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递模型论文（共8篇）
信号传递模型论文 篇1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在2004年2-4月间对全球未来投资战略的调查结果, 2005年全球企业在2004年走出低谷的基础上, 交易规模显著扩大, 大宗并购案明显增多。据著名的市场数据研究公司 (Dealogic) 的统计, 仅2005年前三季度, 全球并购交易总金额便超过2004年一年的水平, 达到1.98万亿美元。近年来, 以联想、上汽、海尔、京东方、TCL、中海油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西方国家发起的一系列并购活动, 标志着中国已经加入了以外国大企业为标的的国际角逐。
鉴于不同国家间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 我国并购企业往往处于信息不利的地位, 导致“柠檬问题”出现。由此, 笔者结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及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就跨国并购中的信息风险问题展开分析, 建立一个能显示目标企业真实质量的综合信号模型, 以改善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信息不对称状况。
一、概念阐释
并购 (Merger & Acquisition) 是指企业以现金、债券或其他资产购买其他企业的全部资产或者股权, 以获得对该企业的控制权, 从而使其丧失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的行为。
跨国并购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指一国企业 (并购企业) 为了某种目的, 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 购入另一国的企业 (目标企业) 的所有资产或足以行使经营控制权的股份。跨国并购是企业国内并购的延伸, 是跨国收购和跨国兼并的总称。
并购中的信息风险一般包括:股权信息风险、资产信息风险、负债信息风险、经营和治理信息风险等。
1.股权信息风险:
股权是公司终极所有者权利的法律体现。但并购各方提供的或文件记载股权信息, 与股权的实际状况可能不相一致。如实际出资少的股东却占有绝对多数股权, 或虽未实际出资但却在相关法律文件中被记载为股东, 或股权已被质押, 或被司法机关冻结而暂时受限等。这些存在瑕疵的股权都构成对并购的威胁。
2.资产信息风险:
资产是并购的基础, 资产信息的详实至关重要。而财务会计报告受汇率和通货膨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账面价值往往难以反映资产的实际价值;资产的来源、效能、权属、限制等法律状态通过简单的报表难以确认。如不进行认真考证核实, 并购后可能会发现目标公司的资产低于其实际价值, 或这些资产未能发挥其目标作用, 或目标公司存在着大量低效资产或者无效资产, 甚至非法资产。这不仅增加并购成本, 而且可能面临司法强制的风险。
3.负债信息风险:
负债信息风险表现为因并购而使并购方直接或间接地背负目标公司巨大的债务。许多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并未反映或者无法反映已经发生的债务或者潜在的债务。可能的原因包括目标公司恶意隐瞒债务;目标公司的财务制度不规范, 存在未入账债务;或有债务的大量存在。其中, 或有债务是并购中的最大陷阱。如担保、票据责任、产品侵权或者环保责任产生的赔偿、未决诉讼或者潜在的诉讼、行政罚款等。
4.经营信息风险:
主要是目标公司的母公司 (一般是控股股东) 与其他关联公司的同业竞争, 或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够详尽, 从而造成并购方的决策错误。
5.治理信息风险:
主要是指来自股权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制度等方面的信息风险, 特别是来自目标公司中的反并购风险。
二、模型分析
(一) 基本假设
1.假设有两个时期T1和T2;2个参与人, 即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
2、假设并购能否达成仅取决于并购双方, 政治环境等外部因素暂不考虑。
3.假设并购双方是理性的, 会在给定的情况下做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4.假设并购双方不存在串谋, 并购博弈是零和博弈。
5.假设股权信息、资产信息、负债信息、经营信息、治理信息等构成目标企业的私人信息。信息披露完全的企业为高质量的企业, 反之, 为低质量的企业。
6.假设目标企业在T2时期的价值v服从[0, θ]上的均匀分布, 目标企业知道θ的确切值;高质量的目标企业价值大, 低质量的目标企业价值小;并购企业不知道θ, 但知道目标企业属于θ的先验概率p (θ) 。
7.假设目标企业根据自己的类型向并购企业传递信号x。信号包括目标企业的股权信息、资产信息、负债信息、经营信息、治理信息等。若并购企业为知情者, 即目标企业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向并购企业传递信息, 则推断目标企业的预期价值水平为βθ (x) ;若并购企业为不知情者, 即推断目标企业的预期价值水平为undefined。其中θ (x) 是并购企业推断出的目标企业的最大预期价值水平;高质量的目标企业β>0.5;中等质量的目标企业β=0.5;低质量的目标企业, 0<β<0.5。
8.假设由于信息不对称, 并购企业未知目标企业的类型θ, 已知目标企业属于θ的概率分布p (θ) , 此时并购企业依据目标企业发出的信号x, 可以推断出目标企业的预期价值水平为:undefined。
9.假设对于并购企业而言, 其目标是最大化T1时期的目标企业价值水平和T2时期目标企业的预期价值水平的加权平均:
u (x, v (x) , θ) = (1-ω) ·v0 (x) +ω·θ·ps (θ) -ω (L1·p1 (θ) -L2·p2 (θ) )
其中, v0 (x) 是目标企业发出信号x时, 目标企业在T1时期的价值;ω是T2时期目标企业预期价值的权重, 0≤ω≤1;p2为目标企业在寿命周期内经营成功的概率;p1是目标企业在寿命周期内经营失败的概率, undefined;L1是目标企业在寿命周期内完全失败时遭受的破产惩罚, L1>=0;L2是目标企业经营一般时企业的价值, L2>=0。
(二) 信号博弈过程
1.目标企业依据自己的θ, 选择向并购企业发送信号x, 信号包括目标企业的股权信息、资产信息、负债信息、经营信息、治理信息等。信号x′是不完备的信号, 所含信息量较少于θ。θ2是目标企业的其他的可能类型。x2和x′2是θ2条件下的信号。θ2条件下的情况不再赘述。
2.并购企业在观察到目标企业发出的信号x号, 使用贝叶斯法则对其先验概率p (θ) 进行修正, 得出后验概率p (θi/xi) , 并据此判断目标企业的预期价值水平v (x) 。vj (x) =1, 2, …, 7是其他条件下的预期价值水平。如图1。
3.目标企业了解到并购企业对其发出信号的反应, 因而发出最优信号值x*。此时, 目标企业的效用函数最大。由maxu (x, v (x) , θ) , 得出x的最优值x*。其中, x**是非最优信号值。
(三) 分离均衡分析
根据信号传递博弈的顺序, 当目标企业选择信号x时, 将预测并购企业估计目标企业价值水平为undefined。并购企业认为目标企业属于类型θ的期望是θ (x) 。
分离均衡分析:
u (x, v (x) , θ)
undefined
其中, undefined
跨国并购中, 信息的获取难度远远大于国内并购, 信息的真实性较于国内并购而言, 也较弱, 因此, 考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均衡。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undefined, 代入上式, 得:
undefined
对x求一阶导数, 得:
undefined
令undefined, 整理可得:
undefined
由于, 均衡时并购企业能依据目标企业发出的信号x正确推断出目标企业的类型θ。即, 如果目标企业做出最好的选择, 发出完备的信息x (θ) , 则undefined,
代入上式可得:undefined
积分得:
undefined为常数 (1.6)
由undefined可知, θ (x) =2v (x) , 代入上式1.6得:
目标企业的价值水平:
undefined
可见, 信息披露越充分的目标企业质量越高, 价值水平就越高。所以, 目标企业向并购企业转递更充分的信息, 将会获得更大的预期价值水平, 这与目标企业的预期目标是一致的。
三、例证
假设目标企业最接近实际水平的θ=11, 而目标企业向并购企业传递的信号中, θa=10, θb=9。即在传递信号xa时, θa=10, 目标企业的预期价值va在空间[0, 10]上均匀分布;在传递信号xb时, θb=9, 目标企业的预期价值vb在空间[0, 9]上均匀分布。并购企业所知道的只有θa和θb所对应的先验概率分布p (θa) 和p (θb) 。两个信号水平, xa=0.90, xb=0.80;两个信号水平下的目标企业在寿命周期内完全失败时所遭受的破产惩罚相同:L1a=L1b=2;两个信号水平下目标企业经营一般时间的价值分别为L2a=8, L2b=6;取ω经验值, ω=0.55。常数C≤0.8。
分析数据:
undefined
可见, va (x) >vb (x) 。
由以上结果可知, 目标企业发出的信号越接近于真实值, 目标企业披露的信息越充分, 则并购企业对目标企业的预期价值水平会越高。这与目标企业所追求的最大化价值水平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于并购企业来说, 可以依据更为完备的信息来评价目标企业, 有利于提高并购决策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1]中国并购报告2006[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2-3.
[2]谭庆美, 吴金克.信息不对称下企业并购信号传递博弈模型研究[J].甘肃科学学报, 2006, 18 (1) :100-102.
[3]周焯华, 李松.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的信号传递博弈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06 (6) :192-194.
[4]Ines Macho-Stadler, J.David Perez-Castrillo.信息经济学引论:激励与合约[M].管毅平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139-172.
[5]Colin F, Camerer.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M].贺京同,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421-437.
拉里贾尼辞职传递什么信号 篇2
面对美国日益强化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伊朗回应的声音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强烈,在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频频做出不屑一顾的姿态的同时,还夹杂着令人浮想联翩的嘈杂音,更有一些令人无法识读的现象｡其中牵动伊朗国内外神经的,便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拉里贾尼10月20日的辞职｡
连“巧克力”也没有得到
10月20日,伊朗政府发言人解释:拉里贾尼是出于个人原因辞职的,他将另有任用｡他还说,拉里贾尼曾多次提出辞职,最终总统接受了他的辞职｡负责欧洲和美国事务的副外长贾利利接替拉里贾尼,出任首席核谈判代表｡
拉里贾尼辞职,介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伊朗和伊朗与欧盟关于核问题的会谈之间,着实让外国人大吃一惊｡伊朗国内对这一变化似乎早有预料,伊朗政坛一些政要公开表示,鉴于拉里贾尼与总统内贾德之间的明显分歧,他们已经玩不到一块儿了｡拉里贾尼根本不是什么辞职,而是被罢免｡
对于拉里贾尼与内贾德之间的分歧和交锋,伊朗前副总统阿布塔希说,核心问题,也是最危险的问题是,内贾德已经公开宣称伊朗核问题这宗案子已经了结,而拉里贾尼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却要不得不准备与欧盟对手谈判｡案子既然已经结了,还有什么可谈的?此时的拉里贾尼感到,过去他指责改革派政府“献出珍宝,只得到巧克力”,而如今他连“巧克力”也没有得到｡这便是拉里贾尼的尴尬之处,也是促使他辞职的根本原因｡
伊朗一位前女议员在自己的博客中写到,过去言辞激进的拉里贾尼,如今却被称为一个“温和人物”｡一些对伊朗政治决策机制不清楚的人甚至猜测,拉里贾尼辞职将会导致伊朗在核问题上的政策发生变化｡
原本是保守派的“极端分子”
在内贾德出任总统之前,拉里贾尼在国际上似乎并没有多少知名度｡他真正成为国际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是因为日益升温的伊朗核问题,因为他作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而成为伊朗在核问题上的首席谈判代表,而且能够以一种与总统内贾德迥然不同的方式来冷静地处理问题,并始终坚持着伊朗在核问题上决不放弃国家利益的立场｡
拉里贾尼与内贾德,从出身到性格都迥然不同,虽然在伊朗国内外,他们都被纳入了同一个阵营｡
拉里贾尼1957年出生在伊拉克南部的纳杰夫,他的家族有着深厚的宗教渊源｡他本人也受过良好的教育,1979年毕业于伊朗著名的沙里夫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数学系,获学士学位,后又获得德黑兰大学西方哲学博士学位,并对康德纯粹理性哲学颇有研究｡
在十分重视家族渊源和血统的伊朗社会,拉里贾尼从年轻时就介入了政治｡1978年～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达到顶峰并推翻前巴列维王权时,拉里贾尼正是走向革命最前沿的大学生之一,并进入了革命卫队领导层｡两伊战争结束后,拉里贾尼成为拉夫桑贾尼政府的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长,掌管伊朗的文化､新闻和出版,被视为“伊朗舆论界的掌门人”,后又出任负责电台和电视台的伊朗声像组织主席,拉里贾尼一直被视为传统的保守派｡
1997年,以总统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掌控伊朗行政大权之后,拉里贾尼作为传统保守派的代表,利用其声像组织所控制的电台电视台对改革派发起强烈的攻势,拉里贾尼本人也被改革派称为保守派的“极端分子”｡
2005年的伊朗总统大选似乎改变了一切｡内贾德作为一匹黑马杀入伊朗总统府｡在这次大选中,拉里贾尼作为保守派阵营强力支持的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败北了,未能与内贾德这个新星抗衡,但他却被新总统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成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代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最高安全决策机构,总统为委员会的主席,议长､司法总监以及国防､情报､外交等重要部长,以及最高领袖的特别代表等政要为委员会成员,秘书实际上是委员会日常事务的主管人,因此也成为伊朗当前最重要的国际事务——核问题谈判的首席代表｡
“顽固激进者”变成“温和人物”
伊朗核问题并不是出现在内贾德当政时期｡在哈塔米执政期间,核问题逐渐凸现为牵动西方世界敏感神经的问题,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朗在核燃料循环系统建设上有了新的飞跃,在铀浓缩和核废料再利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如鲠在喉: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世界能源之交通枢纽波斯湾便处于伊朗的核威慑之中｡
哈塔米政府在核问题上推行了一套与其外交政策相匹配的灵活方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鲁哈尼甚至一度与欧盟达成了暂停铀浓缩活动的协议｡拉里贾尼当时作为舆论的掌门人,大肆抨击哈塔米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和方针,认为伊朗政府在核问题上“献出珍宝,只得到巧克力”｡拉里贾尼本人也因此被西方舆论认为是核问题上的顽固激进者｡
内贾德总统上台后,频繁发出震惊西方的言论,而拉里贾尼作为具体处理与西方关系､进行核问题谈判的实施者,却逐渐被西方视为温和的政治人物｡虽然他坚持伊朗决不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自然权利,但如何具体实现伊朗在核能方面的权利,他却一直坚持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他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灵活立场以及在英国水兵被扣事件中的表现,使他博得“危机之男”的美誉｡显然,拉里贾尼和他的总统在西方人眼中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物｡内贾德在西方被描述为与恐怖分子几乎划等号的“独裁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邀请内贾德演讲时甚至当面称呼他为“卑鄙､残忍的独裁者”｡恰恰相反,优雅､智慧却是拉里贾尼留给西方外交官的最深刻印象｡他总是身着质地考究的西装,一头微卷的短发打理得一丝不苟;一副金边眼镜让他更显儒雅;细密的胡须被他梳理得整整齐齐……拉里贾尼行事低调,说话柔和而有条不紊,神情中总是透着镇静｡
传统保守派与少壮保守派
的分歧
形象上的差异来自于内心深处｡拉里贾尼与内贾德不仅在言谈举止上有差异,更重要的是两者在具体问题的立场上有差异,两者虽然同属右派阵营,却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两人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伊朗政坛中占主导地位的右派阵营中传统保守派和少壮保守派之间的分歧｡
拉里贾尼与内贾德分属传统和少壮两个政治派系｡他们之间的分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早已存在于各种具体事务中｡早在去年3月,当拉里贾尼宣布伊朗愿与美国就伊拉克问题展开讨论时,内贾德和他的支持者立刻在报纸和杂志社论中予以猛烈抨击｡今年2月11日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纪念日｡内贾德声称,伊朗要以继续推进其铀浓缩项目来开启庆祝活动｡而与此同时,《德黑兰时报》却刊登了一则耐人寻味的消息,拉里贾尼的兄弟穆罕默德·贾瓦德·拉里贾尼在接受伊朗通讯社采访时,敦促伊朗与美国展开对话｡10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伊朗,拉里贾尼说普京总统在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晤中就解决伊朗核问题提出了“特别建议”｡而10月19日内贾德总统却否认这一说法,称普京与哈梅内伊除了“友谊”,没谈别的｡伊朗一些分析人士称,正是在普京访问伊朗时他们的分歧再次产生,导致内贾德与拉里贾尼的摊牌｡
伊朗的派别斗争由来已久｡伊朗问题专家认为,伊朗政坛中的左派已经分化为传统左派和新左派,右派阵营已经分化为务实派(中右派)､传统右派(传统保守派)､新右派(少壮保守派)｡传统左派､新左派以及务实派组成的联盟,往往被称为改革派｡各个派别之中又是党团林立｡拉里贾尼与内贾德之争,实际上反映了目前控制伊朗政坛的右派阵营内部传统势力与少壮势力的斗争｡
大政方针会不会改变
然而,非常戏剧性的是,拉里贾尼辞职后却仍然作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代表留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中｡不仅如此,10月23日他还随其继任者､总统内贾德的盟友贾利利一同与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专员索拉纳进行了会谈｡
伊朗这种相互矛盾的安排和信号使得欧洲人感到非常迷惑,不知道伊朗在核问题上的政策究竟出自哪里,感到需要同时面对两种不同的对手｡
前女议员卡迪瓦尔在其博客中赞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伊朗时把自己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建议直接告诉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不是他的伊朗同行内贾德总统｡普京熟悉伊朗的决策机制,找对了人,因为伊朗的最终决策权在领袖和他的顾问机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手中,而不是总统手中｡
信号传递模型论文 篇3
关键词：关联交易,政府规制,动态博弈,信号传递
1 关联交易行为与政府管制
Johnson等[1]提出“掏空”(tunneling)的概念来描述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现象,其中提到关联交易便是“掏空”的主要途径之一。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被企业内部人大量用于调整利润或进行盈余管理。因此,对关联交易的治理便成为各国资本市场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管制机构可以替代司法机制来执行私人契约或规则,政府管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法律保护的不足[2,3,4]。在法律风险较弱的市场环境下,根据大股东利用控制权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具有普遍性的事实,制定严密的监管政策便成为约束大股东行为的一项重要举措[5]。1997年我国出台了第一项具体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便是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并且日益泛滥的关联交易行为,自此之后中国证监会等政府监管机构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关联交易行为的政策法规。这些管制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非公平关联交易,压缩了利润操纵的空间,但是,一些企业亦步亦趋地随着政策的出台而继续变换花样地进行关联交易,例如将关联方关系非关联化、关联交易隐形化[6]。这种企业关联交易行为与政府管制的动态博弈过程可以用信号传递模型[7]来进行解释。
2 信号传递博弈模型要素定义
为了描述的便利,将发生关联交易的企业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非公平关联交易型,另一种是公平关联交易型。适度的监管措施应能使得这两类企业形成分离均衡,即发生公平关联交易的企业发送公平关联交易信号能满足自身效用最大化,发生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企业发送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信号能满足自身效用最大化。
对动态博弈过程的几个要素进行如下定义:
第一,参与人:包括参与人1——信号发送者企业(S)、参与人2——信号接收者政府监管机构(R),两者的行为均是理性的、智能的,两者都选择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方案。
第二,自然(或“上帝”):自然首先选择参与人1(企业)的类型θ∈Θ,在本模型中可以将它理解为某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内部环境。参与人1(企业)具有关于自己类型的私人信息,而参与人2(政府监管机构)不知道。令自然以概率p从类型空间Θ:{公平关联交易型、非公平关联交易型}中选择公平关联交易型(θ1),以概率1-p选择非公平关联交易型(θ2)。
第三,行动顺序:在本模型中假设企业行为选择(信号发送者)在先,政府监管(信号接收者)在后,后行动者通过观察先行动者的行动来推测他的类型,而先行动者预测到后行动者观察到他的行动后可能采取的方案,从而选择行动有效地传递对自己最有利的信号。
第四,策略:指参与人在博弈中可以选择的行动方案,信号发送者(企业)观察到自然的类型θi从信号空间M:{m1公平关联交易、m2非公平关联交易}中选择一个信号mi,mi作为一个信号传递给信号接收者(证监机构),证监机构观测到企业发出的信号mi后使用贝叶斯法则从先验概率p(θi)得到后验概率!p(θi|mj),然后选择行动ak∈A,A={a1严格监管,a2放松监管}。
(5)支付函数。假设非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为了获得超额收益(如控股股东获得的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虚假披露或隐瞒披露(如将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后发送公平关联交易信号m1的额外成本为C,C是管制程度a的增函数,即对关联交易的数量控制、价格控制等事中控制手段越严格,事后违规处罚越严厉,额外成本越高。令Us′(m,a,θ)是不考虑额外成本之前的效用,则非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发送m1时的效用为Us(m1,ak,θ2)=Us′(m1,ak,θ2)-C,发送m2时的效用为Us(m2,ak,θ2);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发送m1时的效用为Us(m1,ak,θ1),发送m2时的效用为Us(m2,ak,θ1),且Us(m1,ak,θ1)>Us(m2,ak,θ1);证监机构的支付函数为UR(mj,ak,θi),具体的扩展式博弈树,如图1所示。
3 动态博弈中参与人行为选择分析
根据图1的博弈树,可以知道p(θ1)=p,p(θ2)=1-p,令p(m1|θ1)=r1,p(m1|θ2)=r2,则p(m2|θ1)=1-r1,p(m2|θ2)=1-r2,即自然以p的概率选择企业的类型为公平关联交易型,以1-p的概率选择企业的类型为非公平关联交易型。当企业属于公平关联交易型时,企业以的概率选择发送公平关联交易信息,以r1的概率选择发送非公平关联交易信息;当企业属于非公平关联交易型时,企业以1-r1的概率选择发送公平关联交易信息,以1-r2的概率选择发送非公平关联交易信息。
一般来说,发生公平关联交易的企业会发送公平关联交易的信号,而发生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企业会倾向于隐瞒关联交易,即也发送公平关联交易的信号。那么监管部门在接收到公平关联交易的信号时如何甄别发出该信号的是哪一种类型的企业,然后据此出台何种措施,企业针对政府的监管措施又会采取何种举措呢?下面对监管部门接收到信号m1后的监管选择进行研究。
如果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呈报的和公开披露的信息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发现企业的交易行为是正常得当的,即未发现有非公平关联交易行为,无法判断企业究竟属于哪种类型,那么政府该如何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呢?根据后验概率公式可以得到
表示证监部门对信号m1来自类型θ1和θ2的一个信念(后验概率)。对于政府监管者而言,他首先认为企业已经预测到发出信号后政府会作出的相应反应。对于政府监管者而言,达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精炼贝叶斯均衡的行动满足如下条件:
对式(3)分以下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如果E1>E2,那么政府监管机构在信念下的最优选择是a1严格监管。给定政府监管机构在收到m1后的最优选择a1,企业(信号发送者)的目的是利润(效用)最大化。根据前面的分析,发生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企业(θ1)进行虚假信息披露需要花费成本,若其发送公平关联交易信号(m1)的收益大于发送非公平关联交易信号(m2)的效用,即US(m1,a1,θ2)=US′(m1,a1,θ2)-C>US(m2,a1,θ2),则非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的最优选择是发送公平关联交易型信号(m1);而对于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有US(m1,a1,θ1)>US(m2,a1,θ1),其最优选择始终是发送公平关联交易信号(m1),此时形成了混同贝叶斯均衡;反之若对于非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有US′(m1,a1,θ2)-C<US(m2,a1,θ2),则其没有动力发送公平交易信号m1,这时候监管机构就可以从接收到的信息为m1判断企业是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两类企业实现了分离,此时形成了分离贝叶斯均衡。
第二,如果E1≤E2,那么政府监管机构在信念下的最优选择是a2放松监管。给定政府监管机构在收到m1后的最优选择a2,企业(信号发送者)的目的是利润(效用)最大化。根据前面的分析,发生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企业(θ2)发送公平关联交易信号(m1)的动力在于US(m1,a2,θ1)=US′(m1,a2,θ2)-C>US(m2,a2,θ2),满足这个条件时非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的最优选择是发送公平关联交易型信号(m1);而对于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有US(m1,a2,θ1)>US(m2,a2,θ1),其最优选择始终是发送公平关联交易信号(m1),此时形成了混同贝叶斯均衡;反之若对于非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有US′(m1,a2,θ2)-C<US(m2,a2,θ2),则其没有动力发送公平交易信号m1,这时候监管机构就可以从接收到的信息为m1判断企业是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两类企业实现了分离,此时形成了分离贝叶斯均衡。
从以上分析可知,使得两类企业形成分离的条件是US(m1,ak,θ2)=US′(m2,ak,θ2)-C<US(m2,ak,θ2)。控股股东操纵企业发生非公平关联交易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获取超额收益,即一般来讲有US′(m1,ak,θ2)>US(m2,ak,θ2),因此,要想达到分离均衡必须让C足够大,而非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进行虚假披露或隐瞒披露的额外成本C是管制程度a的增函数,因此,监管机构通过严格管制,加大企业披露虚假信息的难度,增加造假成本,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可以有效分离发生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企业和公平关联交易的企业。
4 结论
通过以上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信号传递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政府管制与企业关联交易行为的关系。监管机构通过严格管制,加大企业虚假披露或隐瞒披露关联交易的难度,增加造假成本,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可以使得公平关联交易型企业发送公平关联交易型信号最有利,发生非公平关联交易的企业发送非公平关联交易型信号能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有效分离两类企业。
参考文献
[1]JOHNSON S R,LOPEZ-DE-SILANES F S A.Tunneling[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2):22-27.
[2]GLAESER E,JOHNSON S,SHLEIFER A.Coase versus thecoasian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116(3):853-899.
[3]Berkman H C,FU R A.Expropriation,regulation and firm value:Evidence from events in China[EB/OL].[2003-06-15].http://ssrn.com/abstract=420763ordoi:10.2139/ssrn.420763.
[4]DJANKOV S,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et al.Thelaw and economics of self-dealing[J].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2008,88(3):430-465.
[5]贺建刚,孙铮,李增泉.难以抑制的控股股东行为:理论解释与案例分析[J].会计研究,2010(3):20-27.
[6]曾小玲.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隐形化及治理对策[J].证券市场导报,2004(8):28-32.
北京高考传递四大教改新信号 篇4
现代教育报消息,北京教育新政频出后的第一年高考试卷终于揭开了面纱,这套试卷被教育业内人士评价为充分反映了北京教改精神。那么,今年的北京卷对学校教育教学会产生哪些影响,又向校长们传递了哪些教改信号?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校长和专家一抒己见。1.从课内走向课外,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海淀进修学校特级教师黄玉慧认为,教育就应该 与生活、 实际联系 ,培养学生对身边典型的、司空见惯的、热点事件的观察和思考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2.不为考试而考试,让教育教学回归本真。今年北京市高考着眼于学生未来发展,关注实际生活 , 不再用偏 、难题“ 为难”学生,而是更多地关注教育教学本质。广渠门中学校长吴甡非常赞同这一做法,在他看来,今年的北京高考试卷不局限于教材,着眼于学生的发展,且关注生活、回归生活,朝着人才培养模 式革新的 方向发展 。3.丰富评价方式, 《学科改进意见》成为新尺度。“从今年的高考 试卷来看 , 不难发现 ,每个学科都很好地落实了《学科改进意见》和《课标》 中的相关要求与精神。”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中学语文教研室主任徐南南分析道,语文试卷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很好地体现出中学语文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导向。英语试卷的作文以划龙舟、捏面人为素材,也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这就为学校管理和教师教学指明了方向。她建议,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校长应该切实落实市教委推行的“个十百千”工程、百部优秀电影进校园、10% 社会实践 课等举措 ,同时学校要组织教师研磨课程标准。4.校长解放思想,引领课堂教学方向。太平路中学校长高新桥认为,本次高考向校长们释放 了几个重 要的信号 ,校长要有意识地对教师进行引导,教师是与学生接触最密切的人,因此对教师的引领是首当其冲的任务。
专利授权中的信号传递 篇5
我国存在众多的大学、研究所或者独立从事发明的个人,他们并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当获得专利以后,需要向生产厂商出售技术,收取专利费。能否获得比较理想的专利费直接关系到研发者发明创造的积极性,研发工作能否持续下去。对于研发部门向生产厂商出售技术的问题,专利费的支付主要可以采取固定费(fee)、可变费(royalty)和两部制(two-part tariff)方式。如果采用固定费方式,专利费与生产厂商的产出无关,专利费的数额在技术转让之前就确定了;如果采用可变费,则专利费根据生产厂商的产出而定,一般而言两者是正比关系,所以可变费制也叫提成制;如果采用两部制,生产厂商需要先支付一定的固定费,然后支付提成,也称混合制。从我国技术市场来看,专利的交易不是太乐观,表现在转让困难,成交率低,原因之一在于科研人员不注重市场,或者大学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区别所致[1]。不对称信息对技术交易的负面作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就我国目前专利费的支付方式看,主要是由技术持有人推出一个价格,生产厂商一次性或者分期支付专利费,其中分期支付占所有技术交易额的90.53%[2]。然而,分期支付的实质仍然是单一的固定费。虽然与一次性支付相比较,分期支付可以缓解厂商的资金压力,尤其对中小企业更有意义,但是分期支付并不具有显示专利质量的作用,使高质量专利无法获得合理的价格,也容易使低质量的专利鱼目混珠,让企业上当。过于单一的支付方式,不利于专利的产业化,也不利于技术市场的健康发展。事实上,如果厂商无法判断专利的质量,应该适当降低购买的积极性,盲目投资很可能带来巨大损失。
如果信息是完全的,专利持有人的问题是如何选择适当的合同,以最大化专利费收入,其中可变费项具有调节厂商产量的作用,固定费项可使持有人获得专利带来的全部剩余[3]。在不完全信息下,可以仅考虑比较简单的合同形式,比如单一的固定费制[4,5,6]。如果合同是固定费与可变费的线性组合,授权合同的形式将呈现多样性。不对称信息可能存在于专利持有人一方,也可能存在于厂商。如果信息存在于前者,高质量专利的持有人收取不高于低质量专利持有人的固定费,然后通过收取提成补回来[7,8]。如果信息存在于后者,专利持有人可以提供信息甄别的合同,对高效厂商的合同是固定费制,对低效厂商的合同是两部制或者提成制,但不会是单一的固定费制[9]。对于类型连续分布的情形,可能存在一个授权区间的下限[10]。
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厂商不知道专利是好的还是差的,专利持有人如何通过合同表明专利的质量。以往的研究只得到了合同的基本特征,即高质量专利的持有人应该收取正的提成,而没有得出具体合同,对专利持有人的指导意义就弱了,不具备良好的可操作性,另外也未讨论采用这样的合同是否值得。本文得出了分离均衡的可操作性合同,并比较了分离均衡与混同的优劣,认为分离均衡未必优于混同均衡。
1 基本假定
1.1 市场
假定存在一个专利持有者和一个生产厂商,前者从事研发,获得了一项需求创新专利,可以用来制造某种新产品。由于条件限制,专利持有者不能把此项技术产业化,需要出售给生产厂商获得专利费。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函数是p=a-q,其中a是反映市场规模的常数,p是产品价格,q是市场产量。
1.2 信息
专利持有人拥有专利质量的私人信息,专利有2种类型,可能是好的或者差的,以L、H表示专利的类型。专利的质量体现在生产效率上,好的专利制造新产品的成本低,为cl=0,差的专利制造新产品的成本高,为0
1.3 合同
合同的形式采用两部制(r,F),其中F是固定费项,也称入门费,r是按照厂商实际产量的提成系数。厂商为了获得技术,必须首先向专利持有人支付固定费,然后再根据实际产量支付可变费,厂商支付的专利费总计是rq+F。由于一方面专利作为知识产权具有垄断性质,另一方面,技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厂商之间的竞争使得专利持有人在专利价格的谈判过程中具有完全谈判力,因此不允许对契约进行谈判,专利持有人向厂商提供一个“要么接受,要么走人”(take-it-or-leave-it)的合同,目标是最大化其专利费收入。
1.4 时序
自然选择专利的类型L、H,类型是外生给定的;专利持有人根据专利的类型提供授权合同,合同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如果接受合同的利润不低于拒绝合同的利润(保留效用),厂商购买专利;厂商发现专利的类型,并据此从事生产经营。
2 完全信息的最优合同
为了比较专利质量的不对称信息对合同的影响,首先考虑完全信息情形。如果厂商能够观察到专利的类型,令2类专利的持有人提供的授权合同为(ri,Fi),i=h,l。由于厂商事实上是个垄断者,给定(ri,Fi),厂商的最优化问题是:
求解上式,得到厂商最优产量和利润是:
专利持有人的最优化问题是在保证厂商参与的前提下,最大化专利费收入,这里令厂商的保留效用是0。
求解以上问题,最优化式(3)要求约束条件是紧的,得到最优授权合同是:
即完全信息下,因为提成项ri*=0,最优的专利授权合同是单一的固定费制。2类专利持有人的专利费收益各是:
上式表明,好的专利创造的价值高,差的专利创造的价值低。专利持有人没必要留给厂商大于保留效用的剩余,因此,专利的最优价格正好等于专利创造的价值。另外,即使我们假定厂商的保留效用为某一正值,合同的固定费项会有所下降,但可变费项仍然是0。对于完全信息下授权合同的效率,有如下命题。
命题1:完全信息下的授权合同是帕累托最优的。
证明: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合同,要求可以实现厂商与专利持有人的利益之和最大化,并且没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即:
ri=(a-ci4)2-ri24(6)最大化专利持有人和厂商的利益之和同样要
最大化专利持有人和厂商的利益之和同样要求ri=0,帕累托最优的合同不包含提成项,与完全信息的最优合同一致。固定费项不影响帕累托效率,只影响专利持有人和厂商的利益分配。由于2种类型专利的价格不一样,完全信息下的均衡是分离均衡,L类型专利持有人获得高价,H类型专利持有人获得低价,不存在混同,并且是帕累托最优的。
3 不对称信息
如果厂商无法观察到专利的类型,不对称信息情形的均衡可能是分离均衡,也可能是混同均衡。对于分离均衡情形,不对称信息可能导致专利持有人的机会主义。L类型的专利持有人继续推出完全信息下的最优价格(0,Fl*)是行不通的,因为H类型专利的持有人有积极性冒充L类型,以求增加专利费收入,而这时厂商无法通过合同辨认专利的真实质量,所以合同(0,Fl*)将会被厂商拒绝。如果L类型专利持有人想要达到与H类型持有人区分的目的,必须提供具有信号传递作用的契约,以显示专利的类型是L,而且需要保证这个契约不会被H类型专利持有人模仿。
如果合同具有传递专利类型的作用,分离均衡意味着:专利持有人选择合同(ri,Fi),i=h,l;厂商根据专利类型从事生产经营,并根据合同支付专利费,使得L类型专利持有人的最优选择是(rl,Fl),H类型专利持有人的最优选择是(rh,Fh)。
3.1 分离均衡的次优合同
容易验证单相交(斯彭斯—米尔利斯)条件成立,则L类型专利持有人可以实现与H类型持有人的区分。为了有效传递信息,L类型专利持有人提供的合同(rl,Fl)需要满足以下2类约束条件。第一类约束是保证厂商有兴趣参与博弈,即厂商的个人理性。由式(2):
第二类约束条件是保证专利持有人的激励相容,即H类型专利持有人不冒充L类型,L类型持有人也不冒充H类型,此约束是分离条件。
这里我们需要规定厂商观察到专利持有人的行动后修改先验信念的规则。事实上,可用的规则是多样的,并且可以导致多种均衡。信号博弈分析中常用的一种规则是所谓的“直观标准”,我们规定厂商用直观标准修改先验信念,得到后验概率。在分离均衡(rh,Fh),(rl,Fl)存在的情形,根据直观标准(即“合理的”),当以上约束式成立时,如果专利持有人提供的合同是(rh,Fh),我们规定厂商认为持有人是H类型的后验概率是μ(h)=1;如果专利持有人提供合同(rl,Fl),因为H类型持有人不会提供这样的合同,规定厂商认为持有人是L的后验概率是μ(l)=1。
L类型专利持有人有积极性提供具有信号传递作用的合同,原因在于把自己与H类型的持有人区分开更有利,所以L类型专利持有人一定不会冒充H类型,即约束式(9)是多余的,有效的激励相容约束只有式(8)。于是类型L专利持有人的最优化问题是:
s.t.式(7)、(8)
其中,由式(2)可知。由于这时H类型持有人的合同(rh,Fh)也是未知的,以下首先得出(rh,Fh),然后求解目标式(10)。对于H类型的专利持有人,由于约束式(8)成立,冒充L类型专利持有人收益会下降,说真话是最优的。H类型专利持有人与厂商进行技术交易时,会如实报告真实类型,所以最优授权合同与完全信息下一致,是:
把式(11)代入式(8),求解最优化问题(10)。我们可以利用库恩—塔克定理来求解。构造拉格朗日函数L=Rl+uπl+v Rh,令:
以上各式联立求解,并以上标sb表示次优:
命题2:对于不完全信息下的分离均衡,H类型专利持有人的合同不变,但L类型持有人的合同是两部制,并且是帕累托次优的。
由于帕累托最优要求提成项r=0,而分离均衡的合同因此L类型专利持有人的合同是次优的,上标sb表示了次优。对于L类型专利持有人,合同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发生的变化是包含了一个正的提成项,而在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合同是不包含提成项的。提成项的存在,一方面使L类型专利持有人与H类型专利持有人的有效区分,是传递专利质量的信号,另一方面对L类型持有人也是一种成本,使他不得不采用一个次优合同。把式(12)代入目标函数(10),L类型专利持有人的收益是:
在分离均衡情形,L类型专利持有人的收益大于H类型持有人的收益,因为只有如此他才会有积极性发送信号,这个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3.2 混同均衡
因为分离均衡的合同是次优的,为了与H类型专利持有人相互区分,通过合同传递专利质量的信号需要成本,所以对L类型持有人来讲未必是最佳的选择,分离均衡不一定优于混同均衡。L类型持有人的另一个策略是选择与H类型持有人的混同。在混同均衡情形,以下标m表示混同,H、L类型专利持有人提出同样的价格Fm。给定先验概率v,Fm等于专利质量的期望值:
L类型专利持有人将权衡有成本的信号传递是否值得。只有当Rlsb>Fm,显示专利质量信息才是有利可图的,L类型持有人才会选择分离均衡,否则会选择混同均衡。
3.3 数值例子
令市场规模a=2,需求函数为p=2-q,使用2种类型专利的生产成本分别是ch=1,cl=0,厂商认为是专利H或者L类型的先验概率分别是μ(h)=v,μ(l)=1-v。
对于2类专利持有人,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合同是(rl*=0,Fl*=1),(rh*=0,Fh*=1/4)。其次,对于不完全信息下的分离均衡,H类型专利持有人的合同与完全信息下一致,但是L类型持有人的次优合同是(rlsb=1,Flsb=1/4),选择次优合同获得的收益是Rlsb=3/4,小于完全信息下的收益。分离均衡情形的合同和收益与先验概率无关。此外,在混同均衡情形,专利价格是Fm=1-(3/4)v。厂商认为专利是低质量的概率越大,愿意支付的价格越低,L类型专利持有人传递专利质量信息越有必要。
通过以上数值比较Rlsb和Fm,如果厂商的先验信念认为专利属于H的概率v<1/3,即专利质量不佳的概率不大,通过次优合同区分类型就是不必要的,L、H类型的专利持有人会推出同样的价格,出现混同均衡;如果v>1/3,对于L类型专利持有人选择次优就是值得的,出现分离均衡。究竟哪一种均衡会出现,依赖于厂商的先验概率。
4 结论
对于研发者而言,选择合适的技术授权策略具有不亚于研发工作本身的复杂性。如果厂商无法知道专利的好坏,会降低购买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实践中技术市场低效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专利价格机制缺乏深入探讨。本文的分析表明,当信息存在于专利持有人一方,专利持有人可以利用不对称信息的信号传递理论,通过不同合同表达专利的质量。在分离均衡情形,高质量专利的持有人提供一个两部制合同,其中可变费项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而这样的合同是低质量专利持有人绝不会提供的。但是,由于分离均衡需要采用一个次优的合同,信号传递对高质量专利持有人是有成本的,需要考虑这种策略是否值得。高质量专利持有人的权衡决定于具体参数,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摘要：讨论了不对称信息存在于专利持有人一方的专利授权问题。如果厂商无法观察到专利的质量,高质量专利持有人可以通过授权合同传递专利的类型。在分离均衡情形,低质量专利持有人提供单一的固定费合同,高质量专利持有人提供一个两部制合同。由于分离均衡需要采用一个次优的合同,信号传递是需要成本的,对于高质量专利持有人而言,分离均衡未必优于混同均衡。
关键词：专利授权,信息不对称,信号传递
参考文献
[1]梅姝娥,仲伟俊.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障碍因素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3):22-27.
[2]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专利统计简报[R].2007(24).
[3]Sen D,Tauman Y.General licensing schemes for a cost reducing innovation[J].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2007,59:163-186.
[4]Reiko A,Tauman Y.Patent licensing with spillovers[J].Economics Letters,2001,73:125-130.
[5]Patric W.Schmitz J.On monopolistic licensing strategies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2,106:177-189.
[6]周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产学合作中的大学技术许可策略[J].科学和科学技术管理,2008(2):42-46.
[7]Gallini N,Wright B.Technologytransfer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21:147-160.
[8]岳贤平,李廉水,顾海英.存在于技术许可者的逆向选择问题的价格契约治理机制研究[J].预测,2007,26(3):44-51.
[9]Sen D.On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licensing scheme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5,14:393-413.
信号传递模型论文 篇6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2013年年会于11日至13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美国的债务僵局、结构性改革及宽松政策退出成为全球财金首脑在本次会议上聚焦的三大关键词。此外, 与会首脑还特别要求IMF准备援助新兴国家, 他们担忧发达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或导致资本撤离, 这令新兴经济体面临挑战。
美国应尽快解决财政僵局
IMF的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12日呼吁各国在全球经济经历转变且面临新风险的时刻, 实行所需政策并加强协调与合作。会后发表的公报说, 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不够强劲, 新旧风险交织。各国愿意采取更多行动以促进全球经济更强劲和持久增长, 并减少市场波动。
拉加德则在年会期间指出, 世界正变得更为多极化。未来几十年,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将上升, 世界经济力量的分布将更加分散, 基金组织需提高其代表性以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此外, IMF委员会还指出, 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需要在支持短期经济成长和促进就业的同时, 致力于中期减赤计划。
IMF日前发布《财政监测报告》指出, 强化财政收支平衡和扶持信心仍是最重要的政策议题。报告预计, 除日本以外的发达经济体预算赤字今年将降至3.7%, 明年将进一步降至3.0%, 公共债务水平则将在今明两年稳定下来, 但债务占经济比重仍达110%的历史最高位。
而美国债务违约风险成为年会期间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与会人员普遍要求美国切实担负起全球最大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责任。
由于国会两党在新财年预算问题上存在分歧, 美国政府自10月1日开始关闭部分非核心部门的运作。然而, 如果国会无法在10月17日最后期限到来前就上调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达成协议, 美国或发生史上首次直接违约。拉加德警告称, 这将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 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即将触及上限, 美国决策者应当尽快解决当前的财政僵局, 避免给全球经济造成冲击。
新兴市场仍需结构性改革
资本流动是此次会议聚焦的另一大重要议题。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态势开始好转, 美联储给出可能在年底前开始缩减债券购买计划力度的时间表, 此言一出便迅速引发资本市场的严重抛压。
近年来, 发达国家央行为使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 纷纷推出庞大的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自2008年以来便一直维持利率在近零水准, 并将资产负债表扩大两倍至近3.7万亿美元。此外, 美联储还在过去一年以买入债券的方式每月向金融体系注资850亿美元。这促使投资者追捧高收益资产, 而其中许多是新兴市场资产。
IMF对此警告称, 发达国家政策正常化会带来风险, 并敦促各国不要延期准备。由于美国削减货币政策刺激力度的可能性导致投资者抛售新兴市场资产, 一些亚洲国家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压力。在最近一次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 该机构将发展中国家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了0.5%及0.4%至4.5%和5.1%。
资本大量外流严重打击了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支状况, 将其货币汇率压至数年低位并推高其国内通胀压力。巴西央行上周决定将基准利率自9.0%上调至9.5%, 旨在应对仍处于高位的通胀水平。而该行的声明未作任何修改, 暗示其可能在11月的下次政策会议上继续当前的加息步伐。
上周刚刚落幕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发表公报称, 各国政府在考虑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要考虑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 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外溢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 对新兴市场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呼吁再度浮现。IMF表示, 决策者使用任何手段对资本外流实施控制都可能适得其反, 当局应该着眼于放宽资本流入方面的限制。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则表示, 鉴于美国尚未开始减缓购债, 新兴市场国家有两到三个月时间窗口来进行改革。
信号传递模型论文 篇7
一、独立审计市场结构
(一) 市场结构的界定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是经典产业组织理论基本组成部分。市场结构是买卖双方之间及各自内部由供需、产品、数量等构成的混沌状态, 反映产业组织的基本特征, 并间接反映行业竞争程度。罗宾逊把市场结构分成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 (寡占) 四种基本类型。在对独立审计行业进行市场结构分析前, 首先要确定市场结构的衡量标准, 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运用集中度指标。王文华和朱磊 (2004) 认为, 审计服务行业的市场结构是指不同规模的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及其在行业中的相对地位 (市场集中程度) , 由于审计市场的研究者没有途径获取审计公费收入数据, 因而一般以客户的营业收入在整个行业中所占比例来衡量市场份额。市场份额也可由销售收入、生产规模、资产总量、员工人数等表示。在审计市场结构分析中我们主要使用事务所年度总收入这一关键财务指标。
(二) 集中度的衡量
笔者采用“绝对集中度” (简称CR) 作为市场结构的衡量指标, 它反映审计行业微观主体之间竞争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CRn代表民间审计行业中, 规模最大的前n位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集中度;Xi代表行业中第i位事务所年总收入;N代表企业总数。一般而言, n的取值往往较小, 以4或8居多。我们在研究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集中度时, 选取了年度业务收入前50位的事务所。之所以n的取值较大, 原因是样本总量只占2007年底事务所总量的0.72%, 对这一比例的数据进行分析, 可以形成可信的结论;传统的市场结构分析以商业、制造业为研究对象, 而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 会计师事务所的进入门槛比较低, 我国目前规定五名注册会计师就可以成立会计师事务所, 而在深圳正试点个人独资会计师事务所, 这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行业壁垒, 提高了行业扩张能力;经济发展也是事务所数量增加的催化剂;事务所专业化方向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全国事务所数量规模。
通过 (表1) 可以看到, 我国前四大和前五十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绝对集中度逐年提高, 从业务收入角度来衡量, 市场份额不断增加。2007年我国前五十强事务所占全国事务所比例不到1%, 但业务收入却占据了半壁江山。这反映了我国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垄断势力和地区势力。尽管CR4这个指标反映了前四强会计师事务所, 但是从2002年至2007年, 这四强一直被国际“四大”所占据。“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市场的CR值已接近20%, 行业龙头地位难以撼动。通过CR指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观察出独立审计行业的竞争程度和集中度。由于国度的不同及样本的差异, 不同的学者对垄断程度分类也有差异。贝恩以美国产业背景对市场结构作了划分, 从寡占I到寡占IV和竞争型, 确定了不同的CR4和CR8指数对应的市场结构, 这是符合美国国情的市场结构。谢佩德 (Shepherd) 也以美国的行业数据为样本, 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把美国的市场结构分成了六类, 分别是纯粹垄断、主导企业、紧密垄断、松散垄断、垄断竞争和纯粹竞争。但这些分类方法都是对西方高度发达的产业所进行的分类, 而我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制度和西方有较大差距, 国情的不同决定了我们不能用西方学者的分类方法分析我国产业的垄断程度。我国学者在市场结构方面的研究逐年增加, 但形成较权威的分类方法仍需进行大量实证研究, 其中时间序列的分析需要较长时间跨度的产业数据。对市场结构分类方法比较多, 笔者认为日本著名产业经济学家植草益对日本产业市场结构的分类 (表2) 较适合中国现状。按该分类, 我国的CR4指标还处于低集中和分散竞争之间徘徊, 但逐渐向低集中竞争型迈进。若考虑CR50指标, 五十强会计师事务所已形成了“高、中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但对比美国独立审计市场集中度指标, 中美两国的差别比较明显。美国审计市场1988年、1997年、2002年CR8指标分别为98%、99%、99%。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美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历史悠久, 经过多年的分立、合并, 形成现今四大垄断的局面;美国资本市场发达, 跨国公司众多, 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形成提供了土壤;美国对会计师事务所需求量的大, 而其能够提供的服务也多, 造成了大小事务所的错位竞争和专业化发展;美国的联邦和各州的法律体系为也促使了独立审计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中国独立审计行业正式起步晚, 有些事务所形成了一定的“地方割据”局面, 这是我国集中度不高的原因之一;此外, 事务所的专业化、进入门槛、品牌效应、社会认知等因素都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竞争程度高于美国的原因。
注:文中计算市场结构的数据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会计视野, “-”表示缺少公开、可靠数据;“*”表示前50家会计师事务所与当年年底全国事务所总数的百分比;“**”该百分比中全国事务所总数是2004年7月12日的统计数
(三)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绝对集中度指标也有缺陷, 它只反映规模位于前列会计师事务所的集中度状况、忽视了样本内部的规模分布, 如果参与计算CR指标的会计师事务所之间规模差异很大, 则绝对集中度就难以全面反映整个产业的市场结构。对此, 笔者采用统计中常用的另一种衡量市场结构的指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 它是用某特定市场上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表示, 其公式为:
式中:X代表独立审计市场总规模;Xi代表第i个企业的规模;n代表样本数。从公式中可以看出, 产业内企业的规模越是接近, 且企业数越多, HHI指数就越接近于0。因此, 该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结构状况。并且HHI对规模最大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变化反映敏感, 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市场中企业之间规模的差距。实务中习惯将求出的HHI指数乘以10000以显直观。理论上应该选取行业中所有事务所的业务收入进行计算, 但是排名百强之后的事务所业务收入难以获取, 而且小所占据市场份额相对较低。由于公式中含有平方项, 因此, 小所对HHI值的影响比较低, 笔者选取了我国独立审计行业中业务收入排名前八位的会计师事务所, 作了市场结构衡量。
从 (表3) 中可以看出,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结构趋向集中, 大型会计师事物所的市场份额、行业龙头地位逐渐显现。我国还没有以HHI值为基础提出的权威市场结构分类数据, 笔者借鉴了美国的分类方法。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颁布的合并指南 (Merger Guidelines) 中, 对企业合并所产生的市场垄断作出了定性判断, 该指南采用HHI值对市场集中度进行测试, 通过该指南可以判断企业合并是否会造成行业垄断。根据指南, 在市场的HHI不足1000的情况下, 该市场是一个没有集中的市场;HHI为1000至1800, 为中度集中的市场;HHI超过1800为高度集中的市场;在独家企业垄断市场的情况下, 该企业的市场份额为100%, HHI值就等于10000。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独立审计市场并不被个别企业所垄断, 市场集中度远没有欧美市场高。正如前述, 由于HHI是计算平方和, 测算出来的指数对于各企业市场份额的非均等分布非常敏感。这也间接导致了通过CR指数反映的事务所集中度高, 而HHI反映了独立审计市场仍以竞争态势为主。但通过观察中注协公布的历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后, 我们也发现国际“四大”和本土前四大事务所差距较大, 而且这种差距有逐年拉大的趋势。通过对绝对集中度 (CR) 和相对集中度 (HHI) 的计算, 对我国独立审计行业的市场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集中度不是单一的指标, 它的数据来源可以是综合的, 而且其反映的信息能对市场产生作用。
二、独立审计市场结构信号机制
(一) 信号理论的起源
阿克尔洛夫曾提出柠檬市场 (即旧货市场) 理论, 并认为买者对卖者发出的要约信号难以判断, 而这种信息不对称会使买者压低价格以避免风险损失, 最终演变为“劣币驱逐良币”, 导致旧货市场萎缩。独立审计行业也面临着这一风险。尽管政府的监管、行业准则是维护行业健康发展的首要屏障, 但会计师事务所的本身的信号机制也有利于完善审计市场的有效性。独立审计市场结构不仅是竞争程度的反映, 也蕴含着信息价值, 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利用逐年提升的市场地位, 释放信息, 减轻事务所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信号理论而言, 国外学者对于资本市场中的信号机制早有研究, 罗斯 (1979) 认为即使没有政府管制, 企业依旧会自愿向社会公布高质量的报告。这就是企业与局外人之间信息不对称而产生机制选择。而且这种企业财务信号的放送机制是存在的, 业绩优良的企业通过信号传递往往能得到投资者的信赖, 而且对竞争对手产生压力, 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瓦茨、齐默尔曼、Holthausen等人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 证实了信号机制的存在。从美国资本市场上的案例来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强调的信息披露要求并没有显著提高IPO的质量 (Stigler, 1971) 。Benston (1973) 的研究表明, 美国企业自愿披露的年报质量优于经过SEC规范后的年报。但资本市场信号传递理论运用到会计师事务所与其利益相关方中, 还需修改和扩充。会计师事务所在独立审计市场中是强大的信号释放者和接收者。资本市场中存在的经济信息内涵和信号机制在独立审计行业中依旧有效。笔者认为有种扩充的信号传递理论解释了会计师事务所市场结构这个指标, 也能为事务所的发展建设提供指导。所谓扩充, 既是借鉴传统信号传递理论的基本内容, 又将审计市场看作一个充满多方博弈的资本市场。掷入资本市场的信号影响范围可以很广, 审计市场亦是如此。会计师事务所自身各种信息的披露 (如社会责任、收入、CPA人数、分所数、客户满意度等) , 会产生很强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99年颁布过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百强榜, 随即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应。经过一段时间的暂停发布,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又于2002年开始每年发布全国会计师事务所前百强信息。在审计市场中信号越多、越充分, 越有助于减轻涉及独立审计各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值得关注的是, 会计师事务所信息传递的渠道并不唯一。笔者认为多方信号主体的参与影响着集中度, 而集中度又影响了各方的行为。
(二) 独立审计市场结构信号机制
(1) 政府信号。通过对我国独立审计行业市场结构分析后发现, 排名靠前的会计师事务所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 行业领导地位逐渐显现。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推动我国审计行业发展的直接要素。在经济起飞的初期, 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发达, 会计师事务所实力的提升必然需要政府的推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07年发布了《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这些政策可以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加快事务所国际化进程, 为实施知识密集型行业走出去战略提供基础。这是国家层面的信号传递, 通过国家的产业支持, 提高其影响、提升其实力、扩大其规模、建立其优势。2007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率领团访问了南非、苏丹两国的会计职业界, 就两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和管理情况进行全面了解, 并就双方的合作事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交流与磋商。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一方面要靠自身的建设, 包括执业水平、企业质量管理、企业文化、社会责任、企业规模等。因此, 通过行业集中度CR指数的计算, 向潜在客户传递了自身价值的讯息。政府在协助事务所放送企业信号中, 在弥补被审计单位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信号不对称之间起了很大作用。 (2) 客户信号。我国各地都有会计师事务所占据较大的省内市场份额, 但其在外地业务收入就十分逊色。而四大在中国涉足广、分所多、历史悠久、社会影响大, 因此地方性事务所的发展需要利用被审计单位的跨域经营, 寻求客户信号的释放。按照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指导意见》的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不得进行广告、业务招揽和宣传活动。这是从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所作出的规定。不过, 信号传递方向是无穷的, 法规限制了会计师事务所从某种角度释放信号, 但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利用其客户传递信号。在之前的研究中说我们看到大所的竞争优势, 集中度相对较高。纵观排名靠前的事务所, 其收入来源并不单一, 2007年业务收入排名第一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沪深两市上市数为47家, 而且不乏粤电力、华能国际、民生银行等大型企业。大型会计师公司优秀业绩和良好的行业前景的间接释放了事务所具备强大实力这一信号。吴粒等人 (2007) 的研究表明, 我国独立审计市场绩效是其市场集中度的倒“U”函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实务工作中有丰富的经验、科学质量控制措施、经过检验的估价模型等核心竞争要素。因此, 较高的集中度会使客户资源流向大型事务所, 从而提高行业整体的审计质量。刘明辉等人 (2003) 发现, 审计质量和客户资产规模成正向关系, 并提出建立“寡占型”的独立审计市场结构, 发展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信息传递具有辐射性和迅速性,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提高集中度与审计质量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审计质量的提高是向市场释放的信号, 协助事务所吸引更多客户;集中度的提高是事务所能力的体现。尽管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程度不高, 但中国审计市场集中度提高能间接提高对投资者保护程度, 反过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审计是对管理层的外部监督, 上市公司管理者良好地履行了受托责任, 也有信号传递能力。 (3) 内部信号。尽管职业道德准则禁止事务所进行业务宣传活动, 但其还可从内部入手, 加强自身建设, 实现内部信号的外部释放。市场集中度不仅仅能反映事务所的市场竞争能力, 更是一个综合指标, 集中度的形成和提高是会计师事务所综合实力的体现。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水平、社会影响、企业规模、社会责任等信息等都能在市场中被捕捉到。所以, 所谓的内部信号的释放, 既是企业彰显实力的手段, 也是增加审计人员信息, 弥补审计市场信息失衡的手段之一。按照扩充的信号传递理论, 企业会自愿披露揭示企业资源的重要信息, 因此, 如何把握企业内部优势资源, 并让社会认可这类信号, 是事务所发展中必须关注的事项。目前,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在非审计服务领域的收入不断提高。2005年, 我国前八大事务所审计业务收入占全年收入比例达81.38%, 如今这一比例开始下降。在管理咨询、税务咨询、资产评估、法律服务、工程造价咨询等领域都开始形成固定的收入份额。专业化是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它可以导致规模经济优势, 进而提高集中度。因此, 可以构建事务所信号释放多元函数:Y=f (S, T, I, R……) , 其中:y为因变量, 代表事务所向社会释放的正面信号的强度;S、T、I、R等分别代表规模、技能、收入、责任等重要指标, 这些都是解释变量。按照扩充的信号传递理论, 企业会自愿披露揭示企业资源的重要信息, 因此, 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所以, 如何把握企业内部优势资源, 并让社会认可这类信号, 就是事务所发展中必须关注的事项。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也能影响正面信号的内容和价值。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这种信号的一项典型内容。毕马威设立了企业社会责任总监一职;德勤每年制定企业社会责任目标;更多的会计师事务所通过社会捐助、公益服务等活动承担其社会责任。正如集中度的价值是缓慢扩散的一样, 不能用短视的眼光看待事务所所承受的社会责任, 具有奉献精神、责任意识的事务所更能凝聚力量、提高内部信号的管理水平。根据中注协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办法 (试行) 》, 事务所百强排行是收入、惩戒、培训完成率、行业领军人才数等指标综合得出的。行业主管机构的信号也迫使会计师事务所加强内部建设, 增强事务所的透明度, 尽量降低独立审计市场中各方信息不对称程度。
三、总结
通过对市场集中度的研究,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建立“寡占型”的独立审计市场, 欧美市场中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集中度都很高。寡头垄断的市场有很多优势:大所的审计质量、审计可信度比较高;有助于破除个别所在地方的垄断, 这种垄断有时会受制于政府的干预和利益集团的干涉, 进而影响审计质量;执业水平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 会形成审计行业的“马太效应”, 好的会计师事务所水平更高、客户更多、更优质。但是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国际“四大”是经历几十年的发展而产生的。政府部门的监管必须完善, 法律法规必须健全, 资本市场必须成熟。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 截止1999年底, 美国有45000家会计师事务所, 而1999年四大的市场集中度已达到99%。小所的市场地位和竞争程度可见一斑。因此, 我国在发展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同时还应为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发展平台。小所在设置服务项目, 寻求目标客户是, 应该释放其专业化、个性化服务的信号, 形成大所、小所错位竞争, 良性发展的格局。
参考文献
[1]王俊豪:《现代产业经济学》,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吴粒等:《中国独立审计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实证分析》,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信号传递模型论文 篇8
“地王”,似乎不再是新闻,即使在楼市调控新政出台之后。更大的新闻可能在于开发商宁可当“房东”,也要高价拿地;高价拿了“地王”还可以“任性”不给钱,演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戏。这里面的含义颇值得玩味。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有钱任性”。在11月中旬的短短几日,土地市场砸出500多亿资金。在11月22日的广州土地市场上,30家房企激战9小时砸出205亿造就了新的“地王”,某地块4.7万每平方米的楼面价超过了该区域新房成交均价。同一天,平安以110.65亿元拿下武汉的一块总价最高“地王”,长沙一地块溢价180%,推升长沙楼面价首次突破9000元/平方米,达到9240元/平方米。北京11月16日、17日供应的4块地同样遭到开发商“哄抢”,开发商亲一色地选择自持全部商业住宅部分,只租不售。
开发商不差钱,这从上市房企2016三季报可见一斑。2016前三季度,A股上市房企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13686亿元,同比增加48%,而全行业为9091亿元,同比增加23%。行业现金流水量在增加的同时,杠杆率在下降,从2008年高峰期的18.47%回落到2016年前三季度的7%。而上市房企前三季度累计预收款达到15233亿,同比增加34.32%,预售账款的增加将为未来现金收入提供保障。
保险公司更不差钱。如果说房企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一些中小开发商可能因为融资收紧、销售疲软而发生资金链危机,那么土地市场的另一头大鳄——保险公司可谓是粮草充足,对这些有地无钱的小公司虎视眈眈。保险资金可通过认购房企项目公司股权、再注资或者委托贷款等方式提供融资需求,介入房地产市场。平安不动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今年以来,险资参与的境内外不动产投资已超千亿。
“花样”拿地还预示着开发商对未来赚钱仍有信心。房价已然这么“高”了,开发商依然不惧“高”楼面价抢地,只能说开发商对后市并不悲观。一方面,一线城市土地的供应稀缺将是常态,这与中央要求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思路一致。另一方面,房地产业是经济支柱产业是不争的事实,房价大跌的负面影响太大,城镇化仍将给房地产特别是一线城市带来巨大发展空间。在此过程中,单纯靠开发来赚钱已没有出路,更多的将考验开发商的城市综合服务、金融运作等综合能力。比如,北京的四块地,开发商当房东的出租收益仅相当于定期存款,收益率低且投资回收时间长,不排除未来通过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等方式来运作。
而拿了“地王”不付款也撕开了开发商的鬼把戏。根据济南市国土资源局11月17日公告,济南东城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济南隆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于没有按照约定交纳土地出让价款,所拍得的五宗地块被收回,扣除合同定金,并被列入“黑名单”,2年内不得参与土地竞买。据媒体报道,上述两家公司均为帝华集团实际控制,拍地时击败诸多一线房企,耗资40亿,还砸出来了唐冶片区的地王。之所以退地,原因在于帝华已在周边囤积了大量低价地块,很有炒地王抬高房价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