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调查

古籍调查（共10篇）

古籍调查 篇1

1 调查的背景和范围

1.1 调查的背景

陕西在上古时代是华夏九州中的“雍州”,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人类和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历史上诸多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陕西是我国文物大省,境内有为数众多的历史名胜与珍贵遗存,不仅如此,还保存着大量价值不菲的古籍,这些古籍对于历史文化研究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陕西省的文化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这些存藏古籍在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西部文化强省中的作用愈来愈显著。近年来,一些单位和研究者对陕西古籍的存藏情况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查,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总结出陕西存藏古籍具有数量较大、种类丰富、价值不菲等特点,并针对陕西存藏古籍目前存在的重视程度不够、经费投入不足、管理制度缺失等问题,从专业角度提出了建议[1]。为了推动陕西古籍整理事业的长足发展,更好地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繁荣陕西文化事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支持,很有必要对陕西境内各级各类图书馆及私家所藏古籍图书进行摸底清查,以期为繁荣陕西的文化事业、为陕西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现阶段,陕西省已经批准立项,对陕西境内的古籍、碑刻、金石三大类文献进行清查,编纂目录或提要,调查的范围是陕西境内的各级各类图书馆,并鼓励私人藏书家将自己所藏古籍的目录提供给公众,这就是有名的陕西古籍整理三大项目[2]。这是陕西省政府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举措,必将推动陕西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但是,其中的古籍普查只是针对古籍本身,如著者姓名、刻印时代、版刻形式,等等,并未对古籍存藏单位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了解。此前的相关研究有的是针对大型图书馆的、有的是专门研究古籍的价值的,尚无人以基层图书馆为具体范围进行针对性强的调查研究。本调查正是基于此而作。

以基层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多角度、全方位地调查古籍存藏的条件、古籍管理人员的整体素养、古籍管理制度的健全与否、古籍保护措施与力度,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事情。古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具有不可往复性,如果不及时抢救保护、研究、开发,任由其风化、遭虫蛀鼠啃,那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这一代人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3]。正是怀抱这种历史责任感与信念,笔者决定撰写此文,希望能够为古籍保护事业尽绵薄之力。由于历史原因,陕西省部分市区县的古籍未收藏在当地对应的图书馆内,而是在当地博物馆之中,如泾阳县的古籍就保存在泾阳县博物馆内,类似这种情况的博物馆也在此次考察的对象之列。

1.2 调查的范围

本次研究共调查了陕西省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商洛市、延安市、榆林市、安康市、铜川市、渭南市等9个市约40个基层图书馆,收回问卷59份,其中有效问卷49份。下面就以这49份问卷为依据,主要从人力资源、古籍保护与开发、专项资金三个方面展开分析研究。

2 陕西基层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的基本情况

2.1 人力资源分析

古籍管理人员文化水平的高低、专业素养的深浅以及对古籍本身价值的认知等问题,是关涉古籍保护与价值开发的重要因素。据此次调查,陕西省基层图书馆因全馆规模及藏书数量的限制,不可能像陕西省图书馆及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那样有非常专业的人员配备。

2.1.1 古籍管理人员数量

陕西省基层图书馆古籍管理人员人数均为1—6人不等(见表1)。以宝鸡市陈仓区图书馆为例,全馆正式职工总共有5人,其中古籍管理人员1名,占职工总人数的20%;凤翔县图书馆正式职工总共有7人,其中古籍管理人员2名,约占职工总人数的29%;岐山县图书馆正式职工总共有9人,其中古籍管理人员2名,约占职工总人数的29%;礼泉县靳宝善图书馆正式职工总共有23人,其中古籍管理人员1名,约占职工总人数的4%;咸阳市图书馆正式职工总共有67人,其中古籍管理人员2名,约占职工总人数的3%。从以上统计数字来看,陕西省基层公共图书馆古籍从业人员相对来说还是偏少。

2.1.2 古籍管理人员人数和存藏古籍数量的比例情况

现在将表1与表2中的相关图书馆存藏古籍数量与古籍管理人员人数进行对比,还是以上述几个图书馆为例:陈仓区图书馆比例为1:341;凤翔县图书馆比例为1:3500;咸阳市图书馆比例为1:6500;三原县图书馆比例为1:15000。从以上统计出的比例可以看出:即便是古籍存藏量较少的单位,也会配备一名专人管理;古籍存藏量相对大的单位,如咸阳市图书馆、三原县图书馆,一般配备2—4人管理。相比而言,古籍存藏量的多少对专门管理人员的人数影响并不大。从整体情况来看,古籍存藏量并不会影响专业管理人员人数的多少,即无科学规律可言,对人数的排布具有随意性,这就显示出陕西省基层图书馆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的图书馆甚至没有古籍专业管理人员,而是由其他部门的人员来兼任,如商州区图书馆。

2.1.3 人员结构问题

根据收回的49份有效问卷来看,陕西基层公共图书馆古籍管理人员结构统计情况如下。

(1)性别结构:

从事古籍管理的女性约占80%,男性占20%。

(2)年龄结构:

古籍从业人员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其中20—40岁的占73%,41—50岁的占18%;工龄在1—3年的占2%,6—10年的占14%,10—20年的占47%,20年以上的占37%。

(3)学历、职称结构:

高中、技校、职高文化水平的占12%,中专占12%,大专占59%,本科占12%,研究生及以上占4%,其中,中、高级职称的约占45%,没有职称的占24%。

(4)收入结构:

古籍管理人员工资收入在600—1 000元的占55%,1 000—1 500元的占35%,1 500—2 000元的占10%;对目前收入很满意的占4%,较满意的占8%,一般与较不满意的占45%,不满意的占43%。

(5)人员来源结构:

古籍管理人员为正式分配的占13%,由临时雇用到转成正式职工的占79%。

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从事古籍管理的绝大部分为中青年女性,工龄在10—20年以及20年以上的占84%,以大专文化水平为主流,工资在1 500元以下600元以上的占90%,对收入不满意的占57%。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陕西基层古籍从业人员的基本特点是: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收入偏少,从业时间长,专业素养较浅。

2.1.4 人员培训问题

(1)热爱岗位程度:

热爱本职工作、立足岗位成才的人占69%,认为工作虽清贫但没有压力、比较喜欢的人占11%。

(2)工作努力程度:

对古籍非常熟悉,对于经过努力能够达到更高要求也很清楚的占2%,比较了解相关制度和要求的占45%,不是特别清楚、凭工作惯例和经验的占20%,完全不了解、凭自己的感觉或领导临时要求去做的占29%。

(3)提高自身素质的意愿:

十分愿意通过努力提高自己专业职能的,以及虽愿意提高自己专业职能但不愿花去太多时间的人占98%,而选择安于现状的人仅占2%。

(4)培训程度:

据调查,本单位内部组织技术培训的占32%,单位送外培训的占45%;个人也积极进取、入学进修及自学的占23%,参加过1—2次各类专业培训的人占57%。

(5)培训内容的期望:

在此次调查中,从业人员也提出了自己期望的专业培训内容,其中希望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双管培训的人占4%,仅专业技术培训的占6%,仅实用经验的占16%,希望理论知识和实用经验并举的占2%,专业技术和实用经验齐学的占18%,希望理论知识、专业技术、实用经验三管齐下的占绝对多数,是47%。

(6)工作的激励程度:

据调查,当员工工作出色时,领导经常及总是表示赞赏的仅占31%,有时赞赏的占42%,极少赞赏的占23%,从不赞赏的占4%。

2.2 古籍保护与开发分析

2.2.1 古籍管理相关规章制度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陕西省各基层古籍存藏单位有古籍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的占67%,没有的占13%,不清楚的占21%。其中,原本就有相关制度的占71%,新近制定的占8%,不清楚及空选的占21%。员工对古籍管理制度的遵守程度较好,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同在一个部门工作的人员对这个问题几个填写问卷的人员也会出现不同结果;泾阳县博物馆有两个人选择了“非常高”,一个人选择了“一般”;兴平市图书馆有三个古籍管理人员,分别选择了“非常高”、“较高”以及“一般”三个选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道主观选择题,对于制度遵守的情况,作为个体,所见所闻及了解的程度不一,见解自然会有差异。

2.2.2 古籍存藏条件

陕西省基层绝大部分单位的古籍存藏条件都比较差。在对古籍存放处进行调查时我们发现,以密集箱和樟木箱放置古籍的仅占很少一部分,绝大多数都是用普通书架存放或直接堆放在地上。临潼区图书馆在这方面就做得较好,所有古籍均以密闭柜存放,古籍保存情况良好,破损现象较少;长安区图书馆则做得比较差,采用的是普通书架存放和堆积在地上相结合,不少古籍的函套已经损毁,仅用包装袋进行捆扎,古籍存放的场所也较小,根本谈不上科学地存放,只能称作“保有”而已,数年来从无专人对本馆存藏古籍册数及种类进行清查统计。基于上述情况,对于古籍进行防尘、防盗、防火、防潮、防蛀等专业保护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仅有咸阳市图书馆、西安市图书馆等条件较好的单位能较为全面地做到,大部分只是做到了一部分,至于对古籍存放房间温度、湿度的控制则就更不能奢想了。绝大部分基层古籍存藏单位的古籍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近些年再购进古籍的少之又少。在此次陕西省古籍普查著录工作开始之前,部分图书馆曾对本馆的古籍书目进行过简单的著录,也有一部分图书馆从未进行过此类统计,因此对本馆藏了多少册多少类书、都有什么书,心里没底,一些基层图书馆也就是简单地“保有”古籍而已,对外开放阅读基本没有,更谈不上专项研究。

2.3 专项资金情况分析

由于古籍的特殊性,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带离图书馆阅读,只能是就地借阅,而且也只限于部分保存状况良好的古籍,一些善本古籍则只能隔镜观望,所以古籍要想做到像普通图书那样通过办理图书证为馆里创收是不太现实的,也正因为产生不了效益却需要精心呵护而成为了不少基层古籍存藏单位的“心头病”,因为相关专项资金则少之又少甚或没有。如咸阳市图书馆2006年、2007年两年图书资金分别都为30万元,2008年为50万元,但三年来均无古籍专项经费。此次调查中,也有少数几家单位做得较好,如蓝田县图书馆2007年、2008年的图书资金分别是30 000元、40 000元,其中用于古籍的分别是10 000元、20 000元。没有专项资金的保障,谈论古籍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目前,许多单位面临着没有古籍工具书、没有存放古籍的专用书柜等现实困难,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就是资金的问题。除向社会筹集资金、向政府相关部门争取资金以外,部分图书馆还开展了自主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图书馆赢得了效益,但从各方争取来的这一部分资金用于古籍的还是杯水车薪。

3 提高陕西基层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的对策

针对以上所调查的陕西基层古籍存藏单位人员配备、古籍保护以及专项资金三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主要建议。

3.1 加强专业培训,提高人员素质

我们建议可以采取几种方式逐步提升古籍管理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1)馆内互学与自学相结合。因为各馆古籍管理人员有近距离接触古籍的便利条件,这是非常好的实践机会,馆员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机会,亲眼看看各个朝代的书籍的一些基本信息,例如装帧形式、版式、纸张,等等,再结合一些专业书籍,对照着学,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学习,这样进步一定会很快。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把相关的疑难问题集中到一起,馆内相关人员在一起共同商讨,对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请省级专家进行集中处理。(2)请专家来馆定期培训与参加省级相关培训相结合。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一部分专家来馆培训,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结合本馆藏书进行讲解,更具有针对性与实用性。省有关部门有时会举办一些古籍方面的讲习班,但目前还不多,如有这种机会,各个基层单位一定要积极派本馆相关人员去学习。另外,经济条件允许的单位可以和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开设有古籍整理专业的学校联系,采取合适的方式对本馆人员进行培训。(3)主动开展馆际交流学习,学习先进单位的好做法,查找本单位在古籍管理方面的缺漏,并积极改进。

3.2 完善古籍管理制度

定期对古籍保护及服务工作中存在的新问题予以经验总结,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增加单位编制,使古籍保护和整理有专人负责,并形成严格的古籍管理制度。加强宣传力度,发布具有规范性的、力度强的制度条例。明确部门工作职责,制定岗位工作细则以及人员、设备相关管理规定。省要出台一个大的方向性的制度,然后各基层古籍存藏单位再依据本馆实际情况制定细则。因为各个馆里的实际情况有差异,在这里不可能开出一张包治百病的“药方”,我们参照其他省市一些大型图书馆的古籍管理制度,为陕西省基层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和管理提出以下具有普遍性的建议:

(1)读者凭本人有效证件进入本室(指古籍资料室,下同)阅览。

(2)本室书刊仅供室内阅览,如有特殊需要,须经馆长批准。

(3)读者使用本室资料应向工作人员说明,并由工作人员随同入库取书。

(4)读者应精心爱护本室书刊,不得随意圈划、批注或携出室外,违者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5)本室线装书、善本书、解放前出版的旧报刊一般不予复制,也不允许静电复印,如确有需求,须经馆长批准,可做胶卷复制。

(6)外单位读者,须持单位介绍信和身份证,经馆长同意后方可入室查阅资料。

(7)请读者保持室内环境,不得在室内吸烟,乱扔杂物,不得大声喧哗。

(8)明确资料室人员职责:资料室应由专人负责,加强管理。古籍要及时登记、分编、上架,按时整理,做好存放保管工作。对读者要主动、热情服务,及时提供所需信息、资料,帮助查询或提供线索。按规定时间开馆,搞好室内卫生,保持整洁、美观、安静。认真落实防火、防盗、防尘、防晒、防虫和防潮等措施。

3.3 争取各方面资金,增加投入

采取自主创收及国家、省上拨款的方式,多方争取古籍保护专项资金,加大专项资金投入。不过,光争取到资金还不够,因为各个存藏单位的实际情况差异比较大,因此在资金的投放比例上要有所区别。资金的使用主要分为两个出口,一是对古籍本身的保护,主要是“六防”工作所需资金,要有计划地下拨并督促其购买密封柜、檀木柜以及函套等物资;二是拨专款用于本馆古籍管理人员的培训,可采取馆内互学、请专家亲临指导或参加省举办的培训班等形式,还可以尝试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合作培养专业人才,这两所学校在古籍整理方面均有不少专家学者以及先进的经验。还可以不定期地组织馆际交流,参观学习一些在古籍保护方面走在前列的单位。此外,对争取到的专项资金还要由上级部门定期核定资金去向,确保专款专用,以专项的形式按省级文件下发,各级财政配合,各级文化主管领导参与,签订经费落实承诺书,落实责任。为什么说要“按照实际情况”拨付古籍专项资金呢?从此次调查走访的情况来看,各个基层古籍存藏单位的现状个体差异性较强,因此,在拨付古籍专项资金的时候就需要让各馆对所需物资进行报价、预算,然后再行拨付,限定其在一定时间内落实,上级部门要及时追查资金用途,这样就保证了有限的古籍资金不乱用,落到实处。

摘要：通过对陕西基层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情况的系统调查,主要从人力资源、古籍保护与开发、专项资金三个方面全面了解陕西基层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陕西古籍保护和利用的几点意见,旨在对陕西的古籍保护事业有所帮助。

关键词：陕西,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调查,对策

参考文献

[1]吴敏霞.陕西古籍存藏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文博,2008(3):38-44.

[2]赵争耀.我省古籍整理已展开三大项目[N].三秦都市报,2007-03-03(4).

[3]国家图书馆.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古籍破损与古籍定级字段的设置 篇2

[关键词] 古籍定级 古籍破损定级 机读目录 著录

1. 古籍定级与古籍破损定级字段设置的背景

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古籍普查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凡是收藏有古籍文献的单位都要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发的古籍普查平台上著录数据。在此之前，许多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已经开始了古籍文献的计算机编目。有的图书馆各自为政，也有的图书馆在一定范围内联机编目。武汉大学图书馆使用ALEPH系统进行古籍文献的编目，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简称CALIS，下同）的成员馆，利用CALIS中心古籍编目分系统与其它高校图书馆进行古籍联机编目。

2006年8月5日，国家文化部颁发了《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和《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WH/T22-2006)，其适用范围明确为：“全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的古籍保护、整理和利用工作，同时供出版、教学、科研及国内外相关业务单位使用”[1]。该标准是为适应和规范当前举国上下正在蓬勃开展的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而制定的。笔者第一次接触这两个标准是2009年2月，在重庆市图书馆承办的国家图书馆第三期古籍编目培训班上，这两个标准作为必备的学习参考资料发给了每一位学员。当时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罗琳老师主讲的一次课程就是介绍“古籍普查平台系统”，所有的学员都被要求学会往普查平台提交古籍数据。古籍的级别和古籍破损定级是系统中的必备字段。与我们日常工作中使用的古籍编目系统相比，“古籍普查平台系统”要著录的内容与要求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古籍定级与古籍破损定级两项内容。

2. 古籍定级与古籍破损定级字段设置的目的

不管是古籍收藏单位还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这两个定级是很有必要的，每种古籍进行定级后，更方便全国统筹安排，对不同古籍可根据实际需要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这两个字段的设置，其实对于每个古籍文献收藏单位都具有重要作用。正如《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所言：“古籍中存在大量破损现象。对破损古籍进行分类并合理定级，为制定修复保护计划提供准确数据，对科学保护古籍，集中力量抢救、修复濒危古籍具有重要意义”[2]。部分古籍保护单位目前已经建立了纸质的、电子的古籍破损档案，可以为古籍修复提供参考，在修复工作中发挥了作用 [3]。但是这种档案有一个较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可持续性、稳定性和公开检索性。如果把这两个档案建立在古籍编目系统中，则能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2.1 帮助建立稳妥可靠的古籍定级和破损定级的档案

古籍特藏文献的定级和破损定级结果记录在集成系统中，所有用户都可以检索、调用、查看每种古籍的级别和破损的情况。这也是一个古籍收藏单位最可靠、最全面的档案记录，不会因工作人员的失误导致档案的遗失，也不会发生多名工作人员之间记录重复或者遗漏的情况。古籍修复人员可以按照古籍破损级别来选择应该优先修复的古籍文献。这样就将个别单位中的个别人员掌握的数字文档转变为整个集成系统的用户都可以查看的MARC数据。只要集成系统不出问题，这个数据就不会丢失，也不会因古籍工作人员的岗位变动产生繁琐的交接，从而避免了人为错误的发生。

在系统中设置这两个字段的最大优点就是能进行检索。编目人员录入数据后，系统用户能按照古籍破损的级别和类型进行检索，修复人员可以选择亟待修复的古籍优先处理。辽宁省图书馆的解说在《图书馆建立古籍破损档案的必要性》一文中提议“将古籍破损档案与馆藏古籍目录挂接到一起”，则可为同类型破损古籍的修复提供方法上的参考，也可以供古籍修复的初学者观摩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修复的速度与质量[3]。

2.2 完善古籍编目数据，与古籍普查平台实现数据批量导入

如果在集成系统中定义古籍定级与古籍破损定级字段，也可以满足正在开展的全国古籍普查平台数据著录的需要。从本馆的集成系统中打包古籍编目数据后，到古籍普查平台进行批量数据导入。增加了古籍定级与古籍破损定级字段后，只要对批量导入的数据稍稍修改即可符合要求，可以节约大量人力。如果本地数据缺少这两个字段，即使数据批量导入后，也需要根据逐条数据调出原书进行定级，扫描书影，所花费的时间相当于重做一条数据。

3. 古籍定级与古籍破损定级字段的设置及例子

笔者从重庆回馆后即着手准备在古籍编目系统中增加古籍定级与古籍破损定级字段。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斟酌，反复论证，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领导同意在本馆使用的ALEPH系统中设置古籍定级与古籍破损定级字段。目前国内图书馆使用的集成系统中，还未有使用这两个字段的先例。为了不影响整个系统数据的稳定，我们选择了附注性的398和399作为两个字段的代码，暂不定义指示符。

399 为“古籍定级” 字段，设2个子字段，@a为古籍定级，@b为定级依据。“@a古籍定级”子字段的著录内容为汉字描述的古籍级别，“@b定级依据”子字段的著录内容为相应的阿拉伯数字，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06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WH/T20－2006古籍定级标准》著录。

古籍的级别基本是以出版时间来区分，北宋及北宋以前的为一级甲等，元代及元以前的为一级乙等，明初的为二级甲等，明中期的为二级乙等，明末清初的为三级甲等，清中期以前的为三级乙等。这个描述虽不严谨，但可简明概括。一、二、三级的丙等，则基本定级较特殊的版本。这三个级别包含的版本形式较复杂，在对古籍进行定级时，容易出现错误，要多加注意。如我馆藏明万历间木活字印本《招摇池馆集》，其出版时间为明万历年间，只能算三级甲等。按照李致忠先生解释古籍定级标准所例举的“明代及其以前出版的铜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套版印本、饾版印本、拱花印本、饾版拱花印本，清代磁版印本、活字泥版印本等等”，因为此书有“印刷技术上的代表意义、印制工艺上的特殊价值乃至历史文物价值，均当不逊于元及元以前的某些传本，故也应将它们划入一级古籍的范围之内”[4]。《招摇池馆集》一书399字段@a著录内容为“一级古籍丙等”，@b著录内容为“3.1.3”。又如“《大明万历七年岁次己卯大统历》一卷，明万历刻蓝印本，黄绫包背装（明宫原装）”[5]，李国庆以之归入一级古籍丙等，则@a亦为“一级古籍丙等”，@b相应则为“3.1.3”。再如清乾隆间武英殿聚珍版《麟台故事》，按照《古籍定级标准》第5页“明末及清乾隆六十年以前的木活字印本、套印本及铜版印本等”这一条标准，可以定级成“二级古籍丙等”。故此条记录的399字段@a著录为“二级丙等”，@b为“3.2.3”。

数字化古籍是古籍吗? 篇3

一、古籍的概念与特征

古籍即中国古籍, 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 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这个简明定义对于从事古籍保护及整理研究工作的人员来说, 应该耳熟能详, 但省、市古籍保护中心在统计古籍藏量时, 经常有收藏单位将民国时期甚至1949年以来影印出版的古籍线装书作为古籍上报, 这就反映出一般人们印象中的古籍就是装订成册的线装书, 古籍概念不清。许逸民总结了图书馆学及文史学界的种种古籍概念, 将中国古籍的定义概括为四个方面: (1) 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编撰出版的图书; (2) 1911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编撰出版, 凡内容涉及古代学术文化, 采用传统著述方式, 一般具有古典装帧形式的图书; (3) 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古籍图书; (4) 外国人在古代中国撰写的著译, 或与中国思想学术有密切关系的外国著译图书[4]237。上述定义所涵盖之古籍, 从形制上看, 应指以纸张为载体形式, 采用简册装、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古典装帧形式的正规古代书籍, 属于狭义或者说是传统意义的古籍。广义的古籍还包括甲骨文、金文、简帛、碑刻、舆图、档案、契约、尺牍、手札等初期书籍或特种文献。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古籍范围就是广义的古籍, 它等同于古典文献或历史文献。

古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 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 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和特殊价值。古籍作为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 有着不可替代、不可动摇的地位, 其最大特征是原创性, 也称为不可再生性。“古籍”是古人编撰出版的, 1919年“五四”以来的人通称为“今人”, “今人”是不可能再创作“古籍”的。“今人”围绕现有“古籍”所做的种种工作, 只能称之为“古籍整理”[4]8。

二、古籍数字化的实质

何谓古籍数字化?一般认为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 采用计算机技术, 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 从而制成电子索引、古籍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 用以解释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5]。从表面上看, 古籍数字化是将古籍或古籍文献的内容由传统的纸质载体转化或再现为以光盘、磁盘和网络为介质的数字载体, 古籍数字化也因此常常被认为仅是存储介质的转换, 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储存古籍。

许逸民《古籍与古籍整理 (代自序) 》谈及古籍整理目前通常采用的方式时, 将古籍数字化与影印、点校、注释、辑佚、索引、编纂等古籍整理传统方法并列[4]12。古籍数字化是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古籍整理方法吗?让我们从古籍数字化成果抑或古籍数字化产品的类型进行分析。古籍数字化从内容表达上包括古籍书目数字化和古籍内容数字化。古籍书目的数字化需要运用古籍目录学、版本考证与辨伪等古籍整理专业知识, 也牵涉到编纂、索引等古籍整理方法。古籍内容数字化分为古籍原文图像数字化和古籍原文文字数字化。古籍原文图像数字化需要选择底本, 可以认为是印刷版阶段“影印本”的数字化, 与古籍善本缩微胶片以及影印版古籍有相似之处。古籍原文文字数字化还涉及校勘、注释、今译、断句与标点等古籍整理传统方法。由此可见, 无论何种形式与内容的古籍数字化均必须运用古籍整理的传统方法。古籍数字化并不是单一的、全新的古籍整理方法, 不能与影印、校勘、辑佚、标点、注释、今译、索引和编纂等古籍整理传统方法相提并论, 而是计算机信息技术时代古籍整理种种传统方法在实现形式上的数字化革新。

对古籍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建设数据库是古籍数字化的表现形式, 其实质在于借助数字化的手段完成古籍的影印、点校、注释、辑佚、索引、编纂等一系列传统古籍整理工作。这里有两层含义, 一是人工整理成果的数字化;二是智能化整理, 并将整理成果数字化。古籍数字化的实现过程中须臾少不了古籍整理传统方法的身影, 故古籍数字化在本质上是古籍整理传统方法的创新, 也就是已有古籍整理方法的延续与创新, 其性质可以说是古籍整理数字化或自动化, 它带来的并不是古籍载体的变化, 而是古籍整理成果载体的转变, 即古籍整理成果数字化。

三、数字化古籍是古籍整理数字化的成果

所谓数字化古籍即古籍整理数字化的成果和存在形式, 毛建军把它定义为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可以再现或可供检索、阅读、分析的古籍数据库[6]82。古籍数据库包括古籍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 古籍全文数据库又有完全图像、目录文本和正文图像、全文本和全文图文对照四种方式[7]11。数字化古籍从文件格式上看, 除了常见

高校年鉴编撰工作中的问题探析

□长江师范学院档案馆刘桂芳

摘要

关键词高校年鉴编撰问题分析

年鉴是系统汇集上一年度重要的文献信息, 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年度性的资料性工具书。高校年鉴属综合性年鉴, 它汇集学校各方面重要信息, 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高校各项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 如实记载学校年度教学、科研、管理的重大事件、重大成果、重要统计资料[1]27。它系统地总结学校的办学特色、教学科研成果、学校管理的发展变化、办学条件的变化、师生成长的变化等。通过年鉴, 可以了解学校的概况、办学目标、发展方向, 查找学校发生的大事、要事、特事, 掌握各部门各学科各专业的动态进展以及学校发布的制度性文件和逐年可比的统计数据资料。年鉴可为后人提供学校历史沿革的真实记录, 为学校各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为学校的发展定位、战略规划、管理改革、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

一、《长江师范学院年鉴》编撰概况

长江师范学院2001年升为本科院校并开始年鉴的编撰工作, 目前已连续编撰年鉴10部。《长江师范学院年鉴》采用部门撰稿、分类编辑的方法, 由类目、分目、条目组成, 即类目下设分目, 分目下设条目, 以条目为基本单元, 设有特辑、重要讲话和文件、学校概况、学校机构设置及负责人、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教学工作、科研工作、教职工队伍、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学条件与保障、大事记、附录等类目。该年鉴框架相对稳定, 内容基本能反映学校升本10年的办学定位、办学规模、办学水平、办学条件、教育特色等发展情况和当年的工作重点, 但总体缺乏亮点和新意, 对于当年发生的新事、大事记述不够突出和全面, 文体格式不够规范。

二、存在问题解析

《长江师范学院年鉴》编撰工作是由各教学、行政部门撰稿汇集成书的一项系统工程, 参与的部门和人员较多, 资料来源广泛。回顾 (2002—2011) 10年的年鉴编撰情况, 发现在编辑和撰稿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如, 撰稿人员流动性较大、缺乏稳定性, 有些撰稿人对年

的txt、doc、html格式外, 还有exe、pdf、wdl、ebk、edb、oeb、sep、ifr、xeb、pdg、nlc格式, 以及基于unicode (通用多于8位编码字符集) 、仓颉码、Big5码或其他字符集, 以html、xml、sgml等为核心的全方位电子文献全文检索格式。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 数字化古籍的内容表达形式日趋网络化与多媒体化。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 直至今天, 对原有古籍进行种种加工整理的图书, 称为古籍整理图书。“古籍整理”图书, 现在俗称“新版古籍”, 它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古籍”, 是两个有着明显不同的概念和范畴[4]11。古籍数字化、网络化与多媒体化是运用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原有古籍进行种种加工整理, 是传统古籍收藏、保存和整理工作在现代信息技术时代的延续与创新, 代表着古籍整理的发展方向,

本文以《长江师范学院年鉴》为例, 系统分析高校年鉴编撰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 对提高高校年鉴编撰水平, 提升年鉴的工具书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鉴的定位和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撰写规范掌握不够, 致使有些撰稿不够严谨, 或将上年度年鉴的文字和数据加以改动, 不能做到规范中的“常写常新”;有些部门甚至把年终总结照搬上来。作者在对《长江师范学院年鉴》 (2002—2011) 分析后, 总结出在年鉴编撰工作较突出的一些共性问题, 供编辑年鉴的各位同仁借鉴。

1. 对当年发生的大事、要事记述不突出, 缺乏连续性。

年鉴的编撰, 要突出本年度的特色, 针对年度的一些重大事项、特色事项应单独提出来处理[2]39。例如, 学校新校区一期工程建设, 从2003年选址、规划设计, 2004年开工建设到2007年全部完工投入使用, 历时5年, 总建筑面积1334917平方米。查考2004—2008学校年鉴, 发现2004年鉴只在大事记中提到“12月20—22日, 由华东设计院设计制作的四套新校区规划设计方案分别在学院A、B、C三个校区展出, 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2005年鉴只是用图片介绍了新校区的开工建设情况, 内容上没有详细记述;2008年鉴虽在特辑中设“新校区建设工作综述”, 但文中主要记述的是新区建设的工作目标、思路和工作措施以及2007年开工和竣工项目的统计表, 没有对“新校区建设”工程的整体进行综合记述。

“新校区建设”作为对学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一项建设工程, 从开始立项建设到竣工交付使用, 在每一年的年鉴中都应单独列条记载, 详述每一项工程进展情况, 特别是在全部工程竣工当年的特辑综述中要全面记述该项工程从决策、立项、规划、开工建设到全部竣工投入使用的全貌及各项工程的信息, 或列表说明新校区一期建设各项工程的全部信息。通常, 建设工程的条目要素应包含背景、位置、工期、投资、规模、结构、技术参数、特点、功用等内容。

2. 撰稿人对年鉴的文体、规范了解不够, 稿件质量参差不齐。

年鉴条目是构成年鉴整体的基础材料, 分为综合性条目和专题性条目, 是年鉴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 其重要性和规范性不可忽视, 条目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年鉴的质量。查阅2002—2011年《长江

是未来古籍整理的主流。古籍的最大属性是不可再生性, 数字化古籍虽以燎原之势迅速扩展, 但它只能是古籍整理的数字化成果与产品,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古籍, 不过数字化古籍这一名称已成为人们对古籍整理数字化成果的习惯性描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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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夏平.古籍数字化与现代学术进程[EB/OL].[2012-10-10]http://www.guoxue.com/wk/000662.htm.

[4]许逸民.古籍整理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5]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的理论与实践[M].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9.

[6]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的概念与内涵[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7 (4) .

古籍善本价值高 篇4

所谓善本，宋代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此外，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也通称为“善本”。

孤本指仅留存一份之书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版印成之书。

古籍善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献价值。因为古书籍中所描写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它的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除了文献价值外，古籍善本还有版本价值、艺术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

上世纪90年代大陆艺术品拍卖兴起后，古籍善本也走上了拍卖会，但主要集中在京沪两地，像中国嘉德、翰海、中国书店、上海敬华、朵云轩、崇源都开设古籍善本专场。有善本、碑帖、书札、佛经、著名文集、画谱、棋谱、砚谱等。起初，古籍善本的拍卖未引起海内外藏家的重视，直到1995年，中国嘉德推出的宋版《文苑英华》残卷一册，被拍至132万元，在拍坛引起不小的震动。1997年翰海又推出了宋人五通书札，分别是石介《与长官执事札》、左肤《与通判承议札》、何栗《屏居帖》、富弼《儿子帖》、吕嘉问《与元翰札》。这五通书札，原为大书画鉴藏家张葱玉的藏品，后流失至海外。当这五通书札上拍时，各路买家你争我夺、志在必得，最后分别以209万元、154万元、77万元、170.5万元、71.5万元成交，轰动海内外。2005年当翰海再次推出时，更是受追捧，分别以550万元、484万元、385万元、462万元、346.5万元拍出，其中何栗《屏居帖》8年翻了5倍，藏家收益相当可观。

近几年，古籍善本行情也是水涨船高，2001年翰海春拍会上，一册宋版《春秋经传》以159万元拍出；在中贸圣佳拍卖会上，郑板桥的《手书五经》被首都博物馆以550万元收购。同年，中国嘉德从美国觅得“翁氏藏书”以550万美元定向售让给上海图书馆。2002年赵之谦的《论学丛书》被上海崇源以220万元拍出；《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被中国嘉德以990万元的天价成交，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最高市场记录。同年在海外，宋代张即之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十五共104页，保留宋代原装册子）以887.41万港元创中国手抄本古籍海外拍卖最高记录，并刷新了1996年纽约佳士得宋代曾巩信札创造的55万美元（折合港元429万）的记录。

古籍宋刻本鉴赏 篇5

宋代刻书分为官方刻书和民间刻书。主要由朝廷, 官府、学院、私人、书坊等主持。由于刻书的目的有差别, 导致校勘水平和刻书材质的差距, 各种宋刻本也有了很大差别。其中校勘水平最高形式讲究的像国子监所刻的书, 称为“监本”, 也是传诵标准定本。相对校勘较差的是民间书坊刻书, 因其更多考虑成本和利润, 难免有粗陋之病。

我们鉴赏宋刻本, 主要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去认识。

(一) 宋刻本的印制形式

雕版印书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 它除必须遵循雕版技术自身发展的规律, 又与其时代的文化背景, 审美情趣及物质生产水平紧密相连。因此宋刻本也必然有着不同于其他时代刻本的独特风格, 这也成为鉴赏宋刻本书籍的重要依据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其版刻特征上, 主要包括刻书的行款格式、字体、墨色、避讳、刻工、牌记及装帧形式等等方面。明代人高濂在其所著《遵生八笺》中曾评论宋刻本之特征“宋人之书, 纸坚刻软, 字画如写, 格用单边, 间多讳字, 用墨稀薄, 虽着水湿, 燥无洇迹, 开卷有一种书香, 自生异味”。

行款格式即书籍的版面款式和行格字数。包括边框, 行格、字数、版心、书口等等。宋刻本以白口左右双边居多, 前期亦多四周单边, 后期有少数黑口和四周双边者;版心一般在鱼尾上方镌刻字数, 下方多镌刻刻工姓名, 中镌书名, 卷次, 页码;行格字数方面, 一般官刻书籍因财力充裕, 刻本多字大行疏。例如, 宋刻群经中, 国子监刻经注本是半叶八行, 每行十六字。浙东和蜀中刻注疏本行格相同, 给人以疏朗大气的美感, 但成本大增, 所以到民间刻本的仿刻和私刻本多密行小字, 每页十四行左右, 行二十五字左右, 这样就降低书的价格, 促进书籍流通和文化传播普及。行款格式虽相较没有明显的地域与时代特征, 但在鉴定版本上仍然可以给我们以参考。主要是因为一个时代其刻版的延续性, 所以历来谈版本者, 必首先著录其行款格式, 清末江标编有《宋元本行格表》可以作为参考。

耳题耳题多见于宋刻本, 后世很少使用。耳题在版框左右栏外, 标明本叶的章节或要目, 也称书耳。关于耳题, 近代藏书家群碧楼主人邓邦述考证说“凡书之有耳者多属宋刻本, 惟中统本《史记》亦有之。然其为南宋刻本, 不可以元刻本论。唯明刻本亦间而有之, 如《顾氏文房小说》一种, 为仿刻也, 也称佳本。”

流水古籍刻本一般分卷, 每卷都是另起新页刻印, 书前如果有目录, 目录后面即使有空行, 也是另起新页印正文。所有卷目之间的空行, 称为“流水”。但宋刻本有些不同, 有些刻本卷目间不隔流水, 主要是继承唐五代写卷的样式, 还没有形成为后期的格式。一般没有“流水”的刻本是出现较早的刻本, 不多见, 历代多定此种刻本为北宋刻本。

字体雕版印刷的字体是最能反映一种刻本的时代风格的。因历代刻书字体总体发展趋势上是从书写体走向版刻体。宋刻本的刻工大多比较认真, 技术水平较高, 可以很好表现书写体原字的神韵, 从现存认定所谓较早的宋刻本来看, 字体端庄方正, 结体疏朗。中后期在地区上表现出差异很大, 特别是到南宋形成几大刻书中心, 相对发展稳定。写工、刻工大批出现, 很多世代相承, 形成各自的字体风格。浙本字体方正整齐, 刀法圆润, 笔划粗细差距较小, 以采用欧体笔法者为多;福建本字体隽丽而势圆, 结体宽博, 横细直粗极为鲜明, 横画向右上微斜, 整体显得锋堎峭历, 笔法近于颜体;而蜀本字体横扁, 撇捺遒长, 笔法介于浙本和建本之间。可以看到, 从北宋到南宋字体渐趋时尚精美, 更有个性。前朝古拙, 质朴风格也渐渐消失。

纸张宋刻多为皮纸和竹纸, 麻纸较少。一般浙本和蜀本多用皮纸, 建本则多为竹纸。因各时代纸张差别很大, 所以纸张也是鉴定宋刻本的重要依据。另外, 宋刻本还有一种是用废旧的公文档册纸反面印刷的本子, 这虽然不能成为判别印本时代的绝对依据。但因刻版的继承性, 对于前代刻版后朝印书和后代刻版前代纸张的情况。要根据刻版修复情况以及避讳情况去判断。刻版修补出现所谓“递修本”。典型例子就是宋刻七史, 宋刻版片到明末还在修补印书。印本被称为“三朝本”, 这样刻版上讳字和刻工都会有所变化。就需要运用各种的手法判断刻版年代。

墨色宋刻本用墨比较讲究。初刻初印之宋版书, 纸洁墨润, 开卷生香, 值是一件艺术品。如国家图书馆藏建本黄善夫刻本《史记》, 已成国宝。另外南宋廖莹中世彩堂所刻诸如《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等宋刻本, 也是纸墨莹洁, 精美绝伦。

避讳宋代雕版刻书十分注重避讳。尤其由官方刻本, 不但要避皇帝本名, 还要避本名同音字, 不仅避当代皇帝讳, 皇帝祖上的名字也要避。避讳方式有:缺笔, 一般是原字少写一笔;改字, 即不用原字;加注御名, 说明所缺的字是皇帝的名讳。如“今上御名”、“神宗庙讳”等形式。通过书中避讳情况, 可以判断其版刻的年代。但必须综合其它版刻风格特征, 要考虑后代翻刻照刻讳字。以及不同时期宋刻本避讳严格与否的不同情况。因为宋版书的民间刻本避讳就是不很严格, 特别到南宋末年有些书几乎不避宋讳。

刻工古书有时在版心下方往往镌刻刻工的姓名, 为了检查其个人工作情况。根据刻工活动时期, 可判断刻版的年代, 因刻工工作时间和地域活动有限, 所以据此判定刻本年代具有较高的确定性。近代以来学者都很重视对宋本书中刻工姓名的辑录整理。有王肇文编《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以及日本阿部隆一的《宋元版刻工名表》等索引工具书可供参考。

刊记指古书上刊印的文字或图记。写明书由何人何时刻印。一般出现在民间刻本的私刻和书坊刻本中, 形式有几种, 包括有牌记, 条记和识语等。牌记在宋本书中较为简洁, 一般以长方形双边墨框最为常见, 文字以楷体为主, 也有隶篆行草等字体。比较典型的牌记如黄善夫刻本《史记》, 序后有长方形楷书牌记“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目录后还有长方形篆书牌记“建安黄氏刻梓”字样, 比较于后代元明牌记的复杂多样, 宋本书中的牌记尚处于原始古朴阶段。

条记其作用相当于牌记, 只是条记一般没有加入边框, 而是随行镌刻, 一般出现在书末, 官方刻本也多有用条记形式。识语指的是书末, 卷末等处刊书者介绍书籍刊刻时间、地点、底本校勘等内容的话语, 内容较条记丰富, 形式也较为随意。在官刻本和民间刻本中均有出现。刊记是最直接反映一部书版本情况的资料。根据刊记可以确定书版刊刻的时间地点刻者等信息, 大体相当于今书中的版权页内容。

装帧形式宋代书籍流行蝴蝶装。也是适应雕版印刷的形式, 是册页装订的最早形式。书籍书叶版心沿中缝向内折叠, 在折叠一边逐叶粘连, 就成为一册书。再用一纸粘于书背, 成为书皮。书叶展开后, 书口版心居中, 四周白边, 好处是不易被虫鼠蛀咬。到南宋中期后, 又出现了包背装。与蝴蝶装相反, 将书叶沿中缝外折, 将书背装订, 书叶展开后版心向外, 好处是翻阅方便。由于现存宋版书多为后代翻刻重订, 能够保存宋代原貌的宋版书已极少。现存宋本《文苑英华》保存了宋代蝴蝶装的原貌。

以上是对宋刻本印制形式的一些特征的主要内容作了一些介绍。这只是我们鉴赏宋刻本书籍所必须了解和使用的一些方法, 各种形式还必须综合考虑, 当然只看印刷形式还不足以全面了解宋刻本, 还要认真阅读内容, 并参阅有关的文献。

(二) 宋刻本的内容

在古籍版本鉴赏过程中, 除关注版本外在形式外, 对文献内容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宋代刻书内容丰富, 主要是在儒家经典的刊刻方面成果显著。北宋初, 由于唐时孔颖达等人为群经所做的疏义尚未刊版, 不便使用, 所以, 国子监奉敕校勘。由于校刻严谨, 经过再校, 详校等多次反复, 始成后世定本。此外北宋太宗真宗年间, 官府连续编篡了《太平御览》一千卷, 《太平广记》五百卷, 《文苑英华》一千卷, 《册府元龟》一千卷四部大书。而这四部书在宋代的刊刻, 也成为宋代雕版印刷事业繁荣发展的标志之一。

宋代民间刻书也非常活跃。主要包括私人刻书、书坊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刻书等。佛教寺院主要以刊刻藏经以及佛经单行本为主。私人刻书大多以发扬学术传播文化为目的。由于富有财力, 非为牟利, 所以不惜工本, 达到较高的刻印水平。主要是刊刻自己或祖辈的著作, 也有经典著作以及宋和宋以前的各家文集等等。至于书坊刻书主要为南宋时期, 在四川, 浙江, 福建等地区。所刻书籍内容庞杂, 上至经典, 下至笔记、杂记、医卜、日历均有刊刻。但由于书坊刻书以售卖获利为目的, 所以在内容上侧重科举应试书籍。民间日常用书及诗文集等需求量大的书籍。加之注重效益, 校勘疏漏, 底本不精, 形成仿刻本形式, 内容差于官私刻本, 但因其成本低, 价格便宜, 对于文化传播普及, 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上我们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宋刻本书籍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对于宋刻本的鉴赏可以作些参考了解, 宋刻本书籍可以说是现在古籍版本中最为复杂的一种。一方面是历史悠久, 存留很少, 另一方面, 也是人们逐利太甚, 鱼目混珠。虽然现在尚未出现的宋刻本已经很少了, 但也不能说没有了。像很多出现于清末私人藏书目录中的部分宋本书就偶尔能够出现在市面上。最典型值得期待的如清宫天禄琳琅旧藏的一些宋版书在民间流失, 近来也偶有出现。好在现在出现了很多关于古籍版本的影印本——书影, 这对于普及版本知识将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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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叶德辉.叶德辉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5]李致忠.古籍版本知识500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古籍调查 篇6

1.1 古籍

所谓古籍, 广义的古籍应该包括甲骨文拓本、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敦煌吐鲁番文书、唐宋以来雕版印刷品, 即1911年以前产生的内容为反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献资料和典籍, 狭义的古籍不包括甲骨、金文拓本, 不包括简牍帛书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写本, 而是专职唐代自有雕版印刷以来的1911年以前产生的印本和写本。

1.2 彝文古籍

彝文古籍广义是指用彝文写成的各种古书和各种古代的彝文金石碑刻。一般没有具体的作者和具体的写作年代, 多为民间手抄本, 木刻本很少。木刻本即用木头刻雕版印刷的方法印装的书籍。彝文木刻本流传下来的很少, 四川有刻于清光绪年间的《玛木特衣》, 云南武定县明刻本《劝善经》, 贵州有刻于清光绪年间的《摩史书》。清代康、雍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后, 由于各彝族地区所处的社会形态差异等原因不少彝文古籍散失。鉴于此, 学术界一般将彝文古籍的下限定为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上限至今众说纷纭, 有明代说、唐代说、汉代说、春秋战国说等。此外, 彝文古籍历遭浩劫, 因而对于那些书已失传, 但内容仍流传于民间的口碑古籍也视为彝文古籍。

1.3 古籍数字化

古籍数字化是建立在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 或者说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之初, 我国台湾地区国科委马志钦教授提议利用计算机进行中文资料处理研究开始, 台湾地区众多大学和电子研究结构投入了这项极具潜力的领域。

2 彝文古籍翻译整理现状

2.1 彝文古籍保存现状

2.1.1 馆藏文献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收集分布于国内外的彝文古籍约为15000余卷册, 分别收藏于四川、贵州、云南和北京等地的科研部门、图书官、博物馆, 此外, 也有部分彝文古籍被收藏在法国和英国博物馆。其中, 四川有17个单位收藏和保存彝文古籍近2000册, 贵州有16个单位收藏彝文古籍8000余册, 广西收藏有近11册, 云南有34个单位收藏彝文古籍近4700册。

2.1.2 民间散藏

除已收集到的文献外, 经各地研究人员经过多次普查后统计出约有数万册彝文古籍散存与云、贵、川等彝族地区。这些古籍文献内容浩如烟海, 博大精深, 涉及到政治、经济及其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科学领域。以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四川凉山州为例, 据凉山州2001年的普查统计, 全州民间还散藏有50万卷左右的彝文古籍。因此, 保护、抢救彝文古籍的任务还很艰巨。据统计, 其他省市彝文古籍散藏民间的情况类似四川。

2.1.3 彝文古籍破损流失严重

政府有关部门对彝文古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征集保护经费;征集到的彝文古籍未能翻译整理出版;未能建立完善的保护和继承制度。加上彝文古籍保护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机构不健全、人才极度缺乏、古籍保护和修复手段落后等原因造成了大量的古籍流失。除人为因素影响, 由于纸质材料容易破坏, 加上大部分文献散存于民间, 保管条件恶劣, 许多珍贵的古籍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3 保护彝文古籍的新举措

民族古籍的保护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延缓型保护;二是再生型保护。延缓型保护是指在不改变原件载体的情况下, 对残损的古籍文献进行修复、加固以及改善保存环境等手段使原件的寿命延长, 从而达到保护目的之过程, 是保存和保护民族古籍文献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是, 这种方法只能延缓古籍文献的衰老速度,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古籍文献的永久性保存问题, 因此就需要有另一种保护措施, 那就是古籍文献的再生性保护。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现代计算机、电子、通讯、复印、复制、声像、光学、视听等技术以及图书的各种保护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及开发利用工作。如今, 计算机数据库强大的网络功能已成为现代化信息服务的主体。这些都为民族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以及保护开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利用一切现代化手段搜集、抢救、整理、翻译、保护、开发彝族古籍文献, 对馆藏的彝族古籍文献有效管理, 及保存、保护好彝族古籍文献, 为国内外研究人员提供文献信息。对彝族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建设的目的是有利于彝族古籍文献的共知、共建、共享, 从而更好地发挥彝族古籍文献的作用。

4 彝文古籍数字化的意义

彝族文献数字化的根本意义在于, 在原有彝族文献的编辑、出版、开发、使用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古籍最大的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史料价值;一是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物价值则属于物质遗产。彝文古籍大部分都是纸质文献, 它具有损毁速度缓慢等特点而不容易察觉, 只有到了损害很严重时才被人们发现并引起重视, 但此时就很难使其恢复原貌了。此外, 部分古籍收藏单位把大量的古籍当作文物收藏起来, 给研究人员借阅增加了难度, 更有一些古籍至今也没被学术界所知。这就直接造成了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对彝文古籍采取数字化, 这个矛盾便可迎刃而解。“多年的实践证明, 传统方式也无法圆满解决图书馆长期存在的古籍善本保管与利用的矛盾, 现代化技术的介入使我们看到了解决矛盾的契机”。1其实古籍数字化就是对原古籍的再现和整理即古籍数字化的性质, 它把原古籍的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剥离开, 既实现了古籍的永久保存, 又实现了古籍的文化价值。研究人员可以在不碰原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古籍数字化的意义不仅是古籍的利用单方面, 尤其表现在古籍的保护上。因为, 数字化了的彝文古籍不仅可以使彝文古籍永久利用, 而且会使彝族文化的传播速度更快, 范围更广。

参考文献

[1]沙马拉毅.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M].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3.

古籍“医生”年赚200万 篇7

今年25 岁的刘婷婷出生在北京一个艺术之家, 不料12 岁时她到一位从事古籍修复的亲戚家玩, 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后来她一有空就往亲戚工作的收藏馆跑, 耳濡目染, 学了很多相关的知识。

亲戚告诉刘婷婷, 只有书写或印刷于1912 年以前、具有古典装帧形式的书, 才能称为古籍。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 可分为孤本、珍本、善本。看得多了, 刘婷婷对每个时代的纸张、字体、墨色渐渐熟悉, 凭感觉就能大体断定, 而这些是判断书的刊刻时代及艺术价值的重要依据。慢慢地, 刘婷婷在熟人中小有名气了。

一次, 刘婷婷一位同学的父亲打算用35 万元买一本 “ 唐代珍贵文献”, 请刘婷婷“开开眼界”。不料刘婷婷一看就说:“这是清代的, 最多值8000 元。”同学的父亲带着刘婷婷的说法再次询问卖主时, 卖主立刻直冒冷汗, 自认理亏。

刘婷婷读高三时, 认识了一个在北大留学的纽约女孩, 女孩给她讲了很多美国的趣事, 还提到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有一个 “ 奇葩”专业———修复古籍, 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只招十几名新生, 但这个名为古籍修复师的“冷”职业却颇有“钱”途……这位女留学生只是随口一说, 却触动了刘婷婷。从此, 喜欢和古籍文献打交道的刘婷婷有了去美国深造的想法。

刘婷婷写了一份简历, 重点讲述自己对古籍的热爱以及跟随老收藏家学习的情况, 还把自己修复过的一些历史文献等拍成图片, 通过网络发给了美国的大学。没想到校方对这位语言幽默、思维方式独特的北京女孩很感兴趣, 他们马上联系了刘婷婷。刘婷婷丰富的历史知识, 给校方留下深刻印象。

2009 年, 高中刚毕业的刘婷婷接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她才知道, 该校的图书管理学科一般只有研究生才可以申请, 她是被破格录取的!

令刘婷婷大开眼界的是, 古籍修复并不排斥现代技术。这里除传统工具外, 还摆放着纸张厚度仪、纸张拉力试验机、纸张酸度测定仪、恒温恒湿箱、除虫消霉机、真空干燥箱等众多现代技术仪器。

修复一本书, 主要的工序就有十几道。拆书看起来容易, 其实很费工夫, 有些酸化结饼严重的书, 光揭开可能就要花费好几天。教授指导刘婷婷:“把书拆分完毕, 就要为它配纸, 纸配得不好就会影响修复质量。按照古籍修复标准, 修复时配的纸要与原文献颜色一致、厚度相当, 甚至纤维分析、帘纹也要非常接近。如果碰到材质特殊或带有颜色的纸张, 还需自行调配纸浆或为纸张用植物染色。古籍修复讲究的是‘整旧如旧’, 就是使经过修复的书籍在外观上尽量保持原貌, 从而保证古籍的资料价值、文物价值不因修复而受损。”刘婷婷每天废寝忘食地学习, 根据制定的修复方案进行作业。

开启古籍修复事业

刘婷婷经手的书有半人高一本的1890 到1899 年机械工程专业学生毕业设计, 手绘细节精密严谨, 画错一笔就要从头来过; 有年久失修的牛皮封面古籍, 手一碰皮革哗啦啦掉一地;还有标注“机密”的各种文件……她印象最深的是一页微微发黄的善本, 红色朱砂标注的句读依然清晰可见, 出自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典》, 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图书8000余种, 内容包罗万象, 非常珍贵。用教授的话说, 这里的不少古籍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 拿到纽约拍卖场, 随便一本就能拍出百万美元的价格。

一次, 一位华人收藏家孙先生把刘婷婷请到家里, 让她帮自己修复几本略有残破的古籍。这对刘婷婷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没想到收工后对方竟给她2000 美元的报酬。刘婷婷吃惊之余, 还了解到近5 年来, 在国内市场上古籍文献的价格一路飙升, 不少藏品价格都翻了5 到10 倍。一幅郑板桥遗墨《五经手读》拍价550 万元, 宋代张即之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更是拍出了887 万元的天价。

临走时, 孙先生告诉刘婷婷, 美国及欧洲有很多私人收藏家和博物馆, 不少古籍因年代久远都需要修复, 可是又很难请到真正“修旧如旧”的高手。如果刘婷婷将来能开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不仅能给许多收藏家帮忙, 自己也会有不错的收入。听了这话, 刘婷婷不禁跃跃欲试。

2013 年, 刘婷婷大学毕业后, 在富人聚居的纽约长岛开起了自己的工作室。她信心满满地以为在美国喜欢古籍文献的私人收藏家很多, 包括官方一些博物馆的古籍文献都急需“抢救”, 而从事古籍修复师这一职业的人又非常少, 自己的业务肯定会应接不暇。没想到1 个多月过去, 她竟连一单生意都没接到, 她雇来的那位白人美女助手莉莎, 因整天无所事事都显得坐立不安。“ 这到底因为什么?”刘婷婷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 莉莎的一句话点醒了刘婷婷:“那些富豪收藏的古籍文献都很值钱的, 如此珍贵的东西, 人家怎么敢随便让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人去修复, 万一搞得一团糟怎么办?这代价未免太大了!”

怪不得没生意, 原来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刘婷婷恍然大悟, 立即着手寻找解决方案。她想到自己曾帮助修复古书的那位孙先生, 他在纽约收藏界应该认识不少人, 如果通过此人介绍, 应该能够联系到相关业务。果然, 孙先生了解到刘婷婷的创业遭遇后非常同情, 马上就热心地给她介绍了一些收藏界的朋友, 其中既有美国人, 也有在美国定居的其他国家的收藏爱好者。

刘婷婷印象最深的, 是她接待的第一个客户萨利特先生。这位40 多岁的犹太人平时做钻石加工和销售生意。那天, 孙先生亲自驾车带着刘婷婷去拜访他, 在一栋古色古香的花园式别墅里摆满了各种古董, 就连墙上挂着的几幅欧洲名画, 都是真品。孙先生向萨利特介绍刘婷婷的个人情况时还幽默地说:“您别看她如此年轻, 她的专业技术比一些从业多年的大师还厉害呢!”对方轻轻摇了摇头, 不大相信。这时, 刘婷婷赶紧向对方介绍自己曾经修复过的珍贵古籍, 没想到这一招挺灵。萨利特听着听着, 转变了态度, 当场答应请她帮助修复古书。

经过刘婷婷近2 个月如绣花般细致的修复, 这些原本千疮百孔的书页面目一新, 并且很难看出修补痕迹, 浑然天成。那位客户简直惊呆了, 后来付给刘婷婷3 万美元的报酬。初战告捷, 刘婷婷的事业也从此开始出现转机。

美女“书医”年赚200 万

渐渐地, 有几位客户主动找上门来, 请刘婷婷修复古书。有一位意大利裔美国明星, 她家的收藏有一部分是古罗马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珍贵文物。客户说, 这些古籍并非来自拍卖行, 而是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可惜这位影星并不知道该如何保管这些东西, 导致不少文献出现虫蛀、酸化、霉变等, 损坏非常严重。看着一摞摞历史悠久破败不堪的古籍文献, 刘婷婷心疼极了。就连那位影星自己看着那些纸张残破、泛黄、粘连的“病书”, 都忍不住问刘婷婷:“破成这样, 还能修吗?”

刘婷婷将这些古籍带回工作室, 仔细检查时发现, 有的珍贵藏书内页因鼠啮、虫蛀等原因, 已成为小碎片, 刘婷婷只能像做拼图一样, 把一捧非常细小的碎片一点一点拼起来, 许多工作甚至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她说:“古籍修复是一项考验耐心和细心的活儿, 既不能急躁, 还要心灵手巧。”

就这样, 刘婷婷经过3 个月的苦干, 终于将那一大堆破烂不堪的古籍全部“救治”完毕。当看到原本像烂草一样的书修完后工整崭新的样子, 客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惊呼:“亲爱的婷, 你比《哈利波特》中的魔法师还厉害!”根据事先约定, 客户一次性支付给刘婷婷8 万美元报酬。

关于古籍的泛论 篇8

古籍原物是不可再生的, 其存世量是有限的, 随着日月的流转而逐年呈缓慢淹减之势, 后世之再造本制作再好, 也无原物之历史苍桑感以及阅世之书香墨韵。

对于历史上诸多有名的原创著作, 经历代文人墨客如醉如痴地做注加疏, 真乃不厌其繁, 也就是说, 对于一独创之好书, 不是缺少研究撰述, 而是阐释不断、校雠不竭, 衍生出大量附产品, 其中有的大曲原意。因研究者的水平及所掌握的资料等客观原因, 致使研究成果质量良劣不一, 使我等经验不足的学习者望而生畏, 不时会四顾茫然, 云里雾里, 不知从何处下手为学确当, 稍不留意可能误读, 耗时费力不算, 认识偏颇的内伤将如影随形, 会在而后可能的学术生涯中埋下隐患。

就我国境内现存的古籍而言, 大多雪藏于国家之专门机构, 如公共图书馆、部分大专院校图书馆及博物馆, 时至而今, 因故纸经年, 蠹鱼戕害、自然糟朽等诸因素随时威胁着这些珍籍的存在, 因此国家组织大量人力财力予以普查、发掘、抢救, 这是功在千秋的好事, 延长古籍寿命是我辈责无旁贷的。

就校勘、整理言, 我感到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历史上, 出过大量世有公论的经典著作, 亦有公认的对这些著作的经典阐释撰述, 那些著作和注疏, 是历过无数岁月的淘洗, 为世所公允的珍贵的智慧结晶, 凡是诚心想学习古代文化的人, 如果没有成见地认真刻苦研读这等著述, 想必会有实在收获, 而眼下, 杂著太滥, 令人眩惑, 本有上佳注疏在前, 还要创作一些残次品, 本有精当校雠在侧, 还要校勘一过, 名曰各抒己见, 实则滥竽充数, 搞得面目全非, 许多新论, 不过是东摘西粘的产物, 拾人牙慧而已, 不知情者阅之, 以为学得真货, 实则受其愚弄矣。学术上百家争鸣确实值得提倡, 可重要的是, 你这朵花不是别人花的劣质变种。

当然, 为便于今人阅览, 有些工作是必要的, 如为古文断句标点、为去今甚远的概念给予适当的解释、为比较模糊的典故提供一些背景材料, 根据拥有的资源而选编内容丰富的集子等, 但打碎原有的经典考辨, 用自己全新的眼光来扫视过往, 却是可怕的, 特别是那种将古文通译成今文的作法更令人不敢苟同。你就知道你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古文的原意吗?要让人吃透古文, 还是让他自己去按原文推知为好, 当然, 如果你在古籍研究中确有独到发现, 见古人所未见, 或可弥补古人在该方面的不足, 则当尽力阐述之, 应该获得喝采, 倘就此处多角度地钻研之, 也许你会成为专家, 甚或成大家亦未可知, 如尚无, 则不妨虚左以待。另外, 时下也不乏这样的现象, 部分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专家, 长时间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以飨读者, 又不肯面对江郎才尽的客观现实, 就开动脑筋, 将自己过去受过欢迎的作品改编一下, 貌似新作, 实则不过是换个姿势罢了, 并没有塞进多少新东西, 却算了又一个作品, 以新的书名欺瞒读者, 赚取他人的血汗钱。

世人视宋版书为珍宝, 一定程度上赞其工艺, 这类书纸质坚厚而洁白, 刻印精湛、字画清晰、墨色莹润, 但更大程度上服其刻书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宋版书多据监本, 刻书时反复勘校, 不容随意改窜, 内容正确无误, 力保古本原貌, 因此宋版书成后世学术研究之依据、翻刻刷印之底本, 就不难理解了。宋椠尊重原文、不伤古义, 更不屑靠稀释著作谋取书银。

治古籍要旨在治目录之学。自西汉刘向《别录》始, 书有叙录, 自刘歆《七略》始, 书有总目, 延而观之, 如长江大河, 烟波浩渺, 目录学著述不胜枚举矣, 然《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三书, 目录学之至要焉, 精心研读之, 收获必硕, 兼览其他公纂私撰之目录学名作, 则触类旁通, 可具坚实之学养。

当然, 我们生存的这个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人们有各式各样的追求, 新的知识、新的技术真是不断涌现, 我们不能要求人们都挤出大块的时间去研习故旧, 而如果我们是文化工作者, 甚至是经常接触到传统文化的人员, 那么我们就有义务也有责任用正确的观点看待过去的事物, 用富有批判精神的眼光捕捉古文化的神髓, 用合适的方式传达出来, 让更多的人受益。

我们要继承古人的治学治书精神, 为当代服务, 为千秋后世负责。保护好我们的古籍, 用好的研究成果去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摘要：不论是学习古籍知识还是传播古代文化, 都应该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 我们有责任传达先人的真实声音, 也有义务给后人以正确的指导。

关键词：学习,古籍,传播,文化

参考文献

[1]吴则虞著, 吴受琚整理《中国工具书使用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1]吴则虞著, 吴受琚整理《中国工具书使用法》,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

中医古籍也流行 篇9

准确定位 抓住机遇

这套丛书读者群的定位为中医临床人员，其宗旨是“为了在新世纪进一步发展中医，提高中医临床疗效水平”，配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不难看出，从编辑选题策划的初衷，就是高起点、高定位，紧紧抓住了“中医要发展，首先是继承”这一主题，抓住启动“研修项目”这一机遇，适时策划了这套从书。在内容上，考虑中医临床人员的学习需要，一改过去加校记、注释、语译等内容，每种医籍 “由专家遴选精善底本，加以严谨校勘”但不作校记和校勘，只收原文，以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

精选书目 发皇古义

中医古籍浩如烟海，中华民族同疾病作斗争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历代医学家的著作近万种，如何撷取精品需下一番功夫。通过召开专家座谈会，反复论证，认真遴选，广泛听取专家的意见，反复进行比较、鉴别，既要涵盖中医各个学科，又要考虑不同时期的医家代表；既要突出中医各家学说特色，又要重视临床实用价值。在研修项目书目的基础上，最后确定了100种书目，先后分三期出版。

便于读者学习和理解，每本书前撰写了导读介绍作者生平、成书背景、学术特点、学习方法，以及临床指导意义，对本书的内容提要钩玄，启迪读者。

把名医名家的经验和学术思想加以凝聚提炼，萃取精华，突出“法”与“术”，以求“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之效。在中医古籍出版中撰写导读，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意，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医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继承前人的经验，以前人的理论与经验指导临床实践，在实践中诠释、求证前贤的学说和理论，在继承中探求创新与发展。每篇导读的字数并不多，但抓住了学习中医古籍的切入点，取得了启发读者学习和思考、引人入胜的效果。每书之后，附有方剂索引或病证索引，便于读者学习中查阅和检索。

营造环境注重造势

该项目的倡议者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王永炎教授，他不仅亲自主持书目研讨论证会，还特为本套丛书撰写序言，向参加“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的培训学员推荐书目，指导读书活动，使本套丛书进入了中医界所关注的话题。在中医药期刊上，刊载一些有代表性的名著导读，激发读者兴趣，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当某种类型书籍暗含了某种行业发展的潜在需求，成为具有新闻价值的公众议题的时候，其成为畅销图书已是众望所归。为了促进“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深入发展，把“读经典，做临床”的读书活动向纵深推进，一个更为深入、更为广泛的全国范围的中医读书活动正在积极的策划之中，相信《中医临床必读丛书》的读者群将进一步扩大，其价值将得到进一步延伸和扩展。

精心组织塑造精品

做中医经典图书，不仅要作成中医品牌，还要作成中华民族文化品牌。为了保证与“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启动同步出版，在较短的时间内，丛书项目组迅速组织全国高水平的中医文献队伍。这些专家大部分参加了20世纪80年代中医古籍整理工作，他们拥有翔实的版本资料，具有较高的中医古籍文献整理水平。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整理原则和整理方法，对径改的原则、古书通假字的处理原则，以及对有些版本的遴选，都经过了专家反复的论证。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是精品图书完美的追求。从这套丛书的封面、封底、版式的设计不难看出编者在这些环节上也下足了功夫。封面采用如同重金的黄色为底色，以意境深远的淡淡的山水画为主基调，体现中医的深邃与幽远，引发读者阅读的欲望。在版式上也作了些创新，添加书眉和纹图，一改过去单调死板之嫌，在保持中医古籍特色的同时，有活泼新颖之感。

浅析民族古籍的翻译 篇10

关键词：古籍,民族古籍,翻译

一、古籍及翻译概述

我们说的古籍一般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用各种零散的文献资料按照一定的规律加工、整理、汇集成册的书籍。而民族古籍则是指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范围内生活过的各少数民族或者正在活着的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用文字, 具有某种文化涵义的符号 (文字的雏形) 以及口头语言记录下来的文化载体, 统称为民族古籍。现在学术史上一般把民族古籍分为四类:即书面载体古籍、金石载体古籍、口碑载体古籍以及原生态载体古籍。

翻译是指一种语言活动, 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确切而完善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而翻译的方法也多种多样, 主要有直译, 即按照字面意思直接翻译, 形似神似, 对研究语言、字、词、修辞有益, 但译文读起来不太通顺。意译则是指按意思翻译, 有时不按原文译, 神似而形不似。译文读起来通畅。最后还有音译, 主要是按原文读音翻译。

二、非书面古籍的翻译

前面说古籍分书面古籍和非书面古籍, 所以翻译的时候也得区分书面和非书面古籍的翻译。先说非书面载体的古籍翻译问题。其实, 在我国56个民族中, 好多少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 这些民族的文化主要是用口耳或者用实物流传下来的, 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口碑载体古籍和原生态载体古籍。在古籍翻译中, 这部分古籍的翻译就成了一个难题。

首先, 翻译的第一步是整理, 而非书面古籍的整理首先需要一个记录的过程, 记录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翻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翻译者对本民族的历史及现状必须非常了解, 熟悉本民族的发展历史是翻译本民族非书面古籍的基础, 否则译文和原文不仅会脱节, 而且会失去语言背后最重要的东西———文化, 这也是我将要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熟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只懂得语言而不懂得文化, 是无法进行翻译民族古籍的。例如, 如果不懂得傣族泼水节的来历, 或者彝族的龙虎图腾崇拜的来历, 是无法将一些老人们诵念的寓言故事、神话故事、生产生活故事很好的翻译出来的, 或者说翻译出来的文章读者读不懂, 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而这些寓言故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口碑载体古籍。

第三是融入到当地的人群中, 虚心向他们学习, 特别是当地的年长者。他们是非书面古籍的掌握者, 只有真正和他们成为一体, 才能学会他们的语言, 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 也才会更好地做好翻译工作。

三、音译和意译的搭配

对于书面古籍的翻译方法, 好多学者都讨论过, 我在这说下我自己的看法。前面提到过古籍翻译的几种主要类型, 即意译, 音译和直译等等。其实单独的音译或者单独的意译都是欠缺的, 应该将两者搭配起来翻译。原因如下:

首先, 在民族古籍中有好多宗教专用词, 但是在汉语里是找不到对应的翻译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采用音译, 不过这种音译如果不进行解释, 读者是很难理解的。例如哈尼族的“欧户”和“摩咪”, 这是两个神的名字, 这两神近似于汉语中的“天神”, 但其神性具有哈尼族的特点。“欧户”神的职责主要是保护善良的生灵, 尤其是保护人体的安康和人丁的增值。而“摩咪”神则是总管世间一切, 惩罚世间一切的丑恶现象。所以如果将其直接译为“天神”, 一定会使概念混乱。像这种神在汉族社会中是没有的, 所以音译后面如果没有解释, 读者肯定无法了解它的真实含义。

其次是民族古籍中的人名翻译。我们一般情况下对人名也是采用音译的方法, 因为我们认为人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并无其他特殊的含义。其实有些少数民族的人名是有特殊含义的, 如果我们只按其字面意思音译, 那么读者肯定是无法了解到其中的文化意义的。例如彝文古籍《阿诗玛》中的“热布巴拉”这个人名是由“热布”和“巴拉”两部分构成的。其中“热布”的意思是湖岸或河岸, “巴拉”是彝族一个家支的名称, 合起来的意思是住在湖边的巴拉家, 如果只音译, 读者是无法了解其真正含义的。所以说翻译这类人名如果只有音译而不加注释是万万行不通的。

第三是对民族古籍书名的翻译, 这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书名如果译得好, 读者一看就有兴趣, 但是如果译得不好, 读者看到书名, 根本没兴趣,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翻译书名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例如纳西族的古籍《崇般图》, 这是按照纳西语意译的, 读者看到《崇般图》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 或者根本不知道是哪个民族的古籍, 很可能根本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但是如果把音译和意译结合起来, 或者再加个副标题, 那样效果就不一样了。例如如果翻译成《纳西族创世纪洪水篇———崇般图》, 这样就不一样了, 可能会引起很多读者的兴趣。

最后, 要想把民族古籍很成功的翻译出来, 翻译者还要有深厚的汉语知识基础。所以要想很好的翻译一本民族古籍, 既要懂得该民族的语言, 又要懂得该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文化背景, 只有把该民族的语言背后的东西全部掌握了, 才能够很好的翻译出该民族的民族古籍。

虽然说我国的民族古籍卷帙浩繁, 但是真正能够读得懂民族古籍的人却寥寥无几, 这就需要翻译者们把那些古籍通畅的翻译出来, 只有这样这些古籍才会被挖掘, 才能发挥出其该发挥的价值, 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才会进一步弘扬,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1]乌谷.民族古籍学[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2]张获晖.略论民族古籍及其翻译问题[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4, (5)

[3]包和平, 王学艳.论民族古籍整理中的翻译问题[J].图书馆学刊, 2005,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