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焦虑

安全与焦虑（共5篇）

安全与焦虑 篇1

0 引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04年的阜阳劣质奶粉、陈化粮、龙口粉丝的增白剂、广州假酒等事件;2005年的雀巢婴儿牛奶惊现化学污染、PVC保鲜膜可能致癌风波、苏丹红引发食品召回狂潮、光明牛奶曝光变质加工黑幕等食品安全事件;2006年的“福寿螺”“人造蜂蜜”“红心鸭蛋”“多宝鱼”等事件;2008年震惊世界的三氯氰胺食品安全事件;2010年的“海南毒豇豆”“地沟油风波”;2011年的“瘦肉精”“染色馒头”“毒豆芽”事件;2012年的“毒胶囊”“工业明胶”事件,等等。以上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地触碰人们的心理底线,一个个事件、一次次惊心让消费者谈食色变,食品安全问题在消费者心底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伤疤。

我国《食品卫生法》把食品安全定义为食品应当无毒、无害,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增强人民体质。因此,不安全的食品即指有毒有害食品,但食品的毒害与否,很难直观地判定,有些毒害只能是吃过之后才会发现,而还有一些毒害是一种积累的过程,吃过之后短期是不会有异常反应的,甚至还有一些毒害在当代人身上都不会显现,但却影响我们子孙后代的健康。因此,食品安全问题的这种隐蔽性特征,会让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感到无能为力,不知所措。心理学家霍妮对恐惧和焦虑这两种心理状态进行过区分,恐惧是人们对面临的具体危险做出的恰当反应,而焦虑是人们对不确定的危险的不相称的反应。因此,我们称“食品安全焦虑”而不能称“食品安全恐惧”。食品安全问题的这种隐蔽性特征,导致人们对食品安全性的不确定性,这正是引起食品安全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1 食品安全焦虑的影响因素分析

1.1 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不健全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完备、健全的法律是食品安全监管的基础,但我国目前制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之间协调不均,各法之间缺乏统一理念,而且食品安全法惩罚责任偏轻,导致企业违法成本低,惩罚达不到震慑的目的。其次,食品安全监管机制运作效能低。2008年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分布到农业、质检、工商、食药局4个部门,分别负责田间、生产、流通、餐饮4个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这种分段监管的机制造成主体部门众多、权力分散、职能交叉、关系复杂、运作低效。最后,食品安全监管技术落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起步较晚,食品安全标准不统一,检验检测技术落后,风险分析能力较弱。

1.2 诚信缺失,信息不对称

近些年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尤其是一些知名企业出现造假现象,严重摧毁了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的信任。食品安全问题从生产者角度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中无意导致,如农药残留超标;另一类是故意添加非食用成分或加工技术不符合标准,这类食品安全问题屡屡发生。对于后一种情况,往往是食品生产者知道内幕,因此他们不食用自己生产出来的食品,而对于消费者,他们不知道食品中究竟含有什么,而且众多的食品安全事件提醒他们,不能相信食品标签上的成分。这种商家缺乏诚信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会让人们对食品安全产生焦虑,甚至因为个别企业的不诚信,而影响消费者对整个食品行业的信心,如中国的婴幼儿奶粉市场。

1.3 媒体舆论的影响

如今是信息化时代,大众媒体越来越发达,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很多食品安全事件大多都是经过媒体的曝光,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媒体报道在食品监管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媒体舆论在起积极作用的同时,由于方法、手段或在报道中用词欠妥当也会在无形中激起民众对食品安全的过度焦虑或担忧。如,媒体有时会夸大某种问题食品的危害程度,很多媒体在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时,经常用“有毒”“致癌”等字样,把一些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或还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可能有害的物质,直接描述为会导致重大疾病或致癌的物质[3]。食品安全具有相对性,有些物质过去认为是安全的,而现在认为是有害的,而即使有些认为是有害的物质也是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时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但是,媒体不够准确或过于笼统的报道,无疑会加大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焦虑。此外,媒体有时候会扩大问题食品的范围。例如,某家企业的食品出现质量问题,一些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不透露企业名称,这可能会导致消费者认为该类食品的整个行业都出了问题。食品事件报道存在的这些问题,无疑在传媒发达的今天,会导致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和担忧。

2 加强食品监管,消除食品安全焦虑

2.1 政府应加强对食品生产商的监管

食品安全是个动态的过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以前认为是安全的食品,现在发现是不安全的,以前由于技术的局限而检测不出的食品危害难题,现在已逐渐被克服,再加上现在食品市场上的各种食品琳琅满目,各类食品企业、食品作参差不齐,这都给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正由数量安全到质量安全发展中的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只有监管机制的逐步健全与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因此,消除食品安全焦虑,国家应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政府要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协调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改进食品检测的技术系统,制定统一的执法标准,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2.2 食品生产商应加强安全把关

纵观中国食品安全事件,有一个突出明显的特征就是绝大部分事件是人为事件,故意的行为,事件本身是违法的。人们不禁要问:商家为什么要知法犯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食品行业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所致,食品作为特殊商品,其在制成品后即开始贬值,有着不可回避的市场销售风险(即最好的产品都有保质期,到期卖不掉就得报损)。而且,食品作为日常消费品,价格不能太高,这些因素导致商家采取各种措施压低成本,延长食品保质期限,从而导致了造假行为。另一方面是由消费者的食品消费心理特征导致的,如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过于看重食品的色、形、味、口感,此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在消费食品时过于强调食品的方便快捷,新异刺激。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这些心理诉求,商家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最后很多商家开始造假。因此,只有食品生产商加强产业自律,严把质量安全观,诚信经营,才能从源头上保证食品安全,尽可能地消除人为原因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2.3 媒体应客观、准确并及时报道食品安全方面的信息

在新媒体发达的今天,舆论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在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应针对大众的心理特点,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要积极疏导公众情绪,提高舆论引导力。首先,媒体在报道食品安全信息的时候,应针对公众对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做到迅速、及时的报道,减少谣言传播的机会,不仅要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本身,还要报道事件的最新进展及处理情况等。其次,媒体在报道食品信息时,要准确、客观、全面、细致,宣传科学知识。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公众的恐惧焦虑情绪主要来源轻信谣言及对问题食品的无知,因此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应请相关权威部门介绍健康食品与问题食品的甄别知识及问题食品的危害程度,这样能使公众了解相关知识,减轻焦虑,理性消费。最后,媒体在揭露问题食品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正面典型的宣传。当某一食品出现问题时,人们常常会陷入选择的困惑之中,不知道此类食品中还有哪些是安全的,从而导致对此类食品的整个行业产生畏惧心理。因此,媒体在报道问题食品的同时,也要报道此类食品中质量好、信誉好的产品,提高消费者的信心,也能促进行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参考文献

[1]闰丽华.人类步入饮食焦虑时代[J].大家谈,2012(5):44-45.

[2]邓辉强,彭晓阳.从基层角度浅析卫生部门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境和对策[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08(3):269-271.

[3]陈向荣.加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7.

安全与焦虑 篇2

——语用教学三个层次的厘定与整合

杭州市拱宸桥小学 王崧舟

随着课改进入深水区，对语文课程的本质、本体和本色的思考与探索也进入一个新平台。其标识之一，便是当下在小语界大弘其道的语用教学。

就本体的角度而言，语文教学几乎与语用教学等义。这一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修订稿）已经做了明确界定：“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用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在这一关于课程性质的经典定义中，修订者单挑“运用”剔除“理解”，其良苦用心乃是出于对课程主要矛盾——“语用”的把握上。

这种转变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学术到实践，语文本体意识普遍开始觉醒；语文课堂上，“语文味”普遍开始散发且清香诱人；语文教学的有效性，普遍开始转向对语用的考量和评估上来。

但随之而来的弊端也时有所现：有的语文课，内容理解尚不充分，学生便嚼着“夹生饭”大练语用；有的语文课，通篇是写作知识和技法的分析，乍一听，以为是大学的写作概论课；有的语文课，不顾文本的整体语境和氛围，硬生生插进几个所谓的语用设计，让学生莫名其妙地操练；有的语文课，原本感人至深、沁人肺腑，结果却被语用给绑架得丢魂失魄、形容枯槁„„

弊端的背后，我以为是一种普遍的“语用焦虑”，即罔顾一切的为语用而语用的焦虑。

人们通常将“语用”看作一个平面的存在，潜意识中普遍以为“只有语言文字的实际使用”才是“语用”。依此逻辑，“只有在课堂上学习语言文字的实际使用”才是“语用教学”。这种“实际使用观”正是语用焦虑的实质所在。

然而，正是这一“实际使用观”才是我们首先需要审视和厘定的。如果我们改变视角，不仅仅是从语用结果——“语言文字的实际使用”去理解“语用”，而从语用过程的角度理解“语用”，那么，所谓的“语用焦虑”就完全是一个笑话。

语用的发生，一般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环境和语用主体之间产生激荡、互动，语用主体有了表达的欲望和思想，这便是所谓的“语用立意”；在表达欲望和思想的驱动下，语用主体在语言表达和意义建构之间产生激荡、互动，形成某种表达逻辑，这便是所谓的“语用构思”；按照逐步明晰的语用构思，语用主体通过实际使用语言文字，将生命所触发的表达欲望和思想完全显化出来，这便是所谓的“语用表达”。概言之，语用立意、语用构思、语用表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语用发生过程。

按照语用的这一发生机制，我们认为，语用教学事实上存在这样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显性层次，和“语用表达”基本对应，即我们经常在课堂上看到的让学生实际使用语言文字，我们把这个层次称为“直接之用”；第二个层次是柔性层次，和“语用构思”基本对应，即根据文本的语用特征和个性，让学生感受、理解一些基础的语用知识和策略，积累一些基本的语用材料和碎片，但并不一定实际使用语言文字，我们把这个层次称为“储备之用”；第三个层次是隐性层次，和“语用立意”基本对应，即看起来似乎跟语用教学没有任何关联，课堂上就是纯粹的阅读，阅读的取向主要也不在“写作本位”上，惟精神思想是取。这个层次既无直接之用，亦无储备之用，但却深刻影响着语用主体的精神生命、思想灵魂，我们把这个层次称为“无为之用”。

一、语用表达和直接之用

语用教学的第一个层次便是“直接之用”，目前课堂上我们看到的最常见的语用教学便是这种直接之用。而直接之用的基本表现形式便是“写”，即练习用文字表达。语用教学中的“写”，也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功能的交织与共存。

（一）为写而写与为读而写 有的“写”，目的本身也在“写”，即通过写让学生感受、运用一些写的门道与规律。如《花钟》第一自然段，老师要求学生仿照课文中的写法特点，写一写别的花的开放。这“写”，就有着明确的学习“写”的意图在里面：第一，写开花要用不同的说法，如：欣然怒放、含笑一现、从梦中醒来等；第二，写开花要使用拟人的手法，如：吹起了小喇叭、绽开笑脸、睁开惺忪的睡眼等。

有的“写”，客观上虽也起到了练习文字表达的作用，但其教学意图多半还是在促进和深化阅读理解上。如《老人与海鸥》的结课部分，让学生想象写话：看到老人的遗像，这些海鸥们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呢？这“写”，意在深化海鸥与老人的那种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情感关系，进而触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层内涵。

在语用教学中，两种旨趣的写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但从本体的角度看，若能将两种旨趣统一起来，则效果可能倍增。

（二）有格之写与无格之写

有的“写”，带着明确的“写”的尺度和规定，是照着“格”在写。如《望月》一课，在读完课文“江中月”这一部分后，要求学生写一个自己赏月的片段。其“格”如下：第一，仿照课文或者其他作家的写法写自己的望月体验，如借景抒情、比喻等修辞手法的使用、观察点的有序转换等；第二，要求学生结合自己的表达恰当选择下述词语：

月亮 月光 月丝 月圈 月华 月色 月景 安详 静静 款款 渐渐 隐隐约约 吐洒 洒落 照亮 闪烁 朗照 满盈 镀上了一层银色的花边 嵌在暗蓝色的天空

清幽旷远 清新娴静 如流水一般 像笼着轻纱的梦

以上两“格”，明确而具体地规定了此次语用的基本要求，于学生而言，既是一种语用导向，也是一种语用规约。

有的“写”，则没有类似的尺度和规定，属于自由写、放胆写。如《二泉映月》一课，在解读阿炳的坎坷人生时，要求学生想象写话：十多年的黑暗生活，十多年的卖艺生涯，十多年的疾病折磨，十多年的幸福向往。一句话，十多年的坎坷经历。请用你自己的想象，用自己的心灵走进阿炳的那个时代，走进阿炳的那段生活。你看，也许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早晨，阿炳正干着什么？也许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阿炳在干着什么？也许因为他双目失明而撞上了一摊水果，你看到了什么？也许他在破旧不堪的房子里，你看到了什么？来，把你看到的画面、看到的形象、看到的情景写下来，写成几句话。

在语用教学中，两种要求的“写”当视学情、文情和课情的不同，灵活使用。有格的，当巧妙隐去“格”的痕迹，让语用学习更自然些；无格的，当努力渗透文字的门道和规律，使语用学习更扎实些。

（三）因文练写与因理练写 有的“写”，思想、题材等来自文本语境，既深化了读，也促进了写，可谓一举两得。如《长城》一文，前面大量写条石、方砖等建筑材料，后面写劳动人民怎么把这些材料运送到崇山峻岭上。两者之间有密切的逻辑关系，这是作者的一种写法，这种写法就是“见闻与联想”。那么，读《长城》还有没有可能产生别的联想呢？细读之，当然有。譬如：文本中还大量出现这类字眼儿：“瞭望”、“屯兵”、“堡垒”、“射击”、“打仗”等，看到这些字眼儿，你会作何联想呢？会想到古代修筑长城的劳动人民吗？不会。会想到什么呢？想到狼烟四起，烽火连天，马嘶人喊，刀光剑影；想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想到“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因为，长城是军事工程、防御设施，是戍边镇关、保家卫国的。于是，课堂上就有了这样的写话设计：站在长城上，扶着成排的垛子，望着高耸的城台，很自然的想起那些坚守边关的将士们。这“写”，思想、题材完全来自课文语境，写法、要求也一样取自课文范例，写与读在这里得到有效互动。

有的“写”，则完全是一种技法迁移，所写内容的思想、题材等与原文语境几无关联。如《鸟的天堂》中写第二次去“鸟的天堂”，是一种“点面结合”的写法，即先整体的写鸟多，再详写某一种鸟。学了这种写法，让学生写一写“群鱼竞游”、“百蝶飞舞”等场景；又如《观潮》的写作顺序为“观潮前——观潮时——观潮后”，这一思路格式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让学生按照这一思路格式写一写雷雨、球赛、看戏、上公开课、学游泳等。这些“写”，即为因理而写。这“理”，大多指向语用之道。

因文、因理，各有巧妙不同。作为语用教学，既要入乎文内，以观其理；又要出乎文外，以通其变。

（四）写后有评与写后无评

有的“写”，写后有讲评。讲评标准，无外乎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有的侧重于内容，如情感是否真挚、形象是否真实、思想是否独到等；有的侧重于形式，如是否按之前的表达要求写话、用词是否准确、各种修辞手法的使用是否妥帖等。

有的“写”，写后没有讲评。没有讲评，多半是出于课堂氛围和情境的需要。讲评的理性和轨迹，有可能冲淡、甚至破坏课文的审美语境和情感逻辑，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困境下，往往有教师会舍弃讲评一环。也有的虽然没做当下讲评，但往往会有后续跟进。

有评无评，也不过是相对而论。有些评，是小用；有些无评，可能成大用。谁又能否认，那种真诚、投入的倾听，以及倾听中的眼神交流，何尝不是一种无痕的点评呢？

直接之用，在当前的语用教学中所占比例正在提升。有的课，甚至以超过一半的时间作为直接之用。这对彻底摆脱以阅读分析为基本取向的语文教学而言，无疑是好的、积极的、有实效的。但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用的比例，写得多并不意味着一定就能写好、写巧、写妙，那么，关键何在呢？这就涉及到了语用教学的第二个层次，即“储备之用”。

二、语用构思和储备之用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凑”，这些经典名句一语道出了储备之用。储备之用在目前的课堂上时有所见。其表现形式通常为两类，一类是储备语用材料，如摘录好词佳句、背诵经典诗文等；一类是储备语用知识，如语用的文章学知识、文体论知识、逻辑学知识、修辞学知识、美学知识等等，这些语用知识，大多属于程序性、策略性的知识。

（一）为写而读：指向运用的语料储备

学生的阅读积累，通常存在两种状态。一种，背过了，记住了，但一到表达的时候，这些东西就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是所谓的“消极积累”；一种，正好相反，不但熟读成诵、烂熟于心，而且，想用就用、随时会用，用得自然、用得生动、用得恰到好处，这就是所谓的“积极积累”。显然，指向运用的“积极积累”，为语用学习奠定了扎实、高效的语言储备。

1．主题式积累。在一个中心话题的指向和统整下，积累丰富的语言信息。例如：围绕“春”这个主题，可以积累有关“春”的成语、“春”的格言、“春”的诗词、“春”的歌曲、“春”的散文等。2．情境式积累。将学生已然积累的各种语料运用到一种新创设的语境中去。这种使用，可以是原汁原味的和盘托出，也可以是浑然一体的推陈出新。对学生而言，它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正是这种陌生化的语境，强化了学生对积累的使用意识。

3．比较式积累。将相同题材、相同主旨的语料集中在一起，作比较式的积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进而加深对各自语料特点和个性的感知和积累，并从中悟到一些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精妙所在。

4．复现式积累。对于直接通过背诵积累的语料，如果不加以一定数量和频率的复现，学生会随着遗忘曲线的规律，自然忘却。因此，通过多种途径复现这些语料，对于促进学生的烂熟于心乃至言随意动，都有相当的影响和效果。

5．探究式积累。让学生在一个框架、一条线索的指引下，自觉搜寻相关的语料，通过筛选、归类、整理，进入自己的积累库存。如围绕“宽容”这一人文小课题的研究，学生就能将宽容的名言警句、宽容的感人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宽容体验、同学老师对宽容的看法等等语用信息储备下来。

6．试误式积累。在阅读积累中，运用“完形填空”的方式，让学生通过前后对比，一方面感受经典作品的文字运用之精妙，另一方面加深和强化学生对文本秘妙的感知和记忆，从而促进学生更积极地投入积累。很多情况下，我们往往是为“积累”而“积累”，很少考虑“积累”的终极意义。其实，阅读积累只是一个手段、一种过程，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运用。因此，引导学生将“消极积累”转化为“积极积累”，促进积累的产出性，实在是提高语用教学效率的重要环节。

（二）读中悟写：走向融合的语识储备

学生该储备哪些必需的语用知识？又该怎样储备这些语用知识呢？我们以彭才华老师执教的《凡卡》一课为例加以阐释。

1.反复：语用知识的发现与提取

《凡卡》一课，从语用角度看，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当属“反复”这一语用知识的提取和落实。“反复”，既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格，偶尔也会作为一种谋篇布局的特殊笔法加以使用。当“反复”作为一种修辞格时，它指的是作者在行文时重复使用同一词语、句子或句群的特殊语文现象。“反复”的语用意图，或在于加强语势、抒发强烈情感；或在于厘清行文脉络、增强语言的节奏感。

《凡卡》一文，“反复”是作为一种修辞格出现在契诃夫的笔下的。那么，《凡卡》一课，是如何将这一语用知识纳入阅读课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并加以有效落实的呢？

第一，在矛盾中发现语识。在理清《凡卡》全文的脉络之后，教学转入了对“反复”这一语文现象的聚焦。凡卡的信中，反复出现“求爷爷带他回乡下”的词语和句子，其中，“亲爱的爷爷”出现了四次、“带我离开这儿”出现了三次。在这里，教师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这叫“反复”，这样写，是为了加强语势、抒发凡卡强烈的悲苦之情、祈求之愿。而是采用了类似“欲扬先抑、抑后再扬”的比较方式，通过补充契科夫自己的创作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于无疑处激活学生对此一语用现象的疑问和困惑。一句话，“反复”这一语识是在教师创设的矛盾情境中由学生自己发现的。显然，由问题情境引发的语用知识是真实的，因而也是建构的、和学生的认知体验融合在一起的。

第二，在体验中感悟语识。要解读、掌握“反复”这一语用知识，关键在于学生对凡卡的悲惨生活和强烈的祈求心愿有一个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理解。语用知识，只有融入了学生对文本所刻画的人物命运的真切体认，才能被活生生的、而非机械死板的掌握。所以，当“反复”作为一种语用矛盾被揭示之后，教学就此宕开一笔，刚刚聚焦的“反复”现象被暂时悬置起来，师生的目光转而投向“凡卡连狗都不如的生活”。对于凡卡的生活，教师引领学生进行了紧锣密鼓、敲骨吸髓般的细读体验，这就为贴肉贴心般的感悟“反复”这一语识积蓄了充足的情感能量。这一环节的实施，既从源头上为学生建构“反复”这一语识指明了方向，也从根本上拒绝了以理性分析、简单灌输来落实语用知识的方式。唯有体验，知识才能内化为学生生命的某个要素，从而深深地扎根于个体的精神土壤，这是知识活化的不二法门。第三，在回旋中巩固语识。到了揭示矛盾阶段，语言的反复、表达的反复已经瓜熟蒂落一般成为凡卡的生命之辞，也成为学生的情动之辞。在学生通过切己体察、移情体验、回旋美读等方式深切地感悟和体认到凡卡的悲惨命运之后，那一声声“亲爱的爷爷，带我离开这儿”的恳求、祈求、苦苦哀求，已经化作了每位学生巨大的同情和悲悯之辞。貌似啰嗦的反复，才是最真、最强、最具感染力和穿透力的生命话语！老师创设情境引领学生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凡卡的反复之辞，大雪无痕般地运用着反复、回旋的课堂技巧和艺术，使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反复”这一修辞格的语言表达力量。教学看似没有刻意安排“巩固”这一环节，但是，谁又能质疑这样一种回旋的教学安排对于“反复”这一语识所起到的复习和巩固作用呢？

2.融合：语用知识的领会与运用

《凡卡》一课，对于“反复”这一语用知识的发现和提取是苦心孤诣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我们从来不缺少所谓的“语用知识”，我们真正所缺的，恰恰是以何种方式、何种策略、何种类化的模式传授语用知识，这种传授是基于真实情境的、主体建构的、融于生命的，是能有效促成“语识”向“语感”转化的。老实说，回到从前的那种理性化、机械操练化的方式只能是死路一条。

第一，语识与形象感悟相融合。知识本身是在剔除了生活的种种纷繁复杂、有血有肉的细节之后的抽象概括，但是，知识的产生却始于感性、始于细节、始于生活的纷纭多姿。同时，知识也只有融入了生活的种种现象、细节和变幻莫测的真实情境后才能最终被学生深刻理解、牢固掌握。在《凡卡》的教学中，“反复”这一语识的传授是和凡卡这一人物形象的感悟合二为一的。一遍遍的“带我离开这儿”，话语的背后是凡卡的凄凉境况、悲惨命运，更是凡卡于凄惨遭际中怀抱着一点希望的苦苦挣扎。这里，“反复”地反复呈现，是与凡卡这一人物形象的种种细节融合在一起的，是现象本身的一体两面。

第二，语识与情感体验相融合。“反复”与其说是一种语用现象、修辞现象，毋宁说更是一种情感现象、思想现象。是的，当人物的内心世界悲苦到无法排遣又不得不排遣的时候，种种所谓的抒情方法、技巧、艺术就会随了情感自身的逻辑应运而生，在这里，真正反复的并非一串相同的词语、句子，而是一再伤害、一再折磨、一再煎熬着凡卡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情感。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引发矛盾”与“揭示矛盾”这两个环节之间，老师要插入“体味生活”这个与“反复”语识的掌握并无直接关系的教学环节，而且，此环节在整堂课的章法处理上显然是一处“详写”，教师的课堂生成可谓浓墨重彩、泼墨如云，至该环节的收煞处，学生对凡卡所过的“连狗都不如的生活”确实有了某种切肤之痛。一句话，蕴含着高浓度情感的“语用知识”只有用情感的方式才能被学生切实的理解并掌握。

第三，语识与审美建构相融合。语用知识的掌握，说白了不外乎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基于理性、通过理性、最终以理性结果加以存储的方式；一种是基于感性、通过感性、最终以感性色彩加以领悟的方式。我们说，前一种是“科学的”，后一种是“审美的”。《凡卡》一课，对于“反复”这一语识的落实，显然走了审美的路子。首先，教师在课堂上刻意回避了对“反复”这一修辞格的概念性解释，甚至连“反复”这一术语也是通过“反复听到”、“反反复复听到”这样一种教学情境话语神不知、鬼不觉地嵌入学生的理解视野，回避直白、回避告诉、回避简单灌输，正是“审美化教学”所秉持的课堂规则。其次，“反复”这一语识的教学，被精致地融入到某种一唱三叹、回旋复沓的课堂节奏中，这种课堂节奏，有着音乐一般的气质、诗一般的神韵，这种节奏本身就是某种教学元素的一再反复。在同一语言的反复诵读中、在同一情感的反复渲染中、在同一生活的反复体验中，学生不知不觉地理解了“反复”、掌握了“反复”，语用知识与课堂的审美建构在此取得了一种艰苦但不失优雅的融合。

总之，储备之用虽未直接使用，但无论是指向运用的语料储备，还是走向融合的语识储备，都间接地为实际的文字使用提供了精致的建筑材料和优雅的建筑工艺。储备之用，是一种改变气质、增加底蕴的语用学习，较之直接之用，它来得更深刻，也更为关键。

三、语用立意和无为之用

但储备之用还不是语用学习的核心与灵魂。语用教学的最高层次乃是无为之用。我们通常将纯粹的阅读与写作本位对立起来，以为只有吸纳没有吐诉，于写作无补。殊不知这种貌似无用的吸纳，却有可能深刻影响和改变语用主体的生命质量和精神品位。而语用之用，从根本上说乃是生命之用、精神之用。因为，语言说到底乃是人的精神家园。

诚如复旦大学汪涌豪教授所言：“不要说有些书读了没用，这个世界有许多书本来就与实用无关，只为情趣存在。也不要说有些书离现实太远，换个角度，其实它离你的理想很近。至于还有些书对你现在帮助不大，但可能对你的终身都会有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旨在陶冶情操、涵养精神、塑造灵魂的阅读乃是语用的核心所在。也正是在无为之用这个层面上，阅读本位和写作本位得以统一。

（一）阅读的精神嘶鸣与立意的高度

一个人的阅读史常常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而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往往决定着他在言语世界的立意高度。因此，从根本上说，言语和精神是同构互生的。

教学《丑小鸭》，学生常常被“丑小鸭”这个童话意象所感动。对此，作家梅子涵有过一番充满诗意的阐释：

丑小鸭变成了一只天鹅，首先在于他逃离了鸭场。面对鸭场里一天糟于一天的生活，他只能惹不起还躲不起了。他“飞过篱笆”，飞过篱笆对他的一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转折。否则他会一辈子待在鸭场里。看别人的脸色，听别人闲言碎语，让别人推一把，啄一下，说你长得这么丑。

道路在篱笆的外面。道路又通向了后来的湖。在路上小鸭是辛劳的也是艰难的，但是艰辛的路使他通往了湖。篱笆里面是不幸，道路是过程，湖是结局。

湖上的喜剧解释了飞过篱笆的意义，在湖上，小鸭有了施展的机会，有了表现自己的本性、自己的真正的身份、自己的美丽的机会，因为他的同类们就在他的边上，美丽的发现是需要印证的，需要标准，湖上的白天鹅就是小鸭的印证，就是小鸭被证实为不是小鸭的标准，丑成了误会。

美丽成了丑，是由于篱笆的限制；丑成了美，是由于走出了篱笆。梅子涵的解读，不仅仅是从文学本身，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对丑小鸭的精神启示做出了诗意阐释。从语用的视角看，学生面对的正是某种高贵的精神。试问，哪个孩子的心中，没有丑小鸭般的压抑和渴望呢？阅读丑小鸭，从中发现一个新的我、真正的我、高贵的我，不正是对学生精神发育的某种印证吗？精神的高度，决定着文字的高度。

（二）阅读的思想超拔与立意的深度 没有思想的深邃，就不可能有文字的犀利；没有思想的宏阔，就不可能有文字的旷远。文字所趋，实乃思想引领。因此，纯粹的阅读往往是一趟思想的行旅、心灵的洗礼。

课文《普罗米修斯》改编自古希腊神话，引导学生细读文本，就会发现，将普罗米修斯这一神话形象定格为“英雄”是滑稽的，甚至是荒唐的。

众所周知，普罗米修斯盗火是因为他爱人类！在古希腊神话中，人是普罗米修斯一手造出来的。正如中国神话语境中，女娲是人类共同的母亲；普罗米修斯则是西方语境中人类共同的父亲。

因为爱，普罗米修斯才会来到人间；因为爱，普罗米修斯才会看到悲惨；因为爱，普罗米修斯才会下定决心；因为爱，普罗米修斯才会奋不顾身地盗火。这一点，只要稍加敏感，学生就有体认。

故事中盗火场面虽有细节，但并不铺叙，只是一笔带过。“受难”才是这一神话文本的主体。有时，爱会给你带来痛苦！但是，你就因此放弃爱吗？普罗米修斯的回答是，为了爱，永不放弃！因为爱，甘愿忍受无尽的痛苦！这是普罗米修斯这一形象带给学生的震撼之处。

“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是质疑、是反问，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为人类造福是人伦之爱、更是天伦之爱，是无须推理、无须证明的真理之爱。西方谓之“博爱”，东方谓之“慈悲”。文化在这里是互通的，因为人性本无二致。“神话”说到底还是“人话”。受难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场面无疑是“鹫鹰啄食天神肝脏”这一细节。这种超乎常人的想象，不正暗示着超乎常人的痛苦吗？这痛苦，写得极其血腥和惨烈，生不如死！这场景，即为地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博爱的极致便是自我牺牲！

这地狱般的生活，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是“三万年”。三万年的生不如死，三万年的不屈不挠，只为一个字——爱！

《普罗米修斯》是神话，是一个“爱的神话”。万世沧桑，唯有爱才是永远的神话。

学生阅读《普罗米修斯》，就这样被爱洗礼着、感染着，在爱的神话中，他们思考和体验着千古不易的宇宙法则：爱别人，也被别人爱，这就是一切！

由“英雄”升华至“博爱”，于学生而言，是一次思想的拔节。文字的深度，实为立意的深度。言语和思想，从来就是互为依存、实则一体的。

（三）阅读的情感丰赡与立意的温度

阅读对人的精神影响是多方面的，沉入文字，我们常常因此感动得泪流满面，正如彭程在《流泪的阅读》中指出的那样：“流泪实际上是一种能力，是我们的灵魂仍然能够感动的标志。不应该为流泪羞怯，相反，要感到高兴欣慰。古典悲剧正是通过使观众流泪，达到净化其灵魂的目的。”

在《小珊迪》的故事，学生首先遇见的便是一个贫困交加的同龄人——珊迪。面对贫穷，同情和怜悯是学生的普遍反应。但读完整个故事学生才发现，这并非作者想要传递的情感。因为，珊迪的形象并不定格在贫穷二字上。贫穷，只是珊迪性格的一张底片、一种背景。

读罢故事，学生知道了珊迪死亡的原因：他换好零钱往回跑的时候，被马车撞了。

学生当然不能因此去谴责那个车夫，这看起来似乎是一场意外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细读故事，学生就迅速地被这个“跑”字揪住了心。这个“跑”，是从珊迪的口中亲自说出的。正是这个“跑”，客观上酿成了这场车祸，夺去了珊迪的命。

那一刻，学生忍不住想要问一问：他为什么不走而要跑呢？学生甚至设想，如果珊迪换好零钱往回走，那么，车祸就不会发生。但是，会有这种可能吗？答案是否定的。珊迪不会走，珊迪一定会跑，这是由他的性格逻辑所决定的。

因为，珊迪知道，故事中叔叔的眼神对他始终是怀疑的、戒备的；因为，他还知道，在多数人的眼中，像他这样的孩子、这样的人是被列入小偷、骗子、社会渣子之流的；因为，他更知道，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零钱还到那位叔叔的手上，他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诚实，他才能坚守自己的尊严和良善。“跑”是珊迪性格的必然选择！

就在“跑”的那一刻，珊迪成就了自己人性中最高贵、最灿烂的那个部分，而他因此也付出了代价——生命！

那一刻，学生流泪了！不是同情，而是敬意！

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鲁迅说：“创作原本根植于爱。”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感情和审美的清泉，就不可能有学生全面的能力发展。”遇见珊迪，学生因此对诚实和良善有了更为切肤的体验，心地在那一刻变得更为柔软。文字的温度，从来就是生命之光的折射。唯有丰赡的情感滋养，才能绽放出文字的花朵。

（四）阅读的灵魂自由与立意的广度

阅读对学生的成长而言，往往是一种灵魂的牧养。他们驰骋在广袤的文字大地，发现着自己的发现、惊叹着自己的惊叹、困惑着自己的困惑、回味着自己的回味，正所谓“一切水印一月，一月印一切水”。

学生读赵丽宏的《望月》，便能充分享受这样一番灵魂的自由。《望月》从“夜深人静”写起。“夜深人静”四字，点出一种时候、一种氛围、一种心境，于是，望月的背景由这四个字而显出一种寂寥的诗意来。千江有水千江月。月在天，也在江。一轮明月，化作“千点万点晶莹闪烁的光斑”，化作“芦荡、树林和山峰的黑色剪影上的银色的花边”。月光是点，月光是线，月光随物赋形、无处不显。

月亮是安详的，一如望者的坐姿。洒向长江的月光，却是灵动的。闪烁，跳跃，那是月的充满活力的脉动；伸展，起伏，那是月的深呼吸。

小外甥的出现，让笔触由自然之月转向人文之月，章法为之一变。舅舅与外甥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起吟月之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月光下的江轮上，这本身就极富诗意。

如果说，望月是对现实、当下、眼前之月的一种对话，那么，背诗则是与过去、历史、从前之月的一种凝望。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月亮从来就不是孤立于人的生命之外的存在。月是乡愁、月是高洁、月是禅悟、月是团聚、月是宁静、月是圆满、月是生命流转的一种精神底子。

背诗之后的谈论月亮，再次给读者带来惊喜。“月亮是天的眼睛”，可谓神来之比。这一比，不仅让作者惊讶，也令读者惊叹。但惊叹之余，读者又不得不感慨：一个眼睛如此明澈、阅读如此广泛、心灵如此敏感、想象如此富有灵性的孩子，对月亮作此一比，又有什么可以惊讶的呢？

此时的月亮，既非当下的自然之月，也非过往的文化之月，而是直指人之心性的想象之月。

月亮终于消失，但凝望却不曾离去。细读之，妙不可言。此刻凝望的，正是心中之月。也因此，幻想的翅膀无拘无束、凌空翱翔。结尾的省略号，把望月的境界推向了一种禅意的空灵。

愈是一流的作品，愈是抒写纯粹的形而上的诗意。《望月》便是这样的作品。

在《望月》中，学生观察江中月、回忆诗中月、想象心中月，最终望见的，亦不过是自己的那轮生命之月。文字陶冶着性情，语言窖藏着灵魂。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无为之用终将滋养出一个崭新的言语生命。

如果说，语用教学是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那么，直接之用便是人人可见的冰山之角，储备之用则正好处于海平面的上下浮动之际，时而显现时而淹没，无为之用却永远看不见，因为它永远处于海面的深处。而这，才构成了一座完整的、全然的冰山。缺哪个层面，冰山都将不复存在。而冰山的基座，亦即那永远看不见的无为之用，才是最终决定冰山的高度、深度、温度和广度的关键所在！那里，有生命在欢舞。

“公众焦虑”与“媒体焦虑” 篇3

但是，中国媒体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比较脆弱，在为公众“解心愁”过程中屡屡“失灵”，招来社会不少微词。媒体也陷入焦虑之中。

媒体可以化解或制造 “公众焦虑”

中国青年报2012年11月20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63.1%受访者感觉媒体炒作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了大多数人的焦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传播效果？

“公众焦虑”是一种在大规模社会经济转型中，大多数人感到压力、压抑、不满、担忧等，普遍具有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和无助感的社会心理状态。它源于社会体制转型及其负面效应：经济领域里的收入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是根本原因；政治领域存在的民主法制制度不健全、部分官员不廉洁等是直接原因；文化领域出现的价值观混乱、道德滑坡是基本原因。

公众期待媒体“答疑解惑”，为什么又对媒体炒作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等题材感到“添堵”呢？原因是，这些问题是病态现象，一些媒体却当作常态现象反复爆炒，且多数报道游走于社会表层，无助问题解决，公众对此产生厌烦心理。

媒体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是叩开受众心灵的一把钥匙。但是，笔者尚未见到新闻学者给予其定义。从新闻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它是媒体根据受众心理活动规律，通过传播信息和意见报道，使受众发生心理反应并转化成与信息异质的心理能量，进而改变态度和行为的能力。

在“公众焦虑”时代，媒体社会心理引导功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主要表现在：发现公众心理危机征兆；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引导公众情绪；影响政府决策；塑造政府形象。

公众心理是公众生活的隐秘部分， 法律、舆论等外在控制往往难以奏效。媒体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帮助公众内化社会规范， 自觉调节心理预期和约束行为，从而实现内在控制———

描绘“社会面貌全景”，推动公众对社会的全面认知。有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公众从“媒介现实”中，既能看到社会积极的一面，又能了解面临的问题和风险，从而调整好心态，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

建立和谐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帮助公众形成价值认同。媒体介入公众生活，树立符合和谐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解读和剖析公众关注的问题，能够逐渐创造出被公众接受的文化语境，并形成社会价值的认同。在对问题的理解上，公众会依照媒介提供的价值尺度进行衡量，并作为认知和行动的参照；

传输精神文明，引导公众建立和巩固信仰。媒体通过塑造典型， 倡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理想；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培养和灌输，引导公众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传播支持现行体制的政治文化，培养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能力，提高公众对现行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

发挥信息占有优势，对公众心理形成社会暗示。媒体通过宣传报道，赋予组织或个人高于一般性的荣誉和地位，以此奖励那些突出遵守规范并协助群体达到目标的成员，从正面肯定规范的意义；通过公开揭露违反规范的行为，惩戒犯规者并威慑尚未造成事实的潜在犯规者，从反面校正人们行为的偏差；

广泛参与公众教育，促进公众建立合理的心理预期。媒体传播社会科学知识，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各种社会现象，明白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判断，校正过高的角色预期；传播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规范，促进道德社会化，使公众形成“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

媒体引导社会心理是一个以改变受众认知为目的，引导受众从“客观现实”到“媒介现实”，再到“心理现实”的复杂过程。媒体的引导既能产生上述的正向心理效果，也能产生下面的负向心理效果———

媒介话语的不公正、报道中隐含的“传媒歧视”，会误导受众形成社会偏见；

媒体报道的“缺位”或“越位”，造成受众认知不协调，出现紧张、失调甚至排斥的心理。

从这个意义来说，不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既可以化解“公众焦虑”，也可以制造“公众焦虑”。

媒体社会心理引导功能的弱化

在“公众焦虑”时代，媒体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出现相对弱化：

媒体立场偏离。媒体对“公众焦虑”负向作用的认识有时很难“到位”，对自身的社会角色、社会责任的认知产生偏差：传统媒体受体制制约，心态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逡巡，在价值观体现上难以满足公众心理需求，报道社会心理和公众情绪的尺度不够准确；新媒体过度商业化，淡出公共事务的报道，漠视公众关切。

报道理念偏颇。如报道贫富差距，媒体的任务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状况，形成社会舆论，促进政府想办法弥合贫富鸿沟，而不是帮有钱人炫富或者引导群众仇富，更不是以穷人、富人这两类“社会少数人”的极端信息去输出不正确的“贫富差距观”，加大“社会大多数人”的焦虑。

报道结构失衡。一方面，对引起公众焦虑的“压力源”的报道总量不足，信息流量过低，在保证社会稳定理由下，常常有揭示“根本”的新闻不予报道和推迟报道，受众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就某个主题或事件进行“轰炸式”报道，负面新闻集中出现，信息流量过高，受众在其冲击下先是恐慌不安，然后选择逃避或者形成逆反心理。

议题设置“掉队”。一方面媒体未能引领受众，甚至被受众超越。一些媒体缺乏调查研究，对受众心理需求了解不多，出现对重大社会问题不回应、对群众切身利益不关注、对社会矛盾问题不说话的状况；另一方面，主流议题被淹没，传统主流媒体被边缘化。新兴财团、政治力量以及国际资本支撑的“舆论领袖”控制了公共话语和公众思考的方向。议题设置的旨趣也从社会责任向增值产业迅速过渡，加速了公共议题的缺失。

报道方式僵化。忽视受众心理需求，基本还是“我说你听”、“我编你看”的格局，对传播效果很少评估或不作评估；网络媒体一味以吸引眼球、追求第一时间、追求点击率为要旨，公众在此语境下，对于重大事件真相的了解变得更加片面，更加感性。

nlc202309011932

话语方式“官腔”。过多地利用官方和半官方的信息来源，而在深刻解释方面表现出懒散与涣散，只起到政策复读机的作用；不同服务对象的媒体却在说同样的话，常说官话，敢说狠话，鲜见善话。

媒体社会心理引导功能弱化的根由

经济转型中媒体的功能结构出现失衡。近20年来，媒体的功能从原先单一的意识形态功能，向意识形态、产业经济、社会、娱乐等多元功能的结构转化，产业功能获得显著增强。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媒体为了生存，被迫迎合市场规则，出现过度倚重经济利益的态势，制约了媒体其他功能的发育，原来十分脆弱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被进一步弱化。过度商业化导致媒体社会责任感的退位，媒体出于降低经济成本和规避政治风险的考虑，逐步淡出公共事务的报道。一些媒体围绕资本与利益群体展开一系列交换活动，“公众焦虑”则被搁置在一边。

社会转型中媒体功能暂难匹配“碎片化”。社会快速转型，既孕育着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也带来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孙立平教授指出“分权和分化交织在一起，结果发生了对社会的双重切割作用。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凝聚能力和整合功能大大弱化，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显著增长，使得社会心理的调控疏导难度不断加大。媒体虽有强烈的社会冲动，但因社会过于复杂无序，社会心理引导功能的发展总是追赶不上社会心理变化的节奏。

文化转型中媒体出现信仰缺失。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失去权威，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正在被消解；而西方文化则带来了各种价值观念，给中国公众的思想形成极大冲击。在文化“解构”、尚未“建构”的“真空期”，媒体表现出文化取向多元、价值体现多样、意识形态多种的特点，既丰富了社会文化，也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由于缺乏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支撑，在大众文化传播方面：文化糟粕使公众感到心灵空虚，低俗化降低了公众的文化品格，商业化导致公共精神的缺失，虚假新闻扰乱了社会秩序，物欲症诱导公众崇拜金钱和权力；在精英文化传播方面：西方的虚无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在民族历史、文化艺术、伦理道德和精神信仰等领域表现出强大的吞噬与同化效应，既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虚无态度，也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观念。公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

社会快速变迁中媒体人心生焦虑。如信息焦虑（信息爆炸时代，难以捕捉有效信息）、身份焦虑（在社会大众眼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道德焦虑（为哪个利益群体说话？要经济利益还是新闻真实？）、收入焦虑（普通媒体人的收入下跌到中低阶层）、落后焦虑（四十多岁就成为单位里的边缘人）、失业焦虑（青年采编人员大量被裁）等。媒体人的焦虑和无力感，往往通过信息、意见的选择，传递给受众。

重构媒体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

化解“公众焦虑”，社会管理者调整政策、改革体制是根本，但解决深层问题需要时间过程。因此，媒体及时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是疏导情绪的现实之策。胡锦涛同志也把“疏导公众情绪”作为对新闻媒体的基本要求之一。

一、媒体要有“问题意识”———重建媒体的社会责任。

“公众焦虑”蔓延，会使社会的整合度降低，社会秩序失去控制，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最终指向的是政府执政能力。因此，笔者认为媒体要有以下意识：

责任意识：媒体不是纯粹的企业，它的行为关乎社会目标和公众福祉，必须在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远期利益和追求，而不能只顾自身的利益得失。“公众焦虑”时代的媒体，更需要向社会输出责任；

国家意识：“舆论先行，煽动民情”是西方国家解体前苏联的一大利器，而今他们对中国民众也在进行远距离的催眠和煽动。国内一些商业传媒在逐步取代政府，成为操纵和钳制大众思想与行为的力量。社会管理者一旦丧失舆论主导权，将处于劣势、失语的危险状态，权威性和信任度就会受到挑战；

民本意识：媒体为受众而生，群众观点成为提高公信力、实现新闻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重要支点。在“公众焦虑”时代，人们更加需要媒体答疑解惑、引导方向，媒体应该“铁肩担道义”。

发展意识：社会转型期既是社会心理的重构期，也是媒体社会功能的重构期。谁能更有效地引导公众心理，谁就能赢得更高的公信力和市场份额。

二、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建构社会认知全景。

公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的背后，往往是信息极不透明。以“高房价”为例，媒体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最核心信息———房地产成本，却掌握在开发商和有关管理部门的手中，媒体对“房价为何高”说不清道不白，公众越发焦虑不安。直至有媒体公布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的一项调查，人们才从中找到答案：“在房价中，房子土地和建筑成本占50%，政府税费占20%，开发商占30%。这30%里，有一部分是开发商最不愿意公布的，说白了就是各种灰色费用。”

“信息不对称”是社会公众产生焦虑的一大致因，也是媒体实现有效引导的突破口。媒体为公众建构社会认知全景，满足公众对社会环境了解的需求，特别是推动社会管理者从现实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讲清在社会转型期，哪些事情的推进需大刀阔斧，哪些问题的解决需循序渐进，哪些利益的调整需通盘考虑，哪些矛盾的缓解需假以时日，并以实绩让人们有所感受，公众才能化怨气为共识，变情绪为力量。

三、传者心理要契合受众心理———创新传播理念和引导方法。

从实践效果来看，“传者中心”无视受众心理需要，引导效果不佳；“受众中心”则被一些媒体理解为追求轰动效应和“注意力”，催生受众非理性心理，难以真实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

笔者认为，当今媒体有必要建立“传者主持”的传播理念。即：传者和受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处于平等地位，舆论引导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关系，以“对话”和“交往”方式改变过去简单、单向的传—受方式，传者在平等交流中实现舆论引导与内在控制。

nlc202309011932

传者要叩开受众心灵，得心中有方、目中有人、腹中有货、手中有法。所谓“心中有方”，即引导方向正确，以正确导向引导社会心理向正确方向转化；所谓“目中有人”，即尊重受众，既不居高临下训导灌输，也不一味迎合献媚，而是春风化雨的情绪疏导、细致入微的心理按摩；所谓“腹中有货”，即将引发社会焦虑的现实问题变为化解怨气的“情绪节点”，对接现实，敢碰热点，正视和解决社会问题；所谓“手中有法”，即有办法贴近受众心理，使得受众喜听爱看，入心入脑。

媒体仅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不够的，还要“示之以利”，善于向受众展示按照舆论引导的方向去做，能从中获得的利益。面对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格局急剧调整、现实环境快速切换、社会舆论多元多样多变，媒体只有善于展现见识，提供分析和判断，优化受众认知结构，才能有效为公众“解心愁”。

四、“社会公器”当显公共性———营造公共舆论领域。

公众有诉求要表达，有怨气要倾述，有意见要发表，媒体不能适应和满足这一需求，就难以化解公众焦虑。现实可行的办法是，媒体营造公共舆论领域，为公众构建与媒体、与政府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公共舆论领域”是一个向所有相关者开放、公众表达意见为主的舆论领域，它讨论与公众相关或与公共事务相关的问题，展开公共议题的辩论，形成一种公共理性、社会性共识或妥协。

媒体营造公共舆论领域，有着三个方面重大意义：对公众而言，有了发表意见的地方，获得了公共事务参与权和媒介接近权，有利于缓释、宣泄负面情绪；对媒体而言，形成了与公众交流和沟通的对接机制和话语环境，增强了对社会管理者和民主进程行使批判、监督的功能；对社会管理者而言，有助于了解民情民意，同公众达成谅解，寻求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

媒体营造公共舆论领域，既是发动者也是组织者。媒体要关注公共生活，介入公众事务，发掘社会关注的公共问题，发动公众讨论、建言和献策，牵手社会管理者解决问题。

五、以阳光心理引领公众心理———构建健康向上的媒体文化。

媒体心理与受众心理是种交互关系。媒体要有效引领社会公众建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理，首先自身要具有阳光心理。媒体的阳光心理，不仅具有上述公众健康心理的内涵，还有下列三个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角色意识”，把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作为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是自身利益得失；二是描绘真实的“社会面貌全景”，推动公众对社会的全面认知，营造健康向上、丰富生动的舆论语境；三是敢于对接现实，对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等社会问题秉持“积极批判、重在建设”的态度，提出积极对策给公众以信心，同时撷取、放大光明温暖元素激励公众。

媒体心理是媒体文化的产物。媒体只有基于深刻的“文化自觉”，才能避免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心理。也只有基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意识，才能使社会心理的引导具有清明的境界、精深的内涵、高远的目标，从而产生深刻而持久的传播效果。

“网络占位”与“焦虑父母” 篇4

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观点的影响，不少年轻家长表现出一种“急吼吼”的功利化追求。孩子学什么、玩什么，家长要提供什么，很多人并非从孩子的兴趣爱好出发，而是四处打听，一定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生怕落伍。不少家长的焦虑感，并非孩子本身能力不行所造成，而是源于攀比。有心的家长详细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本是为孩子积累一笔财富，但仍有为数不少的家长，在网络上不断地“晒”“秀”，孩子吃穿名牌、出国游玩、择名优校……让不少家长论坛俨然成了奢华生活和功利教育的“排行榜”，将原生态的成长记录和育儿经验分享，导向互相攀比的歧途。在显摆、攀比的焦虑中，家长就很容易对孩子“拔苗助长”。不少强势父母“承包”了孩子的成长，一窝蜂地去追捧某些所谓的优质教育、不可缺少的技能，却不尊重孩子的兴趣、特长，也使得孩子早早失去了童年的快乐。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再多也不为过，未雨绸缪为孩子奠基，当然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任何父母都无法替孩子成长。

人生数十年仿佛一场马拉松，“起跑线”上区区几步的快慢，会有多大影响？不要让短视的爱变成孩子的负担——从孩子的能力、个性、需求出发，为其长远发展规划，让孩子享受成长过程、笑到终点，那才是最后的赢家。

桥的焦虑与梦想 篇5

在桥梁出现之前，道路被水流所隔断，舟船承担了过渡的功能。舟船的漂浮性和摇摆性，固然给航行带来了某种乐趣，但通过舟船航渡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而桥梁则通过其桥墩、桥台和基础，与大地联系在一起，它的稳定性给人以安全保障。海德格尔称赞道，“它使河流、河岸和大地相互成为邻里”。

一般而言，这一特殊的建筑是道路的衍生物，它在道路的危机时刻出现，并使面临中断的道路得以延续。但其形态和功能均不同于一般的道路。桥完全独立于路，构成一个自足和完整的建筑形态。这个架空的人造通道，由包括桥身和桥面的上部结构与包括桥墩、桥台和基础的下部结构两部分组成。桥赋予路以飞翔的形态，使匍匐前进的路腾空而起，如同爬行动物向鸟类的进化和飞跃。作为路的变体，桥是对路的危机的拯救，并实现了路的梦想。

然而，在文艺作品中，桥常常作为惊险情节展开的空间。桥出现在一个危机的节点上，一个空间连续性断裂的时刻。这个偏离存在之中心的地带，有着不确定的、未知的和偶然的特征。桥让两个彼此分离的空间偶然地连结在一起，这一特性与情欲的发生机制颇为接近，因而，桥的主题常常包含着有关情欲的暗示。桥常常成为邂逅或分离的场所。商业电影《廊桥遗梦》《滑铁卢桥》（《魂断蓝桥》）和《新桥恋人》等，都表达过这一主题。

在河流或沟壑横亘之处，桥梁超越其上，建立了一条由此及彼的通道。桥梁比道路更加明确地勾画出“彼”与“此”的界限。桥提示了彼岸的存在，诱发了对彼岸的梦想，并且，它可以满足彼岸梦想的实现。或者，至少可以说，桥是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中介物。正是据于此种理由，海德格尔才会赋予桥以深沉的存在论意义——“桥梁以自己的方式使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聚集于它自身”。

但与海德格尔的乐观主义的哲学阐释有所不同，在现代主义艺术家笔下，桥的主题则常常显出另一番面貌。挪威画家蒙克即喜欢以桥为对象。在《不安》中，桥被表现为一个焦虑和梦魇的空间。画面上，人群如同幽灵一般从桥面上通过，表情一派迷惘和焦灼，远处有教堂的塔尖若隐若现，暮色四合，行人却不知将往何方。其情形宛若少年尼采所吟唱过的：“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忖/我们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家乡……”相同的情形在《喊叫》《忧郁》等作品中得到了强化。桥面上的孤独者形象模糊、身份不明，在无缘无故地喊叫，或者陷于无边的忧郁之中。蒙克笔下的世界，显露出黄昏景象。轮廓模糊的空间，传达出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存在者无可名状的本体焦虑。黄昏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白昼消失，黑夜来临。然而，白昼尚未消失，黑夜尚未来临。一切方生未生、方死未死。时间上的不确定性与愁绪的莫名性相一致，这一不确定的时间，赋予存在的不确定性。世界陷入危机时刻。黄昏，如果它是一危机时刻的话，这危机却不是突如其来、从天而降。它并不给人以末世般的震撼，而是以一种缓缓逼近的方式，远远袭来，让人的感官和意识陷于错觉和麻痹。等到清醒过来，世界已无可挽回地陷入黑暗。一种缓慢地沉沦，拯救显得更加无望。桥，在这里似乎不再意味着连结。它将人群置于悬空状态。它是大地的裂隙处的一个不稳定的黏连物，远离家园的一处令人不安的地带，一个无所依凭的场所。深渊之上，“神圣者”隐晦不明，“短暂者”无家可归。

电影《卡桑德拉大桥》把桥所蕴含的危机意识推向了极端。这是一部灾难题材的商业电影，但其中所包含的生存焦虑经验，却暗示着现代人的深层精神危机。一列危机四伏的列车，不停顿地驶向不可知的未来，其终点将是一座深渊之上的危桥——卡桑德拉大桥。大桥并非通往幸福彼岸的通道，而是通往深渊的陷阱。尽管危机在最后一刻得以解除（列车在冲向危桥的一刹那，停住了，列车上的病毒威胁也消失了），但深刻的危机意识和浓重的宿命论色彩，依然难以消除，从中也可以看到基督教“末世论”神学的微弱光芒。

中國古典艺术中的桥却似乎更接近于海德格尔式的桥的想象。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桥，很少表现生活世界的惊险情节。它甚至都没有任何情节性的因素。桥并不作为“此岸”—“彼岸”之间的相勾连的通道，它只是此岸世界的一片景色，是融入天地山水之整体中的一个细小片段，它总是与舟楫、草庐等事物一起，构成静谧孤寂的风景的一部分。诗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描绘一幅有桥的风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尽管有因空间辽远而引发的“断肠”之愁，但不同于蒙克笔下的空间焦虑，桥在中国古典艺术家那里所指涉的乃是一种时间惆怅。桥依然与树木、流水、道路、房屋等一起，构成了可供暂时栖居的处所。水流与桥梁，并不构成空间冲突和对抗，相反，它们只是表达一组貌似对抗的事物之间的差异和对话。水流模拟阻隔，并非真正的隔绝；桥梁也模拟连通。它们只是阻隔和连通的代码。而在小桥与流水的阻隔和连通的游戏中，给诗人及其他生存者带来的是某种情调、乐趣和意境。这种趣味在古典园林中的桥梁艺术达到了极致。园林在一个缩微的空间里，模仿外部世界的山水和道路，并尽量增加复杂和曲折，营造尽可能丰富、广袤的空间。而每一个景物都被高度符号化，成为外部世界之事物的某种拟像。以浓缩的空间来浓缩时间，以对想象中更为丰富的空间的占有，来完成对时间惆怅的克服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