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伦理（通用6篇）
心理咨询伦理 篇1
1.引言
“网络心理咨询”的概念, 于1995年由Murphy和Mitchell作为专业的研究者正式提出[1]。尹海兰、贾晓明认为网络咨询在形式上可以分为即时网络咨询和非即时网络咨询两种[2]。即时网络咨询是指在网络咨询过程中, 咨询师与来访者以同步的方式进行交流, 当一方通过网络工具传递消息之后的几秒之内, 另一方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看到并即时做出回应。即时网络咨询分为即时视频网络咨询、即时语音网络咨询和即时文字网络咨询等[2]。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是采取文本的方式进行心理咨询的即时网络心理咨询。
针对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的特点, 通过对ACA和NBCC最新发布的伦理守则进行梳理, 结合现有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相关研究, 对于探讨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伦理问题与对策尤为重要。
2.网络心理咨询伦理守则研究现状
对于网络心理咨询的伦理问题尚无一定之规。美国心理咨询学会 (ACA) 和美国全国注册咨询师委员会 (NBCC) 发布了相关的伦理守则, 我国尚未发布明确的伦理守则。
2.1美国心理咨询学会 (AC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于2014年发布的伦理守则阐述了远程咨询、远程技术和社交媒体 (Section H:Distance Counseling,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的相关伦理守则。
ACA伦理守则中提及的远程咨询是网络心理咨询的上位概念, 包含但不限于网络心理咨询, 还包含其他非直接接触的、采用远程通讯手段的咨询形式, 例如电话咨询等。包括以下五方面标准[3]:
2.1.1知识背景与法律注意事项 (Knowledge and Legal Consideration)
2.1.1.1知识与胜任力:从事远程咨询的咨询师必须具备相关远程技术、伦理和法律方面的知识, 如有专业的资格证书, 参加额外的培训课程;
2.1.1.2法律法规:从事远程咨询的咨询师, 可能会受到来自咨询师所在地区以及来访者所在地区的法律法规的双重制约, 咨询师需确保来访者了解这一点。
2.1.2知情同意与安全性 (Informed Consent and Security)
2.1.2.1知情同意内容: (1) 远程咨询资质、咨询师所在办公地点、联系方式信息, 远程咨询的风险与效益, (2) 远程咨询失效的可能性以及其他可供选择的服务方式, (3) 来访者将会得到咨询师回应的时间, (4) 来访者在紧急情况下得不到咨询师回应时所能采取的措施, (5) 来访者与咨询师的时差, (6) 由于文化和语言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咨询的效果;
2.1.2.2保密原则: (1) 告知来访者电子记录保密技术存在的局限性, (2) 告知来访者何人会被授权接触到咨询记录;
2.1.2.3安全性:咨询师应使用加密软件对其咨询网站或是其咨询所使用的通讯工具进行加密, 以保证满足法律对保密的要求) 。
2.1.3来访者身份的确认 (Client Verification)
提供远程咨询服务的咨询师, 应该在咨询开始前以及咨询的进程中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确认来访者的身份以及确保接受咨询的是来访者本人。咨询师可以但不限于采取以下方式来确认来访者的身份, 如双方核对文字、数字、图片的暗号或是其他非描述性的编号。
2.1.4程咨询关系 (Distance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2.1.4.1咨询师需告知来访者远程咨询的优势和局限性;
2.1.4.2咨询师需考虑在咨询关系中, 与来访者之间的专业界限;
2.1.4.3若远程咨询效果不佳, 咨询师应及时帮助来访者转介面对面咨询;
2.1.4.4咨询师需考虑采用远程电子沟通媒介咨询与面对面咨询间的差异及对咨询的影响, 并帮助来访者避免由于缺少非语言信息所产生的潜在的误解。
2.1.5咨询记录保存与咨询网站运营 (Records and Web Maintenance)
2.1.5.1咨询师需告知来访者电子咨询记录的相关保存事宜, 如加密形式、安全性、交易记录的档案储存问题等;
2.1.5.2咨询师需提供其刊登相关执照与专业资格证书的网址, 并刊登咨询伦理相关内容保护来访者的权利;
2.1.5.3咨询师需确保其网站的电子链接正常工作;
2.1.5.4咨询师应尽可能为跨文化的来访者提供其咨询网站的翻译内容, 但也要理解这种状况下咨询网站应用效果的不完美性。
2.2美国全国注册咨询师委员会 (NBCC, National Board for Certified Counselors)
NBCC在2012年7月发布的《关于提供远程咨询服务的守则》 (Policy Regarding the Provision of Distance Professional Services) 是其已发布的最新版关于远程咨询服务的伦理守则。主要内容如下[4]:
2.2.1咨询师应遵守所有NBCC制定的守则和程序, 包括伦理守则。
2.2.2咨询师只能提供符合其经验和教育背景下可以胜任的咨询服务, 并应考虑是否能胜任通过远程通讯方式来提供咨询服务。
2.2.3咨询师在提供远程咨询服务前需谨慎查阅并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包括咨询师所在州和来访者所在州的法律法规) 。
2.2.4咨询师应确保在提供远程咨询服务时所使用的远程电子通信媒介是符合现有法律法规监管标准的。
2.2.5咨询师应对所有咨询个案的数字通讯进行加密, 并应告知来访者关于其信息的安全性、远程通讯的潜在安全风险。
2.2.6咨询师应告知来访者为保障咨询记录的安全性, 采用的安全保护系统, 若该系统是基于数字电子机制的, 则需提供其安全性相关的加密等级。
2.2.7咨询师应向有意向进行远程咨询服务的群体, 提供远程咨询服务的适用性介绍, 所涉及的相关资料应以文件的形式记录存档。
2.2.8在向有意向进行远程咨询服务的个人或群体进行介绍时, 咨询师需提供关于远程咨询服务的服务程序与服务内容的详细描述, 以帮助有意向进行远程咨询服务的个人或群体判断远程咨询服务能否满足他们的需要。
2.2.9咨询师应考虑到远程通讯存在的风险, 防止保密信息泄露给未经授权许可的人士。并告知来访者, 如何避免误将保密信息流传给无关人士。
2.2.10咨询师应向来访者提供其专业资格证书的相关信息以及相应认证组织的网站链接, 以便来访者了解咨询师的专业资质。
2.2.11咨询师在咨询的开始阶段, 应告知来访者远程咨询服务的目的、目标、程序、局限性、潜在风险、益处、可能遇到的困难与挑战以及相关远程技术。并告知来访者关于来访者的权利与责任、咨询设置方面的信息。
2.2.12若来访者年龄过小或无法律行使能力, 咨询师需征得其法定监护人的同意, 且咨询师需保留证明其法定监护人身份文件的副本。
2.2.13咨询师应避免使用公共社交媒介进行咨询 (如微博、博客等) , 以便对信息进行保密。为了保证保密信息的安全性, 咨询师应提供适当的联系方式给远程咨询服务的来访者。
2.2.14咨询师应提供专门针对远程咨询服务的来访者应对紧急事件策略, 应包括来访者所在地附近可提供紧急情况援助的相关人士的信息。
2.2.15咨询师需建立一种以文字的形式确认来访者身份的程序, 以便在远程咨询服务中能够立刻确认来访者的身份。例如可以使用文字或短语密码确认。
2.2.16咨询师应限制使用从社交媒体上获得信息, 避免在咨询开始阶段直接依照即有实践程序提供给来访者。
2.2.17咨询师应为来访者提供公众可以获取的免费网络资源或是附赠的网络沟通服务信息。
2.2.18咨询师应保存远程咨询服务文字通讯的记录。
2.2.19咨询师所在州无特殊规定的情况下, 咨询师应保留远程咨询服务记录至少五年。咨询师需要使用咨询记录进行研究或其他学术活动, 需符合相应法律规定、行业标准以及相应进行远程咨询服务的来访者的同意。
2.2.20咨询师在使用社交媒体和其他相关数字电子技术为来访者提供远程咨询服务时, 应形成一套固定的程序模式, 至少应为来访者提供适当的保护, 避免泄露其保密信息以及避免造成多重关系。
ACA和NBCC对于远程咨询服务所指定的伦理守则, 在宏观层面囊括目前远程咨询服务所涉及到的各方面, 美国心理学会伦理委员会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在其发表的声明中曾提到, 守则中未涉及到的伦理问题若引发争议, 则将争议以个案的方式加以处理;在微观的层面, 针对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的伦理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
3.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伦理问题探究
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具有:隐匿性、非言语信息的缺失性、即时文本的沟通特性 (包括文本多样性、文字精确性) 、停顿含义的不确定性和咨询记录的保存特性 (包括易保存性、完整性) 等特点。通过对ACA和NBCC最新发布的伦理守则进行梳理, 结合上述特点, 对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的伦理问题与对策进行探讨。
3.1法律法规方面相关事宜
我国对于网络心理咨询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咨询师在提供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方面的服务时, 也应注意查阅我国关于网络使用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 如《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
由于我国的法律体制与美国法律体制不同, 不会出现像美国那种由于咨询师与来访者所在州不同, 而需要一同考虑两个州各自的法律问题的情况, 但仍需要注意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法律及伦理问题, 在咨询过程中需留心地方性法规的差异问题。
3.2咨询师资质确认
第一, 我国尚无针对网络心理咨询方面的咨询师资质认证。在咨询师资质认证方面, 只能暂且以劳动部认可的咨询师资格证书和工商局认可的机构经营许可证等为依据。因此, 咨询机构与咨询师应考虑到自身从事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的经验与胜任力, 避免盲目提供咨询服务给来访者带来伤害。
第二, 提供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服务的咨询机构, 应在其咨询网站上公示其在工商局注册备案的经营许可证。并提供机构内咨询师必要的真实身份信息, 至少应包括咨询师获得劳动部认可的咨询师资格证书情况、咨询师的姓名、性别、年龄、学历以及相关工作经历等。
第三, 咨询机构和咨询师应提示来访者注意查看相关资质信息, 并告知来访者查看方式以及如何辨别其资质的真伪。
3.3咨询师与来访者身份的确认
由于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的隐匿性, 使得咨询师与来访者的身份易于隐藏;而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中, 非言语信息的缺乏性这一特点, 又使得咨询师与来访者身份的确认更加困难。
在进行心理咨询前, 咨询机构与咨询师应向来访者解释清楚进行身份确认的必要性与途径, 征得来访者的理解与同意。如果条件许可, 最好可以让来访者与咨询机构或咨询师在其办公地点, 当面商定相关事宜, 如果条件不允许, 咨询机构与咨询师也应尽可能确保来访者对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中, 资质认证与身份确认的事宜有清楚的了解。
3.3.1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中咨询师与来访者身份确认的必要性
确认咨询师身份的目的主要在于两点。第一, 确保咨询师具有提供咨询服务的资质;第二, 确保每次为来访者提供咨询服务的咨询师, 均是在咨询之初验证过其咨询资质的同一名咨询师。以免由于他人冒名顶替给来访者造成伤害。
确认来访者身份的目的主要在于两点。第一, 确保当咨询师认为来访者属于危急个案, 有即刻伤害自身或他人的可能性时, 咨询师能够及时帮助来访者转为面对面咨询, 必要时能对相关人士发出预警, 将伤害降到最低;第二, 当咨询师认为来访者不宜采用即时文字网络咨询, 在建议来访者转为线下咨询时, 征得来访者同意后, 能够帮助来访者联系其所在地区的心理咨询机构或心理咨询师。第三, 确保每次接受咨询的均为同一名来访者。
3.3.2咨询师与来访者身份确认的途径
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中, 咨询师与来访者只能通过文本交流, 使得咨询师与来访者身份的确认更加困难。现有三种方法较为适宜进行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的身份认证。
3.3.2.1电子认证:咨询师到有国家认可资质的电子认证服务机构登记申请, 获取属于咨询师个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印鉴证明。在需要确认咨询师身份时, 咨询师需将其电子印鉴证明和电子签名文件通过网络一同发送给来访者, 来访者通过电子印鉴佐证及电子签名的验证, 即可确认咨询师的身份。
这种方法最具法律效力、保障性最强。但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是, 如果要求来访者获取电子认证所需的电子印鉴证明则较为费时费力, 不够人性化;二是, 采用该方法进行验证时, 需要验证人具备一定的电子验证的操作技能, 对于部分来访者来说, 要求较高, 实施困难。
该方法较为适合经济条件允许的咨询机构, 为来访者提供用于咨询师身份确认的可选途径之一。
3.3.2.2打字习惯认证:每个人的打字习惯是独一无二的, 很难被模仿和改变, 可通过专门的技术软件, 对咨询师或来访者的打字习惯进行记录, 即可识别即时文字网络咨询进程中, 咨询师或来访者是否为同一个人。
该方法的保障性较高, 但受到其技术要求及推广性的影响, 并不适宜来访者用以验证咨询师的身份。较适合于经济条件允许的咨询机构, 进行来访者的身份确认。
3.3.2.3密码验证:咨询师和来访者可以通过之前商定好的密码进行相互验证。如密码的形式可以是文字补全、图形匹配、数字密码等。
该方法最为简便, 既不需要专门的印鉴证明, 也不需要专门的校验打字习惯的技术软件, 只需咨询师与来访者商定即可, 但安全性是三种方法中最低的。
3.4隐私保护问题
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中, 咨询记录的易保存性和详尽完整性, 使得隐私泄露的危害更加严重;由于网络的风险性 (如网络通讯软件的漏洞, 网络病毒、木马的传播, 网络黑客的侵袭等) 使得隐私保护工作的开展也更加艰巨。咨询师应告知来访者进行网络心理咨询潜在的隐私泄露风险以及相应的隐私保护措施。
咨询师应提醒来访者, 在使用远程通讯软件时 (如QQ、MSN等) , 最好申请新的账号, 避免使用原有账号, 以及不要在用户信息中填写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内容 (如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个人微博账号、个人主页网址等) 。在进行咨询的过程中, 咨询师与来访者确认身份时, 最好可以采用上文提及的电子认证、打字习惯认证、密码认证等不易泄露个人隐私信息的方式。尽量避免涉及核对个人真实身份信息 (如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 的内容, 以减少泄露隐私信息的可能性。
在咨询资料的保存中, 咨询师应使用专门的加密软件对咨询记录加密, 尽量确保其咨询的安全性。
3.5咨询师与来访者的语言文化差异
地域、民族等因素会引起语言运用方面的差异, 如对某些词语、俗语的理解不同, 对语段语境的理解不同, 语言运用习惯不同等。在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中, 由于非言语信息的缺乏, 咨询师更需要注意避免由于语言运用方面的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对来访者造成的伤害。
摘要：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作为网络心理咨询服务的方式之一, 是采取文本的方式进行心理咨询的即时网络心理咨询。通过对ACA和NBCC最新发布的伦理守则进行梳理, 结合现有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相关研究, 对其伦理问题与相关对策的探究主要包含以下问题:法律法规方面相关事宜;咨询师咨询确认;咨询师与来访者身份的确认;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中的隐私保护问题;咨询师与来访者的语言文化差异。
关键词：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伦理守则,伦理问题
参考文献
[1]周蜜, 宗敏, 贾晓明.及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的阶段特征[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 26 (11) :823.
[2]尹海兰, 贾晓明.焦点解决取向治疗在即时文字网络心理咨询中应用的初探[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 26 (11) :846-849.
[3]ACA Code of Ethics (2014) .Available:http://www.counseling.org/knowledge-center/ethics.
[4]NBCC Policy Regarding the Provision of Distance Professional Services:Approved July 31.Available:http://www.nbcc.org/Certification/Ethics, 2012.
心理咨询伦理 篇2
目前，高职院校心理咨询工作者在心理咨询工作中遇到各种伦理纠纷时，难以找到相关法律、法规，也无相关机构进行受理，由此，心理咨询工作者和来访者的权益都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1.2心理咨询的内容和方法缺乏人文内涵
各高职院校心理咨询工作者在心理咨询的内容和方法上更多地依赖于心理测量量表和客观的咨询技术，显得死板、生硬，使来访者成了心理咨询工作者可以操纵的对象，而不是具有价值尊严和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1.3心理咨询因角色冲突面临伦理两难
心理咨询伦理 篇3
关键词：犯罪心理测试；伦理；途径
犯罪心理测试是在一定的社会人际关系中进行的一种社会心理测试。因此，在实测过程中，除了心理科学的考虑外，主试必须考虑到足够的伦理学问题。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犯罪心理测试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活动，把特殊的人（如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可疑人员）作为测试对象，不可避免地涉及人与人之间相对特殊的伦理关系[1]。广义的伦理贯穿犯罪心理测试的整个过程，包括测试前的准备活动、具体的测试过程以及测试结果使用等方面。
一、犯罪心理测试中的伦理问题及原因分析
广义伦理准则并不是本学科所特有的，而是所有科学研究主试需要遵循的学术伦理和道德，譬如不篡改数据、维持数据的真实可信等[2]。而笔者所讨论的主要是狭义的伦理，即在犯罪心理测试进行过程中，主试与测试对象互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总体上讲，国内学术界已经意识到犯罪心理测试过程中伦理规则的重要性，但受制于多种因素，伦理原则落实起来仍有较多不足。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测试过程中一些主试并没有将伦理问题上升到足够的重视高度；另一个问题是，由于伦理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不同犯罪心理测试主试可能对同一伦理规则有不同的理解。而在制度顶层设计方面，国内机构并没有普遍制定或公布正式的行为规范，指出哪些专业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不被认可。认识分歧、制度缺乏是目前国内犯罪心理测试工作忽视伦理问题的两个重要原因，而前者尤为突出。统一的伦理规范有助于建立有效的伦理审查机制，也有利于其发挥作用。例如，犯罪心理测试中一般要征求测试对象参与测试的意愿，这个原则没有很大的争议。即便是对所谓的犯罪嫌疑人，采取不道德甚至非法的手段强迫其接受测试也是不被法律许可的。自愿的前提是参与者必须知情，了解测试目的和过程，这要求主试必须履行充分的告知义务。然而，现实测试中存在两种例外情形。首先，某些测试采取隐秘的方式，并不告知参与者，比如主试隐瞒身份参与某种测试，采取观察或者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倘若告知测试对象，那么很有可能测试无法进行。这是犯罪心理测试中科学要求与伦理要求的冲突。因而要求主试在具体的测试中合理权衡，在与测试对象互动中互相妥协，在没有严重影响测试对象的权利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隐瞒测试过程，或者测试后给予参与者一定的说明或补偿。可见，伦理规则并非绝对化、统一化的，而是要求主试有高超的智慧和良好的道德，将科学要求和伦理要求在测试实践中统一起来。此外，主试需要区分欺骗和必要的技巧。在犯罪心理测试中，如果直接介绍测试的计划是“了解你嫌疑程度有多大”，这样，测试对象就会倾向于调整他们的回答和行为，以显得不存在犯罪嫌疑。采用一定的技巧，不代表就是恶意的欺骗，但同时能测试回答的效度和信度，不失为一项合理的选择。其次，有案例显示，即使测试对象知情，但仍有可能不同意参与测试。笔者认为，原则上主试需要尊重测试对象的选择，不得强迫他们参与测试。但是，考虑到“自愿”作为测试对象的一项权利，基于权利的可让渡性，主试可以采用其他合理手段使测试对象同意参与，比如给予物质补偿或者心理抚慰。同样的道理，心理测试不能对测试对象有害。尽管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该伦理，但是完全遵守这条规则是相当困难的。测试的目的是通过选取样本，采用适当的方法收集样本资料，从中发现、证伪或验证某种现象。测试设计不当、提问有失礼貌都有可能伤害测试对象。除了这种可能的显性伤害外，“测试”本身作为一种生活介入因素，即可能对测试对象产生隐性不良影响。在测试实践中，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限制，主试不可能预料所有后果，但伦理规则还是要求主试永远提高警觉，不断自问是否会对测试对象造成伤害。在伤害不可避免时，亦要权衡测试活动的重要性及相对的危害性[3]。
二、提高犯罪心理测试主试伦理水平的途径
根据以人为本的伦理学学说，犯罪心理测试中的伦理可以分为两部分加以论述：其一是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所必须遵循的实事求是、严谨审慎的一般伦理原则；其二是作为以人为测试对象的犯罪心理测试主试所必须遵守的特殊道德原则。提高犯罪心理测试主试伦理意识水平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应用制度化设计，明确犯罪心理测试主试的一般伦理范畴
通过加强行业管理顶层设计，努力做到在犯罪心理测试活动中，主试自始至终都应该奉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审慎的工作作风。大多数主试都能够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测试中采取诚实客观的态度，力图报告事实。然而，由于受到测试仪器、测试方法或者主试自身的期待心理，有的人可能无意地歪曲了事实。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歪曲其实是可以通过科学家严格谨慎的测试态度来消除的。在测试过程中必须力求精细、严格，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得出结论时务必仔细核对、小心谨慎，容不得半点大意。唯有如此，心理测试才能真正客观、准确。
（二）重视针对被试的伦理原则的落实
犯罪心理测试以人的生理心理为测试对象，以人为被试，为犯罪心理测试带来诸多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涉及被试人员的犯罪心理测试必须遵循以下伦理原则。
1.切实保障被试的知情同意权
切实保障被试的知情同意权这一原则要求被试有权利了解测试目的和内容，并仅在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参与测试。主试在测试进行之前必须如实告知被试测试的目的、程序以及测试所具有的特点，包括那些可能导致有害影响的部分。即使这种告知可能影响被试乐意参与测试的程度，主试也要如实履行这项义务。
2.保障被试在测试中途有退出的自由
保障被试退出的自由这一原则要求主试必须尊重被试的自由选择，允许被试在任何时候放弃或退出测试，被试应当被告知自己有权利随时选择放弃测试。
3.保护被试免遭伤害
保护被试免遭伤害这一原则要求主试在测试进行时和测试完成后，都必须确保被试不会因为测试而产生任何不良反应。在测试过程中，主试必须对被试的状态保持密切注意。因为即使是最缜密、危险程度最小的测试计划都可能产生未曾预料的后果，所以主试应当随时准备向被试提供帮助和建议。
4.保密原则
所谓保密原则就是指在未经被试许可的条件下，主试不应泄露被试在测试中的任何表现，尤其是被试的个人信息。保密原则看上去简单易行，但实际执行时却有可能遇到道德的两难境地。比如，在测试中发现某个被试患有明显的抑郁症却从未得到治疗，主试究竟应该遵守保密原则而忽视被试可能遭受的潜在伤害，还是应该打破保密原则将情况告知专业临床心理专家以促进被试心理安全？在这种两难境地下，主试必须进行衡量：到底哪个道德准则更为重要？如果主试坚持对该被试进行治疗，他可能会怀疑主试侵犯了他的隐私，因而会产生持久的愤怒和不信任；如果主试选择遵循保密准则，那么该被试就会处于严重的抑郁状态而不接受任何治疗。如此看来，保护被试免遭伤害比坚守保密原则更加重要。因此，犯罪心理测试的伦理规范必须建立在实效的基础上，即主试必须首先做到最好地保护被试，然后才考虑如何完成一项有意义且有效的测试。这就是科学测试有效性与道德伦理的统一。
总之，我们务必要重视对犯罪心理测试主试行为进行伦理心理学解剖分析，加强犯罪心理测试主试个体道德规范，对犯罪心理测试主试道德培育的建言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本文是一次从现代伦理学视角探讨犯罪心理测试职业伦理的尝试。
[1] 谈际尊. “科学伦理”研究范式的转换[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7， 02.
[2] 尚东涛. 技术伦理的效应限度因试解[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 05.
[3] 禤思，王恩华.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一个科学伦理视角[J]. 求索. 2007， 09.
心理咨询伦理 篇4
1 高校心理咨询中双重关系的伦理困境
伦理规范中规定除咨询关系以外,咨访双方不得产生和建立其他任何关系,尽量避免双重关系,尽量不与熟人、亲人、同事建立咨询关系,更不得利用来访者对心理咨询师的信任牟取私利[3]。尽管如此,现实情境中,这种双重关系甚至多重关系的伦理困境却还是时常出现。
1. 1 师生关系的困境
目前,高校心理咨询师中很多是学校教师,大多数情况下,心理咨询师不仅被看做心理咨询师,还被看做教育者与行政人员。他们在进行心理咨询时往往还不能完全脱离学校的管理要求,这常常和来访学生倾谈内容有所冲突和矛盾。例如,当遇到学生校外同居等问题,他们就很难按照一般心理咨询的目标来进行咨询,而多是秉承教育或管理的原则; 还有些直接触犯了学校规定,如考试作弊、贫困生欠费问题等的学生,此时心理咨询师就很难摆脱学校的管理规定,咨询中的伦理两难也就产生[3]。
1. 2 朋友关系的困境
赵静波等人曾对心理督导师伦理行为做过调查,结果显示朋友关系是最为常见的双重关系,从业者在判断“为朋友、学生、被督导者、雇员提供咨询或治疗”是否符合伦理时,存在较明显的争议[4]。在高校,基于心理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了来访者的咨询选择,学生和咨询者可能会因多次会晤而熟络起来,甚至发展成朋友; 此外,在中国这个大的环境下,咨询者可能会面临来访者是经熟人或亲戚介绍而来,在这种似朋非朋的复杂人情关系的交织下,咨询者和来访者在正常咨询之前,难免会进行不必要的寒暄或对话,这也为保持单纯的咨询关系埋下了隐患。
1. 3 与性有关的双重关系困境
在高娟等人的调查中,绝大部分报考心理咨询师的人员在有关性的双重关系上的伦理意识符合伦理规范,此结果可能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是一个在性方面较为保守的国家,而且非婚的性关系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不良影响也是被普遍认同的。然而,在邢军的调查中,仍有5. 0%心理咨询师/治疗师曾对来访者说“我很喜欢你”、“我被你的魅力所吸引”,7. 0% 的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建立了亲密关系,1. 5%的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治疗师有过性关系,比例小于国外文献报道[5]。虽然所占的比例小,但由于其危害性大,因此不容忽视。目前,关于高校心理咨询中与性有关的双重关系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果被呈现,但基于邢军的调查,这种双重关系的困境在高校也仍有发生的可能性,而且一旦发生,其危害也是无法预知的。
1. 4 剥削性质的双重关系困境
邢军在对全国的心理咨询或治疗的来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除朋友以外的其他非性双重关系中,其中明显具有剥削性质的双重关系,如向来访者推销东西、借东西的分别占3. 0%和2. 7%[5]。在高校中,心理咨询师常常被看做老师或教育者,如果让来访者帮忙送个文件,寄个包裹,或任何其他的事情,学生们基于对老师命令的服从,大多数情况下也都会按要求去做。这些看似与心理咨询过程无关的行为,却也打破了双方单纯的咨询关系,相关调查文献和国外临床实践也都表明非性的双重关系会对专业判断、来访者的利益及治疗效果造成危害。
2 高校心理咨询中双重关系困境的原因分析
2. 1 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人情法则盛行的中国社会,办事需要托关系,走后门,这种习俗也反映在心理咨询的实践中[6]。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7]。张爱莲等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面子和人情的特点很可能会和心理咨询职业伦理中对专业关系界限的强调发生冲突[8]。例如,心理咨询师不应该接受本就存在非专业关系的人的请求对他们进行咨询,可是在中国,如果有认识的人或经熟人介绍的人要来进行心理咨询,他们往往很难拒绝,于是,在真正进行咨询的时候,这些看似与心理咨询过程无关的行为,却直接打破了双方单纯的咨询关系,直接危害到咨询师的专业判断、来访者的利益和心理咨询的效果。除此之外,由于高校的心理咨询师大多是教师,传统的尊师观念会使学生在面对老师时产生畏惧之心,难以做到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认同或接受,甚至还会掩盖自己的负面情绪。他们在对待咨询师可能给出的建议时,通常抱着“你说我听”的态度,致使咨询过程无法深入,也很难取得理想的咨询效果[1]。
2. 2 特定环境的影响
无论是在参与人员上还是在工作体制上,我国学校心理咨询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使得从业人员的性质、归属和定位很容易产生混乱,直接影响了咨询关系的“纯净性”[1]。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双重关系常常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心理咨询老师往往一人承担多重角色[9]。在学校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大多数的咨询师和来访者都存在着师生关系,此外,高校中部分心理教师可能同时是学校领导或活动组织者,也可能认识来访者的某位亲戚或老师,这使得高校的心理咨询不可能只是单一的专业咨询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咨询的效果,再加上学校心理咨询普遍不收费,这使得心理咨询师处于更加明显的主动地位,因此可能会发生更多违反心理咨询伦理的情况[3]。
总而言之,在学校这一特定环境的影响下,心理咨询师身兼多职,人际关系紧密,心理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了来访者的咨询选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校心理咨询中双重关系面临的普遍困境[1]。
3 高校心理咨询中双重关系的解决对策
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间特殊的咨询关系必须有一定的伦理准则为保证。要对来访者进行无害且有效的帮助,除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经验的积累以外,主要是通过心理咨询师的职业操守来保证的[10]。然而,现实中很多心理咨询师的伦理意识或伦理观念却不强,高校中心理咨询师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也不是仅凭个人职业操守就能解决的。汤芳和张静波就提出,行业伦理规范体系不完善,伦理教育课程缺位等问题使我国大陆的心理咨询在避免双重关系的伦理规范上存在着困难[11],可见,除去咨询师自身的因素,外在因素亦是造成心理咨询师难以落实避免双重关系专业伦理规范的重要原因。
3.1制定本土化的高校心理咨询伦理规范
我国高校心理咨询的理论研究非常薄弱,临床伦理实践也很不规范,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校心理咨询的发展[12]。基于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双重关系问题在高校面临更多困境。尽管专业伦理准则中强调要尽量避免双重关系的发生,但是仍能经常听见不同的声音。例如,Lamb和Catanzaro[14]认为理论取向是会影响非性关系的边界的,还有研究者认为,如果不允许任何双重角色的产生,那可能就要被迫过着隐居的生活[13]; 此外,Corey等也表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伦理守则也应有所改变,以适应当地的人情[15]; 汤芳,赵静波也表示心理咨询与治疗师在双重关系的伦理规范上所树立的应然追求应合情合理,在处理双重关系时应兼顾专业要求与人情法则。因此,在高校心理咨询师只能依靠个人的职业素养进行自我监督的情境下,我国还需发展出一个普适性的关于高校心理咨询伦理问题的行业规章,制定出本土化的特色高校心理咨询伦理规范。
3. 2 强化高校心理咨询师的伦理教育
中国国内还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伦理教育课程,很多报考心理咨询师的人都是非心理学专业出身( 76. 4 % ) ,而且大多依据个人的经验来进行伦理意识判断[16]。于是,有些心理咨询师在做某种不符合伦理规范的事时,却没有意识到这是违反职业伦理道德的。
因此,对高校心理咨询师进行定期的、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很有必要,这样就可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使其能够有效地利用高校心理咨询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因素。
要使心理咨询达到良好的咨询效果,心理咨询师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咨询技能,更需要必要的伦理意识和观念。因此,必须加强高校职业伦理教育,使咨询师自觉地树立起职业道德规范意识,完成从“熟人关系”到“制度关系”的过渡与转变。此外,相关实验结果显示,案例教学是一种有效的专业伦理教学方法[17],而且通过案例来模拟伦理困境,也可以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双重关系伦理意识[18]。
3. 3 为高校心理咨询师配备督导师
与专业知识和技能一样,咨询判断、操作是否符合规范对衡量高校心理咨询师职业素养来说,同样重要。因此,高校心理咨询师通过自学、讲座、网络学习等方式学习系统的伦理学的同时,有效而合理的督导也是心理咨询师规范伦理过程,提高伦理意识的重要手段。人在自律的同时,也需要他律的约束,适当的督导正是起到他律的作用,它可以帮助心理咨询师避免咨询决策的失误、提高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整个行业的职业素质。没有形成心理咨询师的督导制,很多咨询师和来访者深陷咨询困境而无力识别与解脱[10]。因此,为高校心理咨询师配备督导师无疑是促进心理咨询师规范操作过程、提高咨询效果的必要手段。目前,高校内开展的心理咨询大多忽视了督导的重要性,在心理咨询的督导制度建设方面,也是远远不够的,各方须深刻认识到健全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机制,推动督导制度的建设是高校心理咨询的重要保障[3],并将高校中督导师的配备工作提上日程,付诸实践。
4 小结
想要合理有效地应对高校心理咨询中双重关系的伦理困境仍是阻碍重重,也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善这种现状。在不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同时,仍需注意到:心理咨询师处理伦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个人及行业专业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机械地运用伦理守则到努力寻求专业伦理和个人伦理的平衡[4]。因此,用发展的视角来研究专业伦理的问题将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摘要：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应是一种单纯而又特殊的咨询关系,这种关系需要一定的伦理准则为保证。而在许多高校的心理咨询过程中,这种关系却常常被打破,出现了双重关系甚至多重关系的伦理困境。文章对高校中可能出现的双重关系进行相关伦理困境的探讨和原因分析,并提出合理的对策——制定本土化的高校心理咨询伦理规范,强化高校心理咨询师的伦理教育,为高校心理咨询师配备督导师。
我国心理咨询业的伦理学探讨论文 篇5
首先，应该尽快成立心理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心理学会(CPA)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CAMH)应联合成立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门负责探索、制定、修订“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的伦理学原则和行为规范”，同时受理各类心理咨询相关的伦理学问题的投诉和处理。让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有相应的管理部门和投诉渠道。
其次应该起草中国本土的心理学伦理学规范。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针对所有从事心理咨询工作者的行业规范和伦理学原则，而完全照搬欧美等国相应正式的心理学伦理规范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仅仅只能起借鉴作用。美国心理学家Hobbs说1101:产生于真正本土心理学的伦理学法典才有生命力。所以，中国心理学会应该尽快着手制定‘中国本土的心理学工作者的伦理学原则和行业规范’，强化心理咨询行业的规范和管理。该规范的制定方法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做法，以经验研宄为基础，向中国本土实践的心理学家发放调查问卷，然后进行分析、综合和整理，在反复讨论的基础上予以试行，然后再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再次，应该加强心理咨询师的注册和认证工作。心理咨询的伦理规范到最后是由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实施和遵守的，要想减少咨询当中伦理学问题，就必须对所有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咨询师进行有效的管理。咨询师必须在中国心理协会或者注册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同时予以公开，来访者可以在网上查询，予以吊销执照的也能在网上进行查询，这样，就增加了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样，可以避免非专业的人员来从事这一项专业的、神圣的工作。在我国现阶段，心理咨询师鱼龙混杂，很多非专业人员未经任何正规的培训，就上岗咨询，而来访者又无从识辨，这样影响了心理咨询的信誉和健康发展。
浅析翻译伦理与翻译伦理模式 篇6
【关键词】翻译伦理；翻译伦理模式
作为一项多元的人类活动，翻译是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一种跨文化语境的交际行为。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难免要和源语、源语作者、目的语读者、翻译评论者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足见翻译活动的成败直接由译者所决定，所以译者不但是译文翻译的主体而且还是原作解释的主体。在这些人与人的关系里，译者作为社会群落中的一员，其多重身份决定了必然要受到多重翻译伦理的约束和制约，这是由译者的生存圈所决定的。
一、翻译伦理综述
首先，有必要对“伦理”进行剖析。该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中“ethos”，可被解释为本质、风俗，它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是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其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蕴涵了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道理。
西方译界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当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托尼·贝尔曼于1984年率先提出“翻译伦理”这个学术理念。他认为，所谓的翻译伦理就是要尊重源语及源语的其他因素。接之，安东尼·皮姆又创新性地提出了翻译的“文化间性”这一概念，促使翻译研究从单一主体走向多边的主体间性研究，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翻译伦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基于此，又倡导“存异伦理”，极力主张人们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采取“异化”的手段，即保留源语中的语言文化差异，不倾向于目的语。总体看来，西方翻译伦理的研究主要涉及了译者本身的伦理、翻译职业的伦理等因子。
中国学者对翻译伦理的研究仅始于2001年吕俊教授的著作《跨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自2005年始，中国对翻译伦理研究的学者与日俱增，成果日显丰硕。我们的集中点大多数是构建翻译伦理学，翻译国外相关的著作，运用国外的翻译伦理研究成果分析和解决翻译在实践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总的来说，国内的很多学者在翻译伦理方面的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创新意识很弱，许多学术成果只是蜻蜓点水一般的肤浅。
二、翻译伦理模式综述
伴随着对翻译伦理学研究的递进，学者们又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的对译者进行规范并制约的翻译伦理模式，在这其中，不乏有闪亮之处。比如，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就提出了译者必须要坚持“五项中间基本原理”，分别是事实真理、逻辑真理、审美真理、道德真理和语言真理。此外，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在对翻译伦理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后，提出了五个翻译伦理模式：再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交际的伦理、规范的伦理和承诺的伦理。持此之外，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所倡导的“跨文化空间”的概念在翻译伦理研究中格外突出。他认为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是为某一客户而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一项职业性服务，提供服务的译者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他并不仅仅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文化社群”。下文将重点对“再现的模式”和“服务的模式”进行重点剖析：
安德鲁·切斯特曼认为再现的翻译伦理模式体现出翻译标准中“信”的原则，根据这一模式，译者应该客观地平衡并把握自己的主体地位，严格遵守异化的翻译策略。否则，违背了这一原则的译作则会偏离源语作者的真实意图和原文的真实呈现，如此一来，译者是打着翻译的旗号，对源语进行了修改甚至发挥，背离了翻译“忠实”的首要原则。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服务模式，根据该理论模式，服务的对象有目的语读者、委托人、赞助人等。译者的忠诚实际上也是针对委托人的要求而看待的，接之才会考虑译者、源语作者及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和交往规则。所以，这么看来，译者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也会直接影响到翻译作品的质量。
在中国，孙致礼在《译者的职责》中，借鉴了安德鲁·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从中国目前翻译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并详尽地说明了译者的五种职责：再现原作、完成委托人的要求、符合目的语社会文化的规范、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以及译者的职业道德，这也是国内首次从翻译伦理的视角来阐释对译者要求的声音，这对翻译的宏观发展有着重要且深远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吕俊.跨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2]Peter Newmark.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3
[3]Anthony Pym. Pour Une Ethique du Tradcutteur [M].Arrsa et Ottawa：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y et Press de l’Universited Ottawa，1977
[4]孙致礼.译者的职责[J].中国翻译，2007（4）：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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