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诉讼原理

基本诉讼原理（共3篇）

基本诉讼原理 篇1

摘要：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中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对于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的开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 基本原则也是刑事诉讼法立法理念的重要方面。本文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出发, 通过解读几种典型的基本原则来探析其在诉讼程序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诉讼程序

一、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概述

(一)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界定。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对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司法机关和包括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等在内的刑事诉讼参与人在进行刑事诉讼程序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各种行为的法律准则,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任何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相违背的诉讼活动或诉讼行为都是无效的。而且,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遵守必须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 体现在各方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活动的各个方面, 而不是仅仅体现在某个或者某几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在实践中, 一些刑事诉讼原则只是暂时地存在于某个特定的诉讼程序阶段, 如两审终审、审判公开等等, 由于这些原则不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 因而这些原则不应成为基本原则。因为世界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以及具体法律文化的不同, 所以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在不同国家具有其本国特色的规定和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 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在国家公权力的权威性和主导性, 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一般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英美法系国家,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更多地体现在突出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性, 赋予其更多的诉讼权利与国家公权力相抗衡, 在这种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影响下, 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的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处于相对比较被动的位置, 一般不会对诉讼程序进行过多的干预, 而只是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对诉讼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司法指导, 审判人员的职能主要是主持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开展, 所以英美法系的审判人员相对于大陆法系的审判人员来说更具有“旁听者”的行为特征。

(二)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立法价值取向。

由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各方诉讼参与者和国家司法机关的重要行为准则, 因此,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立法价值取向成为了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所热衷于研究的对象。虽然不同国家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有着不同的立法价值取向, 但是, 目前从全世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立法趋势来看, 其价值取向越来越侧重于保护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的刑事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在最大限度上防止国家司法权对其进行不必要的侵害。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诉讼法, 其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更加倾向于大陆法系的相关立法规定。但是,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进行着法律移植, 持续地将外国发达国家的相关优秀立法经验应用于我国的立法实践中, 所以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立法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来, 呈现出具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混合的立法特色。从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大体趋势来看, 中国立法者正在逐渐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 尽量弱化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国家专门司法机关过于强大的公权力对刑事诉讼程序的主导, 使控辩双方的诉讼力量对比处于一种平衡的局面。

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种类较多, 如: (1)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原则; (2) 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原则; (3)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4) 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 (5) 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6)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 (7) 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原则; (8) 检察监督原则; (9)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 (10) 刑事司法主权原则; (11) 刑事司法协助原则。但是, 从目前我国司法实践来看, 最为常见的基本原则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权力原则、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和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

二、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权力原则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关键

就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来讲, 法院掌握着审判权, 而且是行使审判权的唯一司法机关, 未经法院审判不得宣判任何人有罪;检察院主要负责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滥用职权的犯罪, 如贪污受贿罪, 渎职罪、滥用职权罪等等, 另外检察院还负责对严重刑事案件的公诉和监督工作。公安机关是国家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 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力量, 在刑事诉讼中一般的案件均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执行逮捕权。监狱部门、海关的反走私部门以及国家安全部门也负有与公安机关相同或者相似的责任。为了保证国家司法权力能够得到公平公正和高效地运行, 刑事诉讼法强调各个司法职能部门要分别行使权力, 并对其他司法机关权力的行使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这也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权力原则的主要体现。设计这样的权力运行机制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各个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是为了使审判权、检察权和侦查权的行使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 防止单个司法机关因为私利而侵害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这也是人道主义的重要体现。但是,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权力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的权力行使不会受到任何控制和制约, 因为除了社会监督和其他司法机关的监督外, 各级司法机关在行使诉讼过程中还要受到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监督, 充分保证司法权力能够在法定程序下进行行使和运行。

三、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的基本内涵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作为司法权力指向的对象, 其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势的地位, 使得控辩双方的诉讼力量对比严重失衡, 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将极有可能受到国家公权力的非法侵害。此时, 为了使严重失衡的天平恢复到平衡状态, 刑事诉讼法特别规定了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保障诉讼权利原则顺应了刑事立法的发展潮流, 也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因而该原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 为保障以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为代表的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 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具体环节和细节之中,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各个少数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 应当为他们翻译。并且,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混合杂居的地区, 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和文字进行审讯, 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裁定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不允许受到任何干扰, 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被讯问之日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另外, 刑事辩护权不得受到司法机关的任何限制, 更不能够随意剥夺。要把刑事辩护权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予以维护和保障, 因此, 检察机关负有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的责任和义务, 同时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也有相关的告知义务, 在法庭进行刑事审理过程中, 审判长要宣读包括辩护权在内的各种刑事诉讼权利。在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下, 当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时候, 法院应该为符合条件的某些被告人指定辩护人。通过这些制度上的设计来全面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根据复杂程度和案件进展的不同, 可以采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等, 但是不管在第一审刑事审判还是在第二审刑事审判或者审判监督程序中, 不论诉讼程序如何简化, 都不得取消被告人最后进行陈述和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这也是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原则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刘敏.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辩论权之保障[J].法学, 2008

[2].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J].法学研究, 2006

[3].沙莎.出庭实务问题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5

基本诉讼原理 篇2

行政诉讼的目的是构建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点,不仅关系到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定位,更关系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安排、运转和实际成效。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目的,学术界多有争议。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提到议事日程,此种争议不再只是理论层面上的纷争,更关系到立法的选择和安排,即如何具体确定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并体现在具体条文和制度之中。本文从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理论纷争入手,对我国行政诉讼目的的确定及其落实机制展开探讨,以期能推进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一、立法中的争议

关于中国行政诉讼的目的,无论是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前,还是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都存在争论,莫衷一是。在《行政诉讼法》制定前,就有学者提出:“过去我们曾经颁布过一些关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法规,但极不完备,以致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投告无门,或者由于管理机关的职责不清,互相推诿,而使公民的控告、申诉长期不得解决,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①这是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角度理解行政诉讼制度的。《行政诉讼法》制定中,出现了保护公民权益与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的观点之争。“一种意见认为,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种意见对此并不否认,但同时强调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还在于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认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①《行政诉讼法》最终采纳了第二种观点。

②从立法背景和立法意图来看,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行政诉讼的目的究竟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还是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如果从字面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查行政案件”理解为是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手段和途径;同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明显居于立法目的中的主要地位;而且如果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解释是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语义诠释学上也可以说得通。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争议,不仅没有因《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而停止,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争议,其中不乏激烈的批评,矛头直指《行政诉讼法》第1条中“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规定。

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目的载入《行政诉讼法》,既有主观认识的误区,也是彼时现实使然。在行政诉讼中,被诉行政行为经过法院审查后,合法的不支持原告的请求,固然表现为被告行政机关没有败诉,但这只是诉讼结果的客观反映,并不能改变行政诉讼的宗旨,不能把行为或制度的目的与行为或制度产生的附随效果混为一谈。当然,不可否认,这一认识与其时行政权强大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不健全等有关。伴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不能也不宜将维护行政权力作为行政诉讼目的,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目前,可以见到的不同版本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均删除了这一内容。有充足的理由可以预见,维护行政权力这一目的会为未来的《行政诉讼法》所摒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论争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不再会出现。事实上,针对行政诉讼目的的确定,学术界争议的焦点已悄然发生转换。近十年来,对此问题的争议集中在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三者之上或三者关系的处理之上。

④在这三重目的中,解决行政争议并未出现在《行政诉讼法》中,是学术界对行政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形态的本质反思的结果。较早将解决行政争议或行政纠纷作为行政诉讼目的探讨的,见诸《行政诉讼程序目的论》一文。

⑤虽然该文是从批判工具主义(诉讼)程序观角度展开分析的,但却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联与区分中推演出行政诉讼具有解决争议或纠纷的目的。这一认识近年来得到学术界的响应和认可。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明确出现在《行政诉讼法》第1条之中,但二者关系的处理则是重要问题。表面上看,将监督行政机关与保护公民权益并置为行政诉讼目的似乎没有问题。监督行政机关可以达成保护公民权益,而保护公民权益正需要将行政机关置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就一般意义上分析,这一论证很合理、很完美。然而,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而深刻的差异,并因此会给行政诉讼安排带来重大的不同。监督行政机关着眼于促进行政的正当、合法、有序地运转,致力于营造客观的良好的行政秩序,因此行政诉讼的安排必然聚集于对行政行为合法与违法的判定。相反,保护公民权益的立意在于保护个体的权益,而不是客观的行政秩序,相应的行政诉讼的安排主要围绕着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以及如何予以救济。

二、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就单纯的行政诉讼目的确定而言,目前修改《行政诉讼法》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争议,是如何在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学术界有观点认为,应把保护公民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惟一目的,将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排除在未来行政诉讼目的之外。这一观点意在强化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初衷及设想总体上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方向,但仅将保护公民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惟一目的却有绝对化之嫌,并不具有现实性。作为复杂系统或制度安排中一环的行政诉讼,其建立往往并非基于一种目的,而常常是多重目的。客观而言,目前世界上的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确也展现出多种面相,存在不少多重目的并存的安排。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行政诉讼中客观诉讼与主观诉讼并存,①甚至允许行政公益诉讼的存在。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以保障人民权益,确保国家行政权之合法行使,增进司法功能为宗旨”。③更为重要的是,保护公民权益与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虽然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但保护公民权益与后二者之间并非绝然对立,相反在诸多情况下实现保护公民权益的目的恰恰需要依赖于后二者。行政诉讼作一种诉讼形态,其必须满足诉讼所必需的结构特性。行政诉讼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主体的对峙、对抗为前提,围绕双方的行政争议而展开,并通过消除、解决争议最终达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解决行政争议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争议各方诉诸行政诉讼的预期目的并进而成为国家设置行政诉讼制度所追求的目的,脱离开解决行政争议,则保护公民权益无从实现。同时,正是由于行政争议的一方是掌握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的行政主体,行政诉讼的建立必然带有将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置于司法监督之下的目的,而要实现保护公民权益的目的,恰恰需要使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受到审查和监督,否则保护公民权益也可能成为空谈。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为典型的行政诉讼制度,系通过审查行政活动的合法性以达到保护公民权利目的的。这一诉讼安排契合依法行政原理要求,因此行政诉讼的目的具有行政合法性控制的主张顺理成章。即使在“重视人民权益保护之今日”,这一观点“亦仍占有关键性地位”。④

因此,在我们看来,允许多重目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三者地位同等重要。修改《行政诉讼法》必须解决保护公民权益、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三者的关系和优先顺序,以避免上文已论及的三者之间特别是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就行政诉讼产生及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言,其本质正在于将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置于同等地位,矫正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过程中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居高临下的局面,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说理、表达不满和获得救济的机会。因此,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和根本目的正是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解决行政争议和监督行政机关只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首要目的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凌驾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之上。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三者之间出现冲突和不一致。基于此,可以考虑将直接确定行政诉讼目的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内容修改如下:“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障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①我们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或者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理由在于:相对于已然非常强大的政治国家或权力一方而言,用法律来保护相对弱小的个人权利是相当必要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符合宪政的这一要求。而中国本身具有极深厚的官本位传统,此种背景下强调民权保护具有相当大的时代意义。从行政诉讼的产生看,行政诉讼是适应现代社会中行政主体一方的不法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行政主体一方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即不会存在行政诉讼。因此,行政诉讼的目的只能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非其他。

②从行政诉讼的性质来看,“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是对相对人提供保护的救济途径。民之所以要告官,原因在于行政管理中“民”始终处于服从于“官”的地位,对于违法的、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相对人也必须忍受;若无行政诉讼,难以对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对于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可通过行政诉讼途径免受其约束,从而达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法律上的平衡。行政职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无须通过行政诉讼加以维护。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享有实现自己意志的全部特权,行政机关依靠自身的力量即可以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管理,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因此,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也就无从谈起。

③有人认为,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加以审查,违法的作撤销判决,合法的作维持判决,这不是表现了对行政权力的维护吗?若法院判决维持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即必须执行,否则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这不正是保障吗?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④因为从学理上讲,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的特性,行政行为一经作出,便假定其合法有效,除非被国家有权机关依法撤销,否则效力始终存在。由是观之,行政行为的效力来自其自身而非法院的维持判决,法院只是可能在一定情形下否定行政行为的效力,维持判决只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确认,而决不是赋予。至于人民法院对于行政判决的强制执行,以及对于行政机关申请的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只是人民法院承担的一项执行职能,其本身与行政诉讼要旨相去甚远,不在行政诉讼目的考虑之内。当然,我们说中国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不排除行政诉讼的解决争议的功能,也不否认行政诉讼客观上起到了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作用。

三、行政诉讼制度安排应落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这一根本目的

《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目的的规定至关重要,它直接宣示了行政诉讼的宗旨和意图。然而,行政诉讼目的并非只体现在《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之中,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将其落实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安排之上。如果行政诉讼的目的不能充分体现在行政诉讼的具体制度中,行政诉讼的目的就会落空,甚至会导致公众和社会对行政诉讼制度产生负面评价和失去信心。因此,某种意义上与其说行政诉讼目的体现在《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的语词之中,还不如说体现在行政诉讼具体规定和各项制度中。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关注行政诉讼目的确定的多,而深入分析如何落实行政诉讼目的的少,表现为多侧重对《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修改的研究。具体而言,现有研究多指出应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惟一目的或根本目的,但在具体安排上却不主张或者没有论及对现有行政诉讼制度的调整。而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问题恰恰在于在具体安排上偏离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

如前所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被明确载入《行政诉讼法》之中,而且从起草者的意图和条文规定本身看,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目的被置于相对较高的地位,至少不是屈从于维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一目的。然而,这一设计或理想先是在落实到具体安排时出现了偏差,继而遭遇行政诉讼外部环境不佳,从而使行政诉讼不仅没有达到既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又监督行政机关的理想效果,反而走向相反。具体而言,这表现为现行行政诉讼完全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而不是以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为基点进行制度设计的。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不是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权益保护为核心安排的,相反是围绕具体行政行为建立的。该制度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文秘站:]性审查作为基本原则,以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运转,原、被告双方针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与否展开争议,法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对其是否合法作出裁判。

①不可否认,这一制度安排可以通过撤销甚至变更行政行为以达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效果,但从整体后果上无法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救济。同时,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运转所面临的困境,放大了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从而导致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不力。因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和确定行政诉讼的首要目标和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而且要致力于纠正现有制度安排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上出现的偏差。

一是将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在行政诉讼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贯穿于行政诉讼始终,因此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公认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是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一基本原则对我国行政法制度的发展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将其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似与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为根本目的的行政诉讼制度精神不合。因此,为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这一根本目的,建议把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作为行政诉讼基本原则,

②以替代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当然,这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一旦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请求涉及对行政行为认定的,合法性审查仍然是法院判断是否支持当事人诉讼请求、是否给予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基础和前提,法院理应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二是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请求和权益保护是否成立作为审理和裁判的中心。行政诉讼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请求权益保护而启动,理应围绕这一请求是否成立而展开,并以此作为裁判的对象。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完全把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安排的中心,导致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请求关注不够。因此,应予以一定的弱化。事实上,并非所有的行政诉讼都需要围绕行政行为展开,在不少情况下,审理行政行为并对其合法与否作出判定,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无所助益。当然,这不是要根本否定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不是要彻底打破现有行政诉讼安排,推倒重来,若如此行事,可能导致历经所建立起来的行政诉讼基本做法和累积的基本经验丧失,甚至可能出现混乱。较为合理、可行的方案是,仍以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程序,并借鉴《民事诉讼法》立法方式针对行政赔偿补偿案件、行政裁决案件、行政合同案件和行政不作为案件等设置特别程序,以满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保护的需要。

三是致力于根本性解决争议。现行行政诉讼时常会出现法院虽作出了裁判,但却无法满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求,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特别是在涉及到民事权益时更是如此。表面上,原告或第三人争议的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实际追求的是民事权益保护。由此,导致实践中出现了循环诉讼、反复诉讼的情形,这不仅无法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而且增加了诉累和成本以及社会不安当因素。因此,应当为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或同时解决民事争议提供空间或可能,同时允许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可以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原始争议开始审理,以利于根本性解决争议。

四是适当增加判决形式。目前的判决形式较为单一,无法适应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需要,也跟不上行政诉讼审判实践的需要。可以扩大变更判断的适用范围,增设禁令判决,加大履行判决中法院的干预度。

论经济公益诉讼的基本理念 篇3

“诉讼”一词含义丰富, 《说文解字》将其解释为:“诉, 告也;讼, 争也” (1) 。“告也”就是指通过某种途径进行控告。“争也”就是指在官员面前进行争辩。所以“诉讼”一词的原有意思就是指:原告因争议事件或者纠纷而向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权威机构举报、控告, 由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构对争议事件或者纠纷进行判定, 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或者纠纷。那么何为“公益”?首先, 公益应当是区别于政府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其次, 公益的对称方应当是私益。再次, 不同类型的公益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冲突, 公益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卢梭在谈到公益时指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 它只着眼于公共利益, 且并非所有人的利益———唯有公益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 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 因为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 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 那么, 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 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 (2) 公共利益要求对个人和群体的合法活动以及为了帮助或实现私人创新努力的公共服务机构的合法活动进行保护。由此, 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上看“公益”一词意指大多数人类应当享有的合理利益。目前, 并没有哪个国家的法律对之做出明确规定, 因此这仍是一个弹性概念, 公益的确切含义应当是与一个国家法律秩序的价值概念来判断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权利是客观存在的, 公共事务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公共利益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 公共利益在立法中的表述过于简单化, 在执法中往往成为国家利益甚至政府利益的代名词, 在司法中往往缺乏相应的救济程序。” (3) 综上, 笔者认为公益诉讼就是指个人或者组织在国家现有法律秩序的基础上, 通过司法裁的方式争取或者判捍卫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形式。

经济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以经济实体法为基础的新型诉讼。国内有学者将经济公益诉讼概括为:“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可以根据经济法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规范, 侵犯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起诉, 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在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 有专业法官主持的, 依法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 (4) 这样的定义方式与经济公益诉讼和经济实体法的内在联系相对应, 是符合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的一种定义方式, 因此, 本文采用此提法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定义。此外, 国内经济法学者对经济公益诉讼的概念鉴定基本一致, 故此处不再赘述。

经济公益诉讼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 诉讼目的的公益性。相比传统诉讼而言, 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超越了对私益的救济, 着眼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其次, 诉讼主体的扩大化。与传统诉讼相比, 经济公益诉讼并不要求原告与被起诉主体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传统诉讼中, “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因诉权收到限制而无法提起诉讼, 更无法保护受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公共利益。

再次, 诉讼前提得到放松。在传统诉讼中, 必须已经造成实际损害才能提起相应的诉讼请求, 而在经济公益诉讼中, 不再要求必须业已造成实际损害。经济公益诉讼允许当事人在损害结果可能发生的前提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保护受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公共利益。

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研究及制度构建需要与经济法的基本属性结合起来, 在经济公益诉讼的基础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经济立法及经济司法等活动。下面笔者将着重对经济公益诉讼的基本理念做出论述。

二、经济公益诉讼的理念

(一) 传统诉讼的基本理念

受前苏联二元诉权理论的影响, 我国诉讼法学界一直以二元诉权理论作为通说。二元诉权理论包括实体诉权和程序诉权。实体诉权是指原告在实体上享有胜诉权;程序诉权是指原告在程序上享有起诉权。这种诉权理论认为诉权的主体必须是实体权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 非实体权益受损人无权提起诉讼。然而在当代权益纷争中, 这一诉权理论无法满足“公益诉讼”的基本要求, 因而经济公益纷争无法通过上述诉权理论顺利引渡到经济公益诉讼程序。因此要实现对经济法实体权益的完整保护, 应当更新诉权理论, 完善诉讼理念。传统民事诉讼强调“直接利害关系人”方有资格提起诉讼, 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以及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主体无法依据传统诉讼程序进入司法裁判。基于传统诉讼理念存在以上种种不足, 下面将对经济公益诉讼的基本理念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着力解决传统民事诉讼理念与经济公益诉讼理念在“现代型纠纷”上的冲突。

(二) 经济公益诉讼对诉讼理念的更新

1. 经济公益诉讼对诉权理论的更新

经济公益诉讼的诉权, 简称“经济公益诉权”是指当事人基于经济实体法的规定, 对可能违反经济实体法的行为或者事件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依法作出裁判的权利。早在原始社会时期, 纠纷的解决主要依靠私力救济。但随着社会的进步, 私力救济的局限性开始凸现。因此, 国家制定法律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诉讼制度也就随着法律制度的产生而诞生。诉权正是建立在纠纷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生活的日益集中, 当今社会出现了很多现代型纠纷。这种现代型纠纷就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纷争。经济公益诉权是诉权的下位阶概念, 是相对于经济公益纠纷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 并通过个别而存在;个性包含了共性, 个性离不开共性。经济公益诉权作为诉权的一种, 它应当具备诉权的基本属性。那么, 享有经济公益诉权的个人或者组织应当有权对违法经济实体法的个人或者组织提起诉讼。

2. 经济公益诉讼对“当事人理论”的更新

传统当事人理论强调诉讼当事人与民事实体权利的对应性。国内几乎所有教材都把当事人定义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 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 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 (5) 这种“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理论无法适应现代法治社会中存在的公益纷争。然而在现代社会, 许多新型纠纷开始大量涌现。“这些纠纷往往表现为或是围绕离散性利益、扩散性利益、集团性利益的纷争, 或是当事人之间缺乏相互性和对等性的纷争。当这些纷争进入诉讼的领域, 就会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公益色彩” (6) 在传统诉讼当事人理论上看, 公益诉讼当事人是不适格的诉讼主体。因为传统的当事人理论认为: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享有诉权的当事人必须是与实际损害或者纠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当事人理论应当是:只要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那么这个人就是当事人, 并不以具有实体法依据作为前提。这样一来就可以把“非直接利害关系人”纳入适格当事人的范围, 那么当事人就可以自己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保护。综上, 经济公益诉讼的实现依赖着当事人理论的更新, 而经济公益诉讼理论研究的发展正在扩展“当事人理论”, 使得“当事人理论”或者“当事人适格理论”随着经济公益诉讼理论研究的进步而发展。

3. 经济公益诉讼对“诉的利益”理论的更新

诉的利益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时, 需要运用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 (7) 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 一般认为, 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作为具体案件原告进入法院的前提。 (8)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诉的利益掌握着启动权利主张进入诉讼审判过程的关键, 也就是通过诉讼审判后面创制实体法规范这一过程的重要开端。” (9)

在我国, 传统诉讼的基本理念严重阻碍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因此理清这些阻碍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障碍尤为重要, 从而为经济公益诉讼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经济公益诉讼对传统诉讼理念的更新主要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 当然经济公益诉讼对传统诉讼理念的变革不只包括以上几个方面。现代诉讼的基本理念需要众多法学学者继续研究, 使其更加适合现代型诉讼的发展需要。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经济法纠纷大量涌现, 而经济公益诉讼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等有待继续深入研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得到司法救济, 也为了经济公益诉讼基本制度尽快进入立法阶段, 有必要推进经济公益诉讼基本理念的研究。而经济公益诉讼基本理念的研究, 必将推动经济法司法解决机制的进步。本文从经济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其特征谈起, 着力探讨经济公益诉讼应当秉持的理念。

关键词：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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