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精选11篇）
外语教育 篇1
一、前言
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对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是外语教育大国,主要体现在外语教育普及范围广、涉及人数多、重视程度高。自我国2001年秋在全国城市及县城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程起,学外语的人数节节高升,有专家预测再过几年学外语人数将超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人口总和。但我国还不是外语教育强国,表现为国民外语整体水平不高、外语运用能力较差、外语运用意识不强、外语教育规划有时缺少系统性、宏观导向性政策不明确、师资队伍层面问题众多等。目前国内的外语学术界和教育界对外语教育的关注逐渐增多,但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多,即外语教学是研究焦点,介绍、探究他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文章凤毛麟角,比较深入的多国别多角度的对比研究还没有形成。
谢倩(2014:10)认为外语教育政策既指显性的国家正式规则,如各国政府颁发的战略、工作计划、白皮书、行动计划等正式政策文件,也包括隐性的非正式规则,如文化理念、价值观、实施机制等软性行为规范。目前,我国仍行走在制定适合国情的外语教育政策的道路上,以前只发布过一些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文件,完全适应国情的外语教育政策仍在孕育之中。此外,教育部门下设的研究机构虽众多,全面系统研究各国外语教育政策的部门却仅有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其致力于研究十多个非英语国家的外语(尤其是英语)教育进展情况。
造成有时外语教育政策缺位、宏观教育理念淡薄、教育思路模糊、教育管理不得力等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文化因素的制约、有根深蒂固的外语学习理念的影响、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因素。此外,外语教育教学历史短暂、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相对滞后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如何实现由外语教育大国变成外语教育强国的质变,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外语人才,众说纷纭,但“师夷长技”一定是较快见效的做法之一。了解其他国家外语教育的先进经验并科学借鉴,是发展外语教育的捷径之一,有利于实现外语教育的终极目标———文化传承。
二、国外外语教育成功的制胜法宝———导向性明确的宏观外语教育政策
教育既是自下而上实施的过程,即学生———教师———学校———教育部门———国家,也是自上而下政策贯彻的过程,两者同时运行,不可偏废。任何一种教育若缺少执行者,则无以为继。同样,任何一种教育若缺乏国家纲领性政策的指引,则不成体系。外语教育亦然。根据本文作者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认为我国学生外语交际能力的薄弱源于教师,教师交际能力的薄弱源于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源于以前缺少国家纲领性的外语教学指南。因此,应从政策层面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这样,外语教育成效才能提高。
研究中发现,各外语教育强国在外语教育规划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经验,值得参考与借鉴。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其开展外语教育的导向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提升个人价值,如外语学习兴趣、就业、跨文化交际等,也有的是出于社会价值的考虑,如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全球化等。但出奇一致的是,各外语教育强国的宏观外语教育政策导向性非常明确。秦杰(2014,1:124-125)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外语教育政策走向体现在两个方面:英语全球扩展和多元语言政策。
经历过外语教育发展的低迷时期及自食恶果之后,美国以语言战略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实现美国经济全球化的利益最大化、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价值取向。这一理念的形成,与美国教育部门眼光长远、多种族性、安全意识及历史教训密不可分。经过9·11等事件之后,美国把外语的战略地位上升到国家安全。美国移民社会的多种族性和语言多样性,促使美国国家语言政策发生质的改变,英语中心主义的单边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理念深入人心,政策运行亦愈加顺畅。从立法和行政的高度制定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外语教育目标5C》(5C:Communication,Culture,Connection,Comparison,Community),充分体现“能用外语交际、体验多元文化、贯连其他学科、比较语言文化特征、应用于国内外多元社区”的外语教育政策的核心思想。
英国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认为,自己不需要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导致英国外语教育出现落后的局面,也开始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痛定思痛,英国重新审视外语及外语教育对个人、社会、国家的意义和价值,提出顺应时势、适应国情的外语教育发展规划,通过激发全体国民学习外语的热情和动机,从而实现全面提高本国国民的外语素质、推动经济复苏、增强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力等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教育部门推出了系列重要文件《语言学习》《全民的外语:生活的外语———外语教育发展战略》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有效的外语教育政策来推动英国民众的外语学习,提高全民外语水平。
澳大利亚在制定多元化外语教育政策时,对国家众多方面的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历史上长期推行单语制带来的严重弊端、19世纪以来的移民潮带来的语言多样性、外语教育的精英化向普及化的转向、国家的行政特点、国际地理位置、国内复杂的语言人口分布、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区域经济的特点等。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语言政策》、90年代的《亚洲语言发展策略》《非英语语言教育申明》及本世纪初的《学校外语教育计划2005-2008》等系列纲领性文件的相继出台,从国家政策层面保障了多语种外语教育及外语教育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欧盟有27个成员国,4亿9千多万公民,说六十多种语言。独特的地缘特点、社会历史、政治需求、文化维护等造就了多元化的欧盟外语教育,可以说欧盟外语教育是教育多元化、语言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理念的典范。“强调外语学习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促进欧盟民主公民权的教育和社会融合,致力于个人多语能力的终身发展”是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推动学习欧洲各国的语言,加强欧洲意识,培养欧洲公民”的理念,是伴随着欧洲联盟诞生及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而应运而生的。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教育白皮书《教育和训练:以学习化社会为目标》,要求公民掌握三种共同体语言,强调了多语种态势的必然性。《欧洲语言学习基本标准》及《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框架性共同标准》,整体提高和保证了欧洲外语教学的水平与质量。经过多年的潜心发展,欧盟的外语教育政策实现了从注重语言教学方式向注重语言教学内容及语种多样性的转变,为欧洲公民的人文素养、民主和宽容意识的培养起到了巨大作用。
亚洲诸国及地区也积极致力于推进外语教育的发展。在新世纪伊始,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政府资政报告中,公开阐明本土语言文化与外国语言文化的相互作用及关系(转引自沈骑2011,9:65),其“开展文化交流、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思想不言自明。21世纪日本发展外语教育的思路愈加清晰,一方面强化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顺应国际大势致力于发展多语种外语教育。韩国则把外语教育放在战略发展的高度,加大对外语教育的投入,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旨在培养具有多元语言文化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的外语教育政策,有效地推动外语教育开展,以适应其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蒙古于2001年出台《提升外语教学质量中长期规划》,进一步明确推动外语教育发展的决心和责任。《泰国国家语言政策》明确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母语教育之外,泰国还必须加强交际范围更广的外语语种的教育,充分培养国民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把外语教育从个人能力提升层次上升到国际交流层次。新加坡在语言政策确立后制订了语言计划,其规定重点学习四种语言,即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这几种语言的地位始终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联系在一起。
以上国家采取的外语教育政策,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本着国防安全、民族和谐、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国际竞争、个人提高、时代发展、民主公平等目标而制定的。它符合国家利益发展、顺应时代潮流、政策客观科学,国家、社会、个人诉求得到全面体现,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了起来,因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沿革
外语教育政策制定,是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文化以及国际地位的大事(胡文仲,2009,5:15)。我国外语教育自京师同文馆成立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有着不同的外语教育政策,但外语教育政策始终深受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上半期,俄语教育迅速发展。1958-1966年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教育逐渐恢复,上世纪80年代重视科技英语,上世纪90年代重视实用口语,现在“全民学英语”。外语教育的地位、外语语种的选择,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近年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面临着技术革新、知识经济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兴进步的教育思潮不断涌现,素质教育成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确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策略,即强调个人发展、创造性和探索性。在1992、1993、1996年的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中,英语水平被看作素质教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Adamson博士在《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教育史》中所言,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交互作用与制约的过程(张沉香2012,4:159)。
由上可见,外语教育政策一直随着国家发展的预期目标和动态局势而调整,但总的发展路径基本一致:从过度强调外语教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到重视其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功能,再到关注海内外先进教育理念,寻求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简言之,外语教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着,培养优秀的外语人才是时代的呼唤。
四、外语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 理论层面———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并重
任何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都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社会价值的取向。在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中,荷兰强调满足经济需要、结合市场需求的特点尤其显著(施健、余青兰2008,7:159)。1988年开始确立的“荷兰国家行动计划”,更是世界各国外语教育政策的集大成者。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一直是荷兰语言政策制定的风向标。在早期的拉丁文学院,为了避免走向衰落,同时满足蓬勃向上的经济发展对语言能力的需求,开设了外语等实用性强的科目。为了满足外贸和航运业的需求,荷兰政府和工商界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对外语人才的依赖,社会上自发地形成重视外语教育的风气。在重视外语教育政策社会价值取向的同时,还要关注人的价值的实现。纵观外语教育历史,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有时偏于工具性,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价值取向(张沉香2012,4:159)。教育的本质最终是指向人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外语教育政策应把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放在同等地位上。
2. 操作层面———统一管理与长期规划并重
操作层面上,对外语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整体地位和作用有时不够重视,外语教育的开展和实施有时缺乏统一的管理和长远的规划。外语教育在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教育实践探索的点滴成功并不是诠释一国教育成效的唯一标尺,还需要国家层面的高瞻远瞩的规划。未来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管理或是协调外语教育事业的机构,需要积极研究外语教育的应有地位(李宇明2010,1:2)。统一管理的缺失和长远规划的匮乏,必然使外语教育的社会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外语教育的多样性、和谐性、有效性和目的性有时难以实现,不利于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
3. 本土化与国际化并重
李宇明认为,当前影响外语教育规划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国家开放和信息化。他认为中国正经历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的转变,外语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来到中国、履行大国国际义务的必要条件。应当进行外语教育改革,融入世界大家庭,消除语言障碍,加强国际沟通,从而使世界各国人民更密切、更广泛地相互交往,同步实现人的发展和国家发展。张正东(2005,12:16)提出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必须考虑的几个方面,即综合考虑国情特点,外语语言的特点,外语教学目标、过程、方法,教学管理专门化,教师发展专业化,教学资源最优化,教育公平,国家安全等因素。这一提法,为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开启了思路。
五、结束语
总之,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要重视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外语人才。奈乌斯托布尼认为,外语教育有维持体制、兴趣与爱好、象征、技能训练、了解异国文化、交际等六项功能。但这些作用的实现,需要政策的保障。外语教育政策不仅关系到文化传统的传承以及下一代整体素质的提高,更是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发展乃至国家安全层面的大事。制定合适的外语教育政策,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首先要植根于本国的外语国情和发展需求,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逐渐丧失本土文化特色;其次,要从理念层面到操作层面多方位地权衡利弊;再次,借鉴外语教育强国的先进经验也不能小觑;最后,外语教育规律也是制定恰当的外语教育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正确的外语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出发点,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有利于培养大量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具有良好外语素养及宽阔国际视野的各类人才。
外语教育战略问题思考 篇2
关键词：外语教育政策战略思考顶层设计
“战略”一词原来多用于战争，是指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现在已广泛用于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一个国家的语言战略包括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两大部分：语言规划是确定语言关系，制定语言政策，处理语言问题的动态过程，分“隐性”和“显性”两种。显性语言政策指国家在宪法中规定国家官方语言；隐性语言政策是体现语言态度、立场以及观点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教育是国家隐性语言政策的重要部分，与国家的语言战略关系密切，是实现语言战略的重要途径。
一、美国外语教育的战略转变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美国外语教育政策战略演变也许能给我们带来启发。早在1958年，美国就颁布了《国防教育法》，该法规有力推动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外语教学。1968年为了顺应移民潮的到来，美国颁布了《双语教育法》，1984年国会又将《双语教育法》延长至1988年。这段时期的《双语教育法》使双语教育正式成为美国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为少数民族学生争取平等教育机会的运动转化为国家强制实行的教育政策。1994年，美国教育部在《2000年教育目标：美国教育法案》中开始将外语列为核心教育课程。9.11事件后，美国更是将外语教育政策升格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联邦政府在2006年颁布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就明确了对国家安全关系密切的外语教育的重视和关注。此后美国国会也向政府施压，要求将原有的《国家外语协调法案》提升为《国家外语战略法案》。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外语教育政策的转型体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因素。除了语言政策外，美国政府更多的是从隐性层面（语言教育）体现和贯彻他们的语言规划、政策和战略思想。
二、我国外语教育战略的思考
美国面临的问题对我们的现在和将来都有启示意义。在现阶段我国重视和强化外语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地位提高等因素不无关系。外语教育政策的战略思考首先是要与国家战略目标一致，其次是思考外语教育事业发展的全局性的规划与对策。我国社会已进入了转型时期，而国际社会经济一体化步骤则在进一步加快。双重作用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的战略应该有新的考量。
外语是一门对外沟通、学习和认知的工具。缺了这门工具，国家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一定的阻碍。然而外语教育不仅仅只有工具价值，它对国民素质培养、国家形象提升、国家现代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外语的重要作用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现代全球化的另一个特性就是信息化。信息化意味着世界各国人民更密切更广泛的相互交往，而这种交往最重要的工具和特点就是语言的使用，包括母语和外语。此外国家的安全战略也是外语教育政策的考量因素。
外语教育政策涉及到国民教育与国民的语言培养指向，从长远看必将影响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各方面的发展。2010年6月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思路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到2020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作为国家整体教育的一部分，外语教育肩负着培养富有创新能力的外语人才和具有外语能力的其他专业的人才的重任。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外语教育政策是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缺乏长远战略思考的外语教育政策可能会至上而下带来一系列的失误，如教学大纲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实践等带来一系列至上而下的失误。在我国外语教育史上，因决策者缺乏战略眼光，加之受到忽左忽右政治倾向的影响，在外语教育语种选择、外语教育规划布局、外语人才培养层次等方面都出现过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稳定的外语教育政策，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稳步发展，培养了大量的外语精英，外语教育也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但是在宏观战略层面，我国的外语教育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全国与地区的外语教育规划布局和统筹兼顾、外语教育学科发展的共性和个性、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教育战略研究等。同时还要研究外语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强调外语教育并不意味着盲目投入。在经济社会中，任何投资都要讲究回报。外语教育也是如此。
外语教育的战略思考要将国家战略放在首要位置，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外语教育的科学规划当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来抓。政策制定与实施各方要形成的合力。具体而言，外语教育的战略思考及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总结得失。我国外语教育事业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受到严重的挫折。回顾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得失有助于我们避免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有助于构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自我话语体系。总结得失要敢于揭短，要找出失策的根源。
二、研究设计。顶层设计是总体框架和思路。顶层设计是外语教育政策战略的核心部分。政策主体首先要科学认识外语教育在我国的地位、作用和目标。其次要设定好主要外语教学语种。然后要对外语在各级教育中的开设范围、人数进行统筹安排并要制定好统一连贯的教学标准。
三、科学规划。中国地广人多，各地的教育发展水平也不一样，如农村和城市、东部和西部。因此标准不能一刀切，具体实施政策应因地制宜，需要各地实践中在不断动态调整完善。我国外语教育模式的走向应在顶层设计把握框架之下，鼓励地方根据自己自身的实际情况自我调整，如教材的选择、教师的要求和教学要求的调整等。
四、贯彻执行。外语教育政策是规范外语教育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只有当制定的政策体现了外语教育环境的要求，并得到了有力的贯彻执行，才能解决政策要规范的问题，实现政策的执行目标。政策制定方有教育主管部门，实施方是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介于这两者还有各级的研究人员。政策的主体和客体要形成合力。
五、加强研究。首先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专项的投入，相关科研人员以外语教育专家为主，但高校的外语教师也应积极参与。其次，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研究，需要教育学、政策学、语言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资源和成果。仅用语言学的知识恐怕很难继续深入研究。此外，国外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等方面都要加强。总之，外语教育政策制定战略研究应从大处着手，从长远着想。具有战略意义的外语教育规划和政策必然会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蔡永良.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J].外语界，2011（1）.
[2]孟臻.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外语教育 篇3
一、对美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回顾
美国的外语教育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引起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关注, 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就已将外语作为“新三艺”课程, 突出其在尖端人才培养中的作用[1]。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外语教育因政府预算降低, 家长和社会认为外语学习耗时费力, 加上政府预算下降, 外语教育急剧下降。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 受到移民潮和信息技术的影响, 人们重新认识到外语的重要性, 外语教育开始复兴。1979年, 里根总统下属的外语与国际研究委员会花了一年的时间, 对全美外语教育及国际研究状况进行集中评估, 结果发现, 外语教学方式的弊端、外语师资培训的不足、外语行政支持不力等问题存在于各级的外语教育之中, 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包含师资队伍和课程标准等在内的65条改善外语教育的建议, 美国教育考试中心与美国教育委员会联合推出了外语水平标准。1983年4月, 美国教育质量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的报告, 几天后, 里根总统发表广播讲话, 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在全美发动起来。
自90年代以来, 外语教育在美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地位进一步彰显, 克林顿政府1994年出台了《2000年教育目标:美国教育法案》, 时隔五年, 于1999年又推出了《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 新“国标”的推出, 进一步提升了外语的地位, 外语成为美国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
奥巴马总统自2009年入主白宫以来, 十分重视教育改革, 将加强教育作为提高美国竞争力的基础, 视教师队伍建设为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 他还在多个场合, 以欧洲领导人和自己为例, 特别强调了外语的重要性。
二、美国外语教育的基本现状
美国外语教育的起伏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从外语语种的选择来看, 美国外语教育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和一定的盲目性。然而, 美国外语教育学习的热潮很少能够长久持续, 往往是每个语种持续大约10年后便偃旗息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和前苏联相互对峙, 相互竞争, 美国人热衷学习俄语。20世纪80年代, 日本经济强势复苏, 对美贸易顺差节节攀升, 很多学校开始教授日语。20世纪90年代开始,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 美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潮大增, 而且与以往不同, 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至今热度不减。2008年, 汉语一下跃居第二位, 仅次于西班牙语。10年前, 大部分开设汉语教学的学校位于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但近年来, 美国中心地区的许多学校也开始开设汉语课, 包括中西部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 南部的田纳西州和乔治亚州, 西部的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在美国高校联盟与中国教育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中心的联合推动下, 汉语在美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从开设外语学校所占的比例看, 1987年和1997年, 美国小学中开设外语的学校分别占22%和31%, 开设外语的中学分别占87%和86%。从语种选择来看, 1987年和1997年中小学语种的选择变化不大, 1987年和1997年位居前五位的语种分别是西班牙语、法语、拉丁语、德语、希伯来语等, 汉语分别排在第9、10位。调查发现, 1997至2008年, 10年间美国开设外语课的中小学数量大幅下降, 许多原本提供日语、法语、德语、俄语教学的学校都已经停止开课了, 唯有开设汉语课的学校却大幅上升。
三、当前的美国外语教育改革
1. 改善外语师资的社会地位。
美国中小学教师尤其是数学和科学教师短缺已经成为阻碍美国教育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成为长期困扰美国教育改革的一大难题。美国政府多次表明, 要通过提高教师职业的薪酬和改善教师职业的社会地位, 努力使教师职业“像医学、法律和工程一样受到同样尊重”, “使新一代具有不同背景的、受过良好培训、聪慧能干的人进入学校和课堂, 以增加今日美国课堂中熟练教师的人数, 并确保我们的学校是由优秀的团队所领导的”, “为好教师提供他们所需的资源, 保证好教师能够安守岗位, 并且奖励最优秀的教师。此外, 我们还要给学校更多的自由:教师上课时可以富有创意、满怀激情;教师可以不为应付考试而教;替换那些不能帮助学生有效学习的教师”。
2. 重视外语师资队伍建设。
高质量的外语教育需要高素质的外语师资队伍, 一方面, 美国政府规定, 外语教师培养方案必须展示以下八个方面的特征: (1) 候选人的外语交际能力 (尤其是口语能力) 的培养与发展; (2) 不断评价候选人的口语能力, 对于候选人是否达到所要求的口语水平给予诊断性反馈。 (3) 培养方案必须包含语言、语言学、文化和文学元素。 (4) 必须开设外语教学方法论课程, 并且由合格的外语教育专业的教师授课, 且熟知现教学法与教学问题。 (5) 在候选人教学实习之前的见习必须包括外语课堂教学体验。 (6) 候选人的见习与教学实习, 必须由合格的外语教育者监督, 且熟知现代教学法与外语教育问题。 (7) 为候选人提供机会体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学形式, 并在教学实习中使用教育技术。 (8) 为候选人提供机会参与有组织的国外学习课程或在目的语国家获得广泛深入的浸入式体验证。
另一方面, 外语教师必须在学科知识、语言技能与专业性向方面达到的专业标准。它主要由六项核心标准构成: (1) 语言、语言学、比较。即展示语言能力、掌握语言学知识、进行语言比较。 (2) 文化、文学、跨学科的概念。即展示文化理解力、理解文化语篇与语境、整合教学原则。 (3) 语言习得理论与教学实践。即运用语言习得知识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运用多种教学模式满足不同学习者需求、整合教学原则。 (4) 外语学习的标准与课程、教学的整合。即将外语学习标准纳入课程计划、将外语学习标准纳入语言教学、用外语学习标准与课程目标来评价、选择、设计和调整教学资源。 (5) 语言与文化的评价。即了解并恰当使用评价模式、对评价结果进行反思、汇报评价结果。 (6) 专业化, 即致力于专业发展、懂得外语学习的价值。
3. 实施教师评价体系。
奥巴马政府还积极倡导实施教师绩效工资, 以此提高优秀教师的待遇。绩效工资制度采用多种评分标准, 依照严格、透明而公平的程序衡量教师与校长的工作成效, 公布教师与校长的参评结果, 并依据这些评比结果作出奖励或惩罚的决定。美国的外语教师教育已经形成了职前、入职和在职“三位一体”的质量认证体系, 建立了职前、入职和在职优秀教师标准, 为外语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不同层级的保障。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 (NCATE) 与美国外语教育协会 (ACTFL) 于2002年共同开发并颁布了绩效本位的认证标准———《外语教师培养方案标准》, 该标准是NCATE认证体系的基础与核心。到目前为止, NCATE已承担了全美600多所教师教育机构的认证, 拥有33个专业团体作为其成员组织, 由教师教育者、教师、学科专家、当地以及州的政策制定者组成, 共同致力于美国高质量教育目标的实现。1999年, NCATE吸纳美国外语教育协会 (简称ACTFL) 成为其成员组织, 共同开发了绩效本位的认证体系。NCATE的专业认证, 一方面有利于外语教师培养机构建立专业声望, 表明其外语教师培养方案能够提供质量保障, 即该培养方案已经达到了教育专业制定的国家标准, 并接受了专业人员、决策者和美国公众公正、严格的外部评议;另一方面, NCATE绩效为本的认证体系, 有助于美国建立高质量的外语教师培养专业机制, 保证所有学生都能拥有“有爱心、有能力和高素质”的外语教师, 最终提高基础教育领域的外语教学质量。
四、美国外语改革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近年来美国将加强外语教育作为提高竞争力的基础, 将教师教育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关键, 在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质量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通过师资培训、师资选拔、师资地位、师资考评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实, 我们可以大概看出美国师资队伍未来精英化、专业化、职业化、多元化以及创新型、实践型等趋势。相比而言, 我国的外语教育在以下方面仍然存在亟待改善的地方:增强忧患意识, 增加外语教育改革的紧迫感, 制定切实计划稳步推进, 抢占人才培养高地;强化外语师资的选拔与培训, 建立唯才是举的师资制度, 提高师资队伍的专业化、精英化;制定本行业绩效与考评体系, 推行优胜劣汰机制, 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制定不同层次类型下的外语教育的指标认证体系;根据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层次需求, 优化我国外语教育的布局与规划。
参考文献
[1]孙曼丽.美国外语教师职前培养质量保障机制述评.宁波大学学报 (教科版) , 2011 (3) .
[2]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 National Survey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R].[2012-03-06]<www.cal.org/topics/fl/flsurvey97execsummary.pdf>
我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法律思考 篇4
外语教育是一种语言教育。语言教育不同于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其他课目教育，语言教育有其特殊性：语言和民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重要特征。由于语言具有民族性特征，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制进行规范。同样，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调整语言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所以，作为语言教育的我国外语教育，其制度设计必须考虑语言的民族性特征，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防止把外语教育和数学、物理、化学等普通课目教育相提并论。
一、外语必修制度的法律分析
我国现在有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通用语言文字法、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幼儿园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语言文字进行法律规范，但现行外语教育制度在多方面违反以上法律法规。
1.外语必修制度使中国公民因为不懂英语等外语而被剥夺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马克思主义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强迫一个民族学习、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也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种法定的自由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涵义：中华民族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仅仅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受教育和职称晋升等权利，并不以掌握其他民族语言为条件。但是，在外语必修制度的要求下，许多人却会因为不懂规定的外语而被剥夺读中学、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受教育权，被剥夺职称晋升的权利。中国公民因为不懂其他民族的语言而被剥夺在中国的受教育权和职称晋升权，这显然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
我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法规也对普通话的推广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在外语必修制度的作用下产生的现实却是：一个中国公民普通话水平不高影响不大，可以考硕士、博士；但一个中国公民外语水平不高则直接影响一生的教育和发展，就是读函授、自考本科，也有学位外语考试在卡住你，更不用说读硕士、博士了。由此可见，外语必修制度把外语的地位置于中国人的母语之上。
笔者认为，对于外语学习而言，我们都应该和越南、泰国、韩国、埃及等其他国家的民族一样，不应该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被迫学习。更何况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并不是一个所有文化都需要向其他民族学习的劣等民族。中华民族当然应该向其他民族学习，但这并不等于要求全体中华民族儿女都学其他民族的语言，而应该让国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选择。
2.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涉嫌违法。对高校的学位授予行为，中国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80年2月制定、1981年1月实施并于2004年8月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进行规范。该条例对学位授予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学位授予条件分“课程考试成绩”、“论文答辩”(学士学位没有要求“论文答辩”)、“学术水平”三方面。只要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学位申请人就有获得学位的法定权利，因为这是条例明确规定的，任何高校都无权剥夺。以上三方面显然不包括外语四六级。
有人认为，外语四六级可以纳入“课程考试成绩”的内容进行要求。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的误解。因为大学开设的外语课，各高校在课程结束时都有一个课程考试，其成绩就是“课程考试成绩”，该成绩还记录在学生的档案内，具有“课程考试成绩”的法律效力。
有人认为，高校是不是可以用办学自主权来设定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呢？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法律已经对学位授予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任何人不可以违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体现在课程设置种类、课程考试的难易程度、论文答辩的难易程度、学术水平要求等方面。某高校认为外语重要，可以增加外语课程考试的难度，但不能在条例规定的三大条件之外增加其他条件。
3.外语必修制度，不符合国际通行惯例。据笔者了解，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实际上，不但现在没有，就是纵观人类历史，实行外语必修的现象也是很少的。世界各国人民当然也有很多学习外语的，但一般只是鼓励、引导等，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与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挂钩的外语必修制度。
二、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弊端已经很严重
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是在中国英语人才奇缺、以致于影响到中国当时外交工作正常开展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任务，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执行该制度20多年以后的今天，在人才市场的英语人才已经大量过剩、而周边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又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该制度的弊端就显而易见。
1.消耗了国民太多的时间、精力。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学外语？这虽然难以精确统计，但我们不能否认，外语学习确实花了国民很多时间精力。
据有关权威机构的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上了。但是这些大学毕业生实际达到的外语水平确实十分有限。就是在已经取得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的学生中，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英语原文现代报刊，或能够比较流利地进行英语对话的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实际掌握的英语除了应付毕业考试、入学考试、证书考试以外，几乎派不上其它用场。
2.严重阻碍、扭曲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人才生态系统。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而人才的形成由于受天赋、兴趣、环境、经历等方面的影响，也是多元的，是各有特点的。这种多元人才之间的相互补充，适应着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构成生气勃勃的人才生态系统。要保护人才生态系统，必须保护人才发展方向的多元性。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抑制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阻碍、扭曲了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了人才生态系统。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也降低了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造成学生综合能力的欠缺，甚至拉大了中国专业人才与国外的差距。
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
三是阻碍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生活在中国广阔边疆地区的居民，由于他们和邻国居民长期友好往来，有不少还和邻国同属于一个民族，所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外语所必须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掌握邻国语言也就轻而易举。但是，在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要求下，他们却不得不学习对他们来说用途不大的英语，而实际上学英语恰恰是他们的弱项。所以，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或者因为学英语困难而荒废学业，或者因花费大量时间学英语而荒废其他专业，后果是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
3.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学会一门外语，应该学会用外语来听、说、读、写，而不是通过死记单词、琢磨语法、研究考试技巧来对付考试，使学生从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再次陷入“听讲—死记—应考”的怪圈，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也被迫再次循着“单词—语法—考试技巧”的老路走，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4.影响汉语学习，有损中华文化传承。2005年2月底，国家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呼吁：不能重外语而轻母语；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其应用水平体现和直接影响着民族的教育、文化和素质。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已经很严重，已经影响了汉语的学习，损害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本来，汉语是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全球“汉语热”正持续升温，包括美英日韩等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000万。可是在我国，国民对汉语却表现出一种严峻的冷漠。甚至在一些大学里，中文专业学生过不了英语四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可写不出锦绣文章却没人计较。
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体，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结、弘扬民族文化都有极强的凝聚、教化作用。母语的衰落必将深刻地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5.阻碍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区域多元化发展。中国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在语种上限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少数几种。可是，中国国民对外语的需求远远不止这几种外语，而是几乎涵盖了全球各个国家的语言。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对邻国外语需求一般要多一些。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对包括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泰国语、缅甸语等在内的东盟国家语种人才需求将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广西、云南等地目前都是执行全国统一的外语教育制度，高考、硕士博士入学考试以及职称考试等语种仅限于英语、日语、俄语等少数几种，这样就必然不利于西南地区培养东盟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
三、依法理性重构中国外语教育制度
外语教育作为语言教育，有不同于数学、物理等一般课目的特殊性，它涉及到民族特性。不但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而且我国也有多部法律法规对语言有所规范。另外，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时代要求，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弊端，急需改革。笔者在此提出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和激励化的改革思路。
1.自愿化。一个人学不学外语，完全由个人自由选择。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将高考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第二外语考试科目取消，或者由高校自己决定是否开考；将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的第二外语科目取消，或仅作为任意选修课；取消职称外语考试。特别是应依法禁止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大学学位证挂钩的做法。
有人担心，外语学习自愿化以后，谁还会学外语呢？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如果学外语有用，会给学习者带来利益，那么，自然会有人学。其实，我们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主要是指英语，而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是没有纳入必修的，但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人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完全实现了自我动态平衡。
2.专业化。如果说中国目前在人才市场上出现外语人才缺乏的问题，那一定是外语专业人才缺乏，而不是全民外语水平的问题。有资料也显示，中国是翻译大国但不是翻译强国，因为翻译的总体水平不高，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很多。造成中国翻译“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是外语专业人才少。所以，中国有必要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而不是把资源分散在全民外语普及方面。
3.基础化。笔者认为可以在小学、初中阶段开设外语课，但不要纳入升学考试当中去。这种基础化的外语教育，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幼年学语言的优势，为以后在必要时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一方面学习压力不大，不会浪费大量时间，也不会扭曲专业人才发展。
4.区域化。在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笔者认为不要全国都学英语，而应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进行安排。比如在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宜选择越南语、泰国语等东盟国家语种，在辽宁、吉林等东北边疆地区宜选择朝鲜语、日语等语种，在黑龙江、内蒙古等北方边疆地区宜选择俄语、蒙古语等语种，这样既发挥了语言学习环境的优势，也更加实用。
外语教育课堂生态观探索 篇5
一、课堂生态的概念、功能与机制
从古至今，课堂一直是师生成长和发展的主阵地，是人类文化、人类文明传承的舞台。课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课堂，泛指进行各种教学活动的场所，也就是凡发生教学活动的地方，都存在课堂。狭义的课堂是学校教育中最主要的育人场所，具体地说，就是指在学校中被用来进行教育活动，以传承、转化和建构教育知识为基本手段，旨在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和能力、培养品德和促进个性发展的场所。
在文化生态中，生态是指文化类型的生存状态，即一定时代各种文化类型和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冲突、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系统有序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特征及其生存发展环境。课堂生态具有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双重属性。在课堂生态中，生态一词可以从两方面解读：“生”既是生命（生命教育），又是“学生”；“态”是指形态、样子。概而言之，生态即课堂生命（学生及教师）及其生存空间环境的状态。课堂生态是教育生态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它是一种特殊的生态，是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在特定的空间——课堂中的组合体。这个系统由教师、学生和课堂环境三部分组成，其中教师与学生是课堂生态主体。课堂生态主体与课堂生态环境是课堂生态的两大基本要素。课堂生态存在多维复杂的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教师和学生与课堂环境之间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体现了课堂生态系统特有的多样性和有序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课堂生态系统。课堂生态的优劣对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课堂生态是以生态思维的方式重构教育理念
建构新型的课堂，它关注课堂的生存空间，关注每一个生态因子及其关联，包括课堂环境、师生关系、教学事件、实践范式等方面，具有整体性、协变性和共生性等基本特征。整体性是课堂生态最基本的性质、最重要的特征。课堂是由各种活动和步骤按照教学规律和模式组织起来的整体形态，也是教师、学生、教学事件和环境诸方面的整体关联。
首先，教师、学生和文本作为课程主体和有机整体，在课堂教学活动和交互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调适，使教师和学生的知识结构由以前各自分散的状态到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知识，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识能力发生相应的变化。
其次，课堂上讲台、课桌、黑板以及各种装饰的位置和搭配等形成的空间文化，教学组织形式构成的活动文化、师生的服饰构成的服饰文化以及师生之间交往构成的言语行为文化等，这些类型共同构成了课堂文化生态的整体。协变性是指课堂生态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某一方的变化会导致另一方在心理和生理活動方面会发生协同变化。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情感相互交织，教师情绪的变化对学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学生为了适应教师情绪的变化必须调整自己，以建立新的心理平衡。教师饱满的精神和高涨的情绪常常会感染并打动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当老师有激情的时候，学生就开始喜欢老师、喜欢课堂，学习效率也自然提高；相反，如果教师精神萎靡或者带着满肚子的怨气走到课堂，或把个人不满情绪迁移于学生，必然会使学生的精神状态陷入低谷，甚至产生抵触和逆反情绪，其教学效果肯定不好。课堂环境也会引发课堂生态的变化。共生性是指教师和学生双方生活在同一个特定的课堂空间，一方的存在状态以另一方的存在状态为条件和依托，一方存在状态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对另一方的存在状况产生影响。师生之间是一种共生互补的生态关系，即在课堂状态中师生之间的发展是一种正比例的关系。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意味着教师价值的提升，换言之，学生发展的程度与教师生命活动价值的实现程度是正相关的；反过来，教师课堂活动价值的实现部分地依赖于学生的发展，离开了学生的发展，教师生命活动就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三、外语教育生态系统是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子系统
外语课堂生态又是外语教育生态的子系统。课堂生态系统由教师、学生和课堂环境三部分组成，课堂生态的自身功能是通过各成分之间的交换和交流来实现的。课堂生态有四种功能。一是中介与传递功能。课程是指导学生认知发展、生活实践、学习行为和完善人格的文本，是引发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的媒介；文本是传递信息的载体，教师是传递文本信息的使者，学生是主动获取知识的学习者。二是加工与建构功能。在课堂生态中教师和学生既是知识的消费者、也是知识的加工者、还是知识的生产者。教师在课堂上消费知识的同时对知识进行加工和处理，然后引导学生建构知识；学生主动地消费（输入）文本知识和经过教师加工的信息，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知识，实现新知识与已有经验的同化与顺应，进而达到发展和成熟的目的。三是调整与适应功能。在课堂生态中，师生关系是流动的、互为依存的。教师加工信息和建构知识必须建立在学生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知识结构等方面变化所反馈的信息，在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心态等方面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证知识传授、信息流动、技能养成、道德影响的效果。四是促进与驱动功能。课堂环境是传授知识、培养情趣、启迪智慧、提高觉悟的催化剂，是促进课堂主体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的驱动器；学生为了追求学习目标、满足道德需求，会主动采取与目标和需求相适应的态度，从而成为自我发展的内驱力。
在自然环境中，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是生态系统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基础。课堂环境同样存在一种动力机制。系统内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换是推动和维系课堂生态系统运动的力量。首先，课堂环境与外部环境的交流。课堂生态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二者通过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产生相互联系，教学软硬件设施进入课堂、课程改革理念注入课堂会改变教的行为和学的行为，引起课堂生态系统内部发生积极的变化。其次，师生之间在课堂内部进行着信息传递。教师和学生在相同或不同的信息源下，他们接受的信息会彼此产生不同的作用，这种作用就表现为反馈；教师的反馈对学生会产生影响，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反馈作用也对教师产生了影响，通过反馈环，师生双方维持正常的自动调节功能，完成各自的行为调节、认知调节和情感调节。再次，生态主导因子的转换。所谓主导因子是指环境因子中有一个对生物起决定作用的生态因子，它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因子发生变化，但主导因子是不确定的，可以交替变化的。课堂生态中教师和学生都有可能交替成为教学中的主导因子，在教学过程中融知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角色于一体，师生双方共同承担着知识传递、分解、加工和建构的任务。
生态整体性的核心思想是“整体不等于各个部分之和”，整体与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共同构成一个内部联系密切、具有相对一致性，外部具有独特性的整体。整体的价值存在于完整的体系中，而不是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中，个体是作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存在的，只有它们投身整个的复杂的关系网中才有价值。在社会学领域，课堂被看作一个微观的社会，课堂微观生态是教学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知识和内容之间的相互关联，也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课堂生态的整体观应着力体现知识技能的综合性、语篇教学的整体性、语言文化的融合性以及课堂设计的系统性等原则。
教育生态学的营养主要源自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母体，教育生态观更注重生态因子和教育对象的生理心理环境，强调用生态环境去规范、控制和优化教育，关注未来，注重综合平衡，注重调动和利用一切有利因素，营造整体的、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教育生态观的思维模式和生态哲学的思维方法对指导外语教育改革，实现外语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浩波．教育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 周军．教学策略．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3］ 周培植．走进高品质教育生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
［4］ 周兴龙．小学生阅读策略发展及教学研究报告，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3）．
论日本中等教育外语教育模式 篇6
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于1966年10月发表咨询报告《关于中等教育的扩充、整顿》, 较全面地表述了日本中等教育的属性: (1) 对所有青少年,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 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其他教育训练, 提供有组织的教育机会; (2) 教育内容及形态须适应每个学生的性格、能力、出路和环境, 同时在考虑社会要求的基础上, 实现多样化; (3) 通过教育训练, 进行尊重人格形成上所需要的普通教育, 培养作为个人、家庭人、社会人和国民的深刻觉悟和社会智慧[1]。
这些观点代表日本中等教育概念的基本认识, 既体现对学生选择权的尊重, 同时也体现政府对多种人才的培养思路, 体现了教育服务于国家战略, 服务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为日本中等教育研究与实施确定了基本理论框架。
日本中等教育模式: (1) 中等教育投入不惜成本。根据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和规定, 政府投入经费, 对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教师进行培训。并通过对教师人事管理体系的改善, 加强对教师的评价和指导。 (2) 邀请社会上有丰富知识和优秀技能的人员和外籍教师作为特别非常勤教师参加学校教育。各校还制定了相应的“特别非常勤教师聘任制度”。没有教师资格许可证的人员可通过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的许可成为非常勤讲师, 担任一部分教学任务或负责俱乐部活动。 (3) 注重学生个性方面的充分发展。1998年4月, 日本文部省针对学生个性教育明确指出:“为使青少年全面发展, 让他们参加、体验当地各种丰富的活动、充实校外生活十分重要。”
以上模式充分体现了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社会组织本位与个体中心二元论到以人为主体的多元整合论。
2 外语教育模式的背景和发展
教学模式的发展是非直线形的, 具有累积性、革新性、多样化和互补性[2]。日本中等教育外语教育模式也随着国家在不同阶段面对的不同形势而曲折发展。
1855年, 美国培里舰队的叩关以及之后俄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的接踵而至, 都大大震撼了这个古老的国家。旧的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实力落差, 主张师夷制夷的洋学兴起。日本知识精英, 无论是持攘夷论还是持开国论, 都不得不正视西方力量。福泽谕吉认识到日本落后于西方诸国“全在于汉学教育之罪”, 因而大力倡导西学教育;小幡笃次郎写作《天变地异》, 撑起科学大旗;“明六社”要担起启蒙重任, “以卓识高论唤醒愚民”;伊藤博文等一批从洋学教育中出来的新当权派, 急于提倡“工艺技术百科之学”以一洗儒学空口高论的弊病[3]。他们把拯救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西方科学技术上, 并在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其中之一是明治维新后发布的《学制令》, 规定课程设置中加入外语课。从此, 日本中等教育的外语教育模式初步发展起来。
二战结束后, 日本战败, 受美国影响, 外语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日本引进美式民主的同时也加强外语教育, 并在以后各阶段进行各种改革, 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外语教育, 侧重对学生外语学习能力和个性的培养, 从学生需要出发, 把主动权交给学生, 课程设置灵活化。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外语教育, 由于高考需要, 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发展。80年代, 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为适应国际化人才的需要, 在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教材编写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在外语教育上为向学生更多地提供与外教接触的机会, 日本文科省从1987年开始, 实施JET计划, 即“招聘外国青年辅导外语教学事业”规划。应聘来日的外国青年被分散到全国各中学, 协同日本外语教员组织外语课。这样外语课就有两位教师, 一位本国教师, 一位外籍教师。两位教师共同在课堂上答疑解难, 共同架设语言学习的桥梁[4]。这种配对教学方法, 远胜于本国外语教师的单一授课, 更注重培养学生运用外语开展语言交流的主动性、积极性, 加强了听说训练, 大大提高了学生的会话能力。20世纪90年代, 日本外语教育呈现教育多元化、社会化、地方化的发展态势, 如外语教育的起始阶段提前到小学, 以及地方政府与民间合作推进外语教育等。
3 存在问题
3.1 过分强调美式教育, 使外语教材参差不齐, 不成体系
日本教材编写制度是文部省负责审定, 民间编写出版, 即只要符合官方标准、经过审定的教科书都可成为教材。这样就造成外语教科书出版泛滥和版本不一。
3.2 注重语言知识教学, 忽视语言技能训练
日本人外语交际能力较差, 很大原因是学校外语教育长期以来以应试为航标, 注重语法教学, 忽视培养学生听、说能力造成的。
3.3 缺乏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随着JET计划的实施, 大量以非日语为母语的教师来日本任教,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日本的外语教育水平, 但总体来说, 日本仍缺乏高水平的外语教师 (特别是小语种外语教师) 。
3.4 多而杂的方言, 影响了外语口语水平的提高
母语迁移现象使有方言发音习惯的学生在学习基本语音时, 产生各式各样的错误, 从而造成听、说方面的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 日本政府于2002年出台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战略构想》, 以及2003年出台的《培养能够使用英语的日本人行动计划》等, 明确了外语改革的目标以及所要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改善外语教学;提高外语教师的指导能力, 改善聘用制度;转变学习外语的动机;改革入学考试的评价方式;援助小学外语会话活动, 提高国语能力, 推动实践研究的开展。
4 启示
4.1 高质量师资队伍的引进和培养
日本是通过高薪或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去吸引优秀人才参与本国的外语教育, 政府也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政策和资金上提供方便。我国应借鉴, 也应大力调整我国现有人力资源, 充实我国外语师资队伍, 同时可以采用吸引留学人员和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等措施来保证师资力量, 吸引大批优秀的外语人才到教师岗位上来, 做到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
4.2 政府、社会、学校需要密切合作
在日本, 任何教育战略或者政策的产生, 都是经过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在咨询和审议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日本在2002年出台的《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战略构想》以及后来的《培养能够使用英语的日本人行动方案》, 都是采取英语教育改革恳谈会等方式, 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同时方案的实施需要文部科学省、地方政府以及学校等部门的通力合作来完成。日本正是整合了这些资源, 形成最大的合力, 确保日本外语教育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5]。而在我国各部门间, 往往各自为政, 缺少高效合作。不过近年来国家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省部共建高校、部委之间共建高校等, 这些政府间或政府与高校间相互合作的模式, 有力地保证外语教育质量的提高。
4.3 创造良好的语言教学环境
对学生来说, 一个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至关重要。日本重视对语言教学环境的培养, 如大力开办面向学生的外文报纸, 利用媒体优势来辅助外语教学, 创建良好的语言教学环境。而我国目前缺少这样的学习环境, 可通过政府的政策性引导, 学校的努力和支持以及多种多样的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活动去创造、丰富和充实外语教学环境, 培养学生外语口语交际能力, 提高外语创新应用水平。
4.4 强调母语学习的重要性
母语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基础, 国家在强调外语学习重要性的同时, 必须重视母语的学习。日本在强调外语学习重要性的同时仍强调增强日本国民国语能力的重要性, 一方面加强本国母语教育, 另一方面也强调所有来日本参与JET计划的外国青年不遗余力地学习日语。而在我国全民学外语的浪潮中, 往往忽视汉语的学习, 如有些开设外语专业的院校, 甚至没有为外语专业学生开设现代汉语的基础课, 造成其汉语写作能力差。因此, 单纯重视外语学习而忽视汉语学习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需要我们引以为戒。
4.5 坚持外语教育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方针
日本制定的21世纪外语教育发展战略中, 一方面加强外语教育教学, 另一方面强调外语教育科研。通过教学给科研提供现实的、可靠的教育材料和案例, 通过科研反过来指导教学。在日本, 国家有“日本教育改革恳谈会”、“推进英语指导方法改善恳谈会”等, 地方有“超级中国语学校”等, 来进行外语教学方式方法的推广, 进而有效地进行外语教育科研。日本外语教育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方针, 对我国外语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既克服了外语教育教学因没有科研而失去方向, 又避免了科研没有教学支持而失去生命力的局面[6]。
摘要：介绍日本中等教育外语教育模式的背景和发展概况, 总结问题, 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进而探讨日本外语教育模式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中等教育,外语教育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審議会.中等教育の拡充整備について (答申) [R].日本文部省, 1966.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3]山住正己.日本教育小史[M].日本:岩波新書, 1987.
[4]江利川春雄.日本人は英語をどう学んできたか——英語教育の社会文化史[M].日本:研究社, 2008.
[5]大谷泰照.世界の外国語教育政策——日本の外国語教育の再構築にむけて[M].日本:東信堂, 2004.
外语教育课堂生态观探索 篇7
一、课堂生态的概念、功能与机制
从古至今，课堂一直是师生成长和发展的主阵地，是人类文化、人类文明传承的舞台。课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课堂，泛指进行各种教学活动的场所，也就是凡发生教学活动的地方，都存在课堂。狭义的课堂是学校教育中最主要的育人场所，具体地说，就是指在学校中被用来进行教育活动，以传承、转化和建构教育知识为基本手段，旨在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和能力、培养品德和促进个性发展的场所。
在文化生态中，生态是指文化类型的生存状态，即一定时代各种文化类型和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冲突、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系统有序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特征及其生存发展环境。课堂生态具有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双重属性。在课堂生态中，生态一词可以从两方面解读：“生”既是生命(生命教育)，又是“学生”;“态”是指形态、样子。概而言之，生态即课堂生命(学生及教师)及其生存空间环境的状态。课堂生态是教育生态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它是一种特殊的生态，是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在特定的空间———课堂中的组合体。这个系统由教师、学生和课堂环境三部分组成，其中教师与学生是课堂生态主体。课堂生态主体与课堂生态环境是课堂生态的两大基本要素。课堂生态存在多维复杂的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是人与人的关系，教师和学生与课堂环境之间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体现了课堂生态系统特有的多样性和有序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课堂生态系统。课堂生态的优劣对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课堂生态是以生态思维的方式重构教育理念
建构新型的课堂，它关注课堂的生存空间，关注每一个生态因子及其关联，包括课堂环境、师生关系、教学事件、实践范式等方面，具有整体性、协变性和共生性等基本特征。整体性是课堂生态最基本的性质、最重要的特征。课堂是由各种活动和步骤按照教学规律和模式组织起来的整体形态，也是教师、学生、教学事件和环境诸方面的整体关联。
首先，教师、学生和文本作为课程主体和有机整体，在课堂教学活动和交互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调适，使教师和学生的知识结构由以前各自分散的状态到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知识，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识能力发生相应的变化。
其次，课堂上讲台、课桌、黑板以及各种装饰的位置和搭配等形成的空间文化，教学组织形式构成的活动文化、师生的服饰构成的服饰文化以及师生之间交往构成的言语行为文化等，这些类型共同构成了课堂文化生态的整体。协变性是指课堂生态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某一方的变化会导致另一方在心理和生理活动方面会发生协同变化。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情感相互交织，教师情绪的变化对学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学生为了适应教师情绪的变化必须调整自己，以建立新的心理平衡。教师饱满的精神和高涨的情绪常常会感染并打动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当老师有激情的时候，学生就开始喜欢老师、喜欢课堂，学习效率也自然提高;相反，如果教师精神萎靡或者带着满肚子的怨气走到课堂，或把个人不满情绪迁移于学生，必然会使学生的精神状态陷入低谷，甚至产生抵触和逆反情绪，其教学效果肯定不好。课堂环境也会引发课堂生态的变化。共生性是指教师和学生双方生活在同一个特定的课堂空间，一方的存在状态以另一方的存在状态为条件和依托，一方存在状态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对另一方的存在状况产生影响。师生之间是一种共生互补的生态关系，即在课堂状态中师生之间的发展是一种正比例的关系。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意味着教师价值的提升，换言之，学生发展的程度与教师生命活动价值的实现程度是正相关的;反过来，教师课堂活动价值的实现部分地依赖于学生的发展，离开了学生的发展，教师生命活动就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三、外语教育生态系统是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子系统
外语课堂生态又是外语教育生态的子系统。课堂生态系统由教师、学生和课堂环境三部分组成，课堂生态的自身功能是通过各成分之间的交换和交流来实现的。课堂生态有四种功能。一是中介与传递功能。课程是指导学生认知发展、生活实践、学习行为和完善人格的文本，是引发学生认知、分析、理解事物并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的媒介;文本是传递信息的载体，教师是传递文本信息的使者，学生是主动获取知识的学习者。二是加工与建构功能。在课堂生态中教师和学生既是知识的消费者、也是知识的加工者、还是知识的生产者。教师在课堂上消费知识的同时对知识进行加工和处理，然后引导学生建构知识;学生主动地消费(输入)文本知识和经过教师加工的信息，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知识，实现新知识与已有经验的同化与顺应，进而达到发展和成熟的目的。三是调整与适应功能。在课堂生态中，师生关系是流动的、互为依存的。教师加工信息和建构知识必须建立在学生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知识结构等方面变化所反馈的信息，在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心态等方面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证知识传授、信息流动、技能养成、道德影响的效果。四是促进与驱动功能。课堂环境是传授知识、培养情趣、启迪智慧、提高觉悟的催化剂，是促进课堂主体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的驱动器;学生为了追求学习目标、满足道德需求，会主动采取与目标和需求相适应的态度，从而成为自我发展的内驱力。
在自然环境中，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是生态系统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基础。课堂环境同样存在一种动力机制。系统内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与交换是推动和维系课堂生态系统运动的力量。首先，课堂环境与外部环境的交流。课堂生态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二者通过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产生相互联系，教学软硬件设施进入课堂、课程改革理念注入课堂会改变教的行为和学的行为，引起课堂生态系统内部发生积极的变化。其次，师生之间在课堂内部进行着信息传递。教师和学生在相同或不同的信息源下，他们接受的信息会彼此产生不同的作用，这种作用就表现为反馈;教师的反馈对学生会产生影响，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反馈作用也对教师产生了影响，通过反馈环，师生双方维持正常的自动调节功能，完成各自的行为调节、认知调节和情感调节。再次，生态主导因子的转换。所谓主导因子是指环境因子中有一个对生物起决定作用的生态因子，它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因子发生变化，但主导因子是不确定的，可以交替变化的。课堂生态中教师和学生都有可能交替成为教学中的主导因子，在教学过程中融知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角色于一体，师生双方共同承担着知识传递、分解、加工和建构的任务。
生态整体性的核心思想是“整体不等于各个部分之和”，整体与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共同构成一个内部联系密切、具有相对一致性，外部具有独特性的整体。整体的价值存在于完整的体系中，而不是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中，个体是作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存在的，只有它们投身整个的复杂的关系网中才有价值。在社会学领域，课堂被看作一个微观的社会，课堂微观生态是教学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知识和内容之间的相互关联，也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课堂生态的整体观应着力体现知识技能的综合性、语篇教学的整体性、语言文化的融合性以及课堂设计的系统性等原则。
教育生态学的营养主要源自生态学和生态哲学母体，教育生态观更注重生态因子和教育对象的生理心理环境，强调用生态环境去规范、控制和优化教育，关注未来，注重综合平衡，注重调动和利用一切有利因素，营造整体的、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教育生态观的思维模式和生态哲学的思维方法对指导外语教育改革，实现外语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浩波.教育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2]周军.教学策略.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3]周培植.走进高品质教育生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5.
浅谈基础教育领域外语教育改革 篇8
1.1. 建国到文革时期:逐渐重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 受国家政治环境的影响, 当时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是积极推进俄语教育, 英语教学在当时被忽视甚至被取消, 这使中学英语教育受到重创, 导致英语人才缺失。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 国家之间交流增多, 当时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语言对于国家之间交往至关重要, 因此决定在发展俄语的同时普及其他外语特别是英语。从1957开始, 英语逐渐被更多的大众所熟悉。
六十年代, 随着中苏两国外交出现裂痕, 国内外各界对苏联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 1964年教育部制定《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 大力发展外国语学校, 加强中学外语教育。虽然英语教育在此十多年间有了新的起色, 但是文革开始后, 中学英语教育基本处于崩溃边缘。
1.2. 改革开放之后到九十年代:逐步发展、重视
1978年改革开放后, 外语教育在中国迎来春天, 特别是英语教育得到迅猛发展。同年8月, 全国正式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 强调中学的外语课程应跟语文数学课一样受到同等重视 (付克1986:228)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 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方针, 这一方针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开展英语教育的高度认识。此后, 英语考试进入高考大纲, 普及中学英语教育开始进入正轨。
1.3. 新时期的外语教育:新一轮课程改革
进入21世纪,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对现行基础教育的态度也发生重大改变, 新一轮课程改革应运而生。外语 (即英语) 成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必修课程。2001年, 英语教育进入小学课堂, 标志着我国外语教学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是否应该从小学阶段就开始英语教学一直存在很多争议, 这个问题早就引起了我国外语教育界的关注。笔者认为从小学阶段开始英语教育, 一方面是全球化大背景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外语教育发展和成熟的标志。但是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的差异性, 小学阶段普及英语教育的实现有很大局限性, 董燕萍 (2003) 指出, “从小开始学习外语在我国多数地区缺乏现实性”。课程改革不应简单地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还应该考虑到其他影响因素, 诸如教师水平的差异、学生每周接触外语的时数、教材及教学方法以及教育目的等 (韩宝成, 2008) 。
2、当前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育 (英语) 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本文开篇提到2013年教育部门针对基础教育领域, 针对高考, 针对外语教学以及考试陆续提出指导意见, 改革方案, 社会也由此展开激烈的讨论, 而且这些即将进行的改革会对中国现今的基础教育制度做出一系列的调整, 引起相关领域和部门进行反思教育现状和问题, 反思中国的英语教育是如何陷入了“怪圈”。接下来, 笔者从微观的角度, 从具体的英语教学内容、应试教育等来分析当前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
2.1 因“材”施教的窘境
教学内容跟教材密切相关, 2001年的新《课标》颁布以来, 国家审定通过的各种中小学英语教材不尽相同, 但其中不难窥见端倪, 这些教材都是严格按照新《课标》的标准所编写和出版, 内容重复性过高, 过于笼统, 教学理念单一, 很难满足所有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要求 (韩宝成, 2010) 。根据培养学生语言技能以及任务型教学这两个特点和目标, 中小学英语教材在内容选择上主要以实际生活任务为核心, 有人认为这种选材方式带有功利主义色彩。长此以往进行这样单一的教学, 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的积极性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 韩宝成 (2010) 认为, 英语教材不应仅仅以“交际”、“语法”为纲, 以“实用”、“速成”为目标, 而更要注重学生的精神世界, 以提高学生的想象力, 创造力, 思维能力为主要目的, 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素养。
2.2“哑巴英语”现象:应试教育的结果
国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要改变“哑巴英语”的教学现状, 提高学生的外语实用交际能力, 但是所有地区和学校, 都会以同样以考试评分方式来检验学生所达到的英语水平, 考试成为测定学生英语能力的唯一标准, 全面提倡素质教育, 注重学生个性发展沦为空口之谈。不得不承认, 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 中高考类外语考试大量采用“客观”题形式, 并不能反应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反而会影响学生的思维能力。第二, 因为考试时间和考试内容有限, 所以出题者只能缩小学习范围, 使学生和老师将重点放到有限的考点上进行反复训练, 这必然影响教学效果。
根据近日教育部提出改革提议中关于未来高考的发展方向, “一考定终身”将成为历史。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对于这一问题, 指出以后的考试主要目的在于考查学生学业的完成情况, 将分别采用合格和等级方式来呈现考试成绩, 比如现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ABCD等级制。并且, 让学生在高中三年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部分等级性考试, 避免“一次考三年”。对此, 笔者认为, 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政策, 其实施结果是否有利于外语教学质量的提升还有待研究。对于英语来说, 我们的着眼点不应该仅仅放在其考核方式, 评价方式上, 不应该只单纯地取消某种考试, 而忽略了语言学习, 语言教学本身。所以, 如果要改革, 还应该先在教学内容和考试内容方面进行改革。
2.3“费时低效”现象
长久以来, 大多数国人陷入盲目学习英语的误区, 认为学好英语是成才的关键。这股“英语热”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成本高、收效低;同时英语教学与实际应用严重脱节, 十几年的语言学习, 只是为了几个考试, 不得不说是极大的浪费。
“费时低效”是当前英语教育的比较突出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 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既不能单纯为了使“英语热”降温, 而通过弱化英语教学, 通过将英语排除在统一考试之外, 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英语教学作为全球化的产物, 其地位不容忽视, 所以有人认为取消外语高考是一种矫枉过正, 然而从当下的教育形势以及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大方向来看, 确实需要对以应试英语为目的的高考做一些调整, 但调整不等于完全放弃英语, 不等于把英语考试完全从高考中剔除。笔者认为, 可以对“三大主科”在高考中的分值进行调整, 通过调整分值来间接影响其重要性, 这样既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英语热”带来的弊端, 又能正确定位英语在高考中的位置, 不至于出现某一段时期内英语人才的空缺。
3、如何走出“怪圈”———针对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育改革的建议
以上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国内英语教育的现状及问题, 接下来本文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提出英语教育改革的建议。
3.1 改革英语教育体制
我国是“单语制”国家, 英语作为“外语教学”, 跟“双语制”国家的“二语教学”存在差别, 英语并非人人必须掌握的语言。而且虽然英语在许多领域广泛应用, 但是各个领域对英语的需求也是有层次和等级的。因此有人提出要建立“双轨制”英语教育 (伍家文, 2010) , 简单来说, 就是普通中学和外语学校的英语教学的区别。为满足社会和市场对高素质型英语人才的需要, 建立“外语学校”不失为明智之举, 让学生自主选择需要提高的方向, 听力, 口语或是应试, 这样既摆脱了“因试而学”的窘境, 还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 这样才能让专门型的英语人才达到学以致用, 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取得更高的成就。
科学合理地进行课程设置, 区别性地对待教学资源。在课程安排上, 要做到“由繁化简”, 建立明确的教学大纲, 认清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 而不只是为了提高英语成绩而授课和机械训练。在英语课程的设置上, 要因地制宜, 因校制宜, 利用条件和资源, 根据学生的需要制定相应的课程计划。
3.2 树立合理的外语教育观
任何教学行为, 总是受某种教育观念支配的。在一线工作的英语教师, 不应仅仅看到英语的实用和工具属性, 还应该将语言的认知和文化属性融入到教学活动中, 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还是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此外, 个体潜能的发展, 尤其是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任何学科教育的目的。忽视认知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外语教学就会变成模仿教学、机械填鸭式教学。
4、结论
中国的外语教育, 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现今突出的问题仍然存在, 甚至陷入“怪圈”。如何走出“怪圈”, 从宏观的角度考虑, 不仅需要国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还要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重新审视外语教育, 更新教育理念, 改革教育制度;从微观的角度考虑, 要明确外语教育的真正目的, 改革教育内容, 形式以及考核方式, 同时也要从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制定相应的教育政策。只有“对症下药”, 抓住外语教育领域的真正症结, 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 才能有望走出英语教育的“怪圈”。
参考文献
[1]董燕萍.从广东省小学英语教育现状看“外语要从小学起”的问题.[J]现代外语, 2003, (1) :39-4
[2]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3]韩宝成.关于我国中小学英语教育的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语文双月刊) 2010, 2010.7
论外语教育的本土文化意识 篇9
筅江苏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龙臻
外语的教学活动长期以来受到教育全球化和知识产业化思潮的持续冲击, 同时也受到外语文法教育的传统教学观念的不断束缚。本文认为,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市场化与精英化、知识性与方法论的种种观念冲突之中, 外语的教学活动必须超越传统语言教学的标准化和技术化的不良倾向, 在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关注外语教育的价值趋向, 而在提倡文化平等交流的同时则更应该对青年学生大力加强本土意识的素质培养和本土文化的素质教育。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教育部门自2000年以来就不断推行各种外语教育改革, 已经将外语义务教育年龄从13岁 (初中一年级) 降低到9岁 (小学三年级) , 外语成绩对国民的升学、就业乃至职称、收入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某些教育部门甚至提出双语教育目标是用外语取代汉语对中小学生进行各类学科教育, 即用外语作日常教学语言进行课程教学活动。一方面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语学习的急功近利, 诸如“三个月攻克外语”、“外语十日成”等等培训课程持续风行;另一方面却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对汉语教育的极力轻视, 作为母语的汉语在各类外语课程的强大攻势之中不断被边缘化甚至被漠视。因此, 外语的教学模式始终是国内学校外语教育改革的软肋课题。教育部自2003年起就颁布《外语课程教学要求 (试行) 》强调“培养学生外语综合应用能力, 特别是听说能力, 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外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 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应该说, 外语作为一种外语课程, 实质上也是一门培养跨文化能力的素质教育学科, 而外语教师则同时扮演着语言的教授者和文化引导者的双重角色, 他在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必须关注外语教育的价值趋向, 而在提倡文化平等交流的同时应该对青年学生大力加强本土意识的素质培养和本土文化的素质教育。
一、从“走向世界”到“立足本土”:全球化视角的重心转移
长期以来, 外语是作为被广泛使用的国际通用语言, 因此很多学者就认为中国要融入国际社会, 就必须消除语言障碍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改进中国的外语教育, 将外语的教学重点放在口语和写作训练层面, 同时推进计算机网络辅助教学和逐步实施全英授课, 在重视学科建设的同时提高全民的外语意识。然而, 在全球化视角下一味地强调“走向世界”的教育目标, 也不利于在“本土意识”的素质培养:未来的目标要走向世界, 必然意味着当下正在世界之外, 而所谓的国际标准是否就意味着西方世界?是否全球化风潮就意味着西方教育观念的扩展和东方文化的失声?在自然科学领域, 我们不断强调科学技术的本土化和国产化, 而在人文学科尤其是外语教育领域, 我们怎么就能主动放弃自主创造性而一味追求西方所谓的世界标准?既然我们要走向世界, 那么首先必须清楚我们身处何处, 所谓的世界又在哪里?应该说, 中国教育的实际状况既是全球化趋势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缩影, 又是发展中国家本土化进程的未来导向, 我们正在进行的各项教育改革也必须立足本土推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 根本的目的不在于仿造西方的技术水平, 而是为了学会表述自我的交际能力。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看法, 既然“现代性的激进化或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 那么现代性的根本后果就是全球化趋向, 而教育全球化也是作为现代性后果的组成部分, 因此随着现代性进程而来的教育全球化趋势正在分享着现代性的种种后果。对于中国本土教育来说, 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现代化的强国之梦更加突出了立足本土的教育创新观念。应该说, 在教育日益国际化的未来趋向之中, 没有教育观念的创新机制也就没有教育的全球化利益, 因此必须遵循教育全球化的既定法则来思考中国民族在全球化教育网络的未来布局, 具有全球视角和中国意识的本土教育, 只能是以本土意识来不断丰富教育产业的世界舞台, 而绝不能放弃自我表述而标准化的全球化形式。
二、从“引入西方”到“输出中国”:跨文化交流的价值导向
正如上海外国语的何兆熊教授指出, “我认为一个学生, 除了国家对所有学生在德育、体育等方面提出的共同要求外, 在专业方面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较高的外语技能, 较丰富的外语语言、文学知识和较高的人文修养, 较宽的相关知识面”[1]。然而, 我们国内学校正在使用的外语教材多为《外语全新版》 (浙江出版社) , 而以《外语全新版》的读写综合教程为例, 虽然课本自身所附的参考教程有对相应课文具有全面详细的要点解析, 而且也已经补充介绍了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 使任课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取相应的授课材料, 但是这些课文内容本身和补充的背景知识往往只是局限于对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文化的价值观念。因此, 虽然我们国内的部分学生通过这样的教材接受或许能够有效地运用外语去理解和表述西方的某些历史或传统习俗, 也能就外籍教师所提及的西方生活展开深入的主题讨论并能很好地展开交流交际活动, 可是每当面对本土文化的主题讨论, 或许他们虽然非常清楚其所指内容, 却往往没有能力用较为准确的外语语言能力随即大致表述出中国历史文化的某些核心观念和传统习俗, 而这个问题也是目前许多中国学生在外语学习中所遇到的价值困惑。
三、从“世界公民”到“本土意识”:外语教育的批判思维
针对外语教育在“世界公民”和“本土意识”之间的批判意识, 正如北京外国语的何其莘教授指出, 我们国内的外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在语言技能训练中往往强调模仿记忆, 却忽略了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提出见解能力的培养”[2]。应该说, 在国内的外语教育界, 语言翻译的技术主义长期以来困扰着外语教育的思维导向, 而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 语言技能的短期目标要远远超越于语用知识和文化语境的素质教育。然而, 对于面向未来的生态型教育导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早就指出“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 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批判思维的素质教育在其他学科的专业教育中已经得到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而这种人文学科的基本素质在外语的教学活动中却完全消解于“世界公民”的未来憧憬。
如果将批判眼光转向我们的邻国同时也是外语教育强国的印度, 就会发现:虽然自17世纪初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开始进入印度, 外语教育在印度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然而印度的语言教育积极贯彻国家的三语教育政策, 致力于保护母语, 尽可能使儿童接受母语教育, 以保持国家语言的多元化性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也有年青一代为了提高经济地位选择放弃使用母语而转向外语, 但是印度各级政府却始终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本土化的语言教育目标, 甚至在2006年开始外交攻势来推动印地语成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应该说, 在印度多语教育体系之中, 母语不仅是一个民族的交际工具, 也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载体, 强调母语教育实际上就是强化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 对比印度的语言教育状况, 我国目前广泛使用的各种外语教材涉及中国文化的课文内容微乎其微。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 以交际教学法和体验教学法为主的外语教学也是全部聚焦于“原汁原味的”且不含任何“异域成分的”、来自英美世界的科学技术、历史习俗和文化精神。国内已经不少学者撰文强调我们国内的外语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目的语文化”, 但是却仍然没有引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理论重视。因此, 不难发现我们对外语文化的教育现状就是:学习者对于莎士比亚、狄更斯、马克·吐温之类欧美经典作家非常熟悉, 对于欧美流行文化更是如数家珍, 然而对于西方世界仰慕的孔老夫子却不知译为“Confucius”, 更不知“儒、佛、道”为何物;更具有反讽意味的则是, 像《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在外语世界中只有西方汉学家才真正会感兴趣、敢翻译, 而中国当代的所谓知名翻译家却大多数以翻译引进外国名著才成名成家。
因此, 针对外语教育对“纯正口音”的技术崇拜, 也针对“世界公民”和“本土意识”之间的失衡状况, 国内知名语言学家杜诗春先生曾指出:“我的外语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语学习和写作”;孙骊教授也指出“有的人英文可以说极好......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点, 即中国古文功底极好。这和学习英文能有什么关系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可以肯定的就是, 在强调以外语作为目的语学习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同时加强汉语的学习效用, 以本土意识的批判思维来积极提升学习者的专业素质与人文修养。也诚如杜诗春先生所强调的:“外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本身, 这是外语教学的内因”。因此,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市场化与精英化、知识性与方法论的种种观念冲突之中, 外语的各种教学活动不但要树立以外语为目的语的“知彼”文化观念, 更要培养面向母语文化的“知己”历史意识:它必须首先超越传统语言教学的标准化和技术化的不良倾向, 在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关注外语教育的价值趋向, 从而在提倡文化平等交流的同时则更应该对青年学生大力加强本土意识的素质培养和本土文化的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何兆熊.办好之我见.外国语, 2003 (2) .
浅议成人外语教育体制改革 篇10
[关键词]成人外语教育 政策法规 自身建设 机构设置
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各行业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行业规范与技术标准也必须与世界先进水平看齐，成人外语教育一方面面临着教育内部环境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着教育外部环境中以消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冲击。主要表现为：观念落后，政策不健全，运行不灵便，机构设置不规范。所以成人外语教育体制呼唤改革。
一、更新成人外语教育的观念
在当今社会大环境的压力下，社会上的升学、考研、工作招聘、晋升职称、对外交流等均与外语水平息息相关。然而大多数企事业单位只有在进行商业活动、经济合作、劳务输出、学术交流等活动之前或引进某个国外技术项目中，才针对某个目标有计划地临时选派参加此项工作的部分关键人员到国外或国内高等院校进行外语培训，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短期的目标。然而客观上并没有达到提高成人外语水平和素质的目的。所以，要使成人外语教育发展成为全社会都重视的大事，必须从更新观念人手。不仅要为个人或单位的一时性任务而紧急应战，而且要为长远发展孜孜以求。只有这样，作为个人或单位团体，才能及时获取最新最前沿的科技信息，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而作为对教育体制或投入有影响力的高级决策者、各级管理者、政策研究者和具体实施者，也要从意识形态领域中，将不适应国际化发展的外语教育观念彻底摒弃，站在战略的高度，制定出一整套全新的成人外语教育政策、措施与实施方案，大力推动我国成人外语教育事业向更高水平发展，逐步适应各行业运营的需要。
二、健全成人外语教育的政策法规
从国家中央到各级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要共同健全成人外语教育的政策法规，为在职科技人员设立一套能够促进他们更好地学习外语的激励机制，从制度上保证成人外语学习的顺利进行，使所有学有所成者受到应有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奖励，全方位地支持外语学习者。
我国的成人外语教育开展已有30多年的历史，它具有社会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所以我们应为成人教育立法。有了法我们就可以依法办事，朝着健康、有序、合理的方向发展。对成人外语教育既要统筹兼顾，又要因地制宜，淘汰一批名不符实、违规操作、甚至诈骗他人钱财的办学点，促进成人外语教育办学机构合理有序地发展。有关部门需要设立成人外语教育专职机构研究解决：
1.成人外语教育有关的政策、法规、制度；
2.成人外语教育发展的战略方针；
3.着重研究与成人外语教育相适应的教学管理，教材、教法，师资培训，学生学习方法与能力这几个重点问题；
4.改进多媒体技术，增加其实用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使之与国外最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接轨；
5.研究我国成人教育的多元化、多层次教学的协调发展。努力使不同院校，乃至不同性质的办学实体走强强联合的道路。
三、加强成人外语教育的自身建设
我国目前的成人外语教育机构多数存在于普通高校之中，与普通高校资源共享，并受制于普通高校的体制而存在。它依存一定的历史基础，但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要求成人高等教育体制必须具有自主、市场、信息和竞争功能。解放思想、创建宽松的政策环境，激活机构的内动力，加强自身建设是成人高等教育的根本出路。
1.创建宽松的政策环境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是单一的，而是多规格、多种类的。成人外语教育作为人才培养园地之一，一方面要允许有多种办学机构存在，允许它们在市场的调节作用下，垄断一定范围的人才培养任务，成为优胜劣汰的典范。另一方面要允许办学机构在综合能力具备的前提下，依据市场需求举办多层次并存的短训式学历教育班。
2.激活机构的内动力
成人外语教育的内部体制要具有激活内部创造力的功能。多年来，许多机构沿用普通高等教育的模式，管理上机关制、分配上平均制、干部任免长官制。这使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处在体制绳索的羁绊之中，机构中的工作者缺少能力施展的空间和肯定其工作成果的激励机制。成人高等教育只有在大的政策环境存在的条件下，不断深化自身的体制改革，激发成教机构的办学能动性，激活机构中每位成员的创造力，才能真正求得成人外语教育自身的發展空间，从而推进自身的稳步发展。
3.加强自身建设
成人外语教育在具备政策环境的前提下，还应该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硬件建设。硬件建设是成人外语教育与国际大市场接轨的基础，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需要现代化的办学设施，信息资源的开发需要有现代化的开发手段，办学规模的扩大需要有可以拓展的办学空间。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软件建设。软件建设包括人员素质建设、专业及教学法的建设。人员素质建设应不断促进观念更新、知识更新、技术更新，为他们提供发展的动力，使之可以居高临下地认识并从事自己承担的工作。专业及教学法建设应集中主要精力开发信息资源，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善于站在他人发展的尖端，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创建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专业及教学法体系。
四、规范成人外语教育的机构设置
出国外语培训、晋职外语培训、商贸外语培训、考研外语强化等为留学、晋升、经商、升学等目的而设置的成人外语教育机构数不胜数，但是针对某一行业或专业为提高在职人员的对外交流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而开办的成人外语教育机构却如凤毛麟角。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为各专业而编写的外语教材也时有出现。如，财经外语、商贸外语、医学外语、计算机外语等等也纳入各类成人外语教学中。但至今分门别类培养各类成人外语人才的专业性机构却甚是罕见。现在流行的一般方法是，个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参加各种英语辅导班，单位在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或社会办学机构中临时性地确定一个培训项目，由教育管理者针对市场需求，选择一些他们认为对某专业或对外交流有用的外语教学方法、工具和手段，对本单位某些劳务输出项目、对外施工工程、对外加工标准或外出进修人员进行短期的临时性培训。没有一个针对本集团某专业或研究方向的初、中、高级人员长期进行系统培养的成人外语教育机构，有计划、有步骤、有时效地进行外语知识培训。这种成人外语培训现状，对于迅速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尽快提高我国科学技术与专业创新整体水平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在国际市场发展日益规范化的当今世界，迫切需要我国拥有一大批针对各个行业特点，系统地、规范地、科学地、创造性地全程进行成人外语培训的专业机构。
改革成人外语教育体制，加强和完善成人外语教育教学，促使各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都能游刃有余地运用外语这一交流工具，是我国成人外语教育发展的最终目标。
儿童早期外语教育利弊研究综述 篇11
一、儿童英语学习的优势论
赞成者认为儿童在生理心理和认知上都有学习外语的相对优势, 在非第二语言环境下, 越早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就越有可能获得像本土人一样的语言能力。主要因为:
1.儿童具有学习外语的生理优势
一是关键期理论, E.Lenneberg认为语言学习有一个关键期。根据该假说, 学习语言的关键期是2岁至青春期, 这段时期也就是母语习得的关键期, 过了这段时期, 一个人就丧失了仅靠模仿接触和通过潜意识习得语言, 即自动学会一种语言的能力。据此得出儿童同样具有学习外语的生理优势, 外语学习自然越早越好。
二是白板理论。20世纪60年代, W.Penfield认为人出生之后有很大一部分大脑皮层直到10～12岁以后其功能才会固定。这意味着如果在10～12岁以前学习外语, 将可以轻易地在白板上形成固定的语言功能, 所以宜尽早学习多种语言。
2.儿童具有学习外语的认知优势
认知论认为, 年龄的差异主要是认知方式上的差异, 语言习得机制属于儿童大脑中的一种初始状态, 受人类内在的语言普遍性制约。儿童可以在轻松随意的氛围中自然而然地习得语言, 而且他们的大脑功能没有固定化, 短时记忆强, 接受新事物快;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们利用语言习得机制的能力逐渐降低, 成人的认知发展进入抽象思维能力阶段, 就不如儿童那样自然有效地学习外语。
3.儿童具有学习外语的心理优势
情感论认为, 年龄差异主要是情感差异, 儿童的心理特点是对新事物感兴趣, 学英语时没有心理负担, 不怕出错, 敢于在集体面前大胆进行语言实践。因此在二语习得中, 年龄越小的习得者越能在学习中保持积极的态度。而成人的自我意识增强, 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性, 循规蹈矩, 瞻前顾后, 害怕犯错误, 从而限制了语言习得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二、英语教育不宜过早
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儿童“不宜过早学习外语”, 其理由是:
1.儿童早期实施英语教育的理论依据不足
关键期假说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束定芳教授通过调查外语界知名专家及学者们成功的经历和同济大学德语强化班学生的学习效果, 得出了 “外语学习的起始年龄并不是越早越好。20～30岁开始学语言的人同样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的结论, 也就是说在保证最优输入以及大量输入的情况下, 任何年龄的学习者都可以取得语言水平的进步。赵世开认为:“在‘关键期’还不明确的情况下, 就在幼儿和幼儿中开设外语班, 究竟是有助于他们能力的开发, 还是摧残他们的能力, 实在是值得考虑。”
2.实施中会产生不良后果
(1) 过早学习英语不利于幼儿学好汉语。语言习得与语言学习具有不同含义。语言习得是指自然地、大量地随意接触一种语言从而掌握这种语言的过程, 一般来说, 母语掌握过程与幼儿大脑、听觉器官、发音器官等的发育发展同时进行, 母语的习得, 尤其是口语听说能力的获得是在自然环境下进行的。语言学习则是指个体通过教学而掌握语言, 学会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幼儿接受一个事物, 往往是主动“习得”的, 而不是像成人那样“学来”的。在母语习得时期, 幼儿的感知能力与认识能力还在形成过程之中, 幼儿是通过周围的真实语言环境, 无意识地学习母语, 如果打乱无意识的母语习得规律, 强行加入一些有意识的外语学习, 只会让幼儿对两种语言的概念系统产生混淆, 不利于幼儿学好母语。
(2) 过早学习英语加重幼儿学习负担, 不利于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说, 三岁的孩子是按自己的大纲在学习。幼儿的注意力非常短暂, 最多只有五分钟, 他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兴趣行事。如果硬逼着幼儿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听讲, 有可能抹杀孩子的创造力, 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孩子在幼儿园里玩切面包的游戏, 他一边切一边说:“切妈妈, 切妈妈。”老师感到很奇怪、很恐怖, 问他为什么要“切妈妈”, 孩子答:“妈妈坏, 妈妈不让我玩。”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正像专家所说, 如果不能让幼儿在双语环境中轻松自在地学外语, 那干脆就不要这么早地逼着他们学外语。幼儿期是培养想象力、创造力的最佳时期, 如果为了几个看得见的字、词、句子而逼着孩子学外语, 抹杀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那样就得不偿失。
(3) 从实践上来看, 我国幼儿学习外语存在诸多不利的客观因素, 主要表现在缺乏必要的语言环境以及合格的师资。丰富的语言环境对语言获得是至关重要的, 儿童学语言时, 听的时间要比说的时间多得多, 能听懂的语言形式要比其能说出的多得多。在幼儿教育阶段, 家庭比幼儿园更重要, 如果家庭、社会不能给幼儿提供一个良好的双语环境, 即便孩子背了许多单词、会说许多问候语, 他对外语还是一窍不通。新加坡的孩子几乎都能熟练掌握英、汉两种语言, 主要得益于新加坡无处不在的双语环境。在我国的幼儿园、家庭、社会, 外语环境普遍欠缺, 对外语的学习、巩固、校正、使用不利。另一方面目前幼儿英语教师的问题难以解决, 既有英语知识, 又懂得幼儿教育技巧的幼儿英语教师少之又少, 导致目前少儿英语教学成人化现象比较严重, 很多教师只是简单地讲解卡片, 教一两首儿歌, 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老套等。当外语学习外部环境以及师资条件都达不到的情况下, 幼儿园就开设英语课, 只能浪费巨大的财力、物力、精力, 如果不能保障最佳的英语输入, 还会影响到孩子后续的英语学习。
三、评价与展望
关于儿童外语习得利弊争论背后所涉及的是语言观的分歧。是把语言习得看做单纯的生物机制还是社会交际的产物?如果从生物机制的角度来看, 那么敏感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答案。但也有研究表明, 儿童并不是单纯地先发展语言结构知识, 而是先发展语用能力。既然儿童首先发展“语用能力”, 那么社会文化理论的解释似乎更加合理。笔者认为, 儿童语言的习得过程既与其生理和认知特点密切相关, 又离不开社会和语言环境对其语言能力的发展产生的重要作用。语言学习在较大程度上类似于其他知识的学习, 要受到智力、语言学能、个体差异、动机和态度以及环境因素等的影响。虽然目前对于儿童早期进行英语教育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还无定论, 但毋庸讳言, 有关争论在推进二语习得与年龄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何南林.论外语学习的最佳年龄问题[J].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6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