们能够充分享受作为女人的自然角色的幸福。
(一) 建立“女性本位”的伦理新秩序。
既然对女性而言, 最根本的幸福是为人妻母的世俗角色的实现, 在周作人看来, 社会便有义务为她们提供一个好的伦理环境。所以相对于鲁迅的社会和伦理批判, 周作人的伦理思想更多正面建设的内容, 并且其伦理思想的突出特征就是“女性本位”, 从而保护女性能够享受世俗的幸福。
在周作人看来, 女性要想实现作为女人的幸福, 首先就要得到性的解放。这与他在自然和世俗层面上对于女性的定位有关系。周作人非常认同维也纳妇科医学博士鲍耶尔的观点:“女子的生活始终不脱性的范围。”[9]所以在他看来, 性于女性幸福事关重大。因此周作人对于传统性爱伦理进行了改革, 倡导确立“女性本位”的性爱观。周作人首先借助现代人类学知识揭示了造成女性性之不幸的“不净观”的根源, 即为人类野蛮思想的遗留, 并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了“净观”思想, 从而肯定了女性性的权利。确立了“净观”, 周作人更是运用现代生理学知识, 阐明男女性规律的不同:“现在有许多学者都已知道两性的性欲的差异, 男子是平衡的, 女性是间歇的”, 然而“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 ……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 赞扬女性之被动性, 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 连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认了”。周作人认为:“女子的这种屈服于男性标准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小于经济方面的束缚。”他指出:“假如鲍耶尔的话是真的”, 即“女子的生活始终不脱性的范围”, “那么女子这方面即性的解放岂不更是重要了么?”[9]然而“古来的圣母教崇奉得太过了, 结果是家庭里失却了热气”, “主妇以仪式名义之故力保其尊严, 无复生人之乐趣”, [9]所以如果“性的关系应以女性为主”, “文明社会如能多少做到这样, 许多家庭与恋爱的悲剧可以减少”。[17]
在“女性本位”的性爱观的基础上周作人进一步提出了“结婚的爱”的思想, 认为“理想的结婚便是在夫妇间实行情人们每日赢得交互的恩惠之办法”。同时他又认同佛教“女人三护”的思想 (幼小父母护, 适人夫婿护, 老迈儿子护) 思想。[18]总之, 周作人的新的伦理秩序是以女性为本位, 围绕女性营造出一个文明而温暖的人间世界。在周作人看来, 女性幸福了, 也就是男性和小孩的幸福, 女性的解放对于整个伦理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具备人生的科学常识, 更好地享受为人妻母的幸福。
除了建立女性本位的伦理新秩序, 女性的幸福还要靠自身的改造。但周作人所指出的女性改造之路不是如鲁迅所强调的在社会斗争中锻炼人格, 而是通过接受科学文化教育以修养人格, 这样才能对人生有真正的了解和热爱, 从而更好地享受为人妻母的角色。周作人说:“我决不说世风日下, 以为旧妇女比新的要好要能干;糊涂的经验与空洞的知识一样是无用的”, [13]因此, “现今在家庭里的青年女性……为得将来可以做得丈夫的伴侣, 做得儿女的教师, 又使得自己的心贤明聪慧, 温雅开阔, 在短的一生里享受长的精神上的快乐起见, 每日至少要有一小时, 就是在晚上把睡眠时间减省下来也好, 养成读书的习惯”。[14]他是这样理解女子教育的意义的:“老实说, 现在女子求教育, 不可从职业着想, ……其实只是凭了学问与教养的力, 使姿态与品格自然增高, 这是极好的精神上的装饰, 在个人是值得用十载寒窗的苦工去换了来的。”[15]
周作人认为现代女子最迫切的需要是“普通知识之获得及其实用”[13], 即与世俗幸福有帮助的知识, 而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思想的养成”[16]:“想做贤妻良母之人, 不知道女人, 男人, 与小儿是什么东西, 这岂不是笑话?”[13]同时, 周作人认为女性要多读“哲学、心理学、历史、动植物学”等“硬性的书”, 这样不仅可以“补这方面所缺的智识, 养成细密的观察与精确的判断力”, 而且可以使得“理性明确”、“感情清新”, “于今后的妇人均为必要”。[14]如此通过不断的修养, 方能成为一个“常识完备, 趣味高尚, 理知与感情均进于清明纯洁之域”[13]的人, 从而“得到文明妇人的资格, 对于夫可为贤妻, 对于子可为贤母, 在社交界可为男子的好伴侣”, [14]如此才能够更好地享受作为一个女人的世俗幸福。
与鲁迅的有着强大社会人格的女性理想不同, 周作人理想中的女性则散发着女性特有的温爱体贴的气质。汉乐府古辞《陇西行》里的女性形象是周作人喜爱的:“好妇出迎客, 颜色正敷愉, 伸腰再跪拜, 问客平安否?请客北堂上, ……酌酒持于客, 客言主人持, 却略再拜跪, 然后持一杯。”周作人说:“诗中之人亦正写得极可爱, ……”[11]他又在《丁亥暑中杂诗白蛇传》赞赏白娘娘的“妇德”。在《关于孟母》中周作人写道:“中国现在需要怎样女子呢?这就是孟母那样的”, 而一般历史上认为的“六女杰”都不如孟母更适合做“女范”, 因为孟母“这种懂得教育的女子实在是国家的台柱子。还有一层, 孟母懂得情理。……思想通达, 能节制自己, 能宽容别人, 这样才不愧为文明人, 不但是贤姑良母, 也实是后生师范了”。[12]周作人一再表彰“贤妻良母”, 非他的大男子主义使然, 实在是生活的经验使他体认到家庭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女人是多么幸福。而在周作人的笔下, 除去晚年日记中记录和信子吵架事, 出现在《故乡的野菜》、《唁词》、《若子的病》等篇, 以及《知堂回忆录》所载的中那个偶然看到刘半农和夫人接吻后与“我”“相与叹息刘博士之盛德, 不敢笑也”的“妻”, 也都堪称贤妻良母了。
与这样的女性相应的男性形象也是一个女性的保护者———但并不是传统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男性。周作人反驳那些只要女性做贤妻良母的论调:“许多事情都是对等的, 要想叫女人作贤妻良母, 对于男子方面也不得不问一声, 怎样是贤夫良父, 以便对照设计。”[15]周作人赞同“骑士的爱”, 他说向来的男子多是本能的人, 只有“骑士的爱”才是爱, 因为骑士的爱是建立在对于女人特点的了解与尊重之上的爱。又比如女性本位的性爱观, 在周作人的解释中这是男人的自觉的牺牲, 是一种爱的表现:“这虽然在男子是一种束缚, 但并非牺牲, 或者倒是祝福。” (《结婚的爱》) 周作人甚至赞赏誉妻癖, 认为这“与季常之惧稍有不同”, 是“一件盛德事”。[19]不仅如此, 周作人还把对女性的态度作为评判男子人格的标准:“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 欲知其见识高下, 有一捷法, 即看其对于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 即已了然无遁形矣。” (《扪烛脞存》) 总之, 周作人女性解放思想话语中的男子形象是与鲁迅的女性解放话语中男性形象的缺席成对照的。“在我想来, 涅盘之乐还不如喝一杯淡酒, 读两首赞叹短小腿人种的诗, 不论古今, 因为我是完全一个俗人, 凡人”。[20]周作人是热爱人间生活的, 所以他也热爱给他带来人间幸福的女人, 因此他也愿意娇宠她们, 让她们得到作为女人的幸福。
(三) 寻求更贴近女性生命实际的社会保障。
与鲁迅一样, 周作人也将经济上的独立视为女性解放的重要条件, 然而周作人的考虑更帖近女性的实际。他说:“但有一件根本上的难题, 能妨害女子经济的独立, 把这问题完全推翻, 那就是生产。”[21]身为三个孩子的父亲, 并且与周作人一家长年居住在一起的妻妹经常给人接生, 这应该使得周作人对于女性生产的痛苦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活的不方便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然而“民种的生殖, 是社会的职务。所以我们断定说:女子生产, 因为尽她社会的职务, 不能自己养活”,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应该供给她”。周作人引蔼理斯《性的进化》中的记载:“古时孕妇有特权, 可以随时进园圃去, 摘食蔬果, 这是一种极健全美丽的本能的表现。”[21]
三
现实生活中两性关系遭际的不同给鲁迅、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带来了深隐的影响。鲁迅的女性解放思想以对女性的社会关怀为出发点, 对女性的精神和生存的依附性进行了批判, 呼唤女性做一个人格独立、强大的“社会人”, 相对而言忽略了对于女性自身特质的关注, 以及对于世俗幸福在女性生命中的位置和意义的思考。鲁迅的女性解放思想是他的国民性批判和立人思想的有机组成, 显示出启蒙现代性的品格, 其中沉淀着封建包办婚姻带给他的教训和痛苦。而幸福的家庭和婚姻生活影响于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则是:以女性的世俗幸福为关注, 认为女性最大的幸福乃是享受为人妻母的自然角色, 从而使他的女性解放思想显示出审美现代性的品格。然而相对来讲, 周作人的女性解放思想也忽视了社会生活内容在女性生命中的位置和意义。也就是说, 周作人为女性所开出的幸福指南只有在一个相对文明、健康的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否则, 一个女人只凭“贤明聪慧, 温雅开阔”, 是无法抗拒来自社会的压力和伤害的。
师生间不可能有平等的两性关系 篇11
网友“@汀洋”等举报厦门大学教授、博导吴春明诱奸女学生的事件不断发酵，先是“受害女生”发公开信有图有细节地揭示校园“潜规则”，当事人“色狼”形象定格；媒体迅速跟进，吴落到“诱奸了几个都说不清”的不堪地步；然而，事态扭转，支持吴春明的122名历史系学生发表联名信，反驳举报帖，为导师正名。两股力量拉锯之下，事件有不了了之的趋势，“罗生门”之声再起。
“罗生门”因为黑泽明的电影为人所熟知，常常被用来比喻那些各个知情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为了自己的利益编造谎言，导致真相莫辨。实际上，读过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原作便知，大师黑泽明在这里也玩了一把“罗生门”：电影用的是芥川小说《罗生门》的标题，讲的却是另一篇《竹林里》的故事。一个武士死在竹林里，为什么？按说真相只有一个，但《竹林里》告诉我们，真相在每个人那里完全可能不同。
用“罗生门”对照厦门大学导师诱奸女学生事件，颇为意味深长：女学生与男导师，在正常教学之外有着怎样的私人关系，本身就如同“竹林里”一般隐秘，外人很难得知。两性关系的天然私密性，提供了男女各作解读、自说自话的可能。正因此，其他学生的公开信显得不智且可笑，再人多势众，对于他人有没有“不轨之事”，恐怕都没有发言权。面对他人情感纠葛，众人都在“竹林”之外。
中国社会对于导师与学生的不伦关系宽容已久。你看护师心切的学生们对“床照”避而不谈；法律学者关心的也只是“诱奸不是犯罪”———似乎只要没有“利用导师之便”，不是“对众多女生”而是“对一个”，导师就没错。
高校导师作为权力、学术、地位上的优势一方，与学生天然处于不平等的两端。就像推荐论文发表、保研读博、推荐工作，对一些弱势学生来说意义重大，哪怕作出“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所谓“师生恋”的两桩原罪，一是导师可能利用职务之便，令学生自愿或非自愿地“恋爱”；二是师生恋会影响其它学生的权益。这就是在欧美国家，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师生恋被明令禁止的理由。
国际共识是，任何存在权力控制、上下级依附的职业关系中，都不可能存在平等的两性关系，比如医生与病人、律师与委托人，都在此列。那些实在情难自禁的师生，倒也可以尊重你的恋爱自由，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放弃教职，追求真爱。
“师生勿恋”，禁令的另一面，还有对老师的保护。道理很简单，最初是爱，转眼成恨，男女翻脸分手，当初的自由恋爱完全可能被改写，一方说性骚扰或“诱奸”，另一方有口莫辩。
这才是厦门大学事件告诉我们的真相：师生要避免“竹林里”，就绝不要自己往“竹林里”钻。我们的大学，根本就不可容忍这样的“竹林”存在。
编辑/范潜
高校师生关系与教学态度的关系 篇12
一、师生关系与教学态度的含义
师生关系是指教师和学生在共同的教育教学过程中, 通过相互影响和作用而形成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同时, 师生关系也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 由两者的地位、态度及互相作用所产生的一种人际关系。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师生关系对教学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学生方面主要表现为对学生学习、心理健康、思想品德的影响, 在教师方面主要表现为对教师教学态度以及教学方法等的影响。
教学态度是教师对教学工作和学生的一种心理反应倾向, 这种反应倾向在整个教学过程中, 通过与学生联系、交往、接触而有效地影响和改变学生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教师的教学态度主要体现在对教学工作的态度, 从备课到上课, 再到课后反思, 教师在每一个环节体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倾向都是教学态度。另外, 教学态度还体现在对教学对象, 也就是对学生的态度。教师在与学生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和心理反应也是教学态度的一方面。
二、师生关系与教学态度之间的关系
(一) 师生关系对教学态度的影响
师生关系的发展影响着教学中的各个方面, 其中教学态度就直接受其影响。师生关系的和谐与否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态度, 也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情绪与教学态度。
1. 和谐的师生关系
和谐的师生关系的核心是在师生间心理相容, 心灵上相互接纳的基础上形成的真挚的情感关系。在和谐的师生关系中, 教师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以民主平等的心态对待学生, 相应地, 学生也会对教师报以同样的尊重和爱戴。但是和谐的师生关系并不是一味地放任学生。教师对学生民主和宽容的最终目的是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保持学生的学习动力。因此和谐的师生关系也少不了对学生严格要求, 认真负责。
在教学过程中, 互相认可与信任是建立师生关系的前提。和谐的师生关系表现为教师与学生能够进行沟通交流与合作, 能够互相尊重, 在教学活动中互相鼓励与支持, 最终达到一致的教学目标。良好的师生关系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具积极的教学态度, 与学生能够更好地沟通合作与交流, 促进教学活动的实施。良好的师生关系加强了教师对学生的认同感, 树立勤奋务实和科学严谨的态度, 能够理性认真地对学生负责, 在此种动力的驱使下教师会更加明确自己的职责, 并在今后的工作期间多做全面的、详细的反思和自省, 尽快提高自己, 完善自己, 从而适应课改要求下新教师的要求。
2. 不和谐的师生关系
在不和谐的师生关系中, 教师不能正确认识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地位, 对学生有偏见, 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缺乏沟通和交流, 多以责罚为主, 缺少鼓励和赞美。教师在教学中忽视学生的独立性, 不尊重学生, 在教学中不以德服人, 而是以武制人, 这使得师生之间矛盾重重。教师长期不接触学生, 不去了解学生思想和心理状态, 与学生缺少沟通和交流。这种情况会导致学生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教师, 或拒绝与教师合作, 久而久之, 教师也会受到影响而产生消极的教学态度。长此下去, 师生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加剧, 教师的态度也会越来越消极, 最终可能导致教学活动完全无法进行。
(二) 教学态度对师生关系的影响
态度是处事之源, 好的教学态度是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前提和保障, 而师生关系的好坏是衡量教师教学态度的重要依据。相关教学实践表明, 一个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态度对师生间的关系有着重要影响。教师能否上好一堂课, 能否妥善处理与学生间的关系, 学生是否喜欢上这堂课, 能否从这堂课上学有所获都与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态度紧密相关。所以说, 教师的教学态度影响着他对教学工作全方位的理解, 影响着他对教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心, 更影响着学生在课堂的表现, 从而直接影响着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教师的教学态度分为积极的教学态度和消极的教学态度。积极的教学态度是教师对学生的能力、思想认知和个性等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 并且能敏锐地发现学生的兴趣爱好, 激发学生兴趣, 做到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反之, 如果对教学工作和学生形成的是不正确的情感、认知和心理定势, 则将会形成消极的教学态度, 最终阻碍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和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1. 积极的教学态度对师生关系的影响
教师积极的教学态度主要表现为能对教学工作做出正确的理解。教师热爱教学工作, 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地投入,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不照本宣科, 教学活动具有创新性和极大的吸引力, 学生喜欢上课, 愿意参与课堂活动, 能够与教师友好地相处。
积极的教学态度表现为教师严于律己。教师为人师表, 是学生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教师要带头遵纪守法, 先严格要求自己, 再去要求学生, 学生则不会对教师产生反感, 愿意跟随教师的脚步, 从而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 不断进步。
积极的教学态度还体现在教师对学生的关心与尊重上。教师和学生互为教学主体, 教师应该意识到学生的主体地位, 明白学生只有被爱与被尊重, 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得到体现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如果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主动尊重学生的人格, 主动关心学生, 了解学生思想动态, 将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更能有效地加强师生间教学相长的合作关系。
2. 消极的教学态度对师生关系的影响
消极的教学态度源于教师对教育教学的不正确认识。教师消极的教学态度主要表现为对教学工作的轻视、厌恶和对学生的疏远、冷漠。教师在很多时候都是学生的榜样, 但是持消极教学态度的教师, 讲课漫不经心或者对教学内容照本宣科, 这样的课学生不感兴趣, 还会怀疑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水平。长此以往, 学生会完全丧失对这门课的兴趣, 最终厌恶教师, 从而不利于师生关系的健康发展。
消极的教学态度, 表现为教师对学生接受知识的情况不关心, 不与学生交流和沟通, 对学生的问题漠不关心。教师不去关心学生, 学生也对教师持无所谓的态度, 消极对待教师的要求。师生之间交往甚少, 交流有限, 不仅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 还会使得学生和教师长期处于关系冷淡状态。
消极的教学态度, 还表现为教师不能公平公正地进行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是检验是否达成教学目标的一种信息反馈, 教师在进行学生学习效果评价时消极对待, 学生则会对教师产生负面情绪, 最终影响师生关系。
良好的教学态度有助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 师生关系的好坏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态度是否端正。端正的教学态度是教师对其职业的认同感的体现, 而强烈的认同感是教师提高教学能力的基础, 教师教学能力的高低影响着学生对教师的态度, 进而影响着师生关系。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生而就有的, 是在后天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所以教师只有不断提高教学能力, 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才能不断增加。
三、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树立教师正确的教学态度
(一) 完善教师的自我表现
教师应从自身做起, 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首先, 教师要衣着整洁, 言行大方。教师仪表对于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有重要作用, 而第一印象的好坏, 对随后的师生关系的建立有直接影响。良好而深刻的第一印象能够增强教师对学生的人际吸引力, 从而为师生关系的和谐发提供很好的开端。其次, 教师要注重自身文化修养, 在教学活动和日常交往中, 处处为人师表, 塑造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形象。教师依靠自身渊博的学识、德才兼备的表现, 才能对学生产生较强的感染力。
(二) 民主、公平地对待学生
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仅是良师, 还是益友。师生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首先, 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 在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 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获得体验, 享受被尊重的感觉。教师也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 重视班集体的作用, 与学生共同探讨解决问题, 创建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要宽容地对待学生, 同时也要严格要求, 只有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中, 才能够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独立自主性。
其次, 师生之间要加强交流与沟通。师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与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教师与学生之间不仅要加强交流, 还要扩大交流的范围。教师既要做良师, 又要做益友。教师要教书也要育人, 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 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教师在平时还要多关心学生, 了解他们的思想, 帮助他们解决难题。只有这样, 师生关系才可以更上一层楼。同时, 对于学生来说, 这种更好的关系也可以成为他们努力学习、不断前进的动力。
(三) 注重个体发展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 教师要发现学生的独特的闪光点, 注重个体发展。一个优秀合格的教师必定是负责的教师, 总是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学生, 诚挚地对待学生, 时刻鼓励和赞美学生。教师的赞美和鼓励, 不仅是对学生的肯定, 也是学生努力学习的源泉。除此之外, 还深刻地影响着学生智力和个性的发展。如果教师总是责罚学生, 学生就容易缺乏学习的自信与动力。因此, 教师在教学与管理活动中应当学会鼓励和赞美学生, 寻找每一位学生的闪光点, 让学生在鼓励中前进, 在赞美中成长。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的师生关系能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地发展, 而不良的师生关系则会阻碍学生的发展。因此, 作为合格的教师, 我们必须学生和平相处, 创造和谐的教学氛围, 使学生健康成长。
总之, 师生关系与教学态度密切相关。好的教学态度会增强教师对其职业的认同感, 也会促进学生的学习。反之, 不良的教学态度则会影响教师自身的发展, 打击学生的积极性, 不利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因此, 教师要树立积极的教学态度, 采取民主、公平的教学方法,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共同发展的关系, 才能互相促进, 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摘要：师生关系是影响教师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良好的师生关系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具积极的教学态度, 与学生能够更好地沟通、合作与交流, 促进教学活动的实施。同样, 教师的教学态度对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积极认真和科学严谨的教学态度可以增加师生之间的好感, 从而有利于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相反, 懒散消极的教学态度不能使师生良好地合作, 影响教学活动的实施, 从而影响师生关系。
关键词：师生关系,教学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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