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精选12篇）

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篇1

今年以来, 受国际国内市场影响, 投资拉动收窄, 出口持续低迷, 消费市场也表现出增长乏力, 给辽宁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部署带来极大挑战。积极拉动消费, 事关辽宁经济发展战略全局, 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当务之急。

一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和稳定就业率, 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继续提高社会保障标准, 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增加农民和城市困难群众的收入。同时努力创造条件, 让城乡居民拥有更多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二是培育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扩大住房消费, 加快中低档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 重视县城、老旧小区、棚户区、城中村的改造。积极培育汽车消费, 组织开展好各类汽车展销活动, 推动二手车交易市场建设和发展。

三是促进消费升级和完善消费环境。继续推广节能和新能源汽车, 出台鼓励节水产品、家庭自给式太阳能产品消费, 扶持文化产业, 引导旅游消费, 加强商贸流通、宽带网络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业态, 研究实施信用消费促进政策等。

四是要大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目前农村人口消费在全省消费总量中的份额还不高, 巨大的农村消费潜力需要释放。要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 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村流通体系和市场建设, 为农民消费提供便利。

五是促进投资转化为消费。民生工程是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 要增加对各项民生工程的投资, 把突出的民生问题解决好, 加强对社会保障体系和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投资, 努力通过投资拉动就业、增加收入、改善环境、促进消费, 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六是认真组织好夜间消费。夜经济的繁荣是衡量一个城市活力的重要内容, 每个城市都要根据当地特点形成有特色的夜市中心、文化活动广场, 通过推出一批购物街、小吃街等消费场所, 打造一批夜间购物、休闲、餐饮的夜经济商圈和品牌。同时作好商家和公交延时营业, 保证夜经济安全有序。

七是促进旅游服务消费。近几年旅游正在成为辽宁省消费的增长点, 我们要因势利导满足群众的需求。要利用“十二运”、“世园会”扩大影响, 树立形象, 打造品牌。重点把温泉旅游、乡村旅游、沟域旅游规划开发建设好。

八是有效改善消费环境。要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 强化市场监督管理,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建立和完善消费品特别是食品安全的快速反映机制, 继续完善信用体系, 引导企业诚信经营。

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篇2

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通货紧缩、消费需求不足和失业等,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体制改革重点及主要做法是继续深化财政、信贷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农村费改税的进程;重视和加强就业问题.

作 者：李妍  作者单位：云南财贸学院,财税系,云南,昆明,650221 刊 名：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 英文刊名：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年，卷(期)：2002 16(6) 分类号：F121 关键词：体制改革   促进   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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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不平等将促进经济增长 篇3

Yet a closer look at the global situation reveals a potentially dangerous gap between profits and people.

Corporate profits are up and global equity markets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nother year of plent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unemployment and household incomes stand still.

The ILO’s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4, which comes out this week, shows clearly that the modest economic recovery has not translated into an improvement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most countries.

Businesses have been sitting on cash or buying back their own stocks, rather than investing in productive capacity and job creation. In part, this is a result of continued weakness in aggregate demand, both at national and global levels. It is compounded by uncertainty about where new sources of demand will come from and uncertainty about public policies, for example on financial sector reform.

The increased flow of profits and liquidity into asset markets rather than the real economy not on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stock and housing price bubbles, but also damages long-term employment prosp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formal employment remains widespread, and the pace of improvements in job quality is slowing down. That means fewer people are moving out of working poverty.

Add to that the fact that in most countries, workers have been getting a smaller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and of gains in productivity, while more of the income is going into profit, and we have a major problem.

Inequality is reflected in the depressed incomes of most households and therefore constrains consumption growth, which in turn reduces economic growth. It also causes public frustration, raising the risk of instability – the current unrest in many countries is fuelled by perceptions of unfairness.

US President Barrack Obama recognized this when he recently called inequality “the defining challenge of our time.”

Boosting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would go a long way towards creating the incentive required for companies to expand and create jobs. And that entails moving away from the aggressive fiscal consolidation pursued in many countries. It also means addressing the declining share of economic growth going to workers, stagnant wages and high unemployment that have kept household spending down.

nlc202309012054

Increased wages lead to increased demand, so a key part of the solution is to set appropriate minimum wages and to have policies that reinforce the links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wages. Indeed, President Obama has called for 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and a similar proposal is hotly debated in Britain, while the new German government has agreed to create a national minimum wage for the first time.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productive economy, and make a firm commitment to investing in people, skills and jobs, and reducing economic disparity.

If we fail to act, if we fail to tackle the youth jobs crisis, long-term unemployment, high drop-out rates and other pressing labour market issues, we will be destroying hopes for sustainable growth – and sowing the seeds of further, and perhaps deeper social unrest.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comment-analysis/WCMS_234482/lang--en/index.htm

今年的达沃斯峰会召开在即，有消息称全球经济正在以比预计更快的速度复苏。这乍一听是个好消息，而当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这一消息揭示了利润和人们之间潜在的危险缺口。企业利润上升，股票市场上涨，然而与此同时失业率和家庭收入却保持不变。国际劳工组织2014全球就业趋势报告显示，适度的经济复苏在多数国家并没有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升温。增加的利润和流动性资金进入了资本市场，这不仅增加了股票和房价泡沫的风险，还可能损害长期的就业前景。在发展中国家，非正式就业仍非常普遍，工作质量的提升节奏也慢了下来。当大部分的收入成为利润，工人的劳动所得占全民收入的份额将会更少。家庭收入的低迷反映出了不平等的存在，而正是因为其抑制了消费增长，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加薪意味着需求的增长，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最低薪资标准，通过政策加强生产力与薪资间的链接。

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篇4

在发达国家中, 婴儿食品市场的增长趋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及职业女性数目的增加所引起。对大多数女性, 尤其是那些在彻底断奶前选择重返职场的女性而言, 她们不太会选择母乳喂养, 这推动了婴儿配方奶粉和婴儿包装食品的需求。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 女性更倾向于在年龄较大时才有孩子, 此时她们的经济状况更加稳定, 因此也可购买更加优质的婴儿产品。

新兴市场也为婴儿食品市场提供了更强的发展机遇。在出生率较高且母亲年龄较低的印度、巴西、中东和非洲等国家或地区, 虽然消费水平较低, 但其更需要婴儿配方奶粉和婴儿包装食品, 以便为孩子提供生长初期阶段所需的营养。在某些国家, 婴儿包装食品甚至成为地位的象征。

在中国, 对优质品牌配方奶粉需求的增长往往归因于人们对更好产品品质的追求。2004年, 当人们发现部分假配方奶粉对婴儿生长发育构成威胁后, 开始对产品产生不信任感, 担忧的父母转向选购能确保更高奶粉质量的优质品牌。由于中国强大的经济购买力, 婴儿食品市场目前正以9%的年增长率蓬勃发展。

提升品牌忠诚度, 完善法律法规

配方奶粉和婴儿食品市场享有高度的品牌忠诚度, 自由品牌的渗透率低于1%, 这在突显忠诚度的同时也预示着更高的利润率。在一项对欧洲8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显示, 72%的消费者表示愿意花费更高的价格购买无任何添加剂的纯天然食品。

营养与安全是婴儿食品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品牌形象是影响消费者做出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充足的营养不仅对健康至关重要, 也对孩子未来的体格与智力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家长们希望购买纯天然有机的品牌产品。对于想查看清晰成分信息的消费者而言, 产品标签会成为企业重要的信息传达渠道, 如果成分信息标注有误或不完全, 将会对品牌造成影响。以美国为例, 有企业因婴儿食品成分信息错误贴标导致比例被误读, 故而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查, 致使品牌声誉受损。

婴儿食品成分错误贴标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健康隐患, 更有甚者会引发难以预估的严重后果。曾几何时, 发生在亚洲的大型牛奶丑闻造成的婴儿死亡事故, 加大了父母们对产品完整性与标签的关注。作为一个极度敏感的市场, 突发事故更容易使品牌严重受损, 更为严重的还会造成生产企业破产。

2011年, 欧盟法规呼吁婴儿食品标签要做到精确、清晰且简单易懂, 并要求生产商验证其是否符合法规。此外, 英国零售商协会 (BRC) 全球标准第7版, 欧盟食品信息法规 (或欧盟第1169/2011号法规) 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2013年食品标签指南更加重视食品标签的准确性。正是因为各国对婴儿食品的严格监管, 所以生产商在追溯其出口国家的标签法规, 以及确保各标签符合规格要求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与此同时, 可追溯性需求正在不断增长, 生产商必须确保批次和数据代码易读并符合相应要求, 如果企业无法做到这一点, 将会导致成本高昂的产品召回、罚款, 甚至被吊销执照。

在线视觉检测技术, 让生产质量更加可控

针对婴幼儿食品, 生产过程绝不容许有一丝差错—100%质量控制必不可少。在线视觉检测技术能够在生产线中对每一件产品进行快速、精确检测的产品检测方法, 包括打印验证、条形码识别以及标签和薄膜验证。该技术可检查包装上的信息是否符合确定的内容、可读, 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检查密封是否完好, 并且能够将所有的检测数据实时呈现。

包装上标注正确的信息可以使消费者作出明智的决定, 并向生产商和政府提供追踪污染食品的方式。在线视觉检测技术有助于企业避免代价昂贵的停机, 不仅为消费者和生产商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 同时可防范品牌声誉的损害。

BRC目前要求婴儿食品生产商需具备一套可记录的标签检测流程, 除非强制要求, 该流程可利用视觉检测系统。此外, 视觉检测系统现在可以于法律纠纷中作为彻底和安全作业规范的证据所使用。

食品供应的全球化使食品生产过程变得复杂, 食品生产商可能会对最终销往多个国家的某种食品使用快速包装和贴标签生产线。标准视觉产品需要能够全球部署并根据称重设备进行作业, 以便满足生产需求;正确的标签可确保生产商做到实事求是, 使顾客放心, 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并提高品牌忠诚度。

面对婴儿食品市场的较大增长潜力, 生产商应确保不出现任何差池。安装视觉检测系统不仅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品牌信誉, 还可帮助生产商进行称重操作, 这也将为其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保障安全生产小贴士

掌握一定技巧有助于保障婴儿食品的安全:

①寻找具有竞争力的合作伙伴, 在成本管理和风险削减中需求有力支持, 从而实现安全、稳定的增长。

②选择视觉系统, 该系统必须符合企业生产的产品外形、材料与生产环境。例如, 是否具有镶板和拼接以及完整的打印、标签和密封性检测系统。

③利用检测系统最大限度地缩短安装时间、校准、转换、维护和清洁, 并确保长期可靠性, 以便提高生产效率。

④利用智能化人机界面 (HMI) 处理安装与操作, 确保操作轻松自如, 应由系统提供商提供操作员培训。

⑤安装具有反视觉规避功能的系统, 防范操作员通过急切绕过或更改容许公差来加速生产, 以便建立安全保障。

⑥确保完整的360°产品检测:通过将视觉检测技术与X射线、自动检重秤及/或金属检测机相集成来执行其他产品安全检查, 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生产空间。

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篇5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各种能源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消耗，任何的经济活动都是以能源的消费为基础的，经济要想快速的发展必须有着非常牢靠的能源供应源头。我国只有采用节约能源的措施才能实现正真意义上的节约型社会，其关键就是提高整个能源的利用效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本文中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研究经验，简要的探讨了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和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供各位经济人士参考，以更好的处理我国能源的利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能源利用效率 经济增长 分析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国家的能源消费也成指数关系增长，根据我国的经济能源研究所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在能源的消费量达到100250万吨，占整个世界的百分之是以左右，在整个世界上仅仅的在美国之后，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但是，相关的数据也表明我国的人均能源的消费只有0.84吨左右，这个数据占不到世界人均能源消费量1.9吨的一般。从我国整个经济的规模来讲，19我国的国内平均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占整个世界GDP的百分之四点一左右，换算到每个人的GDP还不及日本的六十分之一，不到整个世界人均GDP的八分之一。此外，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整个经济的形式依然处于发展的阶段，这就可以肯定的预测将来我国的经济规模肯定会不断的增大。相关的专家指出，依照我国当前的总体消费能力，如果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到达美国的标准，那就意味着全世界的煤炭资源、全世界的铁矿石、全世界的钢材、全世界的水泥等等一系列的资源都不够中国使用，也许这些数据不是那么的精确，但是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表明如果我国不改变现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将变为整个世界的能源的黑洞，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我国自身的发展，而且给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从当前的我国的计划经济我们可以得到在二十一世纪的钱二十年我国预定的GDP总额要相对先前的水平翻两翻，但是我们从能源的角度来看整体的能源消费只能翻一翻。这就给我们说明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的采取一系列的有效的措施，依然按照现在的形式发展下去，将会给我国的能源供应造成很大的威胁，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会给整个世界的能源供应造成很大的影响。

通过各个研究都表明要想解决当前的能源性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举措，总结为四个字就是“开源节流”。所谓的“开源”就是增加加大能源的开发，加大对于能源的开发主要集中表现在加大对于现有能源的开发、新型能源的开发以及起补充作用的国外进口能源的引进等等。所谓的“节流”主要就是提高各个能源的使用效率。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节流”的措施是既有利于现在也是对未来能源消耗的重要保证。我国只有全面的落实相关的“节流”措施，才能正真的实现节约型社会的建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更好的把握未来的能源消耗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对我国现代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的关系进行准确的把握，然后针对现状研究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来不断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现状

世界上的能源利用的效率是根据能源消费原单位作为标准的，能源消费的原单位就是单位的GDP增长带来的能源消费量，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单位的GDP增长所带来的能源消费量，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这个数值越小，说明这个国家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越高，因此，这个指标在国际上被广泛的应用。

我们通过分析现有的一些资料发展，我国的整体的能源利用的效率是比较低的。从一些相关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我国的能源消费的原单位值要远远的大于世界上的一些发达的国家，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表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以消耗非常珍贵的资源为代价的，是一种能源消费性经济增长模式。但是这种情况的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我们可以降低能源消费原单位的数值，能够出现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能源消费的不增长。如果整个国家的能源消费量降低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实现正真意义上的节能减排工作。

我国现在正在处于向中等发达国家前进的重要时期，整个工业的水平也正处于一个向全面工业化产业迈进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切实的将两者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水平上。

二、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国际上一般采用国内人民生产总值也就是GDP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的标准。因此，我们分析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分析国内的人民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相关的资料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几乎呈一种同样的态势在发展，说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的消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内生产的增加速度要大于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

我国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能源的投入来带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从整体上来看整个能源的投入量呈减小的趋势。九十年代之后到现在整个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源的利用效率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观。

三、提高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相关的策略

(一)逐步的实现对于制造业相关产业效率的提升

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篇6

[关键词] 社会资本 共同知识 协调行动 集体决策

一、引言

回顾发展经济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衰落到新古典主义的复兴，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资本决定论到技术创新论再到制度决定论的转变，使众多经济学家认识到，实现经济增长不能单纯讨论经济因素的作用，经济学还不能独立于政治、文化和历史之外全面解释经济增长。本文将从宏观表现角度，探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同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链条。

二、社会资本的内涵

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文献中，社会资本通常涉及到一系列准则、关系网和组织，通过那些人们获得有助于做出决定及确切表达政策的权力和资源。经济学家通常从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角度考虑社会资本。在微观层面上，他们主要考虑社会资本促进市场发挥作用的能力；在宏观层面上，他们考虑制度、法律框架和政府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有关社会资本一个更广的定义不仅包括前述的准则，还包括使准则得以发展以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普特南（1993）给出的社会资本的定义是公认的最著名和最严格的概念，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看作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向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公民约束网”和社会准则。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不同的定义背后是否存在共同特征和核心内容？Ismail Serageldin和Christiaan Grootaert（1997）认为目前有关社会资本的各种定义存在如下三点相同特征。第一，这些概念都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它们均含有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果相互影响的观念；第二，都关注于经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及这些代理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能够提高经济行动效率的途径；第三，都隐含着合适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具有正外部性，由于个人无法占用这些外部性，代理人倾向于向社会资本不充分投资，从而产生了公共支持的职能。

Paldam（2000）、Durlauf 和Fafchamps (2003) 等认为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网络资源、相互信任与合作行为。Durlauf和Fafchamps (2003) 指出，社会资本就是基于网络过程所形成的行为规范和人们之间的信任，它们能促成产生好的社会和经济结果。

由于人们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仍然褒贬不一，不同领域内的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各异仍然是阻碍研究深入的重大障碍。尽管前面已经分析到，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网络、信任和合作，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证明的“社会资本之梦”(Social Capital Dreams)。尽管有诸多质疑，但笔者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研究范式的提出，乃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容和方法上的一个突破。社会资本概念和内容，为我们从制度层面理解经济增长的机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三、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

Putnam等（1993）向社会学家和开发实践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便认为社会资本与高水平的制度绩效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向社会资本投资必然会导致绩效提高，因为社会资本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现存的几代人可能都无法在短期内有效增加其所承袭的社会资本存量。因此，一些社会会被谴责坐享其所继承的成果。如果社会资本丰足，社会发展迅速。如果祖先留下的社会资本存量很少，这些社会发展将非常缓慢。但令人可喜的是，Putnam等人的研究结论并非金科玉律，近年来许多经验研究对Putnam等人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挑战。Schneider等（1997）的研究表明，传递地区公共物品的制度设计能够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水平，政府的政策能够而且确实在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水平。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行为究竟能否对社会资本流量产生显著影响尚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但明晰到底哪些因素在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确实尤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美籍学者福山(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给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答案。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形成往往受到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风俗习惯、宗教传统和区域发展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社会资本的本质组成因素是什么？其是通过哪些中介环节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性组成要素是信任。福山(1995)沿用经济学的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将资本分为三种：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并明确指出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信任”。福山开辟了经济学关于信任研究的一个全新方向，即信任的经济文化研究的先河，推动了信任研究的发展。笔者沿着福山开辟的方向，继续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信任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促成交易的唯一必要条件。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却证明，在重复博弈和存在一个高效率的信息传递系统以便及时观察当事人不诚实行为的情况下，法律制度并不是推进交易的唯一制度安排，即使不借助国家的暴力潜能，共同的规范和习俗也可以支持交易的进行。共同的规范、准则和习俗是组织成员相互认可或在代际间流传的行为标准，是当事人从事经济活动的信心基础，相互认可的规范和习俗经过时间沉淀成为组织内在的道德体系，用于约束组织成员控制他们的行为，如果违规将受到惩罚。在现实中，组织内在的道德体系是通过相互的信任机制自执行的，并在重复交易中转化为共同知识、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最终降低了交易成本，成为大量互利交易得以进行和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主要保证。

综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用上图表示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下面，将详细论述社会资本自形成到促进经济增长之间所经过的若干具体环节。

四、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中介环节

在社会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总体框架构建中，笔者给出了三层中介环节，分别是：第一层：信任；第二层：共同知识、协调行动、集体决策；第三层：交易成本的降低。下面具体论述这三层中介环节所包括的五个中介变量。

1.信任

低信任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是显然的，它使得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并将在长期上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信誉或信任，其实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社会资本。在陌生人之间建立相互的信任关系是扩大交易范围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作为博弈规则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和维持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关键。信任是为了获得交易的长远利益而自觉遵守契约的承诺，低的信任环境能导致投资率的降低，而高信任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2.共同知识

人们在市场中的决策能力是通过吸纳知识表现出来的。所谓吸纳知识，就是人们所具有的某种共同知识。共同知识包括：共同的语言、其它形式的交流符号、专业化知识的共同性、共同的理解以及共同的价值观等。共同的语言的存在是社会成员实现合作的基础，即经济增长可以依靠个人之间的共同的语言交流、通过一定的共同规则和指令实现知识一体化。反之，如果人员之间缺乏这些基础性的共同语言，不仅地区的创新缺乏一个良好的前提，而且，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会出现很大的障碍。

从根源上讲，共同知识主要来自于个体所能利用到的社会资本，或者说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测度方面就是共同知识的多寡。随着个体各种社会活动的开展，这种源自社会资本的某个群体的共同知识会不断得到创新和延伸。吸纳知识不仅仅是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知识，而且形成了对社会成员差异性知识的有效链接。共同知识对于人们发挥其所拥有的资源的潜力以促进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

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经常遇到公共资源的利用和开发问题。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是公共物品供给和市场外部性管理的必要条件，它是政府概念的理论基础之一。有效社会资本能够克服“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困难”这些问题，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能够代替作为正式制度一部分的政府的作用，使成员主动创立频繁接触的框架，从而提高成员间信任度来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使高效的集体决策成为可能。

社会资本为什么能够起到上述克服集体行动困难的功效呢？根据自组织理论，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困难，原因在于它能影响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内部变量。社会资本高意味着人们享有共同的规范，这会增强内在规范的效能。因为有共同规范的约束，人们会因其错误行动而受到强大的社会非议，这会对他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制约。

4.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作用往往与分工联系在一起。交易是不同专业之间联系的纽带，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在经济领域中，交易形式和空间的不断扩大，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交易虽然对人们是有利的，但交易并没有无休止地扩展下去。原因就在于交易是有费用的，交易要受到成本的约束。一旦人们进入分工生产，产品交换就成为维持人们生存在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而产品交换需要耗费资源，例如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等，我们把这些称之为“交易成本”。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市场上自利行为交互作用形成的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呢？笔者认为，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可以充当解决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的“润滑剂”。第一，充裕的社会资本保证了制度、文化、社会环境的共同性，而这可以有效降低知识与经验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一个主要方面。第二，社会资本产生的共同知识，这既有利于信息的收集，也有利于信息的传播，于是明显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第三，社会资本催生的信任体系，可以有效防止机会主义以及道德风险等，因此签订、执行契约等所需要的资源即这一类的交易成本也大大减少。

参考文献:

[1]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Putnam,Robert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Y. Nana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1993

[3]郭少新何炼成:《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财贸研究》2004年第2期

[4]福山:《信任:社会道德和繁荣的创造》，中译本，远方出版社出版，1998

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篇7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

1.1 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

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1.2 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

1.3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 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1 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

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2.2 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

扩展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源原来是指自然资源,随后扩大到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已经成为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外在条件的总称,可分为信息资源与实物资源两大类。经济活动是永远离不开实物资源的,但信息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物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成为辅助资源,而且成为主导资源,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主体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用它来辅助与支配物质生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经济资源,遵循效益递增规律,即在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投资越多,获取的边际效益越多。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四个特征:(1)非消耗性。知识可经无数次使用而自身并不减少,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增值,可以被用来创造新知识,知识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来越低。(2)共享性。知识较少受时空的局限,可为公众共享并可反复使用和同时使用而价值不被削弱,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可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3)非稀缺性。物质资源是稀缺的,尤其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们只能绝对地减少,而知识则可以在使用中产生知识,人类可以无穷尽地创造知识。(4)易操作性。知识更易于传播和处理等等。

3 经济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用于教育和科研的经费增加。教育投入的增加,不仅培养了具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资本,而且培养了大批在技术的传播和应用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实用性人才,从而缩短了科学技术产业化的周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随着经济的增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要素虽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在下降,真正起主导作用的生产要素是能够引起投入要素不断提高效率的技术进步。当一个产业部门采用了一项新技术时,由于投入少、产出高、利润率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项技术很快就会得到扩散、发展和完善。这样,该技术的竞争优势很快会丧失。为了在竞争中始终保持有利地位,就得不断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从而加快了技术进步。第三,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人均收入也快速上升,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需求结构的变化,产品的供需出现不平衡,导致产品结构调整、资源的重新配置,甚至导致相关产业的调整。所有这些调整,都要求有相关的新技术,出现了对新技术的需求,从而促进了技术,出现了对新技术的需求,从而促进了技术的进步。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的转型归根到底要通过知识的生产、使用和分配来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知识生产率结合起来,一方面是生产要素由低效率组合向高效率组合的转变;另一方面是转变的速度和质量取决于知识生产率,要使知识的不断生产、使用和分配成为进一步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

摘要：经济学界认为知识已成为一种无形的“第一生产要素”,具有了第一生产要素的基本特征: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根源,具有配置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能力,拥有知识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取得了对经济的支配权力。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主要产业等等。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文简要的论述了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影响途径。

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分析 篇8

一、进口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关系

在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所有路径中, 最主要的一条路径是通过进口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

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定义, 全要素生产率是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即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这一指标经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又称为广义的技术进步, 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 制度创新, 狭义的技术进步, 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等, 而这些因素都与进口有密切关系。总体上来看, 进口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促进T F P的增长:

第一条路径是通过进口更好的中间产品, 有效的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这里更好的中间品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指更高质量的中间品, 二是指更多种类的中间品。一方面, 当进口国进口到更高质量的中间品时, 技术外溢效应在一定条件下就会产生, 所谓技术外溢效应是指进口国通过对一些进口品的模仿与研究, 开发出这种产品甚至是生产出具有更高质量的类似产品, 从而促进进口国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 中间品的种类的增加, 更多种类的中间品能够直接增加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因为从节约成本的角度看, 由于进口的中间品的种类增加, 进口国在其生产过程中不需要对新的中间品支付额外的费用。所以进口贸易通过减少进口国对中间品的投入提高了最终产品的生产率。

第二条路径是进口国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从而直接促进了T F P的增长。当进口国进口外国产品时, 外国企业自然就会与国内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发生激烈的竞争,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国内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要想继续生存下去, 就必须学会在与外国企业竞争的过程中不断的学习和创新, 使自己的产品具有更高的规格和品位来满足客户更为挑剔的要求。显然, 这条路径与第一条路径相比更为直接, 它是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意识, 激发本国企业的潜在竞争力, 促进进口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 F P) 的提高。

第三条路径是通过进口贸易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 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增长。在进口国进口某些先进的技术设备的同时, 其本国的加工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在此基础上才能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产品质量, 增强国际竞争力, 同时占有产品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环节, 由于进口国生产的产品逐步向产品价值链的高端转移, 使得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逐步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够引起生产函数的移动, 这就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 (T F P) 的增长。

二、进口贸易与物价、FDI的关系

1、进口与物价的关系

进口贸易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进口可以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通过进口稳定进口国的物价总水平, 从而保证本国资本的积累, 促进经济增长。

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 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上涨, 工资也会随之逐渐上涨。在物价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工资的上涨必然会减少厂商的利润, 从而妨碍积累。而如果进口国通过贸易从国外能够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 就能稳定物价, 阻止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的趋势, 这就能够保证国内的资本积累, 而资本的积累对于一国经济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2、进口与FDI的互动效应推动经济增长

F D I能够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已成为学术界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基本原理是F D I能够增加东道国的资本积累, 促进先进技术向东道国的转移和扩散, 同时东道国能通过“干中学”等效应提高本国的生产率。而进口贸易与F D I之间存在所谓的“互动效应”, 这就是进口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 进口贸易会促进F D I的扩大。随着经济的发展, 一国对于原材料, 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口需求会不断的增长, 由于进口会给厂商增加运输成本, 同时进口商还会面临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因此出于减少这些方面成本的考虑, 外商会选择向东道国直接进行海外投资的策略, 从而提高其利润率, 这也就是市场驱动型的FDI。因此, 进口贸易会通过促进FDI的扩大来间接的推动本国经济的增长。

另一方面, F D I的流入又会促进本国的进口贸易。如果一家外国子公司是跨行业的生产, 那么它可能会对东道国多种产业的产品产生进口需求。如果有的外商出于利用我国廉价的生产成本的考虑, 从海外进口原料或半成品, 经过加工后再出口销售, 这样就自然会增加本国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

三、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之间的互动效应分析

在上面的分析中, 我们知道进口贸易与F D I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互动效应, 由此推进经济的螺旋式的增长, 同样, 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互动效应。

进口贸易会通过以下途径促进出口贸易的增加: (1) 进口的不断增加使得市场上外汇需求随之不断增加, 从而有助于缓解本币升值的压力, 而我们知道本币的升值会降低本国出口竞争力, 从而不利于本国产品的出口的。 (2) 在出口产品的生产生产过程中, 需要很多高质量的中间产品, 包括精密的仪器和原材料等, 而进口贸易是获取这些高质量的中间产品的最快速有效的途径之一, 这些高质量的中间产品的进口有助于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从而推动出口贸易的增长。 (3) 由于一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的多样化, 对同种产品会产生不同规格不同档次的消费需求, 进口能满足一部分国内消费者对外国产品的潜在需求, 也能逐步改变本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形成新的生产领域。

在进口促进出口增加的同时, 出口也同样会推动进口的扩大。这是因为: (1) 出口国通过扩大出口贸易提高了外汇储备, 而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扩大进口贸易的有利保障。 (2) 出口企业有时为了生产符合国外要求的产品, 需要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可见, 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之间同样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 两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促进同样会推动经济的螺旋式增长。

因此, 从理论角度来看, 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 并且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也很丰富, 本文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探讨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对进口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刘起运、陈璋 (2006) :《投入产出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焦俊会、任桂仙 (2002) :《进口对G D P及其增长的贡献分析》, 《2001年中国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 中国统计出版社。

[3]、张亚斌等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11:63-65

[4]、张远鹏 (2005) :进口贸易与美国经济增长[J]。国际贸易问题2005.5:30-34

[5]、刘起运 (2002) :《关于投入产出系数结构分析方法的研究》, 《2001年中国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 中国统计出版社。

技术进步促进云南经济增长了吗? 篇9

云南省是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之一,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以来主要依赖投资驱动经济增长。随着建设 “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深入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严峻的考验。如何摆脱对资源、资本等的过度依赖,从资源、资本要素驱动模式转向创新驱动是云南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我国创新实践的结果表明,云南省的创新能力不但一直较为落后,并呈现出下降趋势,创新能力的薄弱已经制约着全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此,有必要摸清我省实际技术进步水平,分析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1研究综述

索洛通过对美国1909-1949年经济增长的分析认为,资本的边际贡献率为11%,劳动的边际贡献率为38%,索洛将其余61% 纳入科技 进步的贡 献[1]。 库兹涅茨对主要工业化国家大量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50~100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增量的贡献约为0.25%,人均工时减少的影响为-0.23%,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则约为1.3%,也就是说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86.7%,为此,库兹涅茨指出,和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 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产出高增长中,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小部分,绝大部分应归因于生产率的高增长率[2]。阿布拉莫维茨对美国经济增长来源的探索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期的工业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中1800-1890年间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人增加;1855-1890年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深化;1890-1966年间的经济增长则以科技进步为基础[3]。西奥多·舒尔茨却指出,科技进步本质上来源于人的知识累积和技能提高,他认为索洛剩余中应有30%~50%归因于人力资本的提高[4];乔根森认为技术变动能够作为改善资本量 的投资过 程来分析,通过对美 国19501962年科技进步贡献率变动的经验研究,指出美国在这期间资源的利用率并不像丹尼森所言在下降,而是提高了11%,由此他认为真实因素投人的增长是实物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并非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增长[5]。

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学者们探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根源的热点。李京文等测算的1978-1995年生产率增长 率为4.36%,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 是39.85%[6]。张军和施少华应用索洛残差法对1952 -1998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进行测算,得到增长 率约为1.1%,产出增长 中大约13.9%归因于生产率水平的提高[7]。王小鲁等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TFP呈上升趋势,1999-2007年贡献率约为3.6%[8]。张少华和蒋伟杰指出TFP平均值处于前3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福建与浙江,后3位分别为宁夏、贵州与青海,其中广东TFP水平值连续18年位居全 国第一。 虽然近年 来西部省 份GDP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区域省份,但是其TFP数值较低,表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驱动[9]。洪兴建和罗刚飞利用TFP指数分析了1995-2012年我国及省际的TFP,认为全国TFP先小幅上升,后大幅下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大[10]。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采用索洛余值法对云南省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以明确云南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建设创新驱动下云南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实证分析

2.1基本模型

技术进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反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通常基于索洛框架,本文根据C-D (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云南省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假定技术变化是希克斯“中性”,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Y表示总产出,K和L分别表示投入的资本与劳动量,A代表技术进步,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可用TFP表示。根据定义,全要素生产率为:

假设资本变动ΔK,劳动变动ΔL,技术变动为 ΔA,则产出变动为:

上式中,MPK和MP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将方程(3)的两边同除以Y =A·f(K,L),化简后得:

上式可进一步变形为:

其中:MPK ×K/Y表示资本 收益在产 出中所占 的份额,简称为资 本份额,并记为 α。 同理,表达式MPL ×L/Y就是劳动收益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简称为劳动份额,并记为β。故方程(4)可以表示为:

该式中ΔA/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所作的绝对贡献,α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β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且α+β=1。

根据方程(5)可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方程。令方程(5)中的ΔY/Y=GY,ΔK/K=GK,ΔA/A=GA,其表示的含义依次为总产出增长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计算可由如下方程表示:

由方程(6)可分别得出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率GA/GY ,资本投入对总产出增长所作的贡献率αGK/GY ,劳动投入对总产出增长所作的贡献率β GL/GY 。

2.2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2.2.1产出数据(Y)

选用历年《云南统计年鉴》中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为了剔除 价格变动 因素的影 响,将19782013年的数据均按照1952年可比价格进行平减处理。

2.2.2资本投入数据(K)

资本投入量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存量。关于资本存量的测算,本文借鉴张军[11]《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中的估算方法。采用戈登史密斯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具体为:

其中Kt表示第t年的资本存量,K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δt表示第t年的折旧率,It表示第t年的投资。

1)基期资本存量及折旧率。采用云南省1952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除以10%作为云南省的初始资本存量,计算得云南省1952的初始资本存量为8.4亿元 (按1952年价格计算)。张军经过一系列计算最终得到了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为9.6%。 本文设定折旧率为9.6%。

2)投资。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指标,学者们普遍认为它是衡量当年投资的合理指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可以直接从历年《云南统计年鉴》中得到,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需按1952年可比价格进行平减。在核算不变价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时, 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现价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进行平减。由于1993年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无法直接获得,故本文在处理1995年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时将投资隐含平减指数作为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的代替,1995年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自历年《云南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3)劳动投入数据(L)。一般来说,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中,劳动投入数据应当是一定时期内要素所提供的“服务的流量”。劳动投入的指标一般用标准劳动程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其表示的含义为在生产过程中实际的劳动投入量,通常在市场经济体系中, 劳动的质量、劳动时间以及劳动强度均与收入的水平发生联系,通过市场内在机制的调节,劳动的报酬一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出劳动投入量的变化情况。 但由于云南省的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目前还有不尽合理的地方,并且在统计资料中也缺乏对一些指标的统计数值。因此,本文采用历年年末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投入量指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所需具体数据见表1。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云南省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2.3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分析

本文利用Stata 12.0计量软件,对1978-2013年云南省经济的产出与投入进行计量分析,从而测算云南省全要素生产率。为了便于研究,假设1978年至2013年云南省的生产规模报酬保持不变,即满足 α+β=1。为了剔除资本存量K与劳动投入量L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对原C-D生产函数进行变型处理为:

利用普通OLS进行回归估计,可得到如下的回归模型(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

R2=0.9302调整后的R2=0.9281 F = 440.02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回归估计参数的t统计量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F统计量也非常显著,表明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比较理想,构造的生产函数模型比较合理。据此可得到云南省C-D生产函数:

由上式可知:资本的产出弹性α=0.904,劳动的产出弹性β=0.096。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可计算出TFP,令1978的TFP指数为100,则第t年的TFP指数为:TFP指数 =TFPt/TFP1978 ·100;根据公式 (6),不仅可计算各年的全要素增长率GA,还可进一步得出全要素贡献率及其它投入要素的贡献率。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1978-2013年云南省TFP指数及TFP增长率。

从图1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来,云南省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先急剧上升后平稳下降,于1990年时达到峰值,随后从1991至2013年在波动中缓慢降低。图2的全要素增长率曲线也很好地验证了 图1曲线的变 化趋势:总体看来,19792013年云南省TFP增长率曲线波动较大,1990年前TFP增长率基本为正值,1990年之后TFP增长率大多数都为负值,并围绕横轴上下小幅震荡;2010年全要素负增长达到极值(约为-10%),2011年开始增长率虽依然为负值,但呈现出逐渐向正向趋近。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根据前文分析,可测算出各要素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根据表2可以看出,云南省自1979-2013年以来,平均以10%的增速高速增长,其中,劳动力要素L的贡献稳定在2.5%左右,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较大的波动,资本要素K的贡献均值为96.8%,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平均为0.7%。结果充分表明,云南省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可概括为:“高增长与极低TFP”,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拉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相当微弱。

图3清楚的报告了35年来不同要素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直观的看出,劳动L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稳定地处于低水平状态,而资本K与全要素生产率A的贡献显现出较大的波 动,具体可分 成两个阶 段。 第一阶段 为1978年到1990年,云南省经济平均每年以9.82%的发展速度增长。该时期的一大特点是极高的TFP贡献率,其值达到了54.1%,并且以每年10.9%的速度增长。这个阶段云南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推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1978年后实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云南省带来新的机遇,释放了经济活力,通过大量仿制、模仿较为先进的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阶段为1991至2013年,虽然此阶段云南省的经济基本也保持了10% 的高速增 长,但其TFP增长率却 呈负增长,平均为-2.6%左右,这也就导致TFP的贡献率为负,这个结果充分表明,现阶段云南省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还属于粗放型,技术进步未能对全省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总体而言,1978到2013年间云南省平均每年以超出10%的发展速度增长,而TFP增长十分缓慢仅为0.41%,对增长的贡献主要还是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其中,资本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7%,而TFP的贡献率仅为1.0%。根据李子奈、鲁传一[12]的计算,中国在1978—1998年间,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6%,叶宗裕[13]研究得出,1978年 -2010年平均技 术进步增 长率为4.1%,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1%,与以上学者的研究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云南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亟待提高。

3主要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索洛增长模型,测度了1978-2013年云南省全要素生产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云南省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呈现先急剧上升后平稳下降的趋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云南省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依赖资本与资源投入推动的粗放型、外延扩大式增长。

为深入推动双型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于2008与2009年先后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及知识产权强国的战略计划,为响应国家号召,云南省也必须加快从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结合云南省实际与本文研究结果,本文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极不均衡,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驱动,劳动力投入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处于低水平状态。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云南省要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技术进步,特别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而要实现技术创新,必须依靠人力资本,特别是尖端杰出人才的创造力。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境,长期以来教育水平相对落后,要想实现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首先必须提高教育质量,变从业人员数量的外延式增加为从业人员素质的内涵型提高。其次应重视人力资本积累, 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但人力资本的积累并非一蹴而就,为了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可通过建立灵活的人才激励机制,提高人才配置效率,创造有利于人才价值实现的环境,加大人才的引进力度,引进急需、紧缺的各类人才。最后要结合云南省实情,建立和完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以高等职业教育为龙头,中等职业教育为骨干,县乡村职业教育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基础,加大职业技术培训力度,全面提升劳动力技术水平和科技文化素质,以技术效率的提高不断推动技术进步,为持续发展云南省经济提供智力与人才保证。

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篇10

1.外资整体规模

自加入WTO以来, 广西引进外资持续增长。根据数据, 广西2004 年引进外资总额29579 万美元, 2014 年利用外资总额为100119 万美元, 十年间增长了3.4 倍。2004 年-2009 年期间, 广西引进外资规模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平均增长率达到30%, 这说明广西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投资环境较好, 受到国外投资者青睐。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并没有影响广西引进外商投资额, 引进外资总额97119 万美元, 其增长速度仍达到42%。2009 年广西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加深, 外资投资规模增长速度下降到6%, 但同时外商投资规模达到近年来最大额103533 万美元。近年来, 由于世界经济疲软, 广西外商投资规模有所下降, 出现负增长。但是2014 年情况有所好转, 外商投资规模重新回到高峰, 达到100119 万美元, 增长了43.01%。

2.外商进入方式

一般的, 外商进入东道国投资方式有四种: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股份制。从进入广西的外资企业来看, 独资经营、合资经营所占比例较大, 合作经营次之, 股份制外商企业最少。由于以股份制形式进入广西投资的外商企业和投资额极少, 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 故不对其进行分析。独资经营是外商进入广西的主要形式, 2004 年以独资形式进入的广西的外资仅为15419 万美元, 与合资经营外资额大致相当, 远远超过合作经营外资额。而2014 年广西独资经营的外资额达到65088 万美元, 分是同期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外资额的1.9 倍、47.2 倍。独资经营外资额一直呈现增长趋势, 在2009 年达到70227 万美元, 在2011 年达到顶峰78103 万美元。之后虽然出现下降趋势, 但是仍然占到广西外资额的半壁江山。合资经营外资额所占份额不如独资经营外资额, 但是也是呈现小幅上升趋势, 从2004 年的12782 万美元增长到2014 年的35031 万美元, 增长了2.7 倍。合作经营外资额所占份额一直较小, 在2007 年达到最大的32827万美元之后, 外资基本撤离广西, 2012 年只有6 万美元, 而2010和2013 年都为0。合作经营的外资额近几年来之所以锐减, 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合作经营的外资撤离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二、广西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本文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2004 年-2014 年的统计数据, 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研究广西利用外资情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利用外资额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 设广西地区生产总值 (GDP) 为参考序列 (母序列) X0 (t) , 外商独资额为子序列X1 (t) , 外商合资额为子序列X2 (t) , 外商合作经营投资额为子序列X3 (t) 。

(2) 无量纲化处理后的相应序列分别为:

(3) 求绝对差序列

(4) 求参考数列 (母数列) 和比较数列 (子数列) 的灰色关联度系数:

(5) 计算灰色关联度

根据上文所求关联度系数, 可求得灰色关联度为:r1=0.714r2=0.648 r3=0.775。

外商独资经营投资额序列对地区生产总值序列的灰色关联度为0.714, 外商合资经营投资额序列对地区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为0.648, 外商合作经营投资额序列对地区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为0.775。根据经验分析, 灰色关联度大于0.6 时两者之间关系比较紧密。由此可见, 外商直接投资与广西地区生产总值都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根据所求关联度系数可知, r3>r1>r2, 说明外商合作经营投资额与广西地区生产总值正相关关系最显著, 外商独资经营投资额与广西地区生产总值正相关关系强于外商合资经营投资额与广西地区生产总值的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及存在问题分析

1.结论

通过以上对广西利用外资额与其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进行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利用外资额对广西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且合作经营外商投资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系数最大为0.775, 说明合作经营外商投资额对广西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显著, 对广西经济发展影响更加重要。虽然独资经营外商投资额所占外商投资总额份额最大, 但是独资经营外商投资额与广西地区生产总值关联度系数为0.714, 小于0.775, 说明独资对广西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如合作经营外商投资额的影响。合资经营外商投资额与广西地区生产总值关联度系数大于0.6, 其对广西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比较大。虽然外商投资额对广西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由于广西地处于西陲边疆, 经济发展相对于全国发达地区还是比较落后, 来广西的外商投资额大部分进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工业占到外商投资额半壁江山, 农业和房地产也是外商比较青睐的行业。服务业外商涉足比较少, 运输、仓储虽有外资进入, 但是总量较少, 近几年的运输行业外商投资额更是呈下降趋势, 形式不容乐观。

2.存在问题分析

(1) 引资质量不高

跨国公司领先的产品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等优势都是中国企业学习的目标, 越是强大的跨国公司我们能够学习的地方就越是更多。据数据统计, 截止到2012 年底, 广西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10421 家, 实际利用外资额141.7 亿美元, 但只有24 家世界500 强企业投资广西。而东部发达地区上海世界500 强投资的企业有500 左右, 广西的邻省广东也有200 个左右, 其数量远远多于广西。进入广西的外资企业虽多, 但每个企业投资额数量较少, 规模不大, 不能产生技术外溢效应。所以外商投资虽然对广西地区生产总值有重要作用, 但是广西地区经济仍然没有突破的发展, 相对比较落后。

(2) 外资不均衡分布广西

2014 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00119 万美元, 其中绝大部分分布于北部湾、南宁、柳州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这三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到全区外商投资总额90%以上。这样的投资布局虽然促进了局部地区的发展, 但是由于分布极不均衡, 不利于全区协调发展, 不利于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局。

(3) 外资进入第三产业较少

我国正值经济转型发展时期, 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不断增加, 其发展前景被一致看好。但是广西吸引的外资进入服务业的并不多, 2013 年仓储、运输、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所占比例依然较低, 只占大约12%。房地产行业这几年发展较快, 2013 年也只占5.4%, 而且房地产行业具有很强的投机性, 外商投资也不稳定。总体看来, 服务业行业的外商投资比例过低, 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不利于广西经济转型发展, 对广西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对策建议

1.加大对外商投资产业的引导

外商投资额在三次产业分布不平衡, 投资工业较多, 服务业较少。要积极引导外商投资的产业投向, 把外资向广西重点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及重点服务部门引导。引导外商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 以工业园区为载体, 扩大产业集群发展, 充分发挥广西产业的比较优势, 全面整合产业, 制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在外商投资的过程中, 特别要注意引进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与国内企业相结合, 促进当地企业的快速发展, 改善现有产业结构, 一点带面, 形成产业集群。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是吸引外资的主力军, 引进外资时要特别重视外资质量, 要大力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 提升北部湾地区整体经济质量, 进一步发挥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

2.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时候要考虑一个地区的综合投资环境, 比如现代物流、金融、基础设施、政策环境、劳动力素质等是否能满足自身的发展, 这些硬件和软件条件都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广西必须通过优化发展环境, 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必须建立健全的外商投资政策软环境,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引导、制度安排吸引优质外资进入, 构建和完善协调、良好运转的政策机制,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商业氛围。必须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 完善公路、铁路、海运、航空运输网络, 努力促进广西对外贸易的发展。鼓励外商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等基础行业, 进一步改善广西基础设施状况和硬件环境。

3.创新利用外资模式

目前, 广西引进外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形式过于单调, 不利于全方位引进外资。要逐步调整外资利用政策, 由传统的独资、合资、合作扩大到并购重组和证券市场投资等投资形式, 鼓励外商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进入广西。通过跨国并购的外资进入广西较少, 所以广西在通过跨国并购引进外资方面有巨大潜力。要创新招商引资模式。目前广西招商主要以政府推动为主, 缺少市场化力量。广西应该积极探索市场化招商引资, 既要充分利用政府的力量又要发动企业主动招商。企业化招商是从市场的角度吸引外资, 更具有说服力, 应该成为吸引外资的主体。政府招商也具有强大的优势, 不可忽视, 要培养具有招商专长的政府工作人员, 提高其综合招商素质, 形成政府专业化招商机制, 争取在吸引发达国家资本和优质跨国企业方面有新的突破。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我国持续鼓励引进外资, 对外资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本文系统分析了二十世纪以来广西利用外资现状, 根据2004-2014年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广西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 外商投资与广西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合作经营外资与广西经济发展关联度最大。

关键词：广西,外资,灰色关联度

参考文献

[1]潘辉, 吴玲.安徽省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J].国际贸易问题, 2005 (1) .

[2]聂平香.当前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政策调整[J].国际经济合作, 2013 (2) .

[3]董伟.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外资的理论与实践分析[J].求是学刊, 2010 (2) .

[4]魏澄荣.对外直福建省利用外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 2006 (6) .

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篇11

关键词：辽宁 企业 创新 政策建议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我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三个不同于过去30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省份，曾经为我国的工业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下，辽宁省经济增速快速下滑，部分行业生产经营困难，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凸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辽宁省企业创新能力较弱，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需求，企业创新驱动能力不强，持续增长能力不足，新的经济增长点尚不能弥补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衰退。

一、辽宁省工业企业专利活动比较分析

工业企业的专利活动，是反映工业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视角。辽宁省作为传统工业强省，近年来工业企业创新活动严重不足。以2012年为例，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43769家中，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17347家，在数量上居全国第六位，列江苏、广东、山东、浙江、河南之后。但是，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有专利活动的企业所占比例，在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有效专利拥有量等方面，如表1分析，与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相比较，处于全面落后状态。

（一）专利申请量分析

2012年，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7347家，有专利申请的982家，占全部企业数量的5.66%，此数据低于全国12.2%的平均水平，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排名第29位，仅列在西藏、内蒙古之前，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安徽、江苏、广东等地区位居前列。

（二）专利授权量分析

2012年，辽宁省获得专利授权的企业962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5.49%，低于全国11.5%的平均水平，排在全国第28位，仅排在吉林、青海、内蒙古之前，排在全国前7位的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安徽、江苏和广东。

（三）有效专利拥有量分析

2012年，辽宁省拥有有效专利的企业1777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10.24%，低于全国17.09%的平均水平，排在全国第27位，仅排在青海、河北、江西、河南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排名相对靠前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安徽等。

专利活动是企业创新活动、尤其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反映。通过上述专利活动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辽宁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与辽宁省传统工业强省地位极不相称。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工业强省，其专利活动指标数倍于辽宁省，一些传统上工业相对落后的省份，如安徽省，也已经超越辽宁并走在前面。

二、专利活动与GDP增速之间关系的分析

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的特征逐步凸显，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由2010年的10.3%降低到2014年的7.4%，年均降低0.66%。上述专利活动开展较为活跃的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市，经济增速虽然也同时下降，但2014年经济增速均保持在7%以上，保持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的合理水平。辽宁省经济增速降幅较大，年均达到1.89%，由2010年的14.6%的较高增速急剧下降到2014年的5.8%①。辽宁省经济增速下滑，与我国及各地经济转型、投资驱动减弱、经济结构调整等宏观经济因素有关，但也与辽宁省工业企业不能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结构调整的变化，与企业创新驱动能力不强等内在因素有关。

三、企业专利活动与创新活动关系

（一）熊彼特创新理论

创新主要是指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来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创新理论最早由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熊彼特指出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具有五种情况：“一是生产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四是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即材料创新；五是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主要属于技术创新范畴，也涉及到了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等，但他强调的是把技术等要素引入经济，使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因此他所说的创新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指经济上引入某种“新”的东西，不能等同于技术发明，他认为只有当新的技术发明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能成为“创新”。

熊彼特把企业发明等专利活动与企业创新活动割裂开来固然值得商榷，但专利成果一旦应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成效，熊彼特就将其视为创新，因此专利活动对企业的创新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熊彼特认为，创新的过程是不断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创新的持续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业务、企业蓬勃发展，一批旧业务、老企业被淘汰，一批新业务、新企业在崛起，促使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不断发展。

（二）专利活动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

企业专利活动的开展，有助于企业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加快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结构调整的需要。根据资料分析，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专利活动的企业营业收入是没有专利活动的企业的3倍；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部主营营业收入的比例，有专利活动的企业为25%左右，而没有专利活动的企业只有5%左右；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有专利活动的企业为1.68%，而没有专利活动的企业仅为0.38%②。由此可见，有专利活动的企业，在经济规模、研发投入和新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相对于没有专利活动的企业，具有明显优势。专利活动等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可以帮助企业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市场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宏观趋势的需要，不断改善企业的业务结构，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而实现企业发展战略上的转型。

（三）专利制度有利于保护企业创新

《专利法》作为专利权保护的知识产权制度，具有激励竞争、保护垄断的本质特征，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创新的作用。企业的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只有当发明创造受到法律保护时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才能为企业真正拥有，这是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特性。正因为知识产权具有独占性，所以知识产权才能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仅有科技成果是不够的，不能仅靠科技成果与对手竞争。保护自己，防止别人模仿，只有知识产权才有这个效力。所以知识产权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有效保护企业创新成果。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涌现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新兴企业，这个以“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为愿景的企业，以“聚焦客户关注的挑战和压力，提供有竞争力的通信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为企业使命，坚持走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2012年至2014年，华为分别以2734件、2251件、2409件，位居我国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第一名。2014年华为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395亿元，比上年增长15%。华为认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为企业开拓市场扫清障碍，保驾护航，让企业获取更高的效益，进军国际市场尤其如此。华为把创新分成两个层面：一种是原创的发明，另一种则是实现中的创新，即让现有的产品和技术发挥更高的效应，同时拥有更低的成本。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对企业来说更有价值，是华为持续快速增长的创新发展之路。华为制定了全面、严格的知识产权、版权保护制度和流程以及管理公司知识产权的操作指导书和手册，包括有关专利开发及申请、版权及软件管理的流程。为激发企业员工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华为出台了多阶段奖励政策等一系列专利创新鼓励办法，保证发明人全过程地关注其专利申请，每项有重大贡献的专利可获得特别奖励。华为的知识产权战略有三大抓手：一是在核心领域不断积累自主知识产权，并进行全球专利布局，以保持参与市场竞争所必需的知识产权能力；二是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自有技术方案纳入标准，积累基本专利；三是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学习、遵守和运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处理知识产权事务。

湖南巨星集团是一个成立只有20多年的创业企业，企业董事长邱则有通过多年的经验总结，深信如果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就无法改变企业受制于人的市场地位，企业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做到“人旧我新、人劣我优”。经过多年的持续创新和发展，巨星集团已经从单一的新材料开发创业企业，发展成为具有节能新材料、企业孵化与高科技服务、环保产业、金融投资、专利服务等多个业务领域的集团企业，走出了一条“创新产业化，产业专利化，专利标准化”的企业发展之路。

（四）专利活动是地区创新驱动的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安徽省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下，近年来专利活动开展的较为活跃。安徽省坚持“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的方针，以开拓、进取、扎实的工作作风，促进知识产权服务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知识产权多项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安徽省出台了《关于规范专利资助政策的指导意见》，将专利资助政策由专利申请阶段调整到专利授权阶段，将授权发明专利作为重点资助对象。如表2分析，安徽省2010年获得发明专利授权量首次突破1000件大关，至2014年，每年以超过1000件的数量递增，年均增速46.97%。2014年，安徽省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5184件，位居各省市自治区（不含计划单列市）第8位。2013年，安徽省发明专利授权量首次超过辽宁省。相对而言，辽宁省增速较慢，自2011年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3000件以后，至2014年，仍未突破4000件，增速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发明创造助力安徽省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2》显示，2012年安徽省区域创新能力上升6个位次，由2011的第15名跃居第9名，位居辽宁省之后，居中部第一③；《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4》显示，安徽省继续保持在第9位，是创新潜力最大的省份之一，辽宁省则退居10名以外④。2014年，安徽省委省政府提出《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化创新活动在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安徽省政府发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配套文件的通知》，将专利创新指标、研发费用指标、新产品占营收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四、辽宁省改进企业创新活动建议

（一）以专利活动作为突破口，将企业创新活动上升到辽宁省创新驱动战略

1、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基础

新常态下辽宁省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这一转变，应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基础。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要注重两点：一是企业创新的方向，指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如何判断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了解未来市场和客户需求变化趋势，从而制定实现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战略规划和创新目标，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指明方向，使创新活动得以有目的的、有组织地在企业内开展，这是企业管理层所应考虑的问题，与企业管理层的判断、决策能力有关；二是创新的领域、途径、方法和形式等，通常指企业的创新手段，与企业的创新资源、创新机制、创新管理等有关。从辽宁省企业实际情况来看，与创新活动先进地区和先进企业相比，这两方面能力均需要提高。

2、营造辽宁省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政策氛围

辽宁省企业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与东北地区经济格局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大、国有经济成份占比较大、产业结构受投资驱动因素影响较大、企业接受市场传导机制较慢、人员创新意识不强等诸多因素有关，说明辽宁省企业创新活动不足是某种程度上“市场失灵”的反映。辽宁省政府有必要从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均衡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信息对称性等角度，结合辽宁省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明确对企业创新的工作要求，制定专项政策，动员、鼓励、引导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在全省范围内营造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政策氛围。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安徽等地出台的相关政策，对当地的创新活动，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传递和沟通信息是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目前经济形势下，针对国家倡导的“互联网+”和工业4.0的国家战略，引导企业明确目前创新的政策方向，企业要因此制定自己的创新方向。企业的发明创造，以职务发明创造为主，但不应仅限于此，应更多的是以企业创新发展为目标，有目标、有组织地开展企业创新和发明创造。

3、以专利活动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突破口

在创新形式和创新手段上，专利创新只是形式之一，不能代表企业的全部创新活动。以专利活动为突破口，并不排斥其他创新方式。对创新意义更重大的创新活动，更应优先鼓励。但从政策管理角度上说，以专利活动作为创新活动突破口，主要有几点思考：

辽宁省近几年企业专利活动不足。通过本文前面的数据分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辽宁省企业创新活动无论以哪个角度作为切入点，都需要从根本上扭转辽宁省企业专利活动不足的现状。

专利创新活动传统上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容易被企业员工理解。专利创新范围和内容容易定义，目标和边界相对清楚。企业在实际操作中，沟通效率高，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以增强人们对创新活动的信心。

专利创新活动的经验便于总结、传播和推广。相对于其他领域的创新活动，专利创新活动的组织与管理方法，有很多共性规律可以遵守，企业间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相对于深圳的华为、湖南的巨星、安徽的奇瑞，辽宁省也有很多专利创新活动开展较好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先进经验，可以帮助更多的企业进行创新。

专利创新成果容易衡量。相对于其他的创新成果，专利创新的某些绩效和成果，容易衡量。

知识产权保护。相比其他创新形式，专利制度作为知识产权制度之一，在国内外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也更容易在市场活动中和对外交流中与国际接轨。企业可以藉此依法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并运用于市场竞争中去。

专利创新活动可以带动和激发企业其它形式和领域的创新。企业通过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的专利创新活动，可以由点到面、由简单到复杂，将创新活动逐步深入。专利创新的组织和管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其它形式和领域的创新，关键在于帮助企业上下营造出了一种创新的文化氛围，可以带动企业整体的创新活动；如果企业专利创新取得重大发明授权和重大突破，导致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重大创新，必将导致企业的业务结构、组织形式乃至商业模式等发生重大制度变革和创新。

（二）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力度

从鼓励和维护企业创新活动的公共利益出发，辽宁省和各市财政部门应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以创新活动成果和可见为目标，对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必要的资助，以帮助企业减少创新活动的部分财务风险和负担。

（三）加强创新成果的应用与服务体系建设

企业创新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要应用创新成果，但仅依靠企业自身是无法完成的，这在技术创新方面尤为突出。技术成果在市场化应用过程中，往往遇到市场标准、市场准入、市场鉴定等一些应用壁垒和监管条件的限制，也即技术成果创新后在市场的应用还有“一公里”要走，很多企业走得举步维艰，这也是目前制约企业创新活动开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职能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也在改革，在技术成果应用与转化上可能存在部分市场缺位现象；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体制、中介服务体系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方面。

（四）加强知识产权融资体系建设

知识产权融资主要指知识产权资本化和知识产权质抵押融资。为促进知识产权运用，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推动知识产权资本化与产业化，我国从2008年开始开展以专利权质押为主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目前试点单位包括15个副省级城市、27个地级市、2个县级市，辽宁省大连市在试点城市之列。相对而言，在试点城市数量、质押项目数量、融资数量、参与商业银行数量等方面，辽宁省与天津、浙江、江苏、广东、上海、北京、湖北等地差距较大。辽宁省应为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融资的环境打造有利条件。一方面，从资助担保、贷款贴息、中介费补贴、风险补偿、信用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绩效奖励以及考核评价等多种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和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另一方面，积极总结经验，进行知识产权融资的创新，地方政府可以为开展知识产权融资建立风险补偿和分担机制。此外，要引导企业积极利用金融机构的创新产品，比如知识产权保险等，从各方面改善制约企业创新的金融环境。

从实际情况来看，辽宁省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技术能力、人力资源条件、产业门类、资源禀赋、科研与高等教育机构水平等条件，具备了企业创新的外部要素。企业是否存在创新动力不足问题，比如创新目标合理性、创新利益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压力不大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企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在目前市场条件下，政府可以为企业创新创造外部环境，但需要研究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动力不足等自身存在的问题，政府可以适当地制定针对性政策，在企业体制和制度方面有所突破，激发和调动企业的创新活力，让创新驱动给辽宁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注：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分析。

②根据参考文献[3]分析整理。

③引自参考文献[1]。

④引自参考文献[2]。

参考文献：

[1]陈磊.创新驱动，仍需整体发力[N].北京：科技日报，2013—2—18

[2]陈磊.2014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出炉[N].北京：科技日报，2014—12—26

[3]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专利检索咨询中心.2012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活动与经济效益状况报告[Z].北京：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2013年12月

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 篇12

这次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 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 在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 长期以来我国国内消费不足, 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和对外出口, 当外部需求下降时, 政府主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 增加货币供应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进而刺激需求, “强行”拉动GDP增长。总体来看, 所依据的主要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凯恩斯认为, 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 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来增加投资, 以提高有效需求, 实现充分就业。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 凯恩斯被称为“战后经济繁荣之父”。但是, 凯恩斯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均衡, 在长期容易引发“滞胀”, 凯恩斯本人也说“在长期, 我们都死了”。20世纪70年代, 西方国家的经济“滞胀”问题使得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逐渐将目光转向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认为, 货币需求是稳定的, 因而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应长期稳定, 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如果政府长期干预经济, 则菲利浦斯曲线将转变为正相关的曲线, 使得市场机制失灵, 在通货膨胀上升的过程中, 失业也会增加, 从而发生“滞胀”, 而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源于货币供应量。

可以看出, 我国经济下滑既有外部因素, 也有内部因素。在外部环境短期无法回暖的条件下, 着手于内部深化改革是度过难关的选择, 可采取的措施有:

一、控制货币供应量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标杆, 因为美元是全球货币, 美元的超发能够将通货膨胀输出至全球, 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货币超发引致的通货膨胀只能由国内承担;因此, 增加货币供应量投资于“铁公机”的做法宜慎重, 否则有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风险, 且公共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对就业的促进是短期效果, 在长期仍然存在“滞胀”趋势。总体来讲, 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应超过GDP的增长。

二、放松规制

规制与效率为负相关关系, 多个行业的准入限制抑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民营企业的准入取消限制, 取消行政审批项目, 适时启动国资委所属的央企改制, 是增加市场活力的有效举措。同时, 引导毕业大学生及农民工变“就业”为“创业”, 并在政策上多维度予以扶持。总体目标是增加市场活力, 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自发调节作用, 而政府干预只限于市场竞争带来的自身无法克服的负外部性上, 如污染环境、不正当竞争、价格欺诈等等, 且这种干预主要通过立法手段进行, 而不是行政干预。

三、加大研发投入

在这方面, 韩国经验值得借鉴。20世纪80年代末, 韩国即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并先后制定了多项促进科技创新的法律, 逐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韩国政府将研发投入从占GDP的3.4%提高到5%, 该比例排名全球第二, 2011年的总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8%。政府对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与慷慨的补贴相结合, 以及刺激出口政策, 使得韩国成为2009年第一个摆脱衰退的富裕国家。

与韩国相对应地, 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进省份――浙江省却连续10年GDP下滑。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浙江省是全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经济最具活力的省份, 但企业生产的产品普遍技术含量不高, 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产业集群效应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在其后的产业升级过程中研发投入严重不足, 因而发展很快遇到瓶颈。曾有浙江企业家反映, 通过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研发活动获得的成果很容易被其他企业侵权和假冒, 诉诸法律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即使打赢官司可能还会遭遇“执行难”, 故此企业普遍不愿意开展研发活动。浙江的这些情况在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 将技术创新提到国家战略高度, 严厉打击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便成为当务之急。我国《专利法》规定“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 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该赔偿标准过低, 使得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的预期收益, 因而不足以震慑潜在的侵权者, 应及时修订《专利法》, 可考虑以1亿元固定赔偿金额为标准, 侵权者非法所得及个人资产不足1亿元者, 以其非法所得和个人资产的全额进行赔偿, 同时对侵权者处两年有期徒刑。专利侵权案件全部由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另外, 一旦权利人在法庭胜诉, 则当庭拘押侵权者, 冻结其所有资产, 以切实保证案件判决后的执行力度, 有效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在解决企业研发活动的后顾之忧后, 政府应加大研发投入并重点向企业倾斜, 引导、扶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除给予税收减免和课题资助以外, 还可由政府购买国内外重要的科技论文数据库, 如SCI、EI、ISTP、CNKI等, 建立通用平台, 供企业研发部门免费使用。

四、减免企业和居民的税收

减税能够较为及时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短期财政收入可能下降, 但经济增长的加速将逐渐弥补这一损失。对于企业, 减税对象主要为过去两年中获得自主知识产权者、新兴产业以及出口企业, 对其他类型企业主要撤销重复征收的税种及不合理税种;对于居民, 主要涉及个人收入所得税, 在财政资金紧张、短期难以增加劳动者货币工资的条件下, 将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调至年收入10万元, 可提振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 同时, 对富人征收更高税率, 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 由于富人对消费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敏感度较低, 因此不会降低富人的消费总量。

五、增加税种

在对企业和居民减免税收引致财政收入短期下降的同时, 可考虑另外增加一些合理税种, 主要为奢侈品消费税、宠物税、涉外婚姻税和移民税等。

(一) 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逻辑在于, 炫耀性消费容易引

起穷困者的挫败心理和仇恨心理, 反差过大时使其走上恶性的暴力犯罪道路, 引发社会动荡 (凡勃伦, 1899) 。该税种主要包括:1、对世界品牌实验室 (World Brand Lab) 评选的奢侈品在华销售征收100%的税率;2、对30万元以上的轿车征收100%的税率;3、对人均消费500元以上的宴席征收100%的税率;4、对进入高尔夫球场的消费者每次征收5000~10000元的固定税;5、对私人飞机和私人游艇征收100%的税率;6、对住房使用面积超过120平方米者征收100%的税率。

(二) 征收宠物税的逻辑在于, 城镇居民养狗增加了他人出行被狗咬伤的风险, 同时, 宠物随地排泄污染了环境。

该税种主要包括:1、在人口10万以上的城镇中, 对养狗者每年征收1万元的宠物税;2、无论城乡, 对伺养狼犬者每年征收2万元的宠物税。

(三) 征收涉外婚姻税的逻辑在于, 我国的性别比例为117.

78:100, 即每出生100个女孩, 相应出生117.78个男孩, 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指出, 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4000万男性娶不到女性。这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 应限制中国籍女性嫁给外籍男性。可对中国籍女性嫁给外籍男性者征收10万~50万元的涉外婚姻税。

(四) 征收移民税的逻辑在于, 国内居民移居海外降低了国内总需求, 恶化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

可对移居海外者征收

10万~50万元的移民税。

六、压缩政府开支及精简机构

以扩张性财政手段刺激经济的计划在财政赤字的条件下空间有限, 应大规模缩减政府非必要性支出, 如相当部分的出国考察、公务车购置、接待等, 同时裁撤部分行政机构, 以腾出财政资金用于增加研发投入以及培育和扶持新兴产业。

七、稳步下调人民币名义汇率

2005年7月汇改之初,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108, 到2012年11月则上升至6.228, 7年多的时间里累计升值了30.2%。经济学理论认为, 本币升值在长期会打击本国的出口工业, 对于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的出口工业更是如此。1985年, 美国为了打击其最大的债权国日本, 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 其后日元汇率一路飚升, 制造业对美出口的竞争力逐渐削弱, 加之日元升值后国内资产形成泡沫, 在泡沫破裂后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经济衰退。

美国经常性对我国施压, 强迫人民币升值, 本质上是为其美元超发埋单, 同时减轻其偿还中国巨额债务的负担。与其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经济问题, 不如说是政治问题, 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毫无道理。多年以来, 我国物价总体水平一直在上升, 只是各年幅度不同;因此, 人民币实际汇率在贬值, 但名义汇率却在持续升值, 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之间的“缺口”逐渐扩张。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范式, 以实物为支撑的货币价格是其实际价格, 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离为短期均衡, 长期均衡为名义汇率向实际汇率收敛。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之间的“缺口”要么由东道国政府主动调整后“愈合”, 要么由外生冲击导致货币危机或系统性金融危机, 后者正是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情况。

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顶住外部压力, 及时遏止人民币名义汇率的进一步升值, 并在此基础上稳步下调汇率, 重新刺激出口工业的发展。

八、大规模开发南海和东海的油气资源

大规模开发南海和东海的油气资源, 在中长期促使我国由油气进口国向出口国转变, 从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同时大幅度降低我国油气产品的成本, 增加厂商利润和居民收入, 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