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组织化

农村组织化（精选12篇）

农村组织化 篇1

一、社区的内涵

社区,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也就是很多社会群体及组织集聚在某一个区域的集体。它是现行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社会。所以,社区内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基数、基础设施及必要的政治组织机关的区域, 是聚焦在同一个区域的群体的生活基础地区。在这个社区里, 人们彼此之间是有一定社会交往关系的。同时,彼此之间群体关系比较密切,构成工作关系、亲属关系、客户关系等一系列关系。

成人教育是区别于学校班级教学的一种教育形式。成人教育不限年龄、性别,通过这个教育过程,社会成员得以增长能力、丰富知识、提高技术和专业资格,态度和行为得到改变, 更进一步促进他们深远发展。

二、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组织化现状

1.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组织缺失 。

就目前来 看 ,国家大规 模组织的 成人教育 机构大体 有夜班、扫 盲班等形式。除此之外,还有农村地区人们自行组织的教育活动,如庙会。但是,有些农村地区的发展比较落后 , 经济不发 达 , 自身没有 足够能力 举办成人 教育机构 , 而国家没 有全方位 普及涉及 各个层面 国家组织 的成人教 育。加上 目前农村 劳动力大 量流失 , 留守农村 只剩下儿 童、妇女 与老人 , 并且逐年 减少 , 致使成人 没有渠道 学习与了 解农村自 身传统文 化 , 造成很多 农村社区 成人教育 组织缺乏 。

2.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组织化太注重形式 。

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的开展目的是普及常识, 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成人受教育水平, 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但是,就现状来看,我国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的开展大多只注重形式。完全按照国家颁布的、规划好的路线开展,因此不能因地制宜地搞发展。造成人们对成人教育不重视,甚至出现排斥心理现象。农村社区建设很多图书馆、资料库、教育机构场所没有得到很好利用,有的甚至长期放置杂物,更有甚者完全不知道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的开展。组织化的最后结果是只关注表面文章, 忽略实质性内容的普及与开展。

三、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组织化的路径

1.明确树立成人教育开展的目标 。

各地区相关部门要明确认识农村社区成人教育开展的主要目的。认识到成人教育的开展能有效促进农村社区成人知识水平提高,与理论知识与实践有机结合。只有明确树立好组织行动目标,才能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的优势。

2.普及农村社区成人教育机构 。

国家和政府要加强对农村成人教育组织化普及力度的调查与研究。对一些缺乏成人教育组织的地区,要着重给予政策帮助与经济帮助,尽快为其建立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组织。

3.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

由于目前成人教育机构组织太过注重形式, 而忽略实质内容推进,因而造成目前人们缺乏参与成人教育的意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内心深处拥有好奇、想学的意识,才能更好地激励自己。因此,要大力度宣传成人教育的活动意义,提高人们的参与积极性。

4.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组织成人教育 。

农村成人教育的开展对不同地区而言是存在较大差距的。 现行农村社区成人教育基本按照国家规划的大纲模式,盲目跟风,疏于内容构建,一味坚持一些僵化的、不适宜本社区实际的内容。因此,各地区成人教育必须做到的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任何措施的开展都要符合本社区的现实状况。科学合理地制定成人教育战略。

5.科学合理地配备资源 。

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的开展除了教育组织的确立外, 还需要合理配置资源。如相关书籍资料的配置,教育组织机构的建立,专业老师及资金问题等,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共同配合。

本文就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组织化路径进行分析与研究。根据成人教育现状,本文提出以下五点路径:明确树立成人教育开展目标;普及农村社区成人教育机构;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组织成人教育;科学合理地配备资源等。各地区要积极参与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的组织化建设, 运用各种优秀社会资源努力提高农村社区的教育水平,更好地促进农村社区深远发展。

摘要：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而城市化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城市社区建设,社区是我国现行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发展社区成人教育,对我国社区建设有积极促进作用。本文就自身实践状况,以及对社会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社区成人教育问题,探讨组织化路径。

关键词：农村社区,成人教育,组织化,路径

农村组织化 篇2

乐天溪司法所

傅格云

当前新农村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地对新农村建设有许多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并取得良好成效。本文根据笔者在乐天溪镇农村工作实际及实践，分析建立农村社区组织、实现农村社区化管理的可行性、必要性，并提出一些设想。

一、农村社区组织的历史演变

一个村落，就是一个社区，就有公共事务，就需社区组织。农村社区组织是政权的延伸，是政府的末梢神经。过去虽然没有“社区组织”这个概念，但适应一家一户经营体制建立起来的“理事组织”依然存在，比如，过去几乎村村都有的村庙、姓氏单一村的宗祠以及“社学”等，这些组织肩负着修桥补路、调解争讼、制定村规民约等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号召力。如，庙会可以发动全村捐款、捐物，开展大型的民间活动；宗祠有“祭田”“祭山”等公共产业；过去的“社学”最早为官府倡导下兴办的“学人课艺、绅耆讲睦”之所，即相当于现在的学校，后来社会纷乱，则逐渐演变为“群防群治”性质的组织。农村理事组织对外作为政府联系村民的桥梁、纽带，对内作为村民管理公共事务、规范维护生产生活秩序、协调化解内部矛盾、促进农村稳定的理事机构，起到了政府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农村理事组织被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适应“大锅饭”体制建立起来的“生产队”。“生产队体制”虽然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其集“生产、收入、分配”于一身，在对农民和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上却是相当有效，相当便捷的。

“大锅饭”解体后，“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村民小组不属于一级组织，一些地方农村社区事务管理处于“真空”状态。

二、成立农村社区组织的必要性

1、村民自治的“先天不足”，需要社区组织补充完善

农村现有村委会组织大多脱胎于“大锅饭”时期的“生产大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细则”规定“大的村可以设置几个村委会”，而目前村委会自治规模普遍过大，人口多的数千人，少的也有近千人，辖十几个自然村。自治规模过大，村民感触不到“小团体”利益，觉得村委会兴衰与己无关，没有把村委会当成是自己的组织，仍然存在吃“大锅饭”思想，特别是近几年的合村并组，使原来村委会组织更大，合并后的村与村之间的隔膜还没有完全消除。村委会自治规模过大，村民之间、自然村之间，自然村与村委会之间的利益差异大，村民自治难以形成共同意志，自治功能难发挥，村委会名曰自治，实际上成了一级“准政府”。“自治难”还大大增加了村委会自治成本，致使村委会除了支付村干部工资等“非生产性开支”外，难以腾出更多资金兴办公益事业，村民对此有意见。一些村委会对村民不但没有“向心力”，反而存在“离心力”。

村委会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要让其担负起村民社区事务，显然因其“不贴身”而鞭长莫及，力不从心。

目前，村民小组只设小组长一人，既没有办事场所，又没有工作经费，作用难发挥，一些地方农村社区事务处于“真空”和“失管”状态，上级有关政策传达到“行政村”一级，就很难再传达下去了，即出现所谓“断层”、“村梗阻”现象。

2、新农村建设呼唤建立农村社区组织

农村社区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失去桥梁、纽带，党委、政府就难以掌握村民的“脉搏”，村民的诉求也就没有一个畅通的反映渠道，农村工作就没有落脚点，甚至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面对千家万户，政府竟不知跟谁打交道，好像谁都是代表，谁都不能代表。

农村社区组织是农村的“基础性组织”，没有“基础性组织”，成立其他社会、产业组织，必然是舍本而求末；各个部门诸如宣传中心户、计生中心户等伸向农村的“腿”，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发挥作用。

一个村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决不是依靠以个人身份出现的少数乡村干部的“外力”能起作用的，它必须有由村落中“长者”、“智者”组成的“主流社会”，通过形成社会舆论来约束、规范群体行为。

农村分田到户后，各人“自扫门前雪”，农民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一些诸如不赡养老人、乱倒垃圾、侵占公共物产等本应由道德、舆论约束的事，由于没有社区组织，形不成主流意识与舆论，而失去约束。一旦侵占公共物产之类的事失去约束，让刁钻者占便宜，不良导向便开始起作用，歪风邪气由此抬头。

新农村建设绝不仅仅是农民致富问题，如果农民富了，一幢幢房子盖得很漂亮，而村落街不像街，路不像路，甚至垃圾成堆，村民没处休闲、没处娱乐，夜幕降临，昏暗的灯光下这里一堆，那里一撮，扔骰子、拔扛、赌博„„这绝不是我们为之而奋斗的新农村景象。

党中央提出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这种占领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形、具体的。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占领、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良好民风的形成、农村的稳定等都必须依赖于农村社区组织去落实，去实现；农村的公共卫生、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也必须依靠社区组织去办理。

3、村民的事让村民作主，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自治能量 村民的事由村民作主，能使各种矛盾最小化。比如，低保户的评选、灾款灾物的发放、征地款的分配等等，这类事只有让农村社区组织去办理，才能发挥村民相互监督、互相制衡作用，保证公正、透明，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村民的事由村民作主，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自治能量。只有在农村社区较小的范围，兴办事关每个村民切身利益的事，义务投工、投劳、投资才能成为可能，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甚至办成平时想办而办不到的大事。

三、成立农村社区组织的设想

1、划分农村社区，成立村民议事会

村民小组，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为依据维系隶属关系的，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新建房、新村规划、灾后重建等，村民小组之间的居住界线已完全打乱，特别是有多个村民小组的大村，各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已完全混居在一块。因此，农村社区应以村民居住地为依据重新划分，每一个社区成立村民议事会，选举德高望众、热心公共事务的3~5人作为理事，议事会设召集人（或称会长）一人；大的村可视情况划分若干社区，成立若干农村社区议事会。要通过制定议事会章程、完善议事、理事程序等，来规范议事会管理，使其真正运作起来，建立起一个党和政府联系村民、反应便捷的“全覆盖网络”。

2、建场所，解决村民无公共活动场所问题 村民议事会不是无形的空中楼阁，它必须依托一定的“载体”来承载，这个载体即为场所（或称村民“议事馆”、“文化活动中心”等）。当前一些地方农村兴起建祠堂热，有些祠堂还添置锅碗瓢盆，作为族人办红白喜事之所，因而深受欢迎，相关部门还研究推广祠堂文化。一族一姓能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祠堂，作为党和政权的末梢组织——村民议事会，为何不可建一个休闲、娱乐、议事之所呢？目前，农村大部分“公共活动场所”为30多年前“生产队”时期遗留下来的谷楼、凉亭之类，大多已破烂不堪，而且还有相当部分村没有公共活动场所。

因此，从某种意上说，建文化活动中心是农民最受欢喜、最迫切，并且有立竿见影之效的实事之一，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文化活动中心应集休闲、娱乐、议事等多功能于一体，以“民办公助”为主，充分调动村民众参与的积极性。村民居住分散的村，可在适当地方设置村民憩息点，增设长椅、长凳之类。新村规划、灾后建新村等应预留公建用地。

文化活动中心不仅是村民议事、活动之所，更重要的是党和政府伸向农村的有形阵地，这一阵地作用发挥得好，农村工作将为此翻开新的一页。

3、转变村委会职能，探索民主的自治组织 现有村委会已由过去“摊粮派款”的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农村实现社区化管理后，“行政村”一级的职能更多的是协助政府搞好管理、服务，实行农村社区化管理后，“农村工作难”有可能“迎刃而解”，乡镇政府一级的事务将大大减少，从而能够抽调相当数量的乡镇干部下派到村委会协助工作。成立村民议事会后，村民小组还应暂时保留，因为农村兴修水利、开设机耕路、分配征地补尝款等还应以村民小组为受益单位。村民小组可探索向产业协会之类的组织转变。

2009年我镇在沙坪村沙道湾农村社区试点建立村民议事会，对建设管理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议事、理事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镇将在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在全镇全面展开，只要方向是对的，加上脚踏实地的工作，就有可能取得成功，获得上级的支持，从而找到开启“农村工作难”的金钥匙。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初探 篇3

关键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初探

中图分类号：F3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2-0033-2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为了维护和实现共同利益，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始发于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发展速度加快，正在成长为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吸收和带动了大量农户，极大地保护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推动了农村产业化的发展。

1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

目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大体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由种养殖大户或经营能手牵头，农户参加，在组织内部开展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而组建的；第二种是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生产同类产品为基础，由农民组建的；第三种是社员股份合作型，即由农户自愿组合，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而建立的紧密型合作经济组织。

2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特点

合作规模扩大，合作领域延伸。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从小规模起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得到农民信任，得以发展壮大。很多合作组织从最初的几户或十几户，发展到几十户，有的甚至成百上千户。目前，已出现了一些质量高、效益好、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服务领域从注重产中服务逐步向产前、产后服务延伸，从生产向加工、流通拓展。一些综合服务社还把服务延伸到农民的家庭生活，开展文化娱乐、幼托、家政和一些代办事项的服务。运行操作逐步规范，利益连接更加紧密。农业管理部门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订了《示范章程》和示范组织评价标准。经过工商、民政、农业等部门登记（备案）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占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绝大多数，其中大多有比较规范的章程，建立了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及内部运行机制。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连接趋向紧密，实现劳资两合、聚集和融通各种生产要素的股份合作制正在成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依托主导产业，显露区域特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大多依托当地特色资源和主导产业来形成和发展。蔬菜、果树、绿稻、畜禽、中药材等农村主导产业领域都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各地拥有的资源和选择的产业发展重点不同，各地合作经济组织的专业特点也不相同。一些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快，逐步趋向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突破了地域限制，提升了合作层面。市场行为的渗透和横向经济联系的发展，引导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突破村界、乡镇界、县界，有的甚至突破省界，实现跨区域发展。

3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作用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对现行农村经营体制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可以说“三农”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一家一户农民办不好、政府要办也有难度的事，都可从合作社的实践中找到解决的办法或获得启示。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组织农民进入市场，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一是出面联系客户客商，密切销售关系，提高农产品购销合同签约成功率。二是注册商标，创立品牌。三是根据市场需求，统一组织专项农产品生产。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为共同生产和经营某种农产品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体。一方面，它维系了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农民集体的力量和“统”的优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需要或不必要农民流转土地，进而减少因土地流转而引发的纠纷，就能扩大生产规模和实行产业化经营，实现抵御风险和增加经济效益的目标，为妥善处理土地承包和规模经营的关系探出一条路径，对于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极具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加快了农业科技推广步伐。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方面通过与农业、科协、学校等部门联合，举办科学技术培训和科技示范活动，推广运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优良品种，加快农业先进科学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普及与推广，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增强农业的科技含量，拓展了农民增收渠道。另一方面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实现规模经营。通过统一服务、开拓市场，降低生产交易成本，扩大产品销路；通过建立利益联系机制，实现利润返还，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从而实现农民的持续增收。

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千家万户的农户，仅靠政府的规划指导，很难跟上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协助政府贯彻和落实农业和农村政策，减少了农户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农民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把自己的意愿和建议反馈给政府，为政府施政提供第一手材料，增强了政府指导农村经济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政府把一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来管理，使政府从大量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转变职能，逐步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集中精力抓大事，揽全局，搞服务。与此同时，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锻造和强化了农民的合作意识和民主意识，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4 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的来说，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处在试点探索的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发展中必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发展滞后，不平衡。总体上，合作经济组织的量还小，覆盖农户的面还很不够。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经济较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异，而且还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或相近的地区之间的差异。此外，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布局不相适应，没有完全按产业布局的要求实现同步发展的客观规律。

合作经济组织运作不规范。一是有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成立并已运行，但没有严格按照章程和管理制度运行。二是个别地方只追求发展数量，忽视管理；不尊重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意愿，挫伤了部分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三是有的合作经济组织股本结构不合理，企业股金所占比例太大；分红以股金分配为主，有悖于资本报酬有限原则。四是缺少会经营、善管理的带头人。农民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总体来讲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缺少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习惯凭经验办事，对合作经济组织缺少长远考虑，并且对政府过多依赖，自我发展意识不强。五是多数地方农民专业合作社负担有所增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证照办理、税费缴纳、项目扶持过程中，乱收费、乱罚款和摊派情况屡屡发生。有的地方在取消的各类乱收费项目中，仍然向合作社收取。对不按时申办组织机构代码证的、未及时上报纳税报表的进行罚款；有的摊派报刊、法规培训和外出考察等费用。现对规范和加快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坚持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群众自愿、民主管理的原则。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得损伤农民积极性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地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同农业产业化发展结合起来，围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加快发展一批合作经济组织。今后，在专业生产比较集中和专业生产大户较多的地方，都要注意培育和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化建设。按照合作经济的本质要求，积极完善利益连接机制，突出内部制度建设，规范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市政府要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有关意见，加大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扶持力度。重点是落实资金扶持、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用地用电政策、项目申报等方面的政策，关键是政府各相关部门、各相关单位要依据政府确定的政策原则，制订出能够具体操作的措施和办法，并让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知道政策，了解政策。

政府要切实加强指导，改进服务。各级政府应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当措施，推动和引导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建设和发展合作组织的过程中，可以重点关注一些具备一定先进性、有一定发展潜力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指导它们按照合作组织原则进行规范化的建设，并对其发展给予帮助、指导以及相关的政策扶持、资金援助，使其为当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引导其他农村合作组织逐渐走上规范发展的道路。但是，在指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时，政府不能操之过急、喧宾夺主，面对农民，政府绝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形式，否则，只会是拔苗助长、适得其反。要加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担监管力度，积极推动减免农民专业合作社各类办证费用、落实应当享受的涉农优惠政策和完善现行各项税制。农民负担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动态监管、审计、跟踪督查等制度，加大对不合理负担的监管与查处力度，深入治理乱收费、乱罚款和摊派问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为合作社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简介：杨绍伟（1967-），男，舒兰市农村经济管理总站负担科科长，研究方向：农村政策法规。

农村组织化 篇4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经济;现代农业;农民增收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期, 一些地方出现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乡镇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生产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发展趋势, 但农业仍是弱势产业, 以农户为单位的个体经营无法面对市场的诸多不确定因素, 只有把各生产要素有效整合, 提高经营水平和质量, 使其效益最大化, 才能规避市场风险, 把产业做大、做强、做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正是凭借这种有效整合资源的优势, 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加快了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 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一、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意义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物, 又是进一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培育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组织保障。建立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意义在于:

(一) 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选择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共同组建的一种“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受益”的新型经济合作体, 是适应市场经济和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项经营体制创新, 是广大农民在进一步认识市场经济规律条件下的伟大创造, 更是我国当前解决“三农”问题、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二) 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客观需要

传统农业生产不仅生产成本过高, 而且不利于实现农业标准化生产、保证食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 使之面对的自然和市场两重风险越来越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科技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社会化服务、增加农民劳动收入、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增强农业竞争力, 推动农业走上集约、节能、环保和标准化的新型产业化道路。

(三) 形成农业主导产业、培育农村龙头企业的有效途径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利用自身的优势, 及时掌握生产技术和市场动态, 适时组织和指导农民生产技术含量较高、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品种, 并联合加工和流通企业, 从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获得平均利润, 逐渐建立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体系, 不但形成了以区域主导产业和专业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还在家庭分散经营的基础上, 整合广大农民分散资金, 为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创造了条件。

(四) 优化配置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的科技贡献率的最佳方式之一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产前提供各种农业生产要素、产中实施技术指导、产后进行运销和深度加工, 扩大了农业生产专业分工的细密程度, 促进了土地、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 为合理利用、优化配置农业资源提供了可靠的渠道。

(五) 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科技支撑

不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都具有引进、消化、传播和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及最新科技成果的能力。广大农民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后盾, 以技术经营能手为核心, 科学种田、科技致富就有了保证。而且通过农村经济组织开展农技推广, 可以降低农民使用新技术的成本和风险, 提高农业的科技贡献率。

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体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推进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促进了各地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 总体发展势态良好:首先, 覆盖面增大、带动力增强、主导优势显著。据统计, 目前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共计15万余个, 成员总数达到3870余万户, 其中农民成员3480万户, 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8%, 带动非成员农户5512万户。这些经济组织大部分建立在当地主导产业基础上, 以特色农产品生产为主要经营方向, 依据市场需求组织农民有序参与市场, 解决单个农户与大市场共同发展的矛盾。其次, 合作领域拓宽、合作内容深化、服务能力提升。形成了以种植业 (49%) 和养殖业 (20.4%) 为主, 产品初加工、民俗旅游、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等类型 (20%) 有效补充的发展趋势。服务范围更加广泛, 从单一生产技术指导演变为提供产加销服务、技术信息服务、运销服务和加工服务并存的模式。再次, 合作形式多样、基层技术支持、运营方式灵活。以“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技术部门+农户”、“能人 (农业大户) +农户”、“基层组织+农户”四种模式并存运营, 按需发展、互助互补。充分发挥了合作组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利用技术部门的人才、技术、场地、设备等优势, 推动了科技与生产的有机结合, 使它们实行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作、增收效果显著。

(二)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覆盖面偏窄, 合作功能及作用有限。

目前,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数量相对较少、规模偏小、农户收入比较低, 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一些重点产业和优势区域发展不足。从合作形式上看, 多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专业大户或技术能手发起, 部分由地方农技推广部门和村委会发起设立, 很多还处于忙聚闲分的初级阶段, 经营起点低、市场竞争力不强, 很难发挥出合作组织开展商业经营的规模效益;从合作内容上看, 也主要局限于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服务, 能够独立拥有加工销售企业、开展产供销一体化服务、开展有组织的批量采购活动、创建自身品牌且产品在市场上占有率高、有市场影响度的较少, 整体实力弱, 承担风险能力低, 很难形成产业竞争优势。

2. 缺乏规范性发展, 行业标准有待确立。

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目标定位不明确、合作事业不发达, 多数存在着依靠政府的倾向。从内部运行情况来看, 相当一部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指导和正确引导, 发展不够规范, 有的机构设置不合理, 甚至没有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 或有也是流于形式;有的财务管理、会员管理、经营管理等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 内务不够公开, 运作和管理随意性较大, 亟待规范性的行业准入标准出台。

3. 内部运行机制滞后, 发展缓慢。

现阶段我国多数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建方式决定了其在发展制度上存在一些弊端, 使其并不完全遵循合作制的基本原则, 而是反映出合作制原则与公司制原则的一种混合, 突出表现在组织内部没有形成民主控制的决策机制, 没有建立按照盈余返还的收益分配机制。不少合作组织被发起人控制, 普通成员的参与度低, 没有与组织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同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从而造成竞争力不足、发展缓慢、规避风险能力低等问题。

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建议

(一) 理论实践结合、创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思路

随着农村改革发展的进一步深入, 合作经济组织遇到的矛盾、碰到的问题明显增多, 我们必须不断摸索, 积极实践, 克服认识上的误区, 用先进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来指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合理借鉴国内外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优良做法, 根据各地农业发展特点、结合当地农业产业优势, 探索和制定适宜的建设发展规划, 更有效地指导发展实践。

(二) 发挥科技培训职能、增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在更专业、更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更有效地做好农民工作, 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技能和合作精神, 更好地满足农民共同致富的要求。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科技培训, 教授农民专业技术和管理知识, 使之掌握维护农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方法, 从而提高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 提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保护、示范、产业联结、政策协调、管理监督等功能。

(三) 提高服务水平、增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吸引力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要做好农业生产、加工、流通及营销等环节所需要的一切业务指导, 还要敢于突破陈规, 拓展新的服务领域。如:通过对一些劳力不足的农户进行委托经营, 以充分发挥土地使用效率;通过对信息的收集、筛选和发布,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通过与政府管理部门的有效沟通, 获取政策、技术、资金等扶持;通过培训教育, 建设具有现代化生产、管理、营销技术的人员队伍, 逐步开展规模化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服务, 从而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

(四) 建立行业制度、规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管理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各级管理部门要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化管理, 引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序、合规发展。一方面, 要建立规范的运行机制, 重点抓好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章立制工作, 规范运作程序, 用灵活的经营机制、科学的管理机制和有效的约束机制, 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的利益, 促进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规范发展;另一方面, 要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企业、农户之间的合同契约管理, 充分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 确保合同的履行, 还可以采取股份合作、价格保护、利润返还等形式, 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共同体。此外, 还要明晰产权, 在股金设置、社员的财产权利、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等方面进行规范化管理。促进专业合作社由松散半松散组织逐步向规模性、规范性的企业发展, 增强社会及金融部门的认可度。

(五) 加快法治建设、明确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 标志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进入依法发展的新阶段, 但很多具体的细节和相关的问题还有待深入地研究和解决。各地政府可以根据自身农村经济特点研究制定加快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意见或法规, 以便真正为当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法律条件, 促使其快速发展。重点主要在于确立“农村合作组织法人”地位, 明确其是特殊企业, 相应在合作组织登记、税收优惠等方面有所突破。同时体现农民的利益, 完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分配机制。

(六) 强化政策扶持、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壮大

实行财政补贴补助政策, 引导其健康发展。通过直接补贴的形式低价供应合作经济组织生产资料;对合作组织在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项目上予以补助;对合作组织提出的成熟项目, 通过专家论证可行后, 政府和科技管理部门可以优先给予立项;对合作组织自产的农产品开通绿色通道, 少收或不收税费。积极探索建立不同类型的信贷支持模式, 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获得信贷资金提供优质、便捷、实惠的金融服务。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纳入到扶持行列, 对管理规范、产权明晰、实力强、发展前景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 而资金运转不足的可以给予贴息贷款;还可以探索建立商业保险与政策性保险有机结合的农业保险体制, 增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投资风险分散渠道, 以防止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因灾无力偿还贷款, 减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的资金损失。

总之, 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事关农民的核心利益, 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素质、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必须充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使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生力军。

参考文献

[1].喻国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限制因素及对策[J].农业经济, 2006 (1) .

[2].李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及政策建议[J].中国财政, 2011 (18) .

[3].刘秀娟.对规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探讨[J].农业经济, 2006 (1) .

浅谈农村社会组织 篇5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也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得到改善和上升。近些年来，各地农民自愿组成各种类繁多的农村经济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增多。在此，我浅谈一下自己对农村社会组织的一些认识和了解。

很清

楚，任何一个组织无论规模大小，结构繁简，职能异同都是要有一定的要素构成的。农村社会组织也是一样的，它要有一定数量的组织成员，一定的活动目标，还要有相对规范的组织规程。现在就对农村社会组织进行一些探讨。所谓的农村社会组织一般认为是农村居民有计划组合起来的，执行一定的社会职能，追求特定的社会目标的次级社会群体。农村社会组织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根据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实际状况，比较常见的分类方法是从农村社会组织形成基础出发，按其所从事得基本生活的性质和生活功能进行分类，基本的类型有：农村经济组织，农村政治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群众性生活团体，农村教育组织，农村文体和科技组织，农村医疗卫生，农村宗教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都构成了整个农村社会组织体系。

由于农村组织的规模相对比较小，活动的区域也局限于村庄和乡域，最大的活动范围也不过跨县，组织间的相互联系也不是很紧密，就其目前发挥的作用来说，还很难将其和城市中的其他民间组织联系起来谈民间组织对中国社会的作用，符合实际的做法是从对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民间组织的作用。不论甚么说，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现在就对农村社会组织的一些认识来谈谈（实话实说，我没有经过调查，有人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来惭愧，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去说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个农村社会组织。这个农村社会组织是一个同学告诉我的，那是他那边有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了解的很深入。因此可以说，我现在得来的二手资料也很具有真实性。）

**村有这样的一个组织：资金互助合作社——“摇会”组织

标会，也叫做摇、抬会，是由组织者（会首、会头）发起的一种民间金融互助。一般是一年期，10个人以上参加，每人每月交纳300元，合计就多达几千元，由按约定规则的一个人当月使用。也就是说第一个人有优先得到这笔钱，如果按约定规则的那个人当月不愿意使用，那么他可以转让给那些急需用款的会员，当然，这时候的这个急需用款的会员要向他支付一定的使用费。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个组织的一些收款和放款规则。如果第一个人按约定规则使用这笔钱的话，那么他就要支付一定的利息，当然，这样的利息都要比当时银行的利息高一些。其他会员在上缴会费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利息。当然，这时候的利息又要比当时的银行利息低很多。他们就是用这种利息间的差来获取利润。还有一点就是，到该会员用款的时候，如果没有其他人急需使用这笔钱的话，那么他必须要用这笔钱，以致达到放款获取利息的目的。

这样的“摇会”组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如果有哪些人急需用钱的话，在某时候可能很难借到钱，这个时候就可以向会里的组织先借用款。现在农村的农民借钱相对比较困难，虽然说在农村有农村信用社，可以很方便的给广大农民朋友们借钱，对于农民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现在在农村信用社存在的一个比较的大的问题就是——农民贷款难。因为现阶段农村信用社不论是从体制还是从其机制上来说都还存在不足，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相对比较少，还有就是农村信用社存在农村金融缺乏竞争，存在一种“垄断”的不好现象，这样就阻碍了农村农民的经济发展。因为，要向农村信用社借钱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也就是说，借钱的农民要有还钱的能力，如果没有还钱的能力就很难借到钱，因为农村信用社很害怕的就是“呆帐”。或者要有一定的人来担保，当然，担保人也要有还款的能力。这样，一些急需用钱解决燃眉之急的农民用户或者渴望用钱来发展其他以致达到脱贫的农民就很难向信用社借到钱。如此的话，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民间组织。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参加到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当中来，这样在他们急需用钱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找到钱。而且用钱做生意也比较方便。当然，这样的组织多是为那些做生意的人成立的，还有就是，只有条件允许的人才能有能力参加，如果经济条件不好的人是没有能力参加。

但是这样的“摇会”组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那就是往往这种组织是一种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没有甚么好的法规来制约，在制度设计上出现漏洞，监督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负面的影响。比如被某些人利用，携款外逃等。这样的组织还有可能存在瘫痪的情况，虽然所用款给了那些真正需要的会员拿去搞其他的事情，以获得更加多的经济效益，然后再连本带利的还给“摇会”，以便资金能够更好的周转。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每一个会员拿去的钱都能够如期归还，如果拿钱的会员得去的钱做生意或是做其他的事情亏本了，没

有按期归还本钱和利息，这样就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组织也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不管什么说，农村社会组织是一个民间组织，在很多地方都还不够完善，存在着很多弊端。可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优点，关键是如何运作，使得农村社会组织更加有效的发挥其作用。我觉得，不论是那一个民间组织，他是农村社会组织，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广大农民兄弟的利益着想。这样的话，应该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在宣传、引导的基础上，坚持由农民自愿出资成立合作经济组织，制定章程，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建立社员代表大会制度，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建立真正意义的“利益均沾，风险共担”机制，实现社员之间、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联利、联心、联力。切忌不顾实际、不顾农民意愿的强制联合。这样的农村社会组织才会有序的有利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肖桂云张蓉主编《农村社会学》，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2：仝志辉等著农村民间组织与中国农村发展：来自个案的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农村组织化 篇6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农村民间组织;社会功能

收稿日期:2010-03-12

作者简介:张时碧(1970-),男,河南人,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罗桂全(1965-),女,广西南宁人,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

一、农村民间组织要正确定位,完善服务,加强自身的职能建设

农村民间组织要想得到市场主体的认同,吸引市场主體的关注和加入,就必须对成员提供全方位、多形式的服务,以满足其多元化的利益需求,改变长期以来重管理轻服务的做法。许多农村民间组织把协助政府对成员进行管理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忽视了为成员服务的宗旨,这主要是没有正确进行自身定位。因此,我国的农村民间组织必须加强职能建设,要突出服务宗旨、增强服务意识、增加服务种类、拓宽服务渠道、并不断进行服务创新,增强凝聚力,真正成为农民的代言人和利益代表,从而提高其社会公信力和成员的认同度。农村民间组织要加强服务功能,创新服务内容。

(一)提供信息咨询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信息不论对任何市场主体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村民间组织应加强收集经济信息和统计资料的能力,对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和财政、税收、信贷信息要及时了解,随时向广大农民发布,并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帮助搞好生产结构调整。农村民间组织也可以通过创办专业刊物、设立网站等形式向农民提供各种信息。

(二)积极组织活动

为增进外界对农村民间组织的了解,提高知名度和专业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农村民间组织应当经常组织会员举办各种展销会、展览会、博览会,开展招商和产品推介活动;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村民的素质,增进交流协作;组织本地区的农村民间组织负责人去参观、学习外地发展较好的农村民间组织,借鉴经验。

(三)开展技术培训

农村民间组织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培养适合农村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管理水平,农村民间组织可以根据本组织的特点编写或选择适用教材,作为本组织员工的必读课程和考核晋升的依据,也可以创办学校或技能培训班,传授农村民间组织的相关知识,提供管理、经营、科技知识和农业技术服务培训;还可以举办各种报告会、研讨会,加强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

二、农村民间组织要科学决策,民主管理,完善自身运行机制

农村民间组织要转变管理理念,提高管理水平,需要制定一套适合组织内容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并严格遵守,邓小平早就指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因此,可以说制度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33)。而且从组织的实践效果来看,凡是活动正常,社会效益明显,在当地某一领域举足轻重的农村民间组织,都是内部制度较为完善的组织。因此,农村民间组织必须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形成自律机制,用严格、规范的制度保证各项工作的健康运行。

(一)完善组织管理机制

首先,完善组织章程和机构,使组织规范化。其次,健全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管理机构,进一步明确其权利、责任,同时要加强民主管理,建立民主决策制度,克服行政化倾向,解决少数领导说了算的问题,另外,农村民间组织的领导人应该按照章程,进行民主选举,不再由主管部门进行行政任命,也不允许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在农村民间组织中兼职,要让农村民间组织中的优秀人物进入领导层。再次,根据组织目标和特点,制定农村民间组织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不仅要具有服务意识和敬业精神,同时要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最后,对农村民间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要实行经济利益与经营、管理、服务挂钩的责任制,把奖惩、考核、竞争和诚信有机结合起来,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促使其做好本职工作,构筑系统科学的运行机制。

(二)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这是农村民间组织运行和发展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层次: 农村民间组织内部的初次分配、局部范围内的利益调整和全社会范围内的利益再分配。初次分配和局部范围内的利益调整属于农村民间组织的内部调整,以产权为基础,采取按交易额返利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办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①引导会员以土地折价入股,按照股份根据赢利情况分红;②凭股金分红,投资股成员按股份参与分红;③统一购买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以低于市场价供给会员;④以高于市场的保护价收购农产品,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⑤统一运销农产品,将增值部分扣除销售费用和公积金后按收购量对会员结算返利;⑥在收购农产品后,可按照赢利情况向会员让渡部分在加工销售领域产生的利润。[2](P.17-19)。另外,农村民间组织必须有公共资产。包括社员股金、政府扶持、社会捐赠、历年积累等,作为公积金用于组织事业的发展,保障公积金的合理使用。

(三)完善监督机制

要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社会监督主要是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了各自的利益,通过不同途径对农村民间组织的管理和执行人员进行的监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的监督,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可以强行对农村民间组织进行监督的组织,监督农村民间组织是否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从事经营及社会活动;媒体的监督,是指新闻媒体进行的监督,具有及时全面、影响深远的特点,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监督方式。由于媒体是公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普及范围广、影响大,具有导向和威慑作用,所以能够对农村民间组织的管理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捐款者与公众的监督,当捐款者认为农村民间组织的运行令其不满意时,就不会再捐款,也会告诉别人不要捐款,公众通常可以通过一些政府部门、评估机构和农村民间组织自身的热线和网站对其进行监督。内部监督主要是充分发挥监事会和成员的监督作用,监事会的基本职能是以出资人代表的身份监督农村民间组织负责人的经营活动,以财务活动为重点,确保负责人正确有效地行使职权,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组织章程和损害组织的行为,监事会有权要求得到及时的纠正。参加农村民间组织的村民主要对农村民间组织实行社务公开、财务公开进行监督,及时了解运行状况和经营效果,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农村民间组织要面向农村服务农民,强化其自身社会责任

农村民间组织的责任,就是要为自己的行动向有关各方作出交代,承担起自己在农村发展中应尽的责任。从宏观层次看,农村民间组织的社会责任属于第三部门的社会责任,从微观层次看,农村民间组织的社会责任就是增进和维护农民的社会利益。增进和维护农民的社会利益是农村民间组织社会责任的本质属性,也是农村民间组织社会责任的核心和灵魂,主要体现为提高农民素质、增进社会整合、提供社会服务、满足精神需求以及扶助弱势群体等。

从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农村民间组织在运行中的社会责任对象最主要的有四个: 一是参加农村民间组织的成员,分散的村民之所以参加和建立民间组织,就是要通过参加组织获得单个农户不能获得的利益;二是农村民间组织所在的村子,农村民间组织是其所在村子中社会群体的一员,它的生存发展与村子息息相关。村子的共同利益与民间组织的利益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二者之间的重叠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间组织的生存、发展和壮大;三是农村民间组织的外部支持者,农村民间组织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支持,这些外部力量有的来自于地方党委和政府,有的来自于企业,有的来自于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当然要对这些外部支持者负责;四是农村民间组织的管理者,根据政府的职能分工,民政部门是民间组织的主要管理者。根据相关的法规与政策,任何一个农村民间组织的建立与注册登记,都必须与民政部门发生关系。民政部门作为民间组织的管理者,也是农村民间组织的社会责任对象之一。

农村民间组织的运行和发展要承担的主要社会责任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增强公信力。这实质上是农村民间组织承担的伦理责任或道德责任,它要求农村民间组织在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做到诚实守信、公开透明,不能欺骗或蒙蔽社会公众,尤其是农村民间组织的支持者与资助者。第二,提高农民素质。农村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为提高农民素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平台。广大农民通过参加不同的民间组织及其活动,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发挥特长,增强自信;了解新信息,接受新思想,改变旧观念,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增强权利观念和维权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有一部分农民通过积极参与民间组织的活动得到锻炼,提高了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并逐步成为农村的“精英”和“能人”。第三,增进农村整合。农村民间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已经增加了农村的整合纽带与途径,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而增进了农村的社会整合程度。此外,农村的民间组织在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化解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婆媳之间、家庭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农村人际关系的和谐,在增进农村的社会团结与社会和谐等方面也承担着重要责任。第四,提供社会服务。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社会服务体系还很不健全,要解决农民的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完全依靠国家和市场的力量在短期内还不现实,这给农村民间组织为广大农民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实践表明,农村民间组织实际上已经承担了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责任,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强化服务效果。第五,满足精神需求。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农民的精神需求日益凸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多样的精神需求已经成为农村民间组织特别是文化活动类组织的重要社会责任。在我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中,文化活动类组织如灯会、文艺队、歌舞队等已经在满足农民精神需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他一些民间组织如老年协会、妇女协会等也具有这方面的功能。农村的文化活动类组织不仅具有满足农民精神需求的价值,而且还有传承农村传统文化的作用。第六,扶助弱势群体。为老弱病残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支持和实物支持,既是农村民间组织获得社会威望和声誉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农村民间组织正在承担着的一项社会责任。随着农村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家庭养老的负担将不断加重;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城务工,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充分发挥农村民间组织在扶助弱势群体方面的优良传统,支持它们承担一部分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已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胡彥龙,彭克强.从利益分配角度看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完善[J].经济与管理,2004,(6).

农村组织化 篇7

近年来, 党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三农”发展的重大措施。一方面, 使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 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多年难得的好局面;另一方面, 在直接的政策扶持给农业带来表面繁荣的同时, 农业现代化滞后的矛盾却日渐突出。如: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行政管理的缺位与农村村民自治的组织无序;部分征地过程中农民利益的“政府侵吞”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市场引导下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与农村持续增收的路径闭锁, 都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笔者认为, 农村合作组织的缺失是导致这一系列问题的制度起因。在新的历史背景下, 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其意义愈发凸显, 重视农村合作组织的作用, 推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 也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1.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需要发展农村合作组织

2003年, 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税费改革启动, 至2006年, 各省、市、区均取消了农业税。与此同时, 为了防止农民负担出现反弹、减轻乡村两级组织运转的行政成本, 各省、市、区又相继启动了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 通过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合村并组等方式强化了基层政府组织的效能。从目前来看, 这些改革措施的效应已经显现。有学者认为, 乡村组织已经成为什么都不干, 只是维持自身运转的组织;也有人认为, 乡村组织开始转变策略, 在“实践中对自身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 使自己处在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为了不与农民发生正面冲突, 就要少做事, 甚至不做事, 但乡村两级组织又不能不干事, 于是, 将原来的软指标当成硬指标来做, 也就是将软指标硬指标化, 成为了当下乡村两级组织职能转变中的一个现实选择”。[2]显然, 在缺少了重要财源的现实条件制约下, 不少基层政府的管理活动大为缩减。可以说, 在制度型权力弱化和村庄政治选举化的背景下, 乡村两级组织弱化其管理职能已成为当前我国基层行政管理的现实图景。在原本就不够完善的村民自治制度环境下, 缺少了乡镇政府的指导, 很多地方的村民自治开始流于形式。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农村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 这种“消极行政”的局面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因此, 如何解决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行政管理的有序运行、为农民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治理服务是当前乡村治理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农村合作组织因其内生于农村社区且具有能够弥补乡村组织职能部分空白的优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与乡村组织一样, 农村合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它的出现有效地沟通了农户与政府, 可以更好地承接国家和社会的资源输入, 有利于基层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管理, 节约政府的治理成本。笔者认为, 在零农税背景下要更好地发挥乡村组织的职能、实现基层政府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是最佳途径。

2.强化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建立农民的正当利益诉求机制需要发展农村合作组织

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民公社解体后, 我国农村社会的管理就再没有完全回归到政治体制的治理范围内。亨廷顿在其政治学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在现代化国家, 政治参与扩大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就是农村民众开始介入国家政治。”然而, 从我国当前村民自治的实践不难看出, 农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程度较低、参与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普遍不高。村民自治只限于管理自身的事务, 对于延伸至乡村的基层政府管理组织——乡镇政府, 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明显缺位的。村民自治法下的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指导关系也没有得到严格遵守与有效发挥。基层政权作为合法化的权威, 处与强势地位, 一旦有利可图, 就容易陷入行政干预困境。由于受到教育程度、信息收集能力的限制以及松散的组织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与影响, 身为多数的农民在影响乡镇政府决策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却存在着“数量悖论”。在传统的社会中, 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只知道排斥政治权利, “这一点表现的决不只是冷淡;冷淡至少还显示了一种政治利益和政治参与的可能。但在传统的系统中, 只有像独裁者或贵族这样的精英而不是广大的群众有权利参与政治。在传统社会里, 存在的毋宁说是一种政治的屏障, 就一般社会成员而言, 它是一种长久忍受的痛苦, 它使人们甘受命运的捉弄, 或者从来没想过把他们的愿望变成政治要求, 或者心无疑虑地把要这样做的念头窒息泯灭。”[3]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权力与义务是什么, 遑论去维护和履行自己的权力与义务。从我国《宪法》精神的角度看, 村民政治参与可以从根本上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 从而保障农民当家作主。而村民缺乏正当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现实却使得这种地位得不到保证。例如, 在新一轮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 大量的失地农民在政府的利益侵吞面前表现出无能为力, 因而非正式的利益表达盛行, 其中尤以越级上访与群体上访较为流行, 暴力式利益表达也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合作组织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保证其享有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的有效方式, 体现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因此, 强化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建立农民的正当利益诉求机制需要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

3.改善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提高农业的抗风险能力需要发展农村合作组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农民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提高经济收入是首要目标。作为利益主体的社会个体或社会集团只有从经济上获得了生存的独立性才能实现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奠定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则为生活于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个体提供了获得生存的基础与机会, 同时也给那些分散无序的个体带来了瞬息万变的市场风险。我国农民尽管数量庞大, 但分散化程度很高, 且由于整体素质较低无法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去抵御市场化所带来的风险。特别是由于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 市场谈判能力较弱, 难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挑战, 实际上面临着国内、国际市场的双重压力。在国内市场上, 农民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市场风险。如农资价格上涨过快过猛, 农民的利益常常受到侵害。在国际市场上,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下导致我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不强, 难以突破技术壁垒。如在有关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谈判交易中“集体失语”, 不能有效应对高组织化的跨国公司主导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挑战, 使农民福利在农产品进口中受到巨大损失。[4]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也使我国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 在市场引导下的贫富差距两级分化格局中, 农民是最大的贫困群体。近年来, 在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多予少取”的财政政策的直接支持下, 我国农民的收入虽然有所增长, 但与我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相比, 城乡差距依然在扩大, 农民与其它阶层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很大悬殊。解决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就是要建立一种制度, 即在合作运动倡导者及积极分子的推动下, 将农村经济活动中的弱者组织起来, 使其从中获得依存感和实现更多的公平和利益。事实上,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尤其是经济性组织, 可以克服生产、流通小规模经营的困难, 降低交易成本, 化解市场风险, 提高农民的经济福利。同时, 对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提升农业的竞争力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坚实基础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 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实现小康的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下所衍生的利益自主的社会个体, 在其面临各种权力的制约时, 就会以契约为基础自发地组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职业的等等之类的社会团体, 以保护个体或团体自身的利益, 免除政治与经济上的振荡。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正是内生于这一体制背景下的制度变革之一。可以说, 农民利益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农村市场的不断完善、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等都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所以,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 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坚实基础。

1.我国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利益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是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根本基础

农村合作组织的主体是农民。从历史角度来看, 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思想对当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仍存在着消极的影响,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生产者性质也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封闭和狭隘的特征。因此, 成功的改革必须打破这一羁绊。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萌发的, 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解决我国广大农民温饱问题的同时, 也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自主性。伴随着这一历史变革的推进, 我国农民独立的利益意识也逐渐得以强化。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是集体所有, 农户只拥有经营使用权) 的制度创新显然不同于个体私营, 这种经济制度虽然不会出现大的土地兼并, 但却将农村社会转化为小农社会, 农业生产成了小农生产, 农民的弱势群体处境也未得到根本改善。有学者指出, “利益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5]农业合作组织正是农村中经济理性精神成熟的自由农民在市场竞争中为求生存和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借助这一组织形式, 农民在争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不断接触到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内核, 即市场的竞争性促使广大农民在艰难的适应过程中不断学习, 也就是说, 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主体基础。

2.我国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主体地位的明晰是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场所, 缺乏完善的市场体制是我国农村发展长期滞后的根本原因。众所周知,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联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以牺牲“三农”利益为代价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一直是我国发展策略的重要内容。因此, 解决“三农”问题, 必须走市场化道路, 为农民自主经营、自由流动创造市场环境。事实上, 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也是农业生产市场化所决定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角度提出了很多方面的改革任务。目前, 我国已建起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流通市场, 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资源配置。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性作用是资本市场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联结的内蕴, 从这一点上讲, 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为实现农民农业经营利益的必然产物。此外, 市场经济的运作形式也为经济行为的理性化、社会行为的秩序化提供了保证, 其形成和发展都顺应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并为农业合作组织化提供了一定的渠道和组织形式。可见, 明晰的市场主体地位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我国近几年连续出台的重点关注农村发展的政策是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有利契机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业合作组织作为一个载体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安全阀和稳定器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广大农民在实践中创办了超过15万个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但其法律地位却一直不明确。为了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 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出台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如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第一次从法律上确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 规范了财产制度和分配方式。这对于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 国务院于2007年7月1日起实施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在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下, 长期以来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法律地位和组织属性、利益分配与内部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规范, 我国农村合作组织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大好发展时机。

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

我国农村合作组织历经了从无到有、从扭曲到回归、从忽视到重视的艰难制度变迁过程。尽管拥有了农民利益主体意识觉醒、市场发展完善、政府政策支持等诸多有利因素, 但现阶段仍处在培育发展阶段, 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与解决。

1.关于培育农村合作组织的现代化主体问题

社会经济的一切行动总是以个人为起点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行为的目标就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农民作为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必然驱使其在生产过程中主动去寻求和接受现代生产要素。因此, 农村合作组织的现代化主体培育也就是现代化农民的培育。即把新型农民作为农业合作组织建设的主体, 培养造就出一大批既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 又有专业技能、市场观念、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这既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础,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为此, 必须要克服小农经济思想, 强化农民的市场观念, 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正如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所强调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的心理基础, 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现代性的转变, 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合作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它的生存与发展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也就是说, 合作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就在于“农民的商业化” (或者是农民本身的现代化) , 即从不愿冒风险和“生存导向”的行为者转化为对部门间获利机会、市场价格、利润和财富积累敏感的“现代经济人”。[1]这即是说, 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有现代化视野和素质的农民来实现和支撑。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 而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是决定贫富的关键。要把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 转变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就是当务之急。

2.关于政府在农村合作组织中的定位问题

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是一种制度变迁, 这种制度变迁开始于农民利益意识觉醒下的非正式制度变迁。近年来, 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上采取的取消农业税和实行农业补贴等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但就建立农村发展的长效组织载体上还需要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制度安排, 而大力扶持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就是激活农村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关键。在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中, 地方政府有着相对特殊的身份、地位、职能和行为。一方面, 它是国家上层建筑体系和国家行政序列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另一方面, 又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样一种双重身份使得地方政府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农民组织化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发展史, 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和人民公社体制的确定, 以及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破除以后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建过程, 都始终存在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抑或无所作为相交织的矛盾。[4]在民主体制的制度下, “代表人民经济利益的合作组织, 自能发挥其民主的精神;否则, 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如果是在独占、操纵、垄断的情形下, 则合作组织的民主精神往往被阉割, 合作运动的灵魂往往被出卖, 合作的效用, 亦就往往被变质地利用”。[8]笔者认为, 我国政府在农村合作组织中主要的作用是提供公共服务。然而, 尽管政府的扶持是提高农民组织化所需的必备条件, 但前提必须清楚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范围, 且政府的扶持应以尊重市场规律和不干涉农民组织的正常运营为前提。同时, 政府的职责还应表现在增加专项财政资金投入、强化财政投入的支持力度、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试点示范范围等方面。特别是充分发挥试点示范合作组织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明确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农业经济服务部门对农村经济组织的指导、管理和服务的职责, 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业务指导和组织保障。

3.关于引导市场发挥扶持作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问题

内生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农业合作经济, 必然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 而市场的信息是千变万化的, 刚刚起步的农村市场经济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发展瓶颈, 而农业合作的资金投入问题即是制约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最大“瓶颈”。因此, 通过采取政策优惠等方式来鼓励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和发达地区资本进行投资, 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并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开展不同程度的农业合作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之一。鼓励和引导各类工商企业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中来, 一方面, 可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广泛吸纳企业资金参与农村合作经济的建设, 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另一方面, 也顺应了企业发展的需要, 使企业可以与对应的农业合作组织建立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 避免了与分散的农户进行一次性搏弈的恶果。同时, 还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生活的质量。这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核心任务, 也是开展农村经济合作的根本目的。从现阶段看, 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为了帮助农民增收, 国家相继出台了减轻农民负担、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改善农村信贷环境、稳定粮食保护价水平、放开粮食市场、发展农业科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振兴乡镇企业、疏通农民进城就业渠道等政策。但从长远看, 要持续、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 关键是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来增强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检视长期以来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原因, 不难发现, 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农民经济地位薄弱、增收难以持续的制度樊篱。对此, 各地应在“多予少取”的总体方针下, 借助市场的扶持作用, 促使农村合作组织建设的健康发展, 共同推动农村和谐社会的形成, 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 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坚实基础。农民利益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市场发展的不断完善、政府的重点关注及政策的扶持也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总之, 在推进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既需要维护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作用, 形成持续的内在驱动力, 也需要发挥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扶持作用, 借助市场的有效方式, 形成强有力的外部推动力。只有通过外部推动力和内在驱动力的有机结合, 形成上下一致的动力机制, 才能真正推动农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为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载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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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比较 篇8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一极。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曼彻斯特大会通过的《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中指出, 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这个定义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合作组织的承认, 合作社逐渐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目前, 国际合作社联盟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多个会员组织, 所代表的合作社达75万个, 社员总数达7亿6千万人。从国外来看, 越是农业发达的国家合作社的参与度越高。美国每个农户平均参加2.6个合作社;法国、荷兰90%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社;丹麦98%的农民都是合作社的社员;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民也达到90%;巴西、智利80%左右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等亚洲国家入社农民也占30%~60%;在非洲一些国家, 如肯尼亚、坦桑尼亚、毛里求斯、乌干达等, 入社农民也占10%~30%。

由于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特点不同, 以及历史传统差异, 在发展形式和特征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协”, 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购置、农业技术的指导与推广、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直到信贷、保险、医疗, 几乎涉及从农业生产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国农民有农业设备使用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农业技术合作社, 以及信息咨询合作社、农产品运销合作社等;德国农民有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购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等;丹麦的农民合作社则无所不包, 合作乳品厂、肉制品合作社、饲料供应合作社、肥料合作社、育种合作社、机械化服务合作社、农用物资供应综合合作社、合作面包房、合作发电厂、合作消费社等;印度政府制定的许多积极的惠农政策措施的实施都有赖于印度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印度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结构上看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体系, 主要包括信贷、生产和销售三个系统的合作社;美国农业生产完全按照企业化方式运行, 相关人员均属雇佣关系, 为保证合作社股本金的稳定性, 要求社员支付较高的首期投资, 而且成员资格封闭, 主要发展产品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业, 从而提高社员的收入。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 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演变、发展现状

我国合作社的萌芽应该追溯到“钱庄”, 但钱庄始终没有演变成定义上的“合作社”。合作经济的概念在清末民初时期开始被引入中国, 通过学校教育和书刊等媒体开始传播, 在部分农村地区付诸实践, 如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新中国成立后, 积极推进各种合作事业, 并建立起了多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如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社。从整体上看, 一方面, 作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用农民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另一方面, 由于国家和政府对农民缺乏充分引导和教育, 因此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从组织到运行、管理都严重违背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人民公社基本否定了农民的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 农民没有自有的生产资料, 在生产决策、经营管理、产品分配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因此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和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中, 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始在一些地区出现和发展, 即“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新”是相对于我国50年代至60年代建立与发展的传统农村合作社而言的。它的主要特征是:1.为解决分散、小规模的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形成的一定规模的共同面对市场的专业生产群体。2.由于自发形成, 没有一个较为稳定并固定的发展模式, 组织管理上没有自己的章程, 权利、义务不明晰, 会员的流动性较大。3.以改善生产手段、提高生产水平为目的, 活动内容以技术合作为主。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最初是在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山东等沿海地区发展起来, 现在欠发达地区, 如安徽、陕西、山西、宁夏、青海等地的合作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超过1万个的省份有山东、河北、广东、四川等省, 发展较好的地区还有浙江、北京郊区、江苏等地。农村合作经济已经涉及我国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成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 成为农业经济甚至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显示, 仅2007年7月1日至年底, 全国工商机关就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26397户, 成员共计35万户, 成员出资总额共计159亿元。这一时期,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多以社团法人为主, 类型多样, 组织形式相对紧密, 产权关系逐渐明晰, 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了吸纳农户比例高、合作要素活跃等新特征, 活动内容逐渐拓宽到技术合作, 及供销、加工、资金乃至信息等方面的合作。

但是,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论是组织规模、业务内容、经济实力, 还是服务功能、合作程度、社会地位等, 同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相比, 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从整体上看,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 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规模仍然比较小, 规范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 总体上看还是个新生事物,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比较多。

三、影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因素

(一) 合作经济主体不到位

1. 农民缺乏合作意识, 顾虑多, 参与热情不高。

我国农民以农耕为基础的封闭、守旧、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把家庭经济的发展局限在家庭成员的努力劳作上, 合作往往是暂时的, 不情愿的选择”。我国农民大多数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 更谈不上高等教育, 没有接触过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当然也极少有管理合作经济的经验。

2. 政府领导思想认识滞后, 不能正确地引导合作经济的发展。

如对合作经济组织概念认识不清, 重视不够;对政府在建立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认识不清。有的地方夸大政府作用, 不顾本地实际情况和农民意愿, 搞“一刀切”、“拉郎配”;有的则片面强调农民合作的自发性, 坐视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而不规范、不引导。还有人担心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会形成压力集团, 脱离经济组织的轨道, 给政府找麻烦, 与政府唱“对台戏”。

(二) 理论研究缺位

合作经济理论研究起步晚, 难度大。由于制度的影响, 建国以后我国的合作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为主, 而对西方合作理论的系统研究则是改革以来的事情, 目前尚未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合作经济理论体系。因此, 合作经济理论的研究尚在探索阶段。

(三) 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

健全的、完善的内在机制是组织存在和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和制度保证。我国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内在机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组织规范化程度较低、民主管理机制的贯彻不彻底、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自我发展机制不完善等等。

(四) 外部制度环境缺失

外部制度环境以及由外部因素导致的政府行为的干预, 是影响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1. 法律制度。

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采取法律的形式, 具有极大的明确性和强制性, 为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西方各国政府先后通过立法以及一系列修正案来保证合作社合法地位和权益的实现。由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未能涵盖现存的数十万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 其调整范围还不够广泛, 以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制度安排的缺乏, 因而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

2. 政策支持。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受到来自各种政策的制约,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客观上不利于各类合作组织独立自主地发育成长。在城市和工业导向的金融制度下, 农村合作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很难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 导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问题。

3. 行政干预。

在我国, 农村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与各级政府部门衍生出十分复杂的关系, 合作组织主动寻求政府的支持, 依托于各种部门甚至直接由政府来组织建立, 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行。由于农业、民政、工商、科协等各部门都参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 每个部门都可以对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管理, 每个部门都有审批权, 互相之间缺乏协调, 造成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管理混乱、行政干预过多。

四、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方向

(一) 实现规范化经营, 健全内部运行机制

我们应按照“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的要求, 抓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合作组织一旦建立起来, 要使其逐步走向规范。重点抓好四个方面:一是规范政府行为。要规范政府对合作组织工作的指导和引导行为, 强化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地位, 政府绝不能随意干预甚至包办。二是规范合作组织建设。如规范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资格的取得、登记、章程制定、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等。三是规范合作组织管理。要严格会员入会条件, 加强会员管理, 增强会员诚信意识, 重大问题要经过集体研究决定, 同时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引进有管理经验的专家参与组织建设。四是规范利益分配机制。合作组织在发展壮大以后, 应逐步使合作组织与农户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以增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实力, 提高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真正办成“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二) 实现规模化经营, 增强其服务带动效应

一方面, 从纵向发展看, 不断完善“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 扩大企业规模, 增强经济实力, 提高其带动能力, 要按照“农村经济能人牵头建立一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一批、农技服务中心领办一批”的办法, 适时推动各类合作组织的发展, 充分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营销、技术、信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延长产业链和提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促进农业产品品牌化经营的服务效应。另一方面, 从横向发展看, 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运行方式扩展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如消费服务、社区治理、社会发展、提高农民政治地位等各个方面,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重要作用。

(三) 完善外部环境, 实现合作经济的区域合作、国际合作

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研究 篇9

按照组织理论和制度理论, 结合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实际业务开展情况, 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正规金融机构, 主要是村镇银行。二是准正式金融组织。包括:小额信贷公司, 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 捐赠或援助项目资金建立的村基金或协会。三是其他非正式农村民间微型金融组织, 如和会等。

(一) 贵州村镇银行的发展现状

从2006年12月, 银监会放宽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2008年9月, 贵州首家村镇银行——毕节发展村镇银行建立并开业后, 到2012年12月, 贵州已有20家村镇银行 (见表1) 。同时, 2012年, 贵阳白云德信村镇银行、贵阳南明富民村镇银行、贵阳云岩富民村镇银行、清镇信邦村镇银行、金阳富民村镇银行、镇宁汇商村镇银行、从江月明村镇银行、遵义县汇隆村镇银行等8家村镇银行已经获得了银监会的开业或筹建批复许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 到2011年底, 贵州村镇银行法人机构12个, 机构个数15个, 从业人员366人, 资产总额为22亿元。

(二) 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情况

从2006年8月, 贵州第一家小额信贷公司——江口华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江口县挂牌成立后, 贵州小额信贷公司迅速发展, 到2012年9月, 贵州小额信贷公司187家, 从业人员1882人, 实收资本54.59亿元, 贷款50.67余额亿元 (见表2) 。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小额信贷公司分地区统计情况表 (2010-2012) , www.pbc.gov.cn/publish//

(三) 贫困村互助资金发展情况

2006年以来, 贵州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数量不断增加, 到2011年底, 全省41个县 (市、区、特区) 共有297个贫困村开展了互助资金试点。资金总规模7752.61万元, 全省共组建了2653个互助小组, 累计入社农户4.27万户, 其中贫困户2.26万户, 累计借款1.71万户次, 其中贫困户1.07万户次;累计发放借款9047.6万元, 其中贫困户3969.48万元;累计还款额6440.78万元, 借款归还率71.18%。2012年, 贵州投入财政扶贫资金1000万元, 安排了66个贫困村省级互助金试点, 试点村总数达到363个。

(四) 捐助性村基金 (协会) 在贵州建立与发展情况

1995年, 国际渐进组织、国际鹤类基金会、贵州环保局出资与合作, 在威宁草海保护区村寨发展项目中, 设立了渐进项目和村寨发展信用基金。1997年, 兴仁县政府成立了UNDP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办公室, 同时还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贵州省乡村发展协会联合发起成立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机构——兴仁县农村发展协会, 实施小额信贷工作。1998年, 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在贵州纳雍开展的社区扶贫示范项目, 建立了社区发展基金。2005年, 香港社区伙伴资助, 贵州省农科院现代农村发展研究所与望谟县政府实施的望谟参与式扶贫项目, 将社区发展基金作为其中的一个子项目。2008年,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家族计划国家协力财团、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贵州雷山等县实施的全民参与综合扶贫试点项目, 将村滚动资金作为一个重要的子项目活动。

二、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面临问题

(一) 村镇银行面临“四大”问题降低其“支农”功能

一是地区分布不均衡, 分支机构少, 覆盖面低。全省20家村镇银行在各市州分布为:贵阳市2家, 安顺市1家, 遵义市2家, 六盘水市3家, 毕节市6家, 铜仁市1家, 黔南州2家, 黔西南州1家, 黔东南州2家。2012年获得筹建或开业的村镇银行中, 贵阳市有5家, 安顺市1家, 黔东南州1家, 遵义市1家。贵阳、毕节、六盘水村镇银行发展比较多, 基本上能达到1个县 (市、区) 1家, 其他市州都相对较少。同时, 在已成立的20家村镇银行中, 仅有毕节发展村镇银行建立一个支行, 花溪建设村镇银行目前设立了两个分支行, 平坝鼎立村镇银行设立一个支行, 其他村镇银行基本只有一个网点。二是“城市化”问题突出。贵州20家已经成立的村镇银行中, 除了花溪建设村镇银行在花溪区青岩镇设立了一个分支网点外, 其他村镇银行的服务点实际都在县 (市、区) 城里, 作为出资仅有1亿元左右的微型金融机构, 其服务的范围本身就比较窄, 把服务点设置城里, 难以满足服务农业、农村, 特别是为农户提供微型金融服务的功能。三是商业化现象突出。实际操作情况下, 贵州村镇银行的发起人或最大股东绝大多数是地方性中小商业银行, 不可避免地将发起银行的经营模式带入村镇银行。例如, 2011年5月成立的兴义万丰村镇银行, 截止2012年3月, 累计发放贷款85笔, 总额12880万元, 其中累计投放涉农贷款9665万元, 占累计发放贷款的75%, 但在涉及农户贷款上仅有100多户, 即使每户平均贷款1万元, 所占贷款的比例也很小。四是服务产品单一, 涉农产品更少。例如, 花溪建设村镇银行的五个贷款产品中, 只有“金稻田”涉及农户;水城蒙银村镇银行的保易贷、抵易贷、商易贷、车易贷实际都不是针对农户设计的;兴义万丰村镇银行的质押贷款、房屋抵押贷款、个人信用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基本都不针对农户贷款。

(二) 小额信贷公司的性质、管理、后继资金不足、贷款对象倾向等问题不断突现

一是“只贷不存”的安排决定了其性质。按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 不吸收公众存款, 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就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并非金融机构。二是监督管理比较松散。多部门、多层次管理监督体系使得公司成立后, 难以得到持续有效的监管, 造成监督管理上的松散。三是后继资金不足。虽然《指导意见》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从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人资金, 但由于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缺乏信用资质, 占公司资产主要部分的小额贷款不能用于担保, 很难满足银行的融资条件。四是小额信贷公司贷款额度越来越大, 贷款对象越来越倾向个体工商户和企业。2006年, 江口华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 公司对贷款的额度进行了限制, 规定单笔贷款规模不得超过全部资本金总额的2%, 并规定“三农”贷款比例不得低于30%。而根据龙华平 (2011) 的调查, 在贷款对象上, 华地主要以个体经营者和农户作为目标主体, 农村个体经营户占贷款对象的72.2%, 其余主要为农户贷款。贷款主要以3个月期和6个月期的短期贷款为主, 短期贷款占77.67%, 其余贷款为1年期 (含1年) 以上贷款。平均贷款金额在1.1万元左右, 高于2万元以上的贷款业务相对较少。而根据黔商市西小额信贷公司在其网站公布的情况, 其贷款业务范围基本上都是针对个体工商户或中小企业, 并且贷款成功的金额都在5万元以上, 有的甚至到100万元。

(三) 贫困村互助资金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是部分互助资金的注册管理问题。目前, 贫困村互助资金监管主要由扶贫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和指导, 由于贫困村互助资金的组织类型尚未确定, 而应该到什么部门注册登记管理也没有明确, 如果将其归类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就应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从贵州实际来看, 2006年至2011年的中央和省级297个试点中, 尚有134个试点由于各种原因未登记注册, 有5个试点在乡镇注册, 156个试点在当地民政局进行了注册, 2个试点在工商部门进行了注册。二是没有发挥监事会的功能和作用。贵州贫困村互助资金在运作过程, 监事会的功能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例如研究调查某村互助资金时, 访谈一位监事会成员, 发现他对该村互助资金借贷和还款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甚至连村里农户谁获得了贷款都不知道。三是变相多贷问题。在实际操作中, 有的互助资金存在一个农户找了10个农户签名, 直接贷款几万元的情况, 一个农户就借用很大的比例, 既使别的贫困农户无法获得借款, 也大大增加了资金还款的风险。四是相关事务的公开问题。贫困村互助资金在操作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事务不公开, 操作不透明的现象。例如按照操作指南要求, 理事会应公告农户借款情况和每月还款情况, 但在案例村的调查发现, 农户借款和还款情况并没有采用任何形式向社员和村民公开, 应该访谈的村民没有一个了解谁获得了借款, 也不知道借款农户的还款情况。

(四) 捐助性村基金 (协会) 数量少、覆盖面窄

尽管援助性村基金的运作效果较好, 在农户受益的同时, 实现了保值和增值。但毕竟援助性村基金 (协会) 的数量很少, 能受益的农户也很少。

(五) “合会 (转转会) ”等非正式金融组织风险巨大

除正式和准正式农村微型金融组织外, 贵州农村还存在其他非正式微型金融组织, 如地下钱庄、“合会 (转转会) ”等。尽管这些非正式微型金融组织在农民急用钱时解决了一些问题, 如“合会 (转转会) ”由关系好的村民把钱集中起来, 最需用钱的先用, 然后按规则每个村民用完为一轮, 解决了村民在建房、红白喜事等急需问题。但是也存在着相关机制不完善, 会首会员权利义务不明确, 成员法律意识淡薄, 缺乏监管, 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还可能出现由普通“合会”向“以集资放贷”为目的的非法集资式“合会”转变。

三、对策建议

(一) 建立和完善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的“支农”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对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的“支农”贷款特别是农户贷款应建立一套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 对完成考核的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 从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优惠激励, 增加他们“支农”的责任性和积极性。

(二) 加强各类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的监管力度

特别是对小额信贷公司, 应该明确具体部门对其经营进行金融风险管理, 对民间“合会”, 只要会员人数、金额、会首及会员资格及其他有关条件达到法律规定标准, 应让其转型注册登记.依法设立, 防止其向“以集资放贷”为目的的非法集资式“合会”转变。

(三) 加大政府对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支农”再贷款的支持力度

2012年5月, 贵州省有5家获得支农再贷款, 比去年同期增加4家;支农再贷款发放余额6557万元, 较年初增加5407万元, 同比增加6207万元。应该更进一步扩大范围到小额信贷公司, 并增加支农再贷款金额, 改善他们“支农”后继资金不足问题, 引导和支持我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增加“三农”信贷投放。

(四) 进一步加大对贫困村互助资金的监管力度

定期跟踪和检查贫困村理事会、监事会职能发挥情况, 增加操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强调决策、管理、监督过程中的贫困农民参与, 培养贫困农民的能力。借鉴捐助性村基金 (协会) 的成功经验, 在已有捐助性村基金 (协会) 的村开展村互助资金, 可以将财政扶贫资金注入捐助性村基金 (协会) , 并严格按照《贫困村互助资金操作指南》, 使其改革和转变。

(五) 对运作良好的贫困村互助资金和捐助性村基金, 应放宽政策, 促使其向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转变

贫困村互助资金和捐助性村基金今后应向什么方向发展, 这是政府和研究者都应思考的问题, 对于出现问题的, 应该及时整改, 要求其规范操作。对运作良好的贫困村互助资金和捐助性村基金, 应放宽政策, 促使其向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转变。

摘要：本文通过对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现状、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5条完善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促进其服务于农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贵州,农村微型金融组织,发展现状,问题,对策建设

参考文献

[1]贵州省扶贫办信贷扶贫处.全省2012年首期贫困村互助资金管理人员培训班在习水县成功举办[OL].贵州扶贫开发信息网, 2012 (08) .

[2]龙华平.贵州省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N].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1 (04) .

[3]管毓和, 等.草海村寨发展项目的进展, 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草海的战略和实践 (续集) [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1.

农村组织化 篇10

随着我国政府相关政策出台, 加大力度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收入显著提高, 因而在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 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明显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需求者主要有农户、乡镇企业及各级政府。其中农户根据其收入水平的不同, 可分为:富裕型农户、一般型农户和贫困型农户;乡镇企业根据其经营内容和生产规模的不同, 可分为中小企业和龙头企业;各级农村政府可分为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两部分。

(二) 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

农村金融需求分为资金的融入需求与融出需求。从资金融入规模看, 既有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 也有农村龙头企业的大额资金需求;从融出资金的角度看, 农户融出资金的主要方式是储蓄且这一金融需求基本得到满足[1]。

(三) 融资规模急剧扩大

依据朱守银等 (2003) [2]的调查显示, 1999—2001年, 样本农户每笔借贷数额平均为3 019.6元, 其中1999年为2 644.8元, 2000年为3 945.3元, 2001年为2 630.2元, 均在5 000元以下。农户单笔借贷的资金量普遍较小,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户的单笔贷款需求呈现出金额扩大化的趋势。

二、农村金融服务组织的供给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已初步建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即包含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多种类型机构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下面简要介绍重要的金融机构。

(一) 正规金融机构

1.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于1979年重建, 是涉农最多的商业银行。但是从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 农行对农户的直接贷款仍只占小部分。

2.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截至2009年末, 有农村商业银行43家, 农村合作银行196家, 农村信用社3 056家。

3.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它是一种特殊的农村金融组织, 为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截至2011年6月, 全国共设立村镇银行400余家, 小额贷款公司3 366家。

(二) 非正规金融机构

非正规金融组织是指组织或活动处于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之外从事金融活动的农村金融机构。在中国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合会是一种小组金融, 它是由群众自发组成的带有互动合作性的民间金融组织。 (2) 临时借贷, 主要是指亲友之间, 农户与企业之间直接发生的有息或无息借贷活动。 (3) 专职放贷, 主要包括私人钱庄、钱背、高利贷等, 是一种间接借贷活动形式。

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行为选择

通过分析, 现有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在面对不同类型的金融需求时, 又会作出何种行为选择呢?为了分析这一现象, 构建了以供给方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函数, 在对供给方规定相应假设条件的基础上, 对农村金融组织客户类型倾向作出说明。

(一) 基本分析模型

1. 模型基本假设条件

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利率为i (不存在利率上限) ;贷款者需要付出相应的金融交易费用, 其付出的金融交易费用为d[3]将d单位化, 使得d∈ (0, 1) ;贷款者将资金投入农村借贷市场的机会成本为d1;借款人取得借款后从事投资或生产, 获得收益为R, 付出成本为u, 其还款概率u取决于i和d;借款人运用贷款从事投资或生产的机会成本d0 (R>d0≥0) ;借款人与贷款人都是风险中立者, 当生产或投资项目失败时, 借款人将不履行贷款合约, 反之若成功, 则会偿还全部的贷款。

2. 基本模型

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的期望收益为:

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期望收益为:

本文以贷款者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目标函数, 而需求方只要满足基本的约束条件即可。因此, 基本模型可简化为:

对于任意一个金融组织而言, 若存在均衡的i*n, dn*则必然要求满足:

即可得:d*≤u (i, d) -m-d0+d1

从公式3和4可知, 要使公式5成立, 则要求金融交易费用d*、机会成本d1、机会成本d0以及付出的成本m必须较小, 而还款概率u跟收益R必须足够大。

(二) 农村非正式金融组织对不同类型客户的选择

非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通过长期的生活互动, 放贷人对借款人有着充分的了解, 他们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决定是否放贷。同时, 非正规金融只要付出少量的辨别成本, 就可以对潜在的借款人类型进行区分, 对他们实行不同借贷利率。

1. 富裕型农户与一般型农户的比较

富裕型农户, 在非正规金融组织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情况下, 其供求约束条件为:

一般型农户, 在非正规金融组织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情况下, 其供求约束条件为:

假设非正规金融机构对三种类型农户所付出的交易费用相同, 农户还款概率u除取决于i和d外, 还取决于农户的经济状况, 那么在相同的情况下, 富裕型农户偿还贷款的能力高于其他两类农户, 即uaubuc;同时, 我们还假定富裕型农户借款的机会成本要高于其他两类农户, 因此, 非正规金融组织在面对富裕型农户与一般型农户时, 会对前者提供较低水平利率的贷款。

2. 一般型农户与贫困型农户的比较

贫困型农户, 他们几乎没有生产能力, 融入资金主要用于生活性需求, 而这些用途是没有明确还款来源的[4], 即uc0。对于贫困型农户而言, 他们基本没有能力从事其他经济活动, 其贷款所付出的机会成本。因此非正规金融机构在面对贫困型农户时, 就有:

同时满足条件:

由上分析可知, 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而言, 向富裕型农户与一般型农户提供不同利率的贷款是最好的选择, 不会向贫困型农户发放贷款。

(三) 农村正式金融组织的客户类型倾向

农村正式金融组织不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 若要对不同类型的农户进行筛选, 要付出高昂的辨别成本。因此受成本的限制, 正规金融机构出于安全性的考虑, 往往会要求农户提供相应合格的抵押品M。

1. 富裕型农户与一般型农户比较

由于uaubuc, 因此对于正规金融机构而言, 放贷给富裕型农户会带来更大的收益。但是对于富裕型农户而言, 在统一贷款利率的情况下, 它所获得的效用跟其它两类农户相比是最低的。因为富裕型农户的还款概率高于一般农户型农户, 双方要获得相同的效用水平, 则富裕型农户就应支付较少的利率。由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受成本的限制, 只能以相同的利率水平向不同类型的农户提供贷款。

由模型分析可知富裕型农户、贫困型农户可接受的最高利率水平分别为:

与。由于富裕型农户具有较高的还款率, 因此, 两种农户之间所能接受的利率上限具有以下关系:。因此, 若正规金融组织向所有贷款者提供的利率水平为i, 当时, 所有的借款人都会申请贷款;当时, 一般农户会申请贷款而富裕型农户将会退出正规金融借贷市场;当时, 一般农户和富裕型农户就会退出正规金融借贷市场。

2. 一般型农户与贫困型农户比较

正规金融组织在面对一般型农户与贫困型农户时, 作出的行为选择与前一种情况的分析是相同的。贫困型农户接受的利率上限为:。由于贫困农户的, 因而贫困型农户具有很高的利率忍耐能力, 但是由于贫困型农户没有任何合格抵押品, 因此, 他们往往被排斥在正规金融借贷市场之外。

从以上分析看出, 正规金融部门偏好具有较高还款概率的富裕型农户;在存在较高的利率下限的情况下, 三类农户就会退出正规的农村借贷市场, 这使得贷款合约达成的空间大大地缩小;抵押品的存在减少了正规金融部门的不确定性风险, 但是这会使得大部分的一般型农户跟全部贫困型农户退出正规的农村借贷市场。

结语

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供需主体分析, 认识到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并不能满足不同类型的农村金融需求者的贷款要求。基于此, 国家应该大力发展除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农村金融机构, 这对满足不同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农户借贷情况问卷调查分析小组.农户借贷情况问卷调查分析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2009.

[2]朱守银, 张照新, 等.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与需求——以传统农区为例[J].管理世界, 2003, (3) :88-95.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分析 篇11

一、国内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回顾

1.欧洲专业合作社

欧洲专业合作社的特点是覆盖范围广、参与农户多、涉及方面全，据资料显示，在合作社发展最巅峰时期，基本上涵盖了农业的产、收、销、深加工、信贷、投资、保险、社会保障等诸多环节。在实现了这些社会功能后，不仅将最初的农户纳入了专业合作社内，农村边缘的郊区，小型的乡镇也逐步加入合作社。通过条件互补，农村所提供的生产品直接输送到合作社的相关部门，完成一条龙式的经营模式，实现了农户与城镇居民的双赢局面。

2.美国农业合作社

又称为美国农场主合作社。其特点是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运用机械化的生产设备，尽量用机器代替人工作业，不仅节省了人力，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合作社内民主平等，生产资料由参与合作社的农场主共有，平等协作。合作社内部实行一人一票制，农厂管理者有明确的生产责任和义务。

3.台湾农会组织

该组织具有明显的结构分层，上下级有明确的生产任务。大多数台湾农会组织都以“保障与会农民权益，增加农户知识技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宗旨。农会在建立之初就确立明确的会议制度，确保组织后续发展的民主性。工会只受政府监督，其他省、市、县只具有协调合作能力，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进行了保障。

二、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农合经济组织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过程：

1.初期形成、发展阶段

资料分析表明，我国农合经济组织的雏形初现于上世纪30年代。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其发展规模较小，只在民间的少数地方实行，覆盖范围有限，后来由于长期的战争影响，逐渐消失。

2.农业合作社阶段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亟需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大量的生产设备投入使用，给农村经济的快速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适时的组织农村广大分散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使得农户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构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

3.人民公社阶段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农村普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受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原本具有积极性的人们公社化运动逐渐走了歪路。农户生产积极性降低，生产资金遭到毁坏，生产活动被迫停止，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建国以来的农村经济体系遭到完全破坏。

4.重新兴起阶段

以安徽小岗村的包干到户为标志，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重新走上良性发展道路。通过新兴模式的开展，原来的集体作业模式被家庭、个人承包制代替，极大的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我国农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

三、当前国内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

1.社区合作经济组织

它继承原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功能，又在此基础了做了与时俱进的改动。以农村和小型乡镇为实行范围，以小规模的生产管理理念为主导，具有明显的社区性。

2.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由参与农民自发决定，通过将相似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进行融合，集中资源利用优势，做到农业生产品的统一调用和分配。

3.专业协会

由于在技术服务、生产条件、销售模式上具有合作性，农户以此为基础自发建立起的合作组织。社员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只是为了保证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4.经济联合体

类似于现代企业制度。是由两个或以上的出资人共同建立、共同承担的组织。其组成成员之间多为亲戚、家庭成员等，能够做到及时的信息共享与沟通。在原料的采购，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分配制度上有较强的优越性。

四、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困境及对策

1.发展农合经济组织的现实困境

（1）主体认识问题。通常分为政府因素与农户个人因素。政府特别是基层的政府部门，对农合组织的发展特点与趋势不能做到很好的把握与预测，导致错过了最佳的发展时机，从我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与国外的发展水平差距大，对于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有选择性的吸收。相关部门应当做到对先进管理模式的有效借鉴，服务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对于农户个人来说，可能存在思想意识落后，对先进的生产设备不信任，对新的管理制度不认同，导致农村经济长时间滞后。

（2）内部机制问题。产权关系不明是时下农村合作组织的最大弊病。组织混乱，权责不分，组织内部结构设置不合理，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工作流程不能顺序进行，都会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受阻。

（3）监督机制无效率。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政策，对组织内部的监督没有做到位。致使有关管理人员以权谋私，将公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化，严重损害了组织利益，使得内部农户生产积极性下降。

2.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建议

（1）农民自愿原则。农村合作组织是在广大农民的自愿平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不能对组织内部的农户做到人人平等，那么利益受损用户可以选择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可以要求退会。

（2）因地制宜原则。我国地域广阔，各地习俗不同，经济发展情况不一，很难将不同的农户强行联合起来。只有因地制宜，以社区或乡镇为单位组织活动，才能便于管理和统一调配。

参考文献：

农村组织化 篇12

1 组织机构完善, 网络覆盖广泛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全国已有13.3万个基层农技协组织, 拥有1130万户会员, 覆盖了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形成遍布全国、多元化、多层次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成为社会各界服务“三农”、促进科普、服务民生的重要阵地。[1]这些基层农技协中, 种植业占48%, 养殖业占31%, 加工业占7%, 其他占14%, 基本上涵盖了农村生产的各个方面。基层农技协不仅数量呈上升趋势, 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出现了技术交流型、技术经济服务型和技术经济实体型等类型, 涌现出节水节能、立体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乡村旅游等形态, 使每个农技协带领的农户数量更快上升, 带动能力有很大提高。各地农技协充分发挥人才聚集、网络健全、覆盖面广等优势, 在全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基层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民致富带头人, 为支持、帮助、引导、带领广大农民走上脱贫致富, 建设美好家园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 农技协也逐渐成为提高农民科学素质的强有力抓手, 成为农村开展科普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2 合作部门众多, 人才队伍强大

由于组织关系的便利, 农技协与很多部门建立起工作上的合作关系。近五年来, 中国农技协与国家民委、农业部等中央部委合作, 组建起包括近5500家涉农单位近千名农民科技致富能手、农业科技人员和涉农企业的专家服务团, 先后赴山西吕梁、四川梁山、西藏拉萨等地, 开展科技专家致富能手大型科技下乡活动, 并组织交流项目3000余项, 发放资料100多万份, 现场接受群众咨询110万人次。2009年开始, 中国农技协联合中国知网, 开展了全国农民科学素质网络竞赛和三农网络书屋建设与培训, 先后为基层培训建设三农网络书屋一万多个;2010年, 有185万农民参加了网络科技农村知识竞赛。作为全国农村科普工作的重要力量, 农技协以实施科学素质纲要为己任, 根据农村的实际需要, 整合科技专家、技术资源, 通过培训、示范、指导和咨询服务等活动, 提高了农民科学素质, 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实用人才。与此同时, 各省市农技协每年也都组织多次科技下乡活动, 深受广大农民欢迎。在中国科协的领导和支持下, 中国农技协按照纲要提出的重点扶持一万个农技协的要求, 在各地开展了领班人培训。五年来, 在20个省开展了领班人培训37期, 培训人数近五万人, 使这些农技协的领班人开拓了视野, 提高了科学素质、管理能力, 推动了基层农技协的健康发展。中国农技协还注重地市级科协和农技协领导的培训。近几年, 每年邀请100多名地市级农技协主席, 列席农技协的理事年会, 让他们了解全国工作大局, 站在更高的水平上, 把握好地市科协和农技协的工作。基于这些工作, 中国农技协汇集了大量优秀人才, 组织起150位专家和能手的专家服务团, 各省市农技协也都相应组织起自己的专家服务团, 基层农技协绝大多数都有自己固定的专家顾问, 同时还运用宣传栏、信息中心、专家讲课、生产现场指导等方式, 培养农村新型人才, 初步形成从中央到乡村的农村科普人才队伍。[2]

3 组织形式灵活, 政策扶持方便

以农民为主体, 按照自愿、互利、民主等原则组建起农技协, 是广大农民自觉联合起来抵御市场风险的必然选择, 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有利于解决农村基层组织“统”不了、政府部门“包”不了、单家独户“办”不了的事情。[3]正如杨汝岱指出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是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 是带领农民共同致富的新型合作组织形式之一,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正在被这些年来的实践所证明。近几年, 各级农技协积极搭建服务平台, 创造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服务形式。如“协会+示范基地+农户”等模式, 使农民对先进技术看得见、学得会;“协会+交易市场+农户”等模式, 使农民直接进入市场, 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农技协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联结起来, 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同样, 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 单靠号召和灌输是不够的, 需要使之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 这就要靠农技协把农民组织起来, 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农户在农技协的活动中, 以学科学知识、学实用技术为基础, 开拓眼界, 增长才干, 增加收入。几年来, 各地农技协帮助一大批农民由普通庄稼汉成长为技术能手、致富能手, 有的还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有了农技协的带动作用, 一些乡村逐渐形成学科学、求上进、讲文明的风气, 成了文明村、文明乡镇。农技协开展的各项科普活动, 不仅促进了生产, 也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促进了农民生产、生活、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 促进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4]农技协的工作成绩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 也得到了政策和财政上的大力支持。自2006年起, 中国科协和财政部通过联合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 先后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0.5亿元, 其中对基层农技协的投入达6.264亿元, 这是农技协有史以来得到的最大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各级农技协非常珍惜这个机遇, 以奖励条件作为标准, 推动农技协创先争优, 带动了一大批农技协成长。该计划通过奖补来激励农技协的推广工作, 表彰的重点就是农技协, 2006-2011年共表彰奖励农技协3132个, 以及一大批科普示范基地、农业科技带头人和科普工作队。[1]S

参考文献

[1]徐延豪.在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R].北京, 2012-3-25.

[2]翟晓斌.在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2011年工作报告[R].北京, 2012-3-25.

[3]尹林.关于推进农技协组织建设的几点思考[R].郑州:2008年 (第十届) 中国科协年会, 2008-9-1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