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历史文化

断代历史文化（共6篇）

断代历史文化 篇1

一、文化产业链的概念

文化产业只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形成产业链的形态。文化产业因其涵盖的范围广, 内部有不同的产业组合, 根据细分产业的差异, 会产生不同的产业链结构形态。但是基于共性特征, 文化产业有一条从内容到产品再到对象的综合性的产业链结构, 主要包括上游的原创研发环节, 中游的生产制造, 下游的行销推广、衍生品开发、受众消费环节。尽管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晚, 文化产业链的理论深度有限, “但是我国学者对文化产业链概念还是做了大量研究, 很多学者认为文化产业链与一般产业链的区别在于文化资源所具有的深厚内涵赋予文化产品高附加值和强生命力, 从而使文化产品能比普通商品获得更高的经济价值。”[1]因此, 在文化资源丰厚的地方, 如何构建文化产业链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 学术界并未对文化产业链这一概念作出统一界定, 本文比较赞同何群在其《文化生产及产品分析》一书中对文化产业链作出的概念界定。“他提出, 文化产业链是一个关于文化产业中围绕文化产品而展开的各个环节之间、以及文化产业与其它产业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概念。”[2]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下, 市场竞争愈趋激烈, 文化产业链呈现出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这种垂直和水平相混合的现象。基于文化产业的开放性, 在研究文化产业链的时候要注重在上游最大化的将具有潜力的文化资源通过创意成功实现资源到文化内容的转化, 在中游实现多行业的制作, 在下游大规模的进行市场推广, 普及文化产品消费, 利用衍生品的开发, 尽可能延伸产业链, 实现文化产品和相关产品的使用价值。文化产业链的完整, 才能最大化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增值, 同时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基于区域断代历史如何构建文化产业链

区域的断代历史文化是某个空间范围内某一个时期或某一朝代的文化, 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下, 最能反映该区域在某个时间段的文化。一般而言, 同一个时期不同的区域, 文化体现不一样;同一区域, 不同的时期, 文化表现也不一样, 因此特定的区域和特定时期, 文化必然反映出其独特性。

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 文化产业以内容为需求元素的特性决定了文化产业对文化资源的依赖和索取, 而丰富又具有特色的区域断代历史文化资源正好为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资源要素。当然, 并不是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其文化产业就发展的好, 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到区域发展条件等其他因素的制约。当发展区域断代历史文化产业的时候, 既要充分利用该区域的一切可利用资源, 又要对断代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资源整合, 整理出能融入当地经济, 能满足大众消费需求的文化元素进行内容开发, 还要突破和克服区域条件所带来的限制和困难。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支撑, 打造产业链才能产生规模效应和互动效应。区域断代历史文化产业链的构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

第一, 用长远的眼光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尽管只是一个时期或一个朝代的历史文化, 在对资源进行整合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详尽, 要突出其文化的丰富性和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性。对具有潜力的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和提炼, 根据提炼的资源进行资源定位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对资源进行文化内容生产, 多角度拓宽资源开发领域, 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

第二, 引进和培养人才。人力资源充沛是保证文化产业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包括研发人才、创意人才、网络人才、数字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营销人才、策划人才等等。只有人才的集聚和相互间的密切合作, 才能实现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的转换, 以及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成功嫁接, 达到产业增值。

第三, 构建核心产业, 打造特色品牌。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大多以文化旅游为切入点, 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依托, 辐射到出版、会展、影视、文化创意产品等领域。只有把基础产业做大、做强、做精, 形成核心产业, 才能带领其他产业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文化旅游的灵魂是文化, 文化的灵魂是创意, 创意的本质在于寻求特色和差异, ”品牌的打造正是特色的所在。

第四, 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区域断代历史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独立发展的, 而是该区域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与各个行业进行合作, 探索自身的发展模式。因此, 区域断代历史文化产业链的构建, 离不开一个良好的产业环境, 需要龙头文化企业的带动, 相关的服务平台和配套产业的辅佐。

第五, 得到相关资源和政策的支持。区域历史文化产业链的构建需要拥有内容资源、媒体资源、中介资源、服务资源等等的, 有些资源是现有的, 有些时候需要自己创造条件获得相应的资源。一般而言, 内容资源和媒体资源是现有的, 而像服务资源的餐饮、住宿、周边基础设施有时需要自己去创造。政策的支持一般是指获得国家和当地发展文化产业政策的支持。

第六, 延伸产业链。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产业链进行延伸:其一是往横向和纵向的延伸, 对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管理, 使各环节相互衔接, 让创新贯穿始终, 让资源重复利用;其二是在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的基础上, 对文化产品进行消费跟踪, 及时调整文化创意内容, 做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如针对区域历史文化进行衍生品的设计与开发, 也是延伸产业链的一种方式。

三、西安唐文化产业链构建路径分析

西安是世界著名的古都, 也是唐代的都城。唐代的文化发展高度发达, 其诗歌绘画、音乐舞蹈、经学史学、礼仪风俗、道教与佛教文化、建筑与手工业、科技与术数文化等方面, 为西安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西安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 唐文化产业成为西安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 为西安的城市形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研究西安唐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 发展其走过了一条“资源——文化旅游——文化旅游、会展、影视——文化旅游、会展、影视、演艺、动漫、出版、传媒、网络、美术、创意设计等”的成长链条。从成长链条可以看出西安唐文化产业一直在延伸其产业链条, 这是西安唐文化产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有利方式和保障, 使其内容资源得以多元开发。

西安的唐文化产业链的形成,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条件:

第一, 西安具有深厚的唐文化资源, 资源优势是基础。现存的青龙寺、大慈恩寺、大明宫、大雁塔等遗址, 还有古庙、古塔、出土的众多文物等都是西安发展唐文化产业的有力条件。

第二, 政府的支持。政府积极消除产业壁垒, 给予企业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进行创新, 为唐文化旅游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对于建设大明宫遗址公园这样大型的文化产业项目, 允许国有、民营、外资的注入, 积极改善融资环境, 并给与融资企业一定的优惠政策。

第三, 以“盛唐文化”旅游资源撬动区域价值, 依托文化旅游, 进行项目开发, 在文化旅游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延伸。依据唐文化的特色和市场的需求, 打造了大唐芙蓉园、大雁塔北广场、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大明宫遗址保护、唐华宾馆等项目, 这不仅带动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还开辟了会展、酒店等展业的发展。

第四, 进行产业创新, 完善产业结构, 依托文化旅游, 拓宽内容资源开发领域, 将唐文化资源在影视、出版、文化娱乐、会展、文化艺术品、酒店、餐饮、动漫等行业进行内容开发。

第五, 打造唐文化旅游品牌, 充分利用核心资源。西安唐文化旅游突破传统的走马观花氏旅游, 强调景点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及其故事性, 增强旅游中的感受性、故事性、娱乐性。尤其是通过活动的策划和衍生品的设计, 吸引消费者参与和购买旅游产品, 再加上丰富的体验性旅游产品, 实现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第六, 拥有较好的运作平台。西安市目前拥有1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 10个国家级示范基地, 这些有力地带动了西安唐文化产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并为其提供服务平台。如西安曲江文化产业园区、西安国家数字出版园区基地、陕西动漫创意产业基地、国家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示范基地等为西安唐文化与科技的结合, 发展唐文化数字出版, 唐文化科技旅游、唐文化数字动漫创新、唐文化影视制作等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配套服务。另外, 西安还有一大批文化市场主体和重点文化企业, 推动唐文化产业向前发展。

第七, 活动的举办, 尤其是组织大型交流和大型娱乐体验性活动。通过举办回会议、展览、节庆活动、娱乐体验等唐文化艺术活动带动人气提升, 刺激消费增长。如西安在浐灞生态区举办的世园会, 吸引了国内外的人来参加, 这势必带动了唐文化产业的发展。

区域断代历史文化进行产业开发, 需要创新, 其文化内容需要与时代接轨、与新技术融合, 在内容生产、商业模式、管理手段、消费方式上都要求有战略规划。在其文化产业链的构建路径中, 注重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混合模式, 将创新和品牌贯穿产业链的始终。

摘要：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支撑, 文化产业必须打造产业链才能产生规模效应和互动效应。因此, 对于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地方, 寻求其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产业链的构建路径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从区域文化的断代历史文化角度出发, 在对文化产业链概念理解的基础上, 对如何实现区域断代历史文化产业链的构建提出一些建议, 并以西安唐文化产业链的构建为案例, 阐明区域断代历史文化在当下仍具有极大的价值并可进行产业开发。

关键词：区域文化,断代历史文化,文化产业链,路径

参考文献

[1]黄贲.中国文化产业链升级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 2012.

[2]何群.文化生产及产品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陈少峰, 张立波.文化产业商业模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88.

[4]郭书城等.河南地域文化资源的产业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3.

[5]丁永刚.西安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的路径分析[J].唐都学刊, 2007 (5) .

断代“武王伐纣” 篇2

北京中华世纪坛的甬道有一条常年流水的水槽,水槽下面是用青铜板镌刻的逐年记录的中国历史,然而这里最远的纪年止步于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说,在公元前841年以前,无论是战争还是改朝换代的历史都没有纪年,是模糊不清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仅有三千多年有史可查,正是因为这份缺憾,国际上有人竟然认为夏商周三代是一段虚构的历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于1996年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型文化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就是要解决夏商周三代的年代问题,其中,发生在商、周之间的一场战争,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也称“武王克商”。

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仇士华认为:武王克商在历史上是个很不确定的问题,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就没说清这个年代。研究历史,年代是最重要的,没有年代,历史也就不好说了。而武王克商的年代是一个标志性的,因为它是周朝的开始。这个年代不确定,商的年代也不好定。

“夏商周断代工程”邀请了四位学者作为首席科学家,除考古、历史、天文方面的权威专家外,还邀请了这位核物理学家——仇士华。仇士华的主要任务是用碳-14测年技术给历史遗物测年,从而找到历史事件的年代范围。重大的文化工程为什么邀请核物理学家作为首席科学家呢?仇士华能够破解“武王伐纣”的年代之谜吗?碳-14测年在这项重大文化工程中究竟起什么作用?

1949年,美国化学家利比发明了一项重要技术:任何一块古代人类、动物的遗骨,或者古代人类留下来的木炭残屑,都可以通过测定其中的碳-14的含量来推定它的年代。在这之前,对于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各种文化的绝对年代是没有办法作出正确判断的。碳-14测年技术是放射性碳素断代技术的简称,自这项技术发明后,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学进入了新时代。

自然界中碳元素有三种同位素,即碳-12、碳-13和放射性同位素碳-14。碳-14与氧结合成二氧化碳后进入所有活组织,先为植物吸收,后为动物纳入。只要植物或动物生存着,它们就会持续不断地吸收碳-14,并在机体内保持一定水平的碳-14。而当有机体死亡后,即会停止吸收碳-14,其组织内的碳-14便以5730年的半衰期开始衰变并逐渐消失。对于任何含碳物质,只要测定其剩下的放射性碳-14的含量,就可推断出其年代。

在中国,碳-14测年的研究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1955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最早向国内介绍了碳-14测年技术,并筹备建立一所碳-14实验室。

仇士华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挑选到刚刚组建的原子能所,成为研究两弹的秘密工作者之一。1957年仇士华被划为右派,之后被夏鼐调到了考古研究所,和他一起调到考古所的还有一位同样被划为右派的女士,她是仇士华复旦大学的同学,也是他的妻子蔡莲珍。

现在位于北京东厂胡同的王府井大街27号,就是当年仇士华所在的考古研究所,在这里仇士华和妻子一起创建了中国第一所碳-14实验室。(图1)

经过6年的潜心研究,1965年,碳-14实验室终于建成,然而,此时仇士华却面临着一个难题,碳-14测出的数据如何得到检验?研究的成果又如何才能被考古学家接受呢?

仇士华想出一个办法,让考古学家把他们已知年代的文物样品拿来做碳-14测定,看测出的结果和文物的年代是否相符。

盲测开始了,对考古一窍不通的仇士华经历着一次他人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考试。仇士华选了3个样品,仔细测试,精确计算,得出的3个年代数据,全部在文物专家已知的年代范围之内。(图2)

盲测的成功,使考古学家了解和相信了碳-14测年技术可以为考古断代。1972年,河南的考古人员把50年代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拿到北京,由于不知道这两件文物是什么年代的,当时的考古所所长夏鼐希望通过碳-14测年找到它们的年代。仇士华对同时出土的炭屑样品测年后,发现它们的年代竟然在七八千年前,由于当时已知中国最早的文化类型是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这是不是说明在仰韶文化以前,中华民族还有更早的文化起源呢?

为了确定这个数据,仇士华又陆续拿到了同时出土的骨笛、石镰等很多文物,经过对这些样品测年发现,它们的年代都已超过了7000年。也就是说,通过碳-14测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新文化类型。

通过碳-14测年确定了年代的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早期最先进的文化。由于最先出土地点在河南新郑市裴李岗村而得名。当时碳-14测年技术在国际上已普遍应用于考古领域,而用碳-14揭秘历史悬案最有名的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用碳-14测年技术鉴定耶稣裹尸布事件了。相传意大利西部城市都灵的镇市之宝“耶稣裹尸布”是耶稣遇难时留下的唯一遗物,但它到底是不是耶稣受难时的真正遗物呢?

1988年世界上三个权威实验室同时对这个裹尸布做了碳-14的测定,证明织就裹尸布的植物生长年代为公元1260年至1380年之间,是中世纪的产物,不可能是耶稣时代的东西。

破解了“耶稣裹尸布”悬案,使很多人惊讶于碳-14的神奇。同样是悬案,中国很多人并不认为碳-14可以破解“武王伐纣”的年代之谜,仇士华也清楚,用碳-14找到“武王伐纣”的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仇士华说,我在考古所工作这么多年了,一直做年代课题,也知道武王克商的历史问题。武王克商的年代不是现在定不下来,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就定不下来,以致后来有各种说法,归纳起来,大概有40多种。

在这40几种说法中,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竟相差112年。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武王伐纣时间只有一个,这个真实的年代如何断定?

仇士华说,我们以前测的结果都会有误差,准确的年代在100年之内就不错了。而武王伐纣的年代本来就有44种说法,比较起来,100年左右的测试结果没有新突破。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缩短到几十年。

碳-14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所测定的年代并不能精确到年,年代的误差可达100年甚至几百年。另外,由于大气中碳-14放射性水平不是恒定的,所以利用统一的现代碳标准计算出来的碳-14年代并不是我们日历的年代。碳-14年代如何转换成日历年代呢?

仇士华说,这个问题是靠树的年轮来解决的,树一年长一轮,一棵长了五千年的树,就代表五千年来大气中碳-14的水平。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张雪莲说,碳-14测定之后,获得的是碳-14年代,必须转化为日历年代才有意义,我们通过树轮校正曲线得到日历年代。树轮校正曲线的纵坐标是碳-14年代,横坐标是日历年代,做碳-14测定后,通过树木年轮校正曲线就可以获得日历年代。(图3)

树轮校正曲线解决了碳-14年代和日历年代的转化问题,但是武王伐纣距今已经几千年了,它的真实时间如何寻找呢?此后的很长时间,武王伐纣的年代之谜一直盘桓在仇士华心中。他阅读了大量外文资料,发现国际上开始应用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如果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能够提供系列样品测年,再经过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校正,测出的年代范围便可以大大缩小。这个方法是否可行?又去哪里找到这样的样品来验证这个方法呢?

仇士华说,近代长白山曾经有一次火山喷发,那次喷发很厉害,火山灰覆盖着的大树已经碳化了。但仍有年轮,正好作为系列样品来做这个实验,我们得出的数据误差是13年。(图4)

这验证了碳-14为系列样品测年是可靠的,也就是说,要测武王伐纣的年代,只要找到一个遗址,其中有先周和西周两个时期的样品,就可以组成一个系列进行测年,从而确定“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

为配合碳-14测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寻找遗址并细心留意系列样品。当年负责这项工作的考古队长徐良高和考古工作人员们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同一个地方。

徐良高说,碳-14测年最重要的是必须由考古方面提供背景比较清楚的系列性样品。

位于陕西的丰镐遗址是周人的第二个都城遗址,是西周重要的都城遗址。周文王出于战略考虑将都城迁至沣河西岸史称丰京,周武王时又迁至沣河东岸史称镐京,丰镐涵盖了文王和武王两个时代,也就涵盖了武王伐纣的年代。但丰镐都城后来是怎么湮没的,历史上并没有详细记载。明清以来,许多学者曾试图找到丰镐的具体位置都未能如愿,丰镐都城遗址就像西方特洛伊古城一样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1997年,徐良高等考古人员在丰镐遗址的马王村开始大规模发掘。

徐良高说,我们同时对墓葬和遗址进行发掘,其中对遗址部分我们用开探方的办法,在一号探方中,就解决了从先周晚期到西周中期系列地层的取样。

在这个清晰的考古学地层中,发掘出了三类测试样品:第一类是动物的骨头;第二类是木炭;第三类是碳化的小米。

这些样品的出现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仇士华说,考古学家确认了样品出土地层的历史时期。这样,采样合适,成功率就高了。尤其是碳化小米,更有利于碳-14测年的准确性。

仇士华还选用树木外层的样品测年,测定的年代与小米的差不多。这就有把握了,最终将丰镐遗址的年代定在公元前1050年到1020年之间,30年的范围之内。

30年的范围,将之前44种说法中的112年一下子缩短了82年。

怎样证明测年结果是准确的呢,仇士华认为不应只在这一个地方做。他决定找其它的地方再进行碳-14测年,再论证。所以又在琉璃河、安阳两个地方进行测试。

殷墟在河南安阳,是商代最后一个都城遗址,这里是很理想的测年地点。安阳殷墟年代在考古上被分作四期,最晚的第四期出土文物的碳-14测年为公元前1080年～1040年,这段时间在武王伐纣之前。而位于北京琉璃河的燕国遗址是西周最早的分封地,这个遗址的年代一定在武王伐纣之后。

在对琉璃河出土的系列样品测年后,碳-14测出的数据是在公元前1040年到1006年,与安阳殷墟的测年结果年代吻合。

碳-14测定为“武王伐纣”的年代划定了范围,从100多年准确到了30年,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突破。天文学家们根据天象记录,再结合西周时的金文历谱,进行了详细计算和推导,天文、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专家共同选定武王伐纣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之年确定了,很多断代工作立刻找到了支点。从这一年往后的西周和往前的夏、商的年代都可以顺次地推算出来,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文化遗址的发掘,以及对古文字和古天文学记录的鉴定,公元2000年《夏商周年表》面世。这个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夏商周三代没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空白被填补了。

仇士华说,这仍不能说是准确的确定,只能是选定,因为定不死。这个年代范围大家都认可了,可究竟是哪一年不好说。只能说根据测定,有把握的年代范围就是上下30年。目前碳-14测年法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汇聚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等多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先后完成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研究。工程弥补了中国历史5000年文明史仅有3000多年有史可查的缺憾,也打破了夏商周三代是虚构历史的说法。2001年,这桩千古学术悬案尘埃落定,而仇士华夫妇也已两鬓斑白,他们与中国碳-14的研究相伴一生,从花样年华到满头白发,两位老人为中国碳-14的研究和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

明清紫砂器的工艺及断代方式 篇3

关键词：明清时期,紫砂器,断代方式

中国宜兴是全世界仅有的紫砂泥原料产地, 原料采自于宜兴甲泥矿中的细薄夹层, 因挖掘之困难, 量少而得天独厚, 极其珍贵。所以素有“泥中泥、岩中岩”之称。宜兴紫砂器从材质上归结起来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紫砂器色泽丰富, 变化多样。其原料也被誉为“五色土”, 即紫色的砂泥、奶色的白泥、橘色的黄泥、猩红的朱泥和黛色的绿泥。但这五色仅是虚指, 宜兴出产的陶土色泽远多于这五色, 呈现在紫砂器上归纳统称为紫泥、红泥和绿泥。明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中曾有记载:“夫泥色之变, 乍阴乍阳, 忽葡萄而绀紫, 倏桔柚而苍黄。摇嫩绿于新桐, 晓滴琅玕玕之翠, 积流黄于葵露, 暗飘金粟之香……”, 可见紫砂泥所做之器色泽变化之丰富。第二个特点, 紫砂器具有双重气孔结构的多孔性材质的特点, 气孔微细, 密度高, 透气性好。明末名士文震亨的《长物志》中有记载说它“既不夺香, 又无熟汤气”。用紫砂壶沏茶, 不失原味, 且香不涣散, 得茶之真香真味。第三个特点, 紫砂器不同于普通陶土器具, 它具有很好的冷热急变性能, 不会因为急冷急热的变化而爆裂, 常有行家利用开水浇筑冷水浸泡的方法去除紫砂壶中的老茶垢。第四个特点, 紫砂器无需施釉, 长期把玩, 器身会因抚摸擦拭, 变得越发光润可爱, 气韵温雅。所以明代闻龙在《茶笺》中描述:“摩掌宝爱, 不啻掌珠。用之既久, 外类紫玉, 内如碧云。”紫砂器经过长久的把玩, 表面会形成一层亮亮的壳一样的物质, 古玩行里的术语叫包浆, 这也是判断紫砂器物年代的标准之一。

中国的紫砂器起源宋代, 造型方法源于陶器制作, 明代开始兴盛, 形成了大量的民间作坊, 出现了時時朋、董翰、赵梁、元畅“四名家”, 其中, 赵梁首创了提梁紫砂壶。中叶以后, 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开始运用诗词、书法、绘画、篆刻、雕塑等技法装饰紫砂器, 建立了更加完整的紫砂器创作的艺术体系。进入清朝, 紫砂器开启了全胜时期, 得到了全面发展。这个时期的紫砂器进入了皇家生活, 因此各方面的工艺都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器形创作开始了更多的自然形体的写生, 开创了清代紫砂器秀丽典雅的壶艺风格, 在传承明代装饰技法的基础上, 又出现了珐琅彩绘制装饰和漆绘描金装饰等工艺。

一、明清时期紫砂器的原料及工艺特征

(一) 明清时期紫砂器的原料比较

原料的粗细、色泽因不同时期, 其调配方法尚有区别, 因而为器物的断代提供了依据。明代原矿的开采方法简陋, 将矿土用石磨研磨成粉, 倒入石盆中加水搅拌, 由于研磨后是用麻筛分筛, 所以大多为原矿粗砂, 明代紫砂使用时含颗粒状粗砂, 所以与清代相比手感更为粗糙, 颜色以紫褐色和灰褐色居多, 直到明代中后期, 制作艺人们开始注重选料和泥料搭配, 器形的色泽和手感才有了改善。

清代较之明代, 澄炼工艺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个时期出现了紫砂细泥, 清初白泥和红泥的紫砂器胎骨坚硬, 色泽光润柔和, 清中期色泽温润, 但透明度不如初期, 红泥制胎骨坚硬度优于清初期, 清末期, 坚硬度依然但色泽枯燥已无光润之气。

(二) 明清时期紫砂器工艺比较

各个时期的制作工艺的不同, 也为我们的断代提供了线索, 明代初期紫砂器成型多以手捏制作为主, 壶内会留下捏塑时的指纹, 明代晚期, 时大彬创造了断木为模的木模制壶方法, 壶内壁再也没有指纹而会留有竹刀挂抹的痕迹, 另因这一时期的器物烧制常放置在缸中套烧, 所以紫砂器表面可能出现釉泪。直到李茂林首次将壶体放置在匣钵中入窑烧制, 才避免了裸胎烧制釉泪的产生, 保证了壶色的光泽, 但仍然有胎体因本身厚薄不均, 烧制时可能出现局部凸起变形。

清代初期开始, 制作工艺从配色、造型、烧制、题材、纹饰、工具方面, 较之明代均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 开始采用打泥片的方法, 制作器形厚薄均匀, 襄接成器、胎质细泥、制作精良, 清代盛行车胎之形, 即用手工捏塑壶形, 再在轮盘上旋转, 旋转中轻细的修刮紫砂器表面, 使之光滑, 所以清代初期直至嘉庆年间其紫砂器物表面都显现出温润光滑的色泽。直至清晚期开始衰落。

二、明清时期紫砂器的造型与装饰的特征

不同时期由于工艺技法和时代背景的不同, 也是我们判断紫砂器创作年代的线索。

明代正德年间, 紫砂器作为生活日用器形, 其造型基本是圆形壶器, 大而憨厚, 嘉靖年间开始, 由于有一部分文人雅士开始参与绘图设计, 这个时期的器形转而向小而精的方向发展, 其造型主流是将花瓣、瓜楞、菱花、云水等形体引入紫砂壶造型。使壶式造型趋于活泼多样, 增添了无限的艺术意趣。万历年开始出现了雕漆工艺, 以红漆装饰为主, 胎质逐渐变细, 出现提梁壶、四方壶、六方壶、八方壶等方器。天启年间开始, 紫砂器出现了动物摆件, 壶器也更加精小, 部分艺人开始将文字刻于壶身, 增加了壶器本身的文人气和独特性。

清代初期装饰手法开始多种多样, 在传承明代技艺的基础上, 出现了泥绘、浮雕、加彩, 珐琅彩、磨光等工艺, 大量涌现了做工精良的宫廷器皿。珐琅彩装饰图案以牡丹、月季、龙凤图案、祥云图案较为常见, 雍正时期以牡丹彩绘最为常见, 同时会以金粉勾绘器形颈口、流口和底边。乾隆时期以贴花、堆雕技法最为纯熟。直至嘉庆年间, 紫砂器的文人趣味更为浓厚, 并在同一间器物上交替使用书法、诗画、篆刻、雕塑、镂空、镶嵌、泥绘、彩釉、绞泥、掺砂、磨光等技法, 可谓技艺独到、登峰造极。清末道光咸丰年间, 制作方法也趋于简化, 造型以瓜类为主。

三、明清时期紫砂器的款识及铭刻特征

不同时代, 艺人们的创作手法、落款习惯均不同, 明代初期, 金沙寺的僧人制作的紫砂器因只为日常使用而制, 因而未曾有刻印留名, 明代中期, 器形壶底开始有印款, 但多为竹片或者钢刀刻上去的, 字体大多为楷体, 明末期, 壶器开始盛行铭刻、署款, 并出现了专业的代笔人, 也涌现了少许在内盖上篆刻的茗壶。

清代开始, 印章的款识出现了, 因大多为御用器物, 所以壶器底部一般刻有帝王年号、康熙时期就有用珐琅彩书写的楷书字样“康熙御制”, 乾隆时期的款识大多为年号, 同时刻有皇帝亲自题写的诗词, 少部分为乾隆个人款识。嘉庆年间, 紫砂壶提款已成为时尚风气, 往往会在壶盖、壶底、壶身上留下定制者、刻书画铭文者、和制作者的名款, 这个时期字体以不仅仅局限楷书, 常见的还有小篆、隶书、草书、行书, 因为大批文人的参与, 提高了这个时期紫砂壶的收藏价值, 文人气息非常浓厚。清代末期, 也就是道光、咸丰年间, 器形内出现了回文印的装饰, 名款字体也以小篆为主, 制壶人名款多落在壶盖和壶底。

四、紫砂器的个人创作风格特征是年代线索之一

源于紫砂创作属于纯个体的, 因而每位制作艺人从原料挑选, 炼泥、色泽调配、落款上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惯用的最适合的分方法。所以即便是造型上多变, 也应该能从作品的外弧线、壶把、壶流、装饰习惯或者其他地方寻到相似之处, 跟笔迹对比是同样的道理, 长期的习惯势必形成惊人的相似之处, 仔细观察、总结、排比就不难发现他们的规律性。如同国画家, 擅长山水或者花卉又或者鱼虾, 他们总会在某一方面特别精进, 他的精进可能已经完全超过了与他同时代同专业方向的人, 完全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那么同一个人的作品, 仔细观察线或面的弧度、曲线, 总会有他一贯的特色, 展现出他相同的文化底蕴与品味。

五、总结

综上所述, 不同的时代背景, 会造就不同的艺术追求, 不同的泥料澄炼方法, 会造成胎骨的粗细区别, 色泽区别、透明度区别, 不同的工艺造型、装饰技法具有时代的标志性, 同时也会改变器形的光泽、文化价值和趣味性, 形成不同的风格, 不同时期的铭刻落款有使用材质和落款习惯的区别, 这也是判断紫砂器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历史上的各个时期, 其紫砂器都有自己的风格特征, 我们唯有更深入的研究时代背景的特性, 细心的品味紫砂器成长的脉络, 了解不同时期名家的艺术风格, 才能寻找区分它们的蛛丝马迹, 还原一个紫砂器历史的真相。

参考文献

[1]李建泉.紫砂壶[M].现代出版社, 2015, 7

中国护照“断代史” 篇4

中国自2012年5月发行的新版护照印制的地图，划出了中国在南海、藏南等区域的主权范围。

“护照对于个人而言，是出国（境）及在境外旅行与居留时的唯一有效证件。对于国家则是‘门面’和各种出入境证件的‘首席代表’。一本小小的护照，其内页印制和外观装订等方面的变化，就像一面镜子，能折射出发照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外开放程度以及证件制作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其同时代的世界政治风云与经济变化。”就此次新版护照引发的舆论关注，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主任夏丽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国内护照”与“国外护照”

1949年开国大典半年后，新中国第一本护照问世。

毛泽东曾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新中国外交和领事工作也是这样边干边学起步的。

建国初负责领事工作的是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处护照科，护照、签证、海外侨务、外国遗留领馆及在华资产等业务都由护照科的3名工作人员包揽。

新中国护照设计任务交给了护照科的女科员袁蘅，她的业余爱好是画画。袁蘅找来国民党政府护照和苏联、瑞士护照作参考，设计出新中国的护照样式，并征求了民国时期三位外交官的意见。

1949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通知各部委，周总理决定：“国内护照由公安部制发，国外护照由外交部制发。”

国内护照和国外护照的说法，源于晚晴及民国时期，国民出国使用的旅行证件及内地旅行使用的通行证件，统称护照，新中国建立初期这种说法仍被沿用，所以有了国内和国外护照的区别，国内护照实际上就是通行证。

新中国成立不久，大陆还残留着“200万政治土匪”和大批国民党特务，为了保卫新生政权，各部队、各地政府和军管会都在自己的辖区颁发护照和路证，设卡查验。周总理关于“国内护照由公安部制发”的决定，就是为了统一政令、规范全国护照格式和颁发相关事宜。

公安部很快设计出国内护照样本，格式、行文与民国时期大体相同，四周为麦穗、稻、谷纹饰，顶部一面五星红旗。周恩来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护照形式可用，但在国内通用，无须加国旗装饰，图案花纹颜色请自选择。”公安部随即将护照顶部换上红五星，周围纹饰又点了几颗星，国内护照就这样诞生了。

统一全国护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护照发放居多，国外护照发放量十分有限。

新中国成立时，1946年成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已发护照三年。北平、上海、广东等省市解放后，也都印发过各自辖区居民的国外护照。

新中国护照不统一，国际社会对其真伪和权威性产生了怀疑，给正常旅行和公务活动带来麻烦。中央军委第一军医大学校长周泽昭就曾亲历过。

1949年底周泽昭去朝鲜参加外科医学会议，从新义洲入境朝鲜时，东北代表持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发的护照一路绿灯很快通过检查。而她所持的北京市政府发的护照则被朝鲜边防阻拦。“最后，平壤派人迎接，问题才告解决。”周泽昭于1950年1月16日向外交部办公厅护照科反映情况，建议“统一全国护照，尽快印制新中国护照”。

建议时机正值新中国护照印制方案大体已定，周恩来随即发出了各地人民政府停止颁发护照，由外交部拟定新护照方案的“通告”。

1950年3月，周恩来审批并签署了新护照方案，由北京白纸坊印钞厂印出清样后问世。

国外护照有外交护照、官员护照和普通护照三种。

外交护照正文为传统格式和内容：“外交部为发给外交护照事，兹有XXX前往XXX，应请我国及友邦地方文武官员妥为照料，遇事襄助，须至护照者。”

普通护照内容与外交护照相同。据史料显示，开国第一本普通护照由广州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曹若茗签给了一个叫苏奎福的福建店员，供其取道香港前往缅甸。

当时的普通护照虽名为新护照，但仍旧保留着旧格式和内容，直到1955年第三次印制普通护照时才改成目前与世界接轨的格式和表述方式。护照新表述为中、法（或中、英）两种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

第一本官员护照

新中国第一本官员护照发给了谁？研究护照发展史的学者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发给了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王稼祥。

1949年10月5日，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当年10月20日，王稼祥乘火车离京前往莫斯科就任。他走的时候，外交部还没有成立。

“稼祥同志赴任，没有拿护照。”1999年12月，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接受采访时说，“稼祥乘的是专列，一路绿灯，没有关卡。”

第二种说法是发给了1949年12月6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第三种说法是发给了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

而曾任中国驻非洲加蓬国大使范振水在其所著《中国护照》一书中推定，新中国第一本官员护照发给了高世坤。

1950年3月，高世坤启程去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我本应持外交护照。干部处把我当做翻译。护照科凭干部处的介绍信给我发了官员护照。”高世坤后来接受范振水采访时说，“我于1950年3月下旬乘火车离京赴任，因签证问题，4月30日到达莫斯科。”

范振水推断，高世坤的介绍与现存新中国最早护照——00069号官员护照是吻合的。00069号官员护照的签发日期是1950年4月，高世坤持官员护照去苏是3月下旬，根据现有材料和护照科第一批领事干部刘山等人的回忆，新中国第一本官员护照是发给了高世坤。

据统计，由于印量极为有限，从剩余护照的编号推断，新中国第一批外交护照发放了25本，第一批官员护照发放了70本。

几十年后的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体现“一国两制”特征的特区护照问世，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分别领取了编号H00000001、H00000002和H00000003的特区护照。

据当时媒体报道，特区护照的签发、使用，均由电脑印制系统制作。护照号码流水不断，不能停也不能换，谁想专门选择吉祥号都不可能。

护照“断代史”

护照作为国际交往的产物，必然与外交形势以及国内的政治经济密切相连。对中国公民因私普通护照的13次变化，夏丽萍将其分成三个时段。

单页版、50版（起止时间为1950~1955年）、53版( 1953~1957年)、58版( 1958年1月1日~1971年10月)，这四个版本可视作建国初期版。这一时期外交上主要与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交往，基于当时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公民出国审查非常严格，特别是去欧美国家探亲、留学生和定居者都很少。

这一时期的护照有三个特点。一是管理体制在此时段后期有较大变化：从1956年3月开始,分为因私、因公两类护照，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公民因私普通护照始于53版；从1958年起,随着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公安机关从此前的剿匪、镇反等对敌军事斗争转入正常的社会治安管理，58版最大的变化是在管理体制上，即从该版起因私普通护照从研制到管理全部归公安机关，签发时加盖“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国徽印章。所以，从出入境管理的角度，该版护照具有里程碑意义。二是这一时段的护照在文字印刷上都为中俄文对照。三是护照制作技术水平较低,防伪手段几乎为零。

71版（1971年10月~1975年4月）、75版（1975年5月~1980年3月），内页仍为繁体，但改为中法英文对照印刷，这两版带有较为浓重的“文革”烙印。

上述时段中国公民因私出国人数几乎为零，所以版本变化不大，发放量比较少。从53版的6位数护照号码升至81版7位数号码，期间长达29年。

另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全国仅批准21万人因私出国，而且主要是归侨和侨眷，年均7000人左右。

“从改革开放以后的80版至今，是我国护照从发展走向成熟的阶段。”夏丽萍说。

改革开放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公民因私普通护照发生了6次版本变化。2012年仅因留学出国的人数就达到了40万。

开放首先体现在护照内页的内容上，80版是发放使用期最短的一版，但该版护照将75版的“本护照前往下列国家和地区有效”改为“本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只改了几个字，却反映了国家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在护照申请人的信息填写上，从50版就需填写的“婚姻状况”选项在97版消失了，“逐渐隐去个人信息也反映了我们护照的印制越来越趋向国际化、标准化。”夏丽萍分析说。

防伪技术逐渐接近国际前沿

出国人数猛增的同时，持用伪假护照偷渡的现象给护照管理工作带来挑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护照防伪技术较低级，造假含量也不高，只要更换护照上的照片几乎就能瞒过检查。

80版已经使用了防伪技术，只是技术较为简单，仅在头像上盖个钢印，内页为天安门水印图案。

“当时护照内容还都是人工手写的，在办证窗口，接待员先核对证件，然后盖章表示已核对。后来接待量越来越大，接待员一天下来累得头晕眼花，有时候没看清地址门牌号，晚上还要给人打电话问。钢印特别沉，一天两三百个盖下来，手累得直哆嗦。相关领导也要一本本签字，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个领导签字签到手得了腱鞘炎。”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退休民警李爱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

随着出国的人越来越多，造假的也多了起来，有人把护照卖到了1万元一本，换头像、加封膜对造假者也不难，护照防伪技术面临考验。

92版护照启用时，护照信息填写已经改成打印，出入境管理处也用上了电脑。

95版护照在资料页上有了明显的防伪标识，如塑封膜除原有防伪标识外又增加了花球荧光图案。部分省（市）从1996年2月1日起开始启用（打印）机读码。

2000年，97版护照启用，防伪技术有了很大改进。签发时采用了数码照相技术、激光打印以及塑封膜转印等高科技防伪手段，内页上打印有2×44位可供OCR(光电字符识别技术)阅读的机读码。

“伪造护照从此很困难，而且页数变成32页。照片用数码扫描，本人必须亲自来，户籍网也和出入境管理处的办公系统连接上了，核对证件鼠标一点就好。”李爱萍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体会到了护照防伪技术含量逐渐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

2012年5月15日起，全国公安机关统一启用签发电子普通护照。电子护照，就是在传统本式护照中嵌入电子芯片，芯片中存储持照人的姓名、出生日期、照片图像等个人基本信息。“如今的护照防伪能力越来越强，即便丢失了也不用担心被不法分子利用。”夏丽萍说。

新型电子普通护照在持照人信息安全保护方面做了充分考虑，依照国际标准对芯片数据读取采取专门保护措施，保证芯片内的个人基本资料安全；芯片中存储的指纹数据则采用了双重密码保护机制，只有我国护照签发机关和边防检查机关通过专用解码设备才能读取和还原。

断代历史文化 篇5

引进案例大赛

1990年10月至1991年10月经联系英国公共关系协会并由其安排, 我作为中国第一位公派的公共关系学者赴英国访学, 师从英国著名公关学者萨姆·布莱克教授 (Sam Black, 1915-1999) 。布莱克教授系英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先驱人物, 英国公关协会和国际公关协会 (IPRA) 创始人之一, 曾任国际公关协会秘书长 (1977-1980) 和主席 (1982) 。他一生致力于公共关系职业的发展, 现代公关之父爱德华·伯内斯曾这样评价他:“萨姆·布莱克这个名字是对公共关系职业深刻理解的同义词。”

萨姆·布莱克教授1987年、1990年、1992年三次来华访问交流, 向中国公关同仁传播国际公关理论和实务的最新知识, 回国后又向世界介绍中国公关事业的发展, 为此曾被中国公关界誉为“构架中外公关交流的人物”。他还曾多次主持国际公关协会主办的“世界最佳公关案例金奖大赛” (Golden World Awards for Excellence in PR, GWA) , 正是由于他的大力举荐, 1990年深圳大学大众传播系报送的参评项目“在中国创立并推进公关教育”, 获得首届大赛“特别公关项目金奖”。1991年我也应导师的邀请, 出任他任评审团主席的大赛评委, 成为大赛创办以来的第一位亚洲评委。

也许正是由于在英国直接参与了第二届“世界最佳公关案例金奖大赛”的评审工作, 在导师带领下零距离感受了大赛氛围和评审过程, 事后又将其作为课题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得了些真传。回国后, 我在参与刚成立的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工作中, 萌生了将案例大赛这种国际惯例做法引进中国的想法, 当时国内公关界热衷的还是传统的优秀公关论文评选, 其中不少仅为公关工作经验总结。

1993年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提出了“开拓、建立和发展中国公关市场”的战略构想, 同年推出两年一届的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大赛。2008年6月我在接受《国际公关》杂志采访时曾言:“举办公关案例大赛是国际惯例。中国的改革开放孕育了中国的公关大潮, 如何推动 (市场) 行业的发展, 提高行业的水平, 学习借鉴国际例行的做法, 加强与国际的接轨, 无疑是一个方向。这就是当年引进案例大赛做法的初衷。”

协会举办案例大赛

自1993年以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落实推动中国公关市场建设战略构想的重大举措包括举办“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中国国际公关大会”和组织发布“年度公关行业调查报告”等, 其中以案例大赛走先, 后两者的启动分别为1996年和1997年。1996年后, 每两年举办一届中国国际公关大会, 同时穿插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的颁奖, 两者有机结合, 交相辉映。

首届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从框架设计、类别规划、内容要求均参照“世界最佳公关案例金奖大赛”的模板, 迄今也无太大变化, 可见其与国际接轨程度之高。前五届大赛都曾与公关媒体或地方公关组织有所合作, 如最初的两届大赛系与当时的《公共关系报》联合主办。第二届大赛评审会在浙江金华举行, 时任《浙江日报》总编辑、《公共关系报》首任总编辑童炽昌还为正式出版的获奖案例集撰写了序;第三至第五届大赛的评审会分别在大连、广州、福州举行, 当地公关协会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些在地方举行的评审活动对推动当地公关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自此之后, 大赛评审会虽均在京举行, 但大赛还是形成了地方公关协会有组织地推荐优秀案例参赛的传统, 为此大赛特设“组织奖”, 对地方公关协会的努力予以表彰, 上海、香港、福建等地公关协会均曾获过此奖。

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创办之初, 前三届除设金、银奖 (优秀奖) 之外, 还曾设优秀公关案例报道的“新闻奖”。第二和第三届大赛获奖案例集中还专设一章, 收入1991至1996三届台湾杰出公关奖的5个获奖案例和4篇台湾公关案例报道, 推动了海峡两岸的公关交流;第四届大赛上, 港台地区公关案例首次参赛。第二届大赛评审会上, 中国环球公共关系公司提议设立“中国杰出公共关系案例大奖” (后改为“中国杰出公关大奖) ;第四届大赛上, 爱德曼国际公关有限公司又提议设立“中国公共关系创意大奖” (后改为“最佳创意奖”) ”;第八届大赛又设立“最佳文案奖”。

这些特别奖项后来都保留了下来, 成为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中国杰出公关大奖”曾颁给包括北京奥申委、北京奥组委、上海世博会办公室、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在内的不少政府部门成功申办 (举办) 奥运、世博等案例, 在社会各界和业内反响热烈。

迄今举办的九届大赛, 后来都正式出版了获奖案例集, 我主编了前5本案例集。这些案例集全景式地展现了历届大赛举办过程以及所有的获奖案例, 为近20年中国公关发展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从一开始就坚持严格的评审高标准, 历届大赛约20个类别均只设金奖一个。但开始几届为鼓励更多的优秀案例参赛, 扩大大赛的社会影响力, 推动中国公关事业的发展, 各类别银奖数不限。从第六届大赛起, 随着参赛案例的增多, 大赛组委会开始限制银奖数, 从第六届大赛限5个到第七届大赛限3个, 第八届大赛起明确各类别只设1金2银获奖案例。正如我在为第九届大赛获奖案例集所写序中对此的评价:“行业发展了, 市场做大了, 竞争加剧了, 大赛标准提高了, 获奖案例含金量增大了, 职业化进程加快了。”

一部简明断代史

从参赛案例看, 由于经济改革和全球化的大背景,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由公共关系公司主导的企业公关、市场公关的参赛和获奖案例曾占据主位。但近几届大赛, 涉及政府部门和社会改革领域的参赛和获奖案例开始增多, 尤其是结合社会重大事件的政府公关、国际公关案例的获奖, 反映了中国已进入一个全面公共关系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 近几届大赛参赛案例竞争激烈, 一方面反映出公关行业水平日趋齐整, 但另一方面同质化现象也开始显现, 自主创新突破尤显乏力。前些年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些中资本土公关公司, 在规模、业务量持续激增的情况下, 报送的参赛案例却少有上乘佳作, 令人不免有“未强先大”之忧。

就中外比较而言, 国际上此类案例大赛, 大致分两类, 一类是行业媒体组织的评选, 如PR Week的公关奖;另一类是行业协会组织的评选, 如前面提到的“世界最佳公关金奖案例大赛” (G W A, 国际公关协会主办) , 美国公关协会、英国公关协会每年也有案例大赛。

据了解, 世界最佳公关金奖大赛现每年约有50个国家的约400案例参赛, 美国公关协会的案例大赛 (PRSA Silver Anvil) 每年也有约800个案例参赛。如果说我们的大赛与国外大赛还有差距, 那就是中国公关与国外发达国家公关发展水平的差距。当然, 我们本身对大赛的宣传推广力度也还不够, 其社会影响也有限, 但对此也要有客观清醒的认识, 即使在国际上, 公关案例大赛也只是一种行业评选, 其影响取决于行业所处的社会地位。

我曾说过, 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大赛及其获奖案例集, 以案例史实的方式记录了近20年来中国公共关系实践成长的路程及走过的足迹。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公共关系实践唯一的一部简明断代史。我想参与大赛的中国公关同仁也许会赞同我这带有一定理想色彩的观点。

当然我更认为:每届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对于行业来说至少是一种职业经验的积淀和传承, 但更重要的是它衬托出一种对行业的历史感、责任感和事业感, 宏扬着中国公关职业人富有社会理想的精神文化。我们期待着第十届案例大赛中能涌现更多真正富有思想的劳作, 而非只是朝着熟练工种的方向发展。

中国公关人要有思想, 但我们更需要有思想的中国公关人。

特种部队断代史 篇6

特种部队的概念几乎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他们特别，是因为他们出色的训练和出众的装备以及他们丰富的战斗经验。无论使用的武器是什么，长矛、刀剑或是步枪，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是军队中可以依靠的、能够赢得战争的部队。

在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年～公元前330年)，有一支被称为“不朽”的部队，他们不但是皇室卫队，战争期间还是关键的作战部队。他们之所以被称作“不朽”，因为他们始终保持10000人的编制，战争中牺牲的士兵会立即被替代而且他们对皇室绝对忠诚。在古罗马时期(公元前280年～公元476年)，曾经保卫过罗马城的罗马近卫军是罗马皇帝的私人卫队。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了黑暗时代。在这个时期，尽管欧洲各国的统治者都拥有私人护卫，但精锐部队的发展环是停顿了下来。

中世纪时期

直到13世纪和14世纪，精锐部队才真正开始出现：在欧洲，瑞士创立了精锐步兵部队——长枪兵，他们用长枪或长矛作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创立了禁卫军，拥有12000名精锐士兵。它最初成立于1326年，直到192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溃，这支部队一直都是帝国军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苏丹(最高统治者)的护卫，他们从少时就开始接受训练。

19世纪的特种部队

19世纪，法兰西帝国拿破仑·波拿巴的帝国卫队在1813年和1814年间，经常参加对普鲁士和俄国的战斗，他们是制胜的关键力量。在19世纪中期，特种部队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一种小规模的，不是很正式的编制开始出现。在美国内战期间(1861～1865年)，南部联邦就开始训练特种部队，譬如莫斯比游骑兵部队，他们在北方联军的后方行动，破坏铁路和给养仓库。狙击手战术则在南非的布尔战争(1899～1902年)中广泛使用。这场战争发生在定居于此的荷兰人与统治这块殖民地的英国人之间。布尔突击队的成员都是神枪手，并且擅长骑马，尽管数量上少于英军，但是却让英国人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布尔突击队采用的这种打完就跑的猖击战术后来被德国军事家进行了改进，并应用于一战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6月的萨拉热窝事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了执行速战速决的“施里芬计划”，德国把进攻的主要方向选择在西线。经过4个多月的激战，德军的进攻计划失败。到1914年12月，整个西线自运动战转为阵地战，从而使双方开始了长达3年的艰苦对峙。德国和英法军队战线双方都使用大量的人力和火力，试图冲破对方防线，然而结局是灾难性的。譬如，德军和法军于1916年2～12月在法国凡尔登筑垒地域进行的凡尔登战役，各自在对方阵地损失惨重却进展甚小，有“绞肉机”和“屠宰场”之称。双方都需要打破这种可怕的僵局，英国人发明了坦克这样划时代的武器，而德军指挥官找到了战术上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利用精锐突击队而不是大规模的冲锋快速通过“无人区”奇袭敌人薄弱地段，打击敌人，进而扩大战果一举突破。

1917年9月，德国在东线与俄国的交战中开始尝试这种战术，之所以选择在东线，可能是考虑到对手战斗力相对较差，可以得到不错的战术效果。冯·胡蒂尔将军使用小规模战斗小分队，像现代特种部队一样，每只分队独立行动，刺探并突袭敌军防线的薄弱环节，突破后后续部队会立即对其进行支援。

在1917年至1918年冬的几个月里，德军创立了40个突击营。他们于1918年3月在法国北部的佛兰德使用，打击了英法联军防线的薄弱环节，取得极大的成功。然而，突击队得不到必要的火力支持，也无法得到后续部队的支援，他们只是让联军认识到了自己防线的薄弱环节。虽然突击作战失败了，但那些突击队员用他们的勇敢和鲜血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也给后人很多启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时期，最著名的特种部队要数英国皇家空军特勤队了，他们经常深入敌后展开行动，也经常执行极度危险的任务，他们对战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不知不觉地进入敌人后方，打击最有价值的目标。英国皇家空军特勤队(SAS)于1941年由一名苏格三军官史坦宁创立，他在北非的一支突击队服役期间，看到了在敌后作战的巨大潜力。英国皇家空军特勤队最先在吉普车上安装两挺机枪，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纵横于北非战场。1942年3月，纽曼中校指挥第2突击队200多名队员，袭击了驻扎在法国西海岸的圣纳泽尔军港的德军潜艇基地。在海军的帮助下，他们分乘驱逐舰、炮舰、鱼雷艇和十几艘摩托艇，从法尔莫恩港出发进逼到目标附近，准备和英国皇家空军同时发起攻击。但部队快接近卢瓦尔河口时被德军发现。在德军炮火的猛烈反击下，突击队员不顾一切冲上河岸，炸毁了海湾指挥所，用驱逐舰舰身撞开了港口船坞的水门，随后，鱼雷艇发射的定时鱼雷炸掉了整个船坞。由于德军反抗极其顽强，突击队失去了212名精英(34名军官，178名士兵)，

作为特种部队鼻祖的德国自然也不会落后于他人，他们富有创新精神的指挥，艰苦的训练，精良的装备以及战术都为后来各国军队所效仿。譬如现代特种部队的原形是德国勃兰登堡突击队，他们以小分队形式行动，经常潜入敌人后方袭击重要目标。1940年5月，勃兰登堡突击队伪装成荷兰军队，成功占领默兹河上的大桥，确保德军快速安全通过大桥，顺利占领荷兰。同期精锐的德国伞兵还以微弱的损失占领了比利时的埃本·埃马耳要塞及部分重要桥梁，这些行动都推动德军实施闪电战。由于德国精锐伞兵部队在克里特岛战役中损失巨大，以至干希特勒认为伞兵时代已经过去，忽视了特种作战的巨大意义，尽管德国伞兵部队在1943年营救墨索里尼行动中表现出极其优秀的作战能力。