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去行政化论文

2025-01-11

司法去行政化论文（精选6篇）

司法去行政化论文篇1

一、司法独立原则的产生和确立

在国家的治理活动中, 划分不同权力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 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等思想家分别在其著作《政治学》、《罗马史》中体提出有关分权制衡的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孟德斯鸠发展为“三权分立”的学说, 使市民性质的司法从行政权中, 剥离出来, 形成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独立的权力形式。三权分立的学说为司法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促成了近现代国家司法机关的独立建制。美国是最早在宪法中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国家, 1798年的美国《宪法》第3条第1项就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该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

二、司法独立原则的标准

(一) 司法权的独立

从公共权利的角度讲, 通过司法权的独立预防公共权力的集中腐败, 将公共权力普遍政治倾向予以分化, 以维系国家理性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从司法权自身的性质和特点看, 司法权是一种裁判权和被动性的权力, 如果司法权丧失了独立的地位, 那么法官在裁判中必定会受到外界影响和干预, 从而丧失获得权威地位。

(二) 司法机关的独立

司法独立既包括司法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 有包括司法机关体系内部自身的独立。司法体系独立于外部干预是基本的。在我国, 宪法所说的“审判独立”基本上把法院作为一个整体, 独立于外部其他国家权力。但是如果忽视了法院体系内部的独立, 那么司法机关的独立, 显然是不完整的。

(三) 法官的独立

法官的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 法官的独立首先是地位的独立, 即法官审理案件不受其他机关或个人的干涉, 这就需要法官的身份具有的独立性, 而且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进行保障。另一方面, 法官在履行其司法职务时只服从法律、受伦理和个人良知的约束, 不是任何干涉。

三、行政权对司法独立产生的影响

如果将我国法院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加以对比的话, 就会发现行政机关的基本特征。实际上, 我国法院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模式来构建的。

(一) 法院地位的行政性

首先, 法院无统一的财政体系, 而隶属于统一行政财政系统。正是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从属性, 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 实质上也是自我保护主义。其次, 各级法院的设置是按照行政级别进行的。在我国, 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从一开始就被行政机关级别化了。此外, 法院在作为整体相对于外部机构呈现行政化的态势外, 其内部的设置也完全行政化了。法院在编人员, 无论是从事后勤的, 还是从事审判工作的, 都有自己相应的级别。

(二) 司法权运行及决策过程的行政性

第一, 司法权经常如同行政权一样主动行使。一直以来, 我国法院总是在为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 在某种程度上, 行使着行政机关的职能, 而失去了司法被动性的美德。第二, 司法决策过程的行政化。这种决策过程的行政化首先体现在法院内部相互关系的行政化上。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案情指示和案件批复现象时有发生。

(三) 法官选任及人事管理制度的行政性

虽然法官的产生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的程序进行的, 但法官的待遇、晋级、晋升、奖励等方面则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管理, 实行的是干部职务系列等级制。这种体制对于法院来说, 显然是没有行业理性可言的。一些基层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领导也可通过上述干部人事体制进入法院, 成为法院的领导者。虽然自2001年以来, 国家实施统一的司法考试, 对司法人事职业准入具有积极地意义, 但是在这种在基本的法官人事管理制度未完全摆脱行政的情势下所进行的改革, 其意义是有限的, 毕竟最终割断司法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对地方行政权力的依赖才是改革的有效措施。

四、司法的“去行政化”改革

行政化的运行方式虽然在行政体制中有绝对的合理性, 但是却不适用于司法体制, 对于司法权来说, 一些基本的司法规律和原则都是应该适用的, 我国目前审判制度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进行司法的非行政化改革。

第一, 要处理好法院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确保上下级之间审判的独立性,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纠错功能的发挥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 即上下级法院的判决都是基于法官的独立判决做出的, 这就要求上下级法院各自独立, 上级人民法院的指示和批复可以作为参考意见, 但不能以此裁判。因为上级人民法院并没有亲历案件, 会违反审判的直接性, 使判决具有随意性。但现实中, 基层法院为了迎合上级法院的指示, 按照上级的法院的意思来处理案件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要正确处理还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 尽量去除“行政化”的影子。

第二, 做出裁判的法官要直接参与到审判的过程中。现代的审判原理要求法官必须直接审理案件, 在直接参与的过程中了解案件的争议的实质和证据之间关联的可信程度, 并作出自己权威的裁决。而本级审判委员会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所做出的决定、指示、或者批复, 由于并没有直接到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中, 不可能比直接接手案件的法官做出更明智更正确的结论或判断。

第三, 法官地位要独立。法官地位的独立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力和公信力。法官要在审理案件时独立依照自己的判断进行, 不受到其他人的干涉。实际上, 每个案件的审理总是有审判员来进行的, 没有审判法官的独立不可能有审判的独立, 没有审判的独立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然而法院体制的行政化必然要导致法院内部的行政化, 从而引起法官职位的行政化。要使法官独立, 司法的去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

摘要：司法独立思想由来已久,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有提及, 后来形成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为司法独立奠定了基础。判断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的独立、司法权的独立以及法官的独立。现阶段法院体制深受行政体制的影响, 体制结构和运作上强调内部的上下级服从关系以及自上而下的统一性和权力行使的效率性、严格的行政等级差别都在法院体制中有所反应, 为了维护司法的独立性, 司法的去“行政化”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原则的标准,司法的去行政化

参考文献

[1]贺卫方.《司法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2]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载《司法改革评论》, 第一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11月版, 第103页.

[3]陈春明.《司法权及其配置》.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年版.

司法去行政化论文篇2

（二）司法行政化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性

司法行政化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

1、法官身份不独立。长期以来，法官的身份独立在我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方面的保障措施也极少。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虽然第一次将法官从国家公务员序列中分离出来，建立了单独的法官管理制度，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朝着法官“身份独立”迈进了一大步，但该法没有规定法官职务的终身制、不可更换制，对法官的惩戒也没有规定严格的程序，法官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在薪俸方面，法官的工资是比照同级公务员的标准支付的，毫无优待可言。

2、法官的权利义务与公务员一致，担任法官没有职业荣誉感。法官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责任重大理应受到社会的敬重。但若把《法官法》与《国家公务员条例》稍加比较便不难看出，法官与公务员在管理、考核、奖励、培训等方面毫无二致。

3、法官有职无权，审理权与裁判权分离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官只有审理权，没有裁决权，案件审理后往往要向庭长、院长汇报，院长认为如有必要还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且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服从，法官变成了事实上的“审讯员”。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法官有职无权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善，法官定案的比例不断上升，但是，某些法院仍有一些内部不成文的规定，如对领导交办（关心）案件、涉府案件和二审改判案件必须由院、庭长拍板定案的做法还依然存在。

4、法官等级森严，彼此之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设置四等十二级，每等级基本上对应着一定的行政级别，许多法官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行政隶属关系，担任较高级别的院长、庭长同时也是较低级别法官的行政长官。下级法官为了自身升职、调任、奖励、加薪等方面的利益，在审判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上级领导，法官对院长、庭长以及由院长、庭长组成的审判委员会的依赖与顺从也就顺理成章了。

5、案件请示制度久盛不衰，影响了下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从宪法规定看，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关系，但长期以来法院系统一直沿袭着行政化的审判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且有的法院为避免二审改判或发回重审，对一些案件也主动向上级法院请求，形成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下指示、作指导的现象，这就影响了案件审理法院的独立裁判，使形式上的二审终审成为事实上的一审终审。如我市某些基层法院，一年内有几十件案件向上级法院书面或者口头请示。

实践中，司法行政化带来的弊端和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案件经过层层请示审批，有的要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有的甚至最后要由上级法院决定，往往使得案件无法在审限内审结，影响了司法效率，加大了诉讼成本，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危害了司法公正；其二，有的案件层层把关，集体负责，而一旦发生了错案，各自应负的责任又难以分清，使得错案责任追究制难以推行；其三，既然法官只负责审案，而不负责定案，法官就会形成依赖心理，而没有责任感，庭审流于形式，审判质量难以保证，法官的素质也难以提高；其四，法官的身份缺乏制度保障，薪俸偏低，同法官肩负的职责不适应，不利于法官保持必要的中立，容易滋生“人情案”、“关系案”、司法腐败等违法现象，影响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克服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问题的几点建议

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问题影响了独立审判（司法独立）原则的贯彻实施，而司法独立则是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并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政治任务。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贸组织的法制统一性原则与司法独立原则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司法改革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得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问题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入世后应采取哪些措施克服和消除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我们认为，克服司法地方化，主要是解决法院外部的依法独立审判问题，克服司法行政化，主要是解决法院内部法官的依法独立审判问题。就法院外部而言，要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根除人治意识，强化法治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下，通过适时修改《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及三大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改革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和法院体制、法官制度及审判运行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就法院内部而言，必须进一步深化法院改革，增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抗御非法干扰，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尊严的能力。根据上述情况，克服和消除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改革法院现行体制，确保法院依法独立审判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改革法院现行体制，使法院脱离同级政府的限制，保证审判权的行使不受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涉，维护国家审判权的统一。法院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法院设置、人事管理及财务管理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法院建置，设立独立的司法辖区。应避免按照地方行政区划设立法院，使地方误认为法院是地方政府的当然组成部分，建议以司法辖区的独立划分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使司法辖区不与现有的行政区划重叠，在独立的司法区域内建立高级、中级和基层法院，使地方法院与地方行政区划脱钩。

第二，改革法院人事管理制度，将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权提升到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法院人事管理体制改革，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改革方案，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借鉴银行、铁路、军队的体制，人财物由中央统管”①和“在人、财、物方面由中央政府授权最高人民法院集中统一管理”②等。这些方案对于从根本上改革我国司法体制现状，摆脱司法机关对地方的依赖，避免审判权“地方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我们认为，若实行这种简单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垂直管理体制，虽避免了司法地方化问题，但又将陷入司法行政化的“怪圈”，因此人民法院的体制改革应根据我国国情，渐进、有序地进行。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是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法院由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它负责，报告工作，受它监督。同时，将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权提升到上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员，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中级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员，由地（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基层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员，这样可以提高法官审判案件时的抗干扰能力。党管干部也应由块块管理为主改为条条管理为主。建议实行法院党委制，最高法院和省级法院都应成立党的委员会，以便加强党的领导。最高法院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法院党委成员由最高法院党委主管、省委协管；中级法院党组成员由省级法院党委主管，地（市）委协管。基层法院党组成员由中级法院党组主管，县（区、市）委协管。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级关系，仍按照法律规定，是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

第三，改革法院经费管理体制，加强司法的经费保障。司法经费开支是必须支出的正当的司法成本，是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属于国家预算开支的一部分。充足的经费保障是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廉洁的重要物质保证。关于法院经费管理改革，专家学者提出了一些方案:“第一，全国所有法院的经费由中央财政支付，预算编制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预算草案送政府协调后（不得减少或推翻），直接由立法机关审议、批准，由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第二，全国法院的业务经费由中央支出，行政经费由地方支出。第三，根据法院所承担的地方司法事务和国家司法业务的多少，确定预算比例，分别支付”③。我们认为，由于目前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方财政状况不同，各地法院办案的工作量也不同，从既要保证各地法官正常的工资支付，又要保证各地法院正常工作业务经费开支需要的原则出发，法院经费管理体制应改为地方各级法院的行政经费（人头费）统一由中央财政支付，业务经费统一由省级地方财政根据本省三级法院的工作需要支付。

（二）改革现行审判运行机制及法官管理制度，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审判

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是独立审判原则的共同要求，反映的是法院集体和成员之间的关系。法院整体独立是法官个体独立的前提，没有整体上的独立，个体独立就失去了保障，但法院审判权的行使毕竟是通过法官的具体执法活动来实现的，没有个体的独立，那么，法院整体所追求的目标棗司法公正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首先应修改《宪法》，将《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还应修改三大诉讼法及《法官法》等有关法律，改革现行审判运行机制及法官制度，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第一，改革现行审判运行机制，建立审判管理的主导地位，保障审判权行使的合法性。

1、改变现有的案件审批制。将独立审判的主体明确定位于法官，建立法官个人负责制，形成以法官为中心的审判运行机制。庭长、院长对案件的监督不再是通过审批来完成，而是通过加强业务培训、参加庭审、旁听公开开庭等方式指导法官办案，监督法官办案；法院领导可以通过直接担任案件的审判长或者主审法官来履行对重大案件的监督职责。

2、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审判委员会的首要职能应该是总结审判经验，其次才是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但实践中大量的时间用在讨论具体案件上，这不仅不符合法律赋予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而且影响到审判独立和效率，使审判权责难以统一。针对这种状况，理论界有的学者提出要取消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制度④，有的学者认为，改革应在保留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强化责任监督等措施来进行。我们认为，由于现阶段我国审判人员的素质还达不到法官审判案件完全独立的要求，因而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不能取消，特别是担负死刑案件审理的中、高级法院，决不能轻易取消审判委员会，但各级法院应对讨论案件的范围加以明确的限制，并逐步缩小。同时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强化合议庭职责，还权于合议庭，提高当庭宣判率，减少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数量。此外，可以建立审委会成员参加或组成合议庭直接开庭审理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

3、逐步取消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案件请示制度。既然是独立审判，就应当是审判机关和审判法官独立自主作出裁判。本级法院决定不了的案件应当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定案，上级法院不得对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作出批示、答复。

4、全面落实法官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在将独立审判审判落实到法官个人，确立法官在诉讼中独立的地位和权力的同时，要明确法官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法官权力因过大而腐败，确保司法行为公正、合法。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人民法院开始试行了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一部违法办案责任追究的统一立法。因此，现阶段应对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的有关内容尽快以立法的形式作出详细规定，明确规定违法办案责任追究的范围、违法办案的界定标准，违法办案的责任及归责原则、责任划分的标准、追究的程序等。只有这样，在对法官的违法办案行为进行追究时才有法可依，便于操作。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界定违法办案范围时，标准一定要严格，不能无限扩大违法办案的范围，以免影响法官独立审判的积极性。

第二，改革现行法官制度，真正建立法官的主审地位，保证其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1、严格法官任职资格。法官的基本条件应该是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法律专业知识和至少5年以上司法实践经验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使法官队伍成为由法律专家构成的精英化职业群体，而不是行政人员、公务员或一般干部队伍。同时，强化法官自身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使法官在知识背景、训练方法、职业利益和道德水平上相一致，取得共同点，这种共同点能够造就法官对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更多地产生内部的自然统一与和谐，强化法官的职业责任和权威，使法官能够顶住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不正当干预。

2、改革法官选任办法。法官应从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人中择优选拔，然后任命其担任法官助理，在担任法官助理满若干年后，经考核合格，方可任命为正式法官。上级法院的法官应逐级从下级法院的法官中鳞选，初任法官原则上应该从基层法院干起，不宜直接在上级法院任职。同时，要实行法官定额制度，根据人口数量和办案数量的情况，规定各个法院配备的法官职权，并分别建立法官序列、书记员序列、司法警察序列、司法技术专业人才序列、行政管理人员序列，避免法院工作人员全部法官化的现象，以确保法官质量。

3、完善法官保障制度。具体来说要实现“三个保障”:一是待遇保障。给予法官高于一般公务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地位和待遇，使法官享有较高的工资津贴、福利、休假和社会保障等待遇，不受非法利益的左右；二是经费保障。财政预算要充分保证法官的办案和办公经费，以杜绝利益驱动，确保司法公正；三是职权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权受法律保护，其依法进行的职务活动，发表的言论，不应当受到责任追究，这是法官充分自主发表案件意见，自主裁判的重要保障。同时，实行法官职务终身制，非因违法犯罪原因、健康原因和退休原因不得免职。

4、改革现行法官管理体制，建立法官管理委员会。应当改变目前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由地方党政部门管理的体制，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法官由任命机关或任用机关管理⑥。我们认为，这种方案混淆了权力机关（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不同职责，违背了法院独立审判的宪法原则。较为合理的方案是高级法院法官的人事管理权由最高法院行使，中级法院法官的人事管理权由省级法院行使，基层法院法官的人事管理权由中级法院行使。同时在各法院建立法官管理委员会，作为法官自律性管理组织，人数多少取决于法院大小。法官管理委员会处理除人事权以外的法官工作任务分配、工作条件等相关的事务，通过讨论，形成意见，涉及到经费、行政上的事务要提交院长决定，对自身的事务可自行决定。

“庭审去囚服”彰显司法进步篇3

过去看影视剧，笔者就一直在纳闷，在境外的法庭上，被告人不仅不戴手铐，反而西装革履，连发型都相当周正，给人感觉十分的庄重。反观我国的庭审现场，被告人清一色剃光头、戴戒具、穿号服，给人感觉就像开批斗会，无论控辩双方怎么辩论，在人们眼里被告人就是罪犯。曾经向人问过这个问题，调侃的说法是外国人喜欢装绅士，罪犯更爱装；专业的说法是人家国外司法讲文明、讲人性，中国的司法还没有进化到那一步。

换句话说，过去中国的司法还不够文明，不够人性化。确实，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的立法、司法、执法遵循的是“疑罪从有”的原则，于是，剃光头、戴戒具、穿号服似乎成了刑事被告人“过堂”的标准行头，成为有罪推定理念的外在表现。而1996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就此而论，继续给被告人贴上这些“犯罪化标签”，非但不符合法治文明和“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严格来说更不符合现代法治伦理。

事实上，早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的通知》就明确规定，“除本人要求外，禁止给在押人犯剃光头，禁止剃有辱人格的发型”。最高法在2009年颁布的《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刑事警务保障规则》规定，除“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等较重刑罚和有迹象显示具有脱逃、行凶和自杀、自残可能的被告人”以外，“在法庭审判活动中应当为被告人解除戒具”。至此，被告人的犯罪标签中只剩下号服未被全国性的硬性规定从制度上予以否定。

虽然号服没有手铐之类的看上去那么可怕，但同样十分醒目。就算没剃光头、没戴戒具，被告人穿着带有编号和看守所标识的号服，其“犯罪化标签”依然刺激人们的视线，容易给裁判者造成先入为主的恶性观感。而在社会公众眼里，身着这样的“囚服”出庭，意味着其已经归属于“犯罪分子”的行列，尽管有些犯罪嫌疑人最终没有被法庭定罪或是宣告无罪，可身着“囚服”的身影已经在人们心目中被“定格”，对其本人内心和人格所造成的伤害恐怕也终身难以消除。

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他是被指控的对象，并不是已经确定为罪犯，他只是被控告的人，这样的人不能给他以符号、标注、有罪的标签。在法庭还没有对被告人定罪之前，被告人就不能被视之为罪犯，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格权就必须得到最基本尊重。事实上，随着无罪推定原则以及人权保障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庭审时让被告人脱去囚衣，不仅能够减少法官和旁观者不合理的心理预判，更能够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平衡，让被告人平静地面对法庭，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辩护权。

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规定，明确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这就意味着今后无论全国各地、任何刑事被告人出庭受审，都可以“便装出庭”，被告人或上诉人既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服装，也可由家属、亲人提供服装，甚至在自己没有合适服装的情况下，也可依照规定向羁押机关申请提供便装。从此，人们再也不会从媒体新闻报道中看到被告人着明显带有“x看”字样的马甲囚服镜头，庄严的法庭会显得更加文明。

用相关法学专家的话说，庭审过程中让被告人彻底去犯罪标签、回归无罪原点，是无罪推定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别小看这件“囚服”的穿与脱，其体现出对被告人基本权利和人格的尊重与人权保障，尊重被告人或上诉人意愿，从制度上规定禁止着各种囚服出庭，允许他们着便装出庭受审，可以有效避免公诉方甚至审判机关人员产生“有罪推定”心理，更能促进法庭客观公平公正和严格依法审理，甚至可以避免人为冤假错案的发生。

司法去行政化论文篇4

关键词：检察权,行政化,检察机关,转型

检察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1978年重建以来, 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已经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的渗入, 导致检察机关在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能时受到一定的干扰和影响。笔者认为, 淡化行政管理色彩, 既是当前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 也是深化改革、促进检察权转型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检察权的性质

警察权是行政权, 审判权是司法权, 这两点均已成定说。但对于介乎二者之间的检察权的性质, 在学说上则有不同主张。第一种观点是“行政权说”, 它从检察权具有的命令性、国家代表性、强制性和执行性等特征上, 认为检察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 检察官是行政官;第二种观点是“司法权说”, 它认为检察权与审判权具有类似的特征, 检察官被称为“站着的法官”, 如德国学者戈尔克称:检察官虽非法官, 但“如同法官般”执行司法领域内的重要功能;[1]第三种观点是“双重属性说”, 它认为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第四种观点是“法律监督权说”, 它认为检察权是独立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第三种国家权力, 是与国家行政权、军事权、审判权相并列的, 必须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来行使, 检察机关正是此项权利的行使者。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如何定位我国检察权的性质, 不仅要从权力本身的共同性出发, 还要结合我国宪政体制及司法体制。而我国宪政意义上的“司法权”就是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统一, 鉴于此, 笔者认为我国检察权在国家体制上仍属于司法权。因此, 对检察活动的管理模式要既不同于行政机关, 又要有别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 而是应当根据检察权自身的性质和特点, 按照司法规律, 以司法管理方式来管理检察活动。

二、我国检察机关管理行政化的现状

(一) 机构设置的行政化

一是体现在组织体制上。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我国检察机关实行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体制。按行政区域来设置检察机关, 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所在行政区域的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或罢免, 并接受其监督, 但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 上述人员在提交选举和任命前, 须由本级党委讨论同意, 或报请同级党委政法委同意, 同样, 其免职也须由本级党委或其组织部门讨论, 再经过法律程序向人大提出。

二是体现在经费保障上。检察机关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当地财政, 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依靠同级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某些特需经费还需要同级财政部门的支持才能解决。

三是体现在业务协调上。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均设有政法委员会, 有些地方的公安厅 (局) 长兼任政法委书记, 在实际工作中, 人民检察院遇到的重大疑难案件会与其协调, 由政法委召开公、检、法三家共同研究并提出处理意见。[2]

(二) 办案程序的行政化

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实行行政审批、集体负责, 是一种“上命下从”的行政模式。[3]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相互混同, 如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案件重大、疑难、复杂, 由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以行政审批、集体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办案模式。在这种办案体制中, 普通检察官只是案件承办人员, 即行政垂直线上底部的一个点。

(三) 队伍管理的行政化

检察官被视为一般行政人员, 按行政级别分为科级、处级、厅级等, 其选拔、任用、考核、奖惩、晋升制度纳入公务员法管理。虽然《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分别规定了检察人员的法律职务和检察官等级, 但与检察人员的工作权限、政治经济等待遇却不完全挂钩, 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行政职级。

(四) 决策机构的行政化

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机构, 主要任务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 是检察机关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完全行政化的办案体制下, 检察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检察长、副检察长及其他业务部门的负责人等行政领导组成, 其结构的行政化, 使检委会在运作上也被打上了很深的行政化烙印。

三、检察权转型方向的思考

从检察权性质来看, 应当在实际上强化检察机关的司法性。检察制度的改革, 必须向权责正确行使、高效公正、制约有序的检察权方向发展, 要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一) 完善检察权的配置

科学配置检察权, 淡化现行检察制度中的行政因素, 是检察权转型的前提和基础。

1. 理顺领导体制, 保证检察机关相对独立

笔者认为, 按照检察一体化的原则, 检察权的行使必须保持整体的统一, 所有检察机关应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不受任何行政权力的干涉。要做到这一点, 检察机关必然享有人财物的自主权, 使上级检察院真正从检察工作、人事任免、经费、人员编制等方面实行垂直领导。[4]除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外, 其他检察官均由高检院或上级检察院的检察长提请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任命或直接任命, 检察官职务非因失职或违法犯罪事项不得以任何理由免去;检察机关的经费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检察院, 由高检院逐级下拨给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 使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摆脱与其所在行政区域的依赖关系。与此同时, 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 应当设立司法区, 打破与行政区划的对应, 在办案程序上与其他司法机关的衔接。

2. 实行分类管理, 规范检察官的选拔任用

检察人员任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是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 依法独立行使检察职权的组织保证。在人事管理上要实行检察官、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的分类管理, 取消检察官的行政职级, 将检察官的待遇和检察官等级挂钩。要严把检察官的入口关, 疏通检察人员的出口, 根据不同特性对检察机关的业务人员实行分类管理, 建立一种以检察官系列为主体, 以相关工作人员系列为补充的干部管理体制, 充分调动检察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与检察机关垂直领导机制相适应, 省级检察院的编制及职位数量, 由高检院核定和统一管理, 省级以下检察机关的人员编制管理权, 则由省级检察院负责, 各地区、市 (县) 的编制名额及职位应该由省级检察院统一核定和下达。同时应当实行检察官遴选制度, 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体现在队伍建设上, 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官队伍。

(二) 完善检察权的行使

按司法规律行使检察权, 充分认识到检察权在我国司法领域的重要作用, 改变以往检察权行使的“行政化”, 是检察权转型的关键。

1. 提高办案效率, 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官应当成为办理案件并负有一定决定权, 而且权、责、利相统一的检察权行使主体。打破集体决策的陈规, 给检察官个人在司法活动中一定的独立性。如主诉检察官制度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度改革, 由公诉部门的主要检察官担任主诉检察官, 配备辅助人员, 使主诉检察官成为相对独立的检控官。因此, 笔者认为, 以设立主诉 (主办) 检察官制度为突破口, 实现我国检察官的“司法官化”, 是检察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和必要的举措。在实行主诉 (主办) 检察官制度中要尽量减少行政性命令, 而采用国外检察官制中比较通行的做法:“主要是运用审查、劝告、承认的方法, 行使指挥监督权”, 以使“上级的指挥监督权和检察官的独立性相协调。”[5]

2. 提高责任意识, 强化责任制度

按照权责统一的要求, 认真落实差错案件责任追究制度, 明确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部门负责人、承办检察官的四级执法责任, 明确各个岗位职责, 充分调动每个检察官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

(三) 完善检察权的监督

“谁来监督监督者”, 完善检察权的外部、内部监督机制是检察权转型的保障。

1. 在外部监督上, 加强检务公开

自觉接受外部监督, 在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的同时,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联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服务工作, 有效强化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专家咨询委员、检务公开等工作。加强人大代表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视察、检查, 建立一系列联络代表委员工作制度, 包括健全与人大代表联系制度、定期走访代表委员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专题工作汇报制度、征求意见反馈制度等, 并使这项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充分利用人大代表的质询权, 监督权等进行监督。全面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 将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的执法活动置于广泛的监督之下。深入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邀请大学生、社区居民、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进院参观, 从而提高检察工作的透明度。

2. 在内部监督上, 健全责任体系

完善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监督, 在办理案件监督机制, 如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备案、督导督察、追逃协作、办案安全防范、超期羁押催告、对下级院错误的纠正等等, 利用检察专线网创建职务犯罪案件跟踪系统, 对各级院立案查办的每一起职务犯罪案件都纳入联网管理, 网上全程动态监控。同时要充分发挥内部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务督察部门的作用, 层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 积极对执法办案活动进行事前和事中监督, 继续推行案件回访、个案抽查等已经成型有效的制度, 同时, 进一步挖掘违法违纪的深层次原因, 从而健全制度, 改进工作, 防范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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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糜方强, 黄生林.论检察领导体制改革[M].检察论丛, 第8卷, 法律出版社, 2004:148.

[4]郝国庆, 王枫云.我国政府垂直管理体制趋强的原因与利弊分析[J].行政论坛, 2002, (1) .

司法局司法行政会议讲话篇5

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及部、省、市会议精神，总结回顾20xx年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安排部署今年工作任务。下面，我讲两个问题。

一、20xx年工作简要回顾

20xx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司法行政机关牢牢把握“稳中求新”总基调，紧紧围绕我市中心工作，忠诚履职，砥砺奋进，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多项工作得到上级机关的肯定和好评。年内，全系统共有39个集体297名个人获得市以上荣誉称号。

(一)坚持保稳定、促发展，在推进平安沈阳建设上实现了新突破。监狱戒毒工作，坚持以确保场所持续安全为前提，不断完善安全稳定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各项制度规定，优化细化安防措施，全面推行“清单式管理”，强化狱所情分析研判，突出对重点人员的管控，全力做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的安保工作;以提高教育改造和矫治质量为中心，深入贯彻执行《监狱教育改造质量评估工作实施办法》和《强制隔离戒毒诊断评估实施细则》，不断探索创新教育理念和模式，强化个别教育;以提高执法公信力为重点，健全完善执法体系，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狠抓减、假、保等执法环节的管控。康家山、东陵监狱已分别连续、，沈新、张士强戒所分别连续、实现“四无”目标，我市监所安全稳定工作继续位居全省前列。特别是康家山监狱连续20年实现“四无”，创造了全省监狱系统持续安全稳定的新纪录，受到了省厅表彰。社区矫正工作，以市两办名义出台了《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扎实开展脱管漏管专项整治活动，加强重要时段专项排查，实现了两类特殊人员无脱管漏管、无上访闹访、无参与群体性事件、无重大刑事犯罪等现象发生的“四无”目标;依法依规完成了报请特赦工作，达到了“不错放一人，不漏赦一人”的工作要求。安置帮教工作，扎实开展了信息核查工作，严格落实了必接必控制度，会同14部门联合转发了《关于加强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推进了阳光基地建设。

(二)坚持抓拓展、提效能，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创造了新业绩。加强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以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发了推进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并落实了服务全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服务“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促振兴”、服务我市“创新改革”等系列举措。律师工作，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沈阳市律师工作会议”，明确了我市律师事业的改革发展方向;抓实了法律顾问工作，建立了律师人才库，成立了政府顾问法律委员会，共为385家政府、1928家企业、349家事业单位和122家社会团体担任法律顾问;加强了规范化管理，组织开展了依法治国教育活动，强化了诚信考评、年度考核、执业规范和律师入职的监督管理;推进了依法介入信访工作;加强了律师队伍和行业协会建设，成功召开了全市第五次律师代表大会，组建了新一届市律协。全市264家律师事务所3261名律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明显提高。公证工作，在巩固传统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服务新兴行业和领域;加强质量建设，建立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了社会公信力。全市共办理各类公证122565件，提供上门服务1246件，办理公益性法律服务案件5340件，减免公证费222万余元。市第一公证处获全国优秀公证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降低门槛，开展了对驻沈部队、老年人、少数民族公民和残障人士开展法律援助，扩大了援助范围;开通微信平台，提高了信息化水平;探索实践了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发挥了“12348”热线功能。司法鉴定工作，严格落实鉴定人初审制度，扎实开展认证认可和能力验证活动，加强岗前培训，深入开展规范司法鉴定程序专项活动，司法鉴定的社会公信力明显提升。

(三)坚持履职责、谋作为，在推进法治沈阳建设上实现了新提升。法治宣传教育，扎实开展了“六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制发《检查验收方案》，举办专题培训班，制作普法宣传片，对照标准严格自查。我市“六五”普法工作得到了省厅验收组的高度评价;以宣传宪法为核心，大力开展“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和“依法治市宣传月”活动，提升了宪法宣传效果;开通“沈阳市司法局门户网站”、“沈阳普法”微信和微官网，法治宣传教育渠道进一步拓宽。市局门户网站质量效能得到了上级机关的高度评价;不断深化法治创建工作，有力提高了基层法治化管理水平，和平区被评为“全国法治创建工作先进单位”，大东、辽中各有一个社区(村)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村)”称号;创新普法理念和思路，努力打造法治文化精品工程，已有6家单位被省厅命名为法治文化教育基地。人民调解工作，注重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组织开展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社会矛盾排查化解”专项活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实现突破，医疗、物业纠纷调委会的社会影响力日益突出，多家媒体予以报道;不断深化“三调联动”机制，我局的经验做法在“平安沈阳建设工作会议”上做了交流;推进了规范化建设，省级规范化调委会达83.5%，远超出省厅60%的标准。20xx全面加强司法所建设，基层司法行政干警履职能力不断增强，大东区长安所、沈河区风雨坛所被评为“全国模范司法所”。圆满完成了第14次国家司法考试沈阳考区的考务工作。

(四)坚持抓重点、推整体，在司法行政体制改革上取得了新进展。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狱务公开工作的补充通知》，严格落实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各环节的条件和程序;强化戒毒工作职能，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和制度，细化教育矫治措施，严格依法收治和办理解除，未发生任何监管事故和违法违纪问题;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完善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社会救助衔接机制;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健全完善了律师执业保障机制、律师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和执业监管跨部门协调机制，完善了律师执业评价体系。

(五)坚持严要求、实作风，在打造过硬队伍上树立了新形象。按照全市统一部署，高起点谋划、高质量推进、高标准整改，深入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不严不实”专项整改，巩固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大力加强两级领导班子建设，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落实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两级班子抓工作带队伍更加坚强有力;认真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从严落实了选人用人制度规定;切实加强队伍建设，从严管理监督，三支队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继续加强纪律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未出现干警违规违纪行为;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认真贯彻有关廉洁自律、纪律处分等各项规定，各级领导干部抓廉与自廉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明显增强。

各综合保障部门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工作效能进一步提高。财务运行更加规范，审计工作求真务实，行政管理井然有序，后勤保障优质高效，政务事务服务及时有力，信访工作扎实严谨，党务工作蓬勃开展，法制建设成效显著，信息调研务实创新，老干部服务周到热情，都为全局工作顺利推进做出了应有贡献。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仍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监管场所内部管理有待加强，影响安全稳定的隐性因素依然存在;法律服务的创新举措有待进一步落实;基层基础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些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的意识、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解决。

二、20xx年主要工作任务

20xx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抓实做好司法行政工作意义重大。中央、省、市各级会议，对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研判，对目标任务进行了明确具体的安排部署。全市司法行政机关广大干警职工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进一步提振精神、坚定信心，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机关的决策部署上来，找准司法行政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不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服务新常态。

20xx年，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总要求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和对政法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会议的总体部署，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着力”要求，以“不出大事、少出小事、出事能及时处置”为总目标，以“防风险、控危机、处事件”为总要求，把“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实抓好承担的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司法行政业务能力和水平，为实现我市“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加快推进沈阳新一轮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基于上述要求，重点要抓好以下六方面工作：

(一)着力确保场所安全。监狱戒毒场所是司法行政机关安全防范的重中之重，务必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全力确保安全稳定。监狱工作，一要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坚持把教育改造罪犯作为中心任务，加强分类教育和个别教育，强化职业技能培训。二要确保场所持续安全。严格落实警察直接管理制度，规范对罪犯的日常考核工作;完善“清单式”管理机制，严格执行监狱清单式排查制度;加强狱情研判，严把重要时段、重要环节、重要部位和重点人员的安全防控。三要进一步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重点管控好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执法环节。四要加强防暴恐工作。进一步加强危安犯、邪教类罪犯的监管，完善处突预案，强化针对性演练。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要健全完善排查、防控、应急处置和领导责任“四项机制”;突出矫治职能，探索创新教育矫治方式方法，夯实戒毒教育基础工作;健全完善各类制度、规范和规程、标准，细化岗位职责和要求;积极构建教育矫治、戒毒医疗、康复并举的教育戒治工作体系。力争上半年，完成龙山强戒所的收治任务。适时启动尹家所收治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着力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司法行政机关肩负着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一要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组织开展以强化管理、防控风险为主题的“监管安全年”活动，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坚决执行监管规定，有效防控监管风险，严防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认真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充分发挥教育矫正的治本作用，不断提高矫正质量;创新科技监管手段，强化安全分析研判，开展社区服刑人员危险性评估活动。二要深入推进安置帮教工作。严格落实监所与社会无缝对接工作机制，重点抓好服刑人员信息录入核查和释放衔接等关键环节，扎实做好就业安置和帮困扶助工作，进一步推进阳光基地建设。三要深入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加强和规范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大力开展“筑防线、控风险、促发展”人民调解专项活动，最大限度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深化“三调联动”机制，创新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继续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探索建立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人民调解组织。四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坚持“五化”标准，提高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水平;严格编制管理，切实管好用好政法专项编;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基层司法行政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对法律服务所的管理，确保法律服务市场有序发展。

(三)着力服务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沈阳经济社会新常态，司法行政机关责无旁贷。一要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实施意见》，进一步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创新载体，发挥优势，不断健全符合市情、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着力打造“农村一小时、城市半小时”公共服务网络。二要抓实律师工作。深入贯彻落实沈阳市律师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我市律师事业改革发展;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法律顾问团的作用，进一步为党委政府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提供法律帮助，特别要聚焦我市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聚焦我市“创新改革”试验和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等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参与，主动介入，彰显优势，建言献策;加强执业监管，促进律师依法规范诚信执业;强化业务培训指导，不断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三要优化公证工作。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深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品质，提高公证质量;推出优惠举措，全力服务沈阳改革发展;健全完善考核、监督机制，提高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四要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扩大援助范围，认真办理民生领域的援助案件，重点做好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军人军属的法律援助工作;严格落实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机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健全完善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全面推进刑事速裁法律援助。五要强化司法鉴定工作。以质量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深入开展规范司法鉴定机构程序专项活动;做好投诉处理工作。

(四)着力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市民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是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责任。我们要认真总结“六五”普法的工作经验，全力做好“七五”普法开局之年的相关工作。要全面落实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要求，推动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工作责任制，推动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积极开展宪法学习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好“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推行大学生法治辅导员工作，探索成立我市法治宣传志愿者协会;广泛开展法治文化活动，加强《法治之路》刊物、局门户网站和沈阳普法微信平台、微官网等法治宣传阵地建设，进一步营造深厚的法治文化氛围。

(五)着力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要按照省司法厅和市委改革办的统一部署，扎实推进沈阳司法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监狱制度改革。严格刑罚执行，严控贪污受贿等罪犯减刑次数和幅度，严格执行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规定。深化狱务公开，依法公开监狱执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自觉接受公众监督。进一步完善监狱执法办案责任制，充分保障罪犯人权，提高执法公信力。进一步深化社区矫正制度改革。贯彻落实《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监管，促进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融入社区、回归社会;按照省厅部署，积极推动两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及队建制建设;探索建立社矫经费动态增长机制。进一步深化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司法鉴定与审判、检察、侦查工作衔接协调机制，统一鉴定程序、标准。实行鉴定人负责制，落实鉴定人出庭制度。进一步深化律师制度改革。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推动落实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加强律师执业的规范和管理，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执业行为，促进律师依法诚信执业。进一步深化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做好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的准备工作，组织好20xx年国家司法考试沈阳考区各项工作。

(六)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司法行政队伍。打造过硬队伍，是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的关键。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政治自觉，深入开展忠诚教育，教育引导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看齐意识，对党绝对忠诚。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努力建设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要大力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把纪律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执行纪律一寸不让，敢向难题短板发力。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巩固和拓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修身做人、为官用权、干事创业的方方面面。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切实把主体责任记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推动履行主体责任常态化、严格化、规范化。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坚决落实主体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特别是对失职渎职、出现重大问题且造成重大影响的，坚决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坚决不搞亡羊补牢、下不为例。要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措施。继续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落实各项福利待遇，切实关心干警职工疾苦，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题，让大家有归属感和获得感。

司法去行政化论文篇6

一、“行政”与“官僚”的内涵

“行”与“政”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用最早见于孟子所著的《孟子·梁惠王上》, 有记载:“ (孟子) 曰:庖有肥肉, 厩有肥马, 民有饥色, 野有饿莩, 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 且人恶之。为民父母, 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2]此时这两个字开始连用, 产生了新的意思。行政意为执行政令、推行政务。英文“行政”为administration, 源出拉丁文administrare, 意为执行事务, 它在某种意义上与管理是同义词。在西方, 行政也称“公共行政”, 英文为public administration, 专指政府事务的管理, 以区别于私营企业的管理。而“官僚”一词在辞海中解释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 不了解实际情况, 不关心群众疾苦, 饱食终日, 无所作为, 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 不按客观规律办事, 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3]有的学者在使用“官僚”一词的层面上作了这样的阐述:管理机构的活动成了目的本身, 与形式主义相关;只对上级负责, 轻视客观规律, 唯长官和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排斥拒绝不是本机构的人或者团体参与本机构的事务管理, 孤芳自赏, 不接受其他人或者团体的建议;在事务管理中, 服从的是长官和本机构的利益, 不考虑群众的利益, 任人为亲, 行贿受贿、弄虚作假,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与腐败关系最密切[4]。可以说, 官僚化是一个机构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 为了实现整个机构的私利最大化, 所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管理心态。可见“行政”一词是个中性词, “官僚”一词则是一个贬义词。因此, 面对高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创新能力日益萎缩、学术活动的空间日益缩小的现状, 去掉高校的“官僚化”是当务之急。

二、大学官僚化的现状及其危害

(一) 受官僚化影响, 大学的职能与目标呈现异化现象。大学官僚化的高校当以育人及研究学问为天职, 不过现实中的高校严重偏离这一目标。高校愈办愈像衙门, 表明当今高校官僚化的程度已经很普遍, 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严重地阻碍着高校的发展, 缩小了师生学术活动的空间, 阻碍师生创造力的发展。

(二) 大学官僚化的危害。

1.产生腐败。在高校说话最有分量的是校长和党委书记, 而不是学校的学术泰斗和专家学者。在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说的话, 就是金玉良言, 在人事罢免、奖励资金、学校发展、人才引进等方面拥有绝对权威。绝对的权威就会产生绝对的腐败, 在2009年, 武汉大学校长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收受巨额贿赂双双被捕。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教育界, 高校历来给人们清水衙门形象, 如今崩溃了, 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发生在高校领导身上的腐败事件, 表明高校领导被官僚化后容易走上腐败的道路上。

2.影响学校发展前途。大学官僚化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结果, 大学的官僚化在现实性上的表现, 正如学者陈慧青和彭拥军所说:“校长角色相对模糊;行政机构庞大臃肿, 缺乏应有的管理效能:管理服务队伍衍生为特殊的利益团体。”[5]其危害表现为高校的领导往往集政务与学术一身, 校长职能就是管理学校, 保证学校秩序的正常, 如何保证学校的命脉———学术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如何使学校的发展前途更广阔。今日的校长, 更多的精力是应用到如何应对教育部对学校的评审中去, 如何申请到更多的课题, 或者是如何最快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领导们穷于应对上级对学校的各种评审和考核, 无暇静下心来思考学校的发展。领导占据着学术的位置, 会使学术研究经费分配不公, 领导们会利用职务之便, 占有大量的学术资源。这样就会挫伤教师真正研究学术的积极性, 同样也打击有学术潜力的年轻学者们的积极性。没有公平的竞争, 为了获得课题, 为了评职称发表论文, 他们不得不使用旁门左道, 因此学校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名利场。有人形容高校行政人员过多的现象是:“校级班干部一走廊, 处级干部一礼堂, 科级干部一操场。”[6]这只是数量上的刻画, 还不是观念和性质上的问题。行政人员过多不仅会给原本并不富裕的学校财政, 带来雪上加霜的沉重负担, 还会人浮于事, 办事效率低、办事不负责任。遇到难事大家互相推诿, 对于关乎学校长远发展的大事漠不关心, 关心的只是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职称评审。在做事的过程中, 形成文件主义, 不管是什么事情, 都要写成红头文件。然后由上而下传达, 对于文件的内容和要求是否落实到实处, 无人关心, 关心的只是文件是否传达到了指定的地方。对于文件的内容能否落实到实处, 就无人知晓了。

3.大学精神的失落。对于大学的精神有人这样描述过“大学不是风向标, 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7], 对于大学的精神这句话描述得恰到好处。但是, 用这句话来描述时下中国大陆的大学则不太适合。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大学, 都是跟着社会的风气跑的, 社会风气成了大学发展的指路灯, 社会要什么大学就提供什么。今日的大学是越办越像公司像工厂、领导成了老板, 教师成了员工, 学生成了产品, 最可悲的是重量不重质, 学生越招越多, 失业的毕业生也越来越多。高校之所以大规模扩张, 与其经济利益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能掌握学校经济利益的人, 莫过于从事行政的人员,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只要是能挣钱的事他们都会去做, 即使做的事与教育规律或大学精神相违背, 也无关紧要。大学精神对于他们来说一文不值, 能挣到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 社会需要什么, 就提供什么, 这也成了在他们治理下的大学的发展方向。缺失大学精神的高校是可悲的, 它所进行的教育活动, 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谋财害命的方式。大学的发展不能用“教育产业化”这句与教育本质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作指导, 而应以“真正的大学精神, 也就是纯粹为了研究对象而研究的精神”[8], 作为高校发展的指导思想。

4.人文精神的失落。高校领导贪污受贿的案例, 只是高校官僚化滋生腐败的冰山一角。而近些年, 高校不断地发生自杀、他杀或者是伤害其它生命的事情也屡见报端。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 也时有发生, 可见高校人文精神缺失的严重程度。这与大学官僚化密切相关, 所谓:“师者, 传道受业解惑也。”现在的师者们普遍不再传道受业解惑, 而是败坏师者形象, 追逐名利之风气。大学官僚化导致办事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重形式不重方式, 形成刻板僵硬的作风。此风由上向下, 传遍整个校园, 引发大学校园的人文危机, 形成了官本位张扬而学本位低落的现象, 对此,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曾用五句话概括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模仿主义使大学的知识体系趋于板结, 实利主义使大学的精神面貌日益贫乏, 科学主义使大学的师道尊严残存无几、滥情主义使大学的学生心理脆弱偏激”。这是大学当今面临的困境, 走出这困境的第一步, 就是要探讨如何去掉大学普遍存在的官僚化。

三、去掉大学“官僚化”的策略

(一) 对学校领导的权力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发生在高校领导身上的腐败案件, 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权力过于集中, 又没有建立对他们权力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 对他们权力的监督处于一片空白。人都是有弱点的, 在金钱的诱惑面前, 没有几个人不为金钱而动心, 能成功抵挡金钱诱惑的人太少, 而这样的人需要有很高的觉悟。所以, 对于领导仅仅进行道德上的劝说是不够的, 还需要用法律法规来监督他们的行为。因为人是要饮食的, 就像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说过一样“诚然, 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 然而, 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它活动割裂开来, 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各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 在这样的抽象中, 它们就具有普通动物的性质”。因此, 人是具有动物性的一面, 制定法律法规就是为了防止人因其动物性一面的影响, 给他人给社会造成伤害。

(二) 启发心智, 让师生远离官本位思想。在以官本位为主的社会, 高校领导官僚化毫无疑问是官本位思想的产物。把高校官僚化去掉, 其实就是要消除人们头脑中的毒素———官本位思想。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纵观中国历史各个王朝与民众的冲突, 就会发现以官为崇拜对象的社会群众心理, 是官本位思想产生和滋长的土壤。这种官本位思想, 使为民众服务的管理阶层, 通过人们对官的崇拜形成的官本位思想, 转换官员与民众的对象, 使原本享受服务的民众, 变成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对象。而本该服务人民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主宰, “不管哪个时代, 人们如何划分职业, 结果有何不同, 但有一点所有划分都是不谋而合, 那就是无一例外地把‘官’排到了第一位。”[9]。因此, 不把官本位思想这颗毒瘤从大陆高校身上消除掉, 中国大陆的高校永远成不了世界第一流的学府, 最多是世界第二或者是第三流学校。

四、结语

只有对高校领导进行权力监督, 才能制止高校进一步官僚化, 然后逐步去掉官僚化。这个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 尤其是铲除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更难, 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共同努力。

摘要：讨论高校去“行政化”是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 高校离不开管理, 有管理就有行政, 有了行政才能提高管理效率。基于此, 本文认为探索如何去掉高校由来已久且泛滥成灾的“官僚化”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高等学校,学校管理,行政化,官僚化

参考文献

[1]刘佳, 亨利·明茨伯格.深潜式管理, 将实践进行到底[J].经济与管理, 2014, 5:14

[2]韩兆柱.“行政” (administration) 义考[J].燕山大学学报社 (社会科学版) , 2011, 3:33

[3]夏征农, 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4]孙大廷.大学内部管理官僚化探析[J].辽宁教育研究, 2006, 1:17~19

[5]陈慧青, 彭拥军.从法律视角看大学官僚化——基于台湾与大陆高校的比较[J].现代教育科学, 2007, 3:6~14

[6]http://www.dzwww.com/special/ts/jry/200909/t20090914_5067446.htm

[7]谢有顺.人文素养:应用型大学远航的“压舱石”[N].中国教育报, 2014-4-7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